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涂晓艳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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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与国家安全试读：
前言
2014年2月，西非国家暴发埃博拉疫情，随后在几内亚、利比里亚、马里、塞拉利昂、西班牙和美国扩散。疫情对人的生命构成严重威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11月5日的报告，“截止到11月2日，以上六个受感染国家和两个先前受感染国家（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累计出现埃博拉确诊、疑似和可能感染病例13042例，其中4818人死[1]亡”。国际社会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中国和美国疾病防控中心，欧洲、非洲联盟委员会以及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和无国界医生组织等都积极参与到疫情控制工作中。
人们对埃博拉病毒并不陌生，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发现了这种罕见病毒的存在，但我们知道它仅仅是威胁人类健康的传染病之一。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各种传染病始终伴随左右。过去与现在相同，传染病问题对社会、经济等造成严重破坏的例子并不少见，甚至对国家、人类造成致命打击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但不同的是，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注重国际合作治理传染病问题，因为在全球化的影响之下，任何一个国家暴发严重的传染病问题都可能会危及世界上其他国家人民的健康与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受到传染病威胁最早可以追溯到开始于公元前431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但直到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关系学界才开始关注传染病问题，并且只是作为“低级政治”被提出。虽然从认识上提高了，但离有效解决现实问题还有一段距离。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Jr.）曾把世界政治比喻为一盘三维棋局，“上层棋盘是军事较量，中层是经济角逐，下层是跨国议题（恐怖主义、气候变[2]化、疾病传播等）”，要想赢得这盘棋，只重视三维棋局中的一个棋局是不行的。如三维棋局一样，国家安全的保障并不能仅仅靠军事实力或者经济发展，安全威胁来源变得更加多样化，比如传染病的暴发与流行。因此，传染病问题不应该成为国家安全研究忽视的问题或者是只限于学术界讨论的议题，而是需要被切实纳入国家安全政策层面。国际政治学科成立时间相比传染病问题出现的时间要晚，但这并不能成为国家安全研究忽视传染病问题的理由，因为自17世纪三十年战争结束，民族国家获得认同后，国家安全实际上就与主权国家息息相关。国际关系学者在研究国际关系历史问题时，忽视传染病这部分要归因于受传统国际关系研究议题所限，国际关系研究针对的大多是与领土、军事等有关的硬性政治问题。但新时期，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新问题也随之出现，这就需要我们从意识层面打破传统思维模式和研究范式，重新思考传染病问题与国家安全的联系。
如女性在男权统治下的世界中长期处在国际关系领域之外，成为“隐形人”一样的存在，传染病在“硬性政治”主导下也长期处在国际关系领域的边缘地位，成为“隐形威胁”。这种情况在国外学术界正在发生转变，从研究规模上看，国外在20世纪初仅有个别国际关系学者关注传染病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发展到21世纪初，尤其是美国发生“9·11”事件后，人们出于对生物恐怖主义的担心，有关传染病问题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但从实际治理上看，还需要国际社会更多的努力。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资源、资金、信息以及医疗条件等各方面与发达国家都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传染病高发的非洲地区，因此在控制传染病问题方面如何切实照顾到发展中国家也成为一个问题。相较而言，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传染病问题研究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发展空间，虽然2003年“非典”在中国的暴发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但遗憾的是，从研究成果的发展来看，传染病问题只被看作一个热点问题，疾病过后缺乏持续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本书正是基于上述种种思考，从历史视角出发，使传染病问题和国家安全两个原本不同的学科进行“联姻”。根据国家安全的形成与演变，分析并梳理传染病问题对不同时期国家安全内容所构成的威胁。一方面希望能通过传染病威胁国家安全的过程使人们提高对传染病问题的认识，以期建立更有效的预警和国际合作机制；另一方面，也希望笔者对传染病问题与国家安全的阐述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在今后能对该问题有更深一步的研究。
[1] Ebola Response Roadmap Situation Report，http：// 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137510/1/roadmapsitrep_5Nov14_eng.pdf.
[2] 〔美〕约瑟夫·奈：《软实力》，马娟娟译，中信出版社，2013，第7页。
导论国家安全视角下传染病问题研究的相关问题概述
随着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逐渐凸显，传染病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议题之一。传染病问题也因其自身的严重性、危害程度被国际社会界定为全球性问题，并受到各个国家的普遍关注。而将传染病问题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则是最近几年的新现象，并成为国内外研究的新趋势。
针对这项跨学科交叉研究，总体来看，国外的研究成果往往体现其本国和本地区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发展需要，因此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很难体现中国学者的观点和立场。相较而言，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并且对传染病问题与国家安全的研究尚缺乏系统的分析框架和较深入的研究。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且密集的发展中大国，无论是本国暴发的传染病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传播过来的传染病，一旦流行，都会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从国家安全的高度认识传染病问题是有必要的。本书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试图在中国的语境下证明传染病对国家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并试图采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哲学思维，根据中国基本国情和现实情况思考如何从国家安全视角认识传染病问题和防治传染病。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的价值分析
传染病问题与国家安全从表面上看是由两个学科的内容组成的，但本书以传染病与国家安全研究作为题目，是由于这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议题实际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从传染病角度看，传染病虽然是一个医学概念，是由“病原微生物（病毒、立克次体、细菌、螺旋体等）和寄生虫（原虫或蠕虫）[1]感染人体后产生的有传染性的疾病”，但近年来人口增长、城市化快速发展、环境恶化和抗生素滥用等因素打破了微生物世界的平衡，再加上冷战后全球相互依赖程度的逐渐加深，人员、贸易等快速流动使传染病跨地域传播，具有了全球性，传播的速度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快，也造成了比传染病的医学危害本身更加严重的后果。而且，“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出现的传染病即以空前的、每年新增一种[2]或多种的速度被发现”。这促使了艾滋病（AIDS）、非典（SARS）等新传染病的出现和结核、大流感和疟疾等旧型传染病的复发。传染病问题因此成为全球性问题之一。鉴于传染病发生的频率、传播的速度以及近年来新发传染病的出现，该问题作为非传统安全因素走进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
二是从国家安全角度看。国家安全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和议题，最早在美国出现。英国学者彼得·曼戈尔德（Peter Mangold）在《国家安全与国际关系》一书中指出，国家安全的现代用法最早出现在美国报纸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943年的[3]著作《美国外交政策》中。二战结束后，国家安全一词得到广泛应用，但对其概念没有一致的看法。虽然查尔斯·舒尔茨（Charles Schultze）认为“国家安全这个概念本身并不意味着人们对它拥有统一而精确的界定。对它的界定涉及许多风险，比如我们难以确定某些[4]事情发生的概率，以及我们无法准确预见某些偶然事件等”，但国际关系学者仍然试图从各个层面对其进行界定，比如从抵御外来侵略、实现国家利益到保护本国既得价值的角度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及女性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对国家安全也持有不同的理解。然而，不管国家安全的界定如何多样，它总是跟时代环境的变化与国家利益的维护相一致的。美国学者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认为：“安全是一种活生生的思想外皮，它[5]所应用的时间和环境不同，色彩和内容就可能截然不同。”因此可以说，国家安全是一个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概念，从冷战结束前以军事为主到冷战结束后收入环境、能源和传染病等非军事因素。也正是因为安全内容的不断调整，传染病问题才被纳入安全研究的范畴并引起国际关系学界的关注。
但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从国家安全视角认识传染病问题还需要进一步丰富与完善，而国际关系领域和国家安全研究对传染病因素的考虑不够充分，重视程度也有待加强。因此，从国家安全视角讨论传染病构成的威胁是必要的。一 传染病问题与国家安全的研究背景
全球化的发展与深化带来了资源的合理配置，也为病毒的无国界快速流动提供了机会。如果把这种现象再仅仅寄托于医学领域已经无法有效应对，因为目前的传染病问题不仅需要医疗技术的提高，更需要国际合作的加强。要达成这一点，国家对传染病问题的正确认识是首要之事。本书的写作一方面是基于对传染病在现今和历史中的思考，另一方面是基于学习国际关系专业时发现的一些问题。
首先，新老传染病的历史与现实不断挑战国家的安全稳定。近年来新发传染病如艾滋病、禽流感、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在地区和全球迅速传播。尤其是回顾2003年“非典”在中国本土的暴发，情形仍然历历在目。与此同时，一些老的传染病复发的消息也在卫生部门不断公布出来，如已经获得基本控制的结核病目前发病率又有上升趋势。不断出现的新发和再发传染病是笔者思考该问题并坚持研究的直接原因。直接原因的背后是对传染病历史的思考。瑞典病理学家福[6]克·汉森（Folke Henschen）指出：“人类的历史即疾病的历史。”而传染病却一直被看作医学问题。但历史资料可以证实，传染病在很久以前已经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是最早记录传染病问题对国家造成不稳定影响的学者之一。公元前431～前404年，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进行了一场几乎涉及当时整个希腊世界的战争，修昔底德作为这场战争的亲历者记录并写成著作《伯罗奔尼撒战[7]争史》，该书对战争期间发生的瘟疫进行了细致的描写，比如瘟疫的起因、瘟疫的症状以及瘟疫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记录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瘟疫是如何降低雅典人的士气、破坏雅典的政治领导力、削弱雅典军队实力，阻止雅典实现关键的军事目标，并最终导致雅典权力削弱、帝国衰落的。传染病对国家安全无疑已经构成了严重威胁。后来的历史学家对此持有相同的看法，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认为：“如修昔底德所暗示的，这场未能预见也不可预见的瘟疫，与雅典未能打败斯巴达和伯罗奔尼[8]撒同盟的结局存在密切关系。”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记录了在1527年瘟疫袭击佛罗伦萨时他亲眼所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衰落。他这样写道：“佛罗伦萨现在好像仅仅是一座充满着异教徒然后被遗弃的城镇。市民一部分已经幽闭在遥远的乡下房屋里，一部分已经死去，而还有一部分正在经历死亡。对于人们来说，现在是痛苦的，未来是可怕的。因此，我们对死亡无能为力，只能活在担心和恐惧中。从前满是富裕和高贵市民的干净街道现在却充斥着恶臭和肮脏。商店和旅馆关闭、工厂停工、法院里空无一人，法律被践踏。而过去常常是市民聚集的广场和市场[9]现在却变成了坟墓和乌合之众聚众闹事的地方。”
上面讲的是古希腊和中世纪后期传染病问题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可在医学较为发达的新时期这种现象并没有改变甚至更加严重。20世纪后半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全球化趋势的逐渐加深使传染病随着贸易和人口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流动而大范围迅速传播。新发传染病如艾滋病（AIDS）、“非典”（SARS）和甲型H1N1等的出现与古老传染病如结核（Tuberculosis）、疟疾（Malaria）的复发给人类带来了更大的灾难，但同时其也加强了部分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传染病问题的重视，将之提升到国家安全层面。目前，传染病问题会威胁国家安全已获得部分国家及国际机构的认同。2000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U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发布的国家情报评估指出：[10]“传染病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威胁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在这份报告中，国家情报委员会表示：“在未来20年里，新发和复发传染病将使美国和全球安全形势更加复杂。这些疾病会使美国海内外公民陷入危险，威胁部署海外的军队，加剧那些与美国有重要利益关[11]系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与政治不稳定。”同年，在克林顿任职期间，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在联合国安全委员会上发表演讲表示，艾滋病毒和艾滋病对全球安全已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他认为：“对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来说，艾滋病不仅是人类危机，也是一种安全危机，因为艾滋病威胁的不仅是个人，还有重要的机构。这种疾病削弱劳动力，削弱经济力量。艾滋病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最具[12]破坏性的威胁之一。”联合国安理会（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2000年7月17日发布的1308号决议也宣称艾滋病毒（HIV）和艾滋病（AIDS）的流行威胁全球安全。除美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已经表示传染病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外，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也有同样的认识。2001年6月，俄罗斯卫生部副部长根纳季·奥尼先科[13]（Gennadiy G.Onishchenko）称艾滋病对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5年的“世界艾滋病日”也提到：“卫[14]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联合国在2004年11月30日公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国际社会应当达成共识，认识到艾滋病已经是一个全球安全问题，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构成了同样的威胁。在全球关注反恐战争和核扩散问题的同时，不应忘记艾滋病如今对世界造成的威胁并不亚于让恐怖分子获得核武器。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Annan）在其著名的《大自由：实现人人共[15]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报告中强调：“在21世纪，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不仅包括国际战争和冲突，也包括国内暴力、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以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些威胁还包括贫穷、致命性传染病和环境退化，因为此类威胁可以造成同样的灾难性后果。所有这些威胁都可能大规模地导致死亡或缩短寿命，也可能破坏国家作为国际体系基本单位的地位。”随后，世界卫生组织在2007年发布了《构建安[16]全未来：21世纪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报告，其中也提到传染病对国家、全球的安全构成了挑战。
因此，从传染病威胁的事实存在以及21世纪部分国家政治领导人和国际组织对传染病问题的认知可以看出，传染病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已经无可争议。
其次，国家安全研究对传染病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虽然从古至今不乏传染病威胁国家安全的例子，但国家安全研究很少注意传染病问题，这种现象跟国际关系的发展历史有较深的渊源。有学者指出：“自‘国家’的概念和实体产生以来，‘安全’概念就与‘国家’概念[17]紧密相连。”1648年欧洲各国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为国家主权的存在提供了法律依据，对各诸侯国主权地位的肯定也催生了现代国家安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国家安全的概念与研究在这个特定时期产生和开始并不断发展。传统国家安全观正是以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基础，强调国家是主要行为体，国家安全也主要局限于军事领域，军事实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如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所理解的：“安全”也就是国家安全正被他国以武力威胁，需要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来保卫。他认为，安全研究是关于战争现象的研究，而且它可被定义为“对军事力量的控制、使用，及造成威胁的研[18]究”。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中，冲突和战争的时代主题，也是研究的主要议题。因此国家安全研究的侧重点主要放在军事方面，以致在国际关系史的研究著作中极少提到传染病问题，即使提及也只是寥寥数笔。威廉·H.麦克尼尔曾经指出：“战争经常与流行病的蔓延过程相交错，并且掩盖它；而战争掠夺也不能截然分开的贸易，则是文明人探求新领地的另一种常见的方式。由于战争和贸易往往被载入史册，[19]而发生于无知无助的边疆乡民间的瘟疫却无人记载。”
随着冷战的结束，人类社会正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安全挑战。特别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家安全威胁呈现多样化特征。传统的只注重军事力量已经远远不足以保卫国家安全。理查德·乌尔曼（Richard Ullman）认为：“片面地从军事方面定义国家安全带来了对现实的深刻误解。这种误解使得国家仅仅考虑军事威胁而忽略了其他[20]方面的、或许更为致命的威胁。”国家安全研究的范围确实在扩大，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的大量出现，跨国犯罪、毒品以及艾滋病的大范围传播，使人们对国家安全研究的视角和范围发生了转变。理查德·乌尔曼也对国家安全做了相应的定义，即“以下的行为或事件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1）在相对较短的事件内造成一国居民生活质量急剧下降的行为或事件；（2）导致一国政府或一国内部私人非政府实体（人群、团体、公司）的政策选择范围急剧缩[21]小的行为或事件”。
传染病在这种时代背景的推动下开始引起国际关系领域的关注，虽然从认识上来说，较以往向前推进了一步，但事实上传染病问题主要被限定在“低级政治”范畴内，在实践中并未像分析和呼吁的那样受到重视。如克林顿政府虽然声称传染病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艾滋病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但政府的行为方式并没有按照其所宣讲的那样进行转变。在国内，从时间上看2003年的“非典”是传染病与安全研究的分水岭，从成果上看与其相关的研究文献极为有限，主要是从非传统安全问题角度进行论述，尚未进入安全研究的主流。从国家安全的视角看待传染病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展开与推进。因此，从国内外的理论与实践来看，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传染病问题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
最后，学科的分化发展阻碍了现实问题的解决。出于学科分化的原因，传染病和国家安全分别属于医学与国际关系两个不同的学科领域。在以往的研究中，两者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上都难有关联和重叠之处。长久以来，传染病主要是医学的研究对象，社会学和历史学对其也有所涉及。研究内容通常侧重于分析传染病的病因、流行特点、传染病的历史演变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等，极少借鉴国际关系理论和视角去分析传染病问题。而国家安全主要是国际关系学科关注的议题，后者多侧重于研究军事方面如免于外来侵略等高级政治问题。自冷战结束后，虽然传染病问题引起了国际关系学界的关注，但其往往被看作“低级政治”问题而没有被足够重视。因此，安全研究被划定为研究国家与政府层次的安全问题，而传染病作为医学问题被认为是自然科学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应该成为国家安全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
由此可以看出，由于长期的学科分化，传染病与国家安全之间的互动研究微乎其微。但学科的分化并不利于现实问题的有效解决，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传染病问题日益突出并呈现复杂化趋势。新发传染病以每年一种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出现，而结核等原本已经得到基本控制的旧型传染病又重新在部分国家和地区流行。除了这些外，生物武器、生物恐怖主义、基因、各种慢性病问题单凭医学也已无法有效应对。美国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O.Wilson）曾哀叹知识的分裂并指出：“现代世界复杂的共同问题解决还是在于跨学科[22]的知识和它的实践应用。”鉴于现实问题的复杂性，传染病问题与国家安全的交叉研究是有必要的。
除上述之外，对该问题产生兴趣和思考的原因还在于笔者自身的知识结构。笔者本科毕业于医学院校，在以往的学习过程中，主要研究传染病的机理、诊断以及治疗等基础性或技术性问题，很少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思考，更不要提从国家安全视角去考虑传染病问题了。但通过对国际关系知识的学习和深化，笔者才逐渐明白传染病问题不仅仅是医学问题，更是国家安全问题。二 研究价值分析
新形势下，国家安全内容正处在调整阶段，而传染病问题也以各种新的特征挑战人们的传统安全观。因此，传染病问题与国家安全的交叉研究是互利的，两者的结合不管对于传染病防治还是国家安全研究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从国家安全角度思考传染病问题有利于传染病的有效防治。传染病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全球性问题，仅仅被看成国内的技术性或病理性问题已经无法顺应时代的发展。冷战结束后，传染病问题作为国际关系中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被提上议程，虽然这一观点打破了人们把传染病仅仅看作医学问题的狭隘认识，但鉴于传染病从古至今对国家的严重危害，仍然需要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去认识该问题。如果缺失这一视角将会在应对传染病问题时缺乏战略视野，而在研究国家安全时也难免失去重要的着力点而陷入空洞。因此，在国家安全框架下，从整体上采用系统思维认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联系，以及传染病问题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联性，对于有效防治传染病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二，把传染病纳入国家安全研究有助于国家安全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国家安全是动态的、发展的，自国际政治学诞生以来对其一直存有争议。但不管如何发展与演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传染病问题并未真正进入国家安全研究的主流。但对传染病问题在历史中和如今对国家安全造成的破坏进行梳理可以发现，世界范围内传染病问题“安全化”的趋势正日益凸显。在学术领域中，国外学者对传染病与国家安全进行研究的文献虽然数量有限，但其为本书的撰写打开了视野，提供了很大启示。相对于国外，国内学者对传染病与国家安全相互联系的认识还不够充分，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本研究对于国家安全理论的深化和发展，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第三，对传染病与国家安全进行综合分析有重要意义。德国政治家、医生，并被尊称为公共卫生之父的鲁道夫·魏尔啸（Rudolph Virchow）曾说过：“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政治学只不过是广义上的[23]医学。”言下之意，医学与政治学并非绝缘的两种不同学科，而是有一些有待我们去挖掘和研究的相通之处。对传染病和国家安全的结合研究是对生物医学和国际政治综合性研究的一种尝试和探索。该书的写作目的之一是鼓励不同学科之间进行联合，开拓新的研究路径，这样有利于加强不同学科的横向联系、深化对各自领域的综合研究，从而弥合学科专业化导致的分裂。国外对这方面虽有相关研究，但采取分割式的研究较为明显，系统性不够。而国内对于生物医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交叉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待于开发与深化。因此，开展对传染病问题与国家安全的系统研究对于目前国外的研究成果来说，能起到积极完善和推进的作用。而对于国内来说，希望可以抛砖引玉，弥补研究的不足。从这个角度来看，该议题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第二节 国际政治视野下传染病问题的研究现状
传染病与人类历史并存。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曾指出：“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未来也将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而且，它也一定会和从前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24]以及决定因子。”由于传染病在历史过程中对多领域造成影响，而该选题又属于交叉学科，文献涉及面相应较广，为了尽可能详细地展示该选题的研究现状，现对研究成果分为几个部分进行阐述。一 传染病的历史及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传染病与国家安全的联系自古就有，只是长期被国际关系领域忽视，但其他社会科学一直在关注传染病问题，尤其是历史学科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历史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研究传染病对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的影响，这为本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参考材料。最早对传染病进行记载的人中包括前面提到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成为后来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的源头，是国际关系专业的必读经典书目。在此书中修昔底德详细记载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瘟疫的暴发时间、传播路线、主要症状及特征等。修昔底德认为瘟疫是导致雅典战败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他也是第一位将疾病考虑在影响战争进程和历史发展之中的史学家。至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另一个源头——尼可罗·马基雅维利，他的[25]著作《佛罗伦萨史》主要从历史的角度，对意大利的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研究和总结，从而探求振兴其国家的道路。但书中也记载了瘟疫对佛罗伦萨的影响，描述了瘟疫于1348年夺走超过9.6万人的生命的事件。
除此之外，20世纪以后陆续出现了一批著作，主要讨论传染病本身以及传染病对文化、社会、历史的影响。从这些角度考察所得出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传染病发生、发展规律的认识，而且有益于人们把握传染病与社会、经济、文化的相互联系。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肯尼思·F.基普尔（Kenneth F.Kiple）主编的《剑桥世界人类[26]疾病史》。这部由来自世界各国的160多位医学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所完成的著作对疾病的历史演变做了全景式描述。该书从疾病的概念入手，延伸到世界各地的瘟疫和流行病，逐一论述了传染病的历史与地理分布，及其对战争与帝国的影响。但是由于该著作是一部疾病史，所以对传染病历史的论述只是一个方面，不够全面，也不深入。[27]《世界瘟疫史》一书则主要梳理历史上出现的各种瘟疫，包括它们的起源、发展，以及人类与之做斗争的过程。美国著名女记者劳里·[28]加勒特（Laurie Garrett）所著的《逼近的瘟疫》虽然是一部纪实性的文学作品，但该著作以编年史的方式，系统地描绘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兴传染病的发生，以及不同的社会人群，包括医生、科学家、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面对传染病时的态度和反应。《人类瘟疫的[29]历史与文化》一书按照历史时期的脉络描述了历史上出现的瘟疫及其对历史的影响。记载传染病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的最具代表性的[30]著作之一是《疾病改变历史》，该著作采用大量的史料论述了史学家包括国际关系史学家不够重视的疾病（主要是传染病）因素，揭示了疾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31]社会的命运》一书更明确指出了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一直被低估，一直没有被当作一个事关国家安全的问题来对待。而事实上病菌与枪炮、钢铁一样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是疾病史研究的一种新取向。英国牛津大学的基思·托马斯教授（Keith Thomas）曾在该书书评中指出：“麦克尼尔是第一位把历史学与病理学合并起来，重新解释人类行为的学者；也是第一位把传染病列入历史重心，给它应有地位的史学工作者。”[32]该著作主要是从生态的视角讨论人与微生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作者用“巨寄生”（Macroparasite）与“微寄生”（Microparasite）来比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人与病原微生物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人类历史正是在这两种寄生关系互动中曲折向前发展的。
也有学者从文化的角度解释瘟疫对历史的影响，如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霍普金斯（Donald R.Hopkins）的《天国之花：瘟疫的文化
[33][34]史》和中国学者余凤高的《瘟疫的文化史》都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看瘟疫的起源和它们在历史中的作用。中国学者欣正人的《瘟疫与[35]文明》主要从人类文明进程的角度出发，以瘟疫与文明互动为基本线索，结合历史上重大疫情事件，介绍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对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多方面影响。
中国作为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在历史上传染病问题也层出不穷，而与此相关的研究有北大医学史研究中心张大庆撰写的《中国近[36]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该书通过考察中国近代疾病的构成与流行趋势、近代疾病观念的转变及其与当时社会文化变迁的关系等，多维度审视了中国近代疾病的社会文化意义。该书为人们提供了一幅更为真实的疾病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图景，并认为疾病已经深刻地嵌入人类的生活方式、社会文化以及宗教信仰之中，甚至关系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存亡。而南开大学历史学家余新忠对中国的瘟疫问题也有深入研究，他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37]研究》和《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及社会应对研
[38]究》都是针对中国近代瘟疫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展开研究的。河南师范大学的李洪河则主要致力于新中国成立后传染病问题的应对与治理等，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近几年的有《新中国成立初期[39]的疾疫防控、环境和卫生——一项社会史的探索》、《新中国的疫[40]病流行与社会应对（1949-1959）》、《20世纪50年代国家对血吸[41]虫病的防治》等。二 传染病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与本书直接相关的是传染病问题对国家安全产生威胁的相关研究，其中包括传染病问题是否为安全问题、传染病问题与安全的联系等诸多方面。（一）国外文献
尽管历史学科对传染病的研究为我们拓展了以往的狭隘视野，但国际关系学界对其的认识却是最近十几年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如有学者指出：“尽管公共卫生是一个典型的跨国问题，但是国际关系学界[42]对它的关注一直很有限。”美国寇伊学院政治系副教授金·兰格兰（Kim Lanegran）和佛罗里达大学政治系教授戈兰·海顿（Goran Hyden）也认为全球公共卫生问题“是一个主要的全球问题，其潜在的影响不亚于任何战争，然而却很少有政治科学家对其表现出研究兴[43]趣”。而随着全球化，生态破坏，环境恶化，人员流动，“非典”、艾滋病、流感和结核等新发和复发传染病的传播与流行，国际关系学界对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研究才开始逐渐升温。如印第安纳大学法学院教授戴维·费德勒（David P.Fidler）在2007年所言：“在过去十年里，卫生问题已经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议题受到了很大的关[44]注。”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校区政治系教授丹尼斯·皮瑞杰（Dennis Pirages）堪称最早阐述该问题的学者。早在其1995年发表[45]的《微生物安全：疾病机制与人类福祉》一文中他已提出了“为什么微生物威胁正在受到媒体的关注？”和“为什么尽管科学在进步但人类似乎在面临更多的风险？”两个疑问。该文章进而分析了四种有利于有害微生物平衡的转变，即人口因素，如难民迁移、人口快速流动和城市化等；人类行为的改变尤其是性行为的改变；区域环境变化增加微生物的突变；技术创新如交通工具上的密封系统、抗生素的扩散。作者最后也提出处理传染病问题的第一步是了解人类活动和未来的瘟疫威胁之间的联系，思考军事方面的感染与死亡也是有用的，以及需要增加对抗疾病的经费三项建议。
在国际关系学界认识并关注传染病问题的初期，对其进行研究的国际关系学者和著作屈指可数。美国科罗拉多学院国际政治学教授安德鲁·普里斯-史密斯（Andrew T.Price-Smith）是具有开拓性并积极将此问题向前推进的国际关系学者之一。他曾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已经推测出新发或复发传染病可能会通[46]过它们对主权国家的消极影响而构成对国际安全的威胁。”而他早在1999年发表的文章《基加利的鬼魂：世纪之交的传染病与全球稳
[47]定》主要以卢旺达的首都基加利为案例，认为冷战结束后，传统的军事安全威胁在下降，国际关系专家和国家安全分析人士开始关注威胁国家和国际安全的新问题，如环境恶化、资源紧缺等，但新发和复发传染病形成的威胁却一直处于研究的边缘地位。然而事实上，南非的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正在威胁南非一些国家的国家安全，也对全球安全构成了风险。普里斯-史密斯随后出版了相关著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传染病与混乱：全球化时代的疾病、生态和国家安全》[48]一书。该书主要以古典共和理论为依据，把卫生看作国家物质利益的组成部分，提出五个假设，选取大流感、艾滋病，疯牛病和“非典”作为案例对其假设进行验证，主要讨论了环境与传染病的关系、传染病对国家能力的影响等。由于其理论支撑所限，该著作注重对物质利益的分析，比较重视传染病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另一部著作《国家的卫生：传染病，环境变化和它们对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影响》[49]同样基于变量研究、验证假设的方法。该书把传染病作为自变量，国家能力作为因变量，移民、贸易和人类生态、滥用抗生素和灾难作为干预变量，数据来源于随机抽样的20个国家，主要论述传染病与环境改变、国家稳定、全球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通过数据分析，他认为传染病会削弱国家能力，而国家能力的大小反过来又影响传染病的控制。
另一位代表性学者是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斯蒂芬·埃尔伯教授（Stefan Elbe），他的《安全与全球卫生：通向不安全的[50]医学化》一书打破了传统上对国际关系中安全与不安全的理解，对安全进行了重新定义。在前人将卫生与安全相联系的研究基础上，他首先提出了一个不同于卫生的“安全化”概念，即不安全的“医学化”。而对于医学化，有学者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指非医学问题[51]被定义或者被看作医学问题的过程”。而安全的“医学化”是指国际政治中不安全的概念正在被重新定义，即需要越来越多的医学或公共卫生专业参与到安全议题中。全书以安全的医学化为依据，分别对“非典”、流感、生物恐怖主义和日常生活中的不良习惯如抽烟、酗酒和吸毒等案例进行分析。斯蒂芬·埃尔伯教授在2009年的另一部著[52]作《病毒警告：安全，治理性和艾滋病大流行》中以艾滋病为案例，讨论艾滋病的安全化问题。在对艾滋病安全化的分析中，作者强调了三点：用经验证据证明艾滋病是安全议题；在与疾病相关的情境下，安全的含义是什么；在安全的语言下，艾滋病大流行的政治后果。对艾滋病与安全的研究探讨了艾滋病在人类安全、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框架下的含义。作者认为艾滋病的安全化不仅影响了国际政策中对疾病的讨论，也转变了国际政治中安全的本质和功能。2010年，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公共政策和治理中心的博士后萨拉·戴维斯[53]（Sara E.Davies）所著的《卫生中的全球政治》一书分别用国家视角和全球视角研究了卫生与国际关系的相关议题。其中国家视角是关注国家的作用并试图寻求卫生在外交和国防政策中的位置，这种方法主要讨论国家在面对疾病时的反应和国家如何在国际层面上寻求合作以减缓这种威胁。而全球视角主要与人类安全相吻合，关注人的需要、人的安全及健康平等问题。该著作正是从这两个视角出发阐述了卫生与国际关系中的人权、移民、武装冲突、安全和国际经济等主要问题之间的联系。也有学者试图以访谈的方式理解安全与全球卫生的安全，如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理查德·唐尼（Richard D.Downie）写成的[54]《全球卫生作为安全的桥梁：访问美国领导人》。
另外有学者对传染病与安全进行了区域研究，如新南威尔斯大学研究全球健康的克里斯汀·艾尼马克（Christian Enemark）等人合著[55]了《疾病与安全：东亚的自然瘟疫和生物武器》一书，在安全的框架下讨论东亚出现重大自然瘟疫和生物武器以及开展病原体实验的问题。作者首先提出一些特定传染病，如2003年出现的“非典”（SARS）和禽流感（H5N1）是对安全的挑战，其次指出生物武器的使用不管对个人还是对政府都是一种安全威胁，最后论证实验室里的病原体实验虽然对科学有促进的一面，但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管，会造成一定的安全风险，如传染病暴发等。
除了专著之外，关于传染病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的学术论文在21世纪初也开始陆续出现。相对较早的是美国的生物和生化武器专家乔纳森·塔克（Jonathan B.Tucker）在2001年发表的《传染病的恐[56]惧；传染病和国家安全》一文。该文指出，在越来越相互依赖的世界，美国面临着超越传统定义上国家安全的新挑战，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传染病的重新出现。传染病不仅直接威胁美国市民，而且毁灭性的流行病如艾滋病在全球内的扩散，会影响与美国利益息息相关的那些国家的政治稳定以及造成内部冲突。而要解决这一问题，作者认为除非美国帮助发展中国家遏制传染病的扩散。在随后的2002年，威廉与玛丽学院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研究所的苏珊·彼得森（Susan [57]Peterson）在《流行病与国家安全》一文中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传染病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该文从现代世界中传染病的严重性入手，从安全的视角考察传染病是否威胁国家安全并阐述传染病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她认为一方面传染病可能会通过改变均势、造成对外政策冲突和社会影响，引发国内冲突或者国际战争；另一方面传染病也会从军事准备以及生物武器等方面影响战争的结果。除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学者外，其他领域的学者也关注此问题，如2003年印第安纳大学法学院的戴维·费德勒（David Fidler）发表了一篇名为“全球化时代[58]的公共卫生与国家安全：传染病、生物恐怖主义和现实政治”的文章，文章指出，生物武器的扩散和对潜在生物恐怖主义的担忧的加剧使国家安全和公共卫生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而分析国家安全与传染病相联系的重要性，阐述两个学科之间的相互忽视使生物武器未得到足够的重视。2006年，有一批相对集中的论文从各个方面讨论传染病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如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国际政治系的科林·麦克因斯（Colin McInnes）和凯利·李（Kelley Lee）合作发表了《卫[59]生、安全和外交政策》一文，主要讨论了公共卫生，安全政策和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卫生和外交政策研究所的哈利·费得邦（Harley Feldbaum）等人合作发表了《全球卫生与国[60]家安全：批判参与的需求》一文，该文章认为，把全球卫生议题作为国家安全威胁可能会把注意力不成比例地聚集在那些只对富裕国家构成安全威胁的疾病，而不是对全球卫生构成最大威胁的疾病，研究全球卫生则需要我们密切注意到那些全球卫生和国家安全利益相重叠的地区。2008年，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公共政策和治理中心的博士后萨拉·戴维斯（Sarah Davies）在《国际事务》上发表的《使传[61]染病安全化》一文指出，过去十年里，国际关系领域对传染病威胁国家安全的认识一直在提高。该文主要讨论了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两个主要行为体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在传染病监控领域的权威等。除了笼统指出传染病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外，还有一些以具体[62]病例为对象进行分析的研究，其多以论文的形式出现。
西方就传染病问题威胁国家安全方面还公布过一些相关报告，这对于公众提高对传染病问题的认识有着重要的意义。具体有：美国兰德公司（RAND）在2003年发布的报告《新发和复发传染病对全球的[63]威胁：重建美国国家安全和公共卫生政策》，综合分析了传染病的扩散对安全的威胁。报告指出，受全球化、环境以及人类行为方式变化的影响，新发和复发的传染病正以迅猛加快的速度跨国界传播。而这些传染病已逐渐取代来自敌对国直接的军事威胁，成为国际安全的最大风险因素。报告主要分析了南非艾滋病的扩散、原因、影响以及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反应，也详细分析了影响美国传染病扩散的因素，评估了现有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并提供了可采取的具体行动建议，以提高该国应对传染病问题的能力。2006年兰德公司又发布了[64]名为“传染病与国家安全：战略信息需要”的报告。该报告指出艾滋病和“非典”的发生使大家认识到，传染病成为美国和世界安全最重要的威胁，而为了认识和缓解这种威胁，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需要获得有关传染病准确和及时的信息，因此国家信息系统的完善和对其的评估是必要的。另一个组织机构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在同一年公布了名为“公共卫生与国际安全：印度案例”[65]的会议报告。该报告认为艾滋病是印度未来将要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它可能会给印度国家、社会的安全带来威胁。而改变传染病的轨迹则需要比目前更多的资源。应对艾滋病不仅需要中央政府，更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该组织在2009年发布的《国家安全和全球卫[66]生：美国国防部全球卫生参与的分析》报告中指出尽管全球卫生问题威胁国家和国际安全的共识在扩大，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全球卫生问题的强调还很薄弱。报告以三个“D”，即防御（defense）、外交（diplomacy）和发展（development）的构架讨论了美国国防部对全球卫生的参与。同年该研究中心又发布了一篇名为[67]“美国全球卫生和国家安全政策”的报告，同样指出艾滋病、“非典”、结核和禽流感等传染病已经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除此之外，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旗下的太平洋论坛（Pacific Forum CSIS）[68]发布的两篇报告《传染病的威胁：为何不安全化》和《使非典成[69]为安全优先考虑的问题》认为传染病仍然被许多国家认定为医学问题即医学化传染病问题，而非安全化传染病问题。报告作者指出除非在思想上和态度上认识到传染病不只是一个医学问题，而首先是一个安全议题，否则很难使政府采取及时和果断的行动。（二）国内文献
相对于国外来说，国内对传染病问题与国家安全的研究起步较晚，成果有限，主要以论文的形式呈现。晋继勇认为：“2003年的‘非典’危机可以说是国内有关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研究的分水岭。”[70]这句话标明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研究传染病问题的开端。值“非典”暴发之际，国际关系学者王逸舟撰写了《“非典”与非传统安
[71]全》一文，主要从非传统安全的特征分析“非典”的性质。而从非传统安全思考是对既有的应对机制及观念的反思，这将提高处理危[72]机的能力。2006年，张云筝在李少军主编的《当代全球问题》一书中介绍过传染病与全球卫生，讨论了历史上和当今威胁全球安全的传染病，重点阐述艾滋病和“非典”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以及如何开展国际合作防治传染病等。随后，晋继勇则主要从安全化理论来理解公[73]共卫生机制问题，比如《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安全化的路径分析》和《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安全化——以世界卫生组织规范变迁为例》[74]等。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罗艳华也关注过此问题，其《全球[75]公共卫生安全的缘起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一文主要以“甲流”和“非典”为例，她首先认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从全球化、世界贫富差距等角度分析了重视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原因，并详细分析了公共卫生危机对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安全的影响。最后她提出中国应该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挑战。
同国外的研究相似，国内其他学科领域如语言学、医学和社会科学对传染病问题也有少量介入。例如对外经贸大学的段青就做了相关[76]研究，他的《传染病对传统国际安全范式的挑战》和《传染病与[77]国际安全》两篇文章都阐述了传染病与国际安全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传染病对国际安全所产生的影响包括引起社会恐慌、助长地区紧张和国家间的不信任等，影响主要从经济安全、人口安全、国防安全和政府安全四个方面体现，并建议建立全球传染病防治安全机制。第三军医大学陈昊阳的博士论文《我国重大传染病态势及对国家人口[78]安全影响的研究》，根据调查研究整体分析了我国重大传染病的发展态势，并以安全视角解读了这种态势对国家安全和人口安全的影响。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的张云筝也发表过相关论文，主要论述全球化、传染病与国际合作，具体为《全球化时代传染病与[79][80]人类零距离》、《论公共健康问题的国际合作》和《健康问题、[81]传染病与全球化》等。三 传染病的应对
从安全角度认识传染病问题的主要目的是使人们从意识层面提高对传染病问题的认识，从而推进政策上对传染病问题的防范。对于传染病问题防范的最后一个环节——传染病应对来说，国内外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具体的措施方面。（一）国外文献
面对传染病在世界范围内快速蔓延的趋势，各国逐渐认识到传染病问题将可能对本国国家安全构成不同程度的威胁，并积极采取应对措施。有关传染病问题应对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卫生外交政策、全球治理、地区治理和国际法等方面。从卫生外交政策方面分析的著作不多，主要有美国科罗拉多学院国际政治系的安德鲁·普里斯-史密斯[82]2001年主编的《瘟疫与政治：传染病和国际政策》，该书分别从国际法、国际政治经济、国际发展、人类安全等角度讨论瘟疫问题与外[83]交政策。科林·麦克因斯、凯利·李在《全球卫生和国际关系》一书中指出，当今卫生和国际关系有四个重要的交集，分别为对外政策和卫生外交、卫生和全球政治经济、全球卫生治理以及全球卫生安全，大家之所以对这些议题产生兴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对“真实世界”的担忧——全球化过程中的疾病暴发、抗生素耐药性、假药以及人类健康面临的其他风险在全球的传播。然而，作者认为，了解全球卫生的社会建构同样重要，应当理解为什么有些议题在一些地区具有优先权，作者同时指出，面对全球卫生问题，全球应该加强集体行动。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公共卫生研究生院的托马斯·诺沃特尼[84]（Thomas E.Novotny）在《21世纪全球卫生外交》一书中指出，卫生外交是确保有效开展全球治理以及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途径，它在未来可能是避免冲突和促进和平、发展经济以及国际合作的一种机制。这是全球卫生外交领域首次将外交政策、安全、政策凝聚力和治理等不同的角度汇集在一起的研究。
以论文形式呈现的研究有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政治系卡洛尔·维赛特（Carol S.Weissert）和威廉·维赛特（William G.Weissert）的《治[85]理卫生：卫生政策的政治学》、牛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戴[86]妃·斯瑞达（Devi Sridhar）的《对外政策和全球卫生》、伦敦大学[87]医学系的凯利·李的《全球卫生外交：概念性的评论》、威尔斯大学卫生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科林·麦克因斯《超越国家利益：重建卫[88]生与对外政策的讨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哈里斯（S.Harris）的[89]《卫生与对外政策的联姻：合理还是注定失败？》，以及印第安纳大学戴维·费德勒的《卫生作为外交政策》、《全球卫生作为外交政策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