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红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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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布隆迪试读：
前言
自1840年前后中国被迫开关、步入世界以来，对外国舆地政情的了解即应时而起。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受林则徐之托，1842年魏源编辑刊刻了近代中国首部介绍当时世界主要国家舆地政情的大型志书《海国图志》。林、魏之目的是为长期生活在闭关锁国之中、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的国人“睁眼看世界”，提供一部基本的参考资料，尤其是让当时中国的各级统治者知道“天朝上国”之外的天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部著作，在当时乃至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产生过巨大影响，对国人了解外部世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自那时起中国认识世界、融入世界的步伐就再也没有停止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以主动的自信自强的积极姿态，加速融入世界的步伐。与之相适应，不同时期先后出版过相当数量的不同层次的有关国际问题、列国政情、异域风俗等方面的著作，数量之多，可谓汗牛充栋。它们对时人了解外部世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今世界，资本与现代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广度在国际间流动和传播，“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地，极大地影响着世界历史进程，对中国的发展也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面临不同以往的“大变局”，中国已经并将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快的步伐全面步入世界，迎接时代的挑战。不同的是，我们所面临的已不是林则徐、魏源时代要不要“睁眼看世界”、要不要“开放”问题，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世界发展大势下，如何更好地步入世界，如何在融入世界的进程中更好地维护民族国家的主权与独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与人类共同发展做出贡献。这就要求我们对外部世界有比以往更深切、全面的了解，我们只有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世界，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融入世界，也才能在融入世界的进程中不迷失方向，保持自我。
与此时代要求相比，已有的种种有关介绍、论述各国史地政情的著述，无论就规模还是内容来看，已远远不能适应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要求。人们期盼有更新、更系统、更权威的著作问世。
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研究机构和国际问题综合研究中心，有11个专门研究国际问题和外国问题的研究所，学科门类齐全，研究力量雄厚，有能力也有责任担当这一重任。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就提出编撰“简明国际百科全书”的设想。1993年3月11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先生在科研局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我想，国际片各所可考虑出一套列国志，体例类似几年前出的《简明中国百科全书》，以一国（美、日、英、法等）或几个国家（北欧各国、印支各国）为一册，请考虑可行否。”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根据胡绳院长的批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94年2月28日发出《关于编纂〈简明国际百科全书〉和〈列国志〉立项的通报》。《列国志》和《简明国际百科全书》一起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按照当时的计划，首先编写《简明国际百科全书》，待这一项目完成后，再着手编写《列国志》。
1998年，率先完成《简明国际百科全书》有关卷编写任务的研究所开始了《列国志》的编写工作。随后，其他研究所也陆续启动这一项目。为了保证《列国志》这套大型丛书的高质量，科研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1999年1月27日召开国际学科片各研究所及世界历史研究所负责人会议，讨论了这套大型丛书的编写大纲及基本要求。根据会议精神，科研局随后印发了《关于〈列国志〉编写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陆续为启动项目拨付研究经费。
为了加强对《列国志》项目编撰出版工作的组织协调，根据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李铁映同志的提议，2002年8月，成立了由分管国际学科片的陈佳贵副院长为主任的《列国志》编辑委员会。编委会成员包括国际片各研究所、科研局、研究生院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部门的主要领导及有关同志。科研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组成《列国志》项目工作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成立了《列国志》工作室。同年，《列国志》项目被批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新闻出版总署将《列国志》项目列入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计划。
在《列国志》编辑委员会的领导下，《列国志》各承担单位尤其是各位学者加快了编撰进度。作为一项大型研究项目和大型丛书，编委会对《列国志》提出的基本要求是：资料翔实、准确、最新，文笔流畅，学术性和可读性兼备。《列国志》之所以强调学术性，是因为这套丛书不是一般的“手册”、“概览”，而是在尽可能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体现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所得和个人见解。正因为如此，《列国志》在强调基本要求的同时，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没有对各卷的具体内容及学术观点强行统一。应当指出，参加这一浩繁工程的，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业科研人员以外，还有院外的一些在该领域颇有研究的专家学者。
现在凝聚着数百位专家学者心血，共计141卷，涵盖了当今世界151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数十个主要国际组织的《列国志》丛书，将陆续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我们希望这样一套大型丛书，能为各级干部了解、认识当代世界各国及主要国际组织的情况，了解世界发展趋势，把握时代发展脉络，提供有益的帮助；希望它能成为我国外交外事工作者、国际经贸企业及日渐增多的广大出国公民和旅游者走向世界的忠实“向导”，引领其步入更广阔的世界；希望它在帮助中国人民认识世界的同时，也能够架起世界各国人民认识中国的一座“桥梁”，一座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桥梁”。《列国志》编辑委员会2003年6月导言
卢旺达和布隆迪是位于非洲中部地区的两个小国，虽地处非洲的心脏地带，但因其地势较高，又分别濒临基伍湖和坦噶尼喀湖，而拥有温和凉爽的气候，全年平均气温在20℃左右，有“非洲的瑞士”之称。卢旺达和布隆迪像是孪生的兄弟，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不仅其民族构成完全相同，历史发展进程亦极为相似，地理、人文、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将这两个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卢旺达和布隆迪都属于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它们国土狭小，土地紧缺，资源匮乏，人口众多，发展经济、减轻贫困是两国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
卢旺达和布隆迪原本鲜为人知，但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使其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20世纪后半段最恐怖血腥的100天”内，80多万无辜的平民被杀，200多万人背井离乡，潮涌国外，沦为难民。由于缺吃少穿、长途跋涉、瘟疫流行，十几万难民死于非命。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名记者曾这样形容道：所有的魔鬼都挣脱了地狱中的桎梏，来到了卢旺达。大屠杀造成的财产损失更是无法估量的，卢旺达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瞬间倒退了许多年。惨绝人寰的卢旺达大屠杀震惊了整个世界，而布隆迪在独立后也曾经数次发生大规模的种族仇杀，发生在1972年的大屠杀就造成了20万～30万人遇难，数十万人沦为难民。
卢旺达和布隆迪的悲剧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两个国家最早的居民都是特佤人，胡图人和图西人也先后来到这一地区。尽管胡图人的人口众多，数倍于图西人，但图西人在卢旺达和布隆迪分别建立了封建王国，占据了统治地位。殖民者的到来打断了卢旺达和布隆迪的自然历史进程和民族融合过程，分而治之的政策人为地加剧了各族体之间的分野，造成了胡图和图西两族的矛盾和对立，埋下了民族冲突的祸根。独立后，两国走上了各自的发展道路，卢旺达政府是胡图人掌权，布隆迪政府则是图西人执政。但相同的是，民族矛盾始终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两国，胡图人和图西人的对立和冲突愈演愈烈，最终酿成了大屠杀的惨剧。血的教训让卢旺达和布隆迪的人民清醒地认识到，这片土地是胡图人和图西人共同的家园，无论是谁都无法除掉对方，和平共存才是唯一的选择。内战的硝烟终于消散，两国先后踏上了和平重建的道路。目前，卢旺达和布隆迪的族际关系基本平和，但种族仇杀的阴影很难在短期内散去，未来的发展也存在着变数。
本书分为“卢旺达”和“布隆迪”两大部分，每个国家的编排体例大致相同，各分为五章。第一章“国土与人民”介绍了卢旺达和布隆迪的自然地理、自然资源、居民与宗教、民俗与节日，使读者能够对两国的基本情况有一个概况性的认识。第二章“历史”追溯了卢旺达和布隆迪的发展历程，着重探究了困扰两国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是如何产生的，评析了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两国独立后的政策得失，对何以爆发大规模种族仇杀和惨烈内战进行阐释。第三章“政治和军事”在“政治”部分主要介绍了卢旺达和布隆迪的政体、宪法、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政党政治等方面的情况。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卢旺达和布隆迪的军事方面的资料比较欠缺，特别是布隆迪连年内战，政局动荡，目前军队的重建工作尚未完成，故而两国军事部分的内容与政治部分合并为一章。第四章“经济”部分首先介绍了卢旺达和布隆迪的经济发展概况，接下来分门别类地介绍两国的主要经济部门以及国民生活的基本情况，探讨内战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困扰两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第五章“教育、文艺、卫生、社会人文”部分，在展现卢旺达和布隆迪传统文化的同时，更揭示了两国触目惊心的贫困状况以及内战对整个社会的灾难性影响。第六章“外交”部分介绍了卢旺达和布隆迪外交的基本立场和政策，考察了两国与中国、前殖民地宗主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及其同非洲国家的关系。《卢旺达 布隆迪》一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项目“列国志”丛书国别卷之一，原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的吴增田副研究员撰写，不幸的是，吴老师因病离世，只完成了卢旺达的大部分章节。笔者在“列国志”编委会负责人温伯友研究员的鼓励与帮助下，鼓起勇气完成吴老师未竟的工作。除了撰写该书的布隆迪部分外，笔者将卢旺达部分的资料进行了更新，并补足了吴老师原稿中未来得及写作的政治、军事、外交等相关章节。由于卢旺达和布隆迪饱受种族仇杀和内战的影响，国家疮痍满目、百废待兴，特别是布隆迪刚刚结束和平过渡期，走上重建之路，因而资料的收集工作困难重重。笔者所采用的资料是权威机构发布的关于两国的最新信息，但仍很有限，且由于笔者水平所限，故书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付梓之际，笔者要特别感谢主持列国志项目的温伯友老师的关心、鼓励和支持。原西亚非洲所副所长陈宗德研究员和中联部前四局局长朱俊发老师仔细审阅了书稿，并提出了客观、中肯的修改意见；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杨光研究员在百忙之中审阅书稿并定稿；西亚非洲所的李新峰研究员为本书提供了精美的图片，在此一并致以最诚挚的感谢。谨以本书献给英年早逝的吴增田老师，深切地缅怀他在学术研究领域的业绩，相信本书的出版是对吴老师在天之灵最好的告慰。于红2010年7月于北京Rw anda卢旺达第一章国土与人民第一节 自然地理一 地理位置
卢旺达位于赤道南侧的非洲心脏地带，是非洲大湖地区的一个内陆小国。它地处南纬1°4′至2°51′和东经28°53′至30°53′之间，国土面积为26338平方公里，其中土地面积24948平方公里，水域面积1390平方公里，和欧洲的西西里岛相差无几。卢旺达北界乌干达，南连布隆迪，西邻刚果（金），东接坦桑尼亚，国境线长893公里，距印度洋约1000公里。卢旺达虽然邻近赤道，但因平均海拔较高，并无似火骄阳和灼人热浪，全年气候四季如春，有“常青之国”的美誉，是赤道地区的一块风景秀丽的绿洲，也是非洲大陆的旅游胜地之一。二 行政区划
在2006年1月1日进行行政区划改革前，卢旺达全国划分为12个行政省、106个县市和1546个选区。12个省分别是基加利市（Kigali City）、基加利乡村省（Kigali Rural）、吉塔拉马省（Gitarama）、比温巴省（Byumba）、吉塞尼省（Gisenyi）、鲁亨盖里省（Ruhengeri）、基布耶省（Kibuye）、尚古古省（Cyangugu）、布塔雷省（Butare）、吉贡戈洛省（Gikongoro）、基本戈省（Kibungo）和穆塔拉省（Umutara）。
为了分散中央权力、淡化族群分野，卢旺达政府进行了改革，将原来的12个省减少至东、南、西、北4省和基加利市，下设30个县和146个选区。东方省包括原来的基本戈省、穆塔拉省、大部分的基加利乡村省和部分的比温巴省，下辖7个县，分别是布热瑟拉（Bugesera）、加茨博（Gatsib）、卡容扎（Kayonza）、基本戈（Kibungo）、基勒厄（Kirehe）、尼亚加塔雷（Nyagatare）和鲁瓦马加纳（Rwamagana），省会为鲁瓦马加纳。
西方省包括尚古古省、吉塞尼省、基布耶省和一小部分的鲁亨盖里省，下辖7个县，分别是尚古古（Cyangugu）、加西扎（Gasiza）、吉塞尼（Gisenyi）、基布耶（Kibuye）、恩戈罗勒罗（Ngororero）、尼亚马瑟克（Nyamasheke）和鲁茨罗（Rutsiro），省会为基布耶。
南方省包括原来的吉贡戈洛省、吉塔拉马省和布塔雷省，下辖8个县，分别是布塔雷（Butare）、加塔加拉（Gatagara）、吉贡戈洛（Gikongoro）、吉萨加拉（Gisagara）、吉塔拉马（Gitarama）、卡莫尼耶（Kamonyi）、恩扬扎（Nyanza）和尼亚鲁古鲁（Nyaruguru），省会是恩扬扎。
北方省包括原来鲁亨盖里省和比温巴省的大部分，以及基加利乡村省的北部地区。北方省下辖5个县，分别是布勒拉（Burera）、比温巴（Byumba）、鲁亨盖里（Ruhengeri）、基康克（Gakenke）和鲁林多（Rulindo），省会是比温巴。
基加利市包括原来的基加利乡村省和基加利市，下辖基加利、基库基罗（Kicukiro）和布唐瓦（Butamwa），基加利既是省会，又是国家首都。
1962年卢旺达宣布独立时定首都为基加利，目前基加利是全国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布塔雷是全国的文化、教育中心。三 地形特点
卢旺达地处赤道稍南的东非大裂谷西端，境内多山地和高原，地形崎岖，丘陵起伏，是非洲地势最高的国家之一，在2.6万多平方公里狭小的国土上分布着1800多个大大小小的山丘，素有“千丘之国”之称。卢旺达全境由西向东倾斜。西部除基伍湖外，整个区域自北向南绵亘着巍峨山峰，成为刚果河和尼罗河的分水岭，海拔约3000米。这里是西北部比隆加高原火山群的延伸，富有肥沃的火山土，平均海拔2300米。卢旺达西北部与刚果（金）和乌干达的交界处属火山地带，由火山断层和巨大熔岩石堆形成的比隆加高原，群山起伏，森林茂密。卢旺达和刚果（金）边境的卡里辛比火山，是比隆加高原上最高的火山，海拔4507米，为全国最高峰。中部为海拔1500米的中央高原，地势起伏不大，山丘谷地较为平坦、开阔，只有中西部高原边缘多陡崖，海拔大部分在2000米以上。东部大部分地势较低，多丘陵、沼泽和湖泊，尤其东北部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这里地势相对平坦，牧场广阔，牧草丰美，是卢旺达的主要牧区，也是非洲最好的牧场之一。四 河流与湖泊
卢旺达境内河流湖泊众多，水网密布。由于西部多山而且山地降雨量较大，水利资源相当丰富，但因旱季、雨季交替，大部分河流水量变化也较大。尼亚巴隆戈河为最大的河流，流经中央高原，流域面积达1.86万平方公里。其他还有西部的鲁济济河，南部的阿卡尼亚鲁河和东部的卡盖拉河。卡盖拉河是一条国际河流，是卢旺达与坦桑尼亚和布隆迪的界河，处在卢旺达一个25万公顷自然保护区的边缘。该自然保护区又称卡盖拉国家公园，是非洲最荒无人烟和物种最多样化的自然保护区之一。阿卡尼亚鲁河把卢旺达和布隆迪分开。卢旺达的湖泊有20多个，总面积达1390平方公里，最大的是基伍湖，其他较大的还有布莱拉湖、莫哈西湖、南乔霍哈湖等。
基伍湖为卢旺达和刚果（金）共有，是非洲第二高湖，海拔1460米，南北长98公里，东西宽48公里，面积为2816平方公里，纵卧在东非大裂谷之中。基伍湖平均深度240米，最深处达488米，湖水流经鲁济济河注入坦噶尼喀湖。基伍湖是由地壳断裂而形成的大淡水湖，四周群山环抱，满山林木葱郁，湖岸陡峻曲折，湖中岛屿众多，岛上绿树繁花，气候凉爽，环境幽雅，尤其是湖中盛产鱼类和水鸟，每当遇有游人惊动，鸟儿齐飞，遮挡半边天空，蔚为壮观、迷人。基伍湖中没有鳄鱼，这在非洲很难得，湖水像水晶一样清澈，是非洲著名的旅游休养胜地。沿基伍湖低地是东非大裂谷西支的一部分，地势较低。该湖湖滨水产丰富，附近土地肥沃，是良好的农渔业区，人口稠密。
但是，在基伍湖平静迷人的湖水下面，却潜伏着可怕的危机，这就是深藏在湖底的大量二氧化碳气体。基伍湖坐落在火山山峰怀抱之中，著名的尼拉刚果火山距离基伍湖仅有18公里。火山爆发及紧随其后的地震可能会让被缚于湖底的沉默杀手脱缰，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乘机逃逸出来，杀人于无形，将造成难以想象的巨大灾难。1986年，喀麦隆的尼欧斯湖地区就因为山体滑坡导致大量岩石直入湖底，打破湖底的平衡，湖底的二氧化碳疾冲上来，形成一团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前进的浓密白色气云，沿着出水口向湖边的村庄倾轧而来，最终造成1800人殒命，仅有6人躲过此劫。与此同时，爆炸的湖水还形成巨大的水龙柱，杀死了湖中所有的鱼，并翻过部分湖边高崖。高达25米的巨浪冲刷岩石，将岩石上的植被带入湖中。美国科学家对基伍湖湖底的沉积物样本的研究表明，类似的尼欧斯湖惨剧在基伍湖历史上已经多次上演，大约每1000年便重复一次。2002年尼拉刚果火山爆发，产生的大量熔浆在流了三天之后才止步，好在尚未到达湖底。火山爆发只是一个警报，表明整个地区已开始失去稳定。基伍湖坐落在一个大裂谷的顶端，而大裂谷正在被撕裂得更加分开。火山爆发之后，内部形成了一个大裂缝，它就像一条通道，让炽热的岩浆流入湖底的地面下。也就是说，危险将不会来自上方，而是来自湖底的地面下。裂谷被分得更开之后，火山裂缝会越来越移向湖底，岩浆中的热量不仅会将二氧化碳杀手送出湖面，而且还可能点燃甲烷气体，在湖面上引起真正的大爆炸，引发大灾变。要避免如此可怕的后果，最安全的办法就是“放气”——将湖底的二氧化碳吸出湖面，逐步释放掉，从而避免二氧化碳在湖底聚积，以此消除隐患。具体做法是将排气管插入湖底，然后打开管顶封口，排放气体。由于湖太大、太深（比尼欧斯湖大2000倍），将基伍湖放气将会非常困难，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以安装所需的排气管及其附属装置。只有得到足够的国际援助，卢旺达人民才可能安然无忧。五 气候
卢旺达虽然位于远离海洋的非洲内陆，大部分地区属于热带高原气候和热带草原气候，但由于平均海拔较高，又受印度洋吹来的东南信风的影响，全年气候温和凉爽，年平均气温不超过20℃，各地区的年温差变化不大，西部山区较为凉爽。卢旺达雨量充沛，其季节通常有明显的旱季和雨季之分。1～2月为小旱季，3～5月为大雨季，6～9月为大旱季，10～12月为小雨季。卢旺达平均降雨量为1200～1600毫米，雨量从西向东随着海拔降低而逐渐减少。西部多山，雨量较大，比隆加高原年降雨量为1500毫米，最大处可达1800毫米。东部地区年降雨量为800毫米，干旱时间持续较长，最长为110天。卢旺达的降雨量和降雨次数因季节不同而有显著差异，大雨季到来时往往雨量集中，且有时暴雨成灾，然而暴雨过后又会出现长时期的严重干旱，有些年份会导致粮食减产，甚至出现饥荒。总之，卢旺达温和多雨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为农牧业生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山地、丘陵偏多则降低了土地利用率，给农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第二节 自然资源一 矿物
卢旺达国土面积狭小，自然资源贫乏。卢旺达政府因人力、财力、技术等因素所限，尚未对全国的矿藏资源进行勘探和评估。已开采的矿藏主要有锡、钨、铌、钽、锌、铀、绿柱石、黄金等。已探明的锡矿蕴藏量约10万吨，年产锡矿砂千余吨。1985年卢旺达曾建一锡矿厂，规模甚小，仅月产60吨锡精矿。卡吕吕马锡冶炼厂是非洲最大的锡冶炼厂之一。钨矿储量目前尚不清，尼亚卡班戈钨矿是非洲最大的钨矿之一，年产钨矿砂500吨左右。泥炭的储量估计为3000万吨，可用作燃料。目前卢旺达是钽的出口国，钽是一种制造冷凝器必不可少的金属。卢旺达的矿产主要与比利时合资经营，在全国四大矿业公司中，卢旺达的股份占49%，比利时的股份占51%，出口全部由比利时矿业公司控制。矿产品主要输往欧洲经济共同体和美国。
基伍湖水下蕴藏着约6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每年可再生2亿立方米，在世界上实属少有，但尚未得到大规模开发利用。这一能源属卢旺达和刚果（金）共有，两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合作开发。卢旺达年产天然气100万立方米，主要供啤酒厂使用。二 动物、植物
卢旺达位于赤道南侧，其境内多山、多丘陵的地貌以及属于热带高原与热带草原的气候，使各种各样的动物、植物在这块土地上得以繁衍和生长。卢旺达的动物主要分布在国家西北部和东北部的两个国家公园，即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国家西北部地区的火山公园是一个面积为140平方公里的自然保护区。该自然保护区与刚果（金）交界，附近多死火山，处于由火山断层和巨大熔岩石堆形成的比隆加高原。园内群山起伏，生长着大片茂密的原始森林和众多的动物，其中有十分珍奇但濒于绝种的动物山猩猩。山猩猩头大、颊宽、牙坚，动作迅速，喜过集体生活，常以3～20只为一群体，白天外出四处觅食，夜晚回到搭筑的巢穴中过夜。山猩猩性情温顺，不害怕游人并能同其握手。目前，山猩猩仅剩不足200只，是联合国专门拨款保护的动物。
卡盖拉国家公园是卢旺达最大的自然保护区和野生动物园，也是非洲最荒无人烟和物种最多样化的自然保护区之一。整个公园方圆百里，占地2500平方公里，卡盖拉河流经该自然保护区的边缘，与坦桑尼亚交界。该国家公园始建于1934年，以秀丽的风景、宜人的气候、珍奇的野生动物而闻名。园内为热带灌木林、草原和原始森林所覆盖，土肥草绿，一片葱郁。园中土路弯弯曲曲，高大的金合欢树和仙人掌为动物遮阳蔽日。园内有山有水，多湖泊和沼泽地。山谷间镶嵌着大小湖泊22个，多为绿树成荫、鲜花盛开的山峦所环抱。这里野生动物种类繁多，有银丝猴、长臂猿、狒狒、大象、水牛、犀牛、斑马、羚羊、河马、长颈鹿、狮子、豹子、大蟒、鳄鱼等。“伊帕拉”羚羊是数目最多的哺乳动物，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600头。这里还是皇冠鹤、秃鹳、火鸡、白鹭等鸟类的栖息地，卢旺达的国鸟就是皇冠鹤。如果驱车进入公园深处观看珍奇动物，人们会看到长臂猿在树上攀跃，斑马在山坡上奔跑，羚羊在草原上跳跃，野牛在树荫下乘凉，野猪在水坑里洗澡，丹顶鹤昂首挺胸、大摇大摆地行走，火鸡在相互打斗，秃鹫在争夺猎物，还有饱食后的狮子在远处静卧。来到水草丰茂的湖边，人们又可观赏到水上动物，成群的白鹭在湖里嬉戏，各种水鸟上下翻飞，懒洋洋的鳄鱼在湖边晒太阳，肥大的河马游动于水中……所有这些构成了一幅非洲动物世界的独特画卷。
卢旺达全年气候四季如春，植被苍翠茂盛，有“常青之国”的美誉，是赤道地区的一块风景秀丽的绿洲。森林是卢旺达的重要资源，全国的森林和林地面积大约有70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23%，它们几乎全是天然林，尤其是在卢旺达的西北部和西南部，至今仍保留着大片茂密的原始森林。卢旺达盛产乌木、紫檀木、桃花心木等名贵木材。多年来，特别是内战以来，由于垦荒扩田、乱砍滥伐和火灾等原因，国家森林和林地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约有5万公顷森林和林地被毁。战后由欧盟投资，在基加利、吉塔拉马、布塔雷、吉贡戈洛、尚古古、基布耶和基本戈等省份，由国家和地方组织重新植树5000公顷。
卢旺达适宜的气候使各种各样的奇花异草在这里争奇斗艳。在首都基加利有一个芒密达兰德植物园，生长着各种非洲热带花卉、树木、草本和藤类植物。千姿百态的平顶树、神仙树、红棉树、桉树等招徕游人驻足观看。植物园中有一种特别令人感兴趣的会笑的怪树，在有风的时候，它会发出“哈哈”的笑声。初到植物园参观的人常常被这种笑声所迷惑，听到笑声后，环顾四周却又看不见人影。当地人把这种树称作“笑树”。“笑树”是一种小乔木，能长到七八米高，树干呈褐色，叶子椭圆。每个枝杈间都长有皮果，形状很像铃铛。皮果内生有很多小滚珠似的皮蕊，能在皮果里自由滚动；皮果的外壳长满了斑点似的小孔。每当微风吹来，皮果就会迎风摇动。由于皮果的外壳又薄又脆，皮蕊在里面滚动，就会发出阵阵类似“哈哈”的响声，酷似人的笑声，风越大，笑声越高。
卢旺达的气候条件还很适宜高品质玫瑰花的生长。这里栽培的玫瑰花可长到80厘米高，只需44天就可成熟，比肯尼亚的玫瑰花成长周期提早十几天。目前卢旺达出产的玫瑰花已远销欧洲市场。巴西木在非洲国家并不少见，但卢旺达的巴西木有其独特之处。它除了生长得高耸挺拔外，仔细观察其叶子，还会发现根据叶片颜色，这里的巴西木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叶片中间呈金黄色，两边为绿色，叫做“黄芯绿边”；另一种是叶片中间呈深绿色，两边为黄绿色，叫做“绿芯黄边”。这两种巴西木的叶子都十分美丽，不少到卢旺达的外国人都喜欢带走几枝，回家后泡在水里就能成活。第三节 居民与宗教一 人口
根据卢旺达2002年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其人口为820万人。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估计，卢旺达在2009年6月的人口为10473282人。卢旺达的人口构成呈现出低龄化状况，在全部人口中，0～14岁的人口占42.1%（其中男性2216352人，女性2196327人）；15～64岁人口占55.4%（男性2897003人，女性2909994人），65岁以上的人口仅占2.4%（男性100920人，女性152686人）。全国人口的平均年龄为18.9岁，男性的平均年龄为18.5岁，女性的平均年龄为18.9岁。人口增长率为27.82‰，出生率为39.67‰，死亡率为14.46‰，平均每位妇女生育5.25个孩子。全国人口的男女性别比例为0.99∶1，其中新生儿的男女比例为1.03∶1，15岁以下人口为1.008∶1，15～64岁人口为0.994∶1，65岁以上人口为0.66∶1。婴儿死亡率为81.61‰，其中男婴为86.68‰，女婴为76.38‰。人口的预期寿命为50.52岁，男[1]性为49.25岁，女性为51.83岁。
卢旺达是非洲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10个国家之一。人口密度约为397人/平方公里，比1981年（每平方公里183人）增加了一倍有余。对此，卢旺达有一句很生动的谚语：“每一片香蕉叶下就有一个卢旺达人”。1994年卢旺达战乱期间死亡80万～100万人。除种族大屠杀造成人口减少外，卢旺达人口呈快速增长趋势，到2012年卢旺达人口将达到1128.4万人，那时人口密度将会更高。卢旺达人口分布不平衡，农业集中的省份也是人口密集的地区，其中鲁亨盖里省的人口密度为540人/平方公里、吉塞尼省为424人/平方公里、比温巴省为421人/平方公里、吉塔拉马省为404人/平方[2]公里。二 民族
卢旺达居民分属3个族群：属于俾格米人种的特佤族，仅占总人口的1%；属于班图语系、班图尼格罗人种的胡图族，占总人口的85%；属于哈莫语系、苏丹尼格罗人种的图西族，占总人口的14%。虽然这3个族群到达这个地区的准确年代很难确定，但毫无疑问，最初在这里定居的是特佤族。特佤人是卢旺达最古老的族群，也是赤道非洲最著名的俾格米群体之一。“俾格米”一词源出于希腊文“pygmaios”，意为“拳头”，系庞大的狩猎部落群。特佤人像其他俾格米人一样，皮肤为浅棕色，身材短小，平均身高140～150厘米，是一个混血族群，大概是赤道雨林原始居民的后裔。特佤人常年生活在高山峡谷的森林中，过着原始的狩猎生活，以采集和狩猎为生。特佤族猎手们个个身强力壮、动作敏捷、勇敢无畏。现在卢旺达社会中定居的特佤人主要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特佤人长于制造陶器和弓箭以供应市场。
胡图人操班图语，属于尼日尔—刚果语系中的贝努埃—刚果语族，身材矮小结实，皮肤黝黑，主要从事农耕。胡图人是卢旺达伟大的开拓者，他们在世世代代的劳作中砍伐森林，开垦土地，使高原山丘和草原上出现了大片的田野，但因此也使森林和草原消失了，土质也渐渐贫瘠。在历史上胡图人曾经受到图西人的统治。
图西人身体修长，褐色皮肤，体态优美。图西族是外来的游牧族群。他们的体态特征表明，他们与埃塞俄比亚南部的盖拉族群有着明显的亲缘关系。大约从公元10世纪起，他们从索马里半岛南部（一说埃及）相继进入这个地区，通过缓慢的、主要是和平的渗透，逐渐取得对当地胡图人的统治。他们虽然人数比胡图族少得多，但在几个世纪内征服和统一了这个国家，建立了以“姆瓦米”（国王）为首的君主制。图西人认为锄耕是低下的劳动，却占有大量土地。他们拥有大量牲畜，进行牲畜交易，并通过不平等的“牛群契约”建立了对胡图人和特佤人的封建统治制度，从而将广大胡图族农民降至农奴地位。图西人和胡图人的文化已大致一体化，奉行基本相同的宗教信仰。
殖民统治以前，图西人和胡图人尚能混杂居住，和平共处，两族间还经常通婚。殖民主义入侵后，比利时殖民者先是利用图西族实行间接统治，挑拨族群关系，制造族群纠纷，后来终于挑起图西人和胡图人的激烈冲突，造成严重流血事件，大量图西族难民流亡邻国，由此埋下了图西人和胡图人之间民族矛盾和仇恨的祸根。三 语言、宗教
卢旺达的民族语言为卢旺达语，有文字。官方语言原为法语和卢旺达语，自从大批讲英语的图西人返回并建立新政权后，政府又宣布增加英语为官方语言。部分居民讲斯瓦希里语，主要将其作为一种商业语言。
卢旺达国民45%信奉天主教，44%信奉原始宗教，10%信奉基督教新教，1%信奉伊斯兰教。第四节 民俗与节日一 民俗1.居住
多山和多丘陵的地形不仅为卢旺达造就了美丽的自然景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它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格局。卢旺达是一个没有村庄的国家，农户都是零零散散地居住在成百上千个大大小小的山头或山丘上。在一个山头周围，或中部或底部，有时甚至在顶部，居住着一个或几个家族。同一个山头的人往往有血缘关系，他们交往比较密切，年深日久，山头逐渐成为卢旺达的一种社会细胞，成为国家的一种政治、经济和宗教活动的单位。在全国的行政管理系统中，山头被确定为县以下的乡，成为全国基层行政单位。
卢旺达的山头大小、坡陡不一，人们的传统居住习惯也有区别，每座山头的住户有多有少，多则七八家，少则两三家。在广大农村，有时行走几公里难见一个人影，也很难看到一般意义上的村庄，许多地方基本是一户人家居住在一座山头上。在有人居住的地方，每家都有一二座或几座用树干加泥土筑成的茅屋，稍好一点儿的房子加盖瓦楞铁的屋顶。房内陈设十分简陋，除一些简单的生活必需品外，看不到其他物品，卢旺达人的生活十分简朴。房屋一般都掩映在茂密的香蕉林中。每户住宅周围都是面积大小不等的山坡耕地，或是山间谷地，妇女们就近在田里耕种劳作，使用的都是锄头和砍刀等简单农具。每逢集市，无论男女老少都会头顶香蕉、时令蔬菜或其他农副产品到市场上出售。他们出售产品时很少使用秤称量，一般都是论碗、桶、盆或是论堆出售。
卢旺达人的居住环境和简朴生活培育了他们助人为乐的淳朴性格。卢旺达有一种称作“乌姆冈达”的民族传统。乌姆冈达一词出自卢旺达语，原意是“农村中邻里间的互助”。如果遇到某个人家需要建造房屋、迁居新地，或是儿女嫁娶、筹办丧事等，居住在同一座山头或附近山头的人就会自动前来相助。他们很乐意出钱、出物、出力，一起齐心合力地将事情办好，但事后谢绝任何报酬，只要主人家拿出几坛香蕉酒招待即可。大家围坐一起，开怀畅饮，倾心交谈，既可解除疲劳，又可增进相互间的友谊和团结。后来这种邻里间无私互助活动的传统得到政府的大力提倡。1974年2月2日，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带领卢旺达军队的部分官兵，到首都基加利郊区的尼亚鲁贡加山谷开垦荒地，并向全国人民发出开展“集体生产劳动”的号召。为响应这一号召，全国许多地方也开展了类似的义务劳动。卢旺达的许多大型水利、交通项目就是在这一运动中建成的，这一运动为国家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这种传统在城市里也有所体现，如果某个人遇到什么困难之事，他人得知后也会主动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被帮助者如主动提出酬谢，助人者也会婉言谢绝。卢旺达有一句谚语：“只有无私地帮助朋友，才会赢得朋友的友谊”。2.待客
生活在卢旺达，人们会感到，卢旺达人热情好客，讲究礼貌，注重礼仪，待人斯文。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卢旺达人遇见外国客人，总要主动打招呼，热情问候。中国人在卢旺达人的心目中有非常友好的印象，卢旺达人不论在什么地方遇见中国人，尤其在城镇或者公路沿线，都会显得格外亲切和友好，他们主动招手，无论男女老幼似乎都会用汉语说声“您好”，有时还跷起大拇指连声说“中国人，好朋友”。卢旺达人如果看到多日不见的中国或是其他外国老朋友，除热情问候外，多要相互拥抱贴面颊，要是两面贴三次，则更显得亲切。中国人以自己令人熟悉的面孔不论到卢旺达政府任何部门办事情，不仅会受到热情接待，而且事情也会办得比较顺利。
卢旺达人喜欢结交朋友，初次见面，交谈几句，很快就会将对方视为相见恨晚的朋友，将其热情请至家中，拿出最好的食品款待一番。遇到客人登门拜访，主人会高兴得手舞足蹈，出门远迎，同客人手挽手地进入家中，连忙搬出香蕉酒或者高粱酒的坛子，借此表达对客人的友好情谊。3.社交
卢旺达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国家，在牧民中素有敬重长辈的风俗。牧民过着群居的生活，同一家族的成员结成亲缘群体，共同拥有生产和生活资料，并同其他相近的亲缘群体进行社交活动，相互间友好地相处与合作。每当几个亲缘群体迁居到一起，便由最年长者组成一个权力委员会，负责管理营地里的各种事务，调解成员之间的各种矛盾和纠纷，维护营地的安定团结，保护每一个成员的财产和利益。在农业区或城市里，敬老之风同样盛行，晚辈对长辈总要毕恭毕敬，即便是对外国年长的客人，也显得格外敬重；家中的大事小情均要由一家之长拍板决定，其他人是不能违背的。
在卢旺达社会交往中，除敬重老人外，也流行女士优先的原则。每逢进出门厅、上下车、上下楼梯或乘坐电梯，年轻人要让年长者先行，男士要让女士先行，并主动为其开门、关门；如同桌参加宴会，男士或年轻人要主动帮助女士或年长者就座、离座等。
卢旺达的一些公共场所，如超级市场、教堂、清真寺等，一般是禁止吸烟的，即使烟瘾再大，在这些禁止吸烟的场所里，也应当克制。吸烟者外出忘记带烟，如遇到吸烟的卢旺达人，即便是较熟悉的人，也不要指望他会给你烟，因为他们没有敬烟的习惯。在卢旺达人家中做客或同桌参加宴会，想吸烟时应当问主人一声：“我可以吸烟吗”；如有女士在场，还应当征求女士的意见；如果主人不吸烟，或者主人没有敬烟，最好还是不吸为好。4.饮食
卢旺达人主要食用土豆、芸豆、芭蕉（也称饭蕉）、玉米、高粱、薯类等。城市居民也食用大米、面粉、面包等。由于卢旺达气候宜人，适合农作物生长，一年之中可供食用的新鲜蔬菜不断，有黄瓜、西红柿、柿子椒、茄子、豆角、南瓜、胡萝卜、洋葱等。卢旺达人食用的肉类有猪肉、牛肉、鸡肉、兔肉、鱼等，但狗肉禁食。他们认为狗是人类的朋友，食用狗肉属于不道德的行为。过去曾忌食羊肉，认为羊是对亡者灵魂的祭品，人不能食用。现在不食羊肉的习俗虽有很大变化，但仍很少食用。他们还认为鞭牛耕地是不道德的，不过牛肉和牛奶可以作为食品。
卢旺达自古以来就沿袭着“要结婚，先栽树”的传统观念，家家户户有种树、养树、护树的习惯，尤其以香蕉树最多，全国各地到处都是一丛丛苍翠茂盛和果实累累的香蕉树，既净化美观了环境，又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食用的粮食和酿酒的原料。据说，卢旺达所产香蕉的90%都被用来酿制香蕉酒。
卢旺达的香蕉酒，色泽略黄，带点酸味，清香甘醇，驰名非洲，外国客人常常将它比作“地中海的葡萄酒”。卢旺达人也对他们的香蕉酒引以为荣并情有独钟。每当亲朋好友、左邻右舍、远方来客登门，或是婚丧礼仪和宗教庆典，香蕉酒是必不可少的招待佳品，也是馈赠亲友的上好礼品。热情的主人在邀请喝酒时，端上一大坛香蕉酒，再插入数根植物茎管，宾主你一口我一口地轮流畅饮，欢声笑语，其乐融融。饮完香蕉酒，主人还会款待客人吃顿家常便饭。宾主通过同餐共饮，变得更加亲切、友好和真挚。卢旺达人外出干活，也不忘记随身带着一葫芦或一瓶香蕉酒，口干舌燥时拿出来喝几口。如果遇上来旅游的外国客人，他们还会热情和友好地送给客人饮用。所以，一个卢旺达农民，如果没有香蕉，也不会酿香蕉酒，那就要失去朋友，被人看不起。可见香蕉不仅是卢旺达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而且还关系到人们的社会地位。农民盖新房时，最关心的就是在住宅周围圈上一块地，种上几株香蕉树。这样，在卢旺达农村，真可谓是家家种香蕉，户户会酿酒。5.婚丧
卢旺达人有赠送婚姻聘礼的习惯。在农村，聘礼一般是一头牛或相当于一头牛的羊及其他彩礼。聘礼多少视求婚者的家庭经济状况而定。女方家庭在收到男方聘礼后，也要向男方家庭回赠，通常也是一头牲畜。牛在卢旺达是财富或财产的象征。在城市，除男女双方家庭在结婚前互赠礼品外，在婚礼仪式上，亲朋好友、左邻右舍也会拿着包好的礼品送给新郎新娘，以表示美好的祝愿。特佤人与其他族群不同，一般是男方给女方送一头亲手杀死的猎物，以示自己成年。
卢旺达人死后实行土葬。在农村，往往以草席代替棺木。死者出殡后10天，其家庭成员进行一次沐浴或洗头。有些地区还服用一种草药，以示“驱邪”。男性死者葬后一个月，女性死者葬后两个月，亲属们进行一次悼念活动。6.族群转变
族群转变这种现象在非洲其他国家似乎很少见到，也从未听说过。所谓族群转变，就是两个族群之间根据一定的条件，某些人的族群身份可相互转变，即由原来所属族群转到另一个族群。在卢旺达的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就存在着这种现象。
卢旺达胡图人和图西人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族群，但他们同讲一种语言，即卢旺达语，并且共同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分享共同的文化。1890年殖民主义入侵前，这个内陆小国十分闭塞，同外界的接触也很少。根据传统，胡图人主要从事农业，图西人以牧业为主。在卢旺达，牛群是地位和财产的象征，牛群越多就越富有。所以，胡图人和图西人代表着两个社会阶级，即从事牧业、有着许多牛群的图西人属于富有者阶级，而大部分是农民的胡图人则属于贫穷者阶级。由于地位和财产的差异，图西人逐渐感到自己属于特殊的优等阶级，而胡图人则处于劣等阶级的农奴地位。在卢旺达王国时期，一个人究竟属于哪个阶级，要根据人们所拥有牛群的数量而定。牛群多的就是图西人，没有牛群或牛群数量不够的就是胡图人。然而，这种状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一个图西人失去了自己的牛群，那他就会变成胡图人。相反，如果一个胡图人经过自己的一番努力和奋斗，拥有了足够数量的牛群，他就可以变为图西人。这种现象即使在同一个家族里也一样存在。一个父亲的4个儿子中，既有图西人，也可能有胡图人，这完全取决于这4个儿子对财产的追求和占有。当然，这种族群转变现象似是卢旺达独有的，转变的条件只是一种外在经济因素，而决定一个族群的主要还是血缘关系。二 节假日
除了下列公共假日外，卢旺达还有耶稣受难日和复活节等假日：
1月1日新年；
2月1日英雄节；
4月7日大屠杀纪念日；
5月1日劳动节；
7月1日独立纪念日；
7月4日解放日；
8月15日升天节；
9月25日共和国节；
10月1日爱国日；
11月1日万圣节；
12月25日圣诞节。注解：[1] http：//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rw.html.[2] http：//www.rwandagateway.org/article.php3？id_article=137.第二章历史第一节 古代历史
据考古揭示，地处非洲中部的卢旺达在公元之初正处于由石器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的阶段，考古学者在这里发现了与现在制陶不同风格的最早的制陶遗址。居民构成中的3个族群，特佤族、胡图族和图西族，据说是相继进入这个地区的。最早在这里定居的是从事狩猎的特佤人的祖先，这些狩猎者在石器时代初期受到从事农耕的班图人即胡图人的驱赶，后来胡图人又归顺了含米特牧民，即图西人。事实上，卢旺达的早期历史至今仍不清楚。很可能至少从公元初期以后不同人种就在这里聚集。公元前后，胡图人从乍得湖和尼日尔河一带迁徙而来，逐渐取代了特佤人，成为卢旺达的多数族群。最后来到这片土地上的是以畜牧为生的图西族牧民。他们溯尼罗河谷而上，从公元10世纪开始逐渐迁徙而来。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内，图西族的不同集团先后建立过一些小王国，实行以国王“姆瓦米”为首的封建君主制。从公元13世纪前后卢旺达开始产生以氏族或亲属集团为基础的部落联盟性质的小国，到实现政治和地理上的统一，一直延续了5个世纪之久。15世纪以前，在一个图西王族的领导下，国王吉朗加在卢旺达建立了第一个王朝——尼吉尼亚王朝，完成了从“无国家状态”向王权的转变。15世纪，图西族国王鲁甘祖·布温巴（1458年即位）兼并了尼吉尼亚王朝周围的族群，在布瓦纳坎布韦地区（基加利附近）扩大为一个核心王国。以后国王西利马一世（1482年即位）和他的儿子基格里一世（1506年即位）又征服了尼亚巴隆戈河以西的地区。从16世纪开始，相当于今天卢旺达中部的地区被并入了核心王国，国王尤希·加希马（1552年即位）还强迫西部一些地区接受统治。鲁甘祖·恩多里于1600年即位后，进一步向西部和南部扩展。到18世纪，东部和北部的图西族地区和西北部的胡图族地区也都先后被兼并和征服了。1744年即位的国王西利马·鲁祖吉拉也是一位著名的征服者，继续开疆扩土。19世纪后半叶，国王基格里·鲁瓦布吉里（1860年即位）在统治期间将边界再次向外扩展，确保了卢旺达对基伍湖地区的控制，建立中央集权，卢旺达王国到达了全盛时期。卢旺达的政治集权达到很高的程度，国王成为一切权力的来源和象征。
在卢旺达实行封建君主制的年代里，图西族居统治地位，自称“高尚种族”，垄断着政治和行政管理大权，占有大量的土地和牛群，在社会上享有特权。胡图族绝大部分是辛勤的农民，历代以耕作为生。他们被图西族征服以后，沦为图西族的奴隶，长期处于无权、受剥削、受压迫和受歧视的地位。胡图人通过“牛群契约”，同图西族之间建立了从属关系，即受保护人与保护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保护制度下，受保护人有权得到牛奶和牛犊，他们拥有放牧权，但这并不能使其成为土地所有者，而只是一个受主人支配的租地人。图西族就是这样利用保护制度来维持和保障他们对胡图族的统治的。而胡图族在这种关系的束缚下，被迫听任摆布、服重劳役、缴租纳税、充当炮灰等。胡图族遭受的这种残酷的剥削和奴役一直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因此，胡图族世代的悲惨处境使他们形成仇恨图西族的心理，与图西族结下了不解之仇，从而在历史上产生了根深蒂固的民族矛盾。第二节 近、现代简史
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对卢旺达的殖民活动开展得比较晚，英国、德国和比利时殖民主义者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才相继入侵卢旺达。
1868年，阿尔及尔主教夏尔·拉维热里成立了非洲传教士协会，此后，白人神甫开始在卢旺达进行福音传教，并先后成立了9个传教会。19世纪下半叶，德国在开发坦噶尼喀湖时入侵了卢旺达。1884～1885年召开的柏林会议决定将卢旺达和布隆迪两国合并，称之为“卢安达—乌隆迪”。1890年，这两个国家一起沦为“德属东非保护地”，构成了当时大德意志东非的第13个县，成为德国殖民地。1894年，德国人解决了卢旺达同比属刚果和乌干达之间微妙的边界问题。当年，德国皇家军队军官、德属东非保护地总督冯·戈岑初次会见了基格里·鲁瓦布吉里国王。1895年鲁瓦布吉里国王去世，新国王尤希·穆辛加于1896年即位，同德国签署了一项保护国条约。国王穆辛加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同德国结成了联盟。德国殖民者保持了卢旺达原有的社会结构，并通过中央政府实行间接统治。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由比利时对卢旺达实行军事管制。1922年7月，国际联盟根据《凡尔赛和约》将卢旺达“委托”给比利时统治，卢旺达成为比利时的委任统治地。1924年，比利时人同意在“卢安达—乌隆迪”行使国际联盟的统治权。直到1925年，卢旺达这一委任统治地的行政地位才最后确定。1925年8月21日，比利时政府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卢旺达和布隆迪组成一个单独地区，在行政上同比属刚果联合在一起，由隶属于比属刚果总督的一名副总督行使最高权力。这就使卢旺达和布隆迪实际上成为这一大块殖民地的第5个省（比属刚果分为4个省）。
德国殖民者所采用的间接统治制度被比利时保留了下来。所谓间接统治，就是殖民当局在巩固和加强中央政权的同时，还竭力通过种种途径保持和加强图西族在各个领域中的支配地位，使图西族的特权神圣不可侵犯。首先是扩大图西族政权的领土范围，把图西族的统治扩展到胡图族占多数的地区。在这些地区，殖民当局免除了胡图族酋长的官职，代之以他们指派的图西族酋长。其次是严格控制教育。殖民者认为，只有图西族才应该接受教育。学校成了培养图西族酋长子弟的场所。这样，图西族上层分子就设法通过受教育来永久保持掌权地位。最后是建立一种司法机构，使胡图族永远处于从属地位。这种司法机构实际上是图西族统治者用来维护和滥用其特权的工具。由于法庭都是由图西族酋长领导的，它的职能不是主持公道，而是滥用职权和保护图西族的利益。在许多情况下，图西人利用法庭使他们对胡图族的苛捐杂税合法化。
卢旺达和布隆迪两国都有一个由当地贵族选举并经副总督批准的“姆瓦米”，但还驻有比利时专员，以控制“姆瓦米”的一切活动。国王穆辛加由于强烈反对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因而和比利时人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并于1931年被比利时当局废黜，其子穆塔拉·鲁达希格瓦继位。比利时当局借口提高行政效率，于1926年决定对行政制度进行改革。实际上，在卢旺达最早的代理主教莱昂·克拉斯影响下进行的这种行政改革强化了图西族的政治特权，竭力保持图西族在每一个生活领域中的支配地位，使胡图族永远处于从属地位。
比利时殖民者在统治卢旺达期间，政治上伙同天主教会扶持王室，对广大人民实行残酷压迫。他们镇压反抗，迫害爱国人士，经常制造或利用族群纠纷，大规模屠杀无辜人民；经济上征收租税，掠夺物资，强占土地，种植经济作物，经常造成人为的饥荒，迫使数十万灾民背井离乡，逃荒谋生。1929年，成千上万人死于饥荒，随之而流行的各种疾病（赤痢、天花、伤寒等）又夺取了许多人的生命。灾难深重的卢旺达人民为了反抗殖民主义统治，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1928年曾掀起大规模起义，起义由西向东蔓延很广，有力地打击了比利时殖民当局的统治。1933年，在卢旺达全境和乌干达边境地区又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抗税暴动，许多起义者被枪杀。这次起义在卢旺达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有着重要意义。
1946年12月，联合国大会将卢旺达交给比利时托管。1947年，比利时殖民当局为了加强其统治，对当地上层分子作出了一些微小的让步，成立了一个咨询机构，即卢旺达—布隆迪总参议会。总参议会设43个议席，其中比利时人占27席，非洲人占16席，而在非洲人的代表中，绝大部分是由比利时专员任命的贵族代表。实际上，总参议会只是代表殖民主义者利益的御用工具。在比利时委任统治向托管过渡时，卢旺达的社会结构几乎没有改变，图西贵族继续保持着政治和经济的强势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胡图族上层势力成为新兴社会力量，在经济上的地位与作用日益重要。政治嗅觉敏锐并深谋远虑的比利时殖民者看到这种情况，便开始与胡图族的上层人士合作。1952年，在中央、省和地区成立的参议会中吸收了胡图族上层人士。1954年的法令废除了牧牛保护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图西族对胡图族农民的剥削，拥有较多牲畜的胡图族上层人士受益更多。图西族上层分子的地位因此被削弱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日趋高涨的形势下，比利时殖民当局于1953年和1956年组织了两次选举，结果图西族封建势力仍普遍获胜，广大人民希望的民主改革没有实现。根据1959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在卢旺达全国最高咨询会议33个席位中，图西人占31个，胡图人仅占两个；在地区咨询会议的155个席位中，图西人占125个，胡图人占30个；图西人在全部45个酋长辖区中占43个，另外两个空缺；在559个小酋长辖区中，图西人占549个，胡图人仅占10个。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当时图西人仍占有绝对统治优势。比利时殖民当局打着政治改革的幌子，继续维护图西族的政治统治，激起了胡图族尤其是胡图族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1957年3月24日，以胡图族领袖格雷戈瓦·卡伊班达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发表了《巴胡图宣言》，揭露和抨击了图西族的政治垄断，提出了民主与平等和“全面提高胡图族地位”的要求。图西族统治集团面对胡图族日益猛烈的攻击，在族群问题上采取了强硬的立场。这时两族的矛盾已经到了十分尖锐的地步。
50年代末，在非洲，特别是在比属刚果人民斗争的鼓舞下，卢旺达开始出现反帝、反殖的群众性组织，图西族中的领导阶层、知识分子提出了民族独立的要求。1959年，由图西族上层分子组成的“卢旺达民族联盟”宣告成立，要求卢旺达结束比利时的托管而独立，但该联盟所关心的是保存旧有制度和维护传统的图西族的特权。同一年，主要代表胡图族农村上层势力利益的“胡图解放党”也宣告成立。该党要求废除图西族特权，胡图人享受平等权利，实现民主化和由非洲人的自治，但对比利时殖民当局采取了比较温和的立场，并没有提出立即独立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面对图西族提出卢旺达独立和胡图族提出变革的要求，早就有思想和政治准备的比利时殖民当局开始挑拨两个族群之间的关系。比利时传教士在胡图人中间宣传图西人的封建统治违反民主原则的观点，胡图族知识分子对此产生共鸣，变革的要求更加强烈。其实，无论图西族的独立要求，还是胡图族的变革要求，都不符合比利时殖民者的利益。但在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大势所趋的形势下，殖民当局是无法回避图西族的独立要求的。因此，比利时政府改变策略，由原来的支持图西族统治转变为扶植胡图族上台。1959年，卢旺达国王穆塔拉三世死后，比利时殖民当局出于其殖民统治的需要，改为支持胡图族变革政治体制的要求。图西族统治集团对此极为恼火，废除了比利时总督任命的胡图族酋长。1959年11月，卢旺达爆发了剧烈的社会动荡，胡图人称之为“1959年社会革命”。比利时殖民者借机挑起了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冲突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胡图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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