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卡恩,郑思齐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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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城市的崛起：经济增长与环境如何共赢试读：
总序
作为CIDEG文库的主编，我们首先要说明编纂这套丛书的来龙去脉。CIDEG是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的英文简称，成立于2005年9月的CIDEG，得到了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提供的资金支持。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发起设立这样一个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是基于一种思考：由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很多问题，比如能源、环境、公共卫生等，不光局限在科学领域，还需要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参与进来，比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以及工程研究等，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我们需要不同学科学者相互对话的论坛。而且，参加者不应仅仅来自学术圈和学校，也应有政府和企业家。我们希望把CIDEG办成类似斯坦福大学非常著名的公共经济政策研究中心（Stanford Institute of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SIEPR）那样，对能源、环境问题进行经济和政策上的分析。我们认为，大学应该关注基础研究，大学的使命是创造知识，在深层知识的产生上发挥作用。而产业部门的任务是把技术成果商业化，大学和产业之间的连接非常重要。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忘记政府的角色，特别是对于一个发展中的转轨国家，政府职能的定位和边界至关重要。CIDEG的目标是致力于“制度变革与协调发展”、“资源与能源约束下的可持续发展”和“产业组织、监管及政策”为重点的研究活动，为的是提高中国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及教育水平，促进学术界、产业界、非政府组织及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学习和协调。
2005年9月28日CIDEG召开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产业与环境”的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正是中国当今的产业和环境状况。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有28年历程，它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它为全世界的经济增长贡献了力量，特别是当其他一些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时候。不过，中国今后是否可持续增长，却是世界上许多人所关注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还面临着诸多挑战：资源约束和环境制约，腐败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糟糕的金融服务体系，远远不足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及为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所必须面对的来自教育、环境、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冲突。这些挑战和冲突正是CIDEG将开展的重点研究课题。
中国刚刚发布的“十一五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对发展模式的调整，号召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增长模式、提高增长质量，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这也为CIDEG的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一个更有利的前景。
而中国对环境治理方面的研究显然刚刚开始，中国近年能源消耗的速度远高于实际经济增长速度，这种增长是不可能长时间持续的。最近《京都议定书》开始生效，哪些公共政策措施可以控制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气体的排放？建立一个排放权的市场是否对控制尾气排放有效？如何资助新环境技术的进步？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技术知识，也需要经济学素养。而建立一个环境监管体系，就不仅涉及法律问题和技术问题，更需要对广泛社会问题的考量。环境污染背后的实质是社会成本和价值的重新分配问题，因而要从社会系统的角度考虑环境监管。并且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环境污染的源头在发生改变，监管体系也就应该随之改变。
还有公共卫生问题，比如SARS、疟疾、艾滋病等，这是全球化的另一面。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加快了疾病传播，如何控制这些病的流行，不仅需要医生的合作，而且涉及许多移民的工作、生活和环境等问题。我们会面对许多类似的公共政策问题，解决方法要看历史因素和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就要进行国际比较研究。
中国是独特的。但是，由于中国也曾经是一个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有些研究需要与过去同是计划经济的中欧和独联体国家相比较。与此同时，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在开始阶段农村人口都占很大比重，传统社会规则是农业社群中的人际关系生发出来的。这些社会关系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这种发展形式和西方经济的发展很不一样，也与俄罗斯等国不太一样。所以，在面对这些既有共同点又有独特性的问题时，比较研究会很有意思。虽然受制于不同的制度框架，但问题是共同的，比如社会保障、养老金问题、环境问题等。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我们可以从新加坡、瑞典和其他国家学到许多经验。在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与环境的社会冲突方面，我们可以从日本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环境立法、产业发展协调中学到许多教训和经验。所以，对产业发展和环境治理的研究应该是全球化的。
比较经济制度分析是一种概念工具，有助于理解不同经济制度如何演化。不同制度可能会融合，可能会继续保持差异。产业发展和环境治理政策不一定是普世适用的，在某些国家可能容易实施，其他国家也许不行，但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非常重要。充分利用国际上已有的研究成果，收集和整理这些成果以做进一步的交流，是十分可取的途径。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比较、借鉴和学习也成为CIDEG学术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CIDEG理事长陈清泰的倡议，我们决定翻译并出版这套“CIDEG文库”，介绍不同国家是怎样从农业国家发展为现代国家的；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是如何处理与环境的矛盾的。这套丛书的内容选择非常宽泛，从学术的到非学术的都在其内，目的就是给中国的读者——学生、学者、官员和企业家以及所有对此有兴趣的人提供更多的信息与知识。CIDEG理事和学术委员为文库提供了第一批书目，并成立了编委会，今后我们还会陆续选择适当的图书编入文库。为此，我们感谢提供出版书目的CIDEG理事和学术委员，以及入选书籍的作者、译者和编辑们。青木昌彦吴敬琏2006年4月10日第一篇中国城市环境污染的形成机制及空间图景第一章 引言
吴先生今年38岁，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博士。他出生在河南，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留在北京，现在是一家大型国有建筑设计公司的部门高管，收入颇丰。他的妻子在北京的一家三甲医院工作，也很稳定。他们有一个5岁的女儿。正如中国城市中很多年轻夫妻一样，为了能让女儿舒适地成长，他们在女儿出生前就购置了一套房产和一辆私家车。
要说吴先生目前的生活质量，的确远远超过了他父母当年的境况。30多年前，吴先生父母那一代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之后最多在工作单位得到一间住房（而且是租住的），甚至只能得到集体宿舍中的一个床位。只能拿着政府部门发放的购物券买到基本口粮和很少一点肉食与食用油。在衣着上，一年只能添置一两件衣服，因为一年只能领到十几尺用来购买纺织品的布票。如果能骑上一辆自行车，那就会让那些参加工作的老同学非常羡慕了。因为不但要攒够买车的钱，还要弄到不易得到的购车券，才能买到自行车。
但吴先生所面临的困扰也是他的父母未曾经历过的。如果他的工作业绩没有达标，就会被降薪，或者得不到提拔的机会。当他感觉不舒服时，比如北京糟糕的雾霾引发了咳嗽甚至气管炎，他也不得不坚持工作，因为公司中的竞争压力很大。在饭店吃饭时，他非常小心，因为他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关于食品安全事件的新闻，比如变质的食材、激素超标的鸡肉，甚至假的羊肉。他在家里是“上有老，下有小”：必须提早为父母的退休打算，因为父母的退休金很低，也没有很好的医疗保障；还必须提前计划女儿上学的事情。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确带给这些年轻的城市父母更多的焦虑。好学校实在太稀缺了，这使得每个孩子和他们的父母都感到很大的压力。每次谈起这些让他焦虑的事情，吴先生都表示在考虑是否移民到加拿大或者美国。
在中国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还面临着高房价的困扰。冯女士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就职于一家大型房地产公司。前十年火爆的房地产市场的确给她的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商机，但从个人生活的角度考虑，她还是切实感受到北京高昂的房价带来的压力。她全家目前还租住在西城区一套很小的老旧房子里。她算了一下，如果要买一套1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她和她丈夫还得持续存款10～15年。冯女士的工作压力也很大，经常调侃她的工作模式是“5+2，白加黑”，就是一周工作五个工作日，再加两天周末；而且不仅白天要干活，晚上还要加班到深夜。这些额外的加班实际上是自觉自愿，没有加班费的，可是她必须这么“自觉”，因为一旦她的业绩落在其他同事后面，她也很有可能面临降薪或离职。
冯女士每周的工作时间肯定比一般的欧洲人要长。事实上，比较中国与西欧国家一些城市的居民生活会很有意思。中国城市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但是城市污染和生活压力急剧加重。欧洲[1]的许多城市相对更绿色，居民也有更加充足的闲暇时间去享受生活。
中国过去30余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近些年来经济状况糟糕的美国和西欧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超过10%，贫困人口占比从84%下降到13%。虽然仍有数以百万计的穷人生活在中国的农村地区，但是他们正在脱离贫困。在1959～1961年间发生的三年大饥荒对于现在的年轻人而言已是遥远的历史。医疗卫生水平得到提高，死亡率下降，在过去的30年间，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从66岁延长到73岁。
尽管上述指标看起来不错，但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提高速度会显著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包括严重的环境污染，以及医疗和教育等基础公共服务资源的缺乏和不均等。
最近一些年，中外媒体经常会谈论一些备受瞩目的环境事件，例如：浙江德清的铅污染，内蒙古矿山的有毒物质扩散，商家用狐狸与田鼠肉冒充羊肉，曾在黄浦江上漂浮的不计其数的死猪，还有学者发现冬季北方烧煤供暖会带来严重的空气污染并让北方人的寿命降低，所有这些都是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所付出的代价。[2]
2013年初，北京一次严重的雾霾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2013年1月，北京上空的可悬浮颗粒物浓度已经超过了公共卫生领域所设定的警戒线（250 μg/m3）的2倍、3倍甚至4倍，是世界卫生组织所[3]设定的健康标准的40倍。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世界上20个污染最[4]严重的城市中有12个在中国。2003年，中国341个城市中，有53%的城市（覆盖中国城市总人口的58%）的平均污染水平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所设定的健康标准。仅有1%的中国城市居民生活在达到欧盟[5]大气质量标准的城市中。
另外引起关注的是水污染。据国家环保部报道，2012年，在198个城市中，57%的地下水水质监测点检测结果为“差”或“极差”。并且，超过30%的国家主要河流已被评定为“污染”或“严重污染”[6][7]。
中国如今是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对全世界的气候变化问题具有重大影响。虽然中国人均能源消费量仍然比美国低30%，但是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已经在2009年超过美国。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表明，1990～2010年间，中国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增长了[8]186%（达到5.2吨），而世界人均量仅增长了16%（达到4.9吨）。西方国家也曾如此
如今，中国面临很多环境挑战，包括过度依赖煤炭的工业生产，私家车保有量的不断增长，以及快速上升的温室气体排放。相比之下，西方的很多城市都拥有清洁的空气和水，这些城市经历了超过40年的环境整治，在许多环境指标上表现良好。
但在几十年前，西方的城市也曾遭受污染的危害。在伦敦和纽约这些大城市，燃煤造成的煤烟笼罩在城市上空。比如1952年的伦敦烟雾事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居民燃煤形成的烟雾大大加重了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使很多人丧生。同时，机动车的普及增加了对含铅汽油的需求，导致城市中的铅排放量升高。在20世纪60～70年代，汽车尾气排放导致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污染越来越严重。同样在20世纪中期，在美国匹兹堡、纽约和洛杉矶等主要城市，虽然繁荣的炼钢产业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但重工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空气和水污染。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盖尔特纳（Geltner）教授是思齐的好友，他已经60岁了，小时候是在匹兹堡长大的。今年夏天他和思齐一起访问了中国东北的几个城市，他深有感触地说，这里的空气质量让他想起了儿时的匹兹堡，那时他也是在这样的雾霾中生活的。
可怕的大雾带来了西方城市的变革。政府开始实行严格的环境管制，技术革新使得能源效率不断提高，人们逐渐富裕后对清洁空气的需求也在不断上升，这些因素共同推动能源结构的转型，比如从原先高污染的燃煤转向更加清洁的天然气，使得那些城市的空气质量开始逐步改善。在谈到这场环境保护的变革时，人们经常提到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在20世纪60年代，这本书曾经带动了许多有知识的美国民众投身环保事业，保护自然环境。
拿汽车尾气来说，美国汽车尾气管制政策的效果已经抵消了汽车总里程增长对环境带来的负面效应。2015年出厂的汽车，其每英里的尾气排放已经比1975年出厂的汽车降低了99%。所以，尽管汽车总保有量和行驶里程总量都在增加，过去的几十年中洛杉矶的光雾污染[9]水平还是在不断降低。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匹兹堡和其他一些“铁锈地区”的城市（Rust Belt，指从前工业繁盛而今衰落的地区）失去了数以万计的制造业工作岗位。而这件事的“好处”则是蓝天得以重现。由于工业活动减少，空气和水的质量迅速提高，匹兹堡彻底改头换面，成了一个坐落在阿勒格尼和莫农加希拉河畔的美丽城市。新落户匹兹堡的公司需要的是更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级技术人员，并期望与诸如卡内基—梅隆大学及匹兹堡大学等领先的研究型大学合作。同样，波士顿与芝加哥都曾经历过这样的变迁过程，伦敦也是如此。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走过的道路，并不能完全被用于预测中国城市环境的未来发展趋势，但其中的基本规律还是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虽然中国和美国在很多方面都不同，美国城市在环境问题上走过的道路，凸显了不可再生能源消费、工业生产规模和私家车使用需求在城市环境质量变迁上的重要作用。对于一个有相当规模人口的城市而言，降低污染水平要逐步摆脱依赖燃煤来发电和发展工业，要调整产业结构来降低重工业的比重，并通过新技术来减少每单位经济活动的污染排放。在交通方面，如果人们少开车或者汽车每公里的尾气排放减少，就可以降低交通带来的污染排放。这里我们想要强调的逻辑是，要同时关注两个重要指标——经济活动总量（例如工业总产出和机动车行驶总里程）以及每单位经济活动的污染排放强度。为了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共赢，每单位经济活动污染排放强度的降低速度要大于经济活动总量增加的速度。比如，如果北京居民2015年开车的总里程数相比于2000年增加了50%，但是每公里排放量的减少超过50%，那么尾气排放的总量将依然是减少的。这个估算方法可以用来分析中国城市中经济活动所带来污染的规模与强度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如何变化的。为什么对未来抱有希望
2013年以来，北京严重的雾霾会是中国式的《寂静的春天》吗？或是如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一般，像一剂催化剂，能够带来真正的环境变革？最近一些年，已经有一些最新的迹象显示，中国城市在未来几十年里会经历环境的改善。
我们对中国85个主要城市空气污染可吸入颗粒物PM10的数据做了初步分析。利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的定量分析表明，对于其中的33个城市，快速的经济增长已经帮助它们跨过空气污染急剧上升的阶段，并推动它们在未来实现空气质量的改善。
自2001年到2013年，北京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降低39%。在这期间，北京的人口、汽车保有量以及人均收入实际上都在持续增长。我们对2005～2010年间中国85个主要城市PM10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如果控制城市人口规模以及制造业比重，PM10浓度每年降低2.8%。假设这个趋势可以延续到未来，可以预测，在一个城市的人口与制造业比重保持不变时，10年后PM10浓度可以降低28%。当然这种线性外推过于简单了，而且中国城市的规模一定是会不断扩大的。不过我们的模型显示，尽管城市人口规模与PM10浓度有正相关关系，但弹性相对较小——10%的城市人口增长，在北京相当于增加200万城市居民，会使PM10浓度上升1.3%。
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居民有机会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也变得越来越富裕。这使得他们对生活质量的需求不断提高，也越来越希望规避健康风险。事实上，近些年来，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在中国民众中引发了热烈的讨论，环境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各种环境投诉更是层出[10]不穷。这一方面说明环境问题的确很严重，但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关注度的迅速提高，这种关注是有利于解决问题的。超过18%的世界人口生活在中国，如果这里面中产阶层的比重不断加大，而他们对环[11]境和生活质量的需求不断提高，这将有利于中国和全世界。本书概览
在本书中，我们尝试去理解中国城市的增长会带来怎样的环境挑战——包括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各种本地的污染物。本书的特色是采用微观经济学的视角，也就是说，我们关注千千万万个家庭和企业，以及各个层级及各个地方的城市政府所做出的行为选择，并讨论这些微观个体的行为是如何汇总成为强大的力量，进而带来各种环境影响的。实际上，没有哪个理性的人（或者企业）会故意去破坏环境，环境污染往往是个体在最优化自己的其他选择时所带来的副产品——例如企业生产钢材和居民选择开车出行，这能够给他们带来利润和效用，但同时也排放了污染物。
为了讨论环境质量的改善是否会发生，我们必须去理解上述这些微观个体在做出污染环境的各种行为时，其背后的动机。例如，为什么中国的工业企业大量使用容易形成污染的煤炭？经济学家就会去问，是谁来承担燃煤带来的环境成本，而又是谁能从这些工业生产活动中获益呢？这种工业生产显然带来了许多的社会成本（比如周边的居民要呼吸污染的空气），那么地方政府是否会对它们进行环境管制，来保护周边的居民？或者出于其他的目的（例如追求更高的GDP和税收），而对这些工业企业的污染行为听之任之？对于民众而言，他们是否有意识并有意愿去采用一些自我防护措施，比如佩戴口罩或者安装空气净化器，来减少自己在污染环境中的暴露机会？
本书的两位作者，马修·卡恩和郑思齐，从2006年起就一起开展了多项关于中国城市发展与环境挑战的合作研究课题。这些年来，马修曾多次访问中国并在多所大学演讲和授课，思齐也作为访问学者访问了美国的多所大学。这种密切的国际合作使得我们都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各自国家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个系统上的差异，包括优势与不足。在合作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后，我们决定一起来写这本书。我们相信，相比于我们之中的某个人单独写作，两人的合作互补肯定会使本书质量更高，也更有意义，因为我们之间的讨论和辩论能够让两个人都更客观和平衡地看待中国城市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马修是一位环境经济学家，这个学科着重应用微观经济学去理解污染的成因与影响。思齐是一位中国城市经济与房地产学者。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试图传递一些令我们感到兴奋的合作研究发现，并期望通过普通人的故事把我们的研究映射到当今中国城市的日常生活中。这些被观察的普通人物（像吴先生和冯女士）允许我们使用他们的真实案例来作为生活在大规模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国民众的典型代表。
我们试图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理解中国城市生活质量面临的挑战，特别是其中的环境质量问题：对于中国数以亿计的城市居民而言，环境污染是如何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的？他们日复一日的行为选择会如何影响本地污染和全球变暖？为什么他们对于清洁环境的需求可能会逐渐增长？政府政策在当前和未来会如何影响城市的环境质量？
在第二章中，我们将讨论中国众多城市的工业化进程与它们的经济地理特征。当中国更多利用燃煤发电来支撑城市中的工业生产时，能源密集型的制造业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污染源。2013年，中国有[12]67.5%的能源来自于煤炭，而在美国这一比例仅为20.1%。事实上，中国煤炭总产量几乎占全球的一半。在中国城市人口与收入增长的同时，电力需求无疑也在持续增长。我们将仔细观察这样的增长如何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以及会带来怎样的本地和全球环境挑战。
北京、上海和香港是众所周知的大城市，但是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坐落着大量的其他城市，其中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就超过了100个。而中国的城市增长才刚刚开始——在未来的30年中，大约3亿人口将进入中国的各个城市，很多因素将影响他们到底会迁移到哪里。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放宽国内的人口流动限制，这样人们可以更加自由地迁徙。随着中国城市人口的快速增加，城市的空间增长模式也会发生不断的变化，包括城市居民如何选择居住地以及如何选择各种交通方式，这些都会对城市环境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如果没有户口或者暂住证等证件，在正式部门中就业往往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比如只有很低甚至没有医疗和失业保险；他们也很难享受到城市中的公共服务，例如他们的孩子不能在当地公立学校就读。一个好消息是，这种不平等正在被逐步消除。2014年7月底，中央政府宣布继续大力推进户籍改革。
依据中央政府的这个文件，“将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有效解决户口迁移中的重点问题”。虽然中国的选举制度与西方并不相同，但是在市场经济中，中国民众是可以“用脚投票”的——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去哪里生活和工作，尽管在某些城市或某些部门还存在着一些约束。在第三章中，我们将会探讨中国的城市体系，以及这个城市体系中不同城市的生活质量。这些讨论能够让读者了解到，中国城市居民面前的迁移菜单中有哪些选项，他们是如何选择的。
环境问题所带来的挑战在不同城市以及城市内的不同区位上都是有所不同的。一个人们常常会说的俗语就是“解决污染的办法就是大家分散开”（solution to pollution is dilution）。在美国，很多人认同这个观点，于是选择生活在人口稀疏的郊区。这样的田园生活可以享受充足的绿色空间、清洁的空气。但是环境保护主义者反对这种生活方式，因为这些人自己是能够享受更好的环境质量，但他们需要比城市中的人使用更多的机动车，消耗更多的汽油，房子更大也就会消耗更多的电能，这都增加了他们的碳排放足迹，为整个社会带来更多的环境负担。在第四章中，我们将讨论城市空间结构的问题，分析在市中心与郊区生活各自的好处和成本，特别是对环境的影响。在美国，到目前为止，城市增长最快的区域是在城市边缘（而不是城市中心），绝大多数居民都生活在独立式住宅（Single-Family Houses）当中。在中国，城市人口的密度相当高，有约80%的城市居民都生活在高层公寓楼（High-rise Condominium）里面。但是，当中国城市居民变得越来越富有之后，那些富裕阶层是否也会逐步效法美国人的生活方式，选择搬到郊区，住在独立式住宅（或者联排住宅）当中，并越来越依赖开车出行？如果这种情景发生，那么这对于城市环境将意味着什么？[13]
2010年中国有1528.82万辆新车注册上牌。在一个人均收入不断提高的国家，更多人希望自己在出行上能享受更多的“自由”。在中国也是如此，随着机动车需求的不断增长，交通部门对于本地污染和全球变暖都会带来越来越大的影响。在第五章中，我们将会探讨中国城市中私家车的微观经济学问题，并分析其变化趋势及对环境的影响。我们也会总结学术研究的一些发现和结论，特别是如何设计有效的公共政策，来减少私家车发展对本地污染和全球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上面这些章节讨论了工业生产、人口增长和私家车使用增加的经济地理格局，以及中国城市空间形态的可能演变。这些实际上是从供给角度对污染来源及其动态变化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转向需求方，讨论人们对于清洁环境的需求，以及这种需求是否能够推动城市环境质量的改进。
我们对于需求方的分析将依赖于实际的数据以及调查的结果。作为经济学家，我们经常采用的分析手段是去研究人们如何在预算约束下，根据自己的偏好来做出选择。在环境问题上就是人们如何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规避污染所带来的健康风险。这里举一个例子，2008年，国产“三鹿奶粉”造成了很严重的食品安全事故，在这个事件后，数据显示，中国城市中的年轻父母以超过30%的溢价从海外购买婴儿奶粉，其海外购买量超过了60%的奶粉消费量。这些年轻父母多付出的奶粉钱，实际上就是他们为了规避劣质奶粉可能给自己孩子带来的健康风险，而支付的额外溢价。在第六章与第七章，我们会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而且研究发现，随着中国城市居民变得更加富裕，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降低污染风险的需求也在显著增长，从本书的作者之一思齐在北京的一天生活就可见一斑。面对城市生活的挑战，我们将展现她的生活如何受到污染问题的困扰，以及她是如何保护自己和家人的。思齐的一天
今天是北京寒冷的冬季里一个寻常的星期一。早上的室外气温低于零度。思齐很早就起床了，打开安装在她的苹果手机里的一款检测空气质量的应用程序，开始查看信息。信息提示中包含两套城市空气污染指标：一套来自北京美国大使馆，一套来自中国的环境保护部。又是一个糟糕的天气！美国大使馆显示目前的空气质量是“有毒害”（hazardous），环保部的数据则显示“重度污染”（highly polluted）。这个应用程序可以帮助思齐根据当天的污染状况来调整一天的安排——如果污染很严重，就需要减少户外活动并做好防护。
正如其他的北京居民一样，思齐已经积累了好几套策略来保护自己和家人。她有一辆汽车，在污染严重的天气，她就不再骑车上班，而是会开车去上班。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产品可以用来抵御空气污染。空气净化器每台售价1000～5000元不等，甚至还有更贵的；口罩则每只只需要几块钱。一些研究显示，在户外佩戴有效的口罩可以减少大约1/3的可吸入颗粒物吸入量，但一只口罩的有效期只有几天，需要不断更换。
戴上口罩并不好看，但是在北京雾霾天气里暴露在户外30分钟就会让你觉得嗓子疼，所以很多人还是选择佩戴口罩。在重度污染的天气里，走在路上或骑车的人很多都戴着口罩。北京的超市、药店和便利店里的口罩常常售罄，尤其是高质量的3M品牌，型号为N95的那款口罩，其效力更高——可以过滤掉88.5%的可吸入颗粒物PM2.5。
为了不让自己吸入过多的雾霾，思齐今天决定开车去上班。她骑自行车到清华大学的办公室需要20分钟，如果开车没有遇到交通堵塞则只需要10分钟。但在交通拥堵的高峰时段，这段路需要花30分钟，有时候甚至需要1个小时。为了躲避交通拥堵，她常常在早上7点以前就到办公室。值得庆幸的是，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她的上下班时间比较灵活，因此可以调整出门时间以躲避拥堵。她的很多朋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公交车和地铁在高峰时段通常非常拥挤，有时需要靠排在你后面的人来推你，才能挤进车厢。这是许多人即使是在地面交通很拥挤时，仍然选择开车堵在路上，而不愿去坐公交车或地铁的原因。一些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北京的平均单程通勤时间是50分钟，这远远超过了洛杉矶和纽约的平均值。
在冬季，北京实行集中供暖，这使她的办公室变得温暖舒适。但由于煤炭是集中供暖的主要能源，这就带来了空气污染。在北京的许多建筑里，人们通常无法调节集中供暖期的室内温度，有些时候由于暖气太热而不得不开窗通风，这导致了能源的浪费和不必要的污染。一些专家，包括清华大学建筑技术专业的教授们，研究开发了一套可分户控制的供暖技术，这将使得各家各户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来独立控制室内的温度。目前新建的一些住宅和办公楼已经采用这种技术，这应该能够显著降低能源消耗。
思齐家里的房子有108平方米，这远小于一个典型的居住在独立式住宅中的美国家庭的居住面积。她的房子是两室一厅，位于海淀区的一个住宅小区里。这片小区有五栋楼，大约有一千多家住户。在住宅楼间有一些公共活动的空间，思齐的儿子常在那里与他的小伙伴们玩耍。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家庭所居住的社区。
思齐的丈夫在北京中央商务区的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工作。他每天的通勤距离很长，单程就差不多需要一个小时。他主要乘地铁上下班，但是从家到最近的地铁站还有一段路，走路或骑自行车嫌长，但开车也不方便，所以他往往是打出租车。在下雨或下雪天很难打上出租车，有时只能打“黑车”。通常他下班到家时，已经是晚上7点。
思齐的父母已经70多岁了。从思齐的儿子出生起，她的父母就来到北京与思齐一家一起生活。在天气好的日子里，他们早上在小区内散步，也会带着外孙在小区的花园里玩耍。外孙在那里和小伙伴们玩，他们也和那些小伙伴的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交上了朋友。在雾霾天气里，他们会取消晨练活动，也不让他们的外孙出去，因为报纸上会建议“老人、小孩以及体弱者不宜在污染天气中外出活动”。为了抵御雾霾，思齐的丈夫买了两台室内空气净化器放在家里，一天24小时开着，希望以此减少恶劣空气对家人健康的不良影响。
他们全家都盼望着周末的到来，有时他们开车几个小时到郊区的小村子里去度周末，因为那里的空气会好一些，也有更空旷的地方让孩子玩耍。去年春天的一个周末，他们开车去一个小村子里采摘樱桃。这是当地村民经营的一个小项目，种有苹果、樱桃等果树和一些蔬菜。在果实成熟的季节，供城里来的游人付费采摘。
上面对于思齐生活的简要介绍，只是从一个小的侧面让读者了解中国大城市中普通人的生活，特别是如何应对和适应环境污染。实际上，作为一个有稳定工作的大学教师，思齐还是能够有办法来灵活应对这些问题。但尽管如此，仍然无法摆脱污染和拥堵等生活压力。而在大城市中还有很多农村移民和低收入群体，他们应对环境污染和其他城市生活压力（如高房价）时往往缺少灵活性。政府如何应对环境挑战？
近些年来日益涌现的新媒体（例如微博、微信和各种网络论坛），使得中国城市居民能够更迅速地得到环境污染的信息，也能够更自由[14]地表达对城市生活质量的各种担心及不满。随着城市居民受教育水平和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他们对环境安全与生命健康的需求会越来越强烈，对环境信息公开也有更多诉求，希望政府在治理环境方面能够真正有所作为。
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体会有动机来增加对环境问题的报道，大量积极活跃的媒体报道会增加信息的透明度，并督促政府有所作为。这里举一个例子。2011年10月的一天，大雾霾降临北京。美国大使馆公布的空气中PM2.5浓度的数值已经超出了美国环保部设置的指数测量值上限，也就是说已经高得汇报不出来数字了（俗称“爆表”）。但北京环保局公布的基于PM10浓度所计算的空气污染指数只显示为“轻微污染”。这个巨大的反差在微博上引起了舆论一片哗然，人们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都在指责北京市环保局的数据是有问题的。这个事件发生后，北京官方刚开始的解释是，两个指数所测量的不是一种污染物（PM2.5所度量的可吸入颗粒物要小于PM10），所以对它们进行直接比较并没有实际意义。但显然这种解释是苍白无力的，因此并没有平息网络上的怒气，持续的争论反而使得北京官方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后来，中央政府开始介入，要求中国的各大城市要逐步开始监测PM2.5的浓度并向民众报告真实的污染物浓度水平，要让这些环境污染指标与广大市民的真实感受相一致。
但是，中国的中央及地方政府真的可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吗？实际上，目前的污染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中央过去所制定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在这个政绩考核体系中，中央政府一贯以经济发展的效果为主要考核指标，例如GDP和财政收入；地方官员为了迎合这样的考核指标，就有很强的动机去吸引和鼓励那些高能耗，但能够创造高产出的产业在本地发展，但并不关心环境保护与减排节能。
但近些年来，中央政府开始调整发展思路。“科学发展观”要求重视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从更为实际的角度看，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能源消耗的快速增加，事实上电力短缺已经在一些地区显现，这使得中央政府不得不考虑如何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能源危机。而且，目前全世界都在积极实施各种降低碳排放的发展策略，如果中国抢占这一领域的商业和技术先机，那就能在世界市场上占有重要份额，开拓新的技术出口市场，这必然也能带来经济上的好处。更进一步，中国政府也希望通过积极改善环境的努力和成果，向国际社会表示，中国政府非常关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是其执政为民的重要体现。实际上，从21世纪开始，中央政府已经在逐渐强调节能减排，第十、十一和十二个五年规划也已经详细制定了能源利用效率与污染减排的目标，并且还将这些目标纳入了地方政府绩[15]效考核的体系当中。我们将在第八章中详细探讨这个问题。中国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国务院直接任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一些其他主要城市（所谓的省级和副省级城市）的领导人。省级领导任命地级市的领导人。领导人选拔和晋升过程是由上一级中国共产党党委组织部门具体负责实施的。在晋升选拔过程中使用的考核数据包括政绩评估和客观定量的指标、个人访谈以及执政能力与潜力水平评价。
中央政府的引导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目前环境问题已经被迅速纳入到很多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中。城市管理者们不仅制定目标，也在努力实现这些目标，尽管有些学者指出实际上很难客观和定量地评判这些官员所制定的目标是不是真的实现了。实际上，只要这些城市政府的官员知道实现这些环境目标对于他们个人的升迁是很重要的，他[16]们就有足够的动机去做。当然，如果这些官员与那些污染企业的管理者之间存在幕后交易甚至腐败行为，他们治理污染的动机可能就会受到影响。从这届中央政府就任以来，反腐的力度很大，所以有理由相信腐败的影响会逐步减小。还需要认识到，如果地方政府是理性的，从它的角度，其是否会积极治理环境，主要在于这个城市政府的领导者认为，对这个城市而言核心竞争力（“golden goose”）是什么。在过去，对很多城市而言，这个答案是重工业，为了能保持住这个核心竞争力，城市政府不愿意去管制这些企业的排污行为。而目前，可能对于某些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而言，核心竞争力已经变成了高科技行业、服务业或者旅游业，如果是这样，清洁的环境实际上是有利于这些行业发展的，因为能够吸引到更多的高技术人才（这是高科技行业的重要投入要素）或更多的游客，因此地方政府就愿意去治理环境污染了。
如果环境治理的政策或者投资能够有利于一个城市的发展战略，那么地方政府往往是愿意这样做的。比如，想要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城市会去严格管制环境污染企业，并投资改善环境。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讲，这些公共政策是“激励相容”的（incentive compatible）。在2007年，三位研究者因对这个理论的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从这个理论的角度，中国的中央政府实际上可以去设计一些“游戏规则”，激励地方官员们在环境保护上投入更多。在第九章中我们会讨论这个话题——具有自己的目标函数的地方政府，其行为是否会考虑公众利益，特别是如果他们认为他们受到了民众监督的话。因此，对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去分析他们是否有足够的动机来应对环境问题的挑战，实际上这仍然是一个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我们对此会有比较深入的讨论。
中国的城市增长已经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在2012年，中国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到全球的27%。煤炭与汽油消耗的持续增长要为此负首要责任。在第十章中，我们基于一些经过同行评议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官方的统计数据，讨论中国城市增长如何影响温室气体排放，并尝试对2040年中国城市碳排放水平进行了多个情景的分析。这些情景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的快速增长的确还会持续增加温室气体排放，除非有重大的技术革新发生，比如电力汽车的普及，以及风能和太阳能等低成本可再生能源能够得到广泛的应用，才有可能扭转这一趋势。中国政府已经向全世界承诺了提高能源效率和降低碳排放的宏伟计划，但这些宏伟目标能否实现，则取决于千千万万个微观个体的选择，这正是本书要讨论的内容。可持续增长的可能途径
劳动经济学强调人力资本是城市可持续增长的根本源泉，也就是说如何能够使我们的下一代更健康和更具有创造力非常关键。本书的后续章节将论述，中国过去的城市增长过度依赖能耗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发展，这种模式带来了经济增长，但也带来了更多的污染，这实际上是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
在本书写作的2015年，已经有证据表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很多城市正在积极地治理污染问题。利用大量的统计数据，我们做了实证分析，可以给出有哪些城市，多少城市人口，正在经历环境质量的改善。我们的这些研究是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的理论框架下做的，这个理论指出，人均收[17]入与污染水平之间存在一条“倒U型”曲线。直观上讲，该假设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城市）从贫穷向富裕发展时，在起始阶段，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环境的恶化，这是因为起始的经济腾飞往往依赖于高污染的重工业；但是当这个国家（或城市）从中等收入过渡到富裕水平时，经济增长将有利于环境改善，其背后的逻辑是，越来越富有的人们会对生活质量有更高需求，因此会推动政府更加严厉地管制环境污染，并投入更多来治理环境。在第十章中，利用许多城市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数据与城市人均收入的统计数据，我们尝试拟合了这条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我们发现，对于那些人均GDP超过1.3万美元的城市，它们正在逐步跨越这条倒U型曲线的拐点，经济增长开始对环境改善起到积极的作用。
图1.1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示意图。其中的“传统”EKC曲线可以反映出这样的规律——当人们越来越富有时，也有更多的机会受到更好的教育，他们会更加重视生活质量，希望他们的孩子在清洁、健康和安全的环境中快乐成长。这种需求的增长会推动政府去管制环境污染，也会激励厂商生产环保节能的产品。因此就出现了EKC曲线的拐点。图1.1 不同情景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在当今世界，国际贸易越来越发达，技术的传播也不再有国界。中国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环保技术会随着这些投资流入中国，这是很好的“后发优势”，使得中国的城市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快的速度，“后来者居上”，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就有能力治理污染和改善环境。这是图1.1中“改进的”EKC曲线想要表达的意思，即在人均GDP较低的时候，城市就有能力越过污染水平的拐点，也就是这个拐点向左下方移动了。比如，机动车采取了新能源动力，冬季取暖采用了更清洁的能源，都属于这种情况。我们相信这个向左下方移动的EKC曲线会在中国出现，特别是在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聚集的城市，他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对公共政策的热心也会推动这个拐点的更早到来。在后续章节我们还会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我们对EKC曲线的初步拟合结果显示，在有数据的85个中国主要城市中，有33个城市的PM10已经跨越了拐点，有1.4亿的人口居住在这些城市当中。在经济增长时期减少污染排放，意味着每单位经济产出的排放必须要减少。如果EKC曲线的倒U型关系是确定的，那么按照我们的模型，随着城市收入水平的增加，余下的52个城市中将有23个城市在2020年之前也跨过拐点。这意味着，3.68亿城市人口居住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城市当中。在2012～2020年间，这些城市的PM10浓度以年均3.4%的速度在下降。
当人们处在健康快乐的状态时，他们能够更加高效地工作。因此，高质量的环境是孕育一个宜居城市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从这个角度来说，蓝天和快乐高效的劳动力是并存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居民都会愿意多花一些钱，购买能够带来更高生活质量和更低健康风险的产品，或者居住在这样的社区当中。企业将迎合这种需求，设计无污染的产品，开发高品质的居住小区。中国地方政府的官员们也意识到前面几十年高速经济增长已经带来了环境污染这一副产品，同时他们也知道，未来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更多依赖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而清洁的环境是吸引这些高质量劳动力的关键要素，因此这些官员也会有动力按照中央政府的导向以及居民的需求来建设绿色城市。
从上面的角度来看，似乎我们应该对于中国城市未来的环境抱有乐观的预期，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所讨论的都是本地的污染，而另外一种污染则是二氧化碳排放所带来的全球变暖。一个城市中的居民不会直接受到他们所排放的温室气体的负面影响，这种全球外部性的存在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制度安排。实际上，中国城市增长依赖于煤炭发电以及北方城市的冬季集中供暖已经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好在无论是本地污染，还是全球污染，都是与能源消耗密切相关的，因此，如果中国城市能够有效地提高能源效率并降低能耗，这也有利于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
本书聚焦于中国城市增长如何影响本地的环境质量，以及这些本地污染的挑战如何影响城市增长。我们也会讨论中国城市增长会如何影响温室气体排放，这是我们考虑的唯一的全球环境指标。我们知道还有其他的全球环境问题，例如中国在非洲采矿以及在大海中过度捕鱼。随着中国民众变得越来越富有，的确会对上述境外的能源和产品有更大需求，这的确带来了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影响，但本书中并不着重讨论这些。换言之，我们这本书主要关注中国城市中的居民生活质量，以及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中国排放的温室气体所带来的）。
在下面的第二章，我们开始探讨中国城市中的工业生产。重工业和燃煤发电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导致中国污染问题日趋严重的重要原因。
[1] http://www.nytimes.com/2014/12/31/upshot/pollution-around-the-world-a-matter-of-choices.html?rref=upshot.
[2] “Air quality suffers due to smog,”China Daily，January 14,2013,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3-01/14/content_16115953.htm.
[3] Alex Wang,Orville Schell,Elizabeth Economy,Michael Zhao,James Fallows and Dorinda Elliott,“Airpocalypse Now:China's Tipping Point?”China File,February 06,2013,http://www.chinafile.com/airpocalypse-now-chinas-tipping-point。PM2.5是指直径2.5微米或更小的可入肺颗粒物，被认为可以造成比大颗粒更大的健康风险，因为它们可以嵌入在人的肺部深处。
[4]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7，”Washington,DC:World Bank,2007b.
[5] World Bank.“Cost of Pollution in China,”Washington,DC:World Bank,2007a.
[6] “Environment may be issue at two sessions,”China Daily,February 26,2013,http://usa.chin-adaily.com.cn/china/2013-02/26/content_16255385.htm.
[7] Jennifer Duggan,“China'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re grim,admits ministry report,”The Guardian,June 07,2013,http://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chinas-choice/2013/jun/07/chinas-environmental-problems-grim-ministry-report.
[8] “CO2 emissions(metric tons per capita),”accessed October 13,2014,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N.ATM.CO2E.PC/countries.
[9] Kahn，Matthew E.,and Joel Schwartz.“Urban air pollution progress despite sprawl:the ‘greening’of the vehicle fleet，”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63,no.3(2008):775-787.
[10] “China readies itself for CO2 emissions cap,”China Daily,August 29,2014,http://europe.china-daily.com.cn/epaper/2014-08/29/content_18510113.htm.
[11] 我们对于“中产阶层”和“中高收入阶层”的定义主要参考了麦肯锡2013年发布的“中国中产阶级地图”(参见http://www.mckinsey.com/Insights/Consumer_And_Retail/Mapping_Chinas_middle_class?cid=china-eml-alt-mip-mck-oth-1306)。
[12]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Petroleum,British,accessed October 14,2014,http://www.bp.com/content/dam/bp/pdf/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2014/BP-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2014-full-report.pdf.
[13] 2010年国家统计局新注册民用汽车保有量。
[14] 微博是出现于2009年的新兴社交网络应用，截至2015年底已有2.36亿活跃用户。微信出现于2011年，截至2015年底已有5.9亿活跃用户。
[15] 分别为2001～2005年、2006～2010年、2011～2015年这三个五年规划。五年规划源自于中央计划经济时代，目前五年规划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政策工具。由于每个五年规划为接下来五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设定目标，其中通常反映了政策导向的重大变化。
[16] Kostka Genia.“Barrier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t the local level in china,”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7016(2014).
[17] Grossman,Gene M.,and Alan B.Krueger.“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No.w4634.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94.第二章 “中国制造”
义乌，一个位于中国东部长江三角洲的小城市，有超过700个制造厂商生产金属箔装饰品、玩具、圣诞树和各种圣诞老人的小雕像。全世界圣诞节商品的大约80%产自中国；其中超过60%产自义乌所在的浙江省。“中国制造”的商标在美国的家庭随处可见，从电视和电器设备到衣服和玩具，甚至是宠物食品，数不尽的商品都被贴上了“中国制造”的标签。用来写作本书的电脑很有可能是在中国广东装配的；马修家的平板电视则可能产自江苏省。近几十年，中国的制造加工企业一直拥有成本优势——因为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很低，所以产品的生产成本相对低廉，诸如沃尔玛等大型零售商货架摆满了中国制造的商品。
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的比较优势是低成本的劳动力，以及中央政府为了大力推进工业化而推出的各种有利政策。工业用电是享受国家补
[18][19]贴的，为了吸引外资，工业园区的电价有更多的优惠政策。不过，工人的工资和能源投入仅代表生产的货币成本，还有因工业生产造成的污染导致的额外社会成本。2011年，中国制造业消耗了全国大约70.82%的能源，而在1951年，美国的制造业仅消耗了国内41%[20][21]的能源，到2013年，这个比重已降至32%。
在本章，我们首先探讨中国举世瞩目的制造业增长所带来的宏观环境挑战：煤炭消耗是中国的主要污染源。进一步，我们将聚焦工业化的经济地理趋势：一方面，一些沿海城市正悄然发生“去工业化”趋势，同时，更多的内陆城市还在继续甚至加快“工业化”的趋势。我们试图理解上述不同趋势对于各地区的生活质量意味着什么。在本章的最后，我们还将讨论可能降低与工业生产相关的地区污染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几个新兴趋势。工业化对中国环境的影响
环境经济学家在教学中讲解污染排放时，往往会从一个很简单的分析框架开始。以工业制造业中与冶炼钢铁相关的行业为例，为评估其环境影响，我们需要先知道该行业的年产量。例如，每年一个炼钢厂会冶炼一定量的钢材。然后我们估计这种生产活动的能耗强度，即每生产一吨钢材所需要消耗的能源。即使是在同一行业内，不同工厂的能耗强度也可能是不同的——这取决于各工厂的技术能力、管理方法、生产效率等因素。因此，每个工厂的能源消耗都可以通过每单位产量的能源消耗（技术）乘以总的生产量（规模）来计算得出；加总行业内所有企业的能源消耗就可以得到该行业的能源消耗总量。像中国这样的多元化工业经济国家，各行业的能源密集度大不相同。炼钢厂每单位经济产出需要消耗大量能源，而服装行业的单位经济产出则只需要很少的能源。能源密集度在这些行业间的差异，使得整体能耗水平由于产业结构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在上述估算框架下，通过将总排放量进一步分解出规模效应（scale）、结构效应（composition）以及技术效应（technique），我们可以得出中国工业化对环境影响的若干事实证据。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更多工业产出集中在低技术（能源利用效率低）的能源密集型行业，那么就会加剧对环境的影响。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