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的世界史：修订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杉山正明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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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的世界史：修订版试读：

1997年10月日本经济新闻社协助我出版著作，名为《从游牧民看世界史——跨越民族与国境的疆界》（遊牧民から見た世界史：民族も国境もこえて）。一直以来，不分东西方，总之只要提到游牧民，一般都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就直接做出负面印象的描述。从被世间称为名家的历史家或研究者，到民族学家、文明史家、评论家或作家等人士，大致也都以野蛮、杀戮等刻板印象来描述，几乎已经定型。

先是来自近代西欧的蔑视亚洲，以及与之互为表里的优越感或歧视思想，再加上日本及中国学者多以偏见或先入为主观念的助长，不知不觉间就创造出一个极为单纯、简化的“历史坏人图像”。在高中世界史教科书等书籍里头，这种图像也一直被视作理所当然。这种在升学考试下内化于思想中的刻板印象，在无意识中就被深植且定型了。“明明就不是这样啊……”的想法就是这本书的主要写作动机。

从那时起经过了若干年，虽然不知道本书到底带来多少影响或是结果，但很庆幸到了今日情况几乎已经完全改变。最近跟学生讨论时，反而会被惊讶地问说：“是吗？过去是那样吗？”虽说如此，但近年的学生们，好像又太过人云亦云，我反而希望他们不要太轻易就全盘接受所学，能再多一点自主思考的意识及质疑态度，而不那么容易被说服。无论如何，首先将理所当然的事物用理所当然的方式去理解并作思考，也就好了吧！

之后从2003年1月改版为袖珍本时，卷末导读由松元建一以其流畅文笔撰写题为《解说——关于“定居”及“移动”》的文章。其实在改版前一年，我突然收到松元先生邀约参加由他于日本隐岐举办的“隐岐学研究会”，并于同年4月20日以“后醍醐天皇之谜——日本史及世界史的交会点”为题发表演讲（关于此演讲内容，请参阅最近的拙著《欧亚大陆的东西方：中东、阿富汗、中国、俄罗斯及日本》（ユーラシアの東西：中東·アフガニスタン·中国·ロシアそして日本），2010年12月，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189—230页）。前述之松元先生的“解说”就是他于该年12月立即为我撰写之文章，实在是一篇鲜明生动的文明论，请务必一读。各种感想及指教

透过精装本及袖珍本获得了许多感想及指教，真是非常感谢。原本该要一一回礼答谢，但在此借这机会表达衷心感谢之意。在我接到的各式各样明信片、信函或是口头意见及询问当中，有来自各种年龄层及职业的人的指教。一位担任大学教授的友人因为要求自己课堂上的同学写了读后感想，事后寄了一大捆报告给我。对人实在太好的他，或许是想要帮忙“促销”吧！此外，实际上也有不少人士将拙著当作指定教材而要求学生购买，这好像慢慢变成一种常态。我一方面心存感谢，但因为有可能会造成某种公私混淆，故也开玩笑地向朋友表示希望下不为例。但是在他寄给我的读后感想中，有几篇令人眼睛为之一亮，同时也让我想重新省思往常很容易就会不禁说出的“现在的学生呀……”等话语。

先不管这些因为是课堂作业而被“强迫”写出的报告集，单就收到的感觉及指教，若以内容及作者身份为标准，印象上大致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研究范围涵盖中亚（或是内陆亚洲）、伊斯兰中东、中华方面、俄罗斯东欧以及欧洲或东南亚、印度洋海域等各种大小不同地域、疆域之历史研究者以及广义的专家学者，或是学生。另外一种，是在全世界屈指可数拥有广泛众多读者的日本中，也堪称是出类拔萃且意志坚定的“读书人”。不知为何，我的读者群大多是这两种类型的人。

老实说，同行的历史家及研究者的反应，往往局限于其自身专攻的领域或题目。当然，每个意见都是非常有益的建议，也有些是我未曾见过的事例，真的非常感谢各位。这些意见和指教，希望可以在日后的研究规划中有所发挥。

另一方面，例如医生及律师（其中有些是朋友），若是不同领域的学者、尤其是经济界及实务界，此外还有文笔不错的人，或是可能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等，这些人士给了我更接近本质且直率深刻的提问。也有不少人拥有丰富且多样的海外经验，激荡了我的想法，也让我不得不再次体认到日本这个国家所拥有的深厚人文素质、文化及思考等能力。后蒙古时代及其后

另一方面，也有些人表达希望可以出一本综观蒙古帝国一度实现了人类史上首次广大帝国之后，也就是“蒙古时代”后，可以概观整体的著作。若以近年来的用语来说，就是关于“后蒙古时代”中游牧民及世界史。顺带一提，由已故的本田实信先生及我所命名及提出之“蒙古时代”及“后蒙古时代”概念及想法，现在都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世界史概念，并通用于全世界。

关于可以说是“蒙古之后”的这一点，我在精装本及袖珍本的卷末，曾经写下“若要继续写可能还需要一到两本书的分量，故留待下次讨论”这种像是借口的字句。虽然书籍本身确实也有分量的问题，但老实说，其实是当时我还没有做好准备，不具有可以一气呵成，清楚写出“近现代游牧民及世界史”所有事物的洞察力。尤其是因为当时我自己本身对于西欧势力抬头的18世纪以后到现在为止之整体历史图像，也尚未有充分把握并能够断定说“大致是如此”。

具体而言，一个是以俄罗斯帝国的扩大、膨胀为主轴致使中央欧亚大陆各地域改变样貌以及其后苏联“帝国”的出现、民族弹压、军备扩张而演变至今的现代俄罗斯。另外一个，是从巴基斯坦到阿富汗及伊朗以西，也就是广义的中东地区从近现代开始到当代之发展。这两个是近现代史也同时是当代史。而且，实际上任何一个都与游牧民有深厚的关联。

俄罗斯帝国的扩张及过程，充满着与蒙古帝国以后各种游牧民集团间的爱憎及恩仇、利用及背叛、虐杀及离散。从俄罗斯帝国到苏联、再到现今俄罗斯联邦的历史，即使到了今日仍旧未能让事实回归事实。不，某种应该说“负面”的历史，此刻正在进行中。现在，也不过是许多通过点之一。要能见到较为稳定的明确形态，应该是在更久以后的事吧！

另一方面是中东。英语称为“Middle East”。很明显地杂乱无章且实在是敷衍的这个称呼，虽然只是在19世纪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在20世纪初期由英法美以自身利益而擅自凑合的脆弱架构及通称〔命名者就是拟定美国海洋政策及国际战略方向的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但无论如何，从2011年初开始，可称为“中东大变动”或是“民主化骨牌”的变化浪潮，目前仍在进行中。

所谓的“中东”，这个由他人所给的称呼及其整体广大地域中，若要特意地找出一个共通点的话，就是在这个地域中的大大小小各种国家，几乎全都是在过去历史中曾有各种游牧民活动的世界，而且此一面向虽然会因为国家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到了今日仍未消失。朝“从游牧民看世界史——近现代版”前进

总之，若要述说“近现代游牧民所见的世界史”的话，总是会夸耀发达的西欧文明，将自己用法文“Civilisation”、英文写法也同为“Civilization”〔命名者是19世纪初的法国历史学家基佐（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来自拉丁语“Civis”“Civitas”的这个组合字，本来顶多只是意指“都市化”。英法等国极力如此强调。日本则将其翻译为“文明”，后来又在福泽谕吉等人极度提倡下，朝鲜半岛及中国也都直接使用相同翻译〕称呼并自视非凡，称颂“文明化使命”，或是以奚落的口吻说出“落后的亚洲、非洲”等。将世界以分割支配线划分作为描述此一肤浅时代的主旋律。

但在此一时代的中央欧洲地区，仍留有昔日风情，生活于广阔大地之游牧民们，其命运分外可说是与在军事方面采用“西欧文明”的俄罗斯帝国之间长期持续的纠葛、相克，历经艰辛岁月。原本在蒙古帝国时期，统辖现今俄罗斯地区、被称为“术赤汗国”的松散群体里，源起“左翼”（意指东方）的哈萨克斯坦人（现今哈萨克斯坦斯坦人的祖先），尤其被俄罗斯帝国、苏联征服及殖民地化，直到最近都是被恶毒狠辣地憎恶及欺负作弄的对象。

18世纪中期后，东方的大清王朝（大清国，也就是指清朝）在满洲、蒙古骑兵的征战下，终于打倒了长达150年的宿敌——准噶尔游牧民部落，获得帕米尔高原以东广阔领域（此时的版图几乎就是现在中国疆域），几乎就在同时俄罗斯将手伸向哈萨克斯坦，之后就不断地重复着对俄罗斯而言是反叛或动乱，但对哈萨克斯坦而言是独立、解放运动的互动。但是，1891年哈萨克斯坦的所有疆域被宣称为俄罗斯所有。根据1898年的调查，当时人口为414万人，其中15000人为继承成吉思汗血统的后代。他们在日俄战争时，虽然也曾经对日本拍手欢迎，但不久就在苏联这个“新帝国”的统治下，吹起集体化及整肃的狂风。尤其是在斯大林统治的1930年代，总共牺牲了174万人乃至210万人。另有一说是超过了300万人，总之就是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口被抹杀。几乎就是要根绝游牧传统及其民族的作为。

更进一步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正是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将苏联领域内多样性的非俄罗斯人都有协助德军之虞，而被强制性地“扔弃”到哈萨克斯坦大草原。总之，正是字义上的“大流散”（Diaspora，源自希腊语的这个词汇，是指犹太人民的离散或分散于异乡，但这充其量不过是历史中的谎言、假象）。中亚的草原，被当作众多民族的“坟场”。以社会主义化为名的分裂、强制、镇压，以及彻底而不由分说，荒谬的集体化或农业政策的失败，等等。在这种种作为之下，他们失去因循自然而成的原有面貌，过去的牧地都化为砾土沙漠，于是游牧民们的身影就渐渐地从欧亚大陆北半部的大地消失。

另一方面，在中东地区，英法由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一举扩大了势力范围，再加上新兴的美国，割据统治了仅剩虚名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其旧有领土的广阔中央部分及现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地的马格利布（Maghrib，在阿拉伯语意指日落之处）。此时，成为现今中东政治地图的格局已经成形。当庞大的石油资源之存在被确认后，世界样貌又有了大幅度变化。自古以来，大致上是以部族为单位集结，持续进行离合集散的游牧民，不，若更正确地说，可以有土豪、军阀、王族等各种表现方式的这群人们，这些即使有相对的权威，但以规模来说力量较微的权势者、权势组织之首领们，都借由庞大的石油收入而变得富有强大。

于是，与过去的游牧民及其集团的原理不同，被称为石油特权的世界规模的另一种原理，让中东各国、各地域在国际政局中的意义发生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于中东地区的各种转变及政治脉络，到了现今，是否会迎向下一个新阶段呢？在中东西半部的突尼斯及埃及朝向民主化时，另一边的中东东半部，却仍难以判定是否会有大幅变化的可能。但就个人意见而言，轻易地出现“民主化”大转变，也就是以一般说的“骨牌效应”般在中东东半部地区卷起漩涡的可能性，目前还有点疑问。反正，最后还是决定于沙特阿拉伯及伊朗这两个区域大国的动向。终究，历史还是个通过点。

回过头来说，我希望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完成撰写《从游牧民看世界史——近现代版》。看似已经完全成为过去遗物或是消失在远方记忆之游牧民，事实上至今依然在欧亚非各处坚强地生存着。此外，在近现代的波涛汹涌中，存在着各种多样化的游牧民所创造出的文化、风俗习惯、价值观、体系及生存方式，至今也依旧存在。

历史不只是讲述已逝去的过往，而是清楚地呈现创造出联结现在过程的各种行为，更是掌握未来的最大粮食及手段。于是，各种历史到了最后都会成为跨越时空的世界史。《游牧民的世界史》导读蔡伟杰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学系博士候选人

近年来，日本蒙古史与世界史的相关著作在海峡两岸的出版界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热潮，其中又以京都大学东洋史教授杉山正明的著作为主。自2011年以来由台湾广场出版社在台发行精装汉译本初(1)版《大漠：游牧民族的世界史》首先开启了这股风潮。其后并持续出版杉山正明较早的其他作品，诸如《忽必烈的挑战：蒙古与世界史(2)(3)的大转向》，与另一本《颠覆世界史的蒙古》。除了杉山正明的作品以外，在台湾另外还出版了另一位日本蒙古史耆宿冈田英弘教授(4)的作品《世界史的诞生：蒙古的发展与传统》。据称，未来还有其他相关著作的发行计划，值得期待。

在大陆，杉山正明的著作所引起的反响更大。大陆出版界除了引进《忽必烈的挑战》与《游牧民的世界史》的台湾译本以外，另外还(5)发行了《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一书的汉译版。这也引起大陆史学界的注意与讨论，例如复旦大学的姚大力教授为《疾驰的草原征服者》撰写书评（后收入该书作为推荐序），而北京大学的罗新教授则为《忽必烈的挑战》撰写书评，最近北京大学的张帆教授在访谈中也响应了作者杉山教授关于大中国与小中国的理论。这三篇文(6)章都发表在大陆主要媒体之一的《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这些评论主要是针对作者所提出的元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问题进行讨论。后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还曾访问作者本人来响应相关的评(7)论与问题。网络上也掀起一阵热烈讨论。这股海峡两岸同时刮起的杉山旋风确实引人注目。而开先河的正是这本《游牧民的世界史》。以下将简要介绍本书的内容，并梳理相关的学术与大众讨论，最后谈谈本书对当前社会与学界可能的启发及其现实意义。

本书正文共分为七章，另附有自序、跋与松元建一的《解说——关于“定居”及“移动”》。在第一章“跨越民族与国界”中，作者首先简介了欧亚大陆的环境，为之后的讨论设置舞台。他也提到不同的纬度较经度而言，对于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影响来得重要许多，这点与戴蒙（Jared 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 of Human Societies）(8)的主张若合符节。而作者认为将欧亚大陆沿海边缘地区略过后，欧亚内陆以干燥气候为共通点，且在风景上具有一致性，因此当地居民和沿海湿润地区的居民相较，有着不同的形象与意识。因此作者将此一区域称为欧亚中间地带。而这片地区的历史，由于幅员辽阔，因此过去很少被人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一般而言，人们对这个地区的印象就是丝路，或是文明的十字路口。然而随着各种语言的文献与考古数据逐渐出土，近年来的研究逐渐趋向将欧亚大陆视为整体，而将此一地区概略分为草原与绿洲。而草原上的人群以游牧民族为主，绿洲则以灌溉农业为主。而其中游牧民族则扮演链接区域内部的角色。因此若要谈欧亚大陆或全球性的世界史，不可能避开游牧民族。

作者也说明了游牧的性质。游牧实际上是带着牲口随着季节而有大致固定移动路线的系统性移动，而非漫无目标的移动。但是游牧生活由于无法完全自给自足，且易受极端天气影响，因此相当不稳定，因此造就了游牧民族与定居社会共生的结构，并且具有机动迁徙、群居与擅长骑射等特点。而擅长骑射也使得游牧民族成为在现代枪炮出现以前最为优良的作战部队。但是这些游牧军团或国家基本上都不是由单一民族所组成，而是由多种民族组成的群体。作者并且认为西方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概念并不适用于古代的游牧民族国家，并且试图找出在民族（Nation）与国界线以外的世界史研究框架。

第二章“中央欧亚大陆的结构”对欧亚中间地带的地理环境进行具体剖析，包括了北方西伯利亚针叶林地带，而其南部又可分为东部的蒙古高原、西部的天山南北麓。而在更南方则是西藏高原。至于欧亚大陆的西半部南端则包括了阿姆河（Amu Darya）与锡尔河（Syr Darya）之间的河中地区及其西边的伊朗高原，甚至可以远及两河流域与北非。北端则是西北欧亚大草原，东侧起于哈萨克斯坦大草原，并向西延伸至喀尔巴阡山脉东麓。作者在介绍不同的地理环境时，也搭配当地的游牧民族历史来进行叙述。而由于游牧民族所遗留的文字史料较少，因此常常必须仰赖定居民族的记载。但是这些材料也常常充满对游牧民族的各种偏见。定居民族也常以文明自居，而视游牧民族为野蛮人。例如古代波斯帝国将其统辖的领域称为文明区域（Iran），而将阿姆河对岸称为蛮夷之地（Turan）。这也与古代希腊称呼游牧民族为蛮族（Barbaroi），以及古代中国的华夷观念相似。

第三章“追溯游牧国家的原貌”，探讨历史上所记载的第一个游牧国家斯基泰人与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之间的关系。主要依据的是古代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c.公元前484年—公元前420年）所著《历史》一书中的记载。作者杉山正明认为世界史上的第一次亚洲与欧洲的正式大会战，既非波希战争，也不是希腊马拉松战役，而是约发生于公元前513年左右的斯基泰—波斯战役。即便波斯帝国动员了数十万将士，但这次战役，最终仍以波斯帝国损失8万兵卒失败告终。在这次战役中，斯基泰人运用移动迅速的骑兵，加上坚壁清野与诱敌深入的战略，成为克敌制胜的关键，后来也成为游牧民族对抗定居国家的主要战争形态。在族群成分上，斯基泰人内部也相当多元，除了有草原游牧民以外，还包括了定居都市居民、商人与农业民族，因此很难说是存在单一斯基泰民族为主的游牧国家。而在欧亚世界史上，阿契美尼德王朝作为定居国家的原型，斯基泰则成为游牧国家的起源。这两种形态的国家在东方则是以匈奴与南方的汉朝为主，作者认为这也许是受到斯基泰型与阿契美尼德型两种国家形态向东流传影响的结果。而匈奴冒顿单于在白登山对汉朝的胜利则象征着游牧民时代的揭幕，并持续了2000年之久。

第四章“贯穿草原及中华的变动波潮”，则以公元前129年至公元前127年左右，汉武帝主动出击匈奴的战争为开始，讨论长达50年的汉匈战争对两边社会经济所造成的重大冲击。作者并认为主动挑起战争的汉武帝要负最大责任。后来东汉借南北匈奴分裂之机会，控制了西域。但是跟南匈奴结盟的结果则是匈奴人逐渐进入长城以南定居，并且成为后来匈奴后裔刘渊在西晋内乱时崛起的舞台。自公元4世纪鲜卑拓跋氏建立代国以降至唐朝崩溃，西方将这段时期的中国称为“Tabgach”，意指拓跋。作者据此将这段时期的中国称为拓跋国家，并认为唐朝编纂的史书有意淡化了唐朝的鲜卑拓跋属性。而拓跋国家正是一种跨越草原与中国及华夷框架的新型国家。

第五章“撼动世界的突厥·蒙古族”以公元4世纪兴起的突厥·蒙古人（系）国家柔然为开头。柔然趁鲜卑拓跋氏南下后蒙古高原出现权力真空之际，成为主要的游牧国家。柔然在游牧国家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在于首次使用了可汗作为君主的称号，未来并且为突厥与蒙古所继承，而成为欧亚大陆上的重要称谓。而同时在中亚则有伊朗系的白匈奴（嚈哒）兴起，而突厥系的高车则位于柔然与白匈奴之间的阿尔泰山与天山区域。而伊朗高原的波斯萨珊王朝与中原的拓跋国家北魏则是主要的定居国家。这种情况到了公元6世纪中叶由于突厥的兴起而出现大幅改变。突厥首先击破了高车与柔然，并且与萨珊王朝联合消灭了白匈奴，另外还迫使东方的拓跋国家北齐与北周屈服于它。作者认为从其疆域与势力范围来看，突厥可称为世界帝国。但是这个局面只维持了30年左右，公元583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当时刚刚篡夺北周帝位的隋文帝杨坚趁着突厥内部动乱之际，出兵并吞了江南的陈朝，统一了中华本土。其后的隋炀帝虽然有扩张的野心，但是由于远征高句丽失败而导致帝国崩溃。当时驻守于山西太原的李渊趁机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唐朝。不过其背后仍有东突厥的支持。

作者特别强调了李渊的母亲独孤氏的匈奴血统，并且认为后来唐太宗之所以能够成就天可汗的霸业建立世界帝国，拓跋国家的特征（包括了游牧民的骑兵战力与追溯自匈奴的尊贵血统）发挥作用是主要原因。但是唐朝和突厥一样也是个转瞬即逝的世界帝国。特别是中东伊斯兰势力的兴起挑战了唐朝在中亚的霸权。加上北方回鹘与西南吐蕃的兴起，以及公元755年唐朝内部爆发安史之乱之故，导致唐朝一蹶不振。不过在这个时期，欧亚内陆的一大特征就是突厥语逐渐成为当地的共通语，突厥化在帕米尔高原以东快速扩展。且伊斯兰中东世界的政权很快转移到原先作为奴隶兵将的突厥民族手中，例如位于阿富汗的萨曼王朝（Samanids）与西亚的塞尔柱帝国（The Seljuk Empire）。在欧亚东部则是蒙古系的契丹与突厥系的沙陀崛起。五代中有三个朝代是由沙陀系出身的君主所建立的，包括了后唐、后晋与后汉。因此此时的中原可以称为沙陀政权，并视为拓跋国家的延续。而契丹辽朝在耶律阿保机立国后逐步兴盛，并将沙陀政权纳为附属国。东亚成为宋辽南北对峙的局面。契丹在东方游牧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在于它在游牧国家框架中导入了农耕国家系统，使得其统治的稳定性增强，另外就是契丹在中亚以西的世界中，取代了过去的拓跋（Tabgach），而成为中国的代名词。这个情况即便女真后来取代契丹建立金朝，占领华北后，仍旧没有改变。这也是契丹对后世游牧国家与中国的重要遗产。

第六章“蒙古的战争与和平”从元朝的首都大都（今北京）说起，谈到北京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的首都，在于蒙古征服中国后，中国史本身所产生的极大变化，亦即由小中国到大中国的变化。可以说世界的世界化与中国的扩大化都是从蒙古时代开始的世界史重大现象。公元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高原诸部，并登基为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之后，蒙古帝国开始向外扩张并席卷欧亚大陆。直到1260年代忽必烈在汗位争夺战中胜出以后，蒙古帝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作者认为，首先，蒙古在成吉思汗时，通过大型远征去统合过去处于敌对状态的新成员，并且通过长期离乡背井的机会，让这些人建立对于蒙古的认同。而后来忽必烈对于蒙古帝国的构想则是将蒙古的军事力与中国的经济力合并，再进一步活用穆斯林的商业力以达到经济统合。特别是蒙古贵族会与斡脱（Ortoq）商人合作，以便将其营利活动直接放入国家管理之中。另外，在此时银的扩大使用也使其成为跨越欧亚的公定贸易基准，而以盐引与纸钞作为银的辅助品。而废除通关税与实施大型间接税则有助于发展远距离贸易。而蒙古帝国的出现也无法套用过去游牧型、农耕型与海洋型等国家的分类，因而可视为首个世界帝国，也是世界史上的分水岭。

第七章“探寻近现代史的架构”则讨论后蒙古时代的世界如何由陆地及骑射时代转换到海洋及枪炮时代。在这段时间，由西欧主导的全球化逐渐成为世界史的发展主流。民族国家成为历史叙述的主要框架。而作者写作本书，正是希冀通过处于民族国家边缘的游牧民角度来重新反思世界史的架构，并且说明这群边缘人其实曾经是人类历史的支柱，而且是最大的国家掌握者。

作者在讨论到世界帝国的起源时，先后提到过突厥帝国、唐朝与蒙古帝国。这也许会让读者有些困惑。究竟何者才是作者所认定最早的世界帝国？如果我们对照作者其他作品的话，不难发现，其实他心(9)目中最早的世界帝国还是蒙古帝国。突厥帝国与唐朝在规模与持续时间上都不足于和蒙古帝国相比拟。

在谈到契丹耶律阿保机登基自称为天皇帝时，作者认为这不代表契丹已经接受了中国式的皇帝称号，而更像是天可汗（Tengri Qaghan）的汉译。另外，包括燔柴告天等登基仪式不仅可以被视为中国式的传统，也可能是继承自突厥·蒙古游牧民族传统。最近罗新提出可以从内亚选举大汗的传统来解释关于耶律阿保机预言自己死亡时间成真一事，并大胆推测耶律阿保机很可能是自杀而死，也可以视(10)为是对辽朝国家性质具有内亚游牧民族色彩的一个补充和解释。

另外关于元朝所使用的银、盐引与纸钞等，近来也有新的研究进展。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教授傅汉思（Hans Ulrich Vogel）2013年的作品《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货币、食盐与税收方面的新证据》（Marco Polo Was in China: New Evidence from Currencies, Salts and (11)Revenues）就大大增进了吾人对于元朝金融与财政的了解。例如元朝纸币在流通上存在着南少北多的不均衡情形。这是由于忽必烈征服后南宋后仍有许多南宋铜钱在江南流通，且蒙古人对新征服之南宋领地的统治不稳固，加上地方官员敷衍塞责，另外还有纸币本身的质量不佳与数量不足所导致的。

另外，书中在内容编排上，并不是特别均衡。例如在谈到唐朝对外关系时，突厥与回鹘都是叙述重点，但相较之下同样是游牧民建立的吐蕃帝国的地位就被低估了。另外鲜卑、契丹、女真以及后蒙古帝国时代的世界史分量也似乎较轻。然而以一本小书的篇幅而言，也许也不能求全。但这些可以参见作者其他的汉译著作。至于后蒙古帝国时代的欧亚，推荐读者阅读梅天穆（Timothy May）近作《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The Mongol Conquests In World History）的第三章“1350年的世界：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这是我目前所知用最短的篇幅而能恰当总结蒙古帝国崩溃后的欧亚世界概况，特别是内亚部分。(12)

笔者最后想谈谈本书对当前社会与学界可能带来的启发与现实意义。元史在中国史学界中，规模相对来说较小。一方面元朝作为非汉族建立的中国朝代，治史所需的语言门槛较高，源文件文献解读不易。另一方面由于牵涉的地域与族群更加复杂，也使得元史研究更脱离中国史的框架，而具有世界史色彩，也因此需要更多国外的知识背景，训练时间相对较长。元史的研究圈在大陆史学界受到的重视相对较少，而在台湾情况恐怕又更加边缘。近年来的台湾元史相关研究基本上是针对元代蒙古治下的汉人社会、文化与思想，旁及色目人如何受汉文化影响的议题（例如对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探讨），等等。关于蒙古帝国与其影响的讨论基本上相当罕见，而相关的书籍读物则更为匮乏。而在本书中，作者除了介绍欧亚游牧民族的历史以外，更不时穿插各种小记。这些小记一方面是作为背景知识的补充，但另一方面也透过引入日本读者熟悉的日本历史与文化个案，来建立读者与书中主题的链接。虽然这些个案对于台湾的读者来说也许并不熟悉，因而缺乏共鸣，但笔者更翘首期待未来台湾能够出现更多类似的自编读物，结合台湾读者熟悉的历史文化背景来写作这类的历史书籍。相信这将使台湾读者更易于掌握这些知识，并能带来更为多元的历史观与世界观。

此外就现实意义来说，今天无论是中国首倡的“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者的简称）或是俄罗斯所倡议的“欧亚经济联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内陆欧亚（Central Eurasia）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是蕴藏丰富能源与矿产的战略地带。本书对于想了解这个区域的读者来说，也大有裨益。笔者从事相关研究，也乐见出版社愿意为读者引介这些国外的优良内亚历史与文化读物。因此借着这次发行本书校订新版的机会，不揣浅陋为本书撰写导读，也算是为推展内亚与蒙古学的相关研究略尽绵薄之力吧。2015年6月30日(1) 日文原名“游牧民から见た世界史”，黄美蓉译，随后并于2013年发行平装版，并据日文原题改名为《游牧民的世界史》。(2) 日文原名“クビライの挑戦モンゴルによる世界史の大転回”，周俊宇译，台北：广场出版社，2012；台北：八旗文化，2014。(3) 日文原名“モンゴルが世界史を覆す”，周俊宇译，台北：八旗文化，2014。(4) 日文原名“世界史の诞生—モンゴルの展と伝统”，陈心慧译，台北：广场出版社，2013。(5) 日文原名“疾駆する草原の征服者—辽西夏金元”，乌兰、乌日娜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6) 这三篇文章参见姚大力，《一段与“唐宋变革”相并行的故事》，《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书评，《东方早报》，2013年1月6日，上海书评，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3/1/6/922979_7.shtml；罗新，《元朝不是中国的王朝吗？》，《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书评，《东方早报》，2013年8月11日，上海书评，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3/8/11/1050691.shtml；张帆，《张帆谈元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黄晓峰、钱冠宇访问，《东方早报》，2015年6月14日，上海书评，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5/6/14/1278426.shtml。(7) 本访谈参见杉山正明，《杉山正明谈蒙元帝国》，黄晓峰访问，《东方早报》，2014年7月27日，上海书评，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4/7/27/1170331.shtml。(8) 汉译本参见《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王道还、廖月娟译，台北：时报文化，1998。(9) 参见杉山正明，《颠覆世界史的蒙古》，第192页。有关作者对于帝国分类的详细研究，参见前揭书的第四章《人类史上的“帝国”》。(10) 罗新，《耶律阿保机之死》，《东方早报》，2014年3月23日，上海书评，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4/3/23/1132893.shtml。后收入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第96—122页。(11) Hans Ulrich Vogel, Marco Polo Was in China: New Evidence from Currencies, Salts and Revenues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3).(12) Timothy May, The Mongol Conquests in World History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11), chap. 3.第一章　跨越民族与国界欧亚世界史的特征欧亚世界史及全球世界史

所谓“欧亚”，即是欧洲及亚洲大陆的总和，近年来也有人将非洲加入后统称为“欧亚非”，或许后者的说法较全面也不一定。而曾红极一时的“旧世界”“旧大陆”等称谓渐渐没人使用。因为那带有某种刻板印象或价值观。不论是“欧亚”或“欧亚非”，都属较不带情绪而单调的说法，但前项称法的背景，的确是来自于“欧亚非自古以来即是人类史舞台”的这个想法。

转动地球仪，由于苏联解体后的变动，可以见到国界线频繁变化，诞生了新的国家。对从事与世界地图或是地球仪相关工作的人来说，或许被频繁改变的国界线搞得忙乱，但在本书的讨论中，倒是还没那么大的影响。

地球表面大多是海洋，单以太平洋，特别是南太平洋的规模来说就大得惊人，澳洲在其中不过是个小岛而已。陆地占地表约百分之二十九，主要分为欧亚非和南北美洲两大陆地板块。板块多分布于北半球，南半球恐怕该称为“水半球”才名副其实。总而言之，地球主要板块明显偏处于欧亚非洲，且多位于赤道以北，也就是欧亚及北非大陆。因此，北非及欧亚大陆能长时间成为对人类而言的主要“世界”，有相对的自然地理条件，无怪乎成为影响人类历史的最大框架。再说，欧亚非大陆板块的两侧、东西为太平洋及大西洋的两大海域，长时间限制了人类的迁移范围。假如偶然而无目的漂流，或小规模的航海活动不算在内的话，人类在远古时代实在没办法在海上大举移动。

因此，结构完整、具备在大海航行能力的船只问世，对人类史实在意义重大，全球性的“世界史”，就是在大型船只出现后的事。在那之前的海洋世界，不过是小型舢板等船只沿陆地近海或在内河航行尔尔。于是日本群岛长期被视为极东之地；相对地，不列颠群岛则处于极西。

那是一个很长的时代。亦即在人类历史中的“世界史”，有相对长的时间属于“欧亚世界史”。我们的世界进入“全球世界史”时代的时间，反而还不算太长。“中央欧亚大陆”位于何处？

将焦点转回地球仪观之，欧亚大陆的北边为北极海，南方则为广大的印度洋。自古以来人类主要活动场域的欧亚大陆，即是位处于严寒和酷热海洋之间的广大土地。从北到南，气候依横向带状方式变化，由于地形差异的影响，气候变化并非全依这种单纯的条纹界线来划分，但人类的生活方式，基本都是依此变化形成。可以说在“经度”“纬度”等看不见的“人为折痕”中，纬度的作用较深。

欧亚大陆沿海及岛屿属于较湿润的区域，自日本群岛以降，朝鲜半岛、中国大陆南部、东南亚及印度的大部分地域皆属湿润地带，再往西去，则仅有极小范围的沿海地域属于湿润地带。

日本拥有湿润的气候绝对是老天给的礼物。山脉罗列的地势及森林山川环绕的地理，干净冷冽、丰富的水源，更是不可或忘的恩赐。尤其四面环海使各地均有海港，这般海洋立国的有利条件促使日本成为近代产业国家，真是何其幸运呀！

从日本群岛到东南亚的众岛屿海域多绿意盎然，甚至可被称为“绿洲”。曾风靡一时的常绿阔叶林及其文化思想，具体展现海洋季风带来的翡翠绿丛林世界，和热带雨林这个世界共同语言的意象联动，非常漂亮。然整体观察欧亚大陆，可能发现称为翡翠绿丛林的区域，仅限于接近海洋的地带，由于湿润的空气无法深入陆地，越往内陆，气候越干燥。

若以削苹果皮的方式将欧亚大陆转圈削下，虽然有些微程度差异，大抵都以干燥气候居多，是一个以干燥为共通点的地区。虽然是大略而言，所谓的“中央欧亚大陆”，它与内陆亚洲及中亚等说法稍有差异，指称范围较大。干燥世界范围之广，不仅止于亚洲地区，亦扩及欧洲。

略过欧亚大陆沿海边缘地区，而将此地带统合为一的原因在于它的风景几乎一致。顺着这条气候带，从北往南延伸，地图上几乎是森林，森林草原、草原、半沙漠、沙漠等气候颜色标示依序排列，亦可从气象卫星取得的数据获此明确佐证。

由于每个区域单位的自然条件规模都相当大，加上地形高低分布的变化，从森林到草原、沙漠等，可见起伏的山岳、山脉及溪谷交织，沿着山中及山麓的水源处有大大小小的绿洲散布其间，又因山脉兼具承载积雪及雨水的储水库，更显出地形变化对生活的影响。如狩猎、畜牧、游牧、农耕、工商业等人类生活方式依地形分布亦因而简单明了，而生活方式也成为人种、语言差异之外的重要区别指标。

在这块无边无垠的地区中，若将干燥气候列为首要的共同项目，加上景观、地势、生活形态等较小范围条件差距，大抵上构成了此地区特征，范围虽广，但同构性相当高，这样的超广域生活圈在地球上亦属独一无二，广布于最大的陆地之内。

在其中营生的人群意识、价值观等，也很自然地超越各自中小规模地区差异，而在某方面有明确的共同色彩，且因此创造了在其他地区少见的几种人类类型。若以日本群岛的生活感来看，会令人觉得是“大陆”型的人群们，大多与此大范围地域具有共通点。且不评论这样的生活形态是好或坏，此地人群的形象，和西欧人或沿海地区、湿润地区的人们都不同。

后续将会说明这片由数个地区单位组成的广大范围内，超乎想象地与历史关系密切，且有许多密不可分的变动。因此，或许可更进一步地将其视为一个巨大的历史世界。

此外，现代国家的架构虽然确分政治、行政等要件，但这些条件之外的深处，依然可见地区环境对历史上的影响，当情势、政治因突发事件有了转折时，这些沉在底部的因素就会浮上台面影响世局，若将目前世态看成历史上单一时期事件，整体改观之可能性亦深藏其中。超越地域的联结

这片辽阔地带的历史，几乎不曾被人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原因之一在它的范围过于广大，很难将它看成单一历史研究对象。一般而言，它与“丝路”的宣传印象相当接近，内陆地区自古以来多被视为“文明的十字路口”来思考。

所谓“文明的十字路口”，即是把它当作东西文化的交会：中国代表东方文明，西方文明则包括伊朗文化圈、中东或地中海地区等，依学者主张不同而有差异，但对东西方交流的定义则毋庸置疑。在此范围中的“文明小世界”绿洲区域也很重要，它们以点对点方式连接彼此成为“文明通道”，同时也是条贯串“不毛之地”的线。

无论是人、物，或事象，世间的关注总是往外部“文明区域”的观点倾斜，也就是“异邦人”的观点。内陆并不是“文明”地域，这种思考的根底，即是某种文明主义。被视作“文明”的，仅限于近现代世界中以如此观点所认识的地域中。对帝国主义列强而言，被当作“最后的世界分割”对象的内陆地域，在人们意识中，反而成了边境。专栏丝路的幻想

时间回溯到19世纪末期，德国地质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年—1905年）在中国旅游，为了向德国政府提供情报，他勘查中国的土地、物产等。

当时正处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殖民地之最盛期，在列强中属较晚期的德国，极度希望知道该吞食中国的哪个部分，于是李希霍芬男爵接受委托展开相关调查。

李希霍芬男爵的动机的确不单纯，但在当时，几乎所有人都没两样。各种国籍、出身及隶属单位的人，几乎清一色是军人、间谍或相关人士，但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李希霍芬男爵虽有任务在身，调查内容却相当详实，他将探查结果集结成一部名为《中国：我的旅行与研究》（China, Ergebnisse eig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iündeter Studien，原题英译为China: The results of my travels and the studies based thereon）的巨著。男爵是相当有名望的学者，此书不论在规模、重量抑或是内容等方面都超乎平常，若以轻忽的态度捧取，不仅会被其重量吓到，恐怕手也会受伤，是一本气势磅礡、令人惊艳的书籍，也是部绝伦的作品。

男爵还在这本巨著中写下“Seidenstraβe”，也就是“丝绸之路”，背后隐含的深义就是遥远时代西方罗马贵族穿戴在身上的中国特产丝绸。如它所象征的：从古早以前，东西方文明就被看不见的丝线系住。该书的英译本将它译为“丝路”（Silk Road或Silk Route，后者较多见），或许念起来顺口，该词广受欢迎，之后开始有人探索这条路径是否真实存在，现在更为旅游及出版业创造了庞大利润。或许男爵在写作时根本没有想太多，但其弟子却已注意此关键，在老师去世后，将此书发扬光大，并成就《楼兰》等书。“丝路”从诞生开始即融合传说和易于朗朗上口两点特色，历久不衰。“文明”置于陆块东西两侧，中间广阔的土地成为点和线链接的通道，这点亦未曾改变，然“丝路”一词作为叙述用语，或许相当方便，但19世纪的思考模式背后隐含的误解，却不能忽视。

不过，近年来对丝路的幻想渐渐暗淡，一方面过去被视为具相当难度，以用当地语言撰写的书籍及出土资料为基础的研究随时间有了阶段性进展（和先前相比则是极度进步）。日本为这研究领域贡献不少。作为其结果，也有人尝试将内陆地带视为一个整体，由于之前多是个别分散的区域阐述，而今可连贯这些具有共通要素及历史等渊源的学说，因此新研究甚至可说替中央欧亚的学科复权。

概观近年来尝试将欧亚大陆视为整体的国内外研究论点，可发现有个几乎一致的见解：简单明了地将其区分为“草原”及“绿洲”的二分法。“草原”及“绿洲”，亦有多种二分法：首先是“面”与“点”，或许可说是会动和不会动的东西；“游牧”及“农耕”，两种相对的生活方式；还有“游牧民”和“城市民”之分，也象征军事和经济力量，或代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以上是几种基本的分类范畴。

借由两种概念组合，暗示了彼此对立及抗衡，两种体系亦有共存共生之处。若说两者最深处的共通点，毫无疑问就是“干燥”。

虽然使用“草原”这个称呼，但并不局限于被草皮完全覆盖之草地（蒙古高原的大草原就是个例外，甚至可说几乎没有像草原之处）。从远处观之，该地附近似乎绿意盎然；靠近来看，眼见所及几乎都是土壤或岩石之裸土——虽称为草原——也只是到处有块小绿地的荒地，但即使如此还是被称为草原。

既然草原、荒野、半沙漠都是缺水地域，无怪乎汉字中用“沙”或“漠”表现，不过“沙漠”和“砂漠”的意义又不同。

在前近代亚洲，与汉语同样历史悠久的波斯语中，水的发音为“a—b”，“bi—a—ba—n”是指没有水的地方，相反地，“a—ba—d”是指有水之处。草原、荒野及沙漠就是“bi—a—ba—n”，农耕地、绿地及聚落就是“a—ba—d”。例如Islamabad（伊斯兰堡）就是由“Islam”及“a—ba—d”组成，亦即“伊斯兰之城”之意，是个适合穆斯林建国的巴基斯坦（此为意指“干净之地”的波斯语，就是指穆斯林之地）首都之名。

所有的土地都以有没有水源区分，这是干燥地区特有的二分法，汉字的“沙”及“漠”也有某些共通处。欧亚或包括北非地域的“欧亚非”，都有广大的“沙”“漠”及“bi—a—ba—n”，在中央欧亚，更是以其为主要中心，沙砾的砂漠比较少见。

虽说是草原、荒野及沙漠，却无法在字面上表达缺水程度或草皮苔原植被密度的细微差异，稍微有点绿意就称为草原，稀疏的就是荒野或沙漠，其中差异程度并非像字面显示（尤其因常用汉字的表义思考惯性使然，光以字面臆测，可能导致不切实际联想）。

想要强调的是，在这样的地区，即使广义的绿洲，也不过是从山麓的地下水、泉源地、山间的溪谷或河川陡流到平地的涓涓滴水，土地中的盐分都还没被完全稀释，人类在这样干燥的环境安居乐业相当困难，不仅农耕不易，连定居型的畜牧都相当艰辛。

然而却有人在此无垠辽阔的地带生活、畜牧移动——就是所谓的游牧民——借逐水草而居的方式在既广且燥的“荒凉不毛地”生存繁衍而不辞劳苦，实在意义非凡。

游牧民的移动，串联起点状的大小绿洲，不仅如此，一般当作“文明圈”指标的北耕地带，也因此而免于互相孤立。或可大胆地说，欧亚中间的大陆块是借游牧民所串联的点连成线、扩及面而成为一个整体“世界”。

在以西欧国家观点为中心的现在，不施农耕、不住在城市还居无定所的游牧民，其地位极被忽视，因此游牧民及他们创建的国家在历史上也很容易被边缘化、矮小化。

但若没有游牧民，人类的世界及历史发展应该和现在完全不同吧？

在涵盖欧亚及北非的“陆地世界”里，要是没有以游牧民为中心的中央欧亚，就没有内部联结。于是，要描述“欧亚世界史”的全貌，不能避谈欧亚中间的“联结点”，不仅如此，对全球性的“世界史”来说，它应该也是极重要的部分吧？这归因于“世界史”的设定应该蕴藏超越地区，而以整体来解释的宏观视角，才符合深入研究根本问题的敏锐度。专栏不安定的干地农耕

农耕对于人类史的意义相当重大，但就算被称为农耕，不论是点或面，都有其必须条件，原因在于并非所有土地都适合作物生长，还必须考虑所谓的干地农耕，就是旱魃、惔焚、灼烈等伺伏的自然灾害超过预期。

这种现象在孕育中华文明的华北、印度文明的印度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河流域，及古代埃及文明的尼罗河流域，都有同样的情况。原本就一般而言，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关于此点的定义另当别论）“发源地”之处皆是干燥农耕的世界，此点就相当有趣。

虽然平时就处于干燥状态，但当严重干旱来临时，生活几近毁灭。古代中国认为干旱是由名为“魃”的恶神带来的，因此在“魃”字加上意义为“干渴”的“旱”字而成“旱魃”，起源可追溯自《诗经》。“旱”字是指“干”的意思，也可以说“乾”。

旱灾是恶魔的降临，而且相当频繁。农业生产匮乏时，饥荒便应运而来，农民自然开始离开居住的地方另寻生路，而原本稳定的社会因歉收又多了别的区域迁徙来的灾民，便容易引起动乱，甚可能导致王朝被推翻。

在干地光靠农耕生活是相当有风险的，即使盖了储水池等设施，但因干燥程度过于严重，储水效果也有限，若用日本的“常识”联想，是相当没有危机意识的，或许“农耕”两字导致字面上的自给自足想象，但实际上不一定会有安定的生活。游牧民世界的起源何谓游牧民

若就历史上实际发展的意义来说，或许可说农耕与游牧是两个体系对等并立。关于这点，对于人类及中央欧亚大陆来说，狩猎虽不可忽视，但若与农耕及游牧相比，仍相对逊色。“游牧”是汉文名词，在中国，大约是于明代开始出现。英文的“Nomadism”也经常翻译为“游牧”，但严格来说并不正确。所谓“Nomadism”，原本指反复地变换居住场所的人，并非专指畜牧的游牧，例如因采集狩猎或较少见的农耕迁徙（虽然就字面意义看来有些矛盾，但在历史上确曾有几个例子存在，如古代的日耳曼等）等都可以使用。相对地，英文的“Pastoral Nomads”是指“带着牲口放牧移动的群众”，与“游牧民”的意义及语感几乎相同，就用语而言，或许后者较为正确。

游牧，仅是畜牧生活的一种形态，其中“迁徙”是此种畜牧生活的重点，特别是指随着牲口追逐水草生长的足迹而将整个家搬来搬去的形态。关于游牧的起源，没有固定明确的说法，有由农耕分离而成、人类主动靠近有蹄动物群居等说法，但不论哪一种皆是推测。

或许这样的生活形态很多地方都有，但“在中央欧亚某处曾经出现过”的观点，是无庸置疑的。至于何时开始，大约在距今4000年到10000年前左右，目前还没办法追溯更久远，不能确知具体细节。

游牧生活的形态，可根据干燥度不同或地势高低等条件，有各种不同的变化。简略地说，就是一边管理饲育羊、山羊、牛、马及骆驼等家畜，一边视草粮被动物吃得差不多时另觅草地、水源的居无定所生活，但并非毫无目的到处流浪，是确实地配合季节移动。

在夏天，家族群体依赖散布在宽阔山麓或平原的草地生活；到了冬天，为了躲避严寒或积雪，就会群体举家搬迁到山麓南面或山谷之间。在此提到的“群体”，指游牧民社会的基本单位——相当于过去曾经被使用的“氏族”（这也是概念用语，类似英文“Clan”，但若光靠对于词语的想象来思考现实，可能会有偏差）。专栏艰苦的游牧民“游牧民”这个词汇，不知为何总有偏离世俗常识的味道，或许也有人觉得浪漫，但游牧民实际上是相当辛苦的。“游”这个字也许让人产生误解，它不只是无所事事地游荡生活，还有“外出”的意思（例：“出游”“游学”等），因此“游”是指迁移，“牧”则是畜牧，也就是“迁移畜牧”的意思；“牧民”中文的发音为“mu-min”，微妙地具有悠闲、可爱的音律。

夏季的草原是美好的，天气既高朗又清澈，凉风缓缓吹过绿色大地，驾马奔驰而过，天地及自身仿佛合而为一，这样的世界就如天国般，当寒冷降临时，却变成了地狱，牧民只能忍耐度过，绝对不浪漫。

游牧民无法悠哉轻松过生活，绝对是以体能实力求生存。

首先，一定要学会骑马；对气候、自然现象必须有敏锐警觉；还必须深切关注家族、牲口并奉献心力，最要紧的是必须能够艰忍耐久、依计行事，兼具瞬间的果决判断。

团体的归属感和强烈的自我意识，乍看之下是矛盾的两个特质，却必须同时具备。农作虽然辛苦，游牧更加艰巨，“要不要试着游牧看看呢？”这样的心态是不行的，游牧可不是闹着玩的职业。

夏驻扎地与冬驻扎地间的移动路线几乎是固定的，交通要冲设有井，牧草地则散落其间。游牧的生活相当有系统，在迁徙和扎营间持续重复，以规律的原则管理家畜，尤其是羊群，春季出生、夏日茁壮、秋冬宰杀（以小公羊为例）和配种培育等，在广大无边的大地无尽地循环。

相对于四季的自然规律，游牧生活极端不稳定。夏季有大旱或草原大火之类，草地瞬间荒芜；情况最糟时若遇冬季寒流或大雪侵袭，险境环生之下，甚至有可能导致整个群体灭绝。从日常生活用品到农业生产工具及各式战斗工具，亦常无法完全自给自足，综观以上，游牧实在不是容易生存的经济活动。

由于都市和聚落是经济活动必要的联系，游牧必须与绿洲共存共荣，在大草原逐水草为生的游牧民族，需要带着收成定期朝“点”状的绿洲城市聚集。城市，既是人与物的交会处，也是集合生产、交易、移动、信息及文化的重要汇集点。从欧亚中间地带人与物的流动来看，可见城市发挥了该具备的机能，更何况，人与人之间本能地相互需要，对住在人烟稀少之地的游牧者来说，城市的意义实在重大。

若将游牧当作生活的必然结果来看，游牧及游牧社会造就了几个明显的性格：机动迁徙、群居，还善于射御之术。生活和环境的训练让游牧者的危机应对极为优异，还能灵活自信统御团队。且不论骑马射箭是门高段的技术，马匹也很重要，不论古代或现代，尤其在欧亚，战斗用的大型马是相当贵重的财产，但对游牧民来说，善骑的人与良驹都很普遍。

在近代枪火弹药等武器从根本改变战争类型以前，游牧民一向是世界上最优良、强悍的机动部队，他们在世界史中的影响，多数都归因于优越的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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