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经富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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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家族稀见史料探微试读：
从文士到学者（代序）
著名历史地理学者张其昀（1900—1985）中学毕业时，历史老师洪允祥（1917年曾应蔡元培之聘，在北大讲授《中国通史》和《中国法制史》）送他一个墨盒，上面题一行字，“莫抛心力作词人”。张其昀从此不去从事文学的性情文字，潜心治学三十余年，锲而不舍，致力于继承乡贤万斯同、全祖望的学术，卒成大家。
著名训诂校勘学家王叔岷（1914—2008），年轻时喜欢古典文学，写旧体诗，不免沾染才子气。他在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考上硕士研究生，硕导是傅斯年。傅斯年第一次与他见面谈话，要他“洗尽才子气！下苦功校勘《庄子》，三年不许发表文章”。傅斯年的一贯学风是史料第一，大力寻找新史料，扩大史料的范围，革新诠释史料的工具。他宣称“史学就是史料学”，说“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王叔岷在傅斯年学风的熏陶下，以校勘训诂为基础，博览群书，深入史料考据，跻身学术殿堂。
上面举的两个例子，不是一般的学林掌故，其中蕴含着当时中国的学术背景。
中国向来的学问体系，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其中经学是第一位的，称之为“正学”。到了清代，情况发生了变化。清初，顾炎武、黄宗羲为纠正王学末流，倡导“实学”，经史并重，提高了史学的地位。清中期，乾嘉考据学兴起，带动了文字音韵学、版本目录学和先秦诸子学，扩大了传统学问的范围。乾嘉朴学强调“读书必先识字”，以字通词，以词通道。所以，张之洞说从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从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从经史入文学者其文学可信。过去的读书人不仅会做经史学问，还会自如熟练地写作诗词、日用古文骈文。他们不存在经史相背、文史分家的问题。
晚清时事既变，学术不能不变，引进的西方学术，解构了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中国学术渐渐变成文、史、哲三分天下。学界一面“整理国学”，一面“引纳新潮”，吸收欧美现代学术的方法、规范。学术体系重新分类，历史学（含历史地理）、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方言学、考古学（含博物学）、社会学、人类学（含民俗学）、宗教学、哲学等一整套体系逐渐形成。在学术精神上，被一个称作“科学”的东西所取代。在这新旧学术转型时期，以边疆民族历史地理为特色的史学，取代了经学。中国学术遂由经入史，呈现一大变局。最显著的特征是史料的扩充，以前章学诚说“六经皆史”，入民国，新史学家更进一步说“六经皆史料”。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先是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一时奉为古史研究的圭臬。稍后傅斯年更破壁而出，指出“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之工具”，在广度和深度上超越了“二重证据法”，带动整个史学向新的高度迈进，并与欧洲兴起的东方学合流。有学者认为，“傅斯年创立史语所，不论治学的态度、方法、目标和组织，都为中国二十世纪的学术树立一个新典范，也替中国争取到世界性的学术发言权”。说史学革命带动了近代中国学术的整体变动，并不为过。但陈寅恪犹不满意，1931年5月，《国立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刊》出版，陈寅恪先生发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认为就学术独立而言，自然科学如地质、生物、气象等学，可称尚有相当贡献，“至于本国史学、文学、思想、艺术史等，疑若可以独立者，察其实际，亦复不然。近年中国古代及近代史料发见虽多，而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之整理，犹待今后之努力。今日全国大学未必有人能授本国通史或一代专史而胜任愉快者。东邻日本以三十年来学术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所以傅斯年要把史学建设得与生物学、地质学一样，将这领域里的话语权利从欧洲汉学家那里夺回来。他还主张哲学应与史学、文学分家，哲学系应归并到理学院，与自然科学归类。
除了在学科分类上照搬西学的模式外，在成果表现形式上也与传统的以刻印书稿为主不同，改为看重论文。以前的读书人中了举人，便“取个号，刻部稿”，而现代学术评估体制评价一个学者首先是看他有没有高质量的论文。陈寅恪1943年被三位英国院士推荐任英国皇家学院通讯院士，靠的就是几篇论文。史语所的丁声树没有写过专著，只是发表过几篇研究语言文字的文章，便成了大家公认的出色的专家，解放后成立的语言研究所把丁声树评为一级教授。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依据理性思维、考证、归纳等著书立说的学术研究必然与感性思维、用形象说话的文学艺术划清界限，殊途不能同归。当时追求新学的人认为“史为科学，文为艺术”，史学也要像自然科学根据实验、材料分析得出判断那样来分析史料和表述研究成果。开一代风气的傅斯年等学界先驱为了新学术理念的确立，培养一代学术新人，宁可文史分家，不再继承“义理、考据、辞章”三位一体的治学方法，而代之以西学规范，可谓用心良苦。他们的做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当一个喜欢写作旧体诗词、古文骈文，具有浪漫气质的才子文士，在没有受过学术训练之前，他可能会不够冷静地对待所研究的对象和材料，行文中常带感情，所用语言词汇也会文学化，这在表达上对科学研究是有害的。特别是从事新文学创作的人，写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关的题材，容易滑入炒作、煽情、戏说的泥淖而不自觉。学者讲道理，诗人重感情，“情”与“理”在文学作品中可以交融，在学术论文中就不能多情，而要以理胜。陈寅恪说自己对晚清史、晚清人物很熟悉，但他不能做晚清史研究，因为他的父祖都是圈子中人，做起来难免不掺杂个人感情好恶，说的就是这个理。
因此，一个酷爱古典文学、一身传统士大夫做派才情的人要转行作史学研究工作者，分享史学的一杯羹，首先面临着一个学术理念、行文习惯上的角色转换。为了做好科研，写好论文，不得不冷落古典文学雅好，褪尽才子气。在行文中，尽量采用通行的语体文，少用甚至不用文言文表述方式和文言文词汇。写论文最重要的是概念清楚，表达准确，“辞取达意而止，不以富丽为工”，文章漂亮与否，放在其次。
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这种论文写法也可能造成另一个弊端，即从文化底蕴的角度来考量，这种论文也会干巴无味，纯粹像自然科学的分析报告那样，可读性不强。已故北师大教授屈育德对我国现在的论文写作干巴无味呆板机械没有文采非常反感。她认为论文也可以采用文学性的写法，使文章更有可读性。章学诚说过“记注欲方以智，撰述欲圆而神”，托尔斯泰曾赞赏契珂夫的文章“既美丽又实用”。而一个中国文人要文笔好，文词丰富，文言文知识的积累、古典文学的训练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近现代学术经过近百年几代学者的努力，人文环境和学术机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经史子集分离出来的新学术体制早已名成义立，以史料为中心的“史料学派”和以史观为中心的“史观学派”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繁荣兴旺。但我们也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随着学科分类越来越细，文史哲分家也越来越严重，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越来越单一狭窄，“有专业无思想，有知识无才情”已不是个别现象。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初进学术门的人要洗尽才子气，不是因为文采性情太丰富，而是他们正处在新旧学术体制转换时期，为了使中国学术尽快在世界学术之林中卓然独立，牺牲古典文学的写作和情怀性灵也在所不惜，这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文化学术有时代性，一代有一代之文化学术，时代在发展，文化学术也在发展。近百年过去，白云苍狗，世事翻覆，我们到了重新捡起被扔掉的“线装书”的时候。大而言之，是为了继承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小而言之，是为了学者个人的人文关怀，避免异化成写论文、报课题的机器。一个不关注自己民族的历史兴亡，山川风俗，对优秀的文化遗产缺乏起码常识的知识分子，即使他的专业非常精通，也是一个不合格的知识分子。朱自清说，“阅读经典不是为了知识，而是为了文化”，我们需要既精通本专业，又有人文关怀；既会做科研、写论文，也会使用诗词歌赋来抒怀写意的学者专家，以接上断裂的传统文化链条。从学术的角度，固然需要洗尽才子气；但从文化的角度，也需要葆有那么一点才子性灵。考察中国近世的学者队伍，既有像傅斯年那样终生淡漠旧体诗词、古文骈文的专家，也有传统的文史不分家的学者，老一辈的如王国维、陈寅恪，稍晚一辈的如闻一多、卢冀野、钱钟书、王叔岷。王叔岷后来并没有与旧体诗词绝缘，他在左图右史、钩沉索隐之余，出其余技足以成家，创作旧体诗词，作性情中人。
今日高校和社科院系统的学者专家已不能像我们的先辈那样，既能做考据，又能熟练地写作日常应用的旧体诗词和古文骈文。先辈们从小掌握了两套语言，一套书面语（文言文），一套白话。清末民初流传甚广的《秋水轩尺牍》里面有一封《送邓三回里》的信，说“流连官阁，极一时之欢。不意迅赋骊歌，遽分襟袂。望春明之烟树，结遐想于伊人。别时杯酒之将，聊申折柳。当此短亭黄叶，曲岸丹枫，一路秋光，足供清赏。而家庭之豫顺，亲故之交欢，更自有其乐融融者。结企之余，尤深翘羡”。一个一起做幕僚的朋友回到他的家乡，原是一件药苦糖甜的平常事，但这位秀才却写得这样有情趣、有内涵。传说傅斯年留德时，嘴上常痛骂“秋水轩派”的文笔，枕头底下却放一本《秋水轩尺牍》。唐弢小时候与同学以背诵《秋水轩尺牍》里骈四俪六的句子为能事，可见此书影响之大。而我们在言文一致、全民皆白的文化环境里成长，只会一套白话，丢失了另一套雅言，致使文史学养越来越贫乏。溯其源头，“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反国粹的偏激情绪难辞其咎。新文化运动抛弃文言文，甚至要废除汉字，汉字拉丁化，废除阴历，废除京剧，废除中医，等等。那个主张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的吴稚晖，二十年后，就感叹大学生的国学水平今不如昔。后来废除繁体字，更是雪上加霜。前些年有个部门规定，在出版物用数字时，除领袖的文章可以用“一、二、三、四”的汉字外，其他读物都要用阿拉伯数字，于是就遭遇了“2个黄鹂鸣翠柳，1行白鹭上青天”的尴尬。由于没有文言文的语感和基础，也闹出过师资是老师的工资、大理寺是云南大理的寺庙之类的笑话。我们对自己民族语言文字、古典文学的掌握运用能力与先辈们相比已不能同日而语。研究起来一套一套的，动手来写却眼高手低，腹中蹇涩。只有广大的农村，县乡的部分文化人还保存着写作旧体诗词、骈文对句的意识和传统。在远离大城市文化环境的乡野，还有不少类似于过去乡绅身份的斯文人，能够应付日常民俗文化需要。他们以能吟诗作赋、会写毛笔字为荣，受到乡民的尊敬。
且说我在陈寅恪故里——今江西修水县文化局任职，从小又喜好文学，长大后也用功学过中文系的教材，自然也就没有向“新文学”系统靠拢，写小说、散文什么的，在兴趣上与古典文学更为接近。上世纪“陈寅恪热”起来后，看到大城市的一些学者和媒体人员写的关于陈寅恪的家世家史多不到位。在我们看来很明白清楚的事，而山外的学者专家却颇费笔墨地考证，又不肯屈驾到陈寅恪故里来做田野调查。遂发小愿，要在陈寅恪研究这个大课题里，发出老家文化人的声音，这就与史学搭上了边。后经史学界名家书面推荐，南昌大学破格引进任教，至今已有十个年头。
我到高校工作已接近蘧伯玉知非之年，早年的经历使我尾大难掉，反应不灵。初进高校，有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找不到北。感觉与自己原来心目中的大学不一样。未进大学门，以为大学文科老师都饱读诗书，学富五车，题诗作对，吟赏烟霞，一派学者气象。进了大学门，才知大学老师与旧式读书人形象已发生了很大疏离。他们陷在写论文、发论文、报课题、结题和完成教学课时工分的圈子中。在高校目前流行的数字化管理模式的大环境下，已经没有余裕来顾及一个学人的另一面。诗词唱和，拈题分韵，已是前朝掌故逸闻。高校不需要两副笔墨，旧体诗词、古文骈文写得再好，也进入不了科研管理部门的视野，不能计成果。即使鲁迅、周作人再世进入高校，仍然写他们的杂文、小品文，也评不上教授、副教授。教授也已经不那么崇高，他们被称作“专业技术人员”，实际是高级工匠的同义词，已从“道”降到“器”的层面。我心里多少有些失落，后来我发现原来自己深受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学热中发表的那些回忆民国时期大学人和事文章书籍的影响，我心中的大学有民国大学的影子。初以为只是我个人的错觉，后来我询问一个仍在基层做学问的朋友，他说他心目中的大学也是以民国大学为标志的。可见民间用民国大学印象来憧憬现在高校的人很多，真所谓“隔行如隔山”。
我用了几年的时间才彻底融入高校的科研体制，懂得了学术评估以论文为重的道理。从在报纸副刊发表杂文、随笔到在高校学报上发表论文，这在我个人的治学道路上是一个很大的跳跃。现在我把这些年发表的一批文章结集出版，算是对我这段经历的一个总结。由于是单篇文章的结集和内容都是关于陈寅恪家族，故这批文章中有重复的地方，这是要请读者鉴谅的。我在进入高校的头几年被以前的写作惯性驱动，写了几篇学术性的随笔。现在看来，自己早期的写作受了八、九十年代“陈寅恪热”中炒作、煽情文字的影响，有报章体气息。虽然随时告诫自己远离炒作，但由于认识还不到位，才子文士行文习惯常常会冷不丁地溜出来。今以不悔少作的心态予以收录，以见出自己写作道路上的轨迹。此外，我的自学成材的特殊经历决定了理论阐述水平不行，义理不够。故这批文章只有材料考据一途，略有陈寅恪家族稀见史料的发掘价值。
史料是史家了解过去的唯一桥梁，没有史料，历史研究将成为无源之水。我历年收藏的陈寅恪家族文献材料包括宗谱、祠志、墓碑、契约、手钞本、硃卷、分家文书、田山买卖契约和修水客家人的入籍清册、里甲图册、书院志、宾兴志等。就一个家族的史料而言，虽然残缺不全，但相对于八九十年代“陈寅恪热”兴起后，他的家族史还“犹抱琵琶半遮面”时，这批材料也有些规模了。后面的任务是如何用官制、科举、经济史、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专门知识来解读这批珍贵的乡土文献，最大限度地挖掘它们蕴藏的历史信息，梳理出陈寅恪家族史的主线脉络。这需要史学理论的介入与支持。
像我这样“文革”失学、大龄补课的未入流的杂学，理论问题始终是困扰我的一个“瓶颈”。在我照葫芦画瓢、学写论文的前期，写作的理论支点是傅斯年的“凭材料说话”、“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十分材料说十分话，没有材料不说话”。从这里出发，懂得了第一手材料对于论文写作的重要性。但是仅凭这一个理论支点来指导乡土文献解读是远远不够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史学界开始流行“区域社会史”理论。这种理论发端于二十世纪法国的“年鉴学派”，主张多学科或跨学科地研究历史。不追求政治史的宏大叙事，而是眼光向下，注重地方性知识，从一个家族、一个村庄、一个地区入手，进行个案分析研究。与以前的史学研究相比，“区域社会史”理论有两点不同：一是大大扩展了史料的范围，以往不为人们所注意的乡土文献如契约、档案、账本、宗教科仪文书以及口述资料都在搜集研究之列，每件事物都是证据；二是革新了研究方法，强调历史学与社会史、人类学的亲缘关系，注重田野调查，努力贴近历史情境，以民间文书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俗乡情证史。这次结集的几篇文章就是遵从“区域社会史”的理论写成的。不过中年半载学跌打，难免得其形而遗其神。
史学研究必须有实证的底子，也要有理论的指导。学者的水平有高下，下者跟着材料走；上者跟着问题走。一个人有没有“问题意识”，取决于他的理论素养。中国传统学术的“汉、宋之争”，纠结的就是考据与理论谁更重要。“汉学”讲究语言文字名物训诂典章制度考证，做的是纯学问，其失在繁琐；“宋学”偏重于探讨微言大义，辩析抽象的哲理概念，其失在空疏。目前中国的学术评估体制，“理论”更占上风，正如考据大师戴震所抱怨的那样，“义理是坐轿子的，考据是抬轿子的”。其实两者都不可偏废，光做文献材料考证，则学问做不大，只能“小叩小鸣”；偏重理论，不做考据，则学问功底差，不扎实，不厚重，也成不了大师。因此，今日吾侪做学问，正确的态度方法是：一只手伸向中学即考据之学；一只手伸向西学即社科理论，做到“小叩小鸣，大叩大鸣”。通俗的说法，是“做汉学，讲宋学”，最高境界是新旧兼擅、中西贯通。
我的从文士到学者的角色转换过程过于缓慢，进入高校八九年之后才意识到要真正完成“蝶变”必须借助史学理论的营养滋润，否则永远是布衣学者出身，难成正果。此前所走的路基本符合考据学的途径，除写了几篇论文外还整理出版了两部古籍，完成了“蝶变”的第一步。第二步应向“区域社会史”的高度攀登，学会使用解读乡土文献的“一箱子新工具”，做好“陈寅恪家族史研究”的课题，完成“发出老家文化人自己声音”的目标。
但我在行进中又有一点恋旧,民间“礼敬书香”的习俗使我心目中的民国学者形象挥之不去。有时我会玄想遐思，作为广大“专业技术人员”队伍中的一员，可不可以既适应时下流行的论文模式、掌握申报课题的名目技术，又不至于汩没性灵。处于今日之世的学者专家，能不能搞科研时就用如冰一样的理性写论文做课题，发思古之幽情时就用如火一样的才情负手轩眉哦大句。两副笔墨，一样心肠，像王叔岷《自足》诗所写的那样有个性：“一生勤治学，而我非学者。一生好写诗，不肯附风雅。雅人何其多，学者遍朝野。落落一书生，自足无所假。”
二〇一二年十月，义宁刘经富写于南昌大学寓舍“积庐”
义宁陈氏家史述略
修水县位于江西省的西北部，宋代为洪州分宁县，清代为南昌府宁州（嘉庆以后称义宁州），民国元年，改名义宁县。民国三年，因与广西省义宁县同名，而改名修水县。县治仍名义宁镇，延续至今。
修水远离南昌、九江、长沙、武汉等大中城市，交通不便，境内群山起伏。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谓“分宁虽深僻险绝，然代出伟人”。最著名者有黄山谷家族和陈宝箴家族。我国古代有以地望籍贯称呼名人的风习，如称杜甫为“杜少陵”，称韩愈为“韩昌黎”，称黄山谷为“黄双井”。这种风气一直延续至近代，人们称呼“义宁陈氏家族一门四杰”——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时，或在名字前冠以“义宁”二字，或隐去其名直称“义宁”。称陈寅恪为“义宁先生”，称陈寅恪的学术为“义宁之学”，称陈寅恪的人格思想为“义宁精神”。“义宁陈氏”作为一个家族的徽号，声名远播，深入人心。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报刊介绍陈寅恪人格学术的文章逐渐增多。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四种陈寅恪纪念文集和四种陈寅恪传记的出版流传，“义宁陈氏”更是名满天下，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文化学术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本文试图挖掘、分析这个著名家族二百多年的生成发展史，为学界研究这个文化世家提供原始材料。一、义宁陈氏的客家渊源
清朝初年，反清势力占据了修水山区很长时间，直至康熙十六年（1677），才把这些反清势力镇压下去。连年战乱，加上自然灾害，使修水生产凋敝，人口锐减，田土荒芜。康熙十七年，政局稍稳，知州班衣锦奉旨向闽、广、赣南等地发出招贴，于是福建省的长汀、上杭、武平、宁化：广东省的长乐、兴宁、平远、大埔、镇平、和平、龙川、程乡；赣南的会昌、崇义、安远、兴国、龙南、定南等数十个州县的客家人，扶老携幼，成批迁来义宁州开山垦荒，搭棚（篷）居住，史称棚民。以后亲朋乡邻辗转相邀，雍正、乾隆年间又迁来不少。
客家人从康熙十八年（1679）至康熙末年，陆续迁移义宁州，人口已达一万多人，但一直没有解决户口问题。按照当时的规定，居住二十年以上，有了产业、庐墓、亲戚的外乡人，都可以申请入籍。雍正二年（1724），朝廷颁布《棚民保甲法》，规定“江西、浙江、福建三省棚民……已置产业并愿入籍者，俱编入土著，一体当差”。
根据这个规定，许多地区的棚民都顺利地拿到了“绿卡”，只是赣西北的袁州、宁州的棚民因本地人的层层阻挠，入籍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不得不采取另立都图和给予科举另额的形式，折衷了结。义宁州的土著阻挠尤其激烈，发展到围攻州衙，殴打驱逐赴州城考试的客籍童生。知州刘世豪不畏强暴，坚持正义，不断向上级呈文说明情况。雍正三年七月，朝廷终于允准另立都图，“耕山者概编保甲，有产者另立都图，以怀远为名，隐寓招携之义，其秀者令为义学，课习五年，俱得一体考试，卷面注怀远字样……”。
怀远都的建立，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怀柔政策的产物。我国历史上有怀、安、绥、靖等字的行政建置一般都含有安抚怀柔之意，用怀远直接名县的有三个：安徽怀远县，广西怀远县（1914年改名三江县），陕西怀远县（1914年改名横山县）。而比县一级更小的怀柔性质的行政建置，则比较少见，义宁州怀远都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封建社会广泛运用怀柔归化政策的实例，具有客家人入籍问题个案研究的价值。
怀远都共设置四都八图八十甲（甲又称里或递），分插在义宁州原有的行政区域内。这样，义宁州就有了两个地理空间概念，官府办事人员和客家人必须记住两个地理名称。当客家人进行对外交流时，他使用的是义宁州的行政建置；在客家人内部开展活动和完粮纳赋、科举考试时，又必须使用怀远都的行政建置。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虽然早已成为历史，但由此派生出来的一个专有称谓——怀远人，仍将存在很长一段时间。
雍正末年，陈宝箴的曾祖陈鲲池（名公元，字腾远，号鲲池），从福建上杭来苏中都林坊迁义宁州泰平乡七都竹塅里（属怀远都四都二图十甲），为陈氏家族迁宁始祖。
陈鲲池的族源出自我国著名的大家族——江西江州义门陈氏（今江西德安县境）。北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义门陈氏奉旨分庄，旺公十世孙、宋进士曰魁公者，携眷九十七人，自江州徙汀州，为入闽之始祖。魁公生五子，崑、、嵩、岳、峯，兄弟同居宁化之石壁寨葛藤坳陈德村，传十二世，复由闽播迁，散处粤东、江右、楚南诸郡县。峰公十二世孙曰中兴，中兴生子十八人，后世称十八郎公。其中十一郎公字扶桑，由宁化迁广东潮州，再迁福建杭邑之来苏乡中都林坊。后世遂尊十一郎公为杭邑一世祖。扶桑公再传十七世即为鲲池公。
陈鲲池迁宁州后，中经克字辈、规字辈、观字辈，陈氏家族繁衍兴旺，人文蔚起，产生了陈宝箴这位杰出的人物。同治末年，陈宝箴举家迁居长沙。其后人恪字辈、封字辈均在外地出生，并随祖、父迁徙长沙、武汉、南昌、南京、上海、庐山、北平等地，但根出客家、根在修水的意识，却始终没有断绝。1930年，罗香林先生写了一篇《客家源流考》的论文（这篇长文后经修改补充成书出版），请寅恪先生批改。寅恪先生向罗香林讲述了修水怀远人早年的情况，罗香林――写进文章中，这是“怀远人”这个名称见于学术著作的最早记录。1970年，罗香林在《回忆陈寅恪师》一文中重提往事：“修水之有客家是根据吾师陈寅恪先生的讲述推知的，他的上代是从福建的上杭过去的，本属客家系统，这些从闽粤迁去的客家人，多数以耕读为业。因为生性耐劳，勤于读书，所以考秀才的时候本地人往往以学额被客家学子多分了去，便出而纷争，甚至阻挡客家学子入场应考。后来由封疆大吏请准朝廷，另设‘怀远’学额，专给客家人应考，与原来的学额无关，这才把纷争平息。陈师一家自他高祖至他父亲都是怀远籍入学，逐级考获各种高科的。怀远妇女不缠足，故只能与本处客家通婚，而不与本地人通婚。”从罗香林转述的话来看，寅恪先生对修水怀远人早年的情况是很熟悉的。1989年10月，陈三立次子陈隆恪的女儿陈小从回修水寻根认祖，写了二十首《故乡行》。她曾将修水之行函告姑父俞大维（陈三立次婿），时俞大维已逾九十高龄，回信犹问：“老家的族人还讲客家话吗？”
据说陈三立的夫人、子女平时都讲长沙话，只有陈三立带有修水老家口音，子女中长子陈衡恪、四子陈方恪亦会讲老家话。这与现在老家的族人既能讲怀远话，又能讲本地话的情形相同，他们恪守着“宁可抛荒，不可抛腔”的祖训。
渊源总是无法割断的！二、陈氏的崛起
陈鲲池落脚义宁州时，土客矛盾最激烈的时期已经过去，社会为后到的客家移民提供了较为平稳的生存空间。与先来的其他客家家族相比，陈家的崛起非常迅速。它从人口数量、人口素质、家族在社会外交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子弟在科举上的成功、家道小康等几个方面反映出一个家族的兴旺气象。
为了行文方便，兹将陈鲲池至陈三立这一辈五代成员列表附后。
从附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陈鲲池以一己之身，三代以内就繁衍到50余人的大家庭，如果加上媳、婿，还不止此数。虽然与本地人的大姓望族相比，还称不上巨族，但在义宁州的客属移民家族中，其人口膨胀速度是最快者之一。
但义宁陈氏的迅速崛起，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人的素质上。
陈鲲池的先世，是一个一度科甲显荣的家族。五世祖陈于庭（1566—？），明万历三十一年癸卯（1603）科乡试副榜，“年三十八始中副车……年四十淡意名场，穷年闭户，日以著述为事。间与二三知己寻名山大川，登临游览，吟诗作赋，酬唱往来，或戏池鱼、种名花、优游自适，以乐其天性”。陈于庭之弟陈于阶，明崇祯元年戊辰科进士，他的子孙多有监生、廪生、庠生。陈于庭长子陈汝勉，次子陈梦说，亦为副贡生，再传二代至陈鲲池之父陈文光，耕读之家的脉息始终没有断绝。“族叔文光大人所谓安贫乐道、承先裕后之较著者，先世业诗书，多上达。高祖于庭公兄弟，掇巍科，登仕版，绵绵继继，奕叶流芳……公性敏好学，诸子百家书罔不搜览，年未冠，处贫窭，耽读于家之‘淡然轩’，以古人功名事业相期许，德配刘孺人挑灯佐读，纺声书声相唱和于五夜鸡鸣时……”。“所著《寡过录》、《敦孝格言》、《小窗语林》等篇，足以挽颓风而敦古道，有益于世教人心大矣”。陈文光曾受聘教馆，屡荐西席，“文光公学博家艰，友教四方，馆居日多，而家居日少”。陈鲲池少年时代随父在教馆读书，“先祖文光公家无担石之蓄，手不失卷，缙绅先生延先祖于西席，严君随馆诵读，一月一次归省萱帏……先世业诗书，多上达，然自太高祖于庭公伯仲举于乡成进士以来，虽青衿代有而科甲未续，已越数世，严君力继之，艰于遇，未伸其志，弱冠弃举子业……年跻七十，循例入太学，继先世科甲家声。乾隆庚戌恭遇覃恩予八品职衔”。由于竹塅陈氏具有这样一个科甲显荣的家世背景，迁宁始祖陈鲲池少时得以接触“举子业”，具备了读书人的素质。这种素质毫无疑问地会影响传承至下一代，事实上竹塅陈家的第二代就完成了从棚民到耕读之家的转变，而且迅速地进入了义宁州名人士绅的圈子。
陈鲲池的长子陈克绳（1760—1841），字显梓，号绍亭(又作韶亭)，“自幼聪颖迈伦，及壮力学为文，淹博精通，所养者裕。艰于一衿，因援例入太学，应乡试不录，退而甘隐林泉……小斋无事，拈韵不辍，都人士以诗学相切劘，称公诗有盛唐风。著《溪上吟》《仙塬春晓》《小斋录》”，“稍长肆力于诗古文辞，欲以功名驰骋当世，晚年尝泛舟江湖，与程太史赞采辈相唱和，故一时文人皆称绍亭先生”，“道光辛丑腊嘉平十日上舍陈绍亭先生告终于家，予四十年吟坛老友也……先生聪颖过人，枕经胙史，学足三余，屡试不利，乃循例入太学”。
有关陈克绳的材料较多，其孝行事迹载人《义宁州志》卷二十五《人物志·孝友》。
陈鲲池次子陈克调（1765—1840），字旭升，号五园，雅号竹筠居士，太学生，貤赠文林郎。克调是克字辈四兄弟中文士风雅气息比较浓的一个，他的住宅名“竹筠居”，“积书千卷，枕石漱流，呼酒酌饮，兴酣出随笔草数卷，多传记简札赠送诗，摹欧苏文仿五七言古诗，皆佳妙”。所作《竹筠居自序》，颇有风致，又自题《五园自写照》：“我从田间来，尔在书房坐。观者齐相见，说道尔像我。我学孝悌慈，升堂由也果。有义有信交，无谄无骄可。诵读经史书，半生不敢惰。屡挫文场锋，困顿如许伙。尔与我周旋，动容中礼么。噫嘻尔我，我惟爱尔丈夫我丈夫，尔毋学尔为尔我为我。”光绪二十五年（1899）克调的后代为其迁葬时，陈宝箴写了《貤赠文林郎陈公五园府君墓碑铭》，谓其“所为诗文多质近古，童时州里有声……”。
陈鲲池三子陈克藻（1771—1853），字西玉，号昆巘，例授修职郎，早年与其兄克调师从怀远陈姓举人陈光祖、陈光缙，“先生性聪颖，勤读书，贯通淹博，具远大志，数奇不获售……慷慨有气节，不以功名得失为计。乃乐韬晦于护仙之塬，豹钱雾隐，结英奇于风竹之屋。一时士君子，往往略车笠之嫌，欢与把臂，晋接无俗客……术效计然，南游闽楚，北走燕赵，揽胜寻幽，题咏写怀，别有佳致”。
陈鲲池四子陈克修（1776—1842），字兼万，号介田，“幼警敏、言笑不苟，有成人风。张明经采仪兄见而奇之，妻以长女，通葭莩之好。先生读书明大义，敬养以亲亲，笃爱以长长。比闾族党之间，谦尊有光，皆以长者称，性仁厚，慕善乐施”。
克字辈四兄弟都以继承先世读书进取的门风祖德为职志，一直念念不忘祖先带给他们的荣耀光华。嘉庆六年（1801），陈家从上杭迁出已70年，仍然委派克藻远道跋涉回原籍，为于庭公、汝勉公、敏宜公三代重修坟茔，并将祖父文光公的骨殖带回修水，迁葬竹塅。这里面自然有客家人素重木本水源的因素，同时也包含着敬仰先世科甲显荣的成分。
克字辈四兄弟都受过诗书礼乐的化育熏陶，已经具备了昔日乡绅处士的个人条件，在义宁州的士绅圈子里，已有声名，其中以长兄克绳的名气最大。我们从附表中也可以看出，竹塅陈氏四房以长房人口最多，以后陈氏家族的人才、人物，也主要出在克绳这一房。
陈克绳的长子陈规钫（1786—1840），讳其经，字宣六，号宫谱，太学生，诰赠奉政大夫。规钫早年习举子业，屡试不售，退而设教家塾。其长子陈观礼（1809—1871），道光七年（1827）科试入州学，道光九年岁试补廪，候选训导，诰赠奉政大夫。观礼是竹塅陈氏第一个取得科举学位的人，以后数次参加乡试均未中，遂设塾授徒，成为义宁州有较高知名度的贤士。“吾宁遗献，代不乏人。如家棠荫师，陈裕生师，余肃卿师，陈观礼师，徐丹岩师，姜少梅师，或以硕学称，或以长才著，类皆昭昭在人耳目……”。观礼长子陈三略（1835—1887），廪贡生，钦加同知衔，湖南补用知县，署理嘉禾县正堂。陈三略生有九子，第六子儒恪，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监生捐巡检分发湖北试用，入民国任政府机构职员。其孙陈伯虞，台湾淡江大学教授；第九子伊恪，字莘夫，湖北自强学校肄业，转南洋陆师学堂，复考入南京三江师范学堂，1907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中央大学法律专科修业。此时陈氏家族有四位子弟在日本留学，即陈衡恪、陈隆恪、陈伊恪、陈荣恪。伊恪归国后在江西省政府机关任职。
陈三略虽然辈分比陈宝箴小一辈，年龄、经历、出身却相仿。52岁卒于任上，九个儿子有六个未回乡定居，是陈氏家族走出竹塅的另一支人才。
陈克绳的次子陈规镜（1786—1831），“业经书子史，每有所阅即记诵不忘。少绩学，应童子试，累夺前茅，师友咸以大器目之，而居心常歉然也。励志芸窗，学益博，业益精，乃遇艰，莫展所学，退而训子侄及生徒。春风化雨而教无倦怠，讲习之暇兼业岐黄……”。陈规镜盛年即殁，其子陈观澜，例授修职郎，候选分县。观澜之孙陈荣恪，字莘成，留日时加入同盟会，夫人是辛亥志上刘道一之姊，民国时任北京商业银行文书主任，1922年43岁时逝于北京。
陈克绳三子陈规镐（1794—1870），例授修职郎，复办团练功军功旌奖八品顶带。长子观琦从军有功，赏七品顶带；三子观瑶，从军有功，赏戴蓝翎，候选县正堂，六子观璠，州庠生，候选分县。
陈克绳四子陈规鋐（1798—1854），讳伟琳，字琢如，号子润，诰赠光禄大夫，例赠文林郎，候选分县，记录四次。陈伟琳早年习举子业，“始六七岁，授章句已能通晓圣贤大意”，“府君于诸父为季，幼就外傅读书，聪颖过人。先大父（指陈克绳）以孝义重于乡，乡宿儒长者时过从，皆重府君。府君亦乐与老成近。读书观大略，不屑屑于文，然应童子试辄有声誉”。后因母病，弃举子业而究心灵素之书。陈伟琳因有郭嵩焘所撰墓碑铭，知名度较高，相关材料尚有李元度撰《陈伟琳妻李太夫人墓碑铭》和郭嵩焘撰《李太夫人墓碑铭》。其孝友事迹载入《义宁州志》卷二十五《人物志·孝友》。陈伟琳生子三：长子陈树年，谱派观瑚，字六殷，号滋圃（1823—1881），候选同知，赏戴蓝翎，诰授奉政大夫。陈树年曾随父办团练，“父以劳卒，伯兄纠健儿击贼，屡濒于厄。咸同中吾友罗君亨奎，易君偑绅，率饥军搏贼川陕间，与同患难者数岁。逮宝箴佐军事东南，伯兄遂不复出，晨夕奉母以终其身……”。
陈伟琳次子陈观瑞，三岁时殇，陈宝箴为其撰墓碑。
陈伟琳三子陈宝箴，谱派观善，字相真，号右铭（1831—1900），道光十一年辛卯正月十八日生，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六月二十六日殁。道光三十年庚戌入州学，咸丰元年辛亥恩科举人。“同州陈右铭中丞，家世孝友，为乡党所推。中丞幼既倜傥，弱冠应童试，考题为藏器于身赋押而字官韵，一联云：‘纵然身便终藏，任人可矣；或者才求不器，俟我乎而’。宗师张小浦芾击节叹赏，批以抱负不凡，决为大器。明年咸丰辛亥恩科遂领乡荐，年方二十有一。嗣因世乱，偕同志团练乡兵，保御桑梓，旋起家牧守，渐历封圻，声施烂然”。
同治初年，陈宝箴以举人身份，入曾国藩幕，曾国藩侍陈宝箴为上宾，称之为“海内奇士”。赠联“议事有陈同甫气，所居在黄山谷乡”。陈宝箴生日时，曾国藩又赠联“万户春风为子寿，半瓶浊酒待君温”。可见曾国藩对陈宝箴的推重。
陈宝箴后追随席宝田，立下战功，从此踏上仕途，累迁至湖南巡抚，领导了在晚清史上影响巨大的湖南新政，是晚清有魄力、有建树的封疆大吏，《清史稿》卷四六四立《陈宝箴传》。
竹塅陈氏崛起之后，在怀远都和怀远陈姓的诸多社会活动中，不断展示自己的实力。在纂修宗谱，创建宗祠，创办怀远人自己的书院，创办怀远人的漕运机构“全善局”等重大活动中，不时闪现着竹塅陈氏的身影，限于篇幅，这里从略。三、陈氏崛起的成因初探
一个家庭或家族的崛起兴衰，都不是偶然的，其中必有特定环境、自身条件、外界影响等因素，其生成发展史总有内在的脉络轨迹可寻。就义宁陈氏而言，其崛起兴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躬耕不废课读
一般说来，客籍移民刚迁移某地，考虑较多的是如何生存下来，生存、立脚是首选目标。只有生活初步安定，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才会向子弟提出文化上的要求，设法送子弟读书，形成“朴者耕，秀者读”的模式。竹塅陈氏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耕读并举的治家路数，只不过比其它怀远人的家庭步子迈得更大更快一些。这里面既有陈氏家族先世是读书人家的惯性推动，也有怀远人渴望通过子弟读书迅速改变自己生存状态的群体心态的影响。
陈鲲池初迁义宁州时，开始是选择离竹塅不远的一个叫“护仙塬”的地方，与同从上杭来苏中都迁宁的乡邻何、邱两姓共同开发护仙塬。护仙塬海拔约700多米，两山夹峙，山涧弯曲，长10余里。陈、何、邱三姓迁居此地，开始主要是种蓝（后来改种茶叶），三、四十年后，陈鲲池渐渐有了些积蓄，“严君由汀州来苏乡游豫章古艾之护仙塬，里仁俗美，遂择处焉……（严君）勤俭持家，渐积余金，不遑他务，惟念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先置扫墓田，次置租田，次立家室，娶同州隐君子名觐光公中女，为吾母何太孺人”。何孺人十四岁嫁鲲池公（时鲲池公已36岁），结婚后连生六女，三十岁后连生四子，“（孺人）训诸子以义方，稍长出就外傅，就名儒督课，一切供膳，备极丰洁”。
按照修水地名的一般说法，“塬”是尽头有岭，两边有山，中间有溪涧贯穿的山垄。“塅”则是比“塬”更为开阔的山间盆地。能到“塅”里居住、耕作，是山里、塬里的农民所向往的。因此，陈鲲池父子在家境稍裕之后，即开始实行向邻近的竹塅迁居的计划。
乾隆五十七年（1792），陈克绳操持主办，在竹塅建造了新屋，鲲池公取名“凤竹堂”。“凤竹堂”一进两重，中有天井，左右有厢房，属于修水乡间常见的宗祠、大屋形式，历经二百余年风雨，至今仍保存完好。大约在同治年间或光绪初年，陈宝箴又在“凤竹堂”的右边建一栋新屋，两栋房子毗连成一栋大屋，称“陈家大屋”。门前有陈宝箴中举的旗杆石，陈三立中进士的旗杆墩，过去大门上有进士第匾额，上堂前有光绪帝赐予的“福”、“寿”字匾和名人的字匾联对，名气很大。“凤竹堂”落成三年后，陈克调三十岁时，到离家数十里外的怀远陈姓举人陈光祖兄弟所办的私塾就读。陈光祖之弟陈光缙曾游学白鹿洞书院，号“双溪两先生”，是陈家三代的老师。陈克调、陈伟琳、陈宝箴均在他门下就读。“吾族以诗书世其家者惟双溪最著……吾家自叔祖五园公从而受学者三世……箴闻之先人云，方国初时，闽粤遭三藩之变，徙家居江右者，分宁、奉、靖间所在有之，然流离草创之际，罕能读书以学鸣于当世者。双溪两先生出，远近之士从游者无虑数百人，彬彬然称弦诵焉，呜呼，亦盛矣哉”。陈克调离开家中有点想家，长兄克绳带着铺盖，陪伴了他半年之久，才回竹塅，“公三十岁时读书去家六十里清凉山中，殊依恻不忍别，吾祖幞被从之，与偕食半岁，乃还。别时犹相与惘惘，若适异域”。
早在护仙塬居住时，陈克绳就主持创建了仙塬书屋，延师课子侄，“（绍亭公）教诸弟读，互相师友，有姜家大被之风。延师课读必亲为甲乙。子侄诸孙，皆知绳趋矩步。建仙塬书屋，命孙曹辈肆业其中。拨立田租为膏火，应试卷资”。护仙塬这个学堂存在多久，已不可考。陈家迁到山下竹塅后，又建了家塾。陈克绳的长子陈规钫，次子陈规镜曾在家塾任教。“（规钫）少读书甚聪颖，长习举子业，辄宵分忘寝，屡试不售，退而设教家塾……课长子观礼读，自句读至操觚，阅九寒暑，通经史，为文有程度，越六年补弟子员。绍亭公日来塾，（规钫）必躬送至家……母卒后，（规钫）复课诸子侄读”。
陈氏家族对子弟课读的重视，不仅在物质上予以保证，而且家族中的长辈，对子弟读书上进都给以极大的关注。陈克绳“每遇试期，携其弟与子侄赴州及省垣，出场时即促录试文以决去取……年六十三，犹日携孙儿优游朗诵，绘《对菊课儿孙图》，州名人题咏几遍”。陈克藻“尤乐培后进子侄诸孙，常训诲而期望之。年八旬，从孙宝箴举于乡，闻之喜甚，语之曰，吾家先世以科甲显，吾兄弟四人甚望此。今诸昆皆物故，吾老矣，犹及见之，亦差强人意。虽然，科第重人耶？抑人重科第耶？愿益勉之，吾所期尔曹者尚不在此也”。
耕作不忘课读，是竹塅陈氏得以迅速崛起并且传之久远的一个重要前提，如果竹塅陈氏小富之后，只是一味追求物质上的富庶，家族的兴盛就有可能昙花一现。正如《陈规钫夫妇传》里所说的那样：“析爨后，食指多，馆谷不给，里人有劝废学谋生者，辞曰：吾家故贫贱，何他图……诸子益努力，家稍裕，孙曾十余人，秀者入塾，以儒业著称闾里。于是里人叹曰，向以为读书不治生产者，直迂阔耳，今而知不在多积也。世之拥膏腴、业商贾，薄于所生，营营焉惟利是究而卒中落者，视翁之顺受何如耶？噫，先生之泽远矣！”。（二）眉毛山山区人文环境的影响
眉毛山是修水东部的一座大山，海拔1198米，属九岭山脉的一条分支，离县治四十里，解放前为泰乡七都一部分，解放后设桃里乡，竹塅是眉毛山下较长较大的塅之一。
若从地理形势来看，眉毛山与修水众多的大山一样，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只是这个地方一度人文鼎盛，却为其它地方所不及。
早在陈氏家族迁来竹塅之前，邻村西坑、高塅就有徐氏家族在眉毛山下休养生息数百年（宋理宗末年由州城迁眉毛山下）。乾隆初年，徐氏家族希字辈崛起，习举子业者多有其人，《徐氏宗谱》上载希字辈六人传记，均为兄弟，一时称盛。虽然在科举上未获得高科，仅老大希松为州廪生，老三希柏为州庠生，但六兄弟都接受了诗书礼乐的教育，有一定的人文素养，这从他们的诗作中可以想见，其中老四希模的一首诗选入《义宁州志》卷三十五《艺文志》。六兄弟与本族和州里的名人也多有往还。
希字辈的下一代懋字辈是一个低潮期，至第三代建字辈，有徐梦龄，其人明辨有识。家境小康后，一面广施利济，其善行事迹载入《义宁州志》卷二十六《人物志·善士》；一面鼓励子弟读书进学，终于在同治三年，孙子徐家干领乡荐，获第五十八名举人，日后在张之洞名下展布长才。
建字辈另一个人物徐步衢，咸丰七年岁贡生，豫章书院进业，五荐不举，晚年在州城设塾授徒，是义宁州的名儒。曾参加《义宁州志》的编纂，著作有《安愚圃文稿》。
建字辈还有一人物徐梧山，早年补博士弟子员，有声庠序，后在家设塾授徒，是徐家干少年时代的老师。
与竹塅相邻的另一个村庄拾科里也有一个以耕读传家的家族——涂氏家族。大约与陈鲲池同时，于雍正年间从本州迁入眉毛山下。乾隆中期，有涂锡龄，号鹏里，“生平崇儒重道，凡缙绅先生、文人学士造其门者，累日周旋无倦色。延师课儿辈，内尽诚，外尽敬，故师馆其家有七八年之久者，有十余年之久者……子三，长駽云，举乡饮，次骥云，候选分县同知衔，三骧云，太学生。孙八，长举于乡，三郡庠生，五候选州同。曾孙十八人，读书者撷秀泮林，治家者皆成立”。
鹏里公次子涂骥云，筑孕云盩学舍，请孝廉刘蓉镜课其子侄。其孝友事迹载入《义宁州志》卷二十五《人物志·孝友》。长子涂家杰，号弥山，咸丰二年壬子科举人，选江西浮梁县教谕，司铎十载，曾任《义宁州志》的总编篡，著有《孕云盩诗文稿》，是义宁州著名的文人学士。其侄涂同轨（1868—1929），“六岁就读于鹏里家塾……补博士弟子员。秋闱不第，入江西大学肆业，旋选优级师范，积五年毕业，得奖优贡，服务学校有年。再赴试场得优贡第二名，旋赴北京朝考（1909），得一等，分发广东知县”。涂同轨民国初年担任《大江报》主笔，著《孕云盩诗》一册传世，是民国时江西的著名诗人。
陈、徐、涂三个家族的发展史颇有共同之处。开基创业的那一代都在乾隆年间，绵延积累三四代，共同走上兴旺之路。三个家族都耕读并重，都创办了家塾；三个家族都有后裔在大城市和海外，值得进行对比研究。三个家族在发展的早期，由于土客关系，似乎没有太多的往来。不过，共处于一隅，共处于一个文化圈中，宗族之间的起落进退不可能不相互影响。到了陈宝箴这一辈，三姓子弟的交往明显增多，成就了一段土客融洽团结的佳话。
咸丰四年（1854），陈宝箴的乡试同年、邻县武宁举人罗亨奎（字惺四）携家到眉毛山避寇乱，住在陈宝箴家里。陈宝箴介绍罗亨奎与涂家杰、徐家干相识，一直到同治初年，徐、罗、涂等人在眉毛山中交游往来了很长一段时间。“公讳家杰，别号弥山……乙卯贼据州城，公感时势之艰，避乱山中，筑室数椽，有同里孝廉陈君右铭，喜谈时事，不时过访草庐。又有武邑孝廉罗君惺四，携眷来宁，假公馆避寇。公欣与两生晨夕聚首，讲书论道，畅叙生平，杜门不出，数易寒暑……迨四境烽烟息，百姓安。右铭先生乃与公商入山计，求有用之学。择山之坳，拓地数亩，高建楼阁，藏书数百种，延武邑名师李企甫，课读其中。公闻风感发，冒寒暑，走霜雪，时造其庐，与企甫订有道之交。自是公之行谊文章，卓卓然声名四起也”。
上文中说的他们同读书、切磋学问的读书楼，即“四觉草堂”。同治元年（1862），陈宝箴从京师回乡，在距家六七里远的半山腰建读书楼，以“深有惧夫视、听、言、动之四目，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或有不能自觉，遂以名斯楼”。陈宝箴雅号“四觉山民”“四觉老人”，即源于此。“四觉草堂”建成后，陈、徐、涂三姓的子弟都曾在这里读书进学。
陈宝箴、徐家干、涂家杰被称为“桃里三杰”。“涂公故里，有眉毛山，居其下者多英俊卓荦之士，如陈抚军宝箴、徐知府家干、涂教谕家杰，当发逆之乱，陈公与涂公兢兢于义理之学，读书于四觉草堂”，这段话是“桃里三杰”得名的最好注脚。在教育民间化、家族化的农耕时代，人才的崛起与一地一族的兴衰密切相关，“桃里三杰”是三姓几代人托举的结果。（三）义宁州的团练运动是一个契机
义宁州自咸丰二年以后，大力举办团练，据《义宁州志》卷十四《武备志》载，义宁州的团练为江西省首倡。一有军事行动，凡十六岁以上、五十岁以内的男丁均编入团勇，称“扫地勇”。从咸丰四年到十一年，与太平军大小战斗百余次，所用经费数百万。咸丰八九年间，陈宝箴在京为殉难者请恤，义宁一州多至三千人。“军兴以来，战凡数十，捐助军需百万，死事士民数十万，始末六年，百折不回、艰难险巇，义宁之民劳矣，义宁之财竭矣”。曾国藩对义宁州的团练非常赞赏，印象深刻，他曾在奏疏中说：“天下团练并皆有虚名而鲜有实效，惟江西之义宁，湖南之平江，办团确有成效。以本地之捐款，练本地之壮丁，屡与粤贼奋战，歼毙贼匪甚多，故该二州县为贼深恨，亦为贼所甚畏也。”咸丰五年五月，太平丞相钟廷暄率部数万，由湖北通城入义宁州，直逼州城，驻营城郊，知州叶济英调集4500名乡勇守城。两军相持二十一昼夜，大小战斗三十余次。叶济英两次咬指作血书求援，省府按兵不发。太平军于五月九日破城，叶济英与家眷投衙署后爱莲池自尽，城内十万六千人仅有数千名妇女逃出。至七月八日，浙江宁绍道罗泽南督师夺回州城，太平军退入湖北。
咸丰五年四五月间，义宁州大战与知州叶济英自沉，是当时的一件要闻，曾国藩对此曾有评议。他在为修水名士熊际盛编著的《御变记略》一书所作的序文中说：“义宁为吴楚要关，大江屏蔽，迩值世变，寇或充斥，出没无常。绅民独能知方向义，敌忾同仇，数年以来，屡著勋劳。宁城被围两旬之久，大援不至。贤牧义氓，继以死守，凡忠荩节烈，毁家授命至再三，百折不回，以视唐之睢阳，明之宁武，无多让焉。又何不可光简策而流芳后世乎？”曾国藩对义宁州团练情况的熟悉，为陈宝箴日后拜谒曾国藩受到曾的推许埋下了伏笔。
由于义宁州地理位置要，“居江楚之交，实为江西之门户。武昌不守，边围震惊，必假义宁，以为之蔽”，“崇山峻岭，形势险要，阻江楚冲，错接楚壤。武昌不守，则江西陆路门户实资管钥焉”。因此，义宁州战场形势为世人所瞩目，郭嵩焘甚至认为罗泽南克复义宁州是中兴大业的开端，“咸丰五年，义宁之警，军覆城陷，罗忠节公驰剿，一战破之。忠节公遂由通城进规武昌，中兴之业实肇于义宁一战”。义宁州战场形势的重要，战斗的激烈和兴办民团的实绩，使义宁州的士民多次得到朝廷的议叙嘉奖，“迭蒙圣恩，优奖多人，并奉谕旨加增文武学额”，不少团练骨干从这里走上仕途，强宗著姓尤其活跃，这在各姓的宗谱里可以找到大量的实证材料。
洪杨之役，宁州八乡，乡乡办团练，而以泰乡团练最为骁勇。其原因一是泰乡为修水的东大门，二是泰乡向是富庶之区，在泰乡发生的战斗尤多。咸丰五年五月的州城大战，知州叶济英就抽调了4000名泰乡团勇卫城。眉毛山区属泰乡七都，陈、徐、涂三姓是泰乡团练的积极发起者。陈宝箴的伯父陈规镐和父亲陈伟琳组织的团练，据说是义宁州最早的团练队伍，“粤寇陷武昌，踞有江南，数扰江西。先生率乡人团练击贼，比有功……义宁州一城扼江楚之冲，恃以拒贼者数年，由先生治团练始也”。咸丰四年春季，太平军数次功打泰乡，陈伟琳率乡勇堵截，于五月间积劳成疾，八月去世。“府君于夏五月间积劳成疾，时贼屡犯境，乡人涂雨人（即涂家杰）孝廉就府君计事，府君命树年、宝箴迭往襄事，树年兄弟以侍药不忍去，府君慨然曰，丈夫子当为忠义成吾志，作儿女态奚为。卒令之往”。
陈宝箴早年在家乡的这段经历，为他日后担当重任，视事践实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遗憾的是有关陈宝箴早年经历的文献材料不够系统，因而也就无法掌握他在义宁团练和义宁战事中更多的细节。所幸时局安定后他写了三篇重要的有关义宁州团练和战事的文章，成为义宁州这段历史的宝贵资料，其中《〈义宁同仇录〉书后》一文，主要阐述战与守的相互关系和义宁战事对赣楚战场的影响。文章义理充沛，辞气酣畅，陈义甚高，得到郭嵩焘的好评，字里行间透出陈宝箴当年孔武矫健的身姿和盱衡全局的气度。四、余论
义宁陈氏的家史研究还刚刚起步，尚须寻找补充资料，在宏观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揭示陈氏家族的生成发展史。以笔者的学力，以史带论或以论代史都难达到。不过通过阅读分析所掌握的陈氏宗谱材料和调查陈氏家族遗存的文物，觉得以下几个结论是可以成立的：
1.陈氏家族的家史可以分为上杭、竹塅和义宁陈氏世家三个阶段。“世家”是过去常用来泛指高门大第的一个词语。古人有“三代承风，方称世家”的说法，故笔者用“义宁陈氏世家”专指陈宝箴这一支。这三个阶段既联系紧密，又有阶段性，各自的发展形态都比较完整。
2.义宁陈氏世家的书香渊源可以上溯到更早时期。至今已出的数种“陈寅恪传记”和一些文章，言及陈寅恪的家世时，将陈氏世家的书香门第渊源上溯到陈克绳、陈伟琳父子，根据是郭嵩焘的《陈伟琳墓志铭》和陈三立的《先府君行状》。陈氏宗谱材料表明，陈氏世家的书香传统源远流长。近者可以追溯到陈文光、陈鲲池父子，远者可以追溯到陈于庭、陈于阶那一辈。
3.陈氏家族的人才是一个群体。陈氏家族在耕读传家的秩序中，培养了不少人才。“世系册”上著录的太学生、修职郎、候选分县之类的荣誉性称号不少见。他们虽然不是高官宿儒，但对家族中杰出的人物能够起到铺垫托举的作用，好比一条山脉，有主峰，也有主峰之下的山峦。
4.陈氏家族是一个小康之家，大约相当于乡间中等地主的程度。陈家在怀远都和义宁州的社会公益事业诸如书院、考棚、义渡、赈济中都不落人后，损资不菲。此外，已发现的十余座祖坟都很有规模，做工讲究，与众不同。这都需要厚实的经济实力作后盾。
义宁陈氏的家史研究是一个大课题，涉及客家学、家族史学、民俗学和典章文物制度诸多方面，必须在怀远人史和义宁州的清代史这两个大背景下，梳理陈氏家族的发展脉络，再现其生存状态。这需要有目的地搜集更多的义宁州地方文献资料，也需要购藏一些客家学、家族史学、地方文献学的学术著作，更需要专家学者的支持与帮助。地方文史工作者读书治学，若没有学术前沿的引导，“跟着感觉走”，永远会慢半拍，甚至不止半拍。按照乡贤寅公的说法，做学问必须预流才行，笔者将努力按照他的话去做。
从义宁州怀远陈姓宗谱祠志看陈宝箴家族史
中国历史上不乏名门显族、文化世家。“陈宝箴家族”即其中之一。清同治初年，陈宝箴（1831—1900，谱名观善，字相真，号右铭）以举人身份入曾国藩、席宝田戎幕，立下战功，从此踏上仕途，累擢至湖南巡抚，领导了在晚清史上影响巨大的湖南新政，是晚清有魄力、有建树的封疆大吏。其子陈三立（1853—1937，号伯严，雅号散原）是“维新四公子”之一和“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陈三立长子陈衡恪（1876—1923，号师曾），我国近现代大书画家；三子陈寅恪(1890—1969)，我国现代史学大师；二子陈隆恪(1888—1956)，四子陈方恪(1891—1966)，为著名诗人；五子陈登恪(1897—1973)，武汉大学外文系和中文系教授，文学院代院长。陈衡恪次子陈封怀(1900—1993)，著名植物学家，我国植物园创始人之一。
这样一个人才辈出、声名远播的“文化世家”，其崛起壮大兴衰都不会是偶然的，必有内在的脉络轨迹可寻。在义宁州（含今江西修水县、铜鼓县）怀远陈姓的宗谱祠志中，就系统地保留了陈宝箴家族史的文献材料。一
在康、雍、乾时期广东、福建、赣南的客家人向赣西北迁徙的大潮中，陈宝箴的曾祖陈鲲池(1710—1795)于雍正末年从福建上杭来苏中都迁南昌府义宁州泰乡竹塅里，为竹塅陈家迁宁始祖。
陈鲲池落脚义宁州后，以一己之身，三代以内就螽斯繁衍到50余人，如果加上媳婿，还不止此数。与先来义宁州的其他怀远人家族相比，竹塅陈家的崛起相当迅速。它从人口数量、人口素质、子弟多人习举业、积极参与怀远人的社会活动等几个方面，反映出一个家族的兴旺气象。特别是在义宁州怀远陈姓的修谱建祠活动中，竹塅陈家充分显示出自己家族的实力，并在宗谱上清晰地展现了自己家族的家史轨迹。
义宁州的怀远人最早迁入的时间尚难确考，大约在明末清初，已有少量的客家人迁徙义宁州。一般说来，客家人刚迁入某地时，还没有联宗修谱建祠的意识，也搞不清各自的族源，多在原迁出地同宗的联络号召下远道前往参加修谱、祭祖。只有在若干年后，站稳了脚跟，内部人口大量增加，有了辨昭穆、序尊卑的秩序要求和盼望自己宗族上升到强宗旺族的群体心态；外部则需要增强与周边社会抗衡、磨合的力量，并且同姓内产生了有实力的家族和有影响力的乡绅，才会与原迁出地渐行渐远，独立地开展建祠修谱和自成体系的宗族活动。这与日本学者濑川昌久对香港移民修谱情况的研究结论是吻合的：“开基祖迁移定居以后，一般都要经过几代人以上，待宗族已有了某种程度的繁荣之后，才开始着手编纂族谱和建造祠堂之类的活动……香港新界的锦田邓氏族谱编纂时间较早，显然与宗族成员在这一时期的科举及第有密切联系。新界地区其他一些规模较小的客家系宗族，则要到清代后半期以后，族谱的编纂才逐步普及到规模较小的庶民阶层，出现竞相编纂的局面。”杨彦杰先生指出：“建造宗祠和编修族谱，是宗族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族人构建宗族制度的重要标志。”
乾隆中后期至道光时期，陈鲲池的儿孙辈已经成长壮大。陈鲲池生4子：陈克绳（1760—1841，陈宝箴祖父）、陈克调(1765—1840)、陈克藻(1771—1853)、陈克修(1776—1842)，称竹塅四房。克字辈都受过一定的诗书礼乐的熏陶化育，已经具备了昔日乡绅处士的个人条件，在义宁州的士绅圈子里，已小有名气。从乾隆五十一年(1786)起，陈克绳便积极联宗在州城修建怀远陈姓祠堂。至嘉庆八年(1803)祠堂落成，取名“光远堂”。嘉庆十三年修成第一届《陈氏祠志》。陈克绳在怀远陈姓公共活动中的带头人位置，通过建祠这件事得以确立。
义宁州怀远陈姓联宗修谱肇自嘉庆十九年(1814)，距怀远陈姓最早迁入义宁州的康熙二十六年（1687）已有130余年。嘉庆谱的主修是怀远陈姓最早获得科举功名的读书人陈光祖。他是嘉庆九年(1804)的岁贡生，是陈宝箴祖辈、父辈和陈宝箴自己的老师。由于嘉庆谱始终没有找到，因而也就无法知晓竹塅陈家参加第一届谱的情况。但参照旧时修祠为了敬祖，修谱为了收族，这两件宗族上的大事往往先后交错进行的惯例，以及竹塅陈家与陈光祖的关系，可以推知陈克绳应是这一届谱局的重要成员。
道光二年(1822)，怀远陈姓又开始了第二次联宗修谱，至道光八年完成，共印大型谱58部。这次修谱，竹塅陈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陈克绳任督修，主修是陈克修和陈克藻之子陈规鎤，两人各写了一篇序。陈规鎤还写了一篇《陈氏分迁记》，详细叙述了江南各地陈姓的分布和渊源，是一篇重要的陈姓分迁源流参考资料。
道光十八年(1838)，陈克绳以八旬高龄，再次操办光远堂扩建事宜，并主持纂修第二届《陈氏祠志》。他在《重修陈氏祠志序》里说：“余今年已八旬，一切诸事，愿付族长绣章、应衡及吾儿琢如（陈宝箴之父）共相代理。……行见光远堂上人文蔚起，科甲蝉联，子子孙孙，绳绳继继。”表达了对全族兴旺发达的殷切期望。
咸丰元年(1851)，对于竹塅陈家和义宁州怀远陈姓，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重要年份。这一年恩科乡试，义宁州共录取5位，而怀远陈姓一次就高中陈宝箴和陈文凤（今铜鼓县）两个举人。怀远陈姓欢欣鼓舞，借此喜庆，敦促陈文凤、陈宝箴主修大成宗谱。
义宁州陈姓的大成宗谱即三修谱于咸丰五年(1855)春在州城光远堂设局。不料五月太平军攻陷州城，将房屋焚烧殆尽，刚刚开始的修谱大事不得不搁置下来。同治元年(1862)，政局稍定，族中耆宿复议修谱。于是陈文凤、陈宝箴领衔主事，在谱局一年，“取闽越吴楚赣南及南昌府诸县新旧分编诸谱遍核之”，于同治二年秋季将谱修成。
与一修谱、二修谱相比，同治三修谱规模宏大，支脉繁多。除义宁州外，邻县武宁、奉新、万载、分宜、浏阳，甚至原迁出地福建的上杭、顺昌，陕西的洵阳（从闽广迁义宁州再迁洵阳的陈姓）也派人远道前来上谱。同治谱共印120部，可谓场面空前。它标志着义宁州怀远陈姓宗族的成熟与完善。以宗族成员科举成功为契机编纂大成宗谱，符合明清以来宗族发育成长的一般规律。如香港新界西部地区的邓氏，首次修谱发生在明初屏山邓彦通科举及第之时。明成化年间，锦田邓廷桢也曾利用中举的机会试图编纂族谱和整修祖坟。尔后经历了整个明代，至康熙二十四年(1685)锦田邓文蔚中进士后才编成一部包括新界各村所有邓氏在内的族谱。
同治谱在义宁州陈姓族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理清了过去各支各自为政的混乱的世次，大大增强了怀远陈姓的凝聚力。以后光绪谱、民九谱、民三十二谱，甚至1994谱都未超出同治谱的范围与体例。同治谱颁布了“三恪封虞后，良家重海邦，凤飞占远耀，振采复西江”的谱派，规定从始祖十八郎公下延至第21世，一律按新谱派取名。这就是日后闻名于世的陈三立、陈衡恪、陈封怀公孙三代得名的来历。现今修水、铜鼓的各支怀远陈姓世次走得快的已到了家字辈，走得慢的还未到21世。竹塅陈家的陈三略生于道光十五年(1835)，而现在修水尚有三四十岁的“三”字辈，时间跨度为130余年，跨越几个朝代。谱派的权威性，它在敬祖收族方面的力量确实不可低估。
大成宗谱修成三年后，同治五年，陈文凤和陈宝箴又接着续修第三届《陈氏祠志》。早在咸丰九年(1859)，陈宝箴寓居京城参加会试时，就非常挂念咸丰五年被焚毁的宗祠重修事，曾分别写信给陈文凤和族中诸尊长，以修复宗祠为急务，使宗祠得以在咸丰十一年修复，为修大成宗谱创造了条件。三修《陈氏祠志》修成后，陈宝箴撰序，又请乡试同年解元李镜华作序。
光绪十九年(1893)，距同治初年修谱已满30年，义宁州怀远陈姓续修第四届宗谱。时陈文凤已从福建致仕回乡（他于同治四年中进士后出任福建松溪县、安溪县知县）。陈宝箴在湖北任按察使。其子陈三立已于四年前中进士，遂以陈三立挂名主修。竹塅陈家入谱局的还有陈观岚、观伍、观华、三厚。光绪四修谱修了二年多，至光绪二十一年告峻，陈宝箴、陈文凤作序与跋。
光绪谱承同治谱规模盛大的余绪，仍保持了怀远陈姓旺盛强劲的势头。它所吸纳的分支比同治谱还要多一些，共印130部，是怀远陈姓七次修谱中印数最多的一次。此外，光绪谱还请义宁州知州张鸣珂（书画家，嘉兴人）作序，陈治（陈宝箴朋友，字伯平，绍兴人）书写陈宝箴的序文。
与光绪谱相配套，光远堂祠志也进行了续修。由于笔者找到的四修祠志是残本，恰恰缺少新序部分，所以竹塅陈家在四修祠志这件事上的作为就难以获知了。只在一本手抄的对联集里发现陈宝箴、陈三立所撰祠联两幅：“聚星征太史之后，明德动天文，继述千秋思祖武；表宅著义门之望，嘉祥熙帝载，本支百世播清芬”“颍水溯其源，二千年积善累基，文范至今光史册；江州缅遗迹，百八庄同宗别派，义门终古衍家传。”
清末民初，义宁州的怀远陈姓宗族发生了很大变化。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陈宝箴、陈三立父子被革职。二十六年六月，陈宝箴在南昌西山去世。陈文凤则已于光绪二十三年冬去世。宗族中失去两大精神支柱，元气大伤。民国二年(1913)，撤消义宁州，分立修水县和铜鼓县。这更大大削弱了宗族内部的凝聚力，大一统的局面开始解体，此后所修五、六、七三届宗谱的质量也随之步步下降。
民国九、十年之际，修水的怀远陈姓分别续修第五届宗谱。修水的民九谱仍由陈三立挂名主修，主其事者实为竹塅陈家的前清秀才陈三达。陈三立作序（时陈三立一家寓居南京）。序文感叹“国步已改，四海沸扰。文凤先生所居之铜鼓已别为县，遂用小宗别为谱。他支族隶浏阳、万载诸县，亦格兵祸不及与，以视前四修时优游太平，不可同年而语矣”。序文又从“一姓一族亦可推知保种保国”生发开去，申物竞天演之义，认为“变其所不当变，不变其所当变，其害皆不可胜言”。这篇序文对研究陈三立晚年的社会政治思想观点很有价值。1948年刊刻的《散原精舍文集》未收入此文。
民国二十六年(1937)，修水的怀远陈姓又续修了一届祠志。四年后，开始续修第六届宗谱，民国三十二年(1943)秋修成。陈三立次子陈隆恪挂名主修，前清秀才陈三崑实主其事。竹塅陈家入谱局者尚有陈三桂、三峰、文恪。虽然从挂名主修到入谱局人员来看，竹塅陈家在此届修谱活动中尚占有相当位置，但此时整体实力已今非昔比。这个家族从鲲池公开局的旺盛生命力此时已成强弩之末，本土老家再也没有产生一位出众的人才。修谱之初，竹塅陈家的管家陈清恪要求将谱局设在竹塅陈家大屋，否则竹塅陈家将不参加本届修谱，遭到了谱局其他成员的坚决抵制。结果六修谱“陈鲲池世系”中，漏掉了另一支走出竹塅多年的人才——陈三略祖上和后裔的名录，这给陈三略的后代日后寻根认祖带来了困惑和无法弥补的遗憾。
六修谱仅印小型谱47套，从质量、规模、装桢上比民九谱逊色得多，更谈不上远绍光绪谱、同治谱了。
1994年前后，江西、湖南等地的农村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修谱热潮，但这一次修谱的效果并不佳。除了社会机制、文化背景转换这一根本的制约因素外，尚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农民群体中已很难找出具有文史学术素养的主修人才；二是地方基层组织的干预；三是电脑打印店缺乏阅读、打印旧式文献材料的能力。因此，这一次大动作的修谱没有旧时家谱那样多的文史含量，修水县怀远陈姓的七修谱自然难脱窠臼。而竹塅陈家在这次修谱中不仅没有一人入谱局，连草底也是别人代劳的，已从当年核心组织者的位置跌落到谷底。结果竹塅陈家分散在北京、广州、武汉、南昌、昆明、台湾的后裔错杂遗漏不少。其实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陈封怀先生还健在（居广州），其弟陈封雄（《人民日报》高级编辑，居北京）、堂妹陈小从（陈隆恪之女，诗人，居武汉）已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了不少宣传陈三立、陈衡恪和陈寅恪的文章。以史学大师陈寅恪为开端的“义宁陈氏文化世家”研究已在国内出现了热潮，为世人所瞩目。1989年底，陈封怀为新编《修水县志》作序；1993年7月，陈封雄为修水县政协编印的《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史料》作序。而竹塅陈家和谱局竟没有利用这份丰厚的文化资源，请陈封怀或陈封雄、陈小从作序。义宁州怀远陈氏宗谱从道光二年二修谱开始的由陈宝箴家族唱主角的局面至此彻底歇绝。这是本土家族成员文化、身份置换所带来的结果。
竹塅陈家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露出了从宗族中心退到边缘的迹象。按理说三十年代陈三立一家声名极大，之所以与老家联系不多，主要是老家失落了一个具有管理宗族公共事务能力，在文化精神上可以与当时的主流文化接缘交流的乡绅阶层。而按照礼仪建祠修谱，属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是乡绅士大夫的专利。“我们只要看一看任何一部族谱的谱序，谱局成员的经历、身份，以及编谱的资金来源、筹措方式等等，就可以清楚地发现，族谱的‘生产者’当以各类读书人、地主、在职的或退休的官僚、有钱的商人等等（所谓缙绅阶层）为主。在很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他们是中国农村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传播者。”值得注意的是，竹塅周围二三十里内休养生息着陈、涂、徐、黄四大姓。四姓都曾人文蔚起，同在嘉、道、咸、同间兴旺发达，又同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衰飒败落，几十年内未出一个大学生。乡人传扬是那些走出山外的宗亲将风水带走了，其实这四姓在外面的宗亲后来也渐渐衰颓。道理很简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本土式微，走出去的成员迟早会失去依托。二
义宁州的怀远陈姓出自我国著名的大家族——江州义门陈氏。北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义门陈氏奉旨分庄。有进士曰魁公者，挈眷97人自江州徙福建汀州。魁公生五子：崑、崙、嵩、岳、峰。义宁州怀远陈姓以及邻县客家陈姓基本上是嵩公、峰公的后裔。于是光绪谱追根溯源，奉魁公为一世祖。至民国三十二年六修，更慎终追远，奉天下陈姓的始祖满公为一世祖。
竹塅陈家出自峰公，峰公传12世有中兴公。中兴公十一子陈扶桑，从福建宁化迁广东潮州，再迁福建上杭来苏，后世遂尊十一郎公为杭邑一世祖。陈扶桑下传17世即为陈鲲池。
陈鲲池出自一个具有科甲功名传统的家族。五世祖陈于庭，明万历三十一年癸卯科副榜；弟于阶，明崇祯元年戊辰科进士；子汝勉、梦说，均为副贡生。再传两世至陈鲲池的父亲陈文光，读书人的脉息始终没有断绝。陈文光是个教书先生，陈鲲池从小就随父亲在教馆读书。由于竹塅陈家具有这样一个家世背景，因此，迁宁始祖陈鲲池的个人素质就比那些纯因生计窘迫而来义宁州耕山的棚民要高出一筹，并且将读书人的气质传承给下一代。事实上竹塅陈家的第二代克字辈便完成了从棚民向耕读之家的转变。这从道光谱上充分反映出来。
首先，道光谱的卷首载录了陈于阶因科举成名出仕为官而得的朝廷旌表诰命（光绪四修谱又增加了陈宝箴中举出仕后而得的旌表诰命，这一部分内容一直保留在民三十二年六修谱里）。其次，道光谱共载录23人的人物传记材料，其中竹塅陈家占了15位。包括陈鲲池的六世祖环川公，高祖于庭公、于阶公，曾祖汝勉公、梦说公，祖浴日公、敏宜公，父文光公及夫人，陈鲲池及夫人，陈鲲池的下一代克字辈四兄弟。材料体式有行状、碑铭、序赞、寿诗。这些碑铭序赞，大都出于义宁州名人士绅之手。如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徐耀祖，乾隆四十六年进士万承风、荣锡楷，乾隆五十七年举人朱学宗，嘉庆六年(1801)举人胡涵酉，嘉庆十一年举人查望洋，嘉庆十三年举人陈尔烈，道光元年(1821)举人姜逢泰等26人。这些地方名人的事迹在《义宁州志》的《选举志》、《人物志》里都可以找到记载。虽然在其他姓氏的宗谱里也时能见到里面一些人写的应酬文字，但一次出场这么多名人却不多见。这与竹塅陈家的经济实力和陈克绳兄弟的名气是分不开的。
道光谱留下的竹塅陈家15个祖先的传记材料，为我们研究这个家族的早期家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如果加上陈规鎤、陈克调的序文和竹塅陈家的墓图屋图，说道光谱基本上是竹塅陈家的家乘也不过分。这种特色一直保持到民三十二年的六修谱。在每届宗谱的卷首，竹塅陈家的人物传记、墓图、屋图总是名列前茅，而且篇幅多，份量重，始终享有崇高的地位。
道光年间，陈克绳四兄弟相继去世。至咸同之际，竹塅陈家的第三代第四代继起光大。第三代的代表人物陈伟琳(1798—1854，譜名规鋐，陈克绳幼子，陈宝箴之父），早年习举业，后因母病，弃举业而究灵素之书。他接替了父亲陈克绳怀远陈姓宗族的尊长地位，在州祠的祠务，创办怀远人书院，创办团练等重大事务中，起到了首倡的作用。第三代另一个重要人物陈规钫（1786—1840，陈克绳长子），早年习举业，屡试不售，后在竹塅陈家的家塾教书。其长子陈观礼(1809—1871)，道光七年(1827)入州学，九年岁试补廪，是竹塅陈家第一个取得科举学位的人。陈观礼长子陈三略(1835—1887)，廪贡生，钦加同知衔，署理湖南嘉禾县正堂。52岁卒于任所，9个儿子有6个未回乡，是竹塅陈家走出山外的第二支人才。陈家内部每代人物的兴衰涨落，在每届宗谱的卷首中都有相应的体现。
咸丰四年(1854)五月，陈伟琳因创办团练积劳成疾去世。同治二年(1863)三修谱时，陈宝箴写了《府君行述》，载入三修谱卷首，以后郭嵩焘撰《陈伟琳墓志铭》，就是根据这篇《行述》改写而成的。陈三略时在谱局，请州教谕晏自翘为其祖父陈规钫作传。加上陈文光、陈鲲池、陈克绳、陈克藻墓志铭，竹塅陈家著录在三修谱卷首的人物共有六位。三修谱在人物传记之外，还设立了一个类别《纪略》，实际上是比传记次一等的人物小传，这是三修谱的一个特色。《纪略》共著录全族20个人物，竹塅陈家有9人入选，并且列在《纪略》的前面。
同治三修谱的墓图、屋图部分，除载录竹塅陈家大屋图、迁宁始祖鲲池公墓图外，还载录了陈宝箴的读书楼“四觉草堂图”和记文。同治元年(1862)，陈宝箴参加会试落第回乡，在距陈家大屋几里远的半山腰里建了一栋读书楼，名“四觉草堂”。陈宝箴晚年自号“四觉老人”即源于此。这个读书楼已倾圮多年，如果不是同治谱及时留下图、记，后人将无法弄清陈宝箴雅号“四觉老人”的来由。
同治二年秋，陈宝箴在三修谱告成后，开始出山游幕。他先到安庆谒见曾国藩。曾待以上宾，称之为“海内奇士”。陈宝箴在安庆时间不长，因想参加实际作战，乃回江西跟随席宝田。同治三年立下战功，保奏直隶州知州，未就。同治八年底保奏湖南候补知府，光绪六年(1880)授河北道。八年擢拔浙江按察使，后改任湖北布政使。光绪二十年任直隶布政使。二十一年八月，诏授湖南巡抚。作为竹塅陈家第四代的代表人物，陈宝箴的崛起，大大提高了竹塅陈家和怀远陈姓的社会地位。
同治末年，陈宝箴将家眷带出修水，定居长沙。嗣后陈三立展其俊才，于光绪八年中举，十五年中进士，授吏部主事。陈氏父子凭借着家族数代积蓄的英锐之气，广交四方人物，得到朝野名流的高度评价，竹塅陈家达到了辉煌的顶点，在宗族内部的威信空前提高。这股旺盛的气势，反映在光绪四修谱上，便是竹塅陈家人物传记、墓图的增多，为陈家撰写碑铭序赞者身份的提高。
光绪四修谱的卷首依次列郭嵩焘撰《陈伟琳墓志铭》和陈伟琳夫人《李太夫人墓志铭》（郭嵩焘1818—1891，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广东巡抚，出使英、法大臣）。李元度撰《李太夫人墓志铭》（李元度1821—1887，道光二十三年举人，云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著名学者）。罗正钧撰陈三立前妻《罗夫人墓志铭》（罗正钧，1855—1919，光绪十一年举人，天津府知府，山东提学使）。王凤池（进士，南安府知府）撰《陈观礼墓志铭》。陈文凤撰《陈三略行状》。陈宝箴撰其兄长《陈树年墓志铭》。在屋图墓图这一部分，列入陈家大屋屋图并贺诗；文光公、鲲池公、克绳公、陈克绳夫人、陈克修、陈规镜、陈伟琳、陈伟琳夫人、陈树年、陈三立前妻等墓图并图说。从上述列入的墓志铭和墓图情况可以看出，光绪谱加大了陈宝箴这一房的份量。
民九谱的卷首保留了光绪谱的全部内容，并增加了范当世撰《陈宝箴墓志铭》和“义学图”、《义学田租拨约》。光绪十年(1884)，陈宝箴回乡。他遵照父亲遗嘱，在陈家大屋对面的山坳上创建了一所学堂，供本族子弟和当地外姓子弟读书。又将自己的50石谷田田产拨给学堂，立下《拨约》，作为每年开馆延师的费用。上世纪50年代，学堂倾圮。乡人不忘陈宝箴的义举，至今仍用“义学里”这一地名。
民三十二年谱的卷首基本照搬民九谱，但删掉了竹塅陈家的墓图、屋图。
1994年七修谱，由于谱局成员没有系统深入地阅读研究前五届宗谱的文谱（谱分文谱、丁谱两大部分）即卷首材料，在指导思想上没有将陈宝箴家族作为一个有价值的文化专题来对待，也不知道谱有一般谱与名谱之分，因而丢弃了上届谱卷首载录的竹塅陈家的家史资料。这本不足惜，因原谱俱在。按照竹塅陈家的时代世次和新谱应与旧谱顶接传承的惯例，七修谱若从陈宝箴开端，依次载录陈三立、陈衡恪、陈隆恪、陈寅恪、陈方恪、陈登恪的人物传记材料，下延至封字辈数人，则这个源远流长、积厚流光的家族其“义宁陈氏文化世家”这一段的材料就系统完整了。所幸九十年代初国内的“陈寅恪热”开始高涨，谱局成员多多少少感受到了这一股文化学术潮流的气息，七修谱还是零散地载录了一些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陈封怀的事迹。虽然是从一些小报小刊上摘录的，价值不大，但毕竟聊胜于无。
分析七修谱不再把陈宝箴家族作为本族的历史文化资源予以重视的原因，除了被眼光、学识所限制之外，还折射出更为复杂深广的时代信息。就文化背景而言，作为“义宁陈氏”的故乡，江西也好，修水也好，竹塅也好，都与这个闻名于世的“文化世家”产生了巨大的疏离。半个世纪中，老家已失落了本该与这个“文化世家”血脉相联的人文环境，文化传统。就宗谱的作用与功能而言，在明清时代，一个宗族有没有气派的族谱，族谱中有没有出色的科举人才的事迹，已成为象征社会地位高低的要素。将祖先科举成名的历史浓墨重彩地渲染，把读书出仕而得的旌表诰命罗列谱中，置于卷首，是提高宗族声誉和本族在周边社会空间中地位的现实需要。法国文化人类学家劳格文先生指出：“族谱的作用永远是建立网络和名誉。”而新谱已将过去宗谱中蕴藏着的丰富内涵简化成一条以寻根认祖为主的“根”。这表明过去族众深厚牢固的“旺族”意识已经淡漠，自己的宗族是不是强宗旺族已不是题中应有之义。
以上我们将陈宝箴家族在修宗谱祠志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和这个家族在宗谱上的崇高地位作了简要的叙述分析，初步勾勒出陈宝箴家族从陈于庭到陈寅恪十代三百余年的家史轮廓。假如我们把陈宝箴家族史分为上杭陈氏、竹塅陈氏和义宁陈氏文化世家三个阶段，则道光谱集中地载录了这个家族第一阶段的家史材料；同治谱除顺延第一阶段的部分材料外，适时增加了第二阶段的家史材料；光绪谱、民九谱、民三十二谱集中载录了第三阶段前期的家史材料；1994谱稍为涉及到了第三阶段后期的家史材料。作为一个家族，其家史史料能够这样长时间地、不间断地、系统地在宗谱重典上延续下来，在修水的怀远各姓宗谱中为仅见，在全修水县各姓宗谱中也不多见。这种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值得深入研究。这个例子足以说明名门显族在宗族中的作用与地位，也可以看出昔日宗族组织的表现形态和族众的旺族意识。所谓宗族，说到底其实就是本族内一个或几个有实力家族的活动舞台。一旦失去聚族而居的社会条件，产生不出具有核心地位的名门显族、书香门第和乡绅阶层，宗族也就徒具形式，宗谱、宗祠的历史使命也将渐渐消解终结。
江西义宁州怀远陈姓“拟制宗族”的个案分析
明末清初，连年战乱，地处赣西北的义宁州（1913年分为修水、铜鼓二县）生产凋敝，人口锐减，田土荒芜。清康熙十七年（1679），政局稍稳，知州奉旨向闽、广、赣（南）发出招帖，于是闽、广、赣（南）四十多个州县的客家人扶老携幼，负耒而至，开山垦荒，搭棚栖止，史称“棚民”。以后亲朋乡邻辗转相邀，雍正、乾隆年间又迁来不少。
康熙末年，迁入义宁州的棚民人口已逾万，但一直入不了籍。雍正三年（1725），官府为解决激烈的土客矛盾，正式设立“怀远都”，作为“附籍”。义宁州的客家移民，从此被称为“怀远人”。
嘉庆年间，“怀远人”迁入义宁州已一百余年，各姓人口大量增加，并且崛起了具有科举功名（庠生、廪生、贡生、举人）的乡绅，联宗建祠修谱、重建宗族一时蔚成风气。到道光年间，各姓建祠修谱已经普及，即使是人数很少的古、冯、连、卓、缪等姓，也都纂修了宗谱。从此，义宁州的同姓宗族，就有了本地、怀远之分。
宗族形成的最初原点是“血缘关系”，比照“血缘关系”的结构原则，将没有“血缘关系”的同姓组合成一个同姓组织，社会学、人类学称之为“拟制宗族”。据统计，义宁州的怀远人有102个姓氏、近千个开基祖。他们同姓却不同宗，但他们互认本家，联宗合流，建立起区别于本地同姓的宗族组织。“怀远人”宗族的拟制重建有一个较长的磨合时期。他们来自不同地区，族源复杂，如黄姓最早形成的28户家庭，18户来自广东七县，6户来自福建三县，4户来自赣南四县，且迁入义宁州后居住地极为分散。要把这些来源不一、距离遥远、互不相识的各家各户串联起来，建立一个新的宗族联合体，其难度可以想见。但一旦构建成功，便有很强的稳定性、凝固性，祠堂、宗谱自成体系，与本地同姓绝不相混。
通过查阅、研究“怀远人”百姓宗谱和实地考察几十栋祠堂，可以归纳出拟制重建一个宗族的主要程序和要素是：在硬件方面，必须拥有几个有经济实力、有文化话语权力的家族；修建宗祠，作为族众归属的标志性建筑与宗族活动中心；编修宗谱，作为宗族内身份认同、人口统计的依据。在软件即文化建设方面，必须理清纷繁复杂的分支脉络关系，统一在一个共同的祖先名下；构思、颁布新的行辈用字（修水民间称“派号”），以确定尊卑秩序，问名知辈。这个文化建设在纂修宗谱的过程中会同步配套完成。一、从小家户到“房”“族”
客家人迁入义宁州，或是一小户或是几兄弟甚至单身一人，分散在深山老林耕作生息，所以初期没有形成像本地人那样绵延不绝的单姓或主姓血缘村落，也没有“房”的称谓。只有在三四代以后，才渐渐形成屋场村落。屋场是最底层社会的“棚民”跻身编户齐民的外在表现形态。正是这些具有“族”的外延与内涵的乡村屋场，成为整合、凝聚、构建移民圈子里同姓宗族的主要力量，在建祠修谱等构建宗族的活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姓是闽、粤、台三省的大姓，在闽、台排名第一。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年），有南陈后裔陈伯宣之孙陈旺迁居江西江州德安县太平乡，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义门陈氏开基祖。北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义门陈氏奉旨分庄，有进士陈魁，挈眷徙福建汀州，成为客家陈姓的始祖。魁公生育五子：崑、崙、嵩、岳、峰，后人称“五山”。峰公传十二世有中兴公，生子18，称十八郎。在康、雍、乾时期闽、广、赣（南）客家人向赣西北迁徙的移民潮中，十八郎后裔、嵩公后裔接踵而至，散布于义宁州和与义宁州接壤的万载、奉新、浏阳诸县山区。
义宁州怀远陈姓最早迁入的一批是康熙二十六年到四十四（1687—1705）年间，到嘉庆初年，已有一百余年四、五代的历程。经过艰苦漫长的原始积累，陈姓已经产生了一些“阡陌交通，屋舍俨然”的屋场，拥有了最早的一批“家族”。按照过去建祠修谱的惯例，某个家族能够在文谱上登录较多的人物传记和屋图、坟图以及在祠堂的神主牌位较多，一般都是较有实力的家族。现以陈氏宗谱、祠志材料和田野调查为依据，选择比较兴旺的屋场来作说明，并以居住地作为这个家族的称谓。这些屋场到现在还在居住使用，仍是十里八乡同姓宗亲的中心联络点。
双溪陈家：雍正四年（1726），陈健岩随其叔从江西泰和县迁入义宁州安乡十四都双溪创业定居，属十郎公支裔。“公世居吉安泰和云廷乡……幼年时其叔挈至义宁州。年十一，就外傅读。十九辍儒业医，经营略裕……晚年家益厚，置产业房屋，立祀田……岁戊寅，其长嗣君克轩游泮，戊戌复饩食。己亥，其三嗣君丙垣又游泮焉。于是公乃畅然而喜曰，此差可慰吾志矣”。陈健岩生子四：光祖、光庭、光缙、光弼（称双溪四房）；光字辈生裕字辈15人；裕字辈生惟字辈23人。乾隆三十五年（1770），陈健岩长子陈光祖中秀才，乾隆四十三年补廪，嘉庆八年出贡。他是义宁州怀远陈姓第一个拥有科举功名的人。陈健岩次子陈光缙，乾隆四十三年（1779）秀才，后曾就学白鹿洞书院。两兄弟开馆授徒，在义宁州怀远人中一度颇有影响，是陈宝箴的启蒙老师。陈光祖发脉的书香传承了四代：次子裕璇习举业，因某次院试失利，遂不再应试，转为塾师。长孙惟汉，秀才。惟汉长子懋栋，廪生；次子懋根，附贡生。
竹塅陈家：约雍正十一年（1734）左右，陈鲲池（陈寅恪六世祖）奉母从福建汀州府上杭县来苏中都迁入义宁州泰乡七都竹塅里创业定居，属十一郎公支裔。“公先世居闽省汀杭之来苏乡，尊甫斗垣公耽读，能文章，乡先辈咸器之，延为子弟师。公髫年随侍就读……斗垣公即世，境益穷，乃弃举子业，奉母客游豫章，至义宁，爰卜居焉，其时年方及冠……公年逾七十，循例入大学。家境益厚，督耕外，课读维勤，食指以百计。回忆自汀来义宁，无尺寸凭借，数十年间，遂能有此……”陈鲲池生子四：克绳、克调、克藻、克修（称竹塅四房）；克字辈生规字辈20人；规字辈生观字辈37人；观字辈生三字辈53人。与先来义宁州的其他怀远家族相比，竹塅陈家的崛起相当迅速。第二代克字辈就完成了从棚民到耕读之家的转变，第三代、第四代子弟中已有多人习举业，人文蔚起，产生了5个秀才、1个举人，崛起了陈宝箴（陈寅恪祖父）这位杰出的人物。竹塅陈家在义宁州怀远陈姓建祠修谱活动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令公洞陈家：约康熙四、五十年间（1701—1711），陈伯焕从广东兴宁县迁入义宁州崇乡二十一都令公洞（今属铜鼓县）创业定居，属十四郎公支裔。“公生兴宁石马，庭训最严……康熙时，度庾岭，下章贡，游义宁……披荆斩棘，以勤俭起家，创令公洞田庐，聚族于斯”。陈伯焕生子四：友义、友声、友德、友信（称令公洞四房）；友字辈生祚字辈10人；祚字辈生俊字辈19人；俊字辈生文字辈34人。陈伯焕早年做过塾师。其孙陈俊瑛习举业，两应童试未售，遂开馆授徒。到第四代，这一粒书香种子终于开花结果。陈俊瑛长子陈文凤道光二十一年入州学，咸丰元年中举，与陈宝箴同为义宁州怀远陈姓两个最早的举人。在义宁州怀远陈姓中，陈文凤家族与陈宝箴家族是全族的两大支柱，只是陈文凤家族崛起比陈宝箴家族稍晚。
新庄里陈家：乾隆四十九年（1784），陈运生兄弟三人奉母从广东平远县迁入义宁州安乡十三都新庄里创业定居，属十郎公支裔。“公生于粤……少失怙，幸母氏马冰霜矢志持家，于乾隆丁丑之春挈公兄弟自粤跋涉来义宁。力穑事，与二兄胼手胝足无暇时，遂小阜，创田舍……”陈运生生子四：良虎、良凤、良豹、良缘（称新庄里四房）；良字辈生光字辈19人；光字辈生裕字辈37人；裕字辈生惟字辈36人。裕字辈陈裕镗为秀才。
莺源陈家：康熙四十年（1702），陈尚林从广东平远县迁入义宁州奉乡十五都莺源创业定居，属十郎公支裔。“公世居粤东平远，幼务耕稼，长营商贾。当国初时，粤多故，公为子孙计，相厥攸居，胥宇义宁，于奉乡之莺源购田园，扩栋宇，是为迁义宁始祖……”陈尚林生子二：南典、南金；南字辈生良字辈9人；良字辈生魁字辈24人；魁字辈生瑞字辈58人。
杨坑陈家：雍正六年（1728），陈凤依携次弟从福建汀州府上杭县来苏里迁入义宁州武乡二十九都杨坑创业定居，属四郎公支裔。“缅吾祖凤依老大人时当壮年，不甘固守方隅，有怀迁移之念，于雍正戊申携次叔由闽而来义宁……艰苦备尝，兴家立业，迩来垂余祖荫。公之孙十八人，曾元百有余，亦可谓枝繁叶茂、瓜绵瓞庆者矣……”陈凤依生子三：启元、启光、启霄（称杨坑三房）；启字辈生永字辈18人；永字辈生达字辈81人，达字辈生庆字辈167人。庆字辈陈庆华为秀才。
从以上几个家族的简略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某个客家移民间关远道而来，备尝困苦之后，得以组建一个家庭，再扩大到一个家族的大致情况。当一个家庭的子孙繁衍到三、四代后，“房”就产生了。如邱化飞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从福建上杭县迁入，到第三代就扩展为邱佑明等七兄弟的“七房”；郭崇章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从赣南安远县迁来，到第三代就扩展为郭家宗等八兄弟的“八房”。“房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由于房是相对于父亲而言的一个概念，所以房存在的首要条件就是祖先要有几个儿子，有几个儿子就分成几房，每代都是如此。所以，分房实则是分家。宗族的发展过程就是每一代不断分家析产的过程”。“房”不仅是家族内部长幼亲疏的标志，也是经济利益、社会活动的基本管理单位。“房”实际是“族”的雏形，相对于原来的“族”他是“房”，相对于后来的“房”他又是“族”。作为外来移民，如果家庭内部房份发育成熟，上升为族，立祖堂、修家谱、办蒸尝就会提上议事日程，如杨坑陈家于嘉庆六年（1801）自编了一本家谱，新庄里陈家于嘉庆四年创办了蒸尝会。二 在“族”的基础上联宗
从乾隆四十六年（1781）起，双溪陈家、竹塅陈家、新庄里陈家即开始牵头筹划在州城修建怀远陈姓祠堂。周折二十余载，至嘉庆八年（1803），终于经始落成，取名“光远堂”，与本地陈姓建于州城的三座祠堂鼎足而四。嘉庆十三年（1808）修成第一届《光远堂祠志》。道光十八年（1838）扩建光远堂，续修第二届《光远堂祠志》。咸丰十一年，两次重修被太平军焚毁的祠堂。同治五年（1866），续修第三届《光远堂祠志》。光绪八年（1882），续修第四届《光远堂祠志》。民国二十六年（1937），续修第五届《光远堂祠志》。嘉庆年间州城总祠的建成和祠堂活动的正常开展，为以后联宗修谱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建祠为了敬祖，修谱为了收族，旧时建祠修谱往往前后交错进行，义宁州怀远陈姓也不例外。“陈氏为颍川旧族，散处天下。吾族属等由闽粤迁江右义宁州各乡。发源于闽粤，衍庆于义宁。非不欲合千里于同堂，会一族而辑谱，唯是为世也远，为支也繁，其势有不可旦夕而联者。乃合建宗祠，进祖主，崇祀事。诸后裔每岁冬祭毕，会议修谱帙者再三”。从嘉庆十九年（1814）到民国三十二年（1943），义宁州怀远陈姓共纂修六届宗谱。五届祠志和六届宗谱，为后人留下了详实的族史文献资料，生动地展示了这个宗族从家到族到宗“滚雪球”式构建的全过程。
嘉庆十九年，义宁州怀远陈姓首次联宗修谱（距怀远陈姓最早迁入的时间已有一百二十余年）。主持联络、编修事务的是属十郎公支裔的双溪陈家。惜嘉庆谱始终没有找到，所以一修谱的具体情况暂付阙如。仅从同治二年三修谱的序言中得知这次联宗的范围较小，只有属于十八郎公系统的三、四支。
道光二年（1822），竹塅陈家再次联宗修谱。陈宝箴的祖、父辈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主修、监修、分理等均由竹塅陈家担任，至道光八年完成。竹塅陈家属十一郎公支裔，故所联络的宗亲仍以十八郎公系统为主，计四郎、五郎、七郎、十郎、十一郎、十二郎、十三郎、十六郎、十七郎支裔，旁及峰公名下的贽公一支，共十支，范围主要在峰公之内。二修谱以十八郎公为一世祖，颁布新派行“观成端正士，守善定超群。缙笏盈庭盛，声华继懋勋”。从十八郎公下延至二十世按新派号取名，这就是陈宝箴谱名“观善”的来历，但这次颁行的派行用字只使用了“观”字，即被下一届更大规模联宗修谱所颁行的派行用字代替。
咸丰元年（1851）恩科乡试，义宁州共录取五位，其中怀远陈姓占了两位，即陈文凤、陈宝箴。怀远陈姓欢欣鼓舞，敦促陈文凤、陈宝箴领头纂修大成宗谱（通谱），积聚多年的能量终于借科举成功的喜庆契机释放出来。咸丰五年春成立谱局，因太平军战事影响，至同治二年，通谱得以告竣。
同治通谱在义宁州怀远陈姓族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规模宏大、支系繁多，除义宁州外，邻县武宁、奉新、万载、宜丰、浏阳、陕西的洵阳（从闽广迁义宁州再迁洵阳的陈姓），甚至原籍福建上杭、顺昌的宗亲也派人远道前来上谱，可谓场面空前。这标志着一个区别于本地陈姓的又一个陈姓宗族的确立与成熟，以后光绪谱、民九谱、民三十二谱，都基本沿袭了同治谱的范围和体例。“吾义宁与武宁、奉新、万载、浏阳接壤，国初时招徕安辑，十八郎公裔接踵而至者累累，迄今二百余年……咸丰辛亥文凤与宝箴同举于乡，诸宗老谆谆以编纂大同宗谱属……遂遍访我十八公之裔，得十六支，而贽公等支裔亦皆闻风景附，共成令典……”
同治谱吸纳的分支仍以峰公名下十八郎公系统为主，共有十六支（缺十五郎公、十八郎公支裔）；峰公名下贽公支；嵩公名下万三郎支、万五郎支、三六郎支、梅山公支。另有三支没有世系联系的小族作为附修，共二十四支。突破了峰公支裔的范围，但也带来了各支世次、行辈难以统一的困难。而合修大成宗谱首先要解决统一世次行辈的问题，因为联宗合族的重要目标就是要形成一个新的世系，“合万人于一家，统百世于一人”，集合在一个共同祖先的旗帜下。主修陈文凤颇欲统一世次，从十八郎公上溯到峰公之孙肇基公（旧谱载肇基公曾官宁化，遂定居宁化陈德村），以肇基公为一世祖，但遭到谱局其他成员反对，只得保持原状。“谱者所以序昭穆、辨尊卑也，其要莫先于定世次立行派。陈氏世次满公居先，其继有以寔公为一世者，有以旺公为一世者。宁化陈德村之后，始以肇基公为一世，递传至中兴公十八子，子姓繁衍，转迁各属他省，所至成族，遂又各宗为分迁之始祖。前谱皆以十八郎为一世，而行派则各不相谋，以未经合修故也。此次合修，司编校者又以世系不可更易，遂仍按各支谱来稿世系付梓……他年合修，宜遵闽粤旧谱仍尊肇基公为一世，方足以统贯诸支”。虽然确立一世祖、统一世次的目标没有实现，但同治谱颁布了“三恪封虞后，良家重海邦。凤飞占远耀，振采复西江”二十辈新派号，规定从十八郎公下延至二十一世，一律按新派号取名。新行派的确立颁布，是联宗成功的标志之一，也是同治谱的最大成果。
光绪二十年，义宁州怀远陈姓续修第四届宗谱。光绪谱承同治谱规模盛大的余绪，它所吸纳的分支比同治谱还要多。除同治谱原有的二十四大支外，又增加了一些理不清世系联系的十余支小族，共三十多支。主修陈文凤坚持认为，如果各支都以自己的一世祖来排世次，则同治谱颁布的新派号将失去意义。既然全州怀远陈姓以峰公、嵩公支裔为主体，则宜尊峰公、嵩公之父魁公为一世，世次从十八郎公起世的二十一世延长到三十四世。从三十四世起，按新派号“三恪封虞后……”取名。至于附修的各支，世次一时难以向魁公系统靠拢，则任其按自立私派取名。这个新旧并用、类似于“双轨制”的决定，得到了谱局的认可。对此，陈宝箴、陈文凤在谱的序跋中有说明：“今追溯旧谱，自满公传至吾宗旺公，盖七十有五世，皆远有端绪可寻。旺公著籍江州，即所称义门陈氏也。传十世至宋进士曰魁公者，实始挈眷九十七人，自江州徙汀州，为入闽之始迁祖。魁公子五人，传十一世，乃复由闽播迁散处粤东江右楚南诸郡县，遂各以近代迁祖起一世。吾义宁之宗十八郎公之后居多，则魁公第五子峰公裔也……于是参稽族属远近，整其纷而理其绪，一奉魁公义门初迁为始祖，各详世次。”“兹偕编校诸君沿流溯源：梅山与万三郎皆嵩公裔，贽公与十八郎皆峰公裔，嵩、峰二公则宋进士魁公之子也。魁以义门分庄，挈眷入闽，今进第一世，正合先贤所谓‘初迁为始祖’，盖准诸朱子《宗图》遗意也”。
由于魁公得以确定为一世祖，而魁公出自南方陈姓著名的郡望“义门”，因此这次合修通谱的谱名正式定为“义门陈氏宗谱”（此前的道光谱谱名为“陈氏宗谱”，同治谱的谱名为“陈氏合修宗谱”），这表明义宁州怀远陈姓的上层士绅经过八十多年四次联族修谱，对本族的归属，族史的追寻，最后尘埃落定。
民国九年（1920），修水、铜鼓两县怀远陈姓续修第五届宗谱。五届谱从支系到体例，与上届谱相比，无大的变化。它的成果，是吸纳了不属于魁公系统的西向陈家、黄石源陈家入谱。西向陈家历来与黄石源陈家合修宗谱，这两个家族的世系是“存道裔泰和庄濂江房”。得名缘由是北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义门陈氏奉旨分庄时，陈承壹房分在江西泰和县，为泰和庄始祖。承壹公传十四世有存道公，在江西安远县任训导，卒于任上。其子遂定居安远上濂村（因位于濂江上游而得名），奉存道公为一世祖。也就是说这两支本不是闽、广、赣（南）的客家移民，但迁入义宁州的时间与客家移民同步，且与怀远人同落脚在山区，所以他们在入籍时怀远人一起入了“怀远都”的行政建制。因为与怀远人长期在一起生活、活动，他们在语言、习俗与怀远人一体同化了。这两个家族于康熙年间从安远县迁入后，曾多次参加原籍的修谱。同治元年（1861）才脱离原籍，自己独立修谱，光绪十七年（1891）续修。两次修谱均以西向陈家举人陈茂萱为主要组织者。陈茂萱去世后，西向陈家、黄石源陈家终于放弃了独立修谱，依附了全州怀远陈姓的联宗修谱，与其他一些不属于魁公的支系作为附修放在全谱的最后。
民国三十二年（1943），怀远陈姓续修第六届宗谱。主修陈三崑认为不管十八郎公系统尊魁公为一世，还是附修的各支以本族的开基祖为一世，追根溯源，其实都是受姓始祖满公的苗裔。于是谱局决定以满公为一世祖，世次从魁公起世的三十四世延长到一百一十七世。“民国壬午夏，族人同发敬宗收族之心，议将谱牒重修……凡义门诸宗，虽山川远隔，莫不闻风景附，持稿来局。各谱稿所编为一世者皆始宋进士魁公，合修子姓固多出自魁公之后。然梅山郎、万三郎皆嵩公裔，贽公与十八郎皆峰公裔，嵩峰二公即魁公之子也。魁公以义门分庄挈眷入闽，为迁闽始祖，故进为第一世，以合先贤所谓初迁为始祖之义。此系清光绪甲午文凤先生所校正也。殊不知以迁祖为宗，有善有不善。其在魁公以下之子姓固可以联合，若在魁公以上之子姓犹难统系。兹改受姓大始祖满公为第一世，盖以吾陈氏举古今遍寰球无一非满公苗裔也。遵满公为一世，则合五洲同姓而修一大成谱，亦非不可能之事”。这就彻底解决了魁公系统的世次与不属于魁公系统的附修小支世次不合的矛盾，参加合修的所有支系都统一在受姓始祖满公名下。三 结语和启示
对于在义宁州已经定居了五、六百年的本地宗族来说，他们经过长期积累，早已走完从小到大、扩族联宗的程序。其宗族的构建过程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寻找其族史形成的轨迹已颇为困难。而后来的客家移民构建宗族的时间与现在距离较短，保留下来的屋场村落、祖茔、祠堂、宗谱为我们留下了复原他们从家扩大到族、从族扩大到宗的脉络、细节，提供了拟制宗族层累叠加构建的“样本”，使我们可以从中归纳联宗的过程与特点。（一）联宗的过程与古史辨派“层累地造成古史”理论暗合
我国各民族相传之上古史，如筑塔积薪，大都有逐层增建的过程。时间越后，虚构成分越多。陈寅恪论证关于蒙古民族起源的旧史有一个层累向上创造的过程，实与胡适、顾颉刚等“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之说有暗合之处。“古史辨派”认为中国传说的古史系统，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由不同的时代“层累式地造成的”。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时期愈长，例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圣贤是禹，到了孔子时代出现了尧舜，到了战国时代又出现了黄帝、神农，到了秦代又出现了“三皇”，到了汉代以后则出现了“盘古”。
义宁州怀远陈姓宗族构建的过程，与“层累地造成古史”这一民族历史演进规律竟有暗合之处。首先，从时间上看，时代越后，族史就越向前延伸。嘉道时期，这个宗族的族史上限仅追溯到明朝；咸光时期，上限追溯到北宋；民国时期，上限追溯到西周。其次，从一世祖的确定来看，一世祖越古老，传说的成分就越多。嘉道时期，确定十八郎公为一世祖；咸光时期，则延伸到分庄迁闽的魁公为一世祖；民国时期，更延伸到天下陈姓受姓之始祖胡满公为一世祖。用以数目字组成的“郎”名称呼自己的祖先，是客家的传统习惯，是明朝以前口述族史的遗存，已经注入了传说的因素。魁公作为客家陈姓的始祖，其入闽时间、原因和身份，也有多种说法，缺乏足够的文献材料予以考证落实。而作为虞舜之后的天下陈姓的始祖胡满公，半人半神的成分比十八郎公、魁公更为浓厚。再次，从范围上看，联宗的地域越广、圈子越大，吸纳的支系就越多。嘉道时期联族修谱，只吸纳与本族居住地较近、有世系联系的近亲旁支；咸光时期，进一步吸纳与本族同源但血缘关系已经遥远的全州境内的远亲支系；民国时期，更扩大到吸纳全州境内的所有客家移民同姓家族，世系联系让位于移民背景联系。
上述三点，前两点是因为第三点促成的。只要参加合修的支系越来越多，原有的族史不足以涵盖所有支系的世次，族内的文士乡绅就必定会寻找上限更古老的一世祖，重新构建族史。横向的圈子越大，纵向的长度就越长，世次就越多。各个不同支系、房派的族人聚合在一起，多个具有血缘关系的家族就会扩张为泛血缘关系的拟制宗族。
这种不纠缠全族的一世祖与自己这一支的世系是否连得上的联族修谱，与浙江平阳县的陈氏联宗修谱极为相似。根据钱杭先生的研究，平阳县陈氏在联宗过程中也遭遇了各族世次不齐、与受姓始祖满公之后的世次难以衔接的困扰，但他们最终实现了把全县陈姓扩张为同一姓氏的联盟组织目标。研究者对此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经过陈氏族人精心整理追溯的平阳陈姓各宗族的宗亲源流，虽然仍不能提供自皇祖以下能与各派高祖直系衔接的任何证据，但互相之间主要的历史联系应该说已经建立起来了……它使各陈姓宗族的成员知道他们共同拥有一笔丰厚的文化资源，把现在的陈姓人们与这个古老姓氏的历史联系了起来。至于这个为各族所一致认同的历史是否符合真实的情况，似无必要再给以过多的注意。为了实际需要，陈氏各族不在乎全部细节的真实与否，而是大胆地跨越了历史世系的界限，成功地把几十个世系独立、居住分散的同姓宗族联合成一个观念上的整体，在遥远的共同祖先的旗帜下，实现了观念形态上的联合。”（二）拟制宗族的内部结构更能反映“差序格局”“差序格局”概念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旨在描述依据血缘差序划分亲疏远近的社会关系格局。如同水面上的涟漪一般，由己身为中心，向外一圈一圈延伸开去，按与中心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亲疏。
如上所述，义宁州怀远陈姓宗族构建过程是以其迁义宁州后发展起来的血缘家族为原点，向外扩展到明代十八郎公系统的圈子，再扩展到宋代魁公系统的圈子，再扩展到天下陈姓受姓始祖满公的圈子。这样，义宁州怀远陈姓宗族内部就出现了由小到大的四个系统圈子。从这个宗族静止的宗谱材料来考证分辨这四个系统圈子的亲疏远近并不困难，可是在日常生活中，要分辨来源不同的支派系统却不容易。由于义宁州怀远人的迁徙不是同一时间的群体行为，而是分期分批的不同家庭、个人的个体行为，所以与本地聚居几百年的一村一姓相比，怀远人各姓聚居地内部成员的来源非常散乱，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参差复杂。某个村的同姓怀远人在本地人或学者专家看来应是一个血缘家族，但深入进去却发现其实并不如此。以陈宝箴家族所在地——竹塅村为例：由于陈宝箴家族闻名于世，土改时又有非陈宝箴家族的怀远陈姓贫农分到陈宝箴家族的故居——陈家大屋居住。他们派号相同，都讲怀远话，不少慕名而来的人以为居住在陈家大屋和这个村的怀远陈姓都是陈宝箴这个大家族的后裔。事实上这个村的怀远陈姓分别从赣南、广东平远县、福建上杭县迁入，分属峰公名下的五郎公、十郎公、十一郎公支裔。他们虽然同住一村甚至在一个屋檐下，却要与几十里外的五郎公、十郎公、十一郎公后裔共一本世系册。笔者最初调查陈宝箴家族史时，对这种同在一村却不在一本世系册上的关系也很困惑，几进几出位于深山的竹塅村，反复查阅比对宗谱材料才解开这个谜团。而乡民们自己却非常清楚，他们用形象生动的词汇来反映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亲疏远近。凡共一个迁义宁开基祖的后裔谓之“共一炉香”；凡十八郎公支裔谓之“共一篼姜”；超出十八郎公支裔系统则谓之“共祠堂”。“一炉香”指在同一个祖堂灵牌前祭祀开基祖；“一篼姜”从姜的根系茂盛这一植物现象，引申出同根生发之意；“共祠堂”则表示共一个始祖关系。正是这朴素直观的意念表述，一纵一横之间，判别着以“血缘关系”为基点的亲疏远近，维系着家与族、族与宗梯系结构的运转延续，也折射出传统宗族层累叠加构建过程的历史信息。
一个客家移民群体的社会经济关系——以《护仙坑磜上合众分关》为基本史料
清康、雍、乾之际，闽西、粤东、赣南地区四十二个州县的客家人纷纷向赣西北义宁州（今江西修水、铜鼓县）移民。义宁州是大山区，客家移民落脚的第一站多是深山老林。他们先搭蓬栖止，待小有积蓄，再盖土木结构民居。延续数代后，有能力的人家，再向地理环境更好的山下盆地（塅）迁移。近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家族，就是清代义宁州客家移民的家族之一。本文主要依据乾隆五十五年（1790）陈家与同是客家移民的何、邱二姓共同签订的《护仙坑磜上合众分关》，结合其他民间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探讨清代中期义宁州客家移民群体的社会经济关系。一 一个特殊的客家移民群体
在义宁州的东南方，有一座海拔1198米的大山，名眉毛山。眉毛山西边的余脉名护仙坑。它海拔约七百多米，长十余里，两山夹峙，山谷幽深，阴冷潮湿，以前人迹罕至。这样一座地无三尺平，不被本地乡民看重的陡峭山涧，却成为几户客家移民的落脚点。
这几户客家移民为陈、何、邱三姓，都来自福建上杭县同一个乡甚至同一个村。关于他们迁入的时间，陈氏宗谱有迁徙者陈公元的年龄描述“弱冠”字样，何氏宗谱只记载某人迁往某地，无迁徙年份。根据迁入者本人和其儿辈的年龄推算，他们迁入的时间大约是雍正末年和乾隆初年。此外，笔者收藏了一册义宁州棚民入籍丁粮簿抄本（截止到雍正八年），无护仙坑地名和迁入者的人名，可证他们都是在雍正八年之后迁入的。（一）约雍正十一年（1733），陈公元（陈寅恪六世祖）偕其兄公远、弟公升从上杭县中都乡琳坊村迁入护仙坑。公元生子四：显梓、徽声、西玉、兼万；公远生子一：显赞；公升生子四：德宽、德常、德济、德广。（二）何姓共有五批迁入。第一批何秀光，约雍正末年从中都迁入护仙坑。秀光生子五：腾球、腾瑞、腾兰、腾华、腾贵；腾球生子五：若聪、若明、若和、若临、若显；腾瑞生子四：若谟、若书、若训、若诰；腾贵生子五：若忠、若信、若礼、若义、若州。第二批何大诚，约乾隆初年携子孔潘、孔玉、孔钦、孔亮从中都琳坊迁入。孔藩生子三：献猷、献鸿、献谟。孔玉生子三：献珠、献球、献琳。孔钦生子一：献杨。第三批何昌秀、坤秀兄弟，约乾隆初年从中都琳坊迁入。昌秀生子二：胜松、胜柏；坤秀生子三：胜兰、胜桂、胜芳。第四批何巨珍、巨兰兄弟，约乾隆初年从中都琳坊迁入。巨珍生子一：松盛；巨兰生子二：松干、松拔。第五批何云升，约乾隆初年从义宁州的另一个乡迁入（其父何文光，先从上杭中都乡迁义宁州武乡）。何云升生子五：芳馨、茂馨、蕃馨、莲馨、蔚馨。其中何大诚、何昌秀、何巨珍是添意公的四世、五世、六世孙；何秀光、何云升是添若公的四世、五世孙，都是同宗共祖的宗亲。另有迁入者何永和，因与上面列举的何姓人员不共世系册，故不知其年龄。根据陈公元次女嫁何永和这一线索推断，其迁入时间约在乾隆初年。（三）邱姓开基祖为邱尧林、尧森兄弟，因始终没有找到义宁州客家移民邱姓的通谱，故兄弟二人的年龄、后裔情况暂不详。只在义宁州客家移民书院《梯云书院志》捐款名单中得知邱尧林有子廷辉，有孙荣信、荣绍。在其他材料中，得知护仙坑还有邱能照、邱能远、邱仲山、邱伟文等人。根据邱廷辉在乾隆末年产权界定时已独自拥有田山的经济状况，他的父辈邱尧林、尧森兄弟约在乾隆初年迁入护仙坑。
三姓人迁入护仙坑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原本闭塞荒僻的山谷出现了类似于一个人类学概念的“宗族集群”。集群里的成员在迁入之前已是姻亲的基础上又继续联姻。陈公元娶何觐光女，其长女嫁何孔玉，次女嫁何永和。陈显梓续娶何氏，其长女嫁邱能照，次女嫁何迪康。陈徽声娶何云升女，其长女嫁邱氏。陈德宽、德济娶邱氏，陈德广娶何氏。陈、何、邱之间维持了二三代人的姻亲关系，咸丰元年陈宝箴（陈寅恪祖父）中举，所刻乡试硃卷亲戚一栏中，即填“姑丈何迪康、邱能照”。光绪三年他为何云升的孙子何斐然撰墓志铭，落款亦称“姻愚侄”。三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篱笆亲”，父系、母系都有盘根错节的双重亲属称谓。简单的父子、兄弟血亲关系发展为复杂的甥舅、翁婿、姑表、姨表、连襟等姻亲关系，组成了一个以婚姻关系为中介联结起来的拥有三个姓氏的“宗族集群”。
按照人类学概念范畴，“宗族集群”是在两姓以上的宗族互相联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成员的范围扩大到包含各姓母系和女方的亲属。集群里的每个人都可以在血亲、姻亲的亲属网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宗族集群”一般聚族而居，以“单姓聚居村落”和“杂姓聚居村落”二种类型为主。
对于世世代代在义宁州繁衍生息的本地人而言，“宗族集群”村落并不鲜见，没有特殊之处。但具体到远离本籍、地位低下的“蓬（棚）民”和自然条件恶劣、进出艰难的护仙坑，这个由客家移民组成的特殊群体则具有“个案”研究价值。他们通过同乡、姻亲关系，结成了一个紧密的群体，一同耕山垦荒，种蓝为业，生存立足，发展壮大。以建房为例，在迁入的初期，他们互相帮助搭蓬栖身，后来稍有能力，再互相帮助盖建简易的土巴屋，下一步再互相帮助盖建面积更大的天井式屋宇。到乾隆末年，已有大小屋宇二十一栋，其中何姓十五栋，陈姓两栋，邱姓两栋，并有老屋、新屋之分，三姓都拥有一栋天井式民居屋场。从附着在地名上的历史信息和产权界定文书中，可以窥见他们从栖身茅蓬到天井式民居的提升轨迹。
乾隆末年，这个特殊的移民群体进行了一次产权界定。之后二十年，三姓成员之间开始了土地山林屋宇交易活动。因此，我们可以产权界定为标志，将护仙坑移民群体的社会经济关系分为两个时期。产权界定之前，群体成员艰苦创业，剩余不多。在经过原始积累阶段之后，虽然贫富不均现象已露端倪，但利益驱动的潜规则还没有走到前台，亲情、同乡的纽带仍然维系着群体的经济秩序。产权界定之后，群体内部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自然状态的经济秩序被打破，经济规律开始起作用，社会经济关系趋于复杂、多元。二 一份内涵丰富的产权界定文书
乾隆五十五年（1790），陈、何、邱三姓合资买下了属于山下本地乡民邓姓的护仙坑山场。所买山场为总面积，一张契纸。乾隆五十七年，陈公元的儿辈启动向山下盆地竹塅迁居的计划（九月开始在竹塅营建宅第，次年五月建成搬迁），这预示着现存圈子里的秩序行将打破。十月，三姓细分山场界址，明确产权，订立契约，共刻印十五本“分关文书”，作为管业的执照依据。幸运的是，其中陈兼万的一本得以保存下来，成为这次产权界定的见证，具有义宁州客家移民史、经济史的史料价值。
这份“分关文书”全称《护仙坑磜上合众分关》（以下简称《分关》）。纸本一册，高三十一公分，宽十八公分，五十八页，共计一万三千五百余字。它用木活字、白毛边纸印刷，每页都钤有一寸见方的“护仙坑合众分关图记”方形红印。《分关·小序》云：立分关帖人陈、何、邱三姓人等，情因乾隆五十五年众买邓斗孙安乡十三都护仙坑山场，俱系共契书写，契内二十一名承买，乃价银各有多少，山土各有阔狭。况契内只写四大界，其一切小土名繁多，悉未开载。今将各人买受之山，按天地元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十五字号，编立分关十五本。俱系刻字刷成，并无一字添减涂注。各执一本，永照分关管业，共相和好，不得越关侵占。凡共关契之人，倘有移来换去之处，俱于关内注明，任从照依批注字样经管。其陈、何、邱三姓原日合买邓姓山场印契壹纸，公举交与陈公元之子兼万收存，日后子孙永远不得遗失。”（下有手写字样：道光十五年闰六月十二日批明，此契兼万经众交出清楚，嗣后议定三姓轮流收存）。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岁十月小春之吉合众公立
为了行文方便，先将《分关·小序》所言二十一名出资人和他们所分得的十五字号二十三阄分列如下（《分关》没有按“天地元黄……”十五字顺序排序）：
天字号两阄：何胜兰、何胜桂；地字号两阄：何孔钦、陈公元；元字号一阄：陈显梓；日字号一阄：陈徽声；黄字号两阄：何腾贵、何腾华；宇字号一阄：何巨珍；宙字号一阄：邱尧林；洪字号两阄：何献猷、何献鸿；宿字号两阄：何献谟一阄，何献猷、献鸿、献谟兄弟共一阄；荒字号一阄：何永和父子；月字号两阄：何若谟、何若书；盈字号一阄：何巨兰；昃字号一阄：何胜柏；辰字号一阄：陈兼万；列字号一阄：何腾球。
这是一次形式独特的产权界定，它兼有合业形式的明确界址和家庭财产分配的性质。明清时期，民间有一种比较少见的“合业”产权界定，即由同姓或异性的多户业主合买一宗田产，共有一纸印契，内部再另立一种“分契合同”，载明每个业主所分得之土名、税亩和租额。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藏《休宁朱氏置产簿》即有一份合业形式的《黄土坞分契合同》。从形式上看，护仙坑这次产权界定基本属于“合业分契合同”性质，但具体内容上却有所变化。它不仅将合买山场细分四界，而且借划定山场界址的契机，将三姓几十年内创置的产业和业主家庭内部的产权也进行了一揽子划分界定，兼顾了亲情、利益、集体、个人之间的复杂关系。
之所以这样运作，是因为：（一）三姓人迁入护仙坑后，租赁山下本地人邓姓的山场几十年。在出资人所买山场的界址内，既有本人手创的产业，也有父子兄弟共创的产业，还夹杂着亲戚创置的产业，仅仅明确划分出资人的山场界址是不够的，如陈公元一阄内即有“尧林山二处、腾华山一处、芳馨山一处、德宽山四处”，其中“芳馨”是他二媳妇的内兄，“德宽”是他的亲侄；（二）共契业主都沾亲带故，在《分关》中，所有出现的业主均直称名字，不冠姓氏，亦反映出联姻产生的亲友关系。他们长期共处于一个圈子内，各家各户的情况都知根知底。在合业形式的分契合同上载明各家内部财产问题，同样具有权威性。这与《分关》的标题“合众分关”在意义上是吻合的，也符合拈阄析产的程序（明清以来民间称分家文书为分关、关书、阄书）。《分关》用刻字而不用手写，并钤红印，也有模仿“红契”（官契）以增强权威性的意图。
陈兼万保存下来的这份《分关》除刻印的正文外，还附有业主之间日后产业交易转让的手写契据。因此，《分关》内涵可谓丰富复杂，反映出来的产权关系至少可以分为五个层次：一、公众产业；二、二十三阄业主产业；三、业主家庭内部的财产分配；四、没有具名参加合资购买山场者的产业界址；五、业主之间的产权交易转让。（一）《分关》在确定二十三阄的界址之前，首先注明属于集体的公共产业不予分割，共计四种：1.水口蓄山一处、磜口蓄山一处、社坛蓄山一处、长蓄树山一处（具体界址略，下同）；2.学堂房屋一所，计三间；3.荒田三处，由“路会”经管；4、种（zhòng）蓝种（zhǒng）土十五个，由众经管，任众取土。（二）《分关》每个字号首先载明“阄分（某某）名下山场屋宇池塘菜园开列于左”，每阄内容分两部分，先详细列举山场的四界，次列举界内的各项产业，包括种蓝设施、屋宇、碓舍、牛栏、猪圈、菜园、熟土等。（三）《分关》对家庭内部共有的产业和予以分割的产业，也一一载明。例如何腾贵、腾华所得阄内均载明父亲何秀光的坟山和另一处坟山由五兄弟共管；何腾贵山场界内有兄长腾球老蓝窖二只，腾华老蓝窖二只。何巨珍一阄内载明界内有四处山林与弟巨兰各半。何胜桂名下的一阄界址面积不大，交给其兄胜兰耕作，每年租息钱六百文，积存起来作为家族的蒸尝费用。即使对尚未成家成员的生计，也预先予以设定。例如何孔藩已于乾隆五十一年去世，产权界定时其长子献猷二十岁，次子献鸿十七岁，幼子献谟才八岁。献谟名下的宿字号一阄，是堂兄何发元转让给他的，这就为献谟成年后自立门户打好了经济基础。何氏三兄弟不仅在洪字号两阄、宿字号两阄中各自拥有一份产业，而且将宿字号的一阄固定为母亲在世时的奉养经费和母亲去世后祭祀父母的蒸尝费用，预先做好了三兄弟将来分家后家族公共财产积累的准备。（四）《分关》还涉及没有具名合资购买山场者的产业界址，共计十一人，其中陈姓三人：德宽、德济、德广。何姓六人：孔玉、芳馨、胜松、发元、腾兰、若信。邱姓二人：尧森、廷辉。他们虽然在这次产权界定时没有阄份，但《分关》中关于他们山场、屋宇、熟土的界址字样，仍然是界定他们产业的重要凭据。如道光十三年陈德广之子规镇两次将房产典当给堂叔陈兼万，契据即写有“愿将先年三姓合买阄分坐落（下略）”字样。
这里引出另一个问题，即这十一个没有具名合资购买山场者的山场、屋宇、熟土的产权是怎样的一种形式呢？《分关》和附在《分关》后面的手写契据显示出两种情况：一种是与兄弟叔伯共有阄份，如何胜松与弟胜柏共有“昃”字阄；何发元在堂兄弟何献谟、献猷、献鸿阄份中共有未分家的家产份额（但他在其他业主的界址内也有熟土）。一种是与兄弟叔伯不共阄份。据何氏宗亲提供的口述资料，在土改前，山下邓姓每年仍上山象征性地收取“龙骨租”，说只卖山场，未卖“龙骨”，租钱给多给少不拘，可见护仙坑的山场是全部买下了的。那么这些没有阄份的业主在护仙坑山场的权属更换后，他们是从向原来的山主承租转为向现在的界址拥有者承租呢，还是亲戚之间默认了产权不明确的经济活动？或者相互之间还有约定？由于材料缺乏，尚不能考证清楚。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合资买山权属更换后护仙坑的社会经济关系比以前更为复杂。（五）护仙坑这次产权界定的山场界址，维持了四十年。《分关》在“列字号”之后，预留了十页空白纸，以利于日后各家界址移换变动作批注。《分关·小序》有一句话：“凡共关契之人，倘有移来换去之处，俱于关内注明，任从照依批注字样经管。”当时只考虑到亲友之间互相移换，不希望买卖交易。但亲情终究抵挡不住经济规律的运转，入道光朝后，业主之间终于突破了界址的藩篱。《分关》所附十页空白纸写有十三份契据，时间从道光十三年到同治十一年。其中九次是辰字号陈兼万的儿辈购买何姓“天、地、黄、月、昃、宿、列”字号内的部分山场；一次是陈兼万长子规鈖购买堂兄规铢（日字号陈徽声四子）的部分山场。三次是陈兼万五子规锡将自己所分得的熟土售与盈字号何巨兰的孙辈。《分关》上的这十三份手写契据以及笔者另外收藏的六份契据反映出护仙坑群体的身份地位已经出现了分化，当年一同起步创业的家户在五、六十年后，优胜劣汰的法则开始左右着他们的命运结局。如陈公元、公远、公升三兄弟，产权界定时，陈公元父子在《分关》中占有四阄。合资买山时，陈公元已八十岁，六年后去世，其阄份当是为儿孙预留的家产。长子陈显梓和四子陈兼万的两阄是二十三阄中面积最大的，可见这两兄弟的经济实力。嘉庆二十三年（1818），陈公元四个儿子正式分家析产，将竹塅和护仙坑的产业合在一起分割品搭，把护仙坑的山场、靛塘、屋宇、熟土分成四阄。屋宇理论上确定四房共有，长房与四房补偿二房、三房那一半的银钱，以符合前次护仙坑产权界定时屋宇已经由长房、四房平分的现状。四房陈兼万遂定居护仙坑，其本人和后裔日后不断购进产业，家产日益壮大。到第五代，其玄孙陈文恪在1951年被划为地主，被安置到离护仙坑几十里远的地方定居。
而陈公远、公升两家不仅没有参加合资购买山场，后来连原有的家产也丧失殆尽。陈公升四子德广在兄弟中家境是最好的，但德广在世时已将位于竹塅的产业（田五处、山一处、庄屋三间）出售给堂弟兼万。德广去世后，其子规镇又将护仙坑屋宇典当抵押给兼万，显系除房产外，已无值钱的家产。家道如此，这一家的衰败是无可避免的了。三 田野调查印证《分关》的文献价值
在义宁州的客家移民早期遗址中，护仙坑具有典型的田野调查价值。它有第一手文献资料《分关》和另外六份田山、屋宇、靛池买卖契据，有比较完好的原始环境，有印证客家移民历史称谓的地名（上蓬、下蓬、蓝蓬里），有乡民口述传说。更重要的是，它是客家移民三个姓氏成员迁徙义宁州的第一站，并且从这里走出去一个日后闻名于世的文化世家——陈寅恪家族，令人为之神往。
笔者为研究陈寅恪家族早期家史，多次深入到现在陈氏宗亲、何氏宗亲聚居地——竹塅村，并三次登山进入护仙坑进行田野调查，获得不少可以与《分关》相互印证的实物材料和口述资料。（一）客家移民经济活动遗迹。护仙坑山高坡陡，陈、何、邱三姓迁入后，只开发出极少的水田，大量的耕作用地是熟土，主要种植红薯和蔬菜。《分关》中记录的熟土共计三百余块，面积大约二三百亩。每块面积不大，这从“月光块”“荷包块”“灯盏埚”“瓦刀块”之类的形象称谓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没有经济作物作支撑，客家移民不可能在护仙坑长久坚持下去。
经济史家傅衣凌先生认为川、陕、湘、赣、浙、闽广大山区在棚民开发下，成为蓝、靛、麻、棉花、甘蔗、烟草等经济作物的生产重地。这些山区大量的经济作物为手工业提供丰富原料，促进了农产品的交易，使山区经济进一步商品化。义宁州客家移民早期经济活动主要是植麻种蓝，后期以经营桐油、茶油、茶叶为主。这在《分关》中有明显的线索脉络可寻。《分关》中记录的种蓝生产设施，计有大小靛池六十二口，干池六口，石灰湖十一口，石灰舍五间，蓝坪十二处，蓝窖十个。几乎每一阄内都有“靛池”“蓝坪”“蓝窖”“干池”“石灰湖”“石灰舍”“靛圳”“转水湖”“起水堰”“靛圳”的生产设施，在公共部分也有“沤蓝种土十五个，任众取土”的划定。通过这些名词术语，我们可以约略知道把蓝草制成蓝靛这种染料的工艺过程。种蓝要用特殊的“种子土”，蓝叶要放在池塘浸泡，加石灰发酵，还要不断地换水，然后曝晒，最后储存。《分关》中没有关于茶蔸、茶土的分割内容，据此可知陈、何、邱从迁入时到乾隆五十七年，一直在经营种蓝业。在笔者另外收藏的契据中，有两份是地字号何孔钦之子献杨和列字号何腾球之孙奎馥将阄分的靛池、蓝坪、蓝窖、石灰湖、水圳等出售给辰字号陈兼万，时在道光三年和二十一年，可见护仙坑的种蓝业维持了上百年。护仙坑早年间还有一个地名叫“蓝蓬里”，即由此得名。
到护仙坑进行实地调查，发现用青石垒砌的像梯田一样的一块块旱地和掩映在茅草中的茶树蔸随处可见。护仙坑在蓝靛没有了销路之后，再改种茶叶，这中间估计有一个较长的转产期。义宁州是著名的“宁红茶”产地，道光时期开始扬名，到光绪年间，达到鼎盛时期。这从《分关》后面所附陈兼万父子购买何姓产业契据内都有“界内荒熟桐茶松杉竹木食茶一并在内”的字样可以得到印证。其中“桐茶”指桐油树和茶油树，“食茶”即指茶叶。从前茶叶的产量规模，以“秤”表述。如果够得上常设一个收购站，即称此地有“一秤茶”。护仙坑即有“一秤茶”，可见护仙坑当年茶业的繁盛。入民国后，华茶受到海外市场排挤，宁红茶急剧衰落。茶叶收入在农业生产中的比重，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51.64%，降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的0.72%。具有“一秤茶”荣耀的护仙坑，其一度兴旺也应在道光至光绪时期。（二）碑刻。在护仙坑一个叫关门洞的山埂上，发现一块倒仆的大石碑，字迹已经漫漶不清，但仍可以依稀认出大致内容：陈显梓乙千文；陈兼万乙千文；何云升三千文；邱尧林乙千文；邓廷显乙千文；何腾球四百文；陈永朴三百文（下面还有一些捐款人的姓名、数额）
这是一块民间常见的修路功德碑，是一次以居住在山内的客家移民为主，联合山下的山主共同捐款修路公益活动的纪念。护仙坑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是山里通往山外的唯一通道，维护小路畅通是护仙坑人的一件大事。这块修路功德碑可以印证《分关》里关于公益组织“路会”的记录。
这块碑上的捐款人以陈显梓、陈兼万兄弟领头。在护仙坑这个特殊的群体中，陈姓的人口数量低于何姓，但素质却高于何、邱。陈公元本人少年时曾随做塾师的父亲读过书，他的四个儿子虽然出生在贫瘠的护仙坑，但都曾在山下几十里远的客家移民教馆开蒙读书，习过举业，是护仙坑的“乡绅”。因此护仙坑的对外联系和公共事务，陈家是“发言人”。
护仙坑还有两块保持完好的“封禁碑”（详下文）。（三）屋场遗址。从关门洞沿着陡峭的小路再往上走三四里，就进入了《分关》所说的“磜上”（“磜”与“寨”音同义同）。这一段是护仙坑稍微开阔的地方，坡度也相对和缓。进入磜上，村寨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有三只屋场，称“上蓬”“下蓬”“梅子埚”（这三处地名在《分关》中多次出现），每只屋场相隔大约一两里许。“上蓬”是陈姓、何姓的屋场，这是寨上最开阔宽敞的一块地盘，曾有并排三栋天井式屋宇，为陈德广兄弟、陈显梓兄弟与何巨珍、巨兰兄弟联手合建。屋宇已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倾圮，从墙脚呈现的轮廓面积和《陈氏宗谱》上的“崇福堂”屋图来看，这处屋场应是当年护仙坑标志性建筑。大门前竖立着两块义宁州知府立的“封禁碑”，内容为严禁无赖棍徒进山盗砍桐茶松杉竹木，立碑时间是光绪四年。申请立碑者：何姓二十人；陈姓八人；邱姓三人。实地考察，可以推断“上蓬”是护仙坑社区群体的活动中心。“下蓬”是邱姓、何姓的屋场，房屋早已倒塌，只剩下高达两米多的石磡和屋坪。邱尧林的宙字号一阄对他屋宇房间面积划定的表述有“天井”“上重”“下重”字样，可知是一栋天井式民居。“梅子埚”是何姓屋场，现存并排两栋天井式民居。何姓后裔步陈姓后尘，亦于道光、宣统年间先后迁居竹塅。邱姓人丁一直不旺，乡民传说终至于绝户。《分关》中所说的学堂也在“上蓬”，现只剩遗址。（四）乡民口述传说。在何姓后裔提供的关于护仙坑口述资料中，有一个动人的故事。他们的祖先当年是陈、何、邱三姓从原籍福建上杭中都结伴迁移义宁州，在漫长的路途中，互相照顾，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落脚护仙坑后，面对艰苦环境，三家人同甘共苦、同居共爨三十年才分家，并立有分关文书为据。
笔者在没有获得《分关》和另外几份契据之前，对这个田园牧歌式的民间传说半信半疑。后来阅读分析《分关》，觉得事出有因。在陈兼万分得的“辰字号”与何巨珍分得的“宇字号”阄中，均有东西向厢房、过巷、天井两家共有的表述。嘉庆十七年，何巨兰儿辈将房产出售给陈家，契子写道：“立杜卖房屋契人何松干兄弟，今因别建屋宇，自愿将父手与陈兼万表叔共住老屋伍间，厅堂半间，杂房叁间。又新屋厢房壹间及天井三股之一股。以上屋宇地基余坪前后空地凭中出卖与陈兼万父子……。”《分关》和契据，可证“同居共爨”的美谈并非空穴来风、向壁虚造。
综合几种材料分析，“同居共爨”的关系当是发生在陈、何两姓的部分家庭之间，后来的传播者把它扩大到陈、何、邱三姓全体范围，加入了三姓共同迁徙，结下深厚友谊的情节，并借助《分关》的权威增强它的可信度。这个美好的传说经过近二百年几代人的层累叠加、踵事增华，把三件原本不相连属的往事连成一线。它的细节虽然经不起考证推敲，但形成故事传说的背景事实却不虚妄，有它合理的内核。
在陈姓后裔提供的口述资料中，也有一个故事。说是当年公元、公远、公升三兄弟迁来护仙坑后，种蓝种发了，做了大屋，老二公元自告奋勇回上杭老家迎养双亲。时父亡母瞎，公元就手提父亲遗骸、背负老母走了几千里回来。老二有孝心，德行好，后人就旺发。老大、老三不孝，有报应，就绝代了（公远传续三代，公升传续四代）。陈氏宗谱上的陈公元传略记载他于乾隆十八年（1753）回原籍迎母，未言其母目盲。他父亲的骸骨则是嘉庆十六年（1801）由他三子西玉长途跋涉回原籍带回竹塅安葬的。过去民间广泛流传着孝敬盲母的故事，携带父母骸骨远道迁徙的传说则以客家移民居多。乡民受这类教化故事的影响，移来解释兄弟之间截然不同的结局。
这个传说与前一个传说一样，故事有原型，但不必坐实其细节。按照法国汉学社会学派创始人葛兰言“这个故事未必存在，而用笔写这件事之人的心理确实存在”的观点，百姓的“历史记忆”表达的常常是他们对现实生活的理解，而不在于历史事实本身。
这两个传说，前一个折射出护仙坑移民群体在迁入初期依靠集体力量，同甘共苦求生存的往事踪影。后一个隐藏着群体内部后来出现了贫富分野，成员身份已悄然变化，亲情维系与经济规律交错并行的历史信息。
陈宝箴家族分家文书解析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陈宝箴祖父四兄弟分家析产，抄写四份《分关》（明清以来民间称分家文书为分关、关书、阄书）。幸运的是，当年陈家四房各执一份的《分关》，其中一房的保存下来，为我们了解、分析陈宝箴家族这次分家的过程和分家以后的发展提供了珍贵史料。
这本《分关》高21公分，宽14公分，封面题“分关”二字。共50页，每页9行，每行约23、24字，小楷抄写，共计九千八百多字。内容可分为四部分：一、序言；二、公共经费的管理、支出；三、各房拈阄所分得田山、屋场细目；四、凭中人、鉴证人名录。一、分家缘起
清雍正十一年（1733）左右，陈宝箴的曾祖陈鲲池从福建上杭县来苏里中都乡迁徙江西南昌府义宁州（今修水县）安乡护仙坑，为陈家迁义宁始祖。陈鲲池生子四：克绳、克调、克藻、克修。六十年后，陈鲲池挈家再迁到与护仙坑邻近的泰乡竹塅村（下称竹塅陈家）。
乾隆六十年（1795），陈鲲池去世。嘉庆十年（1805），竹塅陈家开始分灶吃饭。嘉庆十五年，陈鲲池夫人何氏去世。二十三年（1818），竹塅陈家正式分家析产，聘请义宁州客家陈姓第一个获得科举功名的长辈陈光祖（嘉庆九年岁贡生）主持并书写《分关》。时长房陈克绳（陈宝箴祖父）59岁，有子4、媳4，孙7、孙女5。二房陈克调54岁，有子2、媳1，孙2。三房陈克藻48岁，有子4、媳1，孙1。幼房陈克修43岁，有子4、媳1。从人口统计来看，四房人口已达50人左右，且各房中又产生了小家庭，分家析产势在必行
中国传统家族有一个源远流长的“五世同堂”情结，但实际操作却很困难。父母健在时可以勉强维持。父母双亡后，即使兄弟希望同居共财，也难以长久。虽然宋朝时期官府曾大力旌表聚族而居的大家庭，但这种理想化了的大家庭毕竟是少数。到明朝时期，分家析产在民间已经普遍，流传着“树大分桠，儿大分家”的说法，形成了分家有如江河的分流和树木的分枝一样，是极为平常、天经地义的观念。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出发，为便于管理、促进发展，大家庭的分家析产迟早会提上议事日程。
为了使读者深入了解竹塅陈家的早期发展史和这次分家的背景，兹将《分关·序言》全文照录：窃惟九世同居，张公之忍字可法；七百共食，义门之家范堪追。第源远者流长，分疏而有九派；根深者叶茂，发生而长万枝。瞻水木之同情，知产业之一理。我宗长鲲池老先生，当其少也，芸窗苦读，艰一遇而后务沾涂；及其壮焉，阛阓经营，积余金而乃置阡陌。德配何老夫人，禀四德之箴，勤操内政；遵三从之训，佐振家声。晚有贤嗣：伯曰克绳，步圜桥而无愧大学；仲曰克调，屈黉宫亦有造小子；叔曰克藻，丕绍箕裘；季曰克修，终恢弓冶。是伯也仲也叔也季也，诵诗慕吹埙吹篪之乐，居家尽则友则恭之义。此皆宗长之遗泽，罔非德配之芳型。纵事事完备，未必度越乎尘寰；而陈陈相因，何难几及于贯朽。居恒相嘱，每谓和气致祥；贤裔夙铭，谁敢遗言是背。特迩来生齿日繁，遂至于度支日广，思夫合而易入于奢，或者分而可从乎俭。岁当乙丑，暂析烟爨，分家而未分产；今值戊寅，合同商议，分产而定分租。敦延族戚，将田山高低品搭，屋宇新旧均匀。祷告祖宗，矢公而更矢慎；凭阄拈定，式好而戒毋尤。惟花萼相辉，房房光大先业；棠棣竞秀，人人垂裕后昆。爰书巅末，以纪其盛。分关四本，交挂合同，各执一本，永远为据。
时嘉庆二十三年岁次戊寅阳春月日吉旦□□岁进士候选儒学愚叔七十老人光祖谨撰关□□书，四本一样，每本计二拾伍帙
明清时期分家文书大都在相当于“序言”的开篇部分讲一通上代艰苦创业的历程，教诫子孙要敬宗友爱，分家不分心，不可见利忘义，让财产利益冲淡了骨肉亲情。这篇序言也是如此，先叙述分家析产缘由，对陈氏子弟予以勉励，文辞畅顺，简明扼要。从“岁当乙丑，暂析烟爨”一句，可知竹塅陈家在嘉庆十年创业人陈鲲池去世之前，一直是同劳作、共甘苦，吃“大锅饭”，显示出传统家族具有的集体主义性质。二、分家时的资产总量估算
1.田租：共计617石（担），分家时分四股，每股以120石为准，在此基础上略为浮动。其中长房陈克绳分得170石（补50石劬劳费）。二房陈克调分得144石（补助24石）。三房陈克藻分得120石。幼房陈克修分得127石（补助7石）。另有族产田租56石，茶油租40觔，山租钱3200文（《分关》中租谷计量单位用石、斗、升、觔，与当地通行的习俗相符）。
2.屋场：竹塅祖屋凤竹堂及护仙坑祖屋崇福堂四股平分，二房陈克调、三房陈克藻愿意另行建屋，让出自己的一股给长房陈克绳与幼房陈克修。长房、幼房补偿二房、三房建房款。庄屋十所，九所用来分产，一所用来做家族学堂。
3山场、熟土：山场按茶山、柴山两大类搭配平分；熟土按菜园、薯土以及其他经济作物土三大类搭配平分。因地形、位置犬牙交错，难以将四股具体数据细列。
由于对《分关》中记载的稻田、熟土、山场、屋宇逐一进行复原统计颇为困难，加上古今币制、计量单位的差异，很难准确地估算出竹塅陈家分家时经济总量达到了什么程度。如果以“收租一千石以上为大地主，一百石以上、一千石以下为中等地主，一百石以下为小地主”为标准，则竹塅陈家分家时为中等地主水平，分家后每房为小地主水平。但客家人多居住在山区，山多田少。如果以陈家拥有的山林面积来补充稻田的不足，其分家时全部资产应接近于大地主水平，分家后每房接近中等地主水平。从《分关》详细记载的田土、山场坐落地点来看，有些田土、山场与竹塅相距十几里远，来去要翻山越岭，可见陈家的土地山林范围很广。
或者将石数折合成田亩，按每亩平均出产三石计算，竹塅陈家分家时约共有224亩稻田，分家后每房平均56亩。在修水这样处在万山之中的地区，拥有50亩稻田以上的人家已是一个不小的地主了。1951年修水土改时，拥有30亩左右的人家一般都划为地主成份。陈家有两户划为地主，即长房陈克绳的后人陈清恪（实为陈宝箴次子陈三畏的管家），幼房陈克修的后人陈文恪。
在《分关》的各项条款中，多次提到田山屋场的契据。这是关于全族资产合法性的重要凭证，一直由长房陈克绳保管。陈克绳去世前一年（道光二十年［1840］），将全族产业印契分散给四房子弟收藏。规定：“各契不得遗失损坏典当过押，每年清明各房所领印契务要带齐，当众查阅。倘兄弟要看或要批载等事，不得执掯。倘别人有事要看，必须兄弟同场面付，以免怨悔，书三张，付各房收执一纸为据。”字里行间透露出过去民间对契约管理的慎重、严格，也反映出族众对于契据凭证这项公共资源的共享、制衡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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