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蕾切尔·卡森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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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的春天试读：
致谢
一九五八年一月，奥尔加·哈金斯写信给我，告诉我她居住的小镇死气沉沉，令她感到十分痛苦。她的诉说使我立刻将注意力转向一个我关注已久的问题上。所以，撰写本书于我便是当务之急。从那时开始，我不断收到鼓励和支持，原谅我无法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政府机构、大学、科研院所以及社会各界的众多专业人士，无私地向我分享了他们多年来的研究发现和工作经验。在这里，我谨致以诚挚的敬意，感谢他们牺牲自己宝贵的时间，感谢他们慷慨分享自己的见解。还有那些耗费时间阅读本书，并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出批评建议的人士，我也非常感谢你们。这本书的严谨性、可靠性由我来负责，但是也离不开以下专家学者的帮助，否则我不可能顺利完成它。他们是：梅奥医院的L.G.巴塞罗谬博士，得克萨斯州州立大学的约翰·J.比塞尔，西安大略大学的A.W.A.布朗，康涅狄格州西点军校的莫顿·S.毕斯凯德博士，荷兰植物保护局的C.J.布雷约，罗布和贝西·维尔德野生生物基金的科拉伦斯·科顿，克利夫兰医院的乔治·可瑞尔博士，康涅狄格州诺福克县的弗兰克·艾格勒，梅奥医院的马尔科姆·M.哈格雷，全美癌症研究所的W.C.修珀博士，加拿大渔业研究协会的C.J.克斯维尔，荒野保护学会的奥劳丝·莫里尔，加拿大农业部的A.D.皮斯特，伊利诺伊州自然历史学会的托马斯·G.斯科特，塔夫特公众卫生工程中心的科拉伦斯·塔威尔和密歇根州州立大学的乔治·J.华莱士。所有以广泛事实依据为基础的书，其写作过程都离不开图书管理员的大力支持。这本书同样如此。我要感谢给予我帮助的那些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内务部图书馆的艾达·K.约翰斯顿以及全美健康研究院图书馆的西尔玛·罗宾逊。多年来，本书的编辑保罗·布鲁克斯一直给予我鼓励和支持，毫不抱怨我因私人问题而造成的出版推迟。我永远感谢他的宽容和娴熟的编辑能力。在繁杂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中，多萝西·艾尔格、珍妮·戴维斯以及贝蒂·达夫给我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在写作过程中遇上了很多困难，是艾达·斯普罗的悉心照料，让我得以顺利完成。在最后，我还想感谢许多不曾相见的人。正是他们使得这本书的创作有了意义。在肆无忌惮地毒害人类及其他生物的恶行面前，他们毫不退缩，勇于抗争。胜利一定属于他们，理智和常识将重新回归，世界将重归和谐。蕾切尔·卡森第一章 明日寓言
从前，美国中部的一个小镇，所有生物与周边环境融洽地共处着。小镇四周分布着一些农场，农田中种满庄稼，果园里果树成林，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春天，绿色的田野上开出白色的花朵，就像是天空飘浮的云朵。秋天，五彩缤纷的橡树、枫树、白桦，它们的色彩映照在松林上，如同火焰一般。山间传来狐狸的叫声，原野上无声地闪过小鹿的影迹，然后在秋日早晨的雾霭中忽隐忽现。月桂树、荚蒾、赤杨树、巨型蕨类植物还有野花遍布小路两侧，一年四季给人们带来赏心悦目的景色。就算是在冬天，这里的风景依旧动人。无数的鸟儿飞临这里，寻觅雪地上露出的浆果和草籽。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鸟群光临这里，让这片郊野为更多人所注目。每逢春秋候鸟迁徙的季节，四面八方的人们奔赴这里观看。山间蜿蜒流出的溪水汇聚成一个个池塘，滋养出肥美的鳟鱼，吸引不少人来到绿荫遮蔽的溪边垂钓。在有人来到这里建房、挖井、盖粮仓定居之前，此处的景象多年不曾发生变化。然后，像是有一股诡异的阴影笼罩住这里，一切都开始改变。发生了许多不祥而且可怕的事情：未知的瘟疫席卷鸡群，牛羊染病死亡。死神的影子无处不在。农民在家中谈论种种病症。镇上的医生面对这些说不出名称的疫病束手无策。被死神之手抓住的既有成人也有孩子。那些孩子是在玩耍时突然就感染了疾病，过不了几个小时就停止呼吸了。小镇被一种诡异的寂静所遮蔽。比如说，鸟儿没有了踪影。人们谈到这件事感到十分不解、难安。后院里投喂鸟儿的地方废弃了。偶尔见到寥寥几只鸟儿，也是奄奄一息，身子战栗，不能飞起。春天一片静寂。过去，知更鸟、鸫鸟、鸽子、松鸦、鹪鹩和别的数十种鸟儿在黎明便放声吟唱，但现在却不闻一声鸟鸣。田野、林地和沼泽，到处都是一片寂静。农场里，母鸡照旧孵蛋，却不见小鸡破壳。农民们抱怨无法再继续养猪——新出生的猪仔个头儿太小，几天之后就会死去。苹果树照旧开花，但是没有飞舞的蜜蜂进行授粉，也就不会结出苹果了。那往日里风光旖旎的小路两侧，现在是一片焦枯的草木，仿佛经历了一场大火。周围一片静寂，没有半点生气，连小溪也像是死去了一样。鱼儿不复存在，因此钓鱼者不会再来。在房檐下的雨水槽里，在房顶的瓦片中间，可以找到一种白色粉粒留下的痕迹。数周前，这些粉粒飘落在屋顶、草丛、田野和溪流，就像是下雪一样。这既不是邪术作祟，也不是仇敌打击，而是人类本身在荼毒这片土地，在谋害这里的生灵。这个小镇是假想的，但千百个这样的小镇也许就存在于美国或别的地方。我清楚我所描述的灾祸并没有全部降临在某座小镇上。但是，这些灾祸的确在某处发生，并且制造了严重的损失。可怖的幽灵悄悄迫近浑然无知的我们。沉重的现实和假想的悲剧可能只在转瞬之间。是什么让难以计数的美国小镇在春天陷入死寂？本书试着回答一下这一问题。第二章 忍耐的义务
地球生物史，其实就是地球生物与自身所处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在地球上，自然环境是塑造动植物自然形态和生物习性的重要因素。在地球漫长的历史中，生物反作用于自然环境的力量是非常微小的。但是到了今天，人类这一全新的物种，具备了对抗自然的非常力量。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人类的力量不仅在量上发生了令人忧心的增长，而且其内在本质也发生了改变。大量有害有毒的污染物经由人类之手，流向天空、大地、江河与海洋，给自然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很大程度上，这样的损害是不可弥补的，并且带来不可逆的连锁损害。地球和地球生物都不能幸免。在所有环境污染之中，化学药品所造成的危害，能够像辐射一样改变自然环境，同时改变环境中的生物本性。核爆释放出的锶-90随降雨或放射尘埃飘落地表，渗进土壤，然后被草、玉米、小麦或其他生长在那里的植物所吸收，最后进入人的骨骼，直到人体死亡。与之相同，施用在田地、树林或花园里的化学药品也在土壤中长久地积存，然后进入生物体内，随生物链流动，带来一连串中毒与死亡；在另一种情况中，这些化学药品被地下水裹挟着，流出地面后，遇到空气和阳光发生反应，生成新的物质，造成动植物的损害，同时在不知不觉中危害饮用地下水的人。就像德国哲人阿尔贝特·史怀哲说的那样：“人类最不会辨认的，就是自己所创造出的恶魔。”历经亿万年的演化，地球上才出现了现在的生物——在这漫长的过程当中，生物持续发展、进化、演变，这才实现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平衡。自然环境中有益、有害两种因素共存，对存身其中的生物施以严格的控制与影响。一些岩石释放出有害的射线，向万物提供能量的太阳光里也包含有害的短波射线。地球上生物自发调节以维持平衡，这种过程历经千万年方能实现。时间最为关键，但是当前社会的飞速发展却等不了那么长久。急速而来的变化和不断涌现的新状况，暴露出人类的莽撞与短视，已经不容许大自然从容地进行调整。岩石、宇宙辐射、太阳紫外线等在生物出现前就已存在的天然辐射源之外，人类通过干预原子制造出了新的射线。原本生物需要适应的化学物质只是从岩石上脱落下来，随河流进入海洋的钙、硅、铜及其他无机物；而现在，还多了人类运用智慧在实验室中合成的种种人工化合物，它们在自然界中不存在对应物质。在自然环境的发展过程中，几年、几十年的时间不足以调整适应这些新生化合物，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够实现。但是，纵然有奇迹发生，耗费几代人的时间去进行调整也是徒然。实验室中不断有新的化合物被合成，只是美国一个国家，每年就会有五百多种新的人工合成物投入生产利用。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其造成的后果很难预料——人与动物每年面临五百多种全新化学药品的考验，五百多种生物体从未接触过的未知物质！在这些物质当中，很多被用来对抗自然环境。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开始，两百多种基础化学药品被研制出来，为的是杀死昆虫、野草、啮齿动物和别的被现代人看作“害虫”的生物；这些药品被冠上几千种商品名销售。现在，喷洒式农药、粉末式农药和气雾式农药被广泛地应用于农场、果园、林业和家庭，这些化学药品没有选择性地杀死所有益虫和害虫，使鸟儿不再鸣唱，使鱼儿不再欢跃，使树叶被一层要命的毒膜覆盖，并且在土壤里长久地聚集。仅仅是为了杀死一些害虫，却带来了这样多危险的副作用。如此巨量的毒药洒向了大地，却有人声称不会造成危害，这样的谎言谁会相信？与其称这些化学药品是“杀虫剂”，不如说是“杀生剂”！[1]对杀虫剂的使用呈螺旋上升趋势。从DDT投入使用开始，形成了一种恶性趋势：不断有更多毒性更强的化合物被合成出来。这是因为昆虫对杀虫剂产生耐受，这也符合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这样，人类不得不开发出一种又一种毒性更大的化学药品。出现这种状况，也是由于后边会分析的一个原因，即使用了杀虫剂之后，会有更多害虫反扑而来，甚至多于使用毒药之前。这样看来，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将不可避免地卷入这场化学药品之战。除了核战争，人类的存亡在当前这个时代还面临另一个中心问题——自然环境被污染。一些存在未知危害的物质，侵入动植物体内，甚至对生殖细胞产生影响，使其中决定性状的遗传物质受到破坏和变异。一些自诩能够为人类设计未来的人士，期望通过人工干预定向改变人类的遗传物质。可是，我们无意中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许多化学制剂能像辐射一样引发基因突变。试想，使用杀虫剂这样的小事竟然能够对人类的未来产生影响，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人类承担如此巨大的风险，所为何来？我们在利害抉择之前所表现出的拙劣的判断力，将会使未来的历史学者感到难以置信。人类本应是理性的，本不该为了消灭少量讨厌的昆虫而牺牲掉整个自然环境，让自己受到疾病与死亡的威胁，可是人类确实做出了这样愚蠢的事情！并且，人类给出的理由荒诞不经。我们听到的理由是，为了保证农业丰收不得不这样做。可是，我们面临的问题难道不是“过剩的产量”吗？尽管我们不再干预耕地面积，补贴农场主以使他们减少生产，但是农作物产量依旧惊人。只是在一九六二年，美国就耗费了十亿多税费来储存多余的粮食。据说，农业部有个部门尝试削减耕地面积时，另一个部门提出反对：“通过补贴来削减耕地面积，通常会提高农民使用农药的意愿，以提高耕种土地的亩产量。”（类似情形在一九五八年确曾发生。）以上所说与防控害虫问题并不矛盾，也不是说可以无视害虫问题。我认为，防治害虫要贴合实际，不能想当然，最重要的是不能在消灭害虫的同时伤害到人类。我们的出发点是解决问题，但从最初就酿下了一个又一个苦果，这似乎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的痼疾。昆虫在地球上出现，要比人类早上很多年——这类生物种属庞杂，有极强的适应性。人类登场以后，仅仅与少量昆虫发生了利益冲突，而它们的种类高达五十多万种。冲突有两种表现形式：与人类争夺食物；传播人类疾病。人类聚集的地方，带有致病因子的昆虫变成巨大的危害，特别是在发生自然灾害、战乱或者极端穷困的地方，因为这里的卫生条件往往堪忧。在这种情况下，防治昆虫十分必要。但是，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化学制剂的大量使用，不仅效果有限，而且可能使得情况更加糟糕。在原始农业时期，农民很少面临昆虫问题。等到农业进入集约化发展阶段——大面积田地上种植单一作物，这样的问题开始显露。在大面积种植某种植物的土地上，可能会有某一种昆虫爆炸式增长。一种植物集中生长在一片区域不是自然规律的体现，而是农业工程师的工作产物。自然环境千变万化，人类却要将其改造得千篇一律。于是，自然环境原有的制衡与和谐被破坏，自然环境中的物种稳定也就不复存在。和谐的自然环境中，适宜每个物种生存的环境是受到限制的。显然，某种吃小麦的昆虫在大片麦田里能够快速繁殖，而在小麦与其他作物混杂的土地上就不会有这样快的速度。无独有偶。三十多年以前，榆树占领了美国大城镇的道路两侧。可是现在，榆树被一种由甲虫所携带的疾病侵扰，被人们寄予期待的美丽景观濒临毁灭。当初要是把这些榆树跟其他种类的树木混杂栽种，甲虫就不会这么猖狂地繁殖幼体、传播疾病了。需要从地质历史及人类历史的角度，才能分析现代昆虫问题的成因：上千种不同种类的生物从原先生活的地区侵入新的地方。英国的生态学者查尔斯·艾尔顿在他的新作《入侵生态学》中详细解读了世界范围内的大迁徙。在遥远的白垩纪，连通各大洲的路桥被肆虐的洪水切断，大量生物困在了艾尔顿称为“大型自然隔离区”的地方。被困的物种因为与同类分离，进化出了众多新的物种。大约一千五百万年前，有一些大陆板块重新连接，使这些物种向新的地方迁移——这样的现象持续至今，而且受到人类活动的推动。植物迁徙带动动物迁徙，因此植物的进出口就成为今天昆虫种属扩散的一大渠道。卫生检疫是最近才开始的，而且不能完全起效。单是美国植物引进局就把世界各地的约二十万种植物引入了国内。美国国内的一百八十多种植物害虫里，将近一半是无意中从海外引入的，其中多数通过进口植物进入美国。在缺乏天敌的新环境中，外来的动植物快速繁殖。所以，外来的昆虫往往最难以控制。在自然作用或人为因素推动下发生的物种侵袭，会接连不断地出现。卫生检疫和化学药剂防治只是一种金钱换时间的手段。针对这样的状况，艾尔顿博士提出：“面对生死考验，仅仅是找到控制某种生物的新技术，还远远不够。还要具备生物繁殖的基本知识，清楚其与自然环境的联系，从而保护生态平衡，防止虫灾的发生，防御新物种的侵袭。”很多摆在眼前的常识被我们无视。大学培养出生态学人才，政府里也有生态学专家任职，可是他们的建议很少被听取。我们看着化学制剂像下雨一样被洒落却无动于衷，好像这是唯一可行的措施。实际上还有很多良策可供选择。我们的智慧如果有机会施展，定能找到更好的替代方案。我们似乎丢失了明辨好坏的理智与技巧，而把低劣的、有害的事物看得无比重要，是什么麻痹了我们的头脑？对此，生物学者保罗·谢帕德这样说：“为了摆脱穷困而生活在濒临破坏的环境中，这便是我们的理想吗？……为什么我们要忍受有毒的食物，忍受在死寂的环境中居住？为什么我们要忍受与不一定是敌人的生物之间的战争，忍受烦人的马达噪声？这样一个尚容苟活的世界，就应该让我们满足吗？”可是，这样的世界离我们越来越近。很多专家和所谓害虫防治部门狂热地认为，利用化学手段建造一个杜绝昆虫的世界是可行的。多方证据表明，极力主张使用杀虫剂的个人和团体玩忽职守，没有正确使用手中的职权。康涅狄格州昆虫学者尼里·特纳说：“管理部门的昆虫专家，同时承担着检察官、法官、陪审团、税务评估人员、税务征收人员和行政官员等多种职能，自己发布命令，自己执行。”然而此类滥用职权的现象却得到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纵容。禁止使用杀虫剂不是我的本意。可是，不加区分地把有巨大威胁的有毒药品交给不了解其危害的人，这样的做法我无法苟同。民众被迫接触有毒害的药剂，尽管他们并未同意甚至是被欺瞒。假如民权法案中不存在“保证公民不受个人或政府使用有毒农药所伤害”的条例，那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前人富有远见，但也不能预测这样的麻烦。另外，我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化学药品对土壤、水源、野生生物以及人类的影响都是未经验证的，但是已经被投入使用。自然环境孕育了万物，却得不到我们的爱护，我们的行为一定会被后人唾弃。对自然环境所受的损害我们依旧所知有限。现在社会上到处都是“专家”，他们局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缺乏用宏观视角看待问题的意识。现在整个社会都被工业主导，金钱是唯一的导向，几乎没有哪种牺牲会被责问。当公众因杀虫剂造成的显著危害而发动抗争时，得到的只是一些混杂着谎言的公关话语。大量民众承担着杀虫剂带来的威胁。民众一定要做出抉择，是不是要改变现状。可是如果他们不明真相，也就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法国生物学者、伦理学者让·路斯坦德说过：“忍耐是我们的义务，了解真相更是我们的权利。”[1] 化学名为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英文为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DDT”是其首字母缩写。第三章 死神的灵药
今天的每个人自胎儿期至生命结束，都不可避免地接触到种种危险的化学药品，这样的状况是前所未有的。人类制造杀虫剂的历史还不到二十年，生物和非生物已经在各个方面受其影响。它们的踪迹遍布各个水系，甚至存在于肉眼不可见的地下水中。十几年前使用的农药仍然残留在土壤之中。杀虫剂在鱼类、鸟儿、爬行动物、家庭饲养动物和野生动物体内扩散。科学家通过在动物身上实验证明，任何动物都无法逃脱。偏僻高山湖泊中的游鱼，土壤里钻来钻去的蚯蚓，鸟蛋，甚至人的体内，都发现了农药残留。现在，所有年龄段的人体内都存在农药残留，甚至在母乳和胎儿组织里也有。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人工合成杀虫剂产业的飞速发展。这一产业发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化学武器的研发过程中，人们发现实验室里研制出的某些化合物可以杀死昆虫。这其实不是偶然，因为昆虫曾经被作为试验品来验证化学武器对人类的杀伤效果。于是，不断有新的合成杀虫剂从实验室里问世。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生产杀虫剂的技术不同，这些人工合成的杀虫剂运用了微观控制分子、改换原子、改变序列等技术。而战前的杀虫剂则从天然矿物和植物中提取：砷、铜、铅、锰、锌和其他元素的化合物；来自干枯菊花的除虫菊酯，来自烟草及同类植物的硫酸烟碱，还有来自东印度群岛豆科植物的鱼藤酮等。此类全新合成的杀虫剂生物效能巨大，截然不同于以往的产品。它们药力极强，不仅毒害生物，而且干扰生命进程，引发致命的病变。所以，我们会看到，为机体提供免疫的酶被它们破坏，人体获取能量的氧化反应被它们阻碍，诸多器官无法正常工作，还会有一些细胞发生迟缓但不可逆的变化，从而导致恶性病变。可是，药力惊人的新产品每年都在大量面世，并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投入使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六〇年，美国合成杀虫药剂的产量，从一亿两千四百二十五万九千磅增长至六亿三千七百六十六万六千磅，增长了五倍多，批发金额超过两亿五千万美元。而这仅仅是蓬勃发展的化工产业的开始而已。所以，我们非常需要一部杀虫剂名册。既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与这些药品打交道，不可避免地通过吃喝与它们接触，那清楚它们的性质和危害无疑是很有必要的。虽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神奇的碳基化合物替代无机化合物成为杀虫剂的主流，但几种旧原料仍在使用。其中就有砷，很多除草剂和杀虫药还以它为主要成分。砷是一种无机物，有剧毒，广泛存在于各类金属矿石中，少量存在于火山、海洋以及泉水中。砷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很[1]大的影响。砷的化合物大多没有气味，因此早在波吉亚时代，它就开始作为谋杀利器被使用。大约两百年前，一位英国医生发现，烟囱的烟灰里存在砷与芳香烃化合而成的致癌物。很久以来，人群中发生慢性砷中毒的事件一直有记载。自然环境中扩散的砷还毒害了马、牛、羊、猪、鹿、鱼、蜂等动物。尽管有这些教训，对砷喷雾剂和砷粉剂的使用仍然广泛。在美国南部，喷洒在棉田里的砷断送了蜜蜂养殖业的前景，农民在长期使用砷粉之后遭受慢性中毒，牲畜也被含砷杀虫剂、除草剂毒害。施用在蓝莓果园的砷粉剂飘散到附近的农场，污染水源，毒害蜜蜂和母牛，进而威胁人类的性命。全美癌症研究中心的环境致癌研究专家W.C.修珀博士认为：“……在对待含砷化合物的问题上，公众的健康被漠视，这是十分糟糕的态度。所有见识过粉类和喷雾式砷类杀虫剂使用过程的人，都不能不对这样剧毒的药品被滥用而痛心疾首。”现在的杀虫剂毒性远比砷合成物大。这些杀虫剂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DDT为代表的氯代烃化合物，另一类是更常见的马拉硫磷和以对硫磷为代表的有机磷杀虫剂。前文我们已经谈过，这两类杀虫剂有一个相同点：它们的主要成分是构成生命必不可少的碳元素，也就是说，它们属于“有机物”。想要了解这些杀虫剂，我们要清楚它们的成分，清楚其如何参与生物体的化学反应，如何在生物体内部产生致死物质。碳原子具备这样一种特性：能够以链状、环状或者其他形式相互组合，也能够与其他元素的原子结合。其实，从微生物到庞大的蓝鲸，自然界的物种如此多样正是由于碳的这种属性。碳是构成脂质、碳水化合物、酶和维生素的主要元素，当然蛋白质也是如此。碳不仅存在于生物体内，也存在于很多非生物当中。碳氢的简单组合构成了一些有机化合物，最简单的是甲烷（俗称“沼气”）。其在自然界中由细菌分解水下的有机物产生。煤矿中可怕的“瓦斯”，就是混合了一定比例的甲烷。它的结构十分简单，由一个碳原子和四个氢原子构成：化学家们研究发现，可以将其中一个或全部氢原子替换成别的元素。比如，将其中一个氢原子替换成氯原子，从而得到氯甲烷：将其中三个氢原子都替换成氯原子，从而得到氯仿：把四个氢原子都用氯原子替代，就得到了最常用的清洗剂——四氯化碳：简而言之，甲烷分子的这些变化只是对氯代烃生成机理的简单抽象，但远不足以说明烃的复杂性，更不足以代表复杂多样的有机物合成技术。不仅仅是单一碳原子的甲烷，多个碳原子的碳水化合物分子也能被化学家改变。这些化合物的分子结构复杂，碳原子的连接方式多样，环状、链状、侧链还有支链。化学键之间除了氢原子和氯原子，还有各种官能团。结构上的些微变化，就会带来物质化学性质的改变。不同元素以不同位置在碳原子上的附着，其结果是千差万别的。微观上如此精微的操作，催生出大量毒性强大的药品。一八七四年，一位德国化学家在攻读博士时合成了DDT，但它可以作为杀虫剂使用的性能直到一九三九年才被发现。紧接着，DDT因为能够终结害虫传播的疾病，能够帮农民快速消灭庄稼虫害，而赢得了巨大的赞誉。发现DDT杀虫功效的瑞士化学家保罗·米勒因此被授予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现在，DDT的应用是如此广泛，以至于被大多数人当作没有危害的日用品。使“DDT无害论”深入人心的原因或许是它最早的使用场景：战争期间，为了消灭虱子，DDT粉剂被喷洒在成千上万的战士、民众和俘虏身上。所以，人们普遍持这种观点：这么多人近距离接触了DDT而没有受到伤害，那这种药品一定是安全无害的。问题是，DDT与其他氯代烃类化合物不同，粉末状态下不易穿透皮肤，但溶于油剂就毒性大增。吞咽进入消化道后会被慢慢吸收，还能在肺部被吸收。一旦被人体吸收， DDT就会大量积聚在肾上腺、睾丸和甲状腺等脂质聚集的器官（DDT具有脂溶性）。在肝脏、肾脏以及保护肠道的肠系膜脂肪中，也会存在相当一部分DDT。我们所能想象到的极微量的DDT，在进入人体之后就会开始积聚，最终会达到一个惊人的数量。脂质含量丰富的人体内脏器官会起到一种生物放大器的效果，哪怕摄入[2]的食物中含有0.1ppm也会在体内积聚10到15ppm，增长一百多倍。化学家和药理学家熟悉这些数据，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陌生的。1ppm听上去是个微不足道的数值——实际上确实非常少。可是这种药品的毒性极强，摄入一星半点都会对机体造成重大影响。通过动物实验发现，摄入3ppm的DDT，心肌里的一种酶就会失去活性；摄入5ppm就会破坏肝细胞；只需摄入2.5ppm的DDT同类化合物狄氏剂和氯丹，就会出现相似的情况。以上所说绝非胡言。正常人体内进行的化学变化中，确实存在这样小原因带来大后果的情况。例如，0.0002克碘就是健康跟疾病之间的分界线。这些微量的杀虫剂不断在人体内积聚，却只能缓慢地代谢出去，因此慢性中毒和器官衰竭绝不是无稽之谈。就人体内能够积聚多少DDT这个问题，科学家们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全美食品药品管理局首席专家阿诺德·莱曼博士说：“不存在人体积聚DDT数量的上限与下限。”可是，全美公共卫生局的维兰·海思博士坚持说：“在每个人体内存在一个临界值，超过这个数量的DDT会随代谢排出人体。”实际上，争论这二者的对错没有意义。我们详细调查了人体内积聚DDT的情况，得出的结论是，体内积聚有DDT的人都受到潜在的危害。许多研究结果显示，无准确DDT接触记录的普通人（不包括饮食中无法避免的残留）体内平均积聚量为5.3ppm到7.4ppm；农民体内的积聚量为17.1ppm；杀虫剂生产工人体内的积聚量高达648ppm！这说明，DDT在人体内的积聚数量确实会有很大的浮动，现有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更严重的是，研究发现，极微量的DDT积聚在人体内，都会带来肝脏等器官组织的损害。DDT和同族化合物能够沿着食物链在生物体内扩散，这是它们最可怕的特点之一。举个例子，苜蓿地里施用了DDT粉剂，接着把苜蓿作为饲料喂鸡，然后鸡产下含有DDT的鸡蛋。再举个例子，饲养奶牛的干草含有7ppm到8ppm的DDT残留，于是产下的牛奶就含有3ppm的DDT，而用这样的牛奶制成的黄油将含有浓度高达65ppm的DDT！一开始微小的DDT剂量，在这样的逐级传递中，最后会达到一个奇高的剂量。食品药品管理部门明令禁止含有杀虫剂残留的牛奶流向市场，但是农民在现实中几乎不能找到无污染的草料。有毒物质还会从母亲传递给孩子。食品药品管理部门的专家通过抽样调查在母乳中发现了杀虫剂残留。这样一来，胚胎时期已经接触了有毒物质的婴儿，还会从母乳中继续吸入。通过在动物身上实验发现，母体与胚胎之间隔离有害物质的屏障——胎盘，轻易就被氯代烃类化合物渗透了。通过这种方式进入胎儿的有害物质虽然极少，但胎儿远比成人娇弱，因此不能轻视。这种情况意味着，今天的人们从胚胎期就要受到化学药品残留的影响。在这些事实面前——有害物质积少成多，平常饮食中也会摄入残留毒物，由此带来不同程度的肝脏损伤——全美食品药品管理部门的专家于一九五〇年宣布：“很可能忽视了DDT的潜在危害。”这些状况在医学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无人知晓其后果如何。还有一种氯代烃——氯丹，具有DDT的所有毒性，并且还独有一些属性。它能长期在土壤、食品和喷洒过药品的物体表面滞留。氯丹进入人体的途径可谓五花八门：能通过皮肤进入人体，喷剂和粉剂能从呼吸道进入人体，而残留在食物上还可以从口中进入消化道。同其他氯代烃类化合物一样，氯丹残留会在生物体内不断累积。假如用含有2.5ppm氯丹的食物饲喂实验动物，最后则可能在实验动物的脂肪中检测到高达75ppm的氯丹含量。经验丰富的药物学家李赫曼曾在一九五〇年提出：“氯丹是最危险的杀虫剂之一，一旦人接触到了它，中毒是肯定的。”可是，李赫曼的警告不曾引起公众的重视，这从郊区住户无所顾忌地使用氯丹整治草坪可以看出。使用氯丹的住户现在安然无恙，但有毒物质可能已经在他们身体里潜伏，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突然发难，到那时找出真正的病因将变得非常困难。不过某些时候，毒药很快便会致死。有一位不幸的人失手将25%浓度的工业溶液泼洒在皮肤上，四十分钟以后就出现中毒症状，来不及抢救便停止了呼吸。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之一，便是人们缺乏对氯丹毒性的认识。七氯作为氯丹的成分之一，被作为一种单独的药品在市场上售卖。它能顽固地在脂肪中积聚。通过食物摄入0.1ppm的七氯，体内的残留物就可以被检测到。它还有一种稀奇的属性，即改变为另一种新的物质——环氧七氯。发生这种改变的地方可以是土壤或者动植物的组织。通过在鸟类身上实验发现，环氧七氯的毒性变得更强，四倍于氯丹。还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氯化萘这样一种特殊的烃类就被发现与肝炎和肝脏绝症有关联。长期接触这种物质的人即是明证，有一些电气工人患肝病身亡。近来，农业从业者发现，氯化萘也会给奶牛带来怪病。基于这些例子，推断出与氯化萘同类的杀虫剂在烃类化合物中具有最强毒性，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同类的杀虫剂包括：狄氏剂、艾氏剂以及异狄氏剂。狄氏剂是德国化学家狄尔思发明的，因此得名。假如进入消化道，狄氏剂的毒性相当于DDT的五倍；假如以溶液的形式接触到皮肤，则毒性是DDT的四十倍。狄氏剂毒发迅速，严重干扰神经系统，使患者全身抽搐，其情状让人惊惧。一旦狄氏剂中毒，将面临漫长的恢复过程，说明其危害是长期的。狄氏剂具有氯代烃族物质的通性，即严重损害肝脏。虽然这种药剂会造成野生动物的灭顶之灾，但至今还是使用最多的杀虫剂之一。在鹌鹑和野鸡身上的实验发现，狄氏剂的毒性大概相当于DDT的四十到五十倍。现在，狄氏剂是如何在人体内积聚、分散和排出的，仍旧不得而知。人们了解杀虫剂毒性的脚步跟不上化学家创造新药的速度。可是，有很多迹象显示，狄氏剂在人体内长期积聚，就像是一座蓄势待发的火山，等身体需要消耗脂肪，积聚的狄氏剂残留便会发难。世界卫生组织抗击疟疾的工作为我们认识狄氏剂的危害提供了经验指导。因为DDT已经引起了疟蚊的抗药性，所以狄氏剂被作为替代品投入使用。可是很快便有多位喷药人员中毒。情况非常紧急——超过一半的中毒者（接触药品的程度不同中毒情况也不一样）开始全身抽搐，不少最后不治身亡。某些人在接触狄氏剂四个月之后，还会有全身抽搐的情况。艾氏剂是一种神秘的化合物，与狄氏剂的关系非常紧密，但又是单独的一种药剂。施用过艾氏剂的土地里长出的胡萝卜中，可以检测到狄氏剂的残留。这样的神奇转化会在土壤和生物体中发生，并且带来了不少错误的报道。例如，化学家被误导，以为使用艾氏剂不会造成残留。实际上，残留物只是以狄氏剂的形式存在，所以检测方法需要改变。艾氏剂跟狄氏剂一样有毒，会损伤肝肾功能。像阿司匹林片那样大小的剂量足以杀死四百多只鹌鹑。艾氏剂人中毒案例多数与工业处理相关。像大多数烃类杀虫剂那样，艾氏剂带来一道可怕的阴影笼罩住未来——不孕症。极少的艾氏剂被野鸡吃下后，虽不会造成它的死亡却会使产蛋量减少，而即使孵出了小鸡也不能顺利长大。不仅仅是在鸟类当中存在这样的状况。母鼠受到艾氏剂的影响会减少怀孕次数，产下的幼鼠虚弱不堪难以长大。中毒的母狗生下的小狗最多只能存活三天。从这些案例中不难看出，艾氏剂可以从母体流向下一代并且以各种方式产生危害。艾氏剂残留会不会给人类带来相同的危害，这不得而知，但是这种毒药已经从飞机上飘洒向郊外和田野。异狄氏剂是毒性最强的氯代烃类农药。其化学结构与狄氏剂非常接近，但一个微小的区别使它具有五倍于狄氏剂的毒性。与毒性强大的异狄氏剂相比，杀虫剂鼻祖DDT的毒性完全不值一提。异狄氏剂对于哺乳动物、鱼类和某些鸟类的毒性分别相当于DDT的十五倍、三十倍和三百倍。异狄氏剂投入使用的十年间，毒死了大量的鱼类，毒害了误入喷过药的果园的牲畜，污染了泉水。起码已经有一个州的卫生部门发出严正警告：盲目地使用异狄氏剂，将会对人类的生命造成威胁！有一起惨痛的异狄氏剂中毒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异狄氏剂并没有被“乱用”：喷洒前的防护措施十分到位。一个一岁大的美国男婴被父母带到委内瑞拉定居。他们的新家被很多蟑螂占领。他的父母几天后在家里喷洒了异狄氏剂喷雾来消灭蟑螂。婴儿和宠物狗在上午九点开始喷药之前被带出家门。喷完药后，家里的各处地面还进行了清洗。到下午三四点，父母把婴儿和小狗接回了家。过了大约一个小时，宠物狗开始呕吐、抽搐，没过多久便死掉了。这天晚上十点，婴儿同样开始呕吐、抽搐，接着昏迷不醒。一个正常的、健康的婴儿，被异狄氏剂变成了一个没有视觉、没有听觉、浑身不住抽动的植物人，对外界刺激毫无感知。这个婴儿被送进纽约的大医院，但几个月的治疗没有带来丝毫的改变，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主治大夫说：“几乎看不到康复的希望。”另一大类杀虫剂——磷酸烷基酯和有机磷酸酯，是全世界毒害最大的化合物。喷洒农药的人，无意中接触到农药漂浮物、农药包装罐的人，以及被药剂沾染的植物，都有可能急性中毒。这是它们最主要、最显著的害处。佛罗里达州的两个儿童捡到一个空口袋，用它修补了秋千。很快，这俩儿童就死了，一起玩耍的三个伙伴也得了病。这是一个装过对硫磷的袋子——那是一种磷酸酯类杀虫剂。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受害人死于对硫磷中毒。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对堂兄弟身上。其中一个在自己家院子里玩耍，他父亲在相邻的田地里给马铃薯喷洒对硫磷，药剂随风飘散到院子里；另一个跟着父亲走进了仓库，用手触摸了喷雾器的喷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杀虫剂的起源。某些化合物，比如有机磷酸酯，早已广为人知，但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德国化学家哈德·施拉德才发现了它在杀灭昆虫上的特性。差不多也是在这时，德国政府看到了化学合成物在战争中应用的巨大潜力，于是开始秘密地进行研发。研发成果的一部分是大规模杀伤性神经毒气，另一部分化学成分接近的则被作为杀虫剂。有机磷酸酯杀虫剂干扰生物体的方式是特别的，是通过破坏生物体内的酶，而酶在生物体的生命活动中是不可缺少的。这类杀虫剂的作用目标是生物体的神经系统，不管受害的是昆虫还是恒温动物。正常而言，神经电信号通过乙酰胆碱这样一种“化学传导器”实现在神经之间的传递。传递过程结束后，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乙酰胆碱就快速消失了。乙酰胆碱在机体内的存在是非常短暂的，不采用特殊方法，医学研究者几乎无法在其消失前提取样品进行检测。这种神经递质的快速代谢是机体维持正常生理活动所必需的。假如一次神经冲动传递过后，乙酰胆碱依然存在，那么神经冲动的电信号就会连续传导下去，乙酰胆碱的作用会被加强，引起整个运动神经系统的混乱，使机体表现出抽搐、战栗、肌肉痉挛等情状，最终直至死亡。生物体进化出了应对这类非正常情况的机制。当机体需要抑制乙酰胆碱时，一种保护性酶——胆碱酯酶就会发挥作用分解掉乙酰胆碱。体内的乙酰胆碱始终精准地处在安全的数量中，从而实现机体的平衡。可是，磷酸酯类杀虫剂会破坏保护性酶，减少酶的数量，这样乙酰胆碱就会增加。在对神经系统的危害性上，磷酸酯类物质和天然生物碱毒蕈碱相近，这种物质存在于一种名为毒蝇伞的剧毒菌类中。经常接触这类有毒化合物的人，体内的胆碱酶数量会减少，从而不断接近毒物发作的临界点。所以，喷洒农药和经常接触农药的人需要定期进行血液检查。对硫磷是用途最广泛的有机磷酸酯之一，药效最好、毒性也最大。蜜蜂接触了对硫磷，会表现出“癫狂、躁动”的中毒症状，激烈地飞舞个不停，不到三十分钟就会死去。有一位化学家为了研究对硫磷致人中毒的剂量，采用了最直接的以身试毒的方法，吞下了极其微量的对硫磷（只合0.00424盎司），很快就全身动弹不得，来不及服下手边备好的解药就一命呜呼了。听说对硫磷在芬兰已经成为自杀者的首选。这几年，加州发生的对硫磷意外事件达到平均每年两百多起。对硫磷中毒的死亡率在全世界都是惊人的。在一九五八年这一年当中，印度发生了一百起对硫磷中毒致死案件，叙利亚发生了六十七起。平均每年有三百三十六起对硫磷死亡案件发生在日本。就算是这样，现在在美国仍有七百万磅对硫磷被洒向农田和果园，通过手动喷雾器、电动鼓风器、喷粉器和飞机喷洒等方式。一位医学专家说，光是施用在加州农田里的对硫磷就“足以毒死全世界人口五到十次”。人类现在还没有灭绝的原因是，对硫磷和它的同类杀虫剂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分解。相比于烃类杀虫剂，它在作物上残留的时间较短，可是仍能造成伤害，带来死亡的威胁。位于加州洛杉矶的河畔县，有三十个采摘柑橘的人，其中十一个中毒严重，除一人外都被送往医院抢救。他们表现出的正是典型的对硫磷中毒的症状。大约二十天以前在柑橘园内喷洒了对硫磷，十六到十九天后残留物还会使人出现干呕、视物不清、接近昏迷等中毒现象。对硫磷的残留时间纪录不止于此。在采摘季节开始前一个月施用对硫磷的柑橘园同样发生过人员中毒事件，按照标准喷洒量施用的柑橘果树上，在六个月后依然在柑橘皮里发现了对硫磷残留。在田地、果园和葡萄园里喷洒杀虫剂的工人们饱受对硫磷之苦，因此施用这类药剂的州建立了一些实验室，旨在帮助医生进行诊治。处理病人的医生必须戴好橡胶手套，否则会有二次中毒的风险。为中毒患者清洁衣物的女工也会因为接触了足量的对硫磷残留而存在中毒的风险。另外一种有机磷酸酯——马拉硫磷，和DDT同样出名，在园艺业应用广泛，此外在家庭除虫和大规模蚊虫治理上也有使用。在佛罗里达州，地中海果蝇在上百万英亩的田地里肆虐，于是人们使用马拉硫磷来消灭它们。许多人相信马拉硫磷的毒性是同类药剂中最小的，可以任意使用，不用担心有害。商业广告更是对人们的这种心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宣称马拉硫磷“安全”的说法是基于一种不甚可靠的依据，但是这种依据在马拉硫磷投入使用了几年之后才被推翻。马拉硫磷曾被认为“无害”，仅仅是因为哺乳动物的肝脏具有强大的保护功能，能使其毒性减缓发作。肝脏里有一种酶可以消解马拉硫磷的毒害。可是，一旦这种酶被破坏或者酶发挥作用的过程受到阻碍，马拉硫磷的毒素就会侵害机体。非常糟糕的是，几乎没有人可以免受马拉硫磷的毒害。食品药品管理部门的专家们在几年前发现，马拉硫磷与别的某些有机磷酸酯混合会产生更强的毒性——相当于两者毒性加起来的五十倍。这就是说，分别取两种化合物致死剂量的1%，混合起来就是致命的新毒药。这个发现促使人们对其他化合物进行组合测试。现在已经了解到，有许多有机磷酸酯类物质的混合物是危害巨大的，混合加剧了毒性。假如某种化合物破坏了清除另一种化合物毒性的肝脏酶，混合物就会表现出更大的毒性。所以，切勿把两种杀虫剂混合使用！连续两周喷洒了不同农药的工人可能会受到混合毒物的危害，购买了喷洒混合农药的消费者同样如此。一碗普通的果蔬沙拉，有可能在事实上造成多种农药残留的混合。单一种类果蔬上的农药残留可能完全符合法定标准，但混合之后有可能就会毒性大增进而引发中毒。化学制剂混合的风险对于大众而言是陌生的，但是科学实验室里不断传来令人担忧的坏消息。坏消息中的一个是，某种有机磷酸酯的毒性可以被另一种物质（可以不是杀虫剂）加强。例如，对于加强马拉硫磷的毒性，某种增塑剂要远比杀虫剂有效，这是因为增塑剂抑制了肝脏中的酶，而后者能够“拔掉”杀虫剂的“毒牙”。那么在人体环境中，其他化合物又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尤其是作为麻醉剂使用的化合物？这一领域的研究只是初步的，但已经发现有机磷酸酯（对硫磷与马拉硫磷）对肌肉松弛剂的药物毒性有增强作用，此外别的一些有机磷酸酯（同样有马拉硫磷）会使巴比妥盐酸延长在体内的潜伏。在古希腊神话传说中，女巫美狄亚面对另有新欢的丈夫伊阿宋，怒火中烧，将一件受诅咒的长袍在婚礼上送与新娘。一穿上这件长袍就会立即毙命。这样一种间接的死法，与今天的内吸杀虫剂异曲同工。这些药力强劲的化合物使动植物成为受诅咒的“美狄亚长袍”，将那些触及它的昆虫送往地狱，特别是那些吮吸汁水（血液）的昆虫。内吸杀虫剂所在的世界诡异而恐怖，远不是格林兄弟[3]的想象力能够达到的，或许更像是查尔斯·亚当斯的漫画世界。在内吸杀虫剂所存在的世界里，有毒的森林取代了童话的森林，昆虫咬了叶子或者吮吸了植物汁水就必死无疑。在这个世界里，跳蚤咬了狗一口就会死去，因为毒素已经进入了狗的血液；昆虫被它从未触碰过的植物挥发物毒死；蜜蜂在有毒的花朵上采集花粉带回蜂巢，酿出的是有毒的蜜……昆虫学应用研究领域的学者发现，如果在一片含有硒酸钠的土地上种植小麦，则这样的小麦会表现出对蚜虫和叶螨的抵抗力。受到大自然的启发，科研工作者产生了发明内吸杀虫剂的想法。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岩石与土壤中都含有微量硒元素，所以硒成为最早的内吸杀虫剂。顾名思义，内吸杀虫剂的原理就在于“内吸”，即能够渗透到动植物组织内部并发挥破坏作用。烃类与有机磷类化合物具备这样的功能，某些自然界天然存在的物质也有这样的功能。事实上，有机磷类化合物残留较少，因此从有机磷化合物中提取的内吸杀虫剂占绝大多数。内吸杀虫剂还会以别的一些不易察觉的方式起作用。种子通过浸泡或者裹上药物与碳混合形成的包衣，在萌发长出新的秧苗后依然具备药效，从而毒杀蚜虫和别的以植物为食的昆虫。这种治虫方法常用在豌豆、罗汉豆和甜菜等蔬菜的种植上。加州曾有一段时间流行用内吸杀虫剂包衣加工棉籽。一九五九年，在加州圣华金河谷有二十五个农民因搬运加工过的棉籽而突然中毒。有英国人想研究蜜蜂采过施用了内吸杀虫剂的植物花粉之后，会发生什么，于是调查了喷洒过八甲磷的地区。尽管喷洒农药是在植物长出花蕾之前，但花粉中依旧含有残留。调查结果符合推测：蜂蜜中残留有八甲磷。动物内吸杀虫剂的施用主要是用在对牛皮蝇的防治上。牛皮蝇主要寄生在家畜身上，是一种害虫。既要在家畜的血液和组织中起到杀虫效果，又不能对家畜造成损害，所以要精确控制用量和施用方法。政府有关部门的兽医专家发现，多次小剂量的给药会慢慢消耗掉家畜体内的保护性胆碱酶，而一旦用药有哪怕极微小的过量，都会使家畜立刻中毒。很多征兆表明，人类生活中出现了很多新生事物。现在，有一种药丸，只要给狗吃下，就能在狗的血液中产生毒素，从而使跳蚤不再叮咬。这同人类防治牛皮蝇采用的是相同的危险思路。现在，好像还没有人提出把内吸杀虫剂应用在人身上以防治蚊子。可能马上就会有人这样做了。至此，我们在这一章里一直在谈论防治昆虫所使用的杀虫剂。人类与杂草之间的斗争又是怎样的情形呢？为了快速而又简单地消灭掉不需要的植物，人类发明了品种繁多的除草剂，正式的说法是除莠剂。关于除草剂的使用现状，下文第六章会有详尽的述说，这里我们只关注这一问题：这些除草剂毒性如何，使用这些除草剂是否会破坏环境。非常流行的一个说法是，除草剂只作用于植物，对动物是完全无害的。可是，事实并非如此。除草剂有很多种类，这些化合物不仅对植物产生影响，也会危害动物体。这些化合物对生物体产生的作用是各不相同的。一些只是普通的毒药；一些会严重刺激机体的代谢系统，引起体温急剧升高；一些会单独或与其他化合物混合成为致癌物质；还有一些会诱发基因突变、损毁遗传物质。这样看来，除草剂与杀虫剂同样属于危险的化学药品。想当然地认为除草剂“安全”而随意使用，恐怕要酿成灾祸。尽管实验室研发的新药层出不穷，但砷化合物在杀虫剂（上文所提及的那样）和除草剂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多数为亚砷酸钠。回首砷化合物的使用历史可谓触目惊心：作为杂草清除剂施用在道路两旁，结果却毒害了农民的奶牛，还毒死了数不清的野生动物。用来除去湖泊、水库等公用水域的水草，却造成了的污染，使这些水源无法用于饮用或游泳。施用到马铃薯田里除去藤蔓，却伤害了大量人畜。一九五一年，用于清除马铃薯藤蔓的硫酸供应不上，于是英国人选择用含砷除草剂替代。农业部门发出警告，告诫人们走近施用了含砷除草剂的马铃薯地是非常危险的。可是牲畜听不懂警告（我们不得不认为，野生动物和鸟也听不懂）。因此牲畜中毒的事情时有发生。一九五九年，当一位农妇误饮砷污染的水而毒发身亡之后，英国一家大型农药公司关闭了砷化合物的生产线并启动了商品召回机制。接着，农业部门宣布含砷农药严重威胁人畜安全，因此将严格限制其使用。一九六一年，同样的法令在澳大利亚颁布。可是，这些剧毒农药在美国的生产使用不受任何限制。某些“二硝基”化合物也被作为除草剂使用。它们在美国的同类型农药中毒性最强。二硝基酚对新陈代谢有很强的刺激作用，因此它曾长期被当作减肥药使用。尽管发挥减肥功效而摄入的剂量与引发中毒的剂量相差甚微，还是有数名使用者没有控制好剂量而毒发身亡，此外还有很多使用者忍受着长期的疼痛，后来这种减肥药被禁用了。还有一种同类药物——五氯苯酚（或称“五氯酚”）也经常作为除草剂使用，施用在铁道沿线及垃圾处理厂。五氯酚的剧毒对各种生物体都有影响，无论是微生物还是人类。跟二硝基化合物相似，五氯酚也会干扰生物体内的能量生成，致使生物体耗尽能量而死。近来，加州卫生部门报道了一起五氯酚造成的严重事故。一名油罐车司机用柴油和五氯酚混合配制棉花落叶剂。当他正要将桶中的溶液往外倾倒时，桶塞掉进了桶里，于是他徒手从桶中捞出了塞子。虽然他立即清洗了手掌，但是毒性发作迅猛，他还是没有活过第二天。并不是所有除草剂都像亚砷酸钠和苯酚一样可以直接地看到危害，某些除草剂的危害是容易被忽略的。例如，当下名声在外的蔓越莓除草药——氨基三唑，俗称“杀草强”，被认为毒害较小。可是假如长期使用，则会显著诱发野生动物的甲状腺癌变。相同的威胁也会发生在人类身上。在除草剂中还有某些药物被称作“突变物”，会对基因造成改变。辐射性物质对基因的影响已经引起了人类的惊惧，但我们还是在随意地使用同样可怕的化学制剂，我们为何还不警醒？[1] 波吉亚家族是十五、十六世纪影响整个欧洲的西班牙裔意大利贵族家庭，在权谋斗争中常使用一种名为“坎特雷拉”的无色无味毒药谋害政敌，因而恶名昭著。[2] ppm浓度（parts per million）是用溶质质量占溶液总质量的百万分比来表示的浓度，又叫百万分比浓度，常用于浓度非常小的情况，与之相似的还有十亿分比浓度ppb（parts per billion）。[3] 指十九世纪德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童话作家，著名的《格林童话》的作者。第四章 地表水与地下海洋
在人类所拥有的自然资源中，水资源显得异常珍贵。尽管地球表面的绝大多数地方被海水覆盖，但处在海洋包围之中的人类依旧面临水资源短缺。这似乎很矛盾，其实是由于地球表面大部分水资源是含盐量奇高的海水，而海水很难被应用于农业、工业和生活用水。所以，地球上大部分人口正遭遇着或者将要遭遇水资源短缺的影响。在当下，人类遗忘了自身的根源，完全无视最本源的生存需求，而以水资源为代表的自然资源却不得不为人类的愚蠢埋单。杀虫剂带来的水污染问题，要放在整个自然环境被污染的大背景下，才能更好地被分析。人类排入水系造成污染的物质多种多样：从反应堆、实验室、医院排出的放射性废弃物，核爆炸引起的放射性尘埃，从城乡住户流出的生活垃圾，还有从工厂排出的废水废物等。除了这些，一种新的飘落物也加入到污染源的行列：田地、花园、森林和原野中施用的各种农药。在这些可怕的农药集合中，某些化合物的害处甚至超过放射性物质。这是因为化学药品之间会发生某些难以知晓的、险恶的反应以及毒害的转化和叠加。自从化学家们开始人工合成自然界不存在的化合物，污水处理问题就变得棘手，对水的使用也面临越来越多的风险。正如大家所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了人工合成化合物的大规模工业生产。现在的产量已经非常惊人，以至于每天都有大量的污染物涌入全国的水系。人工化学污染物必然与生活垃圾和其他废物混杂在一起，这给污水处理厂的检测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大多数化学废弃物性质稳定，不能用常见的方法降解。大多数时候，从废物堆中认出它们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形形色色的污染物在河道里混合、沉淀，形成让河道清理人员无计可施的“糊状污物”。麻省理工学院的洛尔福·埃利亚森教授在参加国会委员会发言时指出，环境科学家不能推断出这些化合物的混合会带来何种后果，也弄不清混合物中是否含有新的化合物。埃利亚森教授说：“我们不知道那些东西是什么，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用来清除昆虫、鼠类和杂草的各种化学制剂加剧了有机污染。并且有些药剂被设计出来的使用场景就是在水中，消除水中的植物、昆虫幼体和某些对人类无益的鱼类。喷洒在森林里的农药也成为污染物。有些州为了杀死某种昆虫，就对两三百万英亩森林全部进行农药喷洒。一部分农药落入溪流，一部分落进林间的土地，然后渗入地下水，经过漫长过程最终进入海洋。用来对付农业害虫和鼠类的几百万磅水溶性农药，在降雨冲洗下大部分随着自然界的水循环流向大海。要证明河流甚至公共水源充斥化学制剂残留并不困难，到处都是明证。例如，在实验室里，用从宾夕法尼亚州一个果园采集的饮用水做样品，用鱼进行水质测试。因为水中存在大量杀虫剂残留，所以鱼不到四个小时就全部死亡了。小溪流经施用过农药的棉田，即使进行了污水处理，仍然会导致鱼类死亡。在亚拉巴马州，田纳西河的十五条支流流过施用了八氯莰烯（氯代烃的一种，俗称“毒杀芬”）的田地，于是河里的鱼类全部死亡，而其中的两条还承担着为城市供水的职能。在喷洒过杀虫剂一周后，河水里依旧残留有毒素，这是从下游水箱里每天都有金鱼死去推断出来的。肉眼几乎是看不出这些化学污染的，有时检测技术也无能为力，只能等到出现鱼类成群死亡这样的情况，我们才能意识到危险。就有机污染而言，从事水资源保护的化学专家既没有可靠的常用检测手段，也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杀虫剂造成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不管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检测手段，它已经同人类使用的其他化学制剂一起流入河流，甚至是流入全国的水系中。假如有人质疑我们的水源差不多都已被杀虫剂污染这一实际状况，那请他去看一看全美鱼类及野生动物保护局一九六〇年的一篇报道。针对鱼类是否像恒温动物一样在体内积聚毒素这个问题，管理局开展了调查研究。从西部林区的一条河中采集了第一批鱼类样品，林区为消灭云杉害虫而喷洒过大量的DDT。果然，这批样本里都检测到了DDT！在远离农药施用范围三十英里的一条不起眼的溪流中，第二批样品鱼被采集出来。这批鱼依旧检测到含有DDT！化学药剂难道是通过地下的暗河流进这条小溪的？或者是随风飘入溪水？在另外进行的一次对比调研中，鱼苗培育厂的鱼体内也被检测出了DDT，而这里的水通过深井取自地下。同那条小溪一样，深井附近并没有施用过农药，所以污染一定来自地下水。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