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 汉密尔顿,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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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精神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腊精神/（美）汉密尔顿著；葛海滨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1（2015.1重印）（汉密尔顿的古典世界）
ISBN 978-7-5080-7822-9
Ⅰ.①希… Ⅱ.①汉… ②葛… Ⅲ.①文化史—古希腊 Ⅳ.①K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3）第232927号
The Greek Way by Edith Hamilotn.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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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精神
作者 [美]依迪丝·汉密尔顿
译者 葛海滨
责任编辑 王霄翎
责任印制 刘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装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次 2014年1月北京第1版
2015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0.375
字数 240千字
定价 49.00 元
华夏出版社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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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是一个奇迹。近世的研究已经找到希腊各式各样优越之点的外族来源，但这丝毫都不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希腊是一个奇迹。各个民族的神话、文字、数学、建筑风格、军队组织及其他等等在或深或浅的各个层面上影响了希腊，或者不如说，汇集到希腊，就像百川汇海一样，在希腊聚集成伟大的形象。
我们谈到古希腊，有意无意会拿现在的中国和它比较。最先映入眼帘的差异大概是规模。希腊的一个城邦，公民多半是几千人，超过两万人的寥寥可数。相比之下，我们中国有十亿以上的“公民”。这个比较是很外在的，但很多重要的事实都和这一点连着。例如，你我作为一个个个人，和社会、和政治共同体的关系必然与一个希腊人有霄壤之别。我们今天的民主、法制、政治公开性这些观念都是从希腊人那里学来的，但我们在这些方面的观念不可能与希腊人一样。在现代国家中，美国可算是民主、法制、政治公开性的模范了，但是和希腊相比，民众的政治参与是非常片面的，经常只限于几次选举，施政的公开性也是极其有限的，大多数人根本无法懂得那些政策举措的含义。
再以竞技体育为例。希腊人重视体魄的健美，充满游戏精神，热爱竞争，同时又十分讲求规则和公平，现代所谓体育者，只可能在希腊诞生，而且这种体育精神也是希腊的突出标志。我们从希腊人继承了体育运动，“奥林匹克”这个名字已经表明了这一点。然而，近代体育只不过保存了希腊体育的几个片面。最突出的差别就是，希腊没有职业运动员（希腊晚期出现了一些半职业的运动员）。他们不会明白为什么我们会把一个小孩子从公众生活隔离开来，用各种技术和仪器去锻造他，最后制造出一架能获取金牌的运动机器。
希腊没有职业运动员，也没有职业诗人、职业哲学家、职业军人。一个公民参与公民大会、在法庭上进行审判，他是一个战士，同时是一个家长，照顾家庭的生计。后世所谓理想的“全面的人”，几乎只能在希腊找到。也许还可以加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只不过只对少数精英是如此，而精英和普通人已经隔得很远了。
面向更高的生存是希腊的理想。有一个人所周知的希腊词arete，大意是：卓越。后世也把它译作“品德”、“德性”。这个译名不算错，没有更高的品位，谈何德性？不过，卓越和现在所谓“有道德”还是很不一样。现在所谓道德，几乎变成了个人的甚至内心的语词。以希腊人的率真，他们不会把卓越当作只求内心满足的德性。卓[1]越带来荣耀。“同侪和后人的称颂才是对卓越的回报”。希腊人多次放逐自己最优秀的人，这也许是个让人惋惜的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承认这些人的卓越。这也许就够了，追求卓越并非只为满足内心，但卓越也不是用来换取各种琐碎利益的手段，卓越者本来也不希图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这不是咱们中国人才明白的道理，只不过，从人谁无死的结论，可以是让我们辉煌生活一场吧，也可以是让咱们就这么混吧。谁能证明瞎混是错误的？但有人碰巧喜欢富有魅力的生活，喜欢大自然的美，喜欢生命力的洋溢。用哪个词来描述希腊人？活力，而不是活着。
希腊人的卓越观念也和希腊城邦的尺度有关。你的勇敢是你所关心的人看得见的，你的歌声是你熟知的人听得到的。当你只为陌生的追星族歌唱，哪怕他们成万上亿，哪怕他们如痴如狂，都不足以给你带来光荣，只能给你带来虚荣——大把的银子另说。当你失去了和亲近的人的联系，只有数字能表明成就，最适合统计学衡量的是钱，挣钱的行业汲取了每个民族中多一半精英人物。大亨和歌星有点满足感，那是相当抽象的满足感。的确，在希腊城邦的尺度中，卓越的个人作为一个实体被看到，在我们这个几十亿人口的地球村里，卓越最多是被作为一个片面的性质被看到。要想出人头地，你就必须在一个狭窄的方面拼命训练（希腊人不带恶意地认为专门技术是奴隶的特长），放弃你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生存，乃至放弃德性，放弃arete。
卓越者固然与众不同，那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与众不同，是在卓越的方向上与众不同。希腊人大概难以理解“片面的深刻”这样的用语。他们大概更难理解我们把怪异和优异混为一谈。在希腊人看来，只有全面发展的优异个人才有个性，而我们今天所说的个性，常常只是有点怪异而已。对希腊人来说，仅仅个性，仅仅是我的，仅仅表现出自己与别人不同，是毫无意义的，个性有一个广泛的目标，那就是城邦的福祉和更高的生存。这一点也许在艺术观念的转变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在希腊，艺术是把一件事情做好的本事，而现在，艺术家所追求的则是单纯的标新立异，不管这种标新立异有何益处、有何卓越之处。倒是别人没做过，但不是别人没有能力去做，只是别人不屑去做，或羞于去做。
现代人也许会争辩说，希腊的神祇偏爱英雄，我们的上帝偏爱普通人。可是别以为我们不再卓越，是因为我们把卓越平分了。我没看出现代的普通人得到多少偏爱。实情倒往往是，当才智之士满足于普通人的那些需要，普通人就连这些需要也满足不了了。
希腊人自己知道他们出类拔萃，在希罗多德、埃斯库罗斯、苏格拉底、伯里克利的著作和演说中，在几乎所有希腊作品中，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一点。他们清楚，他们是自由人，而别的民族生活在奴隶状态之中。与当时所有别的社会相比，自由的个人是希腊最鲜明的特征，也是希腊人留给后世的最宝贵的遗产。
无怪乎希腊时代是人类心智取得最伟大成就的时代。在心智生活的各个方面，希腊的突出特点是对鲜明形式的追求。形象、显现、展示，具有头等的重要性。在原始宗教那里，意义集中在神秘的核心，宗教崇拜愈重，日常世界就愈加无足轻重，而在希腊人那里，神秘的意义通过可感可解的形象呈现出来。在一个公共空间中，神的偶像主要不再在于它的象征作用，而在于它的可感的形象。这并不是要使神秘的东西消失，而是使意义充盈于日常世界之中。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深入融合。艺术家呈现神的形象，哲人们思考神话。据说第一个天球仪是阿那克西曼德发明的，于是，宇宙成为一个形象、一个景观，theorie，展现在我们面前。真理不再被理解为某种私人的感悟，真理能够也应该通过形象获得自身的独立存在，获得公共的展现。
才华结晶在清晰的形式之中。那时的作品，无论是雕塑、建筑，还是悲剧，还是希腊人的演说、哲学、政治组织，到处都闪耀着智性的光芒。研究者指出，即使在德性或arete中，理智的含义也绝不亚于其道德含义。理智是塑造更高形式的必由之路。我们今人却耻言理智，因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理智不再是用来塑造更高的形式，而是专用来谋求蝇头小利了。
正是这种对智性的崇尚，希腊人发展出了我们今天称之为“科学精神”的东西。天文学是从巴比伦传到希腊的，但到了希腊，它就完全与星相学摆脱了关系，成为标准意义上的科学，从而具有新的意义，并且很快就大大发展了。不过，科学精神和我们今天视为科学的东西并不重合，希腊人在远为广阔的意义上理解科学，凡世界和人生的真理都是科学所要探索的。也许，我们不要叫它科学，而叫它哲学。可惜，今天的哲学已经无力概观过于膨胀的知识体系，今天的科学已经无力把繁复的数理和数据带回自然理解之中。希腊的思想家却从一开始就在寻找自然和理解的统一原理，arche。arche这个词不是从神话来的，它也不是像太极那样抽象的一，arche要求的是丰富性的统一而不是单调的还原论。希腊人对世界的丰富多彩感受太深，展现结构性解释的智力冲动太强，那种抽象的万物归一对于希腊智性来说太乏味了。希腊哲人对真理比对学说更感兴趣。与其他学派相隔绝、个人自悟或门派自悟的学说不会是希腊意义上的真理。对自然的理解，对人性的理解，就像政治事务一样，是可以拿到民众之间进行讨论的。先人的解释和理论，没有哪一条是绝对不可冒犯的。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从苏格拉底之死等事例论证说雅典是没有言论自由的。这个论断多荒唐啊。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索福克勒斯为雅典人所作的戏剧中没有一字一句提到这场战争，阿里斯托芬的戏剧中倒是时常谈论这场战争，在他的戏剧中，雅典的英雄统帅常被描绘为小丑。本书作者汉密尔顿以此为例来说明希腊的思想言论自由，别说咱们这里，就是欧美也望尘莫及。
理智不是才华和激情的敌人，相反，才华和激情只有通过理智才成为建设的原动力。希腊人在精神上的建设意愿是无与伦比的。希腊当然不是一个缺少激情的地方，希腊人的激情如此充沛，乃至我们在各种各样的希腊作品中、在任何关于希腊的论述中几乎找不到假充激情的例子。然而，希腊的确不是一个狂热的地方，基托甚至断言：[2]“很难想象某个希腊人会是个狂热分子。”与希腊那种激情和理智的结合对照，我们不能不感到我们自己的时代更近乎狂热和平庸的交替。现代人的过激表现在各个方面，包括那些不显眼的方面。就说现代关于平等的狂热吧。极端平均主义的惨痛结果现在我们还该记得，这种平等不仅让优越者愤愤不平，而且使那些在等级社会中处于劣势的群体经受更大的苦难。然而在我们这个虚伪已渗入骨髓的时代，哪怕他宝马雕车、腰缠万贯，或权倾天下，只要他主张平等，似乎我们至少得承认他有良好的用心。为此而生的一个恶果在于，那种理想的平等社会永远不会出现，而我们为此浪费的精力原可以用于寻求一种较为均衡的社会状况。在希腊人眼里，消灭贫富差别会是一种离奇的、没有任何益处的幻想，人的团体需要的是比例和均衡，而不是一盘散沙式的平等。希腊人提倡节制，以“毋过度”为格言。财富应当受到节制，富人应当慷慨大度乐于施舍。
当然，希腊也有贪财的人，但是在希腊全盛时期，简朴是风尚。对于热爱生活的人，简朴不是一种理想，而是一种需要。奢侈不仅需要花费精力去挣，而且需要花费心力去享用。奢侈和心智的贫瘠即使不成正比，也是经常相伴相生。我们的衣柜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衣裳，可是我们不得不用这些衣裳去包裹自己不是太胖就是太瘦的身体。看看希腊，我不能不怀疑人类走错了路。
我个人，对西方文明，像中山先生一样，“心怦怦然而向往之”，而西方文明中我所热爱的一切，差不多都来自希腊。理性的开明，落落大方的竞争，坦诚和自信，对个人人格的尊重和对公益事业的热心，对身体美的热爱，思辨和求真的爱好，无穷的探索精神，赋予无形以形式的理智努力。与希腊人相比，现代人一望可知和残疾差不多。当然，现代也并非一无是处。最突出的一点是我们现代人所具有的广泛的人道观念，即使希特勒也不敢公然宣称他将有计划地屠杀敌国的人口。我们，至少在观念上，比较重视那些不幸人群的尊严和福利。反过来说，希腊也不是天堂，多数恶行和缺陷在希腊也能找到。那里有阴谋和腐败，有暗杀和欺诈，那里有狡猾的人、贪婪的人，甚至也有无赖。而且说到底，希腊毕竟在战火中、在道德沦丧中、在平庸中湮没了。是啊，有生之物必有消亡之日，唯可庆幸者，是人类有过希腊。
那么，最后再说说希腊的兴亡吧。希腊是在战胜波斯以后到达全盛时期的。假如在希波战争中，落败的是希腊一方，希腊还会有这样的鼎盛时期吗？我想不会（当然不止这个，整个世界历史都将改写）。弱小的民族，靠智慧和勇敢战胜远为强大的对手，我想不出有什么比这更能增进人的精神力量了。那么，假使雅典帝国轻易战败了斯巴达同盟，雅典会赠与我们更加璀璨的文明吗？我想不会，雅典成了帝国，变得越来越霸道，霸权有时能带来秩序、太平和经济繁荣，但它从来无助于而通常有害于心智的提升。我想到当前，曾经给人们带来众多美好事物与美好希望的美国一心建立自己的霸权地位，恰恰在这个时候，它在精神上的吸引力开始消退。
希腊是西方文明的黎明，也是人类文明最灿烂的时光。西方是希腊的嗣出，但希腊遗产不是只属于西方的。中国人大可不必用我们的诸子百家秦俑汉简来与希腊一较短长，因此十分得意或分外自卑。中国人也是人，知道美丑贵贱，热爱美的、健康的、充满活力的事物，无论它从春秋来还是从希腊来。谈论希腊的西文著作汗牛充栋，可我们的图书馆里查不到几本，今葛海滨先生重译其中极具吸引力的一本，《希腊精神》，真是件快心事。葛海滨先生的英文、中文都不错，书译得认真，不过他像我一样，不是研究希腊的专家，译文难免有不足人意之处。不过，这样的好书，我想还会再版，爱希腊如我者，期望译者和读者合作，使译文更加精良。（陈嘉映）[1] 基托：《希腊人》，第31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2] 基托：《希腊人》，第2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序《希腊精神》的第一版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其中介绍了一些希腊鼎盛时期的作家，但其他几位同样杰出的作家却并未提及。那样一来，对于希腊最为辉煌的时代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我们所描绘的画面并不完整，因为有些最重要的思想和艺术成就被遗漏在外。比方说品达，他被希腊人看做是和埃斯库罗斯同一级别的人物；还有两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他们仍旧是这个世界上顶尖的史学大家。的确，如果对希罗多德的热切的求知欲望和温厚的仁爱精神一无所知，如果对修昔底德深邃的思想和忧郁的辉煌毫无了解，我们就无法对公元前五世纪雅典思想生活的深度、广度和辉煌有任何真正的感受。
这一版弥补了上一版的不足，伯里克利时代的所有作家都有涉及。
在写新增的几章的时候，我清醒地认识到，对身处当今乱世的人们来说，往昔的某些东西可以给我们带来慰藉和力量。“让我们保有我们静谧的神殿，”施农古尔写道，“因为其中珍藏着永恒的视角。”宗教就是一座保存着这种未受搅扰的永恒视角的坚实堡垒；但还有别的堡垒。我们拥有许多静谧的神殿，可以给我们一片可以稍事喘息的空间来忘却身边的一切琐事，让我们超越焦虑、迷茫的思绪，去捕捉那永恒的价值，那任何自私和怯懦的偏见都不能动摇的价值，因为这些价值来之不易，是人类永世的财富。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卓越是人类孜孜以求的。”
在当今这个风雨飘摇的世界里，已经发生的坏事和即将发生的更坏的事接踵而至，令人无暇他顾，这时候，我们就应当回头去了解过去多少年来人们建立起来的所有精神堡垒。除非我们重建这些精神堡垒，否则那永恒的视角终将被磨灭，我们对当前的问题也会作出错误的判断。我们只能如此，正如苏格拉底在临死前最后一次谈话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寻求纯洁、永恒、无可变易的地域，在那里，当灵魂到来的时候，它不会受到阻挠和妨碍，而是眼望着真理和神圣（这不是个人看法的问题），不再在迷茫中犯错误。”
上个世纪，一位执教于法兰西学院的杰出法国学者在德军攻占巴黎之后对班上的学生说：
先生们，正如我们今天在这里相聚，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个文学的国家、一个没有疆界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没有法国人也没有德国人，也没有任何偏见和狭隘，我们只珍视一样东西，那就是各种形式的真理。今年，我提议我们一起来学习伟大的诗人和思想者——歌德的作品。
多么高贵，又多么令人感到平静。永恒的视角打开了，明澈而安宁。狭隘、仇恨——又是多么荒谬、多么渺小。“远在天涯海角”，存在着一个安宁的理想国度，那就是柏拉图所称的“心智美丽而永生的孩童”。我们今天需要去寻求这座静谧的神殿。在那里，有一片在思想的澄明和平衡上超群绝伦的圣地，那就是希腊的文学作品。
希腊以及它的基石
建成于战争的风云之中
基于清澈的海洋般的
思想及其永恒第一章 东方和西方
公元前五百年，在承平已久的文明世界西部一个偏远的边陲小城，活跃着一股新奇的力量。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开始在人们的心智中萌生发展，这种新生力量带给后世的影响是如此深远，虽经漫长的历史岁月及其带来的一次又一次覆地翻天的社会巨变而仍磨砺不灭。雅典迎来了她短暂、辉煌、才人辈出的时代，这个时代造就了一个与我们今天不同的理智和精神的世界。正是因为两千四百年前这个希腊小城在一两百年间取得的成就，我们今天才有不同的思维和感觉。在艺术和思想领域，那个时代取得的成就，后世鲜有其匹，更无出其右，并且所有后世西方的艺术和思想都深深地烙有那个时代的印迹。然而这个伟大的文明诞生的时候，辉煌的古代文明业已消亡，而“放任的野蛮”的阴影正笼罩着整个世界。但就在那个黑暗荒蛮的世界里，活跃着一股炽热的精神力量。在雅典诞生了一个和所有以往的文明不同的、崭新的文明。
探究这个文明形成的原因，以及希腊人如何能够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对我们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希腊之所以引起我们的注意，不仅因为我们在思想和精神上继承了一些希腊传统，而且也因为希腊的理性之光和典雅之美给我们北方野蛮人带来的深刻影响是我们想摆脱也无法摆脱的。希腊对我们也有直接的贡献。希腊遗留下来的东西是那么的稀少，又是那么的遥远，因为时间、空间和陌生艰涩的语言等诸多原因与我们是如此的隔膜，这使它们看起来只不过是旅行家和学者们才感兴趣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希腊人的发现，或者毋宁说希腊人是如何发现的，以及他们怎样在一个黑暗混乱、分崩离析的旧世界中创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对我们这些眼见着一个旧世界在一二十年间就被完全抛弃的人们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当时的希腊人如何获得了澄明的思想和对艺术的推崇，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这些处在当今这个混乱迷茫的世界的人们去认真思考。希腊人的生活条件和我们确实很不一样，但我们应时刻牢记，虽然人类生活表面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内心的变化却很小，而且人类的经验是我们永远也无法学完的一门课程。伟大的文学作品，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代的，表现的是对人类心灵的大知大觉；伟大的艺术，表现的是对内在与外在世界需求之间的冲突的解决；从实质上来看，人类在这两方面的进步都不是很大。
希腊取得的所有成就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留存了下来，而我们却无从知道这一部分是否就是希腊文明中最优秀的部分。如果真的是最优秀的留存了下来，那倒有些奇怪。因为在很久以前那个纷繁混乱的世界中，没有任何律法能够保障适者生存。但侥幸留存下来的那很小的一部分就足以证明希腊人在他们所涉及的思想、艺术领域无不有惊人的成就。他们的雕塑无与伦比，他们的建筑精美绝伦，他们的文章作品空前绝后。散文总是最后才发展起来，希腊人于此只是稍有涉足，却也留下了许多精品。在历史学上再没有人比得上修昔底德；除圣经之外，在诗体散文上，没有人可与柏拉图媲美；在诗歌领域，希腊更是无与争锋；说起史诗，没有人可以与荷马相提并论；品达的颂歌无出其右；有史以来的四个悲剧大师中有三个是希腊人。这份丰富的艺术宝藏留存到今天的实在太少了：他们的雕塑，凋损破碎，化为灰尘了；他们的建筑物早已倾圮；他们的绘画永远不会再为我们所见；除了极少数之外，大多数的文学作品都已散轶不存。我们所有的只不过是旧日的一些残迹；而两千年来，我们所有的也只有这些。但就是这些鸿篇巨制的残迹，从来都是对世人的激励和挑战，也是我们今天最为珍视的财富。希腊的天才们绝无可能不得到我们现代人的极力推崇。他们的伟大成就尽人皆知。
然而，这些伟大成就产生的根源却并非尽人皆知。现在，人们在谈及希腊的时候更为时髦的是把它称为一个奇迹，认为我们无从了解希腊争芳斗艳的朵朵奇葩到底植根于什么样的土壤。人类学家们的确很是忙忙碌碌，他们总是把我们带回到那些所有人类的事物、也包括希腊的诸般事物所诞生的荒蛮的原始森林中；但是，光看到一粒种子，并不能知道它将来会开出什么样的花朵。人类学家通过那些稀奇古怪的仪式使我们穿越一幅淡远模糊的远古时代的景象和希腊的悲剧命运，但有一条鸿沟他们未能帮助我们跨越。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打通这条鸿沟，而只是简单地把这个悲剧称为一个奇迹，从而也无需再多加解释，但事实上这条鸿沟并非不可逾越；确实有一些道理可以说明为什么希腊人的理智和精神活动使雅典在短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历史上任何其他时代无法比拟的丰硕成果。
所有人都同意希腊属于古代世界。任何历史学家，无论他怎样划分古代和现代，希腊人都无可争辩地属于古代。但只是就时间的先后而言，他们是在古代社会的时间段中；希腊人身上没有任何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标志。我们所能重新构建的古代社会都带有同样的标志。在埃及，在克里特，在美索不达米亚，只要我们能读到些史料，我们都会发现同样的情况：每个国家都由一个专制的君主所统治，他的一时兴致和感情好恶决定了国家的命运；一群悲惨的、慑服的民众；教士或僧侣组织控制着国家的知识领域。我们所了解的东方国家到现在仍是如此。这种情况从远古时代起，沿袭几千年至今，本质上没有丝毫改变。只有在过去的几百年——甚至更短的时间里——才出现了一些改变的迹象，做出要与现代社会的需要合拍的姿态。但是其精神仍旧是亘古不变的东方精神。这种精神从远古流传至今，永远和一切现代的事物不相调和。这种状况和这种精神却与希腊人格格不入。希腊人既没有去仿效他们之前的文明，也没有去仿效他们同时代的文明。他们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一些全新的东西。他们是最早的西方人；西方精神，也就是现代精神，是希腊人的创建，希腊人是属于现代社会的。
我们却不能这样评定罗马。罗马在很多方面更像古代世界和遥远的东方，君主像是神明，他们使人民饱受欺凌、充满恐惧，并把这作为他们最大的乐趣，这和古代和东方国家别无二致。并不是说罗马精神具有东方的印记。罗马产生的是通常意义上的务实之人，对他们来说，东方圣哲的玄思冥想不过是最闲极无聊的举动。“真理是什么？”比拉多曾轻蔑地问。但罗马精神距希腊精神和东方精神同样地遥远。当希腊的领袖地位传到罗马的时候，作为希腊最显著标志的思想、科学、数学、哲学等等对世界本质及其种种形式的热切追求中断了许多个世纪。如果我们坚持古典世界具有同样的特点，那么古典世界就变得神秘难解了。很难找出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共同之处。区分古代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惟一标准是人在处理一切事物中的至上的理性，它产生于希腊并在所有古代社会中仅存于希腊。希腊人是最早的理智论者。在非理性占主导地位的古代世界中，希腊人成为理性的首倡者。
对我们来说，希腊人这个地位的重要性和首创性并不是很容易就能认识到的。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看起来像是合乎理性的、可以理解的。这个世界尽是确定的事实，我们对之也颇有了解。我们发现了许多规律，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些规律对许多巨大的、盲目的自然力量加以控制，让它们帮助我们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的主要精力也花在增强我们对外部物质世界的控制上。总的来说，对于我们可以解释并可以为我们带来好处的事物，我们绝不怀疑它们的重要性。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态度，是因为在上天赋予我们的所有能力中，我们对于思辨的能力格外重用。我们既不展开幻想的翅膀翱翔于世界之上，也不凭借精神的光明去发掘每个人内心世界的奥秘。我们仔细观察着我们周围的世界发生的一切，思考我们观察到的一切。我们最主要的也是最具本质特点的活动是我们对智力的使用。我们身处的社会是建立在理性观念上的，情感体验和直觉认识只有在有了理性的解释的时候才会得到承认。
我们发现希腊人因为运用理性来了解世界的缘故，他们也生活在一个合乎理性的世界之中，我们把这个成就当成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接受下来，觉得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但事实上，即使到了今天，我们的观点也只是在某个严格限定的范围之内才是正确的。在广袤千里、人口众多的东方就不是这样。在东方，外在世界的万物递变相对来说就显得无足轻重，当然更不值得大智者们的注意。我们西方人所谓的对现实世界的事物的观察与思考，在东方不受任何重视。这种价值观源自远古时代。在希腊人诞生于其中的那个世界中，理性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那个世界中所有重要的事物都属于那不可见的领域、那只有精神才能了解的领域。
在这个领域，构成这个可眼见、可体察、可耳闻的世界的所有外在的一切事物，只扮演间接的角色。精神现实既看不到、感觉不到也听不到，只能通过体验；它们更是个人独有的、无法与人共享的东西。艺术家们也许能够以某种方式加以表达，但充其量也只能表达出其中的一部分。对精神最为熟知的智者和英雄可以把它们用语言、用绘画或者用音乐表达出来——当然只有他们同时也是艺术家时才能如此。即使是最伟大的思想者，如果只通过思考，也做不到这一点。但每一个人都分享精神的体验。
我们的理性和精神合起来使得我们区别于世界上其他的动物，它们使一个人能认识真理，并为真理献身。这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分明的界限，它们都是我们身体中——借用柏拉图的措辞——那把我们不断从下坠的状态中提升起来的部分，或者用柏拉图最喜欢的一个说法：那赋无形以形的部分。但这二者终究大不相同。圣·保罗有一个极好的定义是这样说的：可见的都是短暂的而不可见的都是永恒的。他借此界定了理性的力量是作用于可见的世界的，而精神却与不可见的世界同在。
在希腊诞生以前的远古世界中，那不可见的事物越来越成为惟一的最为重要的东西了。希腊的标志——理性，是在一个以精神为主导的世界中诞生的一股崭新的力量。在一段不太长的时间里，西方与东方汇合了；西方的特征，即对于理性的偏重和东方的精神传统结合了起来。心智的澄明补以精神的力量，这种结合所造成的影响及其对创造性活动的巨大推动，只有在我们探究希腊诞生之前的世界情形的时候，才最容易认识到。在希腊诞生之前，精神的力量被认为无穷之大，而理智却无立足之地。埃及的情形最能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埃及的史料之全是任何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所以我们暂时把目光从希腊转向埃及这个曾经缔造了古代最辉煌文明的国家，这样将有助于问题的讨论。
在埃及，人们注意的中心是死去的人。在这个曾经统治世界的辉煌的帝国中，死亡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一代一代无数的埃及人都认为死亡是他们最切近、最熟悉的东西。埃及遗留下来的不可胜数的以死亡为主题的艺术作品最好地说明了这种异乎寻常的现象。对埃及人来说，永恒的实在的世界不是他们身处的这个日常生活的世界，而是他们随时都会通过死亡之门到达的那个世界。
埃及的这种情况是由两种原因造成的。首先是人生的苦难。在古代社会中，普通百姓的生活一定悲惨之极。那些历经几千年的沧桑而留存下来的惊人的劳动成果，是以无数人的辛勤劳作甚至生命换来的，而普通人的心血和生命从来都不会被认为是有任何价值的东西。在埃及和尼尼微，没有什么东西比人命更不值钱了。甚至一般的殷实富庶之家、达官显贵和经时济事之人，也不免终日惴惴不安。现存的一个埃及显贵的墓志铭中记载了他因一生未遭地方官员的鞭笞而致人艳羡。任何人生命财产的安危取决于口含天宪的君王的一时兴致。只要读一读塔西陀的著作中记载的早期罗马皇帝专制统治下的社会情况，就可以知道在古代世界里普通百姓的安全是怎样地毫无保障。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在此世中看不到任何获得幸福的希望，便很本能地想在彼世中寻求慰藉。人们毕生追求的安宁、和平和欢乐只有在死者麇集的冥世才能得到。相比之下，他们对任何现世的生活没有留恋之情，也没有什么让他们觉得比冥世更实实在在。即使他们殚精竭虑地运用他们的思辨能力，也不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他们的脑力与思辨的能力对于他们最为关切的问题，也就是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的地位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毫无用处。脑力与思辨不能给他们无望的生活带来希望，也不能给他们任何力量去忍受那些无法忍受的苦难。心怀恐惧、饱经苦难的人们不会去寻求理性的帮助。他们本能地从外界现实退却，而埃及的僧侣宣扬死亡、贬抑理性的做法，更极大地助推了老百姓这种倾向。
在希腊之前，思想领域的控制权掌握在僧侣们的手中。他们是埃及的知识阶级，权倾天下，连国王也受制于他们。这个庞大的组织一定是由一些当时非常杰出的人物建立起来的，他们头脑清晰，思维敏捷，但他们的旧学新知是否有价值，要看它是否会增强这个组织的影响力。真理是一个行事谨慎的女郎，不见到毫无偏见的人绝不露出自己的面目。随着僧侣势力的日益强大，任何对他们不利的想法都被打入冷宫，所以这些僧侣很快变成了可悲的知识分子，只会墨守前辈探索者的成果，不再去自由地思考。
这种情况还有另外一个无法避免的后果：他们所掌握的所有知识都只限于让这个组织之内的人知道。因为教导人们学会自己思考，无异于自毁他们自己权力的根基。除了他们自己之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必要有知识，因为无知即是敬畏，而在黑暗未知的迷境中没有人能独自找到自己的道路。他们必定需要一个权威的人来指引他们。僧侣的权力正是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之上。实际上，神秘和制造神秘的人互为因果、互相促进。僧侣的权力源于无知所产生的神秘，他们自然就尽力使这神秘更加神秘，并压制想要探求这神秘的任何行动。理性在古代世界中所扮演的可怜的角色是由一个绝对的最高权威分配的。它同样也以无可争辩的绝对性限定了思想和艺术的范围。
的确，我们知道有一个人敢于起来反对这种绝对权威。有几年法老和僧侣产生了争端，最后法老获得了胜利。阿肯纳顿的故事是人所熟知的，他敢于独立思考，并建造了一座城来供奉那惟一的神，而且对其极力宣扬。他的所作所为好像正触到了强大的僧侣阶级的痛处，但实际上却是另一种情形。那些僧侣们都是些饱学之士，对人性有深深的了解。他们等待着。这个有独立思想的人只能得一时之势。人们不禁要问：他和僧侣们的斗争是否耗尽了他的生命？——他死去之后，他所倡导的一切无一得以幸存。僧侣们控制了他的继承者。他们从纪念碑上磨去了他的名字。他从来也没有真正地触动僧侣们的权力。
但无论僧侣阶级对某个个别的统治者的态度如何，从总体上来说，他们历来都一心一意地忠于当时的独裁政权。他们从来都是王位和更高权力的支持者。他们的本能没有错：民众的不幸正是僧侣的机会。民众不仅应该是无知的，更应该是慑服的、悲惨的，这样才会使他们的权力更有保障。人们的思想朝着未知世界的方向走得越远，那个世界的钥匙就越来越紧地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令人恐惧的权力就更加稳固了。
当埃及衰亡之后，东方人朝着埃及指向的方向走得更远了。亚洲各国的悲惨境况是人类历史上可怕的一页。对于无法逃避的现实，东方人便否定这些现实有任何意义和价值，这样，他们就获得了能使他们忍受下去的力量。死人们行走、酣睡和宴饮的埃及世界转而变成了在它的各种象征主义作品中早就隐隐约约地存在的鬼神的世界。印度多少世纪以来都是东方的思想领袖，在那里，很久以前理性世界就和精神世界分道扬镳，而整个宇宙落入后者的掌控之中。现实——我们耳闻、目睹、触手可及的现实，那现实生活之道——被看成没有任何意义的虚构的东西，和道毫无关系。我们两耳所闻、双目所见、伸手所及的一切全都是模糊的、不实在的、不断消逝的梦影；只有神灵的世界才是真实的。当现实生活过于艰辛、过于黑暗的时候，那是人们惟一的出路。当人们在尘世生活中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希望的时候，他们必定会去寻求一个避难所。这时人们就从恐怖的外在世界逃到了那饥馑、瘟疫、烈火和利剑不能触动的内心的城堡中。这就是歌德所称的内心的宇宙，当外在世界的冲突不能解决的时候，它能够靠其本身的律法生存，创造自己的安全机制，形成自足的体系。
这样，东方人找到了一种方法来忍受那些本来无法忍受的事情，他们千百年来一直在不懈地追寻着这种方法，并情愿按照这种方法最牵强的暗示去做。在印度，真理的概念和外部现实已经完全脱离；所有外物都是虚幻；真理是内心的意向。在这样的世界中思辨之理性与善察之明目没有什么用武之地。因为既然除了神灵之外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幻，那么再去关心比幻影犹不及的外物就是愚蠢之极的举动了。
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在思想领域中最为发达的学科会是数学。没有什么比通过数学想象出来的理想世界能更少地对生活带来任何实质的影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学科能更少地给整个神学领域带来任何触动。纯数学思维使人们遨游于苦难生活之外的天空，而且也没有一个僧侣对自由地进行数学思考会产生什么结果这个问题有任何兴趣。在这个领域中，人们的思维可以随意驰骋。柏拉图曾经这样说过：“和埃及人比起来，我们只是些幼稚的数学家。”印度在数学领域也有突出的贡献。但是，只要人的思想活动在某个方面受到限制，那么它即使在不受限制的方面迟早也将无以为继。在当今的印度，精神已经绝对战胜了理智，佛教作为印度精神的伟大产物，不管它盛行于何处，这种信仰的宗旨都认为此世万物都是幻灭而对其本质进行的一切探求都归虚无。
像在埃及一样，印度的僧侣们也看到了他们的机会。地位如同僧侣的婆罗门和强大的佛教集团拥有的力量实在是太惊人了。这是一个完整的循环过程：境遇悲惨的民众除了在那不可见的世界里再没有一点希望，而僧侣阶级的权力正是和此世无足轻重这样一种信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们也尽力维护这种信仰。这个循环过程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是完整的：栖身荒屋以求一夜之安的旅人不会去修葺漏雨的屋顶，而居于此等悲惨境地的人的惟一的快乐就是否定尘世生活的重要性，也不会再试图去改善现实生活。印度走上了一条万物皆为人所未见的道路，直到那可见的事物也不再可见。
这就是人们世世代代因循一事的后果。我们是灵魂与肉体、理智与精神相结合的动物。当人们的注意力过于集中于一物而不及其余的时候，他们就只能畸形发展，变成一明一眇，对生活赋予我们的以及这个广阔的世界所包含的一切，他们都只能看见一半。但在古埃及世界和早期亚细亚文明中，在那个钟摆越来越远离一切现实的世界里，一种崭新的东西出现了。希腊人诞生了，我们知道的这个世界开始了。第二章 理智与精神
埃及是一片富饶的谷地，地势低缓，气候温暖，景物单调，尼罗河缓缓地流向远方，极目之处则是无尽的沙漠。希腊却是土地贫瘠，冬季寒风凛冽，山上皆悬崖壁立，即使是身强体健的人们为求果腹也不得不终日辛勤劳作。然而，当埃及饱受苦难和屈辱转而面向死亡的时候，希腊却顽强地抗争着，充满欢乐地面对生活。因为那些生活在人烟稀少的群山之中的人们可以凭山高路险以御外侮，从而得以安享和平幸福的生活，所以在那几乎寸草不生的山谷之中，某种全新的东西来到了这个世界上；生的快乐得到了表现。可能这种快乐最早就是在希腊诞生的，诞生在那在野花盛开的山坡上放牧牛羊的牧人们中间；诞生在那在朗朗晴空下蔚蓝的大海上航行的水手们中间。至少，我们在任何其他古代社会中都找不到欢乐的影子，而在希腊，没有比欢乐更显而易见的了。在这个世界上，希腊人是最先开始游戏的人，而且他们的游戏活动有相当大的规模。在希腊，到处都有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赛马、赛船、火炬接力赛；还有音乐比赛，通常是赛歌；跳舞——他们有时在涂过油的兽皮上跳舞来表现双脚的技巧和身体的平衡；人们还比赛从飞驰的马车上跳上跳下。比赛的名目是如此之多，如果要将其全部罗列出来的话，读者肯定要感到厌烦。那些表现这些比赛的雕塑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比如掷铁饼者、马车手、摔跤手，还有那个舞笛表演者。定时举行的大型比赛一共有四次，这些比赛对所有的希腊人来说都非常重要，所以进行比赛的时候，他们都要以神的名义宣布停战，以便全希腊的人都可以无所顾虑地、安全地参加比赛。在这些运动会上，被“运动员的诗人”品达赞颂为“身手矫健的年轻人”的那些希腊健儿，角逐几乎是全希腊最高的荣誉。一个奥林匹克决胜者甚至比凯旋的将士还要光荣。他的野橄榄枝编成的花冠和悲剧家的奖品并列排放。游行、献祭、盛筵，还有最伟大的诗人欣然写下的颂歌，一个奥林匹克的优胜者被所有的这些盛誉包围着。修昔底德，这位生逢雅典陷落的苦难时期的历史学家，尽管他以简洁、严肃而著称于世，但当他笔下的一个人物在竞赛中获得胜利的时候，他也会暂时停下其他的叙述，专门为这件事情写下一段，以使之获得应有的赞誉。假使我们对希腊人再没有别的了解，假使希腊的艺术和文学成就荡然无存，我们仅仅知道希腊人喜爱游戏而且他们大规模地游戏，就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又是怎样看待生活的。境遇悲惨的人们和辛苦劳作的人们不会游戏。希腊的那些竞赛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在埃及人的壁画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生活中的最微小的细节。如果他们在实际生活中也真的进行游戏和运动，他们的壁画中就会对这些活动有所表现。但实际上埃及人不游戏。埃及的祭司对伟大的梭伦说：“梭伦，梭伦，你们希腊人都是些孩子。”不管怎样，是不是孩子也罢，他们自己很快乐。他们有足够的体力、兴致和时间来享受欢乐。那些竞赛说明了一切。希腊灭亡之后，希腊人对生活之谜的解读也随着他们那些雕塑被历史的尘埃所埋葬，游戏便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罗马野蛮、血腥的娱乐活动和真正的游戏精神没有任何干系。罗马的娱乐活动和东方一脉相承，而和希腊无关。希腊消亡的时候游戏也随之消失了，并且直到很多很多个世纪以后才得以重现。
快乐地生活、认识到世界的美好和生于其中的无限乐趣，是希腊迥然不同于以前所有的社会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至关重要。希腊留给我们的所有事物中都铭刻着生的快乐，忽视这一点，就忽视了理解希腊如何在古代社会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个问题的最重要的方面。然而这一点却并非彰明较著，因为希腊的文学作品中同样也充满了悲哀。希腊人深知生的苦涩如同他们深知生的甘甜。欢乐与悲哀、喜悦和苦痛在希腊文学中携手并存，却没有引起冲突。不懂得欢乐的人也必然不懂得苦痛。那些精神消沉抑郁的人们不懂得欢乐一如他们不懂得悲伤。希腊人和消沉抑郁无缘。他们的文学作品从不会基调灰暗、情绪低沉，而总是黑白分明的，或是深黑的、血红的、金黄的。希腊人深切地、无比深切地知道生之无常和死之切近。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强调所有人类的种种努力都是短暂的、无用的，一切美好的、使人快乐的事物都会转瞬即逝。甚至当品达在赞颂竞赛胜利者的时候，生活对他来说也只是“幻影之虚梦”。但是，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他们也从来没有失去生活的品味。生活永远是奇妙的、令人欣喜的，世界永远是美好的，而他们，永远为生于其中而欢歌。
能够证明希腊人这种态度的名言实在太多，简直让人无从选择。我们可以拿出所有现存的希腊诗歌来做证明，哪怕是那些悲剧中的诗篇。每一首希腊诗歌都让人们看到生命之火正在熊熊燃烧。没有任何一个希腊诗人不为这熊熊的烈火心胸激荡。希腊的悲剧中间常常穿插着一段欢乐的合唱。因此，希腊三大悲剧家中最冷峻、最严肃的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戈涅》中歌唱酒神时唱到“呼吸火焰的群星，它们运转时与谁同欢”或在《埃阿斯》中高唱“因狂喜而战栗，凭着惊喜的翅膀翱翔”的时候，他呼唤道：“潘啊，潘，来吧，远航者，从冰雪覆盖的悬崖上下来吧。得神明喜悦的舞神，来吧，因为我现在也要跳起来。啊，多么快乐！”还有在《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中，作者突然抛开了悲剧气氛，因为诗人忍不住他对户外世界、对夜莺清晰动人的啼鸣、对明净的万顷碧波、对娇美的水仙和“众缪斯、还有持金缰绳的美神齐声赞美”的鲜艳的番红花的热爱。将悲剧的黑幕提升为展现生活无上的快乐的场景，这样的段落比比皆是。这不是靠对比来产生高潮的手段和技巧。这是悲剧演员的自然表现，希腊人首先那么深切地认识到生的奇妙和美丽，他们不可能不自然地将他们的欣喜流露出来。
甚至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乐趣，在希腊人看来也是真切的享受。荷马这样写道：“盛筵、琴音、舞蹈、更衣、沐浴、爱和酣睡，这些对我们来说永远弥足珍贵。”再也没有什么时候像早期希腊的抒情诗中描写的那样，一食一饮，友朋相聚，或者冬夜里温暖的炉火，会给人们带来那么大的乐趣——“寒风怒吼的冬夜，晚宴之后，端一杯香醇的美酒，摆上一些干果点心，偎着温暖的炉火，坐在舒适的卧榻上”；春天“闲暇的时候，在忍冬的芳香轻飏的白杨树林中，在梧桐和榆树的轻声私语之中”的一次慢跑；在一次欢宴中“穿行于酒席之间，聊发少年之狂，携一架竖琴，在云集一处的智者们中间静静地轻弹奏一曲”。这些在希腊人看来都是无上的乐趣。他们发明喜剧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古典喜剧中那种疯狂、喧闹、恣肆的寻欢作乐，那种激情的、充沛的、丰盈的生命活力最是他们的特点。埃及的坟墓，希腊的剧院，我们想到前者就像想到后者一样自然。将近公元前五世纪的时候，世界在雅典开始改变。“生命的力量在生活赋予的广阔空间中的卓异展现”。这是希腊对幸福下的一个古老的定义。这是充满生命活力的信念。在整个希腊历史中，这种生命的信念始终充盈着人们的心灵。它将希腊人引上了许多从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但却没有将他们引向霸权和屈服之路。一个精神高昂、身体强健的民族是不容易屈服的，而事实上希腊崇山峻岭中的劲风也从没哺育出过一个暴君。绝对地屈服于君权的奴隶理论只有在那些没有深山可以给反叛者提供退路，也没有峻岭迫使人们过着危险的生活的地方才能得以盛行。希腊从一开始就没有古代社会的影子。那些令人畏惧的、令人不敢仰视的神圣万能的主宰，无论是埃及的法老，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政教合一的君王，他们的权力在几千年之中没有遇到任何人的怀疑，这样的权力在希腊的历史上却从来都未曾有过。甚至与之稍有相似的统治者也从未有过。我们知道一些希腊历史上僭主的情况，但我们知道更清楚的是这样的时代很快就结束了。从君权产生的时候，对君权的绝对服从就是古代社会的生活准则，这个准则此后在亚洲甚至一直延续了许多个世纪，而在希腊却如此轻而易举地就被废除，以至于流传到现在的几乎只是人民对抗僭主的一些回声而已。《波斯人》一剧是埃斯库罗斯为了庆祝希腊人在萨拉米斯大败波斯人而作的，剧中有许多地方表明希腊和东方的不同之处。波斯人禀告他们的女王说，希腊人都是自由人，他们参加战斗是为了保卫他们所珍视的东西。他们没有主人吗？女王问道。回答说，没有。没有人把希腊人称作奴隶或家奴。希罗多德在他的史书中也写道：“他们只服从法律。”我们可以从这句话中看到一种全新的东西。自由的信念开始萌生了。个人对于城邦来说全然无足轻重，这个从早期氏族社会流传下来，在古代社会中一直被广为接受的信念，在希腊被一种崭新的信念所代替，那就是：个人在城邦中是自由人，他出于自愿来保卫城邦。仅仅靠昂扬的精神和强健的体魄不足以带来这种变化。在希腊，另有一种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开始独立思考。
希腊早期的哲理格言中，有阿那克萨哥拉说过的一句话：“在万物混沌中，思想产生并创造了秩序。”在一个由非理性的、令人畏惧的神秘力量统治的古代世界里，人们全靠他们甚至不能试着去理解的神明的恩赐活着，就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希腊崛起了，理性的时代开始了。关于希腊的最基本的事实是人们必须运用头脑来思考。古代的祭司说：“到此并仅到此，我们划定思想的范围。”希腊人说：“所有的事物都要被怀疑、被验证，思想没有界限。”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当我们掌握了希腊的实在的有据可查的史料之后，我们发现希腊的祭司在思想领域从来没有起过任何决定性的作用，这和任何其他古代社会都是完全不同的。无论是在希腊的历史还是文学著作中，祭司都没有真正的地位。在《伊利亚特》中祭司命令释放一名俘虏以平息神的怒火，并制止当时正在流行的瘟疫，出于害怕瘟疫，人们才勉强执行了他的命令，而祭司在该书中只出现了这一次。特洛伊战争是人神共同参与的战争，但人神之间并没有任何神媒存在。在一些悲剧作品中出现过一两个先知，但他们的出现通常都是坏兆头而不是好兆头。在柏拉图出生一百年前，埃斯库罗斯所作的《阿伽门农》中有一段对宗教领袖的黑暗势力的最入骨的批判：
预言何曾给人
带来好消息？
先知作法的时候
念念有词
总是发出不祥的预言[1]
使我们知道恐惧。
从这些话中我们也许可以看出当时的祭司和先知们可能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但确定无疑的是这些话是诗人当着众多的观众说出来的，而且那些地位最高的祭司们都坐在最前排的座位上，但诗人得到的不是反对而是人们所能给予他们的最高的赞誉。希腊人对祭司的权力有非常严格的限定，这一点确定无疑，而且令人感到非常震惊。当然，希腊有很多祭司，也有很多祭坛和庙宇，即使在雅典，当公众面临危难的时候，如果有人藐视宗教仪式，也会引起迷信，触犯众怒，但在希腊，祭司的地位是在幕后的，他们所有的只是他们的庙宇和庙宇中的宗教仪式，仅此而已。
希腊人把庄严的宗教信念和那些与自己休戚相关的利益放在完全不同的位置上。他们从不去向祭司寻求指导和忠告。如果他们想知道如何教育他们的孩子，或者他们想知道“真理”是什么，他们会去问苏格拉底，或者去问杰出的智术师普罗塔哥拉，或者去问某位饱学的语法学家。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去问祭司。祭司能告诉他们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进行祭祀，那才是他们的职责，此外无它。柏拉图晚年所著的《法律篇》，其主旨和他自己年轻时候的离经叛道颇相反照，他在书中详尽地论述了宗教这个主题，但对祭司却只字未提。也许应该指出的是，和《理想国》的写作目的不同，柏拉图写《法律篇》不是为了描述一个理想的、天堂般的国度，而是直接面对当时希腊人的思想和感情进行探讨。书中的主要谈话者，那个雅典人，当他提出一些新的看法的时候，经常遭到另外两个对话者的反对，但他们却毫不意外、毫无异议地同意：那些随意谈论神明、牺牲和神谕的人，应该由议会成员对其提出警告！议会成员“应该和他们进行交谈，以改善其精神健康”。而这三个谈话者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觉得这应该是祭司的职责。此外，“当一个人因为亵渎神明而被起诉的时候，执法官应该查明他这样做是故意所为还是幼稚的轻慢无礼。”很显然，如果事涉希腊人的生命和自由，祭司没有任何发言权。在争论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们简短地提到了祭司应有的职权范围：“当一个人要进献牺牲的时候，让他把他的供品交到一个祭司的手中，来进行这神圣的仪式。”这就是对话者们认为祭司在宗教中的地位，而他们在宗教之外没有别的作用。此外还有一个颇值得注意的例子，最能表明希腊人的观点：雅典人把那些自称“能降魔驱鬼并能通过祭祀和祈祷沟通鬼神的人”——也就是那些我们现在在最文明的地方仍能看到的那些利用巫术或其他诡秘的办法来祈求天恩的人——归结为具有“邪恶本性”。
毋庸置疑，神谕在希腊，尤其是在德尔菲，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流传到现在的那些神谕性质的希腊格言却没有任何我们熟悉的那种宗教色彩。当波斯入侵希腊的时候，雅典人去向德尔菲的女祭司求计问策，女祭司没有让他们向诸神进献百牲祭，也没有让他们向先知奉献珍贵的礼品，而是教他们用木墙来保护自己，这是一个聪明的尘世的办法，至少地米斯托克利是这样理解的。一次，富庶的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派人带着丰厚的礼物到德尔菲去询问他能否战胜波斯，可能除了希腊，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祭司都会向他暗示，他的礼品越丰厚，取胜的机会就越大，这样就能为他们的神庙赢得大笔财富。而希腊的最高神职人员给他的惟一的答复是，如果他发起这次战争，他将毁灭一个伟大的帝国。那要被毁灭的不巧正是他自己的帝国，但就像那个女祭司所说的，她对他的愚蠢没有任何责任，而且自然不会因为他的礼品丰厚，事情就会有什么好的转机。柏拉图所说的那些刻在德尔菲的神殿上的格言和希腊之外任何其他圣地的铭文都截然不同。其一是“认识你自己”，其二是“凡事勿过度”，这两句话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宗教戒条的风格都迥然不同。
这个世界上活跃着一种崭新的力量，那是有史以来最有震撼力的力量。“如果神放出一个思想者，这个世界马上就会乱套。”神在希腊放出了思想者。希腊人是理智的人；他们非常喜欢动脑子。这一点甚至清楚地表现在他们如何运用语言上。我们的书面语言源自希腊的日常用语。我们现在所说的“学校”一词，源于希腊语的“闲暇”。自然，在希腊人看来，一有闲暇的时间，人们会很自然地去思考和探寻万物之理。对他们来说，闲暇和求知是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在我们听来，哲学如果不是枯燥乏味的，起码也是很严肃的东西。哲学这个词来自希腊语，但这个词的原意中却没有它现在的这层意思。这个词对希腊人来说，指的是寻求对世间万物的理解，他们也按他们觉得最恰当的名字来称呼它，那就是：对知识的爱：
神圣的哲学多么富有魅力——
在古代社会中行医的人是那些熟谙某些特殊巫术仪式的巫师和祭司。希腊人则把他们的医生称为“物理家”（physicians），意即熟知万物之理的人。这个例子就可以大致说明从古代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希腊人思想变化的潮流。熟知万物之理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对外在世界的各种现象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他们运用自己的力量不是为了出世而是为了更加入世。对希腊人来说，外在的世界不仅是实在的，而且是有趣的。他们认真地观察这个世界，并对观察到的结果进行思考。这实质上就是科学的方法。希腊人是最早的科学家，所有的科学都源于希腊。
几乎在每个思想领域，“他们都迈出了开创性的脚步”。这句话在其表面意义之外有着更加深刻的含义。古代社会中没有产生科学，不仅仅因为现实变得越来越虚幻、越来越无足轻重，另外一个更为可信的原因是：古代社会中充满了恐惧。巫术的力量统治着世界，而巫术令人感到无比恐惧，因为它玄奥而不可测。这种恐惧牢牢地禁锢住了那些可能成为科学家的人们的头脑。希腊人的勇敢之处在于他们能够大胆地正视这个世界，并对这个世界进行思考。所有外邦人都笃信不疑的那种可怕的力量，希腊人却毫无畏惧地用理性来审视它，用智慧来驱逐它。伽利略，还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人文主义者们赢得了世人的赞誉，因为他们为了了解宇宙的真实面目，敢于去挑战那些能永远放逐他们灵魂的势力所设定的限制。毋庸置疑，他们的行为是勇敢的、伟大的而且是值得敬佩的，但在自由思想这片令人心生畏惧的大海上，他们的航船是有人引领的。是希腊人在引领他们前进。希腊人早就独自完成了那伟大的冒险。
昂扬的精神和顽强的生命力使他们坚定地反对暴君统治，也同样拒绝屈服于神权统治。他们不要任何专制的君王；而没有了束缚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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