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4：帝国的昂扬精神(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杨照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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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4：帝国的昂扬精神试读：

钱穆（宾四）先生自学出身，没有学历，没有师承，很长一段时间在小学教书，然而他认真阅读并整理了古书中几乎所有春秋、战国时期的相关史料，写成了《先秦诸子系年》一书。钱穆之所以写这样一本考据大书，很重要的刺激来自名噪一时的《古史辨》。钱穆认为，以顾颉刚为首的这群学者“疑古太过”，他们带着先入为主的有色眼光看中国古代史料，处处寻觅伪造作假的痕迹，没有平心静气尽量客观地做好察考比对文献的基本功夫。功夫中的功夫、基本中的基本，是弄清楚这些被他们拿来“疑古辨伪”的材料究竟形成于什么时代。他们不愿做不能做，以致许多推论必定流于意气、草率。于是，钱穆便以一己之力从根做起，竟然达成将大部分史料精确排比到可以“编年”的成就。

很明显，《先秦诸子系年》的成就直接打击了《古史辨》的可信度。当时任职于燕京大学，在中国学术界意气风发引领风骚的顾颉刚读了《先秦诸子系年》，也立刻理解了钱穆的用意。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立刻推荐钱穆到广州中山大学教书，还邀请钱穆为《燕京学报》写稿。后来，钱穆没有去中山大学，倒是为《燕京学报》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钱穆说：“此文不啻特与颉刚诤议，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在燕京任教。”

这是个“民国传奇”。里面牵涉那个时代学者对于知识学问的热情执着，也牵涉那个时代学者的真正风范，还牵涉那个时代学院重视学识高于重视学历的开放氛围。没有学历的钱穆在那样的环境中，单靠学问就折服了潜在的论敌，得以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任教。

这个传奇还有后续。钱穆后来从燕京大学转往北大。“中国通史”是当时政府规定的大学历史系必修课，北大历史系惯常的做法，是让系里的每个老师轮流排课，将自己擅长的时代或领域浓缩在几堂课中教授，用这种方式来构成“中国通史”课程。换句话说，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通史”就是由古至今不同断代的中国历史接续起来的，顶多再加上一些跨时代的专史。

可是，被派去教授“中国通史”秦汉一段历史的钱穆，不同意这个做法。在课堂上，他公开地表达了质疑：不知道前面的老师说了什么，也不知道后面的老师要说什么，每个老师来给学生片段的知识，怎么可能让学生贯通地理解中国历史？学生被钱穆说服了，学生认为既然不合理就该要求改，系里也同意既然批评反对得有道理就该改。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精神。

怎么改？那就将“中国通史”整合起来，上学期由钱穆教，下学期则由系里的中古史大学者陈寅恪教。这样很好吧？问了钱穆，钱穆却说不好，而且明确表示，他希望自己一个人教，而且有把握可以自己一个人教。

这是何等狂傲的态度？本来只是个小学教员，靠顾颉刚提拔才破格到北大历史系任职的钱穆，竟然敢排挤数不清精通多少种语言、已经是中古史权威的大学者陈寅恪，自己一个人独揽教“中国通史”的工作。他凭什么？他有资格吗？

至少那个年代的北大历史系觉得钱穆有资格，故依从他的意思，让他自己一个人教“中国通史”。钱穆累积了在北大教“中国通史”的经验，后来在抗战中随西南联大避居昆明时，埋首写出了经典史著《国史大纲》。02

由《国史大纲》的内容及写法回推，我们可以明白钱穆坚持一个人教“中国通史”，以及北大历史系也让他教的理由。那不是他的狂傲，而是他对于什么是“通史”提出了当时系里其他人没想到的深刻认识。

用原来的方式教的，是“简化版中国历史”，不是“中国通史”。“中国通史”的关键，当然是在“通”字上，而这个“通”字显然来自太史公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司马迁的《史记》包纳了两千多年，如此漫长的时间中发生过那么多的事，对于一个史家最大的挑战，不在于如何收集两千多年来留下来的种种资料，而在于如何从庞大的资料中进行有意义的选择，即从中选择什么，又放弃什么。

关键在于“有意义”。只是将所有材料排比出来，呈现的势必是偶然的混乱。许多发生过的事，不巧没有留下记录；留下记录可供后世了解的，往往琐碎零散。更重要的是，这些偶然记录下来的人与事，彼此之间有什么关联呢？如果记录是偶然的，人与人、事与事之间也没有什么关联，那为什么要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

史家的根本职责就在于有意识地进行选择，并且排比、串联所选择的史料。最简单、最基本的串联是因果解释，从过去发生的事情中去挖掘、去探索“因为／所以”：前面有了这样的现象，以至于后来有了那样的发展；前面做了这样的决定，以至于后来有了那样的结果。排出“因为／所以”来，历史就不再是一堆混乱的现象与事件，人们阅读历史也就能够借此理解时间变化的法则，学习自然或人事因果的规律。“通古今之变”，就是要从规模上将历史的因果解释放到最大。之所以需要像《史记》那样从文明初始写到当今现实，是因为这是人类经验的最大值，也就提供了从过往经验中寻找出意义与智慧的最大可能性。我们能从古往今来的漫长时间中找出什么贯通原则或普遍主题呢？或者通过消化漫长时间中的种种记录，我们如何回答那些只有放在历史长河里才能回答的关键问题呢？

这是司马迁最早提出的“通古今之变”理想，应该也是钱穆先生坚持一个人从头到尾教“中国通史”的根本精神价值来源。“通史”之“通”在于建立一个有意义的观点，帮助学生、读者从中国历史中看出一些特殊的贯通变化。这是众多可能观点中的一个，它借由历史的叙述与分析能够尽量地表达清楚，因而也必然是“一家之言”。不一样的人研究历史会看到、突显不同的重点，提出不同的解释。如果是不同时代、不同主题就换不同的人从不同观点来讲，那么追求一贯“通古今之变”的理想与精神就无处着落了。03

这也是我明显不自量力一个人讲述、写作一部中国历史的勇气来源。我要说的，是我所见到的中国历史，从接近无穷多的历史材料中，有意识、有原则地选择出其中一部分，讲述如何认识中国历史的一个故事。我说的，只是众多中国历史可能说法中的一个，有我如此述说、如此建立“通古今之变”因果模式的道理。

一言以蔽之，这个道理是“重新认识”。通过学校教育、普遍阅读或大众传媒，一些读者对中国历史有了一些基本常识和刻板印象。我试图做的，是邀请这样的读者来“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来检验一下他们以为的中国历史和事实史料及史学研究所呈现的，有多大的差距。

在选择中国历史叙述重点时，我会优先考虑那些史料或史学研究上扎实可信，却和一般常识、刻板印象不相合甚至相违背的部分。这个立场所根据的，是过去百年来，“新史学”、西方史学诸方法被引进并运用到研究中国历史中所累积的丰富成果。但很奇怪也很不幸的是，这些精彩、有趣、突破性的历史知识与看法，却迟迟没有进入教育体系、没有进入一般人的历史常识中，以致21世纪的大部分人对中国历史的认识，竟然还依循一百多年前流通的传统说法。“重新认识”的一个目的，就是用这些新发现、新研究成果修正、挑战、取代传统或旧说法。“重新认识”的另一个目的，是回到“为什么学历史”的态度问题上，提供不同的思考。学历史到底在学什么？是学一大堆人名、地名、年代，背诵下来用于考试时答题？这样的历史知识一来在互联网上随时都能查得到，二来和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什么关联？还是学用现代想法改编的古装历史故事、历史戏剧？这样的历史，固然有现实联结，方便我们投射感情入戏，然而对于我们了解过去、体会不同时代的特殊性，有什么帮助呢？

在这套书中，我的一贯信念是学历史最重要的不是学What——历史上发生了什么，而是要探究How和Why——去了解这些事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没有What当然无从解释How和Why，历史不可能离开事实叙述只留存理论；然而历史也不可以、不应该只停留在事实叙述上。只叙述事实，不解释如何与为什么，无论将事实说得再怎么生动，也无助于我们从历史中认识人的行为多样性以及个体或集体行为的逻辑。

借由述说漫长的中国历史，借由同时探究历史中的如何与为什么，我希望一方面能帮助读者梳理、思考当下的文明、社会是如何形成的，一方面能让读者确切地感受到中国文明内在的多元样貌。在历史的发展中，中国绝对不是单一不变的，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文明曾经有过太多不一样的面貌。这些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种种面貌，加起来才是中国。在没有如实认识中国历史的丰富变化之前，先别将任何关于中国的看法及说法视为理所当然的。04

这是一套一边说中国历史，一边解释历史知识如何可能的书。我的用心是希望读者不要只是被动地接受这些信息，将其当作斩钉截铁的事实，而是能够在阅读中去好奇、去思考：我们怎么能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又如何去评断该相信什么、怀疑什么？历史知识的来历常常和历史本身同样曲折复杂，甚至更加曲折复杂。

这套书一共分成十三册，能够成书的最主要原因是台湾“敏隆讲堂”和“趋势讲堂”让我两度完整地讲授中国通史课程，每一次课程前后横跨五个年头。换句话说，从2007年第一讲算起，我花了超过十年的时间。在十年备课及授课过程中，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消化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的各种论文及专著，并努力吸收这些研究的发现与论点，尽量有机地编组进我的历史叙述与讨论中。明确地说，我将自己的角色设定为一个勤劳、忠实，不轻信、不妥协的二手研究整合者，而不是进入原始材料提出独特成果的人。只有放弃自己的原创研究冲动，虚心地站在前辈及同辈学者的庞大学术基础上，才有可能处理中国通史题材，才能找出一点点“通”的心得。

这套书有将近两百万字的篇幅，时间范围涵盖从新石器时代到辛亥革命。这样一套书，一定不可避免地夹杂了许多错误。我只是期望能够将单纯知识事实上的“硬伤”降到最低，至于论理与解释带有疑义的部分就当作“抛砖引玉”，请读者不吝提出指正意见，以将中国历史的认识推到更广且更深的境界。第一讲汉承秦制与西汉的确立01 视角不同，对历史的解释也会不同

我在台湾长大，在台湾受教育。在我接受教育的那个年代，中国历史是教育内容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小学里有社会课，其主要内容是历史与地理，且大部分内容是中国历史与中国地理。到了初中还是有历史课，在六个学期里，中国历史占了四个学期，西方历史或者说世界历史占了另外的两个学期。高中历史课维持和初中历史课一样的比例，也是中国历史占三分之二，西方历史占三分之一。这是我们的基础教育中历史教育，尤其是中国历史教育的概况。

大学，我读的是台湾大学历史系，第一年的必修课里又有中国通史，它在上下学期各占四个学分，这意味着在那一年里，我每个星期都要上四个小时的中国通史课。

上了大一之后，尤其是接受了历史学的专业训练之后，我开始有了比较强烈的知识自觉，也反省式地回顾了自己和中国历史之间的关系。整理后，我发现我学了四次中国历史，时间分别是在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而每一次的读法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即从开天辟地的神话，顺着时间轴下来一直学到现当代。还不仅如此，每一次学到的东西，都有很多重复的，前一次学过的，后面再学一次，只是学得越来越详细，但根本的学法并没有改变。

诚实地说，如此反思让我有点沮丧，也让我稍稍动摇了继续读历史系的信念。如果读历史就是这样，将同样的东西越读越仔细，在本来就知道的基础上不断地添加更多的细节，学的、说的都是以前的人已经知道的或被固定下来的知识，那它能有多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那它能有什么挑战，能有什么个人发挥的空间？这个人学的、说的历史，和那个人学的、说的历史，能有什么不同？

还好我坚持学了下去，这使我有机会进一步明白历史和历史学不仅是这样的。关于历史的新观念、新探求，让我们这一代可以不用遵守过去的那种方式进行历史研究，它们开拓出了越来越广的空间，等待着我们去探索、试验自己不一样的知识兴趣与技能等。

比如，从地底下挖掘出来的考古资料，帮助我们跳过了近四千年的时间，直接碰触到太史公司马迁都碰触不到的甲骨文，以认识商代的历史与文化。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代对商代历史与文化的认识，有机会超越过去近四千年里的所有活过的人，只要我们能找出方法读懂甲骨文，并从甲骨文里思索出更多、更完整的信息。

新史料带来开发新知识的可能，这很令人兴奋，也很容易理解。继续读历史后，另外一种没有这么直截了当，却同样让人感到振奋的新可能又冒出来了。那就是找到新的角度、新的架构重新解释史料，因而即使以旧的史料为素材，也能够刻画出很不一样的历史图景。

比如，有一种史观是唯物史观，它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作用，突显阶级斗争。对照之下，这突显出我们过去学习的中国历史，原来是如此以皇帝为中心的，是如此从认同皇帝统治权的立场出发的。在台湾地区，唯物史观被视为毒蛇猛兽，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它反而对我们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因为唯物史观可以帮我们摆脱既有的标准答案，将历史重新呈现为许许多多的，有待于我们运用智慧与本事一一解开的问题。

接触了禁忌的唯物史观，这给了那时的我们解放的自由，使我们从原先固定的思维模式中跳脱出来。过去，历史中被形容为“暴乱”的事件，在唯物史观里却成了“起义”。历史中被描述为正面、肯定的“平乱结果”，在唯物史观里则被写成了“起义不幸地遭到了镇压”。我们不一定接受唯物史观的说法，然而一旦有了唯物史观作为对照，那么原来的历史说法就不是唯一的说法，也就不是天经地义的说法。

这刺激我们在阅读任何史料时，都从原来的史料怎么写就怎么相信的态度，改变为存疑地先问：这是站在怎样的立场上记录下来的历史？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来看待如此的历史叙述或历史解释？

唯物史观带来的另一项重大影响，就在于它给我们揭示了不一样的历史学探究重点，即其从What（什么）转移到How（如何）和Why（为何）。唯物史观相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坚持要以经济基础解释上层建筑中的政治和文化等现象。也就是说，在唯物史观中，政治和文化等现象不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它们必须被放入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因果变化中进行理解。

举个简单的例子说明。

过去学历史，我们必定学到王羲之的书法成就极其大，这是重要的历史事实，且它也就仅止于历史事实。在唯物史观的分析框架中，王羲之的书法，其人其作，就被视为需要解释的现象。也就是说，只说只看王羲之有漂亮的行书书法，这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进一步地探问：为什么王羲之的书法艺术会在那个时代兴起，那时的书法艺术又为何会达到那样的高峰？等等。

这就牵涉魏晋时期的门阀世族社会，门阀世族身份背后的庄园经济，以及使庄园经济能够运作的阶级划分，相应的政治安排等。突然之间，王羲之的书法就不再是他个人的成就，而是豪门大族艺术的代表，它只能建立在庄园经济的剥削基础之上。不论同不同意这种说法，这种说法都打破了旧看法，也启发我们寻找对历史现象的不同看法与说法。

唯物史观强调生产的重要性，这就使我们看到了在中国承担生产工作的主要角色——农民。在传统历史里，我们很少看到农民。翻阅《资治通鉴》，我们会发现只有在几种情况下，农民才会被记录下来，其中包括荒年的时候、发生变乱的时候和改朝换代的时候等。从提供政治教训（“资治”）的角度看，也只有在这几种情况下，统治者才需要注意农民，并记录农民在做什么。

唯物史观，尤其是后来中国共产党建立起的历史意识认为，我们应该站在农民这边，且表现出对统治阶级的厌恶。我们不见得都接受这种历史叙述或历史解释。对我们来讲，比较重要的是，在将农民立场与传统的帝王立场相对照后，我们就知道自己不应该全盘照收这样或那样的历史叙述或历史解释，而必须有自己的历史立场。02 层出不穷的新史学方法

除了来自中国大陆的冲击之外，还有更大的动能从西方历史学的发展浪潮中，波涛汹涌地传来。比如，在艾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对马丁·路德的研究中，心理历史学的潮流产生了。即借鉴心理学中的精神分析对人的新认识，历史学试着用更复杂、更细腻的眼光看待历史人物。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所主张的“潜意识”概念，对历史研究者尤其有启发。如果人连本身都无法诚实地理解，勇敢地面对，那么人如何行动，如何思考，如何判断与描述自己的行为等，就更都有着复杂的机制。这样的机制不会只出现在现代人的身上，我们无法继续以简单、天真的方式看待历史人物，或把他们的表面说法当作事实。我们可以，而且有责任探测、挖掘出他们隐藏在深处的心理真相。

心理历史学，特别看重历史人物的成长过程及其与家庭的关系。按照弗洛伊德理论的指引，我们要从一个人的幼年和童年经历中寻找他不自觉，实际上却决定了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压抑的潜意识，以重新检视或解释他的功业或罪恶等。

于是，顺其自然地，家庭生活，或扩大来说，私人生活就进入了历史学家的视野。家庭事件，或者确切地说，关起门来在家中所发生的事，即过去不被认作历史研究领域的事，就进入了历史学家的视野。我们谈历史，谈的自然就是由一件件大事连接起来而构成的历史，而大事，不言而喻，指的就是在公共领域发生的，并且影响到许多人的事件。

在家庭生活等私人生活领域怎么可能有大事呢？

然而，新一代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都意识到：历史人物无论多伟大，也都是人，也都是从家庭生活等私人生活领域中成长起来的。不将他们的这些经历考虑进来，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地认识他们，而只能认识他们的表象，而这些表象常常是刻意美化、扭曲或说谎伪造的。

家庭生活等私人生活不仅塑造大人物，而且影响整个时代、整个社会的人，不一样的家庭生活或私人生活可能比不一样的政治制度，更直接、更有效地决定了某个时代、某个社会。从这个角度看，家庭生活等私人生活怎么能被排除在历史之外呢？

于是，以个人为对象的心理史学促进了集体心理史学的产生。集体心理史学刻画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集体心理机制。其中，最早做出突破性成绩的，是对暴力的研究。例如，作为社会的集体现象，暴力是如何产生的，如何运作的，又如何转化的？社会中怎么会有暴力呢？社会又怎么从暴力的状态中和平化呢？等等。

在过去的历史学看重的大事中，一定包括战争。战争是规模最庞大、破坏力也最大的集体暴力。

以前的历史学，通常简单地将战争视为少数领袖人物决策发动的，新的集体心理历史学却要追问：如果没有社会的集体暴力化，那么仅靠少数领袖人物的意志，哪有办法进行战争？战争所需要的一切组织与支持等，绝对是集体社会性的；不认真深入地看待其集体社会的属性，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地了解战争，更无从逼近地描述战争。

战争是怎么进行的？用今天的历史学眼光看，过去的历史记录中充满了战争，战争也是推动历史、改变历史的最主要的力量之一。虽然如此，但近乎荒唐地，我们很少具体地察知并理解任何一场战争是怎么进行的。而且，虽然战争牵涉太多太多的细节，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每一场战争都不一样，但被写进历史里，尤其是成为通俗的历史知识之后，这些战争就通通变成类似的“××战争”“××之役”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好。

东汉末期大乱时，有“黄巾贼”；清代太平天国之乱时，则有“长毛匪”。“黄巾”和“长毛”其实都是回应战争的需要而采取的措施。人类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战争，可不是双方各自穿好了制服后进行的。这边的人和那边的人，如何在战场上辨认敌我？这就必须有特别的辨识符号。在头上包“黄巾”，这是一种辨识的符号；将前后的头发都留长且散开，这是另一种辨识的符号。

而且，是以“长毛”来辨识还是以“黄巾”来辨识，显然会有很不一样的效果。因为“黄巾”可以很容易地摘下来，在战场上打败了，将“黄巾”一摘，“黄巾贼”就可以混在人群里逃走。相对而言，“长毛”就没有办法一下子剃掉，这也就意味着一旦战败，“长毛匪”就没有那么容易逃走。也因此，“长毛匪”彼此效忠团结的程度，一定会高于“黄巾贼”的。03 新史学观念改变我们对历史的认识

关心家庭结构与家庭活动的真实状况，关心私人领域的生活等，这产生了完全不同于原先仅着眼于“公共性”的历史，从而衍生出许多新的研究领域。

比如，教育史，不仅仅要看教育的内容，更试图重建教育的流程、方法与实际经验等。即要研究一个人以什么方式，经历了多久的教育，其间学到了什么，又形成了怎样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等。

又比如，“童年”也成了一个独立的新兴研究领域。在以前的历史中，不太会出现小孩，小孩能成就得了什么大事，值得被写入历史？然而，换以现代的眼光，我们看到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用不同的方式对待的小孩，长成了不同的人，他们如何思考，如何行动，这其实是受他们的童年制约的。

总体来说，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历史学在将历史的眼光不断地“缩小”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历史学也在原先鸟瞰式的宏观史学之外，衍生出了micro-history（微观史学）。

micro-history的开创性经典作品，包括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的《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The Cheese and the Worms：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等。它记录了16世纪，意大利的一个疯子磨坊主的生平和言行。这样的一个人，他终生住在意大利的乡间，也未曾有过任何的丰功伟绩；而且，他唯一留下来的，是其不正常的癫狂言行。这怎么会值得历史学家记录，并为之写一本研究著作呢？

金兹伯格颠覆了这样的传统主张，其著作让我们细致入微地了解了这个人的想法，并且从他被视为“不正常”的言行中，对照出当时的人所认定的“正常”。经由“不正常”，我们反而才能更清楚地看到，一般不会被检视的“正常”究竟是什么。

也有用类似的方法研究中世纪的圣愚（Holy Fool）传说的。

圣愚通常也是疯疯癫癫的人，他们做出一般人无法理解的行为，说些基本没有人能理解的语言。然而，在特定的宗教信仰背景下，人们相信，在上帝造的世界里，每一个现象应该都是有意义的。上帝为什么要在“正常”的人之外，造出这种疯疯癫癫的“不正常”的人？他们的言行，应该是上帝用来彰显某种特殊真理的手段吧？

于是，他们不可解的语言就被视为藏着神秘的符号的，他们不可解的行为就被视为藏着神奇的指示的。所以，因他们的“愚”，反而他们就被视为“圣”的代表了。

同样地，借由圣愚，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出一个社会的内在信仰，以及这些信仰的全面影响等。其中的重点，不在于他们的疯疯癫癫的言行，而在于一个社会如何对待类似的“脱轨”行为。这显示出，这个社会隐性的轨道究竟在哪里，又有哪些让人遵循轨道生活的力量，及其拥有多大的强制力等。

与微观史学相关的另一种历史学潮流，是history from the bottom（来自底层的历史）。

过去的历史看重大人物，如有着最高权力与地位的人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恺撒大帝、查理曼大帝、拿破仑（一世）等，不管他们是如何取得权力与地位的，当他们获得最高的之后，历史的舞台灯就自然而然地聚焦于他们的身上。但为什么是如此？

这些大人物的言行顶多只是历史的某种缩写，既然只是缩写，那么让我们通过他们的言行来认识的历史，就必然有一定的局限性。要更完整、更全面地认识历史，我们不能不关心底层的人，他们的言行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他们和大人物一样重要，甚至比大人物更重要。

与上述观念相关联的，还有另一种新的观念，即history of everyday life（日常生活史）。

过去的历史偏重记录非常事件，也就是记录重大的、特别的事情，即并非天天都会发生的事情，这样偏重的一个理由是，非常事件标示了变化，可以帮助我们追索变化的轨迹。然而，认真地回顾一下自己的生活现实就能明白，日常生活岂是如传统历史学假定的那样，是固定不变的呢？在没有非常事件冲击的情况下，日常生活也有内在的变化力量。我们也没有理由将这些排除在历史之外。

写日常生活，有一种特殊的新技法，那就是写小事件而不是写大事件。这里的小和大的差别主要在于，事件牵涉和影响的人数是少还是多。

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1928—）写了一本既叫好又叫座的书《马丁·盖尔归来》（Le Retour de Martin Guerre）。后来，它还被改编成由杰拉尔·德帕迪约（Gérard Depardieu）主演的电影。马丁·盖尔是16世纪的一位法国农民，他离开村庄去打仗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回来了。只是回来的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原来的马丁·盖尔，而是另一个人。但包括马丁·盖尔的太太在内的人，都宣称他就是马丁·盖尔。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假的马丁·盖尔的出现，给这个小小的村庄带来了什么样的骚动，这些村民，包括马丁·盖尔的太太，是如何应对这样一种状况的呢？他们为什么会接受假的马丁·盖尔，不仅让他住进原来真的马丁·盖尔的家中，还把他看作真的马丁·盖尔？

探索这一连串的问题，我们就碰触到那个时代、那个地区特殊的家庭、生产、教会、风俗等的状况，这些交织出一幅复杂而令人意外的历史图景。小事件，虽顶多影响几十或上百人，却如同浮雕般突显出16世纪法国乡村的日常生活景象。

还有更具历史学理论野心的法国年鉴学派，他们要彻底改造历史学中的时间观。

以大人物、大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带着单一、短暂的时间尺度。比如，滑铁卢战役一共打了两天，我们很容易认为在那两天中，欧洲的历史就改变了。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提醒我们：历史不该只在这样的时间层次上运作。

滑铁卢战役的背后有拿破仑一世建构起帝国的几十年过程等。在拿破仑一世崛起的事件背后，又有欧洲王权与政治制度在一两百年间的转变等。在欧洲王权转变的背后，又有几百年的欧洲封建社会等。在欧洲封建社会的背后呢？又有变化更缓慢的欧洲土地制度、经济活动和生产模式等。在这背后呢？还有以几千年甚至几万年为尺度的地理变化等。

从地理的时间尺度，到战役的时间尺度等，一层一层加起来，才能构成全幅的历史尺度。所以，我们不仅不该停留，只看其中一层，还要从一层层不同的时间以及空间尺度的互动、影响中，挖掘出新的、更有效的历史叙述与历史解释。04 新眼光发现更加丰富的中国历史

历史学眼光的大范围扩张，正是我们今天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基础。除了发现新史料之外，用新眼光看待旧史料，也可以耕耘出许多丰富的历史认识。

比如，孔府档案，这可不是什么从地底下挖出来的新东西。它从16世纪起就存在于山东曲阜的衍圣公府中。衍圣公府又称孔府，是历代朝廷提供给孔子的后裔长期居住的地方，它具有国家机构的性质，因而保留了庞大的文献记录。从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它保存了四百多年中上万卷的档案。

虽然算国家机构，然而孔府最重要的活动，是这一家人的生活。孔府档案，是一份横跨四百多年的大家族居家生活的流水账。在相关的仪式、人事记录之外，孔府档案里有大批关于柴米油盐的资料。小到一块豆腐多少钱，大到修一根梁的木工要价多少等，都被记在里面。

以前，没有人会认为这样的流水账是历史，或它有任何历史研究的意义。然而，在新眼光的发现下，孔府档案可是个历史大宝库。仅是考察其中四百多年来豆腐价格的变化，就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极其难得的生活物价的变化基准。而且，它鲜活地显示了四百多年来中国上层家庭的生活所需，这绝对是无法在任何正史中找得到的精彩资料。我们也能够借以重建出一套日常生活史的样貌。

值得用新眼光彻底重新检视的，还包括众多的笔记小说。中国笔记小说源远流长，《汉书·艺文志》就将诸子分为“九流十家”，其中排在最后的一家，就是小说家。由此可见，稗官野史和笔记小说开始的时间都很早，但在过去，这些一直被视为不重要的末流。因为小说家记录的，是琐碎的事物，而这些是无关宏观政治的，也无关道德伦理的。所以，它们不被看重。

但从新的眼光看，有关宏观政治、伦理道德的论述，往往一脉相承，且几百年都没有太大的变动，反而在琐碎的事物中，我们才更能察知中国社会的转变。

笔记小说带有游戏的性质，因而它们不太会集中记录同样的领域或同样的事情；它们涵盖的范围，也就比文人正式记录的文献的广得多。正因为它们这里写一件，那里记一段，没有特别的计划，我们反而得以碰触到社会上的不同层面。

笔记小说之中尤其无用、游戏性质更高、过去更不受重视的，有像《笑林广记》那样的笑话书，也有像《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那样的鬼故事集等，但在现在，我们看来，那真是关于社会集体价值观念的大宝库。

笑话必然对应主流价值的观念，挑衅、打破主流价值的，才会被视为好笑的。分析笑话之所以成为笑话，这就能让我们对那时社会的集体价值观念有更清楚的认识。鬼故事则反映了那时的人关于生死的种种想象，即除了活人的世界之外，另外有怎样的平行世界存在等。而且，鬼故事中多有因果报应的情节，这也鲜活地展现出那时的是非评断与罪罚关联的模式等。

将这些东西都加进来，我们看到的中国历史当然就比以前的更多元了。中国历史不是同构性的单线发展。在相对稳定、雷同的朝代政治、伦理观念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完全不一样的人的生活曾经存在过。我们可以从过去被忽略的材料中，运用新的历史学技能，将这些多元的内容找出来，以重新认识更丰富的中国历史。05 朝代史模式无助于理解秦汉之际

传统认识中国历史的方式，且最为根深蒂固的模式，是朝代史模式——以朝代为单位看待中国历史。朝代史模式必定倾向于强调改朝换代的变化，突出朝代与朝代之间的差异。

这样的偏向，在处理秦汉之际时，也就是，将秦、汉视为两个很不一样的朝代，并形成强烈的对比，会产生特别的问题。比如，秦朝只存在了十五年；而汉有前后两段，即使中间一度被王莽的新朝隔断，也都各自有两百年左右的长度。再比如，为什么这两个朝代持续的时间会差这么多？因为一个施行暴政，一个施行仁政；一个是以法家立本的，一个则是以儒家为根基的。等等。

然而，从这种角度看秦汉之际，即从秦末大乱到西汉建立，再到汉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即位前的汉初这段历史，就会错失重点。这种视野让我们看不到从秦到汉的延续和相似之处，或者说得更明确些，让我们看不到西汉一朝继承秦朝的部分，以及其来不及改变，或不愿意改变的秦朝的部分。

秦汉之际的关键在于项羽兵败垓下，汉王刘邦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然而，当时的一个巨大的问题并没有被解决，那就是接下来的国家体制该如何安排？它是要回归秦统一之前的诸侯列国情势，还是要维持秦统一之后的郡县帝国制？

在这点上，刘邦要感谢项羽，也要感谢自己身边的几位头脑清楚的谋士。作为楚国的贵族之后，项羽始终选择回到他所出身的那种诸侯列国的环境中。他不想当皇帝，只想当类似于春秋时期的“霸”，即在列国诸王之间可以威吓大家、仲裁事务的共主。对实际的统治工作，项羽没有兴趣，也没有耐心去做，他宁可将之分配给各地的诸侯列国负责。

项羽的遭遇显示了这条复古之路有很多阻力。比如，要怎么分封，分封给谁等，这些都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有分封，就很难没有不平，更难没有争夺。分封后，诸侯列国各拥军队，各领各自国中的经济收益，彼此更很难不打仗。仗真的打得太久了，如果换一个新的领袖，非但无法解决战争的问题，还埋下了战乱再起的祸患，那么人们受不了，也绝对不愿意支持。

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刘邦也不得不诉诸封王的手段，以拉拢各方的反楚势力，形成联盟。然而，他及其身边的谋士，鉴于项羽的情况，其实早已对列国分封制度心存警惕。

楚汉相争中兵力最盛的，除了刘邦自己率领的军队之外，还有韩信、彭越和黥布三方的。打败项羽之后，刘邦首先将韩信改封为楚王派到南边，另外将彭越封为梁王，将黥布则封为淮南王。

这样的做法当然有酬庸功臣的用意，但还有其他战略上的考虑。即一是将势力最大的韩信调离其原来的齐地，让他坐镇处理项羽原来的地盘。二是，让彭越在北，黥布在西，接邻韩信。如此安排的用意非常明显：一方面，如果楚地有乱，那他们可以协助韩信；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就近牵制韩信。

另外，在与项羽相持时，刘邦争取到了几个原本是项羽阵营的王，反过来支持他。这几个人，他不能动他们，而且必须封他们为王。他们是赵王张敖，燕王臧荼，北方的韩王信，以及地处偏僻的长沙王吴芮。

这就是西汉初建时的基本态势，即有这几个分封的诸侯，在他们的势力之外，才是以长安为中心，以郡县制管理的帝国范围。表面上看起来，西汉依然保留着分封的列国诸侯，不过，这时的列国诸侯存在的理由已经和周朝封建的很不一样了。

刘邦打败项羽后，做了一项安排，他让前面所说的这七个王，联名推他当皇帝。经过了仪式性的推让后，刘邦即皇帝位。于是，他的政治身份，就和项羽及更前面的秦始皇的都不一样了。

项羽没有称帝，虽然他自称西楚霸王，但从制度上看，他和其他诸王是同等级的。与项羽相比，由七个王联合推拱当上皇帝的刘邦就不一样，他不仅是皇帝，而且他是经过这七个王公开承认的，他的地位高于他们的。刘邦和秦始皇也不一样，秦始皇是在灭掉了诸侯列国后当上皇帝的，刘邦却是在诸侯列国支持和推举后当上皇帝的。06 刘邦收拾诸侯列国（上）

然而，这样的新局面并没有维持太久。公元前202年的七月，这七个王共推刘邦当皇帝，不到半年后，即在当年的十月，燕王臧荼就反了。臧荼和张敖、韩王信都是在秦末和刘邦一样起兵的，后来由项羽封王的。因为在很长的时间中，他们和刘邦都是平起平坐的，并不是上下从属的关系，所以他们很难一下子就接受刘邦变成了高高在上的皇帝。

臧荼反，并没有造成太大的破坏。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反得太早了，大家所带领的部队都还没有被解散，很容易就能被调动起来对付他。还有一个原因是刘邦对此早有制度上的防备。

汉初，除了有王之外，还有侯，封建的公侯伯子男层级简化为王侯二级制。侯也有封国领地，但侯和王不一样，基本上侯是不“就国”的。也就是说，侯虽然有一块在名义上属于他的封地，他人却留在朝廷所在的洛阳或长安，继续服务于朝廷，而不会搬到分封的属地上进行实质的治理工作。

什么样的人会被封为侯呢？他们基本上是一群长期跟随刘邦的功臣和部将，是刘邦的自己人。臧荼反时，这群人虽得了侯的头衔与赏赐，但人都还在长安，他们可以很快为刘邦定策，并分头带兵出击。这好像是楚汉相争状况的延续。只是臧荼势孤力单，面对这个连项羽都打败了的阵容，他占不到任何的便宜。

刘邦亲自率领卢绾、宣虎、刘到、魏鸱、程黑、昭涉掉尾、季必等一大群战将，很快地就击灭了臧荼。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原来担任太尉的长安侯卢绾的功劳最大，所以战后，他就被拔擢为王，继臧荼担任燕王。如此一来，刘邦就少了一个从项羽那里接收过来的势力，而多了一个自己人去掌控北方地区。

燕王臧荼的问题解决后没多久，楚王韩信就有状况了。从齐王被改封为楚王，韩信的责任最为艰难，因为他要负责镇压项羽的旧势力，也就是反秦源头的主要势力。在这样的位子上，担负这样的责任，韩信恐怕很难不跟项羽的旧部有所接触吧？于是，就有人向刘邦密报，说韩信勾搭项羽的旧部，心怀不轨。的确是有一个项羽的老部将钟离昧，他为了逃避被追究的责任，跑去投靠了韩信。韩信接受钟离昧这件事，就成了刘邦决定拔除韩信的导火线。

刘邦正式即帝位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01年，按照陈平制定的计谋，刘邦借口巡察项羽的故乡，命令各封国之王都到楚国的西界上来见他。韩信知道了此事，觉得事有蹊跷，感觉刘邦是冲着他来问罪的。那自己该怎么办才好，是去还是不去？如果去，要不要带兵去？如果不带兵去，那会不会就回不来了？如果这样就发兵，那会不会误会了刘邦，而就彻底回不了头，成了叛将了？

韩信身边的人建议：“杀了钟离昧吧！带着钟离昧的头去见刘邦，他就没有理由怪罪你了。”韩信听从了这个建议，但一见到刘邦，韩信立即就被抓了。刘邦还是要追究他的不忠之心，最后，将他降级为淮阴侯。这一地位与之前的地位最关键的差别在于，韩信实际上没有自己的地盘了。

与此同时，刘邦将阳夏侯陈豨派到北方的边境监军。陈豨和韩信素来有交情，他也担心自己的地位与状况。所以在出发前，他便去跟韩信密谋，并商定等他到了北方，两人里外一起合作起事。

陈豨到了北方后，就自称代王，明确地不奉刘邦的号令了。此事非同小可，刘邦迅速地决定领兵亲征。韩信就在等这个时机，他就要趁刘邦不在时反叛。然而，陈豨和韩信的密谋消息被走漏了。于是，萧何就让留守的吕后以刘邦的名义，假造诏令宣布，陈豨之事已被快速地平定，皇帝凯旋，要大家入朝庆功。

收到诏令，韩信当然吓了一跳，他以为自己还没有来得及举事，陈豨就已经完蛋了。他一时不可能有任何的作为，就沮丧地入宫。结果，他一进去就被捕，随即被杀。当年拔举他，让他得封为大将的，是萧何；最终设计结束他的人生的，也是萧何。此就是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陈豨原本是指望韩信扰乱刘邦的军事行动的。一看韩信这么容易就被收拾了，他也不敢面对刘邦的大军了，所以他就由代往北逃，要去投靠匈奴。后来，他还是被周勃抓住，被杀了。07 刘邦收拾诸侯列国（下）

接下来的连锁反应，是韩王信也主动和匈奴联系，并引领匈奴犯边。刘邦再度亲自领军北上，将匈奴和韩王信的联合势力打败了，韩王信别无选择，只好随匈奴亡命北方了。

之前，刘邦讨伐陈豨时，曾下令调用梁王彭越的军队。彭越把军队派去了，自己却没有一起参与行动。于是，刘邦一班师，就向彭越问罪。彭越的部将扈辄就劝彭越：“既然我们已经得罪刘邦，那索性就发兵反了吧！”彭越没有接受扈辄的意见，而奉诏表示谢罪。

但过了不久，梁国的一个太仆跑到长安，向朝廷告发，说扈辄劝梁王反。为此，彭越还是被抓了，经过审讯，朝廷认定他“反形已具”。本来，他该杀，但朝廷念在他和刘邦一起打天下的分上，改“赦以为庶人，传处蜀青衣”（《史记·魏豹彭越列传》），即把他贬为庶人，流放到蜀地。

彭越在被流放到蜀地的路途中，正好遇见由长安去洛阳的吕后。彭越以多年的患难老交情向吕后哭诉，请求朝廷至少让他能回到故乡昌邑，不要远徙到蜀地。吕后答应相助，并带着彭越到了洛阳。此时刘邦也在洛阳，吕后便对刘邦说：“彭王壮士。”意思是，彭越是个有能力的人啊！然后呢？“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意思是：“你把这样的人放逐到蜀地，这是给自己遗留祸患，不如干脆杀了他！”

彭越好惨！他不求情还好，求情求到了更冷酷的吕后，反而连命都保不住了。而且，本来说的是贬为庶人，现在要改成诛杀，这需要理由。于是，朝廷便给彭越加了更严重的叛国罪，这弄得他不仅身死，还被“夷三族”，而且其尸体被“醢”，即被剁成肉酱，然后被分送给诸王侯。

其中的部分肉酱被送到黥布的手中时，他当然知道情势不妙。韩信、彭越、黥布三人，是帮刘邦打天下时最重要的三名大将，现在韩信没了，彭越也没了，只剩下黥布一个人。黥布不会笨到以为自己可以没事，但他忍隐着等待机会。他要等的最好时机，是刘邦去世时。他派去打探的人传回消息，说刘邦卧病在床，黥布决定视刘邦的病况再做定夺。

然而，就在这段时间里，黥布的属下中大夫贲赫，因曾经与黥布的妃子有染的事情被发现了，而赶紧逃到长安，密报黥布要反。刘邦真的是卧病在床，他便派太子刘盈带兵去处理。听说刘邦的命令后，吕后立即来到他的病榻前，强硬地对他说：“黥布是何等人，只有你才对付得了他，派太子去解决不了问题的。”结果，刘邦从病中勉强起身，亲自带兵征伐黥布，并打败了黥布。而黥布的残部只剩百余人，且逃向江南。最后，他死在番阳（今属江西）。

另外一个插曲发生在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也就是刘邦正式称帝的第三年。刘邦巡行到赵时，对赵王张敖很没礼貌，“箕踞骂詈”。赵王的手下贯高和赵午愤愤不平，他们气得想把刘邦杀了。张敖阻止了他们。

之后一年，韩王信反，刘邦带兵出征。刘邦凯旋又经过赵时，贯高和赵午还是很想杀了他，却找不到机会下手。到了汉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贯高的仇人到长安密告揭发此事。于是，张敖、贯高、赵午都被抓了。

贯高被捕后，将杀刘邦之事一人承担，他一口咬定这和张敖无关，甚至到“榜笞数千，刺爇，身无完者”的地步，才“终不复言”（《汉书·张耳陈馀传》）。如此才勉强保住了张敖不死。但其赵王的地位和封国还是被剥夺了，他也被降级为宣平侯。08 汉文帝、汉景帝继续收拾诸侯列国

到汉高祖刘邦去世前，原先的七个封国，只有长沙王吴芮的封国还在，其他的全都被剥夺了。异姓王都一一被收拾了之后，只剩下刘邦的子孙能被封王了。在刘邦的病榻前，大家达成了共识，并制定了明确的政策，那就是“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到此，周朝封建的政治设计完全结束了，它被改成了一家一姓独享至高的、集中权力的皇权制度。

秦始皇废除列国，建立帝国；项羽却一度恢复列国，或者说他以恢复列国的方式来处理秦末的乱局。事实证明，列国恢复不了，也维持不了。刘邦的关键贡献不仅在于他建立了西汉，更在于他几经波折，确立了新的皇帝制。他的历史地位就此被奠定。

从公元前202年正式即位，到公元前194年去世，这八年，表面上看是刘邦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他从一个乡下的小亭长，登上了天下至高的帝位；但向深处看，这恐怕是其人生中最辛苦的几年。他并没有因为当了皇帝就高卧享受，而是不断地带兵出征，无役不与，连病倒在床上时都逃不了出征的责任。

而且，这些仗，其实比对抗项羽的还难打。

虽然后世将那段历史称作楚汉相争，但事实上那是混乱的局面，其中，各方势力彼此角逐，很多战争、很多变化不是和刘邦直接相关的。他不需要，也不可能参与每一场战事。

刘邦当了皇帝之后，情况却与之不同。因为他进行的每一场战争所针对的，都是自己封的王侯，都是一起打天下的战友或盟友，也都是一时之枭雄。只有刘邦自己有办法对付这些人，这些人的军事行动，也大都明确地是冲着他来的，也大都是挑战、威胁他的皇帝地位的。

按照吕后的要求，刘邦在去世前留给了儿子汉惠帝（公元前194—前188年在位）一个相对安全的局面。西汉不仅基本上没有了异姓王，而且建立起了异姓不得为王的政治规则。王之下的侯，因为是依据战功分封的，在帝国和平，不再经常打仗时，侯也越来越少了。旧式的封建威胁看起来是收拾完毕了。

吕后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处理韩信，是她主持下手的。诛杀彭越，也是她主导的。刘邦死后没几年，继位的汉惠帝在22岁时也死了。于是，从公元前188年到公元前180年，吕后获得了实际的统治权。在那几年间，她主导将多位吕姓的兄弟宗亲封王。刘氏的帝国一度看起来被转变成了吕氏的帝国了。

然而，吕后一去世，曾经参与打天下建国的周勃，抬出刘邦死前建立的政策“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一下子就毁掉了吕氏帝国的合法性。吕氏借由封王据位来夺权的情况被快速地瓦解了。换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让我们看出，封建列国分土分权的旧方式，真的是无法恢复了。

西汉的政权重新回到刘氏家族的手中，远在北方边境上的代王刘恒被迎回长安，他即位为汉文帝（公元前180—前157年在位）。因为汉文帝是意外即位的，他在宫中、在中央没有长期培植的坚固势力，所以他要坐稳皇帝的位子，不得不依赖其他的刘姓兄弟和宗亲。

于是，刘姓王国的势力一度坐大。情况最严重时，汉帝国总共有五十四个郡，其中多达三十九个郡都不在中央朝廷的控制之中，它们都落入刘姓诸王的手里。正式登记的帝国人口总数是一千三百多万，其中有近八百五十万属于地方王国。

面对这样的现实，一位洛阳少年写了一篇《治安策》呈给汉文帝，他就是贾谊。《治安策》谋划长治久安，它反复陈述、认定的，长治久安的最大忧虑，便是地方王国的力量坐大。

贾谊清楚地知道，诸王的权力扩张到这种程度后，朝廷不能用强硬的手段在短时间内予以收夺。所以，他也现实地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即他建议皇帝干脆多分封一些王，尤其是在同一个封国内的地盘上多分封几个王。这样，每个王能掌握的资源就变少了，个别的力量也就变小了，个别产生的威胁也就降低了；而且，他们彼此间要联合行动的难度也相对地增加了。

贾谊的建议，汉文帝无法采纳。但在汉景帝（公元前157—前141年在位）即位后，汉景帝身边的晁错接续了和贾谊一样的思考，他认定诸王国的势力太大，这已经对皇帝严重不利了。而晁错没有贾谊那么有手段，他直接诉诸“削藩”的做法，即找出各种理由将地方王国的封地等势力予以削减。如此明确地影响诸王国的利益的做法，很快就刺激了反弹。以吴王刘濞为首，几个强藩联合起来，他们以讨伐晁错为名，与朝廷兵戎相向。七国之乱爆发。

七国之乱来势汹汹，这最终使汉景帝被迫杀了晁错。但即使晁错死了，乱事还是未平，最后是诉诸硬碰硬的军事冲突。在周亚夫的带领下，长安的军队打败了诸王国的联合势力。

七国之乱解决了，这同时为汉景帝提供了一个重新改造诸王国的好机会。因此，一方面，他采用贾谊建议的方式，多封“诸侯”。即如果一个王有好几个儿子，那在他死后，朝廷就将其王国平分给他的众儿子，且将其每个儿子都封为王。这样，每个王的势力就比原来的小了很多。另一方面，他则将治国的责任和权力从王的身上，转移到相的身上。即王是地方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然而实际的统治工作，是由中央朝廷派来的相主掌的。

诸王国原本各有自己的朝廷，他们对各自朝廷的原先的安排，基本上都是模仿中央朝廷的。中央有相国，诸王国也有相国；中央有御史大夫，诸王国也有御史大夫。七国之乱后，中央朝廷下令省易官职，这就是强迫诸王国朝廷降等，即它们不能和中央朝廷一样。从此之后，诸王国只能有相，而没有相国，也没有御史大夫等。而且“天子为置吏”，即王不能自己选任相，相是由中央朝廷统一派遣的。还有，诸王国朝廷的用人权力，握在相的手中，而相对皇帝负责。

名义上，汉景帝之后还是有王有侯；实际上，王逐渐地就失去了统治地方的权力。王变得和侯一样，只是朝廷封赠的象征性地位。虽然王的地位高一些，他们也可以部分地享有封地的收益，但其不能再碰触实质的统治权了。

这样，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建设，从汉高祖时就确立下来的帝国制度，才一步步地摆脱了过去封建制的遗留、纠缠，而真正地完整成熟了。这就是汉武帝即位时，所继承、所统领的帝国政治局势。09 与民休息和“汉兴七十年”

一路看下来，最令人惊讶的，仍然还是封建诸侯列国制度的强大延续力。远从春秋时期，封建列国就已经开始没落、变质，经过几百年的战乱，秦始皇以强大的意志力，找到了完全不同的政治解决方法，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帝国。封建列国仍死而未僵，并以各种形式在汉初反复登场。西汉统治者又费了六七十年的时间，才将中央集权的帝国彻底确立。

封建诸侯列国制度之所以如此强大，关键就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制度。除此之外，封建牵涉最基本的亲族组织安排，这不仅构成了社会的伦理基底，而且连带地产生了一套复杂而丰富的教育内容。以此为重点的教育保障了一套长远而坚实的传统。这里面有信仰、价值观、仪式、日常生活的规范，以及从出生到死亡的种种安排等。如果仅仅在政治上做出调整改变，那是无法轻易地动摇这么庞杂的一套系统的。

相对地，这一时期是新的政治体系要找到方法，与原来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共存和互动的时期。

列国时代结束了，广土众民都归单一的中央朝廷管控。这绝对不会是件容易的事。如何建立一个能够治理广土众民的中央朝廷，不是秦始皇单凭超人的意志力，再加上原来秦国法家的经验能做得到的。这是另一个使分封治理观念得以死而不僵的原因。在当时人的记忆与理解中，他们无法想象如果不分封，那么广的土地，那么多的人口，应该如何通通集中于单一的中央朝廷，并由它进行管理。《史记》在行文中有“汉兴已六十余岁”（多次），“汉兴七十余年”的说法，这是太史公认定的重要的历史断代时间。从汉高祖建国到汉武帝即位这段时间，是西汉初成立，摸索着将帝国的制度逐步完善的时间。这段时间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落实“从列国到帝国”的细节转型。结果，这不仅使帝国出现了，还使其取得了可大可久的统治条件。

传统历史上将这段时期的统治，尤其是汉文帝、汉景帝在位时的统治形容为“无为而治”，即国家好像没发生什么大事，两位皇帝的政策也都是不大作为的，与民休息的。

文景之时，西汉一朝的朝政上，最强大的主流观念是黄老之学。黄老之学提倡无为，反对具有强大的野心、不断地作为的统治方式，这是事实。不过，在这层事实之下，我们应该小心，即不要过度地阐释无为的意义，以为这两个皇帝真的什么都没有做，帝国就这样维系下来了。其原因如下。

首先，无为能发挥正面的作用，其背景是秦朝过度有为的惨痛教训。秦朝时，严刑峻法造出了一个刑徒社会，刑徒提供的免费劳动力，驱使朝廷到处“有为”，进而使其进入一种“过动”的、无法停歇的疯狂状态。人们受不了这种疯狂的“有为”带来的破坏与痛苦，愤而不惜性命推翻秦朝的统治。

无为指的是明确地反对原先秦朝的“有为”，即不再兴建各种大型的工程，不再随便运用大规模的民力，以让社会有机会从“过动”中缓解出来，恢复正常。在这一点上，无为有效地应对了秦朝造成的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结果。

其次，汉初政治上，黄老之学抬头的一个可能的因素，是留侯张良。汉帝国成立之后，张良就“学辟谷，道引轻身”（《史记·留侯世家》），他不仅从权力场上退后一步，也不在第一线上牵涉所有复杂的斗争。不过，显然张良仍然和刘邦、吕后保持着相当亲近的关系。比如，当刘邦抱病出征，处理黥布的反乱时，留守的太子就是由张良负责辅佐的。

刘邦最欣赏的儿子，不是后来即位的汉惠帝刘盈。刘邦一度曾想换掉太子刘盈，改立由戚夫人所生的赵王如意。反对换太子最着力的，当然是太子的生母吕后。吕后因此忌恨戚夫人，后来，她以极其残酷的手段残害了戚夫人，并留下了恐怖的“人彘”的故事。不过在维系太子一事上，最有影响的，还不在于吕后，而在于汉高祖身边的功臣。或许也就是吕后，成功地说服了这些功臣强烈地反对换太子。《史记》鲜活地记录了周昌在刘邦面前强争的画面。周昌口吃，平常不太说话，他却为了换太子一事，对刘邦说：“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以为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其中两度出现的“期期”，就是模仿他虽口吃，却急着要把话挤出来的声音。后来，这就留下了“期期以为不可”这个成语。

其实，让太子没有被换掉的最关键的原因，应该还在于张良的态度。《史记·留侯世家》描述“商山四皓”出面支持刘盈当太子。这四个年纪很大的老人家，分别叫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他们连名字都不像一般人的。他们的名气很大，长相是“须眉皓白，衣冠甚伟”。刘邦听说过，却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所以对他们竟然出现在刘盈的宴席上，他感到很意外。

刘邦问他们：“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意思是：“奇怪了，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们都不愿意来见我，今天怎么会出现在我的儿子这里？”商山四皓就说了一番褒扬太子的话：“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他们如此称赞、标举刘盈。刘邦因此不敢轻视他？

这个故事被写在《史记·留侯世家》中，这可以明显地看出商山四皓虽然刘邦请不动，却和张良保持着很好的关系。还有，刘邦听了商山四皓的褒扬说法后的反应是：“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这句话的重点在于羽翼已成，即意味着刘盈已经有了自己的势力了，他不再是孤身一个人，也就不再是刘邦想换就可以换掉的。

读《史记》，我们就知道，刘邦是何等精明的，且不讲究形式和礼貌的人，他怎么可能被四个白头发、白胡子的老人家唬住呢？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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