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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永会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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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另一扇窗户试读：

书香

热爱人生的精灵

此书中相当一部分篇什作于立勤生病前后。生动地记录下她面对疾病、面对死亡的心态和她向疾病和死亡抗争的经历。生与死本是人生难免碰到的课题，然而，当一个正处于人生灿烂季节的二十九岁的女人面对死神狰狞面目时，她的心灵该承受着何等的重压和磨难呢？“生与死安然走到了一起，它们已经把其中的一只手伸给了对方。然后紧紧握了起来，我的灵魂、我的肉体似乎马上就要顺着这交融从生变为死，太快了，本来漫漫人生刹那间就被压缩成一条缝隙。”作者“无法接受这个死亡的预兆”，“不可能，不可能，我不会得这种病，不会！”然而毕竟这是残酷的现实，“我突然置身于一个充满呻吟哭号的地方”，“对生命的惋惜和恐慌甚至匆匆而去又无所谓的萧瑟”。她的长发全部脱落了，左臂被掘出了一个洞穴，死神似乎已握住了她的手。恰恰在此时，作者才深切体验到：“当你面对死亡很近很近的时候，你突然变得那么吝啬，你会留恋每一片树叶，每一缕阳光，每一个难忘的的清晨和黄昏。”

在《痛苦的飘落》中，作者对于生死的彻悟，对美好人生的留恋显得特别真切、特别动人，使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一个女人在与死神抗争中的种种心境，以及战胜死神重新获得生的权利后那种喜悦亢奋的情绪。作者在这里传递给我们的，不是对死亡的恐惧，而是对生命的留恋，对未来的向往。张立勤像

对人生、对亲人、对朋友的深挚的爱，对人间友情的温馨追忆是《痛苦的飘落》这本散文集中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充满爱心爱意的人物时时游动在这本小册子的篇什间。“一条被大都市遗忘”的老街上的小吃店，姑娘常为那个因为照顾病中的妻子而疲惫不堪的丈夫“从里面找个凳子”。“小旅馆看门的师傅。总惦念着给他打满开水留着，有时从家里给他带几块烤白薯……”（《爱，在这条老街》）以她的彩笔，以她的风彩在小城“这块古老的画布上亳不吝啬地抹了一笔”的穿大红色风衣的女画家（《小城飘来一件红风衣》）；恋依绿色，“为了那松，那绿的给予；为了这山，这水，这小镇母亲般的哺育”而在那遥远的千米海拔的山巅上日夜守护电视差转站的小伙子（《为了那遥远的山颠》）；为了新婚夫妇能有个属于自己的窝而甘愿让出楼顶小屋的老修脚工（《空荡荡的楼顶》）；在作者被困病床，几乎被漫无边际的夜空窒息时，给她带来《卡门序曲》，鼓舞起她战胜疾病信心的女护士（《卡门》）；尤其是“像母亲伺候一个婴儿，难以做到的温柔和细腻的付出”的丈夫。正是这些充满爱心的普通人，正是这些人间真情使作者“懂得依循自己美好的情愿生活多么幸运，珍惜每一次幸运又迎着生活的纷繁和曲折。”

哲人曾说过，人需要在盐水里泡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经过生与死折磨的张立勤，精神境界跨越了一个新的阶段，散文创作也跨越了一个新的阶段。她的散文更大胆、更张扬、更灵气逼人了。《痛苦的飘落》在艺术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点，一是作者对生活感受敏锐、笔触细腻；二是作者意象跨度大，作品中流动着诗的情调。

对生活感受敏锐，善于捕捉最能体现的情物特点是女性散文的特点，张立勤在这点上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残缺》。这是一篇描述父母离异后给女儿心灵造成残缺的散文。爸爸妈妈离异后，作者写道，“妈妈不怎么爱讲话了，一双浑浑的眼睛，像浮满落英的深井，为什么，为什么这样深深的，深深的连女儿也望不清呢？”在这里作者对母亲的苦痛未着一字，但母亲内心深处的创伤已跃然纸上了。再如，对母亲的孤独，作者并不直接写，而是用母亲养花来点染，“妈妈养了许多花，在爸爸走后，摆满了她的窗台。妈妈辛劳的伺候着这些花……妈妈盼着花开，花开一次，她脸上才露一丝浅浅的笑。花枯萎时，她好忧伤哟，然而，很快就被另一枚花的开放掩去了。”在这里妈妈似乎已与花为伴了，她的孤独也就显而易见了。类似这样敏锐的观察和体验我们在集子里是随处可见的。

在散文热风吹拂的今天，执笔从事散文创作的当不在少数，然而真正能形成自己的意韵并为读者所喜爱的并不多，张立勤确实就是这不多中的一个。散文集《痛苦的飘落》已经向人们显示了作者的创作实力和水平。我们有理由期盼张立勤不断有新的锦章佳作问世。原载1994年4月5日《文论报》

余愿子孙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曾国藩是清末著名政治家，曾权绾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近一个世纪来，对他的评价从“古今完人”到“汉奸刽子手”竟有天壤之别。然而不管骂也好，捧也罢，谁也不能不承认，曾文正公在教子方面取得了成功。他的长子曾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以自学通英文，成为清季著名外交家。在与沙皇俄国的谈判中不畏强权，据理力争，夺回了大片国土，被称为清末唯一的一次外交胜利。其次子曾纪鸿研究古算学，也取得相当的成就。

那么曾国藩是如何教子的呢？从岳麓书社出版的《曾国藩教子书》中似可窥见一斑。

一曰读书要立志。曾国藩在同治元年给其长子纪泽信中道：“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曾国藩对其子读书求学督导甚严。这本书中选收的每封书信，都有一段是专门谈读书情况的。

二曰做事须有恒。曾国藩说：“人生唯有恒是第一美德。……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畜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又言道：“故望尔等少壮时，即从有恒二字痛下功夫，然须有情韵趣味，养得生机盎然，乃可历久不衰，若拘苦疲困，则不能真有恒也。”

难能可贵的是，曾国藩在教子方面不是一味督责，而是循循善诱，视身教重于言教，与子女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研究，让孩子做到口服心服。即使对封建社会视之为敲门砖的科举考试，曾国藩也看得很开，咸丰八年他在给长子纪泽信中道：“今年初次下场，或中或不中，无甚关系。榜后即当看《诗经注疏》……”这种对科举考试的达观态度在封建时代政治家中也是鲜见的。

曾国藩言道：“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这个思想渗透在这本教子书字里行间，也可以看作是其教育子女的指导思想。原载1995年3月11日《河北经济日报》

读《女作家影记》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套十分精致，装帧考究的书，淡黄色的封套，典雅的纸张，配上每位作家亲笔签名的藏书卡，透着浓浓的书香和高雅的品位——这就是铁凝主编的《女作家影记》。

演员可以出写真集，模特可以出写真集，作家能不能出写真集？当然可以。作家在写真集中展示的是她们独特的感情和生活，铁凝主编的这套写真集可以说是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尝试。

摄影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当它们累积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成了凝固的历史。在这部影记中，读者可以“看到能呈现某种历史的呼吸的图片”，几乎每幅照片后面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1958年，叶文玲因哥哥被错划右派而失学，无奈之中她到杭州找到了十年未见的姐姐，于是有了姐妹合影。在这张照片旁作家写到：“我的花袄和围巾是借大姐的，大姐的‘行头’是借同事的。”当年的困窘已跃然纸上。在舒婷的影记中有一张妈妈和她们兄妹的合影，那是“给在山区挖煤的‘右派’父亲寄一张照片，妈妈要我们快活点，我遂半咬嘴唇做哭笑不得状。”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定格在我们面前的是痛楚和辛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知识分子的境况有了根本改观。在作家们的影记里，我们看到了叶文玲与平反了的哥哥分别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后在北京的合影，看到了成为作家的舒婷欢快的身影，让人强烈感受到新的时代为作家带来了新的生活。

生活是作家创作的源泉。当我们阅读作家的作品时，常常为他们创造的故事和人物所感染，同时也常常带来一个问题，作品里描述的生活作家都亲身经历过吗？这部《女作家影记》第一次以写真的形式向我们开启了女作家的生活之门，让我们看到了浓缩在生活征途上的那个独特的作家自己。张抗抗1966年当红卫兵时大串连到北京，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女孩子头戴军帽、腰扎皮带、手持红语录在天安门前的留影，而且被作家称为当年“顶顶紧要的事”。无独有偶，在舒婷的影记中，我们也看到十五岁的舒婷大串连时以相同姿势在天安门前的留影。艰难困苦，玉汝玉成。几乎每一位作家都走过了艰难曲折的不平凡的道路，生活在影记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这里有铁凝下乡时和伙伴们在棉花地里的合影，有张抗抗打着绑腿在林海雪原之间小歇的照片，有舒婷第一次下工厂劳动和伙伴的照片，那上面“战斗在一起”的题词更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通过这些照片，我们对作家和对作家所走过的生活道路有了更真切的了解，从而对她们的作品有了更深切的观照。在影记中，有的照片相当个性化，像池莉品酒的照片，可以称为精品，恰是她率直性格的写真，而作家自己写的照片说明也堪称一绝：“酒是一个好东西。酒真的是一个好东西。过去有很长时间我没有体会出来，后来不知道怎么就明白了。一旦明白，我再也离不开酒。”

亲情是这部影记最能打动人的地方。宗璞手持汤勺喂父亲饭的照片，让每一个人都会产生由衷的敬意。爱踮脚跟的妹妹与铁凝亲昵的合影，渗透着一股浓浓的手足之情。在迟子建的影记中有一张“父亲在校运动会开幕式上讲话”的照片。迟子建加了一段说明相当精彩：“每逢父亲正襟危坐在主席台上，我就觉得格外滑稽，想起他在家中的种种劣迹，诸如不爱洗脚，诸如喝多了酒漫天胡吹，便觉得他当校长是个过错。只有年长之后我才明白，父亲是最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他一生致力于办学，对官场拉帮结伙的作风格外反感……”父女亲情拨动了每位读者的心弦。作为继母，方方为儿子特意选了一张照片，并带着深情的母爱写到：“儿子毛头，他现在已经是个大男孩了，个子比我高出半头。在我跟他一起上街买东西时，都是他用自行车带我，这使我感到特别得意。”

文字优美是作家写真的一大优长。欣赏《女作家影记》，实际上也是在欣赏一篇篇美文。恰如主编铁凝在总序中所言：“是照片引我们注视起写作之外我们的生活，亦使我们每个人对这本影记的写作比对其他时刻的写作投入了更多的兴趣和情感。”正是由于带着浓浓的真情实感，我们才看到了一些来自心灵深处不可多得的散文。宗璞为自己的影记编了辑，并题了“梦之痕”“亲之赐”“师与友”“景和故事”等很贴切的名字。舒婷自己既是诗人，又是散文名家，她的影记中留下一些动人的诗篇。而方方更以其平实深刻的文风打动我们，她写到：“安宁是一个人最好的感觉。我们这样的家庭，和其他别的家一样，有非常和睦的时候，也有大声争吵的日子，然后在和好如初的气氛里，再把吵架的事自我调侃相互嘲笑一番，日子就这么过着，既不浪漫，也不刻板……一切都以正常的速度向日子深度进展。”

无疑，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

危机来自何处

好了，作为著名学者的前苏共中央委员的麦德维杰夫，试图用《苏联的最后一年》这本书为我们解答这些疑问。

我还清楚地记得，1989年的春天，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到我国访问，作为当时国际政坛的风云人物，作为共产主义运动“新思维”的倡导者，戈尔巴乔夫是气宇轩昂的。而当时的中国正面临改革开放以来一场严重的风波。不知道当时戈尔巴乔夫是不是预感到自己将面临的危机，更严重的危机！

所有危机的根源都是经济危机。苏联经济的严重下滑是危机的真正起点。作者告诉我们，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最明显例证就是越来越糟的经济形势，这已经不是什么低迷增长和滞胀问题，而是经济混乱和严重下降。当时苏联国内几乎所有地方都对肉、糖、油、米，甚至牛奶都实行凭票限额供应体制。肉类罐头、香肠、便宜的糖果和葵花油，在商店里早已脱销，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劳动生产率等连续几年下降，财政赤字大幅攀升，外汇和黄金储备都连年剧跌。苏联1985年的黄金储备在1500—1800吨之间，而且每年还有300—500吨的黄金产量，但是到了1990年底，苏联黄金储备却仅剩500吨；苏联在1985年初的外汇储备在120亿美元左右，可到了1990年底，本来就很少的外汇储备又下降一半。濒临破产的经济形势，让执政者甚至都不敢按惯例发布1990年的统计报表，1991年度预算和新的五年计划更无人问津。作者慨叹：苏联被带进一个很深的死胡同！

如果仅仅是经济危机还并非没有良药，更可怕的是“整个国家和它的领袖已经迷失航向”。作者在书中尖锐地指出，1990年至1991年间，作为苏共总书记和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已经失去了平时的自信和乐观，他的助手甚至认为他的政治意志已经“萎缩”。应该说1991年是苏联的多灾多难之年，但就是在这个冰天雪地的年初，也没有任何一个嗅觉敏锐的政治家会分析出庞大的苏联帝国会在当年就土崩瓦解——这几乎是那时的人们无法想象的。甚至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失败》一书中还坚信：苏联将坚持几年到几十年。但是所有的预言都被“不自信”的戈氏击碎了。在一连串事件，包括立陶宛危机、8·19事件等严重危机的处置中，戈尔巴乔夫表现出的不负责任和优柔寡断加快了苏联这艘巨轮的搁浅和下沉。作者详细描述了在8·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参加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时被叶利钦训斥和羞辱的情形，叶利钦几乎胁迫着戈尔巴乔夫同意了停止俄共活动的法案。书中作者常用踉踉跄跄、怅然若失、脸色苍白来描述戈尔巴乔夫。可以想见，由这样一位软弱、不自信的总统掌控，苏联不崩溃岂不是咄咄怪事！

作为资深学者和亲历者，麦德维杰夫鲜明地指出了苏共和苏联解体的几个原因：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俄罗斯的分立主义、冷战和西方的施压、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作用等。但让我们吃惊的是作者尖锐强调，苏联解体主要原因是意识形态的衰落。因为在作者看来，意识形态是苏联这样国家的“承重结构”，其“承重结构”垮了，大厦的垮塌就是不可避免的。苏联能联合在一起并不是靠民族命运和传统的共性，而是依靠意识形态的统一。因此，当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执政并推出新思维后，苏共的人数虽然还在不断增加，但正统思想的影响力却在日趋减弱，作为执政党的苏共，一旦缺少强大而权威的思想后盾，缺乏与时俱进的思想砥柱，它就难以承受原有的和不断增加的新负荷。作者指出，对于苏共来说，意识形态就是它的心脏，当对这个伟大意识形态的信任程度减弱之后，那么苏联大厦中的党政骨干结构必然要倒塌。有意思的是作者多次将中国与苏联进行对比，并肯定中国改革的成功。作者指出，“邓小平在中国的成功首先应归功于思想理论的重大变革，这些变革不仅保证了这个泱泱大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而苏共和苏联却根本没有进行正确的思想理论的重大变革。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屋顶上飘扬了近七十年的苏联国旗黯然落下，苏联正式宣布解体。

掩卷思索，心头既沉重又庆幸，感受多多！要知道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对我国的冲击是很大的。如果没有正确的领导和正确的决策，在风浪中我们可能也会触礁或搁浅。1992年的初春，邓小平的南巡使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继续扬帆前行。原载2005年6月10日《燕赵都市报》

农村体制变革的真实记述

从报纸上知道《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出版了，就买来一本读。

知道杜润生还是从听他的一次报告开始。1984年，杜润生应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高扬的邀请，到省会石家庄做了一场农村体制改革的报告，地点就在原石家庄地委招待处礼堂。我那时大学毕业到机关工作的时间还不长，作为小干事按说是没资格听这个报告的，但因为在研究部门工作，领导隆恩就跟着一起去听了。但也就是因为这一听，使我对杜润生有了一种崇敬——那确实是迄今为止我听到的最精彩的报告之一。我记得，六十多岁的杜润生连张纸片都没有拿，讲得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其条理之明晰、认识之深刻令人叹服。许多我们过去不明白或不太明白的事情经杜老一讲，立刻豁然开朗。我记得，他借用一位老农的话来批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前的制度，说那时农民就像头牛，既不给吃饱，又不放开缰绳让自己找草吃，形象生动，给人印象极深。

应该承认，当时虽然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在农村推行，但在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心中还是有疑虑的，就是一些年轻人也持质疑的态度。我还清楚地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还在读大学，每逢学生党支部开会，争论最激烈的就是农村的包产到户，而最动感情的往往是来自农村的同学。什么集体财产分完了、牲口都让各家牵走了，等等，情绪和火气都蛮大的。这让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的人也感到困惑，而真正让我们的观念发生转变的是实际——活生生的农村实际。记得从大学到机关不久，就和老同志到衡水、廊坊的农村调研。20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到处充满活力，农民身上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大爆发。在中央连续几个一号文件的鼓舞下，农村处处呈现生机勃勃的景象。这给了我们印象直接的教育，而杜润生的那场报告则使我们从理论层面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改革开放有了全新的认识……

杜老的这本自述，就像他的报告一样充满了魅力！杜润生是我国农村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之一。20世纪50年代他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时，就协助邓子恢制定了一系列指导农业合作化的正确文件，但却被打成右倾，被迫离开农口；“文革”结束后的70年代末他重返农口，作为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为在全国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出了重要贡献。我觉得，读这本书是对解放以来我们党的农村政策的一次有益的回顾，也是对我们这些非农口的同志进行的党的农村政策教育的好教材。特别是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把“三农”问题放在重中之重给予考虑，在这时读杜润生的这本书，让我们重新浏览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政策的风云变幻，对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正确决策是有帮助的。

当然读这本书最使人难忘的还是作者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围绕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展开的激烈的论争，由此向我们第一次披露了当时争论双方的想法，以及种种趣事逸闻。如在中央高层会议上，东北一位省委书记担心包产到户后农业机械化的出路，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池必卿打断他的发言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活灵活现地展示了当时党内围绕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展开的激烈交锋和论证。不过就像作者在书中所强调的那样，论争双方的出发点都是想把农业尽快地搞上去，只是认识的不同。一些领导同志还被过去“左”的政策的条条框着，认识不符合农村的实际。而且对这些当时持不同观点的同志，中央一样地重用。不为尊者讳，实事求是地回顾历史，而在叙述中又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客观地还原当时的历史环境，这是本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也是作者难能可贵的地方。读杜老的这本自述，回顾改革开放走过的道路，我们更切实地体会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是多么重要。

时值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细读杜润生的这部自述，回想改革开放之初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的艰辛和80年代农村改革的火热，回顾三十年来我国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常常让人感慨系之……原载2008年12月14日《燕赵都市报》

悠久历史文化孕育的戏曲之美

从小我是不喜欢戏曲的，有戏曲演出或者不去，或者点个卯就走。真正激发我的戏曲兴趣，使我看到戏曲之美的应该还是裴艳玲先生。

记得还是20世纪80年代初，从外地上大学回家度假，当时正是春节前夕，地方组织迎新春联欢晚会，朋友拉着一起去看。既然是晚会当然就是大拼盘：歌曲、小品、相声……裴艳玲先生的《林冲夜奔》压轴，此时观众略显疲倦，而对，我们这样的对戏曲不感兴趣的人来说就更到了准备撤退的时候了。然而，裴艳玲饰演的一身素装的林冲甫一登场，瞬间全场鸦雀无声——后来我想过，这可能就是艺术大师的撼人神魄的魅力！随后的演出中，舞台就成了裴先生的天下：唱则曲调悠扬、引吭高歌，舞则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中国戏曲的美、中国戏曲的无穷魅力应该说被裴先生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舞台上了。多年后，有专家把没有看过梅兰芳等京剧大师的舞台演出引为憾事！实际上生在当代没看过裴艳玲先生盛年舞台演出不也是一大憾事吗？

喜欢了戏曲，特别是京剧，有时间也去看。但坐在剧场里，我就发现多数情况下兴味索然。细思之，除了演员的表演技能欠缺以外，对戏曲剧目情节的了解也是一个大问题。中国是个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悠久的历史文化孕育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戏曲经典，戏曲与历史是密不可分的。若对舞台上演出剧目的那段历史知之甚少或一知半解，当然看演出就会索然无味。所以那时就想找一本关于戏曲和历史的书读，但或许是自己接触出版物毕竟少，多年间并未寻觅到一本解疑释惑的书。不过现在好了，终于在新华书店的书架发现了来新夏、马铁汉主编的《谈史说戏》。

来新夏、马铁汉都是历史和戏曲方面的知名学者，他们在此书导读中就言简意赅地把这本书的特点交代得一清二楚：国粹名剧，梨园掌故，娓娓而谈；史料记载，故事脉络，详加考诠。历史与戏剧，真实与虚构，为您一一呈现。读过此书方知编著者此言不虚。《空城计》是戏曲舞台上久演不衰的名剧，常为人们津津乐道。但它究竟是根据历史敷衍而成，还是作者凭空虚构，《谈史说戏》告诉我们，关于空城计的故事，在《三国志》和《资治通鉴》中均未见记载，应该是小说和戏剧的艺术创造。但失街亭、挥泪斩马谡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在两件史实中插入一段虚构的故事，使得舞台上更加生动，更加引人入胜。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和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作为两个艺术形象，在舞台上一出现就构成了尖锐的戏剧冲突，因此，也就成了一出久演不衰为广大观众津津乐道的传统名剧。

中国是有五千多年历史的大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为我们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传奇故事，也为我们留下了无数传奇神话，在戏剧繁荣的时代，正是这些英雄故事和神话传奇丰富着我们的舞台演出空间，使老百姓获得了真正的艺术享受。像《赵氏孤儿》、《将相和》、《王昭君》、《群英会》、《铡美案》、《红娘》等等都是取材自历史，在舞台上久演不衰的优秀剧目，也真正称得上艺术精品。欣赏舞台演出之余，再品读《谈史说戏》，重新体味历史与现实，艺术创造与生活实际，就更加深了对艺术魅力的认识，更加深了对中国戏曲的理解。

现在电视剧戏说之风甚炽，实际上戏说并非始于今日，戏曲舞台上的戏说大概从元杂剧时代就开始了。可以这样说，没有戏说，何来舞台的繁荣！何来戏剧的繁荣！在史实与戏说，现实与虚构之间的这种运筹和创造，正是中国戏剧繁荣的基石。京剧《龙凤呈祥》是有一定历史根据的，也基本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但是作为一台戏剧，历代的作者确实又有许多的创造、许多的戏说，像增加了周瑜设计的美人计，虚构了刘备偕夫人悄悄回荆州，孙权、周瑜派人截杀，移花接木了老太师乔玄，等等，正是这些戏说和创造，使这台戏成为久演不衰的名剧。我们可以设想，这台戏里如果没有了乔玄，戏剧冲突如何推进？又会失去多少谐趣和欢乐啊！

这本书的吸引人，我感觉还有两点：一是每部戏剧都配了颇为精美的插图，使进入读图时代的读者在文字之外又得到了另一种美的享受。另一点是在介绍每部戏剧时，都对演出的效果和历史作了简要的介绍，并对名角的演出作了点评。这样的好处是，戏曲爱好者可以跟踪寻觅自己喜欢的光盘欣赏，这不啻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原载2009年1月4日《燕赵都市报》

难忘那片藤叶

每次逛旧书摊都会有所收获。都会有惊喜，这大概是许多人顶着寒风在这片旧书市场徘徊的原因吧。大雪节气的旧书市场上，在一堆杂乱的旧书中发现了一本平明出版社的《奥·亨利短篇小说选集》（现译为欧·亨利），立时拿在手中，像怕被别人抢走似的。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以五元钱据为己有，喜上眉梢。这是一本平明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译著，由著名翻译家王仲年翻译。封面上盖着一所工程学校图书馆的红印章。我想正因为它跑到了工科学校，所以才能历经五十多年风霜而保存完好。

我如此喜爱此书，其实还有一段故事。20世纪70年代初，正是文化蛮荒的“文革”时期，图书馆大多封闭，新华书店空空如也，当时我们这些小青年，把能找到一本好书作为最奢侈的渴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从一位中学老师处借到一册平明版的《奥·亨利短篇小说选集》。开始我对这本书并不太喜欢。因为它是竖排版，又是繁体字，读起来就有些别扭。但那时找本书并不容易。就只好硬读。谁知读起来竟放不下了。奥·亨利是20世纪初叶美国最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之一，生活道路坎坷，曾蒙冤入狱，直接接触了下层贫苦大众。所以他的作品大都描写的是底层贫苦大众的生活。他的作品语言简练，结构紧凑，结尾往往峰回路转，出人意料，让人回味无穷。加上译者功力深厚，更为这本小册子增色不少。全书收录了奥·亨利三十余篇作品，可以说皆是精品。首篇《警察与赞美诗》，叙述了一个饥寒交迫的流浪汉，企图以砸商店橱窗、调戏女人等方式，让警察把自己送进有吃有住的监狱去，警察却不理会；而当流浪汉在教堂午夜赞美诗的乐曲中，灵魂有所触动，渴望弃恶从善、重新做人时，警察却毫不犹豫地抓捕了他。《二十年后》讲述了一个强盗在与朋友分别20年后赶来履约，恰巧碰到一位在街头巡逻的警察，简单交谈后警察走开了。然而很快强盗就落网了。抓捕的警察交给强盗一张纸条——那正是二十年前的朋友、如今的巡逻警察写给他的——在刚才强盗点雪茄烟的瞬间，他已经认出他就是纽约警方要抓捕的强盗，他不忍心自己下手，就报了警。这些作品都对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批判。给我留下更深印象的是《最后一片藤叶》，讲了纽约两个穷苦的青年艺术家苏艾和琼珊。琼姗患重病住进医院，在病床上她看着窗外在凛冽寒风中挣扎的藤叶，预言那最后一片藤叶飘落时，自己就要归去了。然而，那最后一片藤叶却坚韧地挂在枝头，一天又一天，任凭雨打风吹。这增强了琼珊战胜疾病的信心，并最终战胜了病魔。然而直到这时她才晓得那不落的最后一片藤叶，竟是朋友苏艾请同时住院的老艺术家贝尔门画在墙上的，贝尔门自己却在几天前去世了。这确实是个温暖人心的故事，人情味十足，特别是在“文革”时期读着它，更是感慨万千，也深深地激荡了我的心灵。《奥·亨利短篇小说选集》我看了无数遍，确实爱不释手。但再喜欢也是要还的，我只好借了数次，还了数次，最后竟下决心在一个笔记本上抄下了数篇小说——这在当时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正是由于这片藤叶，让我从心里喜欢奥·亨利的作品。可惜不知什么原因，文学艺术繁荣的20世纪80年代并未见到该书的新版踪迹，直到90年代初，才有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作品集，但已是厚厚的重排本了。旧书摊上淘回的这本平明版的奥·亨利作品集，就如同老友重逢，让我又回味起那个时代和那些旧事……原载2009年1月5日《藏书报》

伟大与平凡

五年前的那个夏天，革命圣地西柏坡，《永久的记忆》首发式在这里举行。该书的作者，朱德的孙子，时为空军大校的朱和平参加了这个隆重的首发式。当日骄阳似火，参加首发式的人几乎都大汗淋漓，但每位获得作者朱和平签名的书的读者，挂着汗珠的脸上都露着欢喜的笑容。

这几年，一些老一代革命家的子女、亲属都拿起笔，记述先辈感人的事迹和平凡的生活，成为我们学习党史、学习革命史的好教材。遗憾的是，作为我们共和国和军队创建者之一的朱德元帅的回忆书籍却少见，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现在这个缺憾终于由他的孙子朱和平填补了。朱和平是在朱德和康克清身边长大的，从一岁起，朱德和康克清就把这个小孙子从天津接到北京的家中养育，在朱德身边二十多年，陪伴康克清四十多年，感情是非常深厚的，对情况也是非常了解的，因此，他创作的《永久的记忆——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就具有极强的可信性，又有极大的魅力，所以虽然挥汗如雨，但捧读之下不忍释手，一口气把这本书读完了。

朱德元帅在我们这代人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他身着元帅服的标准像，礼服笔挺、嘴唇紧绷，神情威严的战将形象，作为身经百战的总司令，这自不待言，《永久的记忆》却大处着眼小处着墨，为我们描述了元帅朱德和长辈朱德的形象。

朱德元帅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我们党内是从来不倡导搞祝寿活动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倡议不“祝寿”。但也有例外。在党的历史上，为党的领导人祝寿只有一次，就是1946年12月，全党为朱德同志祝寿。当年中共中央在祝词中说：“人民庆祝你的六十年生活，因为你是中国人民六十年伟大奋斗的化身，你对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无限忠诚，你的不怕艰难危险，不求个人名利的牺牲精神，你的联系群众、信任群众、视民如伤、爱民如子的群众观点，正在鼓舞着全党全军为独立和平民主而奋斗到底。”在延安，全城悬旗三天，《解放日报》接连三天以整版篇幅刊登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贺词贺电和祝寿文章，毛泽东的题词是“人民的光荣”，刘少奇的题词是“朱总司令万岁”，由此可见朱德在党内外的崇高威望。

一位旧军人出身的共产党人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威望和号召力呢？读完这本书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伟大与平凡。

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其间有不少志士仁人，但也不乏逃兵和叛徒，是什么成就了朱德的伟人地位呢？这是我们特别需要搞清楚，搞明白的，我感到关键是革命的坚定性。朱德出生于四川仪陇县一个佃农家庭。两岁时过继给伯父。二十二岁弃笔从戎，因作战勇敢官至滇军旅长，刘伯承曾言：“总司令志坚如铁，从无失败情绪。总司令参加革命以前，生活优裕，即使不升官发财，亦足以度其舒适之一生，然当其一旦认识革命，即弃如敝屣，义无反顾。”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朱德在长征路上走了两年，其间一年是被张国焘挟持，但不管多么危险的境地，多么困难的局面，他都坦然面对。毛泽东称赞是“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伟大与平凡是密不可分的，《永久的记忆》中载有不少照片，记载了朱德生动的瞬间——他与战士打排球，与小平同志下棋，和孩子们种兰花，都展示了这位伟人平凡的一面。当然，最动人的一节是朱德借钱的故事。朱德参加革命后，与家人断绝音信多年，直到抗战开始后，才得家乡亲人的音信——年近八十的生母和养母因为四川闹灾荒，经常挨饿，度日艰难，而此时身为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竟身无分文，万般无奈下，只好给当年四川泸州的旧友去函求助。朱德至孝，母亲去世后，他悲痛中写下了《母亲的回忆》一文，后来收入中学课本，是我们少年时都读过的，他在文中写到：“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有感到困难，没有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20世纪60年代，一位外国记者问朱德：你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朱德回答说：我没能侍奉老母，在她离开人间时，我没能端一碗水给她喝。读至此，我想每位读者心灵都会受到震撼和洗礼。原载2009年8月9日《燕赵都市报》

旧书新识（两则）

一“毒草”与鲜花

20世纪50年代，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一批文学新人崭露头角，一批优秀作品脱颖而出。这其中有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等。正当这些年轻作家沐浴着早春温暖的和风时，一场风暴骤至，他们的作品被批为毒草。直到二十年后的1978年，这批作家才重见天日，当年被列为毒草的作品也被称为重放的鲜花，重见天日。

巧得很，近日在旧书摊上，我就寻觅到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一百二十来页薄薄的小册子里只收录了当年受到猛烈批判的两部作品：《本报内部消息》和《在桥梁工地上》。小册子是工人出版社1957年4月的第1版，印数为两万册。看到此，我不禁想到这也许是刘宾雁的第一部作品集，当时他看到自己的作品首次结集出版，是何等欢欣！而仅仅三个多月后，就因为这本小册子，作家瞬间跌进了深渊。该书品相保存完好，从淡绿色封面的签名看，是个人购买的。作为购买者和保存者，在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又是如何保存、阅读这本昨日的“毒草”、今朝的鲜花呢？

二　哈定《怎样画人像》

在旧书摊闲逛，有意外发现。初夏的一天下午，闲来无事就到旧书摊闲转，也没有什么目的。一番浏览下来，都是熟悉的老面孔，没有什么新发现。准备离开之时，忽然在最后一个卖新版旧书的摊位前，在一片洁白的面孔中跳出一张泛黄的老面孔。忙凑上前细端详，啊！原来是哈定的《怎样画人像》。忙抄在手，装作不在意的样子，随便翻看，嘴里问：这本旧书几块？老板正在招呼其他顾客，回头瞥一眼，扔过来一句：给三块吧！这个价钱远低于我的心理预期。但我还是按照马未都先生的要求——为了让卖主满意，也为了让自己更高兴——还了价，最后以两元据为己有。

哈定（1923—2004），回族。青年时期师承张充仁先生。上海著名肖像画家。20世纪50年代创办“哈定画室”，曾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教。1978年开始，哈定集中精力从事水彩人物画创作。1986年作为中国美术家代表团成员赴非洲多国考察并举行画展。1991年赴美国，定居洛杉矶。哈定最有影响的是他50年代创作出版的《怎样画人像》、《怎样画素描》，几家出版社印了几十万册。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美术教育书籍很少，而哈定的这两本书就成了热爱美术的青少年启蒙的圣经。我曾读到一位画家的回忆文章，谈到其在“文革”中费尽心机找到的美术教科书就是哈定的书，虽然已是残本，却导引他走上了美术创作的道路。

我与哈定的书熟悉，缘于曾经的一段热爱美术的经历。当年千辛万苦寻觅到哈定《怎样画人像》，至今记忆犹新。记得那本书只有七成品相了，封面仅剩半面，书中的一些珍贵画页脱落，封底阙如。虽然如此，能借到手仍然万分欣喜，但我没有毅力，终究没有学成绘画，不过这本书却长久地留在了我青春的记忆里。再看眼前的这本书，虽经五十多年风雨，却有九成品相：封面封底完整，书脊基本完好，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书中原有粘贴的画面一页不缺。历经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能保存如此完好，它的主人该是多么细心的人啊！

见故书如逢老友。捧着哈定的《怎样画人像》，我度过了一个愉悦的周末。原载2009年9月14日《藏书报》

打开另一扇窗户

千百年来，国人都在呕心沥血地研究聚财之道，如何聚敛钱财，以什么方法和手段聚敛钱财。这方面的东西汗牛充栋，数不胜数，从桑弘羊的《盐铁论》到《钱赋》都在试图开辟出一条生财、聚财之道。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奇怪，过上温饱、小康或者幸福生活，离开钱是根本不可能的，甚至连统计局都有指标，人均收入多少就算脱贫，收入多少就可以达到小康。在这种事事讲聚财，人人想发财的氛围下，如果有人站出来讲散财之道，并要著书立说时，你一定会大吃一惊的！不过，当我们认真读完著名学者资中筠先生的《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就确实感到她是另辟蹊径，以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窗户。

现在人们都说全国人大是政治经济生活的晴雨表，此言不虚，看这几年全国人大关注焦点的变迁就可以清楚地观察到经济社会生活的细微变化。几年前还是国企转制，如今更多地谈论的是社会公平，农业税全免，缩小收入差距等问题。2003年，我国实现人均GDP1000美元之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关注点确实发生了某些转变，就像媒体所称，既是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显期。有意思的是，中国科学院曾发表了一份调研报告称，我国现代化的水平大致相当于美国1898年的水平，年代相隔百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社会公平问题，就是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问题。作为社会的减震阀和财富的调节器，美国的公益基金会就是在百年前面世并逐渐走向成熟的。

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这是什么东西，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其实和我们的生活也有密切的关联。北京的协和医院，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周口店猿人头盖骨的挖掘和鉴定，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都曾得到美国公益基金会的支持和资助。《散财之道》告诉我们，美国全国基金会有大小五万家，能产生比较重要社会影响的有一千家，它既是政府的补充，又是对立面，它既是财产高度集中的产物，又代表改良主义思潮，是缓和矛盾，稳定社会和发展教育、科学的有力工具。

美国现代基金会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几十年间，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和技术的突飞猛进，造成了财富的高速聚集，同时也造就了空前的巨富，像洛克菲勒、卡耐基等。1880年美国百万富翁不到百名，1916年已达四万人。高处不胜寒。如何处置这些聚集的巨额资产，成了百万富翁们头疼的问题。实际上，到达资产巅峰的巨富们发现自己正处于两面夹击之中：一面是政府的托拉斯法的限制和约束，另一面是底层劳动者对贫富差距拉大的愤怒和抗争。洛克菲勒的一位好友就警告他：如不在生前以高于聚财的速度散财，他的财产将发生雪崩，祸及子孙，殃及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下，捐赠当然是最方便、最现实的手段。

从古至今，个人发财致富后将财产捐赠给公益事业的事并不少，但如何使捐赠更科学更有规划，就成为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成立的理念基础。老卡耐基就认为科学地花钱与赚钱一样重要。在19世纪末，当纷至沓来的捐款要求使巨头们难以应付时，如何使捐赠真正扶持社会公益事业，在缓解社会矛盾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成为这些商界巨头反复思虑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基金会应运而生，并借鉴现代企业的组织管理方式：设立董事会，任命管理者，建立经营部门。用老洛克菲勒的话说就是要“变零售为批发”。

经过一百多年的运作和发展，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日趋发展和完善，也形成了一批有国际影响的大基金会，这其中既有数十年和一百多年历史的卡耐基、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会，也有在20世纪后20年美国经济突飞猛进中创建起来的比尔·盖茨基金会和索罗斯系列基金会。这些现代基金会的运作日趋规范，在美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日趋增强。

古人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资中筠先生耗时数年完成的这部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绝不仅是向我们介绍美国基金会的社会运行，而是以新的视角告诉我们一种方法，一种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必须承认，有钱如何用，如何使积聚起来的财富最大限度地造福社会，造福民众，这是一门大学问。老卡耐基就认为，有效地散财所需要的才智和能力绝不亚于聚财。现在我们经常说人均GDP1000美元之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也在痛苦地思考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后社会矛盾的复杂多变，那么《散财之道》或许会告诉我们一个思路、一个办法、一条途径。原载2009年9月27日《燕赵都市报》

雕塑家的山和水

秋叶飘零的时候收到了霍波洋从沈阳寄来的新著《亦山亦水》。霍波洋是鲁迅美术学院教授，也是现今中国有实力的雕塑家。说实话，收到新著时我有几分惊讶——没想到他还会记得我们，记得五年前结下的那份友情。

200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河北省决定在全省塑立一批抗日英雄的雕像。燕赵大地是共产党八路军敌后抗日的主战场，涌现了许多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传奇。记得列入铜雕名单的有狼牙山五壮士、少年英雄王二小、工人豪杰节振国、民族英雄马本斋、子弟兵母亲戎冠秀、抗日英雄范筑先和吉鸿昌。为确保雕塑质量，我们分别向全国征集了方案。霍波阳和他的鲁美团队入围，并先后中标了狼牙山五壮士和马本斋的铜雕。当时，马本斋的雕塑进展顺利，雕塑家舍弃了通常的骑马全身像，改为半身雕，突出这位民族英雄在民族危难时刻的坚毅果敢的表情。当那个炎热的夏季雕塑揭幕时，受到包括马本斋亲属在内的一致好评。这无疑也让我们提高了对狼牙山五壮士雕塑的期望值。然而雕塑进展却不如预期顺利。因为五壮士的体量远远超出马本斋，又是群雕，创作难度超过后者。我记得那个夏季是在反复讨论中度过的，从画稿到小样再到大样。身材魁梧满脸胡碴的霍波洋并没有在我们面前摆大腕的架子，常常静静地听取我们的意见，然后再把他的意见说出来与我们交流。他把大样从沈阳传给我们后，本来已得到领导和专家的肯定，可以铸造了。但教授还是愿让我们现场看大样。这样就有了沈阳鲁美之行，不仅现场看了雄伟的大样，还参观了他的雕塑工作室。印象深的是美院草坪上形态各异的雕塑，使你自然置身在美的环境。这次沈阳之行加深了了解。以至一个多月后，他亲自送狼牙山五壮士雕塑到保定安装，已经像久违的老友一样了。无论从哪个角度说，狼牙山五壮士铜雕都是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杰作。雕塑加基座高十三米，展示了壮士们跳崖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景观。《亦山亦水》是一册中英文的展示雕塑家成长历程和创作成绩的作品。读《亦山亦水》，使我们对霍波洋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下乡四年，从大队新闻报道员、青年点业余美术组起步，继而在恢复高考后进入鲁美，走上专业美术创作的道路。他把自己四年知青生活喻为“在地表上辛勤耕耘。种植的是生命，养育的是生命”。而大学“四年中使用的是深层土壤，虽然它是无生命的”。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作者标志性作品是屹立在北京西客站南广场的大型雕塑“国风”。在这座雕塑中，作者大胆采用中华民族的象征——龙的形象，借鉴民族传统图饰的精华，以天圆地方的理念为基础，充分体现了鲜明、恢弘、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风貌。

霍波洋以一部《亦山亦水》为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作了一个小结，也为自己更精彩的人生和创作辟开了路径，我们有理由期待他更大的业绩和辉煌。原载2010年3月14日《燕赵都市报》

我珍藏的《鲁迅全集》

鲁迅先生去世后一共出过六种版本的《鲁迅全集》，其中粉碎“四人帮”后出过两种，一种是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还有一种是本世纪出版的。这两种版本我都珍藏，也都有一段故事。

我喜爱鲁迅先生的书，缘于参加石家庄市市委党校组织的读书班时集中阅读了先生的一些著作。但读的都是“文革”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素白的封面，没有任何注释，读起来相当费力。那时朝思暮想能搞到一套《鲁迅全集》。20世纪80年代初，我刚大学毕业，就在报纸上看到新版的《鲁迅全集》出版了。这是《鲁迅全集》第五版，也是粉碎“四人帮”后的新版。当时还是紧俏书，我在本地书店未买到，正好机关有位同志去北京，就托他在北京买。没想到这位同志真的从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买回来了，十六册，厚厚的一大包，在办公室一放，很吸引眼球的。一问价钱，更是吃惊——三十六元——几乎是我一月工资的四分之三。那位同志还特意说，我专门给你买的简装本，精装的六十多元呢！这更让在一旁翻书的一些老同志啧啧半天。我刚大学毕业，工资只有五十多元，平常买书也就是买一两元钱一册的，如此大规模购书还是第一次。但既然托人买回来了，就只有要了。用自行车把书驮回家，用了一个周末，把十六本书都用牛皮纸精心地包了书皮，细心地摆在了自己的书架上，整整一列，颇有气势。

一年多后，我调到了宣传文化部门工作。在这样的单位工作，当时最大的福利就是发书——这与当时商业物资部门发彩电票、发白糖是异曲同工。每隔月余，机关都为大家购置一批图书，从各类词典到古今中外名著，从马恩选集到时政书籍，应有尽有。机关大院其他部门看到下班时我们用自行车往家运书，都有几分嫉妒。更有好事者还告状到有关领导，称我们是以权谋私。不过都让当时的领导同志顶住了：宣传部不读书干什么？一句话，所有问题烟消云散。不过这也让机关谨慎起来，发书时间多改在下班以后，以避开其他部门的目光。有一天下班后，办公室通知让大家晚些走。机关的老同志说，估计是又要发书了。大家都有些兴奋，纷纷猜测该发什么书了。夜色降临，喧哗的机关办公楼一片沉寂。此时一辆货车停在楼前，办公室迅速下达搬书指令。刚才还屋门紧闭的各处室立时打开，人们鱼贯而出，楼道瞬间恢复了生气。仔细一看你会发现就连一些生病在家的同志也及时赶到——所以发书的日子无异于机关的节日。那次是每人一个牛皮纸大包，很沉。搬到三楼很费了一番气力。卸车时有人问是什么书？立时招来办公室同志低声呵斥：快搬吧！哪来那么多事！整个氛围像搬运地下印刷品。仅仅十多分钟，大楼前已车去人空，重回寂静。

气喘吁吁将书搬到办公室，处里同志就说打开看看是什么书。用剪子剪开牛皮纸包，原来是精装本《鲁迅全集》。大家都有些兴奋，我却欣喜中有些无奈——我已有一套简装本了。对这套精装《鲁迅全集》，我曾经设想了几套方案：或送人或卖出。送人，实在有些舍不得，因为毕竟是精装本；卖出，又不合适，因为书是发的。最后郑重地放到了书柜里——气宇轩昂地与简装本肩并肩地站在了一起。

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时隔二十年之后又出版了第六版《鲁迅全集》。这一版收录了近些年新发现的一些鲁迅著作，是收录鲁迅作品最全的。我因为有第五版了，并未作非分之想。然而你不能不承认，天上也有掉馅饼的时候。有一次，我到北京办事，快到年底了，想顺便看一看老领导和熟人，这其中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刘玉山。玉山同志20世纪90年代是中宣部文艺局的负责人，对我们的工作多有指导帮助。电话接通就听到他特有的爽朗东北口音：哇！老朋友了，啥时候来北京的？当听说我要去看他，他在电话里笑了：不用不用，下班我正好从锥把儿胡同过，我去看你。我忙说，草民进京拜见领导，哪能惊动领导大驾。玉山同志说，甭说了，我去看你。你等着，我还给你带样好东西。

那天傍晚，玉山同志冒着寒风到锥把儿胡同，给我带来的好东西就是一套刚刚出版的《鲁迅全集》，整套书装在一个绛红色的方方正正的包里，提在手里沉甸甸的。谁能想到那次见面一年多后，玉山同志就因病去世了，他送的这一套《鲁迅全集》也成了最好的纪念。

读《上学记》

像三联书店的所有图书一样，平实的书名配上丰子恺先生简洁有趣的封面题图，平淡中透出浓郁的书卷气，这也许就是三联有一批粉丝的缘故吧！

记得似乎2007年就看到《上学记》的推介了，已经记不清当时为什么没有买来看了，可能也是因为这个书名吧，“上学”在我们已成记忆，一位老先生又会炒出什么花样呢？而如今寻找此书则是因为庆祝建国六十周年，《中华读书报》评选六十年六十本书时，这本书置身其中，占据了2006年的位置。

待到将《上学记》拿在手中，竟忍不住利用几天的闲暇时间读完了。去年冬天风冷雪大，但一书在手，望着窗外纷纷飘落的雪花，竟有一种融融春意涌遍全身，竟有一种饕餮者的朵颐快感和满足，我想这大概就是读书的真正乐趣吧！《上学记》平实地记录了何兆武先生从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南京、长沙读中学，继而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最后在解放初于华北革大学习的经历，虽然并没有跌宕起伏的活动，但读过之后，确有一些新鲜的令人难忘的印象。

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情绪。何先生说：“我们这一代人对日本的仇恨非常强烈，我想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会有这种感受了，也可以说，对日本人的仇恨是我们这一代人难以了结的情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情结，我们那个时代的情结就是仇恨日本。”想想也是，何先生求学开始于北京，继而南京、长沙、昆明，辗转流离，“偌大的中国竟安不下一个书桌”，都源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无疑给何先生和他们那一代人留下巨大的心灵创伤。何先生说了这样一件事，1937年底，日军攻陷南京，敌伪下令让北京的学生庆祝游行，消息一宣布，他原来所在中学那个班的同学都失声痛哭。何先生听到这件事已经是两年以后，但年轻的他仍“激动不已”，可见对日本侵略者仇恨之深。

对西南联大自由学习生活的向往追忆。由北大、清华和南开合组而成的西南联大在昆明只有八九年的办学经历，但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一段传之久远的美好记忆，成为中国教育界长久谈论的一个话题。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为什么会人才辈出，留芳久远呢？何兆武先生借生物化学家邹承鲁的话给予了回答：自由。何先生言道：“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西南联大老师讲课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都由教师自己掌握。而学生呢？也自由，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跨系跨科亦可；不喜欢学的也可以不去。何先生具体举了张奚若先生的课为例。张先生的政治思想史并不是何兆武的主科，也不记学分，但他越听越有兴趣，最后竟成了自己一生的学术研究方向。其实何先生的感受，我们何尝没有同感。想想在大学期间浪费在一些课堂上的光阴，时至今日还痛惜不已。

对人物的真实追述，不做阿谀之辞。现在的一些回忆的书籍，常常充满着溢美之辞，让人不忍卒读。《上学记》则以率真的笔触，真实生动地记录了那个年代自己的同学和师长，常常寥寥数笔，人物就活灵活现。谈到“大才子”王浩，高二时就以同等学力报考西南联大经济学，而且考了第一名；因故未上，第二年再考联大数学系，又考了第一名。两人曾在一次晚饭后散步，正聊到兴致高时突然下起了雨，结果两人就在雨中“足足聊了两个小时”，浑身都浇湿了，跟落汤鸡一样，却欢快满足。年轻人的生命状态跃然纸上。记述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路很稳重，即使在躲日本飞机轰炸，其他人都狂奔乱跑之际，他也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

忘记是谁说的了，一本好书读后，都给人以思想的滋养和感情的享受。我觉得《上学记》可以位列其中了。读完这本书最后一页，慢慢地合上这本小书时，心中竟涌动起一种愿望，何时能读到作者已完稿却暂未出版的《上班记》呢？原载2010年4月11日《燕赵都市报》

同频共振　息息相通

当我把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李文珊散文》读完后，激动感奋中，跳入我脑海中的首先是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六次文代会、五次作代会讲话中一段话：“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文珊同志正是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实现了与时代同频共振、与人民息息相通。《李文珊散文》可以说是一部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民前进的多彩画卷。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20世纪50年代农村巨大深刻的变化；看到了刚刚翻了身的农民在第一次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耕耘；看到了西藏民主改革后的新风情物貌；看到了改革开放后燕赵儿女正在用自己勤劳的双手重新装点着燕赵大地；看到了国门打开之后，我们与世界人民的友好往来……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作者“闭门造车”，躲在象牙塔里空想出来的，而是作者以自己亲身所感，饱藏浓墨叙写出来的。正是通过作者的笔，我们看到了祖国的发展、社会的前进，让所有经过或没有经过那个时代的人们都受了真切的教益。

散文是发现与开掘的艺术。它的真谛不在于创造出什么东西来反映和表现某种思想、情感或精神，而在于从对生活现实的观察和感触中把那些思想、情感、精神挖掘出来。在《李文珊散文》中，写人散文占了较大篇幅，但他笔下的人物，都充溢着一种时代精神，给我们以启迪和力量。《有福气的女英雄》中的女主人公斯朗巴姆，是一位优秀的藏族女干部。她“有一股炽热的革命火力”。有一次她被叛乱分子包围在帐篷里，但她处乱不惊，把一挺轻机枪架在帐篷外面的“玛尼堆”上，把六百发子弹全部披挂起来。由于她的沉着勇敢，敌人竟被吓跑了。为了在基层农牧民家庭开展工作，她“把长长的发剪成了偏分头，又挽上一件标准男藏装”，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小伙子到农牧民家庭开展工作。正是这些点睛之笔，使人物活了起来。又如《从童养媳到副区长》中的魏三女，“原来是一个处处受人歧视、压迫的童养媳”。正是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使她获得了解放和新生，使她迅速成长为一个优秀妇女干部。在《李文珊散文》中，有一批斯朗巴姆、魏三女式的新人，组成了多彩的栩栩如生的优秀人物画廊，正是这些熠熠闪光的形象，使我们听到了新中国前进的脚步声，使我们看到了作家怎样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创造着自己的锦绣华章。

国学大师王国维言道：“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文珊同志正是能写真景物真感情的作家。他的散文取得的成就重要一点就是作者亲身参加了革命实践，并且在实践中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文珊同志十六岁参加革命工作，五十多年间从事过教育、文化和新闻宣传工作，并担任过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和河北省委副书记，先后在山西、西藏和河北工作。革命工作的实践使他与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作者在代序言中说：“从1945年到1996年，在这五十二个寒暑里，有一半以上（二十七年）我是在被人称作‘地球第三极’的西藏高原度过的。换个说法也行：二十九岁进藏，五十六岁回来，可以说，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我把它交给了西藏人民。在高原上编报纸，搞宣传，经常是晨昏颠倒，挑灯夜战；到农牧区进行调查研究，又常常同翻身农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那里空气稀薄，高寒缺氧，本来就使人难于忍受，像在内地一样工作和劳动，势必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为此，心脏受到严重伤害，还曾经患过一场大病。但我终生不悔……”正是靠了与人民这样血乳交融的感情，作者才能创作出佳作华章，才能为我们创造出栩栩如生的时代人物群像。

令人感动的是，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作者对祖国、对人民的真挚情怀一以贯之历久而弥坚。1959年，作者被紧急派往西藏工作，万里征程，在不少人眼里是险境是畏途，我们在《从太原到拉萨》中却丝毫没有感受到一点悲凉的气息，而作者却“尽情地欣赏着祖国大西北和青藏高原的风貌”。当时西藏的工作生活条件很差，但我们从字里行间感受到的是却是一股浓浓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

三十多年后，作者在河北“十下元坊”，在《挂一漏万话元坊》和《十下元坊》中深情地歌颂了元坊人民战天斗地的奋斗精神，将这个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千日巨变”的小山村，写得十分生动感人。特别是作者写到1996年河北特大洪灾后，元坊村的“水利设施吝坊坝工程都遭到‘灭顶之灾’”，然而元坊人民打出的横幅赫然写着“拼命决战，一年再造元坊辉煌”。行文到此，我们和作者都“禁不住热泪盈眶”。

读《李文珊散文》既给人艺术享受，也让人得到精神的滋养和教益。

铁路牵来的城市

近日，王智同志将一册由其主编的，刚刚出版的《百年石家庄》送给我，这对正处在暑热之中的我来说，不啻一股沁人肺腑的凉风。

从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风靡全国以来，以图片反映历史，勾画社会发展的轨迹成为一种时尚。不少出版社、刊物都把搜寻老照片作为卖点运作，收效普遍不错。这大概与人们繁忙的生活和电视的影响分不开——谁不想在一种轻松的氛围中获得知识呢？《百年石家庄》也是一本图文并茂，以图片为主的画册，我很喜欢。因此挤出时间把她看完，并从中得到了教益。

20世纪是个伟大的世纪，像我这样的中年人是把青春献给了已经翻过去的一章。而我们生活工作的这个城市——石家庄，更是与20世纪一同呱呱落地，一同踏上不平坦的发展道路。20世纪初的石家庄还只是获鹿县的一个小村，仅有两百户人家。在磨难中发展，抓住机遇扩张，经过一百年的风风雨雨，当我们跨入新世纪的时候，已经成为一座有一百多万人口的省会城市。这个发展，这个变迁，凝聚着劳动人民的血汗，也标示着一代又一代先驱者的奋斗和牺牲。正是一代又一代先驱者的奋斗和牺牲，才有了我们今天和平安定的生活，才有了这座繁荣的城市。在这本画册里，我第一次看到吴禄贞的戎装像。这位清军第六镇统制在辛亥革命刚刚揭竿而起之时，在石家庄组成燕晋联军，准备联合山西民军，策应武昌起义，南北夹击推翻清朝统治，但不幸在石家庄火车站办公室被清廷的内奸杀害。孙中山先生高度评价吴禄贞是“盖世之杰”，并亲自为之撰写了“悼吴禄贞文”。中共党员高克谦烈士的铜像现在立在火车站。他曾是我们党领导的正太铁路总工会秘书，在组织铁路工人声援“五卅”运动中被奉系军阀秘密杀害，牺牲时年仅十九岁。我们的城市由于这些英雄而骄傲。

历史上的许多城市都是沿河而建，随着河运的繁荣发展起来。作为一个新兴的城市，石家庄的发展有其特殊性，她是由于铁路的延伸发展起来的。铁路传入中国是在20世纪初，这个钢铁巨人带给这片土地的不仅仅是交通的便捷，也改变着地理的面貌。先是京汉铁路，以后又是正太和石德铁路，使一个封闭的小村转眼之间成了交通的枢纽。近年来的高速公路建设，更使石家庄在全国公路网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正因为这个关系，石家庄的许多故事，石家庄的许多历史遗迹都与交通大动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石家庄第一名中共党员是正太铁路总机厂的工人，石家庄的城市区划也是依据铁路划分为桥东和桥西，石家庄的历史遗迹——大石桥也是由正太铁路全线两千五百多名职工每人捐献一天的工资建成的。这座大石桥如今已成为历史纪念建筑。在这里，我还想提到位于民生街附近的“地洞子”——这座为石家庄辛勤服务了多年的公路和铁路立交桥。“地洞子”的有名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沟通石家庄东西交通的大动脉。我印象中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公里街还是靠铁道栏杆控制东西方向的人流和物流。因此那时“地洞子”成为保证石家庄东西畅通的唯一通道。当然城市要发展，仅靠一座“地洞子”是远远不够的。城市交通面貌的大变，先是七八十年代一系列铁路公路立交桥的建设，继而90年代二环路和几座大型立交桥的建成，彻底改变了石家庄的交通面貌，让人们看到了石家庄的新形象。石家庄鸟瞰图

一个人到了一定的时候，都喜欢把自己的相册拿出来欣赏欣赏，我们生活的城市也如此。当一页一页地翻看着她的图片时，我们看到了她发展的印迹，看到了她前进的脚步，也看到了她曾经经历过的痛苦。我们有理由为自己的城市骄傲！一百年，对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衰老，而对一座城市来说则预示着青春的到来。20世纪是石家庄发展的世纪，我们有理由断言，新的世纪带给这座城市的将是繁荣！

不妨当一次完全傻瓜

喜爱网球运动的人无论如何都会看一些网球方面的书，她既是指引我们提高网球技艺的向导，也是网球魅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网球的魅力不仅在球场上，当你在雪花飘飘的隆冬时节或是在淫雨绵绵的夏日时分不能奔驰在球场上时，躲在家里读一本网球的书，同样也会找到网球的快乐。古人把“雪夜闭门读禁书”作为人生的一大乐事，其实得到一本好的网球书何尝不是如此呢！

从学打网球以来，买的网球书也不下十几种了，目的还是为了更快地提高自己的技术，但不少的书看看就放下了，不愿再拿起来。而有的书则百看不厌，是要时时放在床头的。辽宁教育出版社翻译出版的特里西·福克纳等编著的《完全傻瓜系列指导：网球》就是这样一本书。坦率地说，开始我并不喜欢这本书。那时刚刚学打网球，还处在追求技术的时期，更关注的是某一本书中能教一种网球场上的制胜法宝，能在球场上多赢几场，能多获得几声喝彩。而澳大利亚人特里西·福克纳的这本网球书，却用很长的篇幅在叙述着网球的历史、人物、着装，等等，这与我们当时急功近利的要求是有差距的。直到我们在网球场上已经驰骋了一些时间，直到我们终于明白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寻找快乐，是为了锻炼身体，而不是为了把自己锤炼成阿加西时，我们才看到了这本书的趣味和妙处。

为什么要打网球？这是我们每一个网球爱好者都会遇到的问题。特里西·福克纳告诉我们：网球是从五岁到九十五岁的任何人一年四季都可进行的一项运动。网球是一项改善心理、增强体质和净化心灵的运动，是一种有益的有氧运动。它向你身体的每一块肌肉提出挑战。它可以增强你的心、腿、肩、臂和躯干等部位的力量。你很快就会发现，网球同时也检验并增强了你的思维和心理，还能提高你的平衡力和掌握时间的能力。也许你尚不能跳芭蕾，但你会发现自己走路、谈话甚至思想都带有了几分自信。你将感觉更好，睡得更香，而且经常微笑。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你在打网球——相信我，我看见网球每天都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这段论述何等精彩！我记得我刚学打网球的时候，一位网球前辈就说过，网球网球，网天下朋友，求身心健康！正是在这样的召唤下，我才加入到网球爱好者的队伍里，而特里西的书使我对网球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网球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

了解网球的发展和历史，也许是每一位网球爱好者的心愿，而“神奇的网球故事：起源与发展”则满足了你的这个愿望。特里西并不是枯燥乏味地在那里讲网球的历史，而是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充满了有趣故事的鲜活的世界。通过特里西娓娓动人的叙说，我们知道了Tennis这个名称的由来，知道了现代网球的奠基人温菲尔德少校以及那个时代沙漏型的球场；知道了法国传教士最早是用手来击球；只是怕伤害皇室贵族的细皮嫩肉，才有了后来的皮手套，并最终演变成了球拍；知道了那个奇怪的记分制的来历；知道了早期的网球爱好者男的要穿着西服背心打着领带、女人还要穿着长裙打球……当然最让我们感兴趣的还是认识了网球史上的天才球星——十九次获得温布尔登冠军的美国人伊丽莎白瑞恩，第一位在温布尔登夺魁的黑人选手A吉布森，为网球运动作出非凡贡献的BJ金和网球运动的四位天才选手：麦肯罗、康纳斯、纳夫拉蒂诺娃和埃弗特。正是有了这些天才的球星，才造就出网球的一片灿烂的天空。

活泼的语言，也许是我喜欢这本书的重要原因。我们经常看到的网球读物，大都板着一副冷冰冰的面孔，训导你怎样打落地球，怎样打网前球。看得多了，也就是那么回事了，就提不起兴趣来了。而且往往千篇一律，说的都是那几句话，枯燥得很。而特里西在书中，更像是亲切和蔼的老师和循循善诱的教练，引导你走进绚丽多彩的网球世界，时时让你感受到浓郁的网球文化。她可以说就是把一件枯燥的事情写活了。“准备好了吗？预备，开始！如何开始打网球”，“面带微笑发球”，“让我们更加柔韧灵活”，这就是一些篇章的题目，应当说字里行间透着那份亲切，那份活泼。你读这样的网球书，当然要比看那些板着面孔教人的书要受用多了！更有意思的是特里西的书里还设计了一些小花絮，如“场外评述”、“双误”、“超身球”等等小栏目，介绍些有趣的小知识，让你在轻松愉快中得到了丰富的网球知识。古人常讲，开卷有益。读了特里西这本网球书你一定会觉得受益匪浅的。

漫笔

掌声

什么是对演员最好的鼓励呢？

是设置的大大小小的各种奖吗？我以为不是。现在上上下下搞的各种奖名目繁多，有企业赞助搞的，亦有有关部门搞的。作为一个演员拿了奖自然值得高兴，但如果把这看得过重，那境界似乎就低了点。

那么，是报刊上发的各种评论吗？似乎也不是。如今报刊上一些文艺评论谀美之词甚多。我怀疑有的评论家是下海经商了，家里就开着高帽公司，什么“大师、”“表演艺术家”、“明星”、“新秀”，是随手就可以扔出来一顶高帽的。若真拿他们的评论当真，跑去看那些“大师”演的有“轰动效果”的戏，你非连呼上当不可。

绕了一圈，到底什么是最好的鼓励？笔者以为是观众的掌声。这个感觉来自于日前观看北京儿艺演出的《山那边儿》。那次演出，剧场坐满了中学生，戏好，演员演得投入，少年观众看得专心。闭幕时掌声如潮，演员再三谢幕。我虽然不是演员，但在这掌声中也异常激动，这样热烈的掌声已久违了。此时对这台戏已用不着专家多置一词，掌声已表达了观众的心愿。当时我想起一位名演员的一句话，她说，每当演出结束时听到观众热烈的掌声，浑身的苦累和伤痛就都忘掉了，泪水常常模糊了双眼，被一种无名的幸福感包围着。信哉斯言。原载1994年12月20日《燕赵晚报》

电视与读书

电视是读书人的天敌，这是我过去一贯坚持的固执看法。你只要看看曾悬梁刺股、囊萤映雪发愤苦读的读书人，只要家里搬进台电视机——不管彩色的黑白的，立时将典籍弃之一旁，与电视荧屏泡在一起，从《新闻联播》一直看到“再见”，你就不能不感到气愤。你只要再看看我们未来的读书人——那些可爱的中小学生置望子成龙的父母那期盼的目光于不顾，经常与动画片、电视剧为伍时，你就不能不感到忧虑。

天敌！电视无疑是读书人的天敌。

然而，近来我自己的这个观点在内心摇晃起来，起因源自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播映。《三国演义》刚播出时，我并没放在心上，因为过去名著改编电视剧的为数不少，但失败的多，成功的少。及至一日，一位大学同窗跑到家里借《三国演义》的书看，并极力推祟这部电视剧，我才开始坐到荧屏前看起来。

看过几集之后，就上了“三国”瘾，索性翻箱倒柜把刚上大学时买的两本一套的《三国演义》也找出来。看一集，读一章，感到相得益彰，其乐无穷。静时自思这可称之为“电视带读法”，就把这经验告诉了同办公室的一位老兄。谁想老兄早已行之，而且看一集一气读几章，直读到两眼发涩时方罢休。或耳闻或目睹不能不让我为一部优秀电视剧产生的巨大魅力折服。若不是这部电视剧，在这个忙碌的年代，谁又有时间捧着大部头《三国演义》啃呢？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剧照原载1994年12月27日《燕赵晚报》

让名角登台亮相

纪念梅兰芳、周信芳两位艺术大师的活动搞得红红火火，沉寂多时的戏曲舞台重新活跃火爆起来，在这样的寒冷季节确实让人心里暖融融的。

戏曲艺术是我国传统艺术的精华，是国宝。然而这些年由于种种原因处境尴尬；演出没有台口，服装道具得不到更新，剧团入不敷出，而最难堪的还是缺乏观众。想一想，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如果没有观众，特别是没有青少年观众，她的前景、她的繁荣又从何谈起呢？因此，在当今大家都大谈振兴戏曲艺术之时，笔者觉得培养一批青少年戏迷应该成为一个重要话题。

培养青少年戏迷的办法不少，但比较现实可行的还是让名家名角与青少年观众直接碰面，让名角登台亮相。名家名角培养了戏迷，戏迷崇拜名角名家。戏迷之所以迷，就在于他们为名家名角的精湛技艺折服。他们不单是迷戏，更多是迷“角”。遥想20世纪初到50年代我国京剧艺术鼎盛时期，梅兰芳等名家在京沪等地经常演出。他们演到哪里，大批戏迷就追到哪里，其盛况是让今天的追星族也自叹弗如的。再看我们今天的舞台，真正的名家名角又有几次和观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见面的机会呢？我们的戏曲名家名角应像以往音乐名家普及交响乐一样，把眼睛更多地盯在青少年观众身上，多登台亮相，让青少年欣赏到高水平高质量的戏曲。——因为戏曲的未来寄托在他们身上。原载1995年1月9日《燕赵晚报》梅兰芳剧照

广播小说，请勿厚古薄今

对广大文学爱好者来说，广播小说从来都是他们的福音。特别是青少年学生，在课业负担重，没有时间更多地光顾电视电影的情况下，广播小说是学校外的文学课堂。听众从高品位的广播小说中获得文学的陶冶、精神的滋养、审美的愉悦，从而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和知识水平。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一些电台广播小说中古代武侠小说的比重愈来愈大，大有甚嚣尘上的势头。听众从广播小说中听到的常是剑客、侠士刀光剑影地杀来斗去的故事，相反，一些当代优秀文学作品已经很难进入空中电波了。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何在呢？是当代优秀文学作品少？不是。这几年我国长篇小说创作丰收，特别是一些优秀长篇纪实作品，具有较高艺术品位和强烈震撼力，听众是喜爱的。那么，是企业不愿赞助播放当代作品？是听众只愿听武侠小说？看来这个问题只有留给圈内人士去回答了。

应当看到，广播由于其特有的灵活、方便、传播面广等特点，在教育感染听众方面是有独特作用的，广播小说更是一块革命教育的传统园地。我的一些朋友曾深情地谈起“文革”前上学时听广播小说《烈火金刚》、《红岩》时所受到的教育和激励，感到广播小说中的英雄主义精神对他们的品格形成和人生道路选择都产生了重要作用，是真正的良师益友。如今，电视普及了，娱乐方式多样化了，但据一些调查表明，相当一部分中小学生依然是广播小说的热心听众。因此，在当前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广播小说这块校外园地。我们渴盼广播小说也能厚今薄古，多推出反映当代生活，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文学作品。原载1995年1月16日《燕赵晚报》

活跃春节“戏台子”

说着话就过年了。春节是中国老百姓最重视的传统节日，当领导的自然不能掉以轻心。进了腊月我们就看到领导在四处奔忙：走市场搞慰问，检查注水猪肉，制止菜价上涨，这些关心老百姓“米袋子”、“菜篮子”、“肉案子”的举措，是着实让老百姓高兴的。但于此之外，我们有必要说一下，过年了也应关注老百姓的“戏台子”。

我们说的“戏台子”就是老百姓春节的文化生活。谁都晓得，民族的传统节日说到底就是要创造一种本民族特有的文化氛围。这里面除了“吃喝”以外，还须有“玩乐”。像西方圣诞节要装扮美丽的圣诞树；巴西的狂欢节要组织盛大的化装游行；我国春节贴对联，“拉花”、赏灯莫不如此。这些文化活动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在红红火火、欢欢畅畅的节日氛围里，忘掉过去的辛劳，积蓄力量迎接新一年的劳作。

近些年，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春节大采购、大屯积，年糕年饭一做几十天，过节大吃大喝的已不多见。人们对春节“吃喝”似乎可以忽视了。而另一方面，老百姓对春节文化生活的关注却有增无减。如对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越来越挑剔；对正月十五灯会常评头品足；每逢街头有“拉花”必人头攒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在春节来临之际，我们的父母官们有必要在关心老百姓的“米袋子”、“菜篮子”、“肉案子”的同时，切实关心一下春节的“戏台子”，把春节文化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让老百姓在新春佳节吃好喝好玩好乐好，养精蓄锐，以饱满热情投入新一年的生活和工作。原载1995年1月27日《燕赵晚报》

春联亦为镜

民间贴春联始于什么年代，笔者没有作过专门研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岁月更替，日月如梭，春联年年贴，而春联的内容岁岁年年不相同。远的不说，就说建国以来吧！1951年，新中国诞生不久，农民闹土改翻身，搞互助合作，全民都支援抗美援朝。那年的春联是：“村外抢修前进路；垄上争扶翻身犁。”横批：“发家致富”。另一副春联曰：“爱祖国人人有份；保和平个个尽责。”横批：“巩固国防。”1958年我们搞大跃进，提出赶英超美，与苏联老大哥特磁。当年的春联与形势一样火热：“回顾八年来祖国建设鹏程万里；瞭望十五载工业水平超过英国。”横批：“普天同庆”。再一联：“苏联卫星上天吉星高照；和平宣言传世万民腾欢。”横批：“中苏友好。”到了1966年，中国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而老百姓依然沉溺于狂热的“红海洋”之中。仅举一副春联就可看到当时的情势：“读毛主席的书胸怀全球放眼世界；听毛主席的话高举红旗奋勇前进。”1967年也许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不放假的春节。假不休，春联还要贴，而且火药味特浓：“夺权不怕赴汤蹈火；造反岂惧牛鬼蛇神。”1973年，全国正搞批修整风、备战奋荒，春联浸透了这个色彩：“喜看批修整风层层深入；笑望革命生产步步发展。”再一联：“学大寨举旗抓纲不离线；赶昔阳扬鞭跃马永向前。”这样向前向前，使中国经济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1976年的秋天粉碎了“四人帮”，1977年的春节自然喜气洋洋。且看这一年的春联：“辞旧岁扫除‘四害’千家乐；迎新春喜庆胜利万民欢。”确实准确地描绘了老百姓的欢快心情。1986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人心，改革开放政策初结硕果。这年的春节就充满务实精神。且看这副：“开放打通致富路；搞活架起幸福桥。”再看另一副：“改革鲜花满天下；承包硕果遍城乡。”

古人讲：“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那么以春联为镜呢？原载1995年2月6日《燕赵晚报》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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