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论文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萧枫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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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论文集试读：

序言

国家教育部颁布了最新《语文课程标准》，统称新课标，对中、小学语文教学指定了阅读书目，对阅读的数量、内容、质量以及速度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对于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培养语文素养，陶冶情操，促进学生终身学习和终身可持续发展，对于提高广大人民的文学素养具有极大的意义。

中、小学生是未来的主人，必须适应现代竞争激烈和交际广泛的社会生活，在心理、性格、思维、修养等内在素质铸造方面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同时在语言表达、社会交往等才能方面也必须打下良好的基础，这样才能顺应未来社会的发展潮流。

现代中、小学生不能只局限于校园和课本，应该广开视野，广长见识，广泛了解博大的世界和社会，不断增加丰富的现代社会知识和世界信息，有这样的精神准备，才能迅速地成熟、长大，将来才可以自由地翱翔于世界的蓝天。否则，我们将永远是妈妈怀抱中的乖乖宝宝，将永远是温室里面的豆芽菜，那样，我们将怎样走向社会、走向世界呢？

世界文学名著是世界各国社会和生活的结晶，是高度艺术化的精神产品，是人类共有的文化财富，具有永久的魅力，非常集中、非常形象，是中、小学生了解世界和社会的窗口，是走向世界、观摩社会的最佳捷径，也是培养人文素质，养成优雅风度，形成高尚思想品格的好教材。这些世界文学名著，伴随着世界各国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茁壮成长，具有广泛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特别是带着有趣的欣赏的心态阅读这些美丽的世界名著，非常有利于培养青少年积极的和健康向上的心理、性格、思维和修养，有利于青少年了解世界各国的社会和生活，不断提高语言表达和社会交往的才能，这样就可以早日走向社会，走向世界。本书按照语文新课标指定阅读书目进行了精选，集中体现了语文新课标的精神。我们考虑到广大中、小学生的学习时间有限，而许多世界文学名著又是卷帙浩繁，不便于中、小学生阅读，我们在参考和借鉴以前译本许多优点和长处、忠实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高度浓缩，保持了原著的梗概和精华，并在每一作品前加入

导读

我们知道，文字是用来表达思想的工具，同一种思想，可以有不同的文字表达方式，只有高度文学素养的人，才能完整准确地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而要做到这一点，不经过长期严格的训练是做不到的。所以语文教学，不仅是多认字，会组词，能造句，会写文章，还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欣赏水平，从世界名著中得到熏陶，受到教益。要做到这些，光靠课本和课堂教学显然是不够的。

这就是我们出版本书的初衷。本书选材严谨，取舍得当，对学生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对教师教学有很好的参考价值，非常适合广大青少年阅读和收藏。导读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散文作家、哲学家。他不但在文学、哲学上多有建树，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也取得了重大成就。培根是一位经历了诸多磨难的贵族子弟，复杂多变的生活经历丰富了他的阅历，随之而来的，使他的思想成熟，言论深邃，富含哲理。《新工具》是培根的主要哲学著作之一，首次发表于1620年。培根本计划写一部大书，名为《伟大的复兴》，分为六个部分，《新工具》是其中的第二部，但未能完成。

从《培根随笔集》的“

论真理

论死亡

培根推崇科学、崇尚知识，被马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他在逻辑学、美学、教育学等方面都提出过许多很有见地的思想。《培根论文集》最能体现培根的写作风格：文笔优美、语言凝练、寓意深刻。这本书中的文章从各种角度论述了人与社会、人与自己、人与自然的关系，他在书中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论断，至今还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论真理“什么是真理？”彼拉多当年提这个问题时，是不指望得到答案的。世人多数心随境变，他们认为坚持一种信念就等于自戴一种枷锁，会使思想和行为受到束缚。作为一种学派，虽然怀疑论早已消逝，但持这种观点者却仍大有人在——尽管他们的观念并不像古人那样清晰而透彻。

人们宁愿追随诡言，也不去追求真理的原因，不仅由于探索真理是艰苦的，真理会约束人的幻想，而且是由于诡言更能迎合人性中的那些恶习。后期希腊有一位哲学家曾探讨过这个问题，因为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些欺世诡言能如此迷人，尽管它们既不像诗歌那样优美，又不像经商那样能使人致富。我也不懂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人们仅仅是为了爱好虚假而追求虚伪吗？也许因为真理好像阳光，在它的照耀下，人世间所上演的那种种假面舞会，远不如在半明半暗的烛光下显得华丽。

对世人来说，真理犹如珍珠，它要在阳光的照耀下才变得明亮。真理不是那种红玉或钻石，需要借助摇曳不定的烛光而幻化出五彩缤纷的色彩。

真真假假的诡言会给人带来愉快。假如把人们内心中那种种虚荣心、虚妄的自我估计、各种异想天开的揣想都清除掉，许多人的内心将会显露出许多渺小、空虚、丑陋，以至连自己都感到厌恶。对这一点，难道有谁会怀疑吗？

曾有先哲责备“诗”，诬之为“魔鬼的迷幻药酒”，因为诗不仅出自幻想，而且其中总有着虚幻的成分。而实际上诗又怎么会比谬误更诱惑人呢？真正可怕的，并不是那种人人都难以避免的一念之差，而是那种深入习俗、盘踞于人心深处的谬误与偏见。

尽管人世腐败，但只要人接触到真理，还是不能不被真理所征服。因为真理既是衡量谬误的尺度，又是衡量自身的尺度。神圣的教义是——追求真理而与之同在，认识真理而敢于面对，信赖真理而对之皈依，这才是人性的崇高境界。

在上帝创世的最初日子里，他首先创造了光——第一是知觉，其次是理智，最后赐给人类以良知的心智之光。上帝把光明赐予混沌的物质世界，又在安息日用光明照亮了人类的心灵，并且至今还把神圣的光辉赐予他所恩宠的选民。

有一派感性主义哲学，它在许多方面都是肤浅的，但其中一位诗人却由于向往真理而流芳于世。他曾说过：“居高临下遥看颠簸于大海中的航船是愉快的，站在堡垒中遥看激战中的战场也是愉快的，但是没有能比攀登于真理的高峰之上而俯视尘世中的种种谬误与迷障、烟雾和曲折更愉快了！”——只要俯看者不自傲自满，那么这些话的确说得好极了！是啊，一个人如果能在心中充满对人类的博爱，行为上也遵循崇高的道德律，永远围绕真理而转动，那么他虽生在人间，也就等于步入天堂了。

以上谈了神学和哲学方面的真理，还要再谈谈实践的真理。甚至那些根本不相信真理存在的人，也不能不承认光明正大是一种崇高的美德。伪善正如假币，也许可以骗取到货物，但它毕竟不能体现真正的价值。欺诈的行为像蛇，它无法用足站立，而只能靠肚皮爬行。

没有任何罪恶比虚伪和背叛更可耻了！所以蒙田在研究“骗子”这个词为何如此时说得好：“深思一下吧！说谎者是这样一类人，他敢狂妄地面对上帝，却不敢勇敢地面对世人！”

事实正是如此！曾经有一个预言说，基督返回人间的时刻，就是在大地上找不到诚实者的时刻——因为谎言就是请求上帝来执行末日审判的丧钟。对于虚伪和欺诈者们，这可是一个严肃的警告啊！论死亡

就像儿童畏惧黑暗一样，人类对死亡的恐惧，也由于听信了太多的鬼怪传说而增大。

其实，与其视死亡为恐怖，倒不如采取一种宗教性的虔诚，从而冷静地看待死亡——将其视为人生必不可免的归宿，以及对尘世罪孽的赎还。

如果将死亡看做是人对大自然的被迫献祭，那么当然会对死亡心怀恐惧。不过，在虔诚的沉思中，也会掺杂有虚妄与迷信。在一些修道士的苦行录中，可以读到这样的说法：试想一下一指受伤就极其痛苦！那当死亡侵损人的全身时，其痛苦就更不知要大多少倍了。实际上，死亡的痛苦未必比手指的伤痛重——因为人身上致命的器官，也并非是感觉最灵敏的器官啊！所以，塞涅卡（以一个智者和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讲的是对的：“伴随死亡而来的一切，甚至比死亡本身更可怕。”这是指人在面临死亡前的呻吟与痉挛，惨白的肤色，亲友的悲嚎，丧服与葬礼，如此种种都把死亡的过程衬托得十分可怖。

然而，人类的心灵并非真的如此软弱，以至不能抵御和克服对死亡的恐惧。人类可以召唤许多伙伴，帮助自己克服对死的恐惧——复仇之心可以压倒死亡，爱情之心能够蔑视死亡，荣誉感可以使人献身死亡，哀痛之心可以使人奔赴死亡……而怯懦软弱却会使人在死亡尚未到来之前心灵就先死了。

我们在历史中曾看到，当奥托大帝伏剑自杀后，他的臣仆们只是出自忠诚和同情（一种软弱的感情），而甘愿毅然随之殉身。而塞涅卡说过：“厌倦和无聊会使人自杀，乏味与空虚也能致人于死命，尽管一个人既不英勇又不悲惨。”

但有一点应当指出，那就是死亡无法征服那种伟大的灵魂。这种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始终如一，不失其本色。

奥古斯都大帝在弥留之际，他惟一关注的就是爱情：“永别了，丽维亚，不要忘记我们的过去！”

而提比留斯大帝根本不理会死亡的逼近，正如塔西佗所说：“他虽然体力日衰，智慧却犹存。”

菲斯帕斯幽默地迎候死亡的降临，他坐在椅子上说：“难道我就将这样成为神吗？”

卡尔巴是死于意外，但他却勇敢地对那些刺客说：“你们杀吧，只要这对罗马人民有利！”随后就从容地引颈就戮。

塞纳留斯临死前所惦念的还是工作，他的遗言是：“假如还需要我办点什么，就快点拿来。”诸如此类，视死如归者，大有人在。

从上文可以看出，斯多葛学者们未免把死亡看得过于严重了。以至他们不厌其烦地讨论对于死亡的种种精神准备。而朱维诺却说得好：“死亡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一种恩惠。”

死亡与生命都是自然的产物，一个婴儿的降生也许与死亡同样痛苦。在炽烈如火的激情中受伤的人，是感觉不到痛楚的。而一个坚定执著、有信念的心灵也不会因对死亡的畏惧而陷入恐怖。

人生最美好的挽歌，无过于当你在一种有价值的事业中度过了一生后能够说：“主啊，如今请让你的仆人离去。”

死亡还具有一种作用，它能够消歇尘世的种种困扰，打开赞美和名誉的大门——那些生前受到妒恨的人，死后将为人类所敬仰！

论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是人类社会重要的支柱之一。如果宗教信仰是统一的，那么人类将是幸福的。

对于异教徒来说，他们似乎从来不曾为信仰和见解的不同而陷于纷争。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宗教虽有典仪却缺乏理论吧。只要想想他们的教长都是浪漫的诗人，你就可以理解他们的宗教到底是什么了。但是我们的上帝却是一位“忌妒”之神，因此他既不允许有不纯的信念，也不允许奉祀异教的神灵。但是，究竟如何才能使信仰保持一致，这个问题值得深究一下。

保持信仰一致的意义有两方面，一是与教会内部的人有关，一是与教会外部的人有关。对前者来说，异教与其信徒是玷污圣灵的，是一切道德败坏中的最恶者。正如由人体伤口进入的异物导致腐烂一样，精神上的腐败也会由此而来。

所以，散布对于信仰的各种不同见解，更能导致宗教的分裂。这犹如有人呼唤——看哪，基督正在旷野之中！而另一些人也在呼唤——看哪，基督正在圣坛之上！那么让我们究竟追随谁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好的办法恐怕只有一个，这就是基督自身说过的那句名言：“你们既不要出去，也都不要相信！”

圣保罗（他的使命是要感召那些无信仰者）曾说：“如果一个异教徒听到你们这些各说各话的教义，他恐怕只会认为这里有一群疯子。”对于本来就无信仰的无神论者，看到宗教之中的这种矛盾冲突，更会使他们远离圣殿，而高踞于“亵渎者”的座位之上了。

从前有一位幽默家虚拟了一套丛书，其中有一本叫“异端教派的摩尔舞”。也许有读者会认为，在谈论如此重大问题时援引此例未免不恭。然而它所嘲弄的却正是异端攻讦者的可笑嘴脸。

信仰的一致会给教徒带来和平。而和平就是幸福，和平树立信仰，和平培养博爱。这样，以前浪费于写争论文章的精力，现在就可以转移到写信仰和诚实忏悔的论文上了。

至于如何使信仰一致，这也很重要。有两种极端的看法。对某些激烈分子而言，所有的调和与妥协都是可憎的。正如《旧约》中所说：“和平不和平与你何干？使者你转回身去吧！”这一派人是只要宗派不要和平的。与此相反的做法是，有些教派一味追求妥协折中，甚至不顾信仰的基本原则。这两种极端的态度都是应当避免的。协调信仰的最好原则就是：

——“凡是不帮助我们的，就是反对我们。”（凡不是我们朋友的，就是我们的敌人）

——“凡是不反对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凡不是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

换句话说，只要在信仰的大前提上没有分歧，那些观点、教义和解释上的差别，就可以求大同存小异，而不应为之煽动分裂。

在这里我还略有一点小小的见解。

大家应注意，使宗教信仰分裂的原因，往往是两种性质的争论。

一种是所争论的论点本来分歧不大，只是由于争论的态度激发了仇恨。圣奥古斯丁曾这样说过：“基督的服装是天衣无缝的，但是教会的衣服却有许多种颜色。”因此他又说：“可以让衣袍有多种色彩，但是却不能将它撕裂。”这就是说，和谐统一与专制划一并非一回事。

另一种争论本来是关于本质问题的，但愈争到后来，却愈陷于诡辩。一个有学识的人，时常会遇到一些无知浅学之辈提出某种表面的异议。他理解他们，因为他们的意思在实质上和他并无分歧，虽然他们由于误解和浅见而在攻讦他。人对人尚能如此，那么全知全能的上帝，难道还不能超越世俗教徒那些表面的纷争，而洞悉他们信仰的实质吗？所以对此类争论，圣保罗曾这样警告我们：“不要滥用新奇的名词，制造似是而非的新学问。”

但事实却是，某些人专喜欢那些新鲜的名词术语，不是让意义支配词藻，而是让词藻支配意义。

信仰的一致，还有两种虚假的情况。

一种是以盲从的愚昧为基础，比如在黑暗之中，所有的猫看起来都是灰色的。

另一种是全盘吸收本质上互相矛盾的一切观念和理论。结果将真理与谬误搅在一起，就像听任铜像的盔甲上沾满污泥一样。

我们要注意真正的信仰一致，应当有利于巩固人类之间的博爱和社会的组织。基督徒手中握着两柄剑——一柄用于灵魂问题，一柄用于尘世问题。这两柄剑应该各有其用。但是，千万不要操起那另一把剑——这就是穆罕默德的剑。我讲话的意思，就是绝不能以武力、流血和屠杀来强制地推行一种信仰。当然，这并不包括诸如用宗教信仰煽动武装叛乱那样的情况。

若试图以武力统一信仰，那是违背天意的，这是用上帝的一种训谕去否定另一种训谕。要知道，上帝认为人类不仅是基督徒，而且首先应该是人。所以当罗马诗人卢克莱修看到阿伽门农王用亲生女儿向女神献祭时，他叹息说：“宗教信仰竟能使人犯下如此的罪恶！”

但如果他能看到法兰西1572年8月23日巴托罗缪节之夜的异教徒大屠杀，以及1605年11月5日信徒福克斯谋杀英王和议员的阴谋，他就会更有理由发出这种感叹，并且更坚决地反对宗教和主张无神论了！

所以尘世之剑，最好不要为宗教信仰问题而挥舞！而如果把宗教之剑交给庸众去操持，就更荒谬可怕了！这种做法只有魔鬼和那些“再受洗派”的狂热迷信分子才会采用。

魔鬼说：“我要升临天堂与上帝并驾齐驱。”这固然是肆无忌惮的渎神言论，但是，如果让上帝化为人身，并让他说“我将降临人间与魔鬼一样可怖”，那不是更肆无忌惮的渎神之举吗？！但是，如果以宗教的名义谋杀君王、屠宰人民，颠覆国家和政府，把圣灵的徽识由鸽子变成兀鹰和乌鸦，把普度众生的慈航变做凶残的海盗之船，其所作所为不正是这种渎神之举吗？

因此，对于一切以宗教和信仰名义进行煽动的暴力行为，以及一切为这种行为辩护的邪说，君王们都应当用他们的法律和剑，学者们也都应当以他们的笔——犹如天使挥动夺魂的金杖，最无情地将其投畀豺虎，投诸地狱！在一切关于宗教的理论中，最高明者无过于使徒圣雅各的这句话：“愤怒的情感并不能体现上帝的正义！”

还有一位古代神学家也说过同样坦率的话：“凡施压强制别人信仰的人，肯定具有本身的目的和私利！”

这些话实在意味深长，引人深思呵！

论复仇

复仇是一种原始的公道。人的天性愈是趋向它，法律和文明就愈应当剪除它。因为一种罪行只是触犯了法律，而私刑却公然取消了法律。

其实，报复只能使你与冒犯你的人扯平。然而，如果有度量宽谅别人的冒犯，就使你比冒犯者高明。这种大度是君子之道。据说，所罗门曾说：“以德报怨是一种光荣。”过去的事情毕竟过去了，是不能再挽回的。智者总是着眼于现在和未来，念念不忘旧怨只能使人枉费心力。何况为作恶而作恶的人是没有的，作恶都无非是为了利己自私罢了。既然如此，又何必为别人爱自身超过爱我们而发怒呢？即使有人作恶是因为他生性险恶，这种人也不过像荆棘而已。荆棘刺人乃是因为它本性如此啊！

假如由于法律无法追究一件罪行，而不得已自行复仇，那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也要注意，你的报复要避免违法，最好是能逃脱惩罚。否则你将使你的仇人占两次便宜：一次是他冒犯你时，一次是你因报复他而被惩罚时。

有人乐于采用光明正大的方式报复敌人，这是可赞佩的。因为复仇的动机不仅是为了让对方受苦，更是为了让他悔罪。但有些卑劣的懦夫却专搞阴谋诡计来报复，他们只会暗箭伤人，却又不让人弄清箭从何来。这就未免如同鬼蜮了！

对那种忘恩负义的朋友的报复，似乎是最有理由的。佛罗伦萨大公卡西莫说：“《圣经》上教导我们宽恕仇敌，但却从来没有教导我宽恕背信的朋友。”相比之下，《圣经》中约伯的话却高明得多，他说：“难道我们只能向上帝索取好的而不要坏的吗？”对于朋友，岂非也可以这样提问呢？对于朋友，我们既然承受友谊，也要宽恕其过错。

一个念念不忘旧恶的人，他的伤口将永远难以愈合，尽管那本来还是可以痊愈的。

只有为国家公益而行的复仇才是正义的。例如为恺撒被刺，为波提那克斯和亨利第三之死而复仇那样。然而，为私仇而斤斤计较却是可耻的。念念不忘宿怨而图谋报复的人，所度过的将是一种妖巫般的阴暗生活。他们为此而活着有害于人，为此而死也不利于己。

论逆境

古代诗人曾在他们的神话中描写过：当赫克里斯去解救为人类盗取火种的英雄普罗米修斯的时候，他是坐着一个瓦罐漂渡重洋的。这个故事其实也正是人生的象征：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以血肉之躯的孤舟，横渡波涛翻滚的人生海洋的。

面对幸运所需要的美德是节制，而面对逆境所需要的美德是坚韧，从道德修养而论，后者比前者更为难得。所以，《圣经》之《旧约》把顺境看做神的赐福，而《新约》则把逆境看做神的恩眷。因为上帝只有在逆境中才使人感到更深的恩惠和更直接的启示。

如果你聆听《旧约》诗篇中大卫的竖琴之声，你所听到的并非仅是颂歌，还伴随有同样多的苦难与哀伤。而圣灵对约伯所受苦难的记载远比对所罗门拥有的财富的刻画要动人。

幸福中并非没有忧虑和烦恼，而逆境中也不乏慰藉与希望。

最美好的刺绣，都是以暗淡的背景来衬托明丽的图案，而绝不是以暗淡的花朵镶嵌于明丽的背景之上。让我们从这种美景中汲取启示吧。

人的美德犹如名贵的檀木，只有在烈火的焚烧中才会散发出最浓郁的芳香。正如恶劣的品质会在幸福的边缘中被显露一样，最美好的品质也正是在逆境中释放出光辉的。

论韬晦

韬光养晦，是弱者处于劣势时需要的智慧和策略。而强者无须掩饰自己，在现实面前，直言不讳。在政治中，韬晦是一种防御性的自全之术。

塔西佗曾说：“里维娅兼有她丈夫的机敏和她儿子的深藏不露。她的机智来自奥古斯都·恺撒，同时又拥有了提比留斯的深沉。”塔西佗又说，当莫西努斯建议菲斯帕斯进攻维特里乌时，他这样说：“我们所面对的敌人，既不具有奥古斯都明察秋毫的智慧，也不具有提比留斯含而不露的深沉。”

这些话都区分了谋略与韬晦两种素质的不同。对此二者，的确是应当认真辨别的。

一个人必须有深刻的洞察力，才能适时判断什么事应当公开做，什么事应当秘密做，以及什么事应当若明若暗地做，并深刻地了解这一切的分寸和界限（这实际上就是塔西佗所谓的那种政治艺术），对他来说，一定深知以退为进的韬晦之术。

一个人如果不具有这种明智的判断力，又将自己掩饰得过分，以至在应该讲话时也畏畏缩缩，这就暴露了他的软弱。

君子坦荡荡。强者往往具有光明磊落的精神，以及能谋善断的作风。他们就像那种训练有素的马匹，善于识别何时可以速行，何时应当转弯。既能恰到好处地运用坦率，又懂得在何时必须沉默。而即使他们因不得已而韬晦，也会由于人们对他一贯的信任而不易被识破。

韬晦之术亦分为上中下3策。

上策就是沉默。沉默使别人无法得到一丝探悉秘密的机会。

中策是施放烟幕，转移注意。也就是说，适当暴露事情中真实的某一方面，目的却是为了掩盖真相中更重要的那部分。

下策是散布谎言。即故意设置假相，掩盖真相。

关于第一点，经验表明，善于沉默者，常常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这被称作具有牧师的美德。守秘密的牧师肯定有更多的机会听到人类的忏悔。有谁会乐于对一个多嘴多舌的人敞开心扉披露隐私呢？

正如真空能吸收空气一样，沉默者能引来很多人深藏于内心的隐曲。人性使人只愿意把话倾诉给一个他认为能保守秘密的人听，以求减轻自己心灵的负担。因此，善于沉默是获得他人隐秘的最佳手段。

另一方面，赤裸裸的暴露总是令人害羞的（无论在肉体上或精神上）。一个善于沉默的人，则显得更加具有尊严。所以说，善于沉默也是一种修养。我们可以发现，那些饶舌者都是些空虚可厌的人物。他们不但议论知道的事情，而且议论他们所不了解的事情。还应当注意，沉默之术不仅表现为节制语言，而且应当控制表情。通常在观察人的时候，最微妙的显露内心之处，莫过于观察他的嘴部线条。表情是显露内心的敌人，其引人注意和取得信任的力量有时甚至超过语言。

再说第二点，掩饰和伪装有时是必要的。尤其在一个人对某事知情，却又不得不保持沉默的时候。对一个知情者，关心的人一定会提出各种问题，诱使他开口。即使他保持沉默，聪明人也能从这种沉默中窥视到某些迹象。所以说些模棱两可之词，有时正是为了隐藏真相而不得不披的一件外衣。

至于谈到第三点，即作伪或说谎，我认为，即使它可能发挥某种作用，但其恶果终究会远远超过其益处的。一个骗子绝不是一个高明的人，而是邪恶的人。一个人初起说谎也许只是为了掩饰事情的某一点，但后来他就不得不说更多的谎，以便掩饰与那一点相关连的一切。虽然作伪有3点好处：第一可以迷惑对手，麻痹敌人。第二可以给自己留有余地，掩护退却。第三可以用谎言为诱饵，探悉对方的意图。所以西班牙人有一句成语：抛出一种假的意向，换取一种真的实情。

但作伪有3种害处不得不说：第一，说谎者永远是不堪一击的，因为他不得不随时提防被揭露。第二，伪装将使朋友也产生迷惑，从而失去合作者。第三，这也是最根本的害处，就是作伪将使人失去人格，从而毁掉人们对他的信任。

因此，比较明智的做法，就是努力建树真诚坦荡的形象，妥善地运用韬晦之术。不在万不得已之时，不要行欺诈之术。

论家庭

在子女面前，父母不得不隐藏他们的各种快乐、烦恼与恐惧。他们的快乐无须多言，而他们的烦恼与恐惧则根本不能说。子女使他们的劳苦变甜，也使他们的不幸更苦。子女增加了他们生活的负担，却减轻了他们对死亡的忧惧。

虽然动物也能传宗接代，繁衍不息；但只有人类才能拥有荣誉、功德和持续不断的伟大工作。然而，为什么有的人没有留下后代却留下了流芳百世的功业？因为他们虽然未能复制一种肉体，却全力以赴地复制了一种精神。其实这种无后继的人是最关心后事的人。创业者对子女期望最大，因为子女不但是他们族类的继承者，又是所创事业的一部分。

作为父母，特别是母亲，对子女常常会有不合理的偏爱。所罗门曾告诫人们：“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使母亲蒙羞。”在家庭中，最大或最小的孩子都可能得到偏爱。惟有居中的子女容易被忘却，但他们却往往是最有出息的。

在子女小时不应对他们过于苛吝。否则会使他们变得卑贱，投机取巧，甚至堕入歧途，即使以后有了财富也不会正当利用。聪明的父母在对子女管理上应当是严格的，而在金钱上则不妨略为宽松，这常常是有好效果的。

作为成年人，绝不应在一家的弟兄之间挑动战争，以至积隙成仇，致使兄弟之间直到成年，依然不和。

意大利的风俗是对子女和侄甥一视同仁，亲密无间。这是很可取的。而且这种风俗很合于自然的血统关系。其实许多侄子都会更像他的某位叔、伯。

在子女尚小时，父母就应当考虑他们将来的职业方向并加以培养，因为这时的他们最易塑造。但需要注意的是，并非孩子小时所喜欢的，都是他们终生所愿从事的。如果孩子确有某种超群的天才，那当然应该扶植发展。但一般情况，下面这句格言是很有用的：“长期的训练会通过适应化难为易。”还应当注意，子女中得不到遗产继承权的幼子，常常会通过自身奋斗获得良好的发展。而坐享其成者，却很少能成大业。

论婚姻

成了家的人，可以说是对命运之神付出了抵押品。因为家庭难免会拖累事业，使人的许多抱负难以实现。

所以最能为公众献身的人，往往是那种可以冲破家室所累的人。因为只有这种人，才能够把他的全部爱与财产，都奉献给惟一的情人——公众。而那种有家室的人，则只愿把最美好的祝愿保留给自己的后代。

有的人在结婚后仍然愿意继续过独身生活。因为他们不喜欢家庭，把妻子儿女看做是经济上的累赘。有些富人甚至以无子嗣为自豪。也许他们是担心子女会瓜分自己现有的财产吧。

有一种人独身是为了保持自由，以逃避对于家庭所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但这种人，可能会认为腰带和鞋带也是一种束缚呢！

实际上，独身者或许可以成为最好的朋友，最好的主人，最好的仆人，但很难成为最好的公民。因为他们随时可以潜逃，所以差不多一切流窜犯都是无家者。

作为献身宗教的僧侣，是有理由保持独身的。否则他们的慈悲就将先布施于家人而不是供奉于神明了。作为法官与律师，是否独身关系并不大。因为只要他们身边有一个坏的幕僚，其进谗言的能力就足以抵上5个妻子。而作为军人，家庭的荣誉可以激发他们的责任感和勇气，则是一件好事。这一点可以从土耳其的事例中得到证明——那里的风俗不重视婚姻和家庭，结果他们的士兵斗志很差。

对家庭的责任心不仅是对人类的一种约束，也是一种训练。独身的人，用起钱来往往很挥霍，但实际上心肠是很硬的，因为他们不懂得怎样去爱别人。

一种好的风俗，能教化出对感情坚贞严肃的男子汉，例如像尤利西斯那样，他曾抵制了美丽女神的诱惑，而保持了对妻子的忠贞。

一个独身的女人常常是骄横的，因为她的目的是为了显示，她的贞节似乎是自愿保持的。

如果一个女人为丈夫的聪明优秀而自豪，那么这就是使她忠贞不渝的最好保证。但如果一个女人发现她的丈夫是妒忌多疑的，那么她绝不会认为他是聪明的。

在人生中，妻子是青年时代的情人，中年时代的伴侣，暮年时代的守护。所以在人的一生中，只要有合适的选择对象，任何时候结婚都是有理由的。

但有一位古代哲人，对于人应当在何时结婚这个问题曾这样说：“年纪少时还不应当，年纪大时已不必要。”

美满的婚姻是很难遇到的。常常可见许多不出色的丈夫却有一位美丽的妻子。莫非是因为这种丈夫由于具有不太多的优点，反而使他的优点更值得被珍视吗？还是因为伴随这种丈夫，可以考验一个妇人的忍耐精神呢？如果这种婚姻出自一个女人自愿的选择，甚至是不顾亲友的劝告而选择的，那么就让她自己去品尝这枚果实的滋味吧。

论嫉妒

在人类的各种情欲中，有两种最为惑人心智，那就是爱情与嫉妒。这两种感情都能激发出强烈的欲望，创造出各种虚幻的意象，足以蛊惑人的心灵——如果真有巫蛊这种事的话。

我们知道在《圣经》中“嫉妒”被叫做一种“凶眼”，而占星术士则把它称做一颗“灾星”。这就是说，嫉妒能把凶险和灾难投射到它的眼光所注目的地方。不仅如此，还有人认为，嫉妒之毒眼伤人最狠之时，正是那被嫉妒之人最为春风得意之时。一方面是由于这种情况会促使嫉妒之心更加锐利；另一方面则由于在这种情况下，被嫉妒者最容易受到打击。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哪些人容易嫉妒，哪些人容易招来嫉妒，以及哪种嫉妒属于公妒，公妒与私妒有何不同之处。

无德者必会嫉妒有德之人。因为人的心灵如若不能从自身的优点中取得养料，就必定要找别人的缺点作为养料。而嫉妒者往往是自己没有优点，又看不到别人优点的，因此他只能用败坏别人幸福的办法来安慰自己。当一个人自身缺乏某种美德的时候，他就一定会设法贬低别人的这种美德，以求实现两者的平衡。

嫉妒者必定是好打听闲话的。他们之所以特别关心别人，并非因为事情与他们的切身利害有关，而是希望通过发现别人的不幸，来使自己得到一种赏心悦目的愉快。

其实每一个埋头于自己事业的人，都是没有功夫去嫉妒别人的。因为嫉妒如同一种四处游荡的情欲，能享有他的只能是闲人。所以古话说：“多管别人闲事必定没安好心。”

一个后起之秀是容易招人嫉妒的，尤其是那些贵族元老的嫉妒，因为他们之间的距离改变了。别人的上升往往会造成一种错觉，使人觉得自己仿佛被降低了。

那种具有无法克服的缺陷的人——如残疾人、宦官、老年人或私生子，是容易嫉妒别人的。由于自己的缺陷无法弥补，因此需要损伤别人来求得心灵的宽慰。惟有当这种缺陷是落在一个具有伟大品格的人身上时，才不会如此。那种品格能够让缺陷转化为光荣。担负着残疾的耻辱，去完成一件大事业，使人们更加为之惊叹。像历史上的纳西斯、阿盖西劳斯和铁木尔就曾如此。

经历过巨大的灾祸和磨难的人，也容易产生嫉妒。因为这种人会把别人的失败，看做是对自己过去痛苦经历的抵偿。

虚荣心甚强的人，假如他看到别人在某种事业中总是强过自己，他也会为此而产生嫉妒的。例如自己很喜爱艺术的阿提安皇帝，就非常嫉妒诗人、画家和艺术家，因为他们居然在这些方面超过了他。

最普遍的，在同事之间当有人被提升的时候，也容易引起嫉妒。因为如果别人由于某种优秀表现而得到提升，就等于映衬出了其他人在这些方面的无能，从而就会刺伤他们。而且，彼此越了解，这种嫉妒心将越强。一个人可以允许陌生人的发迹，却不能容忍一个身边人的上升。所以该隐仅仅是由于嫉妒就杀死了他的亲兄弟亚伯。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哪些人能够避免嫉妒。

我们已懂得，嫉妒的来源是自我与别人的比较，如果没有比较就没有嫉妒。所以皇帝通常是不会被人嫉妒的，除非对方也是皇帝。一个具有崇高美德的人，他的美德愈多，别人对他的嫉妒将愈少。因为他们的幸福来自于他们的苦功。它是应得的。

因此，出身于微贱的人一旦显达必会受人嫉妒，直到人们习惯了他的这种新地位为止。而一个富家的公子也将招人嫉妒，因为他并没有付出血汗，却能坐享其成。

反之，世袭贵胄的称号却不容易被嫉妒，因为他们优越的谱系已被世人所承认。同样，一个循序渐进高升的人，也不会招来嫉妒，因为这种提升会被人们看作是自然的。

那种饱经艰难之后才获得的幸福是不太招人嫉妒的。因为人们看到这种幸福是如此的来之不易，甚至会对此产生同情——而同情心则是医治嫉妒的一味良药。所以一些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当他们处于高高在上的地位时，总是在向人们诉苦，吟唱着一首“正在活受罪”的咏叹调。其实他们未必真的如此受苦，这只是钝化别人嫉妒锋芒的一种策略罢了。

但是，只有当这种人的负担不是自己招揽上身时，这种诉苦才会真正被人同情。否则，没有比一个一心往上爬而四处招揽事做的人更招人嫉恨的了。

此外，对于一个大人物来说，如果他能利用自己优越的地位，来保护他下属们的利益，那么这也等于是筑起了一座防止嫉妒的有效堤坝。

应当注意的是，那种骄傲自大的人物是最易招来嫉妒的。这种人总想尽一切办法来显示自己的优越：或者大肆铺张地炫耀，或者力图压倒一切竞争者。其实真正聪明的人倒宁愿给人类的嫉妒心留上点余地，有意让别人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占自己的上风。

然而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对于享有某种优越地位的人来说，与其狡诈地掩饰，莫如坦率诚恳地放开（只是千万不要表现出骄矜与浮夸），这样招来的嫉妒会小一些；否则对于前一种人，人们就会认为他是没有价值的因而不配享受那种幸福，他们的作假简直就是在教唆别人来嫉妒自己。

让我们归纳一下已经说过的吧。我们在开始时说过，嫉妒有点接近于巫术，是蛊惑人心的。那么要防止嫉妒，也就不妨采用点巫术，就是把那容易招来嫉妒的妖气转移到别人身上。正是由于懂得这一点，所以有许多明智的大人物，凡有抛头露面可以出风头的事情，都会推出别人作为替身去登台表演，而自己则宁愿躲在幕后操纵。这样一来，群众的嫉妒就落在别人身上了。事实上，愿意扮演这种替人出风头角色的傻瓜是不会少的。

让我们再来谈谈什么是公妒。

公众的嫉妒比起个人的嫉妒多少有点价值。公妒对于大人物来说，正如古希腊时代的流放惩罚一样，是强迫他们收敛与节制的一种办法。

所谓“公妒”，其实也是一种公愤。它是一个国家具有严重危险性的一种疾病。人民一旦对他们的执政者产生了这种公愤，那么即使最好的政策也将被视为恶臭，受到唾弃。所以丧失了民心的统治者不管怎样做好事，也不会得到群众的拥护。因为人民将把这更看做一种怯懦，一种对公愤的畏惧——其结果将是，你越怕它，它就越要找上门来。

这种公妒或公愤，有时只是针对某位执政者，而不是针对一种政治体制的。但是请记住这样一条定律：如果这种民众的公愤已经扩展到几乎所有的大臣身上，那么这个国家体制就必定将面临倾覆了。

最后再做一点总结吧。在人类的一切情欲中，嫉妒恐怕要算是最顽强、最持久的了。所以古人曾说过：“嫉妒是不懂休息的。”同时还有人观察过，与其他感情相比，只有爱情与嫉妒最能令人消瘦。这是因为没有什么能比爱与妒更具有持久的消耗力。但嫉妒毕竟是一种卑劣下贱的情欲，因此它是一种属于恶魔的素质。《圣经》曾告诉我们，魔鬼所以要趁着黑夜到麦地里去种上稗子，就是因为他嫉妒别人的丰收呵！的确，犹如毁掉麦子一样，嫉妒这恶魔总是在暗地里，悄悄地去毁掉人间一切美好的东西！

论爱情

舞台上的爱情，要比人生中的爱情更具有欣赏价值。因为在舞台上，爱情既是喜剧也是悲剧，而在人生中，爱情常常会招致不幸。它有时像那位诱惑人的魔女，有时又像那位复仇的女神。

你可以看到，一切真正伟大的人物（无论是古人、今人，只要是其英名永铭于人类记忆中的），没有一个是因爱情而发狂的人。这说明伟大的精神和伟大的事业可以摒除过度的激情。然而罗马的安东尼和克劳底亚却是例外。前者本性就好色荒淫，后者却是一个严肃明哲的人。这说明爱情不仅会占领没有城府的胸怀，有时也能闯入壁垒森严的心灵——假如守御不严的话。

埃辟克拉斯曾说过一句笨话：“人生不过是一座大舞台。”一个本该秉承天意、追求高尚目标的人，却一事不做而只拜倒在一个小小的偶像面前，成为自己感官的奴隶——虽然还不是口腹之欲的奴隶（那简直与禽兽无异了），即娱目色相的奴隶。而上帝赐人以眼睛本来是有更高尚的用途的。

过度的爱情，必然会夸张对象的性质和价值。例如，只有在爱情中才需要那种浮夸谄媚的词令。而在其他场合，这样的词令只会招人耻笑。古人有一句名言：“最大的奉承，人总是留给自己。”——只有对情人的奉承要算例外。因为即使最骄傲的人，也甘愿在情人面前自轻自贱。所以古人说得好：“人在爱情中不会聪明。”情人的这种弱点不仅在外人眼中是明显的，就连在被爱者的眼中也会很明显——除非她（他）也同样爱他（她）。所以，爱情的代价就是如此，如果不能得到回爱，就会得到一种深藏于心的轻蔑，这是一条永真的定律。由此可见，人们应当十分警惕这种感情。因为它不但会使人丧失其他的东西，而且可以使人丧失自己本身。

至于其他方面的损失，古诗人荷马早就告诉我们了，那追求海伦的巴立斯王子竟拒绝了天后朱诺（财富女神）和密纳发（智慧女神）的礼物。也就是说，溺身于情的人，是甘愿放弃一切财富和智慧的。

当人心最软弱的时候，爱情最容易入侵，也就是当人春风得意、忘乎所以和处境窘困、孤独凄零的时候，虽然在后一情境中不易得到爱情。人在这时最急于跳入爱情的火焰中。由此可见，“爱情”实在是“愚蠢”的儿子。但有一些人即使心中有了爱，仍能约束它，使它不至妨碍重大的事业。因为爱情一旦干扰到事业，就会阻碍人坚定地奔向既定的目标。

我不懂是什么缘故，使许多军人更容易堕入情网，也许这正像他们嗜爱饮酒一样，或许危险的生活更需要欢乐的补偿。

人心中可能潜伏有一种博爱倾向，若不集中于某个专一的对象，就必然施之于更广泛的大众，使他成为仁善的人，像僧侣那样。

夫妻的爱，可以使人类繁衍；朋友的爱，致人以完善；但那荒淫纵欲的爱，却只会使人堕落毁灭！

论权位

身处高位者是三重意义上的臣仆——君主和国家的臣仆、名誉地位的臣仆以及事业的臣仆。因此，他们也没有自由——言行的自由和支配时间的自由。

为谋得高位或凌驾他人之上的人，宁可以失去自由为代价。人性的这种欲望真是不可思议！何况取得权势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在这条路上人要忍受许多痛苦，然而得到的却未必不是更深的痛苦。

为了取得权势，人们常常会不择手段。但即使身居高位也往往坐不安稳，一旦倒台便是身败名裂。这的确是一件可悲的事。正如古语所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然而，识时务者又有几人？在宦海激流中，人们常常是在应该退时不肯退，想要退时已退不成。

但是，人性偏偏迷恋于权势。也许因为默默无闻的寂寞是难挨的。正如那些老人，尽管已届风烛残年，却仍然闲坐在热闹的街口，彼此追忆往昔的尊荣。

有趣的是，身处权位的人只能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确认自己是否幸福。而如果根据自身的感觉来判断，就很难找到答案。他们能自我宽慰的，只是别人对自己的羡慕和模仿，这使他们得到骄傲和荣誉。尽管他们的内心中也许恰恰与此相反。他们会时时感到忧虑，因为只有在结局到来时他们才能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身居权位的人，往往没有时间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塞涅卡说：“尽管名满天下，自己却一无所知，这样死去是不幸的。”有权势者，既能行善也能作恶，不过作恶会受到舆论的谴责，所以最好还是不做。行善的意向是值得嘉许的，但只单纯停留在好的意向上，虽然上帝可以接受，对于人类来说还不如一场梦。许多有利于人类的好事，要办成都需要借助于权势的力量。

成功与美德是衡量人生事业的两种尺度。同时具备这两者的人，应该是幸福的。所以，当他行事时，即使面对上帝也不会感到亏心，如此方能获得灵魂的“安宁”。正如《圣经》所说：“直到上帝看到他所创造的一切都很好，才在第七日停止工作，放心地休息了。”身处权位者，应该以此为自己工作的榜样。此外，还应从过去那些不称职者身上吸取反面的教训。当然，这并不是为了贬低他人，而是为了避免重蹈他人的旧辙。同样，如果有所兴革，也不是为了诋毁历史，而是为了为后人开创更好的先例。

掌权者应当研究历史，尤其要注意分析好的事物是什么时候蜕化和怎样蜕化的。同时还应当了解这个时代与历史的不同特点。对于历史，应当寻找其中最优秀的东西。而对于现代，则应当寻找当前最切用的东西。应当力求使自己的行动有规律性，使人们能有所遵循。绝对不要过于自信和自负。当需要变更成规时，则应该把这样做的理由向公众解释清楚。

掌权者享有特殊的权利，这是应该的。但对于这种特权，与其炫耀，不如默享，更不应当滥用这种特权，同时，也必须照顾下属们的权益。对下属的事情，只需做原则性的指导，而不必事事插手。

要善于接受并寻求对你有益的忠告和建议，不要把那些“好管闲事”的热心人拒之门外。

掌权者最易犯的过错有4点：延误、受贿、蛮横和被欺惑。避免延误的办法是：信守时间，当断则断，不要把必须做的事积压起来。矫治贿赂的恶习，除了杜绝下属接受不义之财外，也绝不给那些行贿者恩惠和利益。不仅不能受贿，而且不能给人留下你可以用财物收买的任何疑点。要设法使人知道你不仅反对受贿，而且憎恨行贿者。如果对某件先前已决定的事情，突然无明显理由地改变原则或意图，那么就可能引起主管者因收受了某种贿赂而改变意图的嫌疑。因此，当需要改变一个观点或做法时，一定要把这样做的目的以及改变的原因公布于众。

要注意，一个仆人或一个亲信，由于与有权势者的密切关系，常常可以成为通向贪污受贿的秘密渠道。

至于蛮横，比严厉更糟，要知道严厉能产生敬畏，而蛮横却只能招致怨恨。身处高位者最好不要轻易责骂下属，如果非责备不可，态度也要庄重严肃，绝不可以用讥讽的口气。

至于被欺惑，要比受贿赂的危害更大。因为贿赂只是偶然发生的，而一个掌权者如果易于受欺惑，那么，他就只会永远不自觉地照别人的意志办事。

所罗门曾说：“讲私情没有好处。它使人为了得到一块面包而破坏法律。”还有一句古话说得好，“地位展示性格”。这就是说，在高位上的表现将使一个人的品格暴露无遗。这句话相当有道理。

塔西佗曾批评卡尔巴说：“假使他不曾成为帝王，大家或许会相信他有雄才大略，有能力治理国家。”而对于菲斯帕斯他却说：“掌权以后使他的人格得到增进。”第一句话批评卡尔巴的失败，后一句话则赞许了菲斯帕斯的修养。地位愈高修养愈增，这是具有优质品格的最好证明。因为荣誉只应该来自于美德。但世人往往在其未得志的时候，尚能具有某些美德，而一旦有了权势，就丧失了这种美德。这正如在自然界中物体的运动一样，在启动时很迅速，而在行进中却缓慢下来了。

取得权势的路是不平坦的。在这条道路的外端，参加某一政派是必要的。一旦你达到相当地位后，就应该退出派争寻找平衡。当权者对前任的荣誉要珍视和公正，否则当你引退时，人们也会用同样的办法来报复你。

对于前后左右的共事者，应当相互关照。宁可在他们不想会见时会见他们，也不要在他们想求见时拒绝他们。在谈话中以及答复下属的问题时，不如忘记自己是一个地位高的人，切不可念念不忘自己的高位而摆出一副官僚架子。应该使人对你有这样一种印象：“他在生活中是平凡的，在职务中却是超众的。”

论勇敢

有人曾问希腊雄辩家德摩斯梯尼：“什么是一个演说家最重要的才能？”他回答说：“表情。”又问：“其次呢？”“表情。”“再其次呢？”“还是表情。”这个故事也许人人耳熟能详，但还是发人深省。

德摩斯梯尼是个演说家，但对于他所如此推重的才能——表情，却未必擅长。但他为什么把“表情”看得这样高，以至压倒了其他一切，如吐字明快、语言独创等特点呢？乍看起来似乎很怪，但只要深思一下就会悟出其中的道理。人类的本性往往是愚昧多于才智，而做作的表演则比较容易打动庸众的心，这正是利用了人性的愚蠢。

与此很相似，如果问：在政治中最重要的才能是什么？回答将是：第一，大胆；第二，大胆；第三，还是大胆。尽管大胆常常是无知与狂妄的产儿，但却总能迷惑并左右世上许多愚人。甚至于这种狂妄的盲勇有时还能唬住某些智者——尤其是当他们意志不够强的时候。

在民主制度下，政治上的大胆能创造奇迹，但在专制或君主制度下，就很难发挥作用。盲目的勇气是不可信赖的，它总是在不知其后果可畏时最强，否则就消失了。在政治上有这样一批江湖术士，他们给人治病靠的不是学识而是侥幸。这种人办事往往模仿穆罕默德呼叫大山的做法。穆罕默德曾当众宣布他能把一座山召唤到面前，人们闻言纷纷赶来。他对那座山发了一次又一次命令，山却依然屹立不动。结果穆罕默德只好说：“既然山不肯到穆罕默德这里来，那么就只好让穆罕默德到山那里去了！”同样，那些政治上的江湖术士们，当他们大胆预言的奇迹破产时，大概也会采用这种厚脸皮的办法。

有饱经世事的人，会把这种无知的大胆者看做笑柄。其实，既然荒谬就是可笑，那么无畏无忌的狂妄者，很少有能避免荒谬的。最可笑的事莫过于一个吹牛皮的狂人被拆穿了。这种人不懂得，一件事即使很有把握，也要留下一点进退的余地才好。这种人办事，就好比棋的僵局，即使没有输，也无法再走下去了。我们要注意，勇敢常常是盲目的，因而它看不见隐伏在暗中的危险与困难。有勇无谋者不宜担任决策的首脑，但却可以作实施的干将。因为在策划一件大事时必须能预见艰险，而在实行中却必须无视艰险，除非它是毁灭性的。

论善良

我个人认为善良的定义就是有利于人类。这也是古希腊人所谓“仁”，或者“人道精神”，但意义还要更深一些。

善良，不仅是一种慈善的行为。前者反映本质，后者则只是现象。善良，是人类的一切精神和道德品格中最伟大的一种。因为上帝本身就是“善良”。如果人不具有这种品格，他就只配做卑贱的鼠辈，既可憎又可怜。这种行善的品格也许有时会看错对象，但却永远不会过分。过分的权势欲曾使撒旦堕落成魔鬼，过分的求知欲也曾使人类的祖先失去乐园。但惟有善良的品格，无论对于神或人，都永远不会成为过分的东西。

善良的倾向是人性所固有的，即使这种仁爱之心不施于人，也会施之于其他生物的。例如土耳其人虽然是一个野蛮的民族，但他们对狗和鸟等动物却很仁善。据伯斯贝斯的记述，有一个欧洲人在君士坦丁堡，由于戏弄一只鸟，险些被当地人用石块打死。

但人性中这种仁善的倾向，有时也会犯错误。所以意大利有句嘲讽话：“过分善良，就是傻瓜。”马基雅弗利曾写道：“基督教的教义使人成为软弱的羔羊，以供那些暴君享用。”他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确实没有任何其他法律、宗教或学说，比基督教更能鼓励对人类的博爱了。为了不做滥施仁爱的傻子，我们就应该注意，不要受某些人的假面具和私欲的欺弄，而变得容易轻信和软心肠。轻信和软心肠是诱使老实人上当的鱼饵。比如我们绝不应该把一颗珍珠赠给伊索那只公鸡——因为它本来只配得到一颗麦粒。《圣经》中曾说：“天父使太阳照好人，也同样照坏人。降雨给行善的，也给作恶的。”但上帝绝不会把财富、荣誉和才能对人平均分配。一般的福利可以人人均沾，而特殊的荣耀就必须有所选择。另外要小心，我们在做好事时，不要先毁了自己。神告诉我们：要像别人爱你那样爱别人。——“去卖掉你所有的财产，赠给穷人，把财富积存在天上，然后跟我来。”除非你已决意要跟神一道走，否则还是不要把你的一切都卖掉，否则你就等于以微泉去灌溉大河。微泉很快就会干涸，而大河却未必能增加许多。所以人心固然应该善良，而行善却不能仅凭感情，还要靠理智的指引。

人性中既有天然向善的倾向，也有生来向恶的倾向。那种虚荣、急躁、固执的性格还不是最坏的。最恶的乃是嫉妒他人以至对其加以祸害。有一种人专靠落井下石，给别人制造灾祸来谋生——他们简直还不如《圣经》里那条以舔疮为生的恶狗，倒更像那种吸吮死尸汁液的苍蝇。这种“憎厌人类者”与雅典的泰门正好相反——虽然他们的院子里并没有一棵能供他人使用的树，却也要引诱别人去上吊。不过，这种人倒是做政客的材料，他们犹如弯曲的木头，可以造船，却不能做栋梁。因为船是注定要在海中颠簸的，而栋梁却必须是能立定脚跟的。

善的天性有很多特征。我们可以由此去认识一个善人。如果一个人对外邦人也能温和有礼，那么他就可以被称为“世界的公民”——他的内心与五洲四海是相通的。如果他对其他人的痛苦不幸有同情之心，那他的心必定十分美好，犹如那能流出汁液为人治疗伤痛的珍贵树木——宁可自己受伤害也要帮助别人。如果他能原谅宽容别人的冒犯，就证明他的心灵是超越于一切伤害之上的。如果他并不轻视别人对他的微小帮助，那就证明他更重视的是人的心灵而不是钱财。最后，如果一个人竟能做到像《圣经》中的圣保罗那样，肯为了兄弟们的得救而甘于忍受神的诅咒——甚至不怕被逐出天国，那么他就已经超越了凡世，而具有主耶稣的品格了。

论贵族

关于这个论题，我想从两方面讨论。（1）关于贵族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2）关于贵族的特质。

首先，在君主制度下如果没有贵族阶级的存在，那么这个国家就只能成为独裁专制的帝国——像东方的土耳其那样。因为贵族的存在可以牵制帝王的权力。贵族可以控制部分人民，是在一定程度上，分减了帝王的权势。但是在民主制度下，贵族就失去了他存在的必要性了。没有贵族阶级存在，将使民主制度更易保持稳定。因为在民主制度下，人们所重视的不是血统与门第，而是学识和能力。例如在瑞士，尽管在宗教派别和地域方面存在很大差别，但他们的共和国却很巩固。原因就在于他们重视的是人的能力，而不去理会人的门第、等级和出身。荷兰的共和制度也很有效，由于他们实行平等主义的原则，公民权利平等，因此人人奉公守法，并自觉承担纳税的义务。强大的贵族等级虽然可以加强国威，但也会削减君主的权势。平民或许可以因此获得高攀贵族等级的刺激，但更多的是在承受着来自贵族的压力。此外，贵族那种骄奢淫逸的生活，也完全是依靠榨取平民的血汗来维持的。所以贵族人数过多的国家，必定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而贵族之家凡谱系悠久的，终究会家道衰落，结果在贵族的贫困与尊荣之间，就会形成很不和谐的对比。

至于贵族的个人品格——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形容。当我们看到一座风雨中屹立不动的古堡，或一株历经风霜依然根深叶茂的伟木之时，谁都免不了会肃然起敬。同样地，如果看到一个饱经历史沧桑而依然兴盛不衰的世家，其崇敬之情当然也不会低于此二者。新贵之家所依靠的是权力，而宿贵之家依靠的却是威望。第一代贵人在创业时固然有胆魄，但其双手不会太干净。然而，在后代的记忆中保留下的将只有他们的光荣，却不会长久记忆他们的污点。出身显贵者往往好逸恶劳，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会蔑视那些终日辛劳之辈。贵族的品级常常是世代固定的，因而他们会嫉妒那些新生的权贵。但与此相反，世袭贵族却不大会遭到他人嫉妒，因为他们那份荣华富贵是与生俱来的，人们不得不予以承认。所以，君主要优先选择贵族中的精英人物从政，使他们有机会施展其天生的优点。

论叛乱

政治家最善于发现政治风险的预兆。大自然中的风暴必有先兆，而政治动乱到来之前，也必定会有种种征兆，正如俗话所说：“月晕而风，础润则雨。”

所以，诸如诽谤与蔑视法律，煽动叛乱的言论公然流行，还有那些不胫而走的政治谣言，特别是当人们无法辨别其真假，仍然津津乐道的时候——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做预示动乱即将来临的先兆。维吉尔曾这样描写谣言之神，说她属于巨人之家族——从地母对众神的不满中诞生，是巨人家族中最小的姐妹。

从历史上看，谣言确实常常是政治动乱的前奏曲。维吉尔的见解是对的。从煽动叛乱到发起叛乱之间的距离甚小，正如兄弟之于姊妹，阳电之于阴电一样。谣言足以把政府所采取的最良好的意愿、最有益的政策涂抹得面目全非。正如塔西佗所说：“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地得罪人民。”但是这种情形一旦发生，如果以为通过施用严酷的铁腕手段，就能压制住这些谣言，并可以防范或根除叛乱，那真是犯了致命的错误。因为这种举措只可能成为加速叛乱的导火线。从某种意义上说，冷静处置这种谣言，比设法压制可能更有效。还应当分辨塔西佗所说的那种“服从”，即他们表面上看似服从，而实际上却在暗中挑剔政府的法令。争论、挑剔、对来自君主的命令随意批评指责，这种举动往往是走向叛乱的前奏，其结局必然导致无政府状态。尤其爆发全民大辩论的时候，如果那些拥护政府者不敢讲话，而反对政府者却可以畅言无忌的时候，形势就更加险恶了。

马基雅弗利的见解是对的。他说君主如果不被社会公认为各阶级的共同领袖，而只被看做某一特殊集团的代理人，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像一条载重量不均衡的船一样，即将倾覆了。在法兰西国王亨利三世的时代曾有过这种情况。因为当时国王自己也加入了宗教纷争中的一个派别，并且决心要消灭新教派。最后，他曾参加的“神圣同盟”却掉过枪头来反对他。而这时，他在国家的任何教派中竟都找不到支持者。历史经验表明，如果君主的权威变成了某一宗派集团为达到特殊政治目的而采用的手段，那么这个君主的处境就相当危险了。

如果一个国家陷入无休止的冲突和党争之中，那也是一种恶兆。因为它表明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已经消失。一个政府的各部门应当像天空中的诸行星那样，每个行星既有自转，但也服从于统一的公转。但如果各部门的人都各行其是，或像塔西佗所说“其自由的程度与作为臣民的原则不一致”，那就表明行星运动的秩序乱了套。“尊严”是上帝授予君王的盾牌，因此上帝对君主最严厉的警告，就是解除这道保卫君王的屏障。

宗教、法律、议会和财政是组成一个政府的四大部门，当它们被动摇时，国家将面临解体的危险。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酿成叛乱的各种因素、动机和预防之术。

关于酿成叛乱的因素，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因为预防叛乱最好的方法（假如时代允许的话）就是消除导致叛乱的因素。只要有积薪，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由于某一火星的迸发而燃成燎原之势。导致叛乱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贫困，二是民怨。社会中存在多少破产者，就存在多少潜在的叛乱者，这是一个定律。卢卡斯描述罗马内战前的情形说：

是高利贷侵吞了人民的财产！

所以战争是对负债者的解放，

它的到来将鼓舞人心。

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富人的破产和穷人的贫困同时存在的话，那么情形就更严重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叛乱煽动者就是饥饿。至于民众的怨恨，在社会中一直都存在，如同体质中不平衡的体液一样，足以酿成疾病。作为统治者，千万不要轻率地认为民众的某种要求是不正当的，因而无视在民众不满情绪中所潜伏的危险性。要知道人性的愚昧，常常会使民众辨别不清究竟什么是对自己真正有益的事物。有一些不满，产生的原因与其说是疾苦，不如说是恐惧。所以这种不满的威胁性可能更大。正如前人所说，“痛苦是有限制的，而恐惧是无限制的”。任何统治者都不应看到民怨积蓄已久，却并未触发叛乱，而因此产生麻痹的心理。并非每一片乌云都能带来风暴，然而一切风暴，事前却必定有乌云。所以，要提防那句西班牙俗语所说的情形：“绷紧的绳子禁不住压。”

酿成叛乱的原因一般来说，有如下几方面。对宗教的不满、要求减轻赋税、要求改革法律或风俗、要求废除特权、要求贬斥小人、要求抵抗异族入侵，由于饥荒以及其他那些足以激怒人民，使众心一致地团结起来反抗的事件。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如何消除叛乱。当然，我们讨论的只是某些一般性的措施。至于专门的措施，应该因地制宜地对症下药，而这就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了。

第一种方法，就是应当尽可能消除以下所讨论的致乱因素。而在这类因素中，最具有威胁性的是国家的贫穷。因此，一个政府必须发展商业，扶植工业，减少失业和无业游民，振兴农业，抑制物价，减轻税收，等等。就一般而论，应当预先注意国内人口（尤其是在和平时期）不要超过国内的资源。同时还应看到，人口不应单纯从绝对数量来估算，因为一个绝对数量虽小，但其国民消费大于财富生产人口的国家，要比一个数量大，但国民消费小于财富生产人口的国家，要贫困得多。因此，如果贵族以及官僚阶层的人数增殖，超过了财富的增长，那么这个同家就可能濒于贫困的边缘。僧侣阶级的数量过大也会如此。因为这几个阶级都是非生产性阶级。

人们知道，对外贸易可以促进一个国家绝对财富的增加。通常人们知道有三种东西是可以用于外贸的：一是天然的物产；二是本国制造业的产品；三是商船队。如果一个国家这三个轮子都能运转不息，那么财富就会源源不断地自国外流入国内。而更重要的一点却很少有人知道，即劳务也能创造财富。荷兰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们国家并没有富足的地下矿藏，但他们的劳务支出能力，却是一笔创造财富的巨大矿藏。作为统治者，应当防止国内财富被垄断于少数人之手。否则，一个国家即使拥有再多的财富，大部分人民仍将沦于饥寒之境。金钱好比肥料，如不撒入田中，它本身并无用处。为了使财富分配均匀，就必须用严厉的法律手段限制高利贷以及商业、地产的垄断，等等。

那么该怎样对待已经发生的民怨呢？我们知道，一切国家都存在着两种臣民——贵族和平民。当怀有不满之心者只是其中之一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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