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磊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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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族群和谐机制：实现多元族群社会的“善治”试读：
“新加坡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丛书”总序
人类已迈入新世纪，中国正经历着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的意义久远的深刻变革。这场变革以“人民的福祉”为愿景，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以“制度创新”为主要特征，其深度、广度与难度，均超越中国两千余年封建历史长河中的任何一次改革，其对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都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
回首往事，在过去的100余年里，为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法治、公正与文明的现代化中国，我们的祖国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中国的创立、“文化大革命”与改革开放；我们的人民进行着一次又一次不屈不挠的艰难的思想探索与体制重塑。直到20世纪末叶，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今天，坚冰已经打破，方向已经明了，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就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构，来铺就通向美好愿景的坚实大道。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重任是思想解放的话，时至今日，36年的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浓厚的思想解放的氛围与雄厚的经济基础，同时，也要求我们必须将改革引向“深水区”，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制度创新”，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早在2012年11月17日的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就指出“我们要坚持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坚持和完善现有制度，从实际出发，及时制定一些新的制度，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举措，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的必然。
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既是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更是一个伟大的制度建设的过程。小平同志早在20世纪70年代，在系统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工作上的失误的原因时就深刻指出：“制度是决定因素。”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上也明确指出：“注重制度建设，是这次全会决定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就有制度的存在，制度文明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主要内容和标志。
随着党的十八大的召开，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对“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理念的强调，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世界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元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更加要求我们深入了解和掌握国际社会的各种运行机制，及早具备卓有成效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成败。
历史证明，一个国家不管历史多么漫长，文明多么悠久，不论在制度建设还是在其他各个领域，单方面依靠自然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在自我完善、自我创新的同时，必须借鉴和学习其他民族与国家的优秀经验。制度文明是人类智慧的共同结晶。只要我们本着为我所用的方针，对外国的东西进行认真的鉴别与分析，密切结合中国的特点，切实解决中国的问题，不邯郸学步、失其故步，是可以做到“洋为中用”的。
新加坡承中华文明之血脉，汲西方文化之养分，融现代法治之精神、民主之理念，营建了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阶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新加坡模式”的“和谐社会”。尽管新加坡是个小国，新加坡模式并不是尽善尽美，我们不可照搬照抄，但其结合了长期增长、政治稳定与传统价值的成长经验，是提升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重要参考。新加坡经验是中国各级官员高度认可并认真学习的榜样，特别是其执政党人民行动党通过议会制度与政府行政制度，把“为民服务”的宗旨与“以民为本”的理念，有效地落实在执政能力上的经验，尤其值得中国共产党借鉴。
当前，建立一个高效、廉洁、公正的国家治理体系，正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的艰巨任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正是出于这种对民族与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顶针智库”在世界未来发展基金会鼎力襄助下，历时有年，编纂了“新加坡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丛书”，于2015年初春时节付梓。该丛书的作者有新加坡的前国会议员、行政官员，也有新加坡研究领域的专家与学者。丛书既有作者大量的切身体会与经验，又有专业的理论深度与水平，对我国现阶段的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有着极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希冀本丛书能够为探索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对策与方案，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顶针智库刘鹏辉 博士2015年4月8日
长期执政靠什么
我去新加坡之前一直有一个疑问：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一党执政，但是每过五年社会上就有公开的选举，这究竟是一个民主体制还是一个集权体制？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到新加坡访问了人民行动党中央委员会，终于揭开谜底，并找到了以下几个问题的答案：人民行动党是依靠什么长期执政，又是怎样长期执政的？今后是否会永久执政？
一
新加坡有600多万人，人口虽然不算很多，但是一党长期执政，毕竟需要大量的执政资源、社会资源。我去之前心里想，这么一个拥有几万党员的执政党的党中央，怎么都得有一座大楼。去了一看只有一座三层小楼，还得从最靠边的门进去，拐好多弯才到了接待的地方。负责接待的老先生告诉我们，这就是人民行动党的党中央，一共有12个人，办公面积不到两百平方米，还是租的别人的地儿。这样一个执政50年，被外界认为高度有效、集权威权的领袖和政党，怎么就这么点儿人呢？它靠什么执政呢？
老先生是人民行动党的日常接待人员，相当于咱们副秘书长的日常值班。他说，人民行动党不是通过武装暴力夺权，也不是靠宫廷政变，而是通过选举上台的。也就是说，它从第一天获得政权，就是依托民意。李光耀开始就是一名律师，带领一帮律师从事工人运动、工会运动，后来通过参加选举，使自己的政党取得了执政地位。
另外，相比其他政党，人民行动党的创建者如李光耀等人，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李光耀夫妇都是学法律的，毕业于剑桥大学，其他创始人也大多在新加坡以外的地方受过很好的教育。这与历史上其他高度集权倾向体制国家的领导人非常不同，那些长期执政的领导人大多文化水平不高，从事武装斗争，要么是军人，要么是农民，要么是小知识分子。
新加坡的李光耀取得政权的起点是参加选举，创立的体制类似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有一个虚君，虚君在新加坡就是总统。在选举中获得多数议席的政党可以组成政府，由政府管理社会，政府内阁所有部长都是由执政党党员担任的。也就是说，你要成为部长，前提是你要被选为议员，而议员必须是执政党党员。
李光耀当总理，包括现在李显龙当总理，都要经过这样的选举程序，所有的部长也都是打过选战的。五年一选，相当于每过五年人民就要对他们进行考试，考试及格了，人民行动党就得到了议会多数议席，那就继续执政。至于连续几届没有限制，可以一直执政。另外，如果总理让你做部长，只要选举成功你就可以做，如果选不上那你就退休。
有一天晚上，我跟一名在去年的选战中失败的人民行动党前议员交谈。在他那个集选区，人民行动党提出五个人参加竞选，反对党也提出五个人，如果赢了这五个人都当选，输了就都落选。他们去年在那个集选区惨败，没能当选，这在人民行动党内部算是一个重大挫折。之后他就不做部长了，出来到社会上工作。
二
人民行动党人很少，大量选举工作怎么进行呢？
第一，不是靠军队。人民行动党没有军队，因为军队是国家的武装力量，而不是党的武装力量。新加坡军人是不能参加政党的，除非你是国防部长，人民行动党执政了要派你当部长，那么你可以参加政党，而部长以下的次长（就是比副部长更低的事务类公务员）都不能参加政党。这是沿用的英国体制。
第二，也不是靠企业。新加坡的淡马锡是政府的主权基金，相当于国有企业，也是最大的国有投资公司，与GIC（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是两个最大的政府基金，但它们不属于政党。这两个庞大的企业属于政府，是内阁管理的一部分，它们的部分盈余纳入国家储备金，同时由总统管理，而总统并不一定是人民行动党党员。所以，人民行动党的竞选不是靠企业或者金钱。
人民行动党没有军队，也没有企业，为什么每次选举都能赢呢？我发现，靠两点，这两点其实在中国经常讲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做得很好。
第一是密切联系民众。人民行动党内的议员、部长每周四或周五都要在自己的选区接待老百姓，从上午八点开始，有时候会接待到深夜一点。选区里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事多了，但是这种接待一做就是50年。我有一个朋友是议员，我去看过他的接待，他真是跟每个人都熟，啥事都知道。每个选区就这么几万人，群众有什么事都找议员说，而议员就在竞选的时候拜托大家选他，靠他替大家办事。
据说李显龙也会来接待，这里有政党的一个小活动室。议员做接待时，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小事调解调解就可以解决，更多时候需要指导群众循着法律途径去解决，还有一些问题不一定能够解决，那就安慰他们，跟他们沟通，帮他们出主意。新加坡的议员一般在自己的选区有两万到三万人需要接待，每次接待都有八百多人。议员就摆一张桌子来聊，这个问题聊一会儿，那个问题聊一会儿，也靠这个来听取民意。
第二就是全心全意为选民服务。人民行动党办了两件重要的事，第一是办了专门照顾儿童的公益基金，在社区创办低收费的幼儿园。这种基金是大家捐钱办的，与政党的基金没关系，属于公益组织。
另外，人民行动党举办很多工会活动。在新加坡，工会是自由的独立组织。李光耀就是做工会起家的，他曾经对工会承诺：你们要的东西，一旦我执政都可以给你们。在这50年里，他践行了承诺，比如帮助工会支持工友充分就业，为工友提供生活保障等，与工会之间的互动一直很有信誉。工会里有一种平价卖场，就像咱们的合作社，那里的粮食、油等都是最便宜的，这也得到了人民行动党的支持。另外，工会还办了保险公司，为工友解决寿险、保险问题。人民行动党为工会办了这么多实事，工会可以让工人们投票给人民行动党，这是一种良性机制。
还有就是凭业绩。就像王石，他在万科没有什么股份，但是他做董事长快三十年了，董事会为什么选他呢？因为他有业绩，不断的业绩累积使人们更信赖他。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是通过组织精英的团队和建立高效的政府，形成有效的制度体系。我们看到，那些竞选议员的人都是精英，当选后才能做部长。同时，新加坡有设计得很好的国家治理制度，人民行动党执政后又不断完善这些制度，这样下次选举时就很容易成功了。新加坡50年创造的业绩有：人均GDP全世界排第三，营商环境全世界排第一，新加坡政府还是全世界最廉洁的政府之一。人民行动党的这张成绩单，在它执政27年的时候大家就看到了，所以后来又让它执政23年。
所以说，一个政党的长期执政是可以不靠暴力、谎言、威胁和强制的。人民行动党会不会永久执政呢？新加坡的议员和部长说不会，比如最近这次补选，人民行动党又失败了，那就让别人上，作为反对党的工人党就很强势地来了。
人民行动党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在2011年的大选中得到的公众支持率却降到历史最低，所以他们非常有危机感。他们发现，现在的年轻人与执政的议员年龄差距很大，语言系统完全不一样，思维模式也不一样，这是造成现在支持率降低的原因。于是，崔宪来部长等人非常谦卑地去跟年轻人对话，倾听他们的意见，希望在下次选举中赢回年轻人的心。
他们不认为自己可以永久执政，而认为应该不断适应挑战，赢得选民的心，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长期执政。如果有一天人民行动党做得不够好，或者已经做得很好，很难更好了，而人们希望更好的愿望是不变的，有可能想换换口味，那么工人党就上去试试，人民行动党可能就下台了。
三
再说说执政党的经费和待遇。党中央这12个人花多少钱呢？党中央一年的经费将近500万新元，包括房租、人员薪资，还有一笔预算就是接待，比如我们去了，给我们一瓶水喝，这都得纳入预算。那么钱从哪儿来呢？党费只有一点点，更多是靠议员、部长，他们捐出自己三分之一的收入，大概有两三百万新元，加上党费大概500万新元。党中央的部长都没有公车，从家到办公室得开自己的车。
做部长比一般人有没有更多的经济利益呢？没有。他们应该就是为选民服务。我以前也听说，新加坡部长的薪资是一两百万新元，所谓高薪养廉，但是要知道这是裸薪，以后是没有退休工资的，如果你不当部长了就一分钱都没有，另外也不会管你的用车和看病。这有点像明星拿片酬，片酬之外都靠自己打理。这样算来，部长们的薪资不算高。他们都是名校毕业的精英，比如同是剑桥毕业，在私人公司工作的同学一年拿一百万新元，当部长的话却只有七十万，这就叫机会成本。因为你是为社会大众服务，所以你要减少三分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讲，部长真是做奉献。再对比香港的公务员，虽然他们名义工资很低，但是退休以后的二三十年国家都会管。所以按劳动力市场的标准算，当新加坡的部长应该是市价的七折。如果以后不当部长了，他们可以去做公司，相当于咱们国企控股的那种，也可以在私人公司当董事，还可以自己去做生意。因为部长是裸薪，以后还得养活自己。
在新加坡的公务员体系中，部长以上的可以参加政党，而常任秘书（即相当于常务副部长）以下的公务员不参加政党。参照英国的体制，公务员、军人、警察中的事务类人员都不参加政党，只有政务类的部长、副部长参加政党。如果以后工人党竞选成功，可以把部长换成工人党党员。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入党程序不是多么严格。比如某次选举过后，发现某个年轻人不错，就会说服他参加人民行动党。他入党后就开始接受培养，通过一套很严格的面试体系，包括心理测试，最后一关就是代表人民行动党出来竞选，选上了就当部长，选不上就该干吗干吗。一些人年轻时被选中加入人民行动党，但是后来放弃政党，如果后来选上公务员了，可以再做一次审核。专业团队不需要什么倾向，就如公司员工不需要代表各自的股东，否则公司就乱套了；对于一个执行团队，事务类以下的全部是非党，属于职业技术官僚。
偶尔走进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党中央，我发现世界上的华人地区还有这么一个政党，通过选举掌握政权，通过吸纳民意来为选民服务，凭借精英团队和良好业绩长期执政，而且不以永久执政为目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让中国经济有了30多年的荣景，也很成功，但是在现在的社会转型中也面临很多挑战，面临未来中国社会如何整合社会政治资源，从而创设更好的国家治理形式的问题。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创造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可以带来很多参考，这也算是我这次旅行的意外收获。世界未来基金会冯仑2015年4月8日引言族群和谐：人类的共同追求
族群认同正在帝国的废墟上抽芽滋衍，在各种新文化与新政治的墙缝中探头，使理想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忧心不已，他们相信，除了这条道路之外，一定还有更好的途径让人类的故事继续发展下去。1——哈洛德·伊萨克（Harold R.Issacs）
如果通过自媒体抱怨自己的邻居婚礼太吵，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可能也就是抱怨者发发牢骚，或者还会得到网友的安慰，事后见了邻居也不见得就会翻脸。假使这种牢骚满腹用词过于激烈，充其量也就是引来网友的更多吐槽，同样七嘴八舌地激烈议论一番，又或者也不排除邻居知道了会来道歉的可能性，最终一般也会以“相逢一笑泯恩仇”而得以妥善解决。可是，2012年的新加坡却有一位女士因为不满邻居举行婚礼过于吵闹的声音，而在自己的面簿（facebook）页面用较为激烈的言辞抨击婚礼和邻居，随后竟然引发新加坡全国上下包括国家领导人、政府高官和普通民众在内的社会舆论的普遍批评，最终导致她被开除公职并受到警方严厉警告的结果。是什么原因让这样一件貌似不起眼的事情掀起如此大的波澜呢？
这便要从新加坡这个社会的多元属性以及这件事本身所触碰的敏感议题说起。新加坡是一个由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以及欧亚裔和其他族群的人群组成的多元化的社会，属于典型的多元族群国家。新加坡的独立就是源自1964年的两场严重的族群暴乱，所以一直以来族群议题在新加坡社会都属于较为敏感的议题，而新加坡政府和民众也始终都坚持以谨慎的态度来处理和应对这类议题，对来之不易的族群和谐倍加珍惜。前述事件的发生则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平静的新加坡族群关系，成为一起颇具代表性的涉及族群和谐议题的突发案例，事情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
2012年10月7日下午，时任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NTUC）会员服务署助理署长的张艾美（Amy Cheong，新加坡永久居民，澳大利亚公民），因为不满自己的马来族邻居在组屋楼下举行婚礼时的声音太嘈杂，便在面簿留下四则带有族群歧视的留言，公然抨击自己的马来族邻居在组屋楼下举行婚礼太多天，并说这类婚宴只需50元就可以办妥，而当下新加坡社会离婚率偏高的原因就在于太缺少不再这样廉价的“真正的婚礼”等等诸如此类的言论，甚至在留言中夹杂了一些脏话。言论一经在自媒体发表即借助网络传播，在新加坡社会引起轩然大波，不仅网友对其不合时宜的带有侮辱性的言论表达了不满，而且有民众立即就此言论向警方报了案。
事情经过网络迅速传播之后，不良影响很快便被放大。随后，张艾美一度通过面簿做出道歉，并称自己的言论是愚蠢的，她并非是要批评别人，只是对婚礼的声音产生烦恼，并非常后悔自己所做出的鲁莽行为。虽然张艾美通过面簿做了道歉，但是局面已经难以挽回。最终，新加坡职总在对其不当行为进行辅导后，很快便做出决定，在10月8日将她开除。
此事发生后，职总秘书长林瑞生表示，包容性依然是新加坡的核心价值观，职总不接受自己的职员通过言语或者行动挑拨族群关系或者表达族群歧视，对这类行为必须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而当时在新西兰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通过个人面簿指出，任何攻击性的言语即使是无心的，也可能会破坏新加坡的种族与宗教和谐。所以，对于每个新加坡人来说，不论是在网络还是在现实中，都应该注重言行，相互尊重，以维系社会凝聚力。李显龙甚至用“震惊”来描述他听闻此事之后的感受。
2013年3月底，新加坡警方对张艾美正式提出严厉警告。警方发言人指出，“在征询了总检察署的意见之后，警方在刑事法典224章298A（b）节条文下，向答辩人（指张艾美）发出严厉警告”。而根据新加坡刑法典的这项条文，任何人若在知情的情况下实施破坏族群与宗教和谐的行为，如果罪名成立，即会被判三年徒刑或者罚款，如果情节严重可能还会二罪并罚，同时执行。通过如此严苛的条款来约束国人在族群议题上的言行，可见新加坡官方对于该议题在新加坡社会与政治发展中的地位的重视。
虽然包括李显龙在内的新加坡政府官员一再强调，这只是一起孤立的事件，并不能反映新加坡族群关系的整体状况，也不会对新加坡的族群和谐与稳定造成全面的影响，但是“这事也强烈提醒我们，几句无心之语也可轻易地造成严重罪行，破坏我们的族群和宗教的和谐”。张艾美事件虽然已经随着警方的严厉警告而落下帷幕，但是新加坡族群和谐大局中的不和谐音符并不会完全消除。2014年8月初，就又发生了马来族男子针对华人葬礼发表歧视性言论的事情，再次引发新加坡社会舆论的关注与担忧。而此前在2011年2月，一名人民行动党青年团员在个人面簿上传了马来幼稚园儿童乘搭校车的照片后，发表涉嫌族群歧视言论，最终受到了行动党和新加坡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该团员向所有人道歉并宣布退党。
上述事例从一个侧面说明，虽然新加坡的族群和谐为世界所称道，但是这种族群和谐的实现正如其领导人一直强调的，并非是理所当然得来的，而且影响族群和谐的不稳定因子随时都有可能会出现。2009年7月，李显龙在参加静山民众俱乐部的种族和谐日活动时就指出，虽然新加坡的族群和谐是世界上的一个小奇迹，但是“必须了解，族群和谐是我们辛苦创造出来的”这句话不仅仅是一句官方语言，就连普通的民众心中也已经刻写下了这样的理念。笔者的一位新加坡华族朋友目前在一家马来文化机构担任领导职务，他就曾经告诉笔者：“我们这个社会的和谐是我们的父辈披荆斩棘开创的，现在到了我们手里，我们依然要努力维护好，并要在将来将这份和谐交给我们的后代子孙。”
新加坡的族群和谐已经成为人类多元族群社会发展的典范，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多元族群国家来说，要想妥善处理其国家内部的族群议题以实现消弭族群冲突、建构族群和谐的目标并不容易。就人类历史发展来看，即使不同的族群托庇于同一的政治共同体，由于族群异质性消融的不完全性，族群之间以及族群与国家之间的利益竞争、权力博弈、规范调适、认同困境和文化角力等都会成为多元族群国家不可避免的常态性存在。如何减少甚至避免不同族群之间在利益、规范和认同等维度的结构性张力，以和平方式推动族群和谐与包容共存，使有着较大差异性的人类共同体和睦地生活在同一个社区、城市、国家乃至全世界，是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就存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可以说，这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宿命。
换言之，族群这种人类共同体的出现是人类“共同生活”的社会性得以凝结和发展的必然产物，当有着不同的肤色、语言、文化以及宗教的族群接触之后，对立与冲突、依赖与合作、同化与融合等多种行为态势都会接踵而至。在当前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形态的国际社会中，大多数的主权国家都属于多元族群国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在不断提升，彼此之间以跨国移民为代表的人口流动也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综观当今国际社会，不难发现由单一族群构成的现代民族国家已经几乎不存在了。毋庸置疑，多元族群社会这种社会形态已经成为当代乃至今后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不可逆转的主流趋势。
据早些时候的统计显示，当今国际社会的所有主权国家中，“由单一族群或者语言共同体所构成的民族国家不会超过12个。在这样多元的世界体系中强调族群或者语言民族主义的行为，将是逆潮流而动的”2。在如此多元的国际体系中如何区分族群与国家、族群与民族、族群与种族是非常基础性的工作。
20世纪70年代曾有学者指出“族群看起来还是一个新概念”3，而当前族群已经成为普遍应用的大众词语了。族群作为一种人类共同体，既可以有政治、经济属性，也可以是文化群体，同时还可能与血缘、地缘等自然性因素密切相关。与其相对应，种族则是对人类群体的自然区分，不与语言、历史、宗教和文化等这些变量产生交互影响，而只有进一步被区分为民族和族群以后才会有相交关系。一般意义上而言，民族指的则是基于政治因素建构起来的国家层面的人类共同体，是运用国家力量对其他次国家共同体进行国家认同均质化以后而整合起来的共同体，与国家认同、公民身份等相对应；而那些受到社会认可或者排斥的次国家层面人类共同体如果无法上升到国家民族地位，又会基于彼此各异的历史、文化、语言和宗教等要素而有了清晰的群体认同，并被人为建构出相应的边界，完成这一过程，这些不同的群体就又可以被界定为“族群”了。
由此可见，族群可以被视作构成民族的基础，又或者是民族发生分化或者碎片化之后会生成的结果。而综合来看，“在外延上族群则成为远比种族概念宽广的人类群体”4，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离散群体（如海外华人、吉卜赛人、犹太人、库尔德人等）一般意义上也被划归到族群的范畴。二战时期美国就曾用族群概念来指称那些信奉新教的犹太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等非英裔白人群体。5所以从数量上来看，族群＞族体＞民族＞种族。比如种族按照肤色有黑人、黄人和白人等区区几种划分，数量划分是最少的，而同一种族所包含的族群数量却并非是简单的数字可以表达的。正是这种特点，族群作为边界范围最小的类别，将是民族和种族等不同层次的人类共同体的构成单位，所以其应用范围也就更广。
随着世界对文明多样性的尊重，即使不同的族群在国家框架下培育出统一的民`12族认同以后，族群作为一个共同体的符号并不会消失，“不同的人类群体正在对本群体的历史、文化、宗教、族类和领土培育着更加深刻的感情，或者说人们在重新肯定自己的特殊认同，呼唤保留自己的历史记忆”6。当前的族群研究中，族群概念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话语与现实。但是有人却指出“族群”概念产生自西方话语体系，要慎重应用；而“民族”概念来自苏联，符合社会主义语境。这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学术研究是不严谨的，族群概念已经成为一种中性的世界性语言，它将在多元的语境中持续调适自己，在认同与排斥中培养自身的生命力，“族群概念将长期是一场不平等的权力对话”7。对话中，概念的普适性将成为其生存与发展的价值所在。
在很多文献中与族群同时使用甚至经常混用的还有种族（race）概念。如果将概念抽取其最具代表性的特征的话，不妨把民族看作政治概念，族群是文化概念，而相应的种族则是一个生理概念。种族的数量在这几个概念体系中是最少的，目前人类主要有三大种族，分别是白种人、黄种人以及黑种人。虽然每一个种族还会有具体的亚种族划分，但是这种分类标准已经基本表达了人类种群的生理特征，主要以肤色、身体结构等生理性差异进行区分，同时会与血统、遗传基因等直接相关，“一个种族……的成员即使不被他们自己也会被其他人认为在身体上是与众不同的”8。
正如族群概念不单纯是一个文化概念、民族概念也不单纯是一个政治概念一样，种族本身除却生理性的属性之外，还有着其他更多特定的内涵，在该层面上不论是否存在生理属性上的事实，“种族往往与文化建构交织在一起”9。比如南非曾经长期存在的种族隔离制度，就是种族问题与政治议题直接相关的典型案例；美国黑人以及亚裔人群为了能获得与白人同等的公民权而进行的斗争，同样也是种族与政治、文化、经济等因素密切相关的例子。同一个种族因为生活的地域、文化传统、语言等的不同而被分为不同的族群和民族，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没有白人民族，也没有黄人族群、黑人族群这样的划分，多个族群构成一个民族古已有之，多个种族构成一个国家也已成常态，美国就是典型的多元族群和多元种族的大熔炉，而“新加坡民族”（有着“新加坡人”同一认同的人类群体）内部包含着四大族群，四大族群则又分属不同的种族。10随着人类社会全球性流动的不断加强以及族际通婚的增长，未来关于民族、族群、种族等不同类别的属性解读会更加复杂多样。
然而，对于不同的族群而言，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一般都已经形成了有着本族群独特群体属性的价值规范，有持续追求的族群利益，有长期建构起来的族群认同等等，这也就意味着不同的族群之间是存在着较为清晰的异质性的。如果将多元族群国家内部的不同族群之间以及族群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具体分类的话，一般可以存在三种力量运动形式，即斥力、张力与合力，相应地表现为三种关系状态，即冲突、竞争与合作，具体表现出来即是：斥力→冲突；张力→竞争；合力→和谐。作为社会关系的集合体，人类自有了共同生活的实践活动，这三种关系形态就已经贯穿其中了。
冷战结束后，历史并未如福山所预言的那样就此终结，和平、和谐与稳定也没有成为世界的常态，长期以来遮蔽或压抑在冷战这个“大盖子”下的矛盾与冲突日渐凸显，频繁的局部战争与暴力冲突逐渐隐去了意识形态色彩的同时，却被烙上了清晰的族群政治印记。尤其是在“9·11”事件以后，由宗教和族群问题而引发的战争、冲突与内乱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了更多新的特点，诸如美国族群问题的抬头、缅甸政府与少数族群之间的微妙关系、印巴冲突中族群与宗教问题的渗透、中东地区的族群冲突、南北苏丹兄弟族群之间的硝烟等等，都在威胁着当地社会的和平与安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难以抹掉的伤疤，甚至在相对保守的联合王国也出现了苏格兰民族分离的势头。此外，世界上日益多元的国际与地区形势也给不少国家的内部问题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让族群与宗教、政治、资源环境等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愈益密切和复杂。
综合来看，“国内族群冲突在当前要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突出，尤其是最近的几十年中，其范围和程度早已超过了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11。面对全球性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各国都在寻找一条能有效地实现多元族群社会和谐与稳定以及地区、全球和平与安全的治理路径，以期“文明的冲突”不会真实上演。重现到时代截面上的族群问题也早已经不再是个别国家的特例，而是成为世界各地多元族群国家所普遍面对的客观现实，这种导源于国家内部的事务在成为影响本国政治发展进程重要变量的同时，也已经跨越国家边界，成为地区性、世界性的棘手政治议题。
毫无疑问，族群暴力与冲突造成的冲击已经严重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社会稳定与和谐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事实上，人类从来都不会热衷于战争与暴力，毕竟和平与合作、和谐与稳定素来都是人类的向往。所以，面对日益复杂多样的族群暴力与冲突，人类始终都在追寻化解暴力的路径，以期实现族群和谐，维护社会秩序，确保社会的稳定与有序运行。
值得欣慰的是，综观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只要国家治理得当，族际和谐与社会稳定的比例还是要远远高于冲突与战争的比例，依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12不论是历史上的古波斯帝国、古罗马帝国、唐帝国、元帝国等传统帝国，还是近代以来的英帝国、荷兰帝国、西班牙帝国等近代殖民帝国，这些国家单位要么拥有横跨多个大洲的领土，要么拥有数十个到上百个不同族群的人口，要么面临着来自域外不同文明的影响甚至是冲击，但是其统治得以有效实施、整个社会秩序相对成熟与稳定的时期，都是其疆域内各族群和平共处、和谐发展的时期，并进而借助这种和平与和谐的发展来引领人类社会历史持续发展和进步的潮流，这是历史的规律。
以当代美国为例，这个以外来移民为主体而生的多元社会，自诞生以来就接纳了来自世界不同大洲和国家的不同种族、族群的移民，虽然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多次的排斥移民运动，甚至制定过相应的排外法令，但是整体而言，包容而有活力的多元族群社会的形成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其得以在近世逐渐获得“独步天下”的能力和实力的重要原因。如今，这个以“种族（族群、民族）大熔炉”而著称的国度，虽然面临着更加多元化的新移民的涌入，而且主流社会也对其族群或移民政策存在较多的争论，但是整个社会对族群和谐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追求却从未停止过，即便是“9·11”事件发生以后，面对一触即发的国内族群冲突，很多的有识之士便自愿充当了不同族群之间的减压阀，尽可能地减少社会主体对穆斯林社群的敌视，积极维护被视作“美国精神”的族群和谐。
对于东南亚地区而言，在经过了数个西方国家三百多年的殖民统治之后，原本历史文化就错综复杂且存在明显差异性的区域内，社会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据粗略统计，该地区约有400多个族群，而“出自不同系统的形形色色的族群相互并立，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是不同的民族国家，语言、风俗习惯、宗教各不相同”13。二战以后东南亚各国逐渐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独立建国，从此各国又都面临着族群是否和谐、国家是否统一与社会是否稳定的迫切议题。当中央政府的权威与治理实践开始逐渐由中央核心区域向边缘地区拓展之时，原本松散而孤立的不同族群之间开始在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框架下展开互动。很自然地，部分新生国家内部的不同族群也并非完全认同这个刚刚摆脱殖民统治而独立的新的政治共同体，从而为此后这些国家内部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埋下了伏笔，以致在冷战后逐渐成为国家分裂和社会动荡的主要威胁，严重破坏了族群和谐与社会稳定，比如印尼的亚齐、泰国的北大年等问题。
东南亚地区的族群政治之所以备受关注，除了其固有的多元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地域气候和人种差异之外，还在于它曾受到几乎所有主要的西方殖民强国的直接或间接统治，历经多次战争的影响和冲击，加上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在历史上成为东西方交流的中转站和航路枢纽，不断涌来的域外移民更加重了该地区族群的多元与多样，使该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多元族群移民社会。也恰恰是这一鲜明特点，使东南亚地区各国成为族群政治研究最具代表性的选择项，处于该区域中心位置的新加坡自然也不例外。
新加坡可谓是先天不足最为典型的一个国家，毫无腹地纵深和资源矿藏，面积仅有716.1平方公里，人口539.9万14，在地图上也只是一个“小红点”的存在。不过，虽然它有着有限的幅员、多元的族群和复杂的地缘环境，但是却因其出色的治理能力赢得了与其先天条件不相称的巨大国际影响力。它的存在与发展为族群政治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且有意思的案例：国家虽小，却充斥着亨廷顿所讲的“文明的断层线”15，从其社区、国家乃至整个地区层面来看，新加坡人口中所包含的族群与社会的异质性、各族群之间所具有的历史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以及族群个体之间的社会互动、国家在族群问题与族群关系治理方面的实践与经验等等，都展示出族群政治发展的一幅幅生动画面。
面对独立后国内族群关系的现状，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通过制定多元平等的族群政策和建立完善的相关配套制度等具体的因应措施，以相对平等公平的权力安排和资源配置，减少了国家与社会资源的内耗，消解了族群冲突滋生的诸多根源，从而缓和了族群关系，避免了族群冲突的发生，这种由国家主导的“多元一体”族群治理模式使新加坡成为东南亚多元族群社会和谐发展的典范。这一成功局面的形成除了得力于政府与政治精英的积极领导，也不能忽视新加坡各族群在“新加坡国家”框架内同心同德、和谐共荣的积极认同。各族群在平等多元的基础上，透过政府的积极主导和族群与社会层面的积极参与，逐渐塑造出“新加坡人”的国族认同、国家意识和整体价值观。
新加坡在族群治理领域的成功为世界其他多元族群社会的治理实践提供了较为直观的图像。但是，总的来看，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在日趋多元化的潮流引领下，却并没有借助优质的多元化治理而将这个原本色彩斑斓的世界整合成一个和谐稳定的人类“桃源”。不过，不容置疑的是，在多元族群国家中，族群共同体的多样性与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唯一性始终是一个普遍存在又不可逆转的社会现实。
回溯历史，不难发现，历史上的帝国及霸权体制一般都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多样性否定的基础上，所以冷战时期世界范围内几乎不存在明显的族群问题，冷战的结束释放了压抑已久的族群意识，族群问题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棘手议题。同样是多元族群社会，为什么有的国家族群冲突严重，社会动荡不安，而有的国家却族群和谐、政治稳定且经济繁荣？冲突的根源在哪里，和谐的动因又是什么？是否有普适性的族群治理模式来解决多元族群社会的族群问题？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本书尝试通过对新加坡族群和谐机制的解读，增进读者对这个多元族群社会的认识的同时，也展开自己对如何实现人类的多元族群社会“善治”的思考。第一章新加坡：族群问题开启的新国家
1965年新马分家时，李光耀哽咽着宣布了这个消息。而分家的肇因则是困扰这个多元社会已久的族群问题。自开埠以来，随着新加坡作为世界性交通与贸易枢纽的成长，一个多元族群的移民社会也逐渐形成，这期间所经历的也正是从乱到治、由动荡到和谐的曲折历程。而不同发展时期的共同特点，已经成为这个岛国的典型标签：多元族群社会。
新加坡将以更大的决心来实现多元种族、多元语文、多元宗教的包容性社会……新加坡的前途端赖其国民的团结一心与效忠精神。——尤索夫（Yusof bin Ishak）第一节 多元的开端：历史从这里起航一、新加坡故事的开始“新加坡没有历史！新加坡的历史从现在开始！”16这是1965年新加坡在近乎被迫地独立后，新加坡人之间非常流行且带有些许自豪感的一句口号。事实上，当新加坡不得不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建国之时，新加坡人并没有充足的心理准备，但是当历史真的走到了这一个关口，新加坡人能做的唯有团结一心，缔造新加坡全新的历史。而回首自开埠直到独立的一百多年历史，新加坡呈现给世界的是随着一个世界性交通与贸易枢纽的成长而逐渐形成多元族群的移民社会的曲折历程。
19世纪初的新加坡岛只是一个人口稀少的马来小渔村。二百年的历史沧桑，记录下了这个小岛从渔村到英国殖民统治下的自由港、到二战沦陷于日军铁蹄下的昭南岛、到加入和脱离马来西亚的联邦州、再到今日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城市国家的蜕变。我们常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回首新加坡的历史，则“可以概括性地了解整个国家的兴衰盛弱，可以了解一个时代所发生的事件，可以从政治的沿革、经济的变迁、文化的发展、教育的改变、宗教的信仰等各方去了解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或者一件事物”17。“新谣”的代表人物梁文福有一首歌《麻雀衔竹枝》，在某种程度上从民众个体的角度为我们展现了新加坡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歌词这样写道：“我们这里是新加坡，我阿爹系海山街住过，1941年轰炸机经过，一枚炸弹在街头降落。我们这里是新加坡，我阿妈系竹教声生我，虽然那时候霸王车很多，她却依然骑单车去工作。我们这里是新加坡，我的童年在女皇镇过，一房半厅的祖屋背后，小小的林子里，曾经是孩子们的窝。我们这里是新加坡，我的小学从前在小坡，平时不读书考试之前，跑到四马路的庙前，说声阿弥陀佛。我们这里是新加坡，我们都曾一无所有过，现在拥有的不算什么，但是比别人珍惜得多。我们这里是新加坡，我表兄金山回来啰，小小麻雀衔竹枝，都系衔番屋企好得多……”
如果翻开19世纪以前的新加坡历史，展现给世人的记载更多的是晦暗不明的传说，相应地，留给历史的背影也充满着神秘与模糊。直到1819年初英国殖民者到来，新加坡的历史终于开启了新的一页，新加坡的人口结构也随着这一现代化进程的推动而逐渐多元化。所以，现代新加坡的历史往往都是从19世纪初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的这次登陆开始记录的。
新加坡建国领袖之一的拉惹勒南（Sinnathamby Rajaratnam）曾经表示，任何力图把新加坡的历史追溯到中国、印度、印尼以及中东等这几个新加坡人祖籍地以寻求统一的国族认同的尝试，都是危险的，这将可能让这个城市国家成为充斥着“无休止的种族和社群冲突以及让新加坡人祖籍国的那些更为强大的国家推行干涉主义政治的血腥战场”，所以新加坡对于在“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中如何倡导对过去的认识必须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18最终，新加坡在独立建国后将莱佛士视作现代新加坡的奠基者，甚至将此作为“正确利用历史的一个例证……并接受了这一历史现实”19。时任新加坡新闻及艺术部部长的杨荣文在谈及“亚洲价值观”时，也曾指出“虽然新加坡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但是各个族群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不论我们是华人、印度人、马来人还是欧亚裔。我们决不能失去对过往历史的感知，因为这是我们面临危机时精神力量的伟大源泉”20。二、多元成为这里的标签
不论是从早期开埠到20世纪中叶的殖民时代，还是二战以后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运动以及随后的自治，乃至短暂的新马合并，直到1965年8月开始的独立建国，在各个时期，新加坡岛内各族群之间经过长期的互动交融，已经形成了被称作CMIO的族群结构，也即华人（Chinese）、马来人（Malay）、印度人（Indian）以及其他族群（Other）这四大族群，其中每一个族群内部又由不同的亚族群构成。而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可以用“一波三折”来比喻，即先是认同于移民的原住国或者殖民帝国，然后是认同于马来西亚，最后形成的才是新加坡本土的国家认同。相应地，不同的时期也呈现出不同的治理风格与社会发展模式，但是不同时期的新加坡却始终是一个多元族群的社会，这已经成为这个岛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典型标签。
这种多元不仅表现在文化类型的多样性上，而且在更深层次的文化价值主体、坐标和取向等实质性内容方面也同样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和多元色彩。如亨廷顿所言，“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21。
亨廷顿在其引发了普遍争论的“文明冲突论”理论架构中指出，冷战以后的世界充斥着对文化和文明的解读，文化既是一种统一的力量，又是一种分裂的力量。所以，随着人口流动日益频繁以及全球性新一轮民族独立运动浪潮的涌起，与族群密切相关的文化与文明开始成为影响国家统一与族群和谐的重要变量。不过，在当前全球性的相互依赖以及人口流动的大背景下，随着族际通婚和族际文化交流的深入，文化的融合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当然它也并不必然就会成为分裂的变量。
对于新加坡而言，1819年开埠作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将这个原始的土著小岛带入了现代世界体系之中，开始迈入现代社会。而作为一块成功的殖民地和重要的转口贸易港口，它位于东西方交通十字路口的地理位置为其成为多元化的移民社会奠定了重要的客观基础。在莱佛士的规划下，新加坡作为东西方交通枢纽的先天条件逐渐得到开发，并最终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各色人种的相继移入，而殖民者所推行的“分而治之”“无为而治”的治理形式则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各族群之间暂时的和平共处。
1819年1月，新加坡岛上大约有1000个居民，包括900多名南洋群岛的土著居民及几十名华人种植业者22，而到了当年5月，莱佛士在给朋友的信中就已经可以自豪地写道：“我的新殖民地发展迅速，虽然建立还不到四个月，人口就已经超过5000之众，华人占大多数，并且这个数字每天都在增长。”23事实上，根据相关统计，到了1821年时，这个新兴的殖民地才拥有约5000人口，其中马来人约占到60%，华人约20%，武吉士人约10%，此外印度人、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欧亚裔人以及欧洲人等所占比例更小一些。
其中华人大多源自中国华南地区，以祖籍福建的为最多，其次为潮州人、广府人、客家人、海南人等等；马来人大多为来自马来半岛、印尼群岛和周边岛屿的马来人后裔，而其他亚族群的东南亚居民如奥朗人（Orang，马来语“海人”的意思）也已经融入马来族群中；印度人主要是来自印度南部的淡米尔人；欧亚人则主要是早期欧洲殖民者与亚裔人口通婚的混血族群，在当前新加坡人口四大族群中所占的比例最低。
经过近200年的发展，根据2013年新加坡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数据，新加坡总人口为539.92万人，其中新加坡居民人口为384.48万人，华人的比例已经从1990年的77.8%下降到了74.2%，马来人在居民人口中的比例由1990年的14.0%下降到了13.3%，出现增长的是印度族群的人口，由1990年的7.1%上升为9.1%，其他族群人口总比例也上升了两个多百分点。（参见表1.1，1.2）
表1.1 新加坡居民中各族群人口数量（1990-2013）（单位：千人）注：从2003年起的数据，不包含那些离开新加坡连续超过12个月或者更长时间的居民数量。资料来源：新加坡统计局，http：//www.singstat.gov.sg/Publications/publications_and_papers/population_and_population_structure/population2013.pdf.
表1.2 新加坡居民人口族群构成比例（1990-2013）（%）资料来源：新加坡统计局，http：//www.singstat.gov.sg/Publications/publications_and_papers/population_and_population_structure/population2013.pdf.
从上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新加坡的主要族群是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其他族群包括欧亚裔等小规模的族群。自开埠以来近200年的互动交融，使得新加坡逐渐形成了包括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以及其他族群共存、和谐发展的族群关系模式，而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的形成则先后经历了对祖籍国和英殖民政府、日本军国主义、马来西亚等认同对象的认同，直到1965年新马分家独立以后，才建构起基于新加坡本土认同的国家认同体系。总之，“新加坡是个由华族、马来族、印族以及其他族群等多元族群组成的年轻国家。种族关系、族群政治、民族教育、国民意识，都是政府需要努力经营和细心对待的国家课题。经历殖民地、民选政府、自治政府乃至独立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后，上述课题在新加坡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并没有因此而降低”24。
自1965年独立以来，新加坡国家治理层面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如何处理族群关系。新马合并曾经被看作新加坡摆脱殖民统治的终南捷径，但是族群矛盾的不可调和却成为新马分家的导火索。25独立对当时的新加坡来说却并不是最优选择，与其他国家赢得独立后的欢庆场面不同，新加坡的独立不是自愿的，是一个不容选择的选择，可以说，是1964年爆发的两次族群暴乱把飘摇中的新加坡推向了新马分家的风口浪尖。26
为了强化国民对20世纪60年代那个族群关系紧张的时代的认知，也是为了庆祝新加坡建国50周年，作为建国庆祝活动“SG50”的项目之一，新加坡历史大片《1965》在筹备了五年之后，在2014年10月初举行的记者会上揭晓了影片主演，班底主要以新加坡本地演员为主，其中由舞台剧演员林继堂出演李光耀，本地知名女演员白薇秀饰演女主角咖啡店老板娘的女儿周均，身份是第二代华人移民，同时还会有戚玉武、谢宏辉以及少数族群演员卡西姆（Mike Kasem）和赛扎里（Sezairi Sezali）以及来自马来西亚的女星迪娜优素福（Deanna Yusoff）等出演。这部影片以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紧张的族群冲突历史作为故事背景，围绕一名马来男孩发生意外和一名华人女孩失踪这两起互有联系的事件展开，主要讲述混乱时代下小市民的生活故事。这部电影的制作方强调，影片不是一部李光耀的传记片，也不是政治电影或者宣传片，而是希望通过这部影片让观众看得开心，以增进对新加坡族群关系历史的了解，并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和谐族群关系。作为国庆献礼影片，《1965》计划在2015年国庆50周年之前拍摄完成并上映。
在这部历史大片中，李光耀并不是主角，戏份也只有10%左右，但是这并不会影响对他在新加坡建国进程中作用的评价，也不会影响他在新加坡人心中的地位。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纷乱而独立后，李光耀曾说，“新加坡不是自然形成的国家，……英国将其发展成殖民帝国的一个枢纽。（独立使）我们把它继承过来，缺少腹地的它变成了一个没有躯体的心脏”27。虽然当时华人人口在新加坡占到75%左右，但是外部安全环境非常恶劣，顶多算是马来海洋中的一叶华人扁舟而已。加上自1819年开埠以来形成的包括多元族群结构（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欧亚人等）、多样化语言（英语、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等）和多种宗教与文化（佛教、道教、伊斯兰教28、基督教、印度教、锡克教等）并存的社会形态，使新加坡在几乎是被迫地独立后，面临着生存、治理与发展方面的极大考验。历史与现实的原因让独立初期的新加坡充斥着尖锐的族群矛盾，虽在国家强力的制约下暂时不会爆发新的冲突，但是族群冲突的隐忧却并未消除。
在族群与国家关系上，建构还是解构，是新加坡这个多元族群国家的核心关切。29面对独立后国内族群关系的现状，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通过制定多元平等的族群政策和建立完善的相关配套制度等具体的因应措施，以相对平等公平的权力分配，减少了国家与社会资源的内耗，缓和了族群关系，避免了族群冲突的发生，在国家框架下建构起较为系统完善的多层次网络化族群治理模式。这种由国家主导的“多元一体”族群治理模式使新加坡成为东南亚多元族群社会和谐发展的典范。这一成功局面的形成除了得力于政府与政治精英的积极领导，也不能忽视新加坡各族群在“新加坡国家”框架内同心同德、和谐共荣的积极认同。不过，当资源分配与政治参与等关键利益出现冲突时，族群往往又会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在20世纪80年代的几次选举中，族群意识就曾成为反对党动员选民的利器，对族群关系与国家认同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但是由于政府及时跟进政策和改革制度，确保了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稳定、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族群治理的持续，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族群和谐是新加坡人追求的三个目标之一，另外两个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政治的稳定”30。
建国50年来，新加坡族群和谐与社会稳定的成功经验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而对于新加坡本土社会来说，也从未放弃对和谐与稳定的思考。经历过1964年族群暴乱的伊斯兰教事务主管部长雅国博士（Yaacob Ibrahim）指出：“如果在危机发生时相互指责、散播谣言、猜疑或引发紧张情绪，那将给社会带来更大的破坏。所以我们有必要加强人民之间的信任，危机发生了也不会动摇信心。……新加坡社会整体上已经取得了进步，克服之前存在的一些摩擦，但是人们不能满足于现状，因为种族和宗教等分歧一触即发，我们需要继续努力促进社会的凝聚力。”31可以说，新加坡社会一直都在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和谐。李光耀也曾经呼吁：“把一切关于族群仇恨和报复的流言蜚语砸得稀烂，让我们代之以和平和友好的工作而前进吧！”32第二节 从乱到治：风雨之后现彩虹一、“分而治之”下的脆弱
新加坡从开埠之初的小渔村已经发展成一个有着500多万常住人口的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虽然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族群关系也有所不同，或冲突或和谐，整个历史发展进程可以说是有过辉煌，也有过萧条，有过和平与繁荣，也有过陷落与动乱。但是在独立建国以后的50年间，并未发生因族群矛盾而引发的社会动荡，和谐与稳定已经成为这个多元化社会发展的主流，这对于一个异质性极强的多元移民社会是何其地不易。正如李光耀所说，新加坡所取得的这些成绩并不轻松，“我们绝对不能忘记，不论是公共秩序、个人安全或是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与繁荣，都不是从天而降的，这一切都是一个诚实和有效的政府专心致志、孜孜不倦地努力所换来的成果”33。新加坡族群和谐的达致正是历史上族群关系不断地磨合以及吸取族群冲突的血的教训而逐步实现的。
1819年新加坡开埠以后，在殖民地历任总督的励精图治下，新加坡岛借助其有利的地理位置，从不见经传的荒岛到被开发为东西方贸易的重要集散地，成为英帝国治下最主要的转口贸易港之一。世界各地尤其是与新加坡相邻近的地区的移民纷纷涌入，逐渐奠定了新加坡的多元族群社会结构。开埠初期，马来族群人数最多，约占人口总数的60.2%。而中国此时正处在晚清到民国的风雨飘摇中，国内战乱频仍、统治黑暗、天灾等内在的推力以及南洋地区巨大的劳工缺口、贸易与谋生机会较多的巨大拉力，刺激着华人移民南洋的数量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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