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明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迁徙与适应：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民族志试读：
导论
决定某项研究是否属于“人类学”范畴的唯一标准实际上就是看研究者做了多少“田野”。——古塔·弗格森
在人类学（anthropology）学科的学术史上，一些学者认为，综合研究人类生活的人类学大致可分为以研究社会、文化为主的文化人类学和以研究社会、生态为主的生态人类学。也有学者认为，20世纪以来，人类学有三个主要的研究角度：观念的研究（ideological approach）、社会结构的研究（social structural approach）和生态的研究（ecological approach）。因此，有学者认为，生态人类学已成为人类学领域中最关键、最重要的分支之一。而在国内人类学研究中，依据党的十七大关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强生态文明与少数民族地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研究，特别是民族地区大型工程建设与移民安置中民族文化保护研究，日益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由此可见，生态人类学是人类学学科的重要分支，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是生态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解决民族地区由于生态环境被破坏而导致的移民搬迁问题，实现民族生存、生态恢复、文化保护、环境建设、社会发展是当前中国生态人类学的焦点问题。
与此同时，民族学也非常重视生态环境的研究。民族学是以民族共同体为研究对象，揭示其产生、发展、变化与消亡规律的科学。任何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都有其自身的规律与进程，但某个具体民族产生的早晚、发展的快慢却与地理条件、生态环境关系极大。这是因为，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传统的生计方式、思想文化等经济、文化特征，这些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其居住的地理、生态环境影响与制约的。民族学对任何民族的研究都离不开对其所依附的生态环境的考察。由于地处高寒山区，交通、信息闭塞，生态环境恶劣，农牧业生产条件极差，雪灾、地震、寒流、泥石流、洪水等各类灾害发生频繁，塔什[1]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各项事业的发展严重滞后。2000年3月，第一批140余户塔吉克族农牧民搬迁到气候、环境、土地条件较好的塔吉[2]克阿巴提镇，这项搬迁工作计划完成“四通四有五配套”工程，将有1万人在这里定居。
人类学、民族学始终关注小型社会中社会与文化的变迁与适应。在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过程中，人类学、民族学对于变迁的关注点往往在于怎样转变和向什么方向转变。学科关怀常常直指现代背景中的“非主流”群体，企望追求一种反思，获得一种特别的历史深度和一种相对的文化立场，来理解人类不同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希冀在这种理解中揭示我们所处时代的社会问题。《迁徙与适应：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民族志》正是基于人类学和民族学理论，立足于生态建设和移民搬迁背景，研究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因环境变化引起的迁徙与文化适应问题。一方面，为新疆民族地区塔吉克族移民搬迁提供翔实、全面的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以高原游牧社会为典型，探讨生态环境、生产环境、生活环境和社区环境系统下的文化适应策略。
本书为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研究项目（项目批准号为10CMZ013，项目类别为青年项目）的最终成果。多年来，课题组成员在帕米尔高原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重点选择了大同乡、提孜那甫乡、塔什库尔干乡）和岳普湖县境内塔吉克阿巴提镇（重点选择了塔吉克阿巴提镇一村、二村、三村、四村和五村）进行了实地调研。现将本书研究内容做以下简单介绍。
（一）首次对中国塔吉克族研究进行了学术梳理
本书第一章系统梳理了中国塔吉克族研究的理论、意义与方法。在研究理论方面，从核心概念（生态人类学、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适应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和研究对象（中国塔吉克族研究）两个层面进行了详尽的爬梳。在研究意义方面，主要从理论意义（民族志、生态与文化的互动）和现实意义（经验、对策、思考）两个层面着手探究该课题的研究价值。在研究方法方面，主要采取定性（田野调查、实地访谈）和定量（问卷统计）的研究，特别注意移民搬迁前后不同文化层面的比较研究，注重图片的采集和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需要强调的是，本书积极探索不同文化视野与背景下的文化书写，由课[3]题主持人刘明主笔，当地塔吉克族领导、汉族领导、维吾尔族研究人员等共同参与了探讨、对话和交流。
（二）首次对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的水文化进行了学术研究
[4]基于第二章对当代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迁徙的原因、过程和现状的阐释，本书的第三章着重对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的水环境的变化与文化适应进行了学术探索。我国塔吉克族世代居住在帕米尔高原这一特殊的生态环境中，依据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课题组对塔吉克族生活、生产、文学和观念中的水文化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试图梳理塔吉克族长期存在的水文化现象，并对塔吉克族移民搬迁后对于水文化的适应做了深入的访谈和调查，从中可以看出塔吉克族传统水文化的积淀与移民搬迁后对于水文化的适应情况。
水作为塔吉克族文化记忆的载体，已然成为塔吉克族社会的集体记忆。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的水文化是塔吉克族文化系统中的一部分。在水文化的解析中，我采用分类叙述的方法，从“生活方面的词汇和日常生活事项”、“生产方面的历史记录与实际情况”、“文学方面的民间分类”和“观念方面的文献梳理与田野资料”四个方面来阐释塔吉克族的水文化。这种分类既有主位视野，也有客位视野，不在于对其进行价值判断，而在于尝试将主位与客位两种视野有机结合起来，对历史文本与田野资料进行相互印证，还原水文化的根源及其发展的脉络，这对于保护塔吉克族的文化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三）首次对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的农牧业进行了异地比较研究
本书第四章主要探讨农业生产环境、牧业生产环境的变化与文化适应情况。通过实地访谈、参与观察和比较研究，课题组有以下发现。1.在农业方面
首先，塔吉克人放弃了在高原上种植豌豆、青稞等作物的传统做法，为了改良土壤和发展经济，开始在平原种植苜蓿和棉花等作物以提高人均收入；其次，塔吉克人逐渐了解并掌握作物种植、栽培和收获的生产技能，传统的地方性知识逐渐被现代技术所取代；再次，塔吉克人逐步学习使用坎土曼、喷洒农药、开拖拉机等农业生产知识，生产效率得到大幅度提高。2.在牧业方面
最为突出的表现是草场和牦牛的缺失，直接导致传统游牧生活的消失，转而形成定居圈养型牧业生产方式。
受环境的影响，塔吉克人一方面在高原的生态环境中形成了“高原牧场文化”，另一方面在迁徙后的生产环境中形成了“圈养型牧业文化”。人一方面受制于环境，需要不断地适应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又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地改造其生活的环境。环境一方面影响、限制人和牲畜的发展，另一方面又给人和牲畜提供生存的资源。因此，文化是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双向性适应的载体。人的活动如果不适应自然，就会破坏生存基础，并危及文化生产和创造的主体性基础，从而在根本上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
（四）对塔吉克族生活环境的变化与文化适应进行了走访和探讨
本书第五章主要论述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生活环境的变化与文化适应，分别从社会生活环境、宗教生活环境和语言生活环境这三个方面进行了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1.在社会生活环境方面
通过对塔吉克族在经济生活、社会福利、农业劳动、婚丧嫁娶、医疗制度和学校教育等层面的观察和描述，我注意到：第一，塔吉克人的经济观念逐渐增强；第二，外出劳动以体力劳动为主，并且大多是依附性的短期行为；第三，搬迁后的塔吉克族农牧民主要以政府的救助粮为主，在农业收入还没有成为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时，政府的福利性救助措施有必要继续施行；第四，家庭结构由家长制转变成小家庭模式后，劳动强度随之增大；第五，新型合作医疗有待长期深入地开展，塔吉克族有待摆脱因病致困的局面；第六，双语学习是塔吉克人面临的新一轮生活选择和社会适应的生存技能。2.在宗教生活环境方面
通过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主要是访谈），课题组从中国塔吉克族宗教生活的历史回顾、现实状况、存在问题及解决对策四个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在走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民宗局和宗教人士的过程中，课题组发现：第一，塔吉克族宗教人士的培训程度较低；第二，塔吉克阿巴提镇没有礼拜寺。根据实际情况，课题组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善塔县宗教文化建设的措施：第一，改善塔吉克族宗教人士的培训条件；第二，将在塔吉克阿巴提镇修建礼拜寺提上议事日程。3.在语言生活环境方面
课题组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对搬迁前后塔吉克族的语言使用情况、语言使用程度、语言使用态度和跨文化交际等方面进行了数据统计和分析。通过问卷分析，课题组有以下几个发现：首先，塔什库尔干县的塔吉克族对塔吉克语的重视程度较高，使用塔吉克文字的愿望很强烈；其次，周围的语言环境是多元的，维吾尔语的使用程度很广泛；再次，随着双语政策的实行，塔吉克阿巴提镇的汉语水平和认同感有明显的提升。
（五）对塔吉克族社区环境的变化与文化适应进行了重点解读
本书第六章主要论述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社区环境的变化与文化适应，从婚姻家庭和亲属制度、社会转型与女性社会化程度、搬迁点民族关系及交往方式等现实问题着手进行描述性研究。1.在婚姻家庭和亲属制度方面
课题组通过调研发现：第一，塔吉克族是一夫一妻制的父系社会；第二，禁止兄弟姐妹间通婚，但传统亲戚间的通婚依旧存在；第三，家长制结构被移民搬迁政策打破，形成分散的小家庭；第四，婚姻、赐名有一系列的文化社会规则；第五，在塔吉克人的观念中，孩子的骨头是父亲/ato/的，血和肉是母亲/ano/的。第六，塔吉克族的亲属制度属于类分式。2.在女性社会化程度方面
课题组认为：塔吉克族女性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不应只具有性别归位，还应有多重的社会定位。通过对社会转型、女性社会化、女性民族志等方面的理论回顾，采用访谈和问卷、生活史、口述史和自传体等方法，本书从家庭与社会、学校教育与政治参与等视角考察了帕米尔高原传统、现代、当代塔吉克族女性社会化的程度，对其变迁的原因进行文化上的分析，并给出政策方面的建议：第一，通过“自力”，提高塔吉克族女性的自我意识；第二，通过“他力”，为塔吉克族女性参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3.在民族关系和交往方式方面
课题组特别注意到，由于移民搬迁所形成的社区是新疆多民族社会较为典型性的社区类型之一，因此，移民搬迁后的民族关系和交往方式应当引起学界的关注。移民搬迁后，塔吉克族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变化：在本民族内部，从以往同一村落内的交往转变为不同村落间的交往；在不同民族间，与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和汉族的交往更为紧密。通过对塔吉克阿巴提镇社区民族关系的调查，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些较为普遍的特征：第一，大多数移民搬迁点的居民，其居住格局是由政府按照搬迁时间的先后顺序安排的；第二，不同民族在交往过程中，还是以个人交往为主，对于民族关系的评论中，主观性介入较多；第三，对于移民搬迁社区而言，行政、教育和经济成为民族间交往的最基本的三个场景。
（六）在研究思路上，采用多种视角进行观察与思考
课题组成员积极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研究者配合，从具有不同文化、不同身份、不同视角的参与者身上获得大量书面和口头文字材料。课题组通过不同民族、不同性别、不同背景的文化表达，试图勾勒出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移民搬迁与文化适应的全景，展现一幅多维、立体、真实的塔吉克人生活画卷。
通过多次调研和讨论，课题组指出：首先，一个民族的迁徙，其生态环境、生产环境、生活环境和社区环境的变化，必然导致文化在不同程度上的变化，由此产生新的文化适应模式，因此，迁徙的人群中必定会有一部分人面临很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其次，一般来说，基于改善自然环境的任何迁移，都是以环境的好与坏为原因和前提的，但这一迁徙项目的成功与否，除了与环境有关之外，还与民族文化的适应策略有关；再次，塔吉克族的发展，不仅要具有经济实力，而且要具有文化厚度和民族魅力，经过提炼和改造的传统文化是民族现代化的宝贵财富。
[1] 根据上下文语境，本书行文中分别使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塔什库尔干县”“塔县”“自治县”“全县”等称谓，均指同一地方。
[2] 根据上下文语境，本书行文中分别使用“塔吉克阿巴提镇”“阿巴提镇”等称谓，均指同一地方。
[3] 刘明，本书作者，即本书中的“我”。因为本书中有大量日记，所以本书行文中没有像一般学术著作那样使用“笔者”，而是使用“我”。特此说明，下文不再赘述。
[4] 本书中，迁徙和移民搬迁均强调人口在空间位置的变动。迁徙侧重塔吉克人在高原与平原间的往返移民现象，是一种较为客观的说法；移民搬迁多与政府工程、项目相关，是一种较为官方的说法。第一章中国塔吉克族研究的理论、意义与方法一文献综述
涉及本项研究的有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和理论。本书的文献梳理部分按“核心概念”和“研究对象”分别论述。其中，核心概念涉及生态人类学及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适应、文化变迁这样一些理论的发展脉络。当然，研究对象即关于中国塔吉克族研究的文献也是本项研究所关注的重点。（一）核心概念的述论1.生态人类学“生态人类学”由美国的维达和拉帕帕特（Andrew P.Vayda and [1]Roy A.Rappaport）于1968年最早使用。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类学者普遍开始对生态学的研究角度产生兴趣。生态人类学研究人类与[2]环境之间的关系。从20世纪初到现在，人类学的生态研究可简单分为两大类：一为决定论（determinism），一为互动观点[3]（interactional views）。
在人类学历史上，生态人类学衍生了诸多理论流派：①“环境决定论”。是指文化形式的外观及进化主要是由环境的影响所造成的。[4]②“人类地理学”。具有强烈的环境决定论倾向，以单一的环境因素做涵盖性的推论，认为文化由环境所造成。③“可能论”。认为地理环境并没有造成人类的文化，只是设定了某种文化现象能够发生的[5]界限而已。④“文化生态学”。探讨环境、技术以及人类行为等因素的系统互动关系，以社会科学的方法分析特定社会在特定环境条件[6]下的适应与变迁过程。⑤“民族志生态学”。主张揭示被研究者对其生态环境的看法，即从内在认知的视角了解环境与文化之间的关系。⑥“系统生态学”。强调生物群体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具有整体的观点，并可用流程图来表示系统关系。⑦“群体生态学”。用于人类研究时，是指一定数量的某一特殊群体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⑧“文化唯物论”。试图在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中融入文化内在认知及整合研究者的观点与被研究的当事人的观点。⑨“历史生态学”和“政治生态学”。将传统意义上更多关注于环境、技术、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研究与对政治、经济上的权利、历史不平等因素的强调联系在一起。
在研究方法上，生态人类学逐渐注重多学科的合作研究、比较研究、应用性研究和综合性分析。总之，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本项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价值，对于观察和分析塔吉克族从高原搬迁至平原的过程、理解文化上的适应性具有理论指导作用。2.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适应理论
适应论最早是由英国人文地理学家P.M.罗可斯比（Percy M.Roxby，1880～1947）提出的。他认为人文地理学包括两个方向：一是人群对他们的自然环境的适应，二是居住在一定区域内的人群和[7]地理地域之间的关系。俄国学者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曾经就“通古斯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做过详细的论述。他认为，在与自然环境建立关系的过程中，通古斯人的生活具有各种不同形式——有时完全是自觉的，有时则是不自觉的。这些习[8]俗影响着通古斯人的行为、性格和心理状态。
进化论学派是19世纪中叶西方出现的第一个民族学流派。但是，文化人类学在引进进化论时并没有将遗传、变异、适应、生存竞争等生物进化论中必不可少的基本概念同时引入，更没有做出符合本学科需要的消化和吸收，只是就文化本身探讨文化的进化。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文化人类学将地理环境因素视为文化传播的主要障碍，在播化论学派的视域中，文化成了一大堆随机拼合的碎片。至于文化本身如何对环境做出响应，同样模糊不清。
20世纪30年代，文化人类学转向对一种文化的内部要素做结构功能分析，因而有可能认真地观察和研究不同文化要素与其所处环境的关联性。法国社会学年刊派的莫斯（M.Mauss，1872～1950）对因纽特人（Inuit，旧称爱斯基摩人）村社聚落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研[9]究，首次以个案方式剖析了社会组织对环境的适应。这篇文章也就成了文化人类学研究环境适应问题的开山之作。但他仅仅提供了文化中的某个组成因素与一些环境因素的关联性，并没有涉及文化的整体以及自然环境中众多的构成要素，而且文化适应的过程也没有得到充分揭示。
新进化论学派是美国在20世纪40至50年代形成的民族学和人类学学派。该学派对文化适应这一概念做了深入研究，其创始人为美国[10]学者斯图尔德（J.H.Steward）。他的文化建构理论已经为文化适应的深入探讨做了坚实的理论铺垫。斯图尔德在理解文化适应时，不仅注意到文化的整体性，也注意到单一文化要素与相关环境因素的适应[11]关系。
无疑，斯图尔德的论述对我们认识文化适应的本质起到了很大的启迪作用，标志着文化适应这一概念在文化人类学中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消化与吸收。此外，他还使用“文化生态”来解释人对环境的适应问题。遗憾的是，斯图尔德虽致力于对文化适应的研究，却没有给文[12]化适应下一个明确的定义。
瞿明安借助西方文化模式、文化适应理论，在《超越传统——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一书中，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转型模式及[13]文化适应机制做了深刻的、颇有见地的论述。曹红曾就维吾尔族“转型模式与文化适应”进行过讨论。她认为：“文化适应是文化对环境变化作出反应的一种文化变迁，文化的某个方面因响应环境变化而发生变迁的话，文化的其他方面也可能发生相应的变迁。这一切都表明，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不是不连贯的零碎体系，而是有着内在的、[14]相互适应的一整套系统，是有固定模式的。”
近年来，有人又对“文化适应”做了如下定义。黄育馥认为，适应是指为了生存和更加繁荣而对变化做出的反应。这一术语可以指由于对事物的更大需求而发展更好的技术，或随着气候和土壤的变化而[15]不断改变耕作方式。郭家骥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对周围的自然[16]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性体系。文化与自然的互动或文化对自然的适应可被称为生态文化，生态文化是一个民族对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的适应性体系，包括民族文化体系中所有与自然环境发生互动关系的内容，主要是这个民族的宇宙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
美国内华达大学人类学教授唐纳德·L.哈迪斯蒂（D.L.Hardesty）认为：“适应是通过行为、生理和遗传的变迁方式与环境产生有利关系的过程。并且，适应是一种动态过程，因为，无论生物还是其环境均非一成不变，新的问题不断产生，提供解决方案的新的关系也不断[17]建立。”
王恩涌认为，从人类历史发展的经历来看，人类脱离动物界独立[18]发展，有两个主要特征。这两个特征都是在人类适应环境发展中产生的，前者一般称为生物适应，后者一般称为文化适应。所谓生物适应，是指人类在其发展中为适应环境、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而在体质方面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具有遗传特性。利用工具、制造工具、技术发展、群体组织与分工以有效获取食物和改善其生活条件，这种方式与利用自己体质方面的变化以适应环境的方式完全不同，其依赖的工具、技术、组织属于文化与制度，故被称为文化适应。
杨庭硕、吕永锋的观点更适合本书的研究。他们认为，文化适应是指“一种文化在面对生存环境的变化时，或出于提高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益的需要，为了使该种文化获得更强的生存和稳态延续能力，凭借该种文化所属成员的经验积累和技术的提高，并通过实际运行以新陈代谢的方式淘汰、改造或新增某些文化要素，经过逐步地进行文化要素及其结构的重构和整合，形成一种更具生存能力和稳态延续能[19]力的新型文化”。3.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变迁理论
文化变迁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在学术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主要有针对文化变迁的界定、动因、分类、层次特征、实证等方面进行的深入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学界明确提出文化变迁这一课题并进行专门[20]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将文化变迁定义为：“文化内容或结构的变化，包括因文化的积累、传播、融合与冲突而引起的新的文化的增长和旧的文化的改变。”
西方由于受发展研究的影响，“文化变迁”常常同“社会变迁”相混同。尤其在美国，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经常使用“文化变迁”[21]一词，有时也用“社会变迁”。克莱德·M.伍兹认为“文化变迁和社会变迁都是同一过程的重要部分，在概念上也可以区分，倘若文化可理解为生活上的多种规则，那么，社会就是指遵循这些规则的人们[22]有组织的聚合体”。
西方民族学领域内的文化变迁研究是与该学科的历史发展同步前进的。只是在不同时期，各学派的侧重点不同。早期古典进化论学派的研究，实际是文化变迁的研究，主要说明文化发展的普遍性，但不太注重民族之间的文化接触。传播学派侧重于进化论学派所忽视的文化的地理、空间和地方性变异，着重研究文化的横向散布，但忽视人类创造文化的能力，对文化变迁的过程或传播的时间顺序的解释缺乏说服力。而按功能学派的观点，文化变迁是适应社会生存发展的需要而发生的。
关于文化变迁的动因论，根据司马云杰的归纳，大体有五种说法，即生物因素决定论、地理因素决定论、心理因素决定论、文化传播因[23]素决定论、工业发展因素决定论。杨镜江在他的《文化学引论》中将文化变迁的原因细化为以下四个方面：①各种社会的原因，最根本的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变更；②文化自身的矛盾冲突、分化；③地理[24]环境条件的变化；④外来群体文化传播的影响。石奕龙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梳理，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确认为自然环境[25]和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才是文化变迁的根本原因”。
在文化变迁的分类上，西方有多种分法：①以参与变迁的人的意愿为标准，划分为“自愿变迁”和“强制变迁”；②根据变迁在整个文化中所占的范围和比重，划分为“有限变迁”和“无限变迁”；③以变迁的速度为标准，划分为“文化渐变”和“文化突变”；④以人为参与的程度为标准，划分为“自然变迁”和“计划变迁”。还有学者认为，文化变迁可以分为两类：内源性变迁和外源性变迁，即由内[26]部发展引起的变迁和由外部发展或者交往引起的变迁。
当代西方的文化变迁理论，以美国最为发达。以美国为范例，其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①视变迁为一切文化的永恒现象，文化的均衡稳定乃是相对的；②以个人为变迁的最小单位；③以既定的社区为中心，进行相对完整、系统的解剖；④在强调引起文化变迁的外部刺激的同时，也强调文化内部的发展导致变迁，重视文化变迁的内部整合与调适机制运行过程的分析；⑤不是侧重于对变迁现实结果的说明，而是力图把握正在发生的具体的变迁过程并着眼于未来，试图建立富于预见性的理论架构；⑥通过参与分析而指导变迁，这体现了文化变迁的研究具有应用人类学的实质；⑦在应用多种研究方法的同时，大[27]量采用计量人类学的手段，以尝试建立精确的模型。
关于文化变迁的实证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就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写出了一批高质量的调查报告，如凌纯声、商承祖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等，对研究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具有重大价值。对汉文化及其变迁的研究，首推林耀华的《金翼》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进入80年代，胡起望、范宏贵合著的《盘村瑶族：从游耕到定居的研究》是在费孝通教授的倡议和指导下对广西大瑶山地区进行调查的研究成果之一。到了90年代，研[28]究向纵深拓展，如郭大烈主编的《云南民族传统文化变迁研究》等。
综观国内外的研究状况，我们不难发现这样几点：①关于文化变迁的理论或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国内目前还是以译介为主，即使有部分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不是针对“现代化”这个全球背景而言的。②国内关于文化变迁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实证调查研究相对薄弱。③国内对民族地区文化变迁的研究，一般都只涉及个别文化因素，全面系统地研究整个文化复合体的变迁过程的成果，迄今难
[29]见。因此，完全有必要将这一课题深入下去。（二）研究对象的述论[30][31]
塔吉克族是跨境民族，也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据2010年人口统计，塔吉克族共有51069人，主要聚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的塔什库尔干县、叶城县、莎车县、泽普县，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阿克陶县，以及和田地区的皮山县等地。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1953年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始，我国塔吉克族的研究才逐步得到发展。当然，20世纪50年代除了以塔吉克族报道性材料为[32]主的资料之外，还有比较系统的研究，如1956年的少数民族语言[33][34][35]调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以及1958年的塔吉克族简史等，这些资料为后来深入研究塔吉克族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随着国家“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村寨调查[36]、扶贫移民搬迁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塔吉克族作为人口较少民族日益成为专家、学者关注的热点，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内容涉及塔吉克族的社会历史、语言文学、文化艺术、体质健康、移民搬迁等诸多方面。本书就我目力所及，对塔吉克族的研究进行综述，以展示塔吉克族研究的新进展与新成果。1.社会历史研究
首先，在塔吉克族的形成方面。塔吉克人是中亚古代土著居民的一支，属于欧洲人种地中海类型。塔吉克人“指的是操伊朗语的民族，[37]他们是古代雅利安人的后代”。学术界一般认为，欧罗巴人的先祖雅利安人公元前2000年前在里海以东的中亚草原过着游牧生活，约在公元前2000年，雅利安人开始大迁徙，一支迁入伊朗高原，一支迁入印度，一支迁入欧洲，还有一支迁入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地区，这就是活动在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地区的操东伊朗语的古老部族的来历，他们在帕米尔地区即现在的塔什库尔干地区定居下来并创建了自[38][39]己古老的文化。因此，中国塔吉克族的形成涉及古代的塞人[40]、粟特人等操伊朗语的部族和居民。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塔吉克族的族源可以分为两支：一支是白种人之伊兰人；另一支是黄[41]种人之羌人。”
其次，在塔吉克族的历史方面。塔吉克人世代居住在祖国西陲帕米尔高原之上，一些学者对塔吉克祖先建立的朅盘陀国（历史上长达[42]近600年）有过考证。清王朝时期，政府对帕米尔地区在政治、经[43]济、文化诸方面进行了强有力的治理，政治上“因俗设官”，经济上兴屯田、订赋税、改币制，文化上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44][45]习惯。近代以来，帕米尔问题成为英俄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46]结果。一些学者对“帕米尔的有关协议、英俄私分帕米尔的原[47]因、英国入侵坎巨提及其影响以及瓦罕走廊的法律地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3月，成立了塔什库尔干县人民政府；1954年9月17日，成立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一些学者也对塔县成立40年（1994年）来所取得的成就进行[48]了回顾。
关于塔吉克的历史记述，英国探险家扬哈斯本分别于1887年、[49]1889年、1890年三上帕米尔高原，撰写了《帕米尔历险记》。《中国共产党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历史大事记（1949.12～2000.12）》则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记录[50]了发生在塔县的重大历史事件。一些研究者还从中国正史、中国古籍和外文书籍三方面广泛搜集塔吉克史料，内容包括地理、历史、[51][52]语言、民族、宗教、文化等。对于帕米尔地区的一些外文历史[53]资料，中国当代著名民族学家吴泽霖进行了较好的翻译、整理工[54]作。
关于塔吉克族的考古材料，1976年7～8月，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塔吉克自治县进行了调查，特别是对当地的墓葬形制、葬[55]具及葬式、随葬器物等进行了细致研究。1983年8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测绘大队有关专业人员所组成的考察队，在塔什库尔干县城郊发现了一座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并对“遗址的位置和地层概况、文化遗存”[56]等进行了研究。2001年，为配合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之一即下坂地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自治区文物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及喀什地区文物管理所等单位派人对分布在塔什库尔干河南北两岸水[57][58]库淹没区内的古墓葬进行了考古调查，共发现13处墓地。通过考古发现，学者们对塔什库尔干地区的吉日尕勒文化遗址、香宝宝古[59][60]墓、古石头城和公主堡等历史文化遗迹进行了考察，找到了它[61]们与塔吉克族古代历史文化的内在联系。马苏坤则对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的伊斯兰墓葬进行了重点了解和踏勘，共调查麻扎及大的伊[62]斯兰墓葬群9处500多座，并对其中的文化融合现象进行了探讨。
再次，在塔吉克族的社会方面。20世纪80年代，国内对塔吉克族的研究开始转入对塔吉克族社会和文化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塔吉克族发展的简要历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经济形态、塔吉克族[63]的文化特点和风俗习惯以及目前的发展状况等。一些学者还对塔吉克的历史源流、社会经济、物质文化、婚姻与家庭、宗教信仰、文[64]化和艺术、风俗习惯与娱乐活动等做了研究。还有一些学者在研[65]究新疆世居民族时，也涉及塔吉克族的社会情况。随着研究的深入，由塔吉克族学者进行的塔吉克族社会研究格外引人注目，特别是[66]新疆大学的西仁·库尔班教授，研究成果颇丰。2008年起，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修订本对“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67]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等进行了修订。2.语言文学研究
中国塔吉克族使用的语言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东伊朗语支[68]，也称为帕米尔语支。我国的塔吉克族主要分为色勒库尔（也译作萨里库尔）塔吉克和瓦罕塔吉克两部分，因此，我国的塔吉克语也分为色勒库尔塔吉克语和瓦罕塔吉克语。高尔锵是我国第一位塔吉克语专家，编著了《塔吉克语简志》，并对塔吉克语的基本句型、谓语、名词与格功能、动词语态特点、句子结构、语态结构等进行了深入的[69]研究。曾钫编著了《汉、英、塔吉克语900句》，推广汉、英、塔[70]吉克语的学习。另外，西仁·库尔班和庄淑萍从语言学理论角度对中国塔吉克色勒库尔方言的语言、词汇、语法、土语和借词进行了论[71]述并阐述了其主要特点及规律。
上述内容是从塔吉克语语言本体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则是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安潘明（Pam Arlund）分析了“萨里库尔塔吉克语中的双语现象，弄清当地塔吉克人会说哪种语言以及如何选择语言，断定其双语程度并算出双言的比率”，还[72]预测“萨里库尔塔吉克语的未来，论证它是否有灭绝的可能”。此外，西仁·库尔班和李永胜对塔吉克语的分布状况、内部差异、使用[73]范围、使用情况和发展趋势做了初步讨论。刘玉屏认为，“新疆塔什库尔干县的塔吉克族较好地保持了本民族语言。随着交通、通讯、广播电视和教育等事业的发展，塔吉克人的语库逐渐扩大，很多人成为双语人或多语人，在县城及周边地区，兼通塔吉克语、维吾尔语和汉语的塔吉克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多。塔吉克族对本族语言的态度有助于塔吉克语的继续保持，而其对汉语的高度认同将成为促进汉语教学[74]进一步发展的有利因素”。
在塔吉克文学方面，阿提开姆·扎米尔对新中国成立后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文学的形成、发展及民族和地方特色进行了叙述，介绍了一[75]批塔吉克作家和作品。艾布勒艾山罕从形式和题材两方面介绍了[76]塔吉克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艺术和民间口头文学。蒋宏军、蒋方珍认为，“塔吉克族的民歌构思模式主要有兴体构思、比体构思、赋体构思三种形式，内容上表现了爱情生活方面的伦理、道德、审美、婚恋观，格律上采用了格则勒、柔巴依、玛斯纳维等体式”[77]。西仁·库尔班将塔吉克民间口头文学分为“‘soug’（赛吾格，即故事）和‘beyt’（比依特，即诗体）两大类，前者包括神话、故事、寓言、笑话和谜语，后者包括抒情诗、柔巴依、颂歌、两行诗和[78][79][80]哀歌”。学者们还对塔吉克文学、民歌给予了关注，进行了
[81][82]搜集和比较。3.文化艺术研究
塔吉克族文化在新疆众多少数民族文化中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83][84]位。段石羽就从宗教信仰、自然地理、文化地理、社会生产方式等方面指出，塔吉克族文化的特征是：第一，历史上有过多种宗教[85]信仰；第二，有着最为独异的自然地理环境；第三，有着最为独异的文化地理环境；第四，过着以畜牧为主、以农耕为副的经济生活。[86][87]西仁·库尔班阐述了鹰与塔吉克族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并探讨[88]了塔吉克族文化中的四大象征。肖之兴则描述了塔吉克人的生[89]产、生活、婚丧、社交、节日、宗教禁忌。热合曼库勒对塔吉克族的婚姻、服饰、房屋建筑、婚丧嫁娶、节日及待客等传统风俗的介[90]绍，“从侧面反映了塔吉克人民的社会道德和品质”。熊坤新、马[91]静和代晓旭对塔吉克族的人生礼仪、婚姻家庭、宗教信仰、谚语[92]传说以及塔吉克族传统的爱国主义等方面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93]进行了提炼和概述，从而大致描述出塔吉克族的伦理思想。[94]
在塔吉克艺术方面，关也维研究了塔吉克族的传统音乐，主[95][96][97]要讨论了塔吉克族的民间音乐（民间歌曲、器乐和舞蹈音乐）和宗教音乐。他认为，塔吉克族的传统音乐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第一，在音乐的调式音阶方面，既有七声调式音阶，也有不完整的调式音阶；第二，在音乐的节拍与节奏方面，丰富多彩的节拍与节奏是塔吉克族音乐的主要特征之一，其中，7/8、5/8节拍的广泛运用在其[98]他民乐中较见罕见；第三，在音乐结构方面，无论是民间歌曲还是舞曲，都比较简单，以两个相近似的材料和同样终止音的乐句构成的平行乐段结构是其典型的特征。[99]
在美术方面，顾炳枢介绍了塔吉克人的头饰艺术，张新泰主[100]编的《中国新疆少数民族民俗风情绘画全集》第6卷中汇集了龚建新、买买提·艾依提、李勇等创作的塔吉克族民俗风情画。赵芸认为，“作为塔吉克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主要标志之一的民族传统服饰装饰
[101]纹样，不仅是其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也体现着塔吉克族与[102]众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杨青香提出，新疆塔吉克族服饰文化[103]具有祆教这种宗教的意象。4.体质健康研究
在人口发展方面，马合木提·吐尔逊根据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对塔吉克族人口形势进行了论述，并对塔吉克族人口规模的发展、变化[104]以及人口再生产类型进行了研究，姚卫坤对分散杂居的塔吉克人[105]与维吾尔人组成的混合家庭进行了研究。
在体育方面，庞辉指出“高原生态环境、多元文化融合、传统生[106]活方式对新疆塔吉克族传统体育具有较大的影响”，孙刚对塔吉克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产生渊源、特征、内涵、价值进行了详细的调查[107][108]研究和分析，喻名可、孙成林强调，塔吉克族传统体育处于自[109]生自灭状态，其前景令人担忧，亟待扶持。
近年来，塔吉克族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绩，较具代表性的有：邵兴周、崔静、王静兰调查了新疆塔什库尔干县塔吉克族成年人155人（男100人、女55人），观察24项，测量72项。调查结果表明，塔吉克族有其民族特征，如发色黑且呈波形、胡须多、眉毛发达，头最大宽、面宽、鼻宽均较窄，鼻根高、鼻尖下垂、鼻孔最大横径以斜和矢状位为多，未出现蒙古褶。经比较，塔吉克族与其他黄种人、东亚人种差异较大。由此，他们认为，塔吉克人的这些特征与白[110]种人中的印度-阿富汗类型很接近。此外，李卫民、张雅玲、郝文亭、王新等人对塔吉克族7～18岁青少年的健康状况、塔吉克族初中生的身体形态、塔吉克族13～17岁女生的身体形态和塔吉克族成年人的身体素质进行了调查研究和分析，为塔吉克族体质人类学的研究[111]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健康方面，张涛通过深入调查阿克其克村，发现该地区区域性长寿人口的形成与该地区独特的自然生存环境和人文生活习俗密切相
[112]关。吾斯曼江·米吉提、阿孜古力·祖农、麦乌兰·卡迪尔、王立杰对2007年6月至2008年1月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报告的876例流行性腮腺炎病例进行了分析，认为“流行性腮腺炎已成为危害学生和托幼儿童健康的主要传染病之一”，“建议开展流行性腮腺炎免疫策略研究，制定合理、规范、科学的接种方案，并加以实施，以提高易感[113]人群免疫水平，从根本上减少流行性腮腺炎的发病率”。5.移民搬迁研究
移民搬迁与环境变化有密切关系。杨圣敏认为，帕米尔高原上的塔吉克人所处的环境与其传统的社会组织说明：自然环境对人类的社会组织形式会有一定的影响，当一个人类群体的生产力水平较低并处于一个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时，这种影响就比较大，他们就只能选择那种能有效地帮助他们抵御自然环境带给他们重重压力和灾难的社会组[114]织形式，血缘家族就是这样一种组织形式。
对此，白振声、黄华均指出，变迁中的塔吉克族社区井然有序[115][116]，起支配作用的主要是家系主义的内控力量。刘正江特别强调[117]移民搬迁中塔吉克人从牧民到农民身份的转变，努尔古丽·阿不都[118]苏力注意到塔吉克族妇女在家庭经济中的劳动分工和地位，吴琼则对开发性生态移民建设中移民心理危机明显、文化适应慢等问题提[119]出了建设性意见，敏俊卿等对生态移民中的社会文化适应给予了
[120]关注。我也曾较为系统地对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因环境变化引起[121]的迁徙与文化适应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实地调查和研究。
综上所述，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独特的历史与文化正吸引着越来越多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研究者的目光，有关塔吉克族的研究已形成一支粗具规模的研究队伍，研究成果正逐年增加，但应看到塔吉克族的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第一，目前对塔吉克族的研究广而不深，介绍性多，研究性少，边缘性交叉研究尚显不足。第二，塔吉克人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目前缺乏深入实地、长期性的调查和研究。对塔吉克族社会变迁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从整体上把握塔吉克族文化的发展动态，并对其未来的发展做出预测和判断。二研究意义（一）理论意义
目前，学术界对塔吉克族环境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所做的学术研究比较少，特别是在文化适应和文化变迁方面，基本上是空白。本项研究的理论意义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运用生态人类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对塔吉克族农牧民在帕米尔高原所形成的文化和搬迁到阿巴提镇后适应能力是否发生变化进行研究，获得第一手资料，尽可能地提供一部客观的民族志（ethnography）。
第二，长期以来，对塔吉克族文化与环境变迁之间相互适应问题的研究较少，本项研究通过民族学、人类学的调查方法，对塔吉克族农牧民搬迁前后环境的变化进行观察与描述，对搬迁后的文化适应进行探讨，试图提出一些新的认识和新的解释。（二）现实意义
首先，本书提出的有关迁徙与文化适应的一些建议，可以为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提供参考，并成为宣传高原塔吉克文化的重要文字资料。
其次，就具体的文化适应情况而言，本书的调查结果和图片资料可以提供给当地政府或文化部门备份，作为今后工作的参考资料使用，也可以成为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资源。三研究方法（一）田野调查
自1995年我第一次到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县算起，至今已去过不下20次，几乎是每年都去看一看，了解当地农牧民生产、生活的一些变化。1995年至2003年以旅游、访友为主，2004年至今以田野调查为主。因此，本项研究具有持续性和追踪调研的特点。课题组依据本项目大纲中所涉及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思路来具体实施本课题的田野调查。
首先，本课题主要研究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因环境变化引起的迁徙与文化适应问题。课题组首先面对的问题是：塔吉克人为什么要搬迁？对此，政府是怎么说明的？当地的塔吉克族农牧民又是怎么解释的？寻找信息提供者是颇费周折的，我当时找到努尔艾力（曾在新疆师范大学中语系就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访谈，而后又找到肉孜·古力巴依县长了解了搬迁地址的选择等问题。我还多次对主管塔吉克阿巴提镇各项工作的李凌峰副县长进行了访谈，并跟随塔吉克阿巴提镇的政府工作人员下村干活，体验农业劳动对塔吉克人的影响，从而了解到塔吉克人对移民搬迁的真实想法。调研过程中，塔吉克阿巴提镇新一任的刘德勇副县长与我们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访谈和交流。
其次，本课题的主要内容之一——生态环境该如何选取切入点？通过实地观察和与当地老百姓聊天，我发现“水”/hats/在整个塔吉克族社会运行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理清思路后，我有意识地对大同乡的农民、牧民，塔什库尔干县教生物、地理的老师，塔吉克阿巴提镇的妇女等进行了访谈。当我试图对植物资料和动物资源进行资料的搜集、整理时，发现存在很大的困难：第一，农林管理站缺乏地方性植物种类的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第二，普通老百姓对植物的说明很难与现有科学体系的植物种群一一对应；第三，我缺乏植物学方面的知识，很难对植物进行属类归纳、说明。于是，对这两个专题的深入研究暂时被迫放弃了。课题组在访谈中是随场景应变的，不可能依照简单的结构性访谈或非结构性访谈来进行，而要依据访谈对象的生活情况、工作情况、经历等，以他们所知信息为主展开访谈。访谈中，重要的是访谈对象知道什么、最了解什么，而不是我们希望得到什么资料。比如，我们一开始在对塔吉克人进行访谈时，很多人确实不知道与水文化相关的神话和故事，直到遇见对这一话题非常感兴趣并且有生活阅历的老人，这个问题才被化解开了。再比如，关于陇渠、毛渠等水利知识，我就是跟随当地管理水利工作的孜拉甫夏学习的，并画出了草图（可参见第三章）。
再次，虽然翻译是由许多当地的塔吉克人充当的，他们给我们提供了最大的帮助，但是，课题组缺乏塔吉克族族内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人员，那么，我们所做的研究如何才能被塔吉克人所认可、接受呢？我们采取的办法是：经常性地向新疆大学的西仁·库尔班教授等一批塔吉克专家、学者请教；田野中，每做完一个访谈，我们还就某一主题向3～5个塔吉克人再次求证、落实，以至于一些翻译有点不耐烦地说“都一样”。我们的原则是，“那不行，我们需要这个塔吉克人的原话，他是怎么说的，你就怎么翻译过来，哪怕重复，没有关系”。很荣幸的是：塔吉克阿巴提镇原镇长库尔班库力·卡玛斯参与到我们的课题组里，为我们提供了诸多便利，从塔吉克族族内管理者的角度对我们设计的访谈问题提出了建议；塔吉克阿巴提镇原副镇长王鹏专事农业并精通塔吉克语，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从族外当地管理工作者的角度对我们设计的访谈问题提出了建议。照片1-1 专家们提出指导性意见照片1-2 课题主持人仔细地记录专家们的建议（二）问卷统计
在田野调查的初期阶段，我们需要对移民搬迁中每户的人数进行仔细、认真的核算（这是做访谈的第一步，了解访谈对象的一些基本情况），需要对农田的亩数、生产周期、日常生活开支、经济收入与支出等进行简单的统计。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统计就不够了。为此，我们专门设计了一些问卷。例如，关于语言生活环境的问卷是我在查阅文献、对以往学者所做调查问卷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后来由课题组成员曾开于2010年7月、2011年7月进行了数据收集和整理工作。照片1-3 曾开做语言调查讲座照片1-4 刘晨在阿巴提镇做家访
在问卷调查和输入方面，课题组成员曾开、刘晨和尹露静可以说是夜以继日。白天，他们在塔吉克阿巴提镇做问卷调查，几乎涉及阿巴提镇五个村的每一家、每一户，或者在塔县做问卷调查，直接就在主干道上随机进行抽样调查。有时，会遭遇尴尬，例如，刘晨在热情地请求对方做问卷时被对方怒斥。晚上，课题组成员要整理访谈笔记、输入数据、写一天的感受，还时不时地要开碰头会，交流访谈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出现的新情况等。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