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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关爱和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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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文学史试读：

绪论

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能与中华民族如此辉煌灿烂而又持续不断的历史文化相比者，确乎不多。在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环境中发生发展并自成一体的华夏文明，曾有过极其显赫的过去，产生了令人惊叹的文化与文学。但在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世界全球化的浪潮，以血与火的野蛮方式，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独立自我发展的外部环境不复存在，盛衰更替的内在节奏也随之被打乱。在民族生存危机、传统文化危机、古典文学危机纷至沓来的复杂背景下，中华民族以百折不挠的努力，寻找国家复兴与民族文化、文学重建的道路。古老的华夏文明从此踏上艰难、曲折、坎坷的现代化进程。在东西方文明交汇融合中建构的中国新文学，也同样经历了凤凰涅槃式的再生。如果我们把百余年来中国文学的演进历程，视为一个不断走向现代化进程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一进程发轫于近代。在全面危机中发生与发展的中国近代文学

全面危机，构成了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基本历史背景。这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即民族生存危机、封建社会的政治危机和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危机。西方帝国主义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的门户，惊醒了封建帝国的睡梦，把这个封闭已久的封建帝国拉入了开放竞争的近代世界格局。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入侵与经济掠夺，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民族危机迫在眉睫。民族矛盾一跃而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最强呼声，也是全民族每一个个体必须承担的重要责任。这一前所未有的危机，从根本上改变了民族的生存意识，危机感与忧患感弥漫士林。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无不把挽救民族危亡视为己任。与此同时，随着帝国主义入侵的加剧与深入，进一步加速了死而不僵的腐败封建社会机体的衰落、崩溃与瓦解。封建王朝的统治面临着许多从没有遇到，依靠祖宗成法、治乱经验所无法解决的经济、政治、社会矛盾。封建社会无法按照传统的惯例，通过改朝换代的方式，调节自身的机能，恢复整个封建社会大系统的平衡与稳定。

与民族生存危机和封建社会政治危机相伴随的则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危机。这一危机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影响到近代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影响到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如果说，民族生存危机是以帝国主义的入侵为标志、政治危机是以封建政体失调和政治动乱为形式表现出来的话，那么，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危机则是在古今与中外两对矛盾中凸现出来的。发生于近代中国的中西文化冲突，实际上是指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冲突。这是两种具有明显时代差异和根本性质不同的文化系统的冲突与交锋。这不仅是物质力量的交锋，还是两个完全不同“世界图式”的冲突，涉及从语言思维、信仰追求、政治经济制度以至于人的生活方式和心态结构等系统整体的巨大差异。中国所面临的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鸦片战争之后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氛围，决定了救亡反帝与启蒙反封建必然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心议题和首要任务。但救亡反帝与启蒙反封建，在近代中国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又构成了两种既相互统一又相互矛盾，既相互交织而又有所背离的双重命题。中国人要学习西方，又要抵御西方。学习西方，就要批判扬弃传统文化中不适应现代中国生存、有碍于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糟粕；而值此民族危亡的严峻时刻，中华民族同时也需要张扬民族认同感和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筑起全民族心理上的文化堤防。中西与古今的两对矛盾，在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历史实践与文化重建中，变得特别的纠结复杂。从鸦片战争时期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时期的“中体西用”，再到五四时期的“反传统”，中国文化为更新自己的机制，摆脱封闭、僵化、危机的困境，经历了艰难痛苦的跋涉。

在这种全面危机下孕育发展的近代中国文学，在其呱呱落地之后，时代之父便带领它开始了生命旅程上风驰电掣般的奔走。它来不及回味母体的温馨，来不及述说梦般的憧憬，来不及思考生命的归宿，甚至来不及舒展一下它早熟但发育并不健全的肌体。历史的发展是那样的迅猛，使它不得不以匆忙而惶惑的目光全神贯注地注视着瞬息万变的现实世界。走向自新中的中国近代文学运用并不纯熟也无暇雕琢的艺术手段，参与了历史的进程，真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所蒙受的屈辱与屈辱中爆发的空前的救亡反帝热情，记录了中华民族为抛弃沉重的历史包袱，进行启蒙与反封建的艰难步履。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演变过程

仅有八十年发展历史的中国近代文学，犹如一部由数代人参加的多声部合唱，合唱中的杂乱与不和谐是十分明显的，但在杂乱与不和谐中，救亡与启蒙、反帝与反封建的主旋律却是异常嘹亮。正是由于这样，中国近代文学与近代中国历史现实保持了紧密的联系，与近代中国社会进程、文化思想变革紧密联结。由此，我们可以将近代中国文学的演变过程分为三个时期：

鸦片战争与洋务运动时期：近代文学的萌生与古典文学的衰落

这一时期的救亡与启蒙的思潮是遵循着补天自救——避害自卫——中体西用的逻辑顺序展开的。进入19世纪以来，清朝统治已由康乾时期的巅峰状态走向衰敝，昔日的东方帝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政治腐败，经济凋零，军备松弛，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天灾人祸连年不绝。面对江河日下的社会局势，一种由危机感而触发的忧患意识在士大夫阶层中逐渐蔓延。出于一种起衰救弊的补天愿望，他们首先在学术界发难，倡言革除烦琐、空疏的学风，呼唤明末清初出现过的经世致用思潮的复归。同时，他们激烈地抨击社会的各种弊端，以与天朝盛世的睡梦极不和谐的音响刺激浑浑噩噩的国人。这是19世纪以来第一次具有微弱启蒙意义的动作。

鸦片战争的爆发，扰乱了中国封建社会缓慢发展的旧有秩序。“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在战争带来的生存危机面前，出于一种避害自卫、除弊御侮的目的，中国的先进人士开始了对现存政治、思想、文明多方面的批判、检讨与反省。反省仍是在传统的华夏中心与以夏变夷的思想基础上进行的，他们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战争的对手，代表的是正在世界范围内泛滥的新兴的资本主义洪流，鸦片战争也仅仅是帝国主义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第一步。他们过分信赖帝国的强盛和以往处理夷敌局部战争的经验，因而对这场“亘古未有之变”总是持有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对内，他们希图以自救的方式，通过现有政体与思想文化机制的自我完善与调节，使旧有秩序的紊乱趋于正常；对外，他们以为学得对方的坚船利炮，修缮加固城池海防，自可化险为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与鸦片战争前夕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潮自然地融合，形成了这一时期思想界的旗帜。“经世致用”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潮在一定程度上移转了士大夫阶层中空疏、烦琐的学风，促使一部分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社会现实与中国之外的世界。但这种远远不够的救亡觉悟仅仅为少数先进知识分子所具有。与世界的长期隔绝，妄自尊大的民族文化心理与麻木愚钝的精神状态，阻止与扼杀了全民族范围内的救亡总动员，生存危机意识并没有为全民族所共同接受。封建宗法制度、封建伦理纲常仍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对西方世界的了解与借鉴也被牢牢控制在“中体西用”原则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

文学的触觉是异常敏感的。东南沿海的炮声，打乱了封建士大夫悠游从容的步伐，使他们从神韵、格调、性灵的艺术梦幻中惊醒。面对血与火的社会现实，他们以高亢入云的嘹亮歌唱，代替了往日的浅唱低吟。这种以揭露侵略者暴行，抨击清政府及军队腐败，歌颂抗战英雄，宣扬抵抗意识为主题的歌唱，汇成了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诗潮。爱国诗潮很快与先于它们出现的经世致用思潮汇拢，形成鸦片战争时期议论军国、臧否政治、描摹时变、慷慨论天下事的文学主体精神。近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文学与政治空前紧密结合，与救亡启蒙运动亦步亦趋、息息相关的发展趋势，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爱国诗潮是处于不同社会地位、抱有不同艺术追求作家的共同歌唱。战争没有引起中国知识分子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因而爱国诗潮所表现出的感慨忧愤与曾经的战乱文学相比，并没有明显的超越。在经世致用思想被学术界、文学界普遍接受的同时，晚明以来形成并发展的人本主义和反理性思想却遭到冷落。鸦片战争时期思想界与文学界的巨子龚自珍，表现出了超人的胆识与目光。他在批判封建专制统治对人的尊严的藐视及对人性蹂躏的同时，表现出了对人身、人心自由与解放的热烈向往。他对世俗权贵的蔑视、傲岸，对母爱、童心的依恋、赞颂，他狂放不羁的气度，使气骂座的做派，都显示出一种叛逆人格的力量。他建立在肯定人（包括自我）在历史与文学活动中的创造主体地位基础之上的文学“三尊”说，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具有启蒙意义的文学思想。他指出，在文学创作活动中，要尊重作家个人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感受与价值判断（尊心），尊重作家的思想情感及其方式（尊情），尊重文学与作家个性的自然表现（尊自然）。这种带有异端色彩的思想在当时的文学界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也许是这种呼声还显得纤弱，或超越了现实，也许是文坛过于麻木、积重难返。这种思想在半个多世纪以后方获得巨大的嗣响。

战争给了无生气的文学带来了新的表现题材，也带来了新的兴奋点。这种兴奋为老态龙钟的古典文学暂时涂抹了一层酡颜，太平天国的爆发，曾给学术界、文学界带来一片惊恐。尔后，随着所谓“同治中兴”局面的出现，文学又恢复了依靠自身惯性的缓慢蠕动。人们对封建政体与文化机制尚未丧失其复元振兴的信心，也很难产生诀别旧有文学体系的勇气和意图。温柔敦厚的诗教，文以载道的古训，仍作为经典而被频繁地征引；学汉、学唐、学宋的复古主义旗帜仍被不同的文学流派高高举起，微弱的创新意识，被紧紧包裹于复古的大旗之中；文学作为封建政治与经学之附庸的局面并没有改变，宋诗派、桐城派仍在学问还是性情、义理还是辞章的困扰中作着小心的平衡与艰难的选择；小说戏曲依旧被大雅君子视为小道。

文学期待着变革，期待着政治、思想革命的风暴给予它告别过去的力量。

维新变法时期：近代文学的形成与飞跃期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结束。《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随着侵略活动的加剧，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的活动日益甚嚣尘上。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受到严重的威胁。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一场全民族的救亡运动开始酝酿形成，“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成为压倒一切的强烈呼声。资产阶级改良派作为这一时期先进政治力量的代表，领导了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维新变法运动。

维新思潮给近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所带来的影响既深且巨。维新派为挽救民族危亡所进行的全方位的思想求索，促进了中西文化空前剧烈的撞击、交汇、融合。华夏中心、天朝至上的思维定势被轰毁，自我封闭、妄自尊大的思想文化体系被打破，中华民族开始全面地重新认识世界，审视自身，寻求自强新生之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观念的引入，使人们从弱肉强食的普通道理中领悟到民族危机问题的严峻；进化论与公羊三世说的传播，煽动起人们对民主政体的向往；民权论与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对君主制的批判思想交汇，铸就了维新派以实行君主立宪制为核心的政治理想。

正当维新派满心喜悦、跃跃欲试地将其政治理想付诸实行时，却遭到了封建旧势力的沉重打击，流血的现实促使维新派进一步探求影响政治变革成功的原因。他们认为，变法的流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思想文化方面的变革进行得还相当不充分。于是，一场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主要内容的新民救国运动在变法失败后很快达到高潮。近代中国第一次有目的地改造国民精神的总体工程由此肇始。这场气势恢宏的思想启蒙运动给人们带来了思想观念上的许多重要变化：人们开始习惯于用“人群进化、级级相嬗”的观念看待社会历史的演进，尊王法祖、凡古皆好的传统思想受到挑战；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越来越多地为中国人所接受，甚至某些程度上被理想化，以夏变夷及中体西用的思想樊篱被打破；具有近代意义的国家观念得到确立，民族的主权意识、独立精神与国民对国家的义务、权利被同时接受，君统论、君权神授论受到进一步的批判；冒险性、忍耐性、别择性与进取精神、群体意识被当做新国民所应具备的德性，奴性思想以及造成奴性思想的根源——封建伦理纲常受到冲击；对国家兴盛、富强的向往，使理智的务实精神得到张扬，重性理考据之学，轻视工商科技的观念开始动摇。人们在社会观、伦理观、文化观、价值观诸方面的众多变化，深刻地影响着甲午战后中国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变革，同时也影响着文学的变革。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文学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以西方近代文学范型为参照，不断粉碎传统的旧文学体系和引进、吸收西方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思潮，建立新型的文学形态。

在甲午战后救亡图存的政治热浪中，维新思想家是以文学无用的否定目光，开始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学的重新审视的。严复1895年发表的《原强》与《救亡决论》，在对中西文化的全面比较中认为，西方之所以强盛，是因为他们“先物理而后文物，重达用而薄藻饰”，中国之所以贫穷衰弱，是因为“其学最尚词章”，词章之道，虽能极海市蜃楼、恍惚迷离之能事，却无补于救弱救贫。谭嗣同则更为激进，他认为在中外虎争的时代，即应将考据辞章、无用之呻吟统统抛弃。

对旧文学的不满与批判，正是孕育新质的开始。维新派矫枉过正的激愤之辞，很快便为理性的思考所取代。他们随即发现，彻底抛弃与摆脱母体与文学，是决计不可能的。唯一的出路在于打破封闭的传统文学体系，于中输入新的能量与物质，改变其旧有的饱和僵死状态，使其焕发新的活力，产生新的机制。维新思想家们开始了各种尝试。

严复、夏曾佑1897年合著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首次把进化与人性的理论引入文学的研究。文章把人和人性看做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产物，而人性的共同点在于“崇拜英雄”、“系情男女”。中国古典的说部、戏曲之所以经久不衰，为人们所喜爱的程度远远超出圣经贤传及一般史书，关键在于它们反映了“英雄”、“男女”这些普遍的人性，这便为小说、戏曲的升堂入室找到了理论支点。谭嗣同、夏曾佑试图向旧体诗发动冲击，他们袭用格律诗的形式，撷取佛教与基督教经典中的典故，掺杂以科学术语及外国语译音，作出诸如“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一类“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的新派诗。梁启超以半文半白、亦骈亦散、中西兼采、平易畅达、笔锋常带情感的新文体鼓吹变法维新，其文赢得“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严复《与熊纯如书》）的赞誉，使一切古文派相形见绌。

维新思想家具有探索意义的文学实践，为文学界革命的形成提供了可贵的借鉴。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思想家把政治热情转移到以“新民”为核心的思想启蒙运动上来。文学因其具有左右人心之“不可思议之力”，而被认作是新民救国的最好途径。作为整个新民救国运动领袖人物的梁启超，相继打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戏曲界革命的旗帜。梁启超为诸种文体革命所设置的目标，很大程度上以西欧、日本资产阶级近代文学的范型为依据，充分表现出维新派对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创造进取风貌的热切追寻。与此同时，梁启超还为国人编造了许多域外文学救国的神话。这种“求新声于异邦”和“托外改制”的手段，有力地推动了文学界革命运动的发展，并促进了域外文学的介绍与引进。

维新思想家、文学家的种种努力，终于动摇了传统文学的根基，新的文学观念、新的文学形态、新的文学表现形式纷纭呈现，给文坛带来了空前的喧嚣与骚动：

——随着“进化如飞矢”观念的深入人心，复古、拟古思想受到唾弃，创新求奇，不依傍古人，逐渐成为新的文学风尚。同时，以进化论的观点看待中外文学史的递进，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被看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文学重在表现人之情感的观念被普遍接受。严复、夏曾佑以表现人类共性的多寡为标准来评价小说、戏曲与圣经贤传，梁启超以薰、浸、刺、提来概括小说支配人道的力量，都是以情感作为其立论支点。稍后，至系统地接受了康德、叔本华、席勒美学思想的王国维，其对情感说的认同则表述得更为明确：“若夫知识、道理之不能表以议论而但可表以情感者，与夫不能求诸实地而但可求诸想像者，此则文学之所有事。”（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这种对文学特质的认识，已接近西方近代关于文学的理念，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中国传统的杂文学体系的超越。

——小说戏曲被引进文学的殿堂。小说被推为文学之最上乘，改变了诗文被视为正宗，而小说戏曲往往不被人看重的传统文学观念。随着小说地位的提高，各种小说刊物与新小说如雨后春笋，令人目不暇接。政治小说、社会谴责小说、言情小说、科幻小说等，品种繁富，形式多样，给文学界带来异常喧闹的热烈气氛。小说堂而皇之地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巨大家族，而观念的转变，却是从这里开始的。

——创作方法的区分与文学批评的更新。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把小说分为表现理想与反映现实两种。表现理想的称之为理想派小说，反映现实的称之为写实派小说，表明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家对艺术地把握世界的不同方式——创作方法的区分有了初步的认识，而五四时期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倾向的双峰对峙、双水并流，则是这种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并走向了创作的自觉。在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中，中国传统的评点式的文学批评方式虽仍被沿用，但批评的原则与方法却有了更新的趋势。批评家从被封建士大夫目为诲盗诲淫的《水浒传》、《红楼梦》中发现了民主民权与反封建道德的思想倾向；同时，对文学的审美功能与审美属性的探讨也开始引起批评家们的兴趣。

——语言出现变革的趋势。语言是民族文化与文学变革中最稳定与最保守的因素。随着新名词的介入和表达新思想的需要，以及人们对言文合一历史必然性认识的加深，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出现了变革的趋势，形式较为自由的歌行体诗逐渐增多，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词汇的新文体日益为人们所喜闻乐见，以启蒙新民为目的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明确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

文学界革命是中国近代文学自我扬弃和艰难选择的真正开端。它借助西方异质文化的撞击力量，击破了中国古老的封闭的文学体系，并在历史的废墟上，开始初步构建梁启超们理想中的文学殿堂。一切进行得都是那么匆忙，时代并没有留给他们从容思考与审慎选择的机会，维新派思想家、文学家凭着创造的热情和破坏的冲动，把文学庞大的支架建立在新民救国政治运动的基础之上。而当社会政治发生急骤变革，迫使他们退出政治与历史的中心舞台时，他们的文学大厦即开始倾斜。历史把思想启蒙与文学革命的接力棒传给了后来者。

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时期：近代文学的拓展与蜕变期

在维新思想家惨淡经营新民救国运动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也在成长壮大之中。他们出于对清政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行为的愤怒，以及对国家走向独立、自由、繁荣富强、摆脱帝国主义奴役的热切向往，提出了不同于维新派的救国方案。他们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号召，决心以暴力、流血的方式，彻底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新型的共和国家。

以救亡为出发点的队伍迅速在“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旗帜下集结，而三民主义很快被凝聚和简化为最能煽动人们行动热情的口号——“反满倒清”。华夷之辨、种族革命、天赋人权、无政府主义诸种学说与思潮，奇特地混合起来，成为各色人等反满倒清的思想支点。用暴力与流血推翻现有政府、建立共和国的革命热潮，顿然使维新派新民救国主张与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黯然失色，失去其原有的号召力。

辛亥革命的成功宣告了清王朝的覆灭。但刚刚树起的共和国旗帜也在风雨中飘摇。革命派“破坏告成，建设伊始”的喜悦并没有保持太久，清王朝刚刚落地的皇冠，使人垂涎，这便有一幕幕复辟丑剧的演出。革命后的失望、苦闷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投射的阴影，给中国思想界带来灰冷的色调。而冲破这层灰冷，给人们燃起新的希望之火的，是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他们试图以新的思想启蒙补救暴力与流血留下的缺憾。承继近代思想先驱者的精神，他们举起了民主、科学的旗帜，召唤更具有平民色彩的国民运动，而把伦理之觉悟看做是国民“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以人权平等、人格独立、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婚姻自主等新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模式，冲击与撕破缠绕在国民个体身心之上的有形或无形的桎梏，以个体的新生，赢得民族与社会的新生。

这个时期文学的发展，呈现着纷纭繁杂、多元对峙的局面。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维新派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遭到唾弃，但以文学为启蒙手段，促进国民觉悟，达到救亡目的的文学发展趋势并没有被遏止。革命派中的一些作家如陈天华、邹容、秋瑾、黄小配及南社早期诗人，无不热情地以文学鼓吹革命。与革命派具有浓郁社会功利色彩的文学观相反，王国维则以非功利的眼光看待文学，以为美是“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反对把文学当做道德与政治的工具。维新派编造的域外文学救国的神话随着人们对西方文学的更多了解而逐步消失，但对西方文学思潮、作家作品的引进、介绍却方兴未艾，并逐步走向系统化与有选择地进行，东欧与俄国及其他弱小民族的文学也受到了注意。与此同时，以“保种、爱国、存学”相号召的国粹思潮应运而生。国粹思潮侧重于对民族传统文化（包括文学）的认同与弘扬，它具有“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热肠”的积极作用，但也明显地带有复古与盲目排外的思想情绪；在叱咤风云、倡言革命的诗文中，屈己就群、轻抛头颅、以词笔换兜鍪的群体意识与尚武牺牲精神得到了极大的张扬。而对中国的传统与现状具有更深沉冷静思考的思想家、文学家如鲁迅，则更注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更急迫地呼唤精神界的战士，更热切地期待尊个性、排流俗、富有人道主义精神、洋溢着自由浪漫气息的文学作品的出现。辛亥革命后，共和国宏图初展但命运多舛，帝制的阴魂未散却已失去人心，旧的社会秩序被打破而新的尚未建立，旧的生活图景失去诱惑而新的仍显得朦胧。复辟丑剧与军阀割据愈演愈甚，给革命前驰骁战场的斗士带来心灵上痛苦的颤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冲击着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人的信仰堤防，使他们顿生“十年一觉扬州梦”的感慨，而将社会进化的希望转而寄托在东方文明之上。

但持续数十年的思想启蒙不会一无所获。经受欧风美雨洗礼，感受到封建制度灭亡快慰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还年轻，决不会轻易放弃对新世界新生活的追求。近代社会的发展，科举制度的废除，给他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广阔道路。在文学创造活动中，五四青年群体以比他们的前辈更为激烈的态度抨击旧文学，同时又以无比的热情呼唤新文学。他们同封建的载道文学揖别，从文言的束缚中走出，他们以现代人的审美感知方式与表现手段，在各自深切感受过的人生领域，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人的内心世界，以富有鲜明艺术个性的作品表现出新的时代精神与思想风貌。绵亘数千年的中国文学以五四文学为新的起点，开始了向现代化的大踏步推进。近代文学家对文学的彻底突破和根本转换的期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中得到了实现，而近代文化与文学的变迁则无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历史前奏、积蓄和准备。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审美风貌与过渡性特征

救亡与启蒙的主旋律回荡于近代文学发展的始终。国家、民族的生存与进步，在无形中影响与制约着近代文学家的情感范围与审美经验。他们的体验、感知、想象、创造都无法摆脱政治、思想、文化变革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近代作家与文学流派，由于政治信仰、艺术造诣、审美情趣的不同，各自表现出了独特的个性风格与流派风格。但如果我们超越对具体作家、流派风格的考察，而着眼于宏观的、历史层次的把握，则可以发现，近代文学的主导风格与审美风貌，走过了悲痛忧愤，渐趋于昂扬躁厉，终至于明朗乐观的发展轨迹。

鸦片战争与洋务运动时期，东方帝国、天朝盛世的釉彩在人们的惋惜声中一块块地剥落，封建政体千疮百孔，祖宗成法屡试不灵，内忧外患纷扰不已。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亘古未有之变”，牵动着一代诗人的情怀。由历史盛衰对比所带来的沧桑之感，由民族耻辱所激起的忧愤之怀，由补天无术所产生的焦灼之情，给他们的作品带来悲愤与怅惘交错、慷慨与凄婉杂陈的色调。封闭的旧文化体系，使他们不得不在民族的本源精神中寻求支撑，“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古训仍被作为其审美理想与审美价值观念的准则，屈原式的忠怀孤愤，于他们仍具有强大的人格上的支配力量。他们不满于社会现状却没有力量改变，他们觉察到旧体系的岌岌可危却不得不全力扶持。他们的歌唱，充满着悲痛忧愤的情调，显示出一种沉郁而又有几分悲凉的美。

维新变法与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维新派、革命派满怀激情，全力以赴地为他们认定的政治理想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在传统文化与异质文化的冲突面前，表现出除旧布新的恢宏气度。他们为古老的民族与国度，偷运来再生的火种。他们把文学作为救亡与启蒙的号角鼙鼓，为奋起前行者助威，使昏睡迷惘者清醒。他们的创作，充满着凝重的现实感、崇高的英雄感，透露出民族再造的自信。文学在他们的驾驭之下，勉力分担着时代的重任，显示出昂扬躁厉的风度，是一种单色而富有力度的美。

辛亥革命后，封建王朝覆灭的命运触动传统文人的怀旧意绪与凄楚情怀。他们以悲怆低咽的基调，抒写着故国铜驼神思，麦秀黍离感慨。随即，他们又参加了保孔保教、维护封建伦常道德的合唱。然而这些不过是历史的一个小小插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旧道德旧文化的批判面前，他们的言行显得那样颟顸、迂腐。五四青年群体以敏感的心灵感应着新生活的召唤，他们以狂飙般的热情讴歌生命，讴歌青春，讴歌爱情，讴歌自然。他们对昨天不屑一顾，而对明天则充满着渴望，他们对传统投去鄙视的目光，对创造则倾注着全心的向往，他们以具有浓烈个性色彩、表现人生价值和生命骚动的作品，取代了维新与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揭示单一政治主题的作品，以冷隽、率直、真诚、抒情、富有哲理等多样的文学风格取代了前十几年间流行的由热情自信、历史使命感与牺牲精神凝聚而成的悲壮崇高的文学风格，他们的创作显示出明朗乐观的色彩，是一种洋溢着青春气息的美。

在痛苦选择中演进的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大转折点。它所表现的深刻历史价值和意义在于，它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的承续与终结，另一方面又是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先声。作为历史“中介物”——过渡转折期的中国近代文学，其承先启后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也正因为如此，它本身也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特有的过渡性特征：

正如我们已充分意识到的，近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和演进，是全面危机与思想文化变革导致的自觉过程与必然产物。因此，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复杂性和深刻矛盾也必然从各个侧面，以各种方式投射到文学之中。一个动荡而充满矛盾的时代，必然也会产生充满矛盾的文学。

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个时代与民族的文学，都是特定时代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审美显现。在中西文化撞击交汇日趋激烈的近代中国，作为文学实践与创作主体的近代知识分子，在其文化选择的心理价值取向上表现出了极为驳杂、矛盾的历史风貌。面对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和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挑战面前的艰难处境，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作家）表现了三种具有明显差异的心理价值取向。他们或以板结的思维定势看待日益蓬勃发展的西学东渐浪潮，死死固守以夏变夷的僵死封闭的文化观念；或在承认中国技艺落后的同时，却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礼乐教化的巨大优越性，在文化选择中恪守中体西用的原则；或彻底承认中国技艺不如人、政治制度不如人、文化与文学皆不如人，试图借助西方异质文化的冲击力量，荡涤传统文化的污泥浊水，建立适应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新型文化。

上述多元并存的文化心理价值取向与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急剧变动，给近代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这种复杂与矛盾不仅表现为新旧对立的两种文学形态、意识的并存与杂糅，以及近代文学思潮、流派的驳杂和思想、审美风貌的驳杂，而且也以各种形式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在文学观念、主题、风格以及思想家、文学家的思想行为模式之中。

被誉为近代文学开山的龚自珍，他所深切感受到的“尽奄然而无有生气”的社会现实，使他产生了尖锐的社会批判思想和深重的危机忧患意识。但他提出的改革理想与方案，却充满着平庸、落后、陈旧的色彩。这种“伟人与庸人”式的思想双重混合同样也存在于后来的许多先进人物如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思想与行为模式中，这是纷纭复杂、新旧交替的时代所形成的必然印痕。

近代文学观念的嬗变同样也存在着类似的复杂矛盾现象。一方面，随着中西文化的全面撞击与交汇，文学观念的更新与递进一直没有停止过。无论是关于文学的职能、范畴、本质、审美风格、艺术特性的认识与把握，还是在具体创作中显示出的实际风貌，都显现出递进式的进步趋势；而另一方面，这种进步的本身又充满着无比的艰辛与痛苦，阐道翼教的文学功能认知，崇先法古的文学心理定势，杂文学体系的文学范畴理论，作为一种已经凝聚化了的文化积淀，极大地限制着文学家，特别是封建正统知识分子的思想、眼界与文学实践。学唐、学宋、上溯两汉先秦的文学旗帜，与文学改良、文学革命的旗帜同时飘扬在近代中国文坛。对昨日封建帝国旧有秩序的留恋与对明日少年中国及新时代的向往，同时召唤着近代文学家的文魄诗魂。

因此，处在不断变更中的近代中国文学，是一种新旧杂糅的文学，是启蒙与蒙昧、革新与守旧、进步与落后、开放与封闭等多重意识、多重形式交织混合的文学。近代文学的发展过程，既是新的进步的文学萌发、生成、不断探索前进的过程，也是旧的正统文学延续、挣扎、逐渐萎缩收束的过程。

作为民族危机、文化冲突与阶级矛盾产物的近代中国文学，从它发生的那一刻起，时代便把它卷入了历史进程的中心旋涡。作为民族危机的产物，它必然而且必须承担崇高的历史使命与责任，必须为民族的生存而呐喊，为社会的变革而呼吁。作为文化冲突的结果，它必然表现出文学重心和文化意识的倾斜，必然在不同文化意识的冲突中确立自身的支点。作为阶级矛盾的产物，它必然会被绑在政治斗争的战车上，成为政治搏斗的工具，为各种政治利益服务。也许可以说，在此之前，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没能像近代文学那样，以如此之大的热情与自觉，从各个方面去参与时代的进程；也没能像近代文学那样，把文学的社会功利作用推崇扩展到如此之高且广阔的领域。

从鸦片战争时期开始，文学便开始从高高的殿堂步向了现实的土地。鸦片战争时期的许多作家、思想家以自己强烈的忧患感、使命感和政治热情，试图用文学参与社会的变革。他们视文学为“匡时济世、除弊御侮、经世致用”之工具。戊戌维新时期的改良派，在政治变革失败之后，把自己强烈的政治热情转移到了文学之中，为救亡与启蒙的政治目的去倡导文学运动。从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到小说戏曲界革命，他们奔走呐喊。文学的社会功利被他们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任公《译印政治小说序》）。梁启超在他自己杜撰的文学救国神话中，甚至得出这种结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文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文学仿佛成了医治社会的灵丹妙药。这种不无缺陷的功利主义逻辑推论，对于抬高文学的地位，促进文学乃至社会文化的变革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这种极端功利主义的态度与观念，对文学自身审美品格的提高与发展留下了至今仍值得思索的遗憾。

在文学功利主义被无限夸大的同时，文学的审美特性被忽视了。尽管我们可以在近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寻找到与功利主义观念相反的例证与现象，如一度曾被唐宋古文运动打入冷宫，后在清代中叶又有所复苏的选派（骈文派）便表现出唯美主义的倾向。他们将经、史、子都排斥在文学之外而专取沉思翰藻之文，追求一种“体制和正，气息渊雅，不为激音，不为客气”的文境。但这种躲进“象牙之塔”中的吟唱，却与那急遽变革而动荡的时代显得极不和谐，只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学中形式主义的回光返照而已，从根本上讲，缺乏近代审美的意蕴，更无超越传统的意向与力量。而真正具有近代意蕴的审美价值观念是王国维的思想与主张。在他身上，显示了从哲学层次把握并阐发文学审美品格的深刻性。他以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思想为参照，较为系统而又不无偏颇地阐明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及本质之所在。但这呼声很快被无声无息地淹没在文学功利主义的大潮之中。

对于时代的变革和动荡来讲，一方面它不可能给文学提供从容发展的文化氛围，另一方面它又需要文学参与社会并极大地发挥其作用。在民族生存危机、救亡与反帝、启蒙与反封建成为时代中心议题的近代中国，文学若去追求自身审美品格的完善而无视民族变革生存的需要，那么它势必会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地位。近代中国社会特殊的文化氛围与全面危机的形势，决定了近代文学必须随时代的演进而不断调整自身的结构，以求与时代同步。这是文学自觉选择的结果。因此，文学功利主义的盛行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但是，从文学自身演变的规律看，它作为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存在和人类认识自身把握生活的一种审美方式，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本体存在意义。如果文学失去了自身的审美品格，那么它的“薰”、“浸”、“刺”、“提”的力量也不可能充分发挥，同样失去其存在价值。因此，极端功利主义往往是以削弱甚至牺牲文学的审美品格为代价，这必然会导致文学发展的深刻缺陷甚至是危机。这个命题的二律背反，构成了近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从其各自的角度看，其各有存在的理由、自足性、合理性，但又隐含了不可克服的缺陷。这也是近代中国文学为什么一直没有能产生在思想意蕴和艺术审美上都能称得上深刻宏大的艺术佳构的原因之一。但是，就服务于救亡与启蒙、反帝与反封建的进步主导文学潮流而言，我们不能不承认，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它且义不容辞地肩负了历史的使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讲，近代中国文学的文化—历史价值远远超出其自身的纯文学价值。这是无可更改的历史事实。

中国近代文学八十年的发展历程，从其行进的节奏看，恰恰表现为两种相互矛盾而又相互统一的演变节奏。一方面是其发展演变的曲折与漫长，另一方面又显示出其变革的急遽性。

近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始终面临着如何处理古今、中外矛盾的困扰，近代文学家也始终处在理智与情感两难抉择的困境。中国文化与文学光辉灿烂的历史，像一杯醇酒，令人回味与向往，历史文化的深层积淀也不可能完全清除，建立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上的小农封闭意识，仍然主宰着人们的思想。而战争与竞争失败的现实，压倒一切的民族生存问题，又迫使人们不断地以西方近代进步文化与文学为参照，对传统文化与文学进行深刻的检讨与反思，以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精华，改造其不适应新的生存环境的消极因素。近代中国的首要问题是救亡图存与重铸国民精神。如何将救亡与启蒙所最需要的民族、民主精神加以艺术地显现与张扬；如何在这种显现与张扬中克服旧有的文学传统与社会接受心理的外部压力与文学家情感结构、思维定势的内部压力；如何在传统的杂文学体系，以诗文为文学正宗、以文言为主要表述方式的基础之上构建新的情感型文学的框架、新的文学范畴论、新的表现方式与文学语言。任务的艰巨性决定了近代文学变革将充满着艰难与曲折。

但近代中国文学的变革在时代变革的推动下又充分显示出急遽性的特点。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时代风驰电掣般地向前推进，政治、思想、文化变革的潮头后浪盖过前浪。时代每跃进一步，文学都表现出对自身的超越。历史推进的快节奏，带来了文学发展的快节奏，文学没有从容的心境与时间去完善自我，它自身形态的建设与审美品格的自觉都处在一种速成早熟的状态。同时，急遽而跳跃的时代节奏，不断把新的代表先进思想的文学家推到浪尖，并不断把落伍者抛到背后。文学家要么紧跟时代而不断超越旧我，要么被时代所遗弃。梁启超的“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昨日之我”之类的话，很能概括出许多不甘落后的文学家无可奈何的心境。

近代文学变革的艰巨性、曲折性与急遽性的矛盾，决定了这种变革进行得不彻底。但是，它却为后来者开启了道路，为濒临生存、转化困境的中国文学选择了新的历史出路——走向现代化之路。这预示了一个更为全面而深刻的文学革命时代的到来。

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连接

如果说，中国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发轫、准备与起步，那么现代文学革命则是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高潮和飞跃。现代文学革命是在近代文学变革基础之上的更深入全面的发展。现代文学继承、延续了近代文学思想、文学的成果，从而开辟了一个思想与文学的新时代。这种延续性之最突出的表现有二：一是近代文学所开创的启蒙与救亡的文学主题思想在现代文学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深化；二是近代文学所提出的“言文一致”的理想（它在实践中仍然呈现为文言与白话的二元对立），到了现代文学那里终于成为现实，中国文学从此以白话为文学之正宗。当然，现代文学并不完全是“照着”近代文学的指标而行，而是“接着”近代文学而有更大的发展，从而真正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格局。这也就意味着，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的接力关系，是既有承继性的“延续”，更有超越性的“变异”。就其超越性的变异而言，有以下几方面的表现：

首先，五四新青年在近代器物革命、政治革命之后，选择伦理革命为思想解放新的逻辑起点。现代文学革命在酝酿发动之时起，便开始对数十年的日趋激烈的中西文化冲突进行了深刻反省与总结。这种反省，坚定了他们的文化选择与心理价值取向。正如陈独秀所明确认识到的，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固有之文化是根本不相容的，而它们之间每冲突一次，都促使国人觉悟一步，由学术而政治、由政治而伦理，因此，“吾敢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这样就把近代以来兴起的思想文化革命推向了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内核。

其次，现代文学革命把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的重心由国民转向个体。近代文化与文学的变更，以新民救国、国民意识的重铸为基本出发点，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充分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群体与个体的冲突，以及这种冲突必然会因为中西文化冲突交汇而变得日趋激烈、难以调和。而现代文学革命在其起步之时起，便把重心转移到个体意识的确立与人的本体存在这一问题上，因而比他们的前辈显示了巨大深刻性。鲁迅从“立业”到“立人”的转变和他在《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中所呼唤的正是“独立自由人道”与“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个体精神。这不仅是文化的变革，也是哲学意识的变革。这种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立人精神”，至五四时期，终于演化为对“人的文学”的礼赞和对传统（包括近代）非人文学的彻底批判否定。五四新文学中对自我价值、人生价值的张扬和表现这种价值被压抑、摧残后的悲哀与反抗的作品，构成五四新文学最光彩炫目的风景。

其三，伦理革命与个性解放，带来了文学的自觉与人的自觉。现代文学革命在实现文化意识、哲学意识重心转移的同时，也唤起了一个文学自觉与人的自觉的时代。这不仅表现在创作思想和主题的深化上，同时也表现在艺术风格的多样、审美意识的强化以及文学实践的自觉与坚决上。因此现代文学革命的文学形式与语言变革的成功，实际上是文学自觉与人的自觉导致的必然结果。从这一意义上讲，现代文学革命的思想革命实绩与文学革命实绩（包括语言形式的革命）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

换言之，现代文学之所以能够在近代文学之上更进一步，则不仅因为近代文学给予现代文学正面的启示，也因为它提供了负面的警示，从而促动现代文学彻底放弃“改良”而断然走向“革命”。即以诗歌为例，正是近代诗歌学古难比古（如宋体诗派、选体诗派）、求新难言新（如旨在改良旧诗的“诗界革命”、试图取法“唐音”来革除“宋体诗”积习的南社诗人）的“负面”教训，深深地启发了现代诗人：不仅从旧诗格套中再难变出好诗，而且从“挦扯新名词”、“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界革命”中也难以产生真正的新诗，因此，中国诗歌必须进行整体性的革命——从语言形式到内在精神都必须“革命”，修修补补的“改良”是不可能开创中国诗歌的新纪元的。这个彻底的“革命”就完成于现代诗人之手，而他们之所以能有此“革命”的觉悟，正缘于近代诗歌因不彻底的“改良”半途而废的历史教训。

的确，在经过近代文学复杂矛盾、艰难痛苦的选择过程之后，接之而来的现代文学革命显示了中国文学向更高层次飞跃的自我调节、自我扬弃的能力，一个真正现代性的文学形态终于在五四文学革命之后迅速确立了。而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近代文学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正是促使现代文学革命者获得“最后之觉悟”、从而迅速走向成功的历史前提。

上编

第一章 嘉道之际慷慨论天下事文学精神的形成

第一节 清代学风士风的重大转折

嘉庆、道光之际，中国正处在鸦片战争的前夜，处在一个山雨欲来、风云骤集的年代。此时，清政府统治已由强盛的巅峰走向低谷，东方帝国天朝盛世的釉彩虽未剥落殆尽，但其王霸之气已荡然无存，哀败之象处处可见。在17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的百余年内，资源、生产力水平与人口比例的矛盾加剧，流民无以为业，士人仕途拥挤，成为国内政治不安定的重要根源；由于承平日久，官场腐败之风愈演愈烈，政府权力机能减弱，令不行而禁不止，贪污成风，威信下降；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如漕运、盐法、河工三大政，举步维艰，弊端重重；西北、西南边疆地区，外扰不已，东南沿海鸦片贸易剧增，白莲教与南方秘密会社起事频繁，屡禁不止。各种社会危机重重叠叠，纷至沓来，如同地火在奔涌汇聚，蓄势待发。

即使没有后来外敌入侵所引发的鸦片战争，清王朝所面临的诸种危机，也必然会诱发巨大的社会动荡。其中消息，最先为这一时期具有敏感触角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群体所窥破。作为先觉者，他们充分意识到自身在由盛转衰历史变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匡济天下与挽狂澜于既倒的救世热情，施展才华抱负和治平理想的巨大冲动，使他们不愿放弃眼前可遇而不可求的历史契机。他们一方面像秋之落叶，以耸听危言向全社会预告危机；另一方面，则上下求索，寻求补救弥缝之良方，希望以清议的方式，影响政府决策与社会视听，以朝野一致的觉悟和努力，清除危机，消弭动荡，维护人间秩序长治久安。

社会危机与士阶层的救世热忱，促使经世致用思潮在嘉道之际再度兴起。活跃在嘉道之际的知识群体，如龚自珍、魏源、林则徐、陶澍、贺长龄、黄爵滋、包世臣、姚莹、方东树、沈垚、潘德舆、鲁一同、徐继畬等人，是领一代风骚的文化名流。他们虽然社会地位不同，生活道路不同，治学旨趣不同，但面对危局，共同表现出对汉宋之学空疏烦琐、士林风气萎靡不振的强烈不满，急切呼唤学风、士风由高蹈世外埋头经籍向立足现世通经致用方向转换，并努力寻求与陶铸一种有裨于国计民生和伦常日用的学术路径与学术精神。这种学术路径与学术精神，龚自珍概括为“道也，学也，治也，则一而已矣”（《乙丙之际箸议第六》），“学与治之术不分”（《对策》）；魏源称之为“贯经术、故事、文章于一”（《两汉经师今古文学家法考叙》）。这些概括蕴含着明确的“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治与学统一的价值取向，要求学术立足于天下之治，立足于现实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士人本身，不是高头讲章与琐碎饾饤的生产者，不是“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魏源《学篇九》）的书蠹，而应是天下之治的实践者。

学、治一致的学术路径与学术精神，得到嘉道之际知识群体的普遍认同，从而成为超越各流派门户畛域的学术选择。对新的学术精神的认同和以救世自救为基本出发点的奔走呼号，促使嘉道之际新的士林风尚形成。嘉道之际的士林风尚具有以下特征：

——士人社会参与意识和主宰精神的确立与恢复。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年代，正是封建士人阶层多梦的季节。平常时期，他们苦于等级森严，尊卑有定，文网恢恢，缺乏自我表现的机会；而非常时期，则以为可以跨越等级，破除旧例，大显身手，一展雄才大略。强烈的危机感和责任心，希冀创造由衰转盛奇迹的热情与梦想，激动着一代士人之心，他们渴望获得社会参与和贡献智慧才能的机会；并开始充满自信地重新评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所应承担的社会角色。“以布衣遨游于公卿间”的包世臣以为：“士者事也，士无专事，凡民事皆士事。”（《赵平湖政书五篇叙》）姚莹更是不无自负地说：“稼问农，蔬问圃，天下艰难，宜问天下之士。”（《复管异之书》）其间所表现的不仅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且充满着天下艰难、舍我其谁的社会主体意识和拯道济溺的英雄气概。

——士林中实际参与和躬行实践风气的形成。千疮百孔的社会现实和学、治一致的学术指向，使嘉道之际知识群体不满足于坐而论道，他们更崇尚实际参与和躬行实践的精神，留意于与国计民生、伦常日用密切相关问题的研究与探求。嘉道之际知识群体的社会参与活动，并不仅仅局限于清谈议政，而是自觉地致力于当世急务的研究与实践。包世臣留心于“经济之学”，闻名遐迩，“东南大吏，每遇兵、荒、河、漕、盐诸巨政，无不屈节咨询，世臣也慷慨言之”（《包世臣传》）。龚自珍在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的同时，又留心于天地东西南北之学。魏源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使得“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为矩矱”（俞樾《皇朝经世文续编序》）。精于边疆史地者如张穆、徐松、沈垚等人在对边疆历史、地理的考察中，对经济开发与防务提出建策，以备当事者择取。管同、方东树等宋学信仰者，在高扬性理主义旗帜的同时，于“礼、乐、兵、刑、河、漕、水利、钱、谷、关市大经大法皆尝究心”（方宗诚《仪卫先生行状》）。正如李兆洛所言，嘉道士人“怀未然之虑，忧末流之弊，深究古今治乱得失，以推之时务，要于致用”（李兆洛《蔬园诗序》）。这种重视实际参与和躬行实践的精神，构成了嘉道士林风尚的显著特征。

——士林中问学议政、声气联络之风盛行。嘉道之际士风的复苏与高涨，促使有志之士走出书斋，广结盟友。他们聚谈燕宴，问学议政，使管同、龚自珍著文批评过的“今聚徒结社，渺然无闻”，“今上都通显之聚，未尝道政事、谈文艺”的局面大大改观，士林之中，朝廷学校之间，不再是昔日“安且静也”（《明良论一》）的处所。这种志士间的交往，是一种声气之求，它超越了学术宗派之间的门户之见，而以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作为共同的思想基础。他们互相推重，砥行砺节，以培植元气、有用于世相瞩望，又以学问议政、道德文章相切磨，并具有培植共同政见的意义。

士林中问学议政、声气联络之风的盛行，是士人由噤若寒蝉走向意气风发的重要标志。嘉道士人“力挽颓波、勉成砥柱”的风尚，造就培养着士人傲俗放言的做派，而嘉道士林的人物品藻，又将傲俗放言与慷慨任事者推为上品。

嘉道之际风云际会和士林风尚的更新，为活跃在这一时期的知识群体带来了新的精神气象。他们由埋首经籍、读书养气转向“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由谋稻粱而著书、视议政为畏途，一变而为“举凡宇宙之治乱，民生之利病，学术之兴衰，风尚之淳漓，补救弥缝，为术具设”（范麟《读〈安吴四种〉书后》），显示出旺盛的生命活力与刚健之气。在经世实学思潮崛起，知识阶层政治参与和社会主体意识不断加强的文化氛围中生成的嘉道之际文学，显示出独异的风貌和耀眼的光彩。

第二节 嘉道文学精神与创作主题

漫步在嘉道之际的文苑诗海之中，扑面而来的是一代士人无比浓烈的救世热情，铺天盖地的忧患意识，鞭辟入里的社会批判，炽热旺盛的政治参与精神，以古方出新意的变革呼唤，起衰世而入盛世的补天情结。当然，也有先觉者独清独醒的孤独，前行者“无人会、登临意”的惆怅，以及不见用于世的种种痛苦与自我慰藉。

这是一个斑斓多彩的情感世界。它以一代士人富有生命力的精神气象与审美情趣作为支撑依托，显示出独异的风韵和色彩。文学像一只被政治参与热情与人生自信同时鼓荡起的方舟，责无旁贷地负载起嘉道士人救世与自救的双重期待。一、言关天下与自作主宰的文学精神

动荡的时代和士风的高涨，使嘉道之际知识群体在构筑人生理想和思考自我存在价值过程中，存在着某种心理倾斜，他们并不安于在纵恣诗酒、白头苦吟中打发一生。这个时期的诗文作品十分推重两个历史人物，一是汉代盛世而出危言的贾谊，一是南宋衰世而倡王霸的陈亮。他们议论风生，言关天下社稷、为帝王之师的潇洒风采，令人神往，而无形中被奉为追寻效仿的楷模。在嘉道士人对传统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的认同中，其对立功的渴望，远远超出立言、立德。他们以“国士”而不以“诗人”自期，以为“儒者当建功立德，而文士卑不足为”。在这种文化氛围与士人心态中陶铸与造就的嘉道文学精神，在总体上表现为社会参与意识的强化和自作主宰意识的扩张。

龚自珍早年所写的《京师乐籍说》，是一篇耐人寻味的文章。文章通过对京师及通都大邑必有乐籍这一社会现象的分析，揭露了霸天下者控驭士人的心机。霸天下者于士有种种钳制之术，乐籍制度的设立，便是钳塞天下游士心志的手段。乐籍制度，于清朝中叶已经废除。龚自珍在此文中大力挞伐之，实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举。乐籍如此，学术研究中或专注于训诂校勘、辑佚辨伪，或空谈义理、高蹈世外，文学创作中寄情于山水，玩味于声韵，同样是士人以琐耗奇、消磨心志的方式。《京师乐籍说》所体现的内在意义，并不仅仅是对霸天下者心机的揭露，它还包蕴着对学风、士风转换的渴望及对新的文学风气、文学精神的追寻，这便是留心古今，参与国事，议论军国，臧否政治。

社会参与激情与言关天下社稷的精神，合成了嘉道之际一代士人的文学期待视野。这一点仅从他们对诗文表现题材的分类与价值评判中即可窥知。管同在《送李海帆为永州府知府序》中将古文辞分为文士之文与圣贤之文，“穷而后工”、“得乎山川之助者”为文士之文，“穷则见诸文，达则见诸政”为圣贤之文，主张以全力为圣贤之文，而以余力为文士之文。梅曾亮在《送陈作甫叙》中以为：文有世禄之文与豪杰之文。“模山范水，叙述情事，言应尔雅”者为世禄之文，“开张王霸，指陈要最”者为豪杰之文，而推豪杰之文为尊，世禄之文为卑。张际亮《与陆心兰方伯书》把汉以下诗分为志士之诗、学人之诗、才人之诗，力倡“思乾坤之变”，知古今之宜“其幽忧隐忍，慷慨俯仰，发为咏歌”的志士之诗。对隐含着注目人间、拯时救世价值取向的圣贤之文、豪杰之文、志士之诗的推重，反映出嘉道士人文学宗尚与审美情趣向社会功利方向的归依。经术、治术文章合一，立言而为帝王百姓之师，这种人生目标，对大多数文人墨客来讲，比吟咏性情、描摹风月更具有令人神往的魔力。嘉道士人把诗文创作视为畅抒理想、倡言建策、慷慨论天下事的利器和排遣社会参与冲动的重要方式。他们在不能出将入相、亲挽狂澜的情况下，企求在议论时政、抒写感慨、作人间清议、写书生忧患中，获取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龚自珍“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侍史佐评论”（《夜直》），“我论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歌筵有乞书扇者》），张际亮“著书恸哭敢忧时”《沔阳郭外守风阻涨，慨然口号》，汤鹏“非争墨客词流技”、“微词褒贬挟风雷”（《后慷慨篇》）的诗句，都不啻为一种自励，一种号召，包蕴着旺健的入世精神。

在推尚志士之诗、圣贤豪杰之文的同时，嘉道士人还有意提倡与培植一种自作主宰的创造意识。

自作主宰的创造意识，首先表现为作家对于自身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独立地位的确认。文学活动，是一种独立的创作性的精神活动，它凝聚着作家自身对外部世界的感受、理解、判断，龚自珍称之为“心力”。“心无力者，谓之庸人”（《壬癸之际胎观第四》）。心无力者，不足以立世，不足以言创造。而不才者治世，则以摧残士人心力为要领，“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有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乙丙之际箸议第九》），致使天下才衰。欲起衰救弊，治世者当改弦更张，而被戮者，当振奋“心力”，以充满自信的姿态，担当起社会、历史及文学创作的责任。龚自珍在用于自励的《文体箴》中写道：“虽天地之久定位，亦心审而后许其然。苟心察而弗许，我安能颔彼久定之云？”尊尚“心审”、“心察”，鄙夷人云亦云，正是一种心力强健、充满自信的表现，它蕴含着尊重个人意志、个人感受、个人情感，尊重心灵自由、独立思考和自我理性判断的思想呼唤，心力强健和个人自信心的建立，是进行思想与文学创作的重要前提。

文学创作的主要任务，是展示人们的情感世界。如何看待与表现作者的自在情感，是与崇尚心力紧密关联的问题。与其意气风发不可一世之气概相一致，嘉道士人主张诗文写作应言必己出，直抒胸臆，袒露性情，表现真我。魏源在《诗古微序》中提出“循情反性”之说，梅曾亮在《黄香铁诗序》中以为“物之可好于天下者，莫如真也”。姚莹认为清代诗坛，大都剪彩为花，范土为人，缺少天趣天籁。而龚自珍的“宥情”、“尊情”之说，更是神采飞扬，脍炙人口。《长短言自序》理直气壮地宣称“尊情”：“情之为物，亦尝有意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情之为尊，在于它以无住无寄、变幻莫测的形态参与着文学准备、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的全过程，它既是文学创作者的内在凭借，又是文学接受者的感应媒介。当作者调动艺术表现手段，将蓄积已久、不吐不快的情感诉诸文字、发为声音时，作者郁积之情得以畅释、转移，而文学创作亦得以完成。当凝聚着作者情感的文字作品叩击着读者心灵时，遂使读者沉浸在妙不可言的艺术享受中。正因为“情”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故而宥之尊之。

尊情之外，真与伪，也是嘉道士人使用频率极高的批评词汇。真者，得天趣天籁，读其作，知其人、其世，知其心迹；伪者，揖首于古人与成法，饰其外，伤其内，害其神，蔽其真。真者，是心力强健、蕴藉深厚、充满自信的表现；而伪者，是泯灭本真、摧戮性灵，丧失自信心的结果。嘉道士人之崇真黜伪，意在恃崇真而一无遮拦地泄发幽苦怨愤、忠义慷慨之气，借黜伪而讨伐扫荡拟古复古之俗学浮声。崇真黜伪促使他们将目光超越纵横交错的流派门户间的庭阶畛域，而理直气壮地树立起“率性任情”的创作旗帜。姚莹自称：“生平不为无实之言，称心而出，义尽则止。何者周秦，何者建安，何者唐宋，放效俱黜。”（《复方彦闻书》）龚自珍为汤鹏诗集作序，以“诗与人为一”、“其面目也完”（《书汤海秋诗集后》）为诗的最高境界，都表现出一种独立不倚、自作主宰的气度和风范，传达出一代士人不甘与世浮沉的创造激情和创新渴望。“留心古今而好议论”的社会参与意识与率性任情、自作主宰的创造激情，构成了嘉道之际的文学精神。嘉道文学精神以一代士人建功立业，创造由衰转盛奇迹的人生理想与睥睨四海、意气风发的宏大气象为依托，在盛衰交替的历史瞬间，闪耀着夺目的光彩。龚自珍在《送徐铁孙序》中以赞美诗般的语言，抒写了他对新的文学精神的憧憬与向往。

不屑为孱弱纤细、平庸世俗之声，取原于经史子集，证之以并世见闻、当代故实，磅礴浩汹，放言无忌，以受天下之瑰丽，而泄天下之拗怒，这不正是一代士人孜孜以求的文学精神的形象化写照吗？道济天下的志向，敞开通达的心灵，使嘉道之际士人充满着蓬勃朝气。他们奔走海内，联络声气，广结同志，或形交，或神契，不论师承、出身、地域，以砥砺志节相标榜，以道义文章相吸引。尽管其艺术造诣有别，审美情趣不同，而彼此间以诚相见，互相推重，互相勖勉，共同促进嘉道之际文学冲破封建专制的重重禁忌，终使嘉道士人从拟古复古的泥淖迷雾中走出，而直面社会现实与人生。二、惊秋救弊与忧民自怜的文学主题

与清代初期清淳雅正的文学风貌相比，嘉道文学所显示的最鲜明、最基本的总体特征是议论军国、臧否政治、慷慨论天下事。这一总体特征在惊秋救弊、忧民自怜两大文学主题中得到展示。

当嘉道士人渐次恢复了“留心古今而好议论”的元气，将审视与批判的目光投向社会现实的各个层面时，清王朝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的现状，使他们痛心疾首，忧心忡忡。学风士风转换与文学精神确认所带来的激动与兴奋，在严峻的现实危机面前，顿时化作阵阵忧愤悲慨之雾，弥漫于纸上笔端。他们以惊心动魄、耸人听闻的盛世危言，穷形尽相、痛快淋漓的衰世披露，为封建末世留下有形的存照，为天朝上国撞响夕阳西下的警钟。这类旨在撩开天朝盛世帷幕，以振聋发聩的社会批判，富有形象性与感情色彩的文字，向全社会预告危机并谋求解救方策的作品，其主题可称之为惊秋救弊。惊秋救弊主要表现了鸦片战争前夕一代士人的敏感心灵与思想锋芒。它的存在，使嘉道之际文学具有自身的不可复制性。

清王朝曾有过国力强盛的历史。19世纪初，这一雄踞东方的天朝帝国，开始走向江河日下的颓败之境。危机如同凛然秋气，逼近社会的各个角落。当统治者尚沉醉于文治武功的辉煌业绩中时，留心古今的知识群体，已从历史的纵向比较中，嗅到萧瑟秋气的逼近和山雨欲来的气息。漕运、盐务、河工，被清人通称为三大政。漕、盐、河三政均与国计民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国家经济事务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由于长期因循旧例，经营管理不善，三大政至嘉道之际弊端丛生，成为国家财政难以堵塞的三大漏卮。漕运包括征粮、运粮、入仓等多项环节，每一环节都有官吏营私舞弊，巧取豪夺，中饱私囊，最终导致粮价飞涨，使运抵京师的漕米为当地价格的十数倍。盐务如同漕运一样，由于盐官与盐商相互勾结，盐官得盐商之贿赂，给予盐商以种种方便，盐商一方面哄抬盐价，一方面逃避缴税，使生产者、消费者利益受损，而国库盐税收入大减。至于黄河治理，更是困扰清政府的大事。由于黄河长年失修，河底淤泥日高，嘉道之际数十年间，河堤几乎年年溃决。政府每年拨巨款治河，但多被官吏贪污挥霍。薛福成《庸庵笔记》追记道光年间南河总督衙门滥用治河经费及其奢侈之举道：“每岁经费银数百万两，实用之工程者，十不及一。其余以供文武员弁之挥霍，大小衙门之酬应，过客游士之余润。凡饮食、衣服、车马、玩好之类，莫不斗奇竞巧，务极奢侈。”宴席而言，厨工常以数十猪之背肉，为豚脯一碗，余肉皆委之沟渠；又驱活鹅数十只奔走于热铁之上，取其掌食之，而全鹅皆弃。至于食驼峰、猴脑，以河鲤之鲜血作羹，无不取其精美，极尽奢华。宴席之外，车马、服饰、交游莫不挥金如土，“新点翰林，有携朝贵一纸书谒河帅者，河帅为之登高而呼，万金可立致。举人、拔贡有携京员一纸书谒库道者，千金可立致”。如此暴殄天物、挥霍钱财，国家虽岁糜巨币以治河，河何可言治！

与漕、盐、河弊政同为士人忧者是鸦片的泛滥。在鸦片贸易日益扩大，成为漕、盐、河之后国家财政的又一大漏卮的时候，魏源比较明清两代政事之得失，痛心而言：“黄河无事，岁修数百万，有事塞决千百万。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所无也；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漕鹾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代所无也；士之穷而在下者，自科举则以声音诂训相高，达而在上者，翰林则以书艺工敏、部曹则以胥史案例为才，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此前代所无也。”（魏源《明代食兵二政录叙》）病漕、病鹾、病河、病烟、病吏、病民，财物匮乏，人才出于无用之途，清王朝已是多病缠身，国事危如积卵，怎可再高枕无忧，讳疾忌医，作优游不急之言？

生计日蹙，漏卮不塞，天下多事，固然使人触目惊心；而官僚政治腐败，贪污渎职成风，奉职为官者，无有为进取气象，中央行政权威，处处受到挑战，诸种政府机制的无能和国家机器的腐朽现象，更令天下人失望。将明哲保身、不思作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奉职心态与贪赃枉法、有罪不惩、有冤不伸、铺张粉饰、欺上罔下的官僚行为，归咎于高度集中而走向极端的封建专制制度，是一代士人的共识。

造成吏治腐败、政府官员无所作为的根源何在？龚自珍四篇《明良论》揭示了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俸禄过低，志向为贫困所累；二是上以犬马役仆相待，志向磨灭殆尽；三是用人唯论资格，志向无所施用；四是权限芥微，束缚沉重，志向无从实行。姚莹著《通论》，痛斥“习委蛇之节，而忘震惊之功，仍贪冒之常，而昧通时之识”，“一闻异论，则摇手咋舌，以为多事”之士，是“坐视大厦之欹而不敢易其栋梁者”。士气摧荡至此，并非国家幸事。国家一旦有难，则普天之下，无有挺身而出、拯道济溺、备奇才智勇、抱非常之略者。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一》中，以其特有的扑朔迷离、雄诡杂出的文字，揭示霸天下者摧残士气之用心：“昔者霸天下之氏，称祖之庙，其力强，其志武，其聪明上，其财多，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一夫为刚，万夫为柔。一人号令，万众臣服，不允许有独立思考，不允许于号令之外有所作为，这正是封建政治走向僵化、走向极端专制的标志。霸天下者“大都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而霸天下者一旦失却王霸之气，进入“其力弱，其志文，其聪明下，其财少”的困顿之境，则于何处可求有廉耻之心、凛然气节之臣？霸天下者可谓是咎由自取。

嘉道士人在凭借理性的目光揭发社会弊端进行政治批判的同时，还以饱蘸情感的笔触，勾画出对这个没有黄钟大吕，没有勃勃生机之没落世界的估评与感受。“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龚自珍《杂诗》）；“天地有沧桑，知己以为宝。不见秋风吹，群物已枯槁。万变亦寻常，消弭苦不早。摵摵无时终，耿耿向谁道”（汤鹏《秋怀九十一首》）；“秋心如海复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龚自珍《秋心三首》）；“秋气已西来，元蝉鸣未休。笑彼不知时，讵识中多忧”（潘德舆《寓感五十首》）；纷纷纭纭的咏秋诗句，传达出一代士人对人间秋事降临的悲切。龚自珍写于1839年的《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就扬州繁华已去而人心不觉、承平依旧的景象，抒写了深沉的感慨。龚氏以四时更替为喻，以为初秋时节，人沉溺于暑威除却的惬意之中，而无睹于秋象，无闻于秋声，昏昏然不知悲寒将至，这正是人们承平日久，茫然不辨衰世之象的社会心理原因，也正是令识在机先的惊秋之士悲愤交集、惶惶不可终日之所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写道：“履霜之，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疲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以准确隽永的语言，表露出一代士人叶落知秋时节最难将息的忧愤心境。

在嘉道士人中，龚自珍善于以旁出泛涌的文思，雄诡杂出的语言，扑朔迷离的隐喻，表述他对形势时运的洞悉与评断。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中，龚自珍将今文经学的三世说，演绎为治世、衰世、乱世，而以人才的盛衰境遇，作为三世推移的标志。衰世介于治、乱之间，其外表类似治世，但有才者却因无以自存而纷纷生背异悖悍之心，此距乱世已不远矣。龚氏以瑰丽神秘著称的《尊隐》将一日分为三时，早时、午时，是清和之气会聚、宜君宜王的时节，而昏时则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引暮气，与梦为邻”的时节。如果说，龚自珍以衰世和昏时暗喻他对社会时局的总体评价，其意象稍显晦涩朦胧的话，姚莹的“艰难之天下”说，则将一代士人的社会总体感受表述得直截了当。姚莹在《复管异之书》中，同样把天下分为三种类型，称之为“开创之天下”、“承平之天下”、“艰难之天下”。其论“艰难之天下”道：“及乎承平日久，生齿繁而地利不足养，文物盛而干盾不足威，地土广而民心不能靖，奸伪滋而法令不能胜，财用竭而府库不能供，势重于下，权轻于上，官畏其民，人失其业。当此之时，天下病矣，元气大亏，杂症并出，度非一方一药所能愈也。”其“艰难之天下”所列举的种种杂症，不正是清王朝嘉道之际所面临的重重危机吗？而“开创”、“承平”、“艰难”之说，又何尝不是治世、衰世、乱世与早时、午时、昏时喻义的直接破译！“昏时”与“艰难之天下”的社会总体评价，无疑仍是依据盛衰、治乱、王霸的传统社会价值标准，在中国历史纵向坐标上进行的。在一个封闭得十分严密，而又缺乏近代大工业生产条件的农业国度，在帝国主义的大炮尚未惊醒东方帝国强盛之梦的鸦片战争前夕，摆脱昏时的梦魇，重睹宜君宜王之景象，由艰难之天下，重新步入开创之天下、承平之天下，似乎是无可选择、顺理成章的现实演进道路。一代知识群体危言耸听，筹谋策划，大都出于对封建盛世、仁政王道芳菲重现的渴望与坚信。这种渴望与坚信，给这一时期的文学蒙上了一层虚幻与乐观色彩。无数个补天情结，构成了梦幻的大网，使富有理性和现实深度的社会批判，在转向社会救弊改革方案的探寻时，突然变得充满浪漫气息。对兴衰治乱历史循环论的迷误，过分相信封建肌体的再生性与重建能力，再加上知识群体目光视野不出中土华夏范围及思想创造力的贫乏，他们在进行社会批判时虽然显得勇猛无畏，深刻有力，但在讨论变革途径时，却变得书生气十足，甚至迂腐浅薄。批判意识的深邃宽广与革新意识的平庸纤细，构成了一种极大的反差。这恐怕是光绪年间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重要原因。

这是一场散乱的、自发的、由补天情结所支配的救弊改革骚动。支撑着改革热情和自救信念的是对帝国盛世再现的憧憬与渴望。以“国士”、“医国手”自期的知识群体，无不希望通过对旧有政体和思想文化体制的自我完善与调节来消除危机，应付世变。他们根据最深切的自我感受，在传统思想文化的武库中，寻求着救世的灵丹。文人的天真和浪漫气质，恰恰在这充满空想与梦幻色彩的寻求中得到充分体现。他们或希望通过读经、注经，把经籍中的普遍原则贯彻到社会治理中去的办法来振兴政治、文化；或鼓动重新高扬性理主义的旗帜，“兴起人之善气，遏制人之淫心”，从而改善道德、风俗；或主张培士气，重人才，简政放权，发挥士及师儒的辅政作用；或强调以农为本，解决好河、漕、盐诸政，缓和经济危机；甚至建议按宗法血缘关系分配土地，以缩小贫富差距。在连篇累牍的政论之文中，仁政得施、王道实行，帝王得道多助，臣者惟德是辅，弊绝风清，朝野声气相通，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本固末盛，物阜财丰，成为众笔所重重描绘的理想世界。但这种盛世强国之梦，不久便彻底破灭。步入封建末世的东方帝国，已是老态龙钟，再也没有雄风重振的机会。

鸦片战争之前，封建帝国在封闭状态下的虚假繁荣与强盛，使清政府与全社会并没有真正清醒地认识到生存危机的存在。知识群体所表现的忧患意识与革新呼吁，常被视作杞人忧天；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加入全球性的战争角逐与生存竞争中，封建王朝盛衰治乱的历史循环也因此趋于紊乱以至于中断，这就使一代知识群体所开具的种种“以古方出新意”的救国之方，失去施用之所。

不为世人理解的救世热情与变化中的社会现实，使一代志士深为叹息。鲁一同在《复潘四农书》中，曾以医者、病者作比，揭示了救世者与政府、社会之间的隔膜。病者于病情并不自知，却讳疾忌医；医者虽有救国奇方，却无法为病者所接受、所理解：“医者既苦于不信，病者又苦于不知，而病又不可久待，久待益深，益不信医。”病者、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由不信任而造成的紧张，使医者无从措手而病者愈趋沉重。作为医者之一，鲁一同和呼吁救弊改革的知识群体一样，一方面表现出救国救世、舍我其谁的自信；另一方面，又充满着不见用世的惆怅与无奈。自信使他认为：“虽世之病者，未必假藉一式，然善吾方，谨藏吾药，必有抄撮荟萃获效者。”无奈又使他承认：“天下事深远切至者，非吾辈所宜言。纵言之善，及身亲多龃龉，不易措手。”（鲁一同《通甫类稿》）魏源是以海运代漕运的积极主张者。在道光初年海运一度实行后，他曾兴奋地称赞此事是“事半而功倍，一劳而永逸，百全而无弊，人心风俗日益厚，吏治日益盛，国计日益裕，必由是也。无他术也”（魏源《海运全案跋》）。但随后他就发现，救弊之事并不如此简单和值得乐观。鸦片战争后两年，他在谈论黄河治理问题时，慨然叹道：“吁！国家大利大害，当改者岂惟一河！当改而不改者，亦岂惟一河！”（《筹河篇》）步入颓败之境的清帝国，杂症并出，牵一发而动全身，非一方一药所能奏效。从救世的自信走向救世的无奈，虽给一代士人带来失望的痛苦，但也带有几分历史发展的必然。满足于“药方只贩古时丹”，已不足以应付世变，解救残局。

在嘉道之际文学中，与惊秋救弊表现主题构成犄角之势的是忧民自怜主题。同惊秋救弊主题类似，忧民自怜是一种组合性主题。其中，“忧民”重在表现一代士人哀民生之多艰，歌生民之病痛的恻隐之怀；“自怜”则重在抒写一代士人感士不遇的牢愁和对自我人格高洁、完满境界的内在追求。与惊秋救弊主题着眼于时代风云的追寻和现实课题的思索相比，忧民自怜主题表现出更多的对传统文学精神的承接；惊秋救弊主题表现了历史转型期文学独特的情感风貌，而忧民自怜主题则与中国文学生生不息的人道精神遥相呼应，两大主题之间有着互相渗透、交融的层面，它们在一代士人意气风发，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基础上构成了和谐统一。

民生民瘼，是邦国盛衰的显性标志，是“军国”、“政治”与“天下事”中的大宗。对民生民瘼寄予同情关注，以富有恻隐之心，合于讽喻之旨的笔触，揭示生民病痛，是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也是中国士人参与社会政治，实现兼济之志的重要方式。嘉道士人秉承议论军国、臧否政治、慷慨论天下事的文学精神，在揭露衰世之象，谋求绸缪之策的同时，对苍生忧乐、黎元困顿别具只眼，萦萦于怀。他们“慷慨论天下事”的诗文作品中，每每将世情民隐、百姓病痛形诸笔端。在不胜枚举的哀民生之多艰、歌生民之病痛的诗文中，蕴藏着嘉道士人忧时悯世的情怀和民胞物与的仁爱之心，同时，又表现出他们对传统的补察时政、泄导人情风人之旨的追寻。嘉道士人悲天悯人的情怀在推己及人的心理过程中，还常常转化为“自责”的意绪。同情、讽喻、自责，形成忧民主题的三大情结。

士阶层的自怜意绪，也是传统诗文中常见的表现主题。自怜主题既包蕴着士阶层对理想人生、理想人格的执着追求，又承载着其追求过程中自然伴随的种种失意与惆怅；自怜既具有士阶层对自我形象、自我行为的爱怜、赞美和心灵自慰的意义，同时也蕴藏着愤世嫉俗、斥奸刺邪的批判锋芒。自怜主题带有最为浓郁的自我色彩，是读者借以窥知创作主体心灵宇宙的重要窗口。在嘉道文学的自怜主题中，对谗谄蔽明、方正不容世象的感愤牢骚和对冰清玉洁、特立独行品格的自我期待，唤醒我们对古典文学长河中冰清玉洁、独清独醒高士形象的记忆；而惊于秋声，戚于飘摇的哀怨感伤与挽狂澜于既倒的执拗狂放，则又把我们拉回到山雨欲来、衰象层出的特定时代。这里，我们试图借用龚自珍的“剑气箫心”之说，概括嘉道文学中的自怜意绪。

在龚自珍的作品中，“剑”与“箫”是两个经常对举的词语。其《漫感》诗云：“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其《丑奴儿令》词云：“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可见龚自珍平生对一箫一剑、箫心剑名是何等的看重，何等的珍惜。“剑气箫心”首先表现为一种人格理想，这种人格理想充溢着敢忧敢愤、敢有作为、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思想意志，它既有悱恻情思、眷眷爱心、“乐亦过人，哀亦过人”（《琴歌》）的一面，又有“大言不畏，细言不畏，浮言不畏，挟言不畏”（《平均篇》）、放言无忌、狂狷不羁的一面。敢爱敢恨，培植情根，即为箫心；敢作敢为，锋芒毕露，即为剑气。龚自珍《己亥杂诗》中“亦狂亦侠亦温文”的诗句，正是“剑气箫心”品格的注脚。“剑气箫心”又表现为经世抱负和不遇情怀。其《又忏心一首》诗云：“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经世的幽光，济民的狂想，汹涌而来，缠绵而去，来须挥剑者，为报国之雄心，去可付箫者，为不遇之哀怨。“剑气箫心”还是一种审美追求。龚自珍《湘月》词云：“怨去吹箫，狂来语剑，两样消魂味。”箫怨多感慨之词，似《骚》而近儒；剑狂多不平之语，似《庄》而近仙、侠。感慨之词，忆之缠绵；不平之语，触之峥嵘。“剑气箫心”之说所涵括的独立不移的人格理想，不屈不挠的救世意志，亦狂亦怨的审美追求，可以用来概括嘉道士人自我设计、自我期待、自我完善过程中的种种追求。在学风士风转换的呼唤，新的文学精神的陶铸及惊秋救弊、忧国忧民的诗文创作中，我们都能感受到剑气箫心的回荡与搏动。盛衰交替的历史氛围，以天下为己任、拯衰救溺的承担精神与千疮百孔、积重难返的社会现实，造就了嘉道士人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以一言蔽之，可称为剑气箫心。创造的渴望与艰难，拯衰的躁动与蹉跎，都被涵括在剑气箫心之中。嘉道士人引以为自豪者在此，后代继踵者奉为风范者亦在此。

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近代历史中，嘉道之际一代士人所开创的学风、士风、文学精神被继承延续下来，甚至连他们托古改制的策略，歌哭无端的狂放，都被继承下来。一代士人剑气箫心的风采，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时期新的一代志士仁人身上重现，成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嘉道之际形成的议论军国、臧否政治、慷慨论天下事的文学主潮，则为中国近代文学作了一个气势不凡的开场白。

从这一时期开始，文学家逐渐改变了闲适悠然的心境与花前月下的吟唱，以热切的目光追寻着现实生活万千变化的波光澜影，以敏感的笔触描述着人间可悲可喜、可惊可叹、英勇威武、卑琐丑恶的种种事态世相，以艺术的方式再现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进行的呐喊、抗争及所经历的苦难。从这里起步的中国近代文学，始终紧紧地拥抱着现实生活，注目着人间沧桑。

第二章 龚自珍

龚自珍是鸦片战争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学者和文学家。1839年辞官回家途中，龚自珍写下“一事平生无龁，但开风气不为师”（《己亥杂诗》）的诗句。次年，鸦片战争爆发。“但开风气”的龚自珍在鸦片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英年早逝，但他的思想和诗文却在近代中国闪耀着光芒，并获得了巨大的嗣响。在风雨飘摇的衰世，龚自珍以愤激辛辣的诗文，慷慨论天下事，开一代新风。如果从嘉道之际的士人阶层中寻找一位最能代表这一时期自作主宰、神采飞扬、慷慨激昂、歌哭无端士林风尚的作家，则非龚自珍莫属。

第一节 生平与文学思想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庵，又名巩祚，晚年又号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龚自珍出生在一个三代京官的书香世族。祖父龚禔身、父龚丽正均为进士出身，亦官亦学。母段恭人，雅好文学，著有《绿华吟榭诗草》。外祖父段玉裁是清代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自珍年少时随父母诵读诗书，尤其对在母亲帐外读吴伟业、方舟、宋大樽之诗，记忆深刻，并习作诗文。十二岁外祖父授以《说文解字》部目，在文字、目录、考据、校雠学等方面都有涉猎，间有治经史之作。嘉庆十五年（1810）首次顺天乡试后，随父母游学徽州、上海、京师各地，阅历与学问俱增，诗文也颇负盛名。《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即写于这一时期。嘉庆二十三年（1818）中举人。次年，在京师从刘逢禄受《公羊春秋》，有“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诗句，记述其学术路径向今、古文经兼容并蓄方向的转变。此后在京任内阁中书十余年，充国史馆校对官。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参加会试得中，殿试后赐同进士出身，仍留内阁中书任上，与京师文人雅集聚会更为频繁。道光十五年（1835），升任宗人府主事，后又改礼部主事。道光十九年（1839），叔父龚守正任礼部尚书，按清代引避条例，龚自珍辞官回乡，奔走杭州紫阳书院与昆山丹阳书院之间。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1841年9月26日），病卒于丹阳云阳书院。

敏感率真，以“良史之忧忧天下”，留心古今而好议论，构成了作为思想家的龚自珍。引公羊义讥切时政，热心西北舆地之学，深谙朝章国故、世情民隐，好佛学，构成了作为学者的龚自珍。哀乐过人，歌哭无端，“受天下之瑰丽，而泄天下之拗怒”，构成了作为文学家和诗人的龚自珍。龚自珍生前有《定庵文集》（道光三年自刻本）行世，今人辑有《龚自珍全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

龚自珍的文学思想，以尊心、尊情、尊自然为三大基石，可合称之为“三尊说”。“尊心说”强调在文学创作中尊重作家的主体地位和思想力、判断力。在嘉道之际呼唤士风复苏的思想背景下，龚自珍崇尚心力，提倡心察。其《壬癸之际胎观第四》云：“心无力者，谓之庸人。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力。”士人的心力来自于坚毅自信的品格。有心力才能有所担当，有所进取。士能担当，能自律，能有廉耻，能有气象，方能激扬清淑，以振厉天下，成就事业。其《文体箴》云：“虽天地之久定位，亦心审而后许其然。苟心察而弗许，我安能颔彼久定之云？”心审心察是一种独立思考、理性判断的能力和态度。乾坤宇宙，天地万物，经史子集，无一不需心审心察，独立思考，这也是清儒提倡的实事求是精神。人云亦云，陈陈相因，则与心审心察的态度格格不入。“尊心说”的提出，以嘉道之际士风复苏为底蕴。起衰救弊，振刷士气，当从恢复士人的自信心和判断力入手。“尊心说”真实反映出嘉道之际士人阶层自作主宰、激情四溢的精神风貌。“颓波难挽挽颓心”，在“一人为刚，万夫为柔”的高压时代遭遇崩溃的时候，龚自珍等人热切呼唤士人能忧能愤，能思虑作为，能有廉耻无渣滓之心力的复苏，呼唤士人进取、担当精神和心审、心察思想力的复苏。“尊心说”作为文学主张，其倡导诗文之作，应看重心灵与思想之光，注重自我，张扬个性，以歌哭无端、剑气箫心的狂放，表达一代士人拯衰救弊之志和幽光狂慧之想。“尊情说”强调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龚自珍《长短言自序》言：“情之为物也，亦尝有意乎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情何以为尊？“无住为尊，无寄为尊，无境而有境为尊，无指而有指为尊，无哀乐而有哀乐为尊。”情无住无寄、无境而有境、无指而有指、无哀乐而有哀乐的存在方式，使之为尊。情何以为畅？“畅于声音”，“先小咽之，乃小飞之，又大挫之，乃大飞之，始孤盘之，闷闷以柔之，空阔以纵游之，而极于哀，哀而极于瞀，则散矣毕矣”。情以声音作用于人，“闻是声也，忽然而起，非乐非怨，上九天，下九渊，将使巫求之，而卒不自喻其所以然”。情畅于声音，给人以如此美妙的享受，这是作者“宥之不已，而反尊之”的原因所在。作为诗人，龚自珍对诗文写作过程中情感的生成、酝酿、升华、艺术表现等环节，感觉十分细致，对文学以情感与审美的方式感动人、陶冶人的特性，亦深有体会。他宣告，在情感的世界里，“住也大矣，寄也不出”，体现出自作主宰的精神品格，同时也是其精神生活的一种写照。住寄于情感世界中的诗人，被奇想幽思所困扰，不招而来，挥之不去，哀乐忧患，纷纷扰扰。这种情绪情感纠结所带来的喜怒哀乐演绎而成的神思妙想，“不可告也，矧可疗也”（《写神思铭》），故而尊之。“尊自然说”追求心力、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自然发挥、自由表达。在《与江居士笺》中，龚自珍以风喻心力情感，以水喻语言文字，以为：“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水何容拒之哉！”又有诗云：“万事之波澜，文章天然好。”其《绩溪胡户部文集序》提出“文毕所欲言而去”的论文标准，其《书汤海秋诗集序》称赞唐以来李、杜、韩、黄等大家之诗：“皆诗与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其面目也完。”“诗与人一”之“完”与“文毕所欲言而去”，都推尚一种自由书写的写作境界。“尊自然说”在《病梅馆记》中表现得更为完整，更可触摸：文人画士认为“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于是鬻梅者投其所好，“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作者感伤之余，决心治疗病梅，其方法是“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并设想广贮江浙之梅，以平生之力疗之。这是一篇带有深刻寓意的杂文。江浙之梅皆病的原因，是鬻梅者迎合了文人画士畸形美、病态美的标准，而使正、直、有生气之梅变成曲、欹、无生气的病梅。要疗救病梅，则须解除一切束缚，舒其根枝，顺其天性，让其自由自在地生长，成为具有自然美、健康美的新梅。疗梅如此，疗救其他一切被束缚、被损害、被摧残的东西，也应如此。

尊心、尊情、尊自然，构成了龚自珍文学思想的基本框架。“三尊说”的核心是自作主宰。在对自然与社会等重大问题的思考判断中提倡“尊心”，尊重个人的思想力、判断力，唤醒士阶层的担当精神；在情欲纠缠、阴气沉沉而来袭心时提倡“尊情”，感情为人类所独有，因而弥足珍贵。将感情酝酿升华，形诸文字，畅于声音，是最美妙而最让人陶醉的事情；在“形诸文字，畅于声音”的文学创作过程中，提倡“尊自然”，解除束缚，信腕信口，文如其人，诗与人一。“三尊说”所体现出的自作主宰的精神气象，以嘉道之际士气高涨、士风复苏为底蕴，充满着对士人能力、意志、情感、创造力的渴望，它呼唤以作家为主体，在重视个人独特的思想判断、独特的内心体验的基础上，创造自然天成、自由书写的传统。

龚自珍的“三尊说”，在鸦片战争前夕的思想界，闪耀着启蒙思想的光辉。“三尊说”与明末公安派“贵我尊己”的文学性灵论遥相呼应，其不拘规矩格套、崇尚心灵纯真、得自然之趣、成天籁之美的文学主张，在复古拟古、陈陈相因之风甚为浓厚的文坛，具有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作用。而其奇诡瑰丽、亦狂亦怨、“触之峥嵘，忆之缠绵”的诗文作品，更是让人耳目一新，感发奋起。

第二节 散文创作

龚自珍《又忏心一首》诗云：“佛言劫火遇皆消，何物千年怒若潮？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心药心灵总心病，寓言决欲就灯烧。”借用这首诗来描述其散文创作十分恰当：“来何汹涌”之忧患与“去尚缠绵”之幽绪，构成了龚自珍散文创作的双翼。

龚自珍散文题材广泛。除了谈经说佛、金石舆地、序跋墓志之外，经济文章与幽光狂慧之作，大致可从社会批判、衰世预告、呼唤变革三个方面解读。

龚自珍散文中的社会批判，集中在学风、士风及封建专制制度等方面。1813年天理教突袭皇宫，嘉庆帝仓皇中亲自出战。天理教败后，嘉庆下罪己诏，惊呼此为“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并向社会征求批评救治之方。这一事变，是乾嘉盛世的转折点，也是嘉道之际学风、士风复苏的起始点。龚自珍的社会批判文章，如《乙丙之际箸议》十一篇、《壬癸之际胎观》九篇、《古史钩沉论》四篇、《明良论》四篇，大多写作在这一时期。

清代学术，学人之智慧集中在说经注经。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指出：当下士林为学之风，有三种失误，即“称为儒者流则喜，称为群流则愠，此失其情也。号为治经则道尊，号为学史则道诎，此失其名也。知孔氏之圣，而不知周公、史佚之圣，此失其祖也”。治经史者，又大多“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对策》）。这种学、治脱节，造成“道德不一，风教不同，王治不下究，民隐不上达，国有养士之赀，士无报国之日”；学风的转换，应恢复“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乙丙之际箸议第六》）的传统。

至于士风萎靡，龚自珍更是痛心疾首。其《明良论二》云：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至身为三公，为六卿，非不崇高也，而其于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非但目未睹，耳未闻，梦寐亦未之及。臣节之盛，扫地尽矣。

士风萎靡至此，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龚自珍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专制制度和最高统治者。其《古史钩沉论一》云：昔者霸天下之氏，称祖之庙，其力强，其志武，其聪明上，其财多，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

王者对士人不仅以高压震荡摧锄，还有种种愚弄钳制之术。龚自珍早年所作《京师乐籍说》，通过京师及通都大邑必有乐籍这一社会现象的分析，揭露了霸天下者控驭士人的心机。霸天下者，不能无私，而“士也者，又四民之聪明喜论议者也。身心闲暇，饱暖无为，则留心古今而好论议。留心古今而好论议，则于祖宗之立法，人主之举动措置，一代之所以为号令者，俱大不便”，因而霸天下者之于士，便有种种钳制之术。乐籍制度便是钳制天下游士之手段：乐籍既棋布于京师，其中必有资质端丽，桀黠辨慧者出焉。目挑心招，捭阖以为术焉，则可以钳塞天下之游士。乌在可以钳塞也？曰：使之耗其资财，则谋一身且不暇，无谋人国之心矣；使之耗其日力，则无暇日以谈二帝三王之书，又不读史而不知古今矣；使之缠绵歌泣于床笫之间，耗其壮年之雄材伟略，则思乱之志息，而议论图度，上指天下画地之态益息矣；使之春晨秋夜为奁体词赋、游戏不急之言，以耗其才华，则论议军国、臧否政事之文章可以毋作矣。

乐籍制度于清朝中叶即已废除。作者以乐籍制度为靶向，指出学术研究、文学创作中种种以琐耗奇、消磨心志的方式，都是钳制士人的手段。士人不通古今，思乱志偃，议论图度，指天画地之态益息，论议军国、臧否政事之文不作，这是霸天下人之幸，却是天下士人的悲哀。

在鞭挞专制制度，呼唤学风士风转换的同时，龚自珍还以敏感的触觉，猖狂恢诡的语言，预告衰世的来临。他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中，凭借以良史之忧忧天下的感知，借用今文经学“三世说”，把社会形态分为盛世、衰世、乱世三类，又以人才的升降遭际为判断标志，描述了衰世到来的景象和感受：“履霜之，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在《尊隐》中，又将一日分为三时，分别为早时、午时和昏时。早时、午时，是清和之气汇聚，宜君宜王的时节，而昏时则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引暮气，与梦为邻”的时节。诗一般的语言中传达的是一颗敏感的心灵对封建王朝由盛转衰过程特有的观察与感受，细腻而精准。

面对危机四伏的社会，龚自珍呼唤改革：“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乙丙之际箸议第七》）“自改革”是出于一种补天自救的愿望，是出于“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转移”的判断。1826年，魏源《皇朝经世文编》成书，收入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六》、《平均篇》、《农宗》、《西域置行省议》、《蒙古象教志序》等文，其所体现的改革自救的方略，或倡言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或主张平均贫富，避免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以至丧天下；或设想以家族宗法的形式调解土地分配；或关心蒙古地理学术，献控驭抚绥之策。龚自珍晚年引为得意，预言“五十年中言定验”的《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是其多年事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的成果。前文以为应考虑内地无产之民迁徙西域、设置行省的战略计划，以二十年为期，强盛国运国基。后文对东南沿海番舶环伺，鸦片输入，白金外流甚为忧虑，而作罢番舶之议。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五十年间得以实现，而东南罢番舶议则无从落实。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是《东南罢番舶议》的作者所无法想象的。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被迫加入全球性的战争角逐与生存竞争中，其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绝非学治一致、平均贫富一类方剂所能奏效。龚自珍“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的自信，失去了凭借之所，便成为一种呢喃之语。批判精神的强大精彩和自救方案的纤细平庸，或许是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论断的由来。

龚自珍散文的魅力，首先来自于其思想穿透力和想象力。三代为官的家世和京师二十余年的仕宦经历，使他对清王朝千疮百孔、危机四伏的政权体制的种种弊端，洞若观火。与朝野上下士林名流的广泛交往，使他对王霸殊统和文质异尚，有着敏锐的感觉判断。嘉道之际士林中“天下艰难，宜问天下之士”社会参与意识的风行，赋予他留心古今而好论议的书生意气。方读百家，好杂家言，于今、古文经无所尊、无所废的治学态度，为他提供了出经入史、左右逢源的学术凭借。龚自珍散文的思想穿透力，来自于清醒的现实感，而想象力来自于把握与捕捉形象的学养与能力。《明良论》四篇，是作者“讥切时政，诋排专制”的代表作品。《明良论》从社会最为敏感、最为关注的士大夫与朝廷的关系分析入手，揭示了两者之间四个方面的紧张。一是人主不以富贵养士，士求温饱与泰然无忧而不可得，无有忘其身家而与朝廷相与为谋者；二是人主遇大臣如遇犬马，不以礼劝节全耻。士不知有耻，为国之大耻；三是人主用人论资排辈，年老者尸位素餐，新进者无所作为，朝廷上下奄然而无生气。四是人主对百官行琐屑牵制之术，天下无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作者笔下所描述的种种紧张，都能穷形尽相，切中老大帝国政权运行中的时弊，非熟悉官场情况、深刻观察、细心揣摩者所不能言。作者左萦右拂的剖析批判，无不以三代六经为准。此类政论文体，善于把握与捕捉形象。《明良论一》写士大夫为温饱而困，无所用心于君国时道：“今上都通显之聚，未尝道政事谈文艺也；外吏之宴游，未尝各陈设施谈利弊也；其言曰：地之腴瘠若何？家具之赢不足若何？车马敝而责券至，朋然以为忧，居平以贫故，失卿大夫礼，甚者流为市井之行。崇文门以西，彰义门以东，一日不再食者甚众，安知其无一命再命之家也？”作者选取最典型的细节，寥寥数笔，勾画出京师士大夫的心态与做派。又善设喻说理，如言官场规矩，呆板生硬，让人无所用其技之情形道：“人有疥癣之疾，则终日抑搔之，其疮痏，则日夜抚摩之，犹惧未艾，手欲勿动不可得，而乃卧之以独木，缚之以长绳，俾四肢不可以屈伸，则虽甚痒且甚痛，而亦冥心息虑以置之耳。何也？无所措术故也。”（《明良论四》）束缚手脚的官场，让有作为的人，日渐麻木不仁。形象、设喻等文学表现手法的运用，使以“讥切时政，诋排专制”为主题的政论杂文，更富有可读性与感染力。

龚自珍描摹衰世，预告危机之作，更是旁出泛涌，意味深长。借助今文经学的“三世说”，龚自珍建立了自己对社会现实评价的逻辑起点。以“不欲明言，不忍卒言”的艺术方式，描摹清王朝盛衰转换的种种迹象，传达叶落知秋、最难将息的复杂心态，是龚自珍散文的又一艺术贡献。士人的遭际命运如何，是龚自珍评价盛衰之世的重要风向标。我们可依靠这一风向标，来解读恍惚迷离的《尊隐》。《尊隐》将一日分为早、午、昏三时，早、午时是宜君宜王的时节，昏时是吸引暮气、与梦为邻的时节。山中之傲民、悴民，在昏时来到京师，京师不能接纳，且裂而磔之。豪杰遂与京师形成对立对峙。作者以铺张之笔写京师与山中之民此消彼长之势，谓“朝士寡助失亲，则山中之民，一啸百吟，一呻百问疾矣”。豪杰尽入山泽，非朝廷之幸事；京师与山中之民力量的此消彼长，正是一种衰世之象。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第六》云“大忧不正言，大患不正言，大恨不正言”，不正言而托以廋词隐语，言尽而意向朦胧难辨，给人以充分的遐想空间。这也是作者晚年《己亥杂诗》中甚为得意，称“少年尊隐有高文”的原因所在。

龚自珍散文的魅力还来自于“哀亦过人，乐亦过人”、“才也纵横，泪也纵横”的书生意气和自作主宰、特立独行的意志品质。龚自珍的哀乐与孤独是深重而悲凉的。这种孤独求道、百折不回的情怀，让作者的笔下始终保持着丰富敏感的触觉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力量。其《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充满着天人合一的通透与空灵感。作者从澄汰其繁缛淫蒸中，感知到自然时序之初秋；从嘉庆故态、承平气象中，感知到老大帝国之初秋；从“虽澹定，是夕魂摇摇不自持”中，感知到个体生命也进入“赋侧艳则老矣，甄综人物，搜辑文献，仍以自任，固未老也”的人生之初秋。作者在生命之秋仍壮心不已。其在《病梅馆记》中又设想：“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龚自珍散文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哀乐过人、才泪纵横的书生意气，与自作主宰、特立独行的精神品格互为表里，具有吸引读者的特殊力量。

龚自珍散文中的书生意气，既代表着嘉道士人特有的意志品格和精神气象，又表现出独特的个性特征。“从来才大人，面目不专一”，龚自珍散文根据思想内容表达的需要，变换不同的表达方式，形成不同的表现风格，显示着作者驾驭文体与文字的能力。同是早年的议论文字，《乙丙之际箸议》、《古史钩沉》等文援古刺今，辞文旨远，篇义混茫，隐晦曲折；而《明良论》四篇则思路缜密，文气清妥，论题明确，旨意显豁。至于《尊隐》、《捕蜮第一》、《捕熊罴鸱鸮豺狼第二》、《捕狗蝇蚂蚁蚤蜰蚊虻第三》等寓言之作，则更能显现龚文俶诡连忭、旁涌泛出的特点。同是晚年的作品，《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推心置腹，言真意切；而《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则左萦右拂，寄意深远。龚自珍的讥切时政之文，口不择言，而学术批评之文，同样锋芒毕露。其《识某大令集尾》以七重心之说，层层剥笋式地揭露阳湖文派领军人物恽敬谤儒谤佛，以文学家自遁而优孟衣冠的虚伪，笔力千钧。

龚自珍的文字，有时惜墨如金，冷峻得出奇。如《杭大宗逸事状》，写好友杭世骏因主张朝廷用人泯满汉之分而得罪罢官，返乡后两次迎驾乾隆，两次受辱的过程：乙酉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召见，问：汝何以活？对曰：臣世骏开旧货摊。上曰：何谓开旧货摊？对曰：买破铜烂铁，陈于地卖之。上大笑；手书“买卖破铜烂铁”六大字赐之。癸巳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名上，上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大宗返舍，是夕卒。

文章用极简洁的文字，描述了“一人为刚，万夫为柔”的专制时代，一个秉笔直言书生的悲惨命运。冷峻的文字后面，是一种揭露和控诉。

龚自珍的文字，有时又纵横捭阖，铺张热烈。其《送徐铁孙序》描述了诗之本原、诗之境界。诗之原，广收而博取；诗之境，磅礴而浩汹。“受天下之瑰丽，而泄天下之拗怒”之诗，是作者理想中诗之极致。其洋洋洒洒、激情四溢的文字，显示着龚文豪放跌宕、奇古博丽的另一种风采。

第三节 诗歌创作

龚自珍生前曾三次自编诗集。第一次是道光三年（1823）三十二岁时，共有诗四卷，但编而未刻，细目与篇数不详。第二次是道光七年（1827），编录道光元年以来诗，成《破戒草》、《破戒草之余》两集，共收一百八十四首。第三次是道光十八年（1838）四十七岁时，把1806—1838年的诗合编为二十七卷，篇数不详，也未刻印。上述诗作在龚自珍去世后，只有《破戒草》、《破戒草之余》与1839年刊刻的《己亥杂诗》三百一十五首完整流传下来，共有诗五百首。后经多方搜集整理，1959年中华书局刊出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共收诗六百零三首，可分称之为编年诗与《己亥杂诗》。

龚自珍现存编年诗主要创作于1819—1827年，1830年之后的诗，大多是后人辑佚而成的吉光片羽，已难窥全豹。编年诗较为集中地记录了诗人京师生活时期的情感世界和心路历程。1819年，龚自珍第一次到京参加会试不中，从刘逢禄受《公羊春秋》。次年，捐职内阁中书，开始了在京城读书、写作、交友、仕宦的生活。编年诗的前三首分别为《吴山人文徵、沈书记锡东饯之虎丘》、《题吴南芗东方三大图》、《行路易》，三诗中“我有箫心吹不得，落花风里别江南”，“周情与孔思，执笔思忡忡”，“三寸舌，一枝笔，万言书，万人敌”等诗句，表露出初出茅庐的诗人的人生憧憬与理想。“剑气箫心”所代表的情感方式，“周情孔思”所蕴含的人间关怀，“万言书，万人敌”所概括的人生理想，构成了龚自珍编年诗的思想情感原点。“万言书，万人敌”是龚自珍编年诗的第一个思想情感的原点。上万言书而献治平策，为帝王师；学万人敌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这是每个书生都有的入世理想。龚自珍1819年所作的《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首篇云：“少小无端爱令名，也无学术误苍生。白云一笑懒如此，忽遇天风吹便行。”其九道：“荷叶黏天玉蝀桥，万重金碧影如潮。功成倘赐移家住，何必湖山理故箫？”在少年得志的诗人看来，天风、功成、声名，乃囊中探物，唾手可得之事。但随着科考不第，阅世日深，少年得志渐成为失意，书生意气也变成为牢骚。《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云：“名场阅历莽无涯，心史纵横自一家。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东邻嫠老难为妾，古木根深不似花。何日冥鸿纵迹遂，美人经卷葬年华。”该诗写在第二次会试落第自京师南返途中。诗人由科考失利，引发对死气沉沉、老气横秋社会的不满。秋气已至，堂燕不觉；夕阳西下，犹恋昏鸦。东邻美女，已经迟暮；古木根深，何处著花？有志向才华的人，只有纵迹四野，在美人经卷中消耗年华了。《秋心三首》首章云：“秋心如海复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漠漠郁金香在臂，亭亭古玉佩当腰。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斗大明星烂无数，长天一月坠林梢。”该诗写在第五次会试失利，才华出众、学有所长的好友相继去世的1825年。秋气如海，秋魂难招。气寒西北，何人仗剑？声满东南，谁复听箫？星烂无数，月坠林梢。诗人既为“漠漠郁金香在臂”英年早逝的好友深感惋惜，也为“亭亭古玉佩当腰”怀才不遇的自己大鸣不平。《释言四首之一》道：“东华环顾愧群贤，悔著新书近十年。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略耽掌故非匡济，敢侈心期在简编。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劳上相损宵眠。”写任内阁中书之职多年，当值东华门内，悔著新书，顺势应天。略耽掌故，无关匡济之计；以琐耗奇，不作传世侈想。从今往后，更当努力守默守雌，无损上相宵眠。全诗以讽刺的口吻，写出在官场所感受到的压抑。这种动辄得咎的处境，与诗人初入京师“忽遇天风吹便行”的想象，相距甚远。1838年，诗人沉浮宦海近二十年，此年有《退朝偶成》、《乞籴保阳》两首诗，诗中有“屠龙吾老矣，羞把老蛟罾”，“苦不合时宜，身名坐枯槁”的诗句，其屠龙罾蛟的雄心壮志，不复存在，而烈士暮年的穷愁之感，却时时袭心。

周情孔思是龚自珍编年诗第二个思想情感的原点。周情孔思的核心是儒学精神及其所陶冶的士大夫情操，它构成了龚诗书生意气和人间关怀的底色。读书与写作是龚自珍京师生活的主要内容。初到京师，诗人有“情多处处有悲欢，何必沧桑始浩叹？昨过城西晒书地，蠹鱼无数讯平安”的感叹。其《城南席上谣》记述了京师文人席间流传的古文家、西北地理家、算学家、金石家、辑佚家、校勘家、说文家、动物学家、掌故家、公羊家等十客，自诩各家治学门径家法的歌谣。歌谣对拘于家法门径的专门之家略带嘲讽的口吻，显示嘉道之际的学界风尚。

龚自珍“幽想杂奇悟”的诗，曲折细致地表现出嘉道之际一个久困冷署、敏感多思书生内心的矛盾和痛苦。自称有“心疾”、“诗祟”的诗人，处在个人穷达进退选择的无奈，秋气秋声汹汹逼来的夹击之中，心事浩茫，忧愤深广。其《寥落》诗云：“寥落吾徒可奈何，青山青史两蹉跎。乾隆朝士不相识，无故飞扬入梦多。”《赋忧患》诗云：“故物人寰少，犹蒙忧患俱。春深恒作伴，宵梦亦先驱。不逐年华改，难同逝水徂。多情谁似汝？未忍托禳巫。”读书之我辈，蹉跎于隐逸与入世两端，让人难以左右；如磐之忧患，纠结在春深与宵梦之间，让人无可摆脱。扪心自问忧思多愤与生存艰难的原因，其《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道：“贵人一夕下飞语，绝似风伯骄无垠。平生进退两颠簸，诘屈内讼知缘因。侧身天地本孤绝，矧乃气悍心肝淳！欹斜谑浪震四坐，即此难免群公瞋。”人生在世，本来就充满孤独忧患，何况自己进退两颠簸，气悍心肝淳！诗人向往“布衣结客妄自尊”的康乾盛世，向往“诗成侍史佐评论”的汉代政治，向往《能令公少年行》所描述的可以“怡魂而泽颜”的世外桃源：“十年不见王与公，亦不见九州名流一刺通。其南邻北舍，谁与相过从？佝偻丈人石户农，嵚崎楚客，窈窕吴侬，敲门借书者钓翁，探碑学拓者溪童。”

身处封建末世，敏感多思书生的忧患，还来自于正在酝酿生成的风云之气：“楼阁参差未上灯，菰芦深处有人行。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杂诗·题陶然亭壁》）暮霭已生，危机四伏，而身居要职的士大夫阶层却依旧浑浑噩噩，蝇蝇苟苟。其《咏史》诗云：“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暮霭生处更待风雷之声，江河日下还看砥柱中流。诗人期待士风吏风顿涣精采，“委蛇貌托养元气，所惜内少肝与肠”者渐少，而“阅世虽深有血性，不使人世一物磨锋芒”者渐多，养成“国有正士士有舌”的士林气象。

龚自珍写于1827年的《自春伹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是一组幽想奇悟共有、忧思多愤杂陈的古体诗。第一首言尊重心力。没有心力，人无法面对万籁苍穹的外部世界。心力强健的人，死而信道更笃，生而天马行空。心力可以给人以海水倒流，落日还东的力量。第二首言民胞物与。民胞物与是士大夫精神的要谛，也是儒学精神的要谛。儒者仁心广大，视百姓如骨肉，天地本比邻。四海秋气萧瑟，一室难驻春色。嫠妇匹夫，尚知国家社稷为重；慷慨之士，自当常怀杞人之忧。第三首言进退蹉跎。高隐之行，屈骚之韵，让人神往。山林清苦，人世混浊，去留蹉跎；天涯芳草，丘壑吾心，两相寂寞。第四首言儒学堪忧。儒学在汉代为九种学派之一，后代益受尊崇。学术的生命力在不断的创新，汉之九种学派，今存有几？有人说儒学先亡，或未可知！第五首言逃禅学佛。恋文字而始有忧患，慕仙侠而气悍谑浪；入世深而渐疑百家，忧患久而逃禅学佛。佛为万法之王，是伤心之民的精神家园。诗人以积极进取的心态面对万籁苍穹，讲求民胞物与，视百姓如骨肉，天地本比邻，徘徊于青山与青史之间的价值理念和行为选择，主要来自儒家，带有较为浓厚的周情孔思的思想色彩。

剑气箫心是龚自珍编年诗的第三个思想情感的原点。“之美一人，乐亦过人，哀亦过人”，“我生受之天，哀乐恒过人”。诗人之哀乐来自对春花秋月的感伤，来自对童心母爱的眷恋，也来自“以良史之忧忧天下”所带来的忧患与沧桑之感。“剑”与“箫”，“风雷”与“落花”，“童心”与“母爱”，是龚诗中经常对举的词语。诗人超越常人的哀乐情感，在诗词中物化为“剑气箫心”、“风雷落花”、“童心母爱”的意象。众多对举的词语中，与“风雷”有关的意蕴，大致可归并在“剑气”之内，而“落花”、“童心母爱”的意蕴，又大致可归并在“箫心”之中。龚诗中的剑气箫心意象，是一种人格期待，一种行为选择，又是一种诗美追求。“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又忏心一首》）诗人胸臆中，来何汹涌的是揽辔澄清的磊落不平之气，去尚缠绵的是幽情孤愤的缥缈神游之思。剑气如虹，表现了诗人弘毅自信、狂放任侠的一面；箫心低回，表现了诗人悱恻缠绵、幽想奇悟的一面。以剑气托扬心志，触之峥嵘；以箫心抒写幽想，忆之缠绵。“长铗怨，破箫词，两般合就鬓边丝。”“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剑气”与“箫心”成为诗人思想情感飞扬的两翼。龚诗中剑气箫心的意象，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嘉道士人自作主宰、担荷天下风气的形成。《己亥杂诗》共三百一十五首，诗体形式均为七绝，因作于1839年诗人辞官返家的路上，此年为农历己亥之年，故称之为《己亥杂诗》。龚自珍1840年春致吴虹生函中叙述《己亥杂诗》的写作过程道：“弟去年出都日，忽破诗戒，每作诗一首，以逆旅鸡毛笔书于帐簿纸，投一破簏中。往返九千里，至腊月二十六日抵海西别墅，发簏数之，得纸团三百十五枚，盖作诗三百十五首也。”《己亥杂诗》所表现的情感是复杂而多层面的。诗人有意在告老还乡这一人生的转折处，用组诗的形式，对自己前半生读书、著述、交游、家世、情感做一整理回顾，留此存照，为前半生谢幕，为后半生揭幕。《己亥杂诗》首篇云：“著书何似观心贤？不奈卮言夜涌泉。百卷书成南渡岁，先生续集再编年。”南渡在诗人看来，不过是新的著述生活的开始。《己亥杂诗》前十几首，描述了诗人辞官返乡的复杂情感。诗人三代京师为宦，可谓“百年綦辙”，百年心事。从容进退，并非易事。先生不老，红颜尚在，无奈已成“宦后”、“故将军”，因而难免落花心绪，浩荡离愁。我马玄黄，我心踯躅。吟鞭东指，落红有情护花；白云无根，人间独往独来。诗人不携眷属，雇两车，以一车自载，一车载文集百卷的离京方式，及十一月不进京亲迎，而在河北固安等待妻儿出都的行为，曾引发研究者的诸多猜疑，其中何尝没有不愿搅动更多离愁别绪的用意呢？《己亥杂诗》中的不少诗是写师长朋友的交往与友情。这些交往和友情，过去是诗人京城仕宦生活的重要内容，今后也将成为诗人心底最温暖的记忆。龚自珍1829年中进士时，同年中有五十一人留在京城。同年送别，诗人有“五十一人皆我好”之语，“他年卧听除书罢，冉冉修名独怆神”。乡归后只盼望同年升迁的好消息了，念此仍不免怅然若失。龚自珍以“北方学者君第一”的诗句称誉许瀚，并有“烦君他日定吾文”之托。诗人与好友吴虹生相约，“自今两戒河山外，各逮而孙盟不寒”，希望子孙后代永远是好友。其别黄玉阶诗云：“不是逢人苦誉君，亦狂亦侠亦温文。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别汤鹏诗云：“觥觥益阳风骨奇，壮年自定千首诗。勇于自信故英绝，胜彼优孟俯仰为。”“亦狂亦侠”，“勇于自信”，既是对友人的称誉，又是一种自勉，嘉道士人以生气相求，以自信、有所作为相瞩望的风气由此可见。

龚自珍的自信更多地体现在《己亥杂诗》对自己读书、治学、仕宦生涯可圈可点事情的回忆中：“霜毫掷罢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言1829年殿试异常顺利，遂使功成名就。殿试作对策，大旨本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故有“药方只贩古时丹”之语。“齿如编贝汉东方，不学咿嚘况对扬。屋瓦自惊天自笑，丹毫圆折露华瀼。”言自己口齿清晰，声音洪亮，被引见向皇帝报告履历时，声震屋瓦，天子并不责怪。“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处士卑。一事平生无龁，但开风气不为师。”言自己但开风气，不蓄弟子。“文章合有老波澜，莫作鄱阳夹漈看。五十年中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言《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两文所议之事，五十年中，定会实现。历史的事实是：西域1883年设立行省，而东南番舶却未能得禁。《己亥杂诗》对路途中所见所闻的记述，多与民情民瘼和风云之气有关。路经市肆，所见升斗尺秤，无人校正。而冀州境内，本应是新桑遍地的季节，却很难看到桑树。新种的蒲与柳，三年便砍下给儿孙作屋梁了。民生的凋零可想而知。北方民生凋零，南方也不景气。诗人途经运河，见纤夫十余人拉粮船过闸，号子声起，细算每天上千只船从这里运粮至京，为自己曾挥霍过太仓之粟感到不安。漕政艰难，盐政、河政、禁烟之政同样艰难。“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津梁条约遍南东，谁遣藏春深坞逢？不枉人呼莲幕客，碧纱橱护阿芙蓉。”遥想独撑南天、禁烟大业未成的故友林则徐，诗人顿生“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的遗憾。天下艰难，艰难在缺少人才。龚自珍对社会评价的逻辑起点，是以人才为坐标的。过镇江时，道士乞撰青词，诗人便有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这样脍炙人口的诗句。《己亥杂诗》中对个人的命运遭际，也多有慷慨牢骚之语。“少年揽辔澄清意，倦矣应怜缩手时。今日不挥闲涕泪，渡江只怨别蛾眉。”“促柱危弦太觉孤，琴边倦眼眄平芜。香兰自判前因误，生不当门也被锄。”两诗中的“倦”字，写出了离京后的孤独与无奈。人生的高扬与繁华已去，让人神往的只有秉烛读书和享受亲情的生活了。“九流触手绪纵横，极动当筵炳烛情。若使鲁戈真在手，斜阳只乞照书城。”诗人过孔府，有“从此不挥闲翰墨，男儿当注壁中书”的感慨，答子书，又有“五经烂熟家常饭，莫似而翁啜九流”的叮咛。

龚自珍的诗具有奇谲瑰丽、风发云逝的气象。就创作精神而言，龚氏崇尚《庄》、《骚》，其《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其三云：“名理孕异梦，秀句镌春心。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古来不可兼，方寸我何任？所以志为道，淡宕生微吟。一箫与一笛，化作太古琴。”《庄子》的名理异梦，《离骚》的秀句春心，像精灵盘踞肝肠之中。兼取《庄子》的迷离惝恍、《离骚》的芳香恻悱，游刃于方寸之间，发而为高古之音，此正是诗人孜孜以求的诗境。熔《庄》、《骚》传统为一炉的可资取范者是李白。其《最录李白集》云：“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并庄、屈之心，合儒、仙、侠之气，成就了李白想落天外、傲岸脱俗的诗风。学李白者，不可不知“并”与“合”的奥妙与境界。可与李白相提并论的还有陶渊明。龚自珍从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闲适中体会到了心事与不平。其《己亥杂诗》论陶诗道：“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在龚自珍看来，陶诗蕴含着与诸葛亮《梁甫吟》、屈原《离骚》一脉相承的磊落不平之气。

龚自珍并庄、屈以为心，合儒、仙、侠以为气的诗学理想，在其诗词作品中，是通过剑气箫心、风雷落花、童心母爱等特有的意象得以实现的。龚诗中丰富的想象，东云露一鳞，西云露一爪的表现方法，汪洋奇诡的浪漫风格，近庄而仙、侠；而其感时伤世，悲天悯人，以香草美人，体物写志的表现方法，深婉幽独的自我拷问，近屈而儒家。龚氏1823年所作的《三别好诗》，赞美“自髫年好之，至于冠益好之”的清代三位作家，诗人对吴梅村儿女诗中的缠绵情怀，方百川集中的风雷之声，宋大樽《学古集》中的泠然清气推崇备至。诗序以为“自揆造述，绝不出三君”，“吾知异日空山，有过吾门而闻且高歌，且悲啼，杂然交作，如高宫大角之声者，必是三物也”。龚氏翘首以待的“高歌”、“悲啼”、“杂然交作”的诗境，不正是“剑气箫心”之谓吗？其《冬日小病寄家书作》后记尝言：“予每闻斜日中箫声则病，莫喻其故。”斜阳箫声与幽思愁绪，澄清童心与无边母爱因此而缠绵纠结。张祖廉《定庵先生年谱外纪》记述：“先生广额巉颐，戟髯炬目，兴酣，喜自击其腕。善高吟，渊渊若出金石。京师史氏以孟秋祀孔子于浙绍乡祀，其祭文必属先生读之。与同志纵谈天下事，风发泉涌，有不可一世之意。”龚自珍在日常行为中，即以敏感多情和慷慨激昂为士林所熟知，其性格特征在诗词作品中，则物化为阳刚与阴柔之美的两种极致。以剑气寄托侠骨心志，其势如长风出谷，表现了诗人对担荷天下、通古今、决然否的士林精神和“大言不畏，细言不畏，浮言不畏，挟言不畏”狂狷做派的刻意追求；以箫心抒写幽思奇情，其状如林泉呜咽，表现了诗人对春花秋月、童心母爱的感伤眷依及选色谈空所闪现的幽光狂慧的别样放纵。诗人少年时，充满着“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的激情渴望；而人到中年，又有着“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丑奴儿令》）、“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己亥杂诗》）的失落惆怅。剑气与箫心，记录着诗人丰富的思想与情感历程。

嘉道之际盛衰转换的时代，造就了“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上关朝廷，下及冠盖，口不择言，动与世忤”的名士，也造就了对社会现实观察敏锐，对人生忧患孤独体会深切的诗人。龚诗中悲天悯人、感士不遇、愤世嫉俗、独清独醒的情感，唤醒我们对古典诗歌长河中高士形象的记忆。而龚诗中惊于秋声、戚于飘摇的末代感伤，对童心母爱的深长眷依，“亦狂亦侠亦温文”的人生意趣，则是活生生的“这一个”，闪烁着个性解放的光彩。龚自珍是站在历史转折关头的诗人，其“善哀善怒”，“哀以沉造怒则飞”的人生态度，给近代志士仁人留下了灵犀一线。

第四节 历史影响

龚自珍生前与魏源齐名，世人并称龚、魏。龚、魏同以刘逢禄为师，借助今文经学“三世说”、“微言大义”等学术思想和方法，在盛衰转换、山雨欲来的嘉道之际，倡导有切于国计民生、伦常日用的学术精神和问学议政、联络声气的士林风尚。以“医国手”、“亡羊补”为共同志向的龚、魏，成为嘉道之际士林中的双星子座。自珍卒后，其子龚橙请魏源编定《定庵文录》，魏源作《定庵文录序》，准确地总结了龚自珍的思想特点、学术选择与文学精神。龚自珍对恢复读书人的心力的提倡，对现存思想规范、社会现实及人情世故的否定、批判、忤逆，对于鸦片战争之后在近代思想、政治、文化的变革中试图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具有强大的示范意义。追寻宋明时代的儒者气象，高扬“以经术为治术”、“通乎当世之务”的学术精神，化育放言无忌、慷慨激昂的士风学风，龚自珍对包括今文经学在内的儒学精神、儒者气象的重新发现、开掘和选择，在嘉道之际士林和鸦片战争之后的知识分子中具有启发蒙昧、引导风气的作用。龚自珍尊心、尊情、尊自然的文学“三尊说”所体现的自作主宰、自由书写精神，包含着创作自由论的萌芽，显示出近代个性解放的曙光。

清代嘉道之际，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期，即使没有后来外敌入侵所引发的鸦片战争，清王朝所面临的诸种社会危机，也会必然诱发巨大的社会动荡。生活在嘉道之际的知识群体，作为时代与社会的先觉者，尽管社会地位、生活道路、治学旨趣不同，但面对时艰危局，无不急切地呼唤学风向有切于国计民生、伦常日用的方向转换，士人担负起“相与指天划地，规天下大计”的责任。在嘉道学风士风的激荡下，嘉道文学显示出旺盛的生命活力与刚健之气。“留心古今而好议论”的社会参与意识与率性任情、自作主宰的创造激情，构成了嘉道之际的文学精神。嘉道文学精神以一代士人建功立业，创造由衰转盛奇迹的人生理想与睥睨四海、意气风发的宏大气象为依托，充满着生气勃勃的浪漫气息，闪耀着绚丽夺目的光彩。在嘉道学风士风转换和文学精神的形成过程中，龚自珍始终是开风气之先的身体力行者。龚自珍属于嘉道之际风生水起的时代。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历史进程中，知识阶层一直是中国社会政治与文化变革的主导者、推动者，嘉道士人所开创的学风士风和文学精神，包括留心古今而好议论的激昂慷慨，指天划地、歌哭无端的浪漫狂放，都被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时期新的一代志士仁人继承延续下来。龚自珍的书生意气，龚自珍的剑气箫心，也因此成为中国近代知识阶层行为情感的凭借和范型。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谓“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柳亚子称龚诗为“三百年来第一流”。龚自珍对鸦片战争之后思想界、文学界的巨大影响，源于他“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的敏感，“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的睿智，“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的衰世预告和“乐亦过人，哀亦过人”、“怨去吹箫，狂来语剑”的血性狂狷。我们看到：龚自珍对晚清文学家影响之广泛、之巨大、之深远，超过了此前任何一位大家、名家。从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夏曾佑等一代新学家，到南社高旭、陈去病、柳亚子、苏曼殊、宁调元、黄人等革命派诗人，乃至鲁迅等五四文化巨匠，都对龚氏情有所钟，并不同程度地受其濡染。他们的诗文大量化用龚自珍的诗句文意，南社诗人集龚成风。在中国社会与文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进程中，龚自珍都无可争议地显示着自己的存在。

第三章 鸦片战争时期的诗文

龚自珍、魏源是嘉道之际议论军国、臧否政治、慷慨论天下事的文学主潮的代表人物。作为时代的先觉者，他们以裹挟时代风雷、充满救世与自救热情的诗文创作，在近世文坛开一代新风。龚自珍在鸦片战争爆发的第二年遽然病逝，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知识群体中的杰出代表，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成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反抗侵略、抵御外侮的思想旗帜。

鸦片战争时期，一场由战争而激发的爱国诗潮，裹挟着对战争的诅咒和爱国忧民的情思，拔天塞地，汹涌澎湃，迅速汇成一股时代潮流，奏响了时代的强音。一代诗人记述下天朝盛世梦幻破灭后民族心理的失重与告别虚妄的痛苦，以及蜕变中的新机和迷惘后的醒悟，为这段历史留下了真实而宝贵的原始记录。

第一节 魏源的诗文创作

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改革家、经史学者、舆地学家和文学家。由于其在近代政治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巨大影响，长期以来，“人知其以经济名世，不知其能诗”（郭嵩焘《魏默深先生〈古微堂诗集〉序》），作为文学家和诗人的魏源未免为其政治和学术声誉所掩。事实上，作为与龚自珍齐名的学界新秀和文坛健将，魏源的诗文创作在鸦片战争时期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一、生平及思想

魏源（1794—1857），字默深（取“默好深思还自守”之意），湖南邵阳人。十五岁考取县学，始“究心阳明之学”。嘉庆十八年（1813）参加湖南拔贡考试，入选。次年，随父入京，尝从胡承珙问汉学家法，从姚学塽问宋儒之学，师刘逢禄学《公羊春秋》。与此同时，他与龚自珍、姚莹等往来甚密，砥砺古文，学业由是大进。道光二年（1822）中顺天乡试举，此后为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两江总督陶澍延聘入幕，襄助两位湖南籍地方大员推行漕粮改海运和盐政改革，大获成功。他代贺长龄编选的《皇朝经世文编》，辑录了自顺治至道光初年的官方簿务档册、官员奏疏、学者论著和书札中足备经济、关乎实用之篇章，分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大类一百二十卷，是一部体现“经世致用”目的的清代前中期文献汇编，对晚清学风文风之转变影响甚巨。

鸦片战争爆发后，魏源在扬州絜园宁静的书斋生活被打破。次年6月，魏源在镇江与被发配新疆的林则徐会晤，接受了编写《海国图志》的嘱托。1842年底，《海国图志》五十卷告成于扬州。这部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史地之名著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后经两次增订，扩成六十卷本和百卷本，产生了很大影响。

道光二十四年（1844），魏源中进士，分发江苏以知州任用，历任扬州府东台、兴化知县和高邮知州。1853年，太平天国攻下扬州，魏源以“迟误驿报”罪名被革职。此后绝意仕途，潜心著述，撰成《元史新编》九十五卷，整理其一生的心血《书古微》，将《诗古微》增至二十卷。咸丰六年（1856）离家游于杭州，寄寓僧舍，潜心于佛，寄情山水。次年3月病逝于杭州。魏源一生勤于著述，有大量诗文和学术著作行世。诗有《古微堂诗集》，文有《古微堂集》，史有《圣武记》、《元史新编》，经学有《诗古微》、《书古微》，世界地理著作有《海国图志》。今有《魏源集》和《魏源全集》行世。

魏源在经学、史学、地理、经济、军事乃至佛学等领域均有很高学术造诣。其思想中最主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部分，是在“公羊说”变易观指导下形成的“经世致用”社会改革思想。这一思想在鸦片战争前表现为传统范畴的“通经致用”，在鸦片战争后又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这就是著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可以说，“变古”和“师夷制夷”是魏源思想中最为闪光的部分。

魏源与龚自珍都曾问学于以讲《公羊春秋》名重一时的今文经学大师刘逢禄，并将今文学发扬光大之。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言：“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龚魏之时，清政既渐陵夷衰微矣；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魏源大力鼓吹公羊学说，阐发西汉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发挥“公羊三世说”的变易观和变革思想，“以复古为解放”，积极倡导社会变革。“经世致用”既是其学术思想之核心，亦是其文学思想之灵魂。正是在文以经世、学以致用这一时代思潮激荡下，经世文在鸦片战争前后蔚然成风，掀起波澜。

魏源的文以经世思想，在《皇朝经世文编》叙言和编例中已经体现出来。尽管他一再强调“文贯道”，但同时认为“书各有指归，道存乎实用”，“吾取经世之益”。他强调“道”在现实生活中的贯彻，要求将“道”体现在“实用”、“经世”之中。其对“道”的理解，与桐城派强调的“道统”，侧重点明显不同，体现着深沉的经世关怀。魏源的经学纲领是“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以达到“通经致用”之目的。从这种学术思想出发，他对当时脱离现实的汉学和宋学末流，展开了猛烈批判。而他将这一学术思想运用到实践的结果，则使其成为开近代学术新风和经世文风的重要人物。

作为晚清重要诗人，魏源对诗歌有精湛的研究和异于流俗之见。他主张“诗以言志，取达性情为上”，反对“拟古太多”（《致陈松心信》）；重视“发愤之所作”，鄙薄“藻绘虚车”（《诗比兴笺序》），表现出明显的重“实”轻“华”的经世意向。其强调“言志”，乃针对徒重藻翰、专诂名象、专揣音节风调而不问诗人所言何志的脱离现实之弊而发，旨在转移诗风，并非完全漠视艺术性。正是从重视文学的功用和内容出发，魏源进一步指出：“然不华安得有实？”进而在《跋陈沆简学斋诗》中提出了诗歌创作之“三要”：一曰厚，肆其力于学问性情之际，博观约取，厚积薄发，所谓万斛泉源也。一曰真，凡诗之作，必其情迫于不得已，景触于无心，而诗乃随之，则其机皆天也，非人也。一曰重，重者难也。蓄之厚矣，而又不以轻泄之焉；感之真矣，而天机又极以人力。

其所谓“博观”，不仅指博览群书，更指向广泛接触现实社会；所谓“厚积”，不仅指学问的涵养和生活阅历的积累，还包括情感的蓄积，这样才能在获得丰富的创作源泉基础上“约取”而“薄发”。其所谓“真”，强调的是发自胸臆。诗歌是诗人对自然、生活、人生之真实感悟的自然流露，应力避拟古蹈袭。其所谓“重”，主要指创作态度的严谨，落笔为诗为文的慎重，认真思考如何用完美的艺术形式将自己的真情实感表达出来。当然，上述“三要”并非魏源独创，前人对同类话题已多有所论。不过，魏源对前人经验和自家创作体会的精当概括与阐发，至少说明他并非像一般史家所说的单纯重质而轻文，而是主张有华有实。二、魏源的诗歌创作

魏源的主要文学成就表现在诗歌创作方面，诗存世九百余首，论质论量都堪称晚清诗坛重要诗人。其诗作题材广阔，内容丰富，主要有山水诗、政治诗、咏史诗等。山水诗是魏源诗歌之大宗，平生用力最勤，数量最多，艺术成就也最高。相比之下，其政治诗则更具时代气息和社会影响力。他以广泛触及晚清时政与现实社会主要矛盾之诗篇，遥居时代潮头之上，从内容和诗风上都堪称近代诗国拓疆手，也因此在鸦片战争前后诗坛上占有突出地位。

魏源有着深切的济世情怀，政治热情很高，尽管仕途不顺，却对内政、外交、国计民生乃至世界大势无不关注，其诗作很早便显露出直面现实的基本倾向。“儒通天地人，四海民命寄”（《家塾示儿耆》），通晓天地人之道，用以济世安民，是他修身行事的准则。“何不借风雷，一壮天地颜”（《北上杂诗》），希冀天假风雷，再新天地，是其作为时代先觉者发出的拯危济时之呐喊。“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偶然吟》其九），关注现实，关切民隐，是其作为政治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的精神取向。“梦中疏草苍生泪，诗里莺花稗史情”（《寰海后》其九），“苍生泪”寄托忧民之思，“莺花史”饱含忧国之情，大体可以用来概括其政治诗的两大基本母题。

反映民生疾苦是其政治诗的一大基本母题，但魏源此类诗歌却并非一般感念黎庶、伤心哀鸿之作。作为一个关心时务、胸怀天下、希冀革新时政的改革家，魏源有着更高的视野。他把民生民瘼与当朝政治举措、悲悯苍生百姓与揭露现实弊政较好地结合起来，寓讽喻、讥刺、褒贬于形象的描绘之中，以诗包孕时感，关切时局，乃至干预时政，与同时代的众多志同道合者一起积极促成了鸦片战争前后议论军国、臧否政治、慷慨论天下事的文学主潮的形成。

魏源早年的《道中杂言》、《北上杂诗》等组诗，描绘出19世纪20年代中原一带一幅幅悲惨而真实的社会图景，抒发了忧时悯民的情怀，其急切的用世之情跃然纸上。他“效白香山体”创作的《江南吟》和《都中吟》组诗，更是以诗关切国脉民瘼、揭露讥刺弊政、发抒其经世救时思想的典型篇章。《江南吟》十章写于鸦片战争前夕，集中反映东南地区各项病国病民之弊政，涉及治江、治河、盐政、漕政、催科、禁烟诸方面。《都中吟》十三章写于鸦片战争之后的1844年，诗人感慨时势，愤懑遭遇，发为诗篇，对中朝和京师政事展开集中讽喻，于科举、捐纳、善后、通仓、下海淀、木兰狩、宗室禄、喇嘛僧、筹办海防、畿辅治河等时弊痛下针砭。两组新乐府诗章充分揭露出嘉道时期政事积弊之深，吏治腐败之烈，人民受害之酷。《都中吟》其一写选翰林制度，对个中弊端之讥刺可谓入木三分。其开篇云：“小楷书，八韵诗，青紫拾芥惊童儿；书小楷，诗八韵，将相文武此中进。”有清一代，执政阁臣必须是翰林出身，所谓“官不翰林不入阁”，而点翰林全凭小楷书写得工整，试帖诗作得漂亮，因此将相文武归根结底都是从小楷书、八韵诗发迹出来的。次写皇帝亲自主持选拔国之栋梁的殿试大典：“八扇天门荡开，玉皇亲手策群才。胪唱喧传云无色，董晁花样毛锥来。”抡才大典的隆重煊赫与选拔标准的荒唐可笑形成了极大反差，造成强烈的讽刺效果。于是，“佐上运筹议国计”的枢密之职，“上规主缺下民隐”的谏官之位，全赖一笔整秀的“小楷书”：“从此考枢密，从此列谏官，尽凭针管绣鸳鸯。”才俊如龚、魏者，自然梦想着点翰林。然而，龚因不善楷书而与翰林无缘，魏因试卷涂改被罚停殿试一年，两人均与翰林擦肩而过。诗人最后讥刺道：“昨日大河决金堤，遣使合工桃浪诗。昨日楼船防海口，推毂先推写檄手。”对当时“所养非所用”和“所用非所养”的选士制度，予以辛辣嘲讽。

鸦片战争期间，面对夷狄侵凌、山河破碎之情状，诗人愤清廷之无知无能，恨将官之昏愦误国，赞英雄之为国捐躯，憎英夷之贪婪成性，悲民族之灾难深重，将胸中之怒火化作笔底之风雷，写下了《寰海》、《寰海后》、《秋兴》、《秋兴后》四组七言律诗共四十余首，以及《君不见》、《秦淮灯船引》、《金焦行》、《普陀观潮行》、《钱塘观潮行》等一大批歌行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及其暴露出的严重的政治、军事和社会问题，堪称一部鸦片战争诗史。《寰海》共十一章，集中展现1841年广东战事情况；《寰海后》十章，主要反映1842年浙江战况；《秋兴》十一首，着重表现战后国家困弊之形势；《秋兴后》十三首，侧重反思战争中暴露出的种种令人痛心的腐败现象。四十余篇诗章每首均有所指，一诗一事，对统治集团的昏愦误国作了广泛深刻的揭露，对投降派主要将领如钦差大臣琦善、靖逆将军奕山、扬威将军奕经、参赞大臣杨芳、两江总督牛鉴等一一予以抨击，对种种丧权辱国之行径予以无情鞭挞，对抗英斗争则予以热情讴歌，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操。如《寰海》第十首写三元里义勇的抗英斗争：“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几获雄狐来庆郑，谁开柙兕祸周遗。前时但说民通寇，此日翻看吏纵夷。早用秦风修甲戟，条支海上哭鲸鲕。”

魏源自言“半生放浪深山里，日逐烟霞穷不已”（《游后山吟》），“惟有耽山情最真，一丘一壑不让人”（《戏自题诗集》），是一个典型的有山水之癖的山水诗大家。其存世诗作中描写山水者有五百余首，可谓近世诗坛山水诗之集大成者。魏源“好游览，遇胜辄题咏，轮蹄几遍域中”（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由于没有涉足塞外，还被其引为终身憾事：“我生第一伤心事，未作天山万里行。”（《关门重晤黄南陂太守》）在近代诗坛，魏源自觉地以描山摹水为己任，希冀以“十诗九山水”的切实行动补古人山水诗之缺；其山水诗创作数量之多，描写范围之广，自觉经营意识之强，诗笔之奇峭雄拔，不仅古近诗人中鲜见，后世亦罕有匹敌者。作为襟怀天下、胸罗山川的时务政治家和舆地学家，魏源的山水诗倾向貌真写实一途，风格多豪健奔放；在对祖国山川江河、飞瀑流云的礼赞中，包孕时感，负俊逸之气，以黄钟大吕式的歌唱，一扫明清模山范水之作的纤弱之风；诗体上力破前人框架，独辟异境，别为一格，在中国山水诗发展链条中充当着沟通古今的桥梁作用。

魏源诗云：“从此芒鞋踏九州，到处山水呈真面。”（《游山吟》）前句言其游踪之广，踏遍群岳，涉及众水；后句可用来概括其重在写貌、求真务“实”的诗学取向。以山而言，东之泰山，西之华山、秦岭，北之恒山、盘山，中之太行、王屋、中条、嵩山，南之衡岳，西南之剑阁、桂林，东南之天目、天台、武夷、四明、雁宕，长江下游之黄山、庐山、潜山等，均摄入其诗篇；以水而论，长江、黄河、粤江、嘉陵江、钱塘江、湘江、沅江、漓江、太湖、洞庭湖、鄱阳湖、西湖、昆明湖，乃至东海、南海等，都流泻其笔端。“到处山水呈真面”，“放倒峰峦纸上铺”（《游山后吟》），是诗人追求的写实风格和立体效果，彰显出不同地域、不同气候条件下那山那水的独特风神和独有个性，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而其风格，“则为清幽，为闳肆，为淡冶，为秾丽。凡诗品所有者，莫不具焉”（罗汝怀《古微堂诗集叙》）。不过，就主基调而言，闳肆雄拔，奇峭遒劲，豪健奔放，则是其主要特征。

作于1847年的《天台石梁雨后观瀑歌》，被公认为状写瀑布的佳作。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豪放的笔墨，状写天台山石梁飞瀑迥异于他瀑的壮丽景观，以翔实的笔触层层展现雨瀑、月瀑、冰瀑之雄奇瑰丽，显示出诗人极善捕捉、摹写大自然千姿百态变化的大手笔。开篇云：“雁湫之瀑烟苍苍，中条之瀑雷硠硠，匡庐之瀑浩浩如河江。惟有天台之瀑不奇在瀑奇石梁，如人侧卧一肱张。力能撑开八万四千丈，放出青霄九道银河霜。”其写雨瀑道：“我来正值连朝雨，两崖逼束风逾怒。松涛一涌千万重，奔泉冲夺游人路。重冈四合如重城，震电万车争殷辚。山头草木思他徙，但有虎啸苍龙吟。”状冰瀑云：“破玉裂琼凝不流，黑光中线空明窈。层冰积压忽一摧，天崩地坼空晴昊。前冰已裂后冰乘，一日玉山百颓倒。”篇末道：“山中胜不传山外，武陵难向渔郎道。语罢月落山茫茫，但觉石梁之下烟苍苍，雷硠硠，挟以风雨，浩浩如河江。”郭嵩焘《魏默深先生〈古微堂诗集〉序》评其游山诗曰：“山水草木之奇丽，云烟之变幻，滃然喷起于纸上，奇情诡趣，奔赴交会……每有所作，奇古峭厉，倏忽变化，不可端倪。”

魏源诗学众家，五古受魏晋乐府诗和陶渊明影响颇深，新乐府诗则有意效白香山；五律、五绝中的某些山水诗，似有模仿王孟派的痕迹；奇崛的一面，又是有意学韩愈、李贺；其七古追步李白的古风，感情奔放，气魄雄伟，想象瑰丽，句法灵活；七律风格沉郁，感情回荡，颇近杜甫；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则是宋诗的路子。不过，博采众家是为了自成一家，最终达到空诸所有，自行胸臆，“达难显之情，状未道之景，古质如谣，明畅如策，栉比如赋，于是诗又别为一格”（罗汝怀《古微堂诗集叙》）。诗学众家，为我所用，以文入诗，以史入诗，以议论为诗，以歌谣入诗，以赋入诗，语言浅白，杂以俚语，表现出诗体解放的征兆。三、魏源的散文创作

魏源为近世经世文大家，嘉道年间“龚魏”并称，享誉文坛，在于其能独来独往，不因人热。除编选《皇朝经世文编》和编著《海国图志》外，魏源的经世文荟萃于《古微堂集》。其中，“内篇”总题为《默觚》，意为自己的读书札记，分《学篇》十四篇和《治篇》十六篇，是其杂文精品；“外篇”之《筹河篇》、《筹漕篇》、《筹鹾篇》等，纵论清代三大弊政及改革之法，质胜于文，是其政论文代表。“外篇”收录的大量序、跋，亦能体现其经世之志和郁勃愤激之情。另有一些人物传记文亦感情贯注，蕴涵着丰富的时代内容，非一般谀墓文章可比。而其散见于《古微堂诗集》山水诗中的诗序，则写得清冽生动，豁人耳目，堪称山水小品中的翘楚。《默觚》较好地体现了“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的治学路径和作文原则，“以经术为治术”，将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紧密联系起来，以微言大义的方法对《诗经》等经典断章取义，自作心解，意在表达对哲学、政治、社会、教育、历史、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的见解，达到思想启蒙、社会批判和改革现实之目的。《学篇》和《治篇》内容广泛，条理清晰，言简意赅，骈散兼采，气势充沛，时见精警之论。如《治篇十一》论政治之颓败，痛庸人之误国，叹人才之被压抑，其眼光和识见与龚自珍《明良论二》、《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何其相似！作者以为“乱不生于乱而生于太康之时”，以先觉者特有的灵敏嗅觉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揭出清王朝“太康”表象之下“大荒之萌”的种种迹象，对封建末世腐朽的官僚政治制度之弊端和官吏之庸碌无能，进行了辛辣的揭露和批判。其中，魏源对“鄙夫”之亡天下罪行的状写，入木三分地活画出某一人物类型的魂灵，具有原型意义：历代亡天下之患有七：暴君、强藩、女主、外戚、宦寺、权奸、鄙夫也。暴君无论矣，强藩、女主、外戚、宦寺、奸相，皆必乘乱世暗君而始得肆其毒，人人得而知之，人人得而攻之。惟鄙夫则不然。虽当全盛之世，有愿治之君，而鄙夫胸中，除富费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材为何物；所陈诸上者，无非肤琐不急之谈，纷饰润色之事；以宴安鸩毒为培元气，以养痈贻患为守旧章，以缄默固宠为保明哲，人主被其熏陶渐摩，亦潜化于痿痹不仁而莫之觉。岂知久之又久，无职不旷，无事不蛊，其害且在强藩、女祸、外戚、宦寺、权奸之上；其人则方托老成文学，光辅升平，攻之无可攻，刺之无可刺，使天下阴受其害而己不与其责焉。古之庸医杀人；今之庸医，不能生人，亦不敢杀人，不问寒、热、虚、实、内伤、外感，概予温补和解之剂，致人于不生不死之间，而病日深日痼。故鄙夫之害治也，犹乡愿之害德也，圣人不恶小人而恶鄙夫乡愿，岂不深哉！《诗》曰：“多将熇熇，不可救药。”

在魏源散文中最富于文学色彩的是山水小品。他的许多山水诗都有简洁生动的序文，少则几十字，多则几百字，峻峭，简拔，形象，颇有郦道元之风，其艺术价值往往超过其山水诗。视之为独立的山水散文，亦无不可。如《岱麓诸谷诗》六则序文之写西溪、徂徕、灵崖、原岭山汶源、陪尾山源、沂山瀑源，《嵩麓诸谷诗》五篇序文之状太室东溪卢岩涧、南溪逍遥谷、北溪石淙谷和箕颍谷、少室阴谷伊阙，《关中览古》诗序之述南山龙湫、骊山、玉华宫，《永嘉山水诗补谢》诗序之绘东雁宕、西雁宕、白岳东岩、白岳西岩等，均能穷幽探赜，豁人耳目。他如《华山西谷》、《盘山纪游》、《四明山中峡诗》、《布水台下同僧观瀑》、《黄山诸谷》诸篇，诗序都极出色。

以《盘山纪游》为例，四首均有诗序，开篇总写盘山形胜：燕山至蓟门，近海忽矫首西上，土变而石，是为盘山。远望如方城，入其中，则奥旷幽奇，有五峰三盘之胜。东西两涧夹中峰而下，中峰以上为上盘，其阳为中盘，当两涧之合，受南峰回抱者，为下盘。古称上盘石、中盘松、下盘泉。其实三胜盘盘有之。盖山外骨而内肤，故怪石剑戟中果卉郁然，松与石争奇，泉与石争怒。今半为行宫，半为梵寺。

仅一百五十字，却写尽盘山之地点、气势、形胜、结构、特点和现状。“古称上盘石、中盘松、下盘泉”，说明一盘有一盘的胜况；“其实三胜盘盘有之”，又说明侧重点虽有不同，石、松、泉三胜却遍布于上、中、下三盘，成为全盘佳景；“怪石剑戟中果卉郁然”，于壮丽之中含秀美，且生机盎然。石有奇者，也有怒者；松与之争奇，泉与之争怒。诗云：“干霄千石奋，喷雪万泉吼。”造化既然如此雄奇，人又怎能不发愤图强！

其状“下盘泉”言：盘泉之胜，全在行宫。盖东西涧水会于中盘，有唐文皇晾甲石，横亘其冲，卷水为小潭，水至石，怒跃而下，曰“千尺雪”，为行宫第一胜。从此历坡坂，流乱松中，忽有小石城负壁面瀑而亭于松间，以听众涛，为第二胜。再下则南峰横案其前，四山翠合，面面芙蓉，而静寄山庄在焉。水涯左大涧，闸之、桥之、亭之，潆洄荡漱，声光并绝，而泉观止矣。左逾桥上山，复有行宫四所，以览云壑，则胜在山不在水，今不述焉。

文字晶莹剔透，绘声绘色，含蓄蕴藉，令人回味无穷；而其探奇览胜之概，精微曲折之致，奇情诡趣，“气韵天然，非时髦所能蹑步也”（林昌彝《古微堂诗钞》）。至于模山范水之中流露出的豪迈之情、郁勃之气、历史隐忧和时代关怀，更是我们欣赏魏源山水小品时不可轻忽的重要讯息。

第二节 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诗潮

鸦片战争为中国人留下了充满屈辱和噩梦般的记忆。这种痛苦的记忆无比深刻，以至于在战争过去一个多世纪之后，还是无法熨平战争带给中国人心灵上、情感上的创伤与痛苦。在世界还被划分为许多国度的今天，对由本民族特定历史经历所引起的民族情绪的回忆，是无法中断的，它甚至是一个民族精神凝聚力的重要源泉。一、民族灾难与诗海潮汐

鸦片战争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一段特殊的历史经历。当英国把鸦片贸易转换为战争形式时，中国人在理智上、情感上都无法接受这一突然降临的事实。而当清政府战败，签订了割地赔款的《南京条约》，中国被迫进入一个条约制度的时代后，他们更是痛心疾首，困惑丛生。为什么英国远隔重洋，竟不可一世，强行向中国倾销毒品，在中国沿海挑起事端，而中华泱泱大国，正义在握，却连连失败，终至于恭顺俯就，忍辱签约？天朝上国的心理定势，处理与夷狄争端的历史经验，以及最基本的民族自尊心与主权意识，使中国人无法接受这场战争及战争的结果。惶惑忧愤之思，殷殷爱国情怀，最先在诗的国度形成潮汐，掀起喧闹。

这是一场不约而同的全民族多声部合唱。灾祲频告，海氛突扬，民族被难，时事多艰，使不同阶层抱有不同艺术追求的诗人骤然统一了歌唱的主题。鸦片战争前已勃然兴起的“思乾坤之变”的志士之诗，在战争中找到了更实在的情绪附着之物，自然成为合唱中的主声部。这些诗人有魏源、林则徐、鲁一同、张际亮、朱琦等。一些家居东南沿海地区的诗人，如姚燮、张维屏、陆嵩、林昌彝、金和、贝青乔、黄燮清，亲历战乱，出入干戈，“每谈海事，即慷慨激昂，几欲拔剑起舞”（林昌彝《射鹰楼诗话》），故一改往日酬应山水之作，而注目于海疆烽火，民生苦难。一些慷慨激昂的咏事咏史之作，或幸存于山壁，或腾口于民间，诗存而作者名没。一些名本不著于诗坛者，如梁信芳、周沐润、张仪祖等，却赖有佳作，而名以诗传。

这是一场由战争而激发的诗海潮汐、诗国喧闹，它裹挟着风雷，裹挟着怒吼，裹挟着对战争的诅咒，裹挟着爱国忧民的情思，拔天塞地，汹涌澎湃。这是一部众人合作的战争史诗。它反映了战争的各个阶段、各个局部及重大战役，反映了由战争所引发的社会震撼与社会情绪，刻画了战争中各色人等的心态、行为。这是纷乱社会秩序中的变风变雅，诗格苍凉抑寒，悲愤遒劲，直抒胸臆，质直而无所讳饰，与穷工极巧、旨归和平的才子学人之诗相较，自有别样风韵。

我们不必妄自菲薄鸦片战争诗作所表现的民族情绪狭隘浅薄，或以唯美之眼光指斥其艺术品格率直粗陋。鸦片战争诗潮的价值，首先在于它是一个被凌辱、受损害民族痛苦情绪的记忆和抗争的呼唤。透过历史的风尘，我们应该着重追寻的是在那逝去了的充满屈辱与痛苦的岁月里，中华民族在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经历了何等艰难的精神历程。二、鸦片战争诗潮的情感流向

诗是诗人对人类与个体生存世界的独特感受和评价。当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的八面来风摇动着中国诗人的神旌心魄的时候，共同的生存环境、相似的生活视角和心灵感受，使一代诗作显示出大致相同的情感流向，这是我们称之为战争诗潮的主要原因。因此，对鸦片战争诗潮所表现出的共同情感流向的分析，是探求一代诗人复杂多变的感情世界和痛苦艰难的精神历程的重要途径。

鸦片战争主要是在沿海地区进行的，它只是一种局部战争。战争本身给中国经济所带来的破坏，远远不能和中国历史上全国性的战乱相比，甚至不能和清兵入关相比。但鸦片战争给中国人心灵上的震撼却是巨大的。中国在战场上的对手，是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资产阶级，而他们所代表的又是正在世界范围内泛滥的攫取性、贪婪性极强的资本主义洪流。他们高举重商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旗帜，处心积虑地不惜运用野蛮的方式得到中国市场。当曼彻斯特的制造商们正在算计着如果每个中国人的衬衣下摆长一英寸，他们的工厂就得忙上数十年的时候，中国人却把战争的原因归咎于通商互市，天真地想象着关闭通商门户，以免自取外侮。

陆嵩在战争爆发之年所作的《禁烟叹》中，认定久禁不止的鸦片贸易引发了战争，致使粤东、渐东等边疆地区，烽烟四起。通商互市，自然是罪恶渊薮：“通市咎前朝，弊政贵早革。怀柔圣人心，庸庸彼焉识。因循廿年来，交易互交舶。……奸术堕不悟，漏卮叹难塞。”把通商互市，看作圣人怀柔之举，已有居高临下之意。怀柔宽大之心，反招致战祸，结局令人难以接受。以怨报德、恩将仇报的看法，加重了诗人心理的失衡。至战事稍息，痛定思痛，陆嵩又有《追思》组诗，重申他的看法：“沧海风尘幸已清，追思往事尚心惊。百年濠镜潜遗毒，一夕羊城竟启兵。市以贿通原祸始，室内道筑岂谋成。何堪卮漏仍难塞，遍地流金内府倾。”“百年濠镜潜遗毒”，是指1557年葡萄牙人借口船上货物湿水，需要“借地晾晒”，租下澳门一事。诗人以为澳门租借，种下百年祸胎，羊城启兵，决非偶然。兵端既起，漏卮不塞，其祸害还可计量，而交易风起，涣散人心，破坏人伦，使民风不淳，道德沦丧，则祸害更是不可计量。诗人对此，更是忧心忡忡：“所嗟中华尚礼域，已悲荼毒遭黄巾。堪更近畿许通市，衣冠错杂且休论。百货交易务淫巧，钱刀习较忘尊亲。势将尽驱入禽兽，谁教稼穑明人伦。呜呼先圣去今远，大道岂得常澌沦。”（《津门叹》）中国为礼仪之邦，自当道德至上。百货交易，钱刀习较，会导致人伦泯灭，大道湮没，人几混同于禽兽，国将失立国之本。此种忧虑，在当时极富有代表性，它反映出中国古老的价值观念与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内在冲突。这种冲突，贯穿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始终。

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开始重新估量对手，也重新估量自己。前者，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战略口号的提出；后者，则表现为对天朝帝国万世长存迷信的动摇，两者共同显现出审时度势的初步觉悟与清醒。战争诗潮所表现出的觉悟属后一种，它将国人对清政府与军队在战争中行为的失望、愤慨与不满，几乎写在每一行诗中。

从战前禁烟到《南京条约》的签订，清政府的对英政策左右摇摆，变幻不定，旋战旋和，时抚时剿，执办官员，频频更换，朝荣暮辱，昨功今罪，使朝野上下人心惶惶，莫衷一是。魏源写在林则徐被革职后的《寰海》、《寰海后》组诗，愤怒地斥责了最高统治者出尔反尔、首鼠两端的行为：“功罪三朝云变幻，战和两议镬冰汤”；“争战争和各党魁，忽盟忽叛若棋枚。浪攻浪款何如守，筹饷筹兵贵用才”。批评政府没有定见和全盘筹划，时战时和，浪攻浪款，反不如坚守塞防，稳固御敌，这同林则徐提出的“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作战策略桴鼓相应。“城上旌旗城下盟，怒潮已作落潮声。……全凭宝气销兵气，此夕蛟宫万丈明。”此诗以林则徐革职后，琦善改战为和，与英人草成《穿鼻条约》，赔偿烟价，割让香港为本事，讥讽广州战事冷热无端，城上旌旗还立，城下盟约已成，抗战怒潮方起，已作落潮之声。而改战为和的法宝在于“全凭宝气销兵气”，这种行为名曰羁縻，又何异于纳贡乞降？

对于临阵撤将，割地纳币求和，诗人们多有感慨。徐时栋《大将》诗云：“妖氛遍地海天昏，又见舟师破虎蹲。弃甲复来难睅目，守陴皆哭早销魂。已知将去军无托，焉得唇亡齿独存！百里封疆谁寄命，但余荒谷报君恩。”“将去军无托”，指林则徐革职离粤，致使南海封疆，无人支撑危局。王增年《读史》诗云：“济济谋夫乱是非，坚持和议失戎机。不闻宝剑诛张禹，但说金牌召岳飞。”和议误国，良将贬谪，令人扼腕叹息。激愤之情，溢于言表。至于谭莹《闻警三首》，则直是破口大骂了：“沿海骚然亦可哀，片帆东指又登莱。怀柔原许宣君德，剿抚何尝愧将材。误国病民明旨在，贪功喜事寸心灰。津门咫尺连畿辅，训象生犀万里来。”当战不战，误国病民，纵敌深入，危及畿辅，也是统治者咎由自取。张仪祖《读史有感》有句云：“英雄效死偏无地，上相筹边别有才。竟尔和戎曾地割，是谁揖盗又门开？”赵藩《读邸钞书感》有句云：“后日恐无台避债，古来宁有币销兵。阴符灯下空三绝，宝剑床头偶一鸣。”都以辛辣的语调嘲弄清政府的求和行为，实同开门揖盗，以币销兵，致使英雄志士报国无门，杀敌之剑作墙上空鸣。

清政府的行为失误还不仅在于战和不定、浪攻浪款的战争决策方面，其他如军备废弛，兵甲不兴，官员颟顸，文恬武嬉，都成为导致战争失败的重要因素。战争对军队的应变能力、政府的行政素质、制度的完善程度进行了一次总检验和大曝光。这种检验和曝光，使战前早已存在着的政治、经济危机充分暴露，人们对清政府和军队的信心及信赖程度，随着战争的进展而逐日下降。定海再陷后，朱琦《王刚节公家传书后》诗写道：“用兵今两年，我皇日嗟咨。既苦经费绌，又虞民力疲。专阃成空名，文吏习罔欺。寇至军已逃，兵多饷空糜。”透出对政府战争行为漏洞百出、败在必然的万般无奈。写在敌船进入长江之时没有署名的《京口驿题壁》诗云：“事机一再误庸臣，江海疏防失要津。局外也知成破竹，梦中犹未觉燃薪。元龙豪气消多尽，越石忠肝郁不伸。天险重重如此易，伤心我国太无人。”事机一误再误，边疆之患已入腹地，不是失望太重，何至于出“伤心我国太无人”之语。

也许是政府和军队的行为太让人失望，因而，战争中死难的陈化成、陈连升、关天培、葛云飞等爱国将领，格外受人尊重和推崇。在众多诗人笔下，他们被推为民族英雄和人间正气的代表。在某种意义上，诗人赞扬的不仅是英雄行为的本身，更是中华民族抵御外侮、挽救危亡所最需要的精神和意志。

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和生存危机。天朝上国的信念与国家主权，民族自我中心意识和民族尊严，同时遭到无情打击。战争使中国人觉察到了虚妄，但他们同样又不甘心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被损害被践踏。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种种刺激，社稷倾危，民遭涂炭的流血现实，激发着诗人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情怀和拯民于水火、救国于危难的宏愿。忧患意识与参与精神，成为鸦片战争爱国诗潮中最为基本和最为宏大的情感流向。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中国知识群体中所存在的浓郁而经久不散的忧患意识，主要是由国内政治、经济危机所引发的。虽有一些有心者对东南沿海商船云集，鸦片贸易日趋兴盛曾表示忧虑，但这种忧虑的触发点，多在于漏卮不塞等经济原因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天然戒备心理。当入侵者以炮舰打开中国大门，中国人日益感受到民族生存危机的威逼时，他们的忧患感便具有了内忧与外患的双重内容。“鹤尽羽书风尽檄，儿谈海国婢谈兵”（《寰海后》），魏源的诗句形象地描述了战争给国人所带来的普遍震动。海国与兵事成为无所不在、人人关心的话题。战争诗潮所表现的铺天盖地的感慨与忧愤，也无不围绕这一话题。“七万重洋道里多，了无呵禁问谁何。岩疆日见楼船迫，枢省浑忘鼎鼐和。周室白狼夸辙迹，汉廷赤汗竟铙歌。那知神武皇家略，翻使刑天盗弄戈”（朱癸之《次刘莼江感事韵四叠》），其忧在英军长驱直入，楼船日逼，夸迹于周室，铙歌于汉廷，茫茫神州，竟成虎狼称尊之地。“江南莽莽犹风尘，夷氛又报腾津门。船坚炮利久传说，驱剿何敢轻挥军。所求毋乃太辱国，主议仍是前疆臣”（陆嵩《津门叹》），其忧在入侵者以船坚炮利为恃，处处要挟，得寸进尺地扩大其所得利益，横行无阻，辱国太甚。“书空咄咄恨难平，忧患无人审重轻。国有漏卮容外寇，天开劫运厄苍生”（方濬颐《感兴十八首》），“嗜利毒人奸已甚，乘机入寇祸尤延。民生不习干戈久，猝被疮痍剧可怜”（谢兰生《海疆纪事》），其忧在衅隙既开，战乱频仍，国被疮痍，民不聊生。“盱衡国是杞忧多，善后无方唤奈何。敢谓金瓯些子缺，要调玉烛四时和”（朱癸之《次刘莼江感事韵四叠》），“难同晋楚兵言弭，预恐金元祸踵开。我似樵夫观弈罢，正愁柯烂苦低徊”（张际亮《杂感》），其忧在国是不定，善后无方，金瓯有缺，兵祸难弭，恐金元之祸，已在不远。“边防虚饬坚城少，政府遥承制阃艰。百战几曾寒贼胆，只闻不敢渡台湾”（陆嵩《追思》），“长城自撤存孤注，利剑横磨笑乃翁”（钟琦《癸卯孟春……》），“海上鲸鲵犹跋浪，帐前戈甲自销兵”（贝青乔《辛丑正月感事》），其忧在边防空虚，抵抗不力，内变多生，长城自坏。“寄语风流诸幕府，轻裘缓带复何为”（钟琦《壬寅海氛纪录》），“大漏卮兼小漏卮，宣防市舶两倾脂。每逢筹运筹边日，正是攘琛攘赆时”（魏源《秋兴十章》），“鸩媒流毒起边烽，海国三年费折冲。叹息漏卮今已破，不堪重问阿芙蓉”（贝青乔《咄咄吟》），其忧在以币和戎，漏卮难塞，财政困窘，国立无本。

层层叠叠的忧思感慨，构成了战争诗潮的基音与母题。海国与兵事，像噩梦幽魂缠绕着诗人的心灵。他们不愿坐视国事日非，民遭涂炭，而积极筹谋救国救民、力挽败局的良策。他们忠告执政者未雨绸缪，早筹全策，“为语忠良勤翊戴，早筹全策固金瓯”（张维屏《雨前》）；以为一战败北，未为定局，要“但须整旅补亡羊”、“六州错铸休重错”。至于补牢之策，则包括“欲师夷技收夷国”、“更使江防亟海防”等等。在出谋划策的同时，诗人们更多的则是慷慨赋诗，表达勇赴国难的雄心和亢奋情绪。他们常常带有自嘲地称自己关心国运民瘼的情思为“杞忧”，以不能上马杀敌、驰骋疆场而深深自责或引以为憾。

我们无须再花费笔墨去描述一代知识群体社会主体意识与参与精神的种种表现，他们留下来的战争诗篇便是最好的说明。他们以与上马杀敌不同的形式参与了历史创造，这便是以诗写史，激浊扬清。刘禧延称贝青乔《咄咄吟》是“诗史即今功罪定”（《读木居士〈咄咄吟〉题后》）。张维屏为陈连升、陈化成、葛云飞三将军作歌，以为“死夷事者不止此，阙所不知诗亦史”（《三将军歌》），姚燮正告割地邀功者“千秋史笔严功罪，几见巍勋武断成”（《诸将五章》），都表现出以诗写史的自觉意识。他们以诗为勇敢者留下光荣，为怯懦者刻上耻辱，为人间鼓荡正气，为万民诅咒邪恶；诗是一字千钧的清议。他们以诗传达战争所带来的有形的苦难、无形的疮痍和矢志报国者的亢奋、悲天悯人者的黯伤；诗是时代风云与情绪的实录。他们以诗记述天朝盛世梦幻破灭后民族心理的失重与告别虚妄的痛苦，以及蜕变中的新机，迷惘后的醒悟；诗是古老国度觉悟进步的见证。当我们在战争诗潮中追寻中华民族开步走向近代社会的精神历程和情感心态时，我们不能不承认，一代诗人的诗作为我们留下了真实而宝贵的原始记录。他们问心无愧地以文化创造的形式参与了历史的进程。三、鸦片战争诗潮的意象群与客体形象系列

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近体律诗，长于抒情、内省，而短于叙事、写人。当战争的风云吸引着诗人的目光，激发其创作的热情时，抱定以诗写史、描摹时变的诗作者，将写史的意识渗透在艺术构思和审美创造的过程中，这就使他们的视角与表现热点聚集在处于战争风云中心地位的事件与人物之上。诗人们急切地把自己对这场亘古未有之变的所见所闻及感受写入诗中，希望为将来与后人留下一部诗的信史。这种以诗写史的自觉意识和行为，给诗坛带来了诸多变化，表现自由、篇幅较长的古体诗增多，以适应战争场景、事件及人物的描摹；不论古体诗还是近体诗，大都有本事可寻；近体律诗趋于组诗化，便于以连诵连唱的形式，集中而淋漓尽致地表现某一主题、某一事件和某种感受。这些变化表明，历史意识向诗美意识的渗透，无形中向古典诗歌提出了强化叙事功能的要求。

与诗歌叙事功能强化的趋势有关，鸦片战争诗歌所表现的艺术形象具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是诗人不约而同地选用相似的物象构成作品中意蕴相近的意象，形成跨诗人、跨作品的意象群；其二是在古典诗歌常见的诗人抒情主体形象之外，出现了数量不少的客体形象。

意象是诗人主观情感和客观物象的结合体，是一种以物象的形式出现，而饱含着诗人思想情感的艺术形象。意象的孕育，有赖于形象思维的催化，而意象的生成，则使诗人的主观情感借物象而昭彰，而原来并无生命和情感色彩的物象，经过诗人情感生气的灌注，而获得真实的艺术生命。意象的生成，是以情感为基础的。战争诗潮的情感流向既有迹可寻，相同与相似的情感基础，促使繁富纷纭的意象，自然归属为相同的群类，这便是意象群的形成。

中国人对于战争对手的认识，是从鸦片贸易和炮火硝烟中开始的。英军残暴的侵略行为，给人们留下狰狞可怕、杀人嗜血的印象，而人种、面貌、语言各方面的差异，更使中国人以异类视之。因而，在战争诗歌中，凡言及英人处，诗人们总是选用犬羊、鹰狼、鸱鸮、碧眼鬼奴、鲸鲵等物象来构成意象，以表达痛恨与不共戴天的情绪。“犬羊自古终难驯”（朱琦《关将军挽歌》），“犬羊性狡恒无定”（陈文田《书事》），犬羊所构成的意象具有反复无常狡黠贪婪的含义。“是谁开馆纳鸱鸮”（张仪祖《有感五首》），“全开门户容蛇豕”（鲁一同《重有感》），“野鹰海西来，凹睛绿眼性雄猜”（萨大年《题林芗溪射鹰图》），鸱鸮、蛇豕、鲸鲵、野鹰所构成的意象，具有嗜血成性、狂暴肆虐的特点，表现了诗人对侵略者本性的认识。“碧眼鬼奴出杀人”、“金缯日夜输鬼国”（朱琦《吴淞老将歌》），鬼奴、鬼国所代表的意象，带有对非我族类的蔑视与仇恨。此外，“蚩尤”、“颉利”、“楚人”等对中国历史上开化较晚民族的称谓，也常常被用来指代英人。又因英人来自海外，故而诗人描述战争，常用“涎雨腥风”、“腥涎毒瘴”一类的词汇构成意象，以表现海国征战特有的氛围。

对于战争总局，诗人常以“残棋”为喻。“闭关就使交能绝，已是残棋被劫初”（张仪祖《有感五首》），“纷纭劫局一枰残，班草欷歔泪暗弹”（陆黻恩《感怀史事》），“十行劲旅归杨仆，一局残棋付弈秋”（无名氏《粤东感事十八首》），“残棋”所体现的意象，寄寓着诗人叶落知秋的惆怅，它形象地说明了清王朝在战争中难以挽回的失败困境。在咏史感事类诗中，诗人常常运用历史典故构成意象。这些历史典故所构成的意象，一方面为诗之本事带来一种历史对比；另一方面，典中之意与诗人之意的重叠融合，也使诗味显得更加深沉厚重，耐人咀嚼。“宋家议论何时定，又报河冰冻合时”（魏源《秋兴后》）；“议战议和纷不定，岳韩忠勇竟何成”（张仪祖《读史有感》）；“江东设醮酬苏轼，海上投兵哭李纲”（张仪祖《咏史十首》）；“一时主战惟宗泽，四海惊心罢李纲”（陈文田《书事》）——上述四联诗中，除“江东设醮酬苏轼”外，均运用南宋典故。前两联以宋南渡后偏安江南，年年高喊收复失地，但黄河冰封几回，却不见王师北上的历史事实构成意象，暗藏讥锋，讽刺清王朝和战不定、空喊抗敌的行为。后两联以南宋主战派终遭贬谪的悲剧命运构成典故意象，诗人在对古人的凭吊中隐含着对今人的同情。

意象是诗人情感与物象有意识的结合。意象的形成过程，即是诗人情感物化而成象的过程。不同的诗人选用相同的物象构成作品中意蕴相近的意象，形成跨诗人、跨作品的意象群，这是战争诗潮中的一大景观。对这一景观的形成唯一而合理的解释，便是诗人情感基础与审美体验的相似或一致。张维屏“风人慷慨赋同仇”（《三元里》）的诗句，正是对这一景观形成原因的最好注脚。战争使国人面临着共同的困境。民族生存的指令，在对一切民族行为都产生巨大支配力量的同时，也影响着诗人的情感流向和审美选择向整齐划一方向的调整。在这种调整的氛围中，相似的情感和认识基础，相似的生活与审美体验，共同构成了意象群生成的必要条件。

与意象的成象方式不同，诗歌中客体形象的成象，主要是通过对冲突、细节和人物行为的具体描述、刻画而完成的。这使诗的记述与史书的笔法更为接近。

为国捐躯者是战争诗潮着意表现的第一类形象，一首首对死难者的颂歌，交汇成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诗。张维屏的《三将军歌》分别描写陈连升、葛云飞、陈化成抗敌死难的壮烈情景。其中写陈连升道：“凶徒蜂拥向公扑，短兵相接乱刀落。乱刀斫公肢体分，公体虽分神则完。公子救父死阵前，父子两世忠孝全。”写葛云飞道：“夷犯定海公守城，手轰巨炮烧夷兵。夷兵入城公步战，枪洞公胸刀劈面。一目劈去斗愈健，面血淋漓贼惊叹。夜深雨止残月明，见公一目犹怒瞪。尸如铁立僵不倒，负公尸归有徐保。”写陈化成道：“以炮击夷兵，夷兵多伤摧。公方血战至日旰，东炮台兵忽奔散。公势既孤贼愈悍，公口喷血身殉难。”朱琦写关天培道：“将军徒手犹搏战，自言力竭孤国恩。可怜裹尸无马革，巨炮一震成烟尘。”（《关将军挽歌》）写朱桂道：“枪急弓战万人呼，裹疮再战血模糊。公拔靴刃自刺死，大儿相继毙一矢。小者创甚卧草中，贼斫不死留孤忠。”（《朱副将战殁，他镇兵遂溃，诗以哀之》）诗人饱含激情，用诗的语言雕塑起英雄的群像，其搏战、进击、杀敌、死难，一举一动，历历在目，浩然正气与英雄行为赖诗篇而万古不磨，长留人间。

抗敌将领如高山屹立，而抗敌兵士则如万峰攒动，他们同样是视死如归，争赴国难。王之春写沙角炮台之战云：“大鹏将军振鼓鼙，部卒无多步伐齐。生持利剑呼斫贼，死守函关誓化泥。殷天炮雨挟雷吼，赤弹飞穿山石透。众志虽坚能成城，孤军无援难御寇。同仇敌忾心如铁，裹尸何处觅马革。……吁嗟乎！壮夫义气须求伸，从来为国不顾身。海滨是为成仁地，又见田横五百人。”（《登沙角炮台展忠义墓》）朱琦咏宁波收复之战云：“回军与角者为谁，巴州都士幽并儿。手中剩有枪半段，大呼斫阵山为摧。”（《狼兵收宁波失利书愤》）热血男儿，为国前驱，杀敌捐命于疆场，诗人笔下的群英形象，更是雄伟挺拔、气度非凡。

国难在即，走卒贩夫，亡命之徒，也知以身报国。贝青乔《咄咄吟》记宁波之战，有谢宝树者，本官府欲捕之人，谢窜名乡勇籍中，思立功赎罪，战斗中被炮击伤，临绝时大声语与同伴道：“宁波得胜仗否？夷船为我烧尽否？我则已矣，诸君何不去杀贼耶？”诗人闻此，潸然泪下，作诗赞曰：“头敌苍黄奋一呼，飞丸创重血模糊。怜伊到死雄心在，卧问鲸鲲歼尽无。”张维屏的名篇《三元里》，描写了广州郊区民间（自发）反英斗争：“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乡民妇女，都成为英勇杀敌的勇士。在这些普普通通的英雄形象身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可贵的牺牲精神和不甘屈辱的民族气节。

与表现英雄形象时庄重肃穆的情思不同，诗人以嘲讽、揶揄的口吻，刻画了怯懦无能、畏敌如虎的文臣武将形象。他们坐视山颓海崩，而无所措其手足，官居高位，却无异于行尸走肉。1841年1月，英军提出割让香港的要求未被立即应允，便攻占大角、沙角炮台。道光帝盛怒之下，由主抚转向主剿，派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率军赴广州作战。但清政府“痛加剿洗，聚而歼旃”的作战决心，不久便被广州被占的失败冲得烟消云散。无名氏所作的《广东感时诗》以广州战绩为三将军画像。其谓奕山道：“山河不顾顾夷蛮，百万金资作等闲。辱国丧师千古恨，待人犹说为民间。”谓隆文道：“隆隆势位说参谋，无勇无才死便休。城下兵临犹醉卧，全凭奸抚作和头。”谓杨芳道：“杨枝无力爱南风，参赞如何用此功。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三将军身负重托，慷慨出师，却一败涂地，落得个辱国丧师、割地赔款的结果。尤其是原为湖南提督的杨芳，竟想出以粪秽破敌大炮的主意，如此愚蠢无用之辈，怎能指望他们赢得战争呢？

贝青乔的《咄咄吟》写在随扬威将军奕经进剿宁波英夷的途中。诗里记述了军中许多可怪之事。奕经将军挺身南下，踌躇满志，开兵前十日，命幕中文人拟作露布。露布或详叙战功，有声有色，或洋洋巨篇，典丽矞皇，将军得意洋洋评点甲乙之，大有不日取胜、凯旋之意。但战火一起，清军节节败退，将军闻风后跣足而走，其战中怯懦与战前骄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奕经所任命的前营总理张应云在战斗中更是迂腐无用，洋相出尽。《咄咄吟》记张应云事云：“瘾到材官定若僧，当前一任泰山崩。铅丸如雨烟如墨，尸卧穹庐吸一灯。”“帐外交绥半死生，帐中早贺大功成。赫蹄小纸尖如匕，疑是靴刀出鞘明。”前诗写炮声四起，前营总理烟瘾方至，不能视事，结果是大误战机。后诗写帐外激战正酣，一人误报前队大胜，夷船烧尽，帐中文武随员闻讯争入拜贺，纷纷于靴桶中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纸条，谓有私亲一二人，乞附名捷秉之中，张应云一一应允。不久败信至，众皆颓然。诗人笔下，描绘了一幅活生生的冒功求赏、误战误国的群丑之图。

鸦片战争诗歌中的客体形象，大都是有事实根据与生活原型的。但作为一种艺术形象，它又是经过诗人艺术加工和融入诗人情感的。诗美意识与历史意识的重合，产生了诗人笔下的艺术形象。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又通过艺术形象获得了和谐的统一。

第四章 桐城派的发展与中兴

桐城派作为清代影响最为广泛的散文流派，自方苞推阐义法之说、揭橥古文旗帜之时起，至五四时期被加诸“谬种”的谥名、走向崩溃解体之日止，持续绵延二百余年。此二百余年中，桐城派大致经历了初创、承守、中兴、复归四个时期。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是桐城派的初创期。桐城派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奠定了此派散文理论基础，其又以言简有序、清淡雅洁的散文名噪文坛，赢得“天下文章，岂出于桐城乎”的赞誉，桐城之名，遂行立天下。嘉庆、道光、咸丰年间，是桐城派的承守期。姚鼐门生弟子，广布海内，桐城之学，掩映一时文坛。其中著名者有梅曾亮、管同、刘开、方东树、姚莹等人，承继师说，标榜声气，守望门户，各擅其胜。咸丰中至同治、光绪初年，是桐城派的中兴期。曾国藩私淑姚鼐，雅好古文，于桐城派渐行式微之时，寻求义理、考据、辞章、经济的重新组合，试图以雄奇俊伟之方药救桐城派文规模狭小、文气拘束之病，别创湘乡派。曾国藩门下治古文者，有薛福成、黎庶昌、张裕钊、吴汝纶等，号称曾门四弟子。光绪至宣统年间，是桐城派的复归期。曾门弟子中惟吴汝纶为桐城人，且年寿最长。吴汝纶于西学东渐的文化背景下，重提方、姚传统，倡导恢复以气清、体洁、语雅为特色的桐城派文，并得到了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桐城籍作家的积极响应。清亡之后，桐城之学渐归于衰微。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后桐城派的发展与危机

姚门弟子的主要活动时期在鸦片战争前后。随着嘉道之际学风士风的转换，姚门弟子比起他们的先辈，多了几分以天下为己任的自信与躁动。梅曾亮写于道光初年的《上汪尚书书》抒写心志道：“士之生于世者，不可苟然而生：上之则佐天子，宰制万物，役使群动；次之则如汉董仲舒、唐之昌黎、宋之欧阳，以昌明道术、辨析是非治乱为己任。”刘开一生不仕，但以为“道之所在，不以王侯为贵，不以匹夫而贱”（《致鲍觉生学士书》）。姚莹以为：“稼问农，蔬问圃，天下艰难，宜问天下之士。”（《复管异之书》）姚门弟子对鸦片战争前后学风士风的转换和山雨欲来的时局，感受是异常敏锐的。他们的社会地位虽各不相同，却无不以昌明道术、拯衰救弊为己任，而毫不掩饰对建功立业、平治天下的渴望。

姚门弟子充分意识到：他们生活的时代与先辈大大不同，文必须因时而变。梅曾亮《答朱丹木书》云：惟窃以为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立吾言于此，虽其事之至微，物之甚小，而一时朝野之风俗好尚，皆可因吾言而见之。使为文于唐贞元、元和时，读者不知为贞元、元和人，不可也；为文于宋嘉祐、元祐时，读者不知为嘉祐、元祐人，不可也。韩子曰：“唯陈言之务去。”岂独其词之不可袭哉？夫古今之理势，固有大同者矣；其为运会所移，人事所推演，而变异日新者，不可究极也。执古今之同，而概其异，虽于词无所假者，其言亦已陈矣。

文因时而变，描摹运会，推演人事，当以真为出发点。立诚求真是姚门弟子文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立诚是为文的基础，求真则具有多重含义。一是时世之真。即如梅曾亮所言，文要反映出特定时代的风俗好尚、运会消息与精神气象。二是性情之真。为文要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独特的精神风貌。人的性情千差万别，为文应文如其人，见其本真。梅曾亮论及人真与文真道：“见其人而知其心，人之真者也。见其文而知其人，文之真者也”；“失其真，则人虽接膝而不相知；得其真，虽千百世上，其性情之刚柔缓急，见于言语行事者，可以坐而得之”（梅曾亮《太乙舟山房文集叙》）。一性而欲兼众情，必失其真。三是语真。语有真伪之辨，是因为摹古拟古之风日久，剽贩古人，涂泽古语以文其浅陋者比比皆是，失其语真，情则近于伪情，体亦近于伪体。其为文者，纵将“尧之眉，舜之目，仲尼丘山之首，合以为土偶”，其结果必然丑陋不堪而“不如籧篨戚施”（梅曾亮《杂说》），取范不为不美，但没有生气灌注，难免画虎类犬之讥。

姚门弟子因时立言、立诚求真的创新冲动，折射出鸦片战争时期士气复苏的时代精神。作为桐城派传人，姚门弟子对“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桐城派思想与文学传统的恪守，使得他们在即将到来的社会变革中，时时以程朱之道统与韩欧之文统的守先待后者自居。在对道统的坚守中，姚门弟子津津乐道于程朱孔孟相传之道，积极卫护程朱理学的思想地位，并习惯于从伦理纲常的角度解读社会。在对文统的坚守中，姚门弟子不遗余力地编排由方、刘、姚上接唐宋八家，由八家上接的古文传承系统，以桐城三祖作为六经左史的古文传人，并以为“欲志乎古，非由三先生之说，不能得其门”（方东树《刘悌堂诗集序》）。姚门弟子对道统、文统的坚守，对于巩固桐城派文坛正宗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惟道统、文统是守，非五子书不读，非左、史、唐宋八家、归、方、刘、姚之文不学，则易走向画地为牢、自我封闭的境地。道统、文统情结在为桐城派作家编织了一个思想与古文传承体系的同时，也限制了他们阅读取范的眼界和因时立言、立诚求真创新意图的实现。

由于个人经历与生活道路的不同，姚门弟子的古文创作显示出各自的个性与风格。

管同（1780—1831），字异之，江宁上元（今南京）人。姚鼐主讲钟山书院时，管同与梅曾亮同入姚门受业。道光五年（1825）中举，入安徽巡抚邓廷桢幕。有志经世，然会试不中，胸怀所蓄，抒发为文，时有卓见，传诵一时。有《因寄轩文集》。

管同一生未仕，但《因寄轩文集》中却多有议论时政的文字。其《拟言风俗书》，就滑县天理教徒1813年攻入紫禁城一事发表议论，以为清代治士之策，严厉于明代。明之为俗，官横而士骄；清矫其弊而过正，“是以百数十年，天下纷纷亦多事矣，顾其难皆起于田野之奸，闾巷之侠，而朝宁学校之间，安且静也”，追究“天下遂不言学问，清议之持无闻于下”之万马齐喑局面的形成，无不缘于清代治士之策，眼下当务之急是除却禁忌，振刷士风，以期“劲直敢为之气作”，“洁清自重之风起”。对日益增多的洋商洋货，管同有《禁用洋货议》，其以为国人以财而易洋货，为“伤民资而病中华”之举，主张严禁与洋人通商，“其货之在吾中国者，一切皆禁毁不用”，这种一厢情愿的好梦，不久便被鸦片战争的炮火所打破。打开大门后的中国，被迫进行的却不仅仅是通商互市。这当然是1831年就去世的管同所未能看到也不愿看到的。

管同的传志游记文，显示出简洁明快的文体风格。寓言式小品文《记蝎》，由蝎之去尾者，更生双钩，其毒不可疗，以说明恶人久制于人，而一旦得势，则不可复制。《记鸽》感慨“健而善飞，当其悬哨薄云，虽鸷若鹰鹯莫能害”的鸽子，一旦见获于人，竟为野狸所食的故事，告谕“世之见获于人者”，以此为鉴。《宝山纪游》写徜徉于海潮涛声、舟影月色中的惬意，极有层次。《抱膝轩记》写钟山山林、江宁流水环抱之中，吟哦啸歌的乐趣，富有诗意。《饿乡记》则别出心裁，勾画出“去中国不知几何里”，代有仁人志士相聚于此，互慰寂寥，其乐融融的“饿乡”，于子虚乌有的去处，寄寓穷愁之慨。《邹梁圃先生传》写穷老书生早年的读书生活，用传神细节，刻画书痴形象。《亡妹圹碣》记叙家道中落后小妹“未尝一日安乐”、困苦殆不忍言状的生活，以白描写琐事，以琐事见真情。

管同受业于姚鼐，自然以桐城学传人自居。其《国朝古人所见集序》中以为清初散文三大家侯方域、魏禧、汪琬，“皆不得接乎文章之统”，对桐城三祖及姚门弟子，也多有声气标榜之语。姚鼐论文，以为“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海愚诗钞序》），管同在《与友人论文书》中论文以阳刚为贵，晚年又修正此说，以为“文人之心，控引天地，囊括万物，神机辟阖，不知其故，乃为能尽文章之极致，而宏毅特其一端耳”（《又答念勤书》）。

刘开（1784—1824），字明东，一字孟涂，桐城人。十四岁以书谒姚鼐，姚授以古文法。曾补县学生。家贫不能养，游人幕府。四十岁卒于亳州。著有《孟涂文集》。

刘开因生活所累而奔走豪权之门，希望言有所售而身有所寄。《孟涂文集》中给各级官员的上书，或议论政治，或辨析学术，或抒写心志，或显露才情，极讲究辞采，又多用铺张兀臬之笔，在以清淡朴素为基本风格的桐城派散文中增添了若干异样的色彩。如《上莱阳中丞书》、《上阮芸台侍郎书》等，这些文章多用排比与骈偶句式，纵横捭阖，神采飞扬，大有《战国策》中游说家的风范。这种文章风格的形成，固然与以言求售有关，也与刘开对古文写作的独特认识有关。

刘开认为，古文之作，当从八家、归、方入手，但取范又不可拘限于八家、归、方。刘开在《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中陈述古文不当拘囿于八家的理由。刘开以为：“韩愈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八代瑰丽之美，韩、柳未尝不备有；宋诸家迭起，扫八代瑰丽之辞太过，于是文体薄弱，无复沉浸浓郁之致；学八家者，并西汉瑰丽之文皆不敢学。”如何使古文走向更广阔的发展道路，刘开提出了广收博取、取精用宏与骈散相成、殊途合辙两条路径。师从姚鼐、身处桐城派壁垒中的刘开，其“以汉人之气体，运八家之成法，本之以六经，参之以周末诸子”的倡言，对于桐城派文从拘谨空疏、规模狭小的窘困中走出，具有针砭的意义。此后曾国藩中兴改造桐城派，正是从扩大取范、骈散相成处入手的。但刘开人微言轻，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孟涂文集》中也有一些清淡隽永的散文作品，如《游九龙山记》、《岐岭看云记》、《自乐亭记》，写得起落有致，意象鲜明。《樵者传》从樵者的言语行为中悟出为学与用世之间养锋蓄锐的道理。《潜真子传》托隐逸山林、远离人俗者之口，道出“耕而食、汲而饮”之乐业，“沉潜乎诗书之府，优游乎道德之林”之乐天，及“麋鹿之与居，猿鹤之与友”之乐群的逍遥快乐。《孟涂文集》中有骈文数卷，其中的《书洛神赋后》、《小园记》饶有韵味。姚鼐八十寿辰时，刘开曾有《姬传先生八十寿序》一文，赞扬姚鼐卓起于波靡之中，力持正议，以昭后学的功绩。姚鼐称赞此文“命意遣辞俱善，世不可无此议论，亦不可无此文。尽力如此作去，吾乡古文一脉，庶不至断绝矣”（姚鼐《与刘明东》），希望可谓殷厚。文家评刘开文，多推尚其识见、才气，复惋惜其生年不永。

方东树（1772—1851），字植之，桐城人，诸生，未入仕途。早年于钟山书院师从姚鼐，而后随侍讲习最久。1824年，阮元延请修《广东通志》，晚年著书讲学，历主庐州、亳州等书院，卒于祁门。著有《仪卫轩文集》、《汉学商兑》、《昭昧詹言》等。

方东树一生著述颇为丰富。《清史稿》谓：“东树始好文事，专精治之，有独到之识。中岁为义理学，晚耽禅悦。凡三变，皆有论撰。务尽言，唯恐词不达。”方东树在《仪卫轩文集·自序》中称：“盖昔人论文章，不关世教，虽工无益。故吾为文，务尽其事之理而足乎人之心，窃希慕乎曾南丰、朱子论事说理之作。”《仪卫轩文集》中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类论事说理之作。

文统情结与文派意识，在姚门弟子中普遍存在，但在方东树的有关论著中表现得最为浓烈。方东树在《书惜抱先生墓志后》中提出国朝古文方、刘、姚三足鼎立说。方苞之文，静重博厚，象地之德，是深于学者；大櫆之文，日丽春敷，象太空之无际，是优于才者；姚鼐之文，纾余卓荦，如道人德士，尤以识胜。以天、地、人喻方、刘、姚，虽不免标榜声气之嫌，但影响颇大。方东树又有《答叶溥论古文书》，论及姚鼐《古文辞类纂》的编选，以为姚选古文辞，八家后明录归有光，清录方、刘、姚，以指示古文传脉之所在。外人谤议，以为党同乡，姚鼐晚年嫌起争端，悔欲去之。方东树以为，姚鼐之悔，大可不必。此只当论其统之真不真，不当问其党不党。这种不避谤讪，我行我素的精神气质，是方东树所特有的。对古文艺术地位的维护，方东树也显示出巨大的理论勇气。道光年间，开经世文风气的是陆耀编辑的《切问斋文钞》，魏源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编者把有清一代有关政治、经济、学术、风俗、刑法等国计民生问题讨论的文章，不分派别，按类纂集，目的在于为国家治理者提供借鉴，倡导经世致用的风气。方东树读了这两部书后认为：两书中辑录的文章，只能算是随时取给之文。这样的文章以致用为急，不必以文字为工。致用之文，虽如布帛菽粟，为人切需，但转眼化为朽腐，不能传之后世。唯有作者之文，道足以济天下之用，词足以媲《坟》、《典》之宏，茹古含今，与日月常昭。作者之文的生命力久远的原因，即在于它的艺术性。对于桐城前辈文气拘束，不能宏放的弱点，姚门弟子也有反省。方东树在《书望溪先生文集后》中以方苞文为例，指出方苞文重滞不起，观之无飞动嫖姚跌宕之势，诵之无铿锵鼓舞抗坠之声的原因在于：作者将程朱之道横贯胸中，为文“力求充其知而务周防焉，不敢肆，故议论愈密，而措辞矜慎，文气转拘束，不能宏放也”。《仪卫轩文集》中，绝少徜徉山水，叙事记趣之作，更多的是救时补弊，励志问学之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也是方东树最引以为得意的是《化民正俗论》与《病榻罪言》。《化民正俗论》写作于朝野就弛禁还是严禁鸦片争论不休的1838年。方东树以此文上书两广总督邓廷桢，不但主张严禁鸦片，还对弛禁论者予以严厉的批驳。《病榻罪言》写在林则徐、邓廷桢因禁烟获罪之后，作者以为将鸦片战争爆发的罪过归咎于林、邓是有失公平之举。汉宋之争是清代学术界的一大公案。1818年，汉学阵营中的江藩，作《汉学师承记》，意欲对汉学的发展作一总结。1824年，客居阮元幕府的方东树写作《汉学商兑》，对汉学对宋学的攻讦予以反击，成为宋学阵营反汉学的扛鼎之作。方东树还著有《昭昧詹言》数卷，其以王士祯《古文选》、姚鼐《今体诗钞》中所选为主，分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七言律诗三个部分，讲解诗法与诗的鉴赏。此书最大的特点是将古文理论术语用于诗的评点。其弟子主要有方宗诚、戴钧衡等。

梅曾亮（1786—1856），字伯言，江苏上元人，曾于钟山书院受业于姚鼐。道光二年进士，用知县，不乐外吏，援例改户部郎中。居京师二十余年，文名甚高。有《柏枧山房文集》。对于二十余年的仕宦生活，梅氏以“惰窳无耻”四字概而言之：“官事既懒于趋走，又不能无事静坐，聊藉笔墨，以消其无赖之岁月，而人乃谬以言语、文字相属。每一握笔，辄耻于不如古人，又不肯为今人，二者交战，终岁中惟是为大苦，可为无其实而窃其名者之戒。”（《答王鹏云书》）对于义理、考证之间的学术纷争，梅曾亮绝少涉及，其《答吴子叙书》中坦然相告：“向于性理微妙，未尝窥涉，稍知者，独文字耳。”梅氏以文辞自期的原因，曾在《赠汪写园序》中有所透露。梅氏以为：文辞与功名，“以为两涉而俱败也，莫如决其一而专处之”。

在《柏枧山房文集》中，《民论》为早期作品，写于天理教起事后的1813年。文中把民分为乱民、奸民两种，乱民常迫于饥寒而起事，奸民则无所激发而倡为狂悖之说。天理与白莲两教均是奸民之属。治奸息乱，必以王者之权而兴教化。写于同年的《士说》，以为士之于国，犹木之于室也。国家待士与商贾负贩者同，此士之所以终不出也。《上汪尚书书》、《臣事论》分别对阶级太繁、事权不一、互相掣肘和居官者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为寄的官僚腐败现象予以抨击，并提出了吏治改良的建议。梅氏早期的议论文字，也表现出对封建专制心有余悸的畏惧心理及避祸灾、远是非的处世态度。如《观渔》，言沉网于池中，鱼之跃者有入者，有出者，有屡跃而不出也，渔者视之，忽不加得失于其心。作者感慨之，以为“人知鱼之无所逃于池也，其鱼之跃者可悲也，然则人之跃者何也”。由池中之鱼的命运，联想到人的生存状态，颇类于《庄子》中的寓言。梅氏读《庄子》，以为庄子工于文而意隐：“庄周也，屈原也，司马迁也，皆不得志于时者之所为也，皆怨悱之书也。然而，《庄子》之怨悱也，隐矣。”（《读庄子书后》）梅氏的政论之作，深谙意隐之道。《柏枧山房文集》中的纪游传记类文章，大多隽永可读，体现出桐城派文的优长。如《钵山余霞阁记》、《游小盘谷记》、《冯晋渔舍人游梦记》、《王芾传》等，构思精美，语句雅饬，意象鲜明。在《冯晋渔舍人游梦记》中，作者依托梦境，设计了一个“不登而山，不涉而水，不拜跪迎送而主客”的幽雅之所，与管同的《饿乡记》异曲同工。梅曾亮还有一篇《惜字纸说》，把专守一经的经学家比作蠹虫，以为他们大有罪于文字，“能使字之通者塞，美者丑，完好者坏，而独肥其身，滋其族，且以是高其名，凡所居所食，他虫莫敢望焉”。梅氏弃骈从散后，所写《姚姬传先生八十寿序》仍用骈体，晚年自定文集，又将骈文分上下两卷附于集中。

梅曾亮于姚门诸弟子中功名较著，又专攻文章之学，不轻言道统、文统，少涉学术纠纷，所以在京时交了不少文字朋友，形成了一个介于师友之间的志同道合、切磋为文之道的群体。据朱庆元《柏枧山房文集跋》中所开列的名单，江苏籍的有许宗衡、鲁一同、邹鸣鹤，山西籍的有冯志沂，浙江籍的有邵懿辰，江西籍的有吴嘉宾、陈学受，湖南籍的有曾国藩、孙鼎臣，广西籍的有龙启瑞、朱琦。京师因梅氏而有桐城学。

姚莹（1785—1853），字石甫，姚鼐之从孙。1806年，从姚鼐就读于敬敷书院。越二年中进士。1838年为台湾兵备道，鸦片战争期间，多次击退侵台英军。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被弹劾入狱。不久贬官四川，后复用为广西按察使。著作为《中复堂集》。

与姚门其他弟子相比，姚莹有更丰富的人生经历，而其所学，又不以桐城之学自限。姚莹以方、刘、姚诸学说为古文正途，叹服桐城前辈之文入深志之境，同时又宣称：“生平不为无实之言，称心而出，义尽则止。何者周秦，何者建安，何者唐宋，放效俱黜。”（《复方彦闻书》）在风云际会的年代，姚莹不以书斋中人自期，其在《与吴岳卿书》中把姚鼐义理、考据、辞章学问三事改换为义理、经济、文章、多闻。其写于鸦片战争前夕的《通论》，在山雨欲来之际，呼吁国家大臣执政，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师说》主张振刷士风，激扬气节。《复座师赵分巡书》对天理教攻入北京一事甚感震动，惊呼“溃痈之患已形，厝薪之势弥急”。《复管异之书》将天下分为开创之天下、承平之天下、艰难之天下，呼吁高扬“天下艰难，宜问天下之士”的精神气概。被贬官四川时，两次入藏，留心对海外诸国历史地理的了解及对边疆地区的考察，将所见所闻写成《康纪行》，作为《海国图志》的续书，供同人“徐筹制夷之策”。《清史稿》谓姚莹“师事从祖姚鼐，不好经生章句，务通大意，见诸施行。文章善持论，指陈时事利害，慷慨深切”。

姚门弟子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多事之秋，是以一种守先待后的心态对待亘古未有之变和桐城文学事业的。他们意识到道统、文统情结与立诚求真，僵死的思想规范与艺术创新之间的矛盾，但却无法超越这种矛盾。桐城派所张扬的义理之学，此时已流于对伦理纲常的单调重复。姚门弟子并不乏论及政治、经济、学术、风俗的文章，但他们把一切造成封建秩序紊乱的因素，都看作是人心、世风、士风不正的结果，因而开具出千篇一律的正风俗、兴教化的药方。这种泛伦理主义的救世之方大而无当，无所不适而又无所适，因而给人一种枵腹空言之感。桐城派所言“文”主要是指唐宋八大家以来的杂记序跋、碑志传状之文。正是在这类体裁中，姚门弟子较多地显示出才华和优势，创作出一些于平易中见情致、清淡朴素的优秀之作，较为充分地体现出其清真雅正的审美理想与文派风格。但刻意追求行文有序、要言不烦，以语言纯净、不涉鄙俚猥佻为尚，加之“本经术而依事物之理”（方苞《答申谦居书》）等思想原则的限制，文章风格细腻有余而宏放不足，能做到秩然有序而少有腾挪变化。语言表述无辞繁而芜、句佻不文之病，却往往流于滞重、呆板、拘谨。虽言文随时变，着眼却止于“事之至微、物之甚小”，以见“一时朝野风俗好尚”（梅曾亮《答朱丹本书》）；又崇尚“不为熊熊之光，绚烂之色”（梅曾亮《太乙舟山房文集序》），表现出琐细而平易的艺术价值取向。这种规模狭小、禁忌繁多、文气孱弱的文章，是难以表现重大题材及复杂思想的。

第二节 曾国藩与桐城派的中兴

咸同之际清王朝与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对峙中，代表清政府在主要战场上与太平军进行角逐较量的是以曾国藩为首领的湘军。曾国藩在为王前驱、戎马倥偬之中成为清政府政治、军事利益的代表。同时，曾国藩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在诗文创作上的宗尚与努力，又使他成为咸同之际宋诗运动的倡导者和桐城派的中兴者。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入翰林院。此后十年七迁，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先后兼署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咸丰二年（1852），在籍为母守丧期间，奉命兴办团练，号湘勇。后与太平军转战于长江中下游，改称湘军。太平军失守天京后，曾国藩因战功晋升一等侯。官至两江总督，武英殿大学士。谥号“文正”。

曾国藩初入京师时，桐城派中的梅曾亮，宋诗派中的何绍基，俱有文名，曾氏与之交往过从，“心独不肯下之，顾自视无所蓄积，思多读书，以为异日若辈不足相伯仲”（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京师读书养望的生活，使他感到诸种学问中，又独于古文辞，心有契合，情有独钟，其1843年《致刘蓉》信中，自言对诗古文辞的兴趣，是以姚鼐的有关议论和《古文辞类纂》为引导的。并说“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在此基础上，以“坚车行远”之说，概括自己的文道观：周濂溪氏称“文以载道”，而以“虚车”讥俗儒。夫虚车诚不可，无车又可以行远乎？孔孟没而道至今存者，赖有此行远之车也。吾辈今日苟有所见，而欲为行远之计，不可不早具坚车乎哉！

正是基于情有独钟的积愫和坚车行远的志向，曾国藩在进入戎马驰驱的生活之后，对诗古文辞仍难以释怀。

1856年，姚门弟子中年寿最长的梅曾亮、方东树相继去世，桐城派发展最盛的安徽、江西、广西地区战争频仍，桐城派古文传绪后继无人。1858年，曾国藩作《欧阳生文集序》，历数桐城派的源流传承和姚鼐之后的发展规模，将桐城古文濒绝，斯文扫地的原因归咎于“洪杨之乱”，这是曾国藩在桐城派命运式微之时试图重新掮起古文旗帜所走出的第一步。

1859年，曾国藩写成了足可称之为其思想与学术追求总纲的《圣哲画像记》。他所精心选择的古今圣哲三十二人，实际上是清代各学派所推尊的精神领袖的综合。如宋学家所崇尚的文王、周公、孔子、孟子、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汉学家推为鼻祖的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经世派奉为楷模的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辞章家推尚备至的左丘明、庄子、司马相如、班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三十二人中，清代学者有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四人，均列入考据学科中。

在三十二圣哲中，姚鼐被置于考据之属，虽稍显不类，但已是相当难得。曾文谓姚鼐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心悦诚服地把自己列入姚氏的私淑者之中。次年，曾国藩着手编辑《经史百家杂钞》，在桐城派奉为圭臬的《古文辞类纂》之外，别辟取范门径。在此前后，渐次露出其对桐城派文的改造意向。

曾国藩对桐城派文的改造意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补救桐城派文空疏迂阔而遭虚车之讥的弱点，把桐城古文引导到关心经世要务，摭谈当代掌故，虚实相济，体用兼顾的路径上来；二是针对桐城派文规模狭小、气势孱弱的毛病，提出广开门径，转益经史百家，作雄奇瑰玮、气象光明之文。

针对桐城派空疏之弊，曾国藩在姚鼐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的学问三事中，加入“经济”。其《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云：“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并比附于孔门德行、文学、言语、政事四科。“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因此，他将古文辞定位为“文者，道德之钥，经济之舆”（薛福成《拙尊园丛稿序》）。载道德经济以行，无车不可，虚车当讥，惟坚车方可载功德以不朽。应在古文侈谈义理，抒写心志，记述清风曲涧、身边琐细之外，增添其讨论经世要务和当代掌故得失的内容，强化古文参与社会现实的功能。

桐城派文谨遵义法之说，追求言简有序、清真雅洁的文章风格，故而渐渐走向深美有余、浩瀚不足的狭路。曾国藩读《归震川文集》，以为归有光之文，“不事涂饰，而选言有序，不刻画而足以昭物情”，此长处为后人所取法所乐道。但“彼所为抑扬吞吐、情韵不匮者，苟裁之以义，或皆可以不陈。浮芥舟以纵送于蹄涔之水，不复忆天下有曰海涛者也。神乎？味乎？徒词费耳”（《书归震川文集后》）。此语也正切中学归氏的桐城派文的弊端。曾国藩将古文分为雄奇、惬适两类，又以为雄奇必贵于惬适：雄奇者，得之天事，非人力所可强企；惬适者，诗书酝酿，岁月磨炼，皆可日起而有功。惬适未必能兼雄奇之长，雄奇则未有不惬适者。学者之识，当仰窥于瑰玮俊迈、诙诡恣肆之域，以期日进于高明。若施手之处，则端从平实惬适始。（《杂著》）

以雄奇之标准衡量桐城派之文，则显得阴柔有余而阳刚不足。曾国藩对姚鼐之文推崇备至，但论及姚文不足之处，则云：“其不厌人意者，惜少雄直之气，驱迈之势。”（《复吴敏树》）他认为桐城派文气不振的原因，首先在于好言义理，气势为理障所壅阻而不盛。气势不昌，难以挟理以行，此所以桐城派说理之文少有精彩之作。因此，曾国藩深有“古文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复吴敏树》）的感叹。

欲为雄奇之文，首先应当扫除理障。曾国藩1858年与刘蓉的信中，谓刘氏游记之作，“以义理言则多精当，以文字言终少强劲之气”。又言：“鄙意欲发明义理，即当法《经学理窟》及各语录札记。欲学为文，则当扫荡一副旧习，赤地新立，将前此所业，荡然若丧其所有，乃始别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得入古人之阃奥者，正为两下兼顾，以致无可怡悦。”

其次，当扩大眼界与取范对象。具体而言，应以汉魏文人训诂精确、声调铿锵之长处及汉赋坚劲之气质，药救桐城派文之流弊。曾氏评张裕钊之文“笔力稍患其弱”，并以为，柔和渊懿之文，必有坚劲之质、雄直之气运乎其中，乃能自立。气体近柔，应“熟读扬、韩各文，而参以两汉古赋，以救其短”（《加张裕钊片》）。雄奇之文，不必拘守于骈散之辨而作茧自缚。曾国藩认为：古文骈文多有相通之处，“名号虽殊，而其积字而为句，积句而为段，积段而为篇，则天下之凡名为文者一也”（《复许仙屏》）。既然为文之道一，自不当有高下优劣之说。《尔雅》、《说文》小学训诂之书，《汉书》、《文选》、班固、司马迁、韩愈、欧阳修之作，群经诸子，以至近世名家，莫不各有匠心，以成章法。总之，应转益多师，骈散互用，“以力去陈言、戛戛独造为始事；以声调铿锵、包蕴不尽为终事”（《复许仙屏》）。

曾国藩对桐城派文的两大改造意向，客观上体现了鸦片战争后文学功能调适与风格转换的一种趋势，也体现了他个人对古文辞审美价值的理解和选择。他之所以能成为桐城派的“中兴名主”，与其煊赫的政治地位有关，也与其对桐城派文因势利导的改造有关。他早年有过崇拜方、姚时期，对桐城派古文理论，耳濡目染。他以精处、粗处、阳刚、阴柔论文，讲求器识、情理，重视讽诵之功，都可以看出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影响。曾国藩是在桐城派古文基础上，使之克服自身的弊端，以适应变化中的社会需要和审美风尚，而并没有抛开桐城派另起炉灶。曾门弟子概括为“扩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于一途”（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叙》）。在称赞曾国藩扩大堂庑、广辟途径的同时，也强调其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师法与继承。曾国藩对桐城派古文表现内容与艺术风格上着意改造，有助于古文从规模狭小、气势柔弱的窄小尺幅中走出。但同时，桐城派所谨守的艺术格局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当上述改造意向在曾国藩及曾门弟子的作品中得到落实和实现时，人们则改称之为湘乡派，以有别于以委婉朴素、清淡雅洁为基本风格的桐城派。

曾国藩文集中，绝少有性理之辨及徜徉山水、怡情遣兴之作，重在以襟怀、学识、议论、事功示人。曾国藩之文，以切于事情而持议坚劲，委婉廉谨而内藏拗强之气为基本特点。为文欲得桐城派文平实惬适之风韵，而去其迂腐头巾之气；追求汉魏辞赋瑰伟俊迈之境，而避其繁声僻字之弊。曾氏于奏议之文，师心贾谊、陆贽、苏轼之作。讨论经世要务，以明于利害，晓以义理，动以人情为写作之要。论学记事序跋之作，大抵立论通达，情理熨帖。《欧阳生文集序》、《圣哲画像记》，评述古今人物品学得失，抒写守先待后心志，廉谨的语言之中，掩藏不住舍我其谁的气度。

曾国藩是咸同年间处在传统与现实夹缝之中，充满着极大思想矛盾的人物。他对桐城派文的改造调整意向，腾为口说，播为声令，所产生的作用胜过桐城派的姚门弟子。

第三节 曾门弟子及桐城派的复归

1860年以后，曾国藩幕府中延揽的各方面的人才与日俱增。众幕僚中，治古文辞而被后人称作“曾门四弟子”的是张裕钊、薛福成、黎庶昌、吴汝纶。薛福成《拙尊园丛稿序》回忆幕府中曾国藩时时以文事勉励众人时的情景道：居常诲人，以为将相者，天下公器，时来则为之，虽旋乾转坤之功，邂逅建树，无异浮云变幻于太虚，怒涛起灭于沧海，不宜婴以成心。文者，道德之钥，经济之舆也。自古文周孔孟之圣，周程张朱之贤，葛陆范马之才，鲜不借文以传。苟能探厥奥妙，足以自淑淑世。舍此则又何求？当是时，幕府豪彦云集，并包兼罗。其治古文辞者，如武昌张裕钊廉卿之思力精深，桐城吴汝纶挚甫之天资高隽，余与莼斋咸自愧弗逮远甚。

曾门弟子中，以古文为行远坚车，致力于并功、德、言于一途的是薛福成、黎庶昌。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1865年入曾氏幕府，曾国藩称赞“子文长于论事，年少加功，可冀成一家之言”。入幕府后，关心文事，更关心“兵事、饷事、吏事”，将更多热情投入经世要务的思考与讨论中。著有《庸庵文集》等。

作为洋务运动思想的继承者，薛福成对自立自强的理解已不再拘囿于制船造炮、师夷制夷的范围。1875年，光绪即位，薛福成作《应诏陈言疏》，以为国家内政的治理，不外养贤才、肃吏治、恤民隐、筹漕运、练军实、裕财用之条，即治平六策。而对国家外交，作者又有“海防密议十条”。六策均为“史册经见”之法，而十议则多为个人创获之言。“十议”中“择交”、“储才”等建议为清廷所重视，此后遣使出洋，购买铁甲，派子弟到国外学习海军等措施逐步得到实施。薛福成的名字也为天下士人所熟知。曾国藩去世后，薛福成又成为李鸿章幕府成员。在北洋幕府期间，薛福成又有《筹洋刍议》之作，呼吁在敌国环伺的今天，中国应早图变法，以革其弊，并参与诸如轮船招商局、北洋海军筹建等实际事务。

在曾、李幕府期间，薛福成十分注意网罗收集本朝的史料、掌故和逸闻，然后将其所见所闻铺缀成文，成为正史之外颇有参读价值的史林掌故，而从史传文学的角度讲，也多为生动传神之作。其《书太监安德海伏法记》，详细叙述了山东巡抚丁宝桢用计除掉西太后宠宦安德海的经过。《书陈玉成苗沛霖二贼伏诛事》写太平天国晚期著名将领陈玉成从被捕到被害的过程。其他如《科尔沁忠亲王死事略》、《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等，都是“以史汉之笔法，叙一代之要事”（萧穆《庸庵文续编评语》）的典范之作。

1890年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等国，迈出国门的所闻所见，对薛福成来说，都是新奇生动的。除了实地考察的时间之外，薛福成几乎是一刻不停地撰写奏疏、日记，向朝廷和国内人士报告所见所闻，记录各种感受，自觉地从各个方面对中西文化、制度、风俗进行比较，提出中国应改进、学习的事宜。《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中的《观巴黎油画记》、《普法交战图》，也成为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

黎庶昌评《庸庵文集》，以为所载“皆所谓经世要务，当代掌故得失之林也”，“叔耘辞笔醇雅有法度，不规规于桐城论文，而气息与子固（曾巩）、颍滨（苏辙）为近”（《庸庵文编序》）。

黎庶昌（1837—1897），字莼斋，贵州遵义人。曾向郑珍问学。1862年入曾国藩幕府，1867年充任驻英、法、西（班牙）使馆参赞，后两次出使日本，1891年归国任川东兵备道。著有《拙尊园丛稿》。

黎庶昌入曾国藩幕府后，曾氏谓其“生长边隅，行文颇有坚强之气”，而以文事相勉嘱。在长达六年的幕府生涯中，黎庶昌结识了不少文字朋友，也增长了不少经世才干。曾国藩去世后，黎庶昌参与《曾文正公全集》的编辑事宜并撰写《曾文正公年谱》。欧洲任职期间，著有《西洋杂志》一书，以广泛而好奇的笔触描述了异国他乡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在《与莫芷升书》中谈起西方近代物质文明所不可抗拒的穿透力时以为：“计彼所以夸示于我者，则街道也、宫室也、车马也、衣服也、土木也、游玩也、声色货利也，此犹有说以折之。至于轮船火车、电报信局、自来水火、电气等公司之设，实辟天地未有之奇，而裨益于民生日用甚巨。虽有圣智，亦莫之能违矣。”

1884年，黎庶昌在日本使署时，将奉使东西洋八年以来的闻见思虑，写成《敬陈管见折》，上书朝廷，希望整饬内政，酌用西法。此折因不合时宜而被退回。此后，客居日本的黎庶昌便将精力投入《古逸丛书》的辑印和《续古文辞类纂》的编选上。

黎庶昌所编选的《续古文辞类纂》，意在按照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的标准，续姚鼐《古文辞类纂》之书。黎编续书辑文四百篇，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经与子。姚选以《国策》为首，不及六经；黎选经与子之文，以补姚选之未备。所选文分为十一类，其中叙记、典章两类为姚选所未有。中编曰史。姚选不录史传，以为史多，不可胜录；黎选录《史》、《汉》纪传，间或选一二于《三国志》、《五代史》。下编辑方、刘前后之文，曾国藩、吴敏树、郑珍及曾门弟子文，均在编选之列，以示传统所在。黎选与姚选相较，黎选更强调经与子的地位，突出史传文传统，重视叙记、典章类文，续编了曾国藩以后的作者。黎选与王先谦所选的《续古文辞类纂》相比，王选只选方、刘以后人，纯粹是从时间上续编，与黎选“补姚氏姬传《古文辞类纂》所未备”的主旨不同。王选对文体的分类，无奏议、叙记、典章三类。

黎选《续古文辞类纂》比较全面地体现了曾国藩之后湘乡派“扩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为一途”的理论选择。黎庶昌在《续古文辞类纂叙》中论及曾国藩与桐城派之关系、曾国藩对古文发展的特殊贡献时以为：姚鼐于古文之功，在于将古今文章谬悠淆乱、莫衷一是者悉归论定；曾氏之功，在于扩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为一途，遂席两汉而还之三代。循姚氏说，摒弃六朝骈俪之习，以求所谓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者，古文之法严而古文之体尊；循曾氏说，将尽取儒者多识格物，一纳诸雄奇万变之中，以矫桐城末流虚车之饰。本朝文章自方、姚而辞始雅洁，至曾氏而变化以臻于大。黎庶昌此叙，是对湘乡派与桐城派继承、变革关系最为全面、权威的诠释，因而常为后代学人引以为据。

黎庶昌与薛福成的生活经历、情志爱好颇为相近。两人为文，追求坚强之气与阔大之境，追求并功、德、言为一途，道备而文至。比较而言，薛文更长于叙事议论，而黎文好为议论之外，又长于状物。黎庶昌的政论之文，有廉悍峭折的一面，其记人纪游之文，则又有风神逸宕的一面。《书柈湖文录后》用简洁生动的语言，将吴敏树好夜饮，偶尔不得而叫跃号呼、急不可待的样子，描述得栩栩如生。黎庶昌的写景纪游之作，也颇得桐城派文清新雅致的风韵。其《夷牢亭图记》记述家乡田野四季之风光，寄托着作者晚年对家乡贵州山水的眷恋、热爱，也寄托着作者以山水澄虑洗心，超然于荣观的心志心情。

与薛福成、黎庶昌不愿以文士自期不同，张裕钊则自称甘心处于文人之畸。张裕钊（1823—1894），字廉卿，湖北武昌人，道光举人。张裕钊以文事得知于曾国藩，又以专攻文章之学而穷其一生。薛福成在《叙曾文正公幕府宾集》一文中，把黎庶昌、吴汝纶列入“从公治军书，涉危难，遇事赞画”类，而把张裕钊同吴敏树、方宗诚一道列入“以宿学客戎幕，从容讽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并不责以公事”之类。相对而言，张裕钊与曾氏政治集团的关系要疏远一些。张裕钊《与黎莼斋书》中谈及自己的学术选择，以为有生之年将以司马迁、韩愈、欧阳修为楷模，捐弃一世华靡荣乐之娱，苦形瘁神，甘心于探求或成或不成，或传或不传的古文之道，以期达到求知圣人之道而达乎天地万物之源，独居讴吟一室之中而傲然睥睨乎尘埃之外的为文境地。若能如此，则不必计较生前身后得失。张裕钊为文之志向可谓坚忍不拔。

张裕钊中举人后，相继主讲于江宁、湖北、直隶、陕西各书院。咸丰九年（1859），曾国藩曾有书信于张裕钊，指出张文的弱点及改进之方：足下为古文，笔力稍患其弱。昔姚惜抱先生论古文之途，有得于阳与刚之美者，有得于阴与柔之美者，二端判分，画然不谋。余尝数阳刚者约得四家：曰庄子，曰扬雄，曰韩愈、柳宗元。阴柔者约得四家：曰司马迁，曰刘向，曰欧阳修、曾巩。然柔和渊懿之中必有坚劲之质、雄直之气运乎其中，乃有以自立。足下气体近柔，望熟读扬、韩各文，而参以两汉古赋，以救其短，何如？（《曾国藩书信·加张裕钊片》）

熟读扬、韩之文，参以两汉古赋，以救古文气体羸弱之短，此正是曾国藩及曾门弟子自诩扩姚氏而大之的重要内容。张裕钊在《答刘生书》中又有“雅健”之说。所谓“雅健”，实际上是探求方、姚雅洁自然之文与汉赋铺采摛文之气结合的途径，以达于“沛然出之，言厉而气雄”的境界。张氏以为：惟“广获而精”，“熟讽而湛思”，庶几近于“雅健”之地。

以文事自期而甘心于寂寞之道，张裕钊常感古文之作进寸尺如走千里。张氏的一些作品，刻意追求铺张恣肆的文体风格，如《赠范当世序》。其文以万物之形描述云之变幻，以万变之云比喻文之波澜，显得气象壮阔，文辞富丽，在《廉卿文集》中别具一格。此文是学习汉赋典雅堂皇风格的有意实践。当然，其中夸饰、堆砌的痕迹也不免为人诟病。

裕钊之文，以简古凝练、峭直拗折著称。其《虫单传》摹仿韩愈《毛颖传》笔意，描写了一个“善音乐、有文章，然性孤洁，不乐与人偕”，不为权贵折腰、不与污浊同流的隐逸者的形象。作者在虫单性高气洁的艺术形象中，寄托着远避尘嚣、高蹈人世的生命理想。

这种人生的感悟，有时也出现在张氏的游记之作中。写于光绪二年（1876）的《游狼山记》在记述了狼山形势之后，抒写登山之志，作者感慨万端，以为在中外以恬熙相庆，深忧长计，无复实施之时，何不左挟书册，右持酒杯，啸歌偃仰，以终其身，而视人世是非、天地变移，如同坠叶飘风一般，无所顾忌。

与薛福成、黎庶昌倡言建策、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不同，张裕钊沾染了更多的文人气质和名士做派，更喜欢把对世事的评价以牢骚的形式和激愤的言辞表达出来。他在《赠吴清卿庶常序》中自言，“废于时久矣，自度其才不足拯当今之难，退自伏于山泽之间，然区区之隐，则未能一日忘斯世，其耳之所闻，目之所接，怆然感于其心”。故作旷达，故作忘得丧、外非誉的表象和未能一日忘斯世的真实，使得张氏之文中充溢着磊落的不平之气。读其《送黎庶昌使英吉利序》、《送吴筱轩军门序》等文，谁又能认为作者是一个袖手风云之气的世外之人？

曾门四弟子中，对后期桐城派的发展予以较大影响的是吴汝纶。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桐城人，同治四年（1865）进士，留用曾氏幕府。作为曾门弟子中唯一的桐城籍人，吴汝纶对于乡邑先贤别有挚爱，在引以为傲的同时，也有着重振乡贤文化与桐城古文传绪的强烈愿望。

湘乡派文之所以能风靡一时，在于它在洋务运动高涨时期，成为宣传兴办洋务主张的口舌。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洋务思想成为弃履，作为载道之车的湘乡派文也失去了往日的活力与风采。同时，康梁维新变法思想及适应维新宣传而产生的新文体不胫而走，大得人心。以中体西用为思想基调的吴汝纶，以曾经沧海之人的眼光看待康梁维新之说，认为振兴国运，全在得人，不在议法，“南海康梁之徒，日号泣于市，均之无益也”（《与阎鹤泉》）。而培养人才，西学当学，中学也万不可废。中学书籍浩如烟海，吴氏认为，惟姚选古文融会了中学的精华，“以此为学堂必用之书，当与六艺并传不朽也”（《答严几道》）。湘乡派文的穷途末路及对教育救国的笃信，使吴氏又把希望寄托于方姚古文。

湘乡派文代替桐城派文，实际上是以政治家之文取代了文人之文，它重在用世而不重艺术。吴汝纶对此早有异议。他在甲午之前评郭嵩焘、薛福成文时便认为：“郭、薛长于议论，经涉殊域矣，而颇杂公牍笔记体裁，无笃雅可诵之作。”（《答黎莼斋》）但在洋务思想流行之际，郭、薛之文脍炙人口，只有到了曾氏及其弟子多去世及湘乡派文失去活力之后，起而纠偏的时机方臻于成熟。

吴汝纶致力于湘乡派文向桐城派文的复归，主要是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的：

一、尚醇厚老确而黜绚烂闳肆。曾国藩于方、姚学史迁、八家门径之外，另提出学汉赋、班固，以雄奇闳肆之文为尚。吴汝纶一方面认为桐城诸老，体清气洁，独雄奇瑰玮之境尚少，曾国藩、张裕钊由桐城而推广，有所变而后大；另一方面，又借评论方苞、刘大之文，发表了对醇厚与闳肆的看法。吴汝纶在《与杨伯衡论方刘二集书》中认为：学邃者，其气归于深静，其文醇以厚；学未至者，其气稍显矜纵，其文闳以肆。深静与矜纵，醇厚与闳肆，是文章的两重不同的境界。论文必以闳肆为宗，而视醇厚之文为才弱，实为偏激之论。再者，以驰骋之才，纵横之气为文，不但不可言醇厚，即求古人闳肆之境，也很难企及。“文章之道，绚烂之后，归于老确”，方为至文。以此标准评方苞、刘大之文，方近于醇厚、老确，而刘犹闳肆绚烂。

吴氏力辩醇厚与闳肆，绚烂与老确之优劣，决非仅在评价方、刘之高下，而在于提出一种新的审美风范与论文标准。在这一标准下，曾国藩所推崇的气象光明俊伟、绚烂而有光气之文，不再被继续推崇，取而代之的是方苞、姚鼐的醇厚老确之文。而驰骋为才、纵横为气也是在隐指郭嵩焘、薛福成之文，他们的文章洋洋洒洒，锋芒毕露，在吴汝纶看来，则姚郎中之后，仅梅伯言、曾太傅及今日武昌张廉卿数人而已，其余盖皆自郐也。

二、说道说经，皆于文体有妨。受各自所处时代风气的影响，方苞以“学行程朱，文章韩欧”为行身祈向，姚鼐提出以考据助文之境，曾国藩于义理、考据、辞章之学问三事之外，另加一经济。但曾氏同时也意识到：义理、辞章，各有特性，求合不易，且足以相妨。在洞悉桐城派古文发展过程中的重重曲折之后，吴汝纶提倡以文人之心看待古文，更多地考虑和保留古文自身的创作特点。因此，他直截了当地指出：说道说经，义理考据，皆于文体有妨。其《与姚仲实》一文中指出：“说道说经，不易成佳文。道贵正，而文者必以奇胜。经则义疏之流畅，训诂之繁琐，考证之该博，皆于文体有妨。故善为文者，尤慎于此。”又有《答姚叔节》一文云：“必欲以义理之说施之文章，则其事至难，不善为之，但堕理障。程朱之文，尚不能尽餍众心，况余人乎？方侍郎学行程朱，文章韩欧，此两事也。欲并入文章之一途，志虽高而力不易赴。”说道说经与为文，与其相妨碍，反不如择文而善始善终。

三、重建辞约旨博、清正雅洁之法。自方苞倡导清正古雅之风范，标榜删繁就简之宗旨，并提出“古文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俪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朝之佻巧语”的雅洁标准后，桐城派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言简意赅、详略有致、雅洁纯净的文体与语言风格。至道光年间，姚门弟子崇尚阳刚之文，以为瑰奇壮伟之文不敢学，是学八家古文者的一大缺憾。再至湘乡派，其讨论经世要务，纵横捭阖之文，已是桐城派义法所不能规范。在湘乡派文失去活力，康、梁文体不胫而走之际，吴汝纶在与严复讨论翻译问题的数次通信中，重新提出了重剪裁、求雅洁、恢复义法标准的问题。吴氏以为，翻译文字，“与其伤洁，毋宁失真。凡琐屑不足道之事，不记何伤？若名之为文，而俚俗鄙浅，荐绅所不道，此则昔之知言者，无不悬为戒律”；又教之以化俗为雅及剪裁之法，以为“文无剪裁，专以求尽为务，此非行远所宜”（《答严几道》）。

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吴汝纶在欧风美雨汹汹袭来之世，有意识地提倡恢复以气清、体洁、语雅为特点的桐城派文，并把这种提倡与恢复看做是保存国学、力延古文绝绪的行为，这种提倡得到了吴门弟子的响应，遂使湘乡派文向桐城派文的复归得以实现。

第五章 道咸年间的宋诗派

明诗宗唐，清诗宗宋。清初吴之振、吕留良、叶燮等人倡导宋诗，成为有清一代学宋诗风的滥觞。清代中期朱彝尊、厉鹗为代表的浙西诗派推尊宋诗，被视为宋诗运动的发端。乾嘉时期，在征信求实学风以及沈德潜格调说、翁方纲肌理说等理论的推动下，宋诗运动渐成气候。道咸年间，随着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清王朝进入一个内忧外患危机重重的历史时期，一些诗人主张诗歌要变风变雅，于是乾嘉时期那种才气并展、辞藻富丽、声韵和谐的诗歌风貌开始发生改变，宋诗运动进入高潮。

第一节 宋诗派的理论

宋诗派的理论核心是性情不俗、学问至上和以杜、韩、苏、黄为师法对象。

性情不俗。在宋诗派的诗论中，性情论更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在他们看来，诗不仅是陶冶性情，更是要展现自己的独特性情。何绍基《与汪菊士论诗》中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凡学诗者，无不知要有真性情，却不知真性情者，非到做诗时方去打算也。平日明理养气，于孝弟忠信大节，从日用起居及外间应务，平平实实，自家体贴得真性情，时时培护，字字持守，不为外物摇夺，久之，则真性情方才固结到身心上，即一言语一文字，这个真性情时刻流露出来。……又性情是浑然之物，若到文与诗上头，便要有声情气韵，波澜推荡，方得真性情发见充满，使天下后世见其所作，如见其人，如见其性情。”宋诗派主张“人与文一”，要有真性情，这种真性情既合乎儒家伦理规范，又需时时培护，“临大节而不可夺”。作诗要有真性情，好诗出自真性情，宋诗派成员在诗中也抒发了这样的感受，何绍基诗云：“心者诗神，笔者其役。从天外归，自肺腑出。是诗是我，为二为一。”郑珍说：“我吟率性真，不谓自能诗。赤手骑袒马，纵行去鞍羁。”（《次吕茗香长句奉答》）要像骑上无鞍羁的马那样，不受拘束地自由驰骋，充分表现了抒写真率性情的强烈愿望。

学问至上。宋诗派在学古方向上并不拘泥于学宋，其所以标榜学宋，一是为了与诗坛专门学唐诗者划清界限，二是所追求的质实、厚重、涵抱名理的诗美境界，与宋诗长于立意、议论的审美特征较为接近。宋诗派着意创造的是一种学人之诗。学人风度与学问学力，是宋诗派傲视其他诗派的资本；同时，又是它安身立命之所在。在宋诗派看来，诗人研读经史之造诣，文字之功力，对诗的构成，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宋诗派的诗论，贯串着无所不在的学问至上情结，在立身修养，性情陶冶，构思想象，诗体风格，遣词造句，人物、作品品藻等创作与批评的各个环节，都极力强调学问学力的决定性作用。道咸宋诗派特别重视诗人的修养，要求创作者厚积薄发、积理养气，郑珍说：“才不养不大，气不养不盛，养才全在多学，养气全在力行。学得一分即才长一分，行得一寸即气添一寸。此事真不可解。故古人只顾学行，并不去管才气，而才气自不可及。所谓源泉混混也。如日光，如剑割云开。”（《跋慕耕草堂诗钞》）他把学行当作才气产生的根源。道咸宋诗派特别重视积理养气，郑珍说：“固宜多读书，尤贵养其气。气正斯有我，学瞻乃相济。”（《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读书、养气、性情三者一以贯之。读书可助养气。养气可使人有着独立的品格，有真性情。这是宋诗派的一条理论思路，何绍基说：“恃孔、贾之符，倚程、朱之势，互相诽薄者，皆无与于圣经者也。子史百家皆以博其识而长其气，但论古人宜宽厚，不宜刻责，非故为仁慈也，养此胸中春气，方能含孕太和。若论史务刻，则读经书难得力，盖圣人用心，未有不从其厚者。知此意则经史之学可以做成一贯矣。积理养气，皆从此为依据。至于作诗，则吾尝谓天下吝啬人、刻薄人、狭隘人、粘滞人俱不会作诗，由先不会读书也。孔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与汪菊士论诗》）不读书的人则不积理养气，则难得性情之正，反之性情正才能读书积理，这就形成一双循环的诗学结构，学问与性情的问题就顺着逻辑的理路而解决。综而言之，道咸宋诗派重创作主体的学行实践，学问与理气的涵养使诗歌产生一种理性的体验和感悟，再则他们认为在传统文化结晶的基础上，能够磨砺人格，自立于天地之间，产生一种新的性情，进入一个独立、自创的文学境界。他们的看法缓解了自浙派到翁方纲以来学问与性情的紧张和冲突。

宋诗派作家不仅要求深入生活，培养灵心，另一方面也特别重视以学问扶植性情。何绍基《题符南樵半亩园订诗图》云：“诗人诗自性情出，有时自有有时无。温柔敦厚乃宗旨，矫揉涂泽皆非夫。世上读书千万人，若论善本皆圣徒。乃其发见不一致，有实秋结华春敷。”这几句诗点出由于各人性情不同，故诗的面目不同，有如秋实春花，各有发见，但性情皆合乎儒家温柔敦厚之旨。程恩泽说得更为详尽，他说：“或曰诗以道性情，至咏物则性情绌，咏物至金石则性情尤绌，虽不作可也。解之曰：《诗》《骚》之原，首性情，次学问。《诗》无学问则《雅》《颂》缺，《骚》无学问则《大招》废。……学问浅则性情焉得厚？”“恍神游于皇古之世，亲见其礼乐制度，则性情自庄雅。贞淫正变，或出于史臣曲笔，赖石之单文只词，证据确然，而人与事之真伪判，则性情自激昂，是性情又自学问中出也。”（《金石题咏汇编序》）这段文字是其对贬低考据诗者的自辩之词。他的立论依据是《诗经》有“国风”、“雅颂”之分，则作诗亦有纯抒情与抒情而兼学问之分。以此推理出学问可补性情的浅薄，性情亦可出于学问。程恩泽的说法实际上是承认了诗本性情，但由学问而出的性情更符合其朴学家博雅的审美情趣。就如曾国藩所说：“凡作文、诗，有情极真挚，不得不一倾吐之时。然必须平日积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源。……若平日酝酿不深，则虽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达之，不得不临时寻思义理，义理非一时所可取办，则不得不求工于字句，至于雕饰字句，则巧言取悦，作伪日拙，所谓‘修辞立诚’者，荡然失其本旨矣。”曾国藩的观点可与程说补充验证。

学问和性情是宋诗派论诗的两极，又相互结合为一个整体。概观道咸宋诗派的以性情为诗，与以学问为诗是合二为一的理论核心，以学问兼性情为诗对清代宗宋诗作了理论总结，体现出一种儒雅的理性精神。以学问涵养性情，性情彰显学问。宋诗派在诗歌理论上以创作主体为主，以追求诗中学问与性情的融合统一为目的。在清初以来宗宋诗人的理论探讨的基石上，对古典诗歌传统诗论的一个侧面作了总结。他们从诗人的身份出发，既看重天机性灵，又着意于后天修炼，力求诗与人合一，形成一种既富于感性形象，又浸润着深厚的学理精神的诗歌艺术风格。

宋诗派以杜、韩、苏、黄为师法对象，追求质实、厚重、缜密的诗美境界。道咸宋诗派针对诗坛浮滑、呆板的弊病采取一种唐宋兼容，注重杜、韩、苏、黄的态度。祁寯藻《读唐四家诗》诗云：“退之山石句嶙峋，杜老秋风笔有神。万古江河流不尽，鲸鱼手掣更何人。”以韩杜并举，推崇备至。又论黄庭坚诗云：“胎骨能追李杜豪，肯从苏海乞余涛。但论宗派开双井，已是绥山得一桃。”（《春海以山谷集见示再叠前韵》）把黄庭坚当作韩、杜诗的继承者，由此可见其诗艺宗尚。曾国藩《读李义山诗集》以为李诗“渺绵出声响，奥缓生光莹”，实只有山谷深得其秘，还说：“杜韩去千年，摇落吾安放？涪叟差可人，风骚通肸蚃。”（《题彭旭诗集后》）很明显，他们的共同意见就是要打破唐宋诗的朝代界限，不以时代论诗，而以体格流承论诗。宋诗派推尊杜、韩、苏、黄也和他们对这些诗人人格的仰慕有关，他们要在诗道榛芜之际，推扬独立不俗的人格精神，立“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何新与诗序》）的诗格以挽乾嘉油滑、板滞的弊端。世变纷乱，雅颂寝声，所以宋诗派企图寻找一条新的途径力挽狂澜。他们从对创作者主体人格要求出发，希冀士人修身明理，砥砺道德以挽转世运。他们推重杜、韩等人的诗歌，着意处也因其为人品格峻洁磊落。何绍基云：“溯惟我涪翁，孝友植根矩。大节是不俗，名论贬懦腐。忧患真饱经，志事弥坚树。……自从我公去，谁复堪指偻。六艺竟寥阒，千年空仰俯。”对黄庭坚的人品十分钦佩。他的不俗论也一再推崇黄庭坚“临大节而不可夺，谓之不俗”（《林颖叔招同宗涤楼等拜黄文节公生日》）。程恩泽的观点与其相似，他说：“少陵无体不雄奇，韩子精神托古诗。为问《南山》缘底作，可能无愧《北征》词。”（《徐廉峰仁弟》）指出杜、韩诗共有的拯时救世之心。曾国藩的语意更为明白，他在日记中说：“杜诗韩文所以能百世不朽者，彼自有知言养气工夫，惟其知言，故常有一二见道语，谈及时事，亦甚识当世要务，故无纤薄之响。”宋诗派所强调的是这些诗人在诗史中扭转诗风的积极作用。大致而言，自中唐以来，古典诗歌的传统中孕育着新变，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变化，建立在情与理、意与象、个人与社会的统一的审美基础上的盛唐诗歌传统逐渐瓦解。从杜、韩到苏、黄，开创了一种与盛唐诗歌有所不同的审美传统，清代宋诗派这里摹想追寻的是杜、韩、苏、黄以复古为新变的创新精神。

第二节 宋诗派的创作

宋诗派的代表诗人有程恩泽、祁寯藻、何绍基、郑珍、莫友芝、曾国藩和江湜等。

道咸年间的宋诗运动发轫于程恩泽。程恩泽（1785—1837），字云芬，号春海，安徽歙县人，官至户部右侍郎，著有《程侍郎遗集初编》，其中诗六卷。其诗颇有特色，对后人的影响也颇大。作为一名学问出色的汉学家，同时作为肌理论者翁方纲的再传弟子，程恩泽的诗论与诗作，都体现出步武宋诗的特征。他宣称“独于西江社，旆以杜韩帜”（《赠谭铁箫太守》），并且认为“《诗》《骚》之原，首性情，次学问。……学问浅则性情焉得厚”，因此，他认为，“性情又自学问中出也”（《金石题咏汇编序》），可见其性情学问兼重的诗学主张。程恩泽嘉庆十六年（1811）中进士后，除任四川、广东的正主考及为时不长的贵州、湖南学政外，一直在京供职，并长期任南书房行走等宫廷要职，故接触现实较少，“清际宴会，无金革流离之事伤其耳目”（张穆），所以，程诗反映现实者不多。不过有些诗也反映了天灾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如《新开河道中即事示子坚》写道：“江涌颓沙没旧蹊，风排积潦破芳畦。今秋蟹稻无几种，来岁蚕麦不可齐。败柳人支残瓦羹，荒芦鬼守乱棺啼。沉阴愁杀天边雪，眼见单衣化井泥！”一片民生凋敝的衰败气象。程恩泽推尊韩、黄，对后来学宋者有很大影响。郑珍、何绍基、莫友芝等，都是程恩泽的门生，他们的诗风均深受其师的影响。

程氏虽天不假年，但得其弟子郑珍、何绍基、莫友芝等人发扬光大，祁寯藻又随之而起，鼓桴相应，近代宋诗运动便得以形成。

祁寯藻（1793—1866），字叔颖，号春圃，山西寿阳人。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累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太保，谥号文端。著有《亭集》。当程恩泽去世之时，曾国藩、何绍基未起，郑珍、莫友芝在黔，是祁寯藻执着地坚持着宗尚宋诗的创作方向，创作了大量的学杜学韩学苏黄、堪称“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的示范之作。祁氏为学主张训诂，明义理，调和汉学宋学之争。为诗主张不论穷通显晦，都要温柔敦厚，要讲究“学识”和“性情”。其诗大多是咏物、写景、感恩、扈从、官场应酬之作，但颇能显出学问、性情。较有现实内容的诗有《纪事》、《感河南直隶二案时久不雨》、《肩舆道覆夷于右臂作此自遣》、《蓝公教织歌》等。祁寯藻受到后来的同光体理论家陈衍的高度推崇，陈衍在《石遗室诗话》称祁氏是“道咸间巨公工诗者，素讲朴学，故根柢深厚，非徒事吟咏者所能骤及”。在《近代诗钞》中陈衍更将祁寯藻列为卷首，选诗多达一百一十九首之多。程恩泽、祁寯藻两人身居高位，彼此唱和，引发了学宋的热潮。

何绍基是宋诗派的理论家和创作上的杰出代表。何绍基（1799—1873），字子珍，号东洲、蝯叟等，湖南道州人，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四川学政。咸丰五年（1855），何氏以言事去职后历主济南、长沙书院，晚主苏州、扬州书局。著有《东洲草堂诗钞》、《东洲草堂文钞》等。何绍基是宋诗派理论家，创作上也有相当大的成就。他提倡多读书，推崇苏、黄，诗风接近苏轼，又充分保持了自己的个性。他最擅长模山范水之作，现存诗作中山水风景诗占了几乎三分之一，代表了何诗创作的最高成就。他在《爱山》诗中写道：“诗人爱山如骨肉，终日推篷看不足。诗人腹底本无诗，日把青山当书读。”体现出诗人和自然之间和谐的关系，只要全身心融入自然山水，便会有诗情诗意的自然生成。其诗集中山水游闲诗颇多，《同子毅弟早起至岱顶》写道：“晓色淡无边，游凭足力先。石根深不土，山色古于天。日上高霞直，氛清大地圆。俯看登陟处，人事起炊烟。”对泰山景色做了传神勾勒，在客观精致的描绘中融汇了欣喜的心情。何诗中还有很多新奇的比喻，显示了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如“梦似游鱼无可捕”、“身世苍凉霜后果，情怀淡沱雨余天”、“乱山如鸟背人飞”、“公家文字多如米，输却江湖浩荡身”等，道前人所未道。何绍基的山水诗巉削而不失浑厚，奇崛而时见清丽，历前人所未历之境，状人所难状之状，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境界。

就对后世诗歌创作影响来说，宋诗派中首推郑珍。郑珍（1806—1864），字子尹，自号柴翁、巢经巢主，贵州遵义人。郑珍出身寒素，初从舅父黎恂学，尽窥所蓄典籍，兼治诗文。道光五年（1825）拔贡，受知于时为贵州学政的程恩泽，进求音韵文字、训诂之学。科场上郑珍却屡试不售，直到咸丰四年（1854）才担任荔波教谕这样的小吏。同治二年（1863），祁寯藻荐郑珍于朝，特旨以知县用，以疾未赴。著有《巢经巢诗钞》。郑珍是程恩泽的学生，屡次受程氏的提携，诗风也深受程氏影响。他擅长经学、小学，是学人兼诗人，才从学出，“我虽不能诗，而颇知诗意。言必是我言，字是古人字。固宜多读书，尤贵养其气。气正斯有我，学赡乃相济”（《论诗示诸生》），主张诗中有我、读书养气，这正是宋诗派的一贯见解。

郑珍诗宗杜、韩、孟、黄，而能历前人所未历之境，状人所难状之状，学杜、韩而非摹杜、韩。由于家境清苦、一生困厄，郑珍对民间疾苦有切实的体验和感悟，他的诗取材广泛，将众多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事情都纳入诗中，凡所遭际山川险阻、跋涉窘艰、友朋聚散、家室流离、盗贼纵横、官吏盘剥、人民涂炭，均在诗作中有所反映。他既能以俗事入诗，又能化俗为雅，将其表现得细腻生动。在创作手法上，郑珍充分发扬了宋诗“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传统。其诗大量用典，如《寄答莫五》一诗，用典达十处之多。郑珍诗也擅长议论，如《留别程春海先生》全诗夹叙夹议，深入表现了对程恩泽的留恋之情。其诗作以杜、韩、苏、黄之风骨，饰以元、白之面目，语必惊人，奥衍深秀，能将典故和俚语很好地融合起来，充分体现了学人之诗和诗人之诗的结合。郑珍诗情感深挚、感人至深。和历史上众多怀才不遇的诗人一样，郑珍三次赴乡试皆不中，道光十一年（1831）乡试落第后，他写了《阿卯晬日作》一诗说：“狂谋百不遂，亲老家亦贫。……儿亦焉用此，来踵阿爷跟。……小用为帖括，命来即称官。腾身九霄上，袍笏光日鲜。一身免长饿，亲戚分唾残。”正话反说，以劝儿子不要重蹈自己的旧路，用愤激的语气来讽刺那些单凭制艺取官的人。道光十五年（1835）冬，好友莫友芝北上赶考，郑珍写了《追寄莫五北上》一诗相赠：“念我才具未老坚，论献远愧晁贾班。折腰曲膝又所难，自计岂能事上官。……吾以此乃今闭关，纵有贵命宁弃捐。父母俱存兄弟全，痴儿问字妻纺棉。讵免身劳心亦安，但无远别吾终焉。”“平生我亦顽钝儿，家贫读书仰母慈。看此寒灯照秋卷，却忆当年庭下时。虫声满地月上牖，纺车鸣露经在手。以我三句二句书，累母四更五更守。”（《题黔西孝廉史胜书之弟〈秋灯画荻图〉》）可以说是一字一泪，感人肺腑。郑诗风格大体可分两类，一类生涩奥衍，一类平易自然。奇奥之作如《正月陪黎雪楼舅游碧霄洞作》、《留别程春海侍郎》、《瘿木诗》、《安贵荣铁中行》等，这一类诗语必惊人、字忌习见，为晚清诗中生涩奥衍一派的代表作。其实郑诗中更多的还是风格平易的作品，这类诗作善于驱使俗语俗事入诗，这类作品的代表作有《溪上水碓成》、《屋漏诗》、《网篱行》、《自沾益入宣威入东川》、《望乡吟》等，皆风格平易、清新自然。

在艺术表现上，郑诗质而不俚，淡而弥真。其诗最大特点是白描，善于将俗语俗事入诗，有时候大量用口语白话，但是都经过提炼熔铸的语言，使人读起来感到清峭遒劲、生动有力，其《武陵烧书叹》写道：“烘书之情何所似？有如老翁抚病子。心知元气不可复，但求无死斯足矣。书烧之时又何其，有如慈父怒啼儿。恨死掷去不回顾，徐徐复自摩抚之。”以生动活泼的比喻刻画出自己泊舟桃源时烘书的情景，令人印象深刻。

郑珍在晚清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同光体诗人影响尤巨。晚清显宦、诗人陈夔龙在《遵义郑征君遗著序》中说：“（郑珍）所为诗，奥衍渊懿，黝然深秀，屹然为道、咸间一大宗。近人为诗，多祧唐而祢宋，号为步武黄（庭坚）、陈（师道），实则《巢经》一集，乃枕中鸿宝也。”其在晚清的影响可见一斑。“莫五璃厂回，又回璃厂路。似看衔书鼠，寂寂来复去”，这是郑珍描绘的好友莫友芝嗜书如命的形象。郑珍、莫友芝齐名，世称“郑莫”，但莫诗在艺术成就上要逊色于郑诗。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号郘亭，晚号眲叟，贵州独山人。道光十一年（1831）举人，后数次赴京应考，均落第。咸丰八年（1858）被选任知县，不赴任。曾在曾国藩门下数年，李鸿章又荐于朝中，皆辞谢。著有《郘亭诗钞》。博学多通，善书法，精文学。莫友芝论诗重学问、人品，他在为郑珍所作《巢经巢诗序》中说：“古今所称圣于诗，大宗于诗，有不儒行绝特，破万卷、理万物而能者耶？”莫友芝诗歌有苍劲古秀和淡雅清新两种风格，如《次韵答曾涤生阁学见寄》、《湘乡相公命刊唐写本说文残卷笺异且许题诗，歌以呈谢》、《飞跃峰歌》、《鄂中咏史二首》等皆是前一种风格的代表，在莫诗中数量最多。莫友芝的山水田园诗和游记诗则显得淡雅自然、清新温润，如“双溪薄涨鸣残雨，独树疏花依暮寒”（《出郭》）、“低树能藏雨，悬流自带风”（《下沙平》）、“老去只添人事感，悲来虚说醉乡宽”（《端午》）、“片言流上洞，孤艇过千崖”（《诸葛洞》）等诗句皆清新可喜。此外，莫友芝叙写亲情的诗篇以“酸涩”著称，而又能发乎真情，如《述别五首》、《哭第五妹》、《悼女绝四首》等诗均哀婉沉挚，苦寒酸涩。

位高权重的曾国藩在宋诗派中也占据了重要位置。曾国藩喜好宋诗，源自当时京师诗坛的风气，道光十五年（1835）曾氏在京师准备会试，此时正是程恩泽、祁寯藻大倡宋诗之时。曾国藩极为推尊黄庭坚，晚清黄诗风靡一时和曾氏颇有关联。他在诗中写道：“大雅沦正音，筝琶实繁响。杜韩去千年，摇落吾安放？ 涪叟差可人，风骚通肸蚃。造意追无垠，琢辞辨倔强。伸文揉作缩，直气摧为枉。自仆宗涪公，时流颇忻向。女复扬其波，拓兹疆宇广。”（《题彭旭诗集后即送其南归二首》其二）可见他对自己大力倡导黄诗还是颇为自得的。曾国藩的诗学门径，可以用“学韩嗜黄”来概括，在《致澄弟温弟沅弟》信中他谈道：“余于诗亦有工夫，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发吾狂言者。但人事太多，故不常作诗，用心思索，则无时敢忘耳。”苏轼、黄庭坚诗文中的倔强挺拔之气，正暗合曾氏内心情绪，这也是他推尊苏、黄的内在因素。曾国藩诗学观受到理学的影响，主张读书积理养气，他的《次韵何廉昉太守感怀抒怀事》十六首、《读吴南屏送毛西垣之即墨长歌即题其集》等篇使事用典贴切自然，而又寓意深远、托词温厚，堪称学人之诗的佳作。曾国藩诗歌语言奥衍生涩，风格奇崛雄肆，其《杂诗九首》、《题易公筠亭遗像》、《送吴荣楷之官浙江三首》等诗，气象峥嵘、风格劲峭。

江湜（1818—1866），字持正，一字弢叔，别署龙湫院行者，江苏长洲（今苏州）人。入县学后，屡试不第，曾为幕僚。咸丰七年（1857）纳赀入仕，官浙江候补县丞。一生郁郁不得志，倾其全力作诗，病卒杭州。著有《伏敔堂诗录》。江湜的诗，大半是描写景物和自道身世之作，境多抑塞凄苦，自云：“平生参遍名家作，似为今时写此哀。写出浑疑哀已尽，明朝又上笔端来。”（《录近诗因书四绝》之一）也有少数诗作，如《流民》等，述及民间疾苦。其诗功力深厚，擅长白描，戛戛独造，造意遣词，力脱常径。

宋诗派的出现，将清初以来的宗宋思潮推向了高峰，宋诗风笼罩了晚清诗坛，继之而起的同光体更是产生了广泛影响。宋诗派处于中国诗坛风尚转变的转捩点上，在中国诗歌的古今演变中占有重要地位。宋诗派并不像众多古典诗派那样消极地复古，而是以复古为创新的途径，何绍基在《与汪菊士论诗》中说：“试看圣人学古是怎样学的，学一个人罢了，乃合尧、舜、禹、文、周公、老彭、左丘明、郯子、师襄而无不学之，可见圣人学古，直以自己本事贯通三古，看是因，全是创也。”可见宋诗派有着非常强烈的创新冲动，虽然这种意识为时代所囿而有着较大的局限性，但他们这种“力破余地”的精神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也正是这种精神使得他们在晚清拥有众多的追随者。然而另一方面，宋诗派选择的创新支点是以学问考证入诗，以经史诸子入诗。这些诗材、诗料的增加，并不能构成诗界转机的必然条件，诗与经史强行联袂的结果，只能是诗走向非诗，走向异化。满怀创新欲望的宋诗派诗人，在清代复古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做出了以学宋复古为旗帜，以经史学问入诗的诗美选择，但经籍之光、学问学力并没有为诗歌创作带来好运，更无力普度芸芸诗魂从诗的困境中走出，而只是为他们增添了徒劳的悲叹和失败的记忆。

第六章 19世纪中后期的长篇白话小说

第一节 19世纪中后期长篇白话小说的繁荣

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小说创作是明清小说发展的尾声。这一时期小说最引人注目的创作趋势，是长篇白话作品中侠、妓题材的空前盛行，形成了稗官争说侠与妓的特有景观。说侠者有《荡寇志》（首刊于1853年）、《三侠五义》（首刊于1879年）、《小五义传》（首刊于1890年）、《彭公案》（首刊于1892年）等，言妓者有《品花宝鉴》（首刊于1849年）、《青楼梦》（成书于1878年）、《花月痕》（首刊于1888年）、《海上花列传》（结集本初版于1894年）等，合英雄之性、男女之情于一身的有《儿女英雄传》（成书于1849年）。其卷帙繁多，蔚为大观，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和创作潮流。19世纪侠、妓小说是英雄之性、男女之情传统主题模式的衍化与畸变。作者分别选取世俗人生中最富有神秘传奇色彩的人物与生活场景，在工笔浓彩、腾挪变化之中，演述着人世间的悲喜剧。

侠与妓，是江湖间与风尘中的人物。他们浪迹天涯、漂萍人间，有着不同于常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也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欢乐痛苦和人生感受。侠与妓的生活，构成了独特而神秘的社会风景。侠与妓特殊的生活阅历，使他们有比普通人更丰富的侠骨柔肠，有比普通人更耐咀嚼的人生故事。讲述侠与妓故事的作品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自汉人之《游侠列传》，至明人之《水浒传》；自唐人之《教坊记》，至明人之《杜十娘》；写侠写妓者，精品不断，异彩纷呈，构成了一条五光十色的艺术长廊。

19世纪，继《聊斋志异》之志怪、《儒林外史》之讽世、《红楼梦》之言情之后，侠、妓题材骤然成为小说的表现热点，形成了一种长篇纷呈，言侠言妓者双峰对峙、几于主持说苑的声势。这种“稗官争说侠与妓”现象的形成，有其特殊的时代与文化成因。

19世纪，中国封建社会在经久不息的动荡中已走向崩溃的边缘。道咸以降，内乱不已，外侮频加，战争风云笼罩海内。封建政权失去往日的威严与灵光，现有的思想信仰堤坝纷纷坍陷，政治文化秩序陷入混乱，整个社会像失去重心的陀螺摇摆不定。面对纷乱的现实，人们的心理上充满着对命运、对未来的恐惧、焦虑、忧患和莫名的失落感。忧道者追忆着逝去的帝国盛世、文治武功，沉湎于补天救世的梦幻，期待着封建秩序的恢复、纲常伦理的重整，渴望仗剑戡乱、澄清乾坤、再振雄威的英雄出现。狂狷者恃才傲世，世遭奇变，更觉英雄末路，既不能为世所用，遂以声色犬马消磨心志，在粉黛裙裾中寻求红粉知己，寄托不遇牢愁。嬉世者游戏人生，值此更以及时行乐苟且偷安为生命宗旨，在游花采美、情场角逐中寻求快慰。世纪之变，影响着一代士人的心理结构、人生情趣，对世纪英雄的幻想和颓废感伤的士人心态，为侠、妓题材的流行创造了适宜的文化氛围。

就小说自身演进的历史而言，明清两代说侠之书，自《水浒》之后继踵者颇乏，此与清代禁忌繁多的文化政策不无关系。侠之以武犯禁，与官方统治多有抵触，故命运不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言情之作，则高潮迭起。明末之市井小说，清初之才子佳人小说，清中叶之《红楼梦》及其续书，生活场景由市井而转至家庭，情调由艳冶而渐至优雅。19世纪的文网松弛，行侠者先出现于公案小说中，助官破案，缉盗戡乱。于是侠义小说与宋代以来演说清官审案断狱之公案小说合流，形成侠义公案小说。首开其端者为嘉庆末年刊行的《施公案》。官府既乐于见到为王前驱的侠士，市井小民对于侠义也有久别重逢之感，故而作品层出不穷，读者趋之若鹜。清初言情之作徜徉于后花园与簪缨之家既久，读者口餍耳倦而作者亦意拙技穷。道咸年间，继京都狎优之风盛极之后，海上洋场间粉薮脂林，不胜枚举，妓院冶游，楚楼花酒，几乎成为士林风尚。于是言情之作把生活场景由后花园转向青楼妓院，主人公由官宦子弟、名门淑媛改换为冶游文人与卖笑倡优。侠、妓热题的形成实是小说家适应时尚的有意选择。

第二节 侠义小说

19世纪写侠之长篇小说主要有《荡寇志》、《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荡寇志》又名《结水浒传》，正文七十回，结子一回。作者俞万春（1794—1849），字仲华，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出身诸生，曾随父从征瑶民之乱，以功获议叙。晚年信奉道教，别号忽来道人。《荡寇志》作于1826—1847年间，作者“未及修饰而殁”。咸丰元年（1851），其子俞龙光修订润色后刊行。

俞万春以二十余年之力，写成《荡寇志》一书，书之序言及结子部分言其著书之意甚明。俞氏认为，施耐庵著《水浒传》，并不以宋江为忠义，施氏“一路笔意，无一字不写宋江之奸恶”。而罗贯中之续书竟有宋江被招安平叛乱之事，将宋江写成真忠真义，使后世做强盗者援为口实，以忠义之名，行祸国之实。罗之续书刊刻行世，坏人心术，贻害无穷。《荡寇志》一书，即要破罗续书之伪言，申明“当年宋江并没有受招安、平方腊的话，只有被张叔夜擒拿正法一句话”，以使“后世深明盗贼忠义之辨，丝毫不容假借”。俞书自《水浒传》金圣叹七十回删改本卢俊义之噩梦续起，至梁山泊英雄非死即诛，忠义堂被官军捣毁，山寨为官军填平，一百零八股妖气重归地窟，张叔夜、陈希真终成平乱大功，封官加爵处止。《荡寇志》一书把宋江等人写成杀人放火、打家劫舍、戕官拒捕、攻城陷邑、占山为王的贼寇，他们与朝中奸臣高俅、蔡京、童贯暗中勾结，沆瀣一气。方腊起事浙江之时，朝中曾有招安宋江、借力平乱之议，蔡京极力撺掇促成此事。但宋江贼心难收，为安定梁山人心，羁縻众将，表面欢天喜地应允，暗中却差人杀了使者，自绝了梁山受招安之路。与梁山盗贼对阵的是已告休的南营提辖陈希真、陈丽卿等人。陈氏父女武艺出众、才略超人，因逃避高俅父子迫害出走京师。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遂与姨亲刘广奔猿臂寨落草，权作绿林豪杰，并收拢祝永清等一批骁将，与梁山作对。他们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时时念叨皇恩浩荡，一心以助官剿匪的行为，作赎罪之计。猿臂寨与梁山多次对阵交锋，使梁山人马损兵折将。最后在朝廷委派大员张叔夜的统领下，一举平灭梁山。《三侠五义》，原名《忠烈侠义传》，一百二十回，成书于同治十年（1871）前，刊行于光绪五年（1879），首署“石玉昆述”。石玉昆（约1810—约1871），字振之，天津人，道光至同治年间久居北京的说书艺人。他的《龙图公案》说唱夹杂，后有人在此基础上，删去唱词，增饰为小说，题名《龙图耳录》。光绪年间，问竹主人又加以修改润色，更名为《忠烈侠义传》，又名《三侠五义》。至光绪十五年（1889），俞樾认为第一回狸猫换太子“殊涉不经”，乃援据正史，别撰第一回；又认为书中所叙不止“三侠”，“南侠、北侠、丁氏双侠、小侠艾虎，则已得五侠”，再加上黑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计为七侠，就改名为《七侠五义》。此后，两种本子并行于世。《三侠五义》是一部较为典型的以清官断案为经，以仗义行侠为纬的公案侠义小说。它带有更多的市井细民对清官与侠义行为的理解和愿望。作品前二十七回讲述清官包拯降生出仕，决狱断案，审乌盆、斩庞昱、为李太后申冤寻子的故事。自南侠展昭得包拯举荐、被封御猫事件之后，引出三侠五义的纷纷登场，他们由互相猜忌，敌视争斗，终至联袂结盟，各奋神勇，各显绝艺，辅助清官名臣除暴安良，并归服朝廷受职。后五十回，以包拯的学生颜查散为中心，写他在众侠客义士的协助下，剪除豪强叛逆马朝贤、马强和襄阳王赵玉，降服“僭王称号”的绿林人物钟雄，侠义之士已经十足地扮演着为王前驱的角色了。《三侠五义》显示出侠义与公案小说的合流，《儿女英雄传》则试图将侠义与言情故事同说。《儿女英雄传》初名《金玉缘》，作者文康，字铁仙，一字悔庵，别号燕北闲人，满洲镶红旗人，生卒年未详，出身世家，居过几任官，但晚景不佳，借著书以自遣。作者在《首回缘起》中借天尊之口揭明此书立意云：世人大半把儿女英雄看作两种人，两桩事，殊不知英雄儿女之情，纯是一团天理人情，不可分割。“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做得出英雄事业”。又谓世人看英雄儿女，误把些使用气力、好勇斗狠的认作英雄，又把些调脂弄粉、断袖余桃的认作英雄，殊不知英雄儿女真性在忠孝节义四字。立志做忠臣、孝子，便是英雄心；做忠臣而爱君，做孝子而爱亲，便是儿女心。由君亲而推及兄弟、夫妇、朋友，英雄儿女至性便昭然人世、长存天地。作者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基础上铺缀文字，“作一场英雄儿女的公案，成一篇人情天理的文章，点缀太平盛世”。《儿女英雄传》以书生安骥与侠女十三妹（何玉凤）的弓砚之缘作为故事主线。汉军世族旧家子弟安骥携银往淮南救父，路遇强人，为十三妹所救。十三妹本中军副将何杞之女，其父为大将军纪献唐所陷害，玉凤携母避祸青龙山，习武行侠，伺机复仇。十三妹在能仁寺救出安骥之后，当下为安骥与同时救出的村女金凤联姻，并解送威震遐迩的弹弓，让他们一路作讨关护身的凭证，十三妹自己拾得安骥慌乱中丢下的砚台。安骥之父安东海获救后，弃官访寻十三妹于青云峰，告知她父冤已伸，以砚弓之缘为由，极力撮合十三妹与安骥的婚姻。何玉凤嫁安骥后，与张金凤情同姐妹，又善于理家敛财，鼓励丈夫读书上进。安骥科场得意，官至二品，政声载道，位极人臣。金、玉姐妹各生一子，安老夫妻寿登期颐，子贵孙荣。《荡寇志》一书主要展示的是两大江湖集团的争斗厮杀及其不同的命运归宿。猿臂寨首领陈氏父女因受奸佞迫害而走上绿林，这与宋江等人走上梁山并无不同。所不同的是，陈氏父女落草之后，辄以逆天害道之罪民自责，外惭恶声，内疚神明，时时不忘皇恩浩荡，日夜伺机助官剿寇，立功赎罪，将有朝一日接受招安，作为解脱之道；宋江等人则啸聚山野，假替天行道之名，攻城陷邑，对抗官府，桀骜不驯，于招安之事缺乏诚心。陈氏父女深明天理，以有罪之身，助王剿乱，终为朝廷所用，功成名就；宋江等人一意孤行，背忠弃义，倒行逆施，终至人神共怒，身败名裂。陈氏父女报效朝廷，真得忠义之道；宋江等人恃武犯禁，已入盗寇之流。作者正是在一侠一盗、一荣一衰的命运对比中，夸耀皇权无极，法网恢恢，晓告世人，忠义之不容假借蒙混，盗贼之终无不败。尊君亲上，招安受降，是绿林侠义、江湖英雄最好、最理想的归宿。这一思想主旨可归纳为尊王灭寇。

如果说《荡寇志》一书的思想主旨是尊王灭寇，那么，《三侠五义》的思想主旨则是致君泽民。《三侠五义》是以忠奸、善恶、正邪作为故事基本冲突的。小说展示了上自宫廷皇室、下至穷乡僻壤间的种种社会矛盾。贪官污吏结党营私，诬陷忠良，铸就冤狱；土豪恶霸荼毒百姓，鱼肉乡里；皇亲国戚广结党羽，图谋不轨。这些奸邪丑恶的存在，为清官、侠士提供了用武之地。他们相互辅助，洞幽烛微，剪恶除奸，济困扶危，仗义行侠，为民除害，清官与侠义代表着社会公正与正义。作者致君泽民的思想主旨，也正是在清官与侠士的行为中体现出来的。在作品中，包拯、颜查散等清官名臣，展昭、欧阳春等义士侠客，充当着君主意志与民众愿望的中介。君主的意志通过清官名臣的作为而得以显现，清官名臣的作为依靠侠客义士的辅助而获得成功，侠客义士除暴安良的行为，又体现着民众社会公正的愿望。清官名臣、侠客义士，上效忠于朝廷，下施义于百姓，使民众愿望与君主意志、社会公正原则与君权原则获得和谐统一，这正是作者所期望的致君泽民的思想与行为规范。《三侠五义》中的侠客义士系有产者居多。在归附朝廷之前，大都有过飘零江湖、行侠仗义，甚至以武犯禁的行为。他们归附朝廷并非是屈服于政府的武力，而大多是出于为国效力的愿望、对清官名臣高风亮节的折服及对皇上知遇之恩的报答，他们的归附被视为一种义举。当他们接受清官的统领之后，其除暴安良的行为便不再仅仅具有行侠仗义、打抱不平的性质，而是一种代表政府意志的活动。侠义之士一旦与江湖隔绝、与个人英雄行为分离，江湖上少了一位天马行空的英雄，而官府中则多了一名抓差办案的吏卒。这也是侠义何以与公案小说合流的重要原因之一。《儿女英雄传》为侠客义士、绿林英雄安排了一条与陈希真父女、南侠、五鼠不同的归顺道路——走向家庭生活。十三妹身为将门之女，自幼弯弓击剑，拓弛不羁。家难之后，凭一把倭刀、一张弹弓啸傲江湖，驰名绿林，血溅能仁寺，义救邓九公，行侠仗义，抱打不平，是何等的豪放威武。但这些在饱读诗书的安学海看来，却是璞玉未凿，“把那一团至性，一副才气弄成一团雄心侠气，甚至睚眦必报，黑白必分。这等人若不得个贤父兄、良师友苦口婆心地成全他，唤醒他，可惜那至性奇才，终归名堕身败”。故而决心尽父辈之义，披肝沥胆，向十三妹讲述英雄儿女的道理。十三妹听了安学海的劝解，“登时把一段刚肠，化作柔肠，一股侠气，融为和气”，决意“立地回头，变作两个人，守着那闺门女子的道理才是”。一向打家劫舍、掠抢客商、称雄绿林的海马周三等人，也听从教诲，学十三妹的样子，决心跳出绿林，回心向善，卖刀买犊，自食其力，孝老伺亲。走向家庭生活的侠女十三妹，将倭刀弹弓尽行收藏，英雄身手只在窃贼入房、看家护院时偶尔显露。

在上述三部写侠小说中，侠义之士或接受招安，或报效朝廷，或步入家庭，无一不走着一条通向自身异化的命运之路。他们由啸聚江湖、逸气傲骨变而为循规蹈矩、世故世俗，由替天行道、仗义行侠变而为为王前驱、以武纠禁，由现行政治法律、伦理纲常的挑战者和反叛者变而为执行者、维护者，这种以表现江湖侠士收心敛性、改邪归正行为为主旨的作品，我们不妨称之为“归顺皈依”主题。这种主题模式的形成，带有晚近期封建皇权政治文化的特征，它建立在一套以忠君观念为核心的价值理论体系之上。根据这种价值理论体系，作者极力寻求绿林英雄与皇权政治妥协调和的方式，而又总是以侠义之士向皇权政治的归顺皈依作为最终结局。作者正是在这种归顺皈依的主题模式下，寄寓着劝诫的意蕴和重整纲常伦理、社会秩序的渴望。

与19世纪侠义小说“归顺皈依”的主题模式相对应的，是这类作品中塑造的一种带有类型学意味的英雄人物模式：驯化型英雄。

侠在中国是英雄的别称。在侠之思想品格和行为准则中，正义感和英雄气节是最可宝贵的，也是侠之所以成其为侠、侠之人格光辉之所在。侠之正义感来自个人良知和性善本能，它依照于社会公正的原则，而并非亦步亦趋于政治、法律之规范。侠义之士锄强扶弱、除暴安良，在政治、法律范围之外主持着社会正义和公平，虽然其行为大多具有以武犯禁的性质而与现行政治、法律制度相违背。侠之英雄气节，表现为独立于世，傲骨铮铮，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听命于知己而不听命于达贵，视金钱、名利如草芥粪土，冰清玉洁，超然俗世。失去了行任仗义、维护社会公正的正义感，侠便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失去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英雄气节，委身依附于达贵或计较于个人的进退荣辱，侠便失去了受人仰慕、尊敬的资格。

而19世纪侠义小说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侠的归顺与驯化。侠义之士或接受招安，或报效朝廷，或步入家庭，其行为方式渐次向着步入规范的方向发展。他们仍具有绝顶的武艺，过人的胆略，超常的智慧，并不乏使命感和牺牲精神，但他们的正义感和英雄气节却发生了变异。他们依旧以行仁仗义、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但仁义利害的判别标准不再依据于个人良知、性善本能和社会公正原则，而是依据于皇权政治的需要。他们以尊王灭寇、致君泽民，甚至以恪守妇道作为自身价值实现的最高目标，将啸聚江湖、替天行道的锋芒收敛，将独立于世、傲骨铮铮的脊梁弯曲，或甘心为王前驱、效力官府，以博得封赏为荣，或将弓刀收藏、回心向善，践履于三从四德。这种向皇权政治、伦理归顺皈依的变异倾向，动摇了传统的侠义观念。

归顺朝廷、皈依官府、走入家庭，19世纪侠义小说的这种价值取向，赋予其书中的侠义形象以一种类型学的意义。他们不再是逍遥江湖，无拘无累，超然于政治、法律之外的正义使者，而是听命于号令、委身于官府、剿匪平贼、抓差办案的驯化型英雄。这一变异完成的代价是巨大的，它使作品中的侠义形象失去了神圣的人格光辉，人们很自然地将这一英雄驯化现象看做是侠义品格的堕落。19世纪侠义小说中的侠义英雄虽然具有绝顶的武艺、过人的胆略、超常的智慧，但却带有洗脱不掉的猥琐之相，它为古典小说的侠义部落提供了一种英雄模式——驯化英雄模式。

将归顺皈依皇权、奔走效力官府，或守着闺门道理作为侠的最佳归宿，甚至把绿林当做终南捷径，当做晋身扬名的阶梯，以充满欣赏的笔墨，津津有味地描写英雄驯化现象，反映了19世纪小说家的政治见解和思想倾向。19世纪小说家面对动荡不安、烽火四起的社会现实，以辅翼教化、整肃人心的社会角色自居，试图在侠义故事的演述中，寻找到一条绿林英雄与皇权政治消解对立、妥协合作的途径，以实现重整天地纲常、再现太平盛世的愿望。皇权的神圣利益是天经地义、不可动摇的，那么，皇权政治与绿林英雄的妥协合作，只能以绿林英雄的变异而得以实现。小说家用以更换侠之正义感和英雄气节的思想材料是以君臣人伦为主要内容的忠义观念。

绿林中的“忠义”，历来有多层含义。一是就侠之本分而言，一诺千金，忠人之事，行仁仗义，维护公正，此种侠义是侠士的基本风范，建立在良知与道义的基础上。二是就侠义之间而言，同生死共患难，肝胆相照，此种忠义自发地起始于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建立在天涯沦落、荣辱与共的情感与命运之上。这两种情况下“忠义”二字实际是偏意复词，主要是“义”。三是就侠义与皇权而言，忠君事君，知恩报效，侠以尊君亲上为本分，君掌生杀予夺之权力，此种忠义为封建礼教秩序之大端，建立在对皇权绝对服从的封建伦理主义的基础之上。19世纪侠义小说再三致意者，主要是第三种忠义。

宋江等人在《水浒传》中是被作为忠义者加以表彰的，但在《荡寇志》中则被指斥为假忠义者流。作者斥梁山英雄忠义之伪，又重在破其“官逼民反”、“替天行道”之说。陈希真修书宋江力陈忠义之辨，徐槐忠义堂教训卢俊义，王进阵前大骂林冲等情节，都是这方面的重头戏。昔日被逼上梁山，并为替天行道信仰奋斗过的英雄，在忠义之辨、君臣大义的“宏论”面前，竟然噤若寒蝉、理屈词穷，失却争辩的勇气。作者设计的梁山英雄正义感和英雄气节的陨落、信念的折服，是一种特殊的英雄驯化现象。《荡寇志》中，身负尊王灭寇重任而被赋予真忠真义品格的是猿臂寨英雄。陈希真是作者理想中的英雄模式，其“真忠真义”的实质，则是把认同与归顺皇权作为弃旧图新、走出逆境、改变自身命运的契机。

与《荡寇志》中的英雄通过剿匪立功而获取眷爱封赏稍有不同，《三侠五义》中的侠士大多是由于清官力荐而得以为朝廷效力的。陈希真本京畿提辖，以剿灭梁山有功获取眷爱封赏，可谓梅开二度；三侠五义原闲云野鹤，其赖清官力荐而得以为朝廷效力，则是皈依正途。两书之构思叙写各有不同，但其写英雄驯化却是异曲同工。

侠士与清官的结合，代表着封建社会一种圆满的政治理想。在人们心目中，清官是刚正严明、为民请命的形象，是政治与法律范围内公正与正义的代表。侠士以行侠尚义、济困扶危、剪恶除奸为本分，是政治与法律之外社会公正与正义的代表。清官以办案方式除奸，依靠法律程序惩处邪恶，其周期长且易遭不测；侠士以武力方式除恶，依靠血性之勇伸张正义，其盲目性大而不免失之鲁莽。两者结合则可相得益彰，从而构成一种强大的、有组织的、效率极高的力量，可以为君王剪除贪官奸臣、为民众打击土豪劣绅、为王朝消灭绿林人物。《三侠五义》正是在上述政治理想的基础上构思故事的。侠士与清官合作，澄清了刘妃勾结郭槐，残酷迫害皇上生身之母李妃的冤案，打击了仗势依权、陷害忠良、为霸一方、侵吞救灾皇粮的庞吉庞昱父子，剪除了横行乡里，欺诈百姓的马刚、马强、花冲等豪强恶霸，粉碎了皇叔襄阳王图谋不轨、蓄意篡位的阴谋。在追随清官抓差办案的过程中，侠士显示出强烈的使命感和牺牲精神。白玉堂为盗取赵爵的盟书，孤身潜入冲霄楼，惨死于铜网阵；邓车把颜查散的官印丢在逆水泉里，蒋平自告奋勇，在寒气刺骨的泉水中将官印捞出。一些未曾被封官的侠士，如欧阳春，在搭救杭州太守倪太祖、杀马刚、捉花冲、擒马强一系列事件中，主动配合，事后并不邀功。已获封赏的侠士，也还保留着几分刚烈正直的性格。包拯之护卫赵虎，听到包拯之侄子包三公子行为不法时，便指使苦主到开封府击鼓鸣冤，至真相大白，方开怀释然。正是由于反映了人们对清官与侠士行为及他们所代表的清正公平政治理想的渴望，所以《三侠五义》能够为市井细民所喜闻乐见，而且风行流传；同时也正因为描写了豪侠之士对皇权的皈依、与官府的合作，《三侠五义》才获取了生存的可能。

与陈希真接受招安而剿匪、三侠五义报答知遇而缉盗不同，《儿女英雄传》中的十三妹则为安学海的一套人情天理的大道理所折服，最终将一团英雄刚气化为儿女柔情，由行侠绿林而遁入家庭。成为安家媳妇的何玉凤，昔日叱咤于青云山、显威于能仁寺的女侠风采已不复可见，代之而出的是一位妇德、妇言、妇容、妇工四者兼备，立志保佑丈夫闯过知识、书房、成家、入宦人生四重关隘的家庭主妇。

何玉凤折服于天理人情，与三侠五义稽首于知恩图报、梁山英雄理屈于君臣大义、陈希真得逞于尊王灭寇，具有同等的意义。19世纪侠义小说中的人物命运与作者的道德意识有着紧密的关系。在作品的人物命运之上，寄托着作者的道德评判和以重整道德观念为契机，恢复封建社会礼治秩序的愿望。以拯救道德而达于救世救国，是中国士人奇特的政治假想。这种政治假想建立在中国特有的家族亲缘关系与皇权统治秩序互相渗透的社会政治结构之上。在这种政治结构中，孝亲与忠君被赋予同等神圣不可侵犯的意义，并被看做是家庭与社会和谐的凝合之物。当孝亲与忠君成为个体伦理的自觉时，天下遂归于一统和平；当其遭到背叛时，天下则纷乱无序。反之推论，当天下纷乱无序时，必定是道德败坏的结果；救时救世，必以刷新、振兴道德为先。19世纪小说家并未能摆脱这一道德救世情结。他们在侠之归顺皈依的描写中，掺和着整饬纲常的希望，表现出通过道德调整达到补天自救的社会文化心理。《荡寇志》与《三侠五义》，一模仿《水浒》笔法，一演绎包公传说。前者成于文人之手，后者成于艺人之口。两相比较，《荡寇志》在艺术表现技巧与细节真实细腻上稍胜一筹，而《三侠五义》在以日用寻常之语刻画人物性格、写景叙事方面，富有特色。《荡寇志》善写战争，对双方争战的攻守进退，娓娓道来，调度自如，不紧不慢，而又惊心动魄，令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三侠五义》善于讲故事，情节虽属离奇，但能渲染烘托，使人觉得合情合理。《荡寇志》造语设景，颇具匠心，叙事语言精练流畅；《三侠五义》绘声状物，粗笔勾勒而能传神，叙事语言保留较多的平话习气。两书就艺术成就来讲，都可作为鸦片战争以后文人与艺人说侠之作的代表。《儿女英雄传》是我国小说史上最早出现的一部熔言情、狭义为一炉的保留平话习气的小说，具有较高的艺术性，是一部雅俗共赏、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作品。小说结构完整，情节曲折，张弛有度，转换自然。书中采用地道的北京话，又融入不少满族特有的日常用语，不但生动地再现了彼时的生活习俗和风貌，而且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民族色彩。语言生动、诙谐而有风趣，开地道京味之先河。

第三节 狭邪小说

狭邪小说，是指以青楼妓馆等狭邪处所作为情场，专门演绎妓家故事的小说。自唐代以来，记述文人与倡优冶游生活的文字，常见于文人的杂著或短篇小说之中。以狭邪中人物故事为全书主干的长篇小说，则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才出现的。长篇狭邪小说的产生，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有关，也与明清长篇通俗小说的巨大影响有关。

就描写男女相悦故事而言，狭邪小说与明末市井小说、清初才子佳人小说有着血缘联系，但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将生活场景由社会、家庭转向青楼、梨园，人物由市井细民、才子佳人变而为嫖客倡优。狭邪小说在市井小说邂逅相遇、心挑目许和才子佳人小说郎才女貌、吟诗联情的模式之外，撤去婚姻、家庭生活框架和以婚姻、家庭生活为唯一目的的情爱指向的限制，赋予男女主人公以更为自由、随意的交往和活动空间。

对于勾栏酒肆、青楼妓院中的生活，狭邪小说有着大致相同的价值标准。它们并不把狭邪生活完全看作是一种社会的病态和丑恶，也不把狭邪行为等同于见色生心、淫荡纵欲。狭邪小说遵循着泄愤劝诫的写作宗旨，恪守着情清欲浊、重情意轻背盟的情爱旨趣。它既不像明末有些市井小说那样，率直真切地表现人欲，在赞美自然人性的同时，夹带着本能肉欲的描写乃至流入猥亵；也不像才子佳人小说那样，亦步亦趋于理性自律规范，迂腐呆板地讲述着一个个“发乎情，止乎礼”的故事，乃至充斥道学气。狭邪小说着意编织着男女相悦，而并不以婚姻、家庭生活为归宿的情爱理想，展示京都海上巨绅名士挟美纵酒、以钱买笑的风流恩怨、怪怪奇奇。

狭邪小说有写实、写意之分。写实者，敷陈京都海上巨绅名士之艳迹，重在描绘繁华乡里、风月场中的闻闻见见，此类作品有《品花宝鉴》、《海上花列传》。写意者，借美人知遇抒写英雄末路之牢愁，重在赏玩潦倒名士、失意文人之落拓不羁、雅致风流，此类作品有《青楼梦》、《花月痕》。

乾嘉以降，京都狎优之风甚盛。公卿名士招梨园中伶人陪酒唱曲、狎爱游乐，成为一时风尚。虽所招均为男子，与之调笑戏谑，却以妓视之，呼之为“相公”。《品花宝鉴》所记述的即京都狎优韵事。作者陈森（1796—1870），字少逸，江苏常州人。道光中寓居都中，因科场失意，境穷志悲，日排遣于歌楼舞榭间，于狎优之风，耳闻目睹，遂挥毫以说部为公卿名士、俊优佳人立传写照，道人之所未道而兼寓品评雌黄之意。《品花宝鉴》初写于1825年，历十年而成，凡六十回，初版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

作者在第一回中说：“大抵自古及今，用情于欢乐场中的人，均不外乎邪正两途。”本书之立意，即要写出正者之高洁和邪者之卑污，以作为品花者鉴影之具。故而书中开首第一回先将缙绅子弟、梨园名旦各分为十类，推之为欢乐场中之正品，又将卑污之狎客、下流之相公分为八种，斥之为欢乐场中的邪类。书中用主要笔墨描写十位“用情守礼”的缙绅子弟与十位“洁身自好”的优伶的交往。十位优伶来自于京都联珠与联锦两大戏班，他们聪慧清秀、仪态婉娴，在红氍毹上各有绝技。虽生于贫贱、长于污卑，却自尊自爱、择良友而交结，出污泥而不染。十位缙绅子弟家资丰饶，地位显赫，才华横溢，风流倜傥，他们视“这些好相公与那奇珍异宝、好鸟名花一样，只有爱惜之心，却无亵狎之念”（第五回）。其中波折横生，作者极尽曲意的是对梅子玉与杜琴言、田春航与苏蕙芳交往故事的描述。梅、杜之交，形淡情浓、悲多欢少，而着重写其缠绵相思之苦；田、苏之交，炽热率直、知己相报，而着重写其道义相扶之乐。最终众名士功名各自有得，众优伶脱离戏班，跳出孽海，会聚于九香楼中，将那些舞衫歌扇、翠羽金钿焚烧尽净，皆大欢喜。在描述美人名士好色不淫的交往之外，书中还穿插讲述了奚十一等无耻狎客与蓉官、二喜等“狐媚迎人，娥眉善妒，视钱财为性命，以衣服作交情”的下流优伶的荒淫行径，作为美人名士的对照。作者以为：“单说那不淫的，不说几个极淫的，就非五色成文，八文合律了。”（第二十三回）《品花宝鉴》对京城品优之风的描述抱着一种猎奇写实、激浊扬清的基本态度，虽属写实派，却又故弄玄虚，在序言里一再声称书中所言“皆海市蜃楼，羌无故实”。但不少好事者还是能一一寻出书中某人即世上某人的蛛丝马迹。《海上花列传》问世晚于《品花宝鉴》近半个世纪，六十四回，又曾以《青楼宝鉴》、《海上青楼奇缘》、《海上花》等名称刊行。书题“云间花也怜侬著”，作者真名韩邦庆（1856—1894），字子云，号太仙，松江（今属上海）人，科举不第，长期旅居上海，常为《申报》撰稿，所得笔资悉挥霍于花丛中。《海上花列传》初于光绪十八年（1892）二月在《海上奇书》创刊号上连载，每期二回，共刊十五期三十回；两年后，全书的石印本行世。作者在《例言》中声明：“所载人名事实俱系凭空捏造，并无所指。如有强作解人，妄言某人隐某人，某事隐某事，此则不善读书，不足与谈者矣。”但读者与研究者仍饶有趣味地索解书中的本事。《海上花列传》开篇第一回言写作缘起云：“只因海上自通商以来，南部烟花日新月盛，凡冶游子弟倾覆流离于狎邪者，不知凡几。虽有父兄，禁之不可；虽有师友，谏之不从。此岂其冥顽不灵哉？独不得一过来人为之现身说法耳。”作者即是以“过来人”的身份，写照传神，属辞此事，点缀渲染，以见青楼花巷令人欲呕之内幕，繁华场中反复无常之情变，“苟阅者按迹寻踪，心通其意，见当前之媚于西子，即可知背后之泼于夜叉，见今日之密于糟糠，即可卜它年之毒于蛇蝎。也算得是欲觉晨钟，发人深省者矣”。

与《品花宝鉴》中的狎优场面相比，海上烟花生活充满着更多的铜臭气味。《海上花列传》的作者似乎已失去了《品花宝鉴》作者那种欣赏名士做派、玩味品花情韵的雅兴，更多的是以平实冷静而不动声色的笔调描述欢乐场中的艰辛悲苦。书中首回写花也怜侬在花海上踯躅流连，不忍舍去，花海之绵软其表，险恶暗藏，花朵之随波逐流，命运不能自主，花海、花朵的暗喻表达了作者对海上烟花生涯的理解。《海上花列传》以赵朴斋由乡下到上海访亲、初涉妓寮起，至其妹赵二宝被史三公子骗婚而惊梦处止，以赵家兄妹的命运照应故事首尾。而中间叙事写人，则采用史书中列传体例与《儒林外史》的规制，加上所谓穿插藏闪之法，描述了三十余位妓女和奔走于柳街花巷中的嫖客、老鸨各色人等之间的恩怨纠葛、风波结局。其中反目成仇、背信弃义者有之，附庸风雅、迂阔痴情者有之，始合终离、始离终合、不离不合者有之，寒酸苦命、淫贱下流、衣锦荣归者也各有之。在这个以叫局吃酒、打情骂俏、争风吃醋、勾心斗角为主要生活内容的社会层面里，充满着人世间的喧嚣波澜。《海上花列传》曾以《青楼宝鉴》之名刊印。它和《品花宝鉴》之所以同称为《宝鉴》，即含有还其真面、引为法戒的两重意思。两书作者在故事叙述中都以“过来人”的口气现身说法，他们对特定生活场景的描述，遵照“道人之所未道”、“写照传神”、“其形容尽致处，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写实宗旨，以接近现实真实的努力，向读者讲述京都海上欢乐场中的怪怪奇奇、妍媸邪正，为狭邪中人物立传写照。这种以展示狭邪生活场景、描摹梨园青楼世态人情、寄寓警世劝诫之意为主旨的作品，可称之为狭邪小说中的“敷陈艳迹”模式。

如果说，敷陈艳迹之写实派承《儒林外史》之笔意，旨在罗列众相、为狭邪者立传、为风月场写照的话，人生感悟之写意派则以发愤说为底蕴，借青楼风月之演述，玩味人生悲欢离合、荣辱穷达之禅机，抒写人生牢愁与感慨。《花月痕》、《青楼梦》的写作之旨，近于后一类型。《花月痕》，五十二回，初刻于1888年。作者魏秀仁（1819—1874），字子安，别号眠鹤山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道光二十六年举人，屡试进士不第，乃游幕陕西、山西、四川。终为成都芙蓉书院院长。《花月痕》开首即为一篇“情论”。“情之所钟，端在我辈”，“乾坤清气间留一二情种，上既不能策名于朝，下又不获食力于家，徒抱一往情深之致，奔走天涯”。既为不遇之士，而又情深不能自抑，无处排遣，故向窗明几净、酒阑灯灺处寻求适情之物与多情之人，借诗文辞赋、歌舞楼榭寄情耗奇。“不想寻常歌伎中，转有窥其风格倾慕之者，怜其沦落系恋之者，一夕之盟，终身不改”。仕途官场不遇之人，得遇于寻常歌伎；欲为传人名宦不成，而倦归于温柔之乡。《花月痕》开首之“情论”，点明所言之“情”的特殊规定性，又俨然是一篇不羁名士与青楼佳丽天作地合的辩词。“一夕之盟，终身不改”，作者将名士美人青楼之遇的情感关系推向了一种理想化的极致。第一回中说：“幸而为比翼之鹣，诏于朝，荣于室，盘根错节，脍炙人口；不幸而为分飞之燕，受谗谤，遭挫折，生离死别，咫尺天涯，赍恨千秋，黄泉相见。”作者正是根据幸与不幸的命运、荣辱与共的情盟来安排情节、设置人物的。《花月痕》主要讲述“海内二龙”韩荷生、韦痴珠与“并州二凤”杜采秋、刘秋痕悲欢离合的故事。韩、韦以文名噪世，以文字相识，同游并州，得识青楼佳丽杜、刘。韩有经世之略，得人推荐，于并州兵营赞襄军务，平回之役中屡建奇勋。后应诏南下，收复金陵，官至封侯，与所恋佳妓杜采秋终成眷属，采秋被封为一品夫人。韦痴珠著作等身，文采风流，倾倒一时，所上《平倭十策》，虽不见用，却享名海内。倏忽中年，困顿羁旅，内窘于赡家无术，外穷于售世不宜，心意渐灰。与并州花选之首刘秋痕情意相投，却无资为其赎身，终至心力交瘁，咯血而死，秋痕自缢以殉。韩、杜与韦、刘，同是情盟似海，结局却是天壤之别。韩、杜之交，是“幸而为比翼之鹣”者，韦、刘之交，则是“不幸而为分飞之燕”者。作者以歆羡之笔写“比翼之鹣”，而以凄婉之笔写“分飞之燕”。幸与不幸的根结何在？韩荷生得遇而位极人臣，故福慧双修、恩宠并至；韦痴珠不遇而穷愁困顿，虽眷爱而不能相保。遇与不遇，是达与不达、幸与不幸的根本。痴珠华严庵求签，知与秋痕终是散局，但蕴空法师告知，数虽前定，人定却也胜天，而痴珠终因不遇而无力赎回秋痕；荷生欲娶采秋，鸨母初亦为难，后闻荷生做了钦差，追悔不及，亲将采秋送迎，韩、杜终得如愿以偿。作者在《花月痕前序》中写道：“假化痴珠为荷生，而有经略之赠金，中朝之保荐，气势赫奕，则秋痕未尝不可合。假化荷生为痴珠，而无柳巷之金屋，雁门关之驰骋，则采秋未尝不可离。”虽然离合之局，系于穷达，荣辱之根，植于遇与不遇，但若情之长存，离者亦合，辱者犹荣。作者对人生命运、情爱价值的理解于此可鉴。《青楼梦》，又名《绮红小史》，六十四回，成书于光绪四年（1878）。作者俞达（？—1884），一名宗骏，字吟香，别号慕真山人，江苏长洲（今苏州）人。仕途失意，一生坐馆为业，好作冶游。

与《花月痕》不谋而合，《青楼梦》亦以一篇“情论”横亘篇首。作者以为“人之有情，非历几千百年日月之精华，山川之秀气，鬼神之契合，奇花异草，瑞鸟祥云，祯符有兆，方能生出这痴男痴女。生可以死，死可以生，情之所钟，如胶漆相互分拆不开”。书中所讲述的痴男痴女，其前生都是仙界人物，因种种原因谪降人间，了却风流姻缘。痴男为吴中名士金挹香，其性素风流，志欲先求佳偶，再博功名，与青楼中三十六妓交流，特受爱重。金挹香历遍花筵，自称“欢伯”。入泮之后，众美咸以新贵目之，青云得路，红袖添香，娶众美中纽氏为妻，另纳四美为妾，妻妾和睦，温馨倍增。挹香为显亲扬名，捐官浙江，割股疗母以尽孝，政绩斐然而尽忠。欲重访众美，众美已纷纷如鹤逝风去，云散难聚。心灰意冷之中，决意弃官修道，回头向岸，终与妻妾白日升天，与三十六美再次聚首，重列仙班。

作者自称《青楼梦》一书是“半为挹香记事，半为自己写照”。书中以情论起兴，以空、色作结。依照“游花园、护美人、采芹香、掇巍科、任政事、报亲恩、全友谊、敦琴瑟、抚子女、睦亲邻、谢繁华、求慕道”（第一回）的情节顺序展开故事，描摹了一位勘破三梦、全具六情者一生的经历。金挹香之慕道，并非由于人生失意而寻求精神解脱，而是由于人生得意而寻求更完美的自我完成，寻求更永恒的生命存在。作者依据封建士人最完美的人生理想设计了主人公的一生。这里的“情关”、“情念”，已不局限于男女之情的范畴，而是泛指人生存在的一切生命欲求。一切生命欲求都得以实现，便在升仙入道中寻求生命的永恒。《青楼梦》前半部也有敷陈艳迹的痕迹，但它只是把青楼艳遇作为人生之梦的一种夸示。《青楼梦》不同于敷陈艳迹写实派之处，在于它运用理想化的手法，将作者对人生存在意义的理解，融泄在它所编造的人间故事之中。

狭邪小说的作者既然把狭邪处所作为演绎妓家故事的情场，其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不同的情爱旨趣，将是读者理解与评价此类作品最直接的切入视角。

作为编织情爱理想类型的《花月痕》、《青楼梦》，两书写青楼生活与狭邪人物，总带有几分掩饰不住的赞美激情。作者力图在狭邪故事的演述中，寻觅人世间失落的情爱。两书开卷之“情论”，已奠定全书的情爱基调，而书中故事与人物活动，则是其情论的演绎和印证。《花月痕》中的两对男女主人公，相识于风尘之中，虽命运结局大不相同，韩、杜发达，韦、刘困厄，但都能做到“一夕之盟，终身不改”。韦痴珠、韩荷生海内漂泊，以名士自许，并州初识刘秋痕、杜采秋，便堕入情网而不可自拔。书中第十六回写痴珠对荷生议论道：“可见人生未死，凭你有什么慧剑，这情丝是斩不断。”韩荷生深有同感。在作者笔下，韦、韩在仕途上有遇有不遇，而在情关面前，却都是幸运者。作者写韩、杜之交，重在写其发达富贵之中的“真意气”，写韦、刘之交，则重在写其历经磨难之后的“真性情”。发达富贵，不改初衷，固属可贵；而贫贱困厄，相濡以沫，更见真情。韦、刘之交，建立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感基础之上。韦以文采风流而使美人解佩，刘以多情多义而得名士欢心。韦落魄一生，侘傺而亡；刘义无反顾，以死殉情。韦、刘虽未花好月圆，却体味了人间至情，它不失为一种涉足狭邪中潦倒名士所期望的情爱理想。作者书序中“有情者，即月缺花残，仍是团圆世界”的宏论即由此而发。

如果说，《花月痕》中“富贵不改，贫贱不移”的情爱理想，仍不过是婚姻、家庭生活题材中矢志不渝情爱理想的移植，那么，《青楼梦》中“意欲目见躬逢，得天下有情人方成眷属”（第一回）的情爱方式，则带有更明显的狭邪情爱特点。《青楼梦》中的男主人公金挹香，素性风流，志欲访遍花丛，寻找佳偶，以为“苟得知己相逢，亦何嫌飘残之柳絮，蹂躏之名花”（第一回）。故而徜徉青楼，“凡遇佳人丽质，总存怜惜之心”（第一回），得交三十六美。挹香以欢伯、花铃自居，在众美中选择最为知己者娶作妻妾，享受众星拱月的艳福全福。

金挹香的这种行为，并不纯粹出于对封建婚姻制度反叛的意图，作者在这种近于乖离的行为中，夸示着一种人生的得意——历遍花筵，畅饮爱河。这种人生得意带有泛爱和放纵的倾向，但它是在青楼妓院这一特殊场合中进行的，风流掩盖了其恣行放纵的一面；又打着寻找有情知己的旗号，寻情给予其泛爱行为以堂皇的解释。选乎色而钟乎情，历遍花筵，畅饮爱河，不啻为狭邪游人心目之中的另一种情爱理想，这种理想带有较浓重的享乐主义的色彩。

同是编织情爱理想，《花月痕》以缠绵见长，《青楼梦》以癫狂取胜。在其情爱理想中，婚姻只是情爱发展中的一个过程，而并非最终目的。寻得钟情知己，比婚姻家庭的建立更为至关重要。得一钟情知己，虽未能终成眷属，仍是花好月圆，如《花月痕》中之韦痴珠与刘秋痕；访遍花丛，亲见躬逢，已是众星拱月，妻妾满堂，仍为旧美云散、鹤离凤去而凄情伤感，怅然若失，如《青楼梦》中之金挹香。以钟情知己为情爱理想之至境，孜孜以求，自无可非议；在情爱故事的悲欢离合中，寄寓人生穷达聚散之感慨，亦易为理解。但在青楼妓院、狭邪人物中寻找人间真情，却不知是一代钟情之辈的旷达风流，抑或是其不幸悲哀。《品花宝鉴》、《海上花列传》的写作旨趣，属于展示风流恩怨类型。《品花宝鉴》写京都狎玩相公习俗中的闻闻见见，《海上花列传》写海上通商后南部烟花间的怪怪奇奇，其重在通过梨园青楼中世态人情的描摹，为狭邪者写照，为风月人立传，为人世间留鉴。对于笔下人物及其活动，它们不像《花月痕》、《青楼梦》那样，一味充满着赞美激情，而是据其品行，分出清浊邪正，寄寓扶正祛邪、激浊扬清之意，突出小说描摹世态、劝时讽世的社会功用。《品花宝鉴》将用情于欢乐场中之人，分为邪正两途。正者“皆是一个情字”（第一回）。缙绅子弟是用情守礼的君子，梨园名旦是洁身自好的优伶，此为欢乐场中的上等人物，冰清玉洁，光彩照人。至于邪者，“这个情字便加不上”（第一回），他们只知口耳之娱，声色是逐，分为淫、邪、黠、荡、贪、魔、祟、蠹八种，此为欢乐场中的下流人物，脏腑秽浊，卑污下贱。作者正是在正与邪的鲜明对比中，显示其对狭邪生活的理解评判及其情清欲浊的情爱旨趣。

在言妓诸作中，《海上花列传》问世最晚，其写作精神，与稍后云涌而起的谴责小说已极为接近。书中叙海上妓家之风流恩怨与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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