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复兴十年？or中国痛苦十年？(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庭宾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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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复兴十年？or中国痛苦十年？试读：

从乐观到悲观的时间是4年。

2008年10月底，当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中国世界工厂陷入休克状态时，不少人悲观惊恐。笔者却相当平静乐观，平静是因为这场危机本来就在预测之中——2005年年底笔者就预测了美国金融危机；2007年年初预测了中国奥运后的股灾；2008年4月预测了中国世界工厂休克。乐观是因为美国金融危机实际是过度虚拟金融的危机，美国金融业价值向下低估，与此同时，中国制造的价值向上重估，中美战略天平第一次向中国倾斜，中国国际地位将显著提高。

当时，笔者建议，借此战略机遇，中国应当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推出创业版大力扶持高新科技、新能源、环保和循环经济；扶持产业龙头企业；金融业中下层向民间开放；建立社会保障体制以扩大内需……倘若如此，中国经济社会将迈上一个新台阶，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

遗憾的是，在一场铺天盖地的救市行动后，在一场轰轰烈烈的“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国际主义大戏后，这些建议要么被冷落，要么被扭曲。中国放弃了一次痛苦的经济结构调整的机遇，而人为刺激延长了5年的经济繁荣，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5年来，中国民力被严重透支，数十万亿元人民币的民间财富被严重透支，中国国力被严重透支，上万亿美元的国民财富被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国民享用。家庭、企业、政府和国家的财务杠杆——负债率不断提高，如今已经位居全球前列。与此同时，美国经过痛苦的去杠杆后，不断再造竞争力，如今已恢复了全球无可争议的领跑者地位。

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当一个人不断地被兴奋剂激发和透支身体的最后潜能，身体势必越来越虚弱，乃至病重，甚至病危。对一个国家来讲，就是危机、危难和危亡。在2010年10月的时候，笔者就判断中国经济未来难免探大底，这个底比2008年深，比1997年深。2013年年初，笔者进一步判断：中国经济金融危机已经在所难免。

作出这个判断的理性依据是，笔者领导创办的中华元国际金融智库从2011年开始，历时两年，对中国和美国的竞争力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战略的平衡已经由向中国倾斜转为向美国倾斜，而倘若中国发生危机，美国肯定会落井下石。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也的确按照我们担心的方向恶化。

从繁荣到危机的转变，表面上是国力和民力被透支，本质上是这个国家一些掌握权力和资源的精英自私而贪婪，当他们丧失了信仰，道德和责任难免被弃如敝屣，只追求物质享受，只为个人、家庭和既得利益集团谋福利，势必牺牲国家和公众的正当权益。在当今全世界最大的资产泡沫——中国楼市泡沫背后，是“80后”“90后”的亿万房奴，是他们被断送的青春和被毁灭的希望！

危机其实可以是转机。要想使中国实现真正的经济结构调整，需要所有的繁华虚荣均破灭，所有的自欺欺人都破产，物质享受的“海市蜃楼”彻底幻灭，国人都必须面对赤裸裸的痛苦现实，只能靠重建信仰找到精神自我救赎之路。

中国人过去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未来或许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张庭宾导论中国为何痛苦十年中国金融危机预兆频频

2013年8月初，正是中国公众全民狂欢，歌舞升平的时刻，中国好声音，中国梦之声，快乐男声，最美和声，大地飞歌，歌声传奇……各大卫视使出浑身解数，用各种绮丽歌声粉饰繁荣太平，殊不知，一场大多数中国人难以想象的经济金融危机正逼近中国，中国有可能遭遇与20世纪90年代日本同等级别的危机。

这是危言耸听吗？这是杞人忧天吗？本人希望是，但理智告诉我们——非也！因为过去两三年来，我们一直在预警中国爆发这场危机的风险。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力量博弈，爆发危机的各种要素——经济基本面、金融政策、竞争对手策略、地缘政治危机等逐渐到位。2013年年初以来，中国经济金融危机的征兆愈发明显，出现了我们此前预警的先兆。

2013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出现了罕见的不妙现象：GDP、出口、财政收入、居民收入同步下降。6月GDP增速下降到7.4%；第二季度出口同比下降3.1%；上半年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增速也同步下降，分别降至7.5%和6.5%；这四个数据的同步恶化，是21世纪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在改革开放以来也极为罕见。而在2010年10月，本人就通过《未来2～3年中国经济将探大底》一文发出预警：这个底部不仅深过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也将深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中国银行间市场爆发了流动性危机。6月20日中国银行间市场隔夜拆借利率飙涨到13.44%，隔夜回购利率一度上涨到30%，一度引发了中国商业银行系统的流动性短缺危机。这是自中国银行间市场形成以来前所未见的。虽然央行指责商业银行资金错配和不知节制，但根本原因是热钱开始大量外流，而央行拒绝补充流动性，同时紧缩货币。此外，2013年6月，中国外汇占款净减少412亿元人民币，即资本净流出66.5亿美元。考虑到当月贸易顺差243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143亿美元，国际热钱实际外流453亿美元。而本人在2011年11月就撰文《人民币升值的最危险方式》发出警告，一边热钱大量外流，另一边人民币继续升值，同时央行拒绝向国内补充流动性，这将导致双重恶果：一是国内流动性短缺的危机；二是中国劳工辛勤汗水换来的贸易顺差将成为热钱汇率投机的“美餐”。

随着国债期货即将推出，做空中国的工具进一步完善到位。7月5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宣布国债期货获得批准，8月30日宣布国债期货于9月6日正式推出。这是做空中国的最重要的工具，另外一个做空股市的重要工具——转融券已经推出，然由于金融部门权力分割，目前做空者很难向基金、保险、上市公司等大股东借股票，但随着金融部门联席制度在8月下旬启动，相信转融券也将在不远的将来由“空转”进入“实转”。而在2013年3月11日，本人撰文《索罗斯[1]做空中国还需要什么政策》预警：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热钱，现在最需要中国推出国债期货、转融券和外汇期货掉期等做空工具，从而最大程度地增强做空中国的力度。

埃及陷入严重内乱，美国、以色列袭击伊朗后顾无忧，中东石油危机将升级，可能带动粮食危机，引发中国严重的输入性通胀，对房地产泡沫产生重大冲击。中国房地产泡沫是全球最后一个最大的资产泡沫，也是国际热钱做空中国的重要目标。它是一个硬泡沫——因楼市泡沫与政府土地财政息息相关，楼市崩盘将意味着地方政府财政危机，能够刺破这个硬泡沫的是石油危机和粮食危机。而能造成石油危机的是美国、以色列袭击伊朗，并封锁波斯湾——这是本人一再预警的。2013年8月，埃及军方血腥镇压穆斯林兄弟会示威者，使得这个国家社会彻底分裂，令阿拉伯世界更成一盘散沙，为袭击伊朗创造了最佳地缘政治环境……

此外，2013年8月发生的光大证券（光大集团子公司）乌龙指事件，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摩根大通雇用光大集团董事长之子以获得光大生意的变相行贿事件，几乎同时发生，过于巧合还是敲山震虎？中国南方旱灾和东北涝灾，使2013年中国秋粮收成面临挑战，这可能成为国际粮价暴涨的导火索……

诸般危险征兆如此集中而至，在同一时间窗口逼近到位，着实令人担忧。然而，仍有人对中国怀抱乐观态度，特别是深信政府救市的神奇功效。

[1]原载于《第一财经日报》。以下文中未注明出处的文章均刊于《第一财经日报》。第四轮救市仍能脱险吗

2013年7月，中国政府启动再一轮救市。

中国经济在2013年上半年的减速，尤其是6月的急速恶化，特别是6月20日商业银行间爆发的流动性危机，显然有些出乎当局的意料，令中国宏观调控在2013年一年第三次转变：2013年1月至4月，中国宏观调控延续了2012年11月开始的大力推进城镇化和土地流转的激进态势；2013年5月和6月，随着城镇化受到非议和阻力，宏观经济政策急剧转向以“经济结构调整”和“盘活存量”的相对紧缩基调，在6月20日的银行间市场危机爆发后达到顶峰；7月，由于6月经济数据全面恶化，银行间流动性危机引发震动，宏观调控再度急转为稳增长，进入新一轮的救市状态。

这新一轮的救市要点如下：从目标上，要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具体措施包括如下几类：①释放有效需求，推动消费升级，而消费升级的主力显然是家用轿车业；②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兴城镇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③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政府一律停建楼堂馆所；④促进贸易便利化推动出口稳定发展，批准上海（中国）自由贸易区；⑤加快中西部和贫困地区铁路建设，下放城市轨道交通审批权……

受这一轮救市政策喊话的刺激，上证指数从6月25日的1849点上涨到8月16日最高的2198.84点，涨幅18.87%；另外两个与宏观经济密切相关的指数，螺纹主力合约1401从6月3日的最低3482上涨到8月16日的3845，涨幅10.42%；焦炭主力合约1401从7月10日的1451上涨到8月15日的1634，涨幅12.61%。

而7月的经济数据好转得更加神奇，尤其是进口和出口，分别由6月的下降0.7%和3.1%逆转为7月的增长5.1%和10.9%。公共财政收入也急速好转，同比增长11%，比6月多增3.5%，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增长8.8%，比6月多增7.3%。

在7月至8月再次转入新一轮的“救市”状态。这一轮救市，可称是中国政府自2008年以来的第四轮救市：第一轮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2008年年底至2009年的四万亿救市；第二轮是欧债危机爆发后，2011年的“稳增长”；2012年11月的城镇化是第三轮。

鉴于此前中国的每一轮救市，都让国际上唱空中国的预期落空，人们似乎有理由相信，一场经济衰退会再次被神奇的救市逆转。中国经济社会潜伏的各种问题就此可以高枕无忧了，中国人又可以继续歌舞升平了。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2008年年底面对美国金融危机冲击时，本人是一个战略乐观者，然而，随着中国浪费了美国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机遇，巨量资金和财富挥霍在了“铁公鸡”（铁路、公路和基建）上，尤其是将房地产泡沫推到了极致，使中国固有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急剧恶化。因此，这一次才是真正的中国危机的迫近，正是因为此前救市一而再地透支政府和社会资源，已经到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状态。人民币升值存在隐患

今日中国的危局，是从人民币升值开始埋下的，从四万亿救市急剧恶化的。

21世纪之初，由于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其战略重心转移到打击恐怖主义；加上随着互联网推广，跨国公司在地理上的有效管理半径扩大，寻找最便宜的制造基地成为其共识，中国因为廉价、勤劳、守纪律的劳动力，以及廉价的土地、资源和环境价格，再加上中国对外的超国民优惠待遇，从而使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首选基地，遂成为世界工厂，被纳入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中。

与此同时，中国推进房地产市场化，随着土地招拍挂制度、住房贷款制度的实施推广，加上国民改善住房条件的强烈愿望，开始推动了一轮中国房地产的大牛市；这一牛市在2005年7月人民币升值后被国际热钱火上浇油，巨量热钱到中国投机使人民币单边升值，楼市因为其贷款杠杆放大功能，加上其容量巨大，成为国际热钱的重要投机市场之一。

从2000年开始，中国在世界工厂机遇、房地产市场化、人民币升值引发国际热钱流入等三大推动力下，进入了一个经济增长和资产泡沫的超级繁荣期。这一繁荣在2007年10月，以股市上证指数创出6124点历史高点为标志达到顶峰，中国政府和百姓在2007年享受了一场财富和繁华的超级盛宴。

然而，世界上没有午餐是免费的，更何况是如此超级盛宴。中国虽然获得了世界工厂机遇，但是跨国公司凭借自身雄厚实力，加上拥有超国民待遇，控制了中国大多数产业链，不仅使大量国企破产倒闭，使中国民营企业也大多沦为其加工车间，利润率被外资控制在极低的状态，令中国制造很难获得自主创新的资本积累，中国企业在诸多行业中无法形成龙头企业以消除恶性价格竞争，这在汽车行业尤为明显。这为中国商品屡屡遭到反倾销等贸易保护，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十分艰难埋下隐患。

人民币升值和楼市泡沫更是埋下了巨大祸端。在2007年1月，本人就撰文《警惕2007热钱，为2008酝酿新亚洲金融危机》，警告人民币单边加速升值将引发全球热钱投机中国，急速推高中国的资产泡沫，特别是股市和楼市，并在2008年奥运会前后做空它。2008年4月，进一步撰文《中国“世界工厂”会不会休克》警告，由于人民币升值，带动生产要素价格大涨，加上2008年以来央行连续紧缩流动性，中国制造将面临大规模破产倒闭的危机。2008年8月，更是出版了专著《反热钱战争》（中国经济出版社），警告国际热钱在中国央行货币紧缩政策下做空中国的图谋。

人民币升值和楼市泡沫大大提高了中国制造的成本。土地和房价大幅攀升，抬高了企业厂租成本和人工成本；由于中国为世界生产，导致原材料进口大增，国际投资者炒作中国繁荣概念，将大宗商品价格推到惊人的高度，从2001年年底到2008年年中，美原油、伦敦铜和美玉米最大涨幅分别为721%、496%和263%。加上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21.56%，这都给中国制造增加了巨大的成本——由于中国制造产业集中度很低，在制造环节无法形成有效的谈判能力，在与下游欧美成熟垄断的销售系统（代表是沃尔玛）博弈中，很难向下游转嫁成本，不得不承受和消化大部分成本，企业利润迅速缩水。

与此同时，2008年央行货币紧缩和A股大跌令众多企业流动性枯竭。从2007年年底开始，央行以抑制股市过热为由，连续通过发行央票和调高存款准备金率收缩货币，给股市以沉重打击，而国际热钱利用TOPVIEW工具，巧妙地以低成本做空A股，使A股上证指数从2007年10月最高的6124点，狂跌到2008年10月最低的1664点，市值损失了24万亿元人民币。这不仅使上市公司融资能力大跌，更使经受不住股市诱惑的企业，在股市高峰投机者损失惨重，加上央行全局性紧缩，2008年第三季度开始，珠三角和长三角企业出现了大范围的休克停产状态。

股市从2007年的大起到2008年的大跌，受损的不仅是中国制造，中国股市投资者在这轮超级过山车行情中，特别是2007年以后入市的新股民，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在股市高峰时，国际热钱将其低价买入如今已为天高价格的股票，与新股民的现金进行交换，完美离场，而将中国股民套牢在峰顶之上，完成了一次惊人的财富乾坤大挪移。打个比方，在2006年年初，热钱100万元和国民某人100万元均是现金，价值相当，然而热钱购买了股票，某人储蓄存款；至2007年10月，100万元的股票价格涨到500万元后卖出，存入了银行，至2008年10月为510万元；而某人对股市财富效应后知后觉后终于忍无可忍，将106万元的储蓄本息取出，购买了股票，至2008年10月，随着股市大跌，这106万元股票市值跌到了35万元。也就是说，2006年年初某人与热钱同等价值的财富，如今某人财富仅为热钱的6.8%，或者说热钱财富已经变成了某人的14.57倍。

这为中国内需盛极而衰埋下了伏笔，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2007年那一年恰恰是中国居民消费增幅最高的一年。四万亿救市之殇

错误仍在继续。

央行的第一个错误是从2005年7月以来固执地坚持金融教条——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国内紧缩，结果引发巨量热钱投机中国，2007年资产泡沫大爆发；第二个错误是，在2008年不断紧缩货币，造成股灾和世界工厂休克，却一路漠视，坚持错误，直到美国金融危机爆发。

2008年年底，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央行和宏观调控当局由原来极度自信转为极度恐慌。本人却以为大可不必，因为这是在意料之中的——在2005年12月30日，本人就撰文《2006危与机：美国悬念与中国速度》预测，接下来的两年美国很可能陷入衰退或更糟糕的境地，原因是石油危机和人民币升值导致进口商品上涨，推高美国通胀，引发房地产金融危机；2007年7月30日，撰文《我们将见证一个动荡的金融时代》进一步确认美国金融危机。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中国世界工厂虽遭遇休克，但中国产业集群优势在全球短期内无可替代，中国反而可以由此获得战略机遇。“中国有可能成为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赢家”，本人在2008年10月撰文《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有可能率先筑底》指出，中国完全没有必要过分恐慌。此次金融危机是金融衍生品的危机，危机将这些垃圾金融衍生品打回原形，使作为真实物质财富的资源、制造、销售的真实价值回归，这意味着对“世界工厂”的价值向上重估。从全球政治经济大棋局来看，中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目前世界各主要大国对中国的需求均超过了中国对其的需求。在货币金融上，中国已成为欧美间的平衡者；在地缘政治上，中国已成为俄美间的平衡者；中国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平衡者。

关于世界工厂休克危机的应对治理方案，本人于10月13日撰文《金融大危机倒逼改革大攻坚》建议如下思路：对于一个被撞伤失血的休克病人，“正确的治疗方案是怎样的呢？当然是先抢救输氧输血（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打一针镇定剂来稳定其大起大伏的情绪（平准基金救股市），然后给他一些补品，让他恢复到准康复状态（固本培元的扩大内需）。病人身体条件初步改善后，就要对其注射血管疏通剂加快其血液流动（扩大金融业对内开放），并开始督促其运动呼吸，使萎缩的四肢变得更加强壮（扶持本土优势企业整合行业资源），随着全身血液循环系统的改善，协调运动重新平衡体内营养分布，头部和腑脏也相对减肥（行政体制改革），最后全身机能都越来越协调有力，身体的免疫系统也更加强大（建立社会保障系统）。”

此外，本人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对策，包括彻底放开小额贷款公司准入（《中国应允许创办一万家中小信贷公司》）；力荐推出创业板，参照美国纳斯达克的制度设计，使其成为全球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和环保循环经济的孵化中心（《中国创业板可成全球新能源革命主战场》，2008年2月25日；《推创业板会强化中国“避风港”效应》，2009年3月5日）。

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中国转危机为契机、解除国民后顾之忧、释放内需的关键，其中医疗体制改革难度最大。鉴于当时各方势力对医改思路争执不下，易入歧途的困境，本人在2008年12月18日撰文《医疗体制改革建言：有效理顺七大关系》指出，医改能否成功有两个关键点。第一，清晰界定公共医疗与社会办医的边界，凡是市场能办的交给市场，对社会办医实行准入制，自主经营，实行事后严格追惩制度，但公共资源严禁在社会医院使用；公共资源只能用在公立医院，除医护人员的基本工资外，医保资金由原来补医院（供方）为主转为补需方（患者），以促使公立医院间相互竞争，提升技术，优化服务。第二，解决医保资金的来源，从外汇储备中划拨资金，或出售央企股份获得大量启动资金，将土地和矿产这些全民财富的收入的相当比例划拨给社保基金……

然而，在对世界工厂休克危机和美国金融危机后知后觉后，特别是在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GDP快速下滑，宏观调控者在慌乱之中完全丧失了冷静的自我定位，丧失了对中国面临战略性机遇的理性判断，没有抓住机会深化改革，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扶持产业龙头，培育未来战略新兴产业，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而是由一个紧缩极端转入了超级宽松和不惜代价救市的极端，中央政府短期内推出了四万亿元的救市计划，带动全国十八万亿的投资，主要投向铁路、公路和基建项目，尤其导致了楼市泡沫的爆炸式膨胀。

时至今日，中国大多数城市的房价比2008年又上涨了一倍有余，终于将中国的楼市泡沫在2013年推成了全球第一大资产泡沫。人民币汇率也在2013年被推成了全球最后一个最大的汇率泡沫。错失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机遇

在十八万亿投资轰轰烈烈铺开之际，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扩大内需的机遇悄然夭折。

尽管中小信贷和推出创业板的建议先后被采纳实施，但笔者没有丝毫的喜悦感。中小信贷虽然推开，但一则速度太慢，不足以形成“蚂蚁雄兵”，难以满足中国千万中小民营企业的需求；二来，没有实施中小信贷准入备案制，仍是采取审批制，这是速度太慢的重要原因，同时审批制也使得获取中小信贷的经营牌照的成本大大增加。

2009年10月，创业板正式推出，然而其不伦不类的制度设计令它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伏笔。本人曾指出，创业板能否成功有两个关键：①参照美国股市建立集体诉讼和举证责任在辩方制度，从源头消除庄家操纵的渊薮；②参照纳斯达克的上市标准，不再设置上市公司利润限制，在确保上市公司技术财务信息充分透明的情况下，允许未盈利企业上市，上市行业严格限制在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环保、循环经济等战略新兴产业，别再把新浪和百度赶到美国去上市了！然而，当创业板上市条件一公布：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少于5000万元，连续两年盈利，净利润累计不少于1000万元，最近一年净利润不少于500万元——创业板立刻就是失败了，因为它不再可能成为最需要融资阶段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孵化器”，它已注定成为各种传统产业蒙混其中的“大杂烩”。当白酒企业宋河股份成功登陆创业板后，中国创业板就彻底变成了一个国际笑话。

医疗体制改革虽然得以启动，然而，由于四万亿中央政府投资，带动十八万亿各级政府投资，全国数千家政府融资平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将巨额资金投入房地产和“铁公鸡”，医疗改革资金势必捉襟见肘，全国公立医院改革仅投入800多亿资金。这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医改会失败。此外，在医改思路上更不能清晰界定公共医疗和社会办医的界限，先是政策倾斜倒向了公共医疗，冷淡对待社会办医；后来又180度转弯倒向了社会办医，民营医院不仅享受市场优势，同时享受医保费用的优惠，结果必然是一笔糊涂账。

2008年第四季度，推动中国大规模救市中一个响亮的口号是——“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其逻辑如此神奇——美国经济危机则进口减少，对中国出口造成危害，因此中国必须购买美国国债，以拯救美国消费，避免美国陷入更深的危机。于是，中国大规模购买美国债券和股票，仅2008年10月一个月，中国就购买了美国国债659亿美元。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总量从2008年年初的4776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年底1.2万亿美元，还不包括借给美国两房——房利美和房贷美的3760亿美元，帮助美国百姓提供住房保障。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已将扩大内需定为国策的情况下，一个极为简单的常识是，与其将巨额外汇储备借给美国，隔山打牛地扩大中国外需；为什么不能直接借给社保基金，建立医疗和社会保障体制，解除中国百姓消费的后顾之忧，乘数放大地扩大内需呢？

面对如此质疑，央行人士曾回应称，因为《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外汇储备只能用在海外，不能借给中国政府和社保基金。天晓得这个荒诞的法律是如何出台的——中国外汇储备可以借给美国政府，不能借给中国政府；可以借给美国百姓进行社会保障，不能借给中国百姓进行社会保障；对国内只能借给中央汇金，作为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的股本金，不能借给社保基金用于医疗改革。

一言以蔽之，四万亿救市，中国百姓很少分享到救市红利，也未享受到改革红利，反而被迫承受越来越高的房价，直到中国房价成为全球之最。为欧债危机再作出牺牲

为拯救别国经济作出牺牲，这绝非绝无仅有，接下来的是欧债危机。

2010年4月，希腊爆发债务危机，欧盟、欧洲央行和IMF筹资1000亿欧元予以救助。而希腊很快也看上了中国的外汇储备，向中国索求帮助。10月，中国相关领导访问希腊，表示中国已购买并持有希腊国债，并将积极参与希腊新发行国债的认购。殊不知，仅仅18个月以后，希腊债务违约政府赖账，私人部门债券被减记损失了70%以上。

欧债危机是欧洲自身问题所致，也与美国金融力量不断进攻转嫁危机有关。欧洲经济问题有限，远不及美国严重，它的房地产和金融泡沫本来就受抑制，以德法为代表的国家长期以来重视制造业，它主要的弱点是南欧国家收支失衡——社会福利过高同时国民比较懒散，入不敷出形成越来越高的债务负担；此外，一些发展离岸金融的地区（如爱尔兰、塞浦路斯等）过于依赖外部资本，当外部资本抽逃后容易金融垮塌。这两种危机被美国（也是全球唯一的）金融进攻力量——包括美联储和三大评级公司、彭博社和《华尔街日报》以及对冲基金的攻击给放大了。这种攻击引发欧债危机和金融动荡，促使大量热钱流入美国，缓解美国金融紧缩局面。

在应对欧债危机的过程中，欧盟很可贵地没有像美国那样印刷更多的钞票来逃避问题，而是试图真正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金融寡头的既得利益扩张和选民的既得利益扩张（美国一直在逃避这个根本问题，如果未来欧元区完成再平衡，中国在未来5～10年后渡过危机实现新的再平衡后，美国的这个大祸端仍会爆发出来）。由于欧洲各国央行绝大多数都是国有的，金融寡头的利益本来就不像英美那样强大，而欧债危机以来，欧盟对于各国选民，特别是“欧猪国家”选民也没有让步，从未停止压迫这些国家削减政府开支和选民福利。欧洲是真正在寻找资源低消耗、经济低增长和国民低生活水平的新平衡，这对于整个人类都是最重要的方向。

对冲基金做空欧洲的主要目标是各国国债，使其国债收益率超过6%～7%，造成该国财政无法还本付息，令其国债违约，使持有欧债的欧洲商业银行蒙受巨大损失，深陷危机，进而冲击欧元货币金融体系。

欧盟最聪明之处在于，在与美元势力经过几轮博弈后，2012年9月，它最后找到“杀手锏”（欧洲央行OMT计划），如果投机资本做空某国国债，推高该国国债收益率，将触发欧洲央行设置的隐形高压线，比如6%～7%，欧洲央行将瞬间印钞买入该国国债，使该国债收益率急剧下降，将使投机者血本无归。更妙的是，投机者没人知道欧洲央行设计的隐形“高压线”有多高，那么，他们最明智的对策是——别再冒险跟一个能看到你底牌，你却看不到他底牌的强大对手博弈。这让投机者望而生畏，知难而退。

简言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面对迟早要面对的经济调整谷底，美国先因次贷危机跌入了谷底；2010年欧债危机以来，欧盟也快下到了谷底，唯有中国一次次拽着绳子拒绝下去，第一根绳子是“四万亿救市”，第二根是稳增长，第三根是城镇化，一根比一根更脆弱，将宝贵的资源和时间大量浪费掉了，并使问题更加积重难返。中国钱撑起美国救市半壁江山

就在中国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陶醉在新一轮楼市盛宴中时，美国正悄悄展开一场复兴运动。

2009年1月21日，随着奥巴马宣誓成为美国政府，民主党政府再度掌控美国，开始对美国金融危机进行强有力的拯救。

美国先是着力修复金融系统，随着次贷及其衍生品泡沫的崩溃，数十万亿美元财富幻灭，不仅雷曼、贝尔斯登、美国国际集团等金融巨头破产倒闭，整个美国金融系统也深陷资金流黑洞中。为了补充流动性，美联储和美国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激进措施——量化宽松，即美联储直接印钞去购买金融机构的坏资产或者美国国债，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发誓为拯救美国经济不惜“开着直升机撒钞票”。

量化宽松共实施了四轮。QE1实施从2008年年底至2010年3月，美联储购买了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3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1750亿美元的机构证券，累计1.725万亿美元左右。这使得纳斯达克工业指数从2008年12月底的8675点升至2010年2月底的10400点左右，涨幅超过19%。QE2实施从2010年8月延续到2011年第二季度，由于政府为救市发行了大量债券，而市场不愿购买，此次美联储直接买入美国国债6000亿美元，以避免美国财政危机，道琼斯指数在被推到12800点左右，再涨23%；QE3的实施从2012年9月开始，美联储决定每月购买40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未设结束时限。QE4的实施从2013年1月开始，每月购买450亿美元长期美国国债。

四轮QE堪称成效显著，不仅修复了美国金融体系，稳定了财政体系，更在2013年5月将道琼斯股票指数推至历史新高，这对恢复美国家庭财富作用巨大。

美联储和美国政府救市能取得如此成效，关键在于美元的国际主要交易和储备地位，美联储印钞救市，等于稀释了全球现存美元的购买力，实际是变相让全世界美元资产持有者分担成本。这其中，对欧洲转嫁危机和中国外汇储备鼎力相助也相当重要。

从2010年4月引爆的欧债危机，一波三折地引发欧元区的恐慌，使得大量欧元区的资本流入美国，买入美国债券和股票等资产，压低美联储和美国国债的救市成本；从2008年年初至2013年年中，中国央行共购买了6600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各种美元资产不下于1万亿美元。如今持有的美元资产不少于2万亿美元，几乎承担了美国救市资金的半壁江山。

如果说美国先修复金融系统，再修复财政系统，最后修复货币系统，仅仅是治标的话，那么以再工业化和能源独立革命为代表的再造美国核心竞争力，则是治本，这也对中国制造形成了直接的竞争和威胁。美国再造核心竞争力

在初步稳定了美国货币金融体系后，美国立刻开始了更加深刻的变革。

新变革的思路来自于对小布什政府错误路线的反思。美国朝野精英很快达成共识，其主要失误如下。

将恐怖主义作为美国的主要对手，为此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地进行清剿，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且付出了上万亿美元的沉重军费，这成为美国财政巨大赤字的重要来源。同时由此忽略了对主要的货币竞争对手欧元，以及对主要的政治、经济对手中国的遏制和打击。其对策是美军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削减军事开支，重新将欧元作为主要货币竞争对手。在2010年以后，美元势力对欧元发起了多轮的攻击，令欧元只能被迫防守。美国还将中国作为政治军事对手，趁2010年3月的天安舰事件之机，将军事中心转向东亚，联合日本、菲律宾等国，强化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压力，让这些国家分担其军费。最后在2012年初图穷匕见——奥巴马亲自宣布了新军事战略，将中国视为其最主要对手。

美国此前曾陷入了一个中东悖论中：在没有能力摆脱中东石油依赖的情况下，试图强行控制中东石油。结果是未得其利先得其害，在2008年酝酿对伊朗战争时，国际石油价格已经暴涨到了每桶147美元，推高了美国国内通胀，导致美联储将基准利率提高到5.25%，成为引爆美国次贷泡沫，进而演化为全面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之一。对此，美国新国策是全面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大力推动能源独立革命。其中的主要举措是：①在全球率先赢得了页岩油气技术的成功，石油液化气自给能力显著提高；②实施了进口石油就近战略，中东石油进口占全部进口石油比例已经从2008年的19.8%下降到2012年的14%；③推动玉米等生产的乙醇汽油对石油进行替代；④推动风能、潮汐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的推广。这些举措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美国如今已经成为汽油的净出口国，其天然气的价格低至欧洲的1/5和日本的1/7（详见本书第十一章）。

由于将制造业的能力转移中国，这使得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大国，制造业空心化的美国无力支撑庞大的金融服务业体系。对此，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鼓励再工业化，扶持在中国的中高端制造业回流美国。鉴于中国人民币大幅升值、土地劳动力价格大涨、超国民待遇的优惠逐渐取消，以及石油价格上涨导致国际航运成本上升等，加上美国土地、资金和能源已经比中国便宜很多，越来越多的高端制造业开始回流美国。对于中低端制造业，美国扶持跨太平洋伙伴，如越南、印尼、墨西哥等，给其零关税的优惠。与此同时，日本新增的海外投资，也主要投向这些国家，加上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和土地比中国更便宜，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也面临更大的挑战（详见本书的第九章）。

随着美国货币金融系统的修复，特别是股市繁荣活跃，美国上市公司的现金流已经恢复到了30年来的最好水平，股市配置资源的效率很高，对高新技术十分追捧，这为美国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创造了条件。2013年前8个月，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特斯拉股价上涨超过300%，掀起了一场飓风，其高档电动跑车领先全球。该公司老板马斯克本人正是好莱坞系列电影《钢铁侠》里那位玩转科技的科学怪人的原型，他同时也是支付宝的“鼻祖”Paypal、太阳能技术公司SolarCity以及开启了太空运载私人运营时代的SpaceX公司的创始人，他个人的经历也为其一手打造的特斯拉镀上了某种传奇色彩。此外，他还设想创建时速超过1200公里的超级火车。

显然，马斯克代表的是一种偏执狂的“技术天才+企业家精神”。他将自己的电动车公司命名为“特斯拉”，是对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科技天才尼古拉·特斯拉创造精神的继承。这位尼古拉·特斯拉是交流电之父，同时是互联网之父。他早在20世纪初就储备了电能的无线传输技术，即巨大电能不再通过电线，而是像闪电一样瞬间传输千百公里，如今美国现在正准备将其转化为现实——全球无线电网。

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正迅速纠正错误，弥补自身破绽，遏制竞争对手，再造竞争力，开始爬出危机谷底，重新确立在全球各大国中的优势战略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则在对“铁公鸡”救市的路径依赖中，逐渐消耗了改革和创新的资源。中国经济平衡越来越勉强

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在普遍去杠杆（减少负债比例）的同时，中国因为救市，政府、企业和家庭的杠杆却在迅速增大。

随着四万亿救市的展开，中国各地组建了数千家城市投资公司，这些公司是地方政府的借贷主体，以城市财政收入或土地为担保，向国家开发银行、商业银行、企业乃至世界银行融资。我们以目前市场上最普遍的算法为基准，结合社科院李杨、华泰刘煜辉等人的估算，政府债务额总计为约37.9万亿元人民币，约占GDP之比为74%（已超过60%的国际警戒线，几乎较2008年年底的19万亿元翻了一番，详见本书第一章）。其中，2008年浙江政府性债务余额为2792亿元，至2010年就猛增到5877.78亿元，此后仍继续增长。要对这些债务还本付息是难以想象的，根据官方数据，浙江省承担政府债务的融资平台公司759家，其中有609家2010年度亏损或无利润（《浙江地方债年增超1000亿，知情人士称数据比较恐怖》，原载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13年08月24日）。

若按照更广义的口径，将隐性债务算在内，最大的是养老金缺口（还未包括医疗保障和住房公积金等缺口），2012年年底预计为4.5万亿元人民币，加之上述测算债务，中国政府债务总计将达到42.4万亿元人民币，占GDP之比达83%。

鉴于政府主导投资的项目，大多数是中长期的基建项目，回收周期很长，加之政府投资效率低下，投入产出率长期低于50%，指望项目本身经营利润还本付息可谓痴人说梦。这些地方政府的债务偿还主要靠财政收入，而财政收入的来源主要靠土地财政，即卖地收入，这就需要维持财政和土地收入的高速增长。

房价的快速上涨对于内需产生了最大的杀伤力。超高的房价，令刚需购房者，特别是年轻人结婚购房压力越来越大。比如北京五环外的一套80平方米住房，其单价每平方米2万元，总房价160万元。小两口税后月收入1.2万元已属中等偏上。男方父母为其购房首付40万元，贷款20年，总额120万元，其每月须支付房贷9000元左右。换言之，即使其一分钱不存，一个月的衣食住行也仅有3000元。这在北京是难以想象的，必然会对居民消费，特别是年轻人的消费产生重大影响，节衣缩食、最大限度利用每一分钱成为年轻人必做的功课，这促使高效低价的网络营销急速发展，成为阿里巴巴近几年神速崛起的最大推手。

与此同时，政府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必然是以牺牲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为代价的。比如房价的上涨，必然会造成企业人工和房租价格上涨，挤压企业的利润；自2008年以来，除了由于劳动力和土地价格大涨造成企业沉重负担外，人民币自2008年年底至2013年8月初，又升值了11.8%；政府财政收入增速连续几年远高于GDP增速，意味着企业税负压力更大。此外，政府投资挤压了金融系统中企业的贷款份额，国有垄断企业也具有贷款优势，对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贷款份额不增反减。如果把企业按规模从大到小分为5级，从2008年1月到2012年6月中国企业债务总额增加了319%，而实际上最小型的1/5公司的总债务水平同期却下降9%。

虽然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债务顾虑甚高，但真正债务压力最大的是民营企业。2012年年底，中国企业债务约为65万亿元，占GDP之比达125%，过去5年上升近30%，企业资产负债率迅速提升，其中A股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率由2008年的53%上升至60%。从行业分布来看，部分负债主要集中在与地产和基建产业链相关的重资产行业。从国际比较而言，2012年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率水平（相当于GDP的122%～127%）在OECD国家中居于最高水平区间。对成熟的经济体而言，企业债务一般会达到GDP的50%～70%，而中国是这个数字的2倍。此外，现在中国的工业企业盈利能力（利润销售收入）只有5%～6%，仅为全球平均利润水平的一半。这将意味着中国企业的债务负担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4倍。

更为严峻的是，上市公司加权投资回报率已经连续4个季度低于贷款利率——企业扩张往往意味着亏损，自2011年第四季度以来，数据显示，沪深两市2429家公司中，截至第三季度ROE（净资产收益率）低于一年期贷款利率的公司达到1044家，低于一年期存款利率的公司竟然达640家，分别占比近43%和25%。

以企业利润持续下滑为理由，央行主导推进利率市场化，2013年7月彻底放开了贷款市场化，这真的能够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吗？未必！其效果更可能是劫贫济富。中国商业银行原来利润中的70%来源于国家规定的固定利差，以前可以高达3%。当利率市场化后，诸多银行必然争相取悦于少数强势企业，其资金使用成本会大幅下降，那只能转嫁到议价能力差的中小企业身上，这在经济下行期将愈加明显。特别是在央行不断降低社会融资总额的情况下，从2013年4月的1.54万亿元快速下降到2013年7月的8088亿元，下降幅度高达47.5%，而且这种下降是在6月和7月资本净流出分别为412亿元和244.7亿元人民币的背景下。这不仅会导致企业资金成本更加高昂，还会导致商业银行资金成本高启，利润必然大幅下降。

当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再度下滑，而新一轮的救市对策就是城镇化与土地流转。城镇化和土地流转前路漫漫

2012年年底，城镇化成为最热门的名词，而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土地流转。

某些人士是如此憧憬城镇化给中国发展带来的未来空间。按照某官方智库发布的《2012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测算，如果以常住人口计，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约50%，如果按照发达国家城市（镇）化率一般水平的80%，则中国仍可以向城镇转移人口3.9亿人。如果以人均15平方米的居住面积而言，以每平方米3000元的居住和公共配套成本来测算，可拉动17.5万亿元的基建，这还没有将开发商的利润算进去。如果再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有测算称10年将推动40万亿元的投资也并非天方夜谭。

城镇化的另一个好处是，其操作较为轻车熟路，阻力比较小。在多年的城市化运作之后，以政府为投资主体，以土地招拍挂及房地产为主要开发模式，这是地方政府所熟悉的，也是乐意推进的；房地产商也乐于跟进，将房地产开发由一二三线城市向四五线小城镇推进；大量的农民进入城镇，为农村土地的兼并重组创造了条件，这也是一直以来呼吁土地私有化流转的力量所希望看到的。

然而，这显然过于一厢情愿了。一来，如果参照美国、德国的标准，中国实际城市化率要高10%～20%。中国城市标准为每平方公里1500人，远高于美国和德国的1000人标准。中国5万人以下的镇不算城市，而德国2000人以上的镇就算城镇，即按照美国和德国标准，中国城市化实际已经高达60%～70%，提高空间有限。二来，也更为重要的是，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不是为了达标而强行赶农民进城式的“拔苗助长”。如果不能实事求是地解决如下几个现实问题，很可能不仅得不到好处，反而会埋下巨大祸端。

城镇化的投资从哪里来？此前城市化的投资有如下几个源头：①中国把握了世界工厂机遇，各国投资中国制造，形成了巨大的投资来源；②对内确定市场经济，鼓励私有企业、民营企业发展，民营经济滚动发展积累的财富投资；③土地招拍挂制度，推高土地房地产价格，从城市居民手中取得积累的国民财富，并向商业银行借款投资；④在2008年年底以来的四万亿救市带动全国十八万亿的大投资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向国开行和商业银行借了巨款。

但现在城镇化的融资相比之下就困难得多：①全球经济一体化正进入反向周期，随着美国再工业化，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寻求对中国进口替代，以及贸易保护壁垒增加，国际贸易成本大增，国际投资正逆转；②自2005年7月人民币升值以来，人民币已经升值了35%，土地劳动力价格、原材料价格、各种税费大幅上涨，加上贸易壁垒增加，外需下降，中国民营经济正面临30年来最大的生存危机，很多民企老板正退出制造业，并将资产向海外转移；③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的财富积累非常有限，即使继续采取土地招拍挂制度，也很难支付得起高房价，况且他们农村还有住房；④经过前一轮的四万亿救市，地方融资平台已经债台高垒，地方政府的负债率普遍不低于70%，无力再大规模投资。

如果让县乡政府官员作为城镇化的主体，会不会造成县乡行政权力扩张，激化与民选村级组织和村民的矛盾呢？如果能提供更好的就业、医疗、教育和生活环境，使农民能够切实感受到居住在城镇会增加幸福感，让农民自由选择迁徙城镇，这样的城镇化肯定是好事。但是，值得疑虑的是，在县乡政府没有足够投资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的情况下，在城镇不能提供更多有效就业岗位的情况下，县乡的城镇化相当可能演化为简单粗暴的强制行为，比如强行圈赶农民进入城镇，或者取消农村的小学等，强迫进城农民接受高价房，这将激化与已经民主直选的村级组织和村民的矛盾，且这一矛盾无法缓冲和转嫁，一旦爆发将非常尖锐。

如果城镇化将农民引入或赶入城镇，如何保障农业生产不受影响，如何不演绎出私有大农庄，进一步扩大农村的贫富差距；大量农民失地进入城市，如何不成为无业盲流，使得中国堕入拉美化陷阱呢？从全球范围来看，土地流转集中经营有两种模式：一是拉美模式，放任城市、外资自由兼并土地，土地集中到极少数大资本家手中，形成私有大农庄，进而实现集约经营；二是日本模式，走“有组织的现代小农”的道路。1962年日本《农业草本法》修正案允许离开村庄的农民将其土地委托给“小规模的农业合作社”代耕。但是，另有两项明确规定：一是股份公司不得购买农地；二是这些小规模的合作社也必须像自耕农家庭农场那样进行农业生产。此后，日本再鼓励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经营权）的分离。1980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农地利用增进法》，其主要内容是：以土地租佃为中心，促进土地经营权流动；仍坚持农地转移只许在农民之间进行；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自愿的，进城的农民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待遇。

日本的土地流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其农业现代化成功的基础。韩国和我国台湾以日本为师，也是限制大资本下乡，也是“有组织的现代小农”主导农业现代化。在基本实现了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后，才有限制地准许资本的下乡。这助推它们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发达国家和地区之列。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拉美放任土地兼并的制度造成了严重后果。第一，贫困人口众多：巴西2005年全国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22.7%，阿根廷2002年全国有57%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第二，贫富差距悬殊：巴西2004年占就业人数10%的高薪阶层的月平均收入是占就业人数50%的低薪阶层月平均收入的15倍，阿根廷2005年最富有阶层与最贫穷阶层的收入比为31:1。第三，城市贫民窟问题严重：巴西2000年全国有3905个贫民窟，如里约热内卢市600多万人，其中有100多万人住在贫民窟里。无地农民流入城市，难以谋生，导致社会治安混乱，引起社会动荡。这构成了“拉美化陷阱”的底层流沙。

即如果城镇化和土地流转的政策不能严格明确，禁止城市资本下乡兼并土地，禁止基层政府强行驱赶或隐性逼迫农民进城。如果任由大资本和基层官僚利益共谋，则难免重蹈拉美化覆辙，动摇社会稳定的根基；同时，这实际上也是将房地产泡沫由一二三线城市向四五线城镇推进，其本质是将农民的财富积累被高房价涸泽而渔。

这无疑将导致中国楼市泡沫危害的全面化和极大化。楼市“硬泡沫”会遭遇“硬做空”吗

中国楼市泡沫是一个“硬泡沫”。

中国楼市之硬，让无数预测中国楼市崩溃的专家屡屡落空，唯一成就的是楼市首席代言人任志强。毫无疑问，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否定中国楼市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泡沫，乃至是全球最后一个大的资产泡沫。从周期看，中国楼市已经上涨了14年，完成了一个国际标准的楼市上涨周期；中国房价的租售比已经高达500～600倍，全球遥遥领先；中国房价收入比已经高达25～30倍，远高于国际一般标准的5～8倍。

那么，为什么中国楼市泡沫如此坚硬呢？原因有三。

第一，中国楼市坚硬在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是维持地方高消耗财政的最后支撑。其实施的土地招拍挂制度也是推高地价，进而抬高房价的最大推手。因此，虽然中央政府屡次试图调控房价，市场也有回调压力，但仍有不少地方政府采取少供地的方式维持乃至抬高地价。换言之，如果楼市泡沫崩溃，则意味着现行地方政府的财政模式崩溃，整个地方政府的财政平衡需要重构，这就意味着地方政府职能的巨变，大量公务员的裁撤。

第二，中国百姓的结婚房积习成为年轻人的“绞索”。由于中国男女失衡，女方在婚嫁上异常强势，要结婚先买房已成社会习俗，这就逼着男方家庭和新人成为刚需者，地产商如姜太公般自信——即使钩子高出水面，丈母娘也要逼准女婿跳出来咬钩。

第三，因为中国央行货币发行失控，人民币长期保持通胀，房价上涨的相当部分原因要归于通胀因素，不少人认为，即使现在房价较高，但随着时间推移，通胀上行，房价就不显得高了。

这种局面会一直维持下去吗？这需要四个条件：①企业和百姓还有潜力维持成本如此高昂的地方政府；②百姓仍有余力死要面子活受罪，尚未被逼到能够吃饱饭就难得的绝境；③央行继续印钞，通货膨胀继续高企；④中国仍能保持正常的经济发展外部环境。

在这四个条件中，第三个条件其实已经在悄悄改变，作为中国货币增发的重要源头，国际热钱因投机人民币升值涌入中国，带来了央行巨量的货币发行。按照笔者测算，国际热钱在中国的本金及利润高达2万亿美元，如果全部流出，将会减少国内2×6.2（人民币美元汇率）×4（货币乘数）=49.6万亿元的流动性，这约占中国M2总量的47%，而且还没有包括国内资本外流的冲击。如果热钱大量外流，则意味着人民币对外严重贬值，对内大幅升值（商品价格大跌，农产品除外，原因稍后阐述），房地产将难逃劫难。

决定国际热钱是否外流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是不是还有更多的赚钱机会？其他国家和地区赚钱机会是否比中国多？中国人民币是投资洼地还是高处不胜寒？对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是相当肯定的。（1）由于全球制造业由一体化向区域化转变，中国世界工厂盛极而衰；中国楼市泡沫已经逼近公众承受力的极限；股市在2007年被严重透支；PE和VC的获利高峰已经随着创业板而释放；利率市场化使得中国金融业利润将从高峰滑落，中国已经无法提供给热钱更大的利润空间。（2）相对于中国，美国正在提供更多的赚钱机会，在股市上涨之后，现在迎来了房地产上行周期，接下来将迎来美元的上涨周期。（3）中国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最后一个最大的汇率泡沫。自2008年以来，尽管中国制造的各种负担日益加重，楼价大涨导致人民币真实购买力严重下降，但是从2008年年底到2013年8月，人民币对美元进一步升值11.8%，其中2011年年初至2013年8月初升值了5.7%，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如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其本币对美元已经贬值了5.7%～34%；日元从2011年10月至2013年8月也对美元贬值了25%，这使人民币成为全球的最大汇率泡沫。

2013年6月和7月，热钱撤离中国的迹象日益明显，尽管中国央行强行抬升人民币汇率，还是分别出现了资本净流出412亿元和244.7亿元。

对于国际热钱来说，赚钱是唯一本能，既然很难通过做多在中国赚钱，那么，能否通过做空中国而大赚特赚呢？即便中国的楼市是硬泡沫，那么它们有没有硬做空的方法呢？中国硬伤：石油危机和粮食危机

中国楼市泡沫的破灭是在所难免的。

随着企业生存越来越艰难，楼价大涨对内需釜底抽薪，中国民间社会越来越被涸泽而渔，维系政府、企业和家庭的高杠杆平衡越来越脆弱。尤其是一旦房地产价格转而大跌，将会推倒一系列的多米诺骨牌，形成系统危机。如今，浙江温州、内蒙古鄂尔多斯和陕西神木已做出预演。

不过，如果短期内引发楼价崩盘，甚至大跌50%以上，重蹈1997年香港和1990年日本的覆辙，更可能会由一些非常规的方式引发，即美元势力和国际热钱攻击中国的“硬伤”——石油高度对外依赖以及粮食越来越对外依赖。

中国对于中东石油的高度依赖，已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硬伤。众所周知，石油是工业的血液。过去二十年中，由于中国逐渐为全世界生产，对能源和资源的消耗量大大增加，特别是中国大力发展汽车产业等原因，使中国的石油消耗量急速增加。在1993年首次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后，石油对外依存度急剧提高，2012年达到58.7%，进口原油高达2.85亿吨，其中中东进口占总进口量之比约为50%，中国石油战略储备仅约30天。如果因伊朗战争波斯湾被封锁，中国的正常石油供应只能维持60天。

与此同时，随着美国能源独立革命的实施推进，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大大下降。这首先因为美国油页岩气的成功，以及乙醇汽油替代战略之功；此外，从2000年开始至今，美国将进口重心转移至北美地区，同时大幅削减中东原油进口比重，到2010年，从北美进口已占总进口量的34%，整个美洲占比高达55%，而2012年中东进口比例已下降至14%。鉴于美国石油战略储备约为65天，倘若中东石油断绝供应，要到436天之后才会影响美国的正常石油使用。

简言之，倘若爆发石油危机，特别是因伊朗战争导致波斯湾被封锁，在世界大国中，受到波及程度最深是印度（波斯湾进口石油占消费量的80%，石油战略储备仅15天），其次就是中国，而后是日本、欧洲，美国受到的影响最小。也就是说，美国在主要经济体中处于最有利的位置。

中国经济的第二个硬伤是粮食对外依赖度越来越高。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净进口国，尤其进入21世纪后中国由顺差转变为逆差，并且逆差大幅扩大，2010年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达到560.07亿美元。其中，中国从1995年开始转向大豆净进口国，2012年度中国进口大豆5750万吨，占国内消费量的80%，白糖进口量占国内消费的17%，棉花进口占国内消费比例高达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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