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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1 09:5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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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马克·吐温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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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英镑

百万英镑试读:

编者前言

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原名塞缪尔·朗赫恩·克莱门斯(Samuel Langhorne Clemens),1835年11月30日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门罗县的弗罗里达村。四岁时,随全家迁居至密西西比河畔的小镇汉尼拔。父亲约翰·克莱门斯,二十岁刚过即获得律师证书,当过村里的治安法官,还开过杂货店,但命运不济,一生穷困潦倒。马克·吐温是他的第五个孩子。

十二岁时,父亲去世,马克·吐温便开始独立谋生,先在印刷所当学徒,后来当了排字工人。1857年,他来到航行于密西西比河的“保罗·琼斯”号汽轮上学习领港技术,1859年,正式成为“宾夕法尼亚”号快艇上的领港员。但好景不长,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密西西比河上的航运业停止,马克·吐温改去西部淘金,与人合伙开采银矿。失败后,他只得在一家石英厂当筛砂工,因体力不支,又被解雇。1862年底,他应聘成为弗吉尼亚市《企业报》唯一的一名记者,并以“马克·吐温”为笔名,开始撰写通讯报道和幽默小品,从此走上文学创作之路。1865年,他根据民间传说写成的短篇小说《

卡拉维拉斯县驰名的跳蛙

》,在纽约的《星期六邮报》上发表,使他一夜之间在美国声名鹊起。1866-1868年,马克·吐温作为特约通讯员去欧洲、中东采访。1869年,他将所写通讯选编成集,题名《傻子国外旅行记》,出版后很受欢迎。1872年后,他主要从事文学创作。他创作的长篇小说除代表作《哈克贝里·芬历险记》(1885)、《汤姆·索亚历险记》(1876)、《王子与贫儿》(1881)外,还有《镀金时代》(1873,和查·沃纳合写)、《亚瑟王朝廷上的康涅狄格美国佬》(1889)、《傻瓜威尔逊》(1894)、《贞德传》(1895);此外,还有随笔《在密西西比河上》(1883)、《赤道旅行记》(1897),以及近两百篇中、短篇小说和大量的文论、演讲等。除了从事文学创作外,马克·吐温有时也举行公开演讲,其间还曾经营过出版公司及投资排字机公司。后因公司破产,他曾赴欧洲居住过五年,1900年返回美国。1910年4月21日,马克·吐温因心脏病逝世于康涅狄格州的雷定。

马克·吐温是一位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作家,擅长幽默和讽刺。他虽以写轻松、夸张的趣闻逸事走上文坛,但进入创作的中后期后,加强了讽刺和批判,主题也趋向严肃,对社会上的种种黑幕和不公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他的思想和创作经历了从轻松调笑到辛辣讽刺,直到最后走向悲观厌世的历程。正如鲁迅在为他的小说《夏娃日记》中译本所作序中指出的,他“在幽默中又含着哀怨,含着讽刺,则是不甘于这样的生活的缘故”。值得指出的是,他曾积极支持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1900年11月,在入侵的八国联军逼近北京前夕,他曾公开发表演说,说“我的同情在中国人民一边”,主张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并祝愿“中国人民取得成功”。

马克·吐温的作品富有鲜明的美国特色,内容生动,引人入胜。他不仅继承了美国幽默文学的传统,用错位的手法来揭示世事的荒唐,而且还把现实主义的精心刻画和浪漫主义的抒情描写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主题严肃、笔法幽默的独特艺术风格,开辟了口语体的新境界。他的这种口语化的叙述语言使文字清新生动,也使故事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读来仿佛置身其中,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增强了故事的感染力。他的这种创作风格,使美国文学彻底摆脱英国文学的“斯文传统”,真正走向独立和成熟,因而他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马克·吐温之所以成为美国和世界文坛上的一位著名作家,当然离不开他的长篇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但更能代表他独特风格,体现他对世态人情的把握的是他的中短篇小说。在这些小说中,作者发挥了极度夸张的艺术想象,采用幽默、戏谑乃至离奇的手法,塑造了众多老实、天真的小人物,对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弊端和恶行做了辛辣的嘲讽和抨击。马克·吐温堪称“黑色幽默”的先驱。

收入本集子的作品,如《卡拉维拉斯县驰名的跳蛙》《竞选州长》《百万英镑》《我最近辞职的事实经过》《三万元的遗产》《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等,都是马克·吐温中、短篇小说中的代表作。值得一提的是《加利福尼亚人》一文。它是最早介绍到我国的马克·吐温的小说,1906年发表在《绣像小说》第七十期上,题为《山家奇遇》,系从日文转译。当时马克·吐温还在世。译者吴祷选译这篇小说,若非偶然,定是慧眼独具。卡拉维拉斯县驰名的跳蛙

我的一个朋友从东部写信给我,我按照他的嘱咐访问了性情随和、唠唠叨叨的老西蒙·惠勒,去打听我那位朋友的朋友利奥尼达斯·斯迈利的下落。我在此说说结果吧。我暗地里有点疑心这个利奥尼达斯·斯迈利是编出来的;也许我的朋友从来不认得这么一个人,他不过揣摩着如果我向老惠勒去打听,那大概会使他回想到他那个丢脸的吉姆·斯迈利,他会起劲儿唠叨着什么关于吉姆的该死的往事,又长又乏味,对我又毫无用处,倒把我腻烦得要死。如果他安的这种心,那可真是成功了。

在古老的矿区安吉尔小镇上那家又破又旧的小客栈里,我发现西蒙·惠勒正在酒吧间火炉旁边舒舒服服地打盹,我注意到他是个胖子,秃了顶,安详的面容上带着讨人欢喜的温和质朴的表情。他惊醒过来,向我问好。我告诉他我的一个朋友委托我打听一位童年的挚友,名叫利奥尼达斯·斯迈利,也就是利奥尼达斯·斯迈利牧师,听说这位年轻的福音传教士一度是安吉尔镇上的居民,我又说,如果惠勒先生能够告诉我任何关于这位利奥尼达斯·斯迈利牧师的情况,我会十分感激他的。

西蒙·惠勒让我退到一个角落里,用他的椅子把我封锁在那儿,这才让我坐下,滔滔不绝地絮叨着从下一段开始的单调的情节。他从来不笑,从来不皱眉,从来不改变声调,他的第一句话就用的是细水长流的腔调,他从来不露丝毫痕迹让人以为他热衷此道;可是在没完没了的絮叨之中却始终流露着一种诚挚感人的语气,直率地向我表明,他想也没有想过他的故事有哪一点显得荒唐或者离奇;在他看来,这个故事倒真是事关重大,其中的两位主角也都是在钩心斗角上出类拔萃的天才人物。对我来说,看到一个人安闲自得地信口编出这样古怪的奇谈,从不露笑,这种景象也是荒谬绝伦的了。我先前说过,我要他告诉我他所了解的利奥尼达斯·斯迈利牧师的情况,他回答如下。我随他按他自己的方式讲下去,一次也没有打断他的话。“从前,这儿有一个人,名叫吉姆·斯迈利,那时候是1849年冬天,也许是1850年春天,我记不准了。不知怎么的,我怎么会想到冬又想到春呢,因为我记得他初来矿区的时候,大渠还没有完工,反正,不管怎么样吧,他是你从来没见过的最古怪的人,总是找到一点什么事就来打赌,如果他能找到什么人跟他对赌的话;要是他办不到,他情愿换个个儿。只要对方称意,哪一头都合适,只要他赌上了一头,他就称心了。可是他很走运,出奇地走运,多少次总是他赢的。他总是准备好了,单等机会;随便提起哪个碴儿,他都没有不能打赌的,正像我刚才跟你说的,你可以随便挑哪一头。如果遇到赛马,赛完时你会发现他发了财,或者输得精光;遇到狗打架,他要打赌;遇到猫打架,他要打赌;遇到小鸡打架,他要打赌;唉,即使遇到两只小鸟停在篱笆上,他也要跟你赌哪一只先飞走;要是遇上野营布道会,那他是经常要到场的,他会在沃克尔牧师身上打赌,他认为沃克尔牧师是这一带最擅长劝善布道的,可也真是的,牧师真是位善心的人。甚至如果他看见一只金龟子在走,也会跟你打赌要多久它才会走到它要去的地方。如果你答应他了,他会跟着那个金龟子走到墨西哥,不过他不会去弄清楚它要到哪儿去或者在路上走多久。这儿的许多小伙子都见过这个斯迈利,都能跟你谈起他的事情。唉,他这个人,什么都要赌,这个倒霉透了的家伙。有一回,沃克尔牧师的老婆得重病,躺了好久,仿佛他们都救不了她了;可是有一天早晨,牧师来了,斯迈利问起她身体怎样,牧师说好多了,感谢上帝无限慈悲,她身子轻松多了,靠老天保佑,她还会好的。斯迈利想也没想先说:‘唔,我愿意赌上两块半,她不会好,怎么也不会好的。’”“这个斯迈利有一匹牝马,小伙子们管它叫‘十五分钟驽马’,不过这是闹着玩的,你知道。尽管它走得这么慢,又总是得气喘啦,马腺疫啦,要不就是肺病啦,还有这个那个毛病的,斯迈利倒常在它身上赢钱。他们常常开头先让它二三百码,然后算它在比赛。可是到了比赛临了那一截,它总是会激动起来,不要命似的,欢腾着迈步过来啦。它会柔软灵活地撒开四蹄,一会儿腾空,一会儿跑到栅栏那边,踹起好多灰尘,而且要闹腾一大阵,又咳嗽,又打喷嚏,又淌鼻涕,可它总是正好先出一头颈到达看台,跟你计算下来的差不离儿。”

他还有一只小不点儿的小巴儿狗,瞧那样子,你会认为一钱不值,只好随它去摆出要打架的神气,冷不防偷点什么东西。可是只要在它身上压下赌注,它就是另外一种狗了。它的下巴会伸出来,像轮船的前甲板似的,牙齿也龇出来,像火炉似的闪着凶光。别的狗也许要来对付它、吓唬它、咬它、让它摔两三跤,可是安德鲁·杰克逊,这是那条狗的名字,安德鲁·杰克逊从来不露声色,像是心安理得,也不指望有什么别的,另一方的赌注于是一个劲地加倍呀加倍,直到钱全拿出来了,这时候,猛然间,它会正好咬住另外那条狗的后腿弯,咬紧了不放,不只是咬上,你明白,而是咬紧了不放,直到他们认输,哪怕要等上一年。斯迈利拿这条狗打赌,最后总是赢家。直到有一回它碰上了一条狗,这条狗压根没有后腿,因为给圆锯锯掉了,等到斗了好一阵的时候,钱都拿出来了,它要施展最得意的招数了,它这才一下子看出它上当了。这条狗怎么说呢,打个比方说,被诓进门了,于是露出诧异的样子,后来就有点像泄气了,它再也不想打赢了,终于给弄得凄惨地脱了一层皮。它朝斯迈利望了一眼,仿佛说它的心都碎了。这完全是斯迈利的错,不该弄出这么一条没后腿的狗来让它施展招数,它打架主要依靠这一招,于是它一瘸一拐地走了一会儿,躺下死了。它是条好狗,这个安德鲁·杰克逊,它要是活下去,它会给自己扬名的,因为它有本事,它有天才——

我知道它有才,因为它从来没有得到过好机会,可是像它这样在那种条件下能用这种办法打架的狗,如果说它没有才气,那也说不过去。我一想到它最后的一仗,想到打成了那个样子,总是觉得难过。“唔,这个斯迈利还养了些逮耗子的小猎狗、小公鸡、雄猫,还有形形色色的东西,闹得你不安,你无论拿出什么东西,他都会有跟你那个凑成一对的东西来跟你打赌。有一天,他捉住了一只青蛙,把它带回家了,他说他打算教育它。于是一连三个月他什么事也不干,只管待在他的后院里,教那只青蛙学蹦蹦跳跳。果然不出所料,他也真让它学会了。他只要在那只青蛙背后轻轻戳一下,接下去你就会看见它在半空里打转,像个油炸面饼圈,你会瞧见它翻一个筋斗,也许翻两个,如果它起跳得顺当的话,落下来时四爪着地,稳稳当当,跟猫一样。他让它跳起来去捉苍蝇,并让它经常练习,所以,凡是它看得见的苍蝇,每一次都能捉住。斯迈利说,青蛙所需要的全靠教育,它差不多什么都办得到,我倒也相信他。嗨,我瞧见过他把丹尼尔·韦伯斯特放在这块地板上,丹尼尔·韦伯斯特是这只青蛙的名字,他大喊一声:‘苍蝇,丹尼尔,苍蝇!’你连眨眼也来不及,它就一下子跳起来,捉住柜台那儿的一只苍蝇,又噗的一声重新落在地板上,着着实实,像一团泥巴。它落下来以后还用后脚搔脑袋旁边,若无其事,仿佛它做的就是随便哪只青蛙也会做的,没有一点儿稀奇。你从来没见过像它这样又谦虚又耿直的青蛙,尽管它有那么高的天赋。等到要公公正正肩并肩比跳的时候,它能一蹦老远,让你见过的它的任何同类都比不上。肩并肩比跳是它的拿手好戏,你明白吧;遇到这种情形,斯迈利只要还有一分钱,也会在它身上押个赌注。斯迈利觉得他的青蛙神气得不得了,他也应当觉得自豪,那些走南闯北、哪儿都去过的人全说它压倒了他们所见过的任何青蛙。”

啊,斯迈利把这个畜生放在一个有洞的小方匣子里,有时还常把它带到镇上打个赌。有一天,有一个家伙,在矿区上人地生疏的一个家伙,偶然碰见斯迈利和他那只匣子,说:“‘你那个匣子里装的什么东西?’”“于是斯迈利带着点漫不经心的口气说:‘也许是只鹦鹉,也许是只金丝雀,也许吧,不过它都不是,它不过是一只青蛙。’”“那个家伙拿过匣子,仔细地瞧了瞧,把它转过来转过去,然后说:‘唔,倒也是的。啊,它有什么用处?’”“‘啊,’斯迈利随口不当回事地说,‘它只有一个用处,我认为,在卡拉维拉斯县它能比随便哪只青蛙都跳得远。’”“那个家伙又拿起匣子,又仔仔细细瞧了很久,于是把它还给斯迈利,不慌不忙地故意说:‘哦,我看不出这只青蛙有哪一点比别的青蛙好。’”“‘也许你看不出,’斯迈利说,‘也许你了解青蛙,也许你不了解青蛙,也许你有经验,也许你不过是业余玩玩的,可以这么说吧。总之,我有我的看法,我愿意赌四十元,它能比卡拉维拉斯县随便哪只青蛙都跳得远。’”“那个家伙琢磨了一会,像有点为难似的,然后说:‘啊,我是个外乡人,我没有青蛙,要是我有一只青蛙,我愿意跟你打赌。’”“于是斯迈利说:‘那没有关系,那没有关系,要是你愿意拿着我的匣子待一会儿,我就去给你找一只青蛙来。’于是那个家伙拿起匣子,把他的四十元和斯迈利的放在一起,坐下来等着。”“他坐在那儿等了好一阵,想了又想,于是把青蛙取出来,撬开它的嘴,用一只小茶匙往它嘴里灌打鹌鹑的铁砂,喂得几乎满到了它的下巴颏,再把它放到地板上。”斯迈利走到泥塘,在淤泥里稀里哗啦地找了好一阵儿,最后才捉到了一只青蛙,把它带回去交给了那个家伙,他说:“‘现在,要是你准备好了,把它放在丹尼尔旁边,让它的前爪跟丹尼尔的并齐了,我来发命令。’”于是他说:‘一——二——三——跳!’他和那个家伙都从后面碰了青蛙一下。新捉来的青蛙跳出去了,可是丹尼尔吸了口气,竖起它的肩膀——这样——像个法国人,不过这也没有用——

它挪不动,它像铁砧子一样牢牢地定在那儿,动也不能动,跟抛锚在那儿不差一点儿。斯迈利大吃一惊,觉得恶心透了,可是他一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当然啦。“那个家伙拿起钱,转身就走,在他正要走出门口的时候,他用拇指在肩上猛然一甩——像这样——朝着丹尼尔,还不慌不忙故意说:‘哦,我看不出这只青蛙有哪一点比别的青蛙好。’”“斯迈利站着搔他的脑袋,低头对丹尼尔瞧了很久,最后,他说:‘我真是纳闷,究竟为什么这只青蛙会出岔子——我倒想知道它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它好像鼓胀得很厉害,不知怎么的。’他抓住丹尼尔的颈背,一边把它拎起来,一边说:‘哎哟,我敢打赌,它不少于五磅重哩!’他把它倒翻了个儿,于是它喷出了两捧铁砂。这时候,他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气极了,把青蛙放下立刻去追那个家伙,可是他没有捉住那个家伙。于是……”(说到这里,西蒙·惠勒听见前院里有人叫他的名字,站起来去瞧要他干什么。)他在走出去之前转过身来对我说:“你就坐在那儿,外乡人,放心待着吧——我去不了多一会儿。”

不过,请你原谅,我看把这个有事业心的流浪汉吉姆·斯迈利的经历继续说下去,未必能使我得到许多关于利奥尼达斯·斯迈利牧师的消息,我就起身走了。

我在门口遇到爱交际的惠勒刚刚回来,他硬要留着我长谈,并且向我介绍:“哦,这个斯迈利还有一头独眼的黄母牛,它没有尾巴,只不过留下那么一小截,像根香蕉似的,还有……”“哦,让斯迈利和他那倒霉的母牛见鬼去吧!”我和颜悦色地轻轻说,跟这位老先生告别之后我就走了。雨宁 译

田纳西的新闻界

孟斐斯《雪崩报》的总编辑对一位把他称为过激派的记者给予这样温和的抨击:“当他还在写头一句话的时候,或写到中间,加着标点符号时,他就知道他是在捏造一个充满了无耻作风、冒出造谣的臭气的句子。”——《交易报》

医生告诉我说,南方的气候可以增进我的健康,因此我就到田纳西去,担任了《朝华与约翰生县呼声报》的编辑职务。我去上班的时候,发现主笔先生斜靠着椅背坐在一把三条腿的椅子上,一双脚放在一张松木桌上。房间里另外还有一张松木桌子和一把残破的椅子,上面几乎铺满了报纸和剪报,还有一份一份的原稿。有一只盛着沙子的木箱,里面丢了许多雪茄烟头和香烟屁股,还有一只火炉,火炉上有一扇上下开关的搭下来的门。主笔先生穿着一件后面很长的黑布上装和白麻布裤子。他的靴子很小,用黑靴油擦得雪亮。他穿着一件有皱褶的衬衫,戴着一只很大的图章戒指、一条旧式的硬领、一条两端下垂的方格子围巾。服装年代久远,大约是1848年的。他正在抽雪茄烟,并用心推敲着一个字,他的头发已经被他抓得乱蓬蓬的了。他直眉瞪眼,样子很可怕,我估计他是在拼凑一篇特别伤脑筋的社论。他叫我把那些交换的报纸大致看一下,写一篇《

田纳西各报要闻摘录

》,把那些报纸里面所有的有趣的材料通通浓缩在这篇文章里。

于是我写了下面这么一篇:

田纳西各报要闻摘录

《地震》半周刊的编者们关于巴里哈克铁道的报道显然是弄错了。公司的方针并不是要把巴札维尔丢在一边。不但如此,他们还认为这个地方是沿线最重要的地点之一,因此绝不会有轻视它的意思。《地震》的编辑先生们当然是会乐于更正的。希金斯维尔《响雷与自由呼声》的高明主笔约翰·布洛松先生昨天光临本城,住在范·布伦旅舍。我们发现泥泉《晨声报》的同行认为范·维特的当选还不是确定的事实。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但在他没有看到我们的纠正之前,一定会发现自己的错误。他当然是受了不完全的选票揭晓数字的影响而做了这个不正确的推断。有一个可喜的消息:布雷特维尔城正在设法与纽约的几位工程师订约,用尼古尔逊铺道材料翻修那些几乎无法通行的街道。《每日呼声》极力鼓吹此事,并对最后成功似有把握。

我把我的稿子交给主笔先生,随他采用、修改或是撕毁。他看了一眼,脸上就显出不高兴的神气。他再往下一页一页地看,脸色简直变得可怕。显而易见,一定是出了毛病。他随即就一下子跳起来,说道:“哎呀哈!你以为我提起那些畜生,会用这种口气吗?你以为订户们会看得下去这种糟糕的文章吗?把笔给我吧!”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支笔这样恶毒地连画带勾一直往下乱涂,这样无情地把别人的动词和形容词乱画乱改。他正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有人从敞开的窗户外面向他放了一枪,把我的一只耳朵打得和另一只不对称了。“啊,”他说,“那就是史密斯那个浑蛋,他是《精神火山报》的——昨天就该来哩。”于是他从腰带里抽出左轮手枪来放了一枪。史密斯被打中了大腿,倒在地下。史密斯正要放第二枪,可是因为他被主笔先生打中了,自己那一枪就落了空,只打中一个局外人,那就是我。还好,只打掉我一根手指。

于是主笔先生又继续进行他的涂改和增删。当他刚刚改完的时候,有人从火炉的烟筒里丢了一个手榴弹进来,一阵爆炸声,火炉被炸得粉碎。幸好只有一块乱飞的碎片敲掉我一对牙齿,此外并无其他损害。“那个火炉完全毁了。”主笔说。

我说我也相信是这样。“唉,没关系——这种天气用不着它了。我知道这是谁干的。我会找到他的。你看,这篇东西应该是这么写才对。”

我把稿子接过来。这篇文章已经删改得体无完肤,假如它有个母亲的话,她也会不认识它了。现在它已经成了下面这段文字:田纳西各报要闻摘录《地震》半周刊那些撒谎专家显然又在打算对巴里哈克铁道的消息造一次谣,这条铁道是19世纪最辉煌的计划,而他们却要散布卑鄙无聊的谎言来欺骗高尚和宽厚的读者们。巴札维尔将被丢在一边的说法,根本就是他们自己那些可恶的脑子里产生出来的——

或者还不如说是他们认为是脑子的那种肮脏地方产生出来的。他们实在应该挨一顿皮鞭子才行,如果他们要避免人家打痛他们的贱皮贱肉的话,最好是把这个谎言收回。

希金斯维尔《响雷与自由呼声》的布洛松那个笨蛋又到这里来了,他厚着脸皮赖在范·布伦旅舍。

我们发现泥泉《晨声报》那个昏头昏脑的恶棍又按照他的撒谎的惯癖放出了谣言,说范·维特没有当选。新闻事业的天赋的使命是传播真实消息,铲除错误,教育、改进和提高公众道德和风俗习惯的趋向,并使所有的人更文雅、更高尚、更慈善,在各方面都更好、更纯洁、更快乐;而这个黑心肠的流氓却一味降低他的伟大任务的身价,专门散布欺诈、毁谤、谩骂和下流的话。

布雷特维尔城要用尼古尔逊铺道材料修马路——

它更需要一所监狱和一所贫民救济院。一个鸡毛蒜皮的市镇,只有两个小酒店、一个铁匠铺和那狗皮膏药式的报纸《每日呼声》,居然想修起马路来,岂非异想天开!《每日呼声》的编者卜克纳这下贱的小人正在乱吼一阵,以他那惯用的低能的话极力鼓吹这桩事情,还自以为他是说得很有道理的。“你看,要这样写才行——既富于刺激性,又中肯。软弱无力的文章叫我看了心里怪不舒服。”

大约在这个时候,有人从窗户外面抛了一块砖头进来,噼里啪啦打得很响,使我背上震动得不轻。于是我移到火线以外——我开始感觉到自己对人家有了妨碍。

主笔说:“那大概是上校吧。我等了他两天了。他马上就会上来的。”

他猜得不错。上校一会儿就到了门口,手里拿着一把左轮手枪。

他说:“老兄,您可以让我和编这份肮脏报纸的胆小鬼打个交道吗?”“可以。请坐吧,老兄。当心那把椅子,它缺了一条腿。我想您可以让我和无赖的撒谎专家布雷特斯开特·德康赛打个交道吧?”“可以,老兄。我有一笔小小的账要和您算一算。您要是有空的话,我们就开始吧。”“我在写一篇文章,谈‘美国道德和智慧发展中令人鼓舞的进步’,正想赶完,可是这倒不要紧。开始吧。”

两把手枪同时砰砰地打响了。主笔被打掉了一撮头发,上校的子弹在我的大腿上多肉的部分终结了它的旅程。上校的左肩被稍微削掉了一点。他们又开枪了。这次他们两人都没有射中目标,可是我却遭了殃,胳臂上中了一枪。放第三枪的时候,两位先生都受了一点轻伤,我被削掉一块颧骨。于是我说,我认为我还是出去散散步为好,因为这是他们私人的事情,我再掺和在里面不免有点伤脑筋。但是那两位先生都请求我继续坐在那里,并且极力说我对他们并无妨碍。

然后他们一面再装上子弹,一面谈选举和收成的问题,同时我就着手包扎伤口。可是他们马上又开枪了,打得很起劲,每一枪都没有落空——

不过我应该说明的是,六枪之中有五枪都光顾了我。另外那一枪打中了上校的要害,他很幽默地说,现在他应该告辞了,因为他还要进城办事情去。然后他打听了殡仪馆的所在,随即就走了。

主笔转过身来向我说:“我约了人来吃饭,得准备一下。请你帮帮忙,给我看看校样,招待招待客人吧。”

我一听说叫我招待客人,不免稍觉畏怯,可是刚才那一阵枪声还在我耳朵里响,简直吓得我魂不附体,因此也就想不出什么话来回答。

他继续说:“琼斯三点钟会到这儿来——赏他一顿鞭子吧。吉尔斯佩也许还要来得早一点——把他从窗户里摔出去。福格森大约四点钟会来——

打死他吧。我想今天就只有这些事了。要是你还有多余的时间,你可以写一篇挖苦警察的文章——把那个督察长臭骂一顿。牛皮鞭子在桌子底下;武器在抽屉里——子弹在那个犄角里——棉花和绷带在那上面的文件架里。要是出了事,你就到楼下去找外科医生蓝赛吧。他在我们报上登广告——我们给他抵账就是了。”

他走了。我浑身发抖。后来那三个钟头完了的时候,我已经经历了几场惊心动魄的危险,以致安宁的心境和愉快的情绪通通无影无踪了。吉尔斯佩是光顾过的,他反而把我摔到窗户外面了。琼斯又即时来到,我正预备赏他一顿皮鞭子的时候,他倒给我代劳了。还有一位不在清单之列的陌生人和我干了一场,结果我被他剥掉了头皮。另外还有一位名叫汤普生的客人把我一身的衣服撕得一塌糊涂,全成了碎布片儿。后来我被逼到一个角落里,被一大群暴怒的编辑、赌鬼、政客和横行无忌的恶棍们围困着,他们都大声叫嚣和谩骂,在我头上挥舞着武器,弄得空中晃着钢铁的闪光,我就在这种情况中写着辞去报馆职务的信。正在这时候,主笔回来了,和他同来的还有乱七八糟的一群兴高采烈、热心助人的朋友。于是又发生了一场斗殴和残杀,那种骚乱的情况,简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人们被枪击、刀刺、砍断肢体、炸得血肉横飞、摔到窗户外面去。一阵短促的风暴般的阴沉的咒骂,夹杂着混乱和狂热的临阵舞蹈,朦胧地发出闪光,随后就鸦雀无声了。五分钟之内周围就平静了下来,只剩下血淋淋的主笔和我坐在那里,察看着由于这场厮杀四周地板上留下的一塌糊涂的战绩。

他说:“你慢慢习惯了,就会喜欢这个地方。”

我说:“我可不得不请您原谅;我想我也许再过些时候,写出来的稿子就能合您的意;我只要经过一番练习,学会了这儿的笔调,我相信我是能胜任的。可是说老实话,那种措辞的劲头实在有些欠妥,写起文章来难免引起风波,被人打搅。这您自己也明白。文章写得有力量,当然是能够鼓舞大家的精神,这是不成问题的,可是我毕竟不愿意像您这份报纸那样,引起人家如此关注。像今天这样,老是有人打搅,我就不能安心写文章。这个职位我是十分喜欢的,可是我不愿意留在这儿招待您那些客人。我所得的经验是新奇的,确实不错,而且还可以算是别有一番风味,可是今天的事情还是有点不大公道。有一位先生从窗户外面向您开枪,结果倒把我打伤了;一颗炸弹从火炉烟筒里丢进来,本来是给您送礼的,结果可叫炉子的门顺着我的喉咙管溜下去了;一个朋友进来和您彼此问候,结果把我打了个满身枪眼,弄得我的皮包不住身子;您出去吃饭,琼斯就来拿皮鞭子揍了我一顿,吉尔斯佩把我摔到窗户外面去,汤普生把我的衣服全都撕碎了,还有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把我的头皮剥掉了,他简直干得自由自在,就像个老朋友似的;还不到五分钟的工夫,这一带所有的坏蛋都涂着鬼脸来了,他们都要拿战斧把我吓得五魂出窍。整个儿说,像今天所经历过的这么一场热闹,我可是一辈子没遇到过。不行,我喜欢您,我也喜欢您对客人解释问题时的那种不动声色的作风,可是您要知道,我简直不习惯这些。南方人太容易感情冲动,南方人款待客人也太豪爽了。今天我写的那几段话,写得毫无生气,经您大笔一挥,把田纳西新闻笔调的强烈气势灌注到里面,又不免惹出一窝马蜂来。那一群乱七八糟的编辑们又要到这儿来——他们还会饿着肚子来,要杀一个人当早餐吃哩。我不得不向您告辞了。叫我来参加这场热闹,我只好敬谢不敏。我到南方来,为的是休养身体,现在我要回去,还是为了同一目的,而且是说走就走。田纳西新闻界的作风太使我兴奋了。”

说完这些话之后,我们彼此便歉然地分手了。我就搬到医院去,在病房里住了下来。张友松 译

我最近辞职的事实经过

我辞职不干了。政府的工作好像照常运行,可是不管怎么说,它车轮上少了我这根辐条。我原来是参议院贝娄委员会的文书,现在已经放弃了这个差使。我看得出来,政府其他人员的表情也很清楚:他们就是不让我参与商议国家大事,所以,我没法子只当官差而不丢面子。我在政府任职六天,如果我把这六天当中遇到的所有气人的事一件件、一桩桩,详详细细地摆出来,我可以写上一本书。他们指定我当贝娄委员会的文书,却不准我同抄写员打台球。不打球虽说冷清一些,倒还可以忍一忍,只要内阁其他成员给我合乎我身份的待遇就行。可是,他们没有一个待我客气过。我一发现某个部门的头头推行一条错误路线,就放下一切工作跑去纠正他,我把这种事看成我的职责。可他们没有一回谢过我。我怀着世界上最好的愿望去见海军部部长,对他说:“先生,我看法拉库特海军上将在欧洲啥都不干,消消停停,像是在郊游野餐。这个嘛,也许蛮不错,不过我不是这么看。他要是没有仗可打,还是让他回国吧。一个人带领整支舰队旅游,没有什么好处。太浪费了。你注意,我不反对海军军官旅游——合情合理的旅游——厉行节约的旅游。现在,他们还不如沿密西西比河乘木排——”

你该听听他当时发多大的脾气!你还以为我犯了什么罪似的。可是我不在乎。我说我这个办法不花钱,既富于共和国的简朴精神,又万无一失。我说,你想安安静静地旅游,乘木排比乘什么都强。

这时候,海军部部长问我是什么人,我说我在政府供职。他又问我是管什么的。我心想同一个政府里工作的人居然提出这样的问题,真叫人莫名其妙,但我没有说出口来,只告诉他,我是参议院贝娄委员会文书。好一顿脾气!他命令我滚出他这个地方,以后只许管我分内的事情。我头一个冲动是想撤他的职。不过,这不光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还涉及其他的人,而我又捞不到什么好处,所以没有撤他的职。

接着我去找作战部部长。他压根儿不想见我,后来他得知我也是政府里的人。我呢,如果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我想我才不会去找他。我先向他借个火(他当时正抽着烟)。接着我对他说,他维护假释李将军及其战友们的条款,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我不赞成他对付平原上印第安人的作战方式。我说他兵力过于分散。他应该吸引更多的印第安人——

选一个有利的地形把他们集中在一起,双方都有足够的供应,然后来它个大屠杀。我说,对于印第安人来说,大屠杀最使他们心服。如果他不赞成大屠杀,我说第二个绝招是使用肥皂和教育。肥皂和教育的效果不如大屠杀来得快,但是从长远考虑,更能致他们于死命。因为杀了一半,还剩一半,印第安人还能复原,可是如果你让他们上学,叫他们洗澡,他们迟早要完蛋。这个办法能慢慢毁损他们的肌体,击中他们生命基础的要害。我说:“先生,是时候了,一定要残酷镇压。对破坏平原的印第安人,用肥皂和拼音本加以严惩,让他们去死吧!”

作战部部长问我是不是内阁成员,我说我是。他又问我担任什么职务,我说我是参议院贝娄委员会的文书。于是他下令以藐视法庭罪将我逮捕,剥夺了我一天的大好时光。

打那以后,我真想不再吭声,随政府去,它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可是使命在身,我不得不听从它的召唤。我访问了财政部部长。他问我:“你要点儿什么?”

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有防备。我说:“来点甜酒吧。”

他说:“你有什么事到这里来,先生,你说吧,越简短越好。”

我说,他话题转得这么突然,我感到遗憾,这种做法令我反感。不过,在目前情况下,我不去计较,谈正经事要紧。我接着恳切地告诫他,他写的报告长得出奇。我说写这么长的报告是浪费时间,没有必要。而且报告的结构别扭。其中没有描写,没有诗,没有感情——

没有主人公,没有情节,没有插图——

连一张木版画都没有。没有人会读这种报告,这是明摆着的事。我奉劝他不要因为写这样的报告而坏了自己的名声。如果他想在文学方面搞出点名堂来,他写的时候一定得多搞点花样。枯燥的细节绝对不能往上写。我说日历片之所以受大众欢迎,就是因为它上面有诗句、有谜语,他的财政报告要是处处插进一点谜语,销路一定更好,比他写进报告里去的国内税收项目来劲儿得多。我谈这些问题的时候态度十分诚恳,可是财政部长大发雷霆。他居然说我是一头蠢驴。他存心报复,咒骂了我一通,还说如果我再敢来干涉他的工作,他就把我从窗户里扔出去。我说,既然我得不到与我官差身份相称的待遇,我就取帽告辞。我这就去了。这号人好比新冒出来的作家,他们的处女作快发表了,就不知天高地厚,你甭想对他们提什么意见。

我在政府任职期间,好像凡是我履行职责的时候总是碰一鼻子灰。然而我做的事,打算做的事,用意都为我国家好。我受了冤屈,痛苦万分,没准会逼得我得出不公正的、有害的结论,但是在我看来,国务卿、作战部部长、财政部部长和我的其他同僚准是一开始就想把我撵出政府。我在政府供职那阵子只参加过一次内阁会议。那一次就够我受的了。白宫看门的那位公仆好像不情愿给我放行,后来我问他内阁其他成员都到了没有。他说都到了,我这才走了进去。他们都在场,但是没有一个人请我坐下。他们两眼瞪着我,好像我是外人似的。总统说:“先生,您是什么人?”

我把名片递给他,他念道:“参议院贝娄委员会文书马克·吐温。”接着他把我从头看到脚,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我这个人。

财政部部长说:“就是这头捣乱的蠢驴跑来对我说,要我在报告里写诗出谜语,把财政报告当作日历片。”

作战部部长说:“就是这个人做白日梦,他昨天跑来给我出主意,叫我用教育的法子把一部分印第安人教死,其余的通通杀死。”

海军部部长说:“我认识这个年轻人,就是他这个星期再三干扰我的工作。他担心法拉库特上将领着整支舰队旅游,用他的话说是‘旅游’。他发神经,建议海军乘木排旅游。荒唐透顶,我没法重复他说过的话。”

我说:“先生们,我看你们都想对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抹黑,而且我看得出你们都不想让我参与商议国家大事。今天这个会,我什么通知都没有收到。我靠一个偶然的机会才知道要开内阁会议。可这些事我就不说了。我想知道的是这一点:这是不是开内阁会议?”

总统说是内阁会议。“那好,”我说,“咱们马上讨论正事,时间宝贵,不能浪费,不要互相揭工作中的老底,这不像样子。”

这时候,国务卿开腔了,他用最亲切的口吻对我说:“年轻人,你想错了。国会各个委员会的文书不算内阁成员。就好比给国会议会厅看门的不是内阁成员一样,你听来好像觉得奇怪。因此,我们虽然在审议国事中很希望能听到你超群的见解,但是根据法律规定,我们不能这样做。审议国家大事,你不能参与;万一有所不测,这是常有的事,你会感到难受,但你用自己的言行竭力制止过,这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安慰。我祝福你。再会了。”

他这些话说得温和体贴,我不安的内心得到了安慰,我这就离开了会场。但是,国家的公仆不知安宁为何物。我刚回到国会大厦我那间小办公室,刚拿出议员的派头把两只脚跷到桌子上,贝娄委员会一位议员就气冲冲地闯了进来,对我说:“你这一整天到哪里去了?”

我说,如果此事与他有关,那么我是去参加内阁会议了。“内阁会议?我倒要问问,你去参加内阁会议干什么?”

我说我是去出主意的——

为论证的需要,我还说此事从各方面讲都同他有关。他当时极为无礼,最后说什么他找了我三天,要我抄写一份有关炸弹壳、鸡蛋壳、蚌壳还有什么乱七八糟贝壳的文件,可谁也找不到我。

这太过分了。他这根羽毛一加上去,我这个抄写员的骆驼背就给压折了。我说:“先生,你以为我是为六元钱一天在干活吗?要真是这么想,那么我建议参议院贝娄委员会另请高明。我不是什么党派组织的奴隶!你那些降低我身份的差使,给我收回去吧。不自由,毋宁死!”

从那一刻起,我就不再担任政府工作了。我在那个部门坐冷板凳,受内阁的奚落,最后我想讨好的那个委员会主席训了我一顿。我蒙受迫害,被迫远离我那既冒风险又吸引人的伟大的工作,在危急的时刻抛弃我那正在流血的祖国。

但是我为国家尽过力,我呈上报销清单:

参议员贝娄委员会文书博士向美利坚合众国报销:

作战部咨询 五十美元

海军部咨询 五十美元

财政部咨询 五十美元

内阁咨询免费

往返耶路撒冷旅费,途经埃及、阿尔及尔、直布罗陀与卡迪斯,行程一万四千英里,每英里按二十美分计 共二千八百美元

参议院贝娄委员会文书薪金,每天六美元,共六天 三十六美元

总计二千九百八十六美元

除了文书薪金三十六元这个小数目之外,报销单上各项竟没有一项照付,财政部长逼得我山穷水尽,提起笔来把我其他各项通通画掉,只在旁边批了“不准”两字。居然赖账!这国家完蛋了。

我的官场生涯眼前是完了。让那些愿意上钩的文书留下去干吧。据我了解,各部门许多文书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内阁会议;他们对于战争、财政、商业有什么高见,国家领袖从未去询问,好像他们不是政府里的人,而实际上他们天天在办公室干活!他们知道自己的工作对国家来说多么重要,他们的一举一动不免流露出来,你瞧他们在饭店里点菜的时候那副神气——

但他们是在工作呀。我认识一位文书,他得把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各色各样的小纸片贴到剪贴簿上去——

有时候一天要贴八张、十张之多。他贴得不怎样,可是他拿出了最大的本事去贴。这活儿是最累人的。它掏空你的才智。可是他只挣一千八百美元一年。那位年轻人有这么好的头脑,要是愿意干别的行当,他可以攒起好几千元钱来。可是,他不——

他的心向着祖国,只要祖国还剩下一本剪贴簿,他就甘心为祖国去贴。我认识几位文书,他们不知道怎么写,可是他们有多少知识就把多少知识尊敬地奉献在祖国的脚下,累死累活,受苦受难,就为这两千五的年薪。他们写的东西,有时候别的文书不得不另起炉灶,可是你已经为国家尽了力,国家还能埋怨你吗?有些文书,找不到文书的活儿,就等啊,等啊,等什么时候有个空缺——耐心地等一个为祖国效劳的机会——而在等的时候,他们只有两千元一年。这可真惨——

太惨了,太惨了。如果国会议员的一位朋友很有才能又没有工作,无法施展他伟大的抱负,那位议员就把他交给祖国,安插他在某部当文书。那个人就得当一辈子奴隶,为了从不替他考虑、从不同情他的国家的利益而同文件去开战——

就不过为了两三千元一年的薪俸。我要是把几个部门所有文书的情况通通列举出来,说明他们干的是什么活儿,拿的又是多少钱,那么你会发现文书还差一半,就他们干的活来说,工资也还差一半呢。董衡巽 译

我怎样编辑农业报

我把一个农业报的临时编辑工作接了下来,正如一个惯居陆地的人驾驶一只船那样,并不是毫无顾虑的。但是我当时处境很窘,薪金成了我追求的目标。这个报纸的常任编辑要外出休假,我就接受了他所提出的条件,代理了他的职务。

又有工作了,心里觉得非常舒服,我以毫不衰退的兴致,整整干了一个星期。后来稿件付印,我怀着迫切的心情等待了一天,急于想看看我写的文章是否能引起什么注意。将近傍晚,我离开编辑室的时候,楼梯底下有一群大人和孩子一致向旁边闪避,给我让出路来,我听见他们之中有一两个人说:“就是他!”这桩事情自然使我很高兴。第二天早上,我又发现类似的一群人在楼梯底下,另外还有些人,东一对西一个,在街上站着,在街道对面站着,很感兴趣地注视着我。我走近的时候,那一群人就分开向后退,我还听见一个人说:“你瞧他那双眼睛!”我假装没有看出我所引起的注意,可是内心却很得意,还准备写信给我的姑母叙述这种情况。我爬上那一道短短的楼梯,在走近门口时,听见一阵兴高采烈的喧哗和响亮的哈哈大笑。我把门打开,一眼瞟见两个乡下模样的青年人;他们看见我的时候,脸色发白,显出害怕的样子,接着他们两人砰的一下子由窗户里冲了出去,我觉得有些诧异。

大约过了半个钟头,有一位飘着长胡子的老先生走进来,他的面容很文雅,可是颇为严肃。我请他坐,他就坐下了。他似乎是心中有点什么事情。他把帽子取下来,放在地板上,然后从帽子里面取出一条红绸子手巾和一份我们的报纸。

他把报纸放在膝头上,一面用手巾擦着眼镜,一面说道:“你就是新来的编辑吗?”

我说是的。“你从前编过农业报吗?”“没有,”我说,“这是我初次的尝试。”“大概是这么回事。你对农业有过什么实际经验吗?”“没有,可以说是没有。”“一种直觉使我看出了这一点。”这位老先生把他的眼镜戴上,以严峻的神气从眼镜上面望着我说,同时他把那份报纸折成一个便于拿的样子。“我想把使我发生那种直觉的一段念给你听听,就是这篇社论。你听着,看这是不是你写的——萝卜不要用手摘,以免损害。最好是叫一个小孩子爬上去,把树摇一摇。”“喏,你觉得怎么样?——我看这真是你写的吧?”“觉得怎么样?啊,我觉得这很好呀。我觉得这很有道理。我相信单单在这个城市附近,每年就因为在萝卜半熟的时候去摘而糟蹋了无数担萝卜;假如大家叫小孩子爬上去摇萝卜树的话——”“摇你的祖奶奶!萝卜不是长在树上的呀!”“啊,不是那么长的,对不对?哎,谁说萝卜长在树上呢?我那句话是个比喻的说法,完全是比喻的说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我的意思是叫小孩子上去摇萝卜的藤呀。”

于是这位老人站起来,把他那份报纸撕得粉碎,还拿脚踩了一阵;他用手杖打破了几件东西,说我还不如一头牛知道得多,然后就走出去,砰的一声把门带上了。总而言之,他的举动使我觉得他大概有所不满。可是我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岔子,所以我对他也就无能为力了。

随后不久,又来了一个个子很高的死尸似的家伙,头上有几绺细长的头发垂到肩膀上,那满是坑坑洼洼的脸上长着密密麻麻的短胡子,大概有一个星期没有刮过。他一下子冲进门里,站着不动,手指按在嘴唇上,头和身子都弯下去,做出静听的姿势。他并没有听见什么声音,可仍在听。仍旧没有声音。然后他就把门锁上,小心翼翼地踮着脚尖向我走过来,走到他勉强可以和我交谈的地方就站住,以浓厚的兴趣把我的面孔仔细察看了一会之后,从怀中掏出一份折起来的我们的报纸,说道:“啊,是你写的吧。请你念给我听——快点!帮我解脱痛苦吧。我难受得很。”

我念出了下面的文章;当那些词句从我嘴里吐出来的时候,我看得出果然产生了解救的作用,看得出他那紧张的肌肉松弛下来,脸上的焦躁神情也消失了,安静和舒适的表情悄悄地掠过他的眉宇,就像慈祥的月光照在凄凉的景物上面一般:

瓜努是一种很好的鸟,可是饲养必须多加小心。由产地输入的时期不宜在六月以前或九月以后。冬天应该把它养在温暖的地方,好让它把小鸟孵出来。

我们今年谷物的收成显然会是很晚的。所以农人最好是在七月里开始把麦秸插上,同时将荞麦饼种下,而不宜迟到八月间才种。

再谈谈南瓜吧。这种浆果是新英格兰内地人最喜欢吃的,他们觉得拿它制果子饼比醋栗子强,同时也认为拿它喂牛比覆盆子好,因为它比较容易饱肚子,而且牛也爱吃。除了葫芦和一两种瓠瓜的变种而外,南瓜是柑橘科中唯一能在北方繁殖的蔬菜。但是把它和灌木一同种在前院里的那种老办法现在越来越不时兴了,因为一般人都认为靠南瓜树遮阳是一桩未见成效的事情。

现在暖和的天气快到了,公鹅已开始产卵——

这位兴奋的倾听者连忙向我跑过来,和我握手,他说:

好了,好了——

这就够了。现在我知道我并没有毛病,因为你念的正和我念的一样,一字一句都相符。可是,先生,今天早上我第一次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自己心里就想:虽然我那些朋友把我监视得很严,我可从来不相信自己疯了,可是这下子我相信我确实是疯了;于是我大吼一声,那声音几英里以外都可以听得见,随即我就动手杀人——

因为,你明白吧,我知道迟早会到这个地步,还不如趁早开始。我把你那篇文章当中的一段又念了一遍,为的是证明自己确实是疯了,然后我放火把自己的房子烧了。我动手干起来,已经把几个人打成了残废,另外还把一个家伙弄到树上,这样等我要干他的时候,还可以把他弄下来。可是我走过这儿的时候,觉得还是到里面来请教一下,把事情彻底弄清楚为好。现在确实是弄清楚了,我说刚才被我弄上树的那个小伙子真是运气好哩,要不然我回去的时候准会把他打死。再见吧,先生,再见;你给我心里卸去了一副重担。我的理智居然抵住了你的一篇农业文章对我的影响,现在我知道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能再使我的心理反常了。再见,先生。

这个人为了给他自己开心而把人家打成了残废,还放火烧了房子,颇使我有点于心不安,因为我不免感到自己间接地与这些举动有些关系。可是这种念头很快就被撵走,因为正式的编辑进来了!(我心里想道,你假如听从我的意见,到埃及去了的话,那我还可以有机会大干一番;可是你偏不到那儿去,现在就回来了。我本来就担心着你会这样哩。)

编辑先生显得很懊恼、惶惑和沮丧。

他巡视了一番那个老暴徒和那两个年轻的农民所捣毁的东西,然后说道:“这真是一桩很倒霉的事情——

非常倒霉的事情。胶水瓶子打破了,还有六块玻璃、一只痰盂和两个蜡烛台。可是最糟糕的还不是这个。报纸的名誉受到了损失——

恐怕是永久的损失哩。当然,这份报纸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过欢迎,也从来没有卖过这么多份数,从来没有出过这么大的风头;可是我们难道希望靠疯狂行为出名,希望靠神经病发展业务吗?朋友,我跟你说老实话,外面街上站满了人,还有许多人骑在栅栏上,大家都在等着要瞧你一眼,因为他们都认为你是个疯子。他们看了你写的那些文章之后,当然也就不免有那种想法。你那些大作真是新闻界的耻辱。唉,你怎么居然会异想天开,认为自己可以编这种报纸呢?你似乎连农业上的一点最起码的常识都没有嘛。你说到犁沟和犁耙,就把它们当成同一种东西;你还提到什么牛换羽毛的季节;还主张饲养臭鼬,因为它好玩,又最善于捉耗子!你说什么给蛤蜊奏乐就可以使它规规矩矩待着不动,真是废话——

地道的废话。什么也不会惊动蛤蜊呀,蛤蜊通常都是规规矩矩待着不动的。蛤蜊对音乐根本就丝毫不感兴趣。啊,天哪,朋友!即令你把专门学糊涂当作一生的学业,那你毕业的时候也不可能比现在得到更高的荣誉。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你说什么七叶果作为商品越来越受欢迎,这简直是有意要毁掉这份报纸。我叫你放弃这个职务,赶快滚蛋。我也不再要休假了——

休了假也不痛快。叫你在这儿代替我的职务,当然我就无法安心休假了。我会时时刻刻提心吊胆,不知你还要提出一些什么别的主张。我一想到你在‘园艺’这一栏里讨论养蚝场的问题,就禁不住冒火。现在我叫你滚。天大的事情也不能让我再去休一天假了。啊!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对农业一窍不通呢?

告诉你吧,你这玉米秆,你这白菜帮子,你这卷心菜崽子,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听到你这种无情无义的话哩。我告诉你吧,我干编辑这一行已经十四个年头了,这还是头一次听说当个编辑需要什么知识才行。你这萝卜头!请问你,是谁给那些第二流的报纸写剧评的?哈,还不是一些出了师的鞋匠和药剂师的学徒吗?他们对于演戏的知识并不见得比我的农业知识强呀。是谁在写书评呢?都是些从来没有著过书的人。是谁写那些关于财政的长篇大论?就是那些对财政恰好是一无所知的诸公。是谁在评论对印第安人的战争呢?就是那些连临阵的吼叫和林中的狗叫都辨别不清楚、从来没拿着印第安人的战斧飞奔猛冲的人,也就是没有从家里人的身上拔下箭来烧过营火的大官老爷们。是谁写文章呼吁戒酒、大声疾呼警告纵酒之害的呢?就是那些直到进了坟墓的时候嘴里才会不带酒气的人们。谁编农业刊物呢?就是你吗——

你这山药蛋?一般而论,都是些写诗碰了壁、写黄色小说又不成功、写街头剧本也不行、编本地新闻也失败了的人,他们最后才退守农业这一行,借此暂时免于进游民收容所。你居然来教训我,大言不惭地谈起办报的问题来了!先生,这一行我是从头到尾都精通了的,老实告诉你,一个人越是一无所知,他就越是有名气,薪金也就拿得越多。天知道,我如果不是受过教育,而是愚昧无知,不是这样小心翼翼,而是轻举妄动,那我很可以在这个冷酷自私的世界上成了名哩。我告辞了,先生。你既然这样对待我,我是十分情愿走的。可是我已经完成我的任务了,在你所容许的范围之内,我已经履行了合同。我说过我能够使你的报纸投合各阶层的脾胃——

这一点我做到了。我说过我能够使你的报纸销量增加到两万份;如果我能再编两个星期,那原是不成问题的。我本可以给你找到一个农业报纸所能得到的一批最好的读者——

其中一个农民也没有,无论哪一个,要了他的命也弄不清楚西瓜树和桃子藤的区别。我们这次的决裂,吃亏的是你,而不是我,你这大黄梗!再见吧。

于是我就离开了。张友松 译

竞选州长

几个月以前,我被提名为纽约州州长候选人,代表独立党参加竞选,对方是斯坦华特·L·伍福特先生和约翰·T·霍夫曼先生。我总觉得自己名声不错,同这两位先生相比,我有显著的优势。从报上很容易看出:如果说这两位先生也曾知道爱护名声的好处,那是过去的事情了,近年来他们显然已经把各种各样的无耻勾当看作家常便饭。当时,我虽然醉心于自己的长处,暗自得意,但是一想到我得让自己和这些人的名字混在一起到处传播,总有一股不安的混浊暗流在我愉快心情的深处“翻腾”。我心里越想越乱。后来我给我奶奶写了一封信,把这件事告诉她。她回信又快又干脆,她说:

你生平没有做过一桩亏心事——一桩也没有做过。你看看报纸——

看一看就会明白,伍福特和霍夫曼等先生是何等样人,看你愿不愿意把自己降低到他们的层次,跟他们一道竞选。

我正是这个想法!那天晚上我一夜没合眼。但是我毕竟不能打退堂鼓。我既然已经卷了进去,只好干下去。

我一边吃早饭,一边无精打采地翻阅报纸。我看到有这么一段消息,老实说,我从来没有这样惊慌过:伪证罪——1863年,在交趾支那的瓦卡瓦克,有三十四名证人证明马克·吐温先生犯有伪证罪,企图侵占一小片芭蕉地,那是当地一位穷寡妇和她的一群孤儿丧失亲人之后在凄惨的境遇中赖以活命的唯一资源。马克·吐温先生现在既然在众人面前出来竞选州长,是否可以请他讲讲此事的经过。吐温先生不论对自己或是对其要求投票选举他的伟大人民,都有责任把此事交代清楚。他愿意交代吗?

我当时惊愕得不得了!这样残酷无情的指控。我从来没有到过交趾支那!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瓦卡瓦克!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芭蕉地,就像我不知道什么是袋鼠一样!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都气疯了,却又毫无办法。那一天我什么也没干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早晨,这家报纸没说别的,只有这么一句:

值得注意——大家都会注意到:马克·吐温先生对交趾支那的伪证案保持缄默,似有苦衷。(备忘——在这场竞选运动中,这家报纸此后凡提到我必称“臭名昭著的伪证犯吐温”。)下一份是《新闻报》,登了这么一段:

急需查究——

吐温先生在蒙大拿州露营时,与他同一帐篷的伙伴经常丢失小东西,后来这些东西一件不少都在吐温先生身上或“箱子”(即他卷藏什物的报纸)里发现了。大家为他着想,不得不对他进行友好的告诫,在他身上涂满柏油,插上羽毛,叫他跨坐在横杆上,把他撵出去,并劝告他让出铺位,从此别再回来。这件小事是否请新州长候选人向急于要投他票的同胞们解释一下?他愿意解释吗?

难道还有比这种控告用心更加险恶的吗?我一辈子也没有到过蒙大拿州。(从此以后,这家报纸按例管我叫“蒙大拿小偷吐温”。)

于是,我拿起报纸总有点提心吊胆,好像你想睡觉,可是一拿起床毯,总是提心吊胆,生怕毯子下面有条蛇似的。有一天,我看到这么一段消息:

谎言已被揭穿!——

根据五点区的密凯尔·奥弗拉纳先生、华脱街的吉特·彭斯先生和约翰·艾伦先生三位的宣誓证书,现已证明马克·吐温先生曾恶毒声称我们尊贵的领袖约翰·T.霍夫曼的祖父系拦路抢劫被处绞刑一说,纯属卑劣无端之谎言,毫无事实根据。用毁谤故人、以谰言玷污其美名这种下流手段,来掠取政治上的成功,使有道德的人见了甚为痛心。我们一想到这一卑劣的谎言必然会使死者无辜的亲友蒙受极大悲痛时,恨不得鼓动起被伤害和被侮辱的公众,立即对诽谤者施行非法的报复。但是,我们不这样做,还是让他去承受良心谴责的痛苦吧。(不过,公众如果气得义愤填膺,盲目行动起来,竟对诽谤者加以人身伤害,显然陪审团不可能对肇事者判罪,法庭也不可能加以惩处。)

最后这句妙语大起作用,当天晚上“被伤害和被侮辱的公众”从前门冲进来,吓得我赶紧从床上爬起来,打后门溜走。他们义愤填膺,来的时候捣毁家具和门窗,走的时候把能抄走的财物统统抄走。然而,我可以把手按在《圣经》上起誓:我从来没有诽谤过霍夫曼州长的祖父。不仅如此,在那一天之前,我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他,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过他。(顺便提一下,刊登上述新闻的那家报纸此后总是称我为“盗尸犯吐温”。)

下一篇引起我注意的报上文章是这样写的:

好一个候选人——

马克·吐温先生原定于昨晚在独立党民众大会上做一次毁损对方的演说,却未按时到会。他的医生打来一个电报,说是他被一辆疯跑的马车撞倒,腿部两处负伤,极为痛苦,无法起身,以及一大堆诸如此类的废话。独立党的党员们硬着头皮想把这一拙劣的托词信以为真,假装不知道他们提名为候选人的这个放任无度的家伙未曾到会的真正原因。

昨天晚上,分明有一个人喝得酩酊大醉,歪歪斜斜地走进吐温先生下榻的旅馆。独立党人刻不容缓,有责任证明那个醉鬼并非马克·吐温本人。这下我们到底把他们抓住了。这一事件不容躲躲闪闪,避而不答。人民用雷鸣般的呼声要求回答:“那个人是谁?”

把我的名字果真与这个丢脸的嫌疑人联系在一起,一时叫我无法相信,绝对叫我无法相信。我已经有整整三年没有喝过啤酒、葡萄酒或任何一种酒了。(这家报纸第二天大胆地授予我“酗酒狂吐温先生”的称号,而且我明白它会忠诚无贰地永远这样称呼下去,但是,我当时看了竟无动于衷,现在想来,足见这种时势对我起了多大的影响。)

到那时候,我所收到的邮件中,匿名信占了重要的部分。一般是这样写的:

被你从你寓所门口一脚踢开的那个要饭的老婆子,现在怎么样了?包打听

还有这样写的:

你干的有些事,除我之外无人知晓,奉劝你掏出几元钱来孝敬老子,不然,咱们报上见。惹不起

大致是这类内容。读者如果想听,我可以不断引用下去,保你腻烦。

不久,共和党的主要报纸“宣判”我犯了巨额贿赂的罪行,民主党最主要的报纸把一桩极为严重的讹诈案件“栽”在我的头上。(这样我又多了两个头衔:“肮脏的贿赂犯”和“恶心的讹诈犯”。)

这时候舆论哗然,纷纷要我答复所有这些可怕的指控。我们党的报刊主编和领袖们都说,我如果再不说话,政治生命就要完蛋。好像为使他们的要求更为迫切似的,就在第二天,有一家报纸登了这么一段话:

注意这个人!——

独立党这位候选人至今默不作声。因为他不敢答复。对他的控告条条都有充分证据,并且被他满腹隐衷的沉默所一而再,再而三地证实,现在他永远翻不了案。独立党的党员们,看看你们这位候选人!看看这位臭名昭著的伪证犯!这位盗尸犯!好好看一看你们的这位酗酒狂的化身!你们的这位肮脏的贿赂犯!你们这位恶心的讹诈犯!你们好好看一看、想一想——

这个家伙犯下了这么可怕的罪行,得了这么一串倒霉的称号,而且一条也不敢张嘴否认,看你们愿不愿意把自己正当的选票去投给他!

我没有办法摆脱这个困境,只得深受委屈地着手“答复”一大堆毫无根据的指控和卑鄙下流的谎言。但是我始终没有做完这件事情,因为就在第二天,有一家报纸登出一个新的耸人听闻的案件,再一次恶意中伤,严厉地控告我因一家疯人院妨碍我家的人看风景,我就将这座疯人院烧掉,把里面的病人统统烧死。这叫我十分惊慌。接着又是一个控告,说我为吞占我叔父的财产不惜把他毒死,并且要求立即挖开坟墓验尸。这叫我神经都快错乱了。这一些还不够,竟有人控告我在负责育婴堂事务时雇用掉了牙的、年老昏庸的亲戚给育婴堂做饭。我都快吓晕了。最后,党派斗争的积怨对我的无耻迫害自然而然达到了高潮:有人教唆九个刚刚在学走路的小孩,包括各种不同的肤色,穿着各式各样的破烂衣服,冲到一次民众大会的讲台上来,抱住我的双腿,管我叫爸爸!

我放弃了竞选。我退出,我投降。我够不上纽约州州长竞选运动所需要的条件,所以,我递上退出竞选的声明,而且怀着怨恨、痛苦的心情签上我的名字:“你忠实的朋友,过去是好人,现在却成了臭名昭著的伪证犯、蒙大拿小偷、盗尸犯、酗酒狂、肮脏的贿赂犯和恶心的讹诈犯——马克·吐温。”董衡巽译

我给参议员当秘书的经历

现在我已经不是参议员老爷的私人秘书了。这个职位我稳稳当当地担任了两个月,而且是干得兴致勃勃的,但是后来我干的好事又找上门来——

这就是说,我的杰作从别处转回来,原形毕露了。我估量着最好是辞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还在清早的时候,我的东家叫我去,于是我给他最近所做的一次关于财政的精彩演说暗自添了一些不可捉摸的话进去之后,马上就去见他。他脸上有些可怕的表情。他的领带也没有打好,头发乱蓬蓬的,他的神情表现出阴云密布、雷霆将发的征兆。他手里紧紧地捏着一把信件,我知道那是可怕的太平洋铁路的邮件到了。他说:“我还以为你是值得信任的哩。”

我说:“是,先生。”

他说:“我把内华达州的一些选民写来的一封信交给你,他们要求在包尔温牧场设立一所邮局,我叫你写封回信,要尽量写得巧妙一点,给他们举出一些理由,使他们相信那地方还没有设立邮局的必要。”

我觉得安心一些了。“啊,要是你的意思不过是这样的话,先生,那我已经遵命照办了。”

是呀,你的确照办了。我把你的回信念给你听听,让你去惭愧惭愧吧:史密斯、琼斯及其他诸位先生:你们要求在包尔温牧场设一个邮局,这是开什么玩笑呢?这对你们是毫无益处的。假如有信寄到你们那里来,你们也看不懂,是不是?还有一点,如果有寄钱的信,要经过你们那里寄到别的地方去,那就难得安全通过,这想必是你们马上就明白的;结果就不免给我们大家都找些麻烦。算了吧,千万不要打算在你们那地方办邮局。我非常关心你们的利益,觉得这只是一种装饰门面的荒唐计划。你们所缺乏的是一所很好的监狱,明白吗——一所修得漂漂亮亮、结结实实的监狱和一所免费学校。这两种建设对你们是有长远利益的。这足以使你们感到真正的满意和快乐。我可以马上在国会提出该议案。参议员杰姆士·××敬启,马克·吐温代笔11月24日,于华盛顿“你就是这样答复那封信的。那些人说我要是再到那地方去,他们就要把我绞死;我也很相信他们一定会这么干。”“唉,先生,当初我可不知道这会闯什么祸。我不过是要说服他们罢了。”“啊!真是,你的确把他们说服了,我丝毫也不怀疑。你看,这儿还有另外一封宝贝信。我把内华达的几位先生寄来的一份请愿书交给你,他们请求我设法叫国会通过一个议案,批准内华达州的美以美主教会的职权范围;并且还要设法使他们明白,目前在他们那个新州里,宗教界人士力量还很薄弱,所以正式成立教会是否适当,颇成问题。你的回信是怎么写的呢?”

约翰·哈里法克斯牧师及其他诸位先生:

你们应该去找州议会解决你们那个投机事业——

关于宗教的问题,国会是不闻不问的。但是你们也不要忙着去找州议会;因为你们在那新设的州里打算做的这件事情是不适当的——

事实上,这简直是荒谬得很。你们那里信教的人实力太薄弱,无论在智能方面、道德方面、虔诚方面都不行——一切都差得远。你们最好放弃这个计划——

这是行不通的。你们办这种团体,并不能发行债券——

即令可以发行,那也会使你们经常为难。别的教派会攻击这桩事情,他们会‘压低行市’‘卖空头’,使你们的债券垮台。他们会像对付你们那里的银矿那样,采取同样的手段对付你们——

他们会想尽方法使大家都相信那是‘盲目的投机事业’。你们的计划足以把一种神圣事业弄得声名狼藉,这种事情你们是不应该做的。你们应该自觉惭愧——

这是我对你们的意见。你们的请愿书末尾是这样说的:‘我们一定永远祈祷。’我也认为你们要这样做才对——你们必须这么办。参议员杰姆士·××敬启,马克·吐温代笔11月24日,于华盛顿

这封聪明的信把我的选民当中的宗教界人士对我的好感完全断送了。可是我好像还怕我的政治生命毁得不够彻底似的,不知有一种什么倒霉的念头又使我把旧金山市参议会里那些威严的长老们递来的申请书交给你,让你试试你的笔墨——

这个申请书是要求国会制定法律,规定把旧金山市海滨地区的航运税划给他们那个市来收。我告诉你说,这个问题提到国会里去讨论是有危险性的。我叫你给那些市参议员写封含糊其词的回信——一封不着边际的信——

这封信里要极力避免对航运税的问题做认真考虑和讨论。你现在如果还有一点知觉的话——如果还知道羞耻——

那么我把你遵照我的吩咐写的这封回信念给你听听,应该可以使你惭愧的:可敬的市参议会诸位先生:大家敬爱的国父乔治·华盛顿早已逝世。他那长久的、光辉灿烂的一生已永远结束,令人不胜痛悼。他在我们这地方是大受敬仰的,可惜他死得太早,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悲哀。他是1799年12月14日去世的。他安静地离开了他一生的荣誉和取得伟大成就的场所,他是最受人哀悼的英雄,也是全世界被死神接去的最亲爱的人物。在这样的时候,你们却提出航运税的问题!——他遭的是什么运呀!名誉算什么!名誉不过是偶然之事而已。艾萨克·牛顿爵士发现了一只苹果掉在地下——这其实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发现,而且也是千百万人在他之前早已发现了的事情——但是他的父母是有势力的,于是他们就把那件小小的事情拼命吹嘘,把它说得了不起,结果全世界的人就老老实实地相信这种吹牛的话,于是几乎在一瞬间,那个人就成名了。好好地体会这种见解吧。诗歌,美妙的诗歌啊,世人所得你的好处有多大,叫谁来评定呀!“玛丽有一只小羔羊,它有一身雪白的毛——无论玛丽到什么地方去,它老是和她一道。”“杰克和吉尔往山上走去提一桶水下来;杰克跌了一跤滚下山,摔破了头顶,吉尔也跟着他滚下来。”这两首诗都写得很朴质,用字也很高雅,再则诗中没有猥亵的倾向,所以我认为都是很宝贵的珍品。它们适合于各色各样的人去领会,适合各种生活范围的人——合于田野,合于育婴室,合于商人的行会。尤其是参议会不能不欣赏这两首诗。可敬的老顽固先生们!请常通信吧。友谊的书信往来还是对人最有好处的。请再来信吧——如果你们这封申请书里特别提到了什么问题,务请再加说明,无须有所顾忌。我们绝不会嫌你们唠叨。参议员杰姆士·××敬启,马克·吐温代笔11月27日,于华盛顿“这封信真是糟糕透顶,简直是要命!神经病!”“唉,先生,这封信要是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我实在是非常抱歉——可是——可是我觉得这倒是避开了航运税的问题没有谈呀。”

避开了屁!啊!——

可是不管它吧。现在既然是要遭殃,就干脆让它来个彻底吧。干脆让它来个彻底——

让你这篇最后的杰作来收场吧,我马上就要念给你听。我简直完蛋了。我把从亨保德来的那封信交给你的时候,本来就有点担心。他们要求把印第安谷到莎士比亚山峡和中间各站的邮路照摩门老路做部分的修正。可是我跟你说过,这是个很伤脑筋的问题,我提醒过你,要灵活应付——

回信要说得含糊一点,让他们莫名其妙。可是你这要命的低能脑筋弄得你写了这么一封糟糕的回信。我看你要是还没有完全丧失羞耻心的话,简直要把耳朵堵起来才行:

柏金士、华格纳及其他诸位先生:

关于印第安路线的问题,是很伤脑筋的,但是如果以适当的灵活手腕和含糊态度来处理,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多少想出一些办法,因为在这条路线离开拉森草原的地方,去年冬天那两个勺尼族酋长“破落冤家”和“云的对手”就在附近被人剥掉头皮。有些人喜欢这条路线,但是另外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认为别的路线较好。而走摩门老路就要在早上三点钟由摩斯比镇出发,经过觉邦平地到布勒乔,再往下到壶把镇,大路由它右边经过,自然就把它丢在右边,然后又经过道生镇的左边,再往前走就到了汤玛浩克镇。这么走就可以使附近的旅客省点钱,也方便一点,还可以满足其他一些人所想到的一切愿望,因此也就是对最大多数人有最大的好处,所以我才有了信心,希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你们如果希望对这个问题获得进一步的了解,只要邮务部能将有关情况提供给我,我随时都准备答复你们,并乐于效劳。参议员杰姆士·××敬启,马克·吐温代笔11月30日,于华盛顿“你看——你觉得这封信写得怎么样?”“唉,我不知道,先生。这——唉,在我看来——这是很够含糊其词的。”“含糊——滚出去吧!我简直完蛋了。那些亨保德的野蛮人为了我叫他们大伤脑筋去看这么一封不近人情的回信,绝不会饶过我。我失掉了美以美会对我的尊敬,得罪了市参议会那些人——”“唉,这些我都无话可说,因为我给他们这两处写回信也许是写得不大得体,可是我对付包尔温牧场那些人,实在是对付得很聪明呀,将军!”“滚出去!滚出去!永远不要再回来了。”

我认为他这句话是一种隐隐约约的表示,叫我无须再给他帮忙,所以我就辞职了。以后我决计不再给参议员当私人秘书。这种人实在太难伺候了。他们什么也不懂。你费尽心思,他们也不知好歹。张友松 译

一个真实的故事——照我所听到的逐字逐句叙述的

那是个夏天的黄昏时候。我们坐在小山顶上一个农家门口的走廊上,瑞奇尔大娘在我们那一排下面,很恭敬地坐在台阶上——

因为她是我们的女仆,而且是黑人。她的身材高大而壮实;虽然是六十岁了,眼睛可并不模糊,气力也没有衰退。她是个欢欢喜喜、精神饱满的人,笑起来一点也不费劲,就和鸟儿叫那么自然。这时候又像平常天黑以后一样,她在“炮火”中了。这就是说,大家毫不留情地拿她开玩笑,她也就以此为乐。她动辄就发出一阵又一阵的爽朗的笑声,然后双手蒙住脸坐着,笑得不可开交,浑身抖动,简直喘不过气来,无法表达她的高兴。就在这种时候,我心里忽然起了一个念头,于是我说道:“瑞奇尔大娘,你怎么活了六十年,从来没什么苦恼呢?”

她停止了抖动,歇了一会,没有作声。她回过头来望着我说:“克先生,您当真这么说吗?”她的声音里连一点笑意都没有。

这使我大为吃惊;同时也使我的态度和谈话庄重了一些。我说:“哎,我以为……我是说,我觉得……哎,你简直不可能有过什么苦恼呀。我从来没听见你叹过气,也从来没见过你眼睛里不带着笑。”

现在她差不多完全转过脸来了,显出十足的一本正经的神情。

我是不是有过苦恼?克先生,我来跟您说,叫您自己去想吧。我是生在奴隶堆里的;当奴隶的滋味我全知道,因为我自己就当过奴隶。哎,先生,我的老汉——那就是我们当家的——

他对我很恩爱,脾气也好,就跟您对您自己的太太那么好。后来我们俩生了孩子——七个孩子——

我们俩很爱这些孩子,就跟您爱您的孩子一样。他们都是黑的,可是不管老天爷叫孩子们长得多么黑,他们的娘可照样爱他们,不肯把他们丢掉,不,随你拿全世界什么东西跟她换,她也不干。“唉,先生,我生长在弗吉尼亚那个老地方,可是我妈是在马里兰长大的;哎呀,谁要是惹了她,她可真厉害!好家伙!她就大吵大闹一场!她发起脾气来,就老是爱说一句话。她把身子站得挺直,两手攥着拳头插在腰上,说:‘我要叫你们知道,老娘不是生在平常人家,不能让你们这些杂种开玩笑!我是老蓝母鸡的小鸡,不含糊!’您知道吗,那就是马里兰生的人给他们自己的称呼,他们对这个很得意哩。哈,她就是那么说的。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因为她常说这句话,有一天我的小亨利把手腕子摔坏了,头也碰破了,刚刚碰着脑门子顶上,当时黑鬼们没有马上就跑过来招呼他,她又骂开了。他们一回嘴,她马上就站起来说:‘喂!’她说,‘我要叫你们这些黑鬼知道,老娘不是生在平常人家,不能让你们这些杂种开玩笑!我是老蓝母鸡的小鸡,不含糊!’她就把厨房收拾完了,自己给这孩子包扎上伤口。所以我让人家惹火了的时候,也说这句话。”“唉,后来我的老东家说她破产了,她只好把庄上的黑奴通通卖掉。我一听说他们要把我们通通送到里奇蒙去拍卖,啊,老天爷!我就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瑞奇尔大娘说得很起劲了,她就渐渐站起来,现在她高高地耸立在我们面前,星光衬托出她的黑影。

他们给我们套上链子,把我们放在一个看台上,就像这个台阶这么高——二十英尺左右——

大伙儿就围着台子在下面站着,一堆一堆的人。他们就上来,把我们浑身打量,拧我们的胳膊,叫我们站起来走动,完了他们就说,‘这个太老’,或是‘这个瘸了腿’,再不就是‘这个没多大用处’。后来他们就卖了我的老汉,把他带走了,他们又来卖我的孩子们,把他们也带走,我就哭起来;那个人就说:‘不许你哇啦哇啦地哭。’伸手就在我嘴上打了一巴掌。后来都卖完了,只剩下我的小亨利,我就拼命把他抱在怀里,抱得紧紧的,我就站起来说:‘你们要把他带走可不行!’我说:‘谁动一动他,我就要谁的命!’可是我的小亨利悄悄地说:‘我会逃跑,跑掉了我就去做工,给您赎身。’啊,老天爷保佑这孩子,他老是这么孝顺!可是他们拉着他——

他们拉着他,就是那些人干的;可是我揪住他们的衣服,撕破了好些地方,还拿我的链子打他们的脑袋,他们也揍了我一顿,可是我不在乎。

唉,我老汉就那么走了,还有我所有的孩子,七个孩子都走了——

有六个我一直到今天都没再看到一眼,算到上个复活节,已经是二十二年以前的事了。把我买到手的那个人是新百伦的,他就把我带到那儿去。唉,就这么一年又一年过去,后来打起仗来了。我的东家他是个南方军队里的上校,我是给他家烧饭的。所以北方的队伍把那个镇打下来之后,他们通通跑掉了,把我丢在那儿,和别的那些黑人都在那幢大得要命的房子里。所以那些北方队伍的大军官就搬进来住,他们问我愿不愿意给他们烧饭。‘天哪,那还有什么说的,’我说,‘我是干这行的呀。’“他们可不是那些芝麻大的小官儿,您知道,那都是些挺大挺大的军官;他们高兴叫那些小兵怎样就得怎样,真神气!那个将军他叫我当厨房的头儿;他说:‘谁要是来给你捣乱,你就干脆叫他滚蛋;你可别害怕。’他说:‘现在你是跟朋友们在一起了。’”“那么,我心里想,要是我的小亨利找到机会开了小差,那他一定就会上北方去。所以有一天我就跑到那些大官们待着的地方,大客厅里,我就给他们请了个安,就像这样,我就跑过去给他们谈到我的亨利,他们好好地听着我谈这些心事,就好像我也是白人一样;我又说:‘我来问问,是因为他要是跑掉了,到了北方,到了你们各位长官的地方,你们也许看见过他,那你们就可以告诉我,好让我把他找回来;他很小,左手腕子上和脑门子顶上都有个疤。’这下子他们就显得很难过;将军说:‘他们给他弄走有多久了?’我说:‘十三年了。’这下将军就说:‘他现在可不会再像那么小——他已经是个大人了!’”“我从前简直没想到过这个!我心里老想着他还是那么个小不点儿。从来没想到过他会长大,长成个大人。可是现在我明白了。那些长官谁也没碰见过他,所以他们也没法帮我的忙。可是那些年里,虽然我不知道,我的亨利却真是跑到北方去了,去了好些年好些年,还成了剃头匠,自己干活。后来打起仗来了,他马上就说:‘我剃头剃够了。’他说:‘我要去找妈妈,除非她死了。’所以他就卖掉他的行头,跑到招兵的地方去,给一个上校当听差的;这下子他就跟着部队到处打仗,好打听他的老妈妈;是呀,真的,他就一会儿伺候这个军官,一会儿伺候那个军官,一直把整个南方各地都找遍了;可是你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些。我怎么会知道呢?”“哎,有一天晚上,我们开了个士兵跳舞会,新百伦那儿当兵的常常开跳舞会,寻开心。他们就在我那厨房里开,不知开过多少次,因为那屋子很大。您听着,他们这么干,我可就不高兴;因为我那地方是伺候军官的,一有那些普通的丘八爷在我那厨房里乱蹦乱跳,就叫我着急。可是我老是不管他们,完了就收拾收拾,我就那么着;有时候他们惹得我生了气,我就叫他们给我打扫厨房,我跟您说吧,真不含糊!”

哎,有一天晚上——那是星期五晚上——

一下子来了一整排人,是从守卫这所房子的黑人卫队里调来的——这所房子是司令部,您知道——这下子我可劲头儿来了!高兴疯了吗?我简直是痛快极了!我兴头很大地转到这儿,转到那儿;我简直觉得浑身发痒,只想叫他们带着我跳起来。他们都在转来转去地跳舞!哎呀,他们玩得可真痛快!我也看着越来越高兴,越来越高兴!后来过了不大一会儿,有那么一个穿得很时髦的黑小伙子在屋子那边跳着跳着过来了,他搂着一个黄皮丫头跳;他们俩跳得直是转、直是转,真叫人看了像喝醉了酒那股劲儿;他们转到我身边的时候,他们就一会儿跷起这条腿跳,一会儿又跷起那条腿跳,还望着我那大红头巾直笑,跟我打趣,我就冒火说:“滚你妈的蛋吧!——”

杂种!’那年轻人的脸色猛地一下了有些变了,可是只过了一会儿,后来他又笑起来,跟原先一样。哎,就在这时候,来了几个奏乐的黑人,那是乐队里的,他们这些人老是非摆架子不可似的。那天晚上他们刚起头摆一下架子,我就跟他们捣蛋!他们笑了,这叫我更加冒火。别的黑人也大笑起来,这下子我心里实在忍不住,我可真生气了!我眼睛里简直冒出火来了!我就站得挺直,就像这样——跟我现在这样,差点儿碰着天花板——

我攥着拳头插在腰上,我说:‘喂!’我说:‘我要叫你们这些黑鬼知道,老娘不是生在平常人家,不能让你们这些杂种开玩笑!我是老蓝母鸡的小鸡,不含糊!’这时候我就看见那个年轻人站住了,他瞪着眼睛,动也不动,好像是望着天花板,有什么事忘掉了,想不起来的样子。哎,我就往他们黑鬼那边冲过去——就这样,像一个将军的神气——

他们就在我前面逃跑,滚到门外去了。这个年轻人出去的时候,我听见他跟另外一个黑人说,‘吉姆,’他说,‘你先走,请你告诉上尉,我大概要到早上八点钟才能回来;我心里有点事情,’他说,‘今晚上再也睡不着了。你先走,’他说,‘别管我吧。’

这时候大概是夜里一点钟。差不多七点的时候,我就起来给军官们做早饭。我在火炉前面弯下腰——就像这样,您的脚就算是火炉吧——我拿右手把火炉的门打开了——

就是这样,把它这么关上,就像我推您的脚一样——

我刚刚在手里端着一盘热面包,正要抬起头来,我就看见一个黑脸蛋伸到我的脸下面来了,一双眼睛往上盯住我的眼睛,就像我现在这样从底下望着您的脸一样;我就在那儿站着,一点也没动弹!一个劲儿仔细看了又看;我手里的盘子直发抖,猛地一下子我就明白了!盘子掉在地下,我就抓住他的左手,把他的袖子往上推——就是这么的,就像我推您的袖子一样——

我马上又抬头望着他的脑门子,把他的头发往上推,就像这样,哈,我说:‘孩子!你要不是我的亨利,手腕子上哪来的这条痕,脑门子上哪来那个疤呀?谢天谢地,我又见到我的亲人了!’“啊,没什么,克先生——我真是从来没什么苦恼。可也没什么欢喜事儿!”张友松 译

麦克威廉士夫妇对膜性喉炎的经验

本书作者在旅行途中偶尔遇到一位有趣的纽约绅士麦克威廉士先生,这篇故事是照他的口述写的。

啊,我离了本题,给你说了半天膜性喉炎这种可怕的不治之症在城里到处传染、把所有的母亲吓得要命的情形,现在再回到本题来谈吧。我叫我太太当心小皮奈罗比,我说:“亲爱的,我要是你,我就不让那孩子嚼那根松枝。”“亲爱的,那有什么害处呢?”她说,可是同时她却准备把那根松枝拿开——

因为女人们哪怕是听到分明非常有道理的意见,也非和你强辩不可——这是说结了婚的女人。

我回答说:“宝贝,谁都知道,松树是最没有营养的木头,小孩子最不宜吃。”

我老婆正要伸手去拿那根松枝,一听我这话却偏偏把手缩回来,放在膝盖上。她显然愤怒地抬起头来,说:“老伴,你不会这么糊涂。你明知不是那么回事。大夫们都说松木里的松脂精对背痛和肾脏都有好处呀。”“啊——原来是我弄错了。我不知道这孩子的肾脏和背脊骨出了毛病,我们的家庭医师主张用……”“谁说孩子的背脊骨和肾脏出了毛病?”“亲爱的,你的话里有这个意思呀。”“瞎说!我根本没有这个意思。”“啊,亲爱的,你说了还不到两分钟哩,你说……”“管我说的什么!你别管我是怎么说的。孩子嚼一嚼松枝根本没有妨碍,只要她高兴嚼,这你也很明白。偏要让她嚼。哼,怎么样!”“别说了,亲爱的。我现在明白你这番道理的说服力了,我今天马上就去买两三捆最好的松枝来。只要我活着,可不能叫我的孩子缺少……”“啊,请你快去办公吧,让我安静安静。人家随便说句什么话,你也非抬扛不可,老在那儿吵呀、吵呀、吵呀、吵着吵着,你简直就不知你说的是什么,你老是这样。”“好吧,就算你说得对。可是你最后那句话不大合逻辑,你说……”

但是还没有等我说完,她一转身就走开了,把孩子也带了去。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她脸色发白地望着我说:“啊,莫第摩,又是一个!小乔吉·戈登又染上了。”“膜性喉炎吗?”“膜性喉炎。”“他还有希望吗?”“绝对没救了。啊,我们怎么得了呀!”

过了一会儿,一个保姆领着我们的皮奈罗比来道晚安,并且伏在母亲怀里照例做祷告。正说到“现在我就去躺下来睡觉”,她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我的老婆把身子往后一靠,好像突然得了死症的人那样。可是她马上就站起来,手忙脚乱地干着一些由恐惧引起的事情。

她吩咐把孩子的小床从育儿室里搬到我们寝室里来;她亲自跑去监督着执行这道命令。当然她是把我带着去的。我们很快就把一切安排好了。在我老婆的梳妆室里给保姆搭了一张临时铺。可是这下子她又说我们离另外那个孩子太远了,万一他在夜里也有什么要发病的情形怎么办呢?——于是她脸色又发白了,真可怜。

然后我们又把小孩的床和保姆搬回育儿室里去,在靠近的房间里给我们自己搭了一张床。

可是我太太马上又说,万一小娃娃又染上皮奈罗比的病怎么办?这个念头又使她心里添了一种新的恐慌,于是我们大家一齐动手把孩子的小床从育儿室里再搬出来,也嫌不够迅速,不能叫我老婆满意,虽然她还亲自帮忙,而且在她急得要命的动作中,几乎把那小床扯得粉碎。

我们搬到楼下来;可是那儿没有地方安顿保姆,而我太太又说保姆的经验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所以我们又往回搬,连捆带包,再搬到我们自己的寝室里;我们觉得很高兴,就像遭过风吹雨打的鸟儿找到了它们的窠那样。

我太太又赶快跑到育儿室里去,看看那儿的情形怎样。她一会儿就回来了,心里又起了一种新的恐惧。她说:“娃娃怎么会睡得这么酣呢?”

我说:“噢,亲爱的,娃娃向来是睡得像个雕像似的。”“我知道,我知道;可是现在他睡着的神气有点特别。好像是……好像……他好像是呼吸得太正常了。啊,这可有些可怕。”“可是,亲爱的,他向来呼吸得很正常呀。”“啊,我知道,可是现在的情形却有些可怕。他的保姆太年轻,经验不够。叫玛丽亚去和她在一起才行,出了什么事她就好随时帮忙。”“这个主意倒不错,可是谁帮你的忙呢?”“我有什么事都可以叫你帮忙。像现在这种时候,反正我不会叫别人干什么,全得我自己来。”

我说我躺到床上去睡觉,让她一人守着病人熬一整夜,未免过意不去。可是她终于使我顺从了。所以年老的玛丽亚就走了,她回到育儿室她的老地方去了。

皮奈罗比睡着之后咳嗽了两次。“啊,大夫究竟为什么不来!莫第摩,这屋子里太热了。这屋子里一定是太热了。把火炉的风门关上吧——快着!”

我把它关上了,同时看看寒暑表,心里只是纳闷,不知七十度对于一个有病的孩子怎么会太暖。

马车夫这时候从城里回来了,他带来的消息是我们的医生病了,躺在床上起不来。我太太用阴沉的眼色望着我,用阴沉的声调说:“这真是天意如此。真是命中注定了。他从来没有病过。从来没有。莫第摩,我们的生活过得很不得法。我一次又一次告诉过你。现在你看到结果怎样了吧。我们的孩子绝不会好了。你要是能够原谅你自己,那就算你有福气;我可绝不能原谅我自己。”

我说我不明白我们过的生活竟至是那么胡闹,这句话并不是故意说来叫她过不去,可是措辞确实太欠考虑。“莫第摩!你难道要叫娃娃也遭到报应吗!”

于是她哭起来了,可是忽然又喊道:“大夫一定给了点药带来吧!”

我说:“当然。在这儿。我光等着你给我一个说话的机会哩。”“好吧,快拿来给我!你不知道现在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吗?可是他既然知道这个病没法儿治,那又拿些药来干什么?”

我说只要有命,就有希望。“希望!莫第摩,你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梦话,真不比一个没出娘胎的孩子强。你要是——唉,活见鬼,药瓶上写着每一小时服一茶匙!每小时服一次!——好像是我们还有一整年的工夫来挽救这孩子哩!莫第摩,请你赶快!给这快死的小家伙一汤匙,千万要快!”“唉,亲爱的,一汤匙恐怕会……”

别把我急疯了吧!……唉,唉,唉,亲爱的,我的好人;这是很讨厌的苦药,可是对奈莉有好处——

能治妈妈的宝贝孩子的病;她吃了就会好的。好了,好了,好了,把她的小脑袋放在妈妈怀里,快去睡觉,过一会儿……啊,我知道她活不到明天早上!莫第摩,每隔半小时吃一汤匙,那就……啊,这孩子还需要吃点莨菪;我知道她应该吃——

还有附子。拿来吧,莫第摩。你让我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你对这些东西都一点也不懂。

这下子我们就上床去睡觉,把孩子的小床靠着我老婆的枕头放着。这乱糟糟的一阵简直弄得我筋疲力尽了,两分钟之内,我就迷迷糊糊超过了半睡的程度。我太太又把我叫醒:“亲爱的,火炉的风门打开了吗?”“没有。”“我早料到了。请你马上把它打开。这屋子里太冷。”

我把它打开,马上又睡着了。可是我又被叫醒过来:“亲爱的,你把小床搬到靠你那边行不行?那儿离风门近一点。”

我把它搬了过来,可是和地毯碰了一下,把孩子惊醒了。我又迷迷糊糊睡着了,我老婆把受罪的孩子哄住。可是只过了一会儿,我又在云里雾里的非常困倦之中隐隐约约地听到这么一句话:“莫第摩,我们要是有点儿鹅脂油才好哩——你按下铃好吗?”

我半睡半醒地爬起来,一下子踩着一只猫,它哇的一声提出抗议,我一脚踢去,想教训它一下,可是一把椅子替它受了委屈。“喂,莫第摩,你为什么拧开煤气灯,又要把孩子弄醒呢?”“因为我要看看我的脚伤得怎么样,卡罗琳。”“唉,你也看看那把椅子吧——我相信它一定让你踢坏了。可怜的猫儿,要是你……”“我可完全不打算替猫儿设想。要是让玛丽亚留在这儿,干这些事情,那根本就不会出这种岔子;她干这些事才在行,本不该轮到我头上。”“唉,莫第摩,我觉得你说这种话未免太难为情。在这种倒霉的时候,我叫你做几桩小小的事情,你居然还觉得不应该,那真是不像话;你看我们的孩子……”“好了,好了,随便你叫我干什么我都干。可是我不能按铃把人家吵醒。他们都睡觉了。鹅脂油在哪儿?”“在育儿室的壁炉架上。你上那儿去给玛丽亚说一声……”

我把鹅脂油拿来,又睡着了。可是我又一次被叫醒:“莫第摩,我实在不愿意再打搅你,可是屋子里还是太冷,我不能给孩子敷这东西。你把壁炉点着行不行?什么都准备好了的,只要点一根火柴就行了。”

我精疲力竭地爬起来把壁炉点着,然后坐下来,心里颇不痛快。“莫第摩,可别坐在那儿,着了凉可是要命。快上床来吧。”

我正往床边走,她又说:“可是等一会儿。请你再给孩子吃点药吧。”

我照办了。这种药叫孩子吃了精神多少有些旺盛;所以我老婆就趁着她醒的时候把她脱光衣服,给她浑身涂上鹅油。我不久又睡着了,可是又一次不得不起来。“莫第摩,我觉得有风。我确实觉得,的确是有风。这种病一着风,可是最糟糕不过。请你把小床搬到壁炉前面吧。”

我照办了;结果又碰了地毯,我就干脆把它丢到火里。我太太连忙从床上爬起来,抢救了地毯,还和我拌了几句嘴。我又获得了一个极短时间的睡眠,然后又奉命起来,弄了一服亚麻子敷药。这服敷药敷在孩子的胸前,让它在那儿担任治疗的职务。

木头生的火是不经久的。我每过二十分钟就要起来添木柴,这就使我太太有了机会,把喂药的时间缩短十分钟,她对这点感到非常满意。有时候我还要把亚麻子敷药重新弄一下,再弄些芥子泥之类的药膏在孩子身上找出没有敷药的空地方给她敷上。唉,快到天亮的时候,木柴用完了,我老婆就叫我下楼到地窖里去再取一些上来。我说:“亲爱的,这是件很吃力的事情,而且孩子加了些衣服,一定也够暖和了。你看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她加上一层敷药,再……”

我没有说完,因为我的话被打断了。我花了一些时间,费了老大的劲从下面搬木柴上来,然后又上床躺下,打起鼾来,这是只有一个气力用尽了和精神疲乏到极点的人才有的现象。天刚刚大亮的时候,我觉得有人在我肩膀上捏了一下,这使我突然神志清醒了。我老婆瞪着眼睛望着我直喘气。等她能开口说话的时候,她马上就说:“一切都完蛋了!完蛋了!孩子在出汗!怎么办呀?”“哎呀,你简直把我吓坏了!我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也许我们可以把她身上的药膏子刮掉,再把她放到挡风的地方——”“啊,白痴!一分钟也不能再耽误了!快去请大夫来。你亲自去。告诉他非来不可,不管死活。”

我把那可怜的大夫从床上拽下来,和他一同来了。他看看那孩子,说她不会死。这使我高兴得无法形容,可是我老婆简直气疯了,好像是大夫侮辱了她似的。然后大夫说孩子的咳嗽不过是嗓子里有点儿痒或是什么不舒服引起的。我觉得我老婆一听这话,就想撵他出去。可是大夫说他要弄得孩子咳凶一点,好把那毛病咳出来。所以他就给她吃了一点什么药,结果她就大咳特咳了一阵,一会儿就咳出了一小块木屑样的东西。“这孩子并没有害膜性喉炎,”他说,“她是拿一小块松木板或是这类东西在嘴里嚼,弄了点碎片在嗓子里。这不会对她有什么妨碍的。”“是呀,”我说,“我很相信你这话。其实那里面所含的松脂精对于孩子们特别爱害的病还很有好处哩。让我太太给你说明一下吧。”

可是她并没有作声。她露出轻蔑的神情转过身去,随即离开了那个房间;从此以后,我们的生活中就有了一段我们永远都不提起的插曲。于是我们的日子就在深沉和相安无事的平静气氛中一天一天很顺利地过去了。张友松 译

爱德华·密尔士和乔治·本顿的故事

这两个人原是关系很疏远的——

大约是隔着七房的表兄弟,或是诸如此类的亲戚。他们还在襁褓中就成了孤儿,由布朗特夫妇收养下来;夫妇俩是没有儿女的,很快就对这两个娃娃产生了好感。布朗特夫妇常常说:“只要你们纯洁、诚实、冷静、勤勉、多替别人着想,一生的成功就有把握。”这句话这两个孩子已经听过好几千次了——

在他们明白它的意义之前。他们还不会做祷告的时候,就能默诵这句话;育婴室的门顶上用油漆写上了这句话,他们首先学会念的就是这些字。这句话注定要成为爱德华·密尔士一生的坚定不移的信条。有时候布朗特夫妇把词句稍微改变一下,说:“只要你们纯洁、诚实、冷静、勤勉、体谅别人,那就绝不会缺少朋友。”

密尔士这孩子对他身边所有的人都是一种安慰。他要吃糖而没有人给他的时候,他肯听大人讲的道理,没有糖也就心满意足。可是本顿要吃糖的话,就哭个不停,非等要到了糖决不甘休。密尔士很爱护他的玩具;本顿却老是很快就把玩具毁坏了,然后吵吵闹闹,闹个没完,弄得大家很伤脑筋,大人为了息事宁人,只好哄着小爱德华把自己的玩具让给乔治。

这两个孩子稍稍长大一点的时候,乔吉(乔治的昵称)就在这一方面成了一个很重的负担:他对他的衣服很不爱惜,因此他常常穿着新衣服,打扮得漂漂亮亮,而爱迪(爱德华的昵称)却没有这份福气。两个孩子飞快地长大了。爱迪越来越给人以安慰,乔吉越来越叫人担心。每逢爱迪有所要求,只要对他说一声“我看你还是不去为好”就行了——

这是指游泳、溜冰、野餐、摘浆果、看马戏,以及孩子们所喜欢的种种事情。可是乔吉却随你怎么说也不依,对他的欲望必须迁就才行,否则他就硬干起来。所以当然就没有哪个孩子比他得到更多的机会去游泳、溜冰、摘浆果,或是干其他的事情;谁也没有他玩得痛快。夏季的晚上,布朗特夫妇不许孩子们在九点钟以后在外面玩,一到九点就安排他们去睡觉;爱迪老老实实地睡下去,可是乔吉照例在快到十点钟的时候由窗户里溜出去,一直玩耍到半夜。要想改变乔吉这个坏习惯,似乎是不可能的,可是布朗特夫妇终于设法拿苹果和石弹笼络他,叫他留在屋里。善良的布朗特夫妇枉费心机地花费他们全部的时间和精力,企图约束乔吉;他们含着感激的眼泪说,爱迪无须他们操心,因为他非常规矩,非常懂事,各方面都没有缺点。

这两个孩子不久就到了做事的年龄,于是他们都被送去学手艺:爱德华自愿地去了;乔治却是经过哄劝和许以好处才去的。爱德华勤勉而忠实地工作,从此就不再是布朗特夫妇的负担了;他们很称赞他,他的老板也夸奖他。可是乔治却偷偷地跑掉,布朗特先生花了钱又费了神才把他找到,叫他回来。不久他又偷偷跑了——又花了一些钱,费了一些神。第三次他又逃掉了——并且是偷了几件小东西带着跑的。这又给布朗特先生找了些麻烦,叫他花了些钱;而且他还费了很大的劲才说服老板,叫他对这个年轻人的偷窃行为不予惩罚。

爱德华一直很稳重地干下去,后来他终于和他的业师合伙经营那个生意。乔治却没有起色,他老让那两位年老的恩人慈爱的心中充满烦恼,老让他们手头不得闲空,不得不千方百计地设法防止他遭到毁灭。爱德华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便热心参加主日学校、辩论会、教会募捐等等活动,以及戒烟团体、反对渎神的团体和诸如此类的事情;成人之后,他是教堂和戒酒会里一个沉默寡言而又踏实可靠的帮手,对一切以扶助别人为目的的活动都尽力赞助。这些并没有使人传为美谈,也不曾引起大家注意——因为那是他的“天生的癖性”。

后来两位老人终于死了。遗嘱里声明他们对爱德华从内心感到自豪,同时把他们的一份小小的财产留给乔治——

因为他“有此需要”;而爱德华却“由于得天独厚”,并不需要这种照顾。财产留给乔治是有条件的:他必须拿这笔钱把爱德华的合伙人那份生意顶过来,否则就要把财产捐给一个叫作囚犯之友社的慈善机构。两位老人还留下了一封遗书,要求他们的亲爱的儿子爱德华代替他们关照乔治,并且像他们在世时那样帮助他、保护他。

爱德华很孝敬地顺从了,乔治就和他合伙做生意。他不是一个得力的合伙人:他早已染上了喝酒的习惯,现在他很快就变成了一个醉鬼,他的皮肤和眼睛都表现出这个令人不愉快的事实。爱德华向一个可爱的、好心肠的姑娘求爱,已经有一些时候了。他们俩相亲相爱,而且……可是就在这时候,乔治苦苦哀求地开始追求她,后来她终于哭哭啼啼跑去找爱德华,说她当前的崇高而神圣的义务是很明显的——

她切不可让她自己的私欲妨碍这种义务:她必须嫁给“可怜的乔治”,并且“帮助他改过自新”。这是足以使她心碎的,她明知如此,等等;然而义务究竟是义务。于是她和乔治结了婚,爱德华的心几乎碎了,她自己也是一样。可是爱德华恢复了常态,娶了另一个姑娘——她也是很了不起的。

两家都有了孩子。玛丽老老实实地尽力帮助她的丈夫改邪归正,可是她所承包的工程太大了。乔治继续好酒贪杯,后来他渐渐忍心虐待起她和孩子们来。有许多好心人都帮着乔治——

事实上他们经常都在这上面下功夫——

可是他却若无其事地把他们的苦心当成自己应得的照应和人家应尽的义务,而并不矫正他的行为。他不久又添了一种恶习——

偷偷地去赌博。他负债很多,到处借钱都以商号的信用做担保,而且做得非常诡秘。他一直这么干了很久,都隐瞒得很好,直到后来有一天早上,执法官跑来没收了这个铺子,于是这兄弟俩就一贫如洗了。

现在生活艰难了,而且越来越艰难。爱德华把家搬到一个顶楼上,整天到街上乱跑,想找工作,他苦苦地寻求,可是实在找不到机会。他发现自己的面孔很快就不受欢迎了,颇为吃惊;他发现人家一向对他的关怀很快地减退和消失了,心里又是惊奇,又是难过。不过他还是非找到工作不可,所以他就忍气吞声,拼命地继续找门路。最后他找到了一个用木斗子往梯子上搬砖头的工作,这也使他谢天谢地;可是从此以后,大家都把他当成陌生人了,也没有人关心他。他没有力量给他所属的各种道德团体缴纳会费,眼看着自己遭到取消会员资格的耻辱,也只好忍受那剧烈的创痛。

然而爱德华越是迅速地被大家所遗忘和漠视,乔治却越是迅速地得到重视和关怀。有一天早晨,人家发现他躺在阴沟里,衣衫褴褛,醉得人事不省。一位妇女戒酒救济会的会员把他捞出来,并且还负责照应他,给他募了一笔款,叫他戒了一星期的酒,还替他找了一个职业。报纸上还发表了这一经过。

这样一来,就使得大家对这个可怜的人大为关心,有许多人都来找他,以他们的扶持和鼓励,帮助他戒除恶习。他整整两个月滴酒不沾,在这个期间里,他是好心的人们的宝贝。然后他又倒下了——

倒在阴沟里;于是大家都为他难受得叹息。可是慷慨好义的姊妹们又拯救了他。她们把他洗得干干净净,给他东西吃,倾听他那悔恨交加、凄婉动人的声调,而且又给他找到了职业。这个消息也在报上发表了,全城的人都为了这位被酒杯蛊惑而力求解脱的可怜的犯戒者再度走上正路而大洒欢欣的泪。大家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戒酒奋兴会,在几篇令人兴奋的演说完结之后,主席以动人的语调说道:“现在我们就要请戒酒的朋友们签字保证了,我想马上就会有一种动人的情景,叫在座的诸位当中很少人能够看了不掉眼泪。”经过一阵意味深长的沉寂之后,乔治·本顿就由戒酒救济会的一队系着红腰带的妇女伴送着走上讲台,在保证书上签了名。空中响着雷鸣般的掌声,人们都欢喜得掉泪了。散会之后,人人都和这位新戒酒的人物握手;第二天他的薪金就提高了。他成了全城的话题,也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一切经过又在报上发表了。

乔治·本顿照例每隔三个月犯戒一次,可是每次都有人忠心耿耿地把他挽救过来,对他下一番功夫,而且还给他谋到很好的职位。后来他被领到全国各地去,以一个戒了酒的醉汉的资格到处讲演;他获得了很多的听众,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

他在家乡很孚人望,而且很有信用——在他不喝酒的时候——

因此他居然能够盗用一位重要公民的名义从银行里提到一笔巨款。大家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以求使他免于承担这次冒名提款的后果,而且部分地成功了——

他只被“拘留”了两年。在一年期满时,那些乐善好施者的不倦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最后的成功,于是他口袋里带着免罪证从监狱里出来。这时候囚犯之友社特地在门口迎接他,还给他找好了差事,薪金颇为优厚。其他一切乐善好施的人也来了,大家都对他进行忠告,并给他鼓励和帮助。爱德华·密尔士曾经有一次在穷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到囚犯之友社去申请介绍职业,可是人家一问:“你当过囚犯吗?”马上就把他打发了。

当这一切正在进行的期间,爱德华·密尔士一直在不声不响地与逆境奋斗。他还是很穷,不过他是一家银行里的一个受人尊重和信任的出纳员,薪金收入很牢靠,也还够用。乔治·本顿从不和他接近,也从来没有人听见他打听过爱德华的消息。后来乔治动辄就离开这个城市,很久不回来;于是就有关于他在干坏事的谣言,可是并无确实的根据。

一个冬天的晚上,有几个蒙面的强盗闯入那个银行,恰好只有爱德华·密尔士一人在里面。他们叫他说出开暗锁的方法,好让他们打开保险柜。他不肯说,他们就威胁他,要他的命。他说东家信任他,他不能背叛这种信任。如果非叫他死不可,他尽可以死,可是他一日活着,就一日要忠于主人;所以他始终不肯说出保险柜的暗锁的开法,结果强盗们就把他打死了。

侦探抓住了罪犯,为首的原来就是乔治·本顿。死者的孤儿寡妇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全国所有的报纸一致要求全国所有的银行凑集一笔豪爽的捐款,接济失去了经济来源的死者家属,借此表示它们对这位被害的出纳员的忠诚和英勇的表扬。结果募得一大堆硬币,总数居然有五百元之多——

全国的银行平均每家将近捐了一分钱的八分之三。出纳员自己那家银行极力设法证明(可是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这位无与伦比的忠仆账目不清,说他是自己用大头棒敲破了脑袋自杀的,以图逃避查账和处罚——这就是它表示感谢的方式。

乔治·本顿被传受审。于是人人都似乎忘记了死者的孤儿寡妇,只顾替可怜的乔治担心。大家千方百计地营救他,凡是金钱和权势所能做的都做到了,可是完全无效;他被判了死刑。马上州长就被减刑或免刑的请求所包围了;呈递请愿书的有眼泪汪汪的少女,有悲伤的老姑娘,有动人哀怜的寡妇代表团,有一群一群的令人感动的孤儿。可是不行,州长这一回始终不肯让步。

乔治·本顿在狱中信奉了宗教。这个喜讯立即遍传各处。从此以后,他的牢房里就经常挤满了姑娘们和妇女们,还有许多鲜花;一天到晚老有人祷告、唱圣歌、做谢恩祈祷、讲道、哭泣,从不中断,只有调换人的时候才偶尔有五分钟暂时的间歇。

这套把戏一直继续到犯人上绞架的时候,于是乔治·本顿戴着黑帽子,在当地最慈祥、最善良的一群恸哭的观众面前得意扬扬地回了老家。在好长一段时间内,他的坟上天天都有鲜花,墓石上刻着这样一句碑文:“毕生奋斗,终获成功”。碑文上面还刻了一只向上指着的手。

那位勇敢的出纳员的墓石上刻的碑文是这样的:“只要你纯洁、诚实、冷静、勤勉、体谅别人,你就永远也不会……”

不知是谁叫那碑文就此打住的,可是反正有人吩咐过要这么办。

据说现在那位出纳员的家属处境非常困窘,可是那没有关系;有些识好歹的人不愿意叫他那种勇敢和忠诚的行为默默无闻,已经募集了四万两千元——用来建造一座纪念他的教堂。张友松 译

麦克威廉士太太和闪电

是呀,先生——麦克威廉士先生继续说,因为这并不是他的谈话的起点——

对闪电的恐惧心理是一个人所能遭到的最恼人的毛病之一。这种心理多半是限于女人;可是,偶尔有时候你会发现小狗也有这种毛病,有时候男人家也有。这是个特别恼人的毛病,因为它把一个人的勇气完全吓跑了,别的恐惧心理都没有这么厉害,这个毛病是不可理喻的,你想从一个人身上把它抹掉也办不到。一个碰到魔鬼——或是老鼠——

都不害怕的女人,在闪电面前她就沉不住气,吓得魂不附体了。她的恐怖真叫人看着怪可怜哩。

噢,我刚才说过,我惊醒过来,耳朵里只听见那一阵令人窒息的、不知哪儿发出来的“莫第摩!莫第摩!”的哭喊声;我稍微定定神,马上就在暗中摸索着走过去,随后说道:“伊凡吉琳,是你在那儿叫吗?怎么回事?你在哪儿?”“藏在鞋柜里哪。外面大风大雨那么凶,你居然躺在那儿,睡得那么酣,也该知道害羞呀。”“唉,一个人睡着了,哪儿还会害羞?这真是不近情理:一个人睡着了的时候,他是不会害羞的,伊凡吉琳。”“你连试一试都不干,莫第摩——你自己明白,你是向来不肯试一试的。”

我听到了闷住的哭声。

这个声音把我说到嘴边的刻薄话一下子打断了,我把它改为——“对不起,亲爱的——实在抱歉之至。我并不是有意那么做的。回来吧,我们好……”“莫第摩!”“天哪!怎么回事,亲爱的?”“难道说你还在那床上吗?”“噢,当然喽。”“立刻下来吧。我看你要对你的性命稍加小心才行,为了我,为了孩子们,哪怕你不为你自己着想。”“可是,亲爱的——”“别跟我说话,莫第摩。你也知道,像这么大的雷雨,随便什么地方也没有床上那么危险——所有的书上都这么说;可是你偏要躺在那儿,一心要把你的命丢掉——天知道这是居心何在,除非是为了要把你那套道理搬出来吵、吵、吵——”“可是,活见鬼,伊凡吉琳,我现在已经不在床上了。我……”(这句话忽然被一道闪电打断了,随后就是我太太吓得要命的小声尖叫和一声可怕的响雷。)“哎呀!你看这就是报应。啊,莫第摩,你嘴里怎么这么不干不净,居然在这种时候咒骂起来?”“我并没有咒骂,而且无论如何那也不是什么咒骂惹来的。哪怕我一声不响,它也是照样要来的;你也很清楚,伊凡吉琳——至少你应该知道——空气中充满了电的时候,那就……”“啊,是呀;那么你去说你那套道理吧,说,说!——你明知房顶上没有装避雷针,你的可怜的老婆和孩子们都完全在听天由命,可是你偏要这么满不在乎,真不知你是居心何在。你在干什么?在这种时候擦火柴!你简直疯透顶了吗?”“岂有此理,你这婆娘,那有什么关系?这地方黑得就像邪教徒的肚子里面一样,而且……”“快把它吹灭吧!马上吹灭它!你是不是打定了主意要把我们通通牺牲掉?你明知什么东西都不像火光那么能够招来雷电。(咝!——哗啦!砰——砰——砰——砰!)啊,你听!现在你该明白你闯了多大祸呀!”

不,我不明白我闯了什么祸。据我所知,火柴是可以吸引电光的,可是它绝不可能产生电光——

我愿意打赌。况且这次就算是吸引来了,也毫无影响;因为那一阵雷假定是对准了我这根火柴过来的,那它的瞄准的本领也不高明——我敢说,一百万次里也许一次都打不中。要是在多利蒙的话,像这样瞄准的本领……“不要脸,莫第摩!我们在这儿简直就是站在死神面前,可是在这种严峻的时刻,你居然有本事说出这样的话。要是你不打算……莫第摩!”“怎么?”“你今晚做过祷告吗?”“我……我……本打算祷告,可是我后来想要算出十二乘十三是多少,所以就……”(咝!——砰——砰——砰——哗啦啦——轰隆!)“啊,我们完蛋了,无法挽救了!在这种时候,你怎么居然忘了这桩事情呢?”“可是原先并不是‘这种时候’呀。天上连一点儿云都没有。我怎么会知道这么一点儿大意就会惹得老天爷这么大发雷霆呢?而且我觉得你明知我很少有这种疏忽,偏要这么大惊小怪,实在没有多大道理;自从四年前我招来那次地震之后,我一直没有忘记祷告哩。”“莫第摩,你怎么这么说!你忘了那次黄热病了吗?”“亲爱的,你老爱把那次黄热病栽到我头上,我觉得那是完全不近情理的。你哪怕是打个电报到孟斐斯那么远的地方去,也得转站才行,那么我在祷告这方面的一点小小的疏忽怎么会影响那么远呢?我承认地震是我惹来的,因为那是在附近一带的事情;可是要我的命我也不能担当每一桩该死的……”(咝!——砰——砰!砰——哗啦啦!)“啊,哎呀,哎呀,哎呀!我准知道这一下打中了什么东西,莫第摩。我们绝不能活到明天天亮了;我们死了以后,你应该记住你说的那些不干不净的话,要是这对你有好处的话——莫第摩!”“啊!又是怎么回事?”“你的声音好像是……莫第摩,你当真是站在敞开的壁炉那儿吗?”“我正是犯的这个罪。”“立刻离开那儿!你的确好像是打定了主意要把我们通通毁掉。你难道不知道敞开的烟囱是传电最厉害的吗?现在你又跑到哪儿去了?”“我站在窗户这儿。”“啊,请你积德!你发神经病了吗?赶快离开那儿,马上走!连抱在怀里的小娃娃也知道有雷雨的时候站在窗户跟前是危险得要命的。哎,哎,我知道我绝不能活到天亮了!莫第摩!”“唉。”“是什么东西在那儿沙沙地响?”“是我。”“你在于什么?”“在找我的裤腰哪。”“快着!把那东西丢掉!我知道你会故意在这种时候偏要把这种衣服穿上;可是你分明知道,所有的大学者都说毛料是吸引雷电的。啊,天哪,天哪,难道一个人不得不遭受天灾还不够,你还偏要想方设法增加这种危险!啊,别唱吧!你在想些什么?”“那有什么关系呢?”“莫第摩,我要是跟你说过,那就说过一百遍了:唱歌引起空气的震动,空气的震动妨碍电流的流动,结果就……你把那扇门打开究竟是要干什么?”“哎呀,你这婆娘,那有什么关系?”“什么关系?性命交关。无论谁只要对这个问题稍微留心一下,就知道让风吹进来就等于把雷电引来。你还没把门关上一半;快关紧吧——赶快,否则我们全都完蛋了。啊,在这种时候和这么个疯子关在一个屋子里真是倒霉透了。莫第摩,你又在干什么?”“没干什么。不过是开水龙头。这屋子里实在是闷热得难受。我要洗洗脸和手。”“你简直是一点儿脑子都没有了!雷电打到别的东西上面一闪,它就要打到水上五十次。千万把它拧上吧。啊,天哪,我准知道绝对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我们。我好像觉得……莫第摩,那是什么?”“这是他妈——是一张照片。把它碰下来了。”“那么你是紧靠着墙呀!我从来没听说有这么粗心的!你难道不知道没有再比墙传电传得更凶的吗?快离开那儿!你还差点儿咒骂开了。啊,你怎么坏到这样不可救药呢?你一家人遭到多大的危险呀!莫第摩,你是不是照我给你说的,订了一个鸭绒床垫?”“没有。忘了。”“忘了!这说不定会要你的命。现在你要是有鸭绒床垫的话,就可以把它铺在屋子当中,躺在上面,那就高枕无忧了。进来吧——赶快进来,免得你再有机会干出胡闹的事情。”

我试了一试,可是小柜子关上了门就容不下我们两个,除非我们情愿闷死。我喘了一阵气。然后挣扎出来。我老婆大声喊道:“莫第摩,一定要想个办法给你保障安全。你把壁炉架上当头放着的那本德文书拿给我,还要一支蜡烛,可是你别点着它;给我一根火柴,我在这里面来点。那本书里说得有些办法。”

我把书找着了——结果是牺牲了一只花瓶和几件别的容易打碎的东西;这位太太就点着蜡烛把自己关闭起来。我获得了片刻的安宁;然后她又大声叫道:“莫第摩,那是什么响?”“没什么,是那只猫。”“猫!啊,完蛋了!快抓住它,把它关在脸盆柜里面。千万要快,亲爱的,猫儿浑身都是电。我准知道经过这一夜可怕的危险,头发都得吓白。”

我又听见了那闷住的低沉哭声。要不是为了这个,我绝不会动手动脚在黑暗中乱闯那一场。

可是我还是去执行我的任务——爬过椅子,碰到各种障碍物,都是硬的,而且大多数都是边上很锋利的——

最后我才把小猫猫抓来关在脸盆柜里;结果碰坏了许多家具,小腿也碰坏了,损失四百多元。然后鞋柜里传出这么几句闷声的话:“这上面说最安全的办法是站在屋子当中的一把椅子上,莫第摩;椅子的腿必须用非导体绝缘才行。这就是说,你必须把椅子的腿都放在大玻璃杯里。(咝!——砰——哗啦啦!——轰隆!)啊,听这声音!赶快吧,莫第摩,别叫它打中了。”

我极力设法找到了大玻璃杯。我拿到手的是最后四个——

其余的通通打破了。我把椅子的腿垫好,再请求进一步的指示。“莫第摩,这上面说:‘Wahrend eines Gewitters entferne man Metalle, wie z.B.,Ringe, Uhren, Schlussel, etc.,von sieh und halte sich auch nicht an solchen Stellen auf, woviele Metalle bei einander liegen, oder mit andern Korpen verbunden sind, wie an Herden, Oefen, Eisengittern u. dgl.'这是什么意思,莫第摩?”“哼,我也不大明白。这句话好像是有点含糊。德文书里所说的办法多少都有点含糊。不过我想那句话主要是属于与格的,有些地方为了吉利,掺进了一点儿属格和对格;所以我猜这是说你必须弄些金属在身边。”“是呀,一定是这个意思。这么讲才有道理。金属有避雷针的性质,你知道吧。快戴上你那顶救火队的钢盔,莫第摩,那差不多全是金属的。”

我找到了钢盔,把它戴上——在那么热的夜里,屋子又关得很严,那实在是一个很笨重、很不舒服的东西。连穿着睡衣都似乎是超过了我的实际需要。“莫第摩,我看你的腰部应该保护一下。请你把你那民兵队的马刀带在身上,好吗?”

我遵命照办了。“还有,莫第摩,你应该想个办法保护你的脚。千万把马扎子带上吧。”

我又照办了——一声不响——尽量地忍住气。“莫第摩,书上说:‘Das Gewitter lauten ist sehr gefahrlich, weil die Glocke selbst, sowie der durch das Lauten veranlasste Luftzug und die Hohe des Thurmes den Blitz anziehen konnten.’莫第摩,这是不是说有雷雨的时候不敲教堂的钟,就有危险呢?”“对了,似乎是这个意思——要是这句话里用的是单数、主格、过去分词的话,我猜是这样的。是呀,我想这是说因为教堂的钟楼太高,又没有Luftzug,所以逢到暴风雨的时候要是不敲钟,那就很危险(sehr gefahrlich);并且还有,你看,这句话的措辞就……”“别管它那么多,莫第摩,别浪费宝贵的时间说空话吧,快把那吃饭铃拿来,就在门道里。赶快,莫第摩,亲爱的,我们大致是平安无事了。啊,亲爱的,我的确相信我们终于可以得救了!”

我们那所避暑的小别墅在一排高山的顶上,俯视着一个山谷。我们附近有几个农庄——最近的相隔只有三四百码的距离。

我在椅子上站着,拼命把那只铃摇得当当的响,大约摇了七八分钟之后,我们的百叶窗突然从外面被人拉开,一盏晃眼的牛眼灯在窗口伸进来,随即有人粗声问道:“这儿究竟出了什么事?”

窗口挤满了人头,那些头上尽是眼睛,睁得大大的,盯住我的睡衣和我那副雄赳赳的装备。

我扔掉手里的铃,慌慌张张地从椅子上跳下来,说道:“并没有什么事,朋友们——不过是因为外面的雷雨,有点儿担心罢了。我是在打算避闪电呢。”“雷雨?闪电?哈,麦克威廉士先生,你发神经病了吗?今晚上天气多好,满天星斗,根本就没有风雨呀。”

我往外面望了一下,一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随后我说:“我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清清楚楚地从窗帘和百叶窗缝里看见一道道闪电的光,也听见雷响。”

那些人一个个笑得倒在地上——其中有两个人笑死了。活着的人当中有一个说道:“可惜你没想到打开窗户往对面那座高山顶上望一望。你们听见的是大炮响,你们看见的是放炮的火光。你知道吗,半夜里来了个电报,带来一个消息,加飞尔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了——原来就是这么回事!”“是呀,吐温先生,起头我就在说,”麦克威廉士先生说道,“预防雷电的办法那么好、那么多,所以在我看来,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居然还会有人能够让雷打着。”

他一面这么说,一面拿起他的小皮包和雨伞走了,因为火车已经开到了他所住的镇上。张友松 译

稀奇的经验

这就是少校给我说的那个故事,我现在尽量照我所能回忆的叙述出来:

1862年冬天,我在康涅狄格州新伦敦特伦布尔要塞当司令官。我们在那儿的生活也许不如在“前线”那么活跃;不过那儿有那儿的情况,其实还是够活跃的——

我们的脑筋并不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来使它经常紧张而闲得发呆。光说一样事情吧,那时候北方的整个空气充满了神秘的谣言——

谣传叛军的间谍到处神出鬼没,准备炸毁北方的要塞,烧毁我们的旅馆,运送带来传染病的衣服到我们的城市里来,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这个你都记得吧。这一切都足以使我们保持警惕,打破驻防生活一向的沉闷。除此而外,我们那儿还是个新兵招募站——

这就等于说我们简直不能浪费丝毫时间去打瞌睡,或是梦想,或是游手好闲。咳,我们尽管监视得很严,每天招来的新兵还是有一半从我们手里溜掉,当天晚上就开小差了。入伍的津贴非常之大,以致一个新兵可以拿出两三百块钱贿赂看守的兵,让他逃跑,结果他所得的津贴还可以剩下不少,对于一个穷人来说,这要算是一笔财产了。是呀,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的生活并不沉闷。

那么,有一天我独自一人在营房里正在写点东西的时候,有一个十四五岁的、脸色苍白、穿得很破烂的孩子走进来。他规规矩矩鞠了一个躬,说道:“我想这儿是招新兵的吧?”“是的。”“您可以把我收下吧,长官?”“哎呀,不行,你太年轻啦,孩子,而且个子也太小。”

他脸上现出一种失望的神情,很快就变得更沉重了,成为一种丧气的表情。他慢慢地转过身去,好像是要走似的。他迟疑了一下,然后又转过脸来向着我,用一种使我深受感动的声调说道:“我没有家,而且举目无亲。我希望您能收下我才好哩!”

可是这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就极力温和地给他说明这个情况,然后我叫他在火炉旁边坐下来暖和暖和,并且还补上了两句:“我马上就给你一点东西吃吃。你饿了吧?”

他没有回答,也无须回答;他那双柔和的大眼睛里的感激神情比任何语言都更能达意。他在火炉旁边坐下,我继续写字。偶尔我偷偷地望他一眼。我看出他的衣服和鞋子虽然又脏又破,可是样式和材料都很好。这一点是耐人寻味的。除此之外,我还发现他的声音轻柔而悦耳,他的眼睛深沉而忧郁,他的态度和谈吐都很文雅;这个可怜的小伙子显然是遭遇了不幸。于是我对他颇感兴趣。

可是我渐渐又专心于我的工作去了,完全忘记了那个孩子。我不知道这样过了多大工夫;后来我才偶然抬头望了一下。那孩子的背对着我,可是他的脸也稍微斜过来一点,所以我可以看得见他的一边的脸蛋——一道无声的泪泉正在顺着脸上流下来。“哎呀,真糟糕!”我心里想道,“我忘记了这个可怜虫饿着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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