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慧燃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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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影视作品与中国传统文化试读：
第一章 文化资源的结构性审视
一、文化元素与文化资源
1．文化的概念文化概念的演进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从汉语来讲，文化一词由“文”与“化”二字组合而成。“文”的汉字起源是一个由线条相互交叉呈“文”状，有装饰花纹的不单调的文字，意为万物互相交叉。“化”字则是人和匕的会意，“匕”即“变也，从到（倒）人。”因此“化”字是一个意为引导人重改行善的字。所以，“文化在文字学上也就变成一个具有教化、修养含义的字”。
在中国，文化概念最早出现于《易经》：“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即是“人文化成”。唐代孔颖达认为“人文化成”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诗》、《书》、《礼》等典籍，一是指礼仪风俗。西汉刘向在《说苑·指武》中首次正式使用了文化一词，即“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里文化指与武力相对的教化。
在西方，从词源学的角度，“文化”一词源于古希腊，产生于古罗马。古罗马时期，出现了“Culture”一词的最初形式“Cultura”，“Cultura”来源于拉丁语的“Colere”，含有“耕耘”、“培育”的意思。“祭祀”、“崇拜”（Cultus）一词也来源于此。可见，在古代西方“土地耕耘与宗教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文化可以说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创造并保存的所有内容与形式的总和，是人类的生存方式，是作为社会生物的人的完整性、全面性的再生产，是人自身及其多方面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是人性的丰富和完善的历史过程。到19世纪，随着文化学研究的兴起，文化概念得到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但由于每个研究文化的学者都需要从本领域和所研究的具体角度出发对文化进行定义或界定，因而使文化成为最富争议的概念之一。由此关于文化的定义很多，美国人类学家A．L．克罗伯和K．科拉克洪在1952年发表的《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中，分析考察了160多种文化定义。
文化正如法国文化学家罗威勒（A．Lawrence Lowell）所说的那样：“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形状。我们想用文字来范围它的意义，这正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似的；当我们去寻找文化时，它除了不在我们手里之外，它无所不在。”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E．泰勒（E．Bernall Tylor）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
英国文化学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对文化的看法是：关于文化的当代用法，常见的大致有三个：（1）用来描述知识、精神、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2）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做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
马克思对文化层次和结构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虽然不是直接给文化下定义，但其实相当有远见地揭示了文化的构成和层次等问题）：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布洛克（Bullock）与斯特伯拉斯（Stallybrass）在《现代新术语词典》中主张一种对文化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综合性的界定：文化是指一个社群的“社会继承”，包括整个物质的人工制品（工具、武器、房屋、工作、政府办公以及再生产的场所、艺术品等），也包括各种精神产品（符号、思想、信仰、审美知觉、价值等各种系统），还包括一个民族在特定生活条件下以及代代相传的不断发展的各种活动中所创造的特殊行为方式（制度、集体、仪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等）。
本书主要采用的是布洛克与斯特伯拉斯所下的定义。2．传统文化与文化元素“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决定了它外延范围的广泛性。研究文化的人们，为了便于把握和解释文化，从结构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文化的基本结构包括：物质文化（器物层面）、制度文化（制度层面）和观念（精神）文化（精神层面）三大部分。从艺术（本文主要指影视艺术）在文化结构中的位置和地位来说，艺术作为—种特殊的精神文化现象，既是一种文化，也可象征总体文化，是总体文化的一种精神性的象征。
中国人都很熟悉“传统文化”这一词汇。的确，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几乎随时都可以听到和碰到“传统文化”。然而，究竟什么是“传统文化”呢？社会上流行着种种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所谓传统文化，就是特指在我国上起先秦，下止清代中叶的古代社会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文化，即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文化。有人认为，传统文化主要是指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但也应该包括近代以来，乃至“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也有人认为，传统文化是植根于民族土壤中的既有稳定状态，又有动态变化，能够包容不同时代的新思想、新血液的文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综上所述，所谓传统文化，是一种具体的文化形态。任何一个民族只要有其发展的历史，就有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延续下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一个民族的历史愈悠久，其传统文化也就愈深厚。
中国文化即中华民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所创造的文化。中华民族是由华夏族衍化而来的汉族以及55个少数民族的总称。因此，中国文化不仅是指汉文化，也包括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当然是以汉文化为主体。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本质、最富特色的文化。这种文化虽然肇始于过去，却贯通于现在，还必然要影响于未来。这是因为传统文化不是一个民族在一般意义上代代相传的历史遗产，而是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宝贵财富。对于本民族而言，它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无时不有，又几乎无处不在。由于它的存在和影响，人们在诸如心理结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性格特征、价值取向以及审美情趣等各方面，都往往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本书中，更是着重强调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
文化特征（文化元素）是指一种文化组成分子中最小限度的、有意义的可界说单位。它在时间和空间中可以当作一个观察的单位来独立进行观察，但和别的一些单位实际上又常常互相配合，并通过种种联系而成为一种功能的整体，或这样那样的制度。它大体可分为四种：（一）规范特征。对文化分子的思想、行为，甚至情感，规定其应当或不应当，善或恶等等预规或应迫，其总汇为伦理和道德；（二）艺术特征。文化中最直接呈现于感觉的层相，如文学、音乐、绘画、舞蹈、装饰等；（三）认知特征。一个文化的文化分子对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历史传统以及人事周遭所作认知了解的总和；（四）器用特征。一个文化的文化分子因生存或求知等需要而采用的工具特征。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上下五千年文明发展史、文化底蕴深厚的东方大国，蕴藏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有着世界上独特的人文物产，到底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征是什么，传统的文化元素有哪些？有哪些东西可以代言中国？都有什么可以让国人从心中备感自豪？都有什么让整个世界真正感受到中国的魅力？
在2007年8月，由新浪网、中国网、人文中国网等媒体单位主办，有近百家媒体共同发起推出的“寻找中国100元素”大型网络调查活动公布了调查结果。其中长城、春节、龙以无可争议的优势分列前三，成为网友最推崇的中国三甲元素，中国汉字、黄河、长江、儒家思想、天安门、唐诗、故宫依次进入前10名，五星红旗、秦始皇陵兵马俑、孔子、中医中药、北京、京剧、熊猫、凤、毛泽东、指南针分列第11-20名。除了春节外，端午节、中秋节、元宵节、清明节、重阳节五个中国重要节日也一起入选中国100元素。学术、著作类，《孙子兵法》、《易经》、《本草纲目》、《红楼梦》、《论语》、《诗经》、《史记》、《三国演义》八部中国文化思想经典共同列入。历史人物类，孔子、毛泽东、黄帝、秦始皇、周恩来、炎帝、邓小平、孟子、成吉思汗、伏羲氏十位进入前100名，四大名著《西游记》中的虚拟人物孙悟空也名列其中。除了被誉为中国母亲河的长江和黄河，秦始皇陵兵马俑、珠穆朗玛峰、少林寺、泰山、敦煌莫高窟、布达拉宫、黄帝陵等自然文化景观与故宫也同时并入中国100元素，三峡大坝、青藏铁路等现代伟大成就与长征也一起成为网友心目中的中国100元素。虽然仅有百年历史，但是作为中国最著名的两大学府——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进入了前100名，而茅台、同仁堂也分别以第52名和97名成为网友心目中的中国100元素企业代表。其他入选“中国100元素”的还有五星红旗、中医中药、北京、京剧、熊猫、凤、指南针、宋词、56个民族、中国书法、太极八卦、造纸术、甲骨文、火药、少林武术、十二生肖、中国结、印刷术、太极拳、道家思想、毛笔、筷子、茶、麒麟、针灸疗法、脸谱、丝绸之路、对联、中国象棋、国徽、水饺、天文历法、旗袍、上海、人民英雄纪念碑、华表、瓷器和陶瓷、牡丹、24节气、唐装、算盘、元曲、墨、月饼、丝绸、粽子、百家姓、古筝、宣纸、2008奥运会、杂交水稻和汉服。
另外，砚台、围棋、水墨画、《三十六计》、元宵、风水、李白、四合院、《西游记》、《道德经》、老子、苏州园林、京杭大运河、都江堰、七夕日、庄子、黄山、篆刻、孙子、唐三彩、景德镇、梅花、全聚德、天坛、《四库全书》、杭州西湖、青铜器、相声、麻将、乒乓球、海尔、刺绣、颐和园、皮影、剪纸、秦砖汉瓦、云南白药、红灯笼、《水浒》、藏羚羊、五粮液、神农架、乐山大佛、如意、貔貅、舞狮子、关羽、琵琶、桂林山水、景泰蓝、风筝、黄鹤楼、中山装、大庆油田、联想等，虽然也获得到很高的网友投票支持量，但是相对来说，还是略低于前面入选的100元素，所以暂居中国200元素之选。3．文化资源定义及内涵
对文化资源定义的提法一直存在很大争议。丹增认为文化资源是一种动态的、可再生的精神财富。一般来说，人类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一切含有文化意味的文明成果及其承载着一定文化意义的活动、物件、事件乃至一些名人、名城等等，都是某种形式的文化资源。黄南珊认为，如果说资源是人类从事一切生活和生产的必要条件，那么，文化资源就是人们从事文化生产或文化活动所利用的各种资源。它包括一切有文化价值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文化自然资源是指自然界存在的，可作为文化生产的原材料和物质文化生产所需要的环境条件。文化是人类独有的，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周正刚认为，“文化资源是指可供主体利用和开发，并形成文化实力的各种文化客观对象，包括前人所创造积累的文化遗产库，今人所创造的文化信息和文化形式库，以及作为文化活动、设施与手段的文化载体库等。”吴圣刚认为，文化资源指人类生存发展所需要的，以一切文化产品和精神现象为指向的精神要素。劳动创造了人，人的能动的生产活动、仪式活动创造了文化。
在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这一资源体现出来的能量愈来愈显著，文化成为一种生产力，文化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反映。文化资源包含多方面的内容，譬如，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科学和教育发展水平、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体制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等等。
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一种历史的积累，其中体现着民族的特性，而这种特性是通过长期的文化创造反映出来的。一般而言，一个民族传统文化大都经过从初创到发展，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质，最终基本形成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化形态。这其中存在着一个继承、发展、创新的问题。就文化的本体而言，民族文化的初创往往体现着一个民族最本质的特性，譬如它反映了一个民族最原始的人文图腾、宗教信仰等，而这恰恰是一个民族生成的根源或文化产生的渊源，如果抛弃了这个根，就不成为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
而且，文化资源经过人类一代一代的努力，会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生长、不断发展的。只要人类思维和创造活动不停止，人类文化就会不断丰富、发展、创新，并不断产生新的文化特质（即特有的文化元素表现）。
二、文化资源结构的层次与功能
著名功能主义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提出了自己关于文化形态的分类。他把文化从大的方面划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进而又从精神文化中突出语言以及社会制度等方面，把文化的主要方面或者主要形态划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语言和社会组织四个方面。
马林诺夫斯基指出，物质文化是文化中最基础的部分，“人因为要生活，永远地改变他周围。在所有和外界重要接触的交叉点上，他创造器具，构成人工环境。”他认为，器物、房屋、船只、工具以及武器等构成的物质文化是文化中最容易把握、最容易理解的部分。
针对精神方面的文化。马林诺夫斯基指出，物质文化本身不能独立存在或发展，它需要内在的精神推动力。“物质文化需要相配部分，这部分比较复杂的、比较难于类别或者分析，但是很明显的是不能缺少的。这部分使包括种种知识，包括道德上、精神上及经济上的价值体系，包括社会组织的方式，即最后——并非次要的——包括语言，这些我们可以总称作精神方面的文化。”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社会组织是生活于共同体之中的人们为了共同的生存和共同的事物而形成“集团行动的标准规矩”，并依据这些社会规则和习惯而形成社会的协力。马林诺夫斯基特别强调社会制度在整个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强调要以社会制度为文化的真正要素。他指出：“文化的真正要素有它相当的永久性、普遍性及独立性，是人类活动有组织的体系，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制度’。任何社会制度都针对根本的需要；在合作的事务上，和永久团集的一群人中，有它独具的一套规律及技术。任何社会制度都是建筑在一套物质的基础上，包括环境的一部分及种种文化的设备。用来称呼这种人类活动有组织的体系，最适合的名词莫若‘社会制度’。在这定义下的社会制度，是构成文化的真正组成部分。”
刘进田认为：“文化结构是一个由多侧面、多层次、多因素构成的立体系统。因而用某一种单一的结构和模式很难完整地认识文化的这一立体结构，必须从各个不同角度来剖析文化结构。从文化总体上看，文化大体由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方式诸因素及其关系构成；从文化的外化和接受过程看，文化可以分为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如此等等。”
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曾把文化界定为“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而他所概括的三个主要层面正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一）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等。宗教、文艺是偏于感情的；哲学、科学史偏于理智的。（二）社会生活方面，我们对于周围的人——家族，朋友，社会，国家，世界——之间的生活方法都属于社会生活的一方面，如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及经济关系是。（三）物质生活方面，如饮食，起居种种享用，人类对于自然界求生存的各种是。”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文化的构成和形态的划分有各种不同的做法，但是，几乎所有文化学或文化哲学研究者在某种意义上都会同意把文化的构成最粗略地划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因为这种划分能够最大限度地覆盖整个文化世界。
就文化的外在的、对象化的表现形态而言，我们进行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划分。本书采取文化的三个层次的划分方法，即器物（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
三、文化资源的器物层面
器物层面的文化是指人类实践活动的物化对象，器物文化是人们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是人们为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从事生产劳动创造的物质成果。而器物（物质）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基本、最常见的构成部分，它主要包括直接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那些文化产品。也就是由“物化的知识力量”所构造成的，包括人类加工创制的各种器具，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也就是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
物质（器物）文化是一个非常丰富的领域，因为人的基本物质需要是十分丰富并不断发展的。马斯洛所列举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都属于基本需要。而马林诺夫斯基把人的基本需要概括成七个方面：新陈代谢、生殖、身体舒适、安全、运动、发育和健康。本书认为器物文化包括：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居室建筑文化、舟车交通工具文化等。器物文化的特征是可感性，即它是有形的、以器物形态表现的文化。从文化的结构层次看，器物文化处于文化结构的表层。
在全部器物文化中，最为重要的是饮食文化，因为它满足人的生存的最基本需要，生命体在肉体上的延续和健康是人的全部活动得以开展的基础；其次是服饰文化，它不仅起到御寒和保护身体的作用，也在满足人对形象和尊严的需求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紧接着是建筑文化或居所文化，它满足人对安全、休息的需要，为人提供熟悉的家园；再次是交通文化，它主要是满足人“行”的需要、交往的需求；还有技术文化、环境文化和其他各种文化，主要满足人对舒适和健康的生存环境的要求，等等。1．饮食文化
中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形式与内容丰富多样。从食品资源的开发到加工保存，从烹饪技艺的精湛到食具的讲究，都称得上博大精深。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不仅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烹饪技艺，而且还传承着种种饮食习俗和饮食礼仪，在吃什么和怎样吃的背后，反映了中国人的饮食观念。
中国传统的主食是谷类，“谷”是禾本科粮作物的总称。《诗经·豳风·七月》：“其始播百谷”，《诗经·周颂·噫嘻》：“率时农夫，播厥百谷。”“百谷”犹言众谷。谷可细分为“五谷”、“六谷”、“九谷”等。《周礼·天官·冢宰》：“一曰三农，生九谷。”郑玄注引郑司农云：“九谷：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麦。”据此可知，后世主要的粮食作物在先秦已大致齐备了。
秦代以前，主食的加工主要有做成干粮、饭和粥三种。干粮即炒米，古代称作“糗”、“糒”、“糇”。在先秦文献中，“粮”通常特指外出所带的干粮，民间最为普遍的粮食加工方法是“蒸谷为饭，煮谷为粥”。
汉代有了石磨，于是主食的加工除粒食外又有了粉食。磨制而成的面粉写作“麵”、“麫”。“饼”是各种面食的总称，《说文解字》说：“饼，面餈也。”从汉代到隋唐五代，用笼屉蒸的叫“蒸饼”，在火上烤或烙的叫“炉饼”，放到水里煮的叫“汤饼”。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引进胡桃、芝麻等，民间遂用胡桃仁作饼馅，撒上芝麻，烤制出圆形的“胡饼”，在当时是上等食品。
到了晋代，由于掌握了发酵技术，于是出现了发面饼、馒头、包子等主食。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记录当时杭州市上的点心竟有70余种之多：四色馒头、细馅大包子、生馅馒头、笑靥儿、金银炙焦牡丹饼、杂色煎花馒头、枣箍荷叶饼、芙蓉饼、菊花饼、月饼、梅花饼、开炉饼、寿带龟仙桃、子母春卷、子母龟、子母仙桃、圆欢喜、骆驼蹄、糖蜜果实、果食将军、肉果食、重阳糕、肉丝糕、水晶包儿、笋肉包儿、虾鱼包儿、江鱼包儿、蟹肉包儿、鹅鸭包儿、鹅眉夹儿、十色小从食、细馅夹儿、笋肉夹儿、油炸夹儿、金铤夹儿、江鱼夹儿、甘露饼、肉油饼、假肉馒头、糖肉馒头、羊肉馒头、太学馒头、笋肉馒头、鱼肉馒头、蟹肉馒头、肉酸馅、千层儿、炊饼、鹅弹……丰糖糕、乳糕、粟糕、镜面糕、枣糕、乳饼……山药元子、真珠元子、金橘水团、澄粉水团、拍花糕、糖蜜糕、裹蒸粽子、栗粽、金铤裹蒸茭粽、糖蜜韵果、巧粽、豆团、麻团、糍团、糖蜜酥皮烧饼、夹子、薄脆、常熟糍糕、春饼、芥饼等等。
而蔬菜的栽培在先秦还处于初始阶段，食菜大多取自野生。据统计，《诗经》中提到132种植物，其中可食的就有20余种，例如葵、菽、壶、荼、芑、葑、荠、薇等。但到了西汉，不仅野生蔬、果被大量人工栽培，而且还培植和引进了许多新品种。据文献记载，汉代从西域引进的园圃作物就有黄瓜、大蒜、苜蓿、石榴、葡萄、胡桃等等。
中国传统饮食中副食品有家畜类的马、牛、羊、鸡、犬、豕等六畜，也叫“六牲”。六畜中马是重要的代步工具，牛是农耕的主要畜力，所以人们不轻易食用牛肉和马肉。经常食用的是猪、狗、羊、鸡。
至于中国的饮食烹饪，早在先秦，随着农业生产和饮食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上层贵族中宴饮活动的盛行，烹饪方法已丰富多样。秦汉以后，经历代烹饪家和美食家的探索与创新，各地名馔佳肴丰富多样，烹饪技艺也臻于炉火纯青。在此基础上，饮食文化专家先后编撰了各类食谱，魏晋南北朝时期较著名的有北魏的《崔氏食经》、梁朝的《梁太官食经》、南齐虞悰的《食珍录》和刘休的《食经》等。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也记载了不少菜肴的烹制方法。唐宋食谱不仅有韦巨源《食谱》等食谱类专书，有关饮食文化的记载还散见于大量的笔记类著述中。唐宋城市经济繁荣，都市中酒肆食铺林立，餐饮业的发达促使烹饪技艺达到新的高峰，菜肴种类之繁多，不胜枚举。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记录了南宋都城临安各大饭店的菜单，菜式竟多达335款，可见当时饮食文化的蔚为大观。从这几百款菜式来看，用料涉及家禽、家畜、野味、河鲜、海鲜及各种蔬果和豆制品，用料既要求新鲜，又讲究部位；技法涉及煮、炒、烧、烤、脍、蒸、炖、腌、糟等；调料则有咸、酸、苦、辣、甜等。
中国古代烹饪除讲究用料、技法、调味和火候外，还讲究地方风味，地方风味亦即菜系，传承至今的主要有中国四大菜系。
其一为鲁菜。鲁菜是山东菜系的简称，起源于春秋战国时的齐国和鲁国，形成于秦汉，成熟于魏晋南北朝，经唐宋臻于完善，元明清三朝进入宫廷，影响广及京、津、东北和山东。鲁菜选料考究，鲁国的孔子曾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又说：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清、脆、嫩、鲜、醇是鲁菜的特色。
其二为川菜。四川自古有“天府之国”的美称，物产丰富。宋代以后其菜肴已自成特色，至清代形成“百菜百味”的风格。据《成都通览》记载，清末四川成都的菜肴和小吃竟多达1300余款。川菜取材广博，如水产有红团、岩鲤、石爬鱼、鲟鱼、肥沱、鲙鱼等；山珍野味有竹荪、冬菇、石耳、鹿、獐、麂等；调味品有自贡井盐、永川豆豉、叙府芽菜、南充冬菜、茂纹花椒、四川红油等。烹饪技法以小煎、小炒、干烧、干煸为特色，或急火速成，或微火慢烹，自然收汁。川菜集咸、麻、辣、酸、鲜、香于一身，妙在一个“怪”字。
其三为粤菜。粤菜成型于汉魏，发展于唐宋，完善于明清。它以地方特色为基础，兼容南北中外食法。粤菜选料繁多而奇特，水产海鲜、家养禽畜、野生鸟兽蛇虫均可入馔。烹制方法博采众长，炒、扒、闷、烩、炖、焗、煲等不一而足。而且蚝油、鱼露、沙茶酱等调味品也别具一格。经匠心独具的烹制，形成清、爽、鲜、淡、香的风味特色。
其四为淮扬菜。以淮河以南，扬州、苏州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气候温润，水网纵横，物产丰饶，从而使苏扬菜的选料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其选料讲究鲜活，食料的季节特征明显。调味讲究保持本味，追求清淡而鲜嫩，爽口而味醇。又讲究刀工、配色和造型，或薄如纸，或细如丝，形态完整，大小如一，制作极为精巧。2．服饰文化
约在五六千年前，上古先民已从渔猎时代向初具文明的“耕而食，织而衣”的氏族社会发展。根据古籍中“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等有关记载，特别是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布帛和纺织工具实物，可大致推定5000年前华夏族的衣裳为上衣下裳形制。到了商周时期，上衣下裳制已经定型。《诗经·邶风·绿衣》有“绿衣黄裳”之句，《毛传》：“上曰衣，下曰裳。”《说文解字》：“衣，依也。上曰衣，下曰裳。”衣是上衣，裳指的是下裙。
服饰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开创的衣冠带履的装束，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具有创造性和艺术魅力的财富之一。服饰的构成要素是织物、样式、色彩、图案和佩饰，但服饰文化不仅仅是单一的服装制作技艺，它还包括不同时代的典章制度、习俗风尚、道德礼仪和审美情趣。服饰除了具有护体、御寒、美化等功能外，它又是职业标志、阶层标志、信仰标志和礼仪标志。
中国历代的服饰组合除了讲究服装的款式、色彩和纹样外，还注重饰品、发髻及面妆的审美效果，追求服饰穿戴的整体美。
玉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佩饰。古人认为玉乃天地之精气聚合而成，是阴阳集于一身的山川之精英，玉又是品德的象征。相传子贡曾问孔子，为何士人都贵玉而贱珉（一种美石），孔子答曰：“君子比德于玉焉。”在孔子看来，玉具有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等11种品德。《五经通义》进一步解释说：“温润而泽，有似于智；锐而不害，有似于仁；抑而不挠，有似于义；有瑕于内必见于外，有似于信；垂之如坠，有似于礼。”因此，“古之君子必佩玉”。佩戴玉饰既可美化外形，又可以时刻提醒自己要有君子之风度。古代玉饰种类繁多，最常见的有环和玦。环可用彩绳成串地系结腰间，行走时佩玉碰撞出声，此即所谓“君子行则鸣佩玉”。
腰带是古代重要的带饰。古代服装多宽衣大袍，需用腰带系结。用丝编织而成的叫“绦”，用革制成的叫“鞶”。革带是文武官员的专用品。妇女多用彩丝合股制成的带饰，而且长带曳地，别具飘逸雅致之美。
中国历代帝王、群臣的官服，变换繁杂，分类亦多，从其发展变化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秦以前，创设了冕服制度；第二阶段为秦汉两晋南北朝，主要以冠作为身份地位和品秩的标志；第三阶段为隋唐至明清，创设了朝服、公服制度，并以服色和补子纹饰作为区分官阶和官品的补充。在朝受事或祭典礼仪时穿朝服，服式多为宽衣大袖。秦汉以前为交领，唐以后多为盘领，领、袖、裾都有缘边，绣有纹饰。官员在职公事或接待宾客时穿公服，公服纹饰简约，不像朝服那样华丽尊贵。
中国传统服饰制度通过礼和法的形式，约束着每一个社会成员，官宦庶民在服饰上的错乱，都意味着“僭越”。《后汉书·舆服志》说：“尊尊贵贵，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服饰文化是制度形态，又积淀为社会观念，对冠服制度的认同，其实也是对等级制度的认同，正如《礼记·坊记》所言：“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在人们的心目中，服饰已成为社会身份的符号，人们习惯于以“白衣”称呼平民，而以“朱紫”代指公侯巨卿，所谓“雪中退朝者，朱紫尽公侯”。官小职微的杜甫也称：“服饰定尊卑，大哉万古程。”3．建筑文化
在五千年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构建了风采独具的华夏建筑。从宫室殿阁、馆榭楼台，到民居和园林，其千姿百态的造型、玄妙精巧的营构，无不体现出富有东方情调的民族风格。中国建筑不仅历史文脉绵延流长，自成体系，而且还折射出谨严的伦理观念、深邃的哲学思想和民族的审美取向。
从公元前21世纪到秦统一中国前，这时期的先民不仅创造了灿烂的青铜器文化，也进行了大规模的都城、宫室、宗庙、陵墓等土木工程的营建。中国古建筑的特征至少在西周已具雏形。
首先是都城的营建。《尚书》和《史记·周本纪》都记载了周公迁都洛邑，按礼制规划和营建新都的史实。成书于春秋末叶的《考工记》追述了当时的营造制度：“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意思是，都城规划要成方形，每边长9里，各有3个门，城中纵横垂直交错着9条大道，城左为太庙，城右有社稷坛，南面建宫殿，北面设市场。《考工记》后列入《周礼》而成为儒家经典，其都城布局理论对以后各朝的都城规划产生过重要影响。
其次是四合院的住宅布局。20世纪70年代末期，考古人员在陕西岐山、扶风两县交界处的周原遗址进行了发掘，这里有周人留下的丰富的建筑文化遗迹。其中一组较为完整的房屋遗址是座四合院，建筑遗址坐北朝南，四周被东西厢房、塾、室围绕起来，正中为堂，堂前为外庭，堂与室之间是内庭。从平面布局看，它是以规整的单体围合，组织成整体的建筑组群，布局既均衡对称，又自然构成建筑的内向性。平面组合的对称与内向，是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至少在周代已经基本成形。塔起源于印度的窣堵坡[音译自梵文（stupa）]，其原意是坟墓，为藏置佛的舍利和遗物而建，是僧侣礼拜的对象。窣堵坡本由台座、覆钵、宝匣和相轮四部分组成，传到中国后，在中国传统多层建筑的基础上，创造出中国风格的塔。魏晋南北朝的塔一为木结构的楼阁式塔，一为密檐式砖塔，而以前者为常见。南北朝时，境内木塔多至数千，但都难逃战火的劫难。仅存的是矗立于河图1-1 陕西大雁塔南登封幽谷中的嵩山寺砖塔，塔的整体除塔刹部分为石雕外，均用砖砌成，塔檐下层层内收，极富韵律之美，质朴中透出清奇，层叠中尽展秀丽挺拔的身姿。唐代砖石结构的佛塔仍有多座历经沧桑而存传至今。其中著名的有西安慈恩寺大雁塔、兴教寺玄奘塔、云南大理崇圣寺千寻塔、河南嵩山永泰寺塔和法王寺塔等。塔身多为方形，形制上承袭两晋南北朝木结构楼阁式造型，但形神兼备，体现了唐代砖塔轻盈舒展的特有神韵。
两宋及辽代是砖石塔发展的高峰。苏州的报恩寺塔、虎丘山云居寺塔和杭州的六和塔等，自古即是地方文化的标志性建筑。宋、辽之塔创中国之最的有福建泉州开元寺的双石塔，塔高40米以上，全由石料建成，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石塔。山西应县木塔又名释迦塔，建于辽代清宁二年（1056年），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是当今世界上最高、最古老、体形最大的木结构建筑，也是世界上唯一存世的千年全木古塔，塔高67.13米，底层直径为30米，平面为八角形，连同塔内夹有的暗层4层，塔实为9层。塔内各层采用中国传统的斜撑、梁枋、短柱等构建方法，使整座塔连成坚固的整体，壮观而又伟丽。这些古塔历经岁月沧桑仍如玉树临风，以峻拔之势巍然屹立，可见当时建筑工艺的超凡卓绝。
明清是中国园林的辉煌期，北方的皇家园林和江南的私家园林，其造园手法和艺术格调均集前代之大成。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有北京的圆明园、颐和园和河北承德的避暑山庄。其中圆明园称为“万园之园”，总面积347公顷，圆明、长春、绮春三园呈倒品字形布局。园中山势纵横，湖湾迂回，这里荟萃着江南园林精华、西洋古典楼景，在中国园林史上，堪称空前绝后的旷世杰构。颐和园总面积294公顷，宽广浩淼的昆明湖占其四分之三，湖面由长堤、小桥和小岛组成丰富的水景。万寿山临湖耸立，精丽的殿阁由湖岸向山顶铺展开去，山下长廊沿曲折湖岸而蜿蜒延伸。避暑山庄规模更大，占地达546公顷，园内山峦起伏，湖泊呈翠，楼阁园寺依山傍水，素雅简朴，山景水影中别具自然野趣。
明清私家园林的建造也空前繁盛，尤其是江南地区，自明代中叶掀起建园高潮后，于清乾隆年间臻于极盛。苏州、扬州等地名园荟萃，扬州瘦西湖至平山堂一带的园林，苏州的拙政园、留园、艺圃、五峰园、怡园、耦园、网师园、鹤园以及同里的退思园等，都是明清私家园林的代表。这些园林大多选址于城内或近郊。占地不多，且园内布设仍传承前代城市园林桥、水、亭、榭、阁等景致，但布局、设计和造园手法更为丰富精巧。园中室内诸如字画、工艺品和家具等陈设也有很高的品味。中国古典城市园林的细微主义，在明清的私家园林中已被演绎得淋漓尽致。图1-2 北京颐和园
中国传统民居发展到明清，已形成鲜明的地方特色。华北地区的民居以北京的四合院为代表，方形平面，房屋围院而建，兼有“墙”的功能，成“四合”形制。由房屋围合而成的四合院，仅大门对外。大门以石为墩，考究的则饰以砖饰、砖雕、石雕或彩绘木雕，素朴中见含蓄与细腻。院落为公共活动区域，既与天地沟通，又连接四周房屋。正房坐北朝南，左右两侧为东厢、西厢。家庭成员按其尊卑长幼各居其所，封闭性、私密性和注重伦理秩序是四合院的文化内核。在北京，四合院是明清城市建筑的最小单元，大大小小的四合院排列拼组成胡同，胡同与大街相通，构建出古都的基本格局，维系着充满古情旧韵的历史文脉。
明清时位于皖南的徽州民居也具有建筑文化鲜明的地域特色。徽州民居布局紧凑，平面以正方或长方为基本形制，各面多为楼房，高高围合，形成天井。天井用以采光、通风和接纳四面屋顶的排水，故称“四水归堂”。屋顶多为双向坡顶，青瓦覆盖，高低参差，错落有致。山墙的处图1-3 山西曹家大院理尤具特色，用于防火势蔓延的马头山墙呈阶梯状，墙头角部微微飞翘，给平展的院墙线条平添了装饰性效果。白色粉墙与青黑色顶瓦构成水墨写意的美感，淡朴中透出灵秀，平易中呈现飞动之美。此外，用夯土墙围合呈同心圆状，楼高3、4层，居室多达2、3百间的岭南客家土楼；严谨规矩、左右对称、方正简洁的浙江东阳民居；因地制宜、轻巧舒展、多设门窗、讲究通透的四川民居；依水傍桥、清逸灵秀的江南亲水民居等等，使明清各地域民居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建筑文化景观。“间”是中国传统建筑平面布局的基本单位，由作为单体建筑的“间”围合成庭院，再由作为建筑单元的庭院组合成各种建筑组群，这种布局体系既见于民居，也见于坊里、街巷、宫殿乃至城市。在平面布局上，大多体现出严谨纵直的“中轴”理念，在井然有序中层层扩大，左右延展，呈现和谐对称的态势。
就人文意蕴而言，中国传统建筑不仅体现了世俗的理性精神，而且渗透着传统的伦理精神。以四合院为例，其后院与前院相通的门都位于中轴线上，坐北朝南的北房为正房，一般是三开间，供家长起居、会客。正房又称“堂屋”，具有类似古代明堂的功能。明堂是古代天子宣明政教的场所，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均在明堂举行，后世帝王宫殿中所设的正殿或大殿即缘此而来。古代家庭中举行议事、祭祖、婚丧等礼仪活动，都安排在堂屋。正房的核心单位是中堂，一般都供奉有“天地君亲师”的条幅。显然，中国民居的堂屋融汇了尊长、敬老、崇祖、齐家、待友等伦理精神。正房的东西两侧是厢房，厢房用作书房或晚辈的居室。单位的“间”呈东西对称排列，家庭内部的辈分及男尊女卑的等级序列便在这不同单位下得到严格的体现。正房和厢房皆有檐下回廊，回廊和中心庭院类似现代公共建筑中的共享空间，它是各房成员亲近自然、融汇亲缘感情的场所。四合院的平实、方正、和谐、理性的布局，恰如其分地昭示了中国文化重伦理秩序及群体和谐的特点。图1-4 北京故宫4．舟车交通文化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制造车船的国家之一。夏、商、周三代，车船已成为主要的交通工具。中国疆域辽阔，秦以后经济的高度发展，带动了运河的开凿，以及驿路系统的建设和完善。水陆交通便利通畅，车船的制造成就辉煌，中国的交通文化在历史上曾长期位居世界前列。
战国以前，车既是重要的运输工具，也是主要的作战工具。古代用于载人或运输的主要有栈车、辎车、安车、辒车、轿车等。
独轮车出现于两汉之交，是一种手推车，中间只有一轮，由一人推行，既能载人又可装货，平原山地、大路小路皆可灵活便捷地推行，至今仍在部分农村地区使用。三国时诸葛亮所创制的木牛流马，据考证就是独轮车。独轮车的发明是中国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其制作和使用，比欧洲早了10个世纪。科技史家李约瑟认为，中国人独特地贡献给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技术中，独轮车就包括在内。
中国古代以船为水运工具，起始于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最早的船是筏和独木舟。至迟从商代起，人们便开始用木板造船。木板船的出现，是造船史上的一大进步。甲骨文中多次出现“舟”字，据字形推测，商代中晚期几乎都是平头小木板船的形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频繁的水战，使木板船的制造得到长足的发展。
唐宋是中国造船史上的又一个发展期。轻舟巨舸种类多，结构合理。人们根据不同水域的航道特点及用途来设计制造不同的船只。中国古代三大船型——沙船、福船、广船，至此均已定型。例如沙船是航行于江苏、山东沿海的一种帆船，大型沙船的船帆可多达数十幅，载货量可达万斛（古容量器，唐时1斛104斗），其船型或方头平底，或尖头尖底，结构牢固。平底船吃水浅，在沙滩上搁浅时不易损坏或倾覆，尖头尖底的船体两侧下削，呈V字形，“上平如衡，下侧如刀”，船面和船底比例约为10比1，阻力小，速度快。
中国的造船业在明代达到新的高峰。明代造船工厂分布广，规模大，配套齐全，仅淮南清江造船厂就有总部4处，分部82处，工匠3000余人。船厂所造船舶种类齐全，规格和用料统一，结构坚固，远航性良好。如航海船型广船和福船因分别始建于广州、福建而得名。广船船头尖，船体长，上宽下窄，形如两翼，吃水深，利于破浪远航。福船船体高大而坚固，戚继光抗倭，大型福船作为主力战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远航壮举，即建立在此雄厚的造船业基础之上。
中国的舟车交通文化在历史上曾取得辉煌的成就，这一成就也是古代中国人“利用”、“厚生”和“大一统”精神的体现。技艺先进的车船制造、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产生了“四海一家”的聚合效应，促进了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交往与融合。交通工具和水陆运输的发展，沟通了区域间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尤其是带动了边远地区的经济开发及城市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造船业的发达带动了航海技术的发展，曾使中国的海洋事业一度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四、文化资源的制度层面
同具有明显的外在性的器物层面文化相比，制度层面的文化在整个文化世界中是深一个层次的文化。它以器物文化为基础，但主要满足人的更深层次的需求，即由于人的交往需求而产生的合理地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关系的需求。这一需要不仅推动了人类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推动了器物文化的发展，而且导致制度化、组织化的文化产生。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如同我们能科学地观察到的，我们生活于其中并且经历的基本文化事实，就是人类都被组织在永久性群体中。这样的群体经由某些协议、某些传统法律或习俗、某些相当于卢梭‘社会契约’的因素而相互联结。我们总能看到这些群体在一个确定的物质环境（material setting）——一个专门供其利用的环境、一套工具设备和人工制品、一份归他们所有的财富——当中合作。在合作中，他们遵循地位或贸易的技术规则，遵循有关礼节，习俗性谦让的社会规则，以及塑造其行为的宗教、法律和道德习俗。”由此马林诺夫斯基断言：“制度乃是文化分析的真正单元。”
制度层面的文化是人们为了处理和解决各种社会矛盾、调整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制定的各种规范、准则、条例、法律等，是以社会制度形式呈现的文化现象。它是一种“无形”的文化，但又确确实实地存在于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日常活动之中，影响和制约人们的生活，是起劝诫或约束作用的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处于文化结构的中层。制度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它包括与人类的个体生存活动和群体活动密切相关的各种制度，具体包括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宗教制度、婚姻家庭制度，等等。1．政治制度
在制度文化的诸要素中，经济制度是基础，政治制度是核心。马克思说：“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政治制度伴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形成，并与特定时代的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相适应，它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同时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得以确立和推行。政治制度既包括政体——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又包括政治思想——凝聚于政治制度中的政治观念形态。
中国古代曾出现过奴隶制宗法贵族君主制和封建君主专制两种政体，前者存在于夏、商、周三代。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兼并六国，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他将三皇五帝的尊称合二为一，自称“始皇帝”，在中国的封建制度史上，“皇帝”的称号从此相沿不改。
秦朝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以官僚制代替贵族世袭制，顺应了历史潮流，秦朝所确立的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君主专制政体，延续了2000年之久。这种政体强调君权至上。国家的最高权力全部集中于皇帝一人，地方政府与中央各部门只是名义上的权力机构，一切政务的最高决定权掌握在皇帝手中。如秦始皇时，“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又如明太祖朱元璋时，“中外奏章皆上彻御览，每断大事，决大疑，臣下唯面奏取旨。”清嘉庆皇帝说：“朕亲政以来……令出惟行，大权从无旁落。”在中国历史上，尽管实行了君主专制下的宰相制，作为行政首脑的宰相和作为国家元首的皇帝在名义上是分职的，但在实践上，最高执政者却不是行政首脑宰相，而是皇帝，皇帝凭借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和垂直型的官僚机构，一统天下。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大多认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肯定君主的绝对统治。在儒家，从来就把权力是否下移作为衡量国家治乱的重要标准。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法家更是力主君权至上，韩非说：“道无双，故曰一。”道是万物本原，君主就是道的体现者，君主在政治上支配一切。墨子一方面说：“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一方面又强调：“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
儒家所倡导的“礼治”、“德治”、“王道”、“仁政”等理想模式，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长期占有主导地位。德治主义将政治伦理化，其本质是人治。这是因为传统社会的德治以君臣父子的等级关系和身份制度为基础，它与现代社会所强调的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平等与民主关系基础之上的德治，不可同日而语。黑格尔认为：“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道德包含有臣对君的义务，子对君、父对子的义务以及兄弟姐妹间的义务。”“以民为本”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有特色的思想之一。古代中国的“民”主要是指农业劳动力，这是农业国家存在和稳定的基石。一旦农民安居乐业的格局遭到破坏，民不聊生引发民怨沸腾，将导致王朝崩溃。封建中国是个以农立国的国度，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不仅关系到其生存，而且关系到封建政权的安危。孟子提出“制民之产”的设想，虽未实行于当时，却代表了传统治国之道的理想模式，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2．经济制度
经济关涉国计民生，中国文化历来以人文性和务实性为其传统，所以古代的不少思想家大多关注社会经济生活的实际状况，在经济思想领域阐发了许多见解。司马迁著《史记》，专列《平准书》，记述西汉初期的经济生活。其后的正史，体例上多承此传统，在《食货志》中专述各时期的经济问题，以反映当时经济的运行状态、国家的经济制度与政策，并阐述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思想。此外，在浩繁的私人著述中，兼及大量的有关经济思想的论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十分丰富，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重本抑末、重义轻利等思想。
首先，“重本抑末”又称之为“重农抑商”。“本”指的是耕织结合的农业生产，有时又指农民；“末”指的是工商业及工商业者，尤其是指商业和商人。“重本”即奖励农耕，“抑末”即限制工商业发展。重本抑末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制定和实施的基本经济政策，有关重本抑末的论述贯穿于历代经济思想中，为统治者制定国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重本抑末的经济思想与基本国策，作为一种历史产物，植根于小农经济的土壤之中。小农经济是封建国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统治者遵循重本抑末的思想原则，运用行政的权威将其推行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其次，在中国文化中，重义轻利的思想不仅属价值与伦理范畴，也属经济范畴。就义、利二词的本义而言，“义”即道义，“利”即利益或功利。从个人的实践来看，“义”指主体在实践中所追求的道德价值，“利”指主体在经济活动中所期望获得的物质利益。重义轻利要求人们在义利关系的处理上，把履行道德义务放在第一位，而把获取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如果“义”与“利”发生冲突，应以道义为上。
义利之辨贯穿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思想中。早在先秦，儒、墨、法三家即从不同的角度，对义利关系作了系统阐述，使先秦义利论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儒家重义轻利，墨家贵义尚利，法家重利贱义，相互批评又互为补充，使“义利之辨”成为先秦时期学派争鸣的一个热点。随着百家争鸣的消逝，儒家被定于一尊，重义轻利的思想从此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墨家中断，几成绝响；法家的义利观随汉代儒术独尊似被遗弃，但名虽亡而实存，其扬公利、重君权的思想被继承下来，历代统治者大都儒表法里，吸取儒法之长，以王霸杂用为治国方略。就实际效果而言，汉代以后对“义”的弘扬已融入以德治国的体系中，更多地表现为恪守仁义、以德驭众的管理行为和道德自律，即要求管理主体在经济行为上重义轻利，自我约束，以良好的道德风范行使职权，以激发人们的生产热情，保证社会生产的正常运行，以及财富的合理分配；要求劳动者诚实劳动，勤劳敬业，并以此为社会美德。3．教育制度
在世界教育史上，中国是学校教育发达很早的国家之一。早在周代就有了比较定型的学校，并建立起初步的学校教育制度。秦汉以后学校教育继续发展，教育制度也不断完善。至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传统的教育制度开始过渡到近代教育制度。中国的传统教育具有重人文、重伦理道德的鲜明特色。历史上，中国视教育为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命脉，有着注重教育和尊重教师的传统，并在实践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教育思想。
古代教育家十分重视人文思想的传授和道德伦理的教化功能。主张以教育为手段，把一种完善的德性，通过人的自觉和自我完善逐步推广到民众，造就出理想的社会。《论语·子路》载，冉有问孔子，百姓既已富裕，还需如何施政？孔子答曰：“教之。”孔子认为治理国家除了要让百姓富足外，还需对民众进行伦理教育，所谓：“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孟子认为治理国家既要“制民之产”，解决百姓的温饱，又要“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前者关乎人的生存，后者关乎人的道德。荀子从性恶论出发，认为人性是恶的，因此必须通过教化，用道德规范来引导人们向善。伦理本位的教育思想，基于不学无以为人的理念，充分关注人的道德品格的培养，以加强人际之间的道德凝聚力，有着其积极的一面。“教学相长”的命题是由《礼记·学记》首先提出来的，《学记》说：“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这段名言深刻阐明了教与学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首先，人们通过学习，方知自己知识能力的不足；通过教学，会发现自己仍有困惑。不足和困惑是激励人们接受继续教育的动力。其次，教学过程是师生双向交流、彼此互补的过程，教促进学，学有助于教。到了唐代，韩愈发展了孔子“后生可畏”和“教学相长”的思想，在其《师说》中提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论断，“能者为师”的观念也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
综观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在教育目的、教学方法、学习规律等方面，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它们在历史上曾经为人才的培养、民族素质的提高、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起过正面的影响，不少符合教学规律的思想，至今仍有借鉴的价值。例如在道德教育方面主张通过教育的感化和劝导功能，化民成俗，培养道德，知行合一，立志持志；在教学方法方面主张因材施教，启发引导，举一反三，教学相长，文道结合；在学习方法方面提倡循序渐进，温故知新，学思结合，由博返约，熟读精思，学贵多疑等。这些经实践检验的合理性内容，必将在现代教育中不断发扬光大。4．宗法制度
宗法制度是古代维护贵族世袭的一种制度。宗法建立在宗族的基础之上，宗族由若干个同血缘的家族集合而成，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成宗族，结成乡社，进而成为国家的基石，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基本事实。在宗法制度下，家族—宗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统治和服从为内核的政治、经济和道德的共同体。它与国家政权合二为一，在家族—宗族内部起到维护父家长统治权力的作用，在意识形态领域具有道德制约的作用，对国家与社会具有维系秩序的功能，同时，对国民性格的塑造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中国传统家庭的结构是以父子、婆媳为主轴的典型的父子型家庭。家族关系以亲子的血统关系与夫妻的婚姻关系为基本构造。
就血缘关系言，古代社会中比较典型的家族是由至少两代人的夫妻关系及亲子关系连锁结合而成。若干个有着血缘联系的个体家庭同居聚合成大家族，诸如祖孙三代家族、四世同堂家族或五世同堂家族。《红楼梦》中的贾府，就是这种大家族的典型代表。大家族内部实行严格的家长制，所谓“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家族中的成员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首先，父家长重子轻女，形成家族内部男尊女卑的不平等关系。其次，男子中长子或长兄的地位高于其他人。再次，家族内部的财产分配不是均等的，所得财产的多少，取决于该成员在家族中所处的位置。总之，家族成员的关系受制于血缘关系。
儒家伦理以孝悌为本，《论语·学而》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與。”孝悌观念源于早期血亲家庭，《尚书·酒诰》就记载了西周初年周公对殷遗民说的一段话：“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后经儒家的弘扬，作为家庭道德标准的“孝”，经推广而成为社会道德规范。怎样孝父？孔子认为有三个层次：“养”—“敬”—“无违”。如果说，“养”和“敬”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子女要赡养和敬重父母尚有历史联系，那么，“无违”则强调子女对长辈的绝对服从。于是，传统孝道便超越了子辈对父辈的亲情，而转化为父子关系的尊卑有序，成为子对父须无条件服从的强制性规范，报恩事亲之孝，纳入了维护父家长制的轨道。
尤须指出的是，汉代随着《孝经》的流传，以及统治者倡导“以孝治天下”，孝悌观念经放大与升华，其内涵有了新的引申，此即“移孝于忠”。所谓“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塑造了中国人格中忠孝的性格特点，更加重视集体的精神特质。
所谓宗法，就是中国古代社会规定嫡、庶系统的法则。宗法关系是由氏族社会的父家长制蜕变而来的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农业民族，传统社会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结构，以及衍生于这种社会结构的宗法制度，都离不开农业型自然经济这一特定的经济基础。社会造就国民，国民创造文化，文化塑造国民。以西周“文明”为开端，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始终没有摆脱“泛宗族”的范型，宗法的血缘纽带未曾斩断，从而模塑出具有历史个性的国民性格及其社会心理。
父权和孝道观念是宗法社会的核心内容，它强化了人们世代相续的认同意识。一般而言，前辈总是要求后辈因袭传统，固守既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格局和行为模式，后辈对前辈的认同，亦即对传统的认同，由此极易形成国民保守安分、重古轻今、以传统为尚的社会心理。5．婚姻家庭制度
在古代中国，婚姻制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规范，被纳入礼的范畴，婚礼是中国文化的有形部分。《礼记》中说：礼是“始诸饮食”，“本于婚”。“饮食”包括物质的生产和分配的方式，“婚”是人本身的生产，包括男女交往方式和婚姻的方式。婚姻沟通着物质与观念、道德与法律，折射出社会的风尚和礼仪。
婚姻在本质上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两性的结合，反映着社会经济生活的要求和社会文化的特点。在儒家经典中，婚姻问题被视为家庭、社会的大事。首先，婚礼被视为人伦之始。《礼记·经解》云：“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昏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其次，婚礼被视为礼的根本。《礼记·昏义》云：“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再次，社会的婚姻状况还与社会治乱相关涉。《新唐书·后妃传上》说：“礼本于夫妇，……治乱因之，兴亡系焉。”儒家把两性结合为夫妻看作是文化的、社会的现象，这是一种具有文明色彩的认识，古代婚姻礼仪正是基于儒家的婚姻观念而逐渐形成的。
传统聘娶婚的成立，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必备条件，同时婚礼要完成六礼的仪式。所谓六礼，据《仪礼·士昏礼》载，它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个仪节。一般认为，六礼创始于周而完善于汉，成为中国传统婚礼的基本模式，不仅在民间流传广泛，而且曾远播到朝鲜、日本等国，影响很大。（一）纳采。《仪礼·士昏礼》说：“昏礼，下达，纳采用雁。”意思是男家先派媒人去女家转达求亲之意，女方同意男方求亲后，男方致送求亲的礼物，表示已选择其女为婚配对象。行纳采礼何以用雁，说法不一，一说雁终生专一，以此象征婚姻的和谐牢固；一说雁是随阳的候鸟，以雁随阳表示妻随夫。（二）问名。《仪礼·士昏礼》说：“宾执雁，请问名，主人许。宾入，授，如初礼。”问名是指男家请媒人询问女子的姓氏、名和生辰八字，以便同姓不婚，并据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进行占卜，以测定婚姻吉凶。《艺文类聚》卷40引《婚礼谒文》说：“问名，谓问女名，将归卜之也。”（三）纳吉。《仪礼·士昏礼》说：“纳吉，用雁，如纳采礼。”问名之后，男家取得女子的生辰八字，归卜于庙，如果获得吉兆，要请媒人把合婚佳音通知女家，此礼称为“纳吉”，这是订婚阶段的主要仪节。（四）纳征。《仪礼·士昏礼》说：“纳征，玄、束帛、俪皮，如纳吉礼。”纳吉之后，男家派媒人到女家致送聘礼，女家纳聘后，婚姻之事乃成。“征”是成的意思；“玄束帛”是指黑、红两色的帛，共5匹，两端相对而卷，成5匹10端；俪皮是指成双的鹿皮。所送之礼取双忌单，以示吉祥如意，束帛为黑、红二色，象征阴阳大备。（五）请期。《仪礼·士昏礼》说：“请期，用雁。主人辞。宾许，告期，如纳征礼。”男家卜定吉日，由媒人到女家询问婚期，古人称为“请期”。吉日虽由男家依卦而定，但仪节上仍要先问于女家，以示尊重。“主人辞”意谓古人认为阳倡阴和，婚期应该由男家决定，所以女家主人推辞，表示听命于男家。择定吉日成婚，是婚礼程序中的大事。《孔雀东南飞》写道：“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媒人下床去，诺诺复尔尔。……府君得闻之，心中大欢喜。视历复开书，便利此月内。六合正相应，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这里的“六合”是指月建与日辰相合的吉日，即子与丑、寅与亥、卯与戌、辰与酉、巳与申、午与未相合，诗中描写的，正是“请期”的具体过程。（六）亲迎。娶妻之日，黄昏初临，新郎与宾客前往女家迎娶。将新娘迎回后，男家设宴共食。夫妻同食共饮，称为“同牢”；将瓠分为二瓢做成的饮器，称为“卺”；新婚夫妇各取一卺饮酒，称为“合卺”，后世又称“交杯”、“合欢杯”或“合瓢”。就寝时，新郎入室中亲手解下新娘束发的丝绳，称为“结发”。《礼记·曲礼》云：“女子许嫁，缨。”缨是一种丝绳，女子许配人家后，用以束发，表示已有了对象，直到成婚时，才由新郎亲手解下，所以“缨”是夫妻关系的信物。唐中叶以后，婚仪中的结发仪式改为男女各剪下一绺头发，绾在一起作为信物，称为“合髻”。翌日清晨，新妇沐浴梳妆后拜见公婆，并侍候公婆进食，表示孝顺。至此，婚礼基本结束。
上述六礼，概括起来实为婚仪的三个阶段，即相亲（纳采、问名）、定亲（纳吉、纳征）、成亲（请期、亲迎）。封建聘娶婚的婚礼程序，基本上都遵循古之六礼。尽管岁月推移，但其中的某些基本因子依然根植于民族的文化之中，例如，现在中国人结婚，一般都是由新郎到女家迎娶，这就是亲迎。
五、文化资源的精神层面
在文化的所有层面中，最具有内在性、最能体现文化的超越性和创造性本质特征的是精神层面的文化。换言之，人与动物和其他存在物最本质的差别之一便在于人具有一个精神世界。正如著名思想家帕斯卡尔所断言的那样，“思想形成人的伟大”。他指出，“我很能想象一个人没有手、没有脚、没有头（因为只是经验才教导我们说，头比脚重要）。然而，我不能想象人没有思想：那就成了一块顽石或者一头牲畜了。”或许帕斯卡尔的论述在某些方面有点极端，但他的确道出了人的一个本质性的特征。科学哲学家波普甚至断言，除了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还存在一个由客观精神成果构成的“世界Ⅲ”。这充分说明了精神层面的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文化的构成中，精神层面的文化更为重要，因为它更好地揭示了人的本质特征，揭示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差别；换言之，精神层面的文化最深刻地体现了人的超越自然和本能的创造性和自由的本性。
精神层面的文化是人们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社会心理和意识形式，包括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所有精神活动及其成果，是以意识、观念、心理、理论等形态而存在的文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水平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
社会心理是指人们非系统化、不定型、处于自发状态的思想意识，体现在人的各种活动中，又常常形成社会时尚和风气或者某种主导性的文化模式，具体体现为人生态度、价值尺度、应答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模式、思维定式、情感方式等方面；如与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情感、风俗、习惯、信念、思想倾向等等。意识形式则是指理论化、系统化、具有较严密的逻辑体系的自觉的思想意识，具体表现为政治法律思想、艺术、道德、宗教、哲学、科学等。它们是对社会存在较为间接的反映，是经过提炼加工后形成的思想意识。精神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意识形式处于文化结构的深层。精神文化的特征是抽象性和相对独立性，是以观念形态呈现的文化现象，对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起巨大的推动作用。精神层面的文化必然在实践中转化为器物层面文化和制度层面文化，三种层面的文化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1．贵仁重和的传统文化思想
中华民族是坚持正义、勇于追求真理、崇尚气节的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中华民族特别重视道德，道德理想、道德观念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德性修养为安身立命之本，重视道德自觉和人格完美，强调道德在社会、人生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道德在中国文化中，不仅体现于个人的思想品质、修养、行为规范和标准上，而且渗透到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并由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道德伦理体系，这就是所谓的“崇德”或“重德”精神。
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在中华民族的道德观念中，最主要的莫过于尚仁、崇义、重节几个方面。“仁”包含了爱人、忠恕、孝悌等内涵，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主张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更应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把道德理想的实现看作人生需要中的最高层次，因而十分重视“仁”的道德价值，指出：“好仁者，无以尚之”，把“仁”作为做人的最高道德准则；“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把“仁者”的形象设计得高大完美，作为人崇尚、追求的目标和归宿。“义”在道德中占有突出地位，是民族道德精神的重要内涵，是人们行为规范的最高标准，“君子以义为上”，“君子以义为质”，行义与否是君子和小人的分水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对“义”的追求往往成为人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的精神支柱，所以至今“见义勇为”仍然被作为一种崇高的精神品质。古代思想家特别强调人格，崇尚气节，重视情操，强调行为符合道德规范要求。孔子讲：“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提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等等，都在铸造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有助于形成中华民族刚直不阿的正义感和明辨是非、坚持正义的凛然正气。特别是在国家命运多舛、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许多民族英雄决不丧志辱身，而是以不屈的斗争来挽救国家民族的命运，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杀身成仁，便是崇尚气节的精神的典型体现。
与西方文化重分别、对抗明显不同，“和谐”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重视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身心和谐等，强调“和为贵”。《周易·乾卦》讲的“君子以厚德载物”，指的也是宽容、和谐待人、待物，即以宽厚的道德心怀包容万物，能宽容意见不同的人；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也是说要在不盲目附和的情况下协调不同的意见。可见，看重和谐，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方面。
在中国历史上，较早对和谐进行理论探讨的，是西周末年的史伯，和春秋末年的晏婴。史伯强调以不同元素配台，才能使矛盾均衡统一，收到和谐的效果。他指出，五味相和，才能产生香甜可口的食物；六律相和，才能形成悦耳动听的音乐；善于倾听正反之言的君王，才能造成“和乐如一”的局面。晏婴进而用“相济”、“相成”的思想丰富了“和”的内涵，并主要运用于君臣关系上，强调君臣在处理政务上综合平衡，保持和谐统一的关系，主张以广阔的胸怀，容纳不同意见。中国以和为贵的和合精神，体现在很多方面。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是人赖以生存的基础，所以反对天人对立，主张天人合一；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注重和睦相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关心，形成友爱互助的人际关系；在民族或国家之间的关系上，主张天下一家，热爱和平，反对侵略。孔子讲：“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国文化中，儒道互补，儒法结合，儒佛相融，佛道相通，援阴阳五行入儒，儒道佛三教合一，以至对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的容忍和吸收，不同区域文化的融合统一，都是世人皆知的事实，这些都是中国文化和合精神的体现。实践证明，“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既然和谐是最好的秩序和状态，是最高的理想追求，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和”的理想呢？儒家认为，根本的途径在于保持“中”道，并以此规定和谐的界限。尚中的观念在《周易》中即有明显表现，六十四卦中每一卦的中爻（即元爻卦象中的第二爻、第五爻）爻辞，大多都是吉利的。孔子进一步提出“中庸”的概念，使中和观念哲理化，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强调中庸是一种最高的道德。中庸，是说要不偏不倚地把握“中”这个事物运动的总准则。任何事物的最佳状态，都是多种事物的对立统一而构成的和谐，所以“中庸”包含了“和而不同”和“过犹不及”两个方面的内涵。孔子认为，办任何事情都有个标准，不能超过这个标准，也不能达不到这个标准，而应该是完全合乎标准的中正不偏，准确适度，无过无不及。事物对立的两端是客观存在的，对于对立的两个方面，正确的态度是“允执其中”，叩其两端而用之，在对立的两极之中把握一个最适当的度。同时，从“和而不同”的原则出发，孔子主张人与人之间统一和谐，提倡用宽容谅解的精神去缓和紧张关系，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是有原则的，即以符合礼为标准。后来的儒家学者又不断对中庸和谐、贵和持中思想进行诠释和发挥。如《中庸》将孔子所主张的持中原则，从“至德”提高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的哲理高度，强调通过体认和践履，去实现人与人之间、人道与天道之间的和谐。《易传》又将和谐思想具体化为阴阳相分、柔刚定位的原理，以此推演出社会政治关系方面的君臣、君民和家庭关系方面的父子、夫妇之间的尊卑、贵贱；严格规定了阳尊阴卑、刚上柔下的等级秩序。宋儒认为“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遂成为儒者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和处事接物的基本原则，而且渗透到一般人的社会心理之中。这样从总体上看，儒家的中和理论，是以中庸观为理论基础，以礼为标准，以中、和为范畴，以对统一体的保持和对竞争、冲突的抑制消除为特征的封闭和谐体系。
做事恰到好处，为人坚持原则而又能团结和谐，这的确是一种很高的修养境界，达到这种境界不是容易的。《论语》中孔子提出了达到中庸之至德的修养方法。如他强调自我修养、克制自我、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推己及人，行忠恕之道，将心比心，理解别人；以礼节之，用“礼”节制自己的社会行为等等。《礼记·中庸》把中庸之道作为做人必须达到的一种境界，称之为“极高明而道中庸”，至于如何达到这一境界，《中庸》认为有五个步骤：“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一思想对我国古代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与为人处世的实践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中历代统治者视道德感化为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将有助于统治稳固、社会有序的道德规范去“教化”民众，以规范社会成员的思想与行为，此即所谓“以德治国”。早在周公，就已认识到“敬德”的重要性，他告诫人们：“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汉代以后，“三纲五常”被统治者奉为“治国之要”。古代思想家也多希望以“仁政”治理国家，孔子主张“治国以礼”，“为政以德”，孟子主张统治者要有“不忍之心”，行王道，施仁政。将伦理道德思想与政治思想结合在一起，在历史上曾经起到驯化人心的准宗教的作用。
贵仁重和的理论，代表了中国伦理政治型文化的基本精神，适应了封建社会大一统的政治要求，又迎合了宗法社会温情脉脉的伦理情感的需要，从而成为民族的情感心理原则，也培育了中华民族的群体心态，在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有明显的体现。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和谐精神逐渐泛化为中华民族普遍的社会心理习惯，如政治上的“大一统”观念；经济上“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平均思想，文化上的天下一家情怀，为人方面的“中行”人格，艺术上的“物我通情相忘”的意境，文学上的“大团圆”结局，美学上“以和为美”的审美情趣等等。实事求是地说，贵仁重和思想是东方文明的精髓，由于全民族对仁和观念的认同，使人们普遍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态度要适度，因而十分重视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使得中国社会有某种特殊的凝聚和扩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但在提倡用“仁爱”精神协调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道德义务的同时，防止只讲普遍之爱，重善而忽视真的传统人格模式的缺陷。2．“天人合一”的伦理文化
不同于古希腊文化哲学专注于自然哲学的探究，着意探究宇宙的终极本体，把人与自然置于对立的两极，思考人怎样去认识自然、战胜自然；也不同于中东—印度地区的古典文化，对超自然的东西刻意关注，以探求人与神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从思考人类自身的存在出发，以人为中心建构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强调人本位，将天、地、人三者并列，以人为宇宙的中心，认为人是“万物之本”，“最为天下贵”。这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非宗教性倾向。自周代以来，神权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占据统治地位，王权始终高于神权。周代统治者鉴于殷商灭亡的教训，已经认识到民意的重要，“重民轻神”的民本思潮开始兴起，殷商时代盛行一时的宗教意识得到抑制。《礼记》曾对殷人与周人对鬼神的不同态度作了这样的比较：“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重民轻神的传统随着以后儒学的勃兴又得到进一步发展。
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而儒学就是纯粹的道德哲学，它不单从理论上首先提出了“三纲”（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及“八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以个人德性为核心、家庭为本位、以国家政治为宏阔指向的修养程式与方法，它也有一整套家族政治化、政治家族化的相应各个阶层的具体道德规约和行为标准，《孝经·礼运》篇中“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的设计堪为经典的表述，而最核心也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则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了。儒家的道德规约也被统治阶级奉为国家和社会的普遍标准。儒者主要运用“天人合一”思维模式，将人的价值追求的意志能力溯根于天，形而上学地变易为一种与先验的宇宙原则（道、太极、天、天理等）相同一的无限实体。孟子认为人的“仁义礼智”之道德本性是“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尽心下》），还讲“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讲“涂之人可以为禹”，朱熹讲“人人有一太极”，王阳明也讲“满街都是圣人”，人们只要“循礼而趋”，躬行道德，去“求放心”，就能做到“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就能成就理想人格。这都是从天人合一的高度对人的道德主体性的肯定，这种以人类天、天人合一的道德致思，在一定意义上能极大增强人们对学道、悟道、行道的深刻认同感与自觉性。
中国传统文化极其强调个人自身的道德修养，视“修身”为立命之根本。如《大学》所主张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要求“修身”须从“正心”、“诚意”做起，“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认为只要端正认识，时时反省，就能做到趋善避恶。
中国的这种传统伦理文化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广泛地发挥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而这种道德主义的人性论在事实上成为整合各种文化资源，塑造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主要力量。而且孔子学说中“只诉之于道德，不宣传神怪”（伏尔泰语）之理性精神的一面，以天道、宗法伦理规范代替上帝崇拜的思想，在十八世纪得到了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歌德、莱布尼茨等人的高度赞赏，并作为批判欧洲宗教权威的武器和作为理性主义王国之楷模，为欧洲启蒙运动注入了活力，为现代世界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因该看到，中国伦理文化精神支柱的儒家思想及后来发展的宋明理学，其伦理道德思想内容宏富，良莠并存，在建构社会主义精神文化的今天，我们要发扬重视整体精神，强调为民族、为国家而奋斗的爱国主义思想，扬弃在“忠君敬长”范围内的皇权至上观念；要汲取人际关系中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等美德，扬弃农业—宗法社会结构所形成的宗法等级的成分；要弘扬为正义而坚持节操的人格精神，扬弃传统士大夫为洁身自好而专注于内在自由的封闭倾向。3．兼收并蓄的现实主义特点
务实精神作为一种民族性格，植根于农耕经济的厚实土壤。以农为本的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形成“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共识。章太炎描述中国人的务实性格说：“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
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主流的儒学，所关注的是现世人生，儒家创始人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对神“敬而远之”。他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天道远，人道迩”，“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中国传统文化的务实精神，使之成为一种非宗教的、世俗的文化，其文化精神不在于力求构造彼岸世界和灵魂永存的幻象，也不去深究空疏世界的玄奥，而是告诫人们立足于此岸世界，把“立德、立功、立言”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目标。在西方，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都将世界分为现实世界和超越本体的精神世界这两个部分，其哲学关注的焦点不在实用型的“公共事务”，而在于纷纭万象背后的不变原则，哲学的目的是为了求智慧，而不是为了解决日常实用的问题。中国则不同，中国文化走的是“经世致用”的道路，儒家为人们提出了一条影响深远的公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修身”是道德，“齐家、治国、平天下”是须躬身笃行的政治。“经世致用”所强调的正是关注现世的务实精神，所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大体都是“入世”型的。所谓“致用”指的是学必有用，求知要与躬行结合起来。《大学》中所说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是学，“笃行之”就是用。孔子说“学而优则仕”，“学”是学，“仕”则是用。孔子又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不肯系而不食，就是求其有用。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同样是强调学必有用。“用”就是参与社会生活，参与政治。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性又体现在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上。它不主张人去追求灵魂的不朽，而是要求人们关注现实人生，把内在的道德修养和外在的道德实践，即“内圣”和“外王”结合起来，努力地立德、立功、立言，从而实现理想人格。中国文化重视人生、关注现世的思想，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当欧洲文化笼罩在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之下而黯然失色时，中国人却在世界东方创造了高峰迭起的封建文化。当然，上述中国文化的人文性不同于近代意义上的人文主义，它所说的人尚非具有独立性的个人，而是依附于宗法集团的人，只有彻底的人文主义，才能真正高扬人的主体性。
中国文化从来就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僵死体系，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绵延至今，在于它的兼容并包的胸襟，在于对不同区域或民族文化的交汇与融合中，求得顽强的生存与发展。
就汉民族内部而言，主要的区域文化有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以及长江流域的巴蜀文化、楚文化和吴越文化等。早在秦统一中国前，不同的区域文化之间就有着密切的交流。例如，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楚辞》虽植根于南方楚文化的肥沃土壤，却是楚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的产物。就汉族与境内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而言，民族间的文化在双向传播中互采各家之长。仅以魏晋南北朝为例，南北的文化交流使中国文化呈现绚丽多彩的局面。从血统上看，北方民族的内迁与南方民族的出居平地，经杂居共处，通婚融合，给不同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在文化方面，北迁诸族日益汉化，他们将畜牧业生产的品种、技术传入中原，同时汲取汉族的农耕技术，生产水平逐渐接近汉族；中原地区诸族语言的差异渐渐消失，汉语逐渐成为通用语言；夷夏观念日趋淡薄，北朝的统治者大多精通经史，而汉族贵族子弟也以学习鲜卑语为时髦之举。文学艺术方面更是“各去所短，合其所长”，本来，“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胡乐、胡曲、胡舞的传入，大大丰富了中原艺术，及至唐代，南北民族文化融汇成汪洋浩瀚的局面。
对于境外文化，中国文化多能以宽阔的胸怀去迎接挑战，并加以采撷、消化和吸纳，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来自南亚的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至隋唐达到鼎盛，佛教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它并未取代中华文化，也无损于中国本土文化的独立性格。佛教在中国经吸纳、改造而日渐中国化，与儒、道互摄互融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如，明代中后期西方文化中的自然科学知识逐渐传入中国，此即学界所称的“西学东渐”，它对中国的知识界具有启蒙和警醒的意义。当时以徐光启为首的“西学派”提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的观点，主张学习西方然后超过西方。不幸的是，清代的闭关锁国导致中西文化交流阻碍重重，并进一步拉开了中西自然科学的差距。这也启示我们，当国力强盛时，中国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中，能自信而从容地加以选择，在选择中调适，在调适中融合；而当国力衰弱时，人为的文化隔离屏障只能导致文明大国的进一步衰落。但从中国文化的总体发展来看，虽屡经内忧外患却一次又一次地表现出顽强的再生能力，历经数千年而从未中断，这一现象固然与农业—宗法社会所具有的顽强的延续力有关，与半封闭的大陆环境所形成的隔离机制有关，同时，中国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包容性特点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务实精神使中国人在宗教方面未陷入迷狂，尽管中国本土产生有宗教，也输入了一些宗教，但历史上从未有哪种宗教成为国教。在中国，自西周兴起反“神文”的人文思潮后，至春秋战国，儒家学说开始占据了主要地位，儒家基本上是反宗教，反出世的，入世精神是儒学的基本精神。与古代希伯来人追求出世，希望在天国得到解脱不同，中国文化把人生价值的实现、精神和事业的“不朽”建立在实实在在的现实世界。对此，李泽厚评价道：“先秦各家为寻求当时社会大变动的前景出路而授徒立说，使得从商周巫史文化中解放出来的理性，没有走向闲暇从容的抽象思辨之路（如希腊），也没有沉入厌弃人世的追求解脱之途（如印度），而是执著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以氏族血缘为社会纽带，使人际关系（社会伦理和人事实际）异常突出，占据了思想考虑的首要地位，而长期农业生产的经验论则是促使这种实用理性顽强保存的重要原因。”实用理性的发达曾使古代中国在天学、农学、医学、数学等应用学科领域长期处于领先的地位，但同时，重经验、重直觉、重实际应用的基本取向，导致对理论探讨和逻辑论证的相对忽视，这一旧有框架阻碍了传统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反观欧洲文化，做学问要超越“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有力推动了思辨与理论科学的发展，西方近代科技的迅速崛起与中国科技在近代的落伍，与中国文化注重实际应用，较少关注理性主义和实验主义意义上的科学文化不无关系。4．勇于奉献的集体主义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个人的伦理义务，要求个人服从整体。中国传统文化不主张个人本性的高扬，而是强调个体与整体的融合，个体利益必须服从家庭、宗族乃至国家的利益，并以此为仁义道德之本。这种价值导向在实践上具有两重性的后果，一方面，它倡导子孝父、妇顺夫、弟敬兄、弟子敬师长、臣民忠国君，以增进人际间的依存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国家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在强调个人的责任和义务的同时，却排斥了个人的权益，容易导致个人丧失人格的独立与尊严的倾向。
中国传统文化把上至天子、下及庶民都作为道德教育的对象，强调“为仁由己”，突出个人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旨在塑造“至善”的人格，培养具有理想品德的“君子”。就道德伦理中的合理内核来看，千百年来已融入民族精神中，在今天仍应加以弘扬光大。例如，“修其身而天下平”的理想人格，认为道德实践不能仅停留在举止应对的层面，而应贯穿在社会实践的各个方面，政治实践本身也就是道德实践。按照《大学》所描绘的理想人格，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内在的道德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外在的道德——政治的实践。这种“内圣”与“外王”统一的人格模式，对中华民族的人格追求产生了重大影响。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关心社稷民生的精神品格，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等等。从屈原的上下求索，虽九死其未悔的道德及政治实践，到杜甫的“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忧国忧民，以至近代为寻求民族富强而以身殉自己理想的谭嗣同，这种人格精神，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为维护正义，传统道德要求人们应自觉培养“大丈夫”的人格，在道德上具有“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对这种志笃心坚的理想人格作了具体的描绘：“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即使身处逆境，也不动摇信念，保持浩然正气，坚守刚正不阿的气节，这种精神境界，在铸造民族的精神品格方面，有着持久的影响，对志士仁人具有积极的激励作用。在每个历史紧要关头，总有志士仁人挺身而出，屡遭磨难而不屈，“杀身成仁”，挽狂澜于既倒。
中国传统文化宣扬集体主义、集体观念。人是群体中的人，没有集体就没有我的存在，以团结为美，以顾全大局为高尚品格的表现。
六、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文化，有近5000年的历史，源远流长。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黄河流域的中国、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恒河流域的印度、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共称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这个民族共同智慧的结晶，是一代一代人传承下来的。无论是发展也好，创新也好，都不能丢掉历史、舍弃传统。而是要在学习、吸收、掌握传统精髓的前提下发展和创新，否则，文化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成为不伦不类的东西。
民族文化的发展，不能脱离在长期的共同地域、语言、心理等基础上所形成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创造了优秀的文化，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世界公认的文化宝库之一。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一个纯粹的真理体系，而是一个糟粕与精华并存的复杂的文化系统，因此，整体的转换或不加批判、改造的继承，显然不能适应全球化的现代化过程，只有批判、扬弃传统文化中的内在局限，继承、改造其合理内核，才能重新熔铸和发展民族的新文化。
早在1939年毛泽东同志就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40年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古代所创造的灿烂文化给予了崇高评价，并把清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作为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这才使中国文化建设进一步认识到，要发展民族新文化必须跟批判地继承中国优秀的古代文化结合起来，并把宣扬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认识到了批判“全盘西化”论和民族虚无主义的重大作用。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得非常清楚，他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许毒害人民、污染社会和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泛滥；必须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我们应该牢牢掌握有中国特色文化的这些基本要求，极大地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富资源。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一部中国文化史，就是一部中国文化不断扬弃、更新和再生的历史。中国文化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在当今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文化历史悠久、绵延不绝而又不断推陈出新的现象，既令人瞩目，又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在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常”与“变”这一悖论是永恒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不是结果的统一性而是活动的统一性；不是产品的统一性而是创造过程的统一性。”因为，“继承性——不仅是人类文化进步的最重要的源泉，而且是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随着对外交流的扩大，各种西方学术文化思潮涌入中国，与传统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状态、审美情趣等民族文化深层结构的东西，产生了碰撞和冲突。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基础上的西方思想文化，对于正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中的人们，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新鲜感，在思想观念上有相契合之处。人的价值和尊严，主体性的确认和发挥，民主和法制的建设，等等，这些以现代化大工业和商业为背景的新思想新观念，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认识距离和心理距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动着人们寻求并建立新的思想文化观念。观念更新、知识更新、方法更新的呼声，不绝于耳。如何正确回应再度袭来的欧风美雨的挑战，建构适合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文化体系，成为全国上下特别是知识界苦苦思虑的重大现实问题。中国文化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先进部分应该融入世界文化，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使全球文化更加光辉灿烂。
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文化的全球化既是一种过程，包括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交流、融合等；同时，它本身也是一种结果，即各民族文化区域的资源可以被人类所共享、共有。虽然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伴随着文化殖民主义的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各种民族文化的泯灭，而是形成某种一致的、共通的、普世的全球性文化。全球性文化是包含多种文化的整合体，是在承认文化差异性的同时，寻求文化的普遍性。
总之，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传统文化正处在一个冲突与排斥、交流与融合、传承与变异共存的阶段，全球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将面临很多前所未有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与其将全球化视为对中国传统文化之发展的一种威胁，不如将其看作是一种挑战、一种机遇。
附“寻找中国100元素”网络调查结果（以投票数据多少排序）长城、春节、龙、中国汉字、黄河、长江、儒家思想、天安门、唐诗、故宫五星红旗、秦始皇陵兵马俑、孔子、中医中药、北京、京剧、熊猫、凤、毛泽东、指南针宋词、黄帝、珠穆朗玛峰、56个民族、中国书法、太极八卦、造纸术、甲骨文、《孙子兵法》、少林寺火药、少林武术、十二生肖、中国结、印刷术、端午节、太极拳、道家思想、毛笔、秦始皇筷子、中秋节、茶、麒麟、针灸疗法、《易经》、泰山、元宵节、清明节、周恩来脸谱、茅台、丝绸之路、长征、《本草纲目》、炎帝、对联、中国象棋、国徽、水饺天文历法、旗袍、敦煌莫高窟、上海、《红楼梦》、邓小平、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京大学、华表、《论语》《诗经》、瓷器和陶瓷、牡丹、清华大学、布达拉宫、24节气、唐装、算盘、三峡大坝、元曲孟子、青藏铁路、墨、孙悟空、月饼、黄帝陵、重阳节、《史记》、丝绸、粽子成吉思汗、百家姓、古筝、《三国演义》、宣纸、伏羲氏、同仁堂、2008奥运会、杂交水稻、汉服
另附
中国101-200元素砚台、围棋、水墨画、法家思想、《三十六计》、郑和下西洋、元宵、汉武帝、香港、风水李白、四合院、《西游记》、《道德经》、老子、苏州园林、神舟六号、京杭大运河、都江堰、李世民西藏、七夕日、庄子、黄山、篆刻、孙子、唐三彩、景德镇、梅花、人民大会堂诸葛亮、年画、中华鲟、《资治通鉴》、鞭炮、玄奘西行取经、大禹、二胡、《春秋》、全聚德天坛、《四库全书》、杭州西湖、青铜器、相声、台湾、麻将、乒乓球、门神、汉代竹简海尔、刺绣、颐和园、观音、鼎、印玺、李时珍、皮影、剪纸、秦砖汉瓦云南白药、红灯笼、《水浒》、藏羚羊、五粮液、神农架、地动仪、乐山大佛、如意、貔貅舞狮子、关羽、琵琶、桂林山水、景泰蓝、风筝、康熙大帝、《黄帝内经》、两弹一星、财神周公、《康熙字典》、紫砂壶、麻醉术（麻沸散）、《永乐大典》、10进位值制、兰花、荷花、黄鹤楼、玉雕中山装、丹顶鹤、菊花、大庆油田、王羲之、南京、联想、雅鲁藏布大峡谷、周口店北京猿人、白鳍豚
第二章 传统文化对当代影视作品创作的影响
人是历史中人，毫无例外地会带着历史的印迹。经过了历史积淀，传承至今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元素不仅深深融入当代人的日常生活，更经过简化、抽象、组合等艺术手法渗透到了当代艺术作品中。
我国最早的电影《定军山》（1905年）就是京剧的电影版；20世纪50年代，《天仙配》、《刘三姐》、《阿诗玛》改图2-1 电影《天仙配》（1955，石挥）编自中国传统民歌和民间故事；《大闹天宫》、《哪吒闹海》、《葫芦兄弟》、《鹿铃》、《三个和尚》等动画片不但内容取材于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而且在表现形式上借用中国绘画、折纸、木偶、皮影、剪纸等民族艺术形式。20世纪40年代，电影导演费穆在《小城之春》中“发乎情，止乎礼”的含蓄情感引起了一代人的共鸣。1980年后期至今，一大批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影视作品不仅在国内引起轰动，还获得了国际赞誉。电影中，以陈凯歌、张艺谋、李安等的作品为代表。1985年，陈凯歌以《黄土地》这部表现农民苦难生活、揭示传统与现代矛盾的影片受到社会关注；1987年，张艺谋以反映中华民族血性气节和人性光辉的《红高粱》首次为国人摘取德国柏林金熊奖，其后推出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我的父亲母亲》、《英雄》等也蕴含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台湾导演李安以国际化视野反观中国传统文化，以中国古典文化形式塑造《卧虎藏龙》的侠客义士形象，歌颂痴情男女的恩爱情义并问鼎奥斯卡。
电视屏幕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更是异彩纷呈，不论是直接取材于古典名著的影视剧，直接纪录风情民俗的纪录片、专栏节目，还是直接讲述中国传统文化的讲坛类节目，甚或是新闻、娱乐节目、广告作品中，都渗透着或多或少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如《南方黑芝麻糊》、《孔府家酒》、《长虹红太阳电视》、《中国银行》、《中国平安保险公司》、《2008年北京申奥》等广告作品都在简单的视觉符号中传递出传统理念。图2-2 动画片《哪吒闹海》（1979，王树枕、严定宪、徐景达）图2-3 电影《小城之春》（1948，费穆）
可以说，当代中国影视作品在作品内容、表现形式和情感表达中都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一、影视作品内容中的传统文化元素
对一部影视作品来说，在内容层面主要包括作品的题材、作品中的艺术形象、作品的创作宗旨或主题。其中，题材指的是作品着力展现的对象和主要内容；艺术形象则包含主要角色、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创作宗旨和主题指中心思想，即作品弘扬的核心价值观和世界观。在这三个层面上，当代影视作品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1．题材选取中对传统文化的观照
传统文化经由各种媒介和艺术样式留存，五千年中国文明史，留存了浩瀚丰富的创作素材，当电影、电视成为传播媒介时，自然而然地会从以往的媒介留存中寻找文化的血脉和创作的素材。民间故事、话本小说、杂剧传奇，或者大量的今人写古人的题材，一直都是影视作品中的鲜活素材。用电影史学家李少白先生的话说，这是“老故事、新形式。对这些戏的内容、人物，观众都很了解，可谓家喻户晓。但用电影拍出来，又有一种新的形态，感觉上不一样。符合既熟悉又陌生、既新奇又习惯的带有普遍性的大众观赏心理”。
首先，古代的历史事件直接成为影视作品的题材。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作品《定军山》就取自戏曲故事，之后十年间，银幕上上演的戏曲片、武打片都是传统故事的演绎，如：《难夫难妻》、《庄子试妻》、《阎瑞生》、《火烧红莲寺》等。进入20世纪20年代，从戏剧中不断汲取养分的中国电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影戏”创作风格，不但从题材上，而且在创作方法和风格上具有了中国戏剧的特征。《孤儿救祖记》、《玉梨魂》、《少奶奶的扇子》、《西厢记》、《一串珍珠》等直接取材自传统戏剧的影片相继推出。20图2-4 电影《火烧红莲寺》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掀起了中国（1928，张石川）电影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以及紧随其后的抗战阶段，占据银幕主流的虽然是一批现实主义佳作，如《姊妹花》、《渔光曲》、《神女》、《桃李劫》、《十字街头》、《马路天使》、《春蚕》、《三个摩登女性》、《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丽人行》、《三毛流浪记》、《万家灯火》、《乌鸦和麻雀》等，但为了配合运动需要，激发民众反帝抗日的热忱，电影创作者从传统的保家卫国的故事中寻找表现线索，创作了以古励今、托古言志的一批影片，如《木兰从军》、《花溅泪》、《孔夫子》等。“十七年”电影是中国电影创作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期间，大量的革命正剧取材自历史故事，如《林则徐》、《甲午风云》等。
其次，在当代影视作品中，古装片、武侠片、神怪片高潮迭起，还构架出了东西方交融的形象依托。
古装武侠片的第一次创作高潮在20世纪20年代，直接从传统文化中取材的古装片有《梁祝痛史》、《珍珠塔》、《白蛇传》、《孟姜女》、《唐伯虎点秋香》、《木兰从军》、《杨贵妃》、《车迟国唐僧斗法》、《西厢记》、《卖油郎独占花魁女》、《美人计》、《大破高唐州》、《牛郎织女》、《石秀杀嫂》、《武松血溅鸳鸯楼》。武侠神怪片数量更甚，如《盘丝洞》、《哪吒出世》、《火焰山》、《真假孙行者》、《孙行者大战金钱豹》、《西游记女儿国》、《济公活佛》、《火烧红莲寺》、《大侠复仇记》、《黑衣女侠》、《乾隆游江南》、《儿女英雄》、《大侠张文祥》、《火烧刁家屯》、《大破青龙寺》、《火烧平阳城》、《大破青龙洞》等。其中，取材自中国弹词和民间传说的《梁祝》和《杨乃武》由于故事的家喻户晓和悲剧性色彩，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取材自演义小说的《美人计》从好莱坞受到启发，成为当时的“大制作”。《西厢记》中还有意识地使用了平行蒙太奇，在“救援”一场中，使用了不同于戏剧场面处理的纵深镜头调度。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社会秩序不稳、黑暗现象严重的现实中，这些充满风花雪月和才子佳人的内容，以及反对强权、主持正义、打抱不平的侠客形象满足了观众心理松弛和补偿的需要。
古装武侠片的另一次小高潮是在上海“孤岛”时期。这个时期，留在上海的爱国志士以古装片的形式曲折隐晦地宣传抗日内容。由欧阳予倩编剧、卜万苍执导的《木兰从军》是这批影片中的佼佼者，“作者在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中，寄托了强烈的爱国情感和英勇杀敌的无畏精神。”影片中的儿歌唱到：“太阳一出满天下，快把功夫练好它，强盗贼来都不怕，一起送他们回老家。”这种在沉闷气氛中让人兴奋的歌声和情绪贯穿在之后出现的许多借古喻今、充满爱国内容和气节的古装片中。如卜万苍和周贻白合作的《苏武牧羊》、《秦良玉》；卜万苍导演的《貂蝉》、《碧玉簪》、《西施》；李萍倩导演、阿英提供剧本的取材于唐传奇《红线》的《红线盗盒》；岳枫导演的《儿女英雄传》、《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关云长忠义千秋》；方沛霖导演、柯灵编剧的《武则天》；吴村导演、周贻白编剧的《李香君》；吴永刚导演的《林冲雪夜歼仇记》、《岳飞尽忠报国》；费穆导演的《孔夫子》等。20世纪80年代，取材自少林寺壁画上“十三棍僧救唐王”故事的电影《少林寺》拉开了古装片又一次高潮的序幕。加上之前推出的《神秘的大佛》，紧随其后的《武当》、《武当志》、《木棉袈裟》、《自古英雄出少年》、《大刀王五》等影片，再一次将中国传统武术和侠客气概呈现在观众面前。之后，香港电影中取材自中国传统历史故事的武侠电影不仅在内地取得市场，还在东南亚市场中有了自己的位置。从1980到1990年图2-5 电影《少林寺》（1976，张彻）间，从传统文化中取材的电影还有《霍元甲》、《新方世玉》、《八百罗汉》、《神鞭》、《白龙剑》、《八卦莲花掌》、《金镖黄天霸》、《关东大侠》、《古今大战秦俑情》、《康熙大闹五台山》、《铜头铁罗汉》、《销魂刀》、《五郎八卦棍》、《双旗镇刀客》等。
1993年，一系列取材自传统故事的影片掀起了古装片的第四次高潮。这些影片有《武状元苏乞儿》、《英雄豪杰之苏乞儿》、《晚清风云》系列、《神州第一刀》、《青蛇》、《东归英雄传》、《黄飞鸿》系列等。这一时期，与香港合拍武侠电影成为一大特色。由此，中国电影也进入了一个“注重市场，潜心产业化”的新阶段。图2-6 电影《青蛇》（1993，徐克）图2-7 电影《黄飞鸿》（1991，徐克）
新千年前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电影也处在了文化产业的核心地带。“随着电影产业与资本的跨国运作，各个民族的神话寓言、历史故事、人物传奇乃至经典的文化样式，作为一种电影生产的资源，正在被跨国影业公司所利用，所汲取……”如影片《功夫熊猫》、《花木兰》。
这种状况下，中国电影人别无选择地加入了这种国际化的格局中，“采取国际化的融资方式，以中国的电影出品单位、中国的电影创作人员、用中国的历史题材与文化资源创作电影并和进口大片一争天下。”这一时期，成龙主演的《龙旋风》、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张艺谋导演的《英雄》、徐克导演的《蜀山传》、何平导演的《天地英雄》都从表演风格、电影特技、市场运作、叙事模式等方面迈出了中国电影进军国际市场的步伐。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也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热潮。
第三，当代影视作品中，对传统小说的改编、对经典学说的重新阐释也创造出了独特的风景。
中国电影对传统小说的改编是伴随着短故事片向长故事片的过渡开始的，电影时长的改变使得篇幅较长的小说可图2-8 电视剧《红楼梦》以被改编成电影。除了上文中提到的一（1987，王扶林）些传统题材是来自古典名著外，更有一些电影的故事直接来源于古典名著，如：《红楼梦》、《西厢记》、《牡丹亭》、《杜十娘》、《孔雀东南飞》、《李娃传》、《玉堂春》、《桃花扇》等。
中国电视剧则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对传统小说的改编。首先是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接着是《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改编剧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收视热潮，1987年版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更是创下了高达70％以上的收视率。那个年代，人们最主要的休闲方式就是全家或者小区邻里、坊间相邻一起看这些电视剧。进入21世纪后，一方面是众多媒体和频道对故事的需求量加大，另一方面是文化产业化步伐加快，使得创作者的视线再次回到中国传统文本，从中汲取营养。这个时期，根据古典小说、民间传说、野史轶事改编的电视剧充实着各地方电视台的黄金时段，而观众们的反映却褒贬不一，专家学者以及文化界人士也对此提出了质疑。争论的焦点大多集中在篡改甚至颠覆古典名著、电视剧的演绎与历史不符、有的改编失去了传统文化的韵味等等这些层面上。那些在改编中尊重传统文化，展示独特意蕴的影视作品自然获得了观众的认可，而那些只是把传统文化当作噱头，曲解甚至亵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视作品也许能获得暂时的经济利益，却失去了观众的信任和理解。如日本富士电视台推出的连续剧《西游记》虽然在日本创造了29％以上的超高收视率，却遭到了中国观众和网民的集体炮轰。图2-9 电视剧《三国》（2010，高希希）
在传统小说的电视剧改编中，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声音，但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古典小说的改编和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拍摄不仅在政府、市场、知识分子之间找到了结合部，而且也在中国大陆与海外华人、大陆文化与全球中华文化之间找到了结合部。”图2-10 电视栏目《百家讲坛》（2001，制片人聂丛丛）
在电视屏幕上，对传统经典的重新阐释不仅催生了大量的“文化名人”和“电视学者”，还造就了一种新的电视节目类型，即讲坛类电视栏目。讲坛类栏目的最早雏形是湖南卫视1999年推出的《新青年》，之后是央视2001年开播的《百家讲坛》。起初，这些节目并没有引起大众关注，一度走向淘汰的边缘。直到2004年，阎崇年在《百家讲坛》开讲《正说清十二帝》，节目收视率陡然提升，后面陆续推出的《品读〈水浒传〉》、《汉代风云人物》不但让收视率继续飙升，还快速打造出了易中天、王立群、纪连海等学术明星。到北师大教师于丹开讲《论语心得》时，《百家讲坛》、于丹和《论语》都到达了一个鼎盛时期。一时间，不仅社会上涌现了“读经热”，各电视台也纷纷开办讲坛类节目，原先居于书斋中的各类学者，文学专家、戏曲专家、民俗专家、历史专家、中医药专家、养生专家、文物考古专家……频频亮相荧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在电视屏幕中找到踪迹。
第四，独占鳌头、势头正劲的动画片更成为了传统文化的鲜活载体。
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最初的中国动画片总是与传统文化和故事联系在一起的。由上海新华联合影业公司耗时两年，于1941年完成的大型动画片《铁扇公主》是中国，也是亚洲第一部动画长片。故事取材于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三借芭蕉扇”，动画片除借鉴了美国动画片中的一些元素外，还大胆汲取了中国古典绘画和古典文化艺术的营养，使中国山水画的风格被成功地搬上银幕。20世纪80、90年代，一大批从内容到形式都极具中国传统特色的动画片呈现在观众面前，如《大闹天宫》、《哪吒闹海》、《三个和尚》、《金猴降妖》、《大闹天宫》、《封神榜》、《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新千年前后，电脑技术的不断演进、国家对动画产业的大力扶持掀开了动画创作新的一页，更多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传奇故事成为动画片的创作题材。
中国动画片中，体现了民族精神和气节的片子，革命教育题材的有：《三毛流浪记》、《半夜鸡叫》、《红军桥》、《红云崖》、《草原英雄小姐妹》、《小号手》、《小八路》、《东海小哨兵》；童话题材的有《小鲤鱼跳龙门》、《小蝌蚪找妈妈》、《谢谢小花猫》；古代寓言题材的有《三个和尚》、《愚人买鞋》、《猪八戒吃西瓜》、《南郭先生》；取材自民间传说、历史故事的有《神笔马良》、《骄傲的将军》、《猴子捞月》、《渔童》、《九色鹿》、《牧童与公主》、《葫芦兄弟》；还有大量的少数民族题材动画片，如：《一幅偅锦》、《孔雀公主》、《蝴蝶泉》。2．艺术形象塑造对传统文化的采掘
任何作品都是藉着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留存在人们记忆之中的。“实验心理学之父”冯特终其一生奠定了实验心理学的根基，但在晚年，他转向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因为他意识到，个人行为和心理的根源要到特定的文化历史和文化意识中去寻找。纵观中国当代影视作品中塑造的众多艺术形象，无论是人物还是景物，都被烙上了深深的传统文化的印记。
首先是影片中人物的传统文化性格塑造。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自我身心的平衡统一，由此可达到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同时，也提倡以人为本，强调在天地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都必须以人为中心，人是万物之灵长，要刚健有为，强调不断进取，自强不息，奋发有为，坚持独立人格。
谢晋是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导演。他相当自如地将政治主题纳入到影片的儒家道德思想层面中。这些影片擅长从几家几户的人生聚散、生死离别、儿女情长中映照中国社会大世道的升降沉浮、政治风浪和时代律动。通过艺术形象、艺术情境把道德判断与社会政治主张融汇、交织起来，达到完美统一的艺术境界。这使他“载道”的宗旨富有了深厚的人情味和世俗化品格。在银幕上，他创造了一系列性格单纯的形象，将真善美与假恶丑对立起来。怀着深仇大恨反抗恶势力、争取自由解放的吴琼花、竺春光；爱情忠贞、勇敢坚强、不畏强权世俗的冯晴岚；刚强质朴、深明大义的子弟兵母亲梁大娘；美丽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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