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英德 主编 张德建 执行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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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第1辑)试读：
特约专稿
[1]《四库全书总目》与中华学术体系的构建[2]郭英德摘要：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学术文化逐渐构建了一套相对完善的体系，这套学术体系可以从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体系中看出。图书分类在现象层面是一种文化知识体系的构建方式，在本质层面则是一种学术体系的构建方式。《四库全书总目》以集大成的方式，彰显了中华传统的学术体系。这一学术体系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和极其鲜明的特色，足以为我们今天重新建构中华学术体系提供有益的文化启示。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 图书分类 学术体系一
当今我们重新构建中华学术体系，不能不深刻地省思和广泛地汲取延绵两千多年的中华学术文化传统。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学术文化逐渐构建了一套相对完善的体系，这套学术体系借助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体系得以彰显。
在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体系中，无论是两汉之交刘向（前77～前6年）、刘歆（前50～23年）父子的六部分类（即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还是六朝以降的四部分类（即经、史、子、集），都根源于古人对传承久远的文化知识体系的基本认识和抽象归纳。易言之，图书分类在现象层面是一种文化知识体系的构建方式，在本质层面则是一种学术体系的构建方式。南宋郑樵（1104～1162[3]年）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学术体系正是在“先后本末”的图书分类中得以鲜明地体现的。清人章学诚（1738～1801年）说：“（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4]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由于刘向父子“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因此可以对历代的图书加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形成“部次条别”的图书分类，借以构建一整套相对完善的学术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入考察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观念和图书分类方式，深入考察具体体现这种观念和方式的目录学著作，从而揭示其中的学术理念和学术方法，无疑是深刻领悟中华学术体系的“不二法门”，也是重新构建中华学术体系的必由之路。
刘向、刘歆父子致力于整理古今载籍，部次条别，大约在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撰成目录学著作《七略》。据记载，欧洲第一个正式的图书分类表即瑞士人吉士纳（Konard Nesner）编撰的《万象图书分类法》（Bibliotheca Universals），成书于1545年，《七略》的成书比它要早1551年。《七略》一书已经亡佚，我们现在只能根据东汉班固（32～92年）《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大体上还原它的分类原貌。《七略》含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略”，即六个学术领域，在目录学史上习称“六分法”。《七略》的六分法是以“义”即书籍的内容性质作为分类标准的，因此带有鲜明的学术分类性质。其中“六艺”属于王官之学，“诸子”属于私门之学，而“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则属于专门之学，这六个学术领域的构成及其先后排序，体现中华学术体系在先秦至两汉这一时期的基本面貌。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华学术体系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华学术体系在保持原有的整体格局的基础上，出现了三个重要的演进趋势。
第一，史学崛地而起，与经学并驾齐驱。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从“六艺”中二级分类的《春秋》之学的附庸，逐渐蔚为大国，其质量和数量呈现“滚雪球式”的效应，从而得以独立成类，跃升为中华学术体系中的一级分类。南朝梁阮孝绪（479～536年）指出：刘向、刘歆时代“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记传，[5]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故而必须另立一类。而且，历史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越来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以致从东晋时期开始，历史学就超越诸子学，占据中华学术体系的第二把交椅。因此，东晋著作郎李充（约300～约360年）整理典籍，就以“五经为甲[6]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确定了后世经、史、[7]子、集四部分类的次序，“自尔因循，无所变革”。在四部分类中，史部实际上成为专门性质最为显著的一个部类。
第二，两汉以降，先秦诸子之学在总体上呈现衰微趋势，且越来越难以独立成类。于是，在魏郑默（213～280年）《中经》和西晋荀勖（？～289年）《中经新簿》中，“古诸子学”从“六分法”中的一级分类下降为“四分法”中的二级分类，成为兼容“兵书”“术数”“方技”等专门之学的类型，构成内容庞杂的“乙部”。到东晋李充整理典籍时，又进一步被调整为位置次于史部图书的“丙部”，成为后世的“子部”的典型。“子部”的出现、定位与演进，表征着中华学术体系的一次重大变革，意义极其深远。[8]
第三，东汉末年，文集日兴，尤其是“众家之集，日以滋广”。这时仍旧以“诗赋”之名概称所有的“文章”著述，便显得名不副实[9]。于是，在魏郑默《中经》和晋荀勖《中经新簿》中就将“诗赋”类改称为“丁部”，南朝刘宋王俭（452～489年）《七志》改称为“文翰”，南朝梁阮孝绪《七录》又改称为“文集”，至唐初魏徵（580～643年）等编纂《隋书·经籍志》，最终定名为“集部”。
以上三个重要的演进趋势，到唐初《隋书·经籍志》确定四部分类时基本完成并定型，奠定了此后1400多年构建中华学术体系的基本范式，并成为清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撰写《四库全书总目》时最为重要，也最为直接的学术资源。二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四库全书总目》写定，并由武英殿刊刻发行。该书“卷帙浩博，为亘古所无”，“自有典籍以来，无如[10]斯之博且精矣”。《四库全书总目》一方面仍然采用流传1200余年[11]的图书四部分类法，“务求典据，非事更张”；另一方面对四部分类法加以模式化和细致化，终于构建了一个集大成式的中华学术体系，体现一些极其鲜明的文化特色。
在《四库全书总目》所体现的中华学术体系特色中，有两个重要的特色最值得注意：一是经部的沿袭与新变，二是子部的分合与演进。
首先看“经部”的沿袭与新变。
从刘向父子的“六艺”类，到《中经》《中经新簿》的“甲部”，再到东晋南朝目录中的“五经”、“经典志”或“经典录”，最后到唐初《隋书·经籍志》定名为“经部”，这一学术类别在整体上几乎历代相沿不变。近代文献学家余嘉锡（1884～1955年）指出：“盖历代惟经学著述极富，未尝中辍，旧书虽亡，新制复作，故惟此一部，[12]古今无大变更。”而且再进一步细审，在历代“经部”目录的二级分类中，《易》《书》《诗》《礼》《乐》《春秋》这六类的分类及其排[13]序总是一以贯之的，它充分体现中华学术体系的传承性和稳定性，即从两汉以降，中华学术体系始终以经学为基础知识和核心价值，历千年而无渝。
当然，相比较而言，经学在两宋以后也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即在二级目录中确立“四书类”，标志着理学（或道学）从元代以降已经成为经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书”原本各自单行于世，其合称并行始于宋代，并且成为理学的重要载体。《宋史·道学传·序论》说：“（程颢、程颐）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按，指《中庸》），下至[14]初学入德之门（按，指《大学》），融会贯通，无复余蕴。”《宋史·程颐传》也说：程颐（1033～1107年）“其学本于诚，以《大[15]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南宋大[16]儒朱熹（1130～1200年）认为：“《四子》，《六经》之阶梯。”他穷十数年精力研治“四书”，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在福建漳州刊刻亲自注释的《四书集注》，“四书”的名称从此确立。从此以后，“四书”风行天下，尤其是在元延祐二年（1315）列入科举科目以后，“四书”成为读书人必读的“经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五经”在教育领域的崇高地位。这就使程朱理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跻身为官方学术，确立了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并一直延续到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总结了这一学术趋向，因此在“经部”明列“四书类”，标志了程朱理学在经学中处于重要的地位。
其次看“子部”的分合与演进。
从西晋的《中经》到唐初的《隋书·经籍志》，虽然已经初步建构了中国图书分类体系的“四分法”，但是这一“四分法”却并不完善，无法涵容全部的中华学术文化内容。其中最为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始终未能将佛教与道教的典籍纳入“四部”范畴之内。
南朝梁阮孝绪编纂《七录》，将先秦两汉以来历代传承的学术体系分为五类，即经典、记传、子兵、文集、术技，是为“内篇”；而将两汉以后衍生的学术图书，单列出“仙道录”与“佛法录”二类，是为“外篇”。这种内、外之分，已经明显地表征传统的中华学术体系出现了裂痕。唐初编《隋书·经籍志》，未能补罅这一裂痕，而只是在“四部”分类之外，以“附录”的方式，收纳“道经部”和“佛经部”两类。但是，《隋书·经籍志》对这两类图书仅统计种数、部数、卷数，而未细列书名，可以看出目录编纂者对这两类图书的存在价值和隶属关系尚存犹疑。
这种犹疑，引而申之，揭示从魏郑默《中经》、西晋荀勖《中经新簿》之后，历代目录学家对“诸子”一类图书内容性质的思考与探索。正如余嘉锡所精辟指出的：“合而观之，七略之变而为四部，不过因史传之加多而分之于《春秋》，因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之渐少而合之为一部，出数术、方技则为五，益之以佛、道则为七，还数术、方技则为六，并佛道则复为四，分合之故，大抵在诸子一部。互[17]相祖述，各有因革。虽似歧出枝分，实则同条共贯也。”
五代修《旧唐书》，在其《经籍志》中将道、释二类图书分别置于“乙部”和“丙部”，在“乙部”“史录·杂传类”中收仙灵26家，高僧10家；“丙部”“子录·道家类”中收道、释著说47家。宋初修《新唐书》，在其《艺文志》中稍加改动，将此二类图书均置于“丙部”，在“子录·道家类”中收神仙35家50部，释氏25家40部，另有不著录者若干家。在中国古籍目录史上，这两部目录著作率先将道、释图书归并入“史部”或“子部”，为传统的道家所收容，从而成就了真正的“四部”目录。但是，道、释二家的著作性质与传统的道家[18]迥然有异，如此归类，难免后人有“颇乖名实”的批评。
北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编成国家书目《崇文总目》，第一次将道、释图书列入“子部”，并独立成类，单列为二级目录，标目为“道书类”“释书类”。南宋初郑樵称道：“《崇文总目》，众手为之。[19]其间有两类极有条理，古人不及，后来无以复加也。”其中一类指的就是“道书类”。此后，晁公武（约1104～约1183年）《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约1186～约1262年）《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1254～1323年）《文献通考·经籍考》等都承袭了这一做法。
至于南宋尤袤（1127～1194年）《遂初堂书目》、清官修《明史·艺文志》等，则仅在“子部”设置“释家”一类，而仍将道书附属于“道家”类。这是因为，在宋元以后，一方面，道家思想与道教思想、神仙家思想出现了逐步融合的趋向；另一方面，民间的道教著作又被排斥于书目著录之外。《四库全书总目》虽然将“道家”和“释[20]家”同等地视为“别教”“外学”，但是仍然延续《明史·艺文志》的做法，对道书与释氏图书的性质严加区别，在“子部”独立设置“释家”一类，而将道书附属于“道家”类。这种图书分类法体现中华学术体系对“内学”与“外学”的严格区分：道书溯源于道家，是道家在后世民间滋生的学术，因此原本隶属中华学术体系，是谓“内学”；而以佛经为载体的释家，则来自于印度，是外来学说，原本不属于中华学术体系，是谓“外学”。明人陈建（1497～1567年）信守程朱理学正统，甚至极而言之：“禅、佛之祸，以异学而乱吾中国圣[21]贤之学。”
但是，最值得称道，当然也最值得质疑的，恰恰是《四库全书总目》在“子部”中独立设置“释家”一类所体现的学术理念和学术方法。它一方面固然体现了中华学术体系的传承性和稳定性不容轻易打破，从一个侧面展现中华学术体系的保守性或者顽固性；另一方面，它也彰显中华学术体系的包容性和适应性，足以容纳古所未有的学术文化内容。“经部”的沿袭与新变和“子部”的分合与演进，极其鲜明地体现中华传统学术体系的文化特色，值得我们深长思之。三
综上所述，《四库全书总目》以集大成的方式，彰显了中华传统的学术体系。这一学术体系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和极其鲜明的特色，足以为我们今天重新建构中华学术体系提供有益的文化启示。这种文化启示，超越了“四部分类”的图书分类现象，揭示一些发人深思的学术传统和学术智慧。
第一，在以图书分类为表征的中华学术体系中，“经部”始终居于诸部之首，历千百年而不变。“经部”的原典当然是亘古不变的，《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说：“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而历代图书目录中“经部”所[22]收图书，无非“诂经之说而已”。这些图书无疑都是两汉至清代学者的撰述，就其撰述行为而言，同“史书”、“子书”和“集部”图书似乎没有本质的区别，真正的区别在于“诂经之说”的撰述对象是原典，撰述主旨是“诂经”，即阐释经书的内涵、价值、功能与意义。正是这种撰述对象和撰述主旨，赋予“诂经之说”的图书以稳居诸部之首的地位和价值。特定的撰述对象和撰述主旨，足以成就某种写作方式及其文本的意义和价值，这里蕴含着极其深刻的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早就有“先后之序”的文化观念。如《礼记》说：“物[23]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种文化观念认为，宇宙自然原本就有不可移易的秩序，因此人类文明也有不可移易的秩序。北宋末方悫（1118年进士）说：“天地有上下之位，四时有先后[24]之序，礼之道如斯而已。”这种秩序既体现在社会等级制度方面，也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而学术文化体系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疑也是按照一定的秩序进行建构的，所以古人说：“先后[25]之序”“不可移易”。在一种学术文化体系中，某一事物位置的先后，表征着其地位的重轻，这是不可移易的。
因此，“经部”高居四部之首，这就意味着它具有领袖群籍的崇高地位。南朝梁刘勰（466？～539年？）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26]不刊之鸿教也。”《四库全书总目》说：“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27][28]公理而已。”“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对经典的重视和揄扬，充分体现中华传统学术体系对“恒久之至道”“天下之公理”的核心价值的充分肯定，对“正天下之是非”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重视。在这一意义上，传统学术体系中的“经学”无法，也不必等同于现代学术体系中的某个学科（如哲学或历史学）。“经学”实际上是一种“公理学”“价值学”，被视为人类学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因此必然，也必须置于学术体系之首。
同样，当前我们重建中华学术体系，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也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和新创造来正本清源，明辨是非，引领方向，凝聚共识，明确地肯定科学的核心价值观的统辖力和渗透力，有效地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说服力，从而增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是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的中华传统学术体系对当下学术文化发展和创新的首要启示。
此外，从刘向父子开始，就将“小学”图书纳入“六艺”类，后世也将“小学”图书列入“经部”，一直延续到晚清，从未改变。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语言文字之学在中华学术体系中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语言文字之学不仅是中华学术体系的有效载体，而且其本身就是中华学术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甚至可以说是中华学术体系的根基，值得我们珍惜维护和发扬光大。
第二，经、史并重，也是中华学术体系的重要传统。《四库全书总目》说：“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29]明古今之成败。”经、史二者，在中华传统学术体系中属于“正学”，同样居于极其重要的文化地位，具有无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历史”指已经过去了的事物、现象及其发展过程，尤其指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及其发展过程。历史虽然发生于过去，却借助于典籍的存在，同现在一直发生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密切联系。因此，历史是照彻古今的人生明镜，唐太宗李世民（598～649年）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30]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历史又是绵延不断的文化传统，哲人说：“忘记历史便意味着背叛。”历史还是采撷不尽的智慧宝藏，人们常说“历史告诉我们……”
每一个具有悠久文明的国家，都以它绵远悠长的历史而骄傲。埃及、印度、希腊、中国等，直到今天，这些国家的人们仍然向往和歌颂着祖先辉煌的业绩。然而，在世界各国中，只有中国，留下了无比丰富浩繁的史籍著作。从孔子编述的《春秋》，到汗牛充栋的“二十五史”，中国古代的史书汇成一条源远流长的历史河流，滔滔滚滚，气势磅礴。这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库，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也是我们今天“不忘本来”的基本依据。因此，历史故事的讲述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历史经验的学习和历史教训的汲取，理应成为建构中华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在中华传统学术体系中，“子部”“集部”都属于经、史之外的“杂学”，是无须必有，却不可必无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子部，更是“杂学”中的“杂学”，几乎无所不包，但又无所附丽，成为相对“纯粹化”的经、史、集之外所有图书的渊薮。所以《四库全书总目》说：“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其中或佚不传，或传而[31]后莫为继；或古无其目而今增，古各为类而今合。”在“四部”分类中，“子部”是内容最为庞杂的一个部类，也成为整体结构最具有分合趋向的一个部类。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受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中国出版了大量自著的或翻译的自然科学类图书，在中国传统的图书目录中，这些图书大都归并于子部之中。这种学术归类方式，自有其文化根源。因为在中华传统学术体系中，农家、医家、天文、历算、数术等现代归入“自然科学”范畴的学术分支，原本就置于“子部”之内，《四库全书总目》也不例外。
但是，《四库全书总目》还是在局部上创新性地发展了传统的学术体系。例如，历来目录学大多不重视农家、医家两类图书，一般将它们列于子部简末。而纪昀（1724～1805年）则认为：“农者，民命[32]之所关；医虽一技，亦民命之所关。”《四库全书总目》也说：“民，国之本也；谷，民之天也”；“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而生死[33]系焉”。因此在《四库全书总目》“子部”的排序中，儒、兵、法三家之后，以农家居第四，医家居第五。
当然，作为一种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在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均纳入“治世者所有事”之列的同时，[34]仍然将“术数”“艺术”等视为“小道之可观者”，体现独具特色的“自然科学观”。这种“自然科学观”成为建构中华传统学术体系一大准则，它在今天能给我们什么有益的文化启示呢？
我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以《四库全书总目》为表征的这种“自然科学观”，从一个方面来看，固然可以见出中华传统学术对自然科学的忽视、轻视甚至蔑视；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却鲜明地体现中华传统学术体系建构中对现代意义上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分。换句话说，《四库全书总目》力图建构的，实际上是以“阐圣学、明王道”为主要内涵的中华学术体系。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凡例》所说的：“盖圣朝编录遗文，以阐圣学、[35]明王道者为主，不以百氏杂学为重也。”所以即使采录“百氏杂学”，也仍然着眼于是否有助于“阐圣学、明王道”，而严加拣择甄别，以期宁缺毋滥。近人梁启超（1873～1929年）指出：“做中国学[36]术史，最令我们惭愧的是，科学史料异常贫乏。”这一现象也从数量上体现了古代独特的“自然科学观”。
用现代学术话语，我们可以说，《四库全书总目》建构的这一学术体系，实际上是以“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为基本范畴，“自然科学”必须，也只能以其独特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性质或功能，才得以纳入这一学术体系。例如，《四库全书总目》虽然肯定“欧逻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但同时又指斥“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因此认为，对明末西洋人的著作，[37]“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四库馆臣严格地区分“技能”与“学术”的观念，实际上来源于先秦学术的“技”与“道”之别，这充分体现中国传统学术体系构建中的“人文传统”。
这一学术体系的建构，深刻地揭示中华传统文化对“学术”的独特认识与界定。“学术”，古人又称其为“道术”，在其本质意义上，指的是关涉宇宙万物和人生本体的“形而上”的认识，因此学术具有根本性的知识和学问，正如明人陈建所说的：“天下莫大于学术。”[38]因此，作为人类把握自身和对象世界的一种根本性的知识与学问，学术具有超验的特点，在本质上诉诸和指向一般或普遍的事物。而学术体系就是这种根本性知识、学问的系统化，它是人类专门认识活动的产物，是精神文明的结晶和精华。学术体系承载和昭示着人类的精神文明，能够滋养、完善社会个体和整个民族，引领社会和时代进步。
这一历史事实和文化观念提示我们，在今天建构全新的中华学术体系时，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方面我们可以尽可能地取资于传统学术文化，而在“自然科学”方面则应该更多地吸取外来学术文化。在这一意义上，晚清学者所谓“中体西用”，如张之洞（1837～1909年）所说的“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39]世事”，也许具有一定的合理内涵，值得我们批判地借鉴。
第四，在中华传统学术体系中，“集部”的成立有着特殊的意义。《四库全书总目》说：“夫自编则多所爱惜，刊版则易于流传。四部之书，别集最杂，兹其故欤？然典册高文，清辞丽句，亦未尝不高[40]标独秀，挺出邓林。”借用现代西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观点来区分人类的知识及其结晶——典籍图书，我们可以说，凡诂经之说、叙史之书、子部之文，大多属于“公共领域”的著述，而“集部”之作则大多为“私人领域”的著述。质言之，就著作者的写作行为来看，“集部”图书既带有更为明显的个人性或个体性，也带有更为鲜明的主体性和独创性。
近代以来，有的学者将中国古代的“集部”图书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著述，这显然是不恰当的。当代法国思想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r，1954-2002）指出：“命名一个事物，也就[41]意味着赋予了这事物存在的权力。”“集部”图书之所以命名为“集”，原本就指它具有丛聚、杂糅的性质，因此丛聚和杂糅就是“集部”“存在的权力”，当然也是“集部”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即使从“文学”的角度来看，“集部”图书这种丛聚、杂糅的性质，也明显地体现中国古代的“大文学”或“泛文学”观念。在中国古人心目中，文学是一种源自宇宙之初，体现自然之道，旁及天地万物，同时使天人相互沟通的精神文化现象。如西晋陆机（261～303年）说：“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42]为津。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南朝梁刘勰说：“文之为[43]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这不是强调文学的纯粹性、排他性，而是强调文学的包容性、根本性，为文学提供更有力的存在根据，这正是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突出特色。因此，我们今天重建中华学术体系中的“文学学术”，也应该以这种“大文学”或“泛文学”观念作为根基，从而张扬文学自身的意义与价值。
中华传统文化在近一百余年中命运坎坷，渐渐呈现“边缘化”的趋向。西方文化凭借坚船利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社会，使中国社会在文化传播和文化创造上呈现不可阻挡的“西风压倒东风”的局面；东方汉文化圈的其他国家也纷纷“脱亚入欧”，“去中国化”；中国文化精英们也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文化传统，提出“打倒孔家店”“破四旧”等文化方略。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展开的中华传统文化研究，往往难以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重新构建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华现代文化。因此，如何立足当代，面向未来，做到“师古而不泥古”，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仍然是一个有待思考和探索的重大现实课题。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以《四库全书总目》为表征的中华文化学术体系，既要萃取中华传统的文化基因，也要吸收世界各国的文明精华，从而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进行全新的中华学术体系的战略建构，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面对当前国内各种新思想的涌现、经济发展的走向、改革进入攻坚区和深水区等现实，在“古今贯通”“中外融通”“上下打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我们需要以深厚的文化传统为基础与动力，构建足以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崭新的中华学术文化，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
[1] 本文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基金项目“历代文学经典的传承与中华人文精神的塑造”（项目号SKZZB2015030）的资助。
[2] 郭英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3] 郑樵：《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通志》卷七一，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第831页。
[4] 章学诚：《校雠通义叙》，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附《校雠通义》卷首，第945页。
[5] 阮孝绪：《七录序》，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三，《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汪道昆刻本），商务印书馆，1919。
[6] 萧统：《文选》卷四六，《王文宪集序》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中华书局影印本，1977，第654页。
[7] 魏徵等：《经籍志·序》，《隋书》卷三二，中华书局，1973，第906页。
[8] 魏徵等：《经籍志·集四》，《隋书》卷三五，第1089页。
[9] 关于两汉时期“文章”一词含义的演变，参见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50～52页。
[10] 纪昀等：《凡例》，《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第16～17页。
[11] 纪昀等：《凡例》，《四库全书总目》，第17页。
[12] 余嘉锡：《目录类例之沿革》，《目录学发微》卷四，巴蜀书社，1991，第136页。
[13] 《乐》书在《四库全书总目》中置于“四书类”之后、“小学类”之前，是为变例，可略而不论。
[14] 脱脱等：《道学传·序论》，《宋史》卷四二七，中华书局，1977，第12710页。
[15] 脱脱等：《程颐传》，《宋史》卷四二七，第12720页。
[16]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五，中华书局，1986，第2629页。
[17] 余嘉锡：《目录类例之沿革》，《目录学发微》卷四，第148页。
[18] 纪昀等：《释家类序》，《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五，第1236页。
[19] 郑樵：《校雠略·崇文明于两类论》，《通志》卷七一，第834页。
[20] 纪昀等：《子部总叙》，《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一，第769页。
[21] 陈建：《学蔀通辨·续编》卷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册，影印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刻本，第101页。
[22] 纪昀等：《经部总叙》，《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第1页。
[23] 《礼记正义》卷六十，阮元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第1673页。
[24] 卫湜：《礼记集说》卷五四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131页。
[25] 徐氏：《易传灯》卷三《设卦观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册，第831页。
[26]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一《宗经第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21页。
[27] 纪昀等：《经部总叙》，《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第1页。
[28] 纪昀等：《子部总叙》，《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一，第769页。
[29] 纪昀等：《子部总叙》，《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一，第769页。
[30] 刘昫等：《魏徵传》，《旧唐书》卷七一，中华书局，1975，第2561页。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中华书局，1975，第3880页）作“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鉴，内防己过。”
[31] 纪昀等：《子部总叙》，《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一，第769页。
[32] 纪昀：《纪文达公遗集》卷八《济众新编序》，《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35册，影印清嘉庆十七年（1808）纪树馨刻本，第356页。
[33] 纪昀等：《子部总叙》，《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一，第769页。
[34] 纪昀等：《子部总叙》，《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一，第769页。
[35] 纪昀等：《凡例》，《四库全书总目》卷首，第19页。
[36]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一讲“科学之曙光”，商务印书馆，2011，第171页。
[37] 纪昀等：《西洋傅汛际撰〈寰有铨〉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五，第1081页。
[38] 陈建：《学蔀通辨总序》，《学蔀通辨》卷首，第12页。
[39]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续修四库全书》第953册，影印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中江书院刻本，第83页。
[40] 纪昀等：《集部总叙》，《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第1267页。
[41] 〔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138页。
[42] 陆机：《文赋》，萧统《文选》卷十七，第243页。
[43]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一《原道第一》，第1～2页。唐宋赠序文风演变论——以韩欧等唐宋大家作品为例[1]熊礼汇
摘要：赠序是唐宋古文家常用的文体，也是唐宋古文中实用性强、文学性强而美感特质突出的文体之一。比较韩、柳、欧、苏等人的作品，不难看出唐宋赠序文风演变的特点。唐人以古文为赠序始于韩愈。韩愈赠序，有以送别诗序为赠序者，有以摆脱诗序影响、自成一体者为赠序者。最重要的修辞策略是以诗为文，写法则因事因人而异。风格走向一为雄直奇崛，一为平实自然。其美感特质首先显现为赠序内容对读者引发的感兴作用，其次显现为赠序写人、叙事、体物的形象美、境界美；最后显现为运用多种文学手段所创造的艺术美。和韩愈极其变化有异，柳宗元赠序显得质实，无伸缩吞咽之美。欧阳修基本上坚持的是韩愈以诗为文的修辞策略，写法则多用其以旁说引入正题，以及驰骤跌宕、寄意言外的手法；风格属于平易、清淡、柔婉一路。其美感特质，引人注目的是与其独特表现方式密切相关的情韵美、风神美、深婉屈曲之美和淡宕夷犹之美。王安石赠序，以议论为主，说理多于抒怀，语句挺拔而少有枝叶，婉转达意而难掩其峭。“简峭”，可谓王安石赠序风格走向、书写方法、艺术风貌、美感特征之总称。曾巩亦以说理为主，且说理持公理共识和一般见解者多，说自得之见和独特人生体会者少。言之谨密，细意熨帖，少有疏爽之气。苏轼赠序除有韩愈两种赠序体制外，另增一类以杂说内容为题的赠序。其文显出赠序以说为中心内容、正题内容逐渐淡化以致省略的文体特征，同时出现了藉赠人以言而以自抒情怀为主的书写策略。唐宋赠序文风演变特点有五：一即作为唐宋士大夫或士人重要文化生活内容，赠序创作从未停止过，而且有愈来愈增强其功用的趋势。二即赠序的两种体制在韩愈手中已然定型，宋人只是沿用而已。三即北宋古文家作赠序，皆有意学韩，欲得其一体，或能及或不能及而自有特色。四即宋人学韩，选择性强，受唐宋文化雅俗之变和个人艺术趣味影响，往往一位作家能得韩一体。大抵韩愈两种风格都为宋人所继承，而以平易为大宗，成为北宋赠序文风发展的主流倾向。五即宋人学韩，都会保持自己的古文本色，这也是唐宋赠序有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词：唐宋赠序 韩柳欧苏 文风演变 以诗为文
赠序创自唐人。用古文写作赠序，则始自韩、柳，而韩愈贡献最大。用钱穆先生的话说，韩柳倡复古文，一不刻意于子史著述，二不偏重诏令奏议，“实际用心努力者，主要仅亦沿袭东汉乃及建安以下社会流行之诸体。……如碑志与书牍”。而“韩柳之大贡献，乃在于[2]短篇散文中再创新体，如赠序，如杂记，如杂说”。韩、柳赠序创作量大（韩愈今存赠序34首，占今存韩文的十分之一，数量之多，仅次于碑志、书牍；柳宗元今存赠序46首，占今存柳文十分之一强，数量居众体之冠），而且写法皆独具匠心。尤其是韩愈，其赠序因人因事而变，概不犹人，斯文之美，人所难及。姚鼐即谓“唐初赠人，始以序名，作者亦众，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绝前后[3]作者”。韩、柳以后，赠序成为古文中一种常见的文体，代有名家名篇。不过堪称优秀者，多集中在唐宋（北宋）时期。和唐、宋古文同中有异一样，唐宋赠序在发展中也有不小的变化。关注这种变化，探寻其演变特点，对深入把握唐宋古文发展脉络，厘清其风格走向，认识各家赠序之文学性及美感特质，当不无意义。林纾说“韩集赠送[4]之序，美不胜收。……其余欧、曾、临川、三苏亦各有佳处”，本文即从观察韩、柳赠序之“美”与欧、曾等人赠序之“佳处”入手，揭示各人之艺术趣味和习惯性的书写手法，以见唐宋赠序演变之特点。一 韩、柳赠序的文体性质、修辞策略和风格取向
韩、柳并无赠序写作的专门论述。明人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序》言：“东莱云：‘凡序文籍，当序作者之意；如赠送、燕集等作，又当随事以序其实也。’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语、善序事理为上。近世应用，惟赠送为盛，当须取法昌黎韩子诸作，庶为有得古人赠言之[5]意，而无枉己徇人之失也。”吴讷所言，无论是引述东莱（南宋吕祖谦）的话，还是自己所说的话，都嫌笼统，重要的是他提出了赠序写作要符合“古人赠言之意”的原则。所谓“古人赠言之意”，即姚鼐说的“赠序类者。老子曰‘君子赠人以言。’颜渊、子路之相违，则以言相赠处。梁王觞诸侯于范台，鲁君择言而进，所以致敬爱、陈[6]忠告之谊也”。“致敬爱、陈忠告”，当为赠序这一文体的实用功能。至于韩、柳赠序的长处，远不啻“有得古人之意”，而且“美不胜收”。这里重点说说韩愈的赠序。
首先说文体性质。赠序的产生，与赠答诗的流行有关。赠答诗当始于西汉，之后赠诗成为临别赠言最常见的形式。唐代公私宴集、饯别之会少不了赋诗抒怀，篇什既多，诗序自然就应运而生。饯别诗序本是为饯别诗作的序，之所以称为序，或如钱穆所说：“所以谓之序[7]者，《诗经》三百首，本各有序，婢作夫人，乃径以序名篇也。”既以诗赠别，连带以饯别诗序送别，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以饯别诗送别，实际上仍是以诗送别，而由于诗序的加入，表达的意思可能会更充分、更显豁。故唐人临别赠言，固然视赠诗为不可或缺的形式，但逐渐有以饯别（或并非作于祖饯之时）诗序充当者，有以赠诗、序辞（李白称其序为“辞”）合而为之者，有纯以序辞为之者。钱穆即谓李白《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序》，“实仍是赋诗赠别，……乃径以序名篇也”，是以诗序送别。谓李白《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此特群子为诗而己为之辞，仍不以其辞为所以序群子之诗也”。是以诗、以辞合而送别。谓李白《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乃曰：‘诗可赠远，无乃阙乎？’”《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曰：‘情以送远，诗能阙乎？’”《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曰：‘诗以宠别，赋而赠之。’”“此等皆明以序代诗送别也”。[8]“此为唐人赠序新体，其原起乃由诗转来之明证”。只是韩愈以前如李白所为诸序，“寻其气体所归，仍不脱辞赋之类。其事必至韩公，乃纯以散文笔法为之。此又韩公一创格也”。而“韩公此一创格，寻[9]其渊源，可谓自李集而来”。韩愈虽以散文笔法为序，但其序之文体特征、性质与李白所为序并无大的变化。像《送陆歙州诗序》《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并诗》，题目即明言是以送别诗之序为赠序。《送湖南李正字序》有谓“重李生之还者皆为诗，愈最故，故又为序云”，[10]钱穆说是“公亦为诗，是序，即序其当时之送行诗集也”。《送窦从事序》有谓“合东都交游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赋诗以赠之，……作《送窦从事少府平序》”；《送张道士序》有谓“京师士大夫多为诗以赠，而属愈为序”；《送殷员外序》有谓“于是相属为诗以道其行”；《送权秀才序》有谓“于是咸赋诗以赠之”；《送湖南李正字序》有谓“重李生之还者皆为诗，愈最故，故又为序云”；《送石处士序》有谓“遂各为歌诗六韵，退，愈为之序云”；《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有谓“留守相公首为四韵诗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送郑尚书序》有谓“公卿大夫士苟能诗者，咸相率为诗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韵必以‘来’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来归疾也”；《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有谓“皆相勉为诗以推大之，而属余为序”；《送郑十校理序》有谓“各为诗五韵，且属愈为序”；《送浮屠令纵西游序》有谓“盍赋诗以道其行乎”；这些都是以送行诗（集）之序作为赠序。此类序作数量，约占全部赠序三分之一强，另外将近三分之二者，皆为自具面目、独立文体之赠序。即使序中言及赠别诗的写作，也是叙事使然，并非诗序之作。要说明的是，诗（集）序作为赠序，除保留其序诗（集）的文体属性外，其功用仍与作为独立文体的赠序相同，都是效法“颜渊、子路之相违，则以言相赠处”，而于被送者“致敬爱，陈忠告”，写法亦与赠序大同小异。
其次说修辞策略和书写手法。钱穆有云：“赠别有诗，公宴亦有诗，至于唐，皆变而有序，此等序，其实皆诗之变体。惟韩公深于文，明于体类，故能以神理韵味化入散文中，遂成为旷古绝妙之至文焉。……其他诸家，尚多以评诗语评韩公赠序诸篇，皆可谓妙得神理，惜无一人能明白言之曰：是乃韩公之以诗为文耳。章实斋《文史通义》有云：‘学者惟拘声韵之为诗，而不知言情达志，敷陈讽谕，抑扬涵咏之文，皆本于诗教。’其言是矣，然亦未能明论唐宋诸家之以诗为文也。”又云：“韩集赠序一体，其中佳构，实皆无韵之诗也。今人慕求为诗体之解放，欲创为散文诗，其实韩公先已为之。其集中赠序一类，皆可谓之是散文诗，由其皆从诗之解放来，而仍不失为诗之神[11]理意味也。”韩愈倡复古文，创意多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千方百计增强古文的文学性、艺术美，充分吸纳包括诗、赋、骈文、传奇等在内的多种文体的文学质素和表现手法，为古文所用。钱穆讲的“以诗为文”，应该是韩愈写作赠序最常用的修辞策略。
所谓“以诗为文”，主要是指以诗之神理、韵味化入赠序中，使之具备诗的质素，即渗透诗的情味，蕴涵诗的意境；呈现诗的审美特征，即寄兴无端，委婉不尽，深有言外之意。而能做到以诗为文，显然离不开恰当的表现手法。
韩愈赠序写法因事而异，而以诗为文者，总与命意幽洁、不落俗套有关。其表现手法常用者有：一是借山川、人事、物理起兴，用旁说引入正论。韩愈赠序，赞颂或是规劝、勉励对方，虽有开门见山，不作过渡，直截说到赠别之事、赠别之言的，但较多的是借山川、人事、物理起兴，用旁说引入正论。其旁说有为正论预设话题、开拓局面、生发议论的作用，有的甚至藏希冀之意、惜别之情。《送齐暤下第序》《送高闲上人序》《送窦从事序》《送孟东野序》《送王秀才（埙）序》《送杨支使序》《送王秀才（含）序》《送区册序》《送陈秀才彤序》《送浮屠文畅师序》《送廖道士序》等，都是用旁说引入正论者。像《送湖南李正字序》从叙交游聚散之感入手，亦可视为借人事以起兴。
二是开篇陡然起笔，横空而来，所说之事或所说之理耸人听闻。《送孟东野序》首句出以“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送董邵南序》入手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喝起，《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开篇径谓“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皆为其例。
三是避实击虚，或谓多用虚写之笔。如《送杨少尹序》以二疏美少尹，专于虚景簸弄，而用己“遇病不能出”所得大段想象之词；《送李愿归盘谷序》通篇举李愿说话，自说只数语；《送石处士序》前半从大夫两问答、后半送行者四祝词送之、美之、戒之，无所不有，而自己总不实写一笔，皆能收意在言外之效。
四是化议为叙，或纳议论于叙事中。韩愈赠序有丰富多彩的美感形象，与作者抒怀达意、臧否人物，惯于借叙写自然物象、日常生活、现实场景等形下之物完成分不开。像《送李愿归盘谷序》，借李愿口说得意和不得意小人之可恶及隐者之美，就是化作者之议为李愿之叙，不明作议论而美恶倾向自见。《送石处士序》，对石洪的议论则包含在以对话为主的叙事文字中，储欣谓此“正是以叙事行议论耳。此[12]法自韩而创”。
五是立言抑扬跌宕，避免径遂直陈。《送王秀才（含）序》首段说读《醉乡记》终至“悲醉乡之徒不遇”的感受，即用抑扬跌宕手法写出。其他如《送董邵南序》《送杨少尹序》，皆为抑扬跌宕。
六是反复咏叹。《送董邵南序》，两用“董生勉乎哉”；《送杨少尹序》，“予忝在公卿后”一段文字，即为反复咏叹之典型例子。
七是用犹疑语气行文，用带有慨叹意味的问话语气行文。《送董邵南序》《送杨少尹序》《送何坚序》《送廖道士序》皆有其例。
八是用双关语说双关事，言在此而意在彼，深婉屈曲。《送董邵南序》“吾知其必有合也”，一再说“董生勉乎哉”，“为我吊望诸君之墓”云云；《送王秀才（含）序》“于其行，姑与之饮酒”；《送廖道士序》“廖师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以游，访之而不吾告，何也”，皆言外有意。
再次风格走向。韩愈赠序风格走向不外两种。一为雄直奇崛，不掩锋芒。如《送窦从事序》奇崛，开篇起得雄直。《送齐暤下第序》说“古之所谓公与私者”，雄直如《左》《国》之文。《送牛堪序》意格异常，出语皆含讥讽。《送孟东野序》“文以‘天’字为主，而用‘鸣’字、‘善鸣’字纵横组织其间，奇绝变化”，“雄奇创变，横绝古[13][14]今”。或谓其“最岸异。然可谓之格奇而调变”。《送何坚序》“节短而情长，固已奇幻无比矣。结处忽以凤鸣宕出异致，尤为极奇[15]极幻之笔”。《送浮屠文畅师序》横空而入，开口分出儒墨是非，而以名行之异转入文畅身上。硬说他喜文章，慕圣道，不当以浮屠之说送他，当以圣人之道开示，然后铺张胪列，尽说圣人好处。《送高闲上人序》诙诡放荡，学《庄子》。上述赠序皆可归入雄直、奇崛一类。
二为平实自然，深婉含蓄。前者如《送陆歙州诗序》行文洒然而来，《送陈密序》以师生对话为文，简淡有体；《送陈秀才彤序》论古文之学，质实无华，《送孟秀才序》叙事、赠言，简洁平实；等等，皆是。后者则以《送董邵南序》的反复抑扬，微情妙旨寄于笔墨之外，《送王含秀才序》的深微屈曲，夷犹淡宕，《送杨少尹序》的唱叹抑扬，言婉意深，最为突出。像《送石处士序》前含讥讽，后寓箴规，皆不著痕迹，《送许郢州序》讽谏于頔，讽刺之辞却语语平恕蔼如，《赠崔复州序》“与《送许郢州序》同义，而规讽于公处最含蓄”[16]，《送李愿归盘谷序》，既有写隐者之高而行文藏蓄不露，又有“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之含蕴不尽，可见深婉含蓄，这不单是韩愈赠序的一种风格走向，还是他遣词造句的一种修辞手法。当然，韩愈赠序风格多样，如《送殷员外序》即“庄严简重，另是一种，与[17]《杨少尹》等序正相反”，《送王秀才（埙）序》则以渊雅古厚，朴老简峻著称。但总的来看，其风格走向仍以上述二种最为突出。
最后说美感特质。韩愈赠序既用多种文学表现手法组织文章，酿造其文学意味，自有其美感特质。其美感特质一则显现为赠序内容对读者（包括时人和今人）所能引发的感兴作用。韩愈赠序虽多就一人（《送石处士序》《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送许郢州序》《送崔复州序》涉及二人）而言，或颂扬，或安慰，或规劝，或讥讽，或勉励，或鸣不平，议题则多出于对个人、集体、国家、人类命运的关心，对人生际遇、人性善恶的关注，对个体生命、人文精神的关怀，作者的叙说、慨叹，所表达的离情别意、所展现的人间荣衰冷暖，往往能引发读者深沉的反思和音声相应的回响，产生强烈的美感效应。
二则表现为赠序所写之人以其言行、性情动人，所叙之事以其生动、风趣动人，所述之景以其形象、境界动人，这种美感缘写人、叙事、体物而生，根本原因是韩愈赠序和其他古文一样，都坚持一共同的修辞策略，即明道、言志、抒怀，皆不离“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
[18][19]理”，不离人类社会的“相生养之道”，亦即明道、言志、抒怀，皆借生动具体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历史经验、现实境况来完成，因而文中不乏天地万物的描绘、人物个性的再现、故事场景的描述，加上作者表述方式和语言运用技巧的不同一般，往往能给人触目难忘、身临其境的感受。像《送区册序》《送廖道士序》所描写的广东阳山及湘南一带的自然景象，像《送李愿归盘谷序》所描写的三类人物的生活场景及为人特征，像《送杨少尹序》所写的汉代士大夫送别二疏的场面和作者想象中时人送别杨侯的场面，都能使人进入一种境界，产生种种联想。《送殷员外序》写时人“持被入直三省，丁宁顾婢子语，刺刺不能休”，更是语带夸张，引人发笑。
三则表现为变通使用辞赋、骈文表现手法所带来的艺术风貌之美。韩愈倡复古文，虽然反对当时骈文写作的不良倾向，却将骈文、辞赋等文学要素和合理的表现形式拿来为古文所用。比如，辞赋的体物言志和铺陈形容的手法，骈文的诗意美、音韵美和句式的偶对、声韵的和谐等，只是根据古文的特点做了一些改造，如在以奇句单行为主的前提下，将句必偶对改变为句式大体整齐或大量使用排比句式，将音韵和谐改变为声之高下随气之强弱自然而生。故其赠序表现形式亦有诉诸感官的形相美感，如《送孟东野序》“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数句，《送高闲上人序》“尧舜禹汤治天下”“不治他伎”“观于物”三长句中的数短句，《送权秀才序》写“其文辞”一长句所用众短句，均为排比、铺陈，既给人大体整齐的美感，又因意象迭出使人应接不暇。《送李愿归盘谷序》兼取偶俪之体，却非偶俪之文；大量运用骈偶句，写人铺陈形容，情态尽致，还带出一种似有若无的臧否氛围。
四则表现为采用多种修辞手法所带来的艺术美。如用特起手法开篇，或谓空中起步，或谓山崖崩石，而言无枝叶，说得简捷肯定，能带来一种令人惊悚的气势美。像《送孟东野序》开篇出以“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开篇出以“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即为显例。又赠序中常用长句和时用顶针句以营造行文的气势美。如《送浮屠文畅师序》“如吾徒者，宜当告之以……”一长句，以及“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数句，即是。又有用博喻手法描述人物特长，而显现作者诙诡情趣及逞性作论之真率者。如《送石处士序》连用三比喻形容石洪“与之语道理，辨古今事当否，论人高下，事后当成败”之特点即是。有以交游离合之情为文，不胜慨叹而生情韵之美者，《送湖南李正字序》即是。有寄兴无端，含蓄不露，抑扬往复，低回婉转，曲尽吞吐之妙；或反复咏叹，驰骤跌宕，以虚写实，于空中摩荡；或顿挫慨叹，意在言外，深微屈曲，淡宕夷犹，而尽显作者风神之美者，《送董邵南序》《送杨少尹序》《送李秀才序》即是。
柳宗元赠序文体性质与韩愈赠序相同，既有以赠别诗序为赠序者，也有完全摆脱诗序因素而独成一体之赠序者。其写法虽各有特色，如《送薛存义之任序》前规后颂，颂不忘规；笔笔跳跃，句句变化；有擒有纵，伸缩如意。《送许从事北游序》从虚处幻出四种原因，且用问句形式言之，澜回波折，荡漾无穷。《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末段“黄鹤一去”云云，缥缈之致，使人意远，可谓风致不俗。但多以说理胜，且立论兼用佛、老之言，与韩愈持论大异。其大概，或如林纾所言：“赠序一门，昌黎极其变化，柳州不能逮也。集中赠送序……语皆质实，无伸缩吞咽之能。唯《送薛存义之任序》，真朴有理解，……文虽直起直落，无回旋渟蓄之工，但一段名言，实汉、唐、[20]宋、明诸老所未能跂及者。”二 欧阳修、王安石对韩愈赠序文法、文风的扬弃
林纾说：“愚尝谓验人文字之有意境与机轴，当先读其赠送序。序不是论，却句句是论，不惟造句宜敛，即制局亦宜变。赠送序是昌[21]黎绝技。欧、王二家，王得其骨，欧得其神。”钱基博亦云：“阅《昌黎集》送人序。其中有端凝简峭而如史笔者，如《送幽州李端公序》……是也；有婀娜摇曳以为多姿者，如……《送杨少尹序》，是也。大抵端凝简峭，斯见劲，王安石以之；婀娜摇曳，则余妍，欧阳修以[22]之。”
先说欧阳修。
欧阳修在唐宋赠序文风演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他在整个唐宋古文变化所起的作用一样，一是创造性地继承唐宋赠序特别是韩愈赠序的艺术传统，二是所作赠序本身又与韩愈等人的赠序一道成为宋人学习的对象。欧阳修《居士集》及《居士外集》各收赠序7篇，数量不大，但特色显著。
就文体性质言，欧阳修的赠序，没有一篇是以送别诗序充当的，也没有一篇言及送别诗的写作背景、送别诗的内容。可以说，其赠序完全摆脱了送别诗序的影响，其文体特征已经跟序跋类中的序体特征大不一样。如何看待这一文学现象？这既可以说是欧阳修对韩愈赠序中一类不受送别诗序影响的赠序文体的沿袭和发展，也可以说是赠序文体在发展过程中文体要素不断选择、不断优化、不断突出个性特征的结果。纵然北宋以降还会出现以诗序代替赠序的情形，但赠序从文体中的序跋类独立出来，自成一类文体，却是不可逆转的了。
就修辞策略和书写方法而言，欧阳修基本上坚持的是韩愈以诗为文的策略，写法则多用韩愈赠序以旁说引入正题，以及驰骤跌宕、唱叹抑扬、簸弄虚景、寄意言外的手法。欧阳修赠序除《送曾巩秀才序》《送陈子履赴绛州翼城序》，系开篇直接切入主题外，其他皆借旁说[23]引入正题。所谓旁说，即魏禧说的“欧文入手多配说”的“配说”。“配说”之“配”相对于古文正题而言，有“陪衬”之意。欧公赠序，有的旁说文字占全文大半以上，如《送杨寘序》以“琴说”为旁说，《送王陶序》以“刚说”为旁说，《送徐无党南归序》以如何修身立行为旁说，《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以田氏家世事为旁说，《送张唐民归青州序》以圣贤穷达祸福之说为旁说，《送陈经秀才序》以龙门之游为旁说，《送杨子聪户曹序》以河南大府参军“才能之非有异乎众”而“能自以头角颀然而出者”为旁说，即是。《送梅圣俞归河阳序》也是近半文字为旁说。有些赠序旁说文字较少，像《送秘书丞宋君归太学序》，其旁说文字不及全篇三分之一；《送方希则序》仅有六句，而《送孙屯田序》仅为两长句，《送廖倚归衡山序》实为一长句。
旁说虽长短不一，但其话语来由和对赠序布局所起的作用却大体相同。一般来说，旁说话题看似与正题相距甚远，实则息息相关。简单地说，一则旁说对正题言说有预做布置的作用。大抵正题作论所持之理、抒怀感兴之事，皆从旁说中来。故旁说可以空中起步，但立足点稳落在正题上。由于正题所言紧承旁说延伸，旁说说得切题，说得充分，正题作论、抒怀就会十分顺畅、自然，且文字简略而说服力强。二则旁说往往对正题叙说有起兴的作用，篇幅较短的旁说，此种功效尤为明显。试读《送廖倚归衡山序》《送秘书丞宋君归太学序》《送方希则序》《送梅圣俞归河阳序》《送孙屯田序》之旁说，即可感知。三则欧阳修习惯于用舒缓语调叙说旁说内容，慢慢引入正题，行文纡徐，显得逶迤不穷。又言之详细，或形容尽致，或条分缕析，从容不迫，和气外溢。像《送杨寘序》作“琴说”，以实写虚，用“崩崖裂石”等三个比喻形容琴声之“急”，用“怨夫寡妇之叹息”等两个比喻形容琴声之“缓”；用“舜与文王、孔子之遗音”形容琴声所达到的“忧深思远”的境界，用“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叹”形容琴声所抒发的“悲愁感愤”，用“尧、舜、三代之言语，孔子之文章，《易》之忧患，《诗》之怨刺”形容琴声所达到的“纯古淡泊”境界，不单穷尽琴声的形相之美，还揭示琴声蕴涵的美学境界。《送徐无党南归序》几举全力于旁说，成一篇大议论。“先以三不朽并提，后说言、事为轻，修身独重，后更说言为尤轻，直向文章家下一针[24]砭”。《送张唐民归青州序》说何以“后世”“凡所谓贤者，其可贵于三代之士远矣”，实拿古今政治、教化、风俗比较作论，分析“贤者岂必困且艰欤”，亦从“人事修”“废”两方面着手立论。《送王陶序》更是借谈《易》象而成“刚说”，以明“君子动以进而用事之方”。这些都是叙事详尽，说理透彻，行文曲折，层转层深，主义自然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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