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唐诗 习典故(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常华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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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唐诗 习典故试读：

一旦介入文学，你就选择了艰难。

语言材料的贫乏，物质世界的空泛，以及传统的因袭，观念的统治，都可能成为前进中的羁绊。因为作为文学本身，就是一个思辨的过程，一个超越的过程。张若虚的月亮被世人吟唱了几千年，至今，仍是张若虚的；李商隐的落日也始终是李商隐的，谁也没能走出十几个世纪前的地平线。还有杜甫的浊杯，陶潜的南山、李贺的筇竹……那么多美景良辰，那么多野絮飞花，都被我们的先人歌咏尽了，我们还有何作为？

于是我选择了诗歌，选择了历史，试图让历史插上诗歌的双翼，飞翔在浩瀚的文化苍穹，有如老聃先生骑一头青牛步入自己的逍遥。一个人最难的是找到自己。当庄子还沉迷于“我”与“蝴蝶”的醉境中时，我们应该对自己这一生命个体和周边的自然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何处才能避免羁绊，何处才能腾飞自己，我们应该而且必须寻找一个最佳的“契合点”。思维，因多维而无维，因此，可将其设想成一个“〇”，而纵横坐标覆压其上，就构成了一个“”的象形。说它是靶心也好，说它是灯盏也罢，总之，当我们真正发现了这样一个契合之后，即便眼前还满是荆棘，道路已在脚下。

我必须承认，家庭的文化氛围给予了我如母乳般的最初的营养。家父的勤奋写作，满书房的文史典籍，着实痴迷和感动了我年轻的生命。听惯了秦宫的埙声、汉室的钟鸣，看惯了三国的断戟、两晋的残垣，总要产生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于是，历史的沧桑激荡于胸间，化作沉沉的歌吟。

我还要深深感谢所有关心、帮助、支持我的人们：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宋衍申拔掖后学，张中莉副教授慨然作跋，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张婧妤女士热心扶助，还有我的父母、妻子、姐弟，他们给予我的是火热的期待和恒久的温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终于在艰难的跋涉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坐骑。我已别无选择，我的坐骑已经打了一个响鼻，出发了……常华2008年7月第一辑笔底沧桑

锦瑟与洞箫淬炼孤独

面对文字和家园

伤逝之笔叩响天问《白雪歌》

缘岸而行被异化的悲哀——李隆基《过老子庙》过老子庙李隆基仙居怀圣德，灵庙肃神心。草合人踪断，尘浓鸟迹深。流沙丹灶没，关路紫烟沉。独伤千载后，空余松柏林。

拭去《道德经》厚重的香灰，我们更愿意接近一个真实的老子。

翻开悠悠五千年华夏文明史，我们发现，老子是为数不多的模糊了人神界限并被持久供奉的古圣先哲。在这位智者身后，有一串堂皇显赫的头衔：东汉末年，随着道教的兴起，老子被尊为开山之祖，“太上老君”“元始天尊”等诸如此类的称号让老子一下由凡尘步入神界；到了唐高祖李渊时期，这位乱世操戈的开国皇帝又迫不及待地将老子拉来认祖归宗，追封其为“太上玄元皇帝”；到了玄宗时期，风流天子李隆基对老子及道教的推崇更是达到极致，据《唐六典》记载，当时全国的道观已达一千六百八十七所，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又建玄元皇帝庙于各地，画玄元皇帝像，又以高祖以下五像为陪祀，至于唐公主妃嫔，也多入道为女真，受金仙玉真等封号；及至北宋大中祥符七年，宋真宗再赐老子尊号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出身卑微一生只做过周守藏室之史的老子决然不会想到，在他辞世之后，享受到的竟是神界的威仪和浩荡的皇家气派！

一切的缘起就在这部《道德经》中。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历代经史典籍中，仅有五千字的《道德经》差不多要算得上是一部字数最少的著作，然而，提及中国文化思想史，任何人都不应忽视它的重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在这部艰深奥渺的宇宙奇书中行进，我们发现，老子的“不可名”之“道”实际上有着复杂而多重的指向。“治大国若烹小鲜”“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这是老子的治国之道；“少私寡欲，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这是老子的修身之道；“以柔克刚，以弱胜强，欲擒故纵，欲取先予”，这是老子的攻守之道……然而，当老子被推向神坛，这部洋洋五千字的《道德经》所蕴藏的微言大义似乎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部《道德经》已经让老子声名远播，而利用其在文化上的声望，一个刚刚成立的教派便有了传经布道招纳信徒的旗帜；对于一个立足未稳的王朝来说，从故纸堆中找出个名人认作祖宗，天下的取得便有了一些“君权神授”的意思，普天之下，率土之滨，人们都会说，看，人家当皇帝那是天意，你没瞧见人家的老祖宗是谁吗？

这是一个无法逃避的玩笑，皓首穷经作深刻哲思的老子，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身后，会陷入一个哲学的圈套。在升腾的烟霭和夸张浮躁的钟磬声里，那个在一豆青灯下伏案著书的老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尊面无表情的泥胎；而在各种光怪陆离的附会与传说中，我们已经很难勾勒出这位东方大哲的生命轨迹：老子究竟是谁？他确切的生卒年份在何时？他灵魂的最终归宿到底在哪里？诚然，传说能让尘封的历史变得亲切而美丽，但如果传说过于泛滥，就会淹没了历史的本真，让人们无法看清一个清晰的轮廓。关于老子的传说实在太多了，它生长在每一座道教名山和许多民俗民风之中，在老子著书的函谷关一带，各种神乎其神的传说更是俯拾皆是。然而，老子再也不可能回到他所力求的生命本原了，芜杂的传说与极端的神化早已模糊漫漶了这位先哲的形象，自清以来，学界对有无老子其人的争论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而让这场学术争论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歇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正是信史的匮乏！

这是一个被异化的悲哀，《道德经》字字珠玑，却根本无法与神龛之上衣着光鲜的圣像形成精神的对视。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久了，神已经变得浮躁不堪，而飘逝在历史时空的老子却尴尬地看着自己和自己的作品被利用、被误读。两千多年前，当老子留下一部《道德经》，骑一头青牛走过函谷关这座日后战事频仍的千古雄关时，他已经不可避免地遭遇着一个巨大的悖论：作为一部诗化哲学的作者，他四两拨千斤，挑起的是整个中国战争史的重量；而作为一位被神化了的逝者，他已经被挤缩成了一纸黄符，镇压其上的只是一尊表情僵硬的泥胎。水汽氤氲中，谜面灿烂如荷——白居易《读庄子》读庄子白居易

去国辞家谪异方，中心自怪少忧伤。

为寻庄子知归处，认得无何是本乡。

思想越深刻，人越孤独。“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这是发生在两千三百多年前濠水桥边的一场精彩辩论。辩论的双方，是生活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的两位思想者，一位名叫惠施，另一位便是庄子。面对着在水中恬然自适的鱼儿，庄子深深感受着鱼翔浅底的快乐，而作为庄子的朋友，惠施对此却不以为然，于是，在桥上两人便有了那段留传至今的对话。对于这个故事，现代新儒家徐复观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国艺术的精神》中，有一段精彩的评述，他认为，“在这一故事中，实把认识之知的情形，与美的关照的知觉的情形，作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庄子是以恬适的感情与知觉，对鱼作美的关照，因而使鱼成为美的对象。‘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正是对于美的对象的描述，作了康德所说的趣味判断。……惠施是以认识判断来看庄子的趣味判断，要把趣味判断转移到认识判断中去找根据，因而怀疑庄子‘鱼乐’的判断不能成立。这是不了解两种判断性质的根本不同。”

徐复观先生将这个故事上升到了一个美学的层面，而事实上，在这个故事的背后，我们还可以看出两人在性格上的迥异。显然，“不知鱼之乐”的惠施考虑问题很现实，思维方式也是常人的思维方式；而在庄子身上，我们看到的则是其意出尘外的浪漫气质。然而，性格决定命运，务实的惠施最终官拜魏国的相国，而一生追求“逍遥游”境界的庄子却饱尝着落寞与凄清，他唯一的一段官场生涯只是做过几天漆园小吏，更多的时候，庄子生活在家徒四壁的赤贫境地。根据《庄子》一书的描写，我们知道这位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每天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进入深沉的哲思的：一条陋巷里，饿得面黄肌瘦的庄子身穿打着补丁的衣服在为人编着草鞋，这是他唯一的生活来源。而他自己的鞋子早已磨出了洞，他仅用绳子简单地绑在脚上……

更大的痛楚其实来自心灵的孤寂。参透宇宙人生的庄子是一个浪漫的骑士，更是一个用心良苦的设谜者。他将自己对生命的感悟对世事的理解巧妙地演绎成三十三篇寓言，每一篇寓言都是一首流动的诗。在这些奇丽精妙的寓言中，上古神话中的河伯、海若、冯夷、禺强都成了特别的意象，成了庄子所设谜局中的重要符号。自认“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的庄子在编织草鞋的同时，也在编织着自己的传“道”方式，他坚定地相信，设谜与解谜的过程更有助于心声互答。然而，庄子决然不会想到，正是这一点，使其成为一位孤独的精神探索者，一路走来，无人听觐，无人喝彩，艰深的谜面让人们对这位面黄肌瘦的贩履者敬而远之：传道的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你尚一身褴褛，我们还有何指望！就连严谨修史的司马迁对这位比自己早出生近二百年的思想家好像也没有太多好感，“其著书十万余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

由此，被遗忘的命运便成为必然。和那些凭御臣谋攻之术飞黄腾达的士们相迥异，庄子注定要在政治上成为那个时代的弃儿。“吾讳贫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庄子·秋水》）在庄子悲愤的呼号声里，三十三篇寓言就像三十三把利刃直插胸腔，而嵌在寓言中的所有意象此刻已全部成为苦闷的象征。这是一出巨大的人生悲剧，逍遥在精神世界中的庄子，在现实世界里，面对的尽是厚重的障壁和凌霄的高墙。“子不闻越之流人乎？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尝见于国中者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庄子·徐无鬼》）这个孤独的“流人”是谁？当庄子将自己放逐在一个空气稀缺的高度，答案已不言自明。“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这段记载在《庄子·齐物论》的文字，曾经嵌入过许多文人墨客的辞章，在人们看来，像“庄周梦蝶”那样进入物我两忘之境当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殊不知，“梦蝶”与“知鱼之乐”一样，已是人生最深的孤独。沉重的溅落，阴暗了平静的水域——韩愈《湘中》湘中韩愈

猿愁鱼踊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汨罗。

苹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夫叩舷歌。

两千多年前一声沉重的溅落，阴暗了平静的水域。汨罗江，从此容纳下一个诗人的生命和梦想，哀婉的诗行滋生成水草，昭示痛楚，也昭示孤独。

屈原的命运与生俱来，渊博的知识，明于治乱的本领和善于辞令的才智，注定了他的无家可归。这位楚国贵族，早年曾一度深得楚怀王信任，历任左徒、三闾大夫，在辉煌的朝堂上，楚怀王常常与屈原商讨国事，笑谈战国的烽烟。那段时光，对于身负青云之志的屈原而言，无疑是人生中的一段蜜月。他亲自参与楚国法律的制定，力主彰明法度，举任贤能，兴利制弊，联齐抗秦。在屈原看来，强秦并不可怕，天下“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楚国一统天下指日可待。在屈原的辅佐下，楚国国力日渐增强，一度现出物阜民丰、国富兵强的局面。踌躇满志的屈原捋捋长须，深吸一口气，他憧憬着楚国一统六合的未来，全然没有注意就在他的身边，已经布满了阴霾。

屈原身边的阴霾来自楚国内部，也来自秦国。当楚怀王的治国安邦之举盖出一人之手，当一个臣子成为一个国家行动的重要决策者，群小的愤懑便不可遏制。靳尚、子兰等人不能容忍屈原的平步青云，他们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陷害这位忠良之臣；而颇善纵横之术的秦人张仪则恰恰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他买通了靳尚、子兰这些视屈原为眼中钉的佞臣，同时也用重金贿赂了楚怀王的宠姬郑袖，张仪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屈原逐出楚国，拆散由其建立的齐楚之盟。

浓重的阴霾最终遮住了楚国的丽日晴空。楚怀王十五年（公元前304年），早在楚宫上下做过铺垫的张仪声势浩大地来到楚国，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而彼时的楚怀王在靳尚、子兰、郑袖一般群小的怂恿蛊惑下，不仅与忠心为其效命的屈原产生了隔阂，而且也在逐渐丧失强国的斗志，变成一个贪图便宜的小人。为了区区六百里商於之地，他没有听进屈原的抗颜直谏，而是马上答应张仪，断绝了来之不易的齐楚之盟。然而，张仪的承诺并未兑现，楚怀王盛怒之下，遂两度发兵秦国，结果均遭惨败。彼时的楚怀王，已再无与强秦抗衡的信心，楚怀王二十四年（公元前295年），这位利令智昏的楚国国君已经与怀揣安邦之策的屈原渐行渐远，他没有听进屈原劝其与齐重新修好的哭谏，而是欣欣然赴秦楚黄棘之盟，彻底向秦国投怀送抱，临行之前，他没有忘记给不识趣的屈原一个惩罚，那就是：将其逐出楚国都城郢都，流放汉北。

事隔六年之后，即楚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89年），楚怀王将屈原召回了郢都，然而，此时的楚怀王已经再也找不到当年的影子，就在这一年，他兴冲冲地再赴秦王武关之约。他没有想到，这会是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外交活动，他被扣留在了秦国，成了一名被软禁的人质，并最终客死异乡。楚怀王被扣秦国之后，楚顷襄王即位了，这位继任者较之前任，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继续对秦实行投降政策，而此时的屈原再怎样苦谏也无济于事。当逆耳忠言最终令这位新任楚君盛怒不已，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这一次他被流放到了江南，一个忠心耿耿的臣子，一个悲愤交集的文人，自此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而苍凉的水面上，首次开始跳跃才情四溢的文字。“悲回风之摇惠兮，心冤结而内伤。”屈原的离骚体，因流放而美丽，也因流放而凄凉。“岸芷汀兰”，“美人神女”，是一种自赏，也是一种自伤。有人说屈原因听懂了天问中所有的回答而神圣，但人们不会知道，屈原的痛苦，正源于他善听的耳朵。神谕令他热情澎湃，而王朝的障壁却异常坚实，他无力推倒，更无力重建。

于是，浸着血泪的“乱曰”便独树一帜，青灯微弱，屈原，用一柄长铗挑起火光照亮心中的绝望。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当秦将白起率领浩浩荡荡的秦军一路势如破竹，攻克郢都，游走于湘水之滨的屈原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悲愤，他抱着一块巨石自沉于汨罗江中。汨罗江涛声震天，忧伤的屈原不会知道：自他沉江的那一天，中国民间便多了一个被称作“端午”的节日，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人们用赛龙舟、吃粽子来纪念这位伟大爱国诗人的人格与文格，两千多年过去，从未停息……用净身的刀子雕刻汉简——牟融《司马迁墓》司马迁墓牟融

落落长才负不羁，中原回首益堪悲。

英雄此日谁能荐，声价当时众所推。

一代高风留异国，百年遗迹剩残碑。

经过词客空惆怅，落日寒烟赋黍离。

将生命的大悲痛消解在历史的断层中，司马迁，用一部《史记》找回男人的尊严。

蚕室温暖如春，司马迁却周身寒彻。在这间专供阉割之人疗伤的斗室中，一盆炭火伸出无数条火舌，舔热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然而，当形容枯槁的司马迁艰难地转过身来与这盆炭火对视，他却无法从升腾的烈焰中读取到一丝的温暖，相反，倒更让他想起那把烧红的刀子。那是一把怎样的刀子啊，它阉割了一个男人最后的尊严，同时也阉割了一个史官说真话的权利。目光失神的司马迁不愿再追问自己为什么会身陷刀俎之间，但朝堂上那冰冷的一幕却总是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就在不久前，阴山的狂飙变成一缕轻飔，汉武帝把玉如意摔得粉碎：他可以接受一个将军的杀身成仁，但不能容忍一个懦夫的背叛。皇帝的脸色就是一次朝会的主题，当可怜的李陵被定性为叛国者，朝堂之上开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阴冷，人们都在对这个叫李陵的叛将竞相诋毁，落井下石，就连李陵的几位好友也没有站出来为他说一句公道话。在这样一种众口铄金的语境中，太史令司马迁的出现是如此不合时宜，他为李陵的辩解是：这是一支孤军，最后寡不敌众情有可原，而李陵的投降可能只是诈降，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打探匈奴的虚实……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无法说清李陵是否是在全家被抄斩的那一刻黯然收回了远眺故乡的目光，但我想说，李陵在收回目光的时候，一定在留恋一个人，这个人专心修史，与他素无交往，甚至连一杯酒都没有喝过，但正是这个人的声音，成为了当时朝堂上唯一拯救自己的声音，而也正是这个声音，让这个人从此失去了做男人的权利。司马迁不会明白，史家秉笔直书的范围仅限于历史，并不包括当世，当真话孤立地存在于一片诽谤之中，真话就会成为通敌的最好证据。刀子烧红了，司马迁的下体已经空空如也。

伤口还在流血，炭火的光焰在司马迁眼中渐渐模糊起来。是的，生命正在暗淡，原本静谧的四周仿佛一下子充斥着那么多狰狞的面孔和恐怖的笑声，挤压在角落中的自己竟是如此孤立无援。司马迁神情悲怆，捻一下长须，他已经感到了一种生命的飘落，这种飘落是如此沉重，当它砸在地上的时候，所有关于男人的符号已经与这位正值盛年的太史令无关。“真的没有出口了吗？”冥冥之中，一个声音从蚕室狭小的天窗传进来，直到此时，身心俱疲的司马迁才发现在自己的头顶还有一道微弱的天光。没错，这是家父司马谈的声音，正是这样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伴随自己走过少年和青年时代，在踏察民俗民风的时候，在翻阅历史典籍的时候，这个声音都成为自己前行的动力。“真的没有出口了吗？”如今，当这个声音再次喧响于耳畔，司马迁突然觉得每一根神经都要跳出来。是的，出口在哪里？作为男性的出口此时正插着一支屈辱的鹅毛管，而思想的出口不是还没有被封闭吗？手中的《史记》才刚刚开了个头，为什么不能将对生命的追问融进历史的断层中呢？大历史没有边界，有边界的只是言说的尺度，谁将尺度放得更宽，谁便会获得更多思想的自由。想到此，司马迁骤然觉得头顶那扇狭小的天窗已经开始射进更多的阳光。

奇迹在司马迁走出蚕室的第八个年头出现。生命的悲怆与尘封的历史淬炼成一把坚利的刻刀，司马迁将自己的名字力透七尺深的土层。没有人敢对这部由一位阉人完成的史学巨著抱以任何的轻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语）司马迁不仅把五十二万文字统统打上生命的烙印，矗立在哲学、天文、地理、经济、政治、军事等诸多学科的出口，更重要的是，他保持了当年在朝堂上直抒胸臆的勇气，将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和穷兵黩武熔成一枚铜币的两面，镶嵌在《史记》的扉页。是的，在铁一般的文字中，失去男身的司马迁找到了一种后世无数男人无法企及的阳刚。希望，是不幸者的唯一药饵——李商隐《贾生》贾生李商隐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论。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公元前175年的某个黄昏，一只硕大的鸟飞入了一位落魄臣子的宅邸。这位臣子名叫贾谊，他博览群书，满腹经纶，三年前被贬出京师，来到长沙这块毗邻湘水的荒凉之地。

鸟的到来，无疑使遭受贬谪的贾谊倍感忧郁。鸟即猫头鹰，世人称之为不祥之鸟，“鸟入室，主人将去。”谶词的恐怖和长沙气候的卑湿酷热，使贾谊正值盛年，就预感到了死亡。“德人无累兮，知命无忧。”真的“知命无忧”吗？化入离骚体风格的《鸟赋》与其说是贾谊的自慰之作，莫如说是一种自嘲，苦涩的自嘲。

他的确是一位与屈原有着相同命运的人。他有着极高的文学天赋和政治才能，他通读百家之书，是汉室最年轻的博士；他饱富治国韬略，《过秦论》文采激扬，不失为皇帝自省的一面镜子；《论积贮书》更是切中时弊，成为人们争相传诵的名篇。刘向曾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才子，却处在一种十分艰难和尴尬的境地。他的左右，是一批妒贤害能的小人，他的面前，是一位偏听偏信的皇帝，在夹缝中生存的直接后果，就是被贬谪长沙。“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发生在未央宫中的这一幕，已经成为怀才不遇者在遣志抒怀时必不可少的论据。汉文帝七年（公元前173年），也就是在贾谊谪居长沙的第五个年头，享国日久的皇帝不知被触动哪根神经，想到了那座破败老屋中的年轻臣子，于是一道圣旨又将贾谊从长沙召回了长安。贾谊到长安后，没有被在正殿召见，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君臣谈话的处所竟是未央宫祭神的一间斗室。那夜，胸揣安邦之策千里迢迢赶回京师的贾谊，没有被问及政治，鬼神的磷火在幔帐上跳跃，汉文帝关心的是另一个世界的生命。他虔诚无比，第一次忘却了君臣有别，在一方苇席上拉近了皇帝与才子的距离。究竟是谁的悲哀？贾谊的，还是汉文帝的？作史的人无法界定这一命题，但他们都记住了一个年龄：三十三岁。贾谊返回长安后不久，就抑郁而死了。圆滑与耿直导演两种人生——李贺《南园十三首·其七》南园十三首·其七李贺

长卿牢落悲空舍，曼倩诙谐取自容。

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公。

文人们共通的生命形态是他们的文章。明山圣水，冷雨凄风，都能与文人敏感的神经发生碰撞，进而被糅入笔端，著成长歌大赋，传诸后世。这是一种生命的延续，作古的文人们在字里行间潜藏下许多暧昧的命题，让后人用寻到的蛛丝马迹去解读他们，从而于几百年几千年后重新构建起生命。

然而，泛黄的诗赋辞章远远不能勾勒文人，尤其是中国文人的生命历程和心灵历程。中国文人们生存背景的复杂，直接导致了他们文化人格的复杂，若单纯地将文格与人格相对应去构建文人形象，于古于今，都不负责任。

汉武帝执政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园地同时走进了两个颇具辞采而又性格迥异的文人——司马相如和东方朔。他们之间存在着戏剧性的对立：司马相如患有口吃，东方朔则生就一条如簧之舌；司马相如因慕赵之名相蔺相如而易名，东方朔则更追求“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的人生境界。

关于二人的生平，司马迁的《史记》均有记载，但我们很难说司马迁的著史不带有明显的个人倾向。司马相如以倜傥之姿在《史记》中独辟一传，东方朔则仅被寥寥数语划入了“滑稽”序列。这是东方朔的悲哀。但我们若是细心比较一下二人的入仕历程，就会发现，东方朔远比司马相如幸运得多。史载东方朔好读古书，能写一手好文章。初到长安时，为了引起汉武帝的注意，他曾经用三千木简书写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此书，仅然能胜之。”东方朔很聪明，他让当时日理万机的皇帝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去品读他，研究他；这还不足为甚，他还善于“诙谐取容”，善于玩弄经术，武帝紧锁的眉头总能被他的一口伶牙俐齿巧妙地化解开。这样的臣子在侧，一般会博得人主的欢心。很快，东方朔被官拜为郎，“常在侧侍中”，而所赐良田美宅，玉器珠宝更是不可胜数，“避世金马门”的目标东方朔很轻易就做到了。

相形之下，司马相如的入仕则颇多周折。他的辞赋，堪称文采斐然，工整藻丽，但他却过了很长时间家徒四壁凄清落寞的生活，他的才华没有得到认可，倒是那段与卓文君沽酒于市、溺情私奔的艳事常为古往今来的人们津津乐道，甚而至于当他著名的《子虚赋》流传到汉武帝手中时，武帝竟发出了“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的喟叹。

司马相如与东方朔，一个经历了生前的悲哀，一个经历了死后的悲哀，其哀之切，孰更甚耶？面对着历史给我们留下的他们二人的墨迹，我们不能妄加评说，正如我们不能解读或构建他们千年以后的生命。传闻说司马相如早年练过搏击之术，也许他成为中国传统文人是个误会，他更应成为一名剑客。文字沥血，浆淖洇透语言——李白《古风·其八》古风·其八李白咸阳二三月，宫柳黄金枝。绿帻谁家子，卖珠轻薄儿。日暮醉酒归，白马骄且驰。意气人所仰，冶游方及时。子云不晓事，晚献长杨辞。赋达身已老，草玄鬓若丝。投阁良可叹，但为此辈嗤。

天禄阁日影斑驳。卷帙浩繁的经史子集累聚起宫廷的文化格局，也逼仄着御用文人的心境。扬雄白发苍苍，用干涩的目光校对着枯燥的稿笺。文字中也隐匿着阴谋。身为校书郎，扬雄不能悟透杀机。当以“符命”篡位的王莽一改往日的恭顺谦和，于刚刚坐稳的龙座上扔下他诛杀献符者的第一道诏书，祸患就殃及了这位历仕成、哀、平帝三朝的老学究，扬雄别无去路，只能纵身投阁。

扬雄和司马相如实在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他们精于文辞，都是汉赋的大师；滋养他们文化人格的所在，都是灵秀的巴山蜀水；甚至连二人的生理缺陷也惊人的一致：他们都患有较严重的口吃，“不能剧谈”，因而都“默而好深沉之思”。少年时代，扬雄就博览群书，才华横溢，也许是年轻气盛，他对投江而死的屈原颇不以为然，他乐观地认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汉书·扬雄传》）为了进一步阐释其观点，扬雄还调动他敏锐的才思，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反离骚》。“惟天轨之不辟兮，何纯洁而离伤？”他为屈原掬一把同情泪，又充满信心地憧憬着自己的前程，他相信，“天轨”会为他而开。

于是便有了辞情华丽、铺陈热烈的《羽猎赋》《长杨赋》。扬雄不惜殚精竭虑，把帝王畋猎的盛况和汉朝国力的强大用靡丽的句式、优美的辞藻渲染得淋漓尽致，同时在华章大赋之下，又暗含着委婉的讽谏和深深的忧患。最终，扬雄得到了汉成帝的赏识，但赏识的只是他的辞赋本身，对于内中的讽谏之语成帝却不屑一顾，确切地说是不愿一顾。而这时的扬雄，则被套上了御用文人的桎梏，他只能歌功颂德，只能伪饰逢迎。御用文人没有独立的人格，皇帝的笑容便是一篇辞赋的中心。面对逐渐丧失的语言自由，扬雄再次想到屈原，但这时已缺少了少年的狂放，多了行路维艰的沉重。“惟天轨之不辟兮，何纯洁而离伤？”扬雄开始呵斥汉赋，诅咒汉赋，斥之为“壮夫不为”的“雕虫篆刻”。但他没有像心如死灰的屈原那样自溺于水，《反离骚》挑起的微光还在照耀着他，他转向了玄学，转向了以玄为宇宙精神本原的唯心主义命题。扬雄逃避心灵的方式很独特，他把所有的才思都融进了《太玄经》，冻结在了天禄阁。

相形之下，游荡于市井中高声叫卖的采珠人的命运，却比在文字中爬梳思想的文人的命运要好得多。汉武帝的姑母馆陶公主，在寡居的饥渴中招进了一个英俊倜傥的面首，他叫董偃，没有读过多少书，更谈不上吟诗作赋，一度以卖珠为业，但他却凭借一张姣好的面容而官运亨通。老年丧夫的馆陶公主对这位乖巧的俊男宠爱有加，昵称其为董君，让其“出则执辔，入则侍内”（《汉书·东方朔传》）；赏其黄金百斤，布帛千匹。《三辅黄图》载，董偃“常卧延清室，以画石为床，文如绵紫、琉璃，以紫玉为盘，文如屈龙，皆用杂宝饰之”。仅仅一张床榻就被布置得如此堂皇奢靡，更何言其他？皓首穷经而家资拮据的扬雄比起这位因色相而发迹的卖珠人，只能徒增感伤。

史载，跳楼投阁的扬雄并没有死，而是因病免除了一场杀身之祸，此后，他又抖缩起枯腕，继续写起他的《太玄经》，而且神情之专注，更甚于从前。当时的老臣刘歆曾劝之道；“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扬雄惨然一笑，没有作答。一声长啸，劈碎一只酒坛——贾岛《阮籍啸台》阮籍啸台贾岛

如闻长啸春风里，荆棘丛边访旧踪。

地接苏门山近远，荒台突兀抵高峰。

将郁积心中的苦闷化作一声声响遏行云的长啸，戴着镣铐行走的阮籍，选择一种特殊的方式释放自己。《说文解字》云，“啸”，吹声也，即撮口为声。阮籍生活的魏晋时代，是一个战争频仍的乱世，身为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之子，阮籍少年时就显露出过人的文学天分，“少年学击剑，妙伎过曲城。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咏怀·其六十一》）英姿飒爽的阮籍是一个挥斥方遒的书生，更是一个吹指为歌的剑客。史载，阮籍颇擅啸，登临高台，长啸一声，便可声传百里。我们可以想见，在那个烽烟四起的年代，高台上的倜傥少年在悠远的啸声中传递着一份怎样的激情，那是一份血气方刚的激情，更是一份积极用世的激情。

然而，纷乱的世道却在一次次地浇灭阮籍心中的激情。当三国对峙的烽烟渐渐消散，人们发现，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参与逐鹿的魏蜀吴三方都没有成为最后的赢家，当刚愎自用有勇乏谋的曹爽兄弟在那场精心设计的高平陵事件中集体殒命，司马氏集团已经将曹魏江山插遍了晋的旌旗。司马氏专权后，一方面屠戮异己，大开杀戒，一方面则开始粉饰太平，拉拢士人，而许多有节操的士人由于不愿与之同流合污，纷纷被杀，一时间，哀鸿遍野，名士减半。心向曹魏政权的阮籍既不愿投靠新兴的司马氏集团，又要保全性命于乱世，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在这样一种压抑的语境中，阮籍再次仰天长啸，但彼时的长啸，已经没有了当年激昂奋进的力量，而是平添了一份报国无门的浩叹。“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站在当年楚汉相争的鸿门，阮籍悲凉的啸声穿云破雾，直抵历史深处；在漫无目的地驱车远行中，阮籍从不带上马鞭，当实在无路可走，阮籍往往是长啸一声，“恸哭而返”（《世说新语·栖逸》）；还是阮籍，在听说老母去世的消息时，一直等到和人对弈结束，方才仰天长啸，呕血数升。存在于诸多野史中的阮籍，是一个士人中的异类，他划破时空的每一次长啸都被一些正统文人打上荒悖怪诞的烙印，但是，又有谁真正知道，在那个晦暗的时代，阮籍的长啸是多么孤独而苍凉！

如果说“啸”是阮籍刺向阴霾的无语的投枪，那么酒则是阮籍逃遁世事驱害避祸的一道高墙。《世说新语·任诞》载：“（阮籍）闻步兵厨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为校尉。”而在《晋书·阮籍传》中则有一个故事与之相对：“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教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为了区区三百石酒，阮籍可以屈节接受一个校尉小官，而面对在许多人看来是莫大荣幸的皇帝的求婚，阮籍却如避瘟神，大醉六十日而不醒，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看似不合情理，但恰恰是这样一种生存的悖论，让阮籍得以保全性命。酒，给了阮籍恃才傲物的前提；同时，酒，也让他和司马氏集团之间划开了一道拒绝弥合的鸿沟，烂醉如泥的阮籍，实际在保持着一份不入浊流的清醒。

其实，无论是长啸还是宿醉，阮籍并不形单影只，青翠欲滴的篁竹隔绝着一个躁动的时代，而悠扬的琴声、清远的啸声以及沁人的酒香却从幽深的竹林中漾溢出来，这是一个在压抑的空间之外相对自由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阮籍和嵇康、向秀、山涛等七人一起，吹指为曲，肆意酣饮，这个被人们称为“竹林七贤”的群体与其说是一群活跃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隐逸之士，莫如说是一群魏晋时代最痛苦最彷徨的斗士。当七种痛苦叠加在一起，每个人心中的痛苦就承担了七倍，当七种迷惘混沌于同一片竹林，每个人都无法找到前行的方向。

终于，在新兴政权的高压之下，长啸为歌酣饮达旦的竹林七贤们开始分化了，山涛在名利的诱惑下，最终弃友而去，投奔了司马氏集团；向秀在当权者的威吓下，虽不情愿，但也远离了竹林；而擅工琴瑟的嵇康由于对司马氏的决绝态度，最终被弃首东市，临刑前的那曲《广陵散》，成为一声遗憾的绝响。“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咏怀·其十七》）擎一坛烈酒，阮籍再次走进那片曾经超拔世间的竹林，吹指长啸一声，不见友人，只闻风声。

阮籍最后死在一篇被时人惊为“神笔”的美文上。就在嵇康被杀的景元四年（263），司马昭导演了一出天子加封其为晋公，他力辞，众人劝进，“乃受命”（《晋书·文帝纪》）的闹剧，而在这出闹剧中，阮籍充当了一个令他羞愤难当的角色，那就是要违心地写一篇《劝进文》。在司马昭看来，找一个拒不和司马氏集团合作的士人来写这篇文章最合适不过，试想，连清高的文学领袖都唱起赞歌了，天下士子们还有何话可说？阮籍当然是借酒固辞，但这一回，司马昭派了专人守候，一直到他酒醒。一边是屠刀，一边是笔墨，当阮籍用屠刀割破手指，挥笔一蹴而就那篇流光溢彩的《劝进文》，阮籍，已经弄哑了自己的咽喉，再也无法发出传达百里的长啸。“临沧州而谢支伯，登箕山以揖许由，岂不盛哉！至公至平，谁与为邻！何必勤勤小让也哉！”（《劝进文》）就在写就这篇违心的文字不久，阮籍便闭口封笔，恹恹而终。

在今天的河南尉县，我们仍能看到那座当年阮籍登临长啸的“啸台”。据说在这座啸台上，曾有过一座亭子，由于岁月的漫漶和战火的摧残，如今，这座啸台已经只剩下一层层苍黄的夯土。在夯土堆上伫立良久，你的耳畔便会有一阵悠远的啸声划空而来，那是飘荡了一千七百多年的声音，至今听来，仍很清晰。清贫的诗意——颜真卿《咏陶渊明》咏陶渊明颜真卿张良思报韩，龚胜耻事新。狙击不肯就，舍生悲缙绅。呜呼陶渊明，奕叶为晋臣。自以公相后，每怀宗国屯。题诗庚子岁，自谓羲皇人。手持山海经，头戴漉酒巾。兴逐孤云外，心随还鸟泯。

真的隐士，能在清贫的境遇中诗意地栖居。

风急月冷的秋夜，陶渊明在院中沉重地踱步。任彭泽县令已经有八十多天了，而对于陶渊明来说，这八十天却像八年一样漫长，在这里，没有心声互答的朋友，没有创作的灵感，有的只是尔虞我诈的险恶和急功近利的浮躁。事实上，这种官场的体验对于陶渊明已不是第一次了，在任彭泽令之前八年的时间里，陶渊明做过一任江州祭酒，三任幕府参军，但哪一个官职他都没有做过多长时间。陶渊明生活的魏晋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显然是一个再标准不过的乱世，这里充斥着恐怖、黑暗和走马灯式的政权更迭，要想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实现自己经世致用的抱负，痛苦可想而知。经历过太多的选择之后，放弃也许是最好的选择。当州郡遣督邮来到彭泽，有人劝陶渊明束带相迎，陶渊明的愤怒已经达到极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当日便解绶辞职，拂袖而去。“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故乡的山水呼唤着一颗疲惫的诗心，在卸去官场的羁绊，义无反顾地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感到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沾满露水的菊花在生命的秋天绽放，时年四十岁的陶渊明却在采菊的过程中找寻到了自己的青春，躬耕几垄薄田，爬一爬门前的小山，一有闲暇，便温一壶酒豪饮浅酌，此刻，得以释放的已经不仅仅是身体发肤，更重要的是那被囚禁多年的诗思，当飘逸的灵魂与澄澈的山水形成最热烈的观照，一个精神家园便建立起来，隐士，就栖居在这样的家园。

当然要耐住清贫。那些在终南山结庐而居心却一刻也没有停止对仕途的追逐的所谓“终南隐士”，并非真正的隐士，真正的隐士是不会寂寞的，只有沽名钓誉的假隐士才会在草席上做出“春宵帐暖”的梦来；真正的隐士更不会孤独，因为他选择了离群索居本身就意味着选择了孤独，这个时候，孤独不是痛楚，而是一种享受。在家徒四壁的境遇中，陶渊明寻找着生活的诗意，哪怕是种一垄豆，收一畦瓜，听一声虫唱，看一只鸟儿飞过，都能走入生命的诗行。而上苍好像故意要磨砺这位隐士的心性，公元408年，就在陶渊明四十四岁那年，一场大火将他的家焚毁一空，升腾的火舌成为那个寂静的小山村有史以来最壮观的焰火，农人们放下了地里的活计纷至沓来，望着在火中奋力扑救的陶渊明，人们都在说：冬天就要来了，这个放着县令不做的读书人能在这里挨过冬天吗？

冬天真的来了，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人们吃惊地发现，那个遭遇了火劫的读书人并没有走，而是在一艘破旧的船上开始了新的生活。河面早已结冰，风从四面直贯船舱，陶渊明左手捂住砚台，右手执一支秃笔继续他的歌吟。虽然在第二年，陶渊明在浔阳城外的外郭南村盖起了一座新的草舍，但艰苦的创作和生活环境却并没有改变，有时甚至到了不得不外出乞食的境地。就在这期间，当朝统治者曾两次征他为著作郎，江州刺史檀道济上任后也曾亲自带着米肉去看望他，但都被他拒绝了，“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萧统语）即使在烟火不举的困窘时刻，陶渊明仍在坚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

据传在陶渊明的家里，有一张无弦的素琴。陶渊明并不太懂音律，但每有朋友聚会，他都会抚琴助兴，人不解其意，他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晋书·隐逸传》）当一个人找到了清贫的诗意，琴即便无弦也能奏出天籁之音。生命意象的嬗变——骆宾王《在狱咏蝉》在狱咏蝉骆宾王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从充满激情的引吭高歌到一声声刺破长空的嘶鸣，骆宾王的生命轨迹太像是由鹅向蝉的嬗变了。“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出自七岁孩童的诗歌，就像一支不灭的灯盏，让整个全唐诗库的气韵为之一亮。总角垂髫的骆宾王站在故乡的池塘边，用朗朗童声为后世的人们勾勒出一幅恬淡安逸的山村画卷：一群白鹅在碧水中纵情嬉戏，红色的脚蹼划过水面，荡起层层涟漪，它们快乐的叫声成为村庄里最动听的交响。天才儿童的诗句是被包裹着的柳絮，风只消一吹，它们就会四散飘开，而这种吟咏的无意识有时却可以转变为生命的自觉，为诗歌而生的骆宾王在自编的童谣中已经将鹅作为自己成长的影子。

抱着这样一种像鹅那样引吭高歌的想法，骆宾王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地上路了。他来到孔子的故乡齐鲁，在那里，他“负笈从师，趋庭奉训”（清·陈熙晋《续补唐书骆侍御传》），很快成为“九流百氏，颇总辑其异端；万卷五车，亦研精其奥旨”的风流才子。而他的才华也很快被当时的道王李元庆发现，在这位刺史的手下，骆宾王安心做起一名府属，尽管品级低下，但骆宾王对自己却颇有信心，“且知无玉馔，谁肯逐金丸。”（《畴昔篇》）在骆宾王看来，做一名府属只是暂时的，自己的才能不会止于此，将来应该有更好的经世致用的机会。

然而，骆宾王始终也没有迎来让自己激情澎湃畅快高歌的那一天。离开李元庆幕府，骆宾王曾先后做过奉礼郎、东台详正学士、长安县主簿、侍御史、临海丞等官职，也曾几度从军西域，与黄沙敌寇作战，但官阶却始终得不到晋升，在唐朝九品三十阶的官制中，奉礼郎列第二十九位，东台详正学士也只是负责校理一些图籍旧书。当一直想引吭高歌的喉咙最终被满眼荆棘的前路遮挡得透不过气来，骆宾王心中那只圣洁的白鹅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心中固守的意象模糊暗淡了，新的意象就会来填补位置。仪凤三年（678）冬，骆宾王含冤入狱，陈熙晋的《续补唐书骆侍御传》是这样解释其入狱原因的：“时高宗不君，政由武氏，骆宾王数上章疏讽谏，为当时所忌，诬以赃，下狱。”漆黑的铁窗透着微弱的光，我们能够想象骆宾王手撼栏杆顿首哀呼的巨大失落，“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此刻，昔日的诗歌少年再也无法从幽暗的四壁中寻找到生活的激情与诗意，那只率性而歌的白鹅已经从自己人生的画卷中游走，倒是窗外一声声的尖利的蝉鸣如钢针一般扎进耳鼓。这是生命中怎样的戏谑和嘲弄啊！

加入徐敬业反武周政权的洪流，应当看作是骆宾王生命意象的彻底嬗变。当黑沉沉的翳影覆盖住自己对一个王朝最后的希望，骆宾王“怏怏失志，弃官而去”（《旧唐书》），他不得不用一声声蝉一般的嘶鸣穿透生命的阴霾。瀚海再次卷起黄沙，但此时的黄沙再也不是“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从军行》）的壮歌，而是一片射向长安的箭镞；文采依旧飞扬，但此时的文思泻在纸上，已然成为战斗的檄文。当年那个站在故乡的池塘边唱着童谣心怀梦想的孩子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战士，一个将手中的健笔作为投枪的战士。“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讨武曌檄》）当《讨武曌檄》以豪气冲天的骈体文淬炼成锋利的长枪，整个长安震荡了，凤冠霞帔的武则天面露愠色：以诗歌为武器的战士为什么不能为我朝所用？

据传，徐敬业起事兵败后，骆宾王便不知所终。关于他的下落，世间流传多种版本，有人说，他是沉江而死，最终葬身鱼腹，也有人说，他落发为僧，皈依了佛门，后人还据此为他画过身披袈裟的绣像。实际上，就我本心而言，我更愿意相信骆宾王是落水而死，这个最早在水中捕捉到生命意象的诗歌天才，最后的人生归宿应当还是水。寺院的蝉声太过凄凉，还是水面上那“鹅，鹅，鹅”的叫声来得动听。鹤唳叫破楚天——崔颢《黄鹤楼》黄鹤楼崔颢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摩挲中国文化一久，心中就会呈现出重檐舒翼、四闼霞敞的黄鹤楼。这座位于武昌蛇山，堪称“天下绝景”的历史遗存，已经远不能用其恢宏的建筑和灿烂的华彩来说明价值。面对黄鹤楼，就是在面对中国文人、中国文化。

早在黄鹤楼出现之前的东汉末年，就曾经有个叫祢衡的人为它设定了一种属于文人的地气。这位因“锵铿戛金玉，句句欲飞鸣”的《鹦鹉赋》而闻名的书生，同时也是个击鼓好手，面对执槊而歌的曹操，他拒穿岑牟单绞之衣，硬是用一阵纷乱而有力的鼓点震慑了当朝权贵，使得曹操“本欲辱衡，终遭衡辱”。后来，这位放诞不羁的才子终于惹恼了江夏太守黄祖，被杀身死。此后祢衡的尸首就葬在长江之中的鹦鹉洲，而鹦鹉洲恰恰在蛇山举目可及。也许是要与祢衡傲岸的文人气性对应，公元233年，蛇山的黄鹄矶上出现了一座高标嶙嶒的建筑——黄鹤楼。

与祢衡所营建的文化气氛呼应，黄鹤楼一经建成，就被浓烈地涂上了神秘的色彩。传说仙人王子安曾在这里控鹤飞升，落日黄昏之下，拂尘与江水合一，鹤羽与檐角合一，神话附着于雄险奇崛的黄鹤楼，美丽的就不单纯是神话。当仙人执一片橘皮画遍楼阁的四壁，一千只黄鹤齐飞，黄鹤楼就被拱卫在了神圣的光环之中。

而这座临江而起的建筑真正大噪天下，应该是从崔颢的到来开始的。一个祢衡一个王子安，构筑了黄鹤楼的传说与真实，引得白居易、杜牧、刘禹锡等人啧啧连声，纷纷著文题诗。但这些诗文大家似乎都没有高过这位开元进士。崔颢一生也写过许多轻薄浮艳的诗歌，偏偏这首“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绝唱千古，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磅礴的楼势，恢宏的水势和眷眷的乡愁，被崔颢渲染得淋漓尽致，以至于谪仙人李白登临楼上，也只能长叹一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投笔掷砚，无作而去。“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这首脍炙人口的诗作已成为历代文人墨客抹不去躲不脱的主题。黄鹤楼作为一座客观实在的木质构建，自然耐不住风雨的剥蚀和历史的烟尘，几乎每个朝代都要重建，每个朝代都被毁圮，致使“楼之兴废，更莫能记”。那么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结使人们如此地沉迷呢？每一次兴建和修葺，真的就是为一座楼吗？我觉得，传说也好，史实也好，历代文人的诗文墨迹也好，都在放大和延伸着黄鹤楼的文化内涵，而黄鹤楼屡废屡建，也正是一种人文精神的直接呈示。“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中国文人将生命意识尽数收伏于黄鹤楼前，为的就是对应浩荡的长江水和已经淹没的鹦鹉洲。禁火三日，热情不再升腾——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送綦毋潜落第还乡王维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既至金门远，孰云吾道非。江淮度寒食，京洛缝春衣。置酒长安道，同心与我违。行当浮桂棹，未几拂荆扉。远树带行客，孤城当落晖。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

科举制度是极富神圣与神秘色彩的文化现象，寒微之士通过科举考试有可能一跃而登富贵。但是寒窗苦读的学子千千万万，进士及第光耀门楣的却是凤毛麟角，于是科举制度神圣的光环之外，又不可避免地被罩上一层神秘的外衣。

黯淡的烛光之下，綦毋潜手捧诗书，意冷心灰。他是抱着极大的信心来长安赶考的。饱览群书，又以善著文赋诗而闻名乡里，给他的科举考试提供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和文化准备。而命运却偏偏不垂青于他，寒窗苦读的报偿竟是落第还乡，一身潦倒。求取功名成为泡影，面对翻皱了的《论语》《春秋》，綦毋潜懊恼万分。

他想到了介子推。这位曾经伴随晋国公子重耳在外流亡十九年，并割下股肉啖于重耳的臣子，在回国受封的宴会上，竟然未得到丝毫的赏赐，万念俱灰之中，他偕母亲跑到了绵山，打算以隐士的身份度过自己的余生。后来重耳得知，派人到山中去寻介子推，介子推不出，寻者放火焚山，希望他走出；不料想介子推竟“抱木而燔死”。于是，中原就出现了“禁火三日”的寒食风俗。綦毋潜不是介子推，但不被理解不被重用的心境却是相同的：冰冷的寒食熄灭科举的热情与沮丧。綦毋潜在被焚化的介子推的骨殖上，寻找着心灵的慰藉。

弃学归隐的念头一袭上心头，众多的隐士便纷至沓来。不食周粟，匿于首阳山下的伯夷叔齐用枯黄的薇叶招摇着他们的信条。彼时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已是大势所趋，偏偏这两个商朝老臣能抱定一个首阳山，在荒烟蔓草间寻得一种清静和无为。这是否也是一种摆脱无知音之困的方式？綦毋潜迁想对应着自己科举不第的遭遇，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据说，在綦毋潜回乡之时，有许多文朋诗友都赠诗与他，其中不乏勉励之词，而綦毋潜本人也确实不负众望，于开元十四年（726）考中进士，圆了众多学子孜孜以求的梦想。但是，綦毋潜最终还是走上了弃官归隐之路，他心灵的最后归宿，是江东山林里的一间木屋。宫廷容不下天才的诗情——李白《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李白晨趋紫禁中，夕待金门诏。观书散遗帙，探古穷至妙。片言苟会心，掩卷忽而笑。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云天属清朗，林壑忆游眺。或时清风来，闲倚栏下啸。严光桐庐溪，谢客临海峤。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傲岸不羁只属于真正的诗人。

流红叠翠的翰林院里，李白款款地踱着步子，他在寻找一种乐感，寻找一种诗思。他是作为翰林待诏奔赴长安的，长安的碧水，长安的殿阁，长安的飨宴，长安的丽姝，构成皇家独有的景观。唐玄宗的一支御笔无法道尽面前的歌舞升平，他需要一位著艳词谱新曲的文人，于是李白奉诏入京，策马而来。

这位诗人没有多少可资炫耀的家谱，生在西域，是祁连山的白雪陶养了他；长在巴蜀，是道家的氛围感染着他。出于对自然的景仰，李白不屑于世俗的媚态，不羁于官场的复杂，即便是在天子脚下的京师，他仍旧不改其独立的人格，放诞依然，倜傥依然。

酒肆是诗人的必游之地。诗章在酒中，才情在酒中，傲岸和清醒也在酒中。面对月色和杯觥，李白呵一道剑气，就将生命画成了长虹。皇帝的诗兴来了，要他去理平韵角，他以酒沃面；皇帝的谕旨到了，要他去调响音律，他大醉酩酊。而一觉醒来，大笔一挥，便是婉丽精切，便是明艳逼人。杨玉环明眸皓齿，在曼曲与华章中翩跹起舞，以最妩媚的腰肢和最可人的笑容映对着不羁的才情。于是，唐玄宗在杨贵妃的笑容里大悦龙颜，他走下高贵的御座，亲自为李白调羹，亲自为李白奉膳；而此时的李白，不过是一个卑微的翰林待诏。

皇帝的心腹宦官最终震怒了，他们容不下这位狂放的酒徒，更容不下天才的诗情。当李白饮尽最后一樽御酒，在醉态朦胧中，让不长胡须的高力士为自己提靴，显宦的愠怒便达到高潮，谗言和危言一齐挤进皇帝的耳鼓。于是，君王震怒，曲高和寡的《白雪歌》和曲高和寡的诗人都被逐出宫廷，面对舞榭歌台，皇帝，又吟起他干瘪苍白的诗行。

而脱去“御用文人”的桎梏，李白找到了真正的自由。消逝于时空中的隐士谢灵运和严光，站在澄澈的溪流中心，热烈地召唤着李白的归来。宫廷没有了诗人不会寂寞；山水没有了诗人，就成了没有观照的陈设。李白烧毁浮华靡丽的诗稿，仅保留了高迈和俊逸，而这，已经足够张扬诗人的名字。在诗歌中取暖——白居易《赠元稹》赠元稹白居易自我从宦游，七年在长安。所得惟元君，乃知定交难。岂无山上苗，径寸无岁寒。岂无要津水，咫尺有波澜。之子异于是，久处誓不谖。无波古井水，有节秋竹竿。一为同心友，三及芳岁阑。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衡门相逢迎，不具带与冠。春风日高睡，秋月夜深看。不为同登科，不为同署官。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

诗歌的互答只消一杯酒就够了，而生命的互答则需要彼此心灵的澄澈和苦难的磨砺。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诗歌中，唱和之作占据了相当的分量。事实上，诗人们聚在一起彼此开题酬答，激扬文字，一直以来都是一道特有的文化风景。满腹经纶的文人们需要一个激发灵感的空间，更需要一个展示自己才能的舞台，而宴饮、离别、聚会恰恰能够提供这样一种氛围。在觥筹交错之中，一首首合辙押韵的诗和着酒香弥漫成沁人心脾的空气，飘散在中国历史的各个角落。在这其中，将这种风雅发挥到极致的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他曾将一干文人邀至一湾小溪旁，在溪水中置一酒壶，酒壶随波漂至谁处，谁便要即席赋诗，赋不出便要罚酒，谓之“曲水流觞”。在铮淙的溪流声里，诗人们洋溢着才气，挥洒着豪情，但同时，也充满了炫技的浮躁和“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虚无。

然而，在诸多的酬和之作中，我们还是发现了白居易和元稹。这两位唐代的著名诗人，像李白和杜甫经常被人们合称为“李杜”一样，他们在中国唐代诗歌史中，也以“元白”这样的命名矗立起一座高峰，二人互相赠答唱和的诗歌达千首之多，实为中国诗坛罕有的佳话。如果说李白杜甫在诗风、性格和人生际遇上有着太多的不同，那么白居易和元稹则相反，他们不仅在诗歌的创作风格上相近，同属一个流派，更有着相同的性格和命运。贞元十八年（802）冬，白居易和元稹同应吏部的考试，同时登科，又同授秘书省校书郎的官职。“同年”当然是白居易和元稹结交的前提，而更重要的是，性情相投才是二人义结金兰的基础。同在朝中为官，他们都不满自安史之乱后长安萎靡黑暗的政治风气，他们渴望施展自己的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然而，他们实在太孤独了，朝堂充斥着陈腐的气息，所有的人都醉卧其中，只有白居易和元稹是清醒的，而这种清醒所带来的只能是痛苦。“自我从宦游，七年在长安。所得唯元君，乃知定交难。”当两颗孤独的心在黑暗中相遇，友情也便注入了一份沉实而厚重的力量。

性格决定命运，磨难注定成为考验这对诗坛双生子友情的风刀霜剑。元和三年（808），元稹因不畏权势，招致执政者的忌恨，被贬为东川审察狱事，此后不久，由于其劾奏官吏，不徇私情，又在回长安途中与飞扬跋扈的出使宦官发生冲突，得罪当朝权贵，再次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白居易闻听此事，立刻联合友人三次上书营救，均未果。感伤之余，白居易赋诗二十首相赠，说：“意者欲供足下在途中讽读，且以遣时日，销忧懑，又有以张直气而扶壮心也。”而元稹在赴任路上，也将所思所感，写成十七首诗回赠给白居易。走在贬官路上的元稹心境难免凄凉，但我想他一定不会孤独，哪怕前方是荒郊野径，头顶是蔽日的阴霾。挚友的二十首诗此刻就是二十丛燃烧的火焰，它们不仅照亮前路，更照亮心灵。“元白”之交最让人感动的就是这一点，他们可以用诗歌相互取暖和照明。就在元稹经历人生起伏的同时，白居易的宦海生涯也开始出现波澜。元和六年（811），白居易母亲病逝，按照当时的官制，他必须辞官为母守孝三年，守孝期间，暂停俸禄，只能靠务农生活。然而，此时的白居易与元稹间并没有停止书信往来，相反，他们在这个时期的酬和诗却达到了一个高潮。在洋洋洒洒的诗篇中，我们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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