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研究——基于农牧民的视角(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杨峰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研究——基于农牧民的视角试读：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不断加深，我国的经济体制产生了深刻变革，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同时对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的需求也日益增加。然而，在我国公共产品尤其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消费等方面，还落后于经济层面的改革进程。在国家初步实现小康的发展现状下，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仍然存在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质量不高、结构失衡的现象。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转变政府公共服务方式，提高公共产品供给质量和效率已成共识，也是改革继续向纵深推进的重点和难点，是亟待突破的社会热点问题。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当前众多经济社会问题的重大难点之一。根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截至2006年末，在乡村公路建设方面，只有46.1%的乡镇地域内有二级以上公路通过，仍有17.4%的自然村没通公路；在文化教育领域，农业从业人口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49.4%,69.8%的村没有建立幼儿园、托儿所，86.6%的村没有图书室和文化站， 84.9%的村没有农民业余文化组织；在环境卫生方面，只有24.5%的村饮用水经过集中净化处理，15.8%的村实施垃圾集中处理，20.6%的村完成改厕，农村的环境卫生任务还很重；在医疗服务方面，仍有25.7%的村没有卫生室，只有76.1%的村有具备行医资格证书的医生，16.3%的村有具备行医资格证书的接生员。这表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使得有相当多的农村人口因缺少必需的公共产品，而无法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生活质量，与发展和现代化无缘。

西藏作为一个西部地区、民族地区的典型代表，在经济上属于欠发达区域，但却是一个政治、生态、军事敏感区。它有占全国国土面积的八分之一土地，占全国陆地边境线六分之一以上，藏族人口占西藏总人口95%以上，绝大多数藏族人信仰佛教，生态环境极其脆弱，安全稳定问题牵涉全国。在西藏，农牧民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80%以上，城乡差距巨大，农牧民对于公共产品供给的依赖度要大大高于内地其他省区市。在特殊的政治、生态、军事等背景下，西藏从事农牧业生产、居住分散的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与分工明确且发达、居民集中的城市相比，显得更加复杂和困难，呈现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特征。

胡锦涛总书记在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大力保障民生，切实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继续实施 ‘富民兴藏’战略，提高各族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把更多关怀和温暖送给广大农牧民和困难群众，着重解决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农牧区条件艰苦、农牧民增收困难等问题。”如果任由西藏农村与非民族地区、发达地区的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差异日益扩大，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给地区和谐和民族团结带来不可忽视的损害。因此，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更是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长治久安”的重点。

尽管随着中央对西藏转移支付不断加大，但农牧区的公共产品供给与农牧民之间的需求仍存在很大的不一致性，效率不高已成为当下西藏农牧区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问题之一。因此，对西藏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进行研究，认真分析西藏农村真实的公共产品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中央治藏政策的制定起到参考作用。近几年，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的战略目标，也为本书的构思提供了空间。1.1.2 选题理论意义

西方经济学有关公共产品理论的研究成果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其中针对公共产品供给效率问题的探讨是我国开展该领域研究的直接理论来源。而我国公共产品供给理论的建立与发展还处于相对滞后状态，有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问题的研究更是其中的薄弱环节。本书选择西藏农村这一兼具中国乡村普遍特征与地域特殊性的区域作为观察对象，探讨相关公共产品供需理论，以期构建符合当地实际情况并切实可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评价体系，同时希望从该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出发探寻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求规律，丰富我国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评价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众多学者对于如何有效提供公共产品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众多理论。与此同时，在政府的行政管理改革中，主张采用管理决策方法对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进行评估，如成本效益分析法、资产选择方法、投票评价方法、标杆管理（基准）法、平衡计分卡方法、层次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结构方程模型法、模糊层次分析法等方法纷纷被使用于对公共产品的效率评价中。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评价在采取方法的选择上，确定采用基于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相结合（AHP-FCE）的数学评价模型，效率评价更具有全面性、综合型和客观性。

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实践中对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评价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复杂得多，不是单靠经济学就能解决的，需要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相关知识。因此，本书的研究有利于实现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1.1.3 选题现实意义

西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但地方政府承担了边界国防安全，民族团结，生态环境建设等众多全国性的公共事务。根据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部署，西藏地区的开发建设，是实现国家东西部地区协调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作为这一战略任务的重要部分，西藏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尤为关键和敏感，其效率高低，质量好坏，直接关系着民族团结、人心稳定、社会和谐等一系列问题。高效、高质的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将直接影响着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和谐，边疆稳定，对统筹全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和国家安全有着很重要的战略意义。

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是：一方面，西藏长期以来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具有明显的重城市轻农村倾向，城市公共产品几乎全部由政府提供，而农村公共产品却不可能像城市那样拥有一个十分健全的供给与服务体系，并得到完善的制度保障。在西藏广大的农牧区，公共产品供给上的缺位和制度保障的缺失，是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上的主要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存在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的差异，以及相关的政策体制原因，我国各地区农村的经济发展程度不一，必然会影响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平衡。西藏农村与国内很多地区农村相比，在享受基本公共产品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同时在生态、资源等方面的补偿明显存在不足，造成了显著差别。特别在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市场经济发达，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丰裕，能够为农村地区提供较多的公共产品；而在西藏，由于自然条件落后、交通不便等原因，经济发展不如东部沿海地区，财政收入基本依靠中央支持，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上难以达到东部地区的水平。因而，研究西藏地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问题，探究其原因并提供相应的对策，对于实现东西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可持续发展和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藏是一个主要由藏族居住的少数民族地区，面积122多万平方公里，2010年年底人口300.21万人，人口密度为2.46人/平方公里，是典型的地广人稀地区。西藏是我国唯一的少数民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民族自治区，是中国大陆解放最晚、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最迟的一个地区。由于自然、历史、社会等诸多原因，西藏是我国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一个边疆民族地区，但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生态上，都处于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虽然近几年来中央对西藏的转移支付不断增多，但占据西藏大部分人口的农牧区，公共产品的供给情况与当地农牧民的实际需求存在较大落差，始终难以达到一个较优状态，这也成为达赖集团和国际敌对势力破坏中国稳定、分裂中国领土、遏制中国发展和强大的借口。因此，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

现行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偏重投入产出之间的数据罗列，而忽视公共资金投入的真实绩效；偏重成绩树立上的供给主体需要，而忽视群众的真实评价。这必然在某种程度上缺乏科学性，使得理论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无法有效提供服务，导致现实生活中有限的人、财、物等公共产品的供给未能真正落到实处。本书通过对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研究，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西藏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程度、取得实效情况以及尚有欠缺或需要改进的方面，为加强西藏地区农村公共产品管理，合理规划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的供给提供科学依据，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这也是深入贯彻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的“保障和改善民生”精神的现实要求。1.2文献综述1.2.1 国外研究现状1.2.1.1 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理论

国外学者研究公共产品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并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早在1651年，霍布斯（Hobbes）通过对国家的论述，认为国家“能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的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提供社会个人所需要的公共产品。此类公共产品个人是难以提供的，所以只能由政府来提供。

另一位较早论述公共产品思想的是休谟（Hume），他在其著作《人性论》中明确论述了公共产品问题：“两个邻人可以同意排去他们所共有的一片草地中的积水，因为他们容易相互了解对方的心思，而且每个人必然看到，他不执行自己任务的直接后果就是把整个计划抛弃了。但是要使一千个人同意那样一种行为，乃是很困难的，而且的确是不可能的；他们对于那样一个复杂的计划难以同心一致，至于执行那个计划就更加困难了，因为个人都在找借口，要想使自己省却麻烦和开支，而把全部负担加在他人身上。”休谟所谈到的草地中的积水处理，就包含了公共产品的一些基本问题。他还论述了政府可以克服“搭便车”现象，即“政府虽然也是由人类所有的缺点所支配的一些人组成的，可是它却借着最精微的、最巧妙的一种发明，成为在某种程度上免去了所有这些缺点的一个组织”。

斯密虽没有明确提出“公共产品”一词，但其包含了公共产品的思想，涉及公共产品的类型（安全、司法、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筹资方式、公平性等问题。穆勒论述政府在何种情况下应该提供公共产品等问题。此后，西方众多学者对公共产品理论进行了更加详细深入的研究。

1965年，布坎南（Buchanan）在《俱乐部的经济理论》中解释了非纯公共物品的配置，对于可排他性公共产品，通过个人的自愿结社而形成的俱乐部是这些可排他性公共产品的一种最优配置。这是布坎南所说的在收入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俱乐部产品可以私人化。

1968年，美国学者哈丁（Hardin）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公地的悲剧》的文章，讲述了英国曾经的一种土地制度——公地，封建主无偿向牧民开放自己尚未耕种的土地，作为牧地（公地）。在无偿放牧的情况下，牧民们都养了尽可能多的牛羊，使得公地最终成为不毛之地，牧民们的养殖也无法进行。“公地的悲剧”说明公共产品使用的零成本和非排他性会让消费者过度使用，最终导致公共产品的低效率。“公地的悲剧”之所以受到广泛的关注，是因为现在很多问题事实上表现出类似的情况，如环境保护、区域合作等。

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奥尔森（Olson）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提出不管是参与私人部门活动的人，还是参与公共活动的人，都有着使自己行为最大化的倾向，无行为主体的公共利益是不存在的。当参与集体的人数越多的时候，搭便车的行为就越难以发现。

个人的理性行动导致了集体行动的失败，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Ostrom）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中着眼于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问题。在大量的实证案例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在现实中自主治理成功的案例是非常多的，但需要解决新制度的供给问题、可信承诺问题以及相互监督问题。就如作者总结所说：“公共事务治理之道就是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必须同时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对变量加以组合，以便增加自主组织的初始可能性，增强人们不断进行自主组织的能力，或增强在没有某种外部协助的情况下通过自主组织解决公共池塘资源问题的能力。”

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失灵”使得人们陷入了“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教条。对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效率方面的改进，蒂布特（Tiebout,1956）在其《一个关于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中“以足投票”理论的阐释，提出各个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竞争”，也会促使其更有效地提供人们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马斯格雷夫（Musgrave,1959）提出，政府可以通过分权分层提供公共产品。奥茨（Oates,1972）在《财政联邦主义》一书中，通过一系列假定提出了分散化提供公共产品的比较优势。

公共产品供给的低效率，引起了许多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德姆塞茨（Demsetz,1970）在《公共产品的私人生产》一文中指出，在能够排除不付费者的情况下，私人企业能够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科斯（Coase,1974）在《经济学的灯塔》中指出可将公共产品的产权私有，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提供。戈尔丁（Goldin,1979）提出在公共产品的消费上存在着“平等进入”和“选择性进入”，若公共产品不能通过市场手段被充分地提供给消费者，那是因为把不付费者排除在外的技术还没有产生或者在经济上不可行。戈尔丁的分析尤其是他提出的“选择性进入”方式是极富有创见的，这为探讨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问题，尤其为解决准公共产品的“拥挤性”问题指明了方向。施莱佛（Shleifer,1998）提出，在合同比较完备情况下，由私人来提供公共产品比政府提供更具有效率，即使在合同不完备时，竞争也会让私人企业更具有社会绩效。英国学者克劳兹（Krauze, 2000）在《让公共部门下课》一文中，指出公共生产的低效率、低质量以及短缺等问题，而私人部门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些弊端。布兰克（Blank,2000）则认为，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着效率和质量的消长关系，市场供给一些具有较低成本的产品可能更具有效率，而政府供给则能更好确保产品质量。

关于公共产品最优供给理论最早见于庇古均衡模型中，他关于资源如何在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之间进行最优配置的问题包含在他对税收规范原则的讨论中。庇古的分析是以基数效用论为出发点的，认为每个人在消费公共产品时会得到一定正效用，也会因此而纳税产生负效用。当公共产品的边际效益等于税收的边际负效益时，这时的公共产品供给是有效的。庇古在其模型中虽然在理论上提出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最佳配置的均衡点，但却不存在一个加总的机制，因此只能是纯理论上的研究。

萨缪尔森在对比私人产品的局部均衡基础上建立了公共产品的局部均衡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消费者的偏好和产品的价格都是既定的。在萨缪尔森所构建的一条“虚拟需求曲线”中，存在着一个前提，即每个消费者都能够非常准确了解自己的偏好，并能够如实表达自己的偏好，在公共产品的市场中不会出现投机取巧者和搭便车者。事实上，在公共产品市场上，要满足这样一个前提条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萨缪尔森的“虚拟需求曲线”通过对消费者的偏好纵向相加是难以实现的。

萨缪尔森在局部均衡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公共产品最优提供的一般均衡模型。一般均衡模型分析的是两个消费者（消费者A和消费者B）和两种产品（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存在的基本假设为：两种产品的生产可能性组合既定，消费者的偏好既定。公共产品最优提供的萨缪尔森条件即公共产品与私人物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等于边际转换率。然而，在现实中，由于受到知识的限制，不可能完全了解消费者的准确偏好，同时，公共产品可能具有的不可分割性会对供给数量产生影响。

林达尔实证解释了公共产品的均衡问题，称之为“林达尔均衡”。林达尔均衡的核心问题是消费者双方A和B之间的讨价还价过程中的偏好显示问题，只有A和B都能真实表达偏好，公共产品供给才能达到均衡。1.2.1.2 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

对地方公共产品具体问题的研究，国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如挪威学者荣恩（Rongen,1995）通过对6个地方的公共服务进行调查，重点关注了市政预算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以及私人消费和公共消费的效率问题。调查结果表明，市政预算过多的分配给政府管理和文化，而在教育和老人照料方面却是明显缺乏。英国学者贝斯利（Besley,2003）以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地方公共产品的集中供给和分散供给进行了研究，表明地方公共支出的集中使用会在不同的辖区市民间产生矛盾。挪威学者博尔赫（Borge,2000）通过面板数据对公共设施的收费问题进行了研究。约根森等（Jorgensen,2001）采用或有评价（CV）方法研究英国居民对于公共环境愿意支付的态度程度。美国学者查维斯（Chavis,2009）研究了通过将财政支出直接下放给社区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够更好迎合地方的实际需求，但却减少了资金使用不当的问责性，可以通过竞争的方式来提高社区参与的积极性。因本书研究主要是针对农村地区展开，故对地方公共产品的研究在此不多做叙述。

国外学者对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主要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供给效率、供给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在公共产品供给数量问题研究方面，如汤普森（Thompson,1963）在《满足未实现的农村地区公共服务需求》一文中提出，由于人口的大量流动、农场的不断减少、农村通信和交通的不断完善以及农村税收的减少，农村当地政府机构和政治力量已经无法有效适应这种变化，农村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在持续上涨。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依赖一定的比较标准，也需要通过与那些已经得到供给的地区进行比较。农村公共产品需求不能实现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其他地区公共产品的质量和数量都提高的情况下，农村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未有变化；第二，农村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即使有所提高，但仍低于城市地区；第三，在其他地区公共产品水平提高、不变或者稍有下降的情况下，农村地区公共产品水平下降更快。汤普森以此展开研究，发现在农村地区的教育、公共福利等方面的确存在不足，认为应提高教育质量，增强公共教育，通过农村地区政府机构重建、鼓励农民度假旅游等方式提高公共福利。巴克利（Barkley,1974）在《农村地区公共产品：问题、政策和人口》一文中提出，公共产品的问题在经济学上来自三个基本条件，即供给太少、供给太多或者供给质量不合适。巴克利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问题主要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问题，另一个就是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平问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绝非易事，政策能够在供给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罗伯特·杜尔（Robert Dur,2008）发现在大量城市和乡村组成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型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而城市会利用政治力量形成公共产品供给超额。

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方面，如奇克茵（Chicoine, 1989）以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公路为例，提出美国农村地区公共产品特别是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效率呈现逐步低下的趋势，主要原因在于地方乡镇财政能力的下降。德尔和纳尔逊（Deller和Nelson,1991）在《农村道路服务的经济效率的计量》通过以一些中西部的镇作为样本，对农村道路服务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超过50%的费用事实上是没有必要使用的，大行政辖区在农村道路供给上要比小行政辖区更具有效率，技术因素在效率方面呈现出收益递增影响。卡拉汉等（Callaghan,2006）基于个案比较，对英国的公众参与公共医疗健康问题进行了研究，对于复杂问题，单一的组织关系治理是不够的，还需要人际化的公共参与，才能提高质量和效率。

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影响因素研究方面，如张晓波（Xiaobo Zhang,2004）通过中国农村的调查发现，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受到农村的民主选举的影响。米格尔（Miguel,2005）对肯尼亚西部农村民族多样性和地方公共产品进行了研究，发现小学学校发展资金少及基础设施差与民族多样性有关系。巴克利等（Buckley,2006）利用利他模型对个人收入财富和个人自愿供给公共产品的线性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无论个人财富的多少，在自愿供给公共产品问题上每个人的程度是一样的。巴纳吉等（Banerjee,2007）对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印度农村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进行了研究，发现在此期间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受到国家政策支持，迅速得到普及。

另有一些学者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进行了研究，如斯密斯（Smith,1995）对相同或者不同特点和经济环境的家庭是否自愿提供农村卫生医疗设施进行了研究。斯科拉芬等（Schlapfer,2004）对被调查者愿意支付的公共产品表达偏好来确定供给的优先序问题进行了研究。1.2.1.3 西藏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

西藏独特的高原雪域风光和宗教文化氛围以及生活习惯吸引着国外众多学者的关注，但早期的一些研究多是基于感性的认识。西藏和平解放后，特别是民主改革后，国外学者对于西藏研究的热情逐渐高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