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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静言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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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遇见试读：

纪实文学

在这里遇见

余校长住院已经一个星期了，病情基本稳定下来。他是那场大雪的受害者。

那场大雪很意外。它下得太早，刚过霜降，人们还在享受秋带来的快意和凉爽，却与它不期而遇。它下得太大，百年不遇的大雪，压断了不少树木。它下得太奇，雪落到地上就结成了冰，雪停了，地上的冰层厚实坚硬，光滑透亮。路面加上脚窝、车辙，就成了凹凸不平的冰道，寒光逼人，令人难以行走。

下午，余校长拎着皮包去上课。他在毛衣外面套了一件风衣，出门后他才感到穿得太少了。上完两节课，他就匆匆回家。进了门就感觉不太好，有些头晕，他躺下睡了。第二天一早，他住进了医院。

病房里人满为患。走廊上，从这头到那头排了一排病床，有的地方对面还排了一排。

余校长住院时没有床位。医护人员把楼尽头一间储藏室腾出来，放了两张床，做成一间加病房。

这天来了一个危重病人跟余校长住在了一起。

病历卡上写着：王又生，68岁，肺癌。

王又生半靠在病床上，瘦骨嶙峋的身上插满了各种各样的管子，苍白瘦削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嘴巴上戴着呼吸机，双眼闭着。两个儿子和老伴围在床前，他们不停地小声叫着“爸……”“又生……又生……”，没有反应。老伴对着他耳朵大声说：“睁开眼！”病人对这三个字似乎很敏感，或许这三个字刺激了他某根神经，他突然就哑着嗓子变腔变调地说：“张……开……眼！”那“眼”字还上扬加重。老伴儿又说：“睁大眼！”王又生又说一声：“张……大……眼！”“眼”字仍是上扬调。当时，余校长两口子对“张开眼”“张大眼”的说法颇感新鲜，余校长还轻轻地模仿了两声。这个“张”字很少用在这里，一般人也不会这样用。王又生，一个危重病人，却对它如此敏感，或许有着特殊的含义吧。王又生虽会说“张开眼”，可他就是不张眼。别说张开眼，就是抬抬眼皮，他都不。大概，他已经没有了抬起眼皮的力气了。

王又生的老伴儿，神色还算平静。看不出她有过多的紧张和担心。也许，她经历了太多的痛苦和磨砺，那颗心已经变得坚硬。也许，她是个智慧的人。这个时候，需要她的冷静来应对局面。病人安静下来的时候，王又生的老伴儿会坐在余校长床边跟他们闲聊几句。

王又生的两个儿子很腼腆。他们很少说话，不急不躁地照顾着父亲。大儿子站在父亲床边，一刻也不离开。他关注着每一根插管，替父亲抚胸展衣，还时不时俯在父亲耳边说着什么。小儿子靠墙坐着，显得有些疲惫。

半夜里，王又生病情急剧变化。他狂躁不安，四肢乱舞，歇斯底里地叫唤，家里人按都按不住。邻床上的余校长被吓得缩在被子里，身体像筛糠一样颤抖着。医护人员一边把余校长转移出去，一边对王又生实施紧急抢救。天明后，余校长回到了病房。王又生被转移到其他地方治疗去了。

吃过午饭，王又生的老伴儿特意过来与余校长一家叙谈，对昨晚上余校长所受到的惊吓表示歉意。她是一位富态、精明的老太太。一头齐颈白发，烫着整齐的卷，微胖的身躯穿着得体的棉衣，一条红围巾衬着她保养得不错的脸。她也是一位非常健谈的老太太，语调平和，语速适中，言谈举止给人以资深老干部的感觉。同时，她话语中也有不少犀利的个性化语言和对问题独到的见解。

从谈话中得知，王又生退休前是一家疗养院的院长。他工作有能力，有魄力，口碑不错，在职期间身体一向健康，精气神十足。王又生人长得潇洒帅气，一米七八的个头儿，瘦瘦的，身板直直的；方方脸膛，浓眉长眼，梳着背头；经常穿一件深蓝色直领风衣，一派绅士风度。院里职工都叫他“海派院长”。

王又生有一个理想的家庭。自己是院长，妻子是区里的计生干部，还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从部队退役后在区检察院工作，小儿子供职于国营单位。大儿子跟前有一个男孩儿，小儿子生一个女孩儿。孙子孙女齐全，王又生可谓称心如意。王又生虽办了退休手续，但仍旧留在院里做顾问，每月除了退休金之外，还有一笔可观的返聘报酬。再说这顾问顾问，顾着了就问一问，顾不着就不问。没有具体任务，更没有工作压力，要的只是他那张名片。他潇洒而来，洒脱而去，没有什么顾虑和忧愁，真的是工作顺心，家庭美满，其乐融融，虽说不上大富大贵，小日子也算过得舒心称意。

常言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突然有一天，在检察院工作的大儿子，因“执法犯法”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撤销一切行政职务，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入狱服刑。这一消息，犹如当头一棒，一下把王又生打懵了。王又生不再“顾问”单位，他回到家里开始一股脑儿“顾问”儿子的事情。

王又生坚信儿子是被冤枉的。他了解自己的儿子。儿子性格刚直，为人正派，办事公道，秉公执法，原则性很强，谁要找他办点私事，他宁可牺牲个人利益，也决不会徇情枉法。儿子工作作风严谨，踏实肯干，年年被评为优秀政法干部，听说，最近还要提拔到区领导岗位。谁犯错误，大儿子都不会犯，更不会犯“执法犯法”的低级错误。要说儿子有什么让他放心不下的地方，就是儿子太过耿直，太过坚持原则。儿子一直保留着部队雷厉风行的作风，坚守着军人刚直不阿的品质。他曾对儿子说过，地方比不得部队，作风拖沓，关系复杂，为人处事要灵活，要学会变通。可是，儿子大了，有他的信念，他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原则。况且，这一次儿子的问题被处理得这么快，这么突然，前面说着要提拔，后面又说有问题，跟着就判刑入狱，这里面一定有问题。要么是误会，要么是冤假错案，要么就是栽赃陷害。不管什么情况，他都要为儿子奔走，要弄清楚事情的原委，还儿子一个公道。

在寻找证据的过程中，王又生了解到，儿子曾受某当权者之托，去为一个被隔离审查的领导做过一次解释和说明。结果，这件事被同事举报，说他办案中私自接触过当事人，并从中受贿，这对于一名政法干部来说实属执法犯法的行为，因此他被定罪，受到法律制裁。王又生认为：这就是某人设的一个圈套，就是人家挖的一个坑，把儿子推了进去。

王又生一股脑儿扑在儿子的事情上，到处找人了解情况，疏通关系，搜集证据，奔走申诉。

在为儿子洗刷冤情、澄清事实的奔走中，王又生敲响多重门，问询无数人，受了不少白眼，吃了不少苦头。烈日下，寒冬里，他不顾一切地奔走着，寻找着，申诉着。他身心疲惫，心力交瘁。仅仅一年时间，王又生整个人完全变了模样，憔悴消瘦，沉默衰老，再也看不到昔日的绅士风度，再也看不到挺拔潇洒的身影。但是，他有坚定的信念，他坚信事实是不会改变的，法律是公正的。他为信念奔走着。

一年后，儿子已经刑满释放了。王又生的努力却一无所获。

儿子回来了，却没了工作。饭，倒是不缺吃的。住，也不用发愁。只是被记入档案的“服刑释放犯”的身份让全家人吃不消。它就像古代在囚犯脸上烙字，留下永久的黑色印记一样。这黑色烙印就像一块巨石，压在儿子头上，压在全家人心上。它使人抬不起头，出不来气。这黑色印记又像魔影一样，你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并在那里起着无形的作用，让人防不胜防。它直接影响着人的一生。

王又生鼓励儿子，不要放弃，要查个水落石出，不能背一辈子黑锅，要还自己一个清白。他会做儿子的坚强后盾，同儿子一起奔波在取证、申诉的道路上。

正当大家齐心协力，在寻找真相这条充满艰难险阻的道路上前行的时候，王又生被诊断为肺癌，而且已经转移到头部。开始，他不顾病痛，拖着病体同儿子一道并肩走着，他是儿子的勇气和信心。然而，病魔也加速摧残着他的精神和躯体。他一次次地住院治疗。每次昏迷后的抢救中，他喊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张开眼”，再喊就是“张大眼”。这一次是他第三次病危到医院抢救。他已经不能再主动地喊出那句个性化的语言了。王又生病倒了，就像鏖战正酣的战场上，陡然失去了一位最勇猛的斗士，又像大战中失去了司令部，没有了核心力量。

说到这里，王又生老伴儿挺挺腰板儿说：“这个时候，我不能慌乱，我不能沮丧。人总有故去那一天，事实总有澄清那一刻。法律是公正的，相信恶者会得到惩罚，善者会得到褒扬，儿子的案情会得到澄清。老王也许看不到那一天，但我相信那一天不会太遥远。”她平和地讲述着，语气充满了自信，心里充满了阳光。

中午的太阳，透过窗子，照在她的身上、脸上，照在她的白发上，照在她鲜红的围巾上。她“张”着一双很大的眼睛，那里面满是希望的光亮。（二）

床头病历卡换成了：佟一林，男，74，脑梗。

佟师傅拎着塑料袋，身板儿挺直地走进病房。他显得很精神，上身穿一件合体的黑色羽绒服，下身穿一条洗得有些发白的工作裤，朴素整洁，干净利落。随其后进来一位50来岁的女子。那女子蹲在床头柜前帮老人放置洗漱用具，放好后她直起身坐在床边。佟师傅就催促她说：“走吧！这儿没事了。”女的说：“一会儿不是要输液吗？等你输完液，我再走吧。”佟师傅说：“走吧！输液我自己就行，不用在这里看着。”那女的又查看了一遍床上、床头的物品，然后告辞走了。佟师傅半靠在床上等着输液。接下来几天的相处，他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佟师傅原是手表厂的工人，退休十几年了。虽然他已七十多岁，但身板儿依然挺直。他背不驼，腰不弯，说话有中气，走路有力量，让人根本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他是一个生活态度很严谨的人，按时起床，按时休息，到点就活动，定时定量吃饭。从表面上看，看不出他是个病人。住院期间，他不要任何人陪护。挂吊瓶时需要上厕所，他自己举着瓶子就去了；该换药时，他摁响传呼器，招呼护士，他从不麻烦别人。每次他去打开水，总不忘问我们需不需要捎上。每天，他都会同余校长唠嗑，鼓励他树立信心，战胜疾病，注意饮食，适当运动，病一定会好。他也跟我们唠家常，唠他的过去，唠他的孩子们。跟他在一起，我感觉到轻松自在，就像是和自己家人或者老邻居相处一样。偶尔，余校长表现出孩子似的娇嗲，佟师傅就有些不习惯。他就会对着余校长和他媳妇不客气地说：“这个时候，有病的只管作，另一个也就尽量表现。”

佟师傅养育了四个孩子，三女一男。最小的儿子，现在也已经三十多岁了。送他来的是他大女儿。佟师傅的老伴儿去世得早。当时，小儿子只有七八岁，大女儿也只有十四岁。佟师傅一个人含辛茹苦，把四个孩子拉扯长大，培养成人。四个孩子中，除大女儿初中毕业外，其余三个都学业有成，国家分配了工作。小儿子一直上到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银行工作。一个男同志，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四个孩子的生活，还要操心他们的学习。他既当爹，又当娘，付出了比一般人多得多的心血。那个年代，不像现在物质丰富，经济宽裕，需要什么就能买什么。那时，好多吃穿用的东西都需要人工加工缝制，一个男人带四个孩子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偶尔，我会想，佟师傅那时还年轻，老婆走了，怎么没再找一个。有一天闲聊，我说：“佟师傅，你年轻时一人带着孩子，就没想过找个伴儿帮帮你？”佟师傅很果断地说：“没有，压根儿没想过！自己生的孩子自己养，凭什么叫别人来受累？”听他刚板硬正的话，我无语。稍后我又问道：“孩子们长大了，你一个人也没想过？”佟师傅说：“孩子们长大了，我也老了，还想啥。我在家，孩子们啥时候回来，都气气势势的，有了别人，他们回来总会有些不自在。再说，一个人也挺好，不愁吃穿，不缺钱花，想干啥干啥，还想干吗？”他的话掷地有声，有一种令人沉思的厚重。

如今，佟师傅的大女儿已经退休在家，孩子在外地上大学，她已经有时间照顾父亲了。大女儿稳重，贤惠，也最关心父亲。这次住院，就是她硬把父亲送来的。她发现父亲近段时间有些嗜睡，走路也不如以前稳健，就硬拖着父亲来医院检查。经核磁共振发现佟师傅有脑梗，医生建议住院治疗。佟师傅说啥都不住，一是觉得病情不重，没有什么大碍；二是觉得住院不如在家吃药治疗方便，还可以跟老街坊、老哥们儿下棋唠嗑。大女儿没听他的，还是为父亲办理了住院手续，这才住了院。

大女儿每天都按时送来三顿可口饭菜。有时她会给父亲带来两块蒸红薯，用毛巾裹了一层又一层，打开时，热热的红薯还冒着白白的蒸汽。佟师傅的其他几个孩子也不定时来探望。每来一个，佟师傅总是对他说：“上班忙，别来了，我没事儿，挺好的。”

每当佟师傅吃饭的时候，大女儿就坐在床边静静地凝望着父亲。她替父亲捏掉粘在衣服上的细小的纤维或杂物。她那样深情地凝望着父亲，是不是想起小时候父亲拉着他们的手送他们上学，又拉着他们的手接他们回家的情景；是不是想到当他们生病的时候，父亲背着他们往医院奔跑的情景；是不是想到父亲年轻时，充满活力和朝气的面容……如今，父亲已是白发苍苍。父亲的白发啊，蓄满了岁月的沧桑，饱含着对儿女们的深情！

礼拜天到了，姐弟几个会一起带着孩子过来。这时候，病房里就会一扫惯有的肃静和凝重，而变得格外热闹，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小孩子们滚一床，像雀儿一样嬉闹，或相互说着悄悄话。大孩子们围着佟师傅站一圈，或嘘寒问暖，或相互告知自己的所见所闻。那种温馨、和谐、亲切的气氛，感染着周围的人们。

每逢这时，佟师傅总是平静而慈祥地望着他的儿孙们。他心里泛起的或许是欣慰，或许是幸福，或许是怜爱，或许是希冀，或许是对亡妻的告慰。但是，这一切都蕴藏在平和之中，他有着坚毅的男子汉情怀，不轻易表露情感。每逢这时，余校长两口子也特别开心。他们被这一家人的幸福、快乐感染，也分享着他们的幸福和快乐。

看罢父亲，他们姐弟几个相约到其中一家去吃饭。

一个星期后，佟师傅出院回家了。我常常想起他。（三）

医护人员刚刚换好被罩、床单，一位护士小姑娘就领进来一个矮小、黑瘦的老头儿。他看上去年纪很大了，腰弯着，腿曲着，头上戴一顶棉军帽。帽子显然有些大，遮盖了他的眉眼，使他的脸更显瘦小、黢黑。老头儿左手拎着一个袋子，右手拿着一个铝制饭盒。护士指着床告诉他说：“这就是你的床位，加2号，你躺下吧。有什么事情，就按这个。”护士指着传呼器开关告诉老人。说完，护士飘然而去。

吃晚饭的时候，老头儿从塑料袋里摸出一袋牛奶，又拿出两个包子吃了起来。看来没有人给他送饭，他也不会再去买饭。余校长媳妇觉得那样吃太凉，想给他带碗稀饭，就对老人说：“我去买饭，给你带一碗稀饭吧？”老人说：“不用，儿子一会儿就来了。”

午夜时分，病区里一片静寂，人们早已停下了忙碌的脚步。安静的夜晚替代了紧张的白昼。随着深夜来临，一切都松弛下来。病房里的灯大都熄了，只有少数房间里有亮光。走廊上的夜灯发出黄黄的光，像蒙胧的眼睛。护士站里，两个值班护士坐在电脑前，还在忙碌着。

加病房里，余校长的床头灯开着，输液瓶里的液体还在滴着。他一天要输四次。余校长媳妇坐在凳子上，两肘撑在床上，盯着输液瓶，瓶里的药快完了，她想等滴完了就到护士站叫护士来拔针，不再按传呼器，夜深人静时，铃声吵人。她刚才到走廊站了一会儿，长长的廊道静悄悄的，两个护士很专注地工作着，她们显得很精神。看到那景象，她联想到边防哨卡。护士站就是小小的哨所，护士就是哨兵。边防哨兵守护着边疆，医护人员守护着病房；边防哨兵保卫着人民的安全，医护人员守护着病人的安危。战士很英勇，责任很重大；医护人员也很伟大，任务也很艰巨。她们更直接地守护着一个个生命，助力他们的健康。说她们是白衣天使，再恰当不过了。

病房门被推开，余校长媳妇以为护士来了。她抬头一看，吃了一惊。门口进来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子。他身材高大、笔直，梳着亮亮的大背头，上身穿一件短小的黑色皮夹克，两手插在衣兜里，下身穿一条长长的牛仔裤，脚穿一双锃亮的棕色皮鞋。大半夜的，看到这装束没有感到漂亮和帅气，倒是多了几分痞气。余校长媳妇心里咯噔一下，顿时有些紧张，她站了起来。那男子站在老头儿床前，看了看，没有说话，脱掉皮夹克，盖在身上，连鞋子都没脱，就半靠着床头躺下了。想必他就是老头儿说的儿子吧。余校长媳妇把心放下了。夜里一点多钟，护士来拔了针。余校长媳妇裹着大衣躺在窗户下的折叠床上，半睡半醒地迷糊着。天刚蒙蒙亮，那个男子起身走了。他没等到老人起床，也没跟老人打声招呼，径直地走了。

早餐时，老头儿依旧是一袋牛奶，一块剩饼。上午输完液已经过了12点，一直没看见老头儿吃午饭。下午，老头儿静静地坐一会儿，躺下睡一会儿。他不和人讲话，也不到室外走动，除了坐就是睡，除了睡就是坐。有人跟他说话，他也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偶尔答一句，也听不清他说的什么。他已是一个垂暮老人了。

下午6时许，天已经黑了。一个40岁左右、个子高挑的女子走了进来。她说，她是老头儿的女儿，小名叫兰兰。

兰兰礼貌地跟余校长一家人打过招呼后，就照顾父亲吃饭。兰兰给父亲带来了一碗馄饨，两个烧饼。老人吃着饭，兰兰开始整理他的东西。兰兰问道：“给你买的一箱牛奶呢？”老头儿说：“喝完了。”兰兰说：“不可能。一箱奶20多袋儿，两天你一个人就喝完了？是不是又给你儿子拎回去了？”老头儿回应说：“没有给，就是我喝完了。”兰兰嘟囔道：“真是无聊。50岁的人了，整天游来荡去不干活儿。老爸住院，自己一点吃的不买，还跟着蹭人家的。”没有回声，只听到塑料袋沙沙地响。一会儿兰兰又问道：“我哥昨天晚上来了没有？”老头儿回答道：“来了，早上起来才走的。”兰兰又问道：“给你买饭了吗？”老头儿随口答道：“买了。”显然，老头儿在女儿面前说了谎。

过了一会儿，老头儿吃完饭，兰兰洗碗回来刚坐下，老头儿就对兰兰说道：“医院让交钱呢。”兰兰问道：“交什么钱？”“交医药费。药费不够了，不交就停药了。”兰兰说：“你让你儿子给你交吧，我已经给你交了一次了。”老头儿说：“他哪有钱？两口子都下岗了，又没有工作。”兰兰说：“你的钱呢？你的退休金呢？你摆地摊儿挣的钱呢？冬天里那么冷，你都不舍得歇着，照样出来摆地摊儿挣钱。钱都哪儿去了？都给了你儿子！现在住院了，来管我要钱。”老头儿辩解说：“那才几个钱，月月都花完了，一家几口人总得吃饭吧！”兰兰的情绪有点激动了，重重地说道：“谁家不吃饭，不用钱，都靠老爸吗？别说了，反正我不会给你交钱！”老头不知嘟囔了些什么，就不再有说话的声音。

晚上睡觉时，兰兰斜歪在床边凑合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兰兰买来一碗稀饭和几个包子，放下就走了。

住院期间，老头儿从来没有到食堂买过一次饭菜。兰兰来带了饭，他就吃新鲜的，其他时候他就在病房里吃上一顿剩下的凉馒头或是包子，就着喝一袋奶或者白开水。

老头儿病床头的卡片上写着：王仁，80岁。

王仁是个有故事的人。

王仁年轻的时候，找了一个漂亮风流的媳妇，就是兰兰的妈妈。兰兰妈妈当时是玻璃厂的一位医生。她有文化，有气质，人长得又漂亮。生活中，她也讲究一点小情调。她想夫妻俩能够一起去看电影，能一起逛逛商场，偶尔进进舞厅。王仁是农民出身的工人，他不识几个大字，生活简单粗陋，也不太讲究卫生。早上起来，他经常是不洗手，不洗脸，不刷牙，先吃饭；晚上，也经常是不洗脸、不刷牙、不洗脚就睡觉。一个礼拜他也不想洗一次澡，换一次衣服。为此，兰兰妈没少说他，也没少跟他生气。可是，王仁习惯了粗糙简单的生活，面对兰兰妈的说教，他非但不改，反而说妻子瞎讲究，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兰兰妈觉得和他在一起生活，简单乏味，缺少情趣，简直就是活受罪。

王仁和兰兰妈的婚姻本来就有些扭曲。它不是爱情的产物，而是政治因素影响下的畸形之果。兰兰妈家庭成分高，她一心想找个成分低的对象。那样，头顶上就有了红色光环，不但自己能够改变被区别对待的待遇，而且，将来孩子们也不会受到歧视，受到影响。在这种思想支配下，经人介绍，她就嫁给了贫农出身的工人王仁。婚后，她才意识到日子是如此不和谐，不称心。而且，随着社会发展变化，成分论也在慢慢淡化。两人的生活追求差距就愈来愈大，矛盾也日益尖锐。两个人一直别别扭扭地生活着。那个时代的女人对婚姻还有着浓重的传统观念，“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意识还很深很牢。人们把离婚看得很邪恶，总觉得那是很丢人、很不道德的事情，甚至把它跟作风败坏联想到一起。一个人的婚姻生活再怎么不幸，再怎么不和谐，也不敢轻易地想到离婚，只是一味地忍耐，一味地将就。但是，一切忍耐都是有限度的。

终于，在兰兰10岁的时候，王仁夫妇离婚了。离婚后，儿子跟了父亲生活，女儿则跟着母亲。原来一家人居住的厂里分配的一套40平方米的家属房归兰兰和妈妈居住。父亲和儿子则被另分配一套小房子安家。

离了婚，兰兰妈像脱笼的鸟儿，从里到外都轻松了。她可以再次飞翔了。过了一段时间，妈妈就带着兰兰另嫁他人，组成了新的家庭。新丈夫是一位技术人员，因曾经被划为“右派”而一直没有结婚。新丈夫思想开放，性格直爽，善于接受新事物。日常生活中，他不仅生活细致，讲究卫生，而且追求有品位的精神生活。琴棋书画，吹拉弹唱，他都能拿得起来；业余时间喜欢旅游，喜欢摄影，这些正符合兰兰妈的性情。两人旅游、跳舞，出双入对，很是亲密，日子过得幸福快乐。兰兰妈的浪漫情结得到了充分响应，她人也显得更年轻，更漂亮，更有风韵。

后爸对兰兰非常好，爱护有加，胜过亲生。不明就里的人，都说兰兰长得真像他，在别人眼中，那就是一个正宗亲爸。兰兰在这个幸福的家庭里生活、成长。她上了学，被分配了工作。后来，她找了个大学生对象成了家，也有了自己的儿子。一家三口，小日子过得幸福愉快。兰兰一家和妈妈、后爸的关系极为亲密融洽。节假日，大家常常一起外出旅游，游山玩水，赏美景，品美食，令人羡慕。随着住房改革，房屋产权归个人所有，兰兰妈原来40平的老房子，也换成了90平方米的新房子。妈妈老了，兰兰帮妈妈装修了新房子。

王仁带着儿子，在平常的日子中一天天过着。日子苦也好，甜也罢，孩子总是一天天在长大。王仁早早地退了休，让儿子接了班。儿子成了一名国有企业的正式工人。儿子结婚生子，王仁帮他在市中心买了一套房子。房子虽然不大，一家三口总算有了自己的小窝，日子过得也不错。后来，王仁原先住的老房子拆迁，王仁拿着赔偿款在城边上买了一套100平方米的三居室。王仁住着三居室的房子，生活上有退休金做保障，日子过得也不错。就这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几家人虽有血缘，却无亲情，互不相干，各自生活着。

后来，王仁的儿子、儿媳双双下岗，生活也跟着起了变化。一下岗，儿子儿媳就搬过来和王仁住在了一起，理由是孩子大了，要有自己的空间，同时，美其名曰是来照顾上了年纪的老爸。两个人住在老爸处，却不交生活费，一切生活费用，全靠王仁的退休金支付。王仁退休早，退休工资不高，支付一家四口人的生活费用显得紧巴巴的。为生活过得宽裕一些，王仁就开始摆地摊儿。王仁弄来一些清仓杂货，每天早晚两出摊。即使寒冷的冬天，他也会出去摆上几个小时。王仁的儿子儿媳一对年轻力壮的人，却是有些好吃懒做，脏活儿累活儿不愿干，工钱少了不愿干。干净的、工资高的活儿，又要有技术。他俩不爱学习，又没有技术，总也找不到满意的工作。没有工作就待在家里。闲来无聊，他们摸麻将，打扑克，上街游逛，生活上死靠着老爷子来支撑，用时髦话说就叫啃老族吧。

不久前，兰兰的后爸去世了。兰兰和丈夫帮妈妈给后爸处理了后事。妈妈一个人，既忧伤又孤独。兰兰就把妈妈接到自己家同住。住了一段时间，妈妈执意回了自己家。兰兰妈一个人住在家里，到处都是丈夫的影子，到处都是往日的时光。她思念丈夫，留恋过往的光阴，她习惯了有他的生活，接受不了一个人孤独寂寞的现状。她忧思过度，以至于精神恍惚，思维混乱。有一次她到超市买东西，提着一兜物品没结账就往外走，工作人员拦住她，她才猛然清醒过来，一番解释，一番赔礼道歉，事情才算了结。之后，她为自己联系了一家养老院。兰兰知道了，百般劝阻，但是，妈妈主意已定，兰兰拗她不过，只好把妈妈送了过去。

母亲这边刚走，父亲王仁脚跟脚就来了。兰兰很惊讶，30年从不来往的父亲竟找上门来，来干什么？来安慰她？来对妈妈的处境表示同情？都不是。他来索要钥匙，他要住到妈妈的房子里。他的理由是，这房子最早是玻璃厂分配给他们夫妻俩的，虽然换成了新房，但仍有他的份儿，他有居住权。还说装修的时候，他给过兰兰妈妈一万块钱。兰兰被他气晕了，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父亲！兰兰给妈妈打电话，妈妈在电话里大骂王仁无赖，而且坚决不同意他的无理要求。王仁的梦没有做成。

没过多久，王仁就因脑血栓住院了。兰兰的姑姑找到兰兰，要她到医院陪护父亲。兰兰哭了，她对姑姑说：“姑姑，你看看我们家，一家子人要吃饭，我公公、婆婆身体不好，躺在床上需要我来照顾，我爱人这些天又有事不能回家，我哪有时间整天待在医院里陪护他？”兰兰边哭诉，边思忖：哥哥嫂子整天闲着不上班，为什么不去医院陪护，偏来找我？30年了没有理过我，没有看过我，现在有病了想起我来了。

他们的确是30年没有来往。他们爷俩，她们母女俩，各过各的日子，各走各的路，互不理睬，互不干涉，形同陌路。儿子结婚没叫母亲，女儿结婚没叫父亲；添了孙子，不告知奶奶，添了外孙不告知外公。这叫什么一家人？兰兰想以前，又想到现在，她愈想愈伤心，眼泪又来了。她哭着说：“姑姑，30年了。你问问我爸，他给过我一分钱吗？他来看过我一次吗？他问过我一声吗？他还知道有我这个闺女吗？现在有病了，来找我了，说我是他的闺女了。别说没时间，就是有时间，我也不去！”姑姑知道兰兰有气，说的也是气话，就好说歹说地劝解。兰兰看在姑姑一大把年纪的份上，也想到那毕竟是自己的父亲，他也真的是老了，没再拒绝。最终，在姑姑的调解下做出决定：白天不留人，由王仁自己照顾自己，晚上兄妹俩一人一晚上来医院陪伴父亲。

这一决定是错是对，是妥当还是有欠缺，姑且不说，反正老头儿的一日三餐没人照顾。住院期间，轮到兰兰那一晚，老头有晚饭和早饭，其他时间就是牛奶、剩馍、开水。打针，换药，多由别人帮忙。人到了晚年，需要人照顾的时候，最常见的方式就是——轮流。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有病住院，都离不开轮流。

明天，王仁就该出院了。今天晚上轮到兰兰陪护。天亮了，兰兰给王仁买了早饭。她端着饭走进病房，放下正要转身出去，她的哥哥已堵在病房门口。哥哥指着兰兰说：“老爷子今天出院，接到你家去住。”兰兰怔怔地站了一会儿，说道：“我家哪有地方？我公婆都住在那儿，就那三间房，怎么能住得下？”哥哥说：“那你就看着老爷子住在城边儿的屋子里，冬天没有暖气，被活活冻死吗？这种脑血管病最怕冷。”兰兰说：“反正我们家没地方住。”哥哥又说道：“你家没地方，那你就把妈的房门打开，让老爸住在那里！”兰兰明白了，原来他们在这儿等着她。兰兰说：“钥匙妈拿走了，你们去妈那里要吧！”哥哥怒气冲冲地指着兰兰说：“你撒谎！今天，你接也得接，不接也得接！反正就住你家，住定了！”听到这里，兰兰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

其时，兰兰的心就像开水锅里的蚕茧，上下翻腾，丝丝缕缕，乱七八糟，无头无续。兰兰的丈夫是厂里的基建科科长，因为经济问题，正在接受隔离审查。兰兰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心都要裂开了。这种事情，说也说不得，问也问不得。公婆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还得瞒着他们实情。妈妈又不在身边，即使在，兰兰也不想让她多操心，毕竟是70多岁的人了。此时，她多么希望有人帮她一把，给她支个招，给她点个道，帮她熬过这一关。即便不能支招点道，哪怕是说一句宽解的话，哪怕是陪她默默坐一会儿，她都会得到宽慰，感到温暖，也会增加一点底气和信心。可是没有，只有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承受着痛苦和煎熬。而作为自己最亲近的人——父亲、哥哥，非但不能为她排忧解难，还在这当口威逼要房，他们还有一点人性吗？还有一点良心吗？兰兰气恼极了，一股怒火直冲脑门，她哭着喊道：“你们不讲理！你们都是强盗！30年了，你们都是怎么住的？现在看我妈不在家，你们就要抢占她的房子。看我遇到难处，不但不救我，还来威逼我，欺负我！还是人吗？”此言一出，非但没博得哥哥的同情，反而遭到哥哥更凶恶的辱骂。哥哥火冒三丈，怒不可遏。他涨红着脸，气势汹汹地指着兰兰的鼻子骂道：“小娼妇，谁不讲理？房子本来就是我爸的！你想霸占，没那么便宜！”一边说着，一边挥舞着拳头向兰兰扑过去。

吵闹声引来不少看客，更引起多数病人不满，医护人员也过来了几个。看到这架势，即将发生肢体冲突，围观的人有的在拨打110，有的在呵斥，有的在规劝，有的在拉人。正在一片混乱之时，一个沙哑的嗓音传来：“我就要住你们家！你不开门，我就坐在你家门口！”这个时候，王仁越发来劲，他坐在病床上，大声地叫喊着。这叫喊声，刹那间转移了人们的视线。人们似乎才想起，主角儿原来在这里。人们循着喊声往病房里张望。就在这时，有人提醒兰兰：快走！

兰兰迅速地离开了。（四）

今天又住进一个新病友。

新病友叫汪虎林，60来岁，是一个刚刚办了退休手续的武装部长。他出生在黑龙江虎林，祖籍河南洛阳。他早年在洛阳当兵，退役后留在洛阳，并安家落户。王虎林身体结实，胖而不臃肿，面貌看上去挺年轻的，红红的脸膛，浓浓的眉毛，挺敦实的一个人。若从表面上看，似乎看不出他患病。他自己感觉头晕，有时会觉得天旋地转，曾有两次晕倒在地，视力也有些模糊不清。经检查，是脑血栓所致，他就住院接受治疗。

汪虎林没有家人陪护。他的老婆来过两次，每次都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坐也不坐，站着说几句话，问候几句转身就走了。她似乎在忙着什么要紧的事情。她说话高音大嗓，给人一种大大咧咧、风风火火、泼泼辣辣的感觉。同时，旁人也感觉到她是一个古道热肠的人。

患脑血管疾病的病人住院治疗，医院要求有人陪护。虽然有的病人生活完全能够自理，但是没有陪护的确有诸多的不方便。

一天，汪虎林打点滴时想上厕所。他伸手摘取药瓶，顺利地摘下一个，再去摘另一个就无法摘下，因为手已经被占住了，一只手同时握不下两个瓶子。即便摘得下来，到了厕所，再把两个同时挂在一个钩子上，没人帮忙也是困难。余校长老伴儿看在眼里，急忙站起来，一边帮着摘下药瓶，一边对汪虎林说：“老弟，别不好意思。医院是特殊环境，我帮你举着，把它挂在厕所里边。你方便你的，我站在外面，我不看，你也别紧张。等方便完了，我再帮你把药瓶拿出来挂上。”汪虎林有些窘迫，有些难为情，更多的是感激，他连声说：“好，好，好。”有了第一次之后，第二次、第三次余校长老伴儿再去帮他，汪虎林就自然多了。

有一天将近中午的时候，来了一对年轻漂亮的小夫妻。男的白净文雅，大眼直鼻，中等个子，看起来青春阳光。女的高挑妩媚，五官精致，靓丽灵秀。女的抱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小女孩。进得门来，那男青年一边叫着爸一边急急地奔向汪虎林，然后站在汪虎林面前急切地问：“你现在感觉怎样？检查结果什么样？用的什么药？”显然，这是汪虎林的儿子。之前他好像根本不知道父亲病了，猛地看到父亲躺在病床上挂着吊瓶，就有些激动，眼睛也潮潮的。汪虎林凝重地看着儿子，认真地盯了一会儿，似乎好久没见似的，接着他安慰儿子道：“没事儿，甭害怕，就是觉得有点儿头晕，医生让打两天针，输输液就好了。”

那位漂亮女士，一直站在床头，抱着孩子，哄逗着孩子玩，既没有叫爸，也没有问询。这时，吊瓶里的药滴完了，儿子叫护士拔了针。汪虎林下了床，走到漂亮女士面前。他笑着伸出双手对漂亮女士怀里的小女孩说：“来宝宝，让爷爷抱抱。”小女孩怔怔地看着汪虎林，好一会儿，一扭头趴在了妈妈肩上。汪虎林苦笑了一下，尴尬地缩回了双手。儿子在一旁忙说：“她这两天有点儿不舒服，闹人。除了她妈，谁都不让抱。”漂亮女士瞟了一眼男的，似乎有些嗔怪。汪虎林转身指着余校长老伴儿对儿子说：“这就是你那个阿姨。”又指着余校长说：“这是你余伯伯，师专的教授。”小伙子赶忙过来，握住余校长老伴儿的手，亲热地对着老两口说：“阿姨，伯伯，你们好！我爸在电话里都告诉我了，说你们帮了不少忙，真的很感谢。今天中午，咱们一起出去吃顿饭，不在医院里吃了，好吧？”那位漂亮女士也过来热情地邀请，她让小女孩叫爷爷、奶奶。小女孩儿甜甜地叫了一声“奶奶”，又叫了一声“爷爷”，引来了满屋子欢笑声。余校长老伴儿谢绝了小伙子的盛情。过了一会儿，小夫妻离开了病房。汪虎林送他们到门口。

余校长老伴儿对着汪虎林夸赞了他的两个孩子，接着问汪虎林道：“老弟，是不是因为你工作忙，整天老不在家，顾不上抱孙女，所以孩子跟你生疏？”汪虎林叹了一口气说：“不是忙，是一年多没有见着，不认识我了。”汪虎林的语气里，有些忧伤，有些无奈，也有些怨气。正说着话，只听一声清脆的喊声，“爸。”随着叫声，一位30来岁，衣着朴实、端庄大方、容貌秀丽的女子走到了余校长床前。叫过余校长老伴儿“妈妈”之后，她就坐在爸爸床头，亲切地问爸爸感觉怎么样了，还需要什么东西。她一边说一边从手提袋里拿出一张写了地址，姓氏和联系电话的纸条说：“我打听到一位老中医治疗脑血管病特别有效。出院后，咱也去看看。这是地址和联系电话，你们也可以联系一下，问问情况。”爸爸一个劲儿说：“好，好。”说了一会儿话，女儿拿出来一沓钱给爸爸。余校长老伴儿忙说用不着钱，别留了。女儿把钱放在爸爸枕头下，抬腕看看表说该走了，下午还要上班。余校长老伴儿去送女孩儿。走到门口女孩儿又回头嘱咐说：“爸，别着急，有事打电话。”这边汪虎林就问余校长：“这是你闺女？”校长很得意地说：“闺女在北京，这是儿媳妇。”汪虎林颇有感触地连声说道“真好！真好！”

汪虎林也有一双儿女，大的是女儿，叫汪一冰；老二就是刚才来的儿子。

汪一冰夫妇都在乡办企业上班，收入不高，经济生活不是很富裕。更令人揪心的是，他们夫妇俩有一个智障女儿，已经三岁了，还步履蹒跚，走路不稳，说话也说不清楚，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离不开大人照料。小孩奶奶家又不在本地，照顾孩子的任务自然就落在汪虎林老伴儿身上。汪一冰是个懂事的孩子，她觉得是自己连累了母亲，但也实在没有办法。好歹母亲身体还好，就帮她带着。汪一冰用勤快来弥补对母亲的歉疚。下班回到家，她就忙里忙外地干家务。礼拜天，她和丈夫回来，先把家里里外外收拾停当，然后把孩子带出去，让爸妈清闲一天。一冰的母亲是个农民，有些思想和认识是非常传统的。她觉得女儿应该再要一个孩子，就三番五次给一冰做工作。一冰本来是不想再要了，但禁不住母亲苦口婆心地劝导，也考虑到智障女儿将来能有个亲近的人做个伴儿，就又生了一个男孩。小男孩儿倒是健康活泼，结实可爱。

一冰的母亲又是个爱管闲事、爱跑动的人，街坊邻里不管谁家有事，她都要跑前跑后去帮忙。在村子里，她还管着计划生育和养老院几个孤寡老人的生活。原来照顾一个孩子还凑合，要是两个都交给她，那就有些困难了。一冰就跟爸爸商量，说为了照顾孩子，她想辞了工作，不上班了。汪虎林考虑再三，与其让女儿辞了工作，不如自己退居二线。反正也快退休了，单位也有优惠政策，退居二线可以不坐班，工资照领，到涨工资时也不耽误。他就跟一冰说：“现在先将就着，不要提辞工作的事情，现在找一份工作很不容易，等到你该上班了再说。”

小外孙半岁的时候，汪虎林的儿媳妇生了一个女儿。儿子来接妈妈去侍候媳妇坐月子，当婆婆的绝不会推辞，况且这是自己的亲孙女儿，做奶奶的巴不得早点儿去呢。妈妈一走，家里只剩下一冰自己照顾两个孩子，况且，一冰也到了该上班的时间。也就在这个时候，汪虎林离开工作岗位，退居了二线。汪虎林做这件事，事先没有告诉任何人。直到他办完一切交接手续，回到家，家里人才知道。汪一冰说：“爸，你是为了我才这样做的吧？大可不必，老大可以送她奶奶家，我和她爸已经商量好了，小的可以送托儿所，这样大家都解放了。”汪虎林说：“我该退休了，让让位置是对的。再说，你弟弟又添个小人儿也是需要人照看的。我退居二线在家时间多了，可以帮你们照看一下孩子。你就不要把老大送她奶奶家了，孩子在这儿习惯了。”

这种看似很自然、很合情理的决定，却在另一个地方悄悄地起着负面作用。儿媳妇觉得公公、婆婆太偏爱女儿，不仅平时照顾有加，而且为了女儿不惜提前退居二线。况且，这么大的事情都不跟他们商量一下，连个招呼都不打，老两口心里还有没有这个儿子和媳妇？！儿媳妇对丈夫叨叨，说公公婆婆瞧不起她，没把她当作家里人，老两口心里只有女儿。汪虎林儿子虽然嘴里不说，心里也有些类似的想法。有了这些想法，夫妻俩对二老就心生隔膜。

汪虎林的儿子、媳妇都在政府部门工作，是国家公务员，工作环境好，社会地位高，收入也不错，本来就有些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汪虎林在职时是武装部长，不管大小总算是个带“长”的，儿媳妇觉得面子上还说得过去，人前人后也不避讳谈及家庭。这一退居二线，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什么也不是了，儿媳妇就觉得低人一等，不如同事们家庭条件好，不好意思在人前再提及婆家。这种想法，只能在她心里窝着，说不出口也就变成怨气。其实，她娘家就是普通老百姓，可她偏有社会地位高低的思想。

想当初小夫妻俩刚结婚那会儿，每到星期天，二人都会衣着光鲜地携手回到家中。他们在家里待上半天，跟爸妈唠唠嗑，说说话，到街上走一走，招摇一下。汪虎林虽有些看不惯他们的张扬，但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个不爱时尚，不爱打扮的。中午，汪虎林做一桌子菜，一家人杯盏交错，也算快乐。自从汪一冰有了孩子之后，小两口就只逢年过节才回来，平时就很少回来。个中原因只有他们自己明白。父母对这种变化看在眼里，当委婉地问及儿子礼拜天怎么不回来，儿子、媳妇都委婉地回答：太忙。

孙女满月了，回来办满月酒。正好那天汪一冰的集资房要交最后一次房款。一冰现钱不凑手，汪虎林就给女儿添了一部分。汪一冰给爸打了借条，保证很快把钱还上。这件事儿子本来不知道，但汪一冰觉得应该告诉弟弟，尤其是今天全家人都在，假若弟弟、弟媳知道了，跟爸妈生气就不好了，更何况自己是打了借条的。汪一冰就对弟弟说了此事，并让弟弟看了借条。弟弟知道了，弟媳也就知道了，知道后心里就更不是滋味了。她想：姐姐全家人不仅吃住在这里，孩子养在这里，而且连爸妈的钱也都是他们的。尽管打了借条，谁知道是借还是给，以后还不还谁知道。再说了，给姐姐贴钱，爸爸还偷偷摸摸地背着他们，要不是姐姐自己说出来，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她觉得这个家就是大姑姐的家，公婆就是大姑姐一个人的父母。儿子在这个家里就是一个屁，至于她这个儿媳妇，更是连屁都不如。她再也容忍不下去了，抱起孩子就走了。尽管酒席还没有散场，尽管爷爷还没有顾上好好看看、亲亲孙女儿，她就不管不顾地抱着孩子走了，一走就不再回来。

半年后，在多方努力下，儿子媳妇总算带着孙女回来了。孙女在家待了半天，汪虎林抱着孙女就没离手。临走时，汪虎林给了孙女一万块钱，作为爷爷的见面补偿。这次走了以后，儿子媳妇就再也没有带孩子回来过，就连过年都没有回来。直到现在汪虎林有病住院，小两口才带着孩子过来。屈指算来，已经过去一年半了，这就是孩子不认识爷爷，不让爷爷抱的原因。

汪虎林说：“过年没回来，我是真生气。生儿子的气，太不懂事。平时不回来也就算了，过年也不回来，这算什么？”汪虎林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接着又说道：“一个春节我都没有出大门，觉得见人没法说话。别人家过年一家人团聚，天南海北的都往家跑，我的儿子孙女在眼皮底下都不回来，叫人怎么说呀！”余校长老伴儿说：“也许孩子们忙，也许出去旅游了。现在的年轻人跟咱们不一样，过年不会总待在家里。”汪虎林一脸苦笑地说道：“有时，晚上躺下睡不着，我就在想，我什么地方做错了，我究竟错在哪里。是我偏爱女儿？不是吧。儿子结婚时就在市区给他们买了房子，女儿结婚早，买房还在他们之后。说是闺女的孩子在我家，她不放在我这里放哪儿去？孩子本身有病就够可怜的，做父母的再不帮着照看，叫孩子怎么办？说到退居二线，那是我自己的事情，跟孩子们谁都没有关系。你看看，现在基层领导岗位上有几个老家伙，不都是年轻人？你说，我错在哪里？”余校长夫妻俩静静地听他诉说。停了一会儿他又说道：“有时，我是真想年轻时的部队生活。大家年轻力壮，一人吃饱一家不饥，无忧无虑，啥也不想，一群年轻人在一起，那真是自在。”余校长接话说：“是，年轻就是好，最起码身体好，经得起折腾。不过，人总要老，哪能光年轻。再就是，大人，没有对不起孩子的，有的是缺乏沟通，缺乏应有的了解，就会产生误解，矛盾也就出来了。有机会你跟孩子们坐下来慢慢地说一说，说透就好了。你当武装部长，这点小事还能解决不了？”汪虎林说：“是。其实，我挺想孙女的。好多次都想着去看看孩子，可是自己又放不下架子，咽不下那口气。就想着我是长辈，没什么对不起他们的，他们不来看我，我还去看他们？”说着这话，汪虎林脸上似乎平和了许多。我想：这平和是一种释放，是一种轻松。他能说出心里话，就是释放，就会感到轻松。当然，这释放和轻松主要来自今天儿子一家人的看望。他见到了儿子媳妇，见到了孙女儿，他心里的那堵墙倒塌了，心气通畅了。他之所以说那么多的话，正是因为心畅了，气顺了，才说得出来。如果，那堵墙还堵在心里，他是说不出话来的。家庭的隔膜，不仅是吵闹、埋怨，还有不理不睬和赌气，它们都是杀人的刀。中医讲“痛则不通，通则不痛”，一切郁闷憋在心里，久之就憋出毛病来。生活中，有矛盾是正常的，只是要及时解结释怀，不要以积郁成疾为代价。人生在世不容易，生命就那几十年，应该珍惜。但愿，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从此他们一家人冰释前嫌，结束冷战，迎来温暖的春天。（五）

汪虎林出院后又住进来一个病人，陪护他的是他的老伴儿，一个胖胖的老婆儿。

晚上休息，胖老婆儿在病房走道上，放一张窄窄的折叠床。余校长老伴儿就躺在校长脚那头儿。这是牡丹飘香的季节，不热也不冷。只要病人睡得舒服，陪护人怎么将就都好说。胖老婆儿让余校长老伴儿跟她一起睡，余校长老伴儿谢绝了。白天，立立站站，跑跑颠颠，忙乎一天；晚上躺下，身体放松了，精神却放松不下来。余校长老伴儿邀请胖老婆儿道：“嫂子，讲个笑话吧，大家听听解解闷儿。”胖老婆儿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顺口就来了一段：“太阳出来照一照，儿子娶个媳妇，爹要要。有心给他吧，舍不得；不给吧，又落个忤逆不孝。想一想，还是给他吧，爹就这一个，媳妇还可以再去找！”这边讲着，那边余校长已经笑得呱呱的。胖老婆儿看大家高兴，也就来了劲儿，接着又讲了一个笑话：说是有一户人家，家里有两个儿媳妇。老二媳妇精明，老大媳妇憨厚。有一天，老二媳妇给公爹端饭。快走到了，她却要放屁，又不敢直接放出来，怕出了声儿老公公骂她，只好一点一点往外挤，这一挤不要紧，走路也就一扭一扭的，并且扭一步吱一声，扭一步吱一声，一直“吱扭”到公爹跟前，直羞得老二媳妇满脸通红。出乎意料，公爹却高兴得不得了，夸奖说这媳妇真好，端个饭还扭着唱哩。末了公爹还给老二媳妇扯了一件上衣布料作为奖励。老大媳妇看到老二家的得到了公爹的奖赏，就问怎么得到的。老二媳妇告诉老大媳妇，说给公爹端饭时放了一个屁。老大媳妇就效仿老二媳妇，也去给公爹端饭。她故意憋着个屁，到了公爹面前，一手递着饭碗，一边使劲放了个响屁。公爹脱口骂道：“没出息的东西。搁那儿吧！以后别再给我端饭。”老大媳妇不仅没有得到奖赏，反被骂了个狗血喷头。她心里着实委屈，就找到老二媳妇抱怨公爹偏心。老二媳妇说：“俺放的是‘吱扭’屁，你放的是什么屁？”

笑话讲完了，余校长夫妇已经笑得床都咯吱咯吱乱响起来。

自从余校长患病以来，他们就没有这么开怀大笑过，这会儿直笑得五脏六腑都动了起来。胖老婆儿还谦虚地说道：“你们都是文化人。我不识字，净是瞎编的，你们别见笑。”

听着胖老婆儿讲“吱扭屁”，余校长老伴儿联想到，放屁也是有学问的，放得好有奖赏，放得不好会得到惩罚，多么朴实的哲学道理。余校长老伴儿乐着胖老婆儿讲的“吱扭屁”，同时，也感受到胖老婆儿的风趣幽默。余校长老伴儿从心底感叹，这是一个多可爱的人啊！她自愧不如胖老婆儿乐观、豁达，自愧不如她对生活的坦然和胸怀的坦荡。她更加喜欢胖老婆儿了，从心底更觉得她亲近了。她也深切地领悟到，病人家属的生活原来也是可以这样过的。想到余校长生病以来，自己的忧愁和郁闷，她觉得胖老婆儿就是自己的榜样，自己也应该像她那样，快乐起来面对生活。

胖老婆儿来自伊川农村，已年到古稀，是一位很肥胖的老太太。她一米六左右的个子，体重至少有一百八十斤，整个人几乎呈一个圆球状，简直就是一个活灵活现的弥勒佛。胖老婆儿不仅体型像弥勒，神态表情更酷似弥勒。她总是笑眯眯的，一副乐观、豁达、宽宏大度的模样。

胖老婆儿是一个善良的人，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余校长住院期间带的钱不够，交不上钱，就不能继续治疗。在这种地方，一个人也不认识，余校长老伴儿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她楼上楼下跑了好几趟，想不出办法。胖老婆儿看她着急的样子就问她：“妹子，你有什么事儿啦？是不是钱不够？”余校长老伴儿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是。来时没想到要住这么久，也就没带那么多钱。”胖老婆儿立马拿出几百元，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余校长老伴儿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她紧紧握着胖老婆儿的手说：“嫂子，你帮了大忙，怎么感谢你啊？”胖老婆儿说：“妹妹，说什么感谢，谁还不遇到一点难处，这算啥？”胖老婆儿拉着“妹妹”坐在床边温和地说道：“来，先坐下歇歇，看把你累的。”胖老婆儿与余校长老伴儿拉起话，胖老婆儿说：“俺们农村人都是这样，谁家有事儿了大家都会去帮忙。在我们村里，无论谁家有了红白喜事，我一定到场帮忙。我是从苦日子中熬过来的，知道人要互相帮衬着。我年轻的时候老伴儿不在家，我一个人照顾四个孩子，还有年迈的公婆，地里还种着庄稼，里里外外一个人操持，街坊邻居没少帮我。人，不管到哪儿都要互相帮衬着。”胖老婆儿像一团火，把余校长老伴儿周身暖得热烘烘的，借钱的不安和忐忑也随之渐渐地平复下来。“人，不管到哪儿都要互相帮衬着。”这句话，她也深深地记在心里。

胖老婆儿是一个善于和他人相处的人。一住进来，她对余校长老伴儿就一口一个“妹妹”地叫着，显得亲切而自然，颇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余校长老伴儿就觉得很暖心，很有依靠感，一个人陪伴病人的孤独无助也就少了许多。余校长夫妇对她也很尊重，整天嫂子长嫂子短地叫着。余校长老伴儿比她小几岁，病房里需要干的事情她也就不让胖老婆儿动手了。

胖老婆儿是个思维敏捷、想象力丰富的人。她不识字，但很善于编故事，且语言幽默诙谐，笑话、顺口溜，张口就来。看到什么东西，或者遇到什么事情，她顺口就能溜出一段，街坊邻居都喜欢和她在一起。上文说的几段笑话，都是她自己编的。在她的家乡，方圆几里地的人都知道她，也算是小有名气。她告诉余校长夫妇：“你们坐汽车到××车站下了车，只要问‘编笑话儿的胖老婆儿’，谁都知道俺家住在哪儿。”

胖老婆儿的老伴儿叫付中下，胖老婆儿就戏称老伴儿为“付大侠”。村子里的人们也都跟着叫“付大侠”，久之，人们几乎不再提他的姓名，直呼其“大侠”。大侠在他们家乡也是个名人。

大侠是一个很有本领的人。年轻时，他凭自己的努力跳出农门参加了工作。工作后，他又凭自己的智慧和勤劳，一路打拼，一直干到地方企业干部，干出了名堂。后来，大侠临危受命，被调到杜康酒厂做了供销科长。那时，杜康酒厂濒临倒闭，千名职工面临失业。大侠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他带领团队南下北上，东奔西跑，推介杜康酒，扩展销路。在他的努力下，杜康酒的产销量逐年上涨，酒厂的效益年年提高。最终，杜康酒成为中原地区知名品牌。大侠是杜康酒厂的功臣，是杜康酒的救星。

大侠爱喝酒，也会喝酒，一天不喝，就好像缺少点儿什么似的。他一顿喝一斤不算多，二斤正好。大侠会品酒，什么酒到了他那里，通过观色、闻香、入口，他都能准确判别出酒的类型和度数。在那个地区，大侠赢得了“好酒量”的称谓，并被冠以“酒神”之美誉。退休后，酒厂不忘大侠功劳，年年开庆功会，大侠都会被邀请上座。

大侠性格豪爽，讲义气，爱结交朋友。逢年过节，大侠家里总是宾客盈门，好友满座，络绎不绝，每年春节一直到过了正月客人方才少下来。每有客人来，大侠必定盛情招待，即使在生活不宽裕的时候，也会倾其所有招待。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他们两口子性格很相似。胖老婆儿更是一副菩萨心肠，乐善好施，经常接济生活有困难的人家。村里有两个孤老婆子，胖老婆儿常年送吃送穿，过年过节还把她们接到自己家里，好吃好喝地殷勤伺候。如果门口经过一个要饭的，胖老婆儿不仅给足干粮，还要引进家里吃一顿热汤热饭。

有一年，一个要饭的老汉病倒在村口。胖老婆儿知道了，就把老汉弄到自己家里，悉心照料。一周后老汉病愈，胖老婆儿装了粮食，买了车票，把老汉送上回家的汽车。从此，胖老婆儿家就多了一门亲戚，每年春节，老汉定会带着儿子来感谢恩人。

大侠一年到头忙忙碌碌，跑来跑去，在家的时间很少。他跑工作，跑应酬，为酒奔波着。酒烈而纯粹，大侠的心里也有一个纯粹的愿望——报答胖老婆儿。

胖老婆儿跟他结婚的时候并不胖，很苗条，很漂亮。那时，他家穷得叮当响。胖老婆儿没有嫌弃他家穷，在有违父母心愿的情况下，胖老婆儿跟他结了婚。她说，她看好的是他这个人。这一点，大侠很感激她，也成了他前进的动力。他要干出点样子，不辜负她的青睐。后来，他常年在外奔波，胖老婆儿一人担起全部家事。大侠的父母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全靠胖老婆儿伺候。胖老婆儿孝敬公婆，是方圆十几里出了名的好媳妇。这一点，令大侠感恩一辈子，自己的父母，自己无暇照顾尽孝，是她替他尽孝送终。大侠的四个孩子，他生了他们，却很少照顾他们。孩子们从小到大，他很少跟孩子们在一起，孩子们的生日他一个都不记得。孩子们小，家里还种着地，里里外外全靠胖老婆儿一人操劳。胖老婆儿为这个家付出太多，大侠总觉得对她有亏欠，他要在退休后好好弥补一下。大侠想：退休后，他要包揽全部家务，彻底解放胖老婆儿；他要带她去旅游，游了国内游国外。

然而，大侠刚刚退休，还没有完全从酒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就患上了脑梗。患病后的大侠基本上失去了自理能力。现在，病情更加严重。他上肢松垮无力，双手握不住东西，连个吃饭的小勺都拿不起来，双腿虽能站起，却是绵软拖地，挪不了几步就走不动了。他退休后的心愿化为泡影，成为一生的遗憾。不仅如此，大侠是个大块头，一米七五左右的个子，足有一百八十斤重，无疑增加了胖老婆儿照顾他的难度。那是身心两重负担。患病以来，每年胖老婆儿都陪他住两次院进行治疗。这是第三个年头了，胖老婆儿又一次陪他来住院。

胖老婆儿对大侠照顾得十分细心周到。每到吃饭，她都与大侠面对面地坐着，把饭一口一口喂到他嘴里，一边喂，一边不停地擦着大侠嘴角的饭粒，一边叮嘱着慢慢吃。那细心的样子就像在照顾一个婴儿。喂完了饭，胖老婆儿顾不得自己吃饭，先去为大侠擦手洗脸，然后扶他站起来走一走。之后，自己才坐下来随便吃一点。由于她过于肥胖，做完这些往往累得气喘吁吁。

大侠有四个孩子。大儿子付伟森，已经四十多岁了，他和妻子一同在县城工作。星期天，夫妻二人早早来医院看望老爸，替妈妈照顾父亲一整天，很晚才离开。大媳妇很是贤惠，来了就给公公婆婆搞卫生，给二老洗衣服、刷鞋子，给婆婆洗头、剪指甲。吃饭的时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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