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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列夫·托尔斯泰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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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第一册）试读：

史诗艺术家托尔斯泰

数年前，我曾走访过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在庄园的一个僻静处，那溪水淙淙的扎卡斯谷地旁，有一块异常简朴的墓地。稍稍隆起的墓冢上绿草如茵，阳光透过扶疏的林木洒下一层金色的光辉。没有墓碑，没有十字架，与其相伴的是人们终年不断献上的鲜花，是紧紧护卫着它的几株高大的橡树和莽莽苍苍的森林，还有那传说中的象征着人类幸福的神圣的小绿棒。那里安息着伟大的俄国作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在19世纪独具魅力的俄罗斯文坛上，托尔斯泰无疑是最受后人尊敬的和最杰出的代表。高尔基甚至认为，托尔斯泰“告诉我们（的）俄罗斯生活，几乎不下于全部俄国文学”。①托尔斯泰文学成就主要在小说和戏剧两种样式，其中尤以小说的创作量最大。托尔斯泰的小说创作，除带有自传色彩的三部曲《童年》、《少年》和《青年》外，长篇小说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三部，有影响的中短篇小说有二十多篇。托尔斯泰的中短篇小说，不管是描写战争生活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反映地主与农民间鸿沟的《一个地主的早晨》、表现贵族平民化追求失败的《哥萨克》，还是晚年的炉火纯青之作《伊凡·伊里奇之死》和《舞会之后》等，都自有其不可替代的思想力量和艺术魅力。不过，对于列夫·托尔斯泰来说，最能施展其才华的无疑是长篇小说这一文学样式。高尔基有个生动的[1]比喻：“托尔斯泰倘使是一尾鱼，他一定是在大洋里面游泳，绝不[2]会游进内海。”托尔斯泰本人也认为：“史诗的体裁对我是最合适[3]的。”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有着一种内在的宏伟构想，特别是三部长篇巨著更是超群出众，具有独特的审美风貌。托尔斯泰长篇崭新的艺术面貌是作家对生活的独特认识和艺术概括的结晶。作为一个把自己的精神血肉深深地融入作品的艺术家，托尔斯泰在他的长篇中强烈地表现出人生追求与艺术探索相统一的倾向。

许多作家和批评家对长篇小说这一文学体裁作过种种理论阐述，其中不少具有科学的价值。但是，长篇小说的兼容性极强，要用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来界定它并不合适。我们只能在比较中对长篇体裁有如下基本的认识：与希腊史诗相比，史诗描写的通常是重大的历史事件、理想化了的英雄，它的风格一般显得庄严和崇高，而长篇小说主要着眼于个人的命运，“举凡人的心灵与灵魂的秘密，人的命运，以[4]及这命运和民族生活的一切关系，对长篇小说都是丰富的题材”；与戏剧等文学样式相比，长篇小说具有史诗式地把握个人生活的特点，“它的容量、它的界限，是广阔无边的”，它的宏大结构“更适[5]合于诗情地表现生活”。因此，与长篇艺术关系最密切的大容量表现生活、宏大的结构以及塑造内涵丰厚的形象是这一体裁的三个基本审美特征。一

就长篇大容量表现生活这一体裁特征而言，它有一个明显的发展过程。欧洲长篇小说源远流长，其源头一直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金驴记》等作品已经或多或少地具备了长篇体裁的某些特征。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堂吉诃德》标志着近代长篇小说开始向在生活的广度与深度上揭示人的命运的方向迈进。经过古典主义时期的沉寂以后，长篇小说在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再次得到了蓬勃发展，菲尔丁第一次明确地把长篇小说称为“散文体的史诗”。19世纪长篇天地中出现了群峰争雄的新气象，但一直到托尔斯泰，长篇小说才第一次显示出大海般恢弘开阔的美。托尔斯泰的几部长篇尽管在表现生活的容量上不尽相同，但却有着本质上相近的特征。

首先是史诗式的生活涵盖面。托尔斯泰长篇中的生活画面总是以囊括一个历史时期的巨大而完整的形态出现。在《战争与和平》中，作者的艺术笔触伸向了19世纪俄国广阔的生活领域，它不仅再现了整整一个历史时代，而且为人物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例如，我们在如此多样的生活舞台上看到了皮埃尔：贵族宫女舍列尔的沙龙、阿纳托利同事的房间、别祖霍夫伯爵临终的病榻旁、松林中的决斗场、共济会的卧室、波罗金诺战役前线、火光熊熊的莫斯科、法军的战俘营、未来的“十二月党人”的秘密团体……生活内涵的丰富使人物形象格外地丰满起来，而人物的广泛活动也有力地拓宽了长篇表现生活的幅度。在《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中同样如此，从彼得堡“大圈子里还有小圈子”的利欲熏心的上流社会到改革风波冲击下的农村庄园；从昏官当道、草菅人命的法庭到西伯利亚风雪弥漫的大路，主人公就是在这样动荡的氛围中进行探索，就是在这样宏大的空间演出了一幕幕人间悲剧。柯罗连科说得好：“一般的艺术家，如果能从纷繁的现象中找到一条光明的小径就认为自己是幸福的”，“托尔斯泰的艺术领域，这不是小径，不是林间小道，也不是一条大路。这是[6]开阔的田野，深广地伸展着，在我们面前显得广袤无垠。”当然，驳杂的生活现象在托尔斯泰那里并不是无节制的铺陈和简单的罗列，这里有着作家严格的审美选择。托尔斯泰曾经表示：“如果近视的批评家认为，我只是愿意描写我喜爱的东西……那他们就错了，在我所写的全部作品，差不多是全部作品中，指导我的是：为了表现，必须[7]将彼此联系的思想搜集起来。”托尔斯泰长篇的巨大容量主要就是来自于作家艺术概括的力量。如卢卡契所说：“大概没有另外一位现代作家，在他的作品中，‘事物的整体’会像托尔斯泰的作品这样的[8]丰富，这样的完整。”对生活的大面积涵盖和整体把握，对个别现象与事物整体、个人命运与周围世界的内在联系的充分揭示，托尔斯泰长篇正是在这一点上首先给人以不同于传统长篇的深刻印象。

其次是探索型的男女主人公。托尔斯泰独特的生活经历、思想激变和人生追求，引发为他对生活的独到观察和发现。托尔斯泰笔下的探索型人物、农民和革命者形象等都是作家对长篇描写对象的重要开拓。托尔斯泰长篇中主要的男女主人公大都属于探索型人物。当然，作为探索型人物首先被人们注意的是一些男主人公。在这些人物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家的“自我”。托尔斯泰仿佛是用自身的切片在做实验的标本，他与人物一起在探索，一起在进行深层次的自我分析。对于这些探索人物，如用“贵族地主”、“忏悔贵族”等一类名称来界定，并不贴切。他们确实出身贵族并拥有田产，但是从作品中看，作家的着眼点并不仅仅在这些阶级身份上，他更注重的是揭示人物身上勤于探索和富有实干精神的进步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几重因素的糅合构成了这些形象的某些共同的气质。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成为长篇发展中新的艺术形象。托尔斯泰把长篇的主要描写对象放在这些人物身上固然与他自身的人生探索有关，但同时也是他对艺术规律的尊重，因为作家比较熟悉这类人物，而且在这些文化修养较高，对时代潮流敏感的人物身上往往比较鲜明地反映出时代精神。紧张的人生探索和积极的社会活动力成了这一类形象不同于长篇中其他描写对象的两个重要的性格支撑点。如果我们把男主人公的探索看做是作家自身探索的艺术结晶的话，那么在那些女主人公身上，我们可以更多地发现作家透过表象揭示生活底蕴的洞察力。安娜、娜塔莎和卡秋莎——这些出身不同、个性各异的人物所显示的深刻的美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都与她们在曲折的生活道路上执著地寻找人生真谛的行为相联系。

第三，深沉的艺术思辨力量。托尔斯泰长篇的思辨力量突出地表现在作家大容量地反映社会问题和穷源溯流地探究人生哲学上。当时俄国迫切的社会问题都能在托尔斯泰的三部长篇中找到反映。《战争与和平》中，从对“四大家族”评价的准绳和对受人民力量感召的贵族新一代的描写中，可以看到托尔斯泰对俄国贵族的出路的紧张思考，对战争与和平、历史人物的作用、农民和妇女的命运等问题的高度关注。这些问题相互烘托，使小说的题旨异常丰富。托尔斯泰的另两部长篇同样具有这样的丰富的内涵。对人生哲学异乎寻常的探索也是托尔斯泰的长篇的一个重要方面。关于人生的意义和生与死的问题的探讨在几部长篇中颇为突出。例如，列文曾为了“他是什么人，他活着为了什么”而苦恼、绝望，甚至“几次想到自杀”。在书中作家醒目地为一个章节加了标题：死亡。尼古拉哥哥的死使列文“对令人费解的、近在咫尺和不可避免的死亡的恐惧感”更加强烈，而同时“另一个同样费解的奥秘又冒出来，呼吁人们要相亲相爱，要活下去”，那就是生——吉提的新生命的孕育。这种生与死的强烈对照正反映了列文（也是作家）在人生意义问题上的精神苦闷和矛盾心理。虽然作家最终得出的宗教结论与其宗教信仰相关，但是这一探索过程本身却包含着民主主义的思想内容。托尔斯泰无情地撕下醉生梦死的腐败社会的一切假面具，虽然他对生活的热爱客观上使他的说教显得苍白无力，但当我们剔除了其中不合理的内涵之后，长篇中关于善与恶、罪与罚等问题的思考同样能给我们以多重哲理启示。托尔斯泰强[9]调：“唯一能够传达艺术内容的方法是诗意的形象。”因此，尽管涅赫柳多夫等人是小说哲理内涵的主要负荷者，但他们依然是真实生动的艺术形象。正是这种与艺术形象交融的哲理思辨使托尔斯泰有力地开拓了长篇的思想容量，并给他的长篇带来了题旨丰富、意蕴深沉、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艺术特质。二

人们常常把文学作品的结构比作建筑学，那么可以这么说，形态最为复杂的长篇小说要求最为高超的建筑艺术。托尔斯泰在创作《安娜·卡列尼娜》时说过：“周密、反复地考虑新作中各个人物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考虑千百万种可能的组合以便从中选择百万分之一的组[10]合是非常困难的。”确实，结构艺术对长篇小说家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它直接反映了作家驾驭题材的能力，并关系到作品的成败得失和风格特征。

长篇小说在其发展过程中结构形态是不断变化的，它不存在任何刻板的规范和固定的模式。传统上，它有两种基本的形态：开放型和封闭型。开放型长篇小说一般事件驳杂，人物众多，情节的时间跨度大，空间领域广。这些小说往往以主人公的漫游为情节线索，以人物所见所闻的串联为结构骨架，事件松散冗长，呈奇遇重叠式。封闭型长篇小说大多集中于一人一事，情节穿插不多，时间跨度较小。这些长篇情节紧凑，结构集中，但又常常失之于纤巧。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可以发现，近代长篇的这两种形态与史诗和悲剧有关。“史诗的故事没有时间的限制，悲剧故事却尽可能限于太阳运行一周时以内”；“戏剧里穿插的情节很短，史诗里可用穿插的情节增广篇幅”；“悲剧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模仿的目的”，“史诗的整一性较差”[11]。因此，幅度宽密度松的开放型长篇又称“史诗体小说”，而幅度窄密度紧的封闭型长篇则被称为“戏剧式小说”。

托尔斯泰对长篇结构的开拓主要在于作家在对生活整体宏观认识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纵向开放和横向拓宽的形态。在托尔斯泰长篇中，纵横两者的关系表现为两个不同方向面的有机组合。首先是纵向的开放，即情节发展像生活本身那样在时空上没有极限。投身于“十二月党人”事业的皮埃尔等人的未来固然是一部新打开的书，走向西伯利亚的卡秋莎的命运也像那大路在无限地延伸。其次是横向的拓宽，即不是由一个人物，而是由主题凝聚的人物对映体来构成长篇的结构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是托尔斯泰长篇中更为重要的结构特色。这种对映体结构正是托尔斯泰“致力以求”并“感到骄傲”的结构独到之处：“建筑物的连接”不是靠情节和人物交往，而是靠“天衣无缝的”内在联系。《战争与和平》围绕着四大家族中主要成员的活动展开了多条情节线，但是这些情节线索都受制于一个结构中心，即由“人民思想”凝聚的安德烈与皮埃尔这一对映体的发展。小说中这两个人物的探索从本质上来说是一致的，但是作者从一开始就强调了他们在性格和生活道路上的对映关系。人物的不同生活道路以鲜明的对映线贯穿全篇，同时对映线又出现了四次叠合。小说开头舍列尔客厅中两位男主人公的“亮相”，第五卷中在鲍古恰罗沃和童山的重逢，第十卷两人同在波罗金诺前线，尾声中安德烈和皮埃尔在小安德烈梦中的迭现。每一次叠合都是对映体双方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从这部小说的结构中，可以看到作者对长篇结构艺术规律的尊重。一是重视主题的凝聚作用。托尔斯泰多次表示：“艺术作品中最主要的是要有一个像焦点一样[12]的，能把所有的光聚集于这一点或者从这一点放射出去的东西。”主题就是托尔斯泰长篇中的聚光点。在它的强烈光照下，对映体双方以及所有的人物和事件都按照各自的方式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二是重视结构布局。托尔斯泰认为，“一旦布局正确了，那么所有不必要的、累赘的东西自然而然会一概消失掉，一切都会以巨大[13]的明晰度显现出来”。布局的关键在于以人物为结构中心，托尔斯泰的长篇在布局上的独到主要表现在以对映体作为“体系的太阳”，这就在作品纵向开放和横向拓宽的同时，保持了结构的完整和明晰。因此，尽管《战争与和平》中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此起彼伏，人物复杂众多，事件驳杂纷呈，但它们的指向性都十分明确和清晰。“人民思想”主题的有力统辖和对映体结构中心的独到安排，使大如历史进程、民族存亡、战争风云、制度变革，小至家族盛衰、乡村习俗、节庆喜宴、个人悲欢，都纳入了统一的艺术结构之中，从而也才[14]有小说既宏伟、开放，“每一部分具有独立的兴趣”，又浑然一体、“形散而神不散”的艺术效果。

由对映体来构成结构中心的形态同样在托尔斯泰的另外两部长篇中存在，虽然具体处理方式有所不同。《安娜·卡列尼娜》中男女主人公的对映关系颇为独特。安娜和列文之间既不形成矛盾冲突，又几乎没有实际联系。他们的对映是更为内在的。如在寻求自己的理想生活时，安娜重感情，而列文重理智；安娜在追求中表现为“灵”与“肉”的尖锐冲突，而列文则主要是精神上的深刻矛盾；在家庭生活上，安娜在官僚、贵族社会的渊薮里沉沦，并以悲剧告终，列文则在宗法制农村庄园中找到出路，得到幸福。作者正是以此为对映基础，展开了人物的两条逆向的生活道路，并使之在“家庭思想”的凝聚下共同构成布局的主体。从外部形态看，这部作品如同一座双体大厦，其中任何一体都无法独立存在，但同时它们各自又有自己的一些互不重叠的侧面，因此结构的开阔感、层次感和整体感都很强烈。《复活》结构中人物也有自己的对映关系。与一般爱情小说相比，这部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纠葛明显淡化，卡秋莎和涅赫柳多夫主要以不同的性格以及走向“复活”的不同道路相互联系。作者使用更为简捷的手法，不断地在同一时间的横向基础上显示对映的空间面，而这些空间面又包含着各自丰富的生活内容。从严格意义上说，《复活》与传统的单线发展的结构已不尽相同。因此，尽管小说的情节较前两部长篇简单，但仍然达到了辩证和广阔地反映生活的目的。

托尔斯泰在处理对映体结构形态时，特别注意连缀人物的纽带作用。《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的纽带作用是明显的，而《复活》中情节的独特安排使对映体的一方涅赫柳多夫同时起了纽带作用。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担负这一作用的是奥勃朗斯基。此人与社会上的“三教九流”有着广泛的接触，同时又与所有主要人物有着不一般的关系，如列文是他的至交，吉提是他的妻妹，安娜与卡列宁是他的妹妹和妹夫，渥伦斯基则与他早有往来又曾是吉提的意中人。奥勃朗斯基在小说结构中穿梭往来，时隐时现。他的活动不仅使两个对映体之间的结构密度明显增大，而且还提供了一个充分显示对映效果的观察点，整个多层次的布局也随之出现了清晰的脉络。

托尔斯泰对长篇结构艺术的开拓是在传统的史诗体小说和戏剧式小说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比较成熟的形态，简言之，即结构上开放、拓宽与戏剧式集中的有机统一。托尔斯泰的这一开拓是作家对长篇结构艺术规律认识深化的表现，它为进一步发挥长篇艺术系统的整体功能创造了有利条件。对此，福斯特有一段出色的评论：音乐“在它的终极表达中为小说提供了一种美的形态。……这种形态就是扩展。……是扩展而不是完成，是大开大放而不是圆圆满满的结束。当交响乐奏完，而我们却感到那些组成交响乐的音符曲调已经获得了解放，它们在整体的节奏中已找着了它们个人的自由。小说能不能也这样呢？《战争与和平》不是也曾经给我们这种感觉吗？……当我们阅读时，我们难道感觉不出管弦的宏伟音响在我们身后缓缓响起？而读完全书之后，书中的林林总总——甚至包括那些战策的目录——不是[15]像已获得一种比当时实际情况所能允许的更为伟大的存在吗？”确实，托尔斯泰长篇正是以其开放、力度和整体原则为小说的艺术结构、为生活的“宏伟音响”“提供了一种美的形态”。三

托尔斯泰对长篇表现生活容量和结构艺术的开拓，本质上都是为了塑造审美价值更高的艺术形象。长篇小说具有在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塑造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的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在长篇发展史上人物形象从类型化到性格化的过程也有一条明显的演变轨迹。托尔斯泰的功绩在于为长篇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不少个性更为鲜明、内涵更为丰厚的艺术形象，这些形象的出现成了长篇典型化艺术走向新阶段的标志。

任何一部艺术作品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作家主观的印记，但是在不同作家那里，主体参与的程度是大相径庭的。作为一个真诚的、感情色彩极浓的小说家，托尔斯泰常常成为自己长篇艺术世界的直接参与者。对于那些基本符合作家美学理想的形象，托尔斯泰常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用充满诗情的美好色彩加以描绘，借以增强形象的美感特征。《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就是作家诗意化了的形象，托尔斯泰在具体描写中倾注了热烈的情感。例如，在紧张而富有生趣的快乐村围猎之后，娜塔莎一行来到乡村的“大叔”家做客。在这个新环境中她觉得那么轻松和快活。作家用欢快的笔调描写了娜塔莎与“大叔”的民间对舞，赞扬了“这个在法国女侨民的教养下长大的”伯爵小姐却能懂得这种“不可模仿、无法研习的俄罗斯的精神和动作”。由于作家对这一形象的性格美以及与人民和大自然接近的内在禀赋的诗意描写，这一形象显得生气勃勃，使人强烈地感受到一种蓬勃的活力和生活的意义。托尔斯泰在安德烈、皮埃尔、卡秋莎等人物形象身上也赋予了浓烈的诗情，并努力发掘他们的心灵美。对于那些不符合托尔斯泰审美理想的人物，主体的积极参与则使这些形象基本的审美特征得到了更为深刻的揭示。《安娜·卡列尼娜》中，卡列宁形象就寄寓着作家鲜明的审美评价。读者第一次见到的卡列宁形象虽然不乏安娜在特定心境中的直觉和感受，但作家的评价也溢于言表。而后，作家又不断地将卡列宁道貌岸然的表象与这种表象后面的内在实质加以强烈对照。在安娜的愤怒控诉中，我们也听到了作家的声音。与某些作家相比，“托尔斯泰从来不是一个生活的冷静观察者，对人和物抱着漠然视之的旁观态度”；同时，“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具有保持非凡的平衡的特点，而且几乎总是能为自己不安的观察和热情的探索找到艺[16]术表现的史诗般从容不迫的形式”。托尔斯泰强调，作家在创作中，应当稍稍离开他笔下的主人公。这种美学距离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基于这种“稍稍离开”的距离，托尔斯泰没有因为在娜塔莎身上倾注自己的热烈情感而任意拔高和美化这一形象，也没有因为卡列宁不符合自己的美学理想而对他加以漫画化。卡列宁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有自己的内心矛盾，在安娜病危时也会出现感情的波动。这是作家理性对情感的一种超越，也是“积极参与”与“美学距离”的统一。

托尔斯泰在人物塑造上的这种内在统一性，使他在长篇典型化的艺术手法上也作了重大变动，如揭示人物性格的多重色彩。托尔斯泰曾经多次表示，现实生活中没有绝对的好人或坏人，只有具有好的品质或坏的品质之分的普通人；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花斑”，也就是说生活中的人都有着多重色彩的性格特征。这些看法表明了作家对人的性格认识的深化。就人物性格内涵的丰富性而言，安娜形象所显示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安娜的性格与文学史上的不少复杂的艺术典型一样，是由一些双向性的元素系统联系构成的整体。它们在安娜性格中主要表现为：热烈追求但又自我谴责，大胆反抗但又时时妥协，意志坚强但又敏感多疑，天赋卓越但又无端耗费等等，这些双向的性格元素正是安娜悲剧的内在性格基础。在托尔斯泰笔下，安娜性格中这种双向性元素的组合是与众不同的。对立双方的元素并非壁垒森严，它们既互相冲突，又相互渗透，甚至还相互转化。这就使安娜的性格呈现出复杂的形态。例如小说第五部安娜观看歌剧这一场，它表明了安娜性格中大胆坚毅的一面：勇敢地向整个社交界挑战；但同时它又表现了安娜性格中脆弱的一面：在强大的社会压力、沉重的精神枷锁，以及面临与渥伦斯基的爱情出现裂痕的威胁下，安娜感到无能为力，感到恐惧和绝望。她决定去观看这次演出的直接动因是害怕渥伦斯基变心，其间甚至不排除还带有某种重入上流社会的潜在心理。这里，大胆坚毅与脆弱恐惧之间相互交织，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心理学认为，人的性格不仅是一个复杂的心理构成物，同时它的结构还具有动力特性。性格的动力特性主要表现为：人的性格特征在不同的行为条件下有不同的组合，性格既有相对稳定性但又可以在不同场合显示出不同的侧面；人的性格有可塑性，它在主客观相互作用中形成，又在主客观相互作用中变化。19世纪的长篇虽然在揭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上有了进展，但是对人物性格的动力特性却注意不够。在许多长篇中，人物性格从出场已经定型或者基本定型，所谓性格变化只是主导性格在不同空间内移动而产生的差异。这是一种多面的但却是静态的性格。托尔斯泰的发展则在于将人物性格的刻画从单纯的空间范围推向更为广阔的时空交织的范围。作者不仅在空间范围内多侧面地显示人物性格，而且在时间范围内动态地描写人物个性的形成和发展。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认为，托尔斯泰的人物之所以比狄更斯的人物更能抓住读者，就是因为托尔斯泰“描写的是正在成长的人们。他的人物是在斗争中形成自己的灵魂，而狄更斯的人物则已[17]经长成而且完美无缺了”。这段话颇为准确地抓住了静态性格与动态性格的美感差异。托尔斯泰曾经在《复活》中把人比作河，认为：“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切人性的胚胎，有的时候表现这一些人性，有的时候又表现那一些人性。他常常变得完全不像自己，同时却又始终是他自己。”托尔斯泰长篇中主要人物性格一般都处在这种运动状态之中。人物性格是这种状态，又不是这种状态，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使它与现实生活中人的性格的动力特性更为接近，从而大大加强了形象的真实感。

如果说19世纪长篇中心理分析手法已为大多数作家普遍采用了的话，那么托尔斯泰心理描写的手法则是别具一格的。在托尔斯泰长篇中，作家从来不是单纯地描写人物心灵的颤动、细腻的感受和自我分析，而是注意多种手法的综合运用。《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在奥斯特利茨战役时的心理描写就是如此。一方面作家跌宕起伏地描写了安德烈度过精神危机时的心理变化过程，另一方面他又用外化手段来揭示人物的心理。天空、春夜、橡树等自然景物往往既是人物心理外化的附着物，也是人物心理内析的触发器。心理描写手段的多样化还突出地表现在作家运用“自由联想”的手法对特定境遇中人物出现的潜意识心理的描写上。《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向吉提求婚失败后，他的思路一会儿从《热学》中的“电和热”跳到了小牛的出生，一会儿又从小牛跳到了幻觉中贴心的妻子。这种不自觉的、闪现式的联想简洁而又生动地写出了列文在幸福家庭的希望受挫后痛苦和恍惚的心理状态。安娜多次出现的梦境和产后病危时的胡话，渥伦斯基企图自杀时的迷乱心理，安娜在马车上跳跃的心理意象等等，也都是以一种“自由联想”的形态出现的，它们是人物生活积淀和情绪积淀的独特反映。因此，作为托尔斯泰现实主义心理描写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手法对于表现人物在特定瞬间的复杂心理起了重要作用。

托尔斯泰的长篇还注意追求知觉化的艺术效果。高尔基认为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具有这样的特征：“他刻画的形象巧妙到这样的程度，你会感觉到仿佛他的主人公的肉体存在；他仿佛站在你的面前，[18]你想用手指去触摸他。”造成这种实体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首先与作家天赋的感受能力有关。苏联学者尼基福罗娃在《文艺心理学》一书中分析了作家的日记、书信和有关传记材料后认为，托尔斯泰所具有的超人感受能力和现实对他的第一信号的直接影响力是令人惊讶的。他在有些日记中记述的景物和创作欲望“都是作为具有透视性、立体性，具有各种各样视觉和听觉形象的完整图景而被他感知到的”。除了这种天赋的能力以外，更重要的还是作家本身对知觉化艺术手段的自觉运用。文学中所谓的“知觉化”，就是借助于语言的色彩感、声音感和线条感等来唤起读者以生活经验和知识积累为基础的联想，从而造成艺术形象的直观性。要使那些靠抽象的文字勾勒出来的形象具有实体感，除了调动其他的典型化手段外，对知觉化的追求无疑是必要的。托尔斯泰在创造与其他艺术相通但又有自己特点的知觉化手段上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在托尔斯泰长篇中知觉化的形态十分丰富多样。其中有肖像的知觉化。如卡秋莎出场时，作家描写了人物的自然轮廓、衣服色泽的强烈反差，并通过头发和眼神的生动点染，立刻使形象具有一种生动可感的外在。有动作的知觉化。如娜塔莎出场时，人物一系列动作主要通过脚步声、椅子倒地声和笑声等声响来表现，这就使一个充满生气的形象在读者的联想中跃然纸上。也有群众场面的知觉化。如列文听割草妇女歌唱的那段描写，声音、色彩、光线等组合在一起，不仅造成强烈的知觉感，而且产生一种动态和气态。还有病态心理的知觉化。作家这样描写安德烈病危时的心理感觉：先写听觉，安德烈听见“一种轻微的耳语般的声音，不停地、有节奏地重复说着‘噼唧——噼唧——噼唧’”；再写触觉，他感觉到脸上有一座用细细的针或薄木片建造的奇特的空中楼阁；接着写视觉，“他间或看到有一圈红晕的烛光”。此后又是几种感觉交织的描写。作者在这里没有用一个抽象的字眼，全部通过人物的感觉以及感觉的频频挪移唤起读者的联想，造成鲜明的知觉感，从而使安德烈紊乱的心理状态纤毫毕现。托尔斯泰在长篇中对知觉化艺术手段的重视和广泛使用，说到底是对艺术规律的尊重，因为知觉化是达到具体性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只有当读者被艺术形象具体可感的形态吸引后，才能进而深入它的内涵和得到艺术的享受。托尔斯泰对长篇艺术的开拓在不同的情况下分别表现为哲理内涵深刻性与艺术形象生动性的统一，对生活整体的宏观认识与对长篇艺术规律具体把握的统一，主体的积极参与与保持美学距离的统一，等等。由此，长篇中史诗式的生活涵盖面、探索型的人物、深沉的艺术思辨力量、纵向开放与横向拓宽的结构形态、动态的多重色彩的性格塑造以及辩证的心理分析等一系列艺术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交织，以内在的有机联系构成了一个带有作家独特印记的艺术系统。作为长篇艺术历史发展中一块承前启后的界石，托尔斯泰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他的小说较为充分和较为全面地发挥了长篇体裁从审美上大容量地把握现实的巨大可能性；在作家人生追求与艺术追求的统一中，在广阔而完整的生活画面、宏大的艺术结构和卓越的形象塑造中，人的命运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真实展现。托尔斯泰的开拓为现当代长篇跃向新的高度指明了方向。在这一意义上可[19]以说：“托尔斯泰对于未来的小说家是最好的导师。”陈建华2009年5月改定于华东师范大学[1]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503页。[2] 高尔基：《列夫·托尔斯泰》，见《文学写照》，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页。[3] 拉克申：《列夫·托尔斯泰》，见苏联《简明文学百科全书》第7卷，莫斯科1972年版，第553页。[4] 别林斯基：《诗歌的分类和分科》，见《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51页。[5] 别林斯基：《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见《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58页。[6] 柯罗连科：《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见《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03页。[7] 托尔斯泰：《致斯特拉霍夫》（1976年4月23日），见《托尔斯泰全集》第62卷，莫斯科1953年版，第268—269页。[8] 卢卡契：《托尔斯泰和现实主义的发展》，见《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0页。[9] 托尔斯泰：《威·冯·波伦茨的长篇小说〈农民〉的前言》，见《托尔斯泰全集》第34卷，莫斯科1953年版，第270页。[10] 转引自古谢夫：《托尔斯泰是怎样进行创作的》，见《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51页。[11] 亚里士多德：《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5、17、26页。[12] 转引自《艺术家托尔斯泰》，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1年版，第314页。[13] 托尔斯泰：《致费特》（1878年9月5日），见《托尔斯泰全集》第62卷，莫斯科1953年版，第441页。[14] 托尔斯泰：《致斯特拉霍夫》（1976年4月23日），见《托尔斯泰全集》第13卷，莫斯科1953年版，第55页。[15] 托尔斯泰：《致斯特拉霍夫》（1976年4月23日），见《托尔斯泰全集》第13卷，莫斯科1953年版，第142页。[16] 奥夫夏尼科库利科夫斯基：《艺术家托尔斯泰》，见《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2、185页。[17] 乔治·奥威尔：《查尔斯·狄更斯》，见《狄更斯评论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39页。[18] 高尔基：《同进入文学界的青年突击队员谈话》，见《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81页。[19] 马丁·杜·加：《发现了托尔斯泰》，见《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0页。

第一卷

这是一八〇五年七月，有名的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太后[3]玛丽亚·费多罗夫娜的贵族宫女和亲信，在迎接第一个前来参加晚会的达官贵人瓦西里·库拉金公爵时所说的话。安娜·帕夫洛夫娜咳嗽了几天，她说是患了流感(在当时，流感还只是少数人才用的新名词)。早晨由英俊的男仆分送的便笺，措辞是完全一样的：

如果您，伯爵(或公爵)，没有什么更好的安排，而出席一个可怜病人的晚会也不会使您视为畏途，那么今晚七至十时我将荣幸地在舍[4]下恭候。安妮特·舍列尔“天哪，多么严厉的申斥！”进来的公爵回答道，对这样的接待毫不介意。他穿着绣花朝服、长筒袜和皮鞋，佩戴着几枚星形徽章，扁平的脸上流露出开朗愉快的表情。

他讲的是我们的祖辈不仅用以说话，而且用以思维的优雅的法语，是一辈子周旋于上流社会的宫廷显要所特有的安详、庇护的语气。他走近安娜·帕夫洛夫娜，向她低下洒了香水的发亮的秃顶，吻了吻她的手，便怡然自得地在沙发上坐下。“亲爱的朋友，首先告诉我，您的身体怎样？请让我安心吧，”他说，不改原先的声音和语调，在礼貌和同情中透露出一丝冷漠甚至嘲弄。“身体怎么会好呢……在精神上忍受痛苦的时候？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有感情的人难道能处之泰然吗？”安娜·帕夫洛夫娜说，“我希望，您整晚都待在我这里吧？”“英国公使的招待会呢？今天是星期三。我是必须到场的，”公爵说，“女儿会乘车来接我。”“我还以为今天的招待会取消了。坦白地说，所有这些招待会和焰火都越来越让人厌烦了。”“要是知道您不喜欢，他们一定早就取消了。”公爵说道，他像上了弦的钟表一样，习惯性地说了一些他根本就不指望别人会相信的话。“别挖苦我了。喂，关于诺沃西尔采夫的紧急报告有了什么决定？[5]您无所不知啊。”“怎么对您说呢？”公爵说道，语气是冷淡而厌倦的。“什么决定？决定是，波拿巴已经破釜沉舟了，看来，我们也准备破釜沉舟。”

瓦西里公爵讲话总是懒洋洋的，就像演员在口述一出旧剧的台词。相反，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尽管已年届四十，却充满活力和激情。

她是一位热情洋溢的女性，这是她的社会地位使然，有时即使她不想这样，但为了不使那些熟悉她的人失望，也就装出热情洋溢的样子。经常在安娜·帕夫洛夫娜的脸上浮现的矜持的微笑，虽然和她那青春不再的容颜不很相称，却表明她像被宠坏了的孩子一样，经常意识到自己有可爱的小小缺点，不过不想改，改不了，也觉得没有必要改。

关于政治事件的话题谈到一半，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情绪激动起来。“哎呀，您就别对我提奥地利了！也许我什么也不懂，可奥地利[6]从来不想打仗，现在也一样。它在出卖我们。俄罗斯不得不单独拯救欧洲。我们仁慈的君主知道自己的崇高使命，并将忠实于它。唯有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我们善良而英明的皇上将扮演世界上最伟大的角色，他那么仁慈，那么高尚，上帝决不会抛弃他，他也必将完成自己的使命，把革命这条多头毒蛇镇压下去，革命现在由于以那个屠[7][8]夫和恶棍为代表而更加可怕了。只有我们才会为无辜者的鲜血伸张正义。我们还能指望谁呢，请问？……英国以其生意人的头脑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亚历山大皇帝的高尚情操。英国拒绝从马耳他撤军。[9]他们想看看，想探究我国的行动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用心。他们对诺沃西尔采夫说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说。他们不理解，他们不可能理解我们皇上的献身精神，皇上自己一无所求，一切都是为了世界的福祉。他们有什么承诺吗？没有。即使有，也不会兑现！普鲁士已经宣称，波拿巴是不可战胜的，整个欧洲对他无可奈何……无论是哈登贝[10]格还是豪格维茨，他们的话我一句也不信。普鲁士声名狼藉的所谓中立不过是陷阱而已。我只相信上帝和我们亲爱的皇上的伟大未来。他将拯救欧洲！……”她突然停了下来，不禁因为自己太激动而露出了自嘲的微笑。“我想，”公爵笑着说道，“倘若派去的是您，而不是我们亲爱的[11]温岑格罗德，那么您一定能轻而易举地获得普鲁士国王的首肯，您是那么善于辞令。您能给我一杯茶吗？”“就来。顺便讲一下，”她又平静地说道，“今天我这儿有两位很[12]有意思的人物，莫特马尔子爵，他由于罗昂家族的关系与蒙莫朗西沾亲，是法国最有名望的世家之一。这是一位优秀的、真正的移民。还有一位是莫里奥神甫，您认识这位深谋远虑的人物吗？皇上接见过他。您知道吗？”“啊！我很高兴能见到他们，”公爵说。“请您告诉我，”他又接着说，仿佛刚刚想起了什么，特别漫不经心似的，其实他来访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听一件事，“孀居的太后想委派丰克男爵到维也纳担任一等秘书，这是真的吗？这位男爵看起来是个很平庸的人。”瓦西里公爵想给儿子安排这个职位，可是有人竭力想通过玛丽亚·费多罗夫娜太后把这个差使交给男爵。

安娜·帕夫洛夫娜几乎闭上了眼睛，表示她或任何别人都不能褒贬太后愿意做或喜欢做的事情。“丰克男爵是太后的姐妹向她推荐的，”她只是用伤感、冷淡的口吻说了一句。安娜·帕夫洛夫娜一提到太后，她的脸上蓦地流露深挚的忠诚和崇敬之情，其中融合着淡淡的感伤。每当她在谈话中提起自己的这位尊贵的庇护者时总是这样。她说，“太后陛下很器重丰克男爵，”于是她的眼睛又蒙上了一层淡淡的伤感的神情。

公爵意兴索然地沉默了。安娜·帕夫洛夫娜以她特有的廷臣和女性的乖巧和应对的敏捷，想起既要敲打公爵一下，因为他竟敢那样谈到向太后推荐的人，也要加以安抚。“顺便谈谈您的家庭吧，”她说，“知道吗，自从您的女儿出入社交界以来，她成了整个社交界的宠儿。大家觉得她美若天仙。”

公爵点头表示恭敬和感激。“我常常在想，”安娜·帕夫洛夫娜在片刻的沉默后说道，她将身子移近公爵，亲切地向他微笑着，仿佛以此表示，政治和社交的谈话结束了，现在要讲讲知心话，“我常常在想，有时人生的际遇是多么不公。命运怎么会给了您这样出色的两个孩子（除了您的小儿子阿纳托利，我不喜欢他），”她扬起眉毛，不容分说地插了一句，“这样可爱的孩子呢？可您，真的，把他们看得比谁都不如，所以您不配做他们的父亲啊。”

她热情洋溢地莞尔一笑。[13]“有什么法子呢？拉法特一定会说，我的面相注定不是慈父，”公爵说。“别开玩笑啦，我想认真地和您谈一谈。您知道吗，我对您的小儿子不大满意。这话只是我俩私下说说（她的脸上显出了淡淡的感伤），有人在太后那里谈到过他，都为您感到惋惜……”

公爵没有答话，可她默默地、神情凝重地看着他，等着他回答。瓦西里公爵皱起了眉头。“我能怎么办呢？”他终于说道。“您是知道的，为了培养他们，我做到了一个父亲所能做的一切，可是两个都成了浑蛋。伊波利特至少还算是比较安分的浑蛋，而阿纳托利这个浑蛋简直是恣意妄为，这是唯一的不同之处，”他说，笑得比平时更做作，更兴奋，而此时在他嘴角边形成的皱纹特别刺眼地显得出人意料地粗俗讨厌。“像您这样的人何必生儿育女呢？如果您不是一位父亲，我对您就无可指责了，”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若有所思地往上抬起了眼睛。“我是您的忠实的奴仆，也唯有对您才能吐露心声。我的孩子们是我生活中的累赘，是我背负的十字架。我是这样看的。怎么办呢……”他沉默了一会儿，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表示他只能俯首帖耳地听任残酷的命运摆布。

安娜·帕夫洛夫娜陷入了沉思。“您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让您那个花花公子阿纳托利成个家？听人家讲，”她说，“老姑娘都有给人做媒的癖好。我还不觉得自己有这个弱点，不过我想到了一个姑娘，她和父亲在一起生活很苦恼，就是我们的亲戚鲍尔康斯卡娅公爵小姐。”瓦西里公爵没有答话，不过他有上流社会的人物所特有的机敏和好记性，便点头表示他领会了这番好意。“不，您知道吗，这个阿纳托利每年要花掉我四万卢布，”他说，看来他忍不住让自己伤心的思绪继续下去。他沉默了一会儿。“要是这样下去的话，五年以后怎么得了？这就是做父亲的好处。她有钱吗，您的这位公爵小姐？”“她的父亲非常富有，不过很吝啬。他住在乡下。您认识的，此人就是著名的鲍尔康斯基公爵，先帝在位时就已退休了，有个绰号叫普鲁士王。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性情怪僻，难以相处。可怜的姑娘郁郁寡欢。她有个哥哥，就是不久前娶了丽莎·梅南的那个人，是库图佐夫的副官。他今晚也来。”“听我说，亲爱的安妮特，”公爵说，突然握住对方的手，不知为什么微微往下拽。“您替我把这件事办妥，我会永远是您的最忠实的奴仆（如同我乡下的一个村长在给我的报告里所写的那样）。她出自名门，而且富有。这都是我求之不得的。”

于是他以他所擅长的潇洒而亲昵的优雅的动作拉着宫女的手吻了吻，又把宫女的手抖动了好几下，懒洋洋地坐在圈椅上，眼睛望着一边。“等一等，”安娜·帕夫洛夫娜若有所思地说道。“我今天就对丽莎（鲍尔康斯基的妻子）说一说。这事也许能成。我开始为府上学着干老姑娘的行当了。”二

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客厅渐渐地宾客满堂。来的都是彼得堡最有名望的显贵，他们的年龄和性格各异，但都生活在同样的上流社会；瓦西里的女儿，美人儿海伦来了，她是来接父亲的，要和他一起去参加英国公使的招待会。她佩戴着花字奖章，身穿参加舞会的衣裳。彼得堡最有魅力的女性，年轻矮小的鲍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也来了，她在去年冬天出嫁，现在由于怀孕而不再出入盛大的交际场合，不过还出席小型的晚会。瓦西里公爵的儿子伊波利特公爵来了，他带来了莫特马尔，并为他作了介绍；莫里奥神甫和其他很多人也来了。“你们还没有见过呢，”或：“您不认识我的姑母吧？”安娜·帕夫洛夫娜对来宾们说道，并郑重其事地把他们领到头顶上打着高高的蝴蝶结、在客人们陆续到来时从另一个房间缓步而出的小老太婆跟前，向她一一介绍来宾的姓名，慢慢地把视线从来宾身上移向我的姑母，然后退后一步。

所有的来宾都按照礼节，向谁也不认识、不需要也不感兴趣的姑母表示问候。安娜·帕夫洛夫娜怀着伤感、庄重的关切注视着他们表示问候的情景，默默地加以鼓励。我的姑母对每一个人都以同样的话语谈到对方的健康、自己的健康和太后陛下的健康，谢天谢地，太后陛下今天好些了。所有向她走来的人，出于礼貌一点儿也不显得匆忙，而在离开老太婆的时候都如释重负，整个晚上就再也不照面了。

年轻的鲍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带着金丝线绣花的小丝绒口袋来了，里面装着针线活儿。她那有一抹微黑的绒毛的娇柔的上唇比牙齿略短，因此却在上唇张开时更觉可爱，尤其是在上唇伸长，覆盖着下唇的时候显得越发可爱。真正有魅力的女性往往如此，她的缺点——短嘴唇、半张着嘴，似乎成了她所独具的特殊的美。大家都愉快地看着这位充满健康活力、面容姣好的未来母亲，她在妊娠期是这样轻松。老人也好，寂寞、忧郁的年轻人也好，和她在一起待上一会儿，谈谈心，就觉得自己也变得像她一样轻松了。谁和她谈话，并且看到她一讲话就浮现的开朗的微笑和时时露出的洁白闪亮的牙齿，谁就会觉得，自己今天特别殷勤有礼，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想。

身材矮小的公爵夫人手上拿着小针线口袋，摇摇摆摆地迈着小小的快步绕过桌子，愉快地整一整衣衫，在靠近银茶炊的沙发上坐下了，仿佛她所做的一切，对她和她周围的人都是赏心悦目的娱乐。“我把针线活儿带来了，”她说，一边翻开她的针线口袋给所有在座的人看。“您当心点儿，安妮特，可别这样耍我呀，”她转头对女主人说。“您给我写信说，只是一个小小的晚会。您瞧瞧，我裹得严严实实的这身打扮。”

于是她伸开双臂，展示她那镶着花边的雅致的灰色衣裙，胸口下面束着一条宽宽的缎带。“您放心，丽莎，您仍然比谁都漂亮，”安娜·帕夫洛夫娜回答道。“您知道吗，我的丈夫要扔下我了，”她以同样的语气转身对一位将军继续说道，“他要去送死。您说说，干吗要有这场可恶的战争呢？”她又对瓦西里公爵说，不等他回答，又和瓦西里公爵的女儿美丽的海伦交谈起来。“多可爱的小妇人哪，这个矮小的公爵夫人！”瓦西里公爵悄悄地对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

在矮小的公爵夫人之后不久，一个高大肥胖的年轻人进来了，短发，戴眼镜，穿着当时流行的浅色长裤，高高的硬领，褐色的燕尾服。这个肥胖的青年是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名噪一时的豪门贵族别祖霍夫伯爵的私生子，此刻伯爵在莫斯科生命垂危。这个青年还没有在任何地方任职，他是在国外受教育的，刚回国不久，在社交界露面这还是第一次。安娜·帕夫洛夫娜向他点头致意，在她的沙龙里这是她对最低等的客人的态度。不过，虽然这是一种最低的接待方式，安娜·帕夫洛夫娜看见皮埃尔进来却流露出不安和担心的神情，就像看见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尽管皮埃尔的确比客厅里的其他男人更魁梧一些，但这种担心只能是与那种聪明却又腼腆，敏锐而自然的目光有关，这目光使他在客厅里显得与众不同。“您太客气了，皮埃尔先生，能来看望一个可怜的病人，”安娜·帕夫洛夫娜对皮埃尔说道，一边惊恐地与姑母互使眼色，这时她正领着皮埃尔向姑母走去。皮埃尔含糊地嘟哝了一句，眼睛却在继续寻觅着什么。他喜气洋洋地向身材矮小的公爵夫人点头问候，好像邂逅了一位至亲好友，这时他已走到了姑母跟前。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担心并非枉然，因为皮埃尔不等姑母把关于太后陛下的健康的话说完，就撇下她走开了，安娜·帕夫洛夫娜惊慌地拿话留住了他：“您不认识莫里奥神甫吧？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她说。“是的，我听说过他缔造永久和平的计划，这是引人入胜的，但未必能实现……”“您是这样想的吗？……”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她是想随便说句话应付一下，就去履行她作为女主人的职责，可是皮埃尔又失礼了，这次的情况恰恰相反。先是他不等别人把话说完就走；现在是缠着要走的人谈话。他低下头，叉开两条大腿，开始向安娜·帕夫洛夫娜说明，为什么他认为神甫的计划是空中楼阁。“我们待会儿再谈，”安娜·帕夫洛夫娜微笑着说道。

于是她摆脱了这个不知趣的年轻人，恢复了她作为女主人的活动，她继续倾听着、观察着，随时准备在谈话冷场的地方给予协助。好像一位纱厂厂长，在让工人们上岗以后，就在车间里走来走去，发现纱锭停转或发出反常、刺耳、过高的声音，就匆忙赶去关掉机器或使它正常运转，安娜·帕夫洛夫娜也是这样，她在自己的客厅里走来走去，到了停止谈话或说话太多的圈子旁边，便插上一句话或调动一下座位，使谈话机器又不疾不徐、彬彬有礼地运转起来。不过在这样张罗的时候，总是看得出她特别为皮埃尔担心。当他走过去听莫特马尔周围的人谈话，或走到神甫在说话的地方，她就忧心忡忡地不时看看他。对于在国外受教育的皮埃尔来说，安娜·帕夫洛夫娜的这个晚会是他在俄罗斯所参加的第一个晚会，在这里聚会的都是彼得堡的知识分子，于是他好像走进玩具店的孩子一样东张西望，就怕错过可能听到的聪明的言谈。看着与会者自信优雅的神态，他一直期待着某种智慧过人的谈吐。最后他来到莫里奥那里，觉得他们的谈话很有意思，于是他站住了，像一般年轻人那样，情不自禁地想等待机会发表自己的见解。三

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晚会启动了。四面八方的纱锭都不疾不徐而又毫不间歇地轰鸣着。只有我的姑母除外，在她身旁只坐着一位已过中年的夫人，面色憔悴，形容消瘦，在这显赫的社交界她仿佛是个外人。与会的人分成了三个圈子。一个圈子里男士占多数，以那位神甫为中心；另一个是年轻人的圈子，中心人物是瓦西里公爵的爱女美人儿海伦公爵小姐和面貌姣好、脸色红润，就年龄来说显得太胖的身材矮小的鲍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第三个圈子以莫特马尔和安娜·帕夫洛夫娜为中心。

莫特马尔子爵是容貌清秀、温文尔雅的青年，他显然以名流自居。不过，由于有良好的教养，他谦和地为他所处的社交界效劳。显然，安娜·帕夫洛夫娜在以他来款待自己的嘉宾。好像餐厅领班把人们在肮脏的厨房里看到就没有胃口吃的一块牛肉作为非凡的美味端上来，今晚安娜·帕夫洛夫娜也先后把子爵和神甫作为一道精致非凡的佳肴摆上了来宾的餐桌。在莫特马尔的圈子里立即谈起了当甘公爵的遇害。子爵说，当甘公爵是由于自己的豁达大度而牺牲的，而波拿巴的恼怒有其特殊的原因。“啊，对！就给我们讲讲这个，子爵，”安娜·帕夫洛夫娜欣然觉得，这句话颇有路易十五的气派。

子爵颔首领命，谦和地笑了。安娜·帕夫洛夫娜绕着子爵走了一圈，邀请大家都来听他讲故事。“子爵本人认识当甘公爵，”安娜·帕夫洛夫娜对一个人耳语道。“子爵讲故事是令人惊叹的高手，”她对另一位说。“立即可以看出，他是上流社会的人物，”她又对第三个人说道；于是子爵就以美好而对他最为有利的形象被呈献于在座诸君，好像炙热的盘子上的一道配上碧绿的蔬菜的烤牛肉。

子爵已经要讲他的故事了，他微妙地一笑。“亲爱的海伦，请您过来，”安娜·帕夫洛夫娜对美丽的公爵小姐说道，她坐得较远，是另一个圈子里的中心人物。

海伦公爵小姐微笑着；她站了起来，带着真正的美女那一成不变的微笑，她就是带着这样的微笑走进客厅的。白色的舞会衣裳绣有常春藤和青苔，微微地窸窣作响，白皙的肩膀、秀发和钻石的光泽熠熠生辉。她在让开的男人们中间走过，谁也不看，却对所有的人微笑着，仿佛授权所有的人来欣赏她的腰肢和丰满的双肩之美，欣赏她按当时的时髦十分裸露的胸脯和背部之美，她仿佛随身带来了舞会的辉煌，径直来到安娜·帕夫洛夫娜面前。海伦是那么美丽，以致她丝毫没有搔首弄姿的迹象，而是相反，她似乎为自己那无可怀疑的美，为自己那具有极大魅力而令人倾倒的美感到害羞。她似乎想减少自己的美的魅力而不可得。“真美！”凡是看见她的人都这样说。当她在子爵的对面坐下，她那不变的微笑使他也容光焕发的时候，他仿佛看见了某种非凡的景象而惊讶得耸起双肩，垂下了眼睛。“我，说真的，面对这样的听众为自己的能力担忧了，”他说，微笑着低下头来。

公爵小姐把自己丰满的手臂支在小桌上，不认为有什么话该说。她面带微笑等待着。在讲故事的时候，她偶尔看看自己轻轻地放在桌上的丰满美丽的手臂，看看更美丽的胸脯，整理着胸前的钻石项链；她把衣裳的皱纹整理了几次，在故事打动了听众时，她便看看安娜·帕夫洛夫娜，并且立刻露出宫女脸上那同样的表情。然后又粲然一笑安静下来。矮小的公爵夫人也离开茶桌跟着海伦过来了。“请您等一下，我要拿我的针线活儿，”她说，“您怎么啦，在想什么呢？”她对伊波利特公爵说道。“给我把针线口袋拿过来。”

公爵夫人微笑着和大家说话，突然她换了个姿势，坐好后，愉快地把衣裳整理了一下。“这样挺舒服，”她说，于是她要求子爵讲故事，自己开始做起了针线活。

伊波利特公爵给她拿来针线口袋，跟着她过来了，又把圈椅移近她，坐在她身旁。

可爱的伊波利特和自己美貌的妹妹惊人地相像，尤其惊人的是，尽管相像，他却异常丑陋。他脸上的线条和妹妹毫无二致，然而她那生气勃勃、沾沾自喜、年轻靓丽的不变的微笑，她那古希腊式的非凡的人体美总是使她光彩照人；相反，哥哥那同样的一张脸却由于愚钝而显得懵懵懂懂，而且总是流露出自以为是的怨怼之气，身体也消瘦而羸弱。眼睛、鼻子、嘴全都缩成了一副木然、乏味的怪相，而手和脚总是摆出做作的架势。“讲的不是幽灵的故事吧？”他在公爵夫人身旁坐好以后，急忙把自己的带柄眼镜举到眼前说道，好像没有这个玩意儿，他就不能开口说话。“绝对不是，”子爵惊讶地耸起双肩说道。“问题在于，幽灵的故事让我无法忍受，”伊波利特说话的口气使人觉得，他显然是在说了这句话之后才明白它的意思。

由于他说话充满自信，所以谁也猜不透，他所讲的话究竟是聪明过人还是愚不可及。他穿着暗绿色燕尾服，碧绿的长裤，那颜色好像山林水泽的仙女受惊时的身躯似的（这是他自己的话），脚蹬长筒袜和皮鞋。

子爵讲得好极了，他讲的是当时流行的一段趣闻，据说当甘公爵[14]秘密来到巴黎，赴女演员乔治的约会，在那里他和波拿巴不期而遇，他也得到这位著名女演员的欢心，拿破仑遇到公爵后意外地晕倒，昏迷不醒，这是他常犯的老毛病，于是他落到了公爵的掌握之中，公爵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可是后来波拿巴却不顾公爵的豁达大度而以怨报德，处死了公爵。

故事十分精彩，饶有趣味，特别是这样的场面： 两个情敌蓦地不期而遇，看来女方也惊惶失措。“好极了，”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询问似的看着矮小的公爵夫人。“太好了，”矮小的公爵夫人轻轻地说，把针扎在针线活上，仿佛引人入胜的故事使她不能做活计了。

子爵领会了这无声的赞美，感激地一笑，又开始讲下去。可是安娜·帕夫洛夫娜一直在不时地看看那个使她担心的年轻人，这时发现，他正在过于热烈而大声地和神甫说着什么，于是她急忙赶往出事地点，以便矫正。果然，皮埃尔终于缠上了神甫，正在和他交谈关于政治均势的问题，显然，神甫被年轻人天真的热情所吸引，也在他面前发挥着自己所热衷的思想。两个人都十分活跃而自然地彼此倾听和交谈，正是这一点触犯了安娜·帕夫洛夫娜。“办法就是实现欧洲的均势和民权，”神甫说道，“只要有一个像俄罗斯这样以野蛮著称的强国来领导旨在建立欧洲均势的联盟，这个国家就能拯救世界！”“您怎样实现这种均势呢？”皮埃尔正想说；可是安娜·帕夫洛夫娜来了，严厉地瞥了皮埃尔一眼，问那位意大利人觉得这里的天气怎样。意大利人勃然变色，露出了带有侮辱性的故作亲昵的表情，看来这种表情是他在和妇女交谈时习以为常的。“我是如此倾倒于我有幸受到接待的上流社会的智慧和教养，尤其是女性的智慧和教养的魅力，以致我还顾不上想到天气呢。”他说。

安娜·帕夫洛夫娜不肯放过神甫和皮埃尔了，为了便于监视让他们加入了众人的圈子。

这时有一个新来的人走进了客厅。这个新来的人是年轻的安德烈·鲍尔康斯基公爵，矮小的公爵夫人的丈夫。鲍尔康斯基公爵个子不高，是一位非常英俊的青年，面部线条清晰、表情冷漠。他体态中的一切，从厌倦、烦闷的目光到缓慢从容的步态，都与他那位矮小活泼的妻子形成极鲜明的对照。看来客厅里所有的人不仅都是他的相识，而且都使他那么厌烦，甚至看到他们，听到他们的声音，都使他郁闷不堪。在所有使他感到厌倦的人之中，最使他讨厌的似乎莫过于他妻子的那张脸。他露出一副破坏了他的英俊容貌的怪相，掉头不理她。他吻了吻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手，眯着眼环顾周围的人们。“您准备上战场吗，公爵？”安娜·帕夫洛夫娜问道。“库图佐夫将军，”鲍尔康斯基说道，像法国人那样，在提到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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