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和诗词研究：以唐宋为中心(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巩本栋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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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和诗词研究：以唐宋为中心试读：

总序

七年前，在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成立一周年之际，我们在中华书局出版了由六本专著组成的《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专刊》第一辑。我以中心主任的身份为专刊撰写了一篇《总序》，其中说：“在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学术活动中，诗学一向是最重要的领域，也是最有发展前景的方向。我们所说的‘诗学’，并不是源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的泛指文艺理论的Poetics，也不是专指做诗、论诗的学问，就像唐人郑谷所说的‘衰迟自喜添诗学’或朱自清所说的‘所谓诗学，专指关于旧诗的理解、鉴赏而言’。在我们的理解中，‘诗’是广义的诗，即包括辞赋、词曲等文体在内的所有韵文；‘诗学’也是广义的诗学，即一切有关‘诗’的研究，包括对历代诗歌总集或别集的整理、编纂（例如重编《全唐五代诗》以及编纂《全清词》）、诗人研究（例如诗人年谱、评传）、诗歌研究、诗歌史研究、诗歌流派研究、诗歌理论研究等方面。近年来，我们还有计划地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诸如域外汉文诗话的整理、古代诗歌的文化学研究等。我们当然不认为‘诗’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全部内容，也不认为‘中国诗学’这个名称可以涵盖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全部学术活动，但是我们确信本学科投入力量最多、创获最大的研究方向就是‘中国诗学’。所以，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虽然是新成立的一个研究机构，但是其组成情况与南大古代文学学科基本重合，其学术渊源、学术路数以及学风倾向也与南大古代文学学科完全一致。在南大古代文学学科内部，我们一向尊重每个成员自己的研究兴趣，很少组织大规模的集体课题。因为我们相信，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创作必然是高度体现个性的，同样，真正有价值的文学研究也应该是个性化的一家之言。除了大型的古籍整理之外，我们从不奢望编写出大部头的集体著作，而情愿向学界奉献单篇的专题论文或篇幅不大的个人专著。”转眼之间寒暑七易，我们的基本理念并无多大改变，故不避重复将上述观点迻录于此，作为对出版研究中心专刊第二辑之原由的简单交代。

当然，日居月诸，阴阳消息，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也不可能一成不变。首先，由于现今管理制度的规定，我们试行设计了一个名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与现代中国社会研究”的集体课题，并于2006年入选“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稍后通过竞标获准立项。这是南大古代文学学科动员多位成员集体撰写一本学术著作的首次尝试。经过几年的努力，此项目完成了最终成果——一本四十万字的著作，现已通过验收，即将以课题的名称作为书名公开出版。其次，我们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也尝试着做一些与研究内容有关的普及工作。我本人撰写了《莫砺锋诗话》、《漫话东坡》等通俗读物，多位中心成员在各地的电视台、公共图书馆等场所开设专题讲座，试图以多种形式向公众普及以古典诗歌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常识。第三，我们组织了一些著述之外的学术活动，比如在2006年与南大古典文献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中国诗学研讨会”，邀请了三十多所大学和科研院所、出版单位的学者前来与会，围绕着大家共同关心的诗学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会学者提交的学术论文已编为《谁是诗中疏凿手——中国诗学研讨会论文集》，由凤凰出版社出版。尽管有上述活动，本中心成员的主要精力仍然集中于与中国诗学有关的专题研究，而且仍然以个人的自选课题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不一定得到课题经费的支持，也不一定具有多高的学界关注度，但都体现着研究者对于某些诗学专题的思考和探索。作为这种研究的直接成果，中心成员又完成了八部专著，它们分别是莫砺锋的《文学史沉思拾零》、徐有富的《诗学问津录》、许结的《赋学：制度与批评》、巩本栋的《唱和诗词研究》、童岭的《南齐时代的文学与思想》、卞东波的《宋代诗话与诗学文献研究》、刘重喜的《明末清初杜诗学研究》、苗怀明的《从传统文人到现代学者——戏曲研究十四家》。我们将它们编成《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专刊》的第二辑，仍交中华书局出版。就像七年前出版专刊第一辑一样，我们对专刊第二辑的出版也不想作任何宣传，只希望将它们静悄悄地呈送到读者面前，并衷心希望得到读者朋友的指正和教益。

本专刊的撰写与出版得到了南京大学“985工程”三期项目和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一期项目的资助，谨此志谢。2012年5月30日于南京大学

引言

在中国文学史上，诗词唱和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然而，对于这样一种习见的文学现象，却是历来毁多誉少。比如宋人严羽就说：“和韵最害人诗。”明王世贞则说：“和韵联句，皆易为诗害而无大益。”清人袁枚也说：“余作诗雅不喜叠韵、和韵及用古人韵。以为诗写性情，惟吾所适……何得以一二韵约束为之？”不过，倒是唱和者自己并不以为然。如白居易就自称其诗中“得隽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尝能发也，所以辄自爱重”。“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们当然不应忽视诗人自己的意见。

在现当代学者中，较早对唱和诗给予关注的，是日本学者安藤孝行、花房英树和前川幸雄诸先生，然他们对唱和诗既多以游戏视之，便不能充分认识唱和与唱和诗词的意义；而国内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逐渐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往往有些很有见地的论述，但又多是就一些具体的唱和作品来进行讨论，并没有把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来看待。

本书的研究，拟将综论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就唱和与唱和诗词的渊源、发展与特点，唱和诗词的总体评价以及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唱和诗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作用、地位和影响等宏观性课题，以及韩愈和孟郊的联句、元稹和白居易的唱和诗、苏轼的《和陶诗》和南宋方千里、杨泽民、陈允平三家《和清真词》等唱和诗词的比较重要的个案，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我们的看法是，唱和与唱和诗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种十分重要的现象，它源远流长，历久不衰，值得深入研究。诗词唱和作为文学创作和文学交往的形式之一，对文学创作的提高、文学集团的形成和文学流派的发展，都曾起过积极的影响和重要的作用。唱和诗词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取得过很高的成就，对当时和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过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因而在中国文学史上理应占一定的地位。

总论

第一章 唱和诗词的渊源、发展和特点

在中国文学史上，唱和与唱和诗词源远流长、成就显著。本章拟对唱和与唱和诗词的渊源、发展及特点，作一初步研究。

在进入论题之前，我们先应明确，何谓唱和与唱和诗词？《说文解字》释唱和二字，曰：“唱，导也，从口，昌声。尺亮切。”“和，相应也，从口，禾声。户戈切。”“和”字初不读去声。《玉篇》卷五《口部》说：“和，又胡过切。《易》曰：‘其子和之。’”则以去声注之。又，《礼记·乐记》有曰：“倡和清浊，迭相为经。”孔颖达疏：“先发声者为倡，后应声者为和。”是古人多以“倡”代“唱”。唱和当然首先是一个音乐概念，然据此我们却可以判断，所谓唱和，就是以诗词为形式进行的引发、应和，称为诗词唱和；原唱与因原唱诱导、触发而创作的能够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其构成相互照应关系的诗词，称为唱和诗词。

一、唱和诗词的起源和发展

唱和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原始人的劳动。《淮南子·道应篇》中记载：“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呼’，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春秋时期，管子为了快点逃离鲁国，跟拉车人说：“‘我为汝唱，汝为我和。’其所唱适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鲁迅先生指出，原始人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显然，原始人劳动中的前呼后应，便可作为唱和的起源；假如把他们的这种劳动号子用文字记录下来，就是唱和诗词的最原始形态。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学艺术的进步，朴素的劳动号子也带着亦诗亦乐的色彩，逐渐提高起来。比如，舜将禅禹，于“时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云》”；田间劳作，青年男女此唱彼和：“萚兮萚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孔子时常“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沈约在《宋书·乐志》中也记载：“《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三人和。”至于宋玉所讲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的故事，霸王别姬时的悲歌唱和，也都是古人生活中唱和的例子。

不过，这些诗乐合流的唱和，“和”往往有声无辞，或不是自作辞，而是随唱以和，同然一辞。属于唱和而各自为辞的，是相传为舜与皋陶的赓歌。宋人朱胜非《绀珠集》引黄鉴《谈苑》说：“唱和联句之起，其来久矣，自舜作歌，皋陶赓载。”这是不错的。

唱和诗词的起源，虽可追溯到很久以前，但真正以诗歌形式唱和的作品，则是到东晋才出现的，至唐而逐渐走向繁荣，宋代达到鼎盛，元、明、清时期，唱和之势依旧不衰。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唱和诗产生和初步发展的时期，可分两个阶段：一是汉魏西晋，二是东晋南北朝。前一时期是从先秦歌曲唱和到东晋唱和诗正式出现的过渡期，代表作品有可作为唱和诗早期形式的赠答诗和公宴诗。后一时期是唱和诗产生和不断发展的时期，代表作是陶渊明为首的“浔阳三隐”以及南北朝君王臣僚的唱和诗。

歌曲赠答，先秦时期民间已有之。较早的文人赠答诗，是古诗中所谓苏武、李陵离别的赠答之作。魏晋时期更有大量内容充实、成就很高的赠答诗涌现出来。南朝梁萧统编《文选》，收赠答诗四卷，即多有佳作。突出的例子，是被刘勰称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建安诗歌中的赠答之作。如王粲《赠孙文始》、《赠文叔良》，刘桢《赠从弟三首》，曹植《赠王粲》、《赠丁仪》、《赠白马王彪》，司马彪《赠山涛》，嵇康《赠兄秀才从军》等。其中既有表现建功立业的理想的赠答之作，也有抒发感时伤逝、有志难骋，以及不满统治者内部黑暗和相互倾轧的怨愤的诗作。其后，刘琨、卢谌的赠答诗抒写英雄末路的悲慨，“雅壮而多风”，亦深可称道。

建安时期又有表现夫妇、兄弟、朋友之情的所谓“怊怅切情”、刚健清新的赠答之作。像秦嘉的《赠妇诗》，抒写出一种不及告别、仓促登程时的歉疚、伤感和眷念，而徐淑的答诗更表现出恨无羽翼相随的幽怨之思。陆机、陆云兄弟的赠答诗，在在都流露出“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参商”的手足亲情。王粲的《赠蔡子笃》、刘桢的《赠五官中郎将》等，叙昔日欢宴，写离别相思，又反映出深挚的友情。

就赠答诗来看，赠方在创作之先便有明确的赠与对象，酬答者则是因赠而答。赠方的创作，多是有为而作、有感而作，酬答者则要针对赠诗的内容，作相应的抒写。比如西晋张华与何劭的诗歌赠答。二人在晋武帝、惠帝时同朝为官，何劭赠诗张华，劝其及时引退，虽然他未必已察觉到将要发生的社会动乱，但他“优游自足，不贪权势”的生活态度，却可以远害避祸。张华答诗认可何劭的看法，并解释说：“自予及有识，志不在功名”，表示要“从容养馀日，取乐于桑榆”。这与何劭的赠诗都是密切照应和一致的。当然，作诗是作诗，张华后来并未及时引退，终为赵王伦所杀。

至于公宴诗，是宴席上为娱乐宾主而唱的赞美诗，内容多为歌舞升平、称美功业、劝酒祝寿之类，虽曹植、刘桢等有作，也并不见佳。其特点较为明显，它属于应令而作，且数人同题，不分先后。

从赠答诗和公宴诗的特点看，如一赠一答的形式，赠诗有明确对象，答诗针对赠诗内容构思，应对性强，以及宴会上的应令同题共作等，都已经跟唱和诗很接近了。所以，我们把这两类诗看作唱和诗出现以前的前奏和序幕，看作唱和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看作唱和诗发展史上颇富光彩的第一页（主要指赠答诗）。

当然，严格地说，赠答诗还不等于唱和诗（二者的区别，下文将谈到）。真正的唱和诗始见于东晋陶渊明、刘程之、释慧远等人的诗作中，但并不多。较好的是陶渊明《和郭主簿二首》其一：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馀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

写村居夏景和琴书娱性的闲情逸趣，真淳自然。

此外，更多的流传到今天的唱和诗，是南北朝君王与臣僚之间的唱和之作。这些作品反映现实生活的面较窄，内容基本集中在宴饮、出游、咏物、怀古等方面，有些属于宫体诗的范围，如梁简帝萧纲的《和徐录事见内人作卧具诗》等。不过，这一时期唱和诗的发展迅速，作品很多，可取的作品还是有不少。如竟陵王萧子良、谢朓、沈约、柳恽等人唱和的《过刘□墓下诗》，谢朓《和刘中书绘入琵琶峡望积布矶》，何逊《春夕早泊和刘咨议落日望水》，庾信《奉和赵王隐士诗》、《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十首》，以及王褒、梁元帝、庾信等人唱和的《燕歌行》等等，或发思古人之幽情而能深切感人，或写景纪游而以清新流丽见长，或抒去国离乡的眷念悲切之情，或为“妙尽塞北苦寒之状”的“凄切之辞”，都有可取。

从唱和诗的发展上看，这一时期的唱和诗还处在初创与逐渐扩展的阶段。其特点表现为：原唱与和作之间创作动因上的非自觉唱和，题材、体裁、语言等方面的大致相同或相近，构思过程中的既相照应，又可各抒情意，各写所得所见，少受拘束。如梁简文帝萧纲首唱，庾肩吾、庾信和徐陵奉和的四首《山池》诗，即是例子。日暮芙蓉水，聊登鸣鹤舟。飞舻饰羽毦，长幔覆缇䌷。停舆依柳息，住盖影空留。古树横临沼，新藤上挂楼。鱼游向暗集，戏鸟逗楂流。——萧纲《山池》画舸图仙兽，飞艎挂采斿。榜人事金桨，钓女饰银钩。细萍时带檝，低荷乍入舟。猿啼知谷晩，蝉咽觉山秋。——徐陵《山池应令》阆苑秋光暮，金塘收潦清。荷低芝盖出，浪涌燕舟轻。逆湍流棹唱，带谷聚笳声。野竹交临浦，山桐迥出城。水逐云峰暗，寒随殿影生。——庾肩吾《山池应令》乐官多暇豫，望苑暂回舆。鸣笳陵绝浪，飞盖历通渠。桂亭花未落，桐门叶半疏。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日落含山气，云归带雨馀。——庾信《奉和山池》

萧纲原作记乘车出游，驻辇登舟，描绘舟行所见之景：古树新藤，鱼戏鸟飞。悠游自得，妍丽工整。徐陵所和随着原作写船写人，写细萍、啼猿，纪游与写景交替，风格华丽，与原作相同的成分也更多，更多地带有早期唱和诗板滞和较少变化的特点。庾肩吾和作以舟行所见之景为主，诗境较开阔，风格宏丽。庾信的和作较为灵活，前四句纪游，照应原作，后四句写景细致工巧之外，又不乏宏阔浑成，手法上多用对偶，声韵谐婉，风格清丽。可见庾信早期诗作的另一面。这四首诗或称“山池应令”，或作“奉和山池”，同纪夏末秋初日暮登舟的一次游幸，同写一时所见，同用讲究词藻、对偶、声韵的新体诗，构思也相同，半纪游半写景，风格上比较接近，尤其是前三首写得工巧艳丽，所不同者，只是诗意表达上的孰轻孰重。

可见，唐代以前的唱和诗，虽然成就并不显著，但其自身的一些基本特点却已经形成，这就为唐宋唱和诗词的发展繁荣准备了必要条件。至于唐宋以后，唱和之风依然盛行，作品更多，但正如元明清各代诗歌的总成就逊于唐宋诗词一样，唱和诗词的总绩也不能与唐宋唱和诗词相比。

二、唐宋唱和诗词的发展与繁荣

这里，我们要着重考察一下唐宋唱和诗词的发展繁荣等问题。

首先，唐宋两代唱和的作家作品甚多。不管是君王臣僚、文人学士，还是僧道隐逸、歌妓才女，都有唱和；不仅有一时唱和，而且更有长期不断的唱和；不仅唱和总集大量出现，而且别集中唱和诗的数量，已有超过自作之诗数量的情况（如陆龟蒙《甫里先生文集》中存诗六百二十首左右，唱和诗就多达三百四十多首，皮日休的唱和诗更数倍于其他诗）。

其次，唱和的时间和空间都打破了。同居共处易于唱和，异居别处也可以唱和；朝堂秘阁之上有唱和，江湖山野之中也有唱和；同时代的人有唱和，不同时代的人也能构成唱和。

再次，唱和的方式极大地丰富了。常见的是两三位诗人唱和，但又有数人、数十人的同时唱和；可以一题一次性唱和，也可数题、数次反复唱和；可以和某人一首诗，也可以遍和其集中诗词；可与他人唱和，也可自我唱和。

又次，唱和作品本身的形式，也丰富多彩。有唱和的诗词，也有唱和辞赋（如欧阳修和刘敞的《病暑赋》，苏辙《和子瞻归去来辞》、《和子瞻沉香山子赋》）；有五七言近体、古体唱和诗，也有杂体、联句诗；有不和韵的唱和诗词，更有用韵、依韵、次韵的唱和诗词。

最后，也是更重要的，唐宋唱和诗词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都大为拓展了，艺术表现的手法和技巧愈益高妙，相当多的唱和诗词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取得了突出成就。

下面，我们且列一唐宋唱和诗词总集要览表，以窥其当时盛况。

唐宋唱和诗词发展繁荣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从唱和诗词与诗歌总体发展的关系看，它们是总体与部分的关系，就其一般形式讲，唱和诗词与其他诗歌并无二致。所以，唱和诗词的发展繁荣，始终与整个诗歌的发展繁荣同步。这是一条很简单明显但又非常重要的规律。我们不能想象，当人们连五言诗也做不好的时候，能够写出什么好的唱和作品。因而，当整个唐宋诗词空前繁荣的时候，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唱和诗词也发展繁荣起来，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此其一。

但总体又不等于各个部分的简单相加，唱和诗词这个“部分”的性质，也不会与诗歌总体的性质完全等同。因此，唐宋唱和诗词的发展繁荣，必定还有其更为直接的原因，这就是历代君王的提倡。

马克思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他们“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历代君王对文学的爱好，尤其是对唱和诗的爱好、提倡，以致身体力行，不但直接导致大量奉和、应制诗的产生，而且流风所及，遍布士林，有力地推动了唱和诗词的发展繁荣。

建安时期，曹丕与诸文士“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真可谓风流之极。而这种邺下风流的产物之一，就是大量赠答诗的涌现。六朝时期，“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于时梁武帝每所临会，辄命群臣赋诗，其文之善者赐以金帛。是以缙绅之士，咸知自励”。其结果之一也是奉和应制诗的剧增。入唐，“中宗景龙二年，始于修文馆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当时人所钦慕”。稍后，唐玄宗与张说、张九龄等唱和，德宗、文宗、宣宗与臣下唱和，也相当多。至宋，君臣唱和有增无减。除了边防吃紧的时候以外，宋太宗及其以下的几位皇帝，总少不了与大臣赏花钓鱼，诗酒唱和。宋太宗还喜欢押险韵，难为得大家只好上表乞求免和。即使南宋朝廷到了不得不偏安一隅的地步，也还是不断地让臣下作了应制词送上去。真是国家不亡，唱和不止。

君臣唱和之作本身的价值如何，这里先不说，但可以肯定，它确是推动了唐宋唱和诗词的发展繁荣。所谓“一闻天乐唱，恭逐万人和”，虽是夸饰，可也并非无据。明显的例子，是被胡震亨称为“其诗亦应教之绪篇”的一方府主与臣僚的唱和，这正是君臣唱和的扩大化。如开元初张说在岳州与赵冬曦、尹懋等文士的唱和，天宝初北海太守李邕与李白、杜甫、高适等人的唱和。唐文宗开成二年（837）春，河南尹李珏邀裴度、刘禹锡、白居易等人修褉于洛水，以为“美景良辰，赏心乐事，尽得于今日矣，若不记录，谓洛无人。晋公首赋一章，铿然玉振，顾谓四座，继而和之”。宋仁宗天圣末年，西昆派主将钱惟演留守西京，与谢绛、欧阳修、梅尧臣、尹洙等时相游乐，唱酬不绝。宋孝宗淳熙初年，范成大出任四川制置使，与府中参议官陆游多有唱和。如此上行下效，唱和之风何得不盛？如此诗坛巨子往返酬唱，唱和诗词岂能不发展繁荣？此其二。

其三，文人才士在社会生活中交往的日益广泛、频繁，是唐宋唱和诗词发展繁荣的又一重要原因。

本来，“兴论立说，结连篇章者，文人鸿儒也”。唐宋两代又恰是诗歌创作空前繁荣、诗歌作用不断提高的时代，那文人之间的交往，也就少不了诗文唱和，少不了诗歌的交流。

在政治生活中，君王的招揽人才，为文人交往从而也为诗歌唱和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建安时代，曹氏父子将大批文人悉集邺下，并反对文人的“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曾促进过文人的交往，产生了许多赠答诗。唐代，太宗开文学馆，中宗办修文馆，武后时修《三教珠英》，都集中了大批文士。这不仅使君臣唱和诗增多了，而且这种交往的产物之一就是唱和诗。

另外，士人们都想做一番事业，或应考进士，或干谒求通，很容易走到一起来。于是彼此交往之中，唱和便大为增加。如唐玄宗开元中，王之涣、王昌龄、高适、崔国辅等“风尘未偶，而游处略同”，“联唱迭和，名动一时”。又如元稹、白居易应制科考试前，在长安与李绅等多有交往，每有唱和。所谓“交贤方汲汲，友直每偲偲”，“唐昌玉蕊会，崇敬牡丹期，笑劝迂辛酒，闲吟短李诗”，从中可以想见诸人相互切磋、诗酒唱和的情景。再如，从刘禹锡在送别王建的诗中所说的：“两京大道多游客，每遇词人战一场”，也可知文人交往既多，唱和诗便必不可少。

在日常生活中，唐宋以来师友交往的广泛化，也促进了唱和诗词的繁荣。因为这种交往的内容之一就是诗歌唱和、文字切磋，典型的例子是苏轼与黄庭坚等门下学士的交往唱和。元丰三年（1080）黄庭坚改官吉州太和县，自开封乘船南下经过高邮，时秦观应试不中家居，两人因得以欢会数日。别后黄有诗书寄秦，秦观回信说：昨扬州所寄书中，得《次韵莘老斗野亭诗》，殊妙绝。……比又得真州所寄书及手写乐府《十月十三日泊江口》篇，讽味久之，窃已得公江上之趣矣。李端叔后公十数日遂过此，南如晋陵，为留两日，《斗野亭诗》、《八音》、《二十八舍歌》，并公所寄诗皆和了。今录其副寄上。所要子由《金山诗》并某所属和者，今奉寄《八音歌》、《次韵斗野亭》，《（次韵）黄子理忆梅花诗》，凡四首，亦随以呈，聊发一笑耳。

由此可见文人交往对唱和诗词创作和繁荣所起的重要作用。

日常生活中文人们宴饮、游乐之时，写下的唱和诗词就更多。刘禹锡所谓“更接东山文酒会，始知江左未风流”，是一点不假的。如胡震亨曾指出：“唐朝士文会之盛，有杨师道安德山池宴集，于志宁宴群公于宅，高正臣晦日置酒林亭，晦日重宴及上元夜效小庾体等诗，并吟流之佳赏，承平之盛事。”“肃代而后，勋绩富贵称郭令公；元和以来，裴令公尤为烜赫。……钱起、李端十才子，俱以能诗出入其（指郭子仪子暧）门。每宴集赋诗，主坐视帘中，诗之美者，赏百缣。……裴居守洛郡，筑园，名绿野堂，时出家乐，与白居易、刘禹锡、李绅、张籍、崔群诸诗人游宴联句，缠绵既奢，笺霞犹丽。”其实文人们这种诗酒唱和与交往活动，举不胜举，可见此种场合唱和诗之不可无。

当然，唐宋唱和诗词发展繁荣的原因不止于此，但其发展繁荣的主要原因，却离不开上述几点。

三、唱和与唱和诗词的性质与特点

唱和与唱和诗词具备哪些性质和特点呢？

综观东晋以来的诗词唱和，不管是同时同地的唱和，还是异时异地的唱和；不管是君臣之际的唱和，还是山野之人的唱和，几乎无例外地是在同一题目下作文章。显然，唱和的性质就是同题共作。如最早标明唱和字样的东晋刘程之、王乔之、张野与释慧远的唱和诗，即是如此。慧远先作一首，题作《庐山东林杂诗》，写其山游即目和超世远俗的怡然自乐以及领悟佛理的旨趣。于是几位佛教徒也各作一首《奉和慧远游庐山》，题材、体裁、主题、构思、手法、语言及全诗的风格，几乎都相同。又如白居易有《燕子楼三首》七绝，次韵和张仲素的《燕子楼三首》，都咏关盼盼事。其诗《序》曰：“予爱绘之新咏，感彭城旧游，因同其题作三绝句。”再如很多和诗的题目之上要冠以“同”字，都告诉人们，唱和的性质是同题共作。至于唱和诗词中的联句，更不折不扣地属于同题共作。

如果我们对唱和性质的上述判断大致不差的话，那么唱和诗词的基本特点也就可以确定为：

题材相同。如元稹《和乐天赠樊著作》云：“因君讥史氏，我亦能具陈。”

体裁相同。如白居易和张仲素《燕子楼三首》，皆七绝。

思想感情接近。如白居易《酬集贤刘郎中对月见寄兼怀元浙东》云：“眇然三处心，相去各千里。”说彼此相思相念之情相同。

内容相互照应。如皮日休和陆龟蒙的一首诗，题作《鲁望昨以五百言见贻，过有褒美，内揣庸陋，弥增愧悚，因成一千言。上述吾唐文物之盛，次叙相得之欢，亦迭和之微旨也》，与原唱内容正相合。

用韵多相同。如有用韵、依韵、次韵，都表示韵脚使用上的相同，只是相同的程度有别。

风格趋近。如元稹《酬乐天馀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云“律吕同声我尔身，文章君是一伶伦”，元白唱和诗的风格尤为接近。

总之，唱和诗词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彼此间的“同”。但是，如果仅仅是同的话，也许唱和诗词的价值就大为减低了。事实是和作与原唱往往同中有异，既同又异，有时异的成分更多，唱和诗词正是在这种同异并存、交叉、融合的关系上构成的统一体。其所以如此，当然是因为人人都可同题共作，但人与人却各不相同，不论是其社会政治地位、生活处境、情感体验，还是文学修养、性格才干、审美爱好以及习用的艺术表现手法等等，都不会也不可能完全相同。那么，表现在彼此的唱和作品上，也势必不能完全等同，从而使唱和诗词在“同”的基本特点之上，又往往显示出“同中有异”的特点；在“同”的基调上，呈现出五光十色的异彩。

唱和诗词的这种特点，我们可以概括为：题材相同，但题材去取的角度和方式可不同；体裁相同，但又可增韵以加大篇幅；思想情感相近，但又各有特点和深浅轻重；诗意表达一般要彼此照应，但又可补可续可借题发挥，甚至完全不同；用韵多有始终不差者，但也有完全可以不受原韵束缚者；诗歌风格较为接近，但也时时自露本色，各有不同。

这里，我们还可以从唱和诗词与联句、赠答和拟作的关系上，来进一步认识其特点。

联句诗与唱和诗词同源，它属于唱和诗词的一部分。舜与皋陶相与赓歌，既是联句又是唱和。汉柏梁台联句，群臣围绕汉武帝各述其职的粗直诗句，也可分别与武帝的诗构成唱和。晋贾充与其夫人的联句，亦近于唱和。谢朓等人更有《阻雪联句遥赠和》的名堂。宋人章樵说它既“各赋绝句，音韵相叶而不相犯意，亦往来酬答，题以联句，盖宋齐间体也”。因此，我们说联句诗是唱和诗词中的一个部类，大致没有问题。只是由于联句是两人或数人共作一诗，要特别讲究对应、赓续的一面，难度更大，约束更多，所以除了韩孟、皮陆等人的联句还有些成功之作以外（如韩孟《斗鸡联句》、《莎栅联句》，皮陆《开元寺看雨联句》等），其他好的恐怕不多。因为难，实际意义又不大，后来便没了发展前途。不过，受联句影响，和作往往要补续原作诗意，发原唱未发之蕴，倒是很显然的，所谓“赓和”、“继和”云云即指此。

赠答诗词与唱和诗词是一种相互交叉的关系，二者有联系也有区别。赠答诗词的特点是一赠一答，赠与答的对象十分明确，内容密切相关，赠答双方所处的时代相同。唱和诗词不一样。诗人们作诗，往往并非先有一个赠答对象在心里，只有和作才有明确的和作对象，而且，你不赠我也可以和，更不受什么时间空间的限制（如和古人诗）。再说，和作中同的成分也比答诗要多。但是，赠答的性质近于同题共作，而和作往往也是“因君投赠还相和”的，这样，二者有时就不易区分。受赠答诗影响，一些唱和诗中常有赠答成分，如所谓“唱酬”、“和答”、“酬和”云云，就是这个意思。谢灵运有自赠自答诗，后来有自唱自和诗，也是受其影响。

拟作本是古人用功之法，是诗人们自创风格前大都要经历的一个摹拟学习的阶段。朱熹说：“向来初见拟古诗，将谓只是学古人之诗，原来却是如古人说的‘灼灼园中花’，自家也作一句如此；‘迟迟涧畔松’，自家也作一句如此……意思、语脉皆要似他底，只换却字。某后来依如此做得二三十首诗，便觉得长进，盖意思句语，血脉势向，皆效它底。”这就是拟作。受其影响，许多和古人之作明显带有学习的意味，同的成分比一般唱和之作更多，如部分《和陶诗》、方千里等人的《和清真词》等。不过拟作而次韵，又是反过来受唱和诗影响的结果。

四、关于唱和诗和韵的方式

关于唱和诗和韵的有关问题，前人论之甚多，这里亦有必要作些澄清和说明。宋人先后解释和韵问题的有刘攽、张表臣、阮阅、程大昌、严羽、赵与时等，但只有陆游讲得比较清楚。他说：“古诗有倡有和，有杂拟追和之类，而无和韵者。唐始有之，而不尽同。有用韵者，谓同用此韵者。后乃有依韵者，谓如首倡之韵，然不以次也。最后始有次韵，则一皆如其韵之次。自元白至皮陆，此体乃成，天下靡然从之。”这里，他解释了唐宋唱和诗和韵的三种情况：用韵、依韵、次韵，并指出了三者起始、发展和形成的过程及时间，不过，还应补充、修正。

和诗用韵始见于唐代宗大历年间。戴叔伦有《酬别刘九郎评事传经同泉字》，所谓“同泉字”，即唱和双方同用泉字所在的“先”韵。稍后唐德宗李适贞元四年（788）重阳日大宴群臣，诏群臣和其诗曰：“可中书门下简定文词士三五十人应制，同用清字，明日内于延英门进来。”检《全唐书》卷一百九，李泌《奉和圣制重阳赐会聊示所怀》正与德宗同用清字所在的“庚韵”（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到君王提倡对唱和诗发展的作用）。

和诗次韵的起始可以推得较早。程大昌《考古编》卷七“古诗分韵”条指出：“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载王肃入魏，舍江南故妻谢氏而娶元魏帝女，其故妻赠诗曰：‘本为簿上蚕，今为机上丝，得茧遂腾去，颇忆缠绵时。’其继室代答先谢，正次用‘丝、时’两韵。则亦以唱和为次矣。”但这个例子实属偶然。真正的次韵唱和始于大历十才子，而不是元白。如李益《赠内兄卢纶》曰：“世故中年别，馀生此会同，却将悲与病，来对朗陵翁。”卢纶和作《酬李益端公夜宴见赠》：“戚戚一西东，十年今始同，可怜歌酒夜，相对两衰翁。”依次用“同、翁”两字。又如稍早一点的李端的《野寺病居喜卢纶见访》，与卢纶和作《酬李端野寺病居见寄》，两诗韵脚字依次用“深、林、心、寻”，完全符合次韵唱和的规矩。可见，次韵唱和并不始于元白，元白只不过是较早大量次韵唱和的诗人而已。并且，就现存元白诗看，元稹次韵和白居易的诗较早、较多。唐宪宗元和五年（810），元稹在江陵作《酬乐天书怀见寄》，题下自注：“此后五章，并次用本韵。”这是元白次韵唱和之始。以后元稹次韵和作越来越多，到元和十年元稹与卢拱唱和时，“其次用本韵”，已“习然也”。

和诗依韵始见于唐宪宗元和五年元白唱和，时间晚于次韵唱和。白居易《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是首句入韵的七律，押平声侵韵，韵脚字依次为“沉、林、心、深、阴”。元稹和诗《酬乐天八月十五夜禁中独直玩月见寄》，也是首句入韵的七律，其韵脚依次为“深、心、沉、林、阴”，韵脚用字相同而次序不同，正合依韵唱和之式。依韵唱和的作品在唱和诗中数量很少，其难度决不下于次韵唱和。

第二章 唐宋唱和诗词总集叙录

唐宋唱和诗词，从文献上看，可分为唐宋唱和诗词集和散见于别集中的唱和之作两大类别。这里，我们讨论前者中的唱和总集。对于唐宋两代的唱和诗词总集，学者曾有所关注。比如，吴企明先生《“唐人选唐诗”传流、散佚考》、陈尚君先生《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贾晋华先生《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陶敏、李一飞先生《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饶宗颐先生《词集考》、祝尚书先生《宋人总集叙录》等，都涉及到唐代或宋代的唱和诗词总集。然而诸先生之作，既非专论，便往往角度不一，侧重不同，因而对唱和诗词集性质的认识和鉴别、对唐宋唱和诗词集的编者和编纂过程、宗旨、体例，以及这些诗词集的主要内容和特点、评价、流传、版本与存佚状况等问题，或含混不清，或不能一一顾及。故此章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考察。前人详者略之，略者详之。凡可确定为唱和之作，且今存或部分保存的唐宋唱和诗词总集，皆在考察范围之内。已完全佚失或虽为同题共作但并非唱和之作者，概不阑入。

一、唐五代唱和诗词总集

杜审言、崔融、苏味道等人送李嗣真等奉使唱和诗集。编者不详。据宋王溥《唐会要》卷七十七“诸使上”载，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发十道存抚使，以右肃政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等为之。举朝有诗送之，名曰《存抚集》十卷。行于世。杜审言、崔融、苏味道等诗尤著焉”。原集久佚，《全唐诗》卷六十二存杜审言《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五言排律一首，即此集中诗。（二）《景龙文馆记》十卷，唐武平一编

唐中宗与修文馆学士等朝臣宴游活动纪事及君臣唱和诗集。武平一编。是书前七卷记唐中宗景龙二年至四年（708—710）间，中宗与修文馆学士等朝臣宴游活动，收录君臣唱和之诗，后三卷为诸学士传。武平一名甄，以字行，文水人（今属山西），颍川郡王载德之子，博学通《春秋》，工文辞。中宗时为中书舍人，兼修文馆直学士，迁考功员外郎，知贡举。多次上疏劝中宗抑母党，戒逸豫，不能用。玄宗朝贬苏州参军，徙金坛令，卒。《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九有传。宋王尧臣等《崇文总目》卷四“传记类”、《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第四十八“杂传记类”、尤袤《遂初堂书目》“故事类”、郑樵《通志》卷六十五《艺文略》三“传记”类等，皆著录为十卷。《通志》注曰：“李峤、宗楚客等二十四学士。”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七“传记类”著录仅八卷，并谓：“唐修文馆学士武甄平一撰。记中宗初置学士以后馆中杂事，及诸学士应制倡和篇什、杂文之属，亦颇记中宗君臣宴亵无度以及暴崩。其后三卷为诸学士传。今阙二卷。平一以字行。”据《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杂录”下，载唐中宗神龙二年（706）改弘文馆为修文馆，至景龙二年四月，“增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征攻文之士以充之”。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为大学士，李适、刘宪、崔湜、郑愔、卢藏用、李乂、岑羲、刘子玄为学士，薛稷、马怀素、宋之问、武平一、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徐坚、韦元旦、徐彦伯、刘允济、苏颋为直学士，计24人。后又续补崔日用、褚无量、李迥秀、张说、上官婉儿，总29人。前后两年间，凡天子宴会游豫，或有所感即赋诗，学士及其他朝臣得从者皆属和，一时歆羡。其所作诗，虽不过颂功德，记游宴，叙恩从，描写山水、节序等，然亦可见承平气象，且所作多五七言律诗，富丽精工，对律诗的进一步成熟，对尚文之风的鼓荡等，仍有积极意义。武平一编纂此书，前记游宴之事，后附学士传记，并非专为所录之诗所作，却对后代诗歌总集的编纂，具有启发意义。原书大约至明代散佚，今人贾晋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史书、总集、类书、地志等文献中，多方辑录，得纪事66则、诗歌366首、断句4则、词5首、序4首、学士传8则，收入其《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三）《白云记》一卷，唐徐彦伯编

唐睿宗、太子李隆基、李适、徐彦伯、宋之问、李峤等唱和诗集，徐彦伯编。彦伯，兖州人，名洪，以字显。自幼工文辞。中宗时累官至给事中。武后时，预修《三教珠英》。中宗复位，改太常少卿，以修《武后实录》劳，封高平县子，为卫州刺史，官至太子宾客。《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四有传。唐睿宗景云二年（711），诏征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至京师，问其学术，及放还，睿宗作诗送之。皇太子李隆基与群臣并和。其中，尤以李适和诗为最。和诗称司马氏高尚之致，“其词甚美。当时朝廷之士无不属和，凡三百馀人。徐彦伯编而叙之，谓之《白云记》，颇传于代”。司马承祯，号白云子，生平行事略见唐沈汾《续仙传》卷下。李适，字子至，京兆万年人，武后时亦曾预修《三教珠英》，迁户部员外郎，景龙初，为修文馆学士，睿宗时为中书舍人，转工部侍郎。生平略见《新唐书》卷二百二，原有集二十卷，今《全唐诗》卷七十存诗一卷，多应制之作，而无此诗。唐芮挺章《国秀集》卷上选录李峤《送司马先生》，宋李庚、林师蒧《天台前集》卷上录李隆基《送司马炼师归天台山》，《文苑英华》卷二百二十七“道门”收录沈佺期《同工部李侍郎送司马白云归天台》，《全唐诗》卷五十三收入宋之问《送司马道士游天台》。《白云记》存诗仅此四首矣。（四）《朝英集》三卷，唐贾曾编

唐玄宗等君臣送张说巡边唱和诗集，贾曾编。《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第五十“总集类”著录（《玉海》卷五十九《艺文》作《开元朝英集》，馀同），并曰：“《朝英集》三卷，开元中，张孝嵩出塞，张九龄、韩休、崔沔、王翰、胡皓、贺知章所□送行歌诗。”据傅璇琮先生所考，张孝嵩于开元初代郭虔瓘为安西都护、兼北庭节度使，在西北边境多年，至开元十年或十二年，又转为太原尹，与此集诗不符。因疑此集“乃是开元十年王翰、张九龄等送张说赴朔方巡边的，宋人误记，乃以张说为张孝嵩”。其说甚是。

唐玄宗开元十年（722）闰五月壬申，兵部尚书张说赴朔方巡边（事见《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唐玄宗作诗相送，张说并朝中群臣奉和者二十一人，贾曾作《饯张尚书赴朔方奉勅撰序》。曰：“夫南仲于征，吉甫薄伐，不其远也。若木还照，前茅启行。听阗阗之去鼓，目悠悠之转旆。歌事者每怀靡及，念离者跂予望之。诚志在心，发言同唱。天子有命，式叙清风。请编出车之什，以继丞人之雅。”其二十一人为：张说、源乾曜、张嘉贞、宋璟、卢从愿、许景先、韩休、徐知仁、崔禹锡、胡皓、王翰、崔泰之、王丘、苏晋、王光庭、袁晖、席豫、张九龄、徐坚、崔日用、贺知章。《张燕公集》卷四附入同时奉和者十七人，缺胡皓、王丘和崔泰之。《文苑英华》卷一百七十七“应制”十，则全载唐玄宗诗并二十一人所和。所作诗皆五言排律，诗意大致为张说壮行，故以宣扬国威，早奏凯旋和夸美张说为主，而风格遒劲壮丽。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十五亦多引诸人诗，并谓：“明皇送张说巡朔方，赐诗云：‘命将绥边服，雄图出庙堂。’说应制诗有‘从来思博望，许国不谋身’之句。张嘉贞云：‘山川看是阵，草木想为兵。’卢从愿云：‘伫闻歌杕杜，凯入系名王。’徐知仁云：‘由来词翰手，今见勒燕然。’皆取制胜之义，独九龄诗云：‘宗臣事有征，庙筭在休兵。天与三台座，人当万里城。朔南方偃革，河右誓扬旌。’又曰：‘威风六郡勇，计日五戎平。山甫归应疾，留侯功复成。’大抵取旋师偃武之义。宋璟诗云：‘以智泉宁竭，其徐海自清。’亦有深意也。”

是书收诗歌仅二十二首，不足《新唐书》著录三卷之数，疑当日编集，不限于唐玄宗与张说等人此次唱和之诗，或亦阑入前后其他唱和之作。观《张燕公集》卷二至卷四，多为唐玄宗御制与张说等群臣奉和之诗，岂即所谓《朝英集》乎？又，《文苑英华》自卷一百六十八至一百七十八，编“应制”诗达十一卷，多为唐太宗至玄宗数朝君臣唱和之作，初唐唱和风气之盛，于此可见一斑。其对唐诗发展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五）《龙池集》一卷，唐蔡孚编

唐玄宗开元初君臣唱和诗集。《册府元龟》卷二十一《帝王部·徵应》载：“开元二年六月，左拾遗蔡孚献《龙池集》，王公卿士以下凡百二十篇，请付太常寺。其辞合音律者，为《龙池乐章》，以歌圣德。从之。初，帝在藩，与宋王等居于兴庆里，时人谓为‘五王子宅’。及景龙末，宅外成池，（水）涌出，泛滟淸莹，流之不竭，中有龟龙游焉。故群臣歌之。”龙池诗当为玄宗首作，群臣和之。《全唐诗》卷六十四收姚崇所和诗，即作《奉和圣制〈龙池篇〉》。原书久佚，而从集中所选出的“辞合音律者”十首，则载于《旧唐书》卷三十《音乐志》三、《唐文粹》卷十、《乐府诗集》卷七等。题为《享龙池乐章十首》，十人依次为姚崇、蔡孚、沈佺期、卢怀慎、姜皎、崔日用、苏颋、李乂、姜晞、裴璀，皆署官名。（六）《偃松集》一卷，唐蔡孚编

唐玄宗开元中蔡孚等人唱和诗集。《日本国见在书目》“总集家”著录。陈尚君先生疑即蔡孚所编，甚是。时蔡孚作《偃松篇》进呈，唐玄宗和之。宋吴淑《事类赋》卷二十四“松”字条有云：“蔡孚赋之而成篇”，注引唐韦述《两京记》曰：“蔡孚有《偃松篇》，玄宗和之，刻石。”一时和者甚众。《张燕公集》卷七有《遥同蔡起居〈偃松篇〉》，乃张说在岳州作，故称“遥同”。张诗曰：“清都众木总荣芬，传道孤松最出群。名接天庭长景色，气连宫阙借氛氲。悬池的的停华露，偃盖重重拂瑞云。不借流膏助仙鼎，愿将桢幹捧明君。莫比冥灵楚南树，朽老江边代不闻。”为七言五韵。《唐文拾遗》卷十八韦璞玉《大唐故朝议郎京兆府功曹上柱国韦君墓志铭并序》载，韦希损“尝应制奉和蔡孚《偃松篇》曰：‘大厦已成无所用，唯将献寿答尧心。’作者称之，深以为遗贤雅制矣”。韦希损时仅为京兆府功曹，可知应制而和者甚多。今原书久佚，蔡孚诗亦不可见，仅存张说一首，韦希损断句而已。（七）《大历年浙东联唱集》二卷，编者未详

唐鲍防、严维、吕渭等人联句唱和诗集，编者未详。唐代宗宝应元年至大历五年（762—770），薛兼训任浙东观察使，辟鲍防为从事，时江南文士在幕府中甚多，常多文会，会必联句。前后参与者达57人之多，今可考者38人：鲍防、严维、刘全白、吕渭、谢良辅、丘丹、吴筠、宋迪、贾弇、陈允初、张叔政、周颂、郑□、裴晃、庾骙、贾肃、萧幼和、徐嶷、张著、范绛、沈仲昌、贾全、王纲、段格、刘题、秦禹、李聿、李清、袁邕、崔泌、杜倚、范憕、樊珣、刘蕃、任逵、杜奕（另有名无姓者两人）。遂有此集。《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第五十“总集类”著录。郑樵《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同。其诗感慨盛衰，寄情山水，写景状物，风格清丽，在唐代诗歌史上很值得注意。原书元代尚存，后散佚。贾晋华先生从宋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蒲积中《古今岁时杂咏》、桑世昌《兰亭考》、计有功《唐诗纪事》等书中，辑得集中逸诗38首、偈11首、序2首。辑本收入其《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八）《吴兴集》十卷，唐颜真卿编

颜真卿、僧皎然等人唱和诗词总集，颜真卿编。《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第五十著录于“别集类”颜真卿名下，郑樵《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同。然据贾晋华先生所考，殷亮在《颜鲁公行状》已明说：“此外饯别之文及词客唱和之作，又为《吴兴集》十卷。”故此书当为唐代宗大历八年（773）至十二年颜真卿任湖州（唐玄宗天宝间曾改称吴兴郡）刺史期间，与文人词客唱和之总集。颜真卿于大历八年正月到任，不久即召文士三十人编集《韵海镜源》（次年九月编成），其间以文会友，与士人往来唱酬颇多，直至大历十二年（777）罢吴兴任。参与诗会的文士前后可考者约95位，如陆羽、萧存、袁高、吕渭、刘全白、吴筠、张志和、耿湋、杨凭、杨凝、李阳冰等，皆曾与会。诗多写宴集之乐，描绘江南山水风景，既有安史乱后的感伤情绪，亦有流连山水的恬淡之思，同时亦表现出以诗消遣娱乐的倾向。湖州诗会之联句，继浙东联唱后，有进一步的发展，对中唐韩愈等人的联句唱和有重要影响。其中，颜真卿与张志和等人唱和的［渔歌子］25首，更是在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集久佚，贾晋华先生据《颜鲁公文集》、《昼上人集》等，辑出诗58首、词20首、文10篇。（九）《玄真子渔歌碑传集录》一卷，宋陈振孙编

张志和、颜真卿等唱和词并颜真卿等述张氏行事碑传集。南宋陈振孙编。张志和，字子同，金华人，明经擢第，唐肃宗时待诏翰林，贬南浦尉，自称烟波钓徒，又号玄真子。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著录是书，并谓：“玄真子［渔歌］，世止传诵其‘西塞山前’一章而已。尝得其一时倡和诸贤之辞各五章，及南卓、柳宗元所赋，通为若干章。因以颜鲁公《碑述》、《唐书》本传以至近世用其词入乐府者，集为一编，以备吴兴故事。”可知此书为陈氏所编。张志和原作五首，见于《尊前集》。他人所和，今见于《金奁集》者尚有15首，然已失其名。其兄张松龄所和一首，见于《花草粹编》卷一等。唐宪宗元和年间，张志和［渔歌子］传至日本，嵯峨天皇有和作五首，有智子内亲王和作二首、滋野贞主亦有和作五首，见夏承焘《域外词选》所附日人神田喜一郎《填词的滥觞》。南宋高宗亦曾有和作，可见其影响之大。（十）《诸朝彦过顾况宅赋诗》（《贞元朝英六言诗》）一卷，编者不详

刘太真、顾况、柳浑、包佶等唱和诗集。编者不详。《崇文总目》卷十一“总集类”著录《诸朝彦过顾况宅赋（诗）》一卷。《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同。《文苑英华》卷七一六刘太真《顾著作宣平里赋诗序》记此事，谓顾况“宣平里环堵之宅，嘉木垂阴，疏篁孕清”，柳浑等访之，“披襟啸风，境邈神王”，遂相与唱和，“乃赋六言诗以纪会。既明日，属文之士翕然而和之。八音铿其盈耳，环堵烂而溢目。举国传览，以为盛观”。刘太真贞元四年（788）曲江应制诗第一，此集以其首唱并为序，疑是书亦刘氏所编。原集已佚，《全唐诗》卷二百五存包佶《顾著作宅赋诗》：“几年江海烟霞，乘醉一到京华。已觉不嫌羊酪，谁能长守兔罝。脱巾偏招相国，逢竹便认吾家。各在芸台阁里，烦君日日登车。”诗皆六言，上承汉魏六朝，下启晚唐、宋人六言诗创作，最值得注意。（十一）《秦刘唱和诗》一卷，唐秦系编

秦系、刘长卿唱和诗集。秦系，字公绪，越州会稽人。天宝末，避乱剡溪。公府屡辟不至，张建封奏加校书郎。自号东海钓客，与刘长卿善。《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有传。此集不见于著录。秦系认为：“今业六义以著称者，必当唱酬往复，亦所以极其思虑，较其胜败。”故他与刘长卿就颇多唱和。唐德宗贞元七年（791），权德舆与秦系相遇于润州（今镇江），秦系有感于友人刘长卿已逝，遂“悉索笈中，得数十编，皆文场之重名强敌”，请权德舆为序。德舆谓刘长卿“尝自以为‘五言长城’，而公绪用偏伍奇师，攻坚击众，虽老益壮，未尝顿锋。词或约而旨深，类乍近而致远。若珩佩之清越相激，类组绣之玄黄相发。奇采逸响，争为前驱。至于室家离合之义，朋友切磋之道，咏言其伤，折之以正”。原书久佚。《全唐诗》卷二百六十编秦系诗一卷，原集中诗仅《耶溪书怀寄刘长卿员外》一首。刘长卿诗，《全唐诗》编为五卷，与秦系唱酬诗，亦仅有卷一百四十七《赠秦系征君》、《秦系顷以家事获谤因出旧山每荷观察崔公见知欲归未遂感其流寓诗以赠之》、《夜中对雪赠秦系时秦初与谢氏离婚谢氏在越》、《见秦系离婚后出山居作》、《酬秦系》，卷一百五十《赠秦系》数首而已。（十二）《盛山唱和集》一卷，唐权德舆编

唐次等唱和诗集。权德舆编，并撰序。唐次，字文编，德宗贞元八年至十九年（792—803）为开州（今重庆开县）刺史。在郡达十二年。唐次能诗擅文，“以英华籍甚，辉动朝右。书法草奏，为明庭羽仪。谈者谓翰飞密侍，润色名命，如取诸怀之易也”。其在开州所为诗，“凡汉庭公卿、左右曹、方国二千石、军司马、部从事，暨岩栖处士、令弟才子，稽合属和，二十有三人，共若干篇”。开州隋时称盛山，天宝中曾改盛山郡，故以称名。《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第五十“总集类”、《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著录。原书已佚。唐次诗亦不存。《全唐诗》卷三百二十二今存权德舆《唐开州文编远寄新赋累惠良药咏叹仰佩不觉斐然走笔代书聊书还答》，卷三百一十六武元衡《送唐次》等，当属集中诗。（十三）《僧灵彻酬唱集》十卷，唐僧秀峰编

僧灵彻大历至元和时期与时人唱和诗集，僧秀峰编。《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第五十“总集类”著录，并注：“大历至元和中名人。”灵彻，一作灵澈，俗姓汤，字源澄（746或749—816），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出家后住会稽云门寺，长于律学，擅诗文。初从严维学诗，代宗大历时名播一时，与释皎然、刘长卿、权德舆、柳宗元、刘禹锡、吕温等皆有过从。事迹略见《刘禹锡集》卷十九《澈上人文集纪》、《宋高僧传》卷十五、《唐才子传》卷三等。平生作诗近二千首，由其门人秀峰删取三百篇，编为诗集十卷，《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第五十“别集类”等著录。另，秀峰又取其与时人唱酬诗编为《酬唱集》十卷。二集今已不存。《唐诗纪事》卷七十二“灵澈”条，收刘长卿、吕温、刘禹锡、权德舆等与灵澈往来唱酬诗多首。《全唐诗》卷八百一十收灵澈诗十六首，内《东林寺酬韦丹刺史》等数首，原当在《酬唱集》中。皎然诗《全唐诗》编为七卷，内《山居示灵澈上人》、《宿法华寺简灵澈上人》、《送灵澈》、《灵澈上人何山寺七贤石诗》等，疑原在集中。（十四）《断金集》一卷，唐令狐楚编

李逢吉、令狐楚唱和诗集，令狐楚编。《崇文总目》卷十一、《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第五十“总集类”、《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等皆著录此书。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八著录此书，谓：“唐李逢吉、令狐楚自未第至贵显所唱和诗也。后逢吉卒，楚编次之，得六十馀篇。裴夷直名曰《断金集》，为之序。”书名取《周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义。其序全文已佚，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十七犹存残文，曰：“二相未遇时，每有所作，必惊流辈。不数年，遂压秉笔之士。及入官登朝，益复隆高，我不求异，他人自远。”令狐楚诗《全唐诗》卷三百三十四存一卷，其《李相薨后题〈断金集〉》诗曰：“一览《断金集》，载悲埋玉人，牙弦千古绝，珠泪万行新。”此卷中《游义兴寺寄上李逢吉相公》、《游晋祠上李逢吉相公》等，或即唱和集中诗。另有一首《奉送李相公重镇襄阳》，当为集中诗，误入李逢吉诗中。李逢吉诗《全唐诗》卷四百七十三存诗仅八首，内《送令狐秀才赴举》、《望京楼上寄令狐华州》二首，或为集中之诗。（十五）《元白唱酬（和）集》十四卷，唐元稹、白居易编

元稹、白居易唱和诗集。元稹、白居易编。白居易多次言及此集，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其《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序》云：“曩者《唱酬》，近来《因继》，已十六卷，凡千馀首矣。其为敌也，当今不见；其为多也，从古未闻。所谓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此时《因继集》尚只二卷，故此集当为十四卷。同年，《因继集》又增一卷，编为三卷。故至武宗会昌五年（845）五月，白居易在《白氏长庆集后序》中又说：“又有《元白唱和》、《因继集》，共十七卷。（略）其文尽在大集录出，别行于时，若集内无而假名流传者，皆谬为耳。”可以说，元、白数十年唱和之诗，绝大多数已纳入此集和《因继集》。观大和五年（831）元稹去世后，白居易所作《祭微之文》可知。其曰：“贞元季年，始定交分，行止通塞，靡所不同。金石胶漆，未足为喻。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播于人间。”前谓“千馀首”，此曰“九百章”，大致相合。而是书集外单行者，虽已不存，然元、白集俱存，其唱和往复之诗，披检多在，不必赘举，则又何幸也。（十六）《因继集》三卷，唐元稹编

元稹、白居易唱和诗集，元稹编。原有元稹序，已佚。白居易《因继集重序》详道其本末，云：“去年，微之取予《长庆集》中诗未对答者五十七首追和之，合一百一十四首寄来，题为《因继集》卷之一（自注：“因继”之解，具微之前序中）。今年，予复以近诗五十首寄去，微之不逾月依韵尽和，合一百首又寄来，题为《因继集》卷之二。卷末批云：‘更拣好者寄来。’盖示馀勇，磨砺以须我耳。予不敢退舍。即日又收拾新作格律共五十首寄去，虽不得好，且以供命。夫文犹战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微之转战，迨兹三矣。（略）《因继集》卷且止于三可也。”知此书陆续编成，共计三卷。《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第五十“总集类”曾著录《元白继和集》一卷，注：“元稹、白居易。”《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诗总集”类著录同，疑即此书。此书单行者佚，然元、白集俱在，《因继集》中的唱和诗，除元稹《春深》二十首等已佚失之外，其馀则仍多保存。（十七）《三州唱和集》一卷，编者不详

元稹、白居易、崔玄亮唱和诗集。宋王尧臣等《崇文总目》卷十一著录：“《元白三州唱和诗》一卷。”《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第五十“总集类”著录，补出崔玄亮。《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诗总集”类则仅列书名。唐穆宗长庆二年（823）七月，白居易自中书舍人出为杭州刺史。次年八月，元稹自同州调任浙东观察使、越州刺史。时崔玄亮任湖州刺史。三人早先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同登书判拔萃科，交往既久，又皆富文采，此时三州比邻，元、白唱和，崔玄亮附之，诗简往来，颇得其乐。至长庆四年（825），白居易迁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三人唱和告一段落，遂有此集。原书已佚，然元、白唱和之诗，多存于二人集中，崔玄亮诗见于《全唐诗》卷四百六十六者，则仅有两首，而无湖州诗，当已佚失。其中元、白之作，多畅叙友情，题写山水，颇多佳作。如，白居易《雪中即事寄微之》及元稹和作《酬乐天雪中见寄》、白居易《重题别东楼》和元稹的《和乐天〈重题别东楼〉》，以及元稹的《重夸州宅旦暮景色兼酬前篇末句》、《和乐天早春见寄》等，皆是其例。（十八）《杭越寄和（诗）集》一卷，编者未详

元稹、白居易、李谅唱和诗集。北宋宋敏求《刘宾客外集后序》已提及此书。郑樵《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总集类等著录。唐穆宗长庆二年（823）七月，白居易自中书舍人出为杭州刺史。次年八月，元稹自同州调任浙东观察使、越州刺史，经苏州、杭州，与苏州刺史李谅、杭州刺史白居易相晤。因三州邻近，时相唱和，常常是一诗而兼寄二州。至长庆四年（825），白居易迁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遂结为此集。原书已佚，今元、白唱和之作，部分见于二人集中（《元氏长庆集》卷二十二、《白氏长庆集》卷二十三等）。李谅诗《全唐诗》卷四百六十三仅存一首，《苏州元日郡斋感怀寄越州元相公杭州白舍人》（自注：时长庆四年也），即为集中之诗。（十九）《刘白唱和集》五卷，唐阿龟编

刘禹锡、白居易唱和诗集。初为二卷，白行简之子阿龟编，时在唐文宗大和三年（829），收大和元年至三年春以来刘、白在长安、洛阳往来唱和诗138首。三年三月，白居易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大和五年（831），刘禹锡由礼部郎中、集贤学士迁苏州刺史，经过洛阳，唱和多日，刘禹锡至苏州任后，往来唱和仍多。至次年遂增编一卷，名曰：《刘白吴洛寄和卷》。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白居易在其《白氏长庆集后序》中又记此集，有“《刘白唱和集》五卷”云云，则已增编为五卷。据贾晋华先生所考，所增第四卷即刘、白自大和八年至开成二年（834—837）的唱和诗集《汝洛集》，第五卷则为自开成三年至会昌二年（838—842），刘、白（牛僧孺、王起、裴度等人亦曾参与）的唱和诗集《洛中集》。此书《崇文总目》卷十一“总集类”著录一卷、《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第五十、《通志》卷七十“总集类”等，则著录为三卷。对于与刘禹锡的唱和，白居易曾自道：“嗟乎，微之先我去矣，诗敌之勍者，非梦得而谁。前后相答，彼此非一，彼虽无虚可击，此亦非利不行。但止交绥，未尝失律，然得隽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尝能发也，所以辄自爱重。今复编而次焉，以附前集。合前三卷，题此卷为下，迁前下为中，命曰《刘白吴洛寄和卷》。自太和六年冬送梦得之任之作始。”在《刘白唱和集解》中，他又说：“梦得，梦得，文之神妙，莫先于诗。若妙与神，则吾岂敢。如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之，岂惟两家子侄秘藏而已。”“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白居易的这些话，不但对他们二人的诗歌唱和，尤其是对刘禹锡的诗，作了中肯的评价，而且，也道出了他自己诗歌创作的得失，个中三昧，颇值得玩味。此集原书南宋后佚失，然二人的唱和诗，今刘诗多见于《刘禹锡集·外集》，为北宋时宋敏求从集中辑出，计107首，联句8首；白诗则多见于《白居易集》卷二十四等。（二十）《汝洛集》一卷，唐刘禹锡编

刘禹锡、白居易唱和诗集，刘禹锡编。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刘禹锡自苏州改汝州刺史，白居易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二人时有唱和。至开成元年（836），刘禹锡亦改官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与白居易日夕相处，唱和更多，因编自汝州以来二人唱和诗为一卷，亦附有刘禹锡与裴度等人的唱和诗，名《汝洛集》。故《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第五十“总集类”著录此书，即注“裴度、刘禹锡倡和”。贾晋华先生考订其后来又编为《刘白唱和集》第四卷。是书南宋时犹可见。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六引蔡宽夫《诗史》曰：“苏子容爱元、白、刘宾客辈诗，如《汝洛唱和》，皆往往成诵，苦不爱太白辈诗。曾诵《汝洛集·九日送人》云：‘清秋方落帽，子夏正离群。’以为假对工夫，无及此联。”原集已佚，宋敏求从中辑出刘禹锡诗27首、联句3首，编入《刘宾客集·外集》，白诗亦部分见于集中。贾晋华先生合刘、白集中诗，辑得诗66首、断句1则。见其《唐代集会总集七种辑校》。（二十一）《洛中集》一卷，唐刘禹锡编

刘禹锡、白居易等人唱和诗集。刘禹锡编。宋敏求《刘宾客外集后序》已提及此书，《宋史》卷二百九《艺文志》八总集类著录。是书收开成三年至会昌二年（838—842）刘、白（牛僧孺、王起、裴度等人亦曾参与）的唱和诗，后又编为《刘白唱和集》第五卷。原书已佚，宋敏求从中辑刘禹锡诗30首、联句5首，入《刘宾客外集》。贾晋华先生合刘、白集中诗，辑得147首诗、断句6则，见其《唐代集会总集七种辑校》。（二十二）《洛下游赏宴集》十卷，唐白居易编

白居易、徐凝等人唱和诗集，白居易编。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后序》谓，又有“《洛下游赏宴集》十卷，其文尽在大集内录出，别行于世”。陈尚君先生认为此书“应为居易退居香山后，与诸友游赏宴会之集”。甚是。集中当涵括了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阳期间与诸多文士唱和的大部分作品。参与唱和之人，据贾晋华先生所考，有徐凝、崔玄亮、李绅、裴度、牛僧孺、皇甫曙、胡杲、吉皎、刘真、郑据、卢贞、张浑等人，其诗诸别集、总集中所存，尚有223首，断句9则，贾晋华收入其《唐人集会总集七种辑校》。（二十三）《彭阳唱和集》三卷，唐刘禹锡编

令狐楚、刘禹锡唱和诗集，刘禹锡编。刘禹锡与令狐楚订交在唐宪宗元和末，至唐文宗开成二年（837）令狐楚卒，前后交往近二十年，时相唱酬。唐文宗大和七年（833），令狐楚因见《刘白唱和集》，遂致书刘禹锡，建议将其二人的唱和之作亦结集成书。于是刘禹锡编成此书，收诗歌百馀篇，勒成二卷，以令狐楚封“彭阳郡公”，故名《彭阳唱和集》。开成二年令狐楚卒后，刘禹锡又取大和七年以来二人唱和诗，编为一卷。合计三卷。《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第五十“总集类”、《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总集类”等著录。原书已佚，刘禹锡诗今多见于其外集卷三，而令狐楚诗《全唐诗》卷三百三十四仅存一卷，其中与刘禹锡唱和者数首而已。卞孝萱先生曾撰《令狐楚、刘禹锡〈彭阳唱和集〉复原》一文，录刘禹锡诗63首，令狐楚诗56首（今存7首），附白居易和作12首，杨巨源和作2首，裴度、刘禹锡等人联句1首。陈尚君先生据《古今岁时杂咏》又补令狐楚诗一首（《九日黄白二菊花开对怀刘二十八》）。（二十四）《吴蜀集》一卷，唐刘禹锡编

刘禹锡、李徳裕唱和诗集，刘禹锡编。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刘禹锡为和州刺史，李德裕出任浙西节度使，镇润州（今镇江），二人始相唱和。至文宗大和四年（830），李德裕改任西川节度使，仍与刘禹锡时有唱和，遂成此集。故刘禹锡作《吴蜀集引》，云：“凡酬唱，始于江南，而终于剑外，故以吴蜀为目。”《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第五十“总集类”著录。原书已佚，宋敏求辑刘禹锡诗十七首入《刘宾客外集》卷七。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别集》卷三《述梦诗》四十韵、卷四《重题汉州月夕游房太尉西湖》、《房公旧竹亭闻琴缅慕风流神期如在因重题此作》等、《全唐诗》卷四百七十五《上巳日忆江南禊事》、《北固怀古》等，皆为原集中诗。（二十五）《名公唱和集》二十二卷，编者不详

刘禹锡等人唱和诗集，编者不详。宋敏求《刘宾客外集后序》谓自此集辑录刘禹锡诗86首，今见于刘集卷五、卷六。从诗歌的题目看，涉及唱和者有武元衡、元稹、李景俭、灵澈、韩愈、窦常、吕温、杨凭、马聪、杨於陵、李程、郑覃、杨归厚、王涯、温造、杨巨源、崔立之、冯宿、唐扶、韩泰、张籍、崔玄亮、王璠、严休复、裴度、郑澣、李绅、牛僧孺、皇甫曙等三十馀人，皆可谓一时名流。《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总集类”等著录。诸人多有诗存世，其与他人唱和而见于《全唐诗》者尚不在少数，如元稹、韩愈、张籍等，皆是其例，此不赘举。（二十六）《荆潭唱和集》一卷，唐裴均、杨凭编

裴均、杨凭唱和诗集。裴均，字思齐，河东闻喜人，裴光庭之孙，以明经为诸暨尉，唐德宗时历仕河南府参军、长水尉、膳部郎中、荆南节度使，唐宪宗元和中仕至山南东道节度使，封郇国公。《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第五十“总集类”著录其有《寿阳倡咏集》十卷、《渚宫倡和集》二十卷、《岘山倡咏集》八卷等多种，可见其亦擅诗。《新唐书》卷一百八有传。杨凭，字虚受，弘农（今河南灵宝）人，唐代宗大历九年（774）进士第一，历仕德宗、顺宗、宪宗数朝，元和时官至京兆尹。与其弟凝、凌，俱有文名，号称“三杨”。两《唐书》有传。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杨凭以太常少卿出为湖南观察使。次年，裴均以膳部郎中出为荆南节度使行军司马，继则升任节度使。公事之馀，往复唱和，两府部属亦有参与唱和者，因编成此书，韩愈为《荆潭唱和诗序》。《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第五十“总集类”等著录。原书已佚，裴均诗今亦不可见，杨凭诗《全唐诗》卷二百八十九编为一卷，其中《春情》、《赠马炼师》、《送客往荆州》、《湘江泛舟》等数首，疑为集中诗。此集虽然久佚，但因韩愈为之作序，在中国文学史上却十分著名，而韩愈序本身，更是以发为“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之论，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二十七）《盛山十二诗联卷》，唐韦处厚编

韦处厚等人诗歌唱和集，韦处厚编。韦处厚，字德载，京兆人，元和元年（806）进士，同年登才识兼并茂科，授集贤殿校书郎，历秘书省校书郎直史馆、右拾遗等。元和十一年（816）以党韦贯之贬开州刺史。元和十四年（819）回朝，任户部郎中，迁中书舍人。穆宗长庆二年（822），加史馆修撰，三年，权兵部侍郎、知制诰。敬宗宝历二年（826）拜相。文宗太和二年（828）封灵昌郡公，卒。《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九本传谓其“通五经，博览史籍，而文思赡逸”。是集即作于其出任开州刺史时。开州（今重庆开县）有盛山，故隋称盛山县，唐天宝元年曾改为盛山郡。山在州西北，风景秀丽。韦处厚至开州后，与属官漫游山水，作《盛山十二诗》，题咏山水，依次有宿云亭、梅溪、茶岭、流杯渠、盘石磴、桃坞、竹岩、琵琶台、胡芦沼、隐月岫、绣衣石榻、上士泉瓶十二处名胜。诗皆五绝，风格清丽。时温造自监察御史出任开州司马，为作《盛山宿云亭记》，并有和诗。此后，韦处厚以诗分赠友人，多有和者。至唐穆宗长庆二年，时已回京任中书舍人、史馆修撰的韦处厚，遂将前后十人所和，结集成编，请韩愈作序。序云：“有以韦侯所为十二诗遗余者。其意方且以入溪谷，上岩石，追逐云月不足，日为事读而咏歌之。令人欲弃百事，往而与之游。（略）于时应而和者凡十人。及此年，韦侯为中书舍人，侍讲六经禁中，名处厚。和者通州元司马名稹为宰相，洋州许使君名康佐为京兆，忠州白使君居易为中书舍人，李使君景俭为谏议大夫，黔府严中丞谟为秘书监，温司马造为起居舍人，皆集阙下。于是《盛山十二诗》与其和者，大行于时，联为大卷，家有之焉。慕而为者，将日益多，则分为别卷。韦侯俾余题其首。”和者十人，韩愈仅举出六人，其馀四人今可知者有张籍。韦处厚原作今存，和诗则除张籍《和韦开州盛山十二首》尚存外，馀皆已不可见。（二十八）《汉上题襟集》十卷，唐段成式编

段成式、温庭筠、余知古唱和诗集，段成式编。宋王尧臣等《崇文总目》卷十一、《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第五十、《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总集类，皆著录是书。《通志》注曰：“段成式、温庭筠、余知古酬答诗、笺。”《郡斋读书志》卷二十亦云：“《汉上题襟集》十卷，右唐段成式辑其与温庭筠、余知古酬和诗笔笺题。”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总集类著录此书仅三卷，谓：“唐段成式、温庭筠、庭皓、余知古、韦蟾、徐商等倡和诗什、往来简牍，盖在襄阳时也。”徐商镇襄阳，在唐宣宗大中十年至十四年（856—860）。时段成式因事免官，退居襄阳。温庭筠、庭皓兄弟等亦游处幕府。先后参与唱和之人，除上述段成式等六人外，尚有掌书记韦蟾、观察判官王传、副使李骘，庭皓、卢鄯、元繇等。其诗文多为唱和赠答之作，内容则“大抵多闺闼中情昵之事”，风格绮丽。此书清初尚存，今人贾晋华辑得诗48首、断句10则、赋1篇、连珠2首、书简19篇，收入其《唐代集会总集七种辑校》。（二十九）《松陵集》十卷，唐陆龟蒙编

皮日休、陆龟蒙唱和诗集，陆龟蒙编，皮日休序。松陵即吴江，属苏州。《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第五十、《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总集类”等皆著录。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崔璞以谏议大夫出任苏州刺史，辟皮日休为从事，陆龟蒙以诗谒之，遂与皮往复唱和，长达一年，得诗658首，编成十卷，崔璞、进士颜萱、前广文博士张贲、进士郑璧、司马都、浙东观察推官李縠、前进士崔璐及处士魏朴、羊昭业等，亦偶相随唱和，因亦附入。其唱和之作，或壮怀激烈，抒写用世之心；或感慨现实，发为不平之鸣；或记录隐逸生活，描写吴地山水，正如皮日休所说，二人“道义志气，穷达是非，莫不见于是”。诗歌的风格，也是或奇崛瘦劲，或清丽雅淡，不拘一格。韩、孟、元、白之后，苏、黄之前，皮、陆为唱和诗之巨擘，影响颇大。此集今有近人陶湘涉园影宋本，最佳。通行本则有明弘治间刘济民刊、都元敬校本等。（三十）《（高辇）唱和集》，五代后唐高辇编

高辇、李从荣等唱和诗集，高辇编。李从荣，五代后唐明宗次子，天成四年（929），为河南尹。史称其喜为诗，“与从事髙辇等更相唱和。自谓章句独步于一时，有诗千馀首，号曰《紫府集》”。时高辇为谘议参军，因编成此集。长兴中，秦王李从荣以本官充天下兵马大元帅。后以谋反被杀，高辇亦坐诛。齐己早见此集，其《白莲集》卷四《谢高辇先辈寄新唱和集》曰：“敢谓神仙手，多怀老比丘。编联来鹿野，酬唱在龙楼。洛浦精灵慑，邙山鬼魅愁。二南风雅道，从此化东周。”卷三又有《寄还阙下髙辇先辈卷》诗。李从荣诗今皆不存，高辇诗今《全唐诗》仅存《棋》诗一首，《唐诗纪事》卷七十五谓高辇依附李从荣，并引其《棋》诗句，疑即原集中诗。

二、宋代唱和诗词总集

李昉、李至唱和诗集，李昉编。李昉，字明远，谥文正，深州饶阳（今属河北）人。性“温和，无城府，宽厚多恕”。五代后汉时进士。后周世宗时为翰林学士，入宋后得宋太祖、太宗器重，两度拜相，主持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书。《宋史》卷二百六十五有传。李至，字言几，真定（河北正定）人，性刚严简重，好学能文，辞藻敏赡。太宗太平兴国初年进士，八年，拜参知政事，雍熙中以病目改官礼部侍郎，转吏部侍郎，兼秘书监。真宗朝，复拜参知政事。《宋史》卷二百六十六有传。太宗端拱元年（988），李昉自参知政事改官尚书右仆射，李至则为吏部侍郎兼秘书监，二人官闲自适，时相唱和赠答，诗筒传递，所积渐多。至太宗淳化二年（991），李昉复相，唱酬告一段落。淳化四年，李昉收拾诗稿，得123首，遂编纂成集，并为序，名之曰《二李唱和集》。宋仁宗乾兴元年（1022），应天知府兼留守周起刊刻，遂行世。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一言及此书，并曰：“昉诗务浅切，效白乐天体。晩年与参政李公至为唱和友，而李公诗格亦相类，今世传《二李唱和集》是也。”《宋史》卷二百九《艺文志》著录是书，作“《二李唱和诗》一卷”，并注：“李昉、李至作。”此后便不见于著录，殆已亡佚。然在日本却保留着宋刻本的江户时期（1603—1807）的复刻本。近人贵阳陈榘先得之东京书肆，惜首尾已缺。后罗振玉复得之京都，则首尾俱在。二本合观，仅缺第13页，由罗氏刊入《宸翰楼丛书》。今人金程宇教授又收入《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并将罗氏当年所据以刊行之底本（今藏日本关西大学图书馆）的首尾若干页，影印附入，进而指出罗氏有误抄、改动处。二人诗原学白居易，故集中唱和，不但多写闲适之趣和园林之景，平易浅近，从容悠游，且每每冠以冗长的题目，或用连章组诗的形式，以诗代书，叙事抒怀。反映出宋初白体和唱和之风的兴盛。（三十二）《西昆酬唱集》二卷，宋杨亿编

杨亿、刘筠、钱惟演等唱和诗集，杨亿编。杨亿，字大年，浦城人，七岁能属文，十一岁以神童诏试诗赋，授秘书省正字，赐进士及第，直集贤院，迁著作佐郎。真宗时官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亿性刚介寡合，尚名节，又重交游，奖掖后进。文格雄徤，才思敏捷，著述颇丰。《宋史》卷三百五有传。刘筠，字子仪，大名人，举进士，三入禁林，又三典贡部，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同修国史、判尚书都省。其性不茍合，遇事明达，而其治尚简严。善文辞对偶，尤工为诗。初为杨亿所识拔，后遂与齐名，时号“杨刘”。《宋史》卷三百五有传。钱惟演，字希圣，吴越王俶之子，随俶归朝。真宗时官至枢密副使，仁宗朝曾官枢密使。博学有文辞，喜奖掖后进，与杨、刘齐名。《宋史》卷三百一十七有传。是集乃杨亿、钱惟演、刘筠等人于真宗景德、大中祥符间编纂《册府元龟》之暇诗歌唱和的结集，以杨、钱、刘三人为主，前后参与唱和者，除三人之外，尚有丁谓、张詠等十五人，由杨亿编纂成书，收录诸人唱和诗247首，皆五七言律，分为二卷。其诗如杨亿序所云，既是“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所得，既是师法李商隐、唐彦谦，“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所得，自然是多写馆阁生活，多咏史咏物之作，讲究用典贴切，属对工巧，音节和谐，辞藻富丽，风格雍容典雅。当然，由于杨亿性格刚介，与丁谓等人不合，至为谗言所诬，希望外任，故亦有抒写心志之作，如《受诏修书述怀感事三十韵》、《偶怀》、《置夜》等皆是。至于《宣曲》、《汉武》等诗，是否有讽喻之意，实不能断言。西昆酬唱在当时影响甚大，如田锡所说，“三公以新诗更相属和，极一时之丽。亿乃编而叙之，题曰《西昆酬唱集》。当时佻薄者谓之‘西昆体’。其它赋颂章奏虽颇伤于雕摘，然五代以来芜鄙之气，由兹尽矣”。而其讲求用典贴切、声韵铿锵、辞藻富丽、风格典赡的“西昆工夫”，则对有宋一代的诗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昆酬唱集》编成后即有刊本，田况《儒林公议》、欧阳修《六一诗话》等皆曾论及此书。《通志》卷七十《艺文略》“诗总集”、《郡斋读书志》卷二十、《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亦著录。明代有嘉靖丁酉（十六年，1537）玩珠堂刊本，有张綖序（收入《四部丛刊初编》）。清有康熙四十七年（1708）朱俊升刊本。此本出于毛氏汲古阁钞本，而毛氏本出明万历本。清人修《四库全书》即据此收入。后之各本亦多出此刻，如清咸丰间伍崇曜收入《粤雅堂丛书》之赵执信刊本等。清代又有周桢、王图炜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据黄永年藏本影印。有冯班钞本（有残缺），今收入《宋集珍本丛刊》第91册。近人注本以王仲荦注本为详赡。郑再时笺注本，则于时事、诗意发明较多。皆足资参考。（三十三）《翰林酬和集》一卷，编者未详

王溥与李昉、汤悦、徐铉等唱和诗集。《崇文总目》卷十一总集类著录，注“阙”。《通志》卷七十《艺文略》“诗总集”同，“酬和”作“酬唱”。注：“宋朝王溥与李昉、汤悦、徐铉等。”原书佚。今人编《全宋诗》卷十一收王溥诗三首，《寄邓洵美》一首或为集中诗。李昉诗《全宋诗》卷十二、十三，编为两卷，其中《禁林春直》、《赠邓洵美》等数首，似为集中诗。而《禁林春直》诗中“一院有花春昼永，八方无事诏书稀”，最能见出宋初承平气象，故方回称“此诗，合是宋朝善言太平第一人”。徐铉诗见于《骑省集》者七卷，卷五所收《史馆庭梅见其毫末历载三十今已半枯同僚诸公唯相公与铉在耳睹物兴感率成短篇谨书上伏惟垂览》，及汤悦、徐锴和作，疑为集中诗。（三十四）《应制赏花集》十卷，编者未详

徐铉等唱和诗集。编者未详。《崇文总目》卷十一总集类著录（阙），《通志》卷七十《艺文略》“诗总集”著录，《宋史》卷二百九《艺文志》八总集类同。徐铉《骑省集》卷二十一有《应制赏花》七言律一首，疑为集中诗。（三十五）《瑞花诗赋》一卷，编者未详

北宋馆阁臣僚唱和诗集，编者未详。《崇文总目》卷十一总集类著录（阙），《通志》卷七十《艺文略》“诗总集”同，并注“宋朝馆阁应制作”。《玉海》卷一百九十七“祥瑞·植物”类“天圣牡丹图”条曰：“天圣六年十一月癸卯，益州献异花，似桃，四出。上异之，目为太平瑞圣花。《崇文目》有《瑞花诗赋》一卷。”并引晏殊上表断句：“协风灵雨，散为膏壤之滋；共蒂并柯，布在密青之囿。”（三十六）《明良集》五百卷，宋李虚己编

宋真宗与群臣唱和诗集，李虚己编。《崇文总目》卷十一总集类著录（阙），《通志》卷七十《艺文略》“诗总集”同，并注“真宗御制及群臣进和歌”。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二天禧二年八月壬申载（《玉海》作九月）：“龙图阁待制李虚已上奉诏编群臣所和御制诗为《明良集》五百卷，诏赐银帛。”原书佚。今《全宋诗》卷一百四辑宋真宗诗22首，内《赐丁谓》、《又赐丁谓》、《赐知贡举晁迥》、《赐知贡举钱惟演》、《赐王钦若除太子太保判杭州十韵》、《送张无梦归天台山》、《赐陈尧叟谢病归济源》等，皆应为集中诗。杨亿《武夷新集》卷一奉和应制诸诗，多为集中诗。丁谓诗今《全宋诗》录存两卷（卷一百零一至一百零二），其中《次韵和进真宗七言四韵》、《五言十韵》、《送张无梦归天台山》等，应为集中诗。寇准诗今《全宋诗》编为三卷（卷八十九至九十一），内《和御制降圣节内中道场睹瑞鹤神雀歌》、《奉和御制奉祀述怀歌》、《天安殿致斋》、《天安殿酌献天书》、《和御制祀后土》等奉和御制诗多首，当在集中。《全宋诗》卷七十二查道、马知节《送张无梦归天台》，卷七十四黄震、曾会同题作等，亦当属集中诗。（三十七）《睢阳五老会诗》，编者未详

杜衍、王涣、毕世长、冯平、朱贯唱和诗。杜衍，字世昌，越州（今绍兴）人。大中祥符元年进士，仁宗朝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庆历七年，以太子少师致仕，封祁国公。《宋史》卷三百一十有传。杜衍致仕后，退居睢阳（今商丘），与前后致仕居睢的王涣、毕世长等，“优游乡梓，暇日宴集，为五老会。赋诗酬唱，怡然相得。宋人形于绘事，以纪其盛”。钱明逸为序。其图今存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耶鲁大学博物馆等处。一时题其图者甚多，如欧阳修、富弼、苏颂等。五老诗今亦存，见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四十五“乐生部”。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四等多记其事。（三十八）《礼部唱和诗集》（《嘉祐礼闱唱和集》）三卷，宋欧阳修编

欧阳修、王珪、韩绛、范镇、梅挚、梅尧臣唱和诗集，欧阳修编。欧阳修《居士集》卷四十三有《礼部唱和诗序》，曰：“嘉祐二年春，予幸得从五人者于尚书礼部，考天下所贡士，凡六千五百人。盖绝不通人者五十日。乃于其闲时相与作为古律长短歌诗杂言，庶几所谓群居燕处言谈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滞而忘其倦怠也。故其为言易而近，择而不精。然绸缪反复，若断若续，而时发于奇怪，杂以诙嘲笑谑，及其至也，往往亦造于精微。（略）于是次而录之，得一百七十三篇，以传于六家。”《归田录》卷二又详记此事，曰：“嘉祐二年，余与端明韩子华、翰长王禹玉、侍读范景仁、龙图梅公仪同知礼部贡举，辟梅圣俞为小试官。凡锁院五十日，六人者相与唱和，为古律歌诗一百七十馀篇，集为三卷。禹玉，余为校理时武成王庙所解进士也，至此新科翰林，与余同院，又同知贡举。故禹玉赠余云：‘十五年前出门下，最荣今日预东堂。’余答云：‘昔时叨入武成宫，曾看挥毫气吐虹。梦寐闲思十年事，笑谈今此一樽同。喜君新赐黄金带，顾我宜为白发翁’也。天圣中，余举进士，国学、南省皆忝第一人荐名。其后景仁相继亦然，故景仁赠余云：‘澹墨题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继前尘’也。圣俞自天圣中与余为诗友，余尝赠以蟠桃诗，有‘韩孟’之戏。故至此梅赠余云：‘犹喜共量天下士，亦胜东野亦胜韩。’而子华笔力豪赡，公仪文思温雅，而敏捷皆勍敌也。前此为南省试官者，多窘束条制，不少放怀。余六人者欢然相得，群居终日，长篇险韵，众制交作。笔吏疲于写录，僮史奔走往来。间以滑稽嘲谑，形于风刺。更相酬酢，往往哄堂绝倒。自谓一时盛事，前此未之有也。”蔡絛《西清诗话》卷中、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等，亦记其事。从欧阳修序看，此书当日虽曾结集，似并未刊行。然《通志》卷七十《艺文略》诗总集类、《宋史》卷二百九《艺文志》总集类皆有著录。原书久佚。然检欧阳修诸人集，所存诗仍有数十首。如欧阳修《居士集》中《答圣俞〈莫登楼〉》、《答圣俞〈莫饮酒〉》、《思白兔杂言戏答公仪忆鹤之作》、《戏答圣俞》、《和梅龙图公仪谢鹇》、《和圣俞感李花》、《折刑部海棠戏赠圣俞二首》、《刑部看竹效孟郊体》、《礼部贡院阅进士就试》、《和梅圣俞元夕登东楼》、《再和》、《又和》、《忆和呈公仪》、《答王禹玉见赠》、《答王内翰范舍人》、《戏答圣俞持烛之句》、《小桃（和公仪正月桃）》、《戏书》、《（和圣俞）春雪》、《和梅公仪尝茶》、《和较艺书事》、《和公仪赠白鹇》、《再和》、《和圣俞春雨》、《出省有日书事》、《和较艺将毕》、《喜定号和禹玉内翰》、《和出省》等、《居士外集》中《琴高鱼》、《试院闻奚琴作》、《和公仪试进士终场有作》。《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十七中《莫登楼》、《莫饮酒》、《依韵和永叔劝饮酒莫吟诗杂言》、《和永叔内翰思白兔答忆鹤杂言》、《和永叔内翰戏答》、《谢鹇和公仪》、《送白鹇与永叔依韵和公仪》、《琴高鱼和公仪》、《感李花》、《刑部厅海棠见赠依韵答永叔二首》、《刑部厅看竹效孟郊体和永叔》、《上元从主人登尚书省东楼》、《自和》、《又和》、《谢永叔答述旧之作和禹玉》、《戏答持烛之句依韵和永叔》、《和公仪龙图小桃花》、《二月五日雪》、《尝茶和公仪》、《较艺赠永叔和禹玉》、《送白鹇与永叔依韵和公仪》、《春雨呈主文》、《出省有日书事和永叔》、《和较艺将毕和禹玉》、《定号依韵和禹玉》。王珪《华阳集》卷一中《和圣俞〈莫登楼〉》、《和永叔思白兔戏答公仪忆鹤杂言》、卷三《呈永叔书事》、《较艺书事》、《较艺将毕呈诸公》、《较艺书事再呈永叔并同院诸公》、卷四《依韵和永叔戏书》、《和公仪送白鹇与永叔》、《和永叔出省有日书事》、卷十七《小桃》、《和公仪小桃绝句》。梅挚诗今《全宋诗》卷一百七十八所收32首，范镇诗《全宋诗》卷三百四十五、三百四十六编为两卷，韩绛诗《全宋诗》收录13首，已无礼部唱和之作。（三十九）《山游唱和诗集》一卷，宋释契嵩编

杨蟠、释惟晤、契嵩唱和诗集，释契嵩编。不见于著录。据释契嵩《镡津集》卷十二《山游唱和诗集叙》、《山游唱和诗集后叙》，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春，三人相约游杭州灵隐、天竺山，优游纡馀，吟啸发兴，题写山水，得诗36首，别后复又唱和酬赠，得诗27首，编为一集，由契嵩序之。契嵩原集后散佚，至南宋绍兴间，释怀悟辑入《镡津集》，今所见40首。（四十）《颍川集》，不著卷数，宋苏京编

苏京、邹浩、崔鶠等唱和诗集，苏京编。苏京，苏颂之子，字世美，泉州南安人，徙居润州丹阳。以父荫假承务郎，官至沂州通判。事略见陆心源《宋史翼》卷四本传。邹浩，字志完，常州人。元丰五年进士，任扬州、颍昌府教授，哲宗亲擢之为右正言，以谏立刘后贬新州（今广东新兴）。徽宗立，复为右正言，迁中书舍人，兵、吏二部侍郎，以宝文阁待制知江宁等。元符间以直言敢谏，朝野推仰。邹浩受学于程门，然较驳杂。《宋史》卷三百四十五有传。此集为苏京、邹浩等人元祐初同在颍州时唱和结集。邹浩有序，曰：“非公家事挽人，则深衣藜杖，还相宾主。间或浮清潩，欵招提，谈经议史，揖古人于千百岁之上，有物感之，情与言会，落于毫楮。先后倡酬，以是弥年，裕如也。世美秩满，且行矣，用刘、白故事，裒所谓倡酬者与众自为之者，与非同盟而尝与同盟倡酬者，共得若干篇，名之曰《颍川集》。”与唱和者有崔鶠、裴仲孺、胥述之、陈恬、鲜于绰、鲜于群、王实、乐文仲、胡适道、崔遐绍等。原书已佚，然今《道乡集》卷二至卷八多属《颍川集》中唱和诗。（四十一）《同文馆唱和诗》，编者未详

张耒、邓忠臣等唱和诗集。同文馆原为接待高丽使臣之所，平时则用于吏部考试文武选人的试院。元祐二年（1087），张耒、邓忠臣、晁补之等入院为考官，判卷之暇，诗歌唱和，因成此集。前后参与唱和者，除张、邓、晁之外，尚有十人，即李麟、蔡肇、曹辅、余幹、商倚、柳子文、耿南仲、温益、孔武仲，和名“向”不知姓氏一人。未知何人所编。当日曾附入张耒集中。崇宁二年（1103）四月，宋徽宗“诏毁刊行《唐鉴》并三苏、秦、黄等文集”，张耒文集亦在禁毁之列。至南宋，多有搜辑张耒诗文者，如汪藻、王鈇等，张表臣在此基础上，编为《张右史集》七十卷，刊刻行世，收诗文二千七百馀篇，内即有《同文馆唱和诗》六卷。井度亦曾校编《谯郡先生集》一百卷，然所收作品反不若张表臣本多，此本后为周紫芝所得，今已不存。《郡斋读书志》卷二十所著录，即此本。现已不能确定此本是否收入其同文馆唱和之诗。《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则著录七十卷本，曰：“《宛丘集》七十卷、年谱一卷，起居舍人樵国张耒文潜撰。宛丘，陈州其所居也。蜀本七十五卷。”明清诸钞本、刻本多据此集。今人李逸安、孙通海、傅信在民国十八年田毓璠重刻广雅书局本（此本合《四库全书》五十卷本《柯山集》和清陆心源《柯山集补》十二卷）的基础上，重新校编为六十五卷，将《同文馆唱和诗》收入卷六十二至六十五，计四卷。清人编《四库全书》，收入《同文馆唱和诗》十卷本，以邓忠臣诗为首。据余嘉锡先生所考，“必是雍、乾间好事之徒从《张右史集》内抄出，而分一卷为两卷，貌为旧本以绐藏书家耳”。甚是。然此一好事者所编，以邓忠臣为首，亦有其道理。因为此集张耒为首唱者虽多，然以邓忠臣为首唱者亦多。如卷六十四《诗呈同院诸公》、《秋日同文馆》、《未试即事杂书率用“秋日同文馆”为首句》、《诗呈同院后至诸公》、卷六十五《初入试院》、《重九考罢试卷书呈同院诸公》等，首唱皆为邓忠臣。可见，同文馆唱和，邓忠臣无疑为主要发起人之一。不过，在具体的卷次编排中，却有生硬割裂之嫌，且题目亦有简省，至有歧义。张耒等人的同文馆唱和，多写其试院生活，或谈诗论文，或畅叙友情，或题写景物，或咏节候而兴感，以五七言律为多，语言平易，风格俊迈，成为元祐诗坛的一个组成部分。（四十二）《汝阴唱和集》一卷，宋赵令畴编

苏轼、赵令畴、陈师道唱和诗集，赵令畴编。《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等著录。晁说之为之序，李廌作后序。元祐六年（1096）八月，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知颍州，次年正月改知扬州，在颍半载，与签判赵令畴，州学陈师道，颇多唱酬，后由赵令畴编集，并先后请晁说之、李廌作序。晁序今已不存，李序见于《济南集》卷六。是书北宋曾有刊本，后佚。今苏轼集中《小饮西湖怀二欧》、《次韵陈履常龙潭》、《次韵陈履常雪中》、《泛颍》、《次韵赵景贶督两欧作诗及破陈履常酒戒》、《劝履常饮》等，陈师道《后山诗》中《次韵苏公西湖徒鱼三首》、《次韵苏公观月听琴》、《次韵苏公涉颍》、《再次韵苏公示两欧阳》、《次韵苏公劝酒与诗》、《次韵苏公督两欧阳诗》、《次韵苏公题欧阳叔弼息斋》、《次韵苏公竹闲亭绝句》等，赵令畴《聊复集》今已不存，其《侯鲭录》中所存《次韵陈履常汝阴久雪赈饥》等，当为原集中诗。（四十三）《和陶集》四卷，宋苏轼编

苏轼追和陶渊明诗及苏辙和东坡诗的结集。初为四卷，苏轼生前编定，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已记之。曰：“公诗本似李杜，晩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凡四卷。”苏辙又有作《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是书北宋末年即有刊本。南宋绍兴年间，傅共取陶诗与苏轼、苏辙兄弟和陶诗为之注，即傅注《和陶集》十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总集类”曾加以著录，谓：“苏氏兄弟追和。傅共注。”刘尚荣先生据宋黄岩孙编、元黄真仲重订的《仙溪志》，考傅共乃傅权之子，有《东坡和陶诗解》，并曾为傅幹《注坡词》作序。其《东坡和陶诗解》与陈振孙所著录《和陶集》当为一书。惜其书已佚。南宋施元之、顾禧注苏诗，则编为二卷，不包括陶渊明原诗。今宋刊《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四卷犹存“台湾国家图书馆”。二苏和陶诗的数量，据清人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苏轼和陶诗计存137首。另，苏辙和诗存34首。（四十四）《许昌唱和集》，编者未详

叶梦得、苏过、晁说之、程俱等唱和诗词集。叶梦得，字少蕴，苏州人，哲宗绍圣进士，官至知颍昌府。高宗时，官尚书右丞、江东安抚使，兼建康府行宫留守，改福州。晚退居吴兴，自号石林居士。博学擅诗文。《宋史》卷四百四十五有传。是集乃其政和七年（1117）知颍昌时，与府中及属县官或居颍、过颍文士唱和之作。原集不见于著录，据韩元吉《书许昌唱和集后》，似南宋时曾刊刻。其曰：“绍兴甲子岁，某见叶公于福唐，首问诗集在亡，抵掌慨叹。且曰：‘昔与许昌诸公唱酬甚多，许人类以成编，他日当授子。’其后见公石林，得之以归，又三十馀年矣。今年某叨守建安，苏岘叔子为市舶使者，会于郡斋，相与道乡闾人物之伟。因出此集披玩，始议刻之。盖叔子父祖诸诗亦多在也。箕颍隔绝，故家沦落殆尽。典型未远，其交好之美，文采风流之盛，犹可概见于此云。淳熙二年九月具位韩某谨书。”前后参与唱和者，据陆友仁《砚北杂志》卷上所载，有韩缙、韩宗质、韩宗武、王实、曾诚、苏迨、苏过、岑穰、许亢宗、晁将之、晁说之等。另程俱、赵令畴、晁冲之等也曾参与唱和。今原集已不可见，然今存唱和诗词仍有数十首。如叶梦得《石林词》中有［浣溪沙］《许公堂席上次韵王幼安》、《用前韵再答幼安》、［浣溪沙］《次韵王幼安曾存之园亭席上》、［临江仙］《席上次韵韩文若》、［临江仙］《十一月二十四日同王幼安洪思诚过曾存之园亭》、《次韵答幼安思诚存之席上梅花》、［减字木兰花］《雪中赏牡丹》、《王幼安见和前韵复用韵答之》、［临江仙］《次韵洪思诚席上》、《席上次韵韩文若》、《晁以道见和答韩文若之句复答之》、［鹧鸪天］《十二月二十二日与许幹誉赏梅》等。收于苏过《斜川集》卷五的《叶守奉诏祠神霄二首》、《陪郡守游西湖泛舟曲水分韵得会字》、《次韵叶守端阳日湖上宴集》、《次韵叶守端午西湖曲水五首》、《次韵少蕴移竹于贾文元二首》、《次韵少蕴二首》、《送叶少蕴归缙云》、《次韵韩君表读渊明诗馈曾存之酒唱酬之什》、《次韩文若展江五咏》、《和王仲弓雪中怀友之什》、《次韵王仲弓赠史得之》等。《景迂生集》卷七《病卧闻韩公表雨中出谒》、《即事谢公表》、《德麟留诗相别辄次韵贺送》、《德麟夜相过用韵作》、《次韵和德麟过希道作》，程俱《北山集》卷七《晁无斁将之录示近诗有和其兄以道说之诗次韵以致区区兼简以道》、《复次韵酬叶翰林见寄》、《次韵寄谢公表韩公朝请》、《和叶翰林送李从事》、《次韵和颕昌叶翰林七首同许学士元宗泛舟潩水目病废读书生第三儿同许幹誉步月饮杏花下》、《酬颍昌叶内翰见招》、《次韵寄谢存之曾公学士》等，皆当为集中诗词。（四十五）《坡门酬唱集》二十三卷，宋邵浩编

苏轼、苏辙与其门下弟子唱和诗选，南宋邵浩编。《宋史》卷一百九《艺文志》八著录。今存绍熙元年（1190）刻本，藏台北“国家图书馆”。又有《四库全书》本等。前有邵浩《坡门酬唱集引》，由引可知，此书乃是为学习诗歌唱和而编。南宋孝宗朝，苏学兴盛，苏门唱和亦为人所称羡追摹。如引中所云，“无事展卷，则两公六君子之怡怡偲偲，宛然气象在目，神交意往，直若与之承欢接辞于元祐盛际，岂特为赓和助耶？”正道出了是书编纂的意义。清四库馆臣又论之曰：“其书专录苏轼、苏辙兄弟及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李廌等平日酬唱和答之作。前十六卷皆轼诗而辙及诸人和之者。次辙诗四卷，黄庭坚等诗三卷，亦录轼及诸人和作。李廌阙焉。其不在八人之数而别有继和者，亦皆附入，为注以别之。其诗大抵本集所已有。又如《山谷外集》所载《次韵子瞻书黄庭经经尾》、《付蹇道士诗》、次韵晁补之、廖正一赠答诗，补之又有《和子瞻种松》、《赠杜舆秀才》三首，今坡集载坡诗止二首，而此集均未编入，亦不能无所挂漏。然次韵之诗，惟东坡变化不穷，称为独绝，而诸家才力颇亦足以相抗。浩更汇而合之，使读者参比互证，得以稍窥用意之所在，于诗学亦不为无补焉。”更进一步指出了其唱和诗的独特文学价值。（四十六）《南岳唱酬集》一卷，宋张栻编

朱熹、张栻、林用中唱和诗集。是书不见于著录。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冬，朱熹、张栻、林用中三人同游南岳衡山，前后七日，登山临水，唱酬不绝，得诗149首，结为此集。张栻有《南岳唱酬序》，谓：“盖自甲戌至庚辰凡七日，经行上下数百里，景物之美，不可殚叙。间亦发于吟咏，更迭倡酬。倒囊得百四十有九篇。虽一时之作，不能尽工，然亦可以见耳目所历，与夫兴寄所托，异日或有考焉。乃裒而录之。”朱熹亦有《南岳游山后记》，自谓与张栻“远别之期，近在朝夕，非言则无以写难喻之怀”，遂你唱我和，不可抑止。此后东归，朱熹与林用中、范念德一路唱酬，又得诗二百馀首，编成《东归乱稿》。然是集当时并未单刻，至明始有刊本。今存弘治年间刊本，又有《四库全书》本。束景南先生曾撰《朱熹南岳唱酬诗考》，指出今所见《南岳唱酬集》所收作品与朱熹、张栻集中诗相参差，附录中存朱熹与林用中书札32篇，又附林氏遗事，因推断此集必是林氏后裔所重编，并将朱、张文集中所收南岳唱酬诗与此集对勘，剔除窜乱之作15首，亡佚1首，得朱熹唱酬诗53首、张栻50首、林用中46首，计149首，与张栻序中所说正相吻合，对此集所收作品作了复原。集中诗歌大抵纪行、写景、感兴，七绝最多，次五律，亦有排律、联句。虽一时感兴，不暇雕琢，却景象阔大，俊迈奔放，平易洒脱，犹能见出宋儒笑谈嘘吸、心与天通的气象。（四十七）《三英集》三卷，编者未详

周邦彦《清真词》与方千里、杨泽民《和清真词》合集，编者未详。不见于著录。然据明毛晋《（方千里）和清真词跋》：“美成当徽庙时，提举大晟乐府，每制一调，名流辄依律赓唱，独东楚方千里、乐安杨泽民有《和清真全词》各一卷，或合为《三英集》行世。”知为后人所编，毛氏似应见过此集。今周邦彦《清真词》及方千里、杨泽民和作并存，后二者有汲古阁本、《宋十五家词》本等。另，陈允平和《清真词》，名《西麓继周集》，今亦存，有清钞汲古阁《典雅词》本等。

以上所论列的唐宋唱和诗词总集，计47种，虽然不能说已将唐宋两代的唱和诗词集包罗尽净，然最主要的当皆已在内，充分反映出唐宋两代诗词唱和的繁荣。其中，唐代唱和诗词总集30种，宋代17种，唐代明显多于宋代。可见唐宋两代虽同样唱和之风甚盛，然为士人所重，结集之多，唐代反在宋之上。就中唐代以君臣唱和、郡邑府主与幕僚宾主之间的唱和为多，而宋代则是士大夫群体之间的唱和较多，反映出诗词唱和由君王提倡向士人普遍创作发展、由特定条件下的唱和向常态化发展的趋势。显然，唐宋两代，诗词唱和已逐渐成为士人文学艺术交往的重要方式，有力地推动了文学创作的进步。

第三章 唱和诗词的类型与评价

唱和诗词数量众，类型多，题材广；千姿百态，高下参差，足以炫人眼目，惑人心魄。但我们若从创作主体、从唱和诗词的性质和特点去考察，就会发现，尽管唱和双方各自的情况多有差别，然而当其构成唱和之时，双方所处的地理环境、社会遭际，各自的生活体验、思想倾向、文学观念和审美情趣等等，或此或彼，总有相同、相近之处。因而，据此把唱和诗词区分开来，归入不同的类别和层次，分别评价，各定是非，比较方便。上文曾谈到，唐宋唱和诗词是唱和诗词发展的高峰，故本章的讨论也将以唐宋唱和诗词为主。

一、同好之唱和

首先是同爱好层次的唱和。

一方对另一方的作品一见倾心，至于拿它作范本，揣摩学习之不足又从而和之。这属于审美爱好方面的求同，其和作带有学习的性质。我们把它看作初级形式的唱和诗词。代表作品主要有方千里、杨泽民、陈允平的《和清真词》等。

方千里、杨泽民和陈允平为何要和周邦彦的词，他们自己并未明说过，然从周邦彦的词在北宋末和南宋的传播和影响来看，当属于学习之作。清真词深婉曲折，典丽精工，音律华美，成就很高。“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儇、妓女，知美成词为可爱”，竞相仿效，至更有人认为，“凡作词，当以清真词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明末毛晋论及方千里等人的《和清真词》时，曾说：“美成当徽宗庙时，提举大晟乐府，每制一调，名流辄依律赓唱，独东楚方千里，乐安杨泽民有《和清真（全）词》，各一卷，或合为《三英集》行世。”之后，陈允平亦曾和清真词，成《西麓继周集》一卷。是为三家《和清真词》。

据毛晋“名流辄依律赓唱”云云，我们已经可知，诸人和清真词主要是依照其声律，学习其手段，摹拟其风格。因为任职大晟乐府的周邦彦，既是著名词人，又深谙声律，要学词正可以《清真词》为蓝本。

自然，从整体观之，三家《和清真词》的水平都比不得原作，不过其中某些作品的意境、韵律、语言和风格等，却可以说是逼近周词了。如周邦彦［还京乐］词曰：禁烟近，触处浮香秀色相料理。正泥花时候，奈何客里，光阴虚费。望箭波无际，迎风漾日黄云委。任去远，中有万点相思清泪。 到长淮底。过当时楼下，殷勤为说，春来羁旅况味。堪嗟误约乖期，向天涯，自看桃李。想而今，应恨墨盈笺，愁妆照水。怎得青鸾翼，飞归教见憔悴。

周词是写客中送客。写作的时间、地点，据罗忼烈先生所考，当是元祐五年（1090）春离开庐州初到荆州时。此时，这位在思想政治上拥护新法的词人，离开新旧两党激烈斗争的漩涡，离开北宋政权的中心汴京，已经三年，其内心对旧党所作所为的种种不满，影响到词的创作，往往是托之于男女之情、自然之景，深隐曲折地加以表达，而非直接抒发。此词也不例外，它为我们所展现的，是一位身处荒远之地，为“羁旅况味”、久别相思所苦的词人憔悴瘦损的形象。词情哀怨，风格深婉。上片写寒食将近，“触处浮香秀色”，殊堪消遣，可自己却孤身客居，“光阴虚费”，相思心事茫茫，远望天际当归。于是移情入景，似乎远去的流水中亦有了“万点相思清泪”，这便见出相思之深，寓有身世之感。下片更请所送之人代为寻访当日游踪，代为述说“春来羁旅况味”，深婉曲折。结尾仍回到自身，嗟叹此时独处天涯，“自看桃李”，设想心中之人也在思念自己，发愿如何能瞬时飞归，顷刻相见。情感由深转痴，由痴而怨，又由怨入幻，真把那一份深曲的相思心事描述殆尽了。

妙词之下，难于酬和，诸位所和如何呢？这里我们先看方千里的和作：岁华惯，每到和风丽日欢再理。为妙歌新调，粲然一曲，千金轻费。记夜阑沉醉，更衣换酒珠玑委。怅画烛摇影，易积银盘红泪。 向笙歌底，问何人，能道平生，聚合欢娱，离别兴味。谁怜露浥烟笼，尽栽培，艳桃秾李。谩萦牵，空坐隔千山，情遥万水，纵有丹青笔，应难摹画憔悴。

方千里劈头就说，这日子已经过惯了。什么日子呢？“每到和风丽日”，重理旧欢的日子。这看起来很达观，很平静，一切都惯了。其实不然，诗人内心深处那种刻骨铭心的相思相怨的情感激流，无时不在翻腾着奔流着。不然何以会每对此景必想起旧日欢会的温馨，何以面对此景无心观赏，反倒越是乐景越添哀情。这显然是透过一层的笔法，曲折而深刻，与原作不同。那么，当日欢娱情状又如何呢？“为妙歌新调，粲然一曲，千金轻费。记夜阑沉醉，更衣换酒珠玑委”，可谓雅丽而又温婉之极，已近周词之妙处。不过，这一切毕竟不过是重理的旧欢了，而且这旧情再理，也只能是剪不断、理还乱，使本来郁积心底的恩恩怨怨越发不可收拾了。“向笙歌底，问何人能道平生聚合欢娱，离别兴味？”别人自然难道，且诗人自己也只能是“谩萦牵”、空叹嗟而已。一首写离别相思的和作，竟写得这样如泣如怨、如哭如诉，表达得如此起伏回环、一波三折，着实不易。而词的下片，“向、问、谁怜、谩、纵有”等去声、反问语气的领字运用亦好，不但有助于感情抒发，也使得全词音节顿挫、光英朗练，似乎很得清真词之神。

再看杨泽民和陈允平的和作。杨词：春光至，欲访清歌、妙舞重为理。念鸳轻燕怯媚容，百斛明珠须费。算枕前盟誓，深诚密约堪凭委。意正美，娇眼又涩，梨花春泪。记罗帷底，向鸳鸯、灯畔相偎，共把前回，词语咏味。无端浪迹萍蓬，奈区区、又催行李。忍重看、小岸柳梳风，江梅鉴水。待学鹣鹣翼，纵他名利荣悴。

陈词：彩鸾去，适怨清和，锦瑟谁共理。奈春光渐老，万金难买，榆钱空费。岸草烟无际。落花满地芳尘委。翠袖里，红粉溅溅，东风吹泪。任鸳帏底，宝香寒、金兽慵熏绣被，依依离别意味。琼钗暗画心期。倩啼鹃、为催行李。黯销魂，但梦逐巫山，情牵渭水。待得归来后，灯前深诉憔悴。

杨、陈二人之作虽稍逊方千里和作，然亦有佳处。二词都能就相思离别进行描摹、渲染，声口毕肖，而在抒写的角度上又各有侧重。方千里词是将昔日相会的欢乐、奢华，与久别相思的孤寂、凄苦，进行对比；杨泽民所作，则是把对昔日欢会的追寻和此时欲理旧情而不能的哀怨，穿插起来抒写；而陈允平的和作，又只就别后相思的情境加以渲染。可谓各具匠心。杨词的下片：“记罗帷底，向鸳鸯灯畔相偎，共把前回，词语咏味，无端浪迹萍蓬，奈区区又催行李。忍重看，小岸杨柳风，江梅鉴水。待学鹣鹣翼，从他名利荣悴。”似乎可乱楮叶。陈作下片“琼钗暗画心期”云云，刻画思念之人形象，亦极传神。

其他如方千里［西平乐］“倦踏征尘”、杨泽民［渡江云］“渔乡回落照”、陈允平［诉衷情］“嫩寒侵帐弄微霜”、［满庭芳］“槐影连荫”等等，艺术风格上似都已接近原作。

清真词艺术成就很高。三家和作在内容上囿于原作，有时不免为文造情，颇难出新，是可以想见的。但是，这并不排除少数和作超越纯粹学习的界限，注入新的内涵。

这里，且举陈允平和周邦彦的［西河］《金陵怀古》为例。词中写道：形胜地，西陵往事重记。溶溶王气满东南，英雄间起。凤游何处古台空，长江飘渺无际。 石头城上试倚，吴襟楚带如系。乌衣巷陌几斜阳，燕闲旧垒。后庭玉树委歌尘，凄凉遗恨流水。 买花问酒锦绣市。醉新亭，芳草千里。梦醒觉非今世。对三山，半落青天，数点白鹭，飞来西风里。

原作用□括的手法，通过对南朝旧迹的描绘，表现作者对六朝兴衰存亡的幽情，是怀古名篇。陈作也怀古，但与原作相比，在怀古的凄凉氛围中，更流露出一种“梦醒觉非今世”的国破家亡的失落感，一种戚戚然无限怅惘的忧生忧世之感。这当然是南宋小朝廷飘零欲堕的严酷现实，在作品中的隐约反映。

又如杨泽民的［齐乐天］《临江道中》、［南乡子］《宁都登楼》、［兰陵王］《渔父》、［虞美人］《红莲》等，或述行役之苦，或写登楼即目，或虚拟一渔父形象，或着实咏叹一物（杨泽民和作中咏物词很多），全与原作内容无涉而多有可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杨泽民的不少和作，写出了一个下层官吏的喜怒哀乐。其中既有“看舞相时丽曲”的一时侍宴之乐，也有“案牍纷纭，夜深尤看两三卷”的劳累烦倦；既有“年华换，利名虚岁月，交友半云泥”的伤远叹逝的感慨，更有“方从事，未出已思归”，“微官系缚，期会良苦。封侯万里，金堆北斗，不如归去”，这种出处进退的曲折复杂的心理表露；而这一心理矛盾在［六幺令］《壬寅四月扶病外邑催租寄内》中，表现得更突出，感情也更愤激。因而这些和作实已远远超越了一般为学而和的藩篱，它所学的只是声调韵律而已。

就各家《和清真词》本身看，也各不相同。方千里和作把清真词“字字奉为标准”，守律最严。其词字句工丽，音节顿挫，风格较近原作。陈允平学清真词，则于声韵、字句、结构等平均用力，虽都写得匀称，但也都无什么特出之处，整个和作呈现出一种温婉、雅丽、平和的风貌，与《日湖渔唱》的风格差别不大。杨泽民和作的特点，主要是学周词的声调韵律而不断地注入自己的东西，离开清真词较远了。

三家和作也有缺点，那就是有时不免疏浅直露，较少真情实感，缺乏沉郁顿挫之致。然从学习的角度来看，三家《和清真词》着眼于声律、字句等，能达到上述高度已很难得了，因为其学习摹拟的性质本身，就决定了它难以超越原作的成就。正如歌德所说：“每一件描绘出来的东西，从顽石到人，都有些普遍性。”“但是艺术的真正生命正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如果写出个别特殊，旁人就无法摹仿，因为没有亲身体验过”。这就是古今之人的佳作名篇，可和又不可和，即可学又不可学、可及又不可及的辩证法。

二、同处之唱和

在诗词创作极为繁荣的唐宋时代，不论是君王臣僚，还是释道隐逸，只要大家聚在一起，那可是最容易构成唱和的了。这种主要因地理位置的相同而促成的唱和，构成了唱和诗词的第二种类型或层次：同处唱和诗词。其代表作是君臣、府主与幕僚以及同官的唱和诗词。

先看君臣唱和。

唐王朝收拾了隋末的动乱局面，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各方面都逐步走向正轨，到处焕发出一种蓬勃向上的生机。这反映在君臣朝会、游宴、巡幸时的唱和诗中，一方面是对统一帝国赫赫声威的炫耀，对盛大功业的歌颂，对圣明天子的赞美和对皇都壮景的夸饰。比如：“百灵侍轩后，万国会涂山，岂如今睿哲，迈古独光前。声教溢四海，朝宗引百川。”“庭实超王会，广乐盛钧天。”“清跸喧辇道，张乐骇天衢。拂蜺九旗映，仪风八音殊。”“皇猷被寰宇，端扆属元宸。九重丽天邑，千门临上春。”等等。这些颇有汉大赋味道的唱和诗，多不胜举。另一方面，是表现君臣上下励精图治的精神风貌的。比如：“修躬思励己，抚俗愧时康。元首伫盐梅，股肱惟辅弼。”“巨川何以济，舟楫伫时英。”“顾循承丕构，怵惕多忧虞。尚恐威不逮，复虑化未孚。”这是君主谦恭谨慎，鼓励贤臣辅佐帝王，提倡建功立业精神。如：“万乘度荒陇，一顾凛生风，古节犹不弃，令人争效忠。”“岂徒任遇重，兼尔宴锡繁，载闻励臣节，持答明主恩。”则是群臣感恩戴德、思欲报国的心迹表露。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大家生活在初盛唐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在诗歌唱和中，也无不充满了自豪感、自信心和雍容大度，决无窘迫之相、拘束之态、小家子气。纪行、述怀、写景、咏物等，无论哪一类，都体现着浑朴宏阔而又不乏雍容雅丽的诗歌风格。如唐玄宗与臣下唱和的《早度蒲津关》，朱熹就称它“多少飘逸气概，便有帝王底气焰”。张九龄的和作，也被胡震亨誉为“含清拔于绮绘之中，寓神俊于庄严之内”。至于“春晖发芳甸，佳气满层城，去鸟随看没，来云逐望生”、“行看洛阳陌，光景丽天中”之类，前者虽略嫌妍丽，但气象毕竟阔大，后者更是雄壮奔放，给人以蓬勃向上的力量。

也许是初盛唐君臣的唱和得天时之助，此后便等而下之，题材范围缩小，吹嘘成分增多，风格但求工丽，语言唯务雕琢，即便是北宋初的君臣唱和，也远不能与唐代相比。如宋太祖的《咏初日》中的句子：“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虽有气魄但终嫌粗豪；而太宗以下的几位皇帝与群臣唱和的赏花钓鱼诗，又太过雕饰，纵然是词藻华丽，用意工巧，可取之处终究不多。宋太宗与臣下唱和的弈棋诗，用事怪僻；宋真宗“听断之暇，唯务观书。每观一书毕，即有篇咏。命近臣赓和”。这更把本就比较狭窄的唱和题材范围缩得更小，甚至引入了斜道。不过，诗的有无意义，也不全在于所咏事物之大小，但像宋初君臣那样的唱和，却是离开现实生活愈来愈远了。

当然，初唐君臣唱和的游宴、咏物之作中，也有不少无所可取，且往往还带着六朝诗歌的金粉气。后来唐中宗、武后等四处游幸，足迹所至，必留唱和诗，虽然这些唱和诗对唐五七言律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从诗歌的内涵上看，似乎已成为酒宴上的消遣品、宫廷生活的点缀物、粉饰太平的表面文章，全没了鲁迅先生说的唐人那种“豁达闳大之风”、自豪雄壮之气。

君王周围要有一批文臣学士侍从唱和，地方府主也要照此办理，只不过一居魏阙，一在幕府罢了。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七中曾指出：“唐词人自禁林外，节镇幕府为盛，……要视其主之好文何如，然后同调萃，唱和广。……裴度开淮西幕，有韩愈、李正封郾城联句诗等；徐商帅襄阳，有周鲧、段成式、韦蟾、温庭皓《汉上题襟诗集》；崔璞领吴郡，皮日休为从事，有吴士陆龟蒙、司马都、郑璧、魏朴、颜萱及陇西卢縠、南阳张贲，共撰《松陵集》，尚有存者。其人故掌签之遗秩，其诗亦应教之绪篇也欤？”实际上属同处幕府唱和的，远不止胡震亨所说，如杜甫与严武在成都，窦巩与元稹在武昌，颜真卿刺湖州与皎然、陆羽等唱和，真可谓“唱和广”了。

然而，唱和虽广，好诗却不太多。如杜甫《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半是写亭，半是照应李邕原唱；写亭虽景象阔大，应酬成分也嫌太多，在杜诗中算不得上乘。晏殊“末年诗见编集者，乃过万篇。唐人以来未有，然晏不自贵重其文，凡门下客及官属解声韵者，悉与之酬和”。这些诗恐怕更难能有好。总之，这些唱和诗共同的毛病，也还是题材过狭，真情实感较少，再去掉较多的歌功颂德成分和自谦之词（僚属少有不歌颂自己主子的），剩下的东西也就不太多了。并且，与奉和应制诗一样，在皇帝或顶头上司面前，在那种冠冕堂皇的场合，你总不能把诗作得太衰飒寒酸了。所以多数诗的风格容易趋于浮华妍丽，尤其花间樽前的唱和更是如此。

自然，幕府唱和诗也有好的，虽然较少。如韦应物晚年在苏州做刺史，雨中宴集文士，作《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顾况时贬往饶州，恰经此地，得襄盛会，作有《酬本部韦左司》一首。诗曰：好鸟依佳树，飞雨洒髙城。况与二三子，列坐分两楹。文雅一何盛，林塘含馀清。府君未归朝，游子不待晴。白云帝乡远，沧江枫叶鸣。却略欲一言，零泪和酒倾。寸心久摧折，别离重骨惊。安得凌风翰，肃肃四海轻。

前面略一写宴集之盛，随即大发牢骚，极写去国之思、贬谪之怨，而且是那么深切沉痛，实在是心有郁结，不能不发，便顾不得什么宴会的场合了。据说，后来顾况隐居茅山，得道羽化，可从这首诗你却决想不到，他日后会成就那么个“好”结果。所以朱熹称赞此诗比他集中其他的诗要好。

又如，卢纶贞元年间在河中浑瑊幕府，有和张延赏的《塞下曲六首》，其中“林暗草惊风”和“月黑雁飞高”两首，就是脍炙人口的名作。再如：“（颜）真卿为湖州刺史，与门客会饮，乃唱和为渔夫词。其首唱即志和之词，曰：‘西塞山前白鸟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真卿与陆鸿渐、徐士衡、李成矩共和二十五首，递相夸赏。而志和命丹青剪素，写景夹词，须臾五本。花木禽鱼，山水景像，奇绝踪迹，今古无伦。而真卿与诸客传玩，叹服不已。”颜真卿等人和作南宋末尚存，今似已不可见，但张志和与之唱和的“西塞山前”一首，却享誉中外，传之久远。还比如，陆游在范成大幕府与同僚的即景唱和之作，有些照样迸发着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感，像《次韵子长题吴太尉云山亭》；照旧发牢骚，如《和范待制秋兴》等。

唱和因人而成，也因人而异，唱和的对象不同，唱和之作便有区别。同处唱和中，君与臣、府主与幕僚的关系是上下级关系，另有一种平级关系的唱和，即同官唱和。散见别集中的且不算，汇成总集的就有《西昆酬唱集》、《礼部唱和诗》、《同文馆唱和诗》等。这里，我们主要讨论《西昆酬唱集》。《西昆酬唱集》两卷，宋杨亿编，是杨亿、刘筠、钱惟演等十八人、主要是杨、刘、钱三位唱和诗的结集。唱和的时间，是宋真宗景德二年至大中祥符元年（1005—1008），地点在朝廷秘阁，即皇家图书馆。因为《山海经·西山经》里称昆仑山为玉山，《穆天子传》又说：“群玉田山，先王之所谓策府。”于是便由策府（册府）而玉山，而昆仑山。又因为昆仑山可文之曰“西昆”，且自梁、陈以来已如此，后为李商隐所习用。杨、刘诸人诗既学李商隐，又在秘阁编书，书名干脆也学了他，遂以“西昆”名集。

宋真宗景德二年，杨刘钱等人先后受命编《历代君臣事迹》（大中祥符六年书成后定名为《册府元龟》）。史料搜寻的枯燥、卷帙披阅的劳累和馆阁生活的单调，使得馆臣们心理和生活上都希望得到某种调剂、补充，“庶几所谓群居燕处言谈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滞而忘其倦怠也”。既然如此，则再没有比诗歌唱和更合适的了，何况当时杨亿就曾说：“君臣唱和赓载而成文，公卿宴集答赋而为礼，废之久矣，行之实难，非多士之盈庭，将斯文之坠地。”于是西昆唱和势在必然了。

那么唱和的题目哪里来呢？这倒也是现成的，大家每天与“历代君臣事迹”打交道，诸如秦皇汉武之类的史实无不熟谙，顺手拈来，实属方便。再说，杨、刘等人是专师李商隐、唐彦谦的，刘筠曾请人画了李商隐像，且自题诗于像侧；杨亿更将唐彦谦的诗随身携带，有空就学，而李、唐二人的咏史诗又较多较好。于是，咏史便成了《西昆酬唱集》中首要的一个特点。

如杨亿的《汉武》：蓬莱银阙浪漫漫，弱水回风欲到难。光照竹宫劳夜拜，露漙金掌费朝餐。力通青海求龙种，死讳文成食马肝。待诏先生齿编贝，那教索米向长安。

刘筠和作：汉武天台切绛河，半涵非雾郁嵯峨。桑田欲看他年变，瓠子先成此日歌。夏鼎几迁空象物，秦桥未久已沉波。相如作赋徒能讽，却助飘飘逸气多。

李宗谔和作：建安宫阙郁岧嶤，露掌修茎倚泬寥。平乐馆中观角觗，单于台上慑天娇。蓬莱望气沧波阔，太一祈年紫府遥。西母不来东朔去，茂陵松柏冷萧萧。

集中唱和的《汉武》诗共七首，这里我们选出三首。三首诗都运用对比手法讽刺汉武帝求仙之愚妄，但议论的重点、写作的角度及形象的运用等，却不大一样。

杨作是首唱，写汉武帝明明知道蓬莱虚无、弱水难到，可还要夜拜竹宫，朝食清露，能劳民伤财地派李广利去征大宛杀人夺马，却不敢承认杀少翁的原因何在，如此求仙至诚、信道不疑，哪里还管得上才士的用与不用呢？诗人只将汉武帝求虚无缥缈之事唯恐不得的所为，与贤人才士竟遭弃置的事实，两相对比，并没多加议论而其责贬之意已尽在其中，既婉而讽，又直而切。刘攽称赞此诗虽“义山不能过也”，朱熹说：“杨大年辈文字虽要巧，然巧中自有浑然意思，便巧也使得不觉。”正谓此类。

刘筠和作说，汉武帝高筑天台，就是想看他年桑田之变。什么夏鼎几迁、秦桥不就的人世代谢规律和史鉴，他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所以相如作赋只能是适得其反、白费心思。方回曾指出：“五六言兴亡之运，理所必有，虽汉武帝之力钜心劳，终亦无如之何也。”刘筠能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社会发展、人世代谢的不可逆转性，来讥刺汉武帝求仙访道、希图长生的虚妄，可谓有史识，而方回能看出这一点也不能不说是有识见，纪昀反讽方说“不了了”，则误矣。

李作与杨、刘又不同。他着眼武帝的生前死后，将其生前的奢侈享乐、寻求不朽，与他身后的茂陵松柏冷落萧条的景象构成鲜明对比。前极盛后极衰，前极热后极冷，大起大落，效果特别强烈。可见歌德所说，“根据是书本还是生活，那都是一样，关键在于我是否运用得恰当”，不是没有道理。

其他咏史诗如《南朝》、《明皇》等，也大多写得好。不过，自来就有不少人认为《汉武》、《成都》、《宣曲》等皆有借古讽宋真宗之意，这实在未免求之过深了。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集中的咏史诗多半是馆臣们编撰《历代君臣事迹》时的副产品，也是他们学习李商隐、唐彦谦咏史诗的结果。这里我们还有佐证。杨亿《西昆酬唱集·序》云：“因以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就明白告诉我们，其唱和的题材来源是书本或相当一部分是书本，其唱和目的在相当大的意义上，就是学李商隐、唐彦谦二位的诗，既包括其诗的风格、声韵、章法结构、用事用语，也包括其诗歌内容方面的因素。观《西昆酬唱集》中咏史咏物诗的题目，大都在李、唐二位诗集中出现过即是明证，哪里是想讽刺真宗呢。

再考之当日时事。《汉武》等诗最迟也作于景德三年，而真宗东封泰山在此之后一年多到两年，诸位馆臣是否对政事如此敏感，是否有意讽谏真宗，实在很难说。至于《宣曲》一首，一般认为是讽刺真宗尝召幸散乐伶丁香的事。因为有江邻几的记载在那。这里我们不拟细辨其确否，仅从江、李的材料来源之一是王钦若这一点来看，讽真宗说就可怀疑。王钦若这个被真宗称为“真奸邪也”的人物，本与杨亿有隙，不但和杨亿一起编书时将功揽于己，咎归于杨，而且时常眼盯着杨亿，“屡抉其失”。讽喻之说是否王钦若之类硬从其诗中“抉”发出来的，我们以为不能说没有可能。因为想害人的人，是会无中给你生出有来的。此外还有以为此诗讽真宗宠幸杨刘二妃的，则更不足为据。

按说，受命修书，荣恩非常；职责在身，理当努力。可在唱和主角杨亿的诗里，却丝毫看不到这方面的内容，更没有自得之意和阿谀之词，让人感觉到的，只是对奉诏修书的种种不情愿和隐约之中的忧谗畏讥，以及惦念家园、意欲归去的眷眷之心。这是《西昆酬唱集》的又一特点。《受诏修书述怀感事三十韵》是集中开卷第一篇。才刚刚“受诏修书”就“述怀感事”，就说“危心惟觳觫，直道思籧除。往圣容巢、许，先儒美宁、蘧。晨趋叹劳止，夕惕念归欤。秦痔疏杯酒，颜瓢赖斗储。（略）一麾终遂志，阮籍去骑驴”。以至刘筠在和作中不解地说：“大道今兴起，先生意卷舒，正为王者瑞，何羡使君□？”这种微妙的情感基调、复杂的心弦节奏，在杨亿此后的唱和中不断地重复弹奏着。“岁寒徒自许，蜀柳笑孤贞。”“势好抟羊角，心终忆蟹螯。”“燕重衔泥远，鸿惊避弋高，平生林壑志，误佩吕虔刀。”“欹枕便成鱼鸟梦，岂知名路有机心。”“终年已结南枝恋，更羡高鸿避弋飞。”反反复复，皆是一意。观欧阳修之说：“杨文公亿以文章擅天下，然性刚劲寡合，有恶之者，以事谮之。”《宋史》卷三百五《杨亿传》载：“景德初，（亿）以家贫乞典郡江左，……会修《册府元龟》，亿与王钦若同总其事，其序次体制，皆亿所定……亿刚介寡合，……王钦若骤贵，亿素薄其人，钦若衔之，屡抉其失。陈彭年方以文史售进，忌亿名出其右，相与毁訾。”可知杨亿诗中所言必不是口头上的话，而是深有其苦衷。

另外如集中写馆阁生活的《直夜》、咏物的《禁中庭树》、写传统题材的刘筠的《七夕》等等，或有认识价值，或能别出新意，都是好作品。还有各种诗话列出的大量所谓备极苦心的佳句，也有可取。此不赘举。《西昆酬唱集》的弱点，在于馆阁生活的圈子太小，写个人的东西太多，而且有不少矫揉造作的成分，即杨亿也不例外。如他的《再次首倡韵和休沐端居……》云：“瘦尽东阳沈隐侯”，《无题》二首其一云：“沈约愁多徒自瘦”，《小园秋夕》又云：“已是秋来移带眼，可堪玄鬓有霜华。”这种愁和瘦的真实度似乎要打折扣。

再者，诸人学李商隐诗毕竟少能得其神。看集中那些从李、唐诗集中照搬来的题目，如《无题》、《鹤》、《蝉》、《槿花》、《公子》等，倘无新意，就较难写好。加之二者生活的时代、处境大相径庭，便难免刻鹄成鹜。

另，有些诗也太注意藻饰了，典用得太多。人讥其挦扯、獭祭，石介撰《怪说》刺之。这虽然过分，也并非无因。总之，诸位离社会现实生活太远，往往不得不在一些传统的题材上打主意，用一些有限的词汇绕口令。如刘筠《宣曲》有“取酒临邛远”的句子，钱惟演《小园秋夕》也有诗句“欲取临邛美酒尝”；你说“金掌”、“仙掌”，我用“金茎”、“仙茎”，重复单调。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西昆酬唱集》的成就。

同官同处唱和诗中还有些名作，如贾至、杜甫、王维、岑参唱和的《早朝大明宫》。因为是名公唱和，也就最引人注目，打的笔墨官司也最多。不过，大家的眼光多集中在诗的艺术成就上，即都看到其措语妥帖、语言华美、风格闳丽等。其实它们的好处，还在于曲折地反映了唐王朝大难不亡后，人们心理上危机感的暂时平复和进而萌发的家园再兴的期望。当然，在那座刚从血与火中夺回的、已破碎了的皇城内，作这样雍容雅丽的唱和诗，终嫌太早了，太不相称了。

三、同境遇之唱和

既然处在同一地理环境下的诗人易于构成唱和，那么，当彼此的生活境遇（包括同时与异时的境遇）相同或相近，尤其是双方都处于不利的环境中时，更容易触发思想感情上的共鸣，更容易借唱和以发抒不平。由此构成唱和诗词的第三种类型和层次：同境遇唱和诗词。其代表作家有杜甫、元、白、刘、柳、皮、陆、苏、黄等。

杜甫有一首《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诗，曰：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

裴迪是个很喜欢与人唱和的作家，早年在终南山与王维过往相从，就曾同题共作，留下了著名的《辋川集》，晚年避乱入蜀，又与杜甫多有唱和。此诗便是其中之一。当时裴迪在蜀州（四川崇庆）做幕僚，杜甫则暂时住在成都草堂，同是万里做客，有唱就必和了。裴迪诗今不传，但从杜诗看，裴迪是客里送客，见梅思友，故寄诗与杜。杜诗前两联主要是照应原唱，以何逊当年在扬州作早梅诗切裴迪此时处境及其诗，以“观梅”“相忆”、“送客”思友点出裴诗内容，同时以“相忆”、“可自由”逗出下面两联。“可自由”是裴迪对杜甫处境如何的关心和询问，即浦起龙说的“由自己善悲，意其亦尔”。杜甫的回答仍由裴诗中折梅相寄的意思引发出来，幸未折来，已伤岁暮，若为看去，必搅起乡愁。这话说得很含蓄，虽尾联可为“伤岁暮”作注，读着似终隔一层。何以说“可自由”？何以就“乱乡愁”？再看杜与裴迪前前后后赠和的几首诗，也在吟叹着“何恨倚山木，吟诗秋叶黄”，“多病独愁常阒寂，故人相见未从容”，这同样感情基调的句子。便可知诗中的“愁”、“恨”、“自由”、“从容”，并非泛咏。这诗写于肃宗上元元年（760）底，当时史思明的部队还占着洛阳，软弱到仅能自保的唐肃宗随时都准备逃跑，而且不敢往成都跑，又改了江陵为南郡，因为在吐蕃的威胁下，成都也不太安全了。此时此地的杜甫，虽有草堂可居，却已经预感到蜀中局势的不稳，且颇关注着万方多难的社会现实，以至于怕见折梅，怕到岁暮，怕撩惹这块心病。这才是杜诗中“愁”、“恨”的具体涵义。黄生说：“此诗直而实曲，朴而实秀。”谢榛说：“两联用二十二个虚字，句法老健，意味深长，非巨笔不能到。”都是很有见地的。

再看元、白、刘、柳的几首唱和诗。

白居易有《放言五首》，是和元稹的。其序云：“元九在江陵时，有《放言》长句诗五首，韵高而体律，意古而词新。予每咏之，甚觉有味，虽前辈深于诗者，未有此作。……予出佐浔阳，未届所任，舟中多暇，江上独吟，因缀五篇，以续其意耳。”一个贬谪江陵，一个“出佐浔阳”，时间地点不同，原因也不尽相同，但无疑都已是同处逆境的天涯沦落人了。所以，白居易读元稹的《放言》，才会“甚觉有味”，连和五篇。这里看其一、其三：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但爱庄生能诈圣，可知宁子解佯愚。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不取燔柴兼照乘，可怜光彩亦何殊。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元稹的诗本已“词直气粗”，声情激烈，白居易和作更就社会、人生的真伪、祸福、穷达、生死等问题，直抒胸臆，表现出对昏暗朝政的不满和对自身遭遇的愤懑不平。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这组诗几乎都是通篇议论说理，但又都寓之于具体的形象和事例中，说理而不枯燥，直率而不粗浅，用典而不堆砌，的属名作。

刘禹锡、柳宗元参与二王的改革不成，永贞元年（805）皆贬远州司马，宪宗元和十年（815）刚召回京师，旋又被挥之远去，二位自举进士至此真可谓“二十年来万事同”了。出处进退略同，共同语言就多，唱和之诗也就多。如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同刘二十八院长述旧言怀，感时书事……》、《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刘禹锡《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等，述立身行事，表磊落心迹，有自责自怨、互勉互劝，更有怨愤、痛切、悲壮，感染力很强。特别是柳宗元的《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以及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更是佳作。不过，后一首稍不同。白居易当时的处境比刘禹锡要好，而刘禹锡仕途虽有转机，然仍觉得不得意，所以诗中会有“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那样自馁的诗句。

再如黄庭坚《次韵子瞻武昌西山》，陈衍称其“并子瞻于次山，付诸一慨，此时境地同也”。刘辰翁于宋亡之后，和李清照［永遇乐］词，寄家国兴亡之深慨。自云每读李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也是彼此境遇相近的缘故。

这里，我们想主要谈谈皮日休与陆龟蒙唱和诗的结集：《松陵集》。

经历了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在宦官、藩镇的折腾下，一直在走下坡路，待到晚唐，更是弊病百出。统治阶级骄奢淫逸，醉生梦死。如唐懿宗不仅游宴无节，“犹削军赋而饰伽蓝，困民财而修静业。以谀佞为爱己，谓忠谏为妖言；争趋险诐之途，罕励贞方之节”，下面的人就可想而知了。而受苦的当然还是百姓。所谓“万户膏血穷，一筵歌舞价，安知勤播植，卒岁无闲暇！”“岁种良田二百□，年输户税三千万。”也并没有多少夸大。

因此，皮陆生活在这样一种动荡不安、江河日下的末世中，想要有所作为几乎是不可能的。皮日休到处干谒，几经波折，咸通八年（867）才得了个末榜进士。两年后崔璞刺苏州，皮日休便去做了幕僚。陆龟蒙运气更不好，举进士一不中，想再考，正赶上超期服役的徐州戍卒闹着要回家，“时停贡举”，只好另谋出路。其送诗给皮日休，就有请他在崔璞面前美言几句的意思。观皮日休诗“平原陆夫子，投刺来翩跹”；“我愿荐先生，左右辅司牧，兹雨何足云，唯思举颜歜。”即可看出。不过，皮日休的话似乎没起多大作用，陆龟蒙呢，在人屋檐下，也不大肯低头，结果倒是以此为媒介，促使两位颇不得志的才子走到一起来了。“名微甘世弃，性拙任时抛，白日须投分，青云合交定。”“我未九品位，君无一囊钱，相逢得何事，两笼酬唱笺。”

既然皮、陆主要是迫于遭时不遇的处境构成唱和的，那在这“两笼酬唱笺”里，便可无话不谈了。正如皮日休所说：“余之与生，道义志气，穷达是非，莫不见于是，一点不错。

皮、陆都很有才气。皮自称是“间气布衣”，称陆“其才之变，真天地之气也”。因而抱负都很大，都想做一番事业。皮日休说：“□□自总角，不甘耕一□。”说：“他年如入用，直构太平基。”陆龟蒙更是想着自己“五代祖、六代祖，皇朝继在台辅”，且“犹残赐书在，编简苦断绝，其间忠孝字，万古光不灭。孱孙诚瞢昧，有志常搰搰”。这份积极入世之心，即使在后来两位吟叹着“无限世机吟处息，几多身计钓前休”的时候，也并没有泯灭。“虽然诗胆大如斗，争奈愁肠牵似绳。”大话好说，心里可照样愁。所以，在一些抒怀言事的唱和诗中，皮日休不断地表示希望他人引荐，以便有所升迁。他在《吴中书事寄汉南裴尚书》中说：“唯望旧知怜此意，得为伧鬼也逍遥。”在《登初阳楼寄怀北平郎中》里说：“莫怪重登频有恨，二年曾侍旧吴王。”显然他并不满足于所从事的差事。甚至有时候他连那种“或偃虚斋或在公”的自在生活也不乐意了，说什么“三年谩被鲈鱼累，不得横经侍绛纱”。而陆龟蒙呢？则一直惦记着应试的事，嗟叹着“英材尽作龙蛇蛰”。当听说科考恢复后，他马上写了《秋赋有期因寄袭美》，自注“时将主试贡士”。他兴奋地说：“广寒宫树枝多少，风送高低便可攀。”以为前程有望。这其实有点不识时务，因为在当时，即使考中了进士，又能怎样呢？

总之，两位都有积极用世之心，但又都生于末世运偏消，所谓“共知时世薄，宁恨岁华淹”，“命既时相背，才非世所容”，这就少不了要发泄不得志的愤懑。比如二位邂逅时的几篇五百言、一千言的大作，除了见面应有的客气话，自报家门的铺叙和显示才学的大言之外，便是彼此遭时不遇的愤慨了。皮日休说：“无颜解偷合，底事居冗员？方知万钟禄，不博五湖船。夷险但明月，死生应白莲！”陆龟蒙更为激愤：“伊余抱沉疾，憔悴守圭窦。方推洪范畴，更念太玄首，陈诗采风俗，学古穷篆籀。朝朝贳薪米，往往逢责诟，既被邻里轻，亦为妻子陋。持冠适瓯越，敢怨不得售，窘若晒沙鱼，悲如哭霜狖。”“幽忧和愤懑，忽忽自惊蹶。文兮乏寸毫，武也无尺铁，平生所韬蓄，到死不开豁。念此令人悲，翕然生内热。”

当这种自我意识上的忧愤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必然更多地向外表现为不满现实黑暗，憎恶社会丑恶现象，同情下层百姓。如陆龟蒙的《和泰伯庙》：“故国城荒德未荒，年年椒奠湿中堂。迩来父子争天下，不信人间有让王！”用泰伯让位周文王的史鉴，来照后世君王争位的丑行。虽是咏史怀古，但也不是毫无现实意义。因为就唐代说，父子争位尤其是兄弟争位的不乏其人。又如陆龟蒙《添酒中六咏·酒池》有云：“后土亦沉醉，奸臣空浩歌，迩来荒淫君，尚得剩馀波！”《酒龙》又云：“君臣坐相灭，安用奢侈为？”看看唐懿宗刻意奉佛，暴殄天物，行动扈从动辄数万人的穷奢极欲的行为，称他为“荒淫君”决不过分。

再如陆龟蒙《奉和袭美太湖诗二十首·投龙潭》写道：“吾皇病秦汉，岂独探幽异，所贵风雨时，民皆受其赐。良田为巨浸，污泽成赤地，掌职一不行，精灵又何寄？唯贪血食饱，但据骊珠睡，何必费黄金，年年授星使！”在对龙神职掌不行的责难之中，深蕴着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又像皮日休在咏茶诗中嗟叹的：“如何重辛苦？一一输膏梁？”也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茶农的同情感。

当然，上述诗歌中表现出来的种种愤慨忧患，比起在此之前的《皮子文薮》和在此之后的《笠泽丛书》，要弱一些。因为《文薮》成于皮日休中进士之前，而现在处境好多了，虽是做幕僚，可仍有机会入朝为官。陆龟蒙则相反，此时似乎不肯入幕，他说：“诸侯急兵食，冗剩方翦截，不可抱词章，巡门事干谒。”之后举进士不成，而每况愈下，“歌、诗、赋、颂，铭、记、传、序，往往杂发，不类不次，浑而载之，得称为丛书。自当谖忧之一物，非敢露世家耳目，故凡所诗，其中略无避焉”。所以，鲁迅先生说：“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铓。”实际上，不只是小品文，也不只是《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松陵集》中的很多作品也“并没有忘记天下”，它们同样放射着“光彩和锋铓”，否则，《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光彩和锋铓”，就来不清去不明了。

不过，皮陆也确有“自以为隐士”的一面，确有仕隐进退的两种思想准备。皮日休明说自己“兼济与独善，俱敢怀其臭”。又自叙“凡自江汉至于京，干者十数侯。道之不行者，有困辱危殆，志者可适者，有山水游玩，则休戚不孤矣”。这真是通达之极。陆龟蒙更甚。他既“读黄帝《阴符经》”，又经常“道室焚修”，广交道侣上人，自称“涪翁、渔父、江上丈人之流”于是，当两位“各负出俗才，俱怀超世情”的人物一旦相逢，竟至于“永夜谭玄侵罔象，一生交态忘形骸”。这种近于消极颓废的思想，自然也是他们自我保护、自我麻醉的武器，但决不可取，尤其是施之于诗中就更应置弃。如《读黄帝阴符经寄鹿门子》、《秋日遣怀十六韵寄道侣》等始终谈玄说道的成分不少，诗便少有意味。

值得注意的是，倒是皮陆托身烟霞、游心自然时，写下的一些表现其隐逸之乐的唱和诗，艺术上还有可取。如陆龟蒙《奉和春夕酒醒》：几年无事傍江湖，醉倒黄公旧酒垆。觉后不知新月上，满身花影倩人扶。

醉倒在大有昔日林下之风的酒垆，已够潇洒超脱的了，醒来时更觉月色融融之中，花影婆娑之下，有倩人相扶，诗人飘飘然心满意足，似乎要消融在这一片安怡、静谧的夜色中了。能把春夜酒醒后的瞬间感受，写得如此清新自然、飘逸美妙，真“欲与造物者争柄”，而非人工所能及了。这与皮日休原唱只写酒醉及醉后残宴相比，就高出一筹，虽然原唱也写得好。

又如陆龟蒙《奉和钓侣二章》其二：雨后沙虚古岸崩，鱼梁移入乱云层，归时月堕汀洲暗，认得妻儿结网灯。“乱云层”是指形如乱云的波涛，因为皮日休原唱说“严陵滩势似云崩”。这首诗中的主人公要比上一首的清醒得多。由于雨后岸崩，他要把渔具换到另一处水流湍急的地方，所以很晚才回家。其时，月儿西坠，汀洲昏暗，忙碌劳累了半夜也许还饥肠辘辘的主人公，在匆忙寻路而归的当口，忽然认出自家闪烁的灯光，猜到妻儿结网灯下等他归来的情景，心情将如何呢？欣喜、感激，还是自慰自歉，诗人没有说，又似乎都说了。这后两句，若非确有“涪翁”“渔父”的体验，是断然写不出的。所以此诗也非皮日休原唱所能及。

其他如皮日休的《鲁望以轮钓相示缅怀高致因作三篇》与陆龟蒙的和作，以及二人唱和的《虎丘西小溪闲泛三绝》、《胥口即事六言二首》等，也都富有情趣，畅快洒落，清丽自然。用皮日休的话说，是“清便柔媚”，或“清词忽窈窕，雅韵何虚徐，唱既野芳坼，酬还天籁疏。轻波掠翡翠，晓露披芙蕖”。它们代表着《松陵集》中诗歌风格尤其是后期诗风的一个重要方面。南宋之姜夔、杨万里等人所欣赏的就主要是这类作品。

自然，更值得注意的，还是集中那些直接写景咏物的诗。如皮日休《吴中苦雨因书一百韵寄鲁望》中描写暴雨的一段：“全吴临巨溟，百里到沪渎。海物竞骈罗，水怪争渗漉。狂蜃吐其气，千寻勃然蹙。一刷半天墨，架为攲危屋。怒鲸瞪相向，吹浪山毂毂。倏忽腥杳冥，须臾坼崖谷。帝命有严程，慈物敢潜伏。嘘之为玄云，弥亘千万幅。直拔倚天剑，又建横海纛。化之为暴雨，潨潨射平陆。如将月窟写，似把天河扑。着树胜戟支，中人过箭镞。龙光倏闪照，虬角□琤触。此时一千里，平下天台瀑。雷公恣其志，歼磹裂电目。蹋破霹雳车，折却三四辐。雨工避罪者，必在蚊睫宿。狂发铿訇音，不得懈怠僇。顷刻势稍止，尚自倾蔌蔌。不敢履洿处，恐蹋烂地轴。”雄奇险怪，气象浑阔，可上追韩愈的《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再看皮、陆唱和的那首写怪杉的诗，皮日休《武丘寺殿前有古杉一本，形状丑怪，图之不尽，况百卉竞媚，若妒若媢，唯此杉死抱奇节，髐然闯然，不知雨露之可生也，风霜之可瘁也。乃造化者方外之材乎？遂赋三百言以见志》：种日应逢晋，枯来必自隋。鳄狂将立处，螭斗未开时。卓荦掷枪幹，叉牙束戟枝。初惊蟉篆活，复讶獝狂痴。劲质如尧瘦，贞容学舜霉。势能擒土伯，丑可骇山祗。虎爪挐岩穏，虬身脱浪敧。槎头秃似刷，枿觜利于锥。突兀方相胫，鳞皴夏氏胝。根应藏鬼血，柯欲漏龙漦。抝似神荼怒，呀如猰□饥。朽痈难可吮，枯尰不堪治。一炷玄云拔，三寻黒矟奇。狼头勃窣竖，虿尾掘挛垂。目燥那逢爟，心开岂中铍。任苔为疥癣，从蠧作疮痍。品格齐辽鹤，年龄等宝龟。将怀缩地力，欲负拔山姿。未倒防风骨，初僵负贰尸。漆书明古本，铁室抗全师。碨礧还无极，伶俜又莫持。坚应敌骏骨，文定写甝皮。蟠屈愁凌刹，腾骧恐攫池。抢烟寒嶱□，披茑静□褷。威仰诚难识，勾芒恐不知。好烧胡律看，堪共达多期。寡色诸芳笑，无声众籁疑。终添八柱位，未要一绳维。尽日来唯我，当春玩更谁。他年如入用，直构太平基。

不但可见其愤世不平之志，诗也写得与古杉同怪。

再如皮日休《初夏游楞伽精舍》和二人唱和的《太湖诗》中的大部分，摹刻奇特山水，勾画绚丽多彩的太湖风光，咏叹吴中古迹，抒写游乐之趣，多能妍蚩毕现，曲尽其妙。其整体风格则表现为奇崛旷放，雄健瘦劲，即陆龟蒙说的“语直诗还瘦”，或“凌轹波涛，穿穴险固，囚锁怪异，破碎阵敌”。它们代表着集中诗歌风格尤其是前期诗风的另一个方面，由此可见韩、孟诗歌对皮、陆唱和的影响。

写景咏物诗中还有一部分，如皮日休《馆娃宫怀古五绝》其一，陆龟蒙《奉和木兰后池三咏·白莲》，或议论中颇见新意，或咏物而将其人格化，都是佳作名篇。又如写得情趣盎然的《蔷薇》等诗，锻炼得细腻工巧的佳句：“鱼惊尾半红，鸟下衣全碧”；“雨静挂残丝，烟消有馀脉”；“秀色治人渴，敲竹斗铮□”，等等。大都呈现出一种优美妍丽的风格，所谓“亦或尚华缛，亦曾为便嬛”。特别是像“细挑泉眼寻新脉，轻把花枝嗅宿香”。“佳人芳树杂春蹊，花外烟蒙月渐低，几度艳歌清欲转，流莺惊起不成栖”之类的诗句，读之更“如幽花异酒，别有赏心”。这既是皮、陆学习吴中民歌而加以雅化的结果，也是二人离开现实渐远，潜心于狭小诗境的挖掘和字斟句酌、苦心经营的产物。

由于受一时一地一己的局限，使得《松陵集》不可能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不可能深刻地揭露动乱的现实，有时甚至越走离现实生活越远。比如他们大量写作隐士身边常有的渔具、酒具、茶茗、樵人、鹤松之类的题咏诗，相互赠送物品的说明诗、感谢诗，以及学韩孟、刘禹锡走过了头而多是逞才使气、带有游戏色彩的杂体诗，虽有一定认识价值，然毕竟不是作诗的正道。清人贺贻孙说得好：“皮陆二子，清才绝伦。其所为诗，自有可传；必欲炫才斗巧，以骇俗人，则亦过矣。”

四、同体验、同感慨之唱和

在诗词唱和中，不但有因生活环境相同形成唱和的情况，而且，如果唱和双方的生活经历、情感体验相似，或者一方对另一方的遭际及其诗歌内容有感慨有兴趣，也易于构成唱和，且多有佳制。这些作品，我们可以将其区别为同体验、同感慨一类的唱和诗词。

高适的名篇《燕歌行》就属于这一类别。其诗《序》说：“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在此之前，高适曾往来东北边陲，对军中黑暗情况颇有不满，写过《边塞》等诗。这次和作《燕歌行》，正是基于往日出游北地、从军塞上的丰富经历，基于对军中黑暗、士卒艰危的愤慨，在原唱的启发下有感而创作的。

再如，杜甫避乱来到夔州的第二年，写了《同元使君〈舂陵行〉》，其序云：“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数十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感而有诗，增诸卷轴，简知我者，不必寄元。”与元结同感于人民疾苦、国家治乱的忧患心理，使杜甫一见元诗即感发共鸣，挥笔和作了这篇激词。诗曰：遭乱发尽白，转衰病相婴。沉绵盗贼际，狼狈江汉行。叹时药力薄，为客羸瘵成。吾人诗家秀，博采世上名。粲粲元道州，前圣畏后生。观乎舂陵作，欻见俊哲情。复览贼退篇，结也实国桢。贾谊昔流恸，匡衡常引经。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致君唐虞际，纯朴忆大庭。何时降玺书，用尔为丹青。狱讼久衰息，岂惟偃甲兵。凄恻念诛求，薄敛近休明。乃知正人意，不苟飞长缨。凉飙振南岳，之子宠若惊。色沮金印大，兴含沧溟清。我多长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孙城。呼儿具纸笔，隐几临轩楹。作诗呻吟内，淡墨字欹倾。感彼危苦词，庶几知者听。

诗前后皆叙及其体弱多病，然而使诗人更为痛苦的，还是忧生忧世这块心病，所谓“叹时药力薄，为客羸瘵成”。身病好治，心病难医。昔日“窃比稷与契”的壮志，此时已不得不化为做客人前的笑脸，这是杜甫的又一块心病，也是杜甫生活道路上的一大悲剧。正因为如此，杜甫才在诗中盛赞元结，并把当年致君尧舜的理想与此日对国家百姓的关切，统统寄托在元结身上，凝聚在诗中了。从而，也使整首诗显得极其直放，正气磅礴，与他同一时期表现其对历史的回顾和对现实的深沉反思的那些组诗和排律相比，风格迥异。

天宝末年的那场安史之乱，使大唐王朝一度几乎走到了濒临灭亡的边缘。在唐王朝及各方面力量历经八年的协力奋战之下，才终于平息了战乱。于是大家又以为王朝有望国家再兴，元结的《大唐中兴颂》也就产生了。此《颂》后由颜真卿所书，大历六年（771）着人刻于祁阳浯溪的石崖上。其实，唐朝在乱后从未中兴，也不可能中兴。安史之乱不仅是唐王朝中衰的转折点，也是整个封建社会发展的关键。宋人不一定认识到这一点，但对盛极一时的唐王朝一朝衰落，却不能没有感慨，不能不想从中挖掘些教训以供宋王朝借鉴。这就出现了许多题咏摩崖碑的诗赋。如黄庭坚的《书磨崖碑后》、张孝祥的《读中兴碑》、陈与义《同范直愚单履游浯溪》、杨万里《浯溪赋》等，多是饱含家国之感、用意很深的杰作。但不属于唱和诗范畴。此处，我们来看张耒的《读中兴颂碑》和李清照的两首和作《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张诗曰：玉环妖血无人扫，渔阳马厌长安草。潼关战骨高于山，万里君王蜀中老。金戈铁马从西来，郭公凛凛英雄才。举旗为风偃为雨，洒扫九庙无尘埃。元功髙名谁与纪，风雅不继骚人死。水部胸中星斗文，太师笔下蛟龙字。天遣二子传将来，高山十丈磨苍崖。谁持此碑入我室，使我一见昏眸开。百年废兴增叹慨，当时数子今安在。君不见荒凉浯水弃不收，时有游人打碑卖。

李清照和作其一：五十年功如电扫，华清宫柳咸阳草。五坊供奉斗鸡儿，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忽自天上来，逆胡亦是奸雄才。勤政楼前走胡马，珠翠踏尽香尘埃。何为出战辄披靡，传置荔枝多马死。尧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区区纪文字。著碑铭德真陋哉，乃令神鬼磨山崖。子仪光弼不自猜，无心悔祸人心开。夏商有鉴当深戒，简策汗青今具在。君不见当时张说最多机，虽生已被姚崇卖。

原唱是张耒见此碑墨本而发感慨。他先述安史之乱的始末，次则盛赞郭子仪功高，推举元文、颜字，末叹碑之废兴、唐王朝之废兴。全诗只字不提唐肃宗（这与元结颂文有异）。原诗并不一味议论，而能寓讥讽其中；不事雕琢，“满心而发，肆口而成”，却能令人读之馀思不尽，感慨良多。

李清照所和与原唱不同。她主要是有感于南渡后的严酷现实而作，所和两首皆以刺责为主，贬中有褒，褒贬分明，感情极为强烈。其一不仅指出唐王朝险些覆亡的原因，对统治者的荒淫奢侈痛加谴责，而且捎带着连作颂刻碑之事也予以讽刺，意谓功过是非，史自有评，统治者应以前朝为戒，弃虚务实，建功立业，否则败家亡国，饰之徒劳。当然诗人的矛头并非针对作颂刻石之人，而是借此另寓深意，用张说“虽生已被姚崇卖”的典故，讥作颂摩崖无补于事，其实是不信中兴之说，而唐肃宗、代宗中兴不了，与之颇为相似的宋高宗能否中兴就更加难说。这里深含着诗人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关切、焦虑，交织着她对南宋小朝廷能否恢复失地的希望和忧虑，用意甚深。

和作的第二首曰：君不见惊人废兴传天宝，中兴碑上今生草。不知负国有奸雄，但说成功尊国老。谁令妃子天上来，虢秦韩国皆天才。花桑羯鼓玉方响，春风不敢生尘埃。姓名谁复知安史，健儿猛将安眠死。去天尺五抱瓮峰，峰头凿出开元字。时移势去真可哀，奸人心丑深如崖。西川万里尚能反，南内一闭何时开。可怜孝徳如天大，反使将军称好在。呜呼！奴辈乃不能道辅国用事张后尊，乃能念春荠长安作斤卖。

诗人力斥奸雄，连带着挖苦唐玄宗和肃宗，而对平乱的将士则深为赞扬，这实际上也是针对南北宋之交的昏庸之君、误国奸臣的丑行所发的讽谏之辞。更有意味的是篇末的“奴辈乃不能道辅国用事张后尊，乃能念春荠长安作斤卖！”诗人明明在对误国君臣作着辛辣的讽刺，却反说奴辈不能道云云，其潜台词无疑是说：我虽不能如“健儿猛将”为国捐躯，却能道奸臣用事君王昏！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诗人《上枢密韩肖胄诗》中的“车声辚辚马萧萧，壮士懦夫俱感泣。闾阎嫠妇亦何知，沥血投书干记室！”和“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二者都让人深切地感受到她那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只是前者的表现形式较为曲折深沉而已。

诗人们不仅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要发抒感慨，论其是非，即对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亦同样如此。王安石、欧阳修、梅尧臣、司马光、刘敞等人唱和的《名妃曲》，便是一例。

咏史诗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的识见。王安石的两首《明妃曲》就是有识见的好诗。它既有诗人的艺术感触：“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更有政治家的卓见：“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贺裳说：“王介甫《明妃曲》二篇，诗犹可观，然意在翻案。”自是看出了其中的意思。但又说什么“诗贵入情，不须立异”，则不免偏狭。陈衍说：“二诗荆公自己写照之最显者。”最通达。

欧阳修等人的和作与原唱有异，他们大都承袭了自晋石崇以来诗人所持的明妃怨的主题，而以欧阳修的两首和作为好。这里我们看第一首诗：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谁将汉女嫁胡儿，风沙无情貌如玉。身行不遇中国人，马上自作思归曲。推手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汉宫争按新声谱，遗恨已深声更苦。纤纤女手出洞房，学得琵琶不下堂；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诗能断肠！

此诗主要表现王昭君苦怨思归的主题，其好处在不直接写怨，不多发议论，而是紧扣题目写“思归曲”的来龙去脉，层层衬托，巧妙挽合，从而把“怨”曲折有致地表现出来。诗人起笔先略一写胡地风俗，然后转而把颜“貌如玉”的昭君，推到“风沙无情”、胡人胡俗的广阔背景上，而背景越是荒凉、恶劣、阔大，这位马上弹奏着思归曲的弱女子越显得孤独、凄凉、可怜，那支萦回在漠野之上的曲子，也就更凄惨、哀伤，以至于“胡人共听亦咨嗟”。同时，诗人用“谁将汉女嫁胡儿”一句，十分轻巧地把前人纠缠不清的昭君出塞的原因问题避开了，可谓妙极。诗的下半，写“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更加深了昭君怨的悲剧色彩。人生而不得归，死后方传其曲于故国乡土；人生而不得遇，身后反倒争按其声于汉宫，这岂非讽刺？岂非悲剧？至于“纤纤女手出洞房，学得琵琶不下堂”，是说即使身后苦恨之曲可传，然传者却不解此恨苦之声，这就更为可悲。末了，诗人仍觉反衬之不足，又痛为感叹：“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诗能断肠！”表现出深深的同情。因为此诗作得好，故欧阳修自己亦颇得意。至于欧阳修的第二首和作，前叙昭君出塞始末，继则夹叙夹议，半责半怨，此处不再细说。

此外，如苏轼的《和子由渑池怀旧》、《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这两首怀旧的名作，显然也是往日的经历、体验由于原唱的引发和类似情境的触动，在诗人脑海里复苏的结果。苏轼的《和子由踏青》、《和子由蚕市》，更是出于对家乡风俗的共同思念而作的充满乡土气息的好诗。

属于这一层次的还有苏轼、黄庭坚和王安石的《题西太一宫壁》，苏轼、黄庭坚、刘克庄、谢枋得等人和李白的《浔阳紫极宫感秋》等，既于前人深寄同情，又寓托着自己的身世之感，也都是力作。

五、同声气之唱和

元、白两位的思想倾向和文学好尚最为接近。白居易的《策林》同时也代表着元稹的看法，元稹的《叙诗寄乐天书》跟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可说是唱和之文。所以，元稹说他与白“同登科后心相合”，白居易则说他与元“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刘、柳亦复如此。他们不仅“二十年来万事同”，而且更如刘禹锡在《重祭柳员外文》中说的：“千哀万恨，寄以一声：唯识真者，乃相知耳！”元、白与刘、柳相同处同样不少。他们在反对藩镇割据的问题上，看法有一致处，又都主张任人唯贤、减少苛捐杂税、罢宫市、放怨女等。四人交往比较多，尤其刘、白后期更是如此。他们彼此间的出处进退也有相近之处。如元和十年元稹与刘、柳等同时诏回，又同时再放外任，显然当时执政者已把他们视为一类了。在文学观点上，他们也颇有相通之处，如白居易《禽虫十二章·序》云：“庄列寓言，风骚比兴，多假虫鸟以为筌蹄。（略）顷如此作，多与故人微之、梦得共之。”韩愈耿介孤直的性格、寻幽探奇的审美爱好，与孟郊的“万俗皆走圆，一身犹学方”，“入深得奇趣，升险为良隮”，恰相吻合。所以，“韩愈一见以为忘形之契，常称其字曰‘东野’，与之唱和于文酒之间”。

再看欧、梅。欧阳修说：“与君结交深，相济同水火。文章发春葩，节行凛筠笴。吾才已愧君，子齿又先我。君恶予所非，我许子云可。厥趣共乖时，畏涂难转輠。道肥家所穷，身老志弥果。”梅尧臣则说：“昔闻退之与东野，相与结交贱微时。孟不改贫韩渐贵，二人情契都不移。韩无骄矜孟无腼，直以道义为己知。我今与子亦似此，子亦不愧前人为。”显然二者的思想倾向、文学主张更相近。苏、黄等人的思想政治见解、出处进退、才学秉性、文学好尚等，也多有相似之处。如，他们都不满于王安石变法、不肯与之合作而长期外任，元祐间又都坐党籍先后遭贬斥。苏轼与晁补之、苏辙与秦观思想上尤近。在文学上，虽然诸人诗风并不相同，但都主张诗文要有为而作，要有补于世，要尊重创作主体思想情感的抒发自由、忌模拟因袭等。正因为如此，诸人师友交往，情深意笃，从而也就促进了彼此间的唱和。辛弃疾与陈亮相同处亦多。观辛弃疾《美芹十论》、《九议》与陈亮的《中兴论》、《上孝宗皇帝疏》，我们会明显地感觉到辛、陈二位胸中激烈跳荡着的力主抗敌收复的爱国之心。故陈亮跟辛弃疾说：“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至于刘克庄与王实之，周密说他们“平昔论交最深，且意气不相下”，确是如此。

19世纪法国学者丹纳曾指出：“要刺激人的才能尽量发挥，再没有比这种共同的观念、情感和嗜好更有效的了。我们已经注意到，要产生伟大的作品，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自发的、独特的情感必须非常强烈，能毫无顾忌地表现出来，不用怕批判，也不需要受指导；第二，周围要有人同情，有近似的思想在外界时时刻刻帮助你，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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