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伟然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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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精)试读：
前 言
一、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的思维传统
关于文化的研究有三种取向：从学理上探讨其知识体系，这是文化学；从时间维度探讨其历时变迁，是为文化史；从空间上研究其地域差异，即为文化地理。如果将文化史和文化地理的研究结合起来，那便是历史文化地理。它要求在探讨文化变迁的同时展现其空间差异，或者说在考察文化空间差异的同时揭示其历时状况。这是由历史、文化、地理三个坐标轴构建而成的一个三维研究领域。
作为科学术语，“文化”、“地理”的现代概念都是舶来品。文化地理的学科体系也是从域外输入的。但我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年不间断文明史的国度，其传统知识体系中并非没有与“文化”大体相当的概念，也并不缺乏关于文化地域差异的思考。只是其思维方式与西方相形异趣。
在中国，“文化”往往包含着价值判断，意味着某种发展程度。一提起文化的地域差异，传统的意识首先是“别华夷”。《左传》成公四年有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设若是王化同风，那便要比较各地文化水平之高下，诸如所出文化人物多少，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所占地位如何，等等。三国时北人袁淮说：“吴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贤，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与中国相抗。”正是这一观念的生动说明。此外虽然也会注意到乡俗的不同，所谓“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但往往也要评骘其美恶。例如祠祀有正、淫，方音有正、讹，风俗有淳、漓，地方有善、互，都是同一观念的逻辑延伸。
而在西方，“文化”更多地意味着某种生活方式。由于缺乏可资共享的文化价值体系，审视文化的地域差异主要便在于类型的区别。如语言和宗教，各地文化形态从谱系上可区分出亲疏远近，却无法评判其高下优劣。尽管历史上一度出现过将非欧洲民族的文化一律视为野蛮落后的殖民主义倾向，但总体观之并非主流。
这种观念差异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在中国，数千年追求大一统的历史进程，使得人们在文化上形成了强烈的定于一尊的远大理想。尽管事实上各地民风习俗的差异从来就不曾消弭于无形，但古往今来都认为这是一种不理想状态，属于理当整齐之列。自秦始皇“书同文”到当代的规范语言文字，从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到明初的文化革命乃至民国的“新生活运动”，一直都有贯彻这一文化观念的具体措施。
而西方则大相径庭，各种文化在彼此接触时都极力标榜其自身的独特性，以致有些地方其文化形态本来不构成类型差异，也被人为地标榜出不同的特色。例如丹麦语、挪威语、瑞典语，尽管它们之间交流并没有太多的障碍，却经常被人为地加以区分。更极端的例子出现于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之间，由此引发出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已是广为人知的事实。正因为如此，西方不少“语言”之间的距离其实还不如汉语中的某些“方言”。
这种理念反映到文化地理学当中，便是关注的内容迥然不同。西方的文化地理学主要关注文化类型的地域分殊，其中最重要的是种族（或曰族群）、语言和宗教，旨在别其同异。而在中国，一个本能的兴趣便是关注各地的文化发展水平，即对各地所出文化人物、文化成果乃至文化设施进行量化分析，要在较其高低。民国时期曾兴起一股研究地域文化的热潮，其中有不少涉及文化地理。如丁文江受梁启超影响曾发表《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此文产生了极广泛影响；贺昌群亦有《江南文化与两浙人文》之作。而明确提出某地文化的便有江浙、福建、安徽、河南、河北、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西藏、新疆、黑龙江等省区，其中福建还发行过《福建文化》一刊。
建国以后，人文学科的研究被中断了三十年。1979年人文地理学复兴，作为其中主要分支的文化地理学也迅即得到发展，此时优先受到关注的仍是文化发展水平的问题。从台湾引进的陈正祥著《中国文化地理》，其中与文化地理直接相关的仅一篇，该篇题为“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受陈氏此书刺激，各类人物以及著作、出版、藏书分布的研究风起云涌，综合性的文化地理著作也大多将这一问题当作重要研究内容。或小而言之，曰“人才地理”、“人物地理”；或大而化之，称“教育地理”；或综以观之，名以“学术文化地理”，不一而足。显然都是这一思维传统的逻辑延续。
二、从文化水平、文化面貌到地理感知
上世纪80年代国内大陆地区曾兴起一波文化热。与建国前研讨文化的风气有所不同，此时无论从思考深度还是从观察广度都大有拓展。1986年，谭其骧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一文中以高屋建瓴之势提示了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的努力方向。他指出：“二千年来既没有一种纵贯各时代的同一文化，更没有一种广被各地区的同一文化”，可是“自五四以来以至近今讨论中国文化，大多数学者似乎都犯了简单化的毛病，把中国文化看成是一种亘古不变且广被于全国的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而忽视了中国文化既有时代差异，又有其地区差异，这对于深刻理解中国文化当然极为不利”。
谭先生此文对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当时他正指导卢云写作博士论文《汉晋文化地理》。卢云的工作包括学术、宗教、婚姻、音乐四大块，其中，学术这一块主要是对当时各地所出人物、书籍进行分类统计分析，而宗教、婚姻、音乐的内容则是对汉晋时期这几种文化现象在空间上的分布变迁予以复原。该论文于1987年通过答辩，后正式出版。到1990年，鉴于卢著是一项全国范围的断代研究，谭先生希望看到一个对称的做法，又指导笔者以湖南、湖北为空间范围，做一个区域性的通代研究。考虑到这一研究的工作量太大，当时学术界又缺乏成例可依，在资料收集完成后，笔者仅将湖南部分的资料撰写成《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于1993年通过答辩。
继谭先生之后对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的是周振鹤先生。早在1986年，他和游汝杰先生合著了《方言与中国文化》，该书包含相当分量的历史方言地理研究，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影响。稍后，他又发表《秦汉宗教地理略说》一文，为历史宗教地理研究作出了有益探索。在协助谭先生指导笔者完成《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工作后，他继续指导学生开展以省区为单位的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已出版陕西、浙江、河陇等多部专著。与此同时，他个人也不断发表新的研究论文。1997年，他将一些相关研究成果组织起来，出版了《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一书。此书迄今仍受到关注。
与谭先生同为历史地理学巨匠的史念海先生也很早对历史文化地理有着浓厚兴趣。早在1980年，他就撰写了《两〈唐书〉列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一文。稍后，他又发表了《唐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溯源》、《由地理的因素试探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文化最为发达的原因》两篇具有开创性的重要论文，展现了他独特的学术视野。他很早意识到宗教地理的重要性，指导学生开展了多项佛教地理研究。他的高座弟子郭声波教授也指导学生开展了藏传佛教地理的研究。
除了上述，蓝勇先生出版了《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胡阿祥先生则独辟蹊径，推出了《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此外，司徒尚纪先生先后出版了《广东文化地理》、《岭南历史人文地理——广府、客家、福佬民系比较研究》等书，还指导张力仁、朱竑分别完成了对河西走廊、海南岛的文化地理研究。司徒先生及其学生的这些工作虽然未冠以“历史”之名，但由于文化本身具有很强的历史属性，加之司徒先生素来的历史地理背景，这些工作基本上也可视为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只不过其时段下限已延伸至现当代。
笔者从硕士时开始研习历史文化地理，硕士学位论文做的是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地理。读博后，承谭其骧先生指示，开始思考文化地域综合体、文化区域等级系统等问题。可惜刚开始收集论文资料，谭先生便一病不起，次年竟驾鹤归西，以致对他关于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构想领会很有限。尽管他对此并未作出明确系统的阐述，无论文字还是口头论学中，但通过不断反思他平常说过的一些只言片语，笔者自感博士论文可能并未实现他的学术理想。
毕业后，经过两年多时间消化，笔者于1996年集中精力开展湖北部分的研究。刚开始时并没有太多新的想法，只是不想简单推广湖南部分的工作。当方言、民居、聚落、太岳朝香、佛教、女性文化景观等专题探讨逐一完成，渐次要考虑湖北综合性的文化区域时，一个过去不曾碰到的问题浮现在心头。
做历史地理研究有一门功课，着手之前得把研究范围内的政区沿革梳理一遍。1991年夏初，笔者遵谭先生之命将两湖的政区沿革爬梳了一过。当时就感觉，湖北历代的政区变化异常复杂。做过了湖南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之后，笔者对政区与文化区的关系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长期稳定的政区往往就是某种文化区的间接表现。因此，考虑综合性的文化区划，完全可以从政区设置入手，至少可寻出不少有益的线索。至此，笔者发现，湖北历代的政区变迁虽然杂，却不乱。自三国以后，历朝都想将它分属不同高层政区，可是怎么分都不对，变来变去，到明朝只好又回到汉朝的老路，将它与湖南合起来设一个湖广省。这才奠定今湖北省的大致境域。中间左分右分，分了千余年，到最后还是要合起来，这是为什么？
笔者想到了文化的力量。自汉以降，历代文人墨客一到江汉之间便吟咏起楚，江汉间人也一直以楚人而自居，从不以当时的政区设置为转移。由此可见，江汉之间存在着一个基于文化感知而存在的文化区，这一文化区导源于楚，一直在起作用。于是，笔者撰写了一篇《湖北历史时期的感觉文化区》。
找到这个思路令笔者异常兴奋，回想谭先生生前的耳提面命，自以为他一个很奇妙的直觉得到了证实。大约1991年春天的一个下午，笔者循例去他家汇报一个月左右的学习进展，谈话中他猛然问了一句：“你看资水是属于湘水的，还是属于沅水的？”笔者从没有这样想过问题，也不知他究竟想问什么，思索片刻，试探性地回答说：“应该是属于湘水的吧？”他点点头，说：“对，我也觉得资水是属于湘水的；澧水是属于沅水的。”然后他又继续往下说：“襄阳在历史上本来是属北方、属中原的，但是慢慢地发展到南方来了。做两湖的历史文化地理，应该把这些问题搞清楚。”
当时笔者还在王静安先生所谓“昨夜西风凋碧树”的为学第一境界，对于谭先生的思路完全跟不上，因而听了谭先生这番话根本没办法往下接。只是隐约意识到，这是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极重要提示，因为类似的阐述从未在其他人那里听到过（之后也没有）。博士论文做到最后，笔者就湖南的历史文化提出了一个综合区划方案，其中一级区是将湖南划分为湘资区、沅澧区两个大区，等于将谭先生关于资、澧二水文化归属的感觉给出了一个学术上的论证。但是，关于襄阳文化归属由北而南的问题，却长期找不到下手的头绪。时过九年，不期然找到感觉文化区这个概念，并将它在湖北历史上的表现作了一番梳理后，蓦然发现，谭先生上述关于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的学术直觉似即在是。
那段时间还有另一个工作。同事张晓虹在研究太白山信仰的地域扩展，我们相互讨论多次后，合作发表了一篇《太白山信仰与关中气候》。该文以现代气象学知识为背景，分析古人在太白山祈雨所以能成功的原因；从而认为，古代关中人选择在太白祈雨，其实是受到其环境感知的驱动。当地人早就注意到太白山降雨所需的基本条件，从而在祈雨仪式中包含有创造降雨条件的内容。唯其如此，太白山神被认为非常灵验，以致太白庙在关中扩散得比西岳华山庙还普遍。此文颇有助于说明，在古代中国这么高度人文化的国家，人们对一些事物的认识采取了人文而非科学的路线，可是就实际效果而言，两者往往殊途同归。中国人在古代没有自发地走上科学的道路，应该不是能力而只是兴趣、思维习惯的问题。
从分析文化发展水平到复原历史文化面貌，再到探讨地理感知、文化认同，这里面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轨迹。本书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学术背景的产物。
三、本书的写作缘起及学术构想
将本书内容作为一本专著，是笔者近年在一些师友刺激下产生的想法。各章节的写作则各有因缘，前后绵延十四年。
书中最先产生写作念头的是第二章“《柳毅传》中的‘洞庭’”。1991年春，笔者在研读洞庭湖历史变迁的论文时注意到，柳毅传书的洞庭湖实为太湖。于是写了一篇札记，并在向谭其骧先生汇报学习进展时说及此事。谭先生起先不在意，当听说在中古时期洞庭湖、君山，太湖、洞庭山两处湖山均名“洞庭”后，很感兴趣，当即指示：“你应该写一篇文章，放到一个通大路的刊物上去发表，——不过，现在不许做，要等到你博士毕业以后。”笔者也就谨遵师命。毕业后继续从事湖北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对这一问题未再提起。曾有某杂志编辑约稿，应以该札记，数年后得知，居然已经发表。此次整理书稿，对该文作了全面改写。除了补充资料、详细论证，所涉及问题也有大幅度提升，大体实现了当初向谭先生口头汇报时的想法，可惜已不及请先生斧正了。
本书中最早写成的单篇，是第三章“‘巫山神女’的生成环境”。时为1999年，与当时的研究生林涓女士合作的。那以前笔者曾注意到，文学史界对巫山神女的意象很感兴趣，但从未有人从地理角度加以探讨。而笔者在湖南师大地理系读本科时曾选修过毛政旦教授开设的《山地气候》课，课堂上毛先生经常用其武冈乡音念叨“巴山夜雨”，还在黑板上随手画出多种原理图以示其意，其声在耳如昨。因此笔者邀林涓合作，而她正好少长于昆明，对山地气候有切身感受。该文被《文学遗产》接受后，于2004年发表，极大地提振了笔者沿这一思路继续前行的信心。
1990年初，笔者在为撰写硕士论文而研读资料时发现，《续高僧传》中有与《桃花源记》结构一模一样的故事。故事里的避世者自称避曹魏，而主人公去访问时已是元魏。当时要忙硕士论文，也就没管它。念博士时读陈寅恪先生的《〈桃花源记〉旁证》，其中主要结论有一点是“真实之桃花源居人所避之秦乃苻秦，而非嬴秦”，很好奇此点是不是受到《续高僧传》的启发。因陈先生对内典无疑很熟悉。但此事甚复杂，加上博士论文工作压头，只好仍将它放下。迁延有年，直到2000年秋，笔者赴日本爱知大学做学术访问，本想趁机将它撰写成文，但尚未开工，李孝聪先生又邀我参加他承担的盛唐工程子项目《唐代的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的研究。于是我再次将其放下，集中精力撰写了一篇《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及地理意象》，亦即本书第一章内容。此文于2002年4月杀青，收集资料后写作约花了一整年。之后才腾出手来，将那些桃花源型故事论述成文。
在研究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的过程中，因集中思考“江汉”的问题，曾注意到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自称“少长江汉”。按照对“江汉”的经典解释，那么他应该是湖北人。2003年春，笔者总算得空研读相关资料，然而大失所望。该文的空间逻辑混乱不堪，而且主题游移不定，词句也相当鄙陋，绝对不是有一定文化水准的人基于自身经历而撰写的辩诬雪谤之作，完全是一个缺乏实际经历、对文中提到的地名不甚了了、对李白在安州的具体经历也不甚清楚的想象之作。科举时代一些三家村学究经常训练学生模拟古人作文，此文的性质大抵类是。于是笔者写了一篇《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考伪》。
该文撰成后，曾呈请中文系二三好友指正。承查屏球教授告知，古典文学界向来认为杜诗中“江汉”在出峡前后有两种涵义，出峡前指巴蜀，出峡后指江汉平原。笔者觉得这样的见解不可思议，于是写作了《杜诗中的“江汉”》，此即本书第二章首节。复旦古籍所吴冠文博士看到这两篇文章后，发表了《〈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考伪〉质疑》；于是笔者又撰写了《中古文学作品中“江汉”含义的再讨论》。
吴博士大抵还是坚持清人的旧说，认为“江汉”可指巴蜀。她并没有就“江汉”的含义补充论据，却指出了历代文人有将蜀地称作“江汉”的传统。由此刺激笔者理清了将“江汉”指称蜀地的空间逻辑。为此要感激吴博士。
2001年，学兄胡阿祥教授策划一套《河流文明丛书》，约笔者承担《湘江》一册。该丛书要求用随笔风格写学术内容，促使笔者对古代文艺作品中的“潇湘”意象作了一番清理。该部分内容亦曾单独发表，此次收入本书作了大幅度改写。
第四章是着手最晚，也是写作时间延续最长的。该章从2009年5月开笔，直到今年3月结束，首尾五年。可以说是笔者受学以来写得最艰苦的一篇文章。这五年中当然也做了些其他的事，但种种超出预期的困难是它迟迟不能终篇的根本原因。
该章的初因是对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关于禽言诗的那篇著名长注感到疑惑。他提出禽言是“想象鸟儿叫声是在说我们人类的方言土语”，笔者想从历史方言地理的角度进行检验。工作展开后发现这完全不是问题，隐藏于其背后的人鸟关系才是要关注的重点。于是复习从大学以后就置之度外的《中国动物地理》，思考历史时期中原地区的鸟类种群，发现解语鸟禽在中原地区自古就存在。这样一来问题才比较明朗：禽言诗兴起之前，主要活动于中原地区的诗人之所以未能写出禽言诗，并不是没见过那些解语鸟，而是认为那些鸟鸣根本就不是在说人话。
多亏现在这个拥有电子检索的时代，为资料搜集提供了极大方便。通过对历代禽言诗进行统计，笔者想到可以从解语鸟禽在汉唐间的表现入手，检讨历代诗人对于鸟声判读的变化。这样才算把问题核心给抓住。此后又透过北方诗人对南方环境感知的深入，以及南方诗人受到启发后对自身方言优势的发挥，终于比较清楚地说明了禽言诗兴起的一些关键。并由此检讨了4至10世纪中国文学对环境感知的深入过程。
在第四章主体部分厘清之前，笔者并没有想到要将上述各篇章组成一本专著。当时的想法是先慢慢积累，到合适的时候按主题发展成若干著作。2012年秋，突然间发现，其实以上内容已经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共同主题：地理意象。于是对各部分进行了程度不等的整理加工，组织成一个主体为四章的结构。
本书所谓“中古”并无严格年代界限，大致以唐代为重心，具体到各章节则以讨论所需为度。有些章节基本上就唐代展开讨论；有些章节则上起先秦，下迄明清；并不强求一律。“意象”一词在文学界应用很广；自六朝以降，它就是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文心雕龙·神思》篇有曰：“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中“意象”，袁行霈先生认为“显然是指意中之象，即意念中的形象”。鉴于这个概念“既没有确定的含义，也没有一致的用法”，袁先生自己为它给出了一个定义：“物象是客观的……但是物象一旦进入诗人的构思，就带上了诗人主观的色彩。这时它要受到两方面的加工：一方面，经过诗人审美经验的淘洗与筛选，以符合诗人的美学理想和美学趣味；另一方面，又经过诗人思想感情的化合与点染，渗入诗人的人格和情趣。经过这两方面加工的物象进入诗中就是意象。”
不能不说，这样的定义稍微有点远。地理学中对于意象（Image）的理解相对较简明，它指的就是客观世界在人类主观世界中的反映。换句话说，地理意象就是对地理客体的主观感知。
由于对内涵限定较少，地理学中意象的外延似乎比在文学中稍大。地理学者不强调意象是否经过某种“加工”，因为人类的环境感知必然要受到其价值取向、文化背景的制约。就是说，凡进入主观世界的客观物象其实都经过了主观选择；因此，凡地理意象都值得从感知的角度加以研究。
不过相对而言，本书特别关注一些类型化的地理意象。这些意象之所以能类型化，显然是可以反映一些特定的文化观念，具有特别丰富的文化地理价值。
现在略陈本书的学术构想。
第一章“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属于感觉文化区的研究。之前笔者做过一项湖北的工作，已见于上述。湖北那项研究在空间上是一个区域，时代则从先秦一直通下来。这一章在时间上只包括唐，属于断代性质；空间上就没有再截取，覆盖了全国。这是参考谭其骧先生生前的理路，做两个相互对称的样本，以期对于感觉文化区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建立纵横两方面的参照。
以往学界对于文化区的探讨，主要是基于形式文化区。那种研究看起来很客观，因为每个区都是根据某项具体指标而划出来的，不是主观认同出来的。但选取指标本身是一项不免主观的工作。况且，就资料而言，现存史料的分辨率显然不可能一致。例如《史》、《汉》中记中原地区的风俗连宋、卫都可以分得很清楚，而广大的南方楚越之地则大而化之。因此笔者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对于历史文化区域的研究，感觉文化区比形式文化区更有意义。因为前者是通过古人的认同而复原出来的，它本身就是当时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结构性的一部分。曾经用于指导古人的日常生活，并深刻影响其对世界的认知。形式文化区当然也有意义，但它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求证的意义；它对今人的意义可能更大于对古人的意义。
限于时间和精力，本书对感觉文化区只讨论了唐代。但有唐绵延近三百年，衣冠文物之盛，影响所及并不止于它实际存在的那段时间。同时，感觉文化区大多由来有自，形成之后也并非朝夕可改。因此，希望本章不仅对中古时期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时期的相关探讨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第二章“地名与文学作品的空间逻辑”，内容分四部分，围绕的是“江汉”和“洞庭”两个地名，强调的其实都是一个空间逻辑的问题。
文学史研究对于历史地名向来重视，但由于其目标只在读通文学作品，带有很强的实用倾向，因而文学史学者所做的地名考释往往只强调具体语境，而不关心一般情形，不关注历史地名本身的规则。例如，他们不太注意区分地名的“特指”与“泛指”，也就是地名的本义与引申义。以至于见到杜甫在某首诗中用“江汉”指巴蜀，便以为“江汉”这一地名中本来就有指巴蜀这么一个义项。一个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地名，活生生被他们硬劈成两个。
更要命的是，他们还会从个人的想象出发，对历史地名作出一些纯逻辑的推论。例如，他们注意到嘉陵江有条支流在某些文献中曾被称作“西汉水”，便说嘉陵江流域有江、有汉，因之可称“江汉”。他们注意到三国时孙吴曾领有今湖南省境，便断定今湖南在历史上亦可称“吴”。而全然不顾“江汉”、“吴”这两个地名在历史上的实际使用情况。这从实质上已不是在研究历史，而是在创造历史了。要研究历史，这样做演绎是不行的，得做归纳。得从古人对某地名的具体用例中，找出其得名的确切依据，以及其使用的实际情形。那样的结论才是科学、合理、可信的。
近年笔者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地理在古代是一门很实用的学问，是古人日常生活所需，不可一日或缺的。因此，从地名之间的空间关系，可以对文学作品作出一些基本判断。由于空间关系很直观，一目了然，通过空间逻辑得出的判断往往比其他逻辑更过硬。中古时期的小说对人物、时代往往虚构，而对空间场景却大多采取征实的态度，以至于史家经常引小说作为空间史料，这应该是中国文学中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特点。
第三章“类型化文学意象的地理渊源”，是笔者关于文学地理的一种尝试。近年来文学地理的研究颇为引人注目，特别在文学史界，出现了若干种专著。但那些研究一般都是对作家和作品进行统计分析，因而其中的“地理”往往只体现为一种分布态势，或者是作为背景的人文社会环境。事实上，地理因素完全可以参与文学创作。它可以成为作家的灵感，作家发挥想象力的凭据，从而形成一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类型化意象。
本章分三节讨论三种不同类型的地理意象，第一节巫山神女为虚拟文学人物，第二节潇湘为一文化地域，第三节竹林寺传说为具有特定文学内涵的空间类型。其中第一节视角比较独特，第三节内容较为稀见，相关研究都很少；而第二节则学界颇多相关成果，特别是关于“潇湘”语汇以及绘画中的潇湘图、潇湘八景，近年发表的各种论著简直令人目不暇接。其中，关于潇湘图画的研究比较偏向艺术史或中外文化交流史，虽然也会涉及潇湘意象，毕竟非其研究主旨；而关于“潇湘”语汇的探讨，则必然要对“潇湘”意象进行分析。
在这里可以看出视野的分殊。从文学角度探讨“潇湘”意象，虽然也不能不考量“潇湘”作为地理实体，但目标还是其中的“意”，如恨别思归、愁苦闲适之类。而本书作为一项历史地理学研究，关键是考察其中的“象”；即，潇湘作为一个地理空间而给人留下的空间感、场景感。这种空间感不是哲学、社会学意义上用以形容“公共领域”的“空间”，而是有长宽高、有声光色的物理空间给人的感觉。本书尤想揭示其作为一种空间概念在历史上的流变过程。
在中古文学中，类型化的地理意象非常多，以往很少加以专门探讨。这方面还需将来继续努力。例如中古乐府中的“巫山高”、“陇头水”，唐人吟咏中经常出现的“淮南落木”，以及唐宋词牌中的“望江南”、“八声甘州”等等，都值得展开作专题探讨。
第四章“‘禽言’与环境感知中的生态呈现”，旨在讨论地理意象的深化过程。前三章基本上是将地理意象看作静态概念，然后对其展开讨论；而这一章则以鸟声为中心，着重探讨地理意象的动态变化。
毋庸赘言，地理感知是一个不断对既有知识进行更新、颠覆、转化的过程。其中既受制于环境本身，更受制于文化取向、知识背景等人文因素。环境产生刺激，文化背景决定接受及转化能力。可以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动态反馈过程。
中古以前，中国文学对于鸟声的感知非常单薄。《诗》三百虽然以“关关雎鸠”开篇，但其中的鸟声单调无比。而且，字里行间的人鸟关系非常淡漠。诗中有“鸟言”，但纯粹只是诗人的想象，与环境感知中的鸟声无关。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唐前期。因而，永嘉丧乱后大量北方诗人移居南方，新鲜的地理环境刺激他们只是在视觉上有所发现，由此在中国文学中兴起田园诗、山水诗。中唐以后，迁流到南方的北方诗人开始用听觉感知环境，这才发现鸟声对于环境的价值。于是人鸟之间的感情距离也大为拉近。酝酿到北宋，终于由自小与禽鸟相亲近的南方诗人写出成熟的禽言诗。
从“鸟言”到“禽言”，在文学上是写作技法的变化；在地理上，则是环境感知从景观到生态的契入；而在观念上，更是由食物链上的竞争者到生态系统中相互依存关系的转变。此后，诗人的腹笥中就多了一些生态意象，如“不如归去”、“山深闻鹧鸪”之类。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中的一次突破性发展。
中古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地理感知显然还有一些其他变化，本书不及进一步展开，且待将来继续探讨。
以上便是笔者对本书的基本构想。总体而言，笔者希望各部分都能有一定的创获，而且彼此能有相得益彰的联系。是否能实现这一目标，敬希方家同好批评指正。
第一章 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
在一切与地理相关的意象中，区域观念应该是最基础，因之也是最重要、最有穿透力的一种。一方面，它是对史料进行解读、定位的坐标体系。就数量来说，古人对这种坐标用得最多、最经常的当然是政区名——正因为如此，历史地理学训练中最基础的就是政区沿革和地名考证，在传统时代，它构成了这门学问的核心。无论如何，那些知识是比较客观、明确，甚至可以说是机械的。此外，有一些自然山川名，其内涵稍为复杂，但也不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这方面，真正比较复杂的是一些地区名。虽说这中间也有一定规律可循，但由于它们往往出自文人笔下，大多在文学语域中发挥作用，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心理的理据交互掺杂，常使得其能指和所指不完全吻合，在具体用例中也就表现出相对较强的不确定性。
从历史文化地理角度来说，一个具有确定空间范围、能获得广泛认同的区域，其实也就是一个感觉文化区（或曰乡土文化区）。因为这些区域不可能是凭空而来的，其背后必然有着自然山川、历史文化以及社会心理等多方面的支撑。如果能将这些区域及其所依凭的感知理据梳理出来，厘清其中的等级系统，等于也就寻到了古人认知地理空间的一把钥匙。
在中国史上，唐代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本书选择对唐代的感觉文化区体系进行探讨。以下的展开分四部分。首先梳理感觉文化区的学术脉络；然后先将中华文化当作一个整体，讨论其空间分布范围；再将南北方分为两大块，分别考察其内部的区域差异；最后就唐人心目中总体的文化地域结构，以及影响唐人文化感知的因素加以检讨。
需说明的是，本章所谓唐，主要是一个时代概念，但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因讨论中采用的全都是汉语资料，基本上出自唐人手笔。至于当时域外、异族人士是否认同，非汉语资料中有无记载，因可作为另一学术问题，且限于学力，在此暂不涉及。
一、关于感觉文化区
唐代文化的地域差异，很早便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早在上世纪40年代，陈寅恪先生在他的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已有了很强的文化地域差异的观念。后来他又发表了一系列地域观念很强的论文，如《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其中也在在牵涉到文化问题。可以说，从文化的地域差异进行分析已成为陈寅恪先生研究唐史的一个重要手段。可惜这一手段并没有成为后来的传统。上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唐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风起云涌，人称社会史“异军突起”，文化史“别开生面”，然而却鲜有人注意到其间的地域差异。——虽然从研究的便利或题旨的需要出发而将视野限定于某一区域的颇为不乏，但着意于各区域间文化差异的，就笔者寡闻所及，迄今仍未曾出现。
对这一问题予以高度关注的倒是一些文学史的研究。如戴伟华先生的专著《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李浩先生的专著《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等，贯穿了强烈的地域文化观念。尽管限于其专业背景，就地理区域划分、地理特征探讨等技术层面来说与当行的历史地理研究尚有一定距离，但这种实证研究的积累颇有利于相关讨论的深入。
域外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及此。例如日本学者植木久行所著《唐诗的风土》，从日本固有的文学风土学传统出发，将唐诗中的风土素材按长安、洛阳、江南、塞外、岭南五章进行述论，其中江南又分扬州、镇江、苏州、杭州、南京五节，塞外分越过陇山、河西走廊、西域三节，书末附11幅主要关系地图。该书并未说明划分这些地域的理据，总体上很像是对这些地域意象的内涵进行探讨。
从文化地理学角度来看，文化区有三种不同的性质：形式文化区、功能文化区、感觉文化区。以往强调得较多的是形式区和功能区。由于功能文化区关键在于发挥该功能的机构，在实际的讨论中，尤以对形式文化区概念的应用较为普遍。一般情况下，不加限定的文化区往往特指形式文化区，即由文化现象在地表分布不均衡而形成的区域。可以说，以往的研究都是在这一理念的支撑下开展起来的。
但这背后存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一种过分技术化的倾向。即，那种研究实际上都是研究者拿自己的思维去触摸以至切割、分解事实，即便其对资料的把握十分准确、对方法的运用妙到毫巅、对结论的推导严丝合缝，最终得出的也不过是研究者本人的一种认识而已。以唐代的文化区域而言，那样得出的不过是今人认识到的一种分区方案。如果起唐人于九原，恐怕未必能得到他们的承认，更未必对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活产生过影响。
由此也就构成了本文的工作起点。笔者认为，对于历史时期的文化地理研究，当时人的认识是至关重要的。以前陈寅恪先生曾提出对历史要有同情的理解，本文的目标庶几近之。笔者力图站在唐人的角度，揭示当时的一些文化区域观念，按照文化地理学的理论，这应该属于感觉文化区的范畴。
感觉文化区（或曰乡土文化区）的概念出现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笔者曾以此对其在今湖北省境的形成及变迁过程进行过探讨（参本书前言）。它指的是既得到区域内居民普遍认同，又得到区域外人们广泛承认的一种区域意识。这种区域当然也有某种文化特质为基础，但它与形式文化区有显著的不同。形式文化区是纯粹以文化特征的空间分布为划分指标，而感觉文化区则以人们的体认为判断依据。许多文化特征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却未必能在人们的意识中得到反映；同理，有些尺度很小的感觉文化区内，其文化特征的分布也未必均衡。
表面看来，形式文化区的存在很客观，而感觉文化区的判读很柔性，实则并不尽然。形式文化区的研究有赖于对文化要素进行认定，可以说，有多少种文化要素便可以划分出多少种文化区，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而对于那些内涵十分丰富的文化要素，求得一个明确的分区方案仍很困难。例如方言，在很多人心目中已是一个单质的文化要素，然而要对它进行分区，迄今仍让语言学家大伤脑筋。不妨说，有多少种语言特征的存在，便有多少个语言分区的可能。而感觉文化区则异乎是，它看起来似乎汗漫无归，但对于享有共同文化价值体系的感受者而言，却大体有相对较为稳定的感知理据。那份理据也许说不清道不明，却无论如何不会影响其对空间判读的结果。
讨论感知不能不凭藉地理意象。这一问题已引起了地理学者的高度关注。所谓意象（Image），指的是客观事物在人意识中的形象和估价，它是一种精神图景，一种被感知到的真实，是联系环境与人之间的媒介。本文所依据的唐代文献，诸如诗文、典册、笔记，从某种意义上其实都属于意象资料。在讨论唐代感觉文化区的同时兼及其地理意象，不仅可以加深对于唐人文化区域观念的理解，而且可以促进对于唐代社会文化状况的认识。
二、华夷之界：唐代中华文化的空间范围
这一题目牵涉到疆域和文化两个问题。疆域本来是政治地理学概念，但唐王朝前后版图变动甚巨，开国不久又曾出现过武功极盛的局面，因而当时人对于中华文化所应有的空间范围不能不有一种理想。既然有理想，自不能不目之为文化。而文化也有实际分布和感觉分布两个层面，本文要探讨的是后者。以下分两个步骤予以求证：先讨论当时人对于中华文化的空间理想，再分析当时人感觉中的中华文化的分布范围。（一）唐人理想中的中国疆域
这一问题首先须讨论一个前提，即当时人对于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看法。因为这将影响到对其疆界形态的构想。历史上，国人对于外族长期不具备平等政治观念。自居为华族，于异族则夷蛮视之；无道固不免夷蛮猾夏，有道则万国来朝，百兽率舞。这样的政治秩序，自不可能有明确固定的国家疆界，所谓“王化无外”是也。
受到这一传统的影响，唐人在文化上依然严守夷夏之辨。玄宗时册疏勒国王文有曰：“万邦述职，无隔华夷，五等疏封，式固藩屏。”德宗时地理学家贾耽也在上表中称：“中夏则五服九州，殊俗则七戎六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这两者都出自正式文书，私家著述中类似言论也有不少。最有趣的莫过于柳宗元《岭南节度飨军堂记》所云：唐制岭南为五府，府部州以十数，其大小之戎、号令之用则听于节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蛮夷，由流求、诃陵西抵大夏、康居，环水而国以百数，则统于押蕃舶使焉。内之幅员万里，以执秩拱稽，时听教命，外之羁属数万里，以译言贽宝，岁帅贡职，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广州。
竟以为那些数以百计的蛮夷之国均“统”于唐朝的押蕃舶使，这无疑是传统的华夷政治理想的最典型的表现。
但就多数情形而言，唐人的华夷观并不像柳宗元所言的那样极端。较普遍的只是将华夷当作一种文化差异，即所谓“中国之异于蛮夷者，以有父子男女之别也”。与此同时，在政治上已颇有一种平等视之的意味。如程晏《内夷檄》所言：四夷之民，长有重译而至，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
又，陈黯《华心》亦认为：苟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亦华夷乎？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趣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
这两条资料是唐人华夷观的极好说明。从中不难看出，虽然从文化价值上依然卑视之，但已承认四夷之民自有其地域。这一点很重要。既如此，自不至于认为华夷之间存在某种统属关系。
在此还可以通过唐人对于国家的称谓以资说明。很明显，这是文化观念的直接反映。
唐人对于自己国家的称谓五花八门。有直接用国号，自称“唐国”或“大唐国”的。此点已为人所熟知，兹不赘述。但更常用的一种称谓，当推“中国”。唐人认为“我唐天子所主之邦尽中国”，因而在各种场合以此为指称的相当普遍。用于私家著述的，如陈子昂有诗句云：“中国要荒内，人寰宇宙荣”；李华《东都圣善寺无畏三藏碑》中有“至中国西境”之语。半公半私性质的，刘元鼎《使吐蕃经见纪略》载其在吐蕃所见“百伎皆中国人”。而外交文书性质的，李德裕在《赐回鹘可汗书意》中称“中国以农为本”。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将中外两方对举的情况，此类资料在《全唐诗》中为数甚夥。其中，对藩属小国虽不免仍流露高高在上的天朝观念，如对新罗人有“奉义朝中国，殊恩及远臣”之句；但泛称外国时，语气已经相当平和。如孟郊《读经》诗有云：“何言中国外，有国如海萍；海萍国教异，天声各泠泠。”张籍《赠海东僧》有云：“学得中州语，能为外国书”；许棠《讲德陈情上淮南李仆射八首》有云：“英明不独中朝仰，清重兼闻外国知”；韩偓《登南神光寺塔院》有云：“中华地向城边尽，外国云从岛上来。”在此，传统的那种“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的心态已踪影全无。这些诗句里面，对中国的称谓有“中国”、“中州”、“中朝”、“中华”之异，但与此相对的都是“外国”。由此不难想见，“中”与“外”只是地理方位的不同，其为“国”则并无二致。
尤值得关注的是释贯休《送人之渤海》诗所云：“国之东北角，有国每朝天。”在这里，既认为渤海国对唐朝的关系是“朝天”，又不能不承认其为一“国”，且同时还不得不承认唐朝也不过是一“国”。诗人真是将这种复杂的心情表达得十分微妙。
既然自居为一国，其空间存在形式便不能不有一个固定的疆域。用当时人的话说，便是所谓“夷夏不杂，自古所诫”，或曰“国家旧章，蕃汉殊壤”。唐人最先对这一疆域的理想范围发表见解的是狄仁杰。他在一篇上疏中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故东拒沧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
因此他主张舍弃安西四镇“以肥中国”。这一主张并非狄氏一己之私见。陈子昂在《谏雅州讨生羌书》中反映：“国家近者废安北，拔单于，弃龟兹，放疏勒，天下翕然谓之盛德。”可见当时人普遍认为，中国的疆域并非愈大愈好，而是有一个合适的度。
狄仁杰认定的北界和西界在唐代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在其之前者，据《旧唐书·郭孝恪传》载，贞观年间该人行安西都护、西州刺史，其地“限以沙碛，与中国隔绝”。此文具体所指为西界，实则亦可例推北界。《旧唐书》虽成书于唐后，但此言极似行状中语，有理由相信所据有当时的原始材料。在其之后者，李德裕甚至一再形之于外交文书。其《赐回鹘书意》中有曰：天地以沙漠、山河限隔南北，想蕃中故老亦合备知。只如长安东有潼关，西有散关，南有蓝田关，北有蒲关。今四海一家，天子所都犹有限隔，况蕃汉殊壤，岂可通同？
又，其另一篇《赐回鹘可汗书》亦重申：我国家临统万宇，列塞在阴山之南；先可汗总率本部，建牙于大漠之北；各安土宇，二百余年，此天所以限隔内外，不可逾越。
这两段文字后者立意偏重于现实，前者偏重于理想，可谓相辅而相成。
至于狄仁杰所认定的南界，唐人的意见出入甚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在交州的马援铜柱。高骈在《回云南牒》中宣称：我大唐……东邻弱水，西届流沙，北通阴山，南抵铜柱。
这是一篇外交文书，不无示威性质，然而早在骆宾王的《兵部奏姚州破贼设蒙俭等露布》中，对此已有相同看法：七纬经天，星墟分张翼之野；八纮纪地，炎洲限建木之乡。西距大秦，杂金行而布气；南通交趾，枕铜柱以为邻。
这段文字措辞华丽，但其以为中国当以铜柱为南界则甚为明确。
铜柱并非天然的地理界限，它是一种历史文化的象征。因而唐人在言及南疆时往往以此作为标的。咏之于篇什的如沈佺期有“铜柱威丹徼”、李绅有“南标铜柱限荒徼”之句。就连地方官在上表时亦有人以此为言：当此大任，节制五岭。幅员万里，伏波之铜柱犹在；永谢奇功，士燮之鼓吹日闻。
而有些人虽然不明标“铜柱”之名，如柳宗元在叙述交州的历史文化时写道：交州之大，南极天际；禹绩莫施，秦强莫制。或宾或叛，越自汉世；圣唐宣风，初鲜宁岁。稍臣卉服，渐化椎髻；卒为华人，流我恺悌。
其以该地为中华疆域之“南极”至为明显。
上述唐人理想中的中国范围，只包举四至大要，不足以构成闭合空间。而且，唐人并不认为这便是中国文化的实际分布。以下再就唐人印象中的中华文化分布范围进行讨论。（二）岭：文化的南界
所谓岭指的是今天的南岭，即我国三大东西向自然地理界线的最南一道。在唐代，对这一地理界线的称呼有多种。最普遍的是泛称“岭”或“五岭”，如无特别说明，所谓“过岭”、“越岭”、“度岭”往往指的是过“五岭”。就全国范围而论，“岭”字几乎有成为“五岭”的专称之势。其例甚多，不胜枚举。其中，尤以东头的二岭最为著名。最东为大庾岭，居虔、韶二州界，又号梅岭。其次为桂阳岭，居郴、韶二州界，简称桂岭。倒是当时习称的“南岭”并不一定指五岭，资料显示它往往是“南山”即终南山的异称。
在唐人的感觉中，岭的存在实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空间事实。上引狄仁杰言称之“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所言绝非危言耸听。韦应物对此有两句诗：“大海吞东南，横岭隔地维。”韩愈还有过一番更详细的描述：五岳于中州，衡山最远。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数，独衡为宗。……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驶，其最高而横绝南北者岭。
因而在唐人的生活中，“度岭”往往被当作一件人生大事。张说在岭南所作的两句诗：“有泪皆成血，无声不断肠”，可以代表唐人对这类事件的总体评价。
具体而言，唐人对岭南的感觉首先是远。凡以道里相计的，一讲到岭南动辄称万里。李德裕在崖州说得更富有想象力：“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如此遥远的空间距离，况且其间还隔着五岭这道地理屏障，在当时的条件下，其艰险是现代人所难以想象的。宋之问称之“岭嶂穷攀越，风涛极沿济”。当时人甚至口耳相传：“闻道衡阳外，由来雁不飞”；因而“雁飞难度岭”、“雁飞不到桂阳岭”之类的诗句在唐人的篇什中俯拾皆是。估计在当时一般人的心目中，已很难想象还有比岭南更远的地方，否则便很难解释，何以唐诗中会留下那么多诸如“迢迢青天末”之类的意象。
当然不只是山长水远而已，随之而来的还有更多更丰富的地理内容。唐人已充分认识到岭南北的地理景观迥然有别。刘禹锡称：“南国异气候”；而韩愈则将此种感觉精确表述为：“南逾横岭入炎州。”这是值得重视的地理认识。一方面，已经认识到五岭作为自然地理界线的存在，同时，还意识到了热量在自然综合体中的作用。受到这一因素的影响，整个生态系统都呈现出与之相应的特点。朱庆馀有诗云：越岭向南风景异，人人传说到京城。经冬来往不踏雪，尽在刺桐花下行。
宋之问亦有诗云：南国无霜霰，连年见物华。青林暗换叶，红蕊续开花。
显然这都是在岭北看不到的景观。
然而如此繁荣的自然景象却让中原人感到很不习惯。因为在他们的眼中，此地“花鸟名皆别，寒暄气不均”，完全是一个陌生的自然环境。李绅有诗云：长安别日春风早，岭外今来白露秋。莫道淮南悲木叶，不闻摇落更堪愁。
个中原因，显然不仅是四季不分明而已，更重要的还在于，此中存在着让北方人深感不安的环境因素。宋之问曾有诗句状其事：处处山川同瘴疠，自怜能得几人归？
为此沈佺期也曾有“南方讵可留”之慨。
按说环境因素本来是自然现象，但就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而言，已足以构成一个人文问题。柳宗元在一首题为《种白蘘荷》的诗中曾发出“尤病中州人”之叹。此言虽因食物而起见，实亦可反映整个环境。尤令当时中州人感到恐惧的是从容州以南至交州一带。《旧唐书·地理志》叙“容州北流县”有曰：县南三十里，有两石相对，其间阔三十步，俗号鬼门关。汉伏波将军马援讨林邑蛮，路由于此，立碑石龟尚在。昔时趋交趾，皆由此关。其南尤多瘴疠，去者罕得生还，谚曰：“鬼门关，十人九不还。”
可以肯定，这一谚语在当时是广为流传的。沈佺期的《入鬼门关》诗云：昔传瘴江路，今到鬼门关。土地无人老，流移几客还。
又，张均《流合浦岭外作》亦称：瘴江西去火为山，炎徼南穷鬼作关。从此更投人境外，生涯应在有无间。
这些篇什与上引《旧唐志》中的谚语如出一辙。在此须提请注意的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乃是瘴疠，而当时瘴疠的分布在岭南相当普遍。上引宋之问诗已可为一证，戴叔伦“岭阴无瘴疠”之句亦不失为一反证。由此可以概见当时北方人对整个岭南生存环境的印象。
在这种不宜于北方人生存的自然环境中，居民从文化上自然是另类。柳宗元曾在《柳州峒氓》诗中写道：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鹅毛御腊缝山罽，鸡骨占年拜水神。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
这首诗造语还算客气，只说到“不可亲”而已，而有些人则直斥之为“魑魅”如元结所谓“吾闻近南海，乃是魑魅乡”。甚至连宣宗下敕亦称“岭外诸州居人与夷獠同俗”，其不以该地为中华文化分布范围可谓跃然纸上。
确实，在唐人心目中，言中华文化岭南是不与的。很多资料在提到岭南时便称该地为“异域”、“荒服”或者“遐荒”，几乎已成为当时人的常识。王昌龄曾在郴州吟哦：“郴土群山高，耆老如中州。”韩愈也认为：郴之为州在岭之上，测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气于是焉穷。气之所穷，盛而不过，必蜿蟺扶舆磅礴而郁积。
所谓“中州清淑之气”，显然指的是中原文化。张说有句云：“岭路分中夏”；宋之问亦赞叹：“嵥起华夷界，信为造化力”；以至当时度岭的人往往产生一种“去国”的情绪。宋之问称：“度岭方辞国”；沈佺期云：“天长地阔岭头分，去国离家见白云”；而张说从反方向度岭，竟以为“生入帝皇州”而喜不自胜。一岭之隔，给人的感觉有如此者。
足以加强普通人这种感觉的，是朝廷对于岭南的政治经济措施也多与内地不同。不仅任官有“南选”之设，并且“凡岭南诸州税米，及天下诸州税钱，各有准常”，元和四年（809）还有“禁见钱出岭”之敕。史载贞观时“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焉”；其以岭南为政教不同之地自毋庸赘言。
岭南壤地辽阔，其间宜有地域差异，然而史料对此语焉不详。显然，在中原文化的观照下，当时岭南内部的相似性远远大于其差异性。只有两块地方显得较为特别。其一是桂、柳二州，其二是连、韶二州，在唐人眼中，此地在文化上较为接近中原。
桂州为岭南西部北上中原的咽喉之地，以灵渠与湘水流域相沟通。早在唐前期，中原人对此地似乎印象并不佳。宋之问谪居此地时，曾有《始安秋日》诗云：桂林风景异，秋似洛阳春。晚霁江天好，分明愁杀人。
但从唐中叶开始，或许是中原扰攘的关系，北人对该地感觉渐趋良好。张叔卿《流桂州》诗便以为：莫问苍梧远，而今世路难。胡尘不到处，即是小长安。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该地自身的条件。时人普遍注意到该地“风烟连楚郡”的区位优势，并且，其在文化上也已给人有“俗比华风，化同内地”的印象。更兼其环境质量不错。杜甫有诗评之云：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梅花万里外，雪片一冬深。
这讲的是气候。其时中原人对南方秋冬气暖最不习惯，故老杜以该地冬天有雪为“宜人”。由此，“桂州山水清”的特点亦渐引起广泛注意。韩愈甚至认为在该地为官有登仙之乐：苍苍森八桂，兹地在湘南。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户多输翠羽，家自种黄甘。远胜登仙去，飞鸾不假骖。
这在岭南州郡中是颇令人骇异的。
柳州与桂州接壤，戴叔伦有句称之“地尽江南戍，山分桂北林”。元和间柳宗元为刺史（815—819），一时间文教甚盛，史称“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柳宗元于该地修文宣王庙，所作碑文有曰：仲尼之道与王化远迩。惟柳州古为南夷，椎髻卉裳，攻劫斗暴，虽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汉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唐始循法度，置吏奉贡，咸若采卫，冠带宪令，进用文事，学者道尧、舜、孔子如取诸左右，执经书，引仁义，旋辟唯诺，中州之士时或病焉。
但其影响似不宜高估。与柳宗元同时代的卢仝有句：“柳州蛮天末”；柳宗元也在作品中多处描绘柳州的蛮荒景象，可见此地的文化形象与桂州仍不可同日而语。
连州在岭南最为特别。对此刘禹锡《连州刺史厅壁记》叙述得相当详细：此郡于天文与荆州同星分，田壤制与番禺相犬牙，观民风与长沙同祖习，故尝隶三府，中而别合。……郡从岭，州从山，而县从其郡邑。……城压赭冈，踞高负阳，土伯嘘湿，抵坚而散，袭山逗谷，化为鲜云，故罕罹呕泄之患，亟有华皓之齿，信荒服之善部而炎裔之凉地也。
所谓“呕泄之患”，显然指瘴疠。殷尧藩在《送刘禹锡侍御出刺连州》诗中亦有“土甘殊觉瘴烟轻”之句。既如此，北方人对其印象便好得多。韩愈曾认为：“阳山，天下之穷处也”，隐隐然已将该地包含在“天下”之内。而刘禹锡则称此地为“三湘最远州”，虽然有其政区的依据，似乎也不无文化归属的判断。
韶州控扼岭南东部交通要道。皇甫湜《朝阳楼记》称：岭南属州以百数，韶州为大。其地高，其气清，南北之所同，贡朝之所途。
此语前半甚为夸诞，可不置论，其后半所言则大抵为事实。所谓“气清”，无非指上引“瘴烟轻”之类。不过在岭南五管内，得到此等评价已颇为不易。（三）塞：文化的北疆
塞指的是军事防御工程，唐人以此指代边疆，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是凡一切军事设防之地均可称塞，如杜甫在三峡曾写下“关塞极天唯鸟道”的诗句，而王勃在《江宁吴少府宅饯宴序》中更是称：“关连石塞，地实金陵。”狭义的则特指北部边疆。本文在此讨论的是狭义的塞。
作为军事上设防的边疆地区，塞具有文化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此首先须讨论它的具体走向，因为唐代并没有修筑长城之类的大型工事，而史料中的有关记载都过于零碎。
先请看东北。这一地区，唐人感觉中的极边是辽水。虽然唐王朝曾在高宗时一度平高丽、百济，“辽海已东皆为州”，但“俄而复叛，不入提封”。上引狄仁杰疏在“请捐四镇”之后还有“罢安东以实辽西”之语，其以辽水为塞之意甚为明显。在唐人的边塞诗中，言及辽水的甚多。如刘驾《塞下曲》云：勒兵辽水边，风急卷旌旃。绝塞阴无草，平沙去尽天。
诗中以辽水为“绝塞”。而王宏《从军行》有句：“秦王筑城三千里，西自临洮东辽水。”貌似述古，实则写今。这两人都是写实的。至于抒情的，凡言及辽水都有一种特别旷远的意境。状闺中人思边的如“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已为世人耳熟能详。兹再节引陶翰《燕歌行》：请君留楚调，听我吟燕歌。家在辽水头，边风意气多。
这两首诗虽口吻、情调迥然不同，但对于辽水的文化认同则是一致的。
从辽水往西，作为塞的天然凭依的是燕山。骆宾王曾在《边夜有怀》的诗中写道：“汉地行逾远，燕山去不穷”；黄滔的《塞上》诗中也有“燕山腊雪销金甲”之句。这两人的表述都相当准确。因而燕山南麓便被唐人当作塞下。其中尤以蓟州为极边。王贞白《出自蓟北门行》有句云：“蓟北连极塞，塞色昼冥冥。”同样的感觉，在鲍溶的笔下也有所反映：“北风号蓟门，杀气日夜兴。”张蠙的《蓟北书事》曾以白描的手法作过一番描写：度碛如经海，茫然但见空。戍楼承落日，沙塞碍惊蓬。
所谓“碛”、“沙”，指的都是荒漠的自然景观。荒漠的具体位置在此可暂不置论，其以“蓟”为定位依据，是颇值得注意的。
作为一方军事重镇的是幽州。贾至《燕歌行》甚至认为：国之重镇惟幽都，东威九夷北制胡。
因而此地也被目为边塞。在唐人篇什中，往往有以幽、蓟互相指代的现象。如张说《幽州别阴长河行先》诗中称：“荆南久为别，蓟北远来过。”胡皓《大漠行》以“单于犯蓟壖”起首，诗中又有“穷徼出幽陵”之句。笔者认为这些辞句对于“幽”、“蓟”的选择只是出于声调的需要，其含义则并无区别。
幽州以西，塞并没有沿燕山山脉往西伸展，其走向南折而至太行山。上引贾至《燕歌行》中有句称幽州“前临滹沱后易水，崇山沃野亘千里”，所谓滹沱指定州，而易水指易州。这两州都在“崇山”即太行山东麓。郎士元《送李将军赴定州》诗有“春色临边尽，黄云出塞多”之句；易州则被《唐六典》列为“边州”；可谓明证。
太行山以西，河东之地，塞的位置比定州更南。自并州以北，在唐人心目中都已是边地。并州的地位与幽州相仿，唐人普遍认为该地已经近胡。张说有句云：“汉郡接胡庭，幽并对烽垒。”单言并州的，李端《送王副使还并州》诗中有“并州近胡地”之句，耿《送大谷高少府》诗也称“县属并州北近胡”。既如此，感觉其近塞便是顺理成章之事。李频在《送友人往太原》中写道：“汾河流晋地，塞雪满并州。”
从并州往北，边塞的景象愈益明显。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雁门。崔颢的《雁门胡人歌》有云：高山代郡东接燕，雁门胡人家近边。
所谓边当然是塞的同义语，因而李颀的《塞下曲》亦以“黄云雁门郡”为言。同样的气息也笼罩着与之毗邻的朔州。李频的《朔中即事》有云：关门南北杂戎夷，草木秋来即出师。
所谓“关”当指雁门关，而“朔中”即朔州。此地与代州一样，在唐前期都曾是安置突厥降户的所在，因而其杂有戎夷也很突出。
河套以西，塞的走向相对较为复杂。从河套到贺兰山一带，较理想的状态是以黄河为凭据。姚合《送独孤焕评事赴丰州》诗云“结束从军塞上行”，丰州之地正在河套。玄宗《命张说兼领朔方节度诏》谓：朔方之地，雍州之域，密迩关辅，是称河塞。“河塞”之名，在唐人篇什中颇为常见。屈同仙《燕歌行》称：“河塞东西万余里”；崔湜《大漠行》中亦有“河塞阴沉海色凝”之句。但具体的情形复杂得多。由于河曲一带自来是降胡的安置之地，李益所咏“圣君破胡为六州，六州又尽为胡丘”，指的便是河曲六州。因而唐人普遍感觉塞的实际位置在河曲以南。夏州自不待言，姚合《送李侍御过夏州》诗云：“迢递河边路，苍茫塞上城。”就连鄜州也被当作塞北。韦庄《鄜州留别张员外》称“塞北相逢朔漠中”。甚至连坊州都被当作近塞。舒元舆《坊州按狱》谓“中部接戎塞”。难怪宋人在上引《宋本地理指掌图》中认为唐代塞的走向是从胜州经庆州、原州而至渭州。
贺兰山以南，塞的天然依凭是陇山。唐人认为其“南连秦岭，北抵大河”，因而习以河、陇连称，谓之“河陇之塞”。在当时人感觉中，陇阪是极为重要的地理屏障。卢照邻有诗云：陇阪高无极，征人一望乡。关河别去水，沙塞断归肠。
该地虽距关中并不遥远，但边塞的气氛一直十分浓烈。杨师道有句：“陇头秋月明，陇水带关城。”这种以关、陇对举乃至连用的情形几乎已成为唐人的固定用语。岑参曾用叙事的方式描摹一种感觉：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陇水不可听，呜咽令人愁。
这种情绪在很多人的诗篇中都出现过。古乐府中有篇名曰《陇头水》，受其影响，唐人对于这一地理景观非常注意，并且都因袭了一种莫名的愁绪。许棠也在一首诗中写过：陇山高共鸟行齐，瞰险盘空甚蹑梯。云势崩腾时向背，水声呜咽若东西。
对于陇山的位置并没有像上引岑参诗那样在意，但其对陇山山体的描写却是前者所不能比拟的。
唐代前期，唐王朝领有陇右之地，自陇山以西率为边塞。叠、洮、岷以北诸州在《唐六典》中均有边州之目。秦州杜甫有句咏之“塞云多断续”，成州也有“清时为塞郡”之称。安史之乱以后，陇右河西尽没于吐蕃，形势发生急剧变化，陇阪一跃而为军事前线，濒临河陇的诸州“陇、泾、盐、灵皆列为极塞”。这一形势从版图盈缩的角度看诚为巨变，但若以边塞形态言之，则不过是原先一条巨宽绵长的边塞带收缩成为一线而已。陇山作为塞的底线仍没有变。
在唐人心目中，塞是一条极为重要的人文地理界线。唐人普遍认为，塞是中华文化的分布边缘，塞外即是胡天异域。皇甫冉曾意气风发地吟咏：“吹角出塞门，前瞻即胡地。”地点较为具体的，高适咏蓟北有谓：“苍茫远山口，豁达胡天开”；张籍《泾州塞》一诗亦称：“行到泾州塞，唯闻羌戍鼙。”顾非熊对此表述得尤为沉痛：贺兰山便是戎疆，此去萧关路几荒。无限城池非汉界，几多人物在胡乡。
这首诗有陇右沦于吐蕃的背景，元结亦曾以此为言：援车登陇坂，穷高遂停驾。延望戎狄乡，巡回复悲咤。滋移有情教，草木犹可化。圣贤礼让风，何不遍西夏？
很明显，此前唐人的感觉不会如此。
但唐前期人对于陇右，也并不认为其文化即为中华文化，至多不过是觉得处于一种胡汉杂糅的状态。骆宾王尝云：“溪月明关陇，戎云聚塞垣”；表明自陇之右其文化氛围即甚为特殊。岑参曾在凉州写过：“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其在安西则称：“绝域地欲尽，孤城天遂穷。”这种感觉具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王维咏安西也有“绝域阳关道、胡沙与塞尘”之句，其状凉州则有云：凉州城外少行人，百尺峰头望虏尘。健儿击鼓吹羌笛，共赛城东越骑神。
这些诗句中，陇右的文化面貌已可见其仿佛。岑、王两位都是当时人，其感觉可谓切身体会。
值得指出的是唐人对此有不少事后追述之言。如刘景复所谓：“我闻天宝十年前，凉州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衽皆汉民，不省胡尘暂蓬勃。”此诗堪称典型代表。诗中的“皆汉民”，显然是作者的激愤之辞。在陇右沦为“戎窟”之后，凭想象夸大该地的汉文化成分，在唐后期的篇什中所在多有。作者的心情不难理解，然而与史实却颇有出入。且不说该地的民族成分十分复杂，即以其汉民而论，杨凝《送人出塞》有句称：“此去非东鲁，人多事鼓鼙。”这才是当时情形的真实写照。
胡汉之界，从生活、生产方式而言，基本上是一条农牧分界线。这一点已为人所习知，不待多言。上引李德裕言已有“中国以农为本”之说，唐人还曾在篇什中夸耀其“垦耕大漠为内地”的壮举。支持这一地理界线成立的，是唐人普遍认为，塞具有自然景观的分界意义。在唐人的边塞诗中，很多都注意到其与内地不同的自然景观。皇甫冉《出塞》诗云：“转念关山长，行看风景异。”屈同仙《燕歌行》亦谓：“河塞东西万余里，地与京华不相似。”至于“不相似”的内容，其后文提示了两个方面：“燕支山下少春晖，黄沙碛里无流水”，即物候和地貌。
唐人普遍认识到，塞外气候苦寒，冬半年特别长。其冬天开始得特别早，而春天来得特别迟。其冬天开始的时间，往往在八月。王缙曾描写道：“莫将边地比京都，八月严霜草已枯”，俨然一副初冬光景。而岑参在其著名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吟咏：“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已纯乎是隆冬。岑氏的这一诗句绝非夸诞，刘得仁的《塞上行作》也有“塞雪下中秋”之句。漫长的严寒一直持续到次年的三月。岑参曾在凉州多次感叹：“胡地三月半，梨花今始开”，“凉州三月半，犹未脱寒衣”。算来其冬半年实足在七个月以上。
如此寒冷的气候条件，与之相对应的地貌只能是荒漠。唐人在提及边塞时，印象最深的是该地多风沙。王翰描写的凉州是：“秦中花鸟已应阑，塞外风沙犹自寒”；李昌符《送人游边》称：“愁指萧关外，风沙入远程。”施肩吾的《云中道上作》尤有意思：羊马群中觅人道，雁门关外绝人家。昔时闻有云中郡，今日无云空见沙。
似乎当时的荒漠化有加剧之势。
受气候和土壤的制约，边塞的生态系统相当简单，因而其自然景观非常单调。李益的一首诗对此描写得十分传神：眼见风来沙旋移，经年不省草生时。莫言塞北无春到，总有春来何处知？
温庭筠至认为“阴山无岁华”。这两人的笔调偏于否定，但即便从正面进行描写的，也不过描绘出“玉门关城迥且孤，黄沙万里白草枯”，或者“酒泉西望玉关道，千山万碛皆白草”而已。
在这样的环境中，内地人的不适应是毋庸赘言的。“地寒乡思苦，天暮角声悲”，几乎所有的边塞诗都弥漫着类似的悲凉情绪。内中尤感到不适应的是南方人。北方人尚可因“莫言塞北春风少，还胜炎荒入瘴岚”而稍感安慰，南方人便毫无办法。刘驾《古出塞》诗有云：胡风不开花，四气多作雪。北人尚冻死，况我本南越。
类似的喟叹绝非无病呻吟。雍陶在《渡桑干河》诗中感言：“今朝忽渡桑干水，不似身来似梦来”；其背后便有对环境无法认同的因素在起作用。
相对而言，塞外也有两处水土比较丰美的所在。其一是河西的凉州。元稹曾在一首诗中写道：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蒲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楼下当垆称卓女，楼头伴客名莫愁。乡人不识离别苦，更卒多为沉滞游。
这应该比较接近史实。李端的《千里思》也曾歌咏：凉州风月美，遥望居延路。泛泛下天云，青青缘塞树。
以致说该地在沦于吐蕃之后，“蕃人旧日不耕犁”的习俗也发生了变化，改为“相学如今种禾黍”了。
另一处是贺兰山下的灵州。此地在唐前期并未受到时人的称赞，但在唐末，张蠙称之“山川不异江湖景，宾馆常闻食有鱼”。释无可更是将它说得颇有诗情画意：地得江南壤，程分碛里砂。禁盐调上味，麦穗结秋花。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都是南方人，其所作出的环境评估应该不至过于廉价。（四）西南和东南的文化疆界
1．西南的文化疆界
西南方向的文化边界不如岭、塞引人注目，但对唐代而言亦十分重要。它指的是岭和塞之间的一段文化边界，空间上相当绵长。
西南边界的北端是通过西山与塞相接的。当时所谓西山，或曰西岭，指的是剑南西缘的雪山。杜甫《西山三首》注谓：“即岷山，捍阻羌夷，全蜀巨障。”实际上，北自陇右，南至成都平原，其西面的雪山在史料中都有“西山”之称。《旧唐书·吐蕃传》中有“剑南西山”、“成都西山”、“西山松州”诸种称呼，可以为证。
在唐代，西山是中华文化的一段重要边界。岑参认为“兵马守西山，中国非得计”，但显然相沿已久，他也徒有“不知何代策，空使蜀人弊”的感慨而已。建中四年（783），陇右节度使张镒奉诏与吐蕃结盟，议定的边界便有一段是“剑南西山”。西山以南，是大渡河。其盟文有曰：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汉界；……大渡水西南为蕃界。
这大渡河也是一段既有的中华文化分布边界，并非一时的权宜。雍陶在《哀蜀人为南蛮俘虏五章》的第二章《过大渡河蛮使许之泣望乡国》写道：大渡河边蛮亦愁，汉人将渡尽回头。此中剩寄思乡泪，南去应无水北流。
显然，此时的蛮汉双方都认定大渡河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其第四章中还有“越巂城南无汉地，伤心从此便为蛮”之语。事实上根本无须南至越巂，高适谓剑南“自邛关、黎、雅，界于南蛮也”，隐隐然便是以大渡河为立论依据。也许，在越巂与大渡河之间还间隔地有些“汉地”吧。
大渡河以下，中华文化的边界基本上便是沿长江一线。岑参在《初至犍为作》中称：“云雨连三峡，风尘接百蛮”；其《阻戎泸间群盗》诗亦称：“帝乡北近日，泸口南连蛮。”需要注意的是犍为、戎州、泸州都在长江沿线，显然诗人是将长江当作一条文化边界来对待的。自此以下，长江北岸的大巴山区在有些人眼里也夷蛮密布，如元稹所言：“见说巴风俗，都无汉性情”，且举证道：“猿声芦管调，羌笛竹鸡声”；白居易在忠州也以“勿笑风俗陋”的口吻称：“蛮鼓声坎坎，巴女舞蹲蹲。”但在很多人心目中，此地与长江以南究属有别。杜甫曾在三峡咏怀：“绝塞乌蛮北，孤城白帝边”；他还在诗句中多次称此地为塞，如“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之类。戴叔伦在涪州称“文教通夷俗”时，也以“江分巴字水，树入夜郎烟”为言。许棠的一首诗对此表达得尤为清楚：从戎巫峡外，吟兴更应多。郡响蛮江涨，山昏蜀雨过。
所谓外便是南。诗人所咏为黔南，即黔中，而竟以巫峡为指归，这是很有意思的。
位于三峡以南的黔中之地，在唐人心目中是一个极为荒僻的所在，与中华文化格格不入。窦群《自京将赴黔南》诗云：风雨荆州二月天，问人初雇峡中船。西南一望云和水，犹道黔南有四千。
这种里程真是不知如何算出来的。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更是令人恐怖地写道：“播州非人所居”，简直比岭南更可怕。这样的一个地方，其“万事非京国”和“言语多重译”是可以想见的。刘长卿因其“地远官无法，山深俗岂淳”而称之为“荒徼外”。孟郊则在赞美“旧说天下山，半在黔中青”的同时表示：“我愿中国春，化从异方生”，直接以之与“中国”相对。李频在当地写道：“江流来绝域，府地管诸夷。”薛能则在送人往黔中时谓：“同文到乡尽，殊国共行连。”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行政上确实是将黔中当作“殊国”来对待的，“黔江辰溪十五郡五十余城”，“赋其吏员”时是“每三岁则有诏以诸曹郎分命南辕”，以“便其习俗”。这在当时尽管不是唯一，但也是相当特殊的。
黔中的东界是雪峰山。当时人声称：“黔巫之地，西控微泸彭濮，东接桂林象郡，北渐巴峡，南驰沧溟。”实际上这一印象并不准确。至于当时中华文化的分布边界，则大体是由峡江经洞庭湖西岸，再经雪峰山而至南岭。雪峰山以西的五溪之地自不用说，当时人完全是众口一词地认定其为化外之地。戎昱称辰州为“荒徼辰阳远”，所谓远，其在另一首诗中曾量化为“万里”。王昌龄在此亦有句称“夜闻两岸羌戎讴”。高力士在巫州有一首咏荠的诗：两京作芹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不同，气味终不改。
轻轻一笔就将五溪的文化面目勾勒出来。地总五溪之要，位于洞庭湖西岸的朗州，刘禹锡称之“蛮陬想犬牙”，且描绘为：“照山畬火动，踏月俚歌喧”；董侹亦认为其有“黔中遗风不绝者”。其北面的澧州，戎昱《澧州新城颂序》有曰：荆之近庸，国之南屏，水陆吴楚，风俗夷獠。
其为汉文化的分布边缘已毋庸赘言。
需要说明的是雪峰山以东的邵州。此地在后世曾成为著名的蛮叛之地，但在唐人笔下，其文化形象却无任何特异之处。如朱庆馀有云：轩车此去也逢时，地近湘南颇入诗。一月计程那是远，中年出守未为迟。水边花气熏章服，岭上岚光照画旗。想得化行风土变，州人应为立生祠。
这样的笔调，如果不是诗题《送邵州林使君》，简直很难令人将其与邵州的历史联系在一起。
2．东南的文化边疆
东南一隅的文化边疆最引人注目的是闽中。此地在唐人心目中往往是与岭南同类的。元和八年（813）曾有诏曰：“比闻岭南五管并福建、黔中等道，多以南口饷遗，及于诸处博易。”这是关于社会文化的。而题名《岭南异物志》的书在纪事时也包括闽中：“刺桐，南海至福州皆有之，丛生繁茂，不如福建。”这是关于自然的。当时人对于闽中的文化判读由此可见一般。
流传至今的唐人篇什在提及闽中时往往也是以岭作为标识的。刘长卿《送崔载华、张起之闽中》称：“猿声入岭切，鸟道问人深。”韩翃《经月岩山》则以“驱车过闽越”开篇，以“岭岫相追携”煞尾。但此岭并非南岭之岭，有些人特地在岭字前加闽字以为限定，如刘禹锡《送唐舍人出镇闽中》称：“闽岭夏云迎皂盖，建溪秋树映红旌”；刘长卿也曾有过“鸟道通闽岭”的诗句。自中唐以后，也许是为了与“桂岭”、“梅岭”的雅称相匹配，指代闽中的岭字前修饰语逐渐演变为“梨”字。一开始还只体现在标题中，而造语时则突出其作为“岭”的特征，如皇甫冉《酬李判官度梨岭见寄》云：“岭南雁北顾”；林藻《梨岭》诗称：“曾向岭头题姓字。”到后来便特化为一个固定用语，如许浑《送林处士自闽中道越由霅抵两川》有云：“乡关背梨岭，客路转洲”；章碣《送谢进士还闽》亦称：“雷霆入地建溪险，星斗逼人梨岭高。”以致在唐后期“梨岭”几乎有成为“闽中”的异称之势。
既然认定其居于岭南，该地自应具有岭南的地域特征。这一点，当时无论当地人还是外地人都有相当一致的意见。作为当地人，欧阳詹《题梨岭》诗有云：南北风烟即异方，连峰危栈倚苍苍。
其前句的意思已至为明显。释卿云亦曾追忆：“旧居梨岭下，风景近炎方。”而作为外地人，陈陶咏泉州便有“三千幢盖拥炎州”之句。鲍溶《寄福州从事殷尧藩》谓：“越岭寒轻物象殊”；常衮《题漳浦驿》亦有句云：风候已应同岭北，云山仍喜似终南。
前句尤值得玩味。“风候”，盖气候之谓；而“同岭北”则意指凉冷。作者强调其“已应”，是源于对岭南气候条件的一种恐惧，即易致瘴疠。史载：（漳州）初，在漳浦水北，因水为名。寻以地多瘴疠，吏民苦之，耆寿余恭讷等乞迁他所。
这显然即上引常衮“风候已应同岭北”的背景所在。事实上不仅漳州，当时闽中不少地方都被认为有瘴疠。施肩吾《送人南游》诗有云：“凌空瘴气堕飞鸟，解语山魈恼病人”；从其后文所言“闽县”、“泉州”，已可知其人南游的去向。许棠《寄建州姚员外》亦称：“闽空瘴雨垂。”该地之多瘴可想而知。
不仅自然环境，当时闽中的人文环境也被认为与岭南颇多类同之处。前引许棠诗的上句是“岭堠蛮云积”。骆宾王《晚憩田家》云：心迹一朝舛，关山万里赊。龙章徒表越，闽俗本殊华。
末句已将闽中的文化特征表述得至为明显。对此刘禹锡也有类似的感觉，称“闽悍而嚣，夷风脆急”，并举证：“居洞砦、家桴筏者与华言不通。”这三位都是外地人，也许不无诬蔑的成分，值得注意的是当地人在述及乡邦时也不得不以边地自居。卿云《长安言怀寄沈彬侍郎》甚至以为：故园梨岭下，归路接天涯。生作长安草，胜为边地花。
如此几近自渎的造语，不知诗人是在倾诉其对上国首善的真诚仰慕，还是在抒发其出自文化弱势地域的某种无奈和不平。
与闽中连类而及的还有温州一带。由于历史的原因，此地与闽中存在着千丝万缕的文化联系。韩愈《送窦从事序》谓：逾瓯闽而南，皆百越之地，……连山隔其阴，巨海敌其阳，是维岛居卉服之民，风气之殊，著自古昔。
着重当时文化状况的，顾况《永嘉》诗云：东瓯传旧俗，风日江边好。何处乐神声，夷歌出烟岛。
末句也许有人不能同意，因为有诗句称该地“礼法未闻离汉制，土宜多说似吴风”，较保守的也认为其“半是吴风俗，仍为楚岁时”。但该地存在与闽中文化类同的成分当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张子容的《永嘉作》写道：拙宦从江左，投荒更海边。山将孤屿近，水共恶溪连。地湿梅多雨，潭蒸竹起烟。未应悲晚发，炎瘴苦华年。
诗中所描写的自然环境以及作者对于自然环境的人文评价，如“投荒”、“恶溪”、“潭蒸”、“炎瘴”，都表明其与闽中相去不远。由此不难判断，尽管存在一些“吴风”，但时人对该地“土地穷瓯越”的印象大体是准确的。显然它正处在文化交界的边缘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唐中叶以后闽中的文化形象发生了显著变化。韩愈《欧阳生哀辞》谓：闽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鱼之乐，虽有长材秀民通文书吏事与上国齿者，未尝肯出仕。
末句所谓“未尝肯”自然大可不必当真，但其对闽越环境的人文评价却是此前所未见的。此前如颜真卿所言“其地东带沧溟，南接交广，居民若是其众也，政务若是其烦也”，其口气就已让人觉得很新颖了。因为其中已没有了对该地作为文化边疆的鄙夷和歧视。而韩愈的文字中分明还出现了肯定和赞美。稍后杜牧甚至写出了“东闽两越，宦游善地也”的句子。形之于诗的也有韦庄《送福州王先辈南归》所吟：“名标玉籍仙坛上，家寄闽山画障中。”联想到刘长卿“万里闽中去渺然，孤舟水上入寒烟”的感觉，个中的反差不可谓不明显。此时外乡人在闽中感到不适的当然也有，如杜荀鹤称之“郡邑溪山巧，寒暄日月偏”，周朴喟叹“那堪望断他乡目，只此萧条自白头”，但这已不含有地域偏见，基本上属于人之常情，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的，无足深怪。
三、山川之异（上）：北方各区
以上是将中华文化当作一个整体，讨论其空间分布范围，现在试对其内部的空间作进一步分析。（一）南北之界
就全国范围而言，中华文化的地域分异自秦汉以降便首先是一种南北向的分异。这一点唐人也有强烈的同感。凡提及最大尺度的地域分异，唐人的第一感觉总是南北。陆德明《经典释文序》谓：“楚夏声异，南北语殊”；这是讲方言。王勃则上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称：“天地所以间南北，山川所以别风云”；又称：“仰天文而窥日月，虽共光华，凭地理而考山川，即殊南北。”这种言论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
唐人习以“胡越”以表示山长水远、地域悬隔乃至反差显著。其典出《古诗十九首》中的“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但在唐代可谓发扬光大。如元稹曾感慨：“天上参与商，地上胡与越”；曹邺也有“永怀共济心，莫起胡越意”之句。至于以“塞北”与“江南”相对，更是唐人的老生常谈。如，杜甫曾写过“塞北春阴暮，江南日色曛”，周弘亮《除夜书情》有“春入江南柳，寒归塞北天”。王智兴称：“江南花柳从君咏，塞北烟尘我独知。”白居易则大发感慨：毡帐胡琴出塞曲，兰塘越棹弄潮声。何言此处同风月？蓟北江南万里情。
所谓“蓟北”自与“塞北”同义。这类话语，反映了唐人对于中华文化最大尺度分异方向的认同。
需要讨论的是南北界线。现存的唐人文献中，对这一点的体认分歧较大。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长江。作为一条东西向的地理界线，唐人曾赋予它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启颜录》“晏婴”条谓：橘生于江南，至江北为枳。枝叶相似，其实味且不同。水土异也。
这是很令人骇异的一条资料。毫无疑问，其出典为《晏子春秋》。然而《晏子春秋》原文所讲的地理界线为“淮”，久已成为有关地学研究中的经典论据，此处却将“淮”改成了“江”。
可以肯定，这一字之差并非传抄之误。“江”、“淮”二字笔画相去甚远，不太可能致讹；同时，还有一条类似的资料可资旁证。白居易曾在《礼部试策五道》之第一道中问：驱天下之人责其所无，强其所不能，则何异夫求萍于中逵，植橘于江北。反地利，违物性，孰甚焉？
所谓“植橘于江北”，显然也是用《晏子春秋》之典，而其改淮为江与上引《启颜录》如出一辙。如果说这两者都是依据了同一个错误版本，那么至少可以断定，这一“谬种”在唐代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流传。
在唐人心目中，长江作为地理分界线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最显著的表现在地面结构。韦夏卿《东山记》曰：“自江之南号为水乡。”因而其生产及生活方式也随之而有所差异。李乂曾在一篇上疏中称：江南水乡，采捕为业，鱼鳖之利，黎元所资，土地使然，有自来矣。
这种言论在当时完全是常识。如柳宗元在《凌助教蓬屋题诗序》写道：“栋宇简易，仅除风雨，盖大江之南其旧俗也”；等于也暗示了当时大江南北其旧俗有所不同。甚至于有些人认为江南的气候与江北也有所差异。如于邵在《送蔡秀才序》中有“虽江南地暖于景度”之语，而韩愈更是明确地表示：宣州虽称清凉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风土不并以北。
所谓“风土”显然指气候。
更能表达这种感觉的是唐人的诗作。唐人在长江边往往有一种很无奈的情绪，“滔滔大江水，天地相终始”，或“远树烟间没，长江地际遥”之类。表面上是对自然景观的客观描写，实际上暗含了对人事无常的深深喟叹。触目所及，自然而然地便有一种“忽限江南北”的情愫。王勃曾写道：归舟归骑俨成行，江南江北互相望。谁谓波澜才一水？已觉山川是两乡。
首句显然即后人所谓“南船北马”，末句则意指江南为水乡。甚至有人即以此作为划分南北方的依据。崔涂《初识梅花》诗云：江北不如南地暖，江南好断北人肠。燕脂桃颊梨花粉，共作寒梅一面妆。
虽仅以气候为言，但已精细地道出了江北即非“南地”，江南人不同于北人。作者用的是诗人的笔触，其意思已十分清楚。类似的资料还有很多。宋之问曾在“白发岭南生”的时候向往“丹心江北死”；而其所以称“江北”，显然是以为江北不属南方。他还在一次北归途中走到汉江便亲切地写道：“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种感觉颇可以成为前引诗句的注脚。徐延寿的《南州行》讲得更直接：“摇艇至南国，国门连大江”；是其以大江为南国之北界明甚。而所谓“南州”、“南国”，无疑都是南方的异称。
相对而言，唐人对于淮河作为地理界线的体认显得较为单薄。然而仍对其地理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元稹在《祭淮渎文》中讲其“经界区夏，左右万国”，由此可见一般。
唐人对于淮水的观感，主要集中于两点。其一是长。很多人在提到淮水时都注意到这一点，如“淮海长波接远天”、“淮流一派长”之类的意象。在唐人的篇什中陈陈相因，几可谓泛滥成灾。唐人习以“长”作为前缀与“淮”构成一固定用语，如“高鸟长淮水”、“长淮流不尽”、“暮涛凝雪长淮水”等。“长淮”在唐诗出现的次数比“长江”还多。唐人对“江”的修饰语更多的是“大”而不是“长”。一大一长，可谓相映成趣。只不知“长淮”这一习惯用语在后世何以未能继承下来。
另一点是深。这一方面被提及的频度远不及前者，但也颇值得关注。其中有单言淮水的，如岑参有谓“清淮无底绿江深”；也有以淮水与海连称的，如萧颖士所谓“淮海阻且深”。还有以淮与江相提并论的，如高适所谓“萧条秋风暮，回首江淮深”。
与淮水有关的地理现象，唐人普遍注意到落叶阔叶林的自然景观，即所谓“淮南落木”。无论在当地在外地，凡言及淮水、言及秋天几乎千篇一律地都是重复这一意象。如宋之问在《初宿淮口》中曾写下“况值淮南木落时”，陈存在楚州曾写下“淮南木叶飞”，刘长卿在隋州曾写下“淮南摇落客心悲”、在江州曾写下“淮南木落楚山多”。类似的例证不胜枚举。如此深切的关注，显然是认定淮水为落叶阔叶林的分布南界，或曰常绿阔叶林的分布北界。方干有所谓“寒芜随楚尽，落叶渡淮稀”，可以为证。因而在淮水以南只要见到落叶便将古人的老调重弹一遍。
苟此解不误，则当时的自然景观当与现代相去不远。在现代的植被分布图上，淮水以北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分布区，而以南为凉亚热带含常绿阔叶树的落叶阔叶林分布区。
至于淮水的人文地理意义，唐人普遍将它与古代的楚联系起来，认为它是楚地北界。贾岛云：“楚从何地尽，淮隔数峰微”；方干亦称：“越山直下分吴苑，淮水横流入楚乡。”既有如此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而不少人认为其在当代仍是重要的人文地理界线。刘长卿称：“淼淼长淮水，东西自此分。”所谓“东西”语涉双关，其一层含义是送人西赴上都，另一层含义则因淮水东流方向偏北而为言，意指其为一地理分界线。他还在一首送人往南的诗中有句称：“相望隔淮长”，由此可见其对淮水作为地理界线的重视。
更多的人是将淮水表述为一条南北地理分界线。韩翃多次在诗中强调淮水的地理意义，其送人归江南时有句称“过淮芳草歇”，而送人往淮南时则称：“白苎歌西曲，黄苞寄北人”，是其以淮水为南北方分界线明甚。孙逖《淮阴夜宿二首》云：水国南无畔，扁舟北未期。乡情淮上失，归梦郢中疑。…………宿莽非中土，鲈鱼岂我乡。孤舟行已倦，南越尚茫茫。
很明显诗人是在自北向南行。需要说明的是作者为北方人，竟然称“乡情淮上失”，显然是认为淮水以南不属北方。而“非中土”三字尤值得注意。虽然在文化脉络上与上述对楚的联想同出一源，但唐人以如此口吻称述南方的已实在不多。
与淮水同样值得重视的是秦岭，在唐人的眼中，这也是一条重要的南北地理分界线。
唐人阐述秦岭的地理意义，很少从自然景观入手。从自然方面入手的，顶多讲到其山体高大，如“秦岭高崔嵬”，对交通具有阻隔作用。孟贯《过秦岭》主旨亦如此：“古今传此岭，高下势峥嵘。安得青山路，化为平地行。”很多人都是综合秦岭各方面的表现，直接得出结论，认为秦岭是一条综合性的南北地理分界线，如欧阳詹《题秦岭》所谓：南下斯须隔帝乡，北行一步掩南方。悠悠烟景两边意，蜀客秦人各断肠。“悠悠烟景”无疑指自然景观，其南北之不同是不待言的。而一些北方人则专从它的人文地理意义着笔，韩愈的名句“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即以秦岭作为其家乡的界限。对此表述更清楚的是司空曙的《登秦岭》：南登秦岭头，回首始堪忧。汉阙青门远，商山蓝水流。三湘迁客去，九陌故人游。从此思乡泪，双垂不复收。
以至于在不少人心目中，越过秦岭似乎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如所谓“冰雪背秦岭，风烟经武关”，以及“我上秦岭南，君直枢星北”，个中的感觉是值得细细回味的。
以下以秦岭、淮河作为南北地理分界线，分别讨论南北双方内部进一步的地域分异。（二）关中
与全国范围最大尺度的地域分异方向不同，北方文化的地域分异主要是一种东西向的分异，这一点在唐人心目中异常清楚。其中最明显的对立是山东和关中。这一风气沿自周隋，但入唐以后绵延不替。史载唐太宗曾在宴席上谈起山东人、关中人，言辞间“意有同异”。张行成当即跪奏：“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隘狭。”以九五之尊犹未免市井轻薄之态，可见其时社会上的普遍风气。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当时的笑话集《启颜录》载有不少山东人和关中人互相嘲诮的例子。例一是通过“下俚人言音”，关中人戏称“山东固多仁义”，而山东人回敬“关中人亦甚聪明”，其文甚长不录。其二则表现了两地饮食习惯的差异：山东人来京，主人每为煮菜，皆不为美。常忆榆叶，自煮之。主人即戏云：“闻山东人煮车毂汁下食，为有榆气。”答曰：“闻京师人煮驴轴下食，虚实？”主人问云：“此有何意？”云：“为有苜蓿气。”主人大惭。
这些都是很细微的事例，从中可以看出两地文化差异，尤其是两地人在文化上互不认同。
关中的概念，上引李德裕言已有“东有潼关、西有散关、南有蓝田关、北有蒲关”之说。这一说法可以解释关中得名的渊源，但不足以界定一个文化地域。就后一层意义郭子仪曾有一番体认：雍州之地，古称天府，右控陇蜀，左扼崤、函，前有终南、太华之险，后有清渭、浊河之固。
其命名虽未称关中，但所言地域是颇值得重视的：东起崤山、函谷关，西迄陇山，南界秦岭，北抵黄河。不言而喻其核心地域便是关中，只北界和东界略有不同。北界上文已论证过，自鄜州、泾州以北唐人便感觉已经是边塞了。而东界，当时多数人的感觉应该在潼关及黄河一线。唐玄宗《潼关口号》有“河曲回千里，关门限二京”之句。而蔡希寂《陕中作》亦有句曰：“西别秦关近，东行陕服长”；所谓“秦关”显然指潼关。
这一地域的文化归属，唐人的普遍感觉是秦。卢照邻从西往东，写下“陇阪长无极，苍山望不穷”的诗句之后，其感觉是标题所示：《入秦川界》。杜甫《塞芦子》诗称“延州秦北户”；李白咏蜀道有“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张祜在潼关描绘：“关门西去华山色，秦地东来河水声。”这些诗句分别从西、北、南、东四个方位的边界将其与邻区的文化归属判读了出来。
作出这样的判断无疑有其现实的依据。王昌龄往西走到泾州，便有“所嗟异风俗，已自少情趣”之慨。北部，元稹称：“自鄜而北夷夏杂居，号为难理。”南面，薛能在汉中的西县写道：“蜀音连井络，秦分隔褒斜。”东边，张乔在华山有云：“地连秦塞起，河隔晋山微。”不难看出，位于这中间的是一个既有共同文化渊源，又有文化相对一致性的地域。
至于其具体的文化特征，当时人比较突出的感受有三个方面。其一是“豪黠剽轻”的游侠之风。不仅“辇毂之下”如此，“扰之则狱市不容，缓之则囊橐相聚”；其郊县也不免。如盩厔有人痛感其民风“浮诈”，“奸民豪农颇输名买横”，显然也是豪侠之风的一种表现。这无疑与“五方错杂”的人文环境颇有关系。京城自毋庸赘言，盩厔的情形也是“市闾杂业者多于县人十九”。这种风气在当时十分引人注目，陈仲师《土风赋》述秦地是“侠客凭陵”，卢照邻描写“斗鸡过渭北，走马向关东”的诗篇开头便称：“长安重游侠。”
也许这种游侠之风应该算一种青年亚文化，传世的相关歌行一般都将其与“少年”联系在一起。“五陵年少”的名头赖有白居易的《琵琶行》而大著于世，有些歌行在标题中便言明“少年”。如上引卢照邻诗的标题为《结客少年场行》，崔颢也有《渭城少年行》称：“万户楼台临渭水，五陵花柳满秦川。”乃至于杜牧在《及第后寄长安故人》中也写道：“秦地少年多酿酒，已将春色入关来。”
游侠之风并非关中特产，袁瓘《鸿门行》有“学剑西入秦，结交北游魏”之说，表明在华北平原中部游侠之风亦盛。但关中与游侠之风相伴生的还有另一方面的地域文化特点，即言利。这一点在史料中并不昭彰，然而对各种史实进行一番综合判断当不难证成此说。正面的有孟郊感慨：“秦俗动言利，鲁儒欲何匄”；反面的则有山东的对比。下文将可以看到，山东的地域文化是以质直尚气为一大特征的。当时山东与关中的文化对立有如上述，如此，关中之言利是不言而喻的。
关中地域文化的第三方面，是长安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在当时吸引了大量的异族在此滞留。这一方面前人已有深厚的研究积累，在此无须过多铺叙，仅略引两条较常见的资料以见大概。其一是陈鸿祖在《东城老父传》中就“首饰华服之制不与向同”而发出哀叹：“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另一条则是文宗《禁与蕃客交关诏》：如闻顷来京城内衣冠子弟及诸军使，并商人百姓等，多有举诸蕃客本钱，岁月稍深，征索不得，致蕃客停滞，市易不获及时。
由此可略见当时长安的国际化程度。这类现象当时并非仅见于长安，但长安作为首都所在，其表现无疑是最为突出的。
与长安适成对比的是，当时关中稍偏远的地方则相当古朴。据郑处诲《邠州节度使厅记》所载：邠为古国，其俗质而厚，其人朴而易理，业尚播种畜扰，有后稷公刘之遗风。
这种资料，可充分地反映当时关中的文化基础并不雄厚。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人普遍对关中给予非常高的文化评价。独孤及称：“秦地神州，中有圣人”；所谓圣人是当时对于天子的俗称。与历史相联系的更是称“秦中自古帝王州”。由此便有不少人认为关中的自然环境也相当宜人。沈佺期曾吟咏：“汉家城阙疑天上，秦地山川似镜中。”所谓“镜中”不知是否雾霭蒙蒙的感觉。李频既写过“西京无暑气，夏景似清秋”，又写过“关中秋气早，雨后夜凉生”。具体的情形已难以悉知，但史料中尚未发现相左的例证。（二）河东
在关中和山东的对立中，有一个既不属于关中，也不属于山东的地域，那便是河东。
该地作为一个文化地域，在唐代不如关中、山东醒目，但它的独立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柳芳从姓氏的角度出发，所划分的文化地域在北方便有山东、关中、代北三个：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
所谓“代北”自不能狭义地理解，在此应看到的是它与“山东”、“关中”相对立。这说明在后两个地域之间还有另一个地域存在。其望姓的种类且与众不同，文化风气之互异自毋庸赘述。
这一地域的范围比较明确：左山右河，北面临塞。山指的是太行山，河则为黄河。然而终唐一代这一地域却缺乏一个固定的专有名称。杜佑界定“山东”时称其为“太行、恒山之东”；其以西号为“山西”自不待言。可是唐人对“山西”一词的使用频率相当低，况且当时所谓山西并非特指这一地域。卢象曾豪迈地吟唱：家居五原上，征战是平生。独负山西勇，谁当塞下名？
五原属盐州，地在今陕北定边，显然“山西”能指地域更为宽泛。
相对而言，唐人称之为河东的情形较为多见。唐高祖曾在刘武周未平时出一手敕：“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大河以东，谨守关西而已。”秦王世民上表称：“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这一对话中秦王世民所言太原、河东，高祖统称为“大河以东”。贞观以后此地为河东道，尽管“河东”一词颇多歧义——它不仅作为县名而存在，天宝至乾元间还曾兼为郡名。中唐以后，作为节度使辖区的河东，范围北缩至太原一带，南面另有河中、昭义二节度使，但仍有人将河东得名渊源所自的河中一带称为河东。如杜佑在《通典》中叙述风俗时，便以魏晋以降的河东为言。
文化的归属，时人普遍将其与古代的晋联系起来。如唐玄宗《南出雀鼠谷答张说》有句云：“川途犹在晋，车马渐归秦。”张乔《题河中鹳雀楼》亦称：“树隔五陵秋色早，水连三晋夕阳多。”其文化特色，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人多勇气。杜佑谓：并州近狄，俗尚武艺，左右山河，古称重镇。
这里的“并州”显然非指唐代的并州，而是以汉代的并州为言。其风气之骁勇在唐诗中尤为昭著。虞世南曾有“山西多勇气”之慨，白居易也认为：“晋国封疆阔，并州士马豪”。以致“并州儿”一词在唐诗中已具有一种特定的含义，李颀写“少年学骑射，勇冠并州儿”，岑参讲“近来能走马，不弱并州儿”，都没有对该语词作任何的解释或铺垫。
不仅作战骁勇，该地居民在经济方面亦颇具进取心。杜佑述其风俗称：“山西土瘠，其人勤俭。”所谓“土瘠”，柳宗元有不同看法，其《晋问》写道：“晋之故封，……以稼则硕，以植则茂，以牧则蕃，以畜则庶。”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这一分歧可存而不论，但对“勤俭”二字则两人所见略同。柳宗元所称“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自然是勤俭的结果，其后文状三河之人“闻脍炙之美则掩鼻蹙，贱甚粪土”，无疑是“俭”的具体表现。
柳芳对此亦有所论及。其在将不同的地域进行比较时说：“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由此带来的弊端是：“尚冠冕者略伉俪、慕荣华，尚贵戚者徇势利、亡礼教。”就是说，关中人爱慕虚荣，而代北人注重实惠。上文已经论述关中的地域文化也是以言利为一大特征的，看来与代北相比，关中的言利更具有一种爱面子、图气派、讲排场的特点。这是不难理解的。关中作为政治中心所在，权势熏天，自然官气十足；而代北在这方面空间有限，未免以财富为终极目标。
由于“三晋云山皆北向”，其南部与北部的地域差异相当明显。自太原以北，唐人视之已如塞外，上文已述；晋南则文教颇为发达。杜佑曾注意到“河东魏晋以降文学盛兴”。所谓“河东”指的是河东郡，其注中有曰：“魏丰乐侯杜君畿为河东守，开置学官，亲执经教授，郡中化之，自后河东特多儒者。”不仅此地，晋州也有薛能的《平阳寓怀》写道：晋国风流阻洳川，家家弦管路岐边。
这与上述“俗尚武艺”的情形适成对比。显然，当时所谓的“山西勇”、“并州儿”可能主要以北部为言。值得说明的是，当时人觉得自太原以南自然环境相当不错。李商隐认为“太原风景恬和，水土深厚”。欧阳詹更是以诗的语言描述道：并州汾上阁，登望似吴阊。贯郭河通路，萦村水逼乡。城槐临枉渚，巷市接飞梁。莫论江湖思，南人正断肠。
末句寄托乡思，在此可暂不置论。这种情景在北方其他地方是不多见的。上引薛能《平阳寓怀》的中间两联云：曾为郡职随分竹，亦作歌词乞采莲。北榭远峰闲即望，西湖残景醉常眠。
更是一派南方风景。赵嘏《汾上宴别》诗也称“云物似故乡”，并有“一樽花下酒，残日水西树”之句。由此可见，上述杜佑与柳宗元关于山西“土瘠”与否的分歧，后者的判断当更近于事实。
杜佑称河东“闾井之间，习于程法”，并且颇有以其为“文学盛兴”所致之意。实则这也是当时山西可能颇具普遍性的一个文化现象。崔颢《结定襄郡狱效陶体》诗云：我在河东时，使往定襄里。定襄诸小儿，争讼纷城市。长老莫敢言，太守不能理。谤书盈几案，文墨相填委。牵引肆中翁，追呼田家子。
值得注意的是其后文还有“此乡多杂俗，戎夏殊音旨”之句，并且直接称该地之人为“边塞人”；然而其讼狱繁兴竟如此，看来个中动因更主要的还是来自对利益的追求。（三）山东之一：河北“山东”是一个自战国秦汉以来便深入人心的地域概念，唐人对它的使用颇为频繁。但唐人所谓“山东”其内涵不甚确定。上引杜佑的解释是“太行、恒山之东”，实际上其中有广、狭二义。广义是指恒山、太行山、崤山以东，淮水以北的广大地区。就是说，其中包括河南、河北。如《旧唐书·韩思复传》所载：开元初“山东蝗虫大起，姚崇为中书令，奏遣使分往河南、河北诸道杀蝗虫而埋之”。王维亦称：“山东古之七雄，河北有其四国。”是所谓山东均包含河南、河北明甚。
狭义的“山东”则仅指河南或河北二者之中的一个地域。如陈子昂所谓“山东则有青徐曹汴，河北则有沧瀛恒赵”；韦处厚所谓“西夷北虏未测中华，河北山东必禀庙算”；殷侔所谓“自（窦）建德亡，距今已久远，山东河北之人或尚谈其事”；李商隐所谓“山东望河北，爨烟犹相联”，“恃河北而河北无储，倚山东而山东不守”；均以“山东”与“河北”对举，显然其“山东”仅指河南。而有时唐人又以之单指河北，如杜牧《罪言》所言“尽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顺适，唯山东不服”，以及“当贞元时，山东有燕赵魏叛，河南有齐蔡叛”，其中的“山东”均不包含河南。又《旧唐书·杨炎传》所载“河南、山东、荆襄、剑南有重兵处，皆厚自奉养”，其中的“山东”也特指河北无疑。
既如此，本文将“山东”分为河北、河南两部分进行讨论，在此先讨论河北。
河北的地域范围非常清楚：西自太行山，东至海，南界大河，北临塞。其中，北、西两界上文已有论证，在此须略作交待的是其南面的界线。虽然唐人未像上述对岭、塞、江、淮那样赋予河以丰富深刻的地理内涵，但普遍认为它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地区界线。如陶翰所赞叹的：壮哉大河之功也！南分淮泗，东委溟渤，呀呷长川，呼吸万里。
这种感觉使得唐人很自然地便认为其南北两岸自成独立的区域。姚合的诗句有云：“百年心知同，谁限河南北”，实际上已隐含了一个“限”的前提。杜牧所谓“百战百胜价，河南河北闻”，也认为河南与河北有所不同。
这一地域的文化归属，唐人最突出的感觉是燕赵。当时人提及河北，第一反应便是如此。王维观人送别诗道：“爱子游燕赵，高堂有老亲。”钱起送人北还时称：“相思东北望，燕赵隔青山。”以自叙口吻的，也有崔颢“自言乡里本燕赵，少小随家西入秦”的诗句。不过燕赵只能代表河北北部，其南部地区，唐人普遍的感觉是魏。吴畦称：“长河北控，太行东隅，粤有奥壤，厥为全魏。”因而较为全面的，便不免以燕赵魏连称，如柳宗元所言“今燕魏赵代之间，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岳”之例。
当时河北的文化风气，有不少是以“山东”的名目出现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质直尚气。狄仁杰有“诚以山东之人重气，一往死不为悔”之说，实际上说的是河北。其时狄氏为河北安抚大使，上疏为民多胁从于突厥辩解。柳芳谓“山东之人质”，“其信可与也”，所言也包括河北在内。陈仲师《土风赋》称：“冀州则纣之余烈，易为仇寇。”这是站在否定的立场记叙的。如果从肯定的角度出发，其措辞则会优美得多。如阎朝隐有句云：“疵贱出山东，忠贞任土风。”谦逊一点的也有崔湜的表白：“余本燕赵人，秉心愚且直。”
这一性格在当时可谓卓尔不群，唐人普遍注意到该地域文化风气之特异。韩愈的名篇《送董邵南序》开头一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令人印象深刻。不过这在当时基本上是老生常谈，元稹《处分幽州德音》也有“燕赵之间，古多奇士”之语。不光燕赵，当时整个河北都给人以类似的感觉。杜牧便有“幽魏多壮士”之句。
至于所谓“奇”的具体表现，虞世南的《结客少年场行》曾生动地描摹：韩魏多奇节，倜傥遗声利。共矜然诺心，各负纵横志。结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吹箫入吴市，击筑游燕肆。寻源博望侯，结客远相求。……轻生殉知己，非是为身谋。
诗中所言地域为韩魏，实际上所重在“奇节”。唐人心目中的奇人奇行大抵如此，各种资料表明，其在燕赵的表现尤为典型。韦应物有所谓“礼乐儒家子，英豪燕赵风”。上引杜牧诗的下句也称之“意气相淹留”。元稹以一种华丽的言辞写道：幽并少年，燕赵奇士，居常以紫骝自骋，失意则白刃相仇。
这与上引虞世南诗的格调是完全一致的。
作为这种性格的另一面，便是所谓“强愎狠戾”。杜牧对此曾有相当深入的观察和研究，分别在不同的篇章中作过表述。上引其《罪言》有曰：其人沉鸷，多材力，重许可，能辛苦。自魏晋已下衍浮羡淫，工机纤杂，意态百出，俗益卑蔽，人益脆弱，唯山东敦五种，本兵矢，他不能荡而自若也。
又，《战论》亦谓：夫河北者，俗俭风浑，淫巧不生，朴毅坚强，果于战耕。
其措辞相当客观，而且前一段文字还以真切的感受指出了河北与其他地域民风之不同。这样的民风，无疑是劲卒的天然沃壤。王维已注意到“赵魏燕韩多劲卒”，所言地域涵盖了整个河北。郑畋也以对偶的形式表述道：“负山西之壮气，因河北之威声。”
不仅男子，该地女性的文化形象也颇为出众。太史公称该地“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这一风气在唐代犹有遗存。李白曾有一首诗吟咏：魏都接燕赵，美女夸芙蓉。淇水流碧玉，舟车日奔冲。青楼夹两岸，万室喧歌钟。天下称豪贵，游此每相逢。
这一盛况，当堪与扬州的春风十里和襄阳的十里长堤相媲美。而尤令它处所不及的是，燕赵佳人具有一种不惮长途奔走的英豪之气。崔颢有一首诗写道：邯郸陌上三月春，暮行逢见一妇人。自言乡里本燕赵，少小随家西入秦。
这首诗题为《邯郸宫人怨》，有理由相信作者不是在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当时的现实依据。刘禹锡也在诗篇中提到：“幽并侠少趋鞭弭，燕赵佳人奉管弦。”可见燕赵佳人在当时是与该地侠少一样在社会上享有盛名的。乔潭作《饶阳县令厅壁记》，称其“多奇士，好带剑侈服，多佳人，善弹弦跕躧”。而《旧唐书·张传》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证：唐玄宗为临淄王时，任潞州别驾，“乐人赵元礼自山东来，有女美丽，善歌舞”，于是“王幸之”，生下废太子瑛。史籍中并未明言该女子的确切乡贯，但其受到了弹弦、跕屣风气的影响可无疑义。
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文教自然是很难有立足之地的。尤其中唐以后，该地的文教水准更是直线下坠。这方面，最典型的资料当推杜牧的《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毬饮酒策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镇州有儒者黄建，镇人敬之，呼为先生，建因语生以先王儒学之道，因复曰：（入王屋自河而南有土地数万里，可以燕赵比者百数十处，有西京东京。……山）始闻《孝经》、《论语》。
这条材料写得异常生动，简直像说书的口吻。黄先生既已“语生以先王儒学之道”，然而后者却入王屋山以后“始闻《孝经》、《论语》”，颇令人不可思议。但其中所反映的燕赵一带的文化气氛，应大体是可信的。上文所引证过的资料，也在在与此相合。“本兵矢”、“俗俭风浑”、“果于战耕”，已表明文教不为其俗所重；而韦应物以“礼乐儒家子”与“英豪燕赵风”相对，尤可证明儒家礼乐与燕赵英豪之风本来就是格格不入的。
表面上，上引杜牧文在史料中可以找到反证。在其之前韦稔曾撰有《涿州新置文宣王庙碑》，立文宣王庙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但若对碑文细加分析，可以发现其反证的力度其实有限：天下郡县悉有文宣王庙，而范阳郡无者何？范阳本幽州之属，……大历初诏剖幽州之范阳、归义、固安为州，因涿郡之地，题为涿，第为上，以范阳为治所，县遂为州治矣，然此为邑者率以多故，未遑建置。
所谓“大历初”据《旧唐书·地理志》为大历四年（769）。照作者的说法，该地在此前未有文宣王庙不过是偶然事件。然而可以注意到，涿州作为一个上州，又是重镇幽州的旧地，竟然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一直未有文宣王庙，这在“天下郡县悉有文宣王庙”的背景下，本身就是一个醒目的事件。由于“多故”便“未遑建置”，文教在该地的境遇可想而知。
而且，中唐以后河北存在着一个严重的胡化问题。这一问题由于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强调而大著于世，实则当时人对此已有强烈感受。身历安史之乱的李白在《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中称：“今自河以北为胡所凌”，一针见血地指出安史之乱带有文化冲突的色彩。刘禹锡也曾沉痛地写道：大河之北，地雄兵精，而天下贤士心侮之，目河朔间视犹夷狄，何也？
就连身为藩镇的田弘正也不得不在上表中承认：自天宝以还，幽陵肇祸，山东奥壤，悉化戎墟。
以致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沉痛感慨，当时的华北平原“实如蛮貊异域焉”：平卢节度使李正己先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灵曜之乱，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为己有，正己又得曹、濮、徐、兖、郓五州，因自青州徙治郓州，使其子前淄州刺史纳守青州。正己用刑严峻，所在不敢偶语；然法令齐一，赋均而轻，拥兵十万，雄据东方，邻籓皆畏之。是时田承嗣据魏、博、相、卫、洺、贝、澶七州，李宝臣据恒、易、赵、定、深、冀、沧七州，各拥众五万；梁崇义据襄、邓、均、房、复、郢六州，有众二万；相与根据蟠结，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上宽仁，一听其所为。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辄有怨言，以为猜贰，常为之罢役；而自于境内筑垒、缮兵无虚日。以是虽在中国名藩臣，而实如蛮貊异域焉。
笔者认为，这是陈寅恪先生提出唐后期河北胡化说的最直接的思想资源。
如果仅仅着眼于民生，当时藩镇割据的状态下当地百姓生活未必不好。上引资料中已有“法令齐一，赋均而轻”的积极表述。然而让当时人及司马光产生河北“犹夷狄”的感觉，主要是着眼于君臣大义。如刘禹锡的理由是“盖有土者多乘兵机际会，非以义取”；而田弘正据以立论的依据也是“虽外一车书，而内怀枭獍，官封代袭，刑赏自专”。实际上这一点可能并不是问题。历来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刑赏自专乃至帝制自为者屡见不鲜，但并未一律被目为夷狄。笔者觉得隐藏在这背后的有一个更重要的文化价值取向的问题。
当时河北社会的文化价值取向，从根本上是与中华文化的发展轨迹背道而驰的。李商隐斥之“礼数异君父，羁縻如羌零”。措辞比较委婉的如吕温也称瀛州“东负沧海，南驰诸夏，地饶俗杂，久号难理”；元稹则称“鸡泽衡漳附于上党，……其土瘠，其人劲，养理训习，尤所重难”。而且，其中还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庾承宣《魏博节度使田布碑》谓：魏之风俗久悖声教，魏之将士素染很戾。……魏土不知朝化久矣，刑赏礼乐皆自已出。
显然这一状况是从安史之乱才开始的。
早在隋代，山东的文化风气便已引起关中人的强烈不满。大业（605—617）初雍州万年人韦云起在上奏中称：今朝廷之内多山东人，而自作门户，更相剡荐，附下罔上，共为朋党。
笔者颇疑其笔锋所向主要指河北。因为自作门户、党同伐异正是上述所谓“尚气”的一种表现。此疏导致两人配流、九人免官，形成了一起带有强烈地域文化色彩的政治事件。入唐以后，类似的政治事件未再发生，但山东人自作门户的风气在社会上仍很明显。其表现手段是尚婚娅。
尚婚娅的实质当然是重结交，柳芳所谓“尚婚娅者先外族、后本宗”，一语已道破了底蕴。此点可以说也与尚气不无关系。太宗时，“朝议以山东人士好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所谓“旧地”指族望，以至“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这一风气显然主要流行于河北。刘禹锡有“洛下推年少，山东许地高”的诗句可以为证。山东既然与洛下相对，“许地高”自然以河北较为典型。唐太宗对此深恶痛绝。笔者推断，上述唐太宗在宴会上对关中人、山东人“意有同异”，所指很可能正是这一点，否则张行成不会以“示人以隘狭”而为言。
为了改变这一风气，唐太宗曾试图利用其权势调整社会价值标准，刊正姓氏，重定《氏族志》。其社会影响不可谓不巨大，然而成效似乎并不理想。神功中（697），袁谊仍不得不对以族第相矜的山东人清河张沛申斥：夫山东人尚于婚媾，求于禄利；作时柱石，见危授命，则旷代无人。何可说之，以为门户！
平心而论，这一口气过于偏颇。关中人尚冠冕，上文已述，如此则山东人“求于禄利”自未必如关中人之甚；山东人婚媾论财，但此外并无言利口实；至于“旷代无人”云云尤属成王败寇之论，不足为凭。
尽管对其文化风气褒贬不一，但唐人对河北的自然环境则普遍持肯定的评价。河北壤地辽阔，杜甫曾写下“澶漫山东一百州”的诗句，李华甚至称之“河北贡篚征税半乎九州”。这当然都是极言其大，事实上当时河北不过二十余州。由此可以看出唐人对河北的重视之情。李华还认为：“国朝之有天下，淇漳之间，于京师为近。”既感觉近，自不免觉得亲切。唐人对河北的地理景观往往表现出令人惊叹的宽容和适应。崔湜《冀北春望》诗云：回首览燕赵，春生两河间。旷然万里余，际海不见山。雨歇青林润，烟空绿野闲。问乡何处所，目送白云还。
如此朴素得近乎单调的景观，在作者的笔下竟被描绘得饶有韵味，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环境判断在起作用。姚合也有一首诗堪与媲美：蓟门春不艳，淇水暖还清。看野风情远，寻花酒病成。
这首诗巧妙地点出了北方春色不艳然却景色阔远的特征，自有一种博大的气象。在这方面，王维尤称个中圣手，其《渡河到清河作》云：泛舟大河里，积水穷天涯。天波忽开拆，郡邑千万家。行复见城市，宛然有桑麻。回瞻旧乡国，淼漫连云霞。
单从景观类型上看，如此多水，如此富庶，颇令人疑心是水乡江南。然而江南尽管也是由这些景观要素组合而成，却无论如何无此雄浑之气。（四）山东之二：河南
河南的南北两界分别为淮水、大河，其地理意义上文已分别予以论证。其西界唐人的判读并不十分清晰。有人认为在函谷关，如胡宿称：“天开函谷壮关中，万古惊尘向此空”，其以函谷关以西属关中之意至为明显。唐玄宗《途次陕州》诗云：境出三秦外，途分二陕中。山川入虞虢，风俗限西东。
个中含义很值得细细玩味。“山川入虞虢”意指陕、虞、虢风俗非常接近，“限西东”似乎是以其为河南之西界；然而“境出三秦外”表明其与关中已有一定的文化距离，又张九龄的奉和之作中有“川原三晋别”之句。也许，该地处于两京之间，从而其风俗呈现一种过渡的状态。不过相对而言，其与河南的文化距离似乎更近。顾非熊有句云：“树势标秦远。”又，杜牧曾讲：“沿淮已北，循河之南，东尽海，西叩洛，经数千里。”不难看出，所言区域正是河南，而虢州恰为洛水所经。
在唐人心目中，河南也是山东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它与河北却大相径庭。河北具有鲜明且内部高度一致的文化特色，河南则内部的歧异甚为明显，以致很难认定可以作为其内部共同特色的文化特征。以山东名目出现的，大多实际上特指河北，如上文所述；兼指河南的，安乐公主骂魏元忠时有“山东木强安知礼”之说，魏元忠为宋州宋城人。但这条资料缺乏足够的映证，更能反映河南具有山东共同文化特征的，是“山东士子”。
自隋世以降，“山东士子”在社会上便颇为出名。《旧唐书·窦建德传》载：“初，群盗得隋官及山东士子皆杀之，唯建德每获士人，必加恩遇。”这条资料中的“山东士子”实际上是一个有特定文化背景的称谓。据记载唐太宗派萧翼前往越州购兰亭序，便是“衣黄衫，极宽长潦倒，得山东书生之体”。《启颜录》中有一条甚至有“某郎全不识道理，何因浪住山东”之言。当然这一称谓中的“山东”包括了河北。萧翼作为梁元帝的曾孙，当时便“今贯魏州莘县”。又《异闻集》所记邯郸卢生的黄粱美梦，临终上疏也有“臣本山东书生”之语。但其中也包括了河南。唐穆宗有诏褒郑馀庆“始以衣冠礼乐，行于山东，余力文章，遂成志学”，而郑正是荥阳人。
种种迹象表明，“山东士子”很可能以指河南更为经常。至少，其在这一称谓中所占的比重当不输与河北。因为邹鲁一带自来便是文教昌明的典型之地。李白云：“邹鲁多鸿儒，燕赵饶壮士，盖风土之然乎。”杨巨源也称：“卫多君子鲁多儒。”郎士元更是以为：“邹鲁诗书国，应无鼙鼓喧。”因而李白在《兖州任城县令厅壁记》中写道：土俗古远，风流清高，贤良间生，掩映天下。
考虑到该地的历史底蕴，这一口径应不见得十分夸诞。
还不仅仅邹鲁，当时河南不少地方对文教都相当重视。荥阳的情形已在上文因郑馀庆的资料而略有所见，许州则对文宣王庙一修而再修。陈仲师作《土风赋》，先是痛贬了一通“陈俗夸而奢，其国无主；韩地薄而险，其人不堪”，以及“颛顼之居卫也，桑间濮上务耽声色；太公之存齐也，冠带衣履，唯勤组织”，然后盛赞睢阳“地多君子，而风有先王，富礼乐，盛文章”。这种资料在河北是看不到的。
而且，河南还有全国一流的文化中心洛阳。洛阳在唐代的地位颇为特别，其作为都城的历史以及国际化程度都不及长安，但文化发达程度则未遑多让。此地的地理区位优于长安。唐人习以“京”、“洛”连称，如“十年京洛共风尘”、“京洛风尘久”等，而尤有不少人以洛阳为天下之中。张九龄曾有句云：“行看洛阳陌，光景丽天中”；张籍亦称“洛阳宫阙当中州”。其物资给应亦远较长安丰富。常衮称：“自河之南，天下之半，底慎财赋，衣食京师。”这是从大处着眼。注重于生活环境的，白居易云：“水暖鱼多似南国，人稀尘少胜西京。”因而当时有不少官宦之家卜居于此。崔湜有句：“故人不可见，冠盖满东京。”郑世翼更是勾勒过一幅长卷：步登北邙坂，踟蹰聊写望。宛洛盛皇居，规模穷大壮。三河分设险，两崤资巨防。飞观紫烟中，层台碧云上。青槐夹驰道，迢迢修且旷。左右多第宅，参差居将相。清晨谒帝返，车马相追访。胥徒各异流，文物纷殊状。嚣尘暗天起，箫管从风飏。
在这样的环境中，各种文化要素的聚集自是顺理成章的事。卢照邻称：“洛阳富财雄”，韦应物云：“洛都游燕地”，都显示了洛阳作为一个全国性文化中心的背景和气氛。终唐一代这一气氛十分浓郁。唐人赏牡丹的风习以洛阳为中心，这绝不是偶然的。寒山有诗云：洛阳多女儿，春日逞华丽。共折路边花，各持插高髻。
作者以出家人身份，写下如此题材的诗篇，足见该地风俗之动人心魄。薛逢亦曾在《醉春风》中追忆：顷年曾作东周掾，同舍寻春屡开宴。斗门亭上柳如丝，洛水桥边月如练。洛阳风俗不禁街，骑马夜归香满怀。坐客争吟云碧句，美人醉赠珊瑚钗。
如此胜事，上引“五陵花柳满秦川”的繁华亦不过如是。
尤值得注意的是，唐代河南还兴起了一个新的文化中心大梁（今河南开封）。此地从五代至北宋逐渐成为首都，而其奠基则是在唐代。兴起的直接动因是交通。白居易称：“梁宋之交水陆合会。”喻坦之甚至吟咏：“自古东西路，舟车此地分。”所谓“自古”其实古得有限，《元和郡县志》于河南府河阴县下叙云：汴渠，在县南二百五十步，亦名蒗荡渠。禹塞荥泽，开渠以通淮、泗。后汉初，汴河决坏，明帝永平中命王景修渠筑堤，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注洄，无复溃漏之患。自宋武北征之后，复皆堙塞。隋炀帝大业元年，更令开导，名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入汴口。又从大梁之东引汴水入于泗，达于淮，自江都宫入于海。亦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之以柳；炀帝巡幸，乘龙舟而往江都。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焉。
可见此地虽然在地理区位上处于四冲之要，而其优势发挥出来却不过是从大运河起作用以后。刘宽夫《汴州纠曹厅壁记》对此亦记载得相当清楚：大梁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
此中关键在最末一句。对照张籍《送令狐尚书赴东都留守》所谓“勋业新城大梁镇”，不难参透个中消息。
本来这一带的文化相当落后，老杜曾有句专叹此事：“陈留风俗衰，人物世不数。”其民风颇与河北相类。独孤及谓“三河之人豪”，指的便是这一带。上引刘宽夫《汴州纠曹厅壁记》的后文有曰：人尚矜豪，气率骄蹇。有梁园兔苑之遗事，当四会五达之通庄；杂燕赵悲歌之人，迩吴楚剽轻之俗。
这样的环境，于文化发展是颇不相宜的。然而大梁作为一都之会而兴起，为各种文化要素的聚集提供了机会。钱起《送兴平王少府游梁》有句云：“梁国遗风重词赋，诸侯应念马卿贫。”由此不难看出其变化的趋势。
安史之乱以后，伴随着河北的严重胡化，河南也发生了明显的文野变迁。早在战乱发生的时候，李白曾惊恐万状地担心：函谷如玉关，几时可生还？洛阳为易水，嵩岳是燕山。
还好历史并没有作出最坏的选择，其结果只是使得该地区的文化发展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坠而已。原本就不甚发达的地方自不必说。独孤及称：“全齐之人武”；滑州一带，宋申锡也写道：戎马之地，气尚杂习。三河之所殷会，四方之所枕带；逋逃容隐而为薮，萑蒲积习以成风；人用轻生，吏不知禁。
这种状况，几乎与上述河北的情形已无区别。就连素以诗礼著称的邹鲁，也令人萌生无限感慨：宣精在上，奎为文宿；画野在下，鲁为儒乡。故其人知书，风俗信厚。天宝末大憝起于幽都，虏将因兵锋取其地，右勇左德，积六十年。
以致当时人一提起河南，便不得不摇头：“齐宋伤心地，频年此用兵。”对比同时期南方的发展，同时联想到此后南北方文化发展水平的逆转，这一变迁是伤筋动骨的。
在北方诸区中，河南的水热条件得天独厚，因而此地的自然景观在唐人笔下既有北方的阔大，又有南方的绮丽。王维《早入荥阳界》云：泛舟入荥泽，兹邑乃雄藩。河曲闾阎隘，川中烟火繁。因人见风俗，入境闻方言。秋野田畴盛，朝光市井喧。渔商波上客，鸡犬岸旁村。前路白云外，孤帆安可论。
其中“秋野田畴盛”是河北见不到的。而高适所谓“郡国长河绕，川原大野幽”，杜甫的“浮云连海岳，平野入青徐”，又是南方不可能有的。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唐人对河南的环境评价颇为不错，如韩翃《鲁中送鲁使君归郑州》云：齐讴听处妙，鲁酒把来香。醉后著鞭去，梅山道路长。
又耿《送海州卢录事》亦写道：之官逢计吏，风土问如何。海口朝阳近，青州春气多。
这样的笔调，实在是令人感到十分亲切。可是在不少人心目中，此地的地理区位已有偏东之嫌。不仅齐鲁一带，张继在《秋日道中》有“齐鲁西风草树秋，川原高下过东州”之句；就连素号天下之中的洛阳也是如此。白居易《除韩皋东都留守制》称：“国之都府，半在东州，其以洛阳为东部各府州之锁钥甚明。”由此笔者想到，陈寅恪先生研治唐史时提出的“关陇本位”，本来是一个政治史的概念，但联想到当时的社会情状，不能不说是一种很复杂、很综合的感觉。
四、山川之异（下）：南方各区
与北方相比，南方内部的文化分异显得相对较为复杂。唐人有“江岭”、“江淮”之类的说法，颇令人觉得唐人对南方内部的区分主要是着眼于南北向的差异。如颜真卿《怀素上人草书歌序》谓“江岭之间其名大著”，张祜亦有诗称“江岭昔飘蓬”。而江淮一词尤为人所悉知，毋庸举例，上文也已论证过江、淮在唐人感觉中的地理分界意义。与此同时，唐人又有蜀、楚、吴之类的说法，这大体是一种东西向的区分。相对而言，唐人以后一种形式留下的资料更为丰富，从中可以判读出巴蜀、荆湘、江淮三个较大的地域。为方便起见，兹先述上游的巴蜀。（一）巴蜀
巴蜀指的是大巴山及其以西地区。其北、西、南界分别为秦岭、西山、大渡河及长江干流，上文分别已有论述。这一地域从文化归属上本来有巴、蜀两个组成部分，唐前期的监察区将其划为两个部分，很明显有以巴入山南、以蜀为剑南的倾向。但唐人普遍认为这两者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骆宾王《饯郑安阳入蜀》有句云：“地是三巴俗，人非百里材”；这是以蜀地为巴。郑馀庆《和黄门相公诏还题石门洞》称：“地分三蜀限，关志百牢名”；这是称巴地为蜀。至于以巴、蜀对举的情形，在唐人的篇什中更是常见。张祜《送杨秀才游蜀》有“旧俗巴渝舞，新声蜀国弦”；唐求《题友人寓居》有“缭绕城边山是蜀，弯环门外水名巴”。由此不难看出唐人感觉中巴、蜀在文化上的血肉联系。
唐人对巴蜀这一地域的印象，最突出的一点是偏僻。杜甫有一联著名的诗写道：“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实际上便是表达了这一感觉，只不过造语比较委婉而已。他的另一联诗：“乡关胡骑远，宇宙蜀城偏”，与前者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含义则直白得多。这一感觉当然并非始于杜甫，在他之前，吴保安曾称遂州“僻在剑外”，岑参在入剑门时也曾写过：“星当觜参分，地处西南僻。”而早在唐初，高祖的《遣使安抚益州诏》中已有“西蜀僻远”、“山川遐旷”之句。老杜之后，虽然“僻”字在唐人的诗篇中已近乎绝迹，但该地“偏”的形象仍有所不免。李群玉曾写过“蜀国地西极”，李频则有所谓“天际蜀门开”，其感觉与前人并无实质性区别。
这一感觉的由来，无疑有其“西逼于戎，南逼于蛮”的区位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交通不便所致。巴蜀的交通自古便是一个很恼人的问题，唐人对此连篇累牍，其中心思想几乎都离不开一个“难”字。最著名的当然是李白以“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开篇的《蜀道难》了。实际上这一题目在当时已经是老调。自南朝乐府中留下《蜀道难行》的诗题之后，唐初张文琮已有《蜀道难》之作：梁山镇地险，积石阻云端。深谷下寥廓，层岩上郁盘。飞梁架绝岭，栈道接危峦。揽辔独长息，方知斯路难。
如果将注意力集中到地理内容而不是文学感染力，那么不难发现，李白《蜀道难》中所咏叹的对象在此篇中已基本上出现了。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未以《蜀道难》名篇的作品。卢照邻在《早度分水岭》中记叙其“丁年游蜀道”的经历，描绘了一番“层冰横九折，积石凌七盘”的地理景观之后，最后得出“传语后来者，斯路诚独难”的结论。他还在《大剑送别刘右史》诗中称：“金碧禺山远，关梁蜀道难。”李颀送人入蜀也有“蜀江流不测，蜀路险难寻”之句。就连自称“不觉蜀道难”的岑参，也不得不特意在上句点明不过是“此行为知己”的缘故。
描写最为深刻的当推独孤及的《招北客文》。该文模仿《楚辞·招魂》的手法，从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大肆铺叙，反复吟唱“北客归去来兮”，将北方人对蜀道的印象表达得淋漓尽致：“其东则有大江”、“其西则有高山万重”、“其南则有邛笮之关”，从而蜀之东、西、南都“不可往”；到最后写到“秦地神州，中有圣人”，认为“蜀之北可以往”，偏偏又有“剑山巉巉，天凿之门”。这实在是一种很鲜活的感觉。尤其对剑门。
剑门在唐人心目中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杜甫也曾在诗句中感叹：“雪岭独看西日落，剑门犹阻北人来”。他还写过“游子出京华，剑门不可越”，“西蜀地形天下险”。这显然不是信口开河，韩愈也同意：“疆外之险，莫过蜀土。”
以上资料都是以蜀地为中心的，相对而言，巴地的资料较少一些，但并不鲜见。雍陶《到蜀后记途中经历》诗云：剑峰重叠雪云漫，忆昨来时处处难。大散岭头春足雨，褒斜谷里夏犹寒。蜀门去国三千里，巴路登山八十盘。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
其第六句将巴路之艰险一语道尽。而且诗中还提示，讲巴路的资料实际上有不少已隐含在蜀道之中，这显然是导致前者在数量上相对较少的重要原因。李商隐《饯席重送从叔余之梓州》诗也写道：莫叹万重山，君还我未还。武关犹怅望，何况百牢关。
在此须指出的是百牢关所在的西县正是巴地。元稹称“梁州会险形束”，“南开蜀国”，刘禹锡亦谓“子午危栈，巴梁古岸”，其证甚明。
初到巴蜀的人，往往对该地的地理环境感到不习惯。这一点，唐代的北方人感觉尤其明显。其中，地貌方面因与交通有关，上文述之已详。杜甫有句云：“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于邺亦称“蜀国少平地，方思京洛间”，都是这一感觉的生动写照。然而更令人不舒服的是该地的气候。上引独孤及《招北客文》有曰：地偏而两仪不正，寒薄而四气不均。花叶再荣，秋冬如春。暮夜多雨，朝旦多云。阳景罕开，阴气恒昏。
应该承认，作者对蜀地气候特点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不仅其所提及的各点在认识程度上已相当深入，而且其论述的角度——从热量、降水到日照，证明作者对气候的把握已相当系统。但是，其中很明显包含了作者的价值判断，而且其判断标准是以中原为本位的。杜甫《贻华阳柳少府》有云：“南方六七月，出入异中原”；卢僎的篇什中也有“君不见巴乡气候与华别，年年十月梅花发”之语，所谓“华”无疑指中原。这几条资料的观察角度在当时很具有代表性。
在巴蜀气候的各特点当中，北方人最难以忍受的是该地的气温，尤其在冬季——夏天炎热那是无可奈何，北方人希望的是冬季的气温能够凉冷一点。孙逖在送行诗中安慰对方：“莫愁炎暑地，秋至有严霜”，真切地表达了这一感受。然而偏偏该地的冬季也相当温暖。白居易曾在一首诗中表白：“况吾北人性，不耐南方热”，其所谓“热”实特指冬季，以“何此巴峡中，桐花开十月”而为言。上引卢僎诗句的后文有云：“上苑今应雪作花，宁知此地花为雪”，因之而有“应怜南国气长春”之慨。张说称：“蜀地寒犹暖，正朝发早梅。”元稹则在《酬乐天叹穷愁见寄》中写道：三冬有电连春雨，九月无霜尽火云。并与巴南终岁热，四时谁道各平分？
简直是愤懑之情跃然纸上。就连南方人戎昱也觉得成都的气候值得注意：“地卑多雨润，天暖少秋霜”，只是看不出他是否有北方人那样的不适应而已。
热量既然相当丰富，该地的物种自然比较发达，这一点，给北方人的感觉简直有点近乎恐怖。当然不是“食物风土异”的缘故，关键在于该地的生态系统非常复杂，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在北方人看来异常庞大。“天下猿多处，西南是蜀关”，这是人们自来便熟谂的老调。李益在《奉和武相公春晓闻莺》中写道：蜀道山川心易惊，绿窗残梦晓闻莺。分明似写文君恨，万怨千愁弦上声。
类似的感觉，就连身为南方人的郑谷都有所共鸣：“子规夜夜啼巴树，不并吴乡楚国闻。”这还是与人类关系较远的。稍近一些的，便未免对人体产生威胁。元稹曾断定“蜘蛛天下足，巴蜀就中多”；张祜也在《发蜀客》诗中称：“湿地饶蛙黾。”既如此，人的生命便很容易显得特别地脆弱。杜甫描写峡中为“南方瘴疠地”；元稹则渲染道：“巴山昼昏黑，妖雾毒蒙蒙。”上引独孤及《招北客文》中有曰：以暑以淫，为瘵为厉，气浥蛰以中人，吾知重膇之疾兮将婴尔身。
白居易甚至悲观地以为：“强羸寿夭间，安得依时节。”简直跟秦汉人看江南如出一辙。
生活在这样环境中的居民，很自然地有一种被轻视的倾向。杜甫称：“巴蜀倦剽掠，下愚成土风。”岑参更是以嘉州为言，称之“夷獠乡”；他甚至还在入剑门时写道：“陡觉烟景殊，杳将华夏隔。”上文已多次征引的独孤及《招北客文》对此曾仔细描述：蜀本南夷人也，皆左其衽而椎其髻，……其地卑陋，其风脞脆，蛮貊杂处，滇僰为邻。
在这样的氛围中，就连身为蜀人的陈子昂也不得不承认“蜀人尪劣”，并举例道：“一虏持矛，百人莫敢当。”
由于在安史之乱中的遭际，巴蜀在唐后期形象颇有改善。刘禹锡曾肯定：华阳黑水，昔称丑地，近者尝为王所，百态丕变，人风邑屋与山水俱一都之会，自为善部矣。
然而就其居民受轻视而言，前后并无明显变化。刘禹锡在另文中有言：“子午危栈，巴梁古岸，夷风伧佇，獽俗惶害。”白居易和符载在提及西川成都时，也都念念不忘该地夷夏错居的特点。成都犹如此，周围各地可想而知。
在文化上，巴蜀是与吴、楚一样被判作南方的。陆贽在进谏时说：“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艰，南北便成隔绝。”其所谓“南北”，颇有指南北方之意。是其以巴蜀为南。而更多的资料则强调其与吴楚之间的相似性乃至同一性。岑参有句称：“烟霭吴楚连，溯沿湖海通”；杜甫亦有句云：“华夷山不断，吴蜀水相通”。这都是从侧面证明了蜀与吴楚存在某种相似性或同一性的基础。果不其然，卢纶在《送何召下第后归蜀》诗中吟咏：“水程通海货，地利杂吴风”，即，其文化景观与吴地颇有相似之处。元稹的判断更进一步：“楚风轻似蜀，巴地湿如吴。”而表达最到位的则有喻坦之，其诗云：“风俗同吴地，山川拥梓州”，颇令人怀疑其造语究竟有几分事实依据。
在唐前期的篇什中，对巴蜀持不认同态度的颇不鲜见。初唐王勃《蜀中九日》诗有云：“人情已厌南中苦。”直到习惯上被归为盛唐诗人的岑参仍多次在诗中流露出“客厌巴南地”的情绪；他甚至还在描绘了一番“庭树纯栽橘，园畦半种茶”的景观之后，画龙点睛地着上一笔：“梦魂知忆处，无夜不京华。”唐前期蜀人在文化上对乡邦也不敢十分自信。陈子昂在上奏中讲到历史文化时虽有“至今蜀为中州”之语，但一联系现实，便是：“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即仍将蜀排除于“中国”之外。中唐以后，情形逐渐发生了变化。
发生变化的原因，上引刘禹锡文认为是“近者尝为王所”，从而“百态丕变”。所言不无道理，但笔者认为，更直接的还是巴蜀与外地交流的逐渐加强。本来由于上述交通条件所限，巴蜀与外地的交流一直很不够。杜甫多次发出过“剑外官人冷，关中驿骑疏”的感喟，他甚至为此而“思吴胜事繁”，决定“长啸下荆门”。然而也就是从中唐开始，这一状况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变。司空曙《送柳震入蜀》诗有云：“多闻滞游客，不似在天涯”；高适也在奏疏中称：关中衣冠士庶前往山南、剑南的“道路相望，村坊市肆，与蜀人杂居”；唐后期的于邺干脆描写：“西南千里程，处处有车声。”在这种情势下，外地人对于巴蜀的文化景观，自不能不换上一副接受乃至于欣赏的眼光。
确实，中唐以后，对巴蜀持肯定态度的篇什明显增多。其中最先令人刮目相看的是自然风光。早在王维的《晓行巴峡》中，就曾有“赖多山水趣，稍解别离情”的句子；李白也曾发出过“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的赞叹。这类情绪在唐后期的诗篇中渐趋浓郁。钱起有“蜀山西南千万重，仙经最说青城峰”之句，这是与道教相联系的。与佛家有关的，刘得仁有“蜀国烟霞异，灵山水月澄”之说。姚合以诗家的笔触写道：诗境西南好，秋深昼夜蛩。人家连水影，驿路在山峰。
此诗题为《送殷尧藩侍御游山南》。所谓“山南”显然指山南西道，而诗中第一句“诗境西南好”无疑兼指了范围更为广阔的巴蜀一带。诗人的赞赏之情溢于言表。白行简更是以平常的口吻描摹了一番巴南的景色：临江一嶂白云间，红绿层层锦绣班。不作巴南天外意，何殊昭应望骊山。
这种心情，简直与岑参在描写“分明峰头树，倒插秋江底”时的“哀猿不可听，北客欲流涕”已不可同日而语。
随之，巴蜀的人文景观也逐渐博得了外地人的赞赏。本来，张说就曾写下过“色丽成都俗，膏腴蜀水滨”的诗句，但到杜甫流寓西南时，他仍以为“成都万事好，岂若归吾庐”，尽管他也承认在此“喜见淳朴俗，坦然心神舒”。个中原由，并不只是“干戈浩茫茫”的时局，还有“地僻伤极目”的环境因素，即老杜对于巴蜀的人文景观并不认同，至少没有与之融为一体的想法。此后不断地有人在诗中盛赞成都的繁华。老杜的同时代人田澄就在《成都为客作》诗中写过：“地富鱼为米，山芳桂是樵。”后来的杜荀鹤虽认为“维扬景物胜西川”，但也不能不肯定“见说西川景物繁”。张蠙更是以一种悠闲的笔调写道：故友汉中尉，请为西蜀吟。人家多种橘，风土爱弹琴。水向昆明阔，山通大夏深。理闲无别事，时寄一登临。
如此令人神往的景观，在唐前期人的笔下是无论如何都看不到的。这正是李远在《送人入蜀》诗中称“君今是胜游”的原因。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唐以后蜀地的文教水平也颇受称道。受称道的主要是文章。元稹曾在诗中吟哦：“风水荆门阔，文章蜀地豪。”权德舆也在送人归蜀时称：“蜀国本多士，雄文似相如。”这两条资料虽然表面上都是咏古，但显而易见咏古只是为了喻今。唐末成都人雍陶在一首诗中不无自豪地写道：蜀道英灵地，山重水又回。文章四子盛，道路五丁开。“蜀道”一作“蜀国”。所谓“四子”当指司马相如、王褒、扬雄、陈子昂。诗中将“文章四子盛”作为说明“蜀道英灵地”的证据，可见当时无论外地人还是本土人都对蜀地文章的盛名不持异议。
巴蜀内部的地域差异，巴与蜀之间应该是比较明显的，但唐人对此关注得并不多，相反倒是津津乐道于蜀地内部的进一步分异。中唐以后，剑南分为东、西川两个节度使，尽管在外人的眼里，其间的一致性是非常强的，如高适在奏疏中便认为“剑南虽名东、西两川，其实一道”，但这并不妨碍东、西两川之人彼此进行文化上的区分。史载：蜀东、西川之人，常互相轻薄。西川人言：“梓州者，乃我东门之草市也，岂得与我为耦哉？”节度柳仲郢闻之，为幕客曰：“吾立朝三十年，清华备历，今日始得与西川作市令。”闻者皆笑之。故世言东、西两川人多轻薄。
这是一条非常有意思的资料。在这地域观念的背后，无疑有其足够的文化内涵，只是已不可能再作进一步的探究。当然，在外地人的眼里，这种异只是一种同中之异。（二）荆湘
荆湘地处长江中游，其南界岭，西邻黔中并以大巴山与巴蜀交界，已见于上述。其北至商山为止，东北则包含了今鄂东北的蕲黄一带，笔者前此在《湖北历史时期的感觉文化区》一文中述之已详。其东界的南段则大体为幕府山至罗霄山脉一线，尚需加以讨论。
这一范围内的文化特色被判读为楚，殆可无疑。然而楚的地域范围并不十分确定，相对而言，其东、西两面的边缘显得较为模糊。由于历史的原因，其西面的巴地、黔中往往被视为楚的属地。如严武在巴州有“楚江长流对楚寺”之句，权德舆亦有“黔中为楚西南徼道”之说。其东缘则尤取决于宽严不同的体认方式。较宽泛的是将江南一带都通称为楚，如骆宾王《在江南赠宋五之问》所谓“积水架吴涛，连山横楚岫”，以及王昌龄《送李擢游江东》称“楚国橙橘暗，吴门烟雨愁”之类，在此可不置论。更普遍的情形是以下游为吴与楚地对举，并认定二者交界在鄱阳湖流域。如贾至《授元载豫章防御使制》称“荆吴之交”，贯休《春过鄱阳湖》诗亦云：“吴山兼鸟没，楚色入衣寒。”但是最严格的体认是将鄱阳湖流域仍排除于楚地之外。懿宗时《授裴休荆南节度使制》有曰：“全楚奥区，荆衡重地”；其中“荆”代表洞庭湖以北，“衡”代表洞庭湖以南，鄱阳湖流域并不被视为楚地范围。就此权德舆亦曾写道：“自淮而南涉江而西，荆衡汉沔湘中夏口半天下，奥壤为都府者十数”；个中措辞不无夸张，但其所表露的地域观念，鄱阳湖流域与“荆衡汉沔湘中夏口”显然被判作了两个区域。
在这样一个地域范围内，唐人对于长江以南和以北两个部分的感觉是大不相同的。柳宗元有“过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之语。韩愈在《送陈秀才彤序》中称：“夫湖南之于人，不轻以事接。”吕温《湖南都团练副使厅壁记》亦云：“湘中七郡，罗压上游。”都表明长江以南与以北是不无差别的。
地居江南的湘中，很自然地被北人目为南州。张说《岳州作》中有“物土南州异”之句，其子张均在该地称：“且酌东篱酒，聊祛南国忧。”张说所举物土之异仅仅是“日昏闻怪鸟，地热见修蛇”，而白居易在《送客之湖南》中竟将其上升到“年年渐见南方物，事事堪伤北客情”的高度。
具体说来，此地当时给人最突出的感觉是其自然环境“卑湿”。这一点自秦汉已然，以至于“卑湿”已成为其环境质量不良的恶谥。贾至尝云：“长沙旧卑湿，今古不应殊。”薛能《送人自苏州之长沙县官》诗中亦流露：“炎方好将息，卑湿旧堪忧。”就连本地人胡曾也不能不在咏史诗中感慨系之：江上南风起白，长沙城郭异咸秦。故乡犹自嫌卑湿，何况当时赋人？
然而时移世易，此时长沙的“卑湿”与秦汉时的“长沙卑湿”在内涵上已大有不同。尽管此时仍有人留下“地湿愁飞，天炎畏跕鸢”的描写，甚至褚遂良在贬官长沙时还曾有过贾谊式的忧虑，其言曰：潭府下湿，不可多时，深益愦悴，况兼年暮，诸何足言？疾患有增，医疗无损，朽草枯木，安可嗟乎？
但这一观念已不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就连一向对南方湿热气候深感痛恨的杜甫也曾有“郴州颇凉冷，橘井尚凄清”的印象。郴州近南岭，尚且“凉冷”，张谓在《长沙风土碑铭序》中极力为长沙辩诬：郡邻江湖，大抵卑湿，修短疵疠，未违天常，而云家有重膇之人，乡无颁白之老，谈者之过也。地边岭瘴，大抵炎热，寒暑晦明，未愆时序，而云秋有爀曦之日，冬无凛冽之气，传者之差也。
这条资料至可宝贵，它透露了以往对于长沙自然环境的一种意象，很显然这一意象是流行于北方的。而此时来到湖南的人，不约而同地对该地的自然环境有一种赞美，那便是对该地的自然风光。
张九龄《南还以诗代书赠京师旧僚》有云：“土风从楚别，山水入湘奇。”这句诗既反映了楚地作为一个文化地域的成立，又表明了这一地域中长江以南与以北有所差异。所谓“奇”当然有欣赏之意。赵冬曦在岳州有句云“江外多山水”，雍陶亦称：“巴陵山水郡，应称谢公游。”柳宗元甚至对永州发表评论：“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而吕温的《道州途中即事》诗带着“信美非吾土”的惆怅描绘道：零桂佳山水，荥阳旧自同。经途看不暇，遇境说难穷。叠嶂青时合，澄湘漫处空。舟移明镜里，路入画屏中。岩壑千家接，松萝一径通。渔烟生缥缈，犬吠隔笼葱。戏鸟留余翠，幽花吝晚红。光翻沙濑日，香散橘园风。
其欣羡之情无可掩抑，无怪乎沈传师在长沙曾留下“为闻楚国富山水，青嶂逦迤僧家园”之句。可见其时湘中的山水已颇为著名。
自然环境已获得足够的尊敬，然而人文环境却不能与之相称。终唐一代，湘中人文环境获得的好评一直有限。常建在《空灵山应田叟》诗中径以“湖南”为不入“中国”的“异域”。戴叔伦《过贾谊旧居》诗亦有“楚乡卑湿叹殊方”之句。刘禹锡在《上杜司徒书》中描述：“湘沅之滨，寒暑一候，阳雁才到，华言罕闻。”刘禹锡此篇本来作于朗州，但其既以“湘沅之滨”为言，可见当时人对于洞庭湖流域的整体感觉。
唐人普遍认为湘中之地已稍嫌偏远。戎昱《送张秀才之长沙》诗有云：“虽之桂岭北，终是阙庭南”；杨凭《湘江泛舟》诗甚至认为：“湘川洛浦三千里，地角天涯南北遥。”以岳州而论，此地居江湖之会，刘禹锡竟称之“地偏山水秀”。岳州尚且如此，其余各地更是每下愈况。贾至在此有诗云：江路东连千里潮，青云北望紫微遥。莫道巴陵湖水阔，长沙南畔更萧条。“萧条”一语，可谓是唐人对于湘中人文环境的总体评判。其他人意境相同的诗作颇为不少。如李嘉祐有所谓“零桂虽逢竹，湘川少见人”，李端亦有“闻说湘川路，年年古木多”之句。杜牧《长安送友人游湖南》诗写道：楚南饶风烟，湘岸苦萦宛。山密夕阳多，人稀芳草远。
这些作品造语虽各各不同，而意象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宜乎刘言史的《潇湘游》谆谆垂诫：“北人莫作潇湘游，九疑云入苍梧愁”；类似口吻的还有上引戎昱诗中所云：“松醪能醉客，慎勿滞湘潭。”释清江在《湘川怀古》诗中无限感慨：地荒征骑少，天暖浴禽多。脉脉东流水，古今同奈何。
这种立意也并非仅见，杜甫早有“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的名句。毫无疑问，这反映了唐人对于湘中人文环境的共同感受。
长江以北的江汉一带，在唐人的心目中前后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唐代前期，此地的人文环境颇受轻蔑。尽管荆州自来便是南国大邦、一方巨镇，南北朝时期更是势同分陕、国本所基，然而入唐后其政治地位大为下降。张九龄《登荆州城楼》诗云：天宇何其旷，江城坐自拘。层楼百余尺，迢递在西隅。暇日时登眺，荒郊临故都。累累见陈迹，寂寂想雄图。古往山川在，今来郡邑殊。北疆虽入郑，东距岂防吴。几代传荆国，当时敌陕郛。上流空有处，中土复何虞。枕席夷三峡，关梁豁五湖。承平无异境，守隘莫论夫。
这首诗生动地描述了一个没落重镇留给居住者的落寞感受。既如此，时人对它的尊崇也就有限。韩翃《家兄自山南罢归献诗叙事》称：“不以殊方远，仍论水地偏”；李乂《送沙门弘景道俊玄奘还荆州应制》有云：“地出南关远”；杜甫《寄高适》亦云：“楚隔乾坤远。”这都反映了唐前期外地人对于江汉之间人文环境的总体印象。就连襄阳人孟浩然也认为：“楚关望秦国，相去千里余。”值得注意的是从中竟看不出这份夸张背后有任何的激愤之气。
政治地位既已式微，其文化地位亦遭受轻视。张说《荆州谢上表》中竟有“受命荒服”之语，杜甫的诗中也曾有“荆蛮去几年”之句。甚至有人对该地域的历史文化归属及范围也产生了疑问。李百药《登叶县故城谒沈诸梁庙》称：“楚塞郁不穷，吴山高渐出”；陈子昂《岘山怀古》亦云：“城邑遥分楚，山川半入吴。”这种口径实在是令人吃惊。本来，由于战国时吴地归并于楚，吴地亦可称楚，然而此时竟不止一人将楚的核心地域判读为吴，很显然在他们的感觉中已将楚的地域范围已大大地压缩了。陈子昂还有诗句称“巴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是这一意念的极好表现。
是安史之乱以后的形势为这一局面带来了转机。当时颇有人认为，南北分裂的局面将再次出现，于是江陵的地位陡然得以崇隆。上元元年（760）号南都，为府。其后南都之号虽未得以保持，但南北重镇的地位再未受到动摇。颜真卿在《谢荆南节度使表》说：荆南巨镇，江汉上游，右控巴蜀，左联吴越，南通五岭，北走上都，寇贼虽平，襟带尤切。
贾至也在《授窦绍山南东道防御使等制》中写道：“荆州上游，襄阳冲要，北据汉沔，利尽南海，连缀吴蜀，非才勿居。”白居易则直截了当地认为：“荆门景域，南北大府。”因而唐后期的篇什中对江汉之间的人文环境又出现不少赞美之词。如刘禹锡《荆门道怀古》称：“南国山川旧帝畿，宋台梁馆尚依稀。”元稹亦有句：“楚塞分形势，羊公压大邦。因依多士子，参画尽敦厖。”
尽管人文地位经受了如上戏剧性起伏，但地理景观在唐人心目中前后并无明显变化。唐人普遍认为江汉之间地属南国，如胡皓《出峡》诗称：“南国秋风晚，客思几悠哉”；陶翰《南楚怀古》亦谓：“南国久芜漫，我来空郁陶。”亦有人将其称为南州，如贾至所谓“差池尽三黜，蹭蹬各南州”，所指便包括荆州在内。既如此，个别对南方持有偏见的北方人对此便未免心怀恐惧。如杜甫有云：南国昼多雾，北风天正寒。路危行木杪，身远宿云端。山鬼吹灯灭，厨人语夜阑。鸡鸣问前馆，世乱敢求安？
简直写得跟岭南似的，类似的意象他在别的诗篇中也流露过。但这种描写并不能引起旁人的共鸣，此地在大多数唐人的笔下，是一派欣欣向荣、亲切可爱的南国风光。张籍在《送枝江刘明府》中说：“向南渐渐云山好，一路唯闻唱竹枝”，将此地的自然景观渲染得非常诗意。而记述此地气候的，尽管注意到其热量较为丰富的特点，但并不令人感到恐怖，如元稹《玉泉道中作》云：楚俗物候晚，孟冬才有霜。早农半华实，夕水含风凉。
这种感受与杜甫的几至有霄壤之别。而更说明问题的是李频的《送厉图南往荆州觐伯》，此诗开头称：“云水入荆湘，古来鱼鸟乡。”颇令人疑心作者要在“鱼鸟”二字上做文章，将该地的自然景观贬损一通；接下来他确实写出了“故关重隔远”的句子，愈发将读者的思绪引向不妙的一面；然而其笔底一翻，出来的竟是一句“春日独行长”，这便是在北方料想不到的享受了。底下的一联更是出人意表：“山溜含清韵，江雷吐夜光”，对具有一定杀伤力的自然现象非但没有丝毫惊恐，而且还看得与珍宝相似，如果不是对当地的自然环境有着十分深刻的体验，是不可能写出如此正反兼顾的持平之论。
尤令人欣赏有加的是江汉平原。周愿曾转述陆羽的话：“当时羽说竟陵风土之美，无出吾国”；此言今已不可复按，但周愿后来“牧羽国，忆羽之言”，认为“不诬矣”。笔者认为这种感觉是值得尊重的。皮日休《送从弟皮崇归复州》云：羡尔优游正少年，竟陵烟月似吴天。车螯近岸无妨取，舴艋随风不费牵。处处路傍千顷稻，家家门外一渠莲。殷勤莫笑襄阳住，为爱南溪缩项鳊。
后面六句的描写相信是无论何人读了都将为之神往的。如果说作者系当地人，从感情上可能未免有美化的嫌疑，那么王维《送友人南归》诗中也有“郧国稻苗秀，楚人菰米肥”的对句，对该地风光的欣赏是不约而同的。
王维在江汉平原上还曾留下一首脍炙人口的千古名作：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
这真是应验了前人所说的“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联想到崔颢也有“青山满蜀道，绿水向荆州”之句，可见江汉之间的自然景观在唐中叶以前已具有足够的声誉。（三）江淮
江淮是唐人使用频率最高的地域概念之一，其范围并不很确定。有时，它似乎特指江与淮之间，如刘禹锡《和州刺史谢上表》所谓“地在江淮，俗参吴楚”，也许可作如此理解。然而有时，它又泛指江南和淮南，大体相当于“江南、淮南”之省称，并且这种情形远较前者为多。如史称“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其“江淮之间”实际上不能简单地解释为长江与淮河之间，而应理解为“江淮”这一地域之间。当其作后一理解的时候，包举了淮以南、岭以北、楚以东的广大地区。较为说明问题的是长庆二年（822）闰十月甲寅的一道诏书：江淮诸州旱损颇多，所在米价不免踊贵，眷言疲困，须议优矜。宜委淮南、浙西东、宣歙、江西、福建等道观察使，各于当道有水旱处，取常平义仓斛斗，据时估减半价出粜，以惠贫民。
很明显，第二句中列举的“淮南、浙西东、宣歙、江西、福建等道”应该是对前文“江淮诸州”的细化。从唐人对江淮这一概念的具体运用来看，淮南、浙西东、宣歙、江西被称为江淮是毫无疑问的。淮南毋庸举例，史载“江淮旱，浙东、西尤甚”；又《广异记》称：“洪州，江淮之间一都会也”；这两条资料已足以说明浙西东、宣歙及江西的情况。而《通幽记》载建中二年（781）“江淮讹言有厉鬼自湖南来”，又可以反证江西以西不可以称江淮。较为暧昧的是福建，尽管从上引诏书中不难得出其属于江淮的结论，但唐人在单指福建时称之为江淮的极罕见，相关资料迄今一条都没有找到。
考虑到福建在上文已作为东南文化边疆的组成部分，本文所言江淮即指上列除福建以外的地区。在这一广阔的地域里，其文化存在某种同一性是毋庸赘言的。《朝野佥载》称“江淮南好神鬼，多邪俗”，可为一证。但在唐人的感觉中，江淮这一地域内部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淮南、江西与江南三个地域，以下逐一予以探讨。
1．淮南
淮南地介江与淮之间，但唐人以自然地物指称此地时习称“淮海”。如陆贽《杜亚淮南节度使制》称：“淮海奥区，一方都会”；蒋伸《授李珏扬州节度使制》亦称：“维扬右都，东南奥壤，包淮海之形胜，当吴越之要冲”。“淮海”一词典出《禹贡》：“淮海惟扬州”，因而以之为扬州异称，并兼赅以扬州为中心城市的淮南均可谓顺理成章。由此益发可证上述“江淮之间广陵大镇”中“江淮”二字并非特指淮南。
这一地域范围内，其文化归属唐人目为吴楚之郊。上引蒋伸《授李珏扬州节度使制》已可为一证，又皇甫冉《送田济之扬州赴选》亦有句云：“江山欲霜雪，吴楚接风烟。”此地在唐人心目中最突出的感觉是交通便利，“兼水陆漕挽之利”；尤其扬州，为全国第一号交通枢纽。因而扬州作为全国第一等经济都会，其富盛一直为唐人所艳称。
当时人有一个著名的人生理想，便是“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以扬州的地势而言，对扬州的仰视显然不是地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徐凝《忆扬州》有句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句中“无赖”是中古语词，与今指称品行不端者迥不相同，其含义“等于说可喜，可爱”，且“往往含有亲昵意味”。张祜《纵游淮南》诗至谓：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
有此三证，其他材料已无须列举。
由此便有人对扬州的一切都持极高评价。如李商隐称：“维扬居万国之中，得四方之正。”这句话本来是针对水土、气候而言，但其背后显然有更深广的含义。事实上有人就楚州写道：“夏秋之交，淮海蒸湿之气中人为病，多烦热愤闷，居常无以逃其虐。”楚州与扬州地域邻接，自然环境相似，两相对照可知，唐人对扬州的感觉实有赖于该地独特的人文环境。
就人文环境而言，该地的风俗又颇受诟病。有人就江都县以五月五日于江津竞渡拟判云：郊连五达之庄，地近一都之会，人多轻剽，俗尚骄奢。
似乎其轻剽、骄奢乃薰沐都会气息所致。这是对扬州都市气氛的最佳烘托。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某地的都市气氛愈浓，从风俗方面贬之者也就愈力，概莫能外。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寿州也有“俗薄而人嚣”的恶谥。此地在唐中叶一度成为交通孔道，史载“开元中江淮间人走崤函，合肥、寿春为中路”；但为时并不很长，“大历末蔡人为贼，是道中废”。联想到《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所载该地自战国后期已是区域性的一都之会，俟后南北分裂时期更是双方必争之地，宜乎其风俗特征由来有渐。
2．江西
江西襟带江湖，自来被视为吴头楚尾，用唐人的话语，即“荆吴之交”。此地作为一个人文区域，六朝以降才渐次具备独立品格。此前的秦汉之间不过是太湖流域的附庸而已。入唐以后，尤其唐中叶以后，此地的文化面貌已相当分明。不仅拥有“豫章雄镇”，而且还有文化胜迹。韩愈《新修滕王阁记》称：愈少时则闻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瑰伟绝特之称。
按韩愈的行文习惯，此文容有夸张之嫌，但因之该地而有文化胜事则是无疑的。例如独孤及记述的一次胜会参与者凡五十九人，“殆九州多士之半”，这是亘古未有的。
尽管交通位置相当有利，但在一般北方人的心目中，此地仍未免稍嫌僻远。张籍《送从弟濛赴饶州》诗有句云：“京城南去鄱阳远”；李建勋《送王郎中之官吉水》则形象化地描写道：“南望庐陵郡，山连五岭长。”白居易在此甚至有“江州望通州，天涯与地末”之慨。既如此，很多人在意念中便未免为它涂上一层蛮荒的色彩。前引李建勋诗末句有云：“惟应劳赞画，溪峒况强梁”；陈陶《钟陵道中作》亦称：“烟火近通槃瓠俗，水云深入武陵乡。”最有意思的是白居易《送人贬信州判官》诗：地僻山深古上饶，土风贫薄道程遥。不唯迁客须恓屑，见说居人也寂寥。溪畔毒沙藏水弩，城头枯树下山魈。若于此郡为卑吏，刺史厅前又折腰。
中间两联所传摹的气氛，简直已非人类所居。由这三条资料所反映的三个地点，可以概见江西的普遍情形。
然而一旦在当地生活经年，对其地理环境有所了解之后，得出的评判几乎完全相反。李嘉祐《题前溪馆》诗云：两年谪宦在江西，举目云山要自迷。今日始知风土异，浔阳南去鹧鸪啼。
后面两句大可玩味。鹧鸪啼在古代文人的耳朵里是颇有含义的，自宋以降的通解是“行不得也哥哥”，此诗写作的时候该通解尚未流行，但当时人曾有“唯能愁北人，南人惯闻如不闻”的提示，可知作者对于“风土异”的知觉即因此而起。此前并不觉得风土有异，显然是在此谪宦两年，对当地的环境已经适应的缘故。
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白居易。其初来时，《孟夏思渭村旧居寄舍弟》诗可以反映其情绪：九江地卑湿，四月天炎燠。苦雨初入梅，瘴云稍含毒。泥秧水畦稻，灰种畬田粟。已讶殊岁时，仍嗟异风俗。
如果不是开头已标明其地点，简直令人怀疑作者是在讲岭南。一派热气腾腾、令人不安厥居的样子不说，竟然连瘴字都用出来了。他还在另一首诗中着力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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