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道瑞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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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实用中医学试读：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一部学习、研究中医的入门书。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为中医基础理论，其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尤其对阴阳五行之认识，颇有见地，极易学诵。中篇为中药方剂学，介绍了常用中药350余种，常用名方300余首，突出辨证施用，对方解多有灼见。下篇为治疗学，以常见病、多发病为主，切合临床实用。
本书适合临床各科医师、初学中医者及医学院校学生参阅。序
中医学上下数千年，渊远流长。其典籍自《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扁鹊《难经》、仲景《伤寒杂病论》以下逮今，诚然巨车富载，汗牛充栋，可谓浩哉！
余致力医业凡30余载，然而未曾窥其一隅。若于初学者，多恐望而生畏。余思虑良久，于初学者必以少而精为准。当执教授业之暇，浏览诸家，潜心研磨，诚有所悟。乃不惴固陋，予初学者以是编。
为医者，一则理论，二则实践。中医之理论不外乎脏腑、经络、病因、诊法、辨证、治则、药物、方剂等。虽其理论深奥，内容浩繁，尤其方药，茫若无涯，药种近万，方达数万余首，惟务求于简明扼要。余取临证必习用者，常药300余种，名方300余首。临床内、外、妇、儿、五官、针灸诸科，虽病类繁多，然仅论其常见、多发者为主。内科外感时病介绍感冒、风温、暑温、湿温、秋燥，内伤杂病介绍咳嗽、哮喘、肺痨、肺痈、肺痿、失音、呕吐、胃痛、腹痛、呢逆、噎膈、泄泻、痢疾、便秘、惊悸怔忡、心痛、不寐、癫狂、癫痫、眩晕、中风、黄疸、臌胀、胁痛、疝气、淋证、癃闭、遗尿、遗精、阳痿、腰痛、郁证、厥证、水肿、痰饮、消渴、癥瘕、虚劳、血证、痹证、痿证、头痛、疟疾、虫证，总计49种病证。外科则介绍痈、疖、疗、疽、乳痈、瘿、瘤、脱疽、痔疮，以及风疹、丹毒、湿疹、白疕、烧伤、冻伤等26种病证。妇科以经、带、胎、产为纲，列经病15种，妊娠病10余种，产后病9种，杂病2种。儿科则介绍小儿易感好发、特有者，如麻疹、喉痧、痄腮、白喉、顿咳、流脑、流乙脑、小儿麻痹、疰夏、积滞、疳证、夜啼、解颅、五迟、五软等16种病证。五官科介绍鼻疾5种、耳疾4种、喉病4种、口齿病5种、目疾9种。针灸以介绍十四经腧穴和常见多发病之针灸治疗为主，并论耳针、头针、火罐疗法之用。
学以致用，人所同念，医尤显然。是编论药论方论病皆以之为本。言麻黄之用发表，必明言“无汗、脉浮紧之表实证”；言石膏之用清热，必明言“气分实热”；言生地黄之用止血，必明言“血热妄行”。论桂枝汤，“起解肌发表、调和营卫，协调阴阳，扶正祛邪之效”，除用于风寒表虚证外，“还用于杂病、病后、产后等”；论炙甘草汤，具“益心气，养心血，振心阳，复血脉”之功，“重在滋阴养血，兼益气通阳，令阴在内充，阳在外使而不乏”，如是，其可以用于气虚血少之多种心系疾病。至若各科病证，首先论其病因病机，然后辨证论治，分主证、治法、方药列述，既言其治之常，又论其治之变，规矩咸明，权衡不失。以临证实际为准则，务求于实用。
吾意已了，乃僭颜曰：“简明实用”。是否如愿，仰赖学者之实践。诊教之隙，不免仓促，恐疏漏谬误不绝，故谨冀同道明公指正赐诲，不胜感激。王道瑞 申好贞丙子年季夏廿四日
绪论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和十分丰富的内容。它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卫生保健事业和民族繁衍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也为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卫生保健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医学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是世界传统医学中最完善的一种医学。它突出了人体是一个统一整体的观念，以古朴的哲学即阴阳五行学说为指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理论为核心，通过对人体客观的观察，进行综合的辨证分析来认识疾病，然后运用天然的植物、动物、矿物药进行防治疾病。它重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强调人体的统一性，提倡摄生保健、预防为主。
首先就中国医药学的发展概况及其学术特点等问题，作一扼要介绍。
一、中国医药学发展概况
（一）中国医药学的起源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东西。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也是由生产活动所决定的，中国医药学就是在中国广大劳动人民长期的生产、生活斗争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早在100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在向自然界、猛兽作斗争的过程中，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而且亦逐渐地积累了丰富的医药卫生知识。
在原始社会，北京猿人已懂得了用火，由于火的使用和发明，人类由食生到食熟，有力地促进了身体和大脑的发育；由赤身裸体到以兽皮、树皮为衣，由窠穴洞居到知道建筑房屋居住等，人类卫生保健知识不断地得到积累。人类在寻找食物充饥中，经过无数的实践，逐渐发现和认识到某些动植物对人体有害，某些动植物对人体有益，并能够治疗病痛，于是便积累了药物学知识。《淮南子·修务训》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史记·补三皇本纪》亦有“神农……始尝百草，始有医药”的记载。这些都说明药物的发现与人类生活、生产，尤其和原始农牧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人类在用火取暖和穿衣取暖过程中，逐渐体会和认识到，局部取暖可以消除某些病痛，于是逐渐形成了治病之灸法。进入氏族社会的石器时代，人类已掌握打制、挖制和磨制石器工具的技术，并逐渐积累了用尖形石具治病的经验。《山海经·东山经》曾记载：“高氏之山……其下多箴石。”《说文解字》云：“砭，以石刺病也。”即指砭石，可以刺破脓疡，止疼痛，为针刺疗病的萌芽时期。随着人类生产工具的不断进步，在砭石之基础上，针疗工具逐渐发展为石针、骨针、竹针、铜针、铁针。考古工作者曾在内蒙发现了青铜砭针，在河北满城汉墓发现了金针。传说中的“伏羲制九针”，亦是反映针刺疗法起源于人类生产、生活的实践。（二）中国医药学的形成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生产、生活实践的不断发展，医药卫生知识亦不断发展和提高。《周礼》记载了四时气候变化与人体发病的关系，说：“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春秋时期，公元前541年（周景王四年）名医医和给晋侯诊病时，提出了“六气致病说”。他说：“天有六气……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这说明人们当时已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变化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商周时期药物品种不断增加，《周礼》有“五药之记载，汉代郑玄注“五药，草、木、虫、石、谷也。”《山海经》中记载药物达100多种，如菖、苓、芍、蒿、芩等。《礼记》更记载：“孟夏月也……聚蓄百药。”说明当时人们已在夏令时采集多种药物，对药物知识已经相当丰富了。
战国、秦汉之际，“诸子蜂起，百家争鸣。”阴阳五行学说被广泛地应用于思想、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自然地也被运用于医学上，以其作为认识和探讨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思想武器，对中国医药学之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医学著作，其中《黄帝内经》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但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等可能比《黄帝内经》更早，保存着更早期的医学面貌。《黄帝内经》是一部比较系统、全面地反映这一时期医学理论和丰富经验的古典医学巨著，它标志着中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确立。该书简称《内经》，分《灵枢》、《素问》两个部分，每部各分9卷、81篇，多采用问答体裁论述人体生理功能、病理变化以及诊察和治疗疾病的原则方法等，对人与自然界之关系和人体的统一性作了突出的阐述。
略晚于《内经》又诞生了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著作，简称《本经》，共记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按其效用的不同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多为营养滋补药，为120种；中品多为抑疾兼补虚药，为120种；下品专司攻疗疾病药，为125种。并就药物的四气五味、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剂型剂量等基本理论，以及药物之采集时间、炮制、贮藏方法等亦进行了论述。该书一直成为后世历代本草学之蓝本。
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不少名医，扁鹊、仓公、涪翁、华佗、张仲景……。扁鹊（姓秦，名越人，渤海鄚人）精通临床各科，尤擅望诊和脉诊，《史记》中谓：“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为外科之鼻祖，早在公元二世纪初，就创用酒服麻沸散，行剖腹术，其手术之精湛，疗效之卓著，为当时世界所罕见。至今影响和贡献最大者，当属张仲景（名机，南阳涅阳人，约生活于公元150～219年）。他在《内经》的理论指导下，继承和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并结合自己的临证体会，撰成《伤寒杂病论》一书。该书是我国第一部临床医学著作，有病证、治法和方药，为确立辨证施治原则作出了贡献。后经整理将其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书。《伤寒论》以六经为纲辨外感病，将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与六经相结合，创立了六经辨证。《金匮要略》以脏腑病机理论辨杂病，确立了脏腑辨证原则，同时就病因之分类以及一些妇科、外科病证亦进行了论治。二书将理法方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后世临床医学发展之楷模。
自此，中国医药学无论是理论上，还是临床辨证治疗上都已自成体系，形成了一门颇具特色的医学。（三）中国医药学的发展
晋、唐数百年间，中国医药学同其它科学一样，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和完善。这一时期尤以诊断学、病因证候学、药物学和临床医学发展为突出。
晋·王叔和在总结前人脉学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撰成一部《脉经》。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脉学专著，共10卷。该书不仅将脉诊理论和方法进一步系统化，并且结合人体生理、病理、证候阐明了脉理，切合临床应用。它对《难经》寸口切脉部位作了肯定，归纳脉象为24种（浮、芤、洪、滑、数、促、弦、紧、沉、伏、革、实、微、涩、细、软、弱、虚、散、缓、迟、结、代、动），详述了诸脉的辨别方法。其对后世脉学之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巢元方等人撰写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第一部病因证候学的专著。它总结了魏晋以来的医疗经验和成就，共50卷，分67门，载病证1739种，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其对病因和发病的认识以及临床表现的论述比较详尽，颇有科学价值。如认为寸白虫（绦虫）病是由食生肉所致，诸癞、疥疮、癣病是因“虫”所致等。其中关于肠吻合术、人工流产、拔牙等手术之记载，又反映出当时临证外科医学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药物学方面发展较快，梁·陶弘景撰有《本草经集注》，刘宋时雷斅撰有《雷公炮炙论》，唐·苏敬等人编修有《新修本草》等。《本草经集注》是在《本经》基础上，一是将三品分类法发展为按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有名未用等七类，二是对药物性味、功用、产地、形态等认识有所提高，并增补新药365种。《新修本草》是由唐朝政府组织编写而颁行全国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全书共54卷，分药图、图经、本草三部分，记载药物850种，详述药物之产地，性味、功效及主治，内容丰富，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科学价值。《雷公炮炙论》是我国最早的制药学专著，对药物的炮制方法蒸、煮、炒、焙、炙、炮、煅、浸、飞……等逐一进行了论述。该书对后世药物炮制技术影响很大，由之逐步发展成为炮制学。
临证医学方面，晋·皇甫谧撰有《针灸甲乙经》、葛洪撰有《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南齐·龚庆宣撰有《刘涓子鬼遗方》，唐·孙思邈撰有《千金方》、蔺道人撰有《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昝殷撰有《经效产宝》、王焘撰有《外台秘要》等。《针灸甲乙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系统的针灸专著。它吸取《素问》、《灵枢》、《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的基本内容，共12卷，分128篇，从脏腑、经络、腧穴、病机，到诊断、治疗一一作了论述，厘定了当时的俞穴总数和穴位654个，以及穴位适应证与禁忌等。《刘涓子鬼遗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外科专著。该书记载了许多治疗金疮、痈疽、疮疖以及皮肤病的经验，列有内外治法处方140余首，其中不少治法至今都有很好疗效。《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伤科专著。它反映了隋唐时期我国骨伤科医疗水平已很先进，如肩关节脱臼采用“椅背复位法”；一般骨折复位后主张用衬垫固定，并注意关节的活动等，对后世骨伤科学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经效产宝》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妇产科专著。该书对妊娠、难产、产后等常见病的诊治作了论述。《肘后方》、《千金方》和《外台秘要》是属于综合性的临床医学著作。《肘后方》现存8卷，73篇，主要记载了各种急症的治疗方法，具有简、便、廉、验的特点，尤其对一些传染病的论述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如所记沙虱（恙虫）病，对沙虱之生活形态及该病发病地带、临床特征、传染、预后和预防等都记述颇为准确。该病于19世纪才由日本人作了较为科学的研究。《千金方》包括《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两部书，各30卷。《千金要方》以临床妇、儿、内、外、五官各科疾病的防治为主，有论有方，分232门，载5300首方。《干金翼方》是《千金要方》之补充，以论本草、伤寒、中风、杂病和疮疡为突出。二书内容非常丰富，理论与实践并备，从药到方，从防到治，以及医德修养，无所不括，尤其是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医学文献内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外台秘要》内容亦十分丰富，共40卷，分1104门，载方达6000余首，包括伤寒、温病、内、外、妇、儿、五官、灸疗诸科病证，不少方药和治法至今仍在临床上广泛应用。
宋、元时期，中国医药学进一步得到了发展，无论是医药事业管理，人才培养，还是药物学、临证医学等均有新的进展，尤其是学术争鸣出现，创建了四大学术流派，大大地促进了中国医药学向纵深发展。
宋代国家设立的“太医局”，加强了对医药事业的管理和人才培养；设立的“校正医书局”，编辑整理了大量的医书，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时期药物学发展相当迅速，无论政府组织的，还是民间的都出现了不少药物学专著。如刘翰等人奉旨修订的《开宝重定本草》、掌禹锡等人编著的《嘉祐本草》、苏颂编辑的《本草图经》，以及《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本草衍义》、《汤液本草》、《饮膳正要》等。其中尤以《证类本草》影响最大，曾经宋朝政府两次修订，为明代以前本草之大成。全书30卷，载药1746种，收载方剂达3000余首，药图、论、主治、炮制等悉备，内容堪称丰富，尤其所载一些古代医学文献内容，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饮膳正要》是一部饮食卫生及饮食疗法的著作，由元代饮膳太医官忽思慧所撰。书中对养生避忌、妊娠食忌、高营养物的烹调法、营养疗法、饮食卫生、食物中毒等均有论述，对于研究我国古代饮食卫生学颇有参考价值。
临床各科医学发展十分显著，这一时期内、外、妇、儿等各科著作繁多。内科以宋·陈言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金·李果的《脾胃论》、张子和的《儒门事亲》、元·罗天益的《卫生宝鉴》等为代表；外科以宋·李迅的《集验背疽方》、陈自明的《外科精要》、元·齐德之的《外科精义》等为代表；伤科以元·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为代表；妇产科以宋·杨子建的《十产论》、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等为代表；儿科以宋·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陈文忠的《小儿痘疹方论》、刘防的《幼幼新书》，以及《小儿卫生总微论方》等为代表；针灸科以宋·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王执中的《针灸资生经》和元·滑伯仁的《十四经发挥》等为代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对病因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张仲景病因学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指出：内因为七情所致，外因六淫所致，饮食、虫兽、金疮、中毒、跌伤等为不内外因。《世医得效方》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骨伤科专著，其记述的整骨复位方法以及一些方药至今被广泛应用，如以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椎骨折是世界伤科史上之创举。《妇人大全良方》汇集了南宋以前妇产科学之大成，全书24卷，分9门，前3门为妇科，论述月经病、一般妇科病及不孕症等，后6门为产科，从胎儿形成、发育、分娩到产后护理等均作了论述。其为后世明清妇产科学之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小儿药证直诀》是一部颇具影响的儿科专著，全书从小儿生理、病理特点的实际出发，以五脏为纲进行儿病的辨治，其中不少方药至今仍在临床上广为应用。《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对统一各家对俞穴的不同认识很有意义，王惟一还铸造铜人两具作为针灸教学和考试医师之用，这在历史上曾长期为国内外医学界所重视。
学术争鸣的出现，标志着学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医学史上所说的“金元四大家”就是这一时期产生的。金代名医刘完素（字守真，河间人）倡言火热病机学说，认为“六气皆从火化”，提出以降心火、益肾水为主的治疗火热病的一套方法，对使用寒凉药有独特的研究，后人称之为“寒凉派”，这无疑对治疗温热病以及后世温病学派之形成发挥了深远影响。同代医家张子和（名从正，睢州考城人）提出病由邪生，邪去正安的观点，倡言用汗、吐、下三法攻邪已病，后人称之为“攻下派。”略晚于刘、张二家的金代另一名医李果（字明之，真定人）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主张，善用温补脾胃法以祛疾，后人称之为：“补土派”（亦称“温补派”），这一派对后世影响颇大，继承者不乏其人。元代名医朱震亨（字彦修，号丹溪，婺州义乌人）倡言“阳有余阴不足论”，认为人身精血难成易亏，“相火妄动”易损精血，故善用滋阴降火法疗病，后人称之为“滋阴派”（亦称“养阴派”），这一派也流长枝茂，后世踵随者不乏。如此，活跃了学术空气，改变了“泥古不化”的思想，促进了医学的深入发展。
明、清时期，中国医药学进一步得到发展，逐渐趋向完善。这一时期以药物学、温病学、方剂学和临床各科的发展尤为突出。
明代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字东壁，湖北蕲州人），经过30年的努力，于1578年撰成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全书52卷，载药1892种，其中新增药物374种，附方11096首，插图1000余幅，按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等分16部，60类。该书总结了我国16世纪以前药物学之光辉成就，并以科学的态度，纠正了前人之误，它不仅是一部药物学之大成，而且还是一部初期植物形态学的重要典籍，在一定意义上说又是医学的一部全书，在国内外医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此后还有清·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等药物学著作。
明、清之际疫疬频繁发生，不少医家深入地观察了其发病特点，对其病机进行了探讨，总结了前人及自己的临证经验，形成了一大温病学派，其中以吴又可、叶桂、薛雪、吴瑭、王士雄等医家为代表。明·吴又可（名有性，苏州人）著有《温疫论》，提出瘟疫病系“戾气”所致，其从口鼻而入，潜伏膜原，对其治疗创立了九传治法。这在细菌学出现前两个世纪提出传染病的病原学是非同凡响的科学假说和见解，为温病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清代名医叶桂（字天士，苏州人）所著《温热论》，为温热病的证治确立了纲领、原则和大法，他主张以卫气营血作为温病辨证纲领，提出温病由卫传气传营再传血之顺传与“逆传心包”的理论，总结出温病卫气营血各阶段的治疗大法。与叶氏同期另一名医薛雪（字生白，苏州人）著有《湿热条辨》，为湿温时病之证治进行了颇为系统而深刻的研究，成为温病学中的重要典籍。略晚于叶、薛二家的吴瑭（字鞠通，淮阴人）著有《温病条辨》，他继承了叶、薛等诸家之学，并总结自己的临证经验，创立了三焦辨证，提出清热养阴多种治法以疗温热病，从而使温病学说趋于系统和完善。其后王士雄（字孟英，浙江海宁人）又著有《温热经纬》一书，他以《内经》、《伤寒论》有关温病之论为经，以叶氏、薛氏等人之说为纬，并结合自己临证经验将温病分为新感、伏气两大类进行辨证论治，对温病学说进一步作了发挥和总结。
明、清时期方书亦为不少，尤以明·朱橚、滕硕等人编辑的《普济方》为巨。全书168卷，载方61739首，列1960论、778法，分2175类，为集明以前方书之大成，迄今仍未有出其右者，所载内容堪称丰富，对方剂学之发展作了积极贡献。
临床各科医学这一时期著述甚多，在继承宋元医家各学术流派之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薛己的《内科摘要》在学术思想上受李果温补派之影响，虞抟的《医学正传》则发展了朱震亨养阴派学说，王纶《明医杂著》中所讲：“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正是对当时内科学术思想的很好总结。外科学以明·陈实功的《外科正宗》、薛己的《外科枢要》，清·王惟德的《外科全生集》等为代表，诸家从辨证分析到内治外治诸法论述颇详，对中医外科学之发展作出了贡献。妇产科学以明·王肯堂的《女科证治准绳》、武之望的《济阴纲目》、清·傅山的《傅青主女科》等为代表，前二者以内容丰富，论病详切为特点，后者论述简明，立法处方颇多建树。儿科学以明·万全的《幼科发挥》、《痘疹心法》、《育婴秘诀》和清·陈复正的《幼幼集成》等为代表，从育婴到儿科麻、痘、惊、疳等诸病论述颇为详尽而实用。针灸学以明·陈会的《神应经》、高武的《针灸聚英》和杨继洲的《针灸大成》等为代表，诸家既继承了前人成就，又总结了自己的临证经验。
清末、民国间，由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医药学同其他民族科学文化一样，备受欺凌和摧残。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反动派，他们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妄图废弃中医中药。1929年国民党反动政府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并提出消灭中医的六项办法。即时受到全国人民及中医药界广大志士的强烈反对才未得逞。几十年间中医药事业发展较缓，主要是对医学文献的研究、整理和中西汇通学派的产生。如丁松生的《当归草堂医学丛书》、周学海的《周氏医学丛书》、何廉臣的《全国名医验案类编》以及谢观等人的《中国医学大辞典》等。中西汇通学派主要以唐容川（名宗海，四川彭县人）、朱沛文（字少廉，广东佛山人）、张锡纯（字寿甫，河北盐山县人）、恽铁樵（名树珏，江苏武进县人）等为代表。他们试图从中西医学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沟通，如唐氏著有《中西汇通医书五种》、朱氏著有《华洋脏腑图像约纂》、张氏著有《医学衷中参西录》、恽氏著有《群经见智录》等。其他则几乎毫无发展，直到新中国诞生，中国医药学才获新生，出现空前未有的发展局面。（四）中国医药学的新发展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各项事业呈现出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新面貌。中医药事业得到了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和高度重视。建国不久，全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上即把团结中西医作为卫生工作三大方针之一，毛泽东主席多次强调：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搞好中医工作，才能担负起几亿人口艰巨的卫生工作任务。后来，毛泽东主席又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于是在全国掀起了“西学中”热潮，据统计仅1955年至1959年3月全国先后就办了31个离职西医学习中医班，学员达2000余人。
建立中医药学的科研机构，兴办学校，大力培养中医药人才。自1955年北京中医研究院（现名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已来，迄今全国已有中医研究院（所）50多个，人员近万名；自1956年北京、上海、广州、成都4所中医学院创建后，迄今全国已建中医药大学和中医学院28所、医学院设中医药专业有14所，中医药学校44所，每年有万余名中医药人员参加工作。
国家成立专门管理中医药工作机构，全国中医药工作统一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负责，各省（市）、自治区亦设相应机构。兴建中医医疗机构，自1954年各省、市开始创办中医医院以来，目前已发展到各县办中医医院，据1992年底统计全国已有中医医院2297所（含134所民族医医院），中医床位达20.5万张。
随着中医药事业的突飞猛进，中医药在学术上也出现不少可喜的成就，对国内外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医药治疗急腹症、流行性乙型脑炎、白喉，以及防治冠心病、老年慢性气管炎、肝炎、肾炎、风湿病、肿瘤等，小夹板固定治疗骨折，穴位刺激和结扎治疗小儿麻痹后遗症，针拨套出术治疗白内障，针刺麻醉和中草药麻醉以及抗疟中药青蒿素应用等皆取得了较好疗效，为世人瞩目。一大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中医药著作相继问世，高等教育、中等教育、自学函授教育等各类中医药教材渐趋完善，大批古典医籍名著有计划地被校订、注释、出版。
中医药学目前正随着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腾飞而迅速发展。
二、中国医药学的基本特点
（一）整体观念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以脏腑经络为核心的有机整体，各脏腑组织之间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同时还认为人体与自然界是密切相关的，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1.人体是有机的整体
人体内部各脏腑组织之间，是通过经络等互相联结，构成了有机的统一体。它以五脏为中心，生理上脏腑与皮、肉、筋、脉、骨等形体组织，以及五官诸窍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共同完成人体的机能活动。如心脏与小肠相合，主血脉，开窍于舌；肝脏与胆相合，主筋，开窍于目；脾脏与胃相合，主四肢、肌肉，其荣在唇；肺脏与大肠相合，主气，开窍于鼻；肾脏与膀胱相合，主骨，开窍于耳等。病理上脏腑功能失常，可以通过经络反映于体表、组织和器官；反之体表、组织和器官有病，亦可以由经络影响于脏腑。如肝火上炎，会出现目赤肿痛，治疗就用清肝泻火法；肾气虚者，可以出耳鸣、耳聋，治疗就用益肾填精法。如此等等，均说明人体各部分组织器官是互相紧密联系的，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2.人与自然界息息相关
人类生存在自然界中，自然界存在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素问·六节脏象论》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素问·宝命全形论》亦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这都说明了人与自然界这种生存与共的关系。
不仅如此，自然界运动变化常常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于人体，而人体对之也必然相应产生生理或病理的反应。《灵枢·五癃津液别篇》说：“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则腠理闭，气湿（涩）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则为溺与气。”即天气炎热时，人体毛孔开泄，以出汗散热来适应，天气寒冷时，人体毛孔紧闭，而不出汗以保温，代谢剩余之水则从小便排出。人体这种适应自然界的机能，不仅表现在四季气候方面，还表现在对地理环境、居住条件以及昼夜变化等诸方面。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说：“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即说明人体阳气昼夜之不同。一旦气候环境条件变化，超出人体的适应能力，或者由于人体调节机能的失常，不能对外界变化作出适应性调节时，往往人体就会发生疾病。如季节性的多发病、流行病的发生受自然界之影响尤为明显，所谓春多温病，夏多中暑，秋多疟疾，冬多伤寒就是这个道理。即使某些慢性病，如风湿痹痛、咳喘等也多随气候和季节变化而病情发生变化。地方病和职业病的发生，无疑与自然环境更有不可分割之关系。
人类受自然环境影响而发病，但人类亦能主动地改造自然，防止或减少疾病的发生。几千年来，人类在与自然环境作斗争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具有丰富的经验。如加强体育锻炼，提高身体素质；进行人工免疫，预防接种疫苗；搞好饮水、环境和个人卫生等。这些在防治疾病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二）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普遍应用的治病原则和规范，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之体现，是认识和解决疾病的过程。“辨证”，就是分析、辨别疾病的证候；“论治”，就是在辨证之基础上，根据正邪情况而确立的治疗法则。因此，辨证是治疗之前提和依据，论治是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也是辨证之目的，同时也是对辨证正确与否的检验。“证，与“症”的概念不同。“症”是症状，如头痛、恶寒、发热、咳嗽、胸痛、汗出等；“证”是证候，是指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出现的各种症状的概括，包括病变部位、原因和性质，以及致病因素与抗病能力相互斗争情况等，它能深刻、全面、正确地反映出疾病的本质。如同一感冒病，若见恶寒、身痛、头痛、发热、无汗、脉浮紧等症状时，即为风寒感冒证，当以辛温解表法治之；若见发热、咽痛、微恶风寒、汗出、脉浮数等症状时，则为风热感冒证，而当以辛凉解表法治之。二者虽同为感冒病，病位皆在表，但病因一属风寒一属风热，即前者为风寒表证，后者为风热表证，故施治有别。
辨证论治不同于“对症治疗”，亦不同于现代医学所说的“辨病治疗”。疾病的不同阶段可出现不同证候，不同的疾病，也可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同样的证候。因此，同一疾病的不同证候，则治疗方法有异，如上述的感冒病就有风寒、风热证候之别。又若水肿患者，初期发热、恶寒、浮肿、小便不利等症状为“风水证”，治宜宣肺发汗，利水退肿；后期见腰酸、肢冷、畏寒、面色苍白、浮肿、小便不利等症状则为“肾阳虚衰证”，治当温肾扶阳。不同的疾病只要证候相同，便可采用相同的治法，如脱肛、胃下垂、子宫脱垂等病，若均属于中气下陷所致，则皆可用益气升阳法治疗。这就是中医学中常说的“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道理。
上述两个特点是中医学所独有的。它是在古朴的哲学思想指导下产生的。随着中医学的不断发展，其内容也将会不断地完善和提高，在防治疾病的实践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上篇中医基础理论第一章阴阳五行
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的哲学理论，具有唯物主义内容和辩证法思想。春秋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学说被运用到医学领域，借以说明人体生理功能、病理变化、药物性能和人与自然界关系等，有效地指导着临床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成为中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具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第一节 阴阳学说
古人从长期的生产、生活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自然界诸事物的变化，都具有相互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古人以“阴”、“阳”二字来说明这对立双方的变化。阳，《说文》云：“高明也”，《玉篇》云：“营天功，明万物谓之阳”，说明阳字之本义就为高的、明的，具有造运万物之力。阴，《说文》云：“闇也”，《玉篇》云：“幽无形，深难测谓之阴”，说明阴字之本义就为暗的、深的、低的，具有幽深荫静之特性。显然阴阳二字具有对立之属性，能够说明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含有哲理。于是人们就以这种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来认识世界，认为阴阳双方的对立作用的不断运动是天地万物产生、成长、发展、消亡的根本原因。如白昼与黑夜，晴天与阴天，炎热与寒冷，活动与静止等等无一不是阴阳对立双方变化的结果。《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其本。”正是说明阴阳对立的运动是自然界的规律，是一切事物的纲领，是事物变化发生的根据，是事物从产生到消亡的本源，治疗疾病也必须遵循这个法则。一、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一）阴阳对立 阴阳学说认为自然界一切事物都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阴阳代表着事物相互对立两方面的属性。以自然界之天地言，则天为阳，地为阴；以日月而言，则日为阳，月为阴；岁之四季而言，则春、夏为阳，秋、冬为阴；一天而言，则昼为阳，夜为阴；以水火为言，则火为阳，水为阴：以人为言，则男为阳，女为阴……。概括地说，凡属动的、热的、在上的、向外的、明亮的、亢进的、兴奋的、强壮的等皆为阳；凡属静的、寒的、在下的、向内的、晦暗的、衰退的、抑制的、虚弱的等皆为阴。
事物的阴阳属性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阴阳中可以不断地再分阴阳，即《内经》所讲的“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的道理。如昼为阳，夜为阴，白天上午为阳中之阳，下午为阳中之阴；夜之前半夜为阴中之阴，后半夜为阴中之阳。因此，任何事物都可以分属阴阳两类，任何一事物都具有阴阳两个方面，而且阴阳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再分阴阳，以至无穷。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云：“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二）阴阳互根 事物的阴阳两方面不仅对立，而且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互相为用，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对方而单独存在。上为阳，下为阴，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亦无所谓上。左为阳，右为阴，没有左，无所谓右；没有右，亦无所谓左。热为阳，寒为阴，没有热，无所谓寒；没有寒，亦无所谓热。正如古人所说：“阳根于阴，阴根于阳”，“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孤阴不生，独阳不长”。《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也正是这个道理。（三）阴阳消长 阴阳对立之双方是不断地运动变化着的，总是此消彼长，此盛彼衰，互相消长，变化不息的。《素问·天元纪大论》云：“天有阴阳，地亦有阴阳……动静相召，上下相临，阴阳相错，而变由生也。”如四季气候之变化，从冬至春到夏，气候由寒变暖变热，是阴消阳长之过程；从夏至秋到冬，气候由热变凉变寒，是阳消阴长之过程。《素问·脉要精微论》云：“冬至四十五日阳气微上，阴气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阴气微上，阳气微下”，就说明了阴阳消长，产生寒暑变化的道理。
阴阳这种互相消长，在正常状态下，总是处于相对的平衡状态。倘若这种“消长”超过一定限度，就会破坏其相对的平衡状态而出现阴阳的某一方面偏盛偏衰的异常表现，在人体就会导致疾病。《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因此，维持阴阳相对的平衡是很重要的。（四）阴阳转化 事物的阴阳对立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着各自相反的方面转化，阴可以转化为阳，阳可以转化为阴。《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所说：“动复则静，阳极反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重阴必阳，重阳必阴”，“寒极生热，热极生寒”，以及《素问·六微旨大论》所说：“物之生从乎化，物之极由乎变”等都说明了阴阳这种转化关系。但是阴阳的互相转化必须要有一定的条件，《内经》所讲的“极”和“重”就是条件，就是指事物发展变化必须到“极”或“重”的阶段，才能发生质的变化。如果阴阳消长是一个量的变化，那么“阴阳转化”则是一个质变。
以上所说的阴阳对立、阴阳互根、阴阳消长、阴阳转化等为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逐一地被运用于医学上，使医学充满着哲理。二、阴阳学说在中医学中的运用
阴阳学说贯穿于中医学理论的各个方面，用来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并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一）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 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组织结构可以用阴阳来概括说明。一般而言，人体上部属阳，下部属阴；体表属阳，体内属阴；背部属阳，腹部属阴。以脏腑而言，六腑属阳，五脏属阴；五脏之中，居于上部心、肺属阳，居于下部的肝、肾属阴。具体到每一脏腑，又有阴阳之分，如心有心阴、心阳，肝有肝阴、肝阳，肾有肾阴、肾阳，胃有胃阴、胃阳等。正如《素问·宝命全形论》所说：“人生有形，不离阴阳”。（二）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 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是阴阳两方面保持着对立统一的结果。属阳的机能与属阴的物质之间的关系，就是这种对立统一关系的体现。生理的功能是以物质为基础的，无有阴精就无以产生阳气，而人体阴精之所得必赖阳气的机能活动。只有阴阳之间相互为用，才能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亦即所谓的“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所以《素问·生气通天论》云：“生之本，本于阴阳”。（三）说明人体的病理变化 人体内一旦阴阳失去相对的平衡，那么人体就会有随时发病之可能。尽管疾病病理变化万千，统言之其总离不开阴阳两方面的变化。疾病的发生、发展关系到正邪两个方面。病邪，即致病因素，有阴阳邪之分，人体内也有阴阳之分。阳邪致病，多使阳偏盛而阴受损，出现热证。如感受暑热之邪，可致高热、口渴饮冷、面红、尿赤、舌红等。阴邪致病，多使阴偏盛而阳受损，出现寒证。如恣食生冷或感受寒冷，可致恶寒、肢冷、腹痛、腹泻、喜暖、面色苍白等。即如《内经》所说：“阳盛则热，阴盛则寒”（《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素问·调经论》）。
若人体阳气虚不能制阴而发病，则出现虚寒证。如肾阳虚病人，多见面色㿠白，形寒肢冷、水肿、小便不利等。反之，人体阴精不足不能制约阳而发病，则出现虚热证。如一些慢性病或热性病人，每见低热、颧红、手足心热、口干、盗汗等。《素问·调经论》云：“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以及《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云：“阴盛则阳病，阳盛则阴病”，就是这个道理。（四）用于疾病的诊断 如上所说，人体的疾病发生，是由阴阳平衡失调所造成的，因此诊断疾病，必须分清阴阳，才能执简驭繁，找到疾病之本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明确指出：“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如望诊，色泽鲜明者属阳，晦暗者属阴；闻诊，声音洪亮者属阳，低微者属阴；切诊，脉浮、数、实者属阳，脉沉、迟、虚者属阴。
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所得资料，进行病因、病位、病性等的八纲分析而作出证的诊断。八纲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此八者则以阴、阳二者为总纲，阳纲统表、热、、实证，阴纲统里、寒、虚证。（五）用于疾病的治疗 既然疾病是由阴阳失调所致，因此治疗疾病总的原则也就是协调阴阳。根据阴阳之盛衰，采取补不足、损有余的方法，使阴阳之偏盛偏衰的现象得到纠正，以恢复其相对平衡的状态，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如阳偏盛，出现热证，则以清法，泻热损阳，施用寒凉药物；阴偏盛，出现寒证，则以温法，散寒温中，施用温热药物。若阳不足，出现虚寒证，则以温补法，温养阳气以补不足，施用温热补阳药物；阴不足，出现虚热证，则以滋补法，滋养阴精，施用滋润补阴药物。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所云：“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云：“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审其阴阳，以别柔刚，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六）用于归纳药物的性能 药物是协调阴阳，防治疾病的一种有力武器。根据阴阳学说的对立统一规律，《内经》把药物性味、功能以阴阳分类。如药物性寒凉、滋润者属阴，温热、燥烈者属阳；药物味酸、苦、咸者属阴，辛、甘、淡者属阳；药物具收敛、沉降作用者属阴，升提、发散者属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阳为气，阴为味……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六者或收或散，或急或燥，或软或坚，以所利而行之，调其气，使其平也。”指出了临证治疗疾病，以选择相应的药物，调整阴阳之偏颇。是以，药物的阴阳类属为临证用药提供了依据。第二节 五行学说
五行，即木、火、土、金、水。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由这五种元素构成的。《尚书·大传》云：“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生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是为人用。”《国语·郑语》云：“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并认识到这五种物质是运动的、变化的，各有其特性。《说文》云：“木，冒也，冒地而生，东方之行，从下象其根”；“火，也，南方之行，炎而上象形”；“土，地之吐生物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物出形也”；“金……久䔆不衣，百炼不轻，从革不违，西方之行，生于土”；“水，准也，北方之形，象众水并流，中有微阳之气也”。《尚书·洪范》则概括说：“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即指水能浸润入内，具下行、内藏、咸软至柔之性；火有向上、生长、温热之性，由热而能至焦成苦；木主始生，具幼嫩、生机勃勃，易曲酸柔之性；金既有坚实、肃杀之性，又有更易收成之义（《说文》“辛，物盛之味”）；土能生万物，具生化之性，若稼穑之甘食以养体。由此，可以看出古人对木、火、土、金、水这五者的认识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论思想。
对其进一步推而广之，一般概括为，凡具有生发、柔和、向上之特性者，皆可归属于木行；具有阳热、炎上、成长之特性者，皆可归属于火行；具有长壮、变化、吐纳之特性者，皆可归属于土行；具有清肃、坚劲、收敛之特性者，皆可归属于金行；具有寒润、下行、潜藏之特性者，皆可归属于水行。
木、火、土、金、水这五者不是孤立存在，之间是密切相连的。它们相互资生、相互制约，维持自然界诸事物之间的动态平衡，自然界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是此五者运动变化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如岁之四季，春夏秋冬之有序，寒来暑往之有度，就是其互相资生、互相制约的结果。《素问·脉要精微论》云：“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即言夏季（火）之热系春季（木）之暖资生助长而来，冬季（水）之寒由秋季（金）之凉资生助长而来。四季调和，寒暑有时还要依赖互相制约才能适度而无偏颇，即春（木）受秋（金）制约，夏（火）受冬（水）制约，秋（金）受夏（火）制约，冬（水）受长夏（土）制约。五行之间的相互资生、相互制约关系，称为“生、克、乘、侮”，以其来说明自然界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如此，便产生了五行学说。一、五行学说的基本内容（一）五行属性归类
古人在长期生产、生活的实践中，认识到木、火、土、金、水五者各自的特性后，便以取类比象的方法，将这种抽象的概括广泛地联系和推演到自然界一切事物。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体生理、病理，即包括整个物质世界，凡符合五行特性者，皆可以分类归属，加以说明。《素问·金匮真言论》和《灵枢·五音五味篇》等都有较多记载。兹归纳列表如下（见表Ⅰ1-1）。1-1表Ⅰ 自然界与人体的五行分类简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以五行为中心，时令之更替，气候之变化，以及五色、五味……这些自然现象的属性，比类人体之五脏、六腑、五官、五体、五志……等等，构成了一个系统，体现了人体与外在环境之关系。如春季草木始萌，显现了蓬勃生机，呈一片青色，则以“木”象征春季；在生、长、化、收、藏的发展过程中属于“生”的阶段；在气候变化中多东风；于人体则与肝脏性喜条达舒展相符。肝脏与胆腑相表里，肝开窍于目，在五体中主筋，因此肝病每多见目疾或筋脉拘急的病变。肝木亢旺者多性急易怒，且大怒者又能伤肝，故五志中与“怒”相合。这样，某些自然现象和人体生理、病理现象联系于一起，归属于木行，形成了一个系统。由此可知，中医学所用的五行，实际上是五种不同属性的抽象概括。（二）五行的生克乘侮
1.相生 五行相生关系是指某一“行”对另一“行”有着资生、促进、助长的作用。其次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1-1水生木。依次孳生，循环不息（见图Ⅰ）。在相生关系中，任何一“行”都有“生我”、“我生”两个方面，生我者为母，我生者为子。因此相生关系又称“母子关系”。如木，生木者为水，木生者为火，故水为木之母，火为木之子。其它四行，以此类推。
2.相克 五行相克关系是指某一“行”对另一“行”有着克制、制约、抑制的作用。其次序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1-1金克木。这种克制关系也是往复不尽的（见图Ⅰ）。在相克关系中，任何一“行”都有“我克”、“克我”两个方面，我克者为所胜，克我者为所不胜。故这种相克关系，又称“所胜”和“所不胜”关系。如水，我克者为火，克我者为土，则火为水所胜，土为水所不胜。其它四行，以此类推。1-1图Ⅰ 五行生克示意图1-2图Ⅰ 五行乘侮示意图
五行的生克关系，不是绝对的。相生之中，寓有相克；相克之中，寓有相生。如木能克土，而土能生金，金则克木。其它四行亦如此。因此，五行之间存在一种制化的关系。制，即制约；化，即生化。五行制化是事物发展的必备条件。若只有相生而无相克，则不能维持正常的平衡；倘只有相克而无相生，则万物无从化生而息灭。正如《类经图翼》所说：“造化之机，不可无生，亦不可无制。无生则发育无由，无制则亢而为害。必须生中有制，制中有生，才能运行不息，相反相成”。也就是《素问·六微旨大论》所讲：“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的道理。
3.相乘 乘，乘袭之意。相乘是指五行之间相克太过，超越了正常制约的限度，属于事物之间失去正常协调平衡的一种表现。如木本克土，金本克木，以维持平衡，但当木气过亢，而金则不能对其加以制约，那么过亢之木便会加倍地克土而令土虚。其它四行，以此类推1-2（见图Ⅰ）。
4.相侮 侮，欺侮之意。相侮是相克的反方向，又称“反克”，或“反侮”，是事物之间失去正常协调平衡的另一种表现。如金克木，木克土，为正常制约关系，但当金气不足，或木气过亢时，则木不仅会乘土，而且亦反过来侮金，使金更虚。其它四行，亦如此类推（见
1-2图Ⅰ）。
可见，相乘、相侮是五行生克制化的反常现象。《素问·五运行大论》云：“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正是深刻而简明地说明了五行乘侮的关系。
五行之间生、克、乘、侮关系，是五行学说的核心内容，它反映了物质世界诸事物的正常与不正常两种运动规律，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这一古老的唯物论在中医学中得到了广泛运用。二、五行学说在中医学中的运用
五行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主要是以事物属性的五行分类法和生克乘侮的变化规律，分析、说明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并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疾病。（一）说明脏腑的生理功能与相互关系 中医学认为，人体生理活动以五脏为中心，五脏具有五种之属性。故以五行配五脏，肝木、1-1心火、脾土、肺金、肾水（见表Ⅰ），并以五行关系解释五脏之生理活动。如肝脏，性喜条达，颇与木性生发相符；心脏，心阳有温煦全体作用，颇与火性温热相符；脾脏，为人体气血生化之源，犹如土之生化万物之性；肺脏，性喜肃降，颇似金之清肃、收敛之性；肾脏，肾有藏精滋养人体作用，颇与水性潜藏滋润之性相符。
五脏之间密切相关，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影响，共同协作以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这犹若五行之生克制化。肾（水）之精以养肝，肝（木）血以济心，心（火）之热以温脾，脾（土）化生水谷以充肺，肺（金）清肃下行以助肾。肺（金）气肃降能抑制肝阳上亢，肝（木）气条达可以疏泄脾之壅滞，脾（土）气运化则能制止肾水泛滥，肾（水）精滋润，可以制约心阳亢盛，心（火）热上炎，能制约肺金清肃下行之太过。（二）说明脏腑间的病理影响 中医学以五行学说中的乘侮反常规律来解释脏腑间的病理变化关系。人体无论一脏受病，还是多脏发病，本脏病可以传及他脏；反之，他脏有病，亦可以影响于本脏。如肝病可以传脾（木乘土），脾病也可以传肝（土侮木），肝脾亦可以同病（木郁土虚或土壅木郁），肝病还能够传心（母病及子）、传肺（木侮金）、传肾（子病及母）。其他四脏也都可以运用五行学说之乘侮关系，说明各脏腑间的病理影响。
疾病的发生、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一般是如上述所说传变的，但亦有不依此规律而传变者。《素问·玉机真脏论》云：“其卒发者，不必治于传，或其传有不以次”。因此，临证时不可拘泥胶柱，要具体分析。（三）用于综合四诊，推断病情 在诊断疾病上主要以五行学说综合望、闻、问、切四诊的材料，分析、归纳其属于何脏之病变？是偏盛，还是偏衰？是本脏病，还是已累及他脏？如见头痛、眩晕、面红目赤、口苦舌干、急躁易怒，脉弦而数，此为肝火上炎，木火偏盛，病在肝经本脏，属实证。若见头昏目花、眩晕、耳鸣、手足心热、舌红少苔、脉弦细数，乃为肝肾阴虚，水不涵木，病在肝肾二脏，属虚证。《难经·六十一难》云：“望而知之者，见其五色，以知其病；闻而知之者，闻其五音，以别其病；问而知之者，问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所起所在也；切脉而知之者，诊其寸口，视其虚实，以知其病，病在何脏腑也”。如此，从望色、闻音、问味、切脉上将五行学说与诊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四）用于确立治疗原则 《难经·六十九难》云：“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难经·七十七难》又云：“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其脾气”。这些都是运用五行学说指导治疗的原则。一般情况，病在本脏，则根据其虚实盛衰进行泻实补虚即可；若累及他脏，或本脏病久，症情复杂，就宜按《难经》所论，根据五行生克制化原则，协调脏腑间关系，进行适当的治疗。后世医家，在医疗实践中，针对具体病证，制定出了许多治法。如木旺乘脾者，用抑木扶土法；木反侮金者，用泻木清金法；土不生金者，用培土生金法；水亏木亢者，用滋水涵木法；水反侮土者，用补土制水法；水亏火旺者，用壮水制火法……。第三节 阴阳与五行的关系
阴阳学说主要说明事物对立统一规律，即对立的双方互相依存、互相消长、互相转化的关系。五行学说是以物质世界中事物的五行归属及其生克乘侮规律来说明事物间的相互关系。中医学以之作为认识论、方法论，借以解释人体生理功能、病理变化，以及指导诊断、用药、治疗等。一般来讲，阴阳学说是纲领性的，自然界一切事物和现象，包括人体在内，皆可用阴阳学说加以分析，说明它们之间的相互对立统一关系；五行学说则比较精细，自然界一切事物之间，包括人体在内，它们之间相互的联系和影响，都可以五行加以归类和说明其间的错综复杂的变化关系。
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二者不可分割，论阴阳往往联系到五行，言五行则常常离不开阴阳。兹就脏腑而说，脏腑有阴阳之分，有五行之归属，阴阳与五行密切联系；阴阳包括五行，五行之中有阴阳。以心脏、肾脏为例，一火一水，一阴一阳，若肾水不足，则心火亢盛，出现阴阳失调，水火不济的症状，治疗当滋水泻火，媾通阴阳。如此，不仅说明事物对立双方的一般关系，而且又说明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较为具体而复杂的关系。从而有利于较正确地解释人体复杂的生命现象和病理变化。
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的哲学思想理论，具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内涵，但它的形成毕竟是自发的、朴素的，亦应看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不可能完全摆脱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思想影响。因此，它也就未能全面地、正确地反映脏腑以及脏腑之间的生理、病理过程，也就未能完全地说明疾病的发生、发展。我们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继承其合理部分，扬弃其不合理部分，使之更好地为人类的医疗卫生事业服务。第二章脏腑
脏腑，是内脏之总称。脏腑，古称“藏象”。藏，指藏于内，就是内脏；象，是征象或形象，指内脏生理、病理所表现于外之征象。正如《类经》所说：“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脏腑学说，是研究人体脏腑生理功能、病理变化以及其相互关系的学说。它是中医学理论的核心，是临床辨证论治的基础，特别对内伤杂病之辨证尤为重要。
脏腑，包括五脏、六腑及奇恒之腑。心、肝、脾、肺、肾为五脏，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为六腑，脑、髓、骨、脉、胆、女子胞为奇恒之腑。五脏的主要功能是生化和贮藏精、气、血、津液、神。六腑的主要功能是受纳和腐熟水谷，传化和排泄糟粕。《素问·五脏别论》云：“所谓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也，故满而不能实；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此既对五脏和六腑功能作了概括，又指出了五脏与六腑在功能上的基本区别。至于奇恒之腑，“奇”，是异的意思，“恒”，是常的意思，因其生理功能既不同于五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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