作者：方明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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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殇：抗战时期民国政府大撤退秘录(第六部)试读：
一 日本军队步步紧逼
纵观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几乎所有参战国都没有组织过大规模的居民、工厂、学校的疏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最重的苏联是在受到纳粹德国突然袭击的情况下仓促应战的，而且在四个多月的时间内，德军就推进到了莫斯科城下，所以根本就无法组织起大规模的撤离。至于说到其他参战国，也包括挑起战火的德国本身，就更谈不上非战斗人员的大规模有序疏散了，参战国的民众只能选择在战火中煎熬。
对于人类来说，任何一场战争都是灾难！
抗日战争时期，疏散流亡到大后方的近千万人，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个悲凉凄惨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是难忘的，每个故事都充满了曲折和艰辛。但我们不可能去逐个讲述这么多人的经历，于是就只能从宏观上、从大局上去描述这个悲壮的画卷。
大流亡、大撤离的起因是战争，因此，我们不得不从战争来开始我们的讲述，而抗日战争最初的激战是始于上海的。
1 大撤退前的激战
全面抗日战争始于华北的卢沟桥，但那场战斗的规模和激烈程度无法与上海的淞沪会战相比。1937年淞沪会战时中国军队奋起反击
淞沪会战，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在最狭小的地域上、集中了最多最精锐的部队，展开的最为激烈、最为血腥的一场战役！就是这场战役，导致了中国的大撤退、大疏散的高潮。
1937年8月13日，日军以黄浦江中的军舰为基地，炮击中国也是当时亚洲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上海的闸北。这个战略动作既在国民政府的预料之中，也在预料之外，因为它来的似乎太突然了，可以说，中国军队的反击是十分仓促的。
尽管在次日，国民政府就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绝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但当时的上海驻军却只有以张治中为总司令的第九集团军。
翻开历史，令人略感惊讶的是，日本当时并没有把上海作为一个主要的战略突破点。
日军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石原莞尔战前制定的《国防国策大纲》，提出的假想敌顺序依次是美、苏。但首先，对苏联已经放弃了进攻，遵循着以武力为后盾与苏联谈判，不与其交恶的原则。对美国则是“努力与其保持亲善关系”，因为石原知道，满洲有丰富的煤铁资源，可是缺少更重要的战略资源石油和橡胶，这些物资都在美国人和英国人手里，所以日本不想和英美翻脸。石原认为，英美会默认“满洲国”的存在，因为有一个日本人控制的满洲，阻隔在苏联和中国内地之间，正好为英美消除了苏联的“共产主义南下”的忧虑。
对华战略则是“做好稳固日满和北支（华北），完成进行持久战准备的基础工作”，石原不赞成扩大战争。他主张挑动在西北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内战，同时建设满洲国，巩固华北，再逐步向南洋渗透，得到马来西亚的橡胶和文莱的石油后再挤走英国人，争取把手伸到“东印”（荷属殖民地东印度群岛，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确保石油供应，在这以后再和美国进行“最终的战争”。
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日本的计划中还有海陆军联合攻占中国腹地重镇武汉的计划，但在石原的这个计划中，鉴于中国政府的实力已经有所加强，日本便放弃了一旦开战就攻占武汉的计划，因为这是当时日本的国力难以承担的。
日本在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并侵占平津后，为减轻华北作战部队的压力，计划对上海发动进攻。但这一进攻仅仅是威慑性和试探性的，而不是实质上的，只是想通过进攻对国民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其坐到谈判桌前。
但由于中国军队奋起反击，原本也力主不扩大争端的日本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怒，极力主张向中国华东派兵，并下令日本海军航空兵进行轰炸。在8月14日晚上的内阁会议上米内叫嚣：“事态不扩大主义已经死亡了！我们要打到南京去！”
日本陆军总参谋部采纳了他的意见，并立即向上海派遣了两个师团，同时召回了退役的攻坚战专家松井石根大将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觉得，要进一步扩大战争，目前在中国华东的部队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向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和陆军大臣杉山元表示，如果再给他5个师团，他就一定能打到南京去。
8月14日，日军开始大规模进攻，空军也到上海协同作战，15日，松井石根大将率领两个师团的兵力紧急开往上海。随之，看上去温文尔雅，实质上却是铁骨铮铮的张治中也对日军发起全线反击，出动空军轰炸了驻在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
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由此逐步升级。
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总计先后投入了步兵78个师、7个独立旅、3个暂编旅、税警总团、中央军校教导总队、1个宪兵团以及上海市保安总团、上海市警察总队、江苏省4个保安团、炮兵7个团，兵力总数在75万人以上。中国空军的参战部队为第二至第九大队等8个大队和1个暂编大队，约200架飞机。中国海军的参战部队为第一、第二舰队和一个练习舰队、一个鱼雷快艇大队和江阴等地的要塞部队，约40余艘海军舰艇。
也就是说，国民政府几乎把可以调动的主力部队全线压了上去！不仅因为上海是当时中国的经济重心，蒋介石更是想通过这一仗灭掉日军的锐气，使战争就此止步。
这是一场双方厮杀得天昏地暗的大战！仅通过它所消耗的弹药就可以了解其激烈程度。
淞沪会战共消耗了5000万发步机枪子弹，22万发山炮、野炮炮弹，50万发步兵炮、迫击炮弹，3万发战防炮炮弹。为这场战斗还储备了50万人三个月的粮秣，10万匹次的战马。
在这场战役中，日军则先后投入了8个师团，另有从华北的第五师团分遣出来的国崎支队和原属台湾守备队的重藤支队，再加6个旅，共计30万余人。海军参战的有第三舰队和第四舰队，舰艇30余艘，其中航母3艘。另外，参加淞沪会战的作战飞机架约390架，其中陆军航空兵210架，海军航空兵180架。
淞沪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重要战役，从1937年8月13日到11月12日上海沦陷，前后历时3个月。
淞沪会战刚开始时，国民政府军占了绝对上风，除两个精锐师外，还有两个装备德国火炮的重炮团，即炮兵第10团，它配备了100毫米加农炮，炮兵第8团配备了150毫米榴弹炮，这些火力强大的重武器加上坦克、空军助战，按理应该具有压倒优势。而当时日军在上海的部队仅有海军陆战队3000多人，后紧急从日本商团中动员了退役军人，合计也不过4000人，重武器也不足。但日军依靠坚固的工事顽强抵抗，致使国民政府军一直无法完成重大突破。
除在地面战场短兵相接，双方在海上、空中也展开全方位的较量。中国飞机于8月14日、17日和19日多次出动轰炸日军目标，并与日机激烈空战。8月14日，第四驱逐机大队大队长高志航率所部飞机于杭州笕桥机场上空击落敌机6架、击伤多架，首创中日战争史上击落日机的纪录，国民政府后来特将此日定为空军节。15日、16日，中日空军连续激战。海军奉命以商船沉于十六铺，封锁黄浦江，以防止日舰溯江向上游进攻。
此次为国民党军第一次诸军种（空军、海军、陆军）和诸兵种（步兵、炮兵、坦克兵）大规模的协同作战，但协同效果却很差。比如步兵冲锋时，坦克不能予以掩护，坦克进攻时步兵配合不上，结果不仅坦克被日军全部击毁，步兵失去坦克掩护后也伤亡惨重，甚至出现了一个营的部队挤在一条街道内被日军堵住两头的街口，用机枪扫射全部牺牲的悲剧。
陈诚回顾上海首攻未胜的教训时认为：“以数师之众，对数千敌陆战队实行攻击，竟未能奏效，实在是部署种种不当的缘故。”
尽管如此，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役中表现出来的敢打敢拼、不畏牺牲的斗志却是空前的。
甚至有上海和周边地区的学生及热血青年要求上战场，未经过任何训练，领了枪就往上冲，结果全部阵亡的惨剧。
翻阅日本近代战争史，他们也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规模和如此惨烈的战斗。尽管用武士道精神训练出来的军官和士兵们非常顽强，但在内心却对这场战争充满了恐惧。一个经历了罗店拉锯战的军官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成了令人惊悚的人肉磨坊！”
日军惊恐地看到，中国士兵迎着密集的机枪子弹集团冲锋，根本就不讲什么战术，前面的人倒下，后面的立即冲上来，眼睛都不眨。白刃战时更是疯狂，不仅用大刀和刺刀，连拳头和牙齿也都用上了，好像根本不把死亡放在眼里，这让日军士兵非常恐惧！
开战的第二天，即8月14日，负责指挥进攻的264旅旅长黄梅兴少将阵亡，为淞沪会战开战以来中国军队牺牲的第一位高级军官。他的旅伤亡1000余人，连排级军官牺牲大半。
8月23日拂晓，日军松井石根率领的两个师团援军的先头部队在海空火力掩护下，在狮子林、川沙口、张华浜等地方强行登陆，战况骤然吃紧。
蒋介石闻讯，急忙命军政部次长陈诚为总司令的左翼军下属的第15集团军，在集团军司令罗卓英指挥下反击敌人登陆，第98师、第11师和刚赶到嘉定的第67师、第14师立即便投入了激战。
罗店战况之惨烈，为开战以来前所未有。往往是一个整营，甚至是一个整团的士兵冲上去，就在日军的机枪扫射下全部阵亡，阵地前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后续部队冲锋时，经常被牺牲战友的血迹滑倒。第67师师长李树森身负重伤，第201旅旅长蔡炳炎及两个团长阵亡，两个师的营连长大半牺牲。血战至29日，罗店再次陷入敌手。
8月31日，中国军队第61师因损失惨重而被缩编为一个团，师长杨步飞被撤职，军政部命令第二师补充旅（即独立第20旅）充编该师，奉命在唐家宅、陈家行一线沿蕰藻浜右岸阻击日军，与日军第9师团为争夺阵地展开反复拼杀，伤亡惨重。
奉命坚守宝山的第583团3营500余人在营长姚子青的率领下，与日军展开激战。日军炮火猛烈轰击，步兵轮番冲锋，然而中国守军全营官兵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一次又一次打退敌军进攻。至9月7日晨，日军以坦克为前导突入城内，姚子青率全营官兵与敌巷战，至当日上午10时，该营除一人受命突围向上级报告军情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10月15日，日军突破蕰藻浜，战局再度告急。白崇禧这时向蒋介石献策，认为纯粹被动防守非长久之计，必须命一支突击部队主动出击，实行积极防御的策略。蒋介石同意了他的建议，但苦于无部队调动。
也是凑巧，正在这时，从广西调来的桂军第21集团军抵达淞沪前线。这支部队属李宗仁、白崇禧桂系的王牌部队，以能打善拼在国民党地方军中享有威名。白崇禧
蒋介石急忙将该集团军的10个师编入中央军序列，领取作战军械和弹药。
10月19日，中国守卫蕰藻浜南岸的部队，配合第21集团军发动全线反击。当日，日军吉住良辅第9师团、伊东政喜第101师团及第3师团一部，也向蕰藻浜南岸发起了猛攻，双方主力迎头相撞。
桂军初上战场，毫无与日军交锋的经验，以血肉之躯冲进密集弹雨，一时又将日军施放的烟雾弹误认为是毒气弹，使进攻队形瞬时混乱；加上当时淞沪战场上只有桂军头戴钢盔、身穿黄色军服，极为显眼，成为日军射击的活靶子，遭到日军飞机、火炮、坦克和机枪密集火力的突击，2万大军仅一天即被打散，上万敢死队大部战死，该集团军仅旅长就阵亡了6人。“小诸葛”白崇禧见桂系溃兵被其他部队收容，自己多年经营的部队毁于一旦，不禁痛心疾首，一连几天连饭都吃不下去。
淞沪会战开始时正在德国军事学院留学、应召回国参加抗战的黄维，于“八一三”事变那天由柏林起程回国参战，他心急如焚，恨不能即刻飞到战场上。他经意大利热那亚搭乘康特罗梭号邮轮回国，船到香港，已不能驶往上海，而改乘火车经粤汉路、浙赣路、沪杭路转赴上海。当时杭州到上海的火车遭到日机空袭，不得不走走停停。直到9月下旬，他才抵达上海前线。
一到上海，征尘未洗的黄维就接手指挥了第67师。该师原师长李树森、团长傅锡章都负了重伤，旅长蔡炳炎、团长李维藩均阵亡，官兵伤亡极大。他接过指挥权后的第三天拂晓，日军开始炮击，再次向我军阵地发动全线进攻。此时，罗店全镇已毁于炮火，成为一片瓦砾。黄维
打到第三天，黄维麾下原有一万多兵力的第67师，经过反复肉搏战，逐屋争夺，仅剩不到一千兵员。直到作战的第五夜，伤亡惨重的67师才把阵地移交给教导总队接防。
鏖战三个月后，伤亡惨重的中国守军已无力再与日军对峙作战，蒋介石因此下令撤退，自此历时三个月的淞沪会战结束。
在撤退前，因为没有讲明各部队的行军顺序。三四十万部队的将士挤在几条通往后方的公路上，光天化日下的明显目标成了日本空军轰炸的活靶子!一场撤退又变成了大溃逃。
这次仓促的淞沪会战，国民党虽然最后撤离，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没有能使日军的锐气受挫，但在战略上将日军主力吸引到了山川河流众多的长江以南地区，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它还让世界清楚地看到国民政府的立场：不再等待日本“和平地”将其领土一块一块地征服侵吞，也证明了中国绝不会向日本投降，并最终争取到了美国和英国站到了中国一边。
淞沪会战为中国民族工业和教育机构的内迁争取了时间，这期间，从上海等地迁出了大批厂矿设备及战略物资，以及多所大中专院校，为坚持长期抗战发挥了重大作用。
2 三十六计走为上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日军趁势分三路急向南京进犯，中国方面就此开始准备在上海以西仅300余公里的首都南京部署防御。
由于下达的撤退命令过于仓促，后方国防工事交接又发生失误，中国军队在上海至南京沿途未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加上中国抗战初期的军队训练素质极低，致使撤退演变为大溃败。虽然锡澄线上的江阴保卫战对阻击日本海军逆江而上有一些积极意义，但无锡的陷落，使锡澄国防线基本没有发挥作用，进而，北路日军主力几乎未遭到有效的抵抗，便顺利地进攻到南京城下。
1937年12月1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大陆第八号命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南京保卫战就此开始。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力主死守南京，主动请缨指挥南京保卫战，指挥15万国军拼死抵抗。但国民政府当局在战役组织指挥上又出现了重大失误，战前未做周密部署，最后决定突围时，又未拟定周密的撤退计划，更没有经过参谋作业，致使南京保卫战失利。唐生智
南京保卫战打响后，蒋介石先后调集了15个师10余万人参与守城，然而此时参与南京作战的国民政府军各部队，不管是兵员素质还是士气已与淞沪会战时不能相提并论，部队战斗力严重下滑。
日军三路进攻势如破竹，南京外围战略要地相继失陷，很快日军就突破南京外围一线的防御阵地。12月9日，日军进抵南京城下，并用飞机向城中投撒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致中国守军的最后通牒，进行劝降。
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对松井的最后通牒置之不理，并于当日下达了“卫参作字第36号”命令作为回答：“本军目下占领复廓阵地为固守南京之最后战斗，各部队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绝不许轻弃寸土、摇动全军。若有不遵命令擅自后移，定遵委座命令，按连坐法从严办理。各军所得船只，一律缴交运输司令部保管，不准私自扣留，着派第78军军长宋希濂负责指挥。沿江宪、警严禁部队散兵私自乘船渡江，违者即行拘捕严办。倘敢抗拒，以武力制止之。”
12月10日，日军见中国军队拒绝投降，遂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第三峰等阵地发起全面进攻，战况进入白热化。特别是城东南方面，因复廓阵地已基本丧失，日军可以直接进攻城垣，所以形势十分严峻。卫戍司令部急令第83军的第156师增援光华门、通济门城垣的守备，并于城内各要点赶筑准备巷战的预备工事，同时将第66军由大水关、燕子矶调入城内，部署于中山门及玄武门内构筑工事，准备巷战；另以刚刚由镇江撤入南京城内的第103师及第112师由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指挥，负责中山门附近城垣及紫金山阵地的守备。
12月11日，日军第16师团猛攻紫金山南北的中国军队阵地。教导总队与其激战终日，日军右翼部队攻占了第2军团防守的杨坊山、银孔山阵地。日本“上海派遣军”为使其第16师团进攻得手，又从正在镇江等候船只渡江的第13师团抽调了山田支队从右翼加入战斗，向乌龙山、幕府山炮台进攻。
南京保卫战期间，蒋介石在武汉大本营每天询问南京的战况。当他发现撤至南京部队的战斗力及士气已远不如淞沪会战，南京外围主阵地仅防守两三天即告失守，而复廓阵地立足未稳即在主要方向上又被敌突破时，为避免南京守军被敌围歼，于11日中午给在江北的顾祝同打电话，让他转告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令守军相机突围。
顾要唐当晚渡江北上，唐生智由于自己曾力主固守，现在若突然先行撤走，怕今后责任难负，脸面上也难以交代，因而打算先向守军将领传达最高统帅的意图后再撤离。当晚，蒋介石致电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唐生智于当夜与罗卓英、刘兴两副司令长官及参谋长研究后，决定于14日夜开始撤退。遂于12日凌晨2时召集参谋人员制订撤退计划。
12日，日军第六师团先头部队部队长长谷川在南京中华门外下令准备对南京中华门发起总攻击。中午前后，在日军猛烈炮火的轰击下，中华门被突破，防守此处的第88师随即撤走，至此，南京失陷已成定局。
当时大批逃难居民与溃退的散兵拥挤在街道上，城中秩序大乱，南京守军也开始呈动摇态势。唐生智等决定改在当夜，即12日夜开始撤退。
当日17时，卫戍司令部召集南京守军师以上将领开会，布置撤退行动。唐生智首先简要地说明了当前的战况，询问大家是否还能继续坚守，与会将领面面相觑，无一人发言。唐生智遂出示了蒋介石命守军相机撤退的电令，即由参谋长周斓分发了参谋处已油印好的撤退命令及突围计划。
3 仓皇的撤退
卫戍司令部突围计划的基本精神是大部分由正面突围，一部分随司令部由下关渡江。但在书面命令分发后，唐生智却又下达了口头指示，规定第87师、第88师、第74军及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滁州集结”。
这样一来，就大大降低了原来下发的书面撤退命令的严肃性，也为不执行命令的部队制造了借口，以致计划中规定的由正面突围的部队，除第66军及第83军大部按命令实施突围外，其余各军、师均未按命令执行。以口头指示为依据的部队，一起拥向了敌人尚未到达的下关码头，以便迅速渡江北撤，许多未接到撤退命令的部队因发现友军撤退也都跟着撤退。虽接到命令但不知道撤退计划详情的旅、团长们也都认为上级既然要军队撤退，在下关就肯定已经准备好了大量的渡江工具，因而也全部拥向下关码头。
一时间，下关码头乱成了一锅粥。
自行决定由下关渡江的军、师长大多未按命令规定的时间开始撤退，而是在散会后就立即部署部队撤退。有的单位在接到命令前即已经撤走，如第2军团，是负责固守乌龙山要塞，以掩护其他部队撤退和突围的，本应该最后撤退，但徐源泉于12日下午即率其第41师和第48师从周家沙和黄泥荡码头乘坐其预先控制于该处的民船，最早撤至了江北。
防守乌龙山要塞的部队在徐源泉的部队撤走后，也于当晚撤去了江北。更有不像话的，有的将领只向所属部队打了一个命令撤退的电话，或回去安排了一下撤退事宜就偷偷脱离部队，先行到达下关，渡船到了江北，如71军军长王敬久、该军第87师师长沈发藻等根本就未回指挥所。
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回到富贵山地下指挥所后告知幕僚们撤退的任务后，即留下参谋长邱清泉处理文件，自己单独先去了下关。第2旅旅长胡启儒得知撤退消息比较早，他不等会议结束，即以奉命去下关与第36师联系为由，电话通知其第3团团长代行自己的旅长职责，自己先溜了。
唐生智则在撤退命令下达后，先自乘保留的汽艇出逃。司令官尚且如此，属下们不听指挥纷纷逃离，也就顺理成章了。
大撤退开始后，已经瓦解了的城中各部队都沿着中山路向下关涌去，挹江门左右两门洞已经堵的水泄不通，不少人因摔倒而被踩死。如教导总队第1旅第2团团长谢承瑞，在光华门阵地上曾英勇地抗击日军多次冲击，却在挹江门门洞内被拥挤的人群踩死。有的将领，如第83军第156师师长李江见城门无法挤过，就从城门东侧的城墙上用绑腿布悬吊出城。
在下关码头，各部队均已失去掌握，争先抢渡，由于船少人多，有的船因超载而沉没。大部官兵无船可乘，纷纷拆卸老百姓家里的门板等物制造木筏渡江，有相当多的官兵在冰冷的江水中丧生。
因乌龙山要塞守军撤走，原停泊于草鞋峡、三台洞的“文天祥”快艇中队的4艘鱼雷艇也于12日夜里开去了大通。12月13日拂晓，日军山田支队未经战斗即占领了乌龙山；日海军舰艇也通过封锁线到达了下关江面，日军第16师团一部也乘快艇进至八卦洲附近江面。
日军大为惊讶地看到，宽阔的长江江面上满是漂浮着的中国军队的小船，和抱着木板泅渡的老百姓。日军毫不犹豫地就向着他们扫射，并用舰艇冲撞，数不胜数的中国军人就这样被江水吞没了，南京宪兵副司令萧山令即死于半渡之中。与此同时，日军各师已分别由中山门、光华门、中华门、水西门等处进入南京城内。原在镇江的天谷支队已渡过长江，正向扬州前进；国崎支队已至江浦，正向浦口前进。
兵临城下，南京城内一片恐慌。由于渡船已经难以找到，其他人见渡江无望，只得返回城内。许多士兵脱下军装躲入所谓的安全区，但最终还是被日军搜捕出来后残杀。
12月13日，南京沦陷，不足5万人的日军入城，由此开始了针对30多万战俘和平民的震惊世界的大屠杀。二 迁都纷争1 为何是重庆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淞沪会战进行时和南京保卫战之前的首都南京。
1937年8月，淞沪抗战的硝烟迅即弥漫到首都南京，10月下旬形势更加紧迫，国都面临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其安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是否迁都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淞沪会战开始的时候，四川省主席刘湘由成都飞赴南京，他通过宋子文向蒋介石建议，形势严峻，国都南京可能不日即将面临战火，国民政府最好是暂时迁往四川，以便指挥全国抗战，蒋介石觉得刘湘的建议值得考虑。蒋介石
10月29日，在国防最高会议上，蒋介石做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明确宣布：“为坚持长期抗战，国民政府将迁都重庆，以四川为抗敌大后方。”蒋介石在讲话中分析了抗战以来的战争形势、迁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在阐述战略撤退的意义时说：“军事上最重要之点，不但胜利要有预定计划，即挫败亦要有预见的打算。不但胜利要立于主动地位，就是退却也要有主动地位。然后一时的挫折，不致有全盘溃退之虑，而可以把握最后的胜利。今天我们主动而退，将来可以主动而进。”次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国府决定迁都重庆，继续抗战，以争取最后胜利。”
进入11月后，淞沪抗战即将结束，中国军队从淞沪战场撤出和上海的沦陷已经无可挽回。8日，蒋介石命令中国军队撤出淞沪战场。11日，蒋介石亲自拜谒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两人商讨确定了撤退、迁都的具体事宜。
国民政府之所以没有考虑将陪都定在西安，或是武汉、昆明，而是接受了刘湘的建议，对重庆情有独钟，是有其原因的。
首先，武汉位于中原和大后方的边缘地带。虽然湖北是个丰饶之地，在1937年时，日军也还没有攻占武汉的战略企图，但随着战事的发展，武汉一战绝难避免。而战端一开，地处平原的江城无险可守，将其作为战时首都显然不妥。
其次，西安尽管在历史上多次作为国都，但地处贫瘠的西北，战略物资难以征集，又有铁路通往东南方向，日军可轻易运动部队进攻这座古城。
昆明尽管远离前方，但交通不便，其身后又有距其不远的缅甸国境，战事的发展难以预料，一旦日军攻占缅甸，昆明就会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
而重庆位于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四川的东南部。孙中山曾说过，中国可以做国都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南京，另一个是四川。重庆是西南重镇、四川门户，“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居于长江、嘉陵两江汇合之处，水陆交通比较发达。东有长江三峡，西有青藏高原，南有云贵高原的天然屏障，北有大巴山、秦岭横亘其间，地势险要，素有“天险”之称，外敌万难进入。
其二，作为蜀地之主，四川省主席刘湘诚挚地向蒋介石表达了欢迎国民政府迁都四川之意。
其三，参谋团进驻重庆后，四川、西南已经逐渐被国民政府控制，这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其四，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点，重庆的人力、物力资源丰富。四川人口众多，川人勤劳，反抗意识强。农产品种类繁多，矿产资源丰富，具有发展国防工业的优势，这些都能为抗日战争的战略储备和夺取最后胜利创造有利条件。
11月16日，国防最高会议在铁道部的防空室举行。会议刚开始不久，林森即行色匆匆地步入会场。他神色凝重地双手抱拳，用浓重的福建官话向大家道别：“诸位，我马上就要上军舰到重庆去了。白天日本飞机轰炸得厉害，军舰没法开，只好夜里起航，我这就向诸位告辞了。”接着，他更动情地说：“我老了，今生再回南京，不作此想了。你们一定抗战到底啊……”话音中饱含着难言的凄楚。林森
蒋介石答道：“主席，走吧！这是没办法的事。”林森不知如何回答，会场鸦雀无声。这时，有人站起来说：“重庆乃重生之意，迁都重庆，乃更生之兆。最后胜利可操胜券。”借了这句吉言，与会人员的精神才稍亢奋一些。在大家的目送下，林森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会场。
最后，这次会议议决：“为长期抵抗日本侵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办公。”也就是正式做出了迁都重庆的决定。
转移政府、迁移首都是天大的事，国民政府从中央到地方，从各部部长、各省省长到一般的办事员，思想波动都很大，情绪低沉。为了稳定众人情绪，蒋介石专门致电各省市党部、各省市政府，阐明了迁都重庆的意义，电文指出：
此项措施，在使中枢不受敌人暴力之威胁，贯彻我全国持久抗战之主旨，以打破日寇速战速决之迷梦。国民政府迁渝以后，不唯我前方抗战军事仍本既定方针，照常进行，绝无牵动；且中枢移驻内地，首脑既臻安固，则耳目手足更能充分发挥其效用；就整个抗战大计而言，实为进一步展开战略之起点。2 别离南京
1937年11月17日夜半时分，林森率领国民政府直属的文官、主计、参军三处的工作人员以及随行者匆匆登上军舰，与南京挥泪告别。林森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他行前立下了遗嘱，对自己的后事和财物做了处理。
林森一行，无心观赏沿途的风景，逆着长江的滚滚波涛，急速西行。
当年随行西迁的国府文官处书记官丁绍兰回忆道：
国民政府本身的机构只有文官、参军、主计三处直属于主席领导，但全府员工不下一千余人。筹迁工作中，限于财力、物力的拮据和交通运输的困难，不可能全部迁移，只能是既迁移又疏散。根据工作的需要，以既自愿又强迫的原则，除高级官员外，下级人员中认为不需要的，一律以“非必要人员”疏散，留职停薪，每人发一点疏散费。
往武汉去的船只舱位本来就分等级，除主席林森居于专舱之外，其余员工以职位高低，依次乘坐不同的舱位，并允许携带家属，随身行李携带有限制，不得携带家具。
装船工作整整进行了一天，自上午开始，先搬重要档案、文件、印信，然后人员陆续登船。船队由直属的侍卫队随船护航，军乐队随行。文官处铸印局还带走了一部分印铸技工和必要的机件，部分随行医生还携带了医疗器材和药物。全船还有一个临时船长，由参军处总务局局长、海军中将田士捷担任，负责航行的指挥和保卫。
林森离开南京不久即抵达汉口，随后，又由汉口抵达宜昌，由于船大而江面越来越狭窄，川江夜里不允许航行，只好换船，转乘民生公司的“民风”轮。当时三峡水流很急，又是逆水行舟，阻力大，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面对此情此景，平时乐观开朗、喜好游览的林森一路上没有一次笑容。
26日林森抵达重庆时，停泊在重庆江面上的兵舰数艘鸣礼炮二十一响致敬，各界代表、军队、学生、童子军等一万多人列队欢迎。军乐声中，林森身披青色斗篷，拄着黄色手杖徐步登岸，却是默然无语，满面戚容。
20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也发表了移驻重庆的宣言：“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
在林森的影响下，南京国民政府各院、各部机关的工作人员积极忙碌地开始了搬迁工作。虽然国民政府在10月底已经部署西迁的行动，但正式起程却是仓促决定的，所以离开南京的时候，政府员工们大多缺乏心理准备，大家情绪沮丧，以至于南京城里弥漫着一股明显的慌乱之象。
当时未被军队征用的船只都参与了南京的紧急撤退，民生公司也派船参加了抢运。如“民元轮”在南京港转运的都是国民政府机关的各部门工作人员，在船上各层甲板的各个舱室门上，都分别标明着“立法院”、“行政院”、“兵工署”、“主计处”等。船员打趣道：“民元轮变成国民政府了。”1937年上海市民在淞沪会战时向大后方撤离的情景
随着战事逐渐向南京推进，首都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机关、学校要西撤，工商厂家也急于将机器设备运往大后方，一时间南京的码头一片拥挤惊慌。特别是日军飞机这时已经开始飞临南京上空轰炸和扫射，逃难的人群大量涌向下关码头，争相上船，秩序混乱不堪。一些大轮船不敢靠岸，只得在江心抛锚，人们只能靠小船往大轮船上转运。
12月8日，在主持了南岳军事会议后，蒋介石也率军事委员会部分成员乘飞机抵达了重庆。
蒋介石抵达重庆，标志着中国现代历史上长达一年的大规模国都迁移宣告完成，至此，重庆成为抗战中名至实归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3 迁都重庆
对于国民政府各部机关的到来，重庆市民和各界团体给予了大力帮助，他们主动让出自己的房屋、土地，以做国民政府“规划官衙”之用。
国民政府各机关大多在重庆新市区的上清寺、曾家岩和大溪沟、罗家湾等处办公，如交通部驻上清寺交通巷，粮食部驻打铜街，农林部驻上清寺，卫生部驻新桥，警备司令部驻中营街等。
国民政府将曾家岩原重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作为办公处所，在原来的两层砖木结构房子的基础上进行了改建，这项工程由著名的建筑师杨廷宝设计，杨廷宝与梁思成齐名，并称建筑学界的“南杨北梁”。他别出心裁地加建了一座门楼，使这座官衙显得古色古香。林森还亲自设计了路面的石子花纹与花圃、草坪，并在水池边修建了一座茅亭，可容纳几十个人开会，抗战时期，许多国民政府的重要会议都是在此举行的。
当时国民政府各院、部、会大多将重庆的公私房屋简单修建后，即搬入办公。据记载：
朝天门是扬子、嘉陵两江合流之处的第一大码头，大溪沟便是抗战时期改称为国府路的渝简马路。这一条蜿蜒曲折的大道长逾十里，由西往东把大重庆一分为二。可以说，十里大道两侧的好房子和贵地皮是全重庆乃至全四川精华之所在。
迁川初期，川胞习惯称呼逃难客为“下江人”、“脚底下人”，尽管这让沿海地区迁来四川的人们颇不愉快，但是无可否认，他们客居四川八年，受惠于四川地主甚多。四川地主比其他各地远为慷慨豪爽，有白送房子给下江人住的，也有借地建房收一块钱象征性租金或竟分文不收的。多一半借地所建的房舍，胜利以后虽然连屋带地一并归还了，但因为抗战时房屋建筑因陋就简，住了八年也大多倒了坏了，地主们最后一无所得，却也并无埋怨。三 工业大迁徙三工业大迁徙
战争，不仅是军队在战场上的直接拼杀，更是两国经济力量及精神意志的一场较量。经济不但是推动战争的动力，也是维持战争的支点。
在抗战期间，大后方的经济建设成了中国能否坚持到胜利的必要物资保证。然而，近代中国不但工业发展落后，布局也相当畸形，全国绝大部分工业均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
据1937年国民政府实业部的统计，当时全国已登记的合乎工厂法规标准的（即用机器作动力的工厂，平时雇佣工人在30人以上者）工厂共3935家，然而集中在沿海地区的竟超过了3300家，占总数的75%。尽管在内地各个城镇中还有不少类似作坊的小工厂，但却没有登记在册。
作为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在工业上的地位，无论从数量上、资源上，还是从技术力量上来看，均是首屈一指的。上海一市即有工厂1235家，占全国总数的33 51%，资本额超过1 5亿元，占全国总额的39 73%；工人为11万多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31 78%，而内地各省所有工厂只占工厂总数的19%左右。
工业如此集中于沿海地区，一旦遭遇战争破坏，将会给中国的工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处于中国工业核心地位的上海，其厂矿无论是毁于战火，或是落入敌手，都会使中国的工业元气大伤，严重削弱本来就十分脆弱的经济力量，正所谓“借寇兵而资盗粮”。抗战前广大内地的工业，除了武汉等在洋务运动中打下过基础的几个城市外，几乎是一片空白。
抗战爆发后大量沿海工厂的内迁，不但填补了内地工业的大片空白，亦为后来内地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这一层意义上说，抗战时期民族工业大迁移的重要性便更显得突出。
经过三年多的抢运，数百家工厂，数十万吨器材，从东南沿海，从华北、华中、华南迁到了西南，形成了重庆、桂林、昆明、常德、宝鸡等11个新的工业中心，建立和初步健全了轻重工业的上百种门类，形成了一个能基本满足战时需求的工业体系。
战略性的工业大迁徙粉碎了日本妄想摧毁我国民族工业，使我们丧失长期抵抗能力的企图。大迁徙的成功还为抗战提供了物资保障，为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强大的基础。1 兵工厂——战争的命脉金陵兵工厂内迁
工厂企业的迁徙首先要考虑的，当然是关系到战争进程的兵工厂。
民国时期最大的兵工企业是金陵兵工厂，它的前身是金陵机器制造局，始创于1865年。晚清时期，金陵机器制造局与同年创办的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1866年创办的福州船政局以及1867年创办的天津机器制造局以及汉阳兵工厂齐名，是我国19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四大兵工企业之一。
1929年该厂改隶兵工署直辖，工厂以“卍”字为厂徽，外国人称之为Reverse Swastika，不明就里的人常将它与纳粹党的党徽混为一谈。其实这个徽记图案的方向与纳粹党徽相反，且源自印度，是佛教的图样。在东方还有类似的红十字会、红新月会等组织的红“卍”字会。“卍”字一般中国人念为“万”字，是一个幸运和祥和的象征，当然把它放在武器上有点滑稽。
1931年该厂月产马克沁水冷式重机枪35挺、子弹9万发、50公斤和18公斤炸弹700颗。1937年时，金陵兵工厂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拥有机器设备1000多台，职工4000余人，能年产重机枪600余挺、82迫击炮480门、82迫击炮弹20000余发，规模可观。
抗日战争前夕，这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属国防部兵工署直辖。兵工署署长俞大为将军早年与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数学家华罗庚等人一起留学美、德等国家。从德国回国后，俞大为出任国防部兵工署署长，主持全国的兵工生产，并逐渐在国际上赢得了一定的声誉，被英国籍的中国科技史大师李约瑟博士称为“魔术师一样的科学家”、“数理逻辑的学者”。“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日机屡次轰炸首都南京，兵工厂也被炸数次，器材人员均受损失。如果这家工厂被日军占领进而利用它为侵略行径生产军火，或者将其破坏，都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巨大损失。
当时，民生公司的总经理卢作孚正在南京参与起草内迁总动员的计划。10月，俞大为与卢作孚开始商谈金陵兵工厂所属的枪炮厂2000吨机器设备启运进川的问题，并很快达成两个月内把这批设备运抵重庆的协议。这是民生公司所承担的第一批兵工厂的内迁任务，由于撤退这批器材比较顺利，得到了兵工署的信任，为以后承运大批兵工生产设备进川打下了基础。
第一批迁出的器材安全运抵重庆后，从11月5日开始，金陵兵工厂开始了全厂性的大拆迁。在厂长李承干的带领下，夜以继日地将多种枪炮弹制造机器、发电设备等拆卸装箱，仅用10天就将这4300吨机器的拆卸工作全部完成。12月1日，分水陆两路全部撤离南京运往武汉。
当李承干和撤离的职工们告别工厂的时候，他们向着工厂的大门脱帽三鞠躬，大家含着热泪大声喊道：“再见了！我们一定要回来的！”
在大批器材运离南京以后，金陵厂留守的职工突然发现在仓库里还有70吨重机枪的毛坯铸件，这些毛坯进一步加工后，能形成对敌人多大的杀伤力，工人们非常清楚。于是留守的姚志良、王相越、吴堂三个人在南京陷落前夕，想方设法找到了几条木帆船，把这最后的70吨物资装上，靠着人力和风力，夜行晓宿，驶向武汉。
撤往三线的一线工厂
兵工企业是为最前线服务的，但在特殊时期，不得不后撤到我们今天所说的三线地区。
与金陵兵工厂内迁的同时，河南巩县的兵工分厂也开始了拆卸装运，巩县的这家兵工厂主要是生产子弹和炮弹所需要的火药的。1937年11月初，全厂职工不分昼夜地拆迁机器设备，仅仅两周，就把近8000吨设备起载转运，经过平汉铁路先到武汉，再经重庆转运至四川泸州重新建厂生产。后撤至四川的兵工厂恢复生产
除了金陵兵工厂和河南巩县，在湖南也有兵工厂以及储存的大批弹药，这些东西分别存放在岳阳和株洲，总共有13000余吨。兵工署决定在武汉失守前，要尽快把这批物资运往后方。于是，把在株洲的器材先用火车运往岳阳，再和岳阳的物资一起转运到宜昌，用了40天才全部运完。
1938年2月，兵工署有1800吨子弹由宜昌运出，准备放到四川暂时储藏，但民生公司几乎所有的运输船只一时全被调出去了，卢作孚焦急万分。一旦这些弹药被日军飞机发现并轰炸，那将是灾难性的后果！情急之下，他于2月3日夜间致电何应钦和张群，建议“将这批子弹暂时秘密存放在宜昌上游一二十里的一座隐秘的山洞中，即可免去敌机的轰炸，又可在前方一旦需要时方便调运”。但因当时的忙乱状况，他的建议未被重视，也没有人给他回复。卢作孚不知如何处理这批弹药，所幸子弹不久后终于还是被启运四川，没有出事。为了这件事，卢作孚真是惊出了几身冷汗！
在这批兵工器材中，有相当多的重型设备，最重的可达到25吨。其中20吨到25吨的有数十件，10吨到20吨的有四五百件，而10吨以内的约有3万件，民生公司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运输过这么重的大件设备。这些机械在南京装船，在汉口转运，又要在宜昌换成吨位小的货轮，可以说是费尽了周折，民生公司为此还临时设计了很多重型起重设备。
在运输金陵兵工厂的设备期间，民生公司还承运了两家飞机制造厂的搬迁任务。
一家是杭州的中央飞机制造厂，该厂位于杭州笕桥。早在淞沪战役刚开始的时候，航空委员会就决定把这家工厂迁往武汉。由民生公司的轮船将飞机厂的设备运到武汉以后，很快就在武昌南湖机场附近一所旧厂房中恢复了生产。武汉沦陷前的短短几个月时间里，飞机厂就修理和制造了飞机128架，员工也增加到1500余人。在遭到日军飞机轰炸之后，工厂又迁到了汉口的日租界内，后来奉命迁往昆明。
另一家工厂是南昌飞机制造厂，抗战时名为“空军第二制造厂”。抗战前夕，这家工厂已经建成了主厂房8座，均为世界较先进的进口设备，甚至厂房内还安装了当时罕见的空调，这在当时中国的工厂中是绝无仅有的。该厂从1937年初就开始仿制飞机，在沦陷前仿制了布瑞达25型教练机20架、萨孚亚S81型轰炸机6架。淞沪抗战开始后，这家飞机厂成为了日军轰炸的重要目标。被炸后，南昌飞机厂立即组织员工把残余的机器设备装船，由民生公司经九江、武汉，一直运抵重庆，并在距重庆200余里的南川县境内的一个长80米，宽50米的天然溶洞中建厂恢复了生产。
除了我们已经讲到的这几家兵工厂和飞机制造厂外，武汉的汉阳兵工厂也是内迁的重头戏。
汉阳兵工厂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0年创立的中国第一家近代兵工企业，曾对中国的兵器工业有过很大的贡献，在中国战场上使用了几十年的“汉阳造”步枪就是由这个厂生产的。
一旦这家工厂被日寇利用，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武汉的内迁工厂中它是重点。汉阳兵工厂本来已经于1938年6月奉命迁往湖南的辰谿，并于次年改名为兵工署第一兵工厂复工生产。它属下的炮厂与炮兵研究处、上海龙华枪弹厂等合并后设在了湖南株洲，称第十兵工厂，并于1938年5月开工，日产子弹4万发。
但后来由于战事紧张，这几家兵工企业于1939年奉命全部迁往四川。
由已经或将要被敌人占领的地区先后撤往大后方的兵工厂的机器设备总共有8万吨。从1937年8月开始启运，一直到1939年的12月底才基本运完。这8万吨器材分属兵工署管辖的第一、三、十一、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十、五十等家兵工厂，以及航空兵器研究处、炮兵技术研究处、弹道研究所、百水桥精密研究所、开封实验厂、陕西第一兵工厂等21家兵工单位。这批数量惊人的设备器材主要是由民生公司承运的，完成了72000余吨，三北公司和招商局的船只也完成了数千吨的运量。
为了前方
这些内迁的兵工企业在大后方为抗战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迁到重庆后与济南兵工厂、四川第一兵工厂、汉阳兵工厂的步枪厂和轻机枪厂合并，并改名为第二十兵工厂的金陵兵工厂，购进了德国的最新式机器，于1938年3月即恢复了生产。开工初期，即达到月产子弹200万发的生产能力。到1943年，因为材料供应趋于正常，更是达到了月产800万发子弹、200万件雷管的生产能力。
到1944年，该厂共生产了马克沁重机枪17000挺、捷克式轻机枪9833挺、八二迫击炮6900门、汉阳式七九步枪106864支、中正式步枪88000支，生产的弹药计有八二迫击炮弹235万发、手榴弹44万枚。
巩县兵工厂内迁到四川泸州后，改名第二十三兵工厂，1939年全面复工，所生产的催泪气、硫酸、盐酸、烧碱、氯化苯都超过了战前水平。每天还能装填各种毒气弹和飞机炸弹500枚，并生产了大量的防毒衣、防毒面罩等军用物资。
由株洲内迁的第二十五兵工厂1939年复工后，投产了10套新式枪弹机，日产2万套。
济南兵工厂内迁后很快恢复了生产，每个月生产二七式掷弹筒500具、“甜瓜式”手榴弹20万枚以及大量木柄的老式手榴弹。
迁到重庆的原广东第二兵器制造厂1938年底复工，改为第五十兵工厂。到抗战结束时，共生产了三七式战防炮94门、六零迫击炮3400门、三八式野炮弹32400发、150式迫击炮弹74600发。
汉阳兵工厂所属的赫山火药厂迁到重庆的鸡冠石后，于1940年开工。到1942年时，年产黑色炸药12万公斤、代汽油7千加仑、代柴油4万加仑、酒精1 5万加仑。
第十兵工厂迁到重庆后，到1945年为止，生产了六零迫击炮2770门，各种炮弹、子弹1000多万发。
由诸家内迁的钢铁企业合并而成的大渡口钢铁厂每月能生产生铁1900吨、钢650吨、铸铁120吨，并轧制了大量各兵工厂急需的钢板、圆钢、角钢、扁钢和炮弹钢。
这些兵工企业生产的武器弹药不仅为抗战做出了直接的贡献，更是在大后方形成了数个新的兵工生产基地，改变了中国的工业布局。2 迁厂的争执“不内迁就是当汉奸！”
1937年7月底北平、天津失守，华北危急。鉴于形势的紧迫，一些有识之士出于爱国热情及为使工厂免遭日本掠夺的考虑，纷纷向国民政府呼吁将沿海的工厂迁往内地，却未被国民政府采纳。随着战局的不断扩大，工厂内迁的呼声日甚一日，而国民政府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举措。
随着战局的恶化及各界人士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吁，7月22日，国民政府终于成立了“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全面筹划战争动员事宜，决定立即将粮食、资源、交通等统制起来。根据这一设计，资源委员会副主任钱昌照向蒋介石上了一个有关动员内迁的条陈，并要求批准两件事：一是资助拆迁上海主要民营工厂移至后方生产，以利继续抗战；二是紧急拨款抢购积存于青岛等沿海城市的战略物资如水泥、钢材、木材等，因为这些物资眼下属于私人或企业所有，只有把它们收购归为国有，才能供战争之需。
以上两事得到批准后，钱昌照于24日在南京召集实业部、军政部、财政部、经济委员会、交通部、铁道部筹商如何统制资源时，提出内迁沿海工业，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会议分为8个组，即财务、矿冶、燃料、机器及化学、棉业、建筑材料、牲畜毛革及专门人才组进行了讨论。
7月28日，在机器及化学组会议上，资源委员会专员林继庸提出了将上海工厂迁往内地的建议，他认为：为工厂内迁做出重要贡献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专员林继庸
中国工业布局极不合理，重要工厂绝大部分都集中于上海。鉴于中国军备薄弱，缺乏强大的海军、空军，上海势将不守，而内地各省地广人稀，几乎无工业基拙，难以满足抗战的物资需要。从头建设也为时过晚，最佳的办法是将上海的工厂迁至内地。这样做，一则可以增加抗战的物资力量，成为国家军需和人才的一支重要力量，二则可以避免上海沦陷后为日军所利用。
大家对林继庸的建议掀起了一番激烈的争辩，反对、赞同的意见相持不下。
反对者认为：迁移工厂的事是应该办的，但恐怕来不及了，因为眼看上海方面的战事就要发生了。上海各家机器厂全部凑合起来，其设备也抵不过一家国营兵工厂，实在不值得迁移。
赞同者认为：现在民有的力量，即是国家的力量，能把他们的生产机器搬往内地最好，即使不能把工厂搬进内地，动员这些工厂的管理和技术骨干同政府一起走，也是人才储备，我们不妨尝试一下，尽我们的力量去做，国家因此花些钱也是值得的。民间工厂的规模确实比不上国营兵工厂，但搬去内地也有其用处，况且现在各民营机器厂也多接受国营工厂的订货，总之，把这些工厂搬进内地对抗战有利。
最后，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调查上海各厂现有工具机械，并接洽有无迁移内地之可能，估计其迁移及建设费用或询明收买之价格，由资委会担任调查。”会议结束后，资源委员会立即派林继庸等三人前往上海与各实业界人士接洽内迁事宜。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上海工厂内迁的一个重量级人物胡厥文。
胡厥文是上海嘉定人，1918年他从北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毕业后，进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工厂汉阳铁工厂，从学徒工做起，开始了“实业救国”道路的摸索。1921年他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工厂——上海新民机器厂。1932年“一·二八”抗战爆发，他团结上海工商界同仁，赶制了一批批手榴弹、地雷、穿甲弹，送往前线，支持十九路军抗战。
抗日战争时期，他带头拆厂内迁，在重庆、桂林、祁阳等地创办机器厂，任总经理，并任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在重庆，他有机会接触了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中共领导人，使他了解了中共的抗战主张。1945年，他和黄炎培等人发起并组织了工商业界自己的政治团体——民主建国会。
1937年7月30日，胡厥文召集上海机器五金同业公会举行执委会议，专门讨论工厂内迁问题。会上大鑫钢铁厂的余名任、上海机器厂的颜耀秋、新中工程公司的支秉渊、中华铁工厂的王佐才等企业家都表明了强烈的迁厂愿望，其态度非常坚定，爱国思想溢于言表。胡厥文在会上更是有明确的表态：“不内迁就是做汉奸！”与会的各厂老板纷纷表态响应。
当时列席会议的林继庸记述了这一情景：
上海各机器厂家感于国难严重，自愿将各厂机器迁移内地，以应军事制造之需。各工厂种类为翻砂、打铁、冲压、电器及各种五金机器之属，其机器数目，约有2000部，连同工具等项，可值400万元，并表示各工厂之技术工人亦不难设法随同机器前往工作。
大鑫钢铁厂存有废钢铁原料约2000吨，其所处地点，适在日本人势力范围之内。厂中设备，有炼钢电炉4只，每日能出各种钢20吨以上，现该厂愿将上项原料2000吨及其设备的3/4先行移至内地。中国炼气公司愿将制造氧气机械之半数迁移内地，每小时约可产氧气30立方米，另备钢瓶1000只，运往政府指定之地点，该厂所出氧气，于机械电焊及医院救护均甚需要。际此国防紧急时期，诚属亟应办理之事。
大中华橡胶厂愿将厂内机器一部分，足供每日生产汽车内外胎150套、飞机内外胎20套及军用胶底布鞋2万双之设备，迁往政府所指定之地点，其地须能供给该厂1200匹马力之电力，希望政府商由银行借给搬运、购地、建筑等费用。现在我国内地，尚无橡胶厂之设立，该厂为国内最大之橡胶工厂，若能迁入内地，则对于各种橡胶用品及防毒面具之供给，当有补益。
康元制罐厂为我国最大之制罐工厂，其设备有印刷机9部，制罐机器约200部，每日能出各种罐头铁盒5万只。厂址在日本人势力范围下之虹口华德路，现愿迁往政府所指定之地点。
民营化学工业社，专制防毒面具，每日可产金陵兵工厂式防毒面具500具，拟迁往内地，并希望政府商由银行借给搬运、建筑、设备等各项费用。
会议同时要求，苏浙一带的工厂与西北、山东两省厂矿也应及时内迁。
资源委员会批准了这一提案，随后即着手组织实施。
坚决反对迁厂的是龙章造纸公司的常务董事傅筱庵，此人与日本人早就有勾结，后来堕落成了汪伪“上海特别市政府”的市长，被军统暗杀。当时，他不但坚决反对迁厂，而且还公开表示说：“很多日本人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一定能帮忙的。”监委会只得警告他限期拆迁，否则即将工厂炸毁，并下令由该厂总经理庞赞匝负责拆运。
热土难离
号称东方巴黎的上海是当时亚洲最为繁华、最为奢靡、最为时尚的城市，各国租界和先进的通信方式向崇尚西方生活方式的上海人，传递着最新的国际商业和社会生活的信息。繁华的大上海
在这里可以品尝到世界各国的美食，有领先潮流的时装，有中国最高的楼房，有中国最便捷的交通工具，有第一家夜总会（如闻名遐迩的“百乐门”被称为“远东第一乐府”），第一家游乐园“大世界”。每当夜幕降临，这座城市更是张扬着它的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舒适和享乐，和当时中国的二三线城市，甚至包括北京、南京在内的城市几乎都不具备可比性，上海人一贯的傲慢似乎有着充足的理由和资本。
所有这些，都使习惯于固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企业家们不愿离去，更不要说一旦到了内地，自己的工厂将会失去原料产地和沿海富庶之地的市场，闭塞的西南更是不可能尽快得到国际市场的最新信息。想到这些，企业家们便有着强烈的迷茫和失落。
当时在上海、江苏，只有胡厥文、颜耀秋、支秉渊、吴蕴初、薛福基等少数有远见的工商界爱国人士为工业内迁积极奔走，四方求援，但国民党政府尚未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直到日寇的大炮打进了厂里，才仓促搬迁。
当时的企业界有很多人因为对战争的进程心存侥幸，对内迁采取了消极抵制的态度，尤其是纺织界因留恋上海的优越条件，多数人不肯内迁。有人感到搬迁困难重重，易地营业，运输、原料、动力、资金流转等诸多问题均无着落。有的人则是抱着苟安的心理，认为战争不会扩大，有可能像1932年“一·二八”事变那样，打一阵子就会停战，故无拆迁的必要。其次，工厂内迁费时费力，长途辗转，难免遭到损失。到达目的地后，能否顺利建厂复工，有无利润可图，都属未定之数。大厂尚可凭借实力勉强应付拆迁和重建复工的经费，小厂势单力薄，难以承担拆迁的巨额费用和损失。最后，上海与内地比较起来，其人口稠密，市场广大，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大都市。内地经济落后，再加上战争的原因，购买力十分低下，工厂恐怕难以支撑维持。
那些过惯了十里洋场舒适生活的厂主和老板们从内心是不愿意到内地冒风险吃苦受累的，在他们看来，即使上海沦陷，还有租界可躲。迁入租界挂上英美的招牌，照样可以继续生产。有西洋人做护身符，东洋人奈何不了。这些思想阻力，对内迁计划十分不利。
因此，当资源委员会的代表林继庸、庄前鼎、张季熙三人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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