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凡颖
出版社：北京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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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衣橱：中国古代服饰撷英试读：
序言
古代中国人穿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事实上，不只对服饰穿着，我们对古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充满了好奇心。几百上千年前，他/她们生活在什么样的城市/村镇里，住什么样的房子，用哪些家具？他/她们如何营生，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他/她们从出生到死亡，经历什么，追求什么，信仰什么，又在思考什么？所有的一切，于今天的我们而言，都是新奇而有趣的。
但这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因为古代中国历时数千年，不同历史时期的服饰自然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即便在同一个历史时期里，幅员辽阔的中国疆域内，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政权的人，穿着也会各不相同。作为严谨的历史研究主题，如果想要讨论古人穿什么，以及为什么那样穿，就要对穿着服饰的人做细致的分析。性别、身份、年龄、职业，乃至生活方式、个人喜好，都会影响着他们服饰的样子，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周全的话，想要回答“古代中国人穿什么”这个问题，就几乎变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所以，在这本小书里，只能选取若干突出的、有代表性的服饰主题，尽可能形象地展示出中国历史上纷繁复杂的服饰演化的若干侧面。就像打开了一个巨大的衣橱，伸手进去拨动浩如烟海的衣裳，挑选几身最紧要、最有特点的，取出来展示到观赏者的面前。
中国素有“衣冠之国”的美称，在回溯中国服饰的历史的时候，最经典的史料，就是历代正史中的《舆服志》。正史“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共是二十五史，其中有十部设有专门章节的《舆服志》。最初始于《后汉书》，而后有《晋书》《南齐书》《旧唐书》《新唐书》（或称《舆服志》或称《车服志》，所记内容相同），《宋史》《金史》《元史》《明史》，直至《清史稿》。所谓“舆”，本义为车厢，后来泛指车，在这里又指王朝的车马仪仗；所谓“服”，自然是指衣冠制度。车与服为什么会被记录在一起呢？因为编纂《舆服志》的目的，是记录治理国家时所建立的制度，而国家举行大型仪典时的车旗服御，就是国家制度最直观的外在形象。所以，打开这部“历史的衣橱”，前三格分别陈列着作为天子礼服的冕服、作为后妃礼服的凤冠霞帔和中古至近古的官服补服，这都是《舆服志》中服制部分记载比较多的内容。
但当我们想要更细致地了解古代服饰时，就会发现《舆服志》有两个明显的缺陷。一是它想要记录的是国家典制，所以对皇帝、宗亲、官宦及其家眷的服饰记载比较详细，对平民百姓的服饰就避而不谈了。二是它只有文，没有图，把服饰的视觉造型转化为简略的文字描述以后，后人仅通过阅读《舆服志》里的文辞，根本无法还原出服饰本来的样子。
应对第一个问题，现在学界普遍从诗歌、笔记、小说等文献记载中，寻找对平民社会和日用服饰的记述。至于第二个问题，关注绘画、壁画、陶俑之类的文物发现，常常可以见到历史上各种身份的人的真实服饰，是对《舆服志》中那些佶屈聱牙的专有名词的形象诠释。“历史的衣橱”的后两格，陈列主题分别是唐代女性服饰和清代至今的旗袍演变，大部分材料就来自于正史以外的史料记载。
希望这本图文并茂的小书，能够为读者展示一些鲜活的、直观的历史服饰实况。当然，受现今已发现的史料所限，我们对古代服饰的了解仍是挂一漏万的。也许有一天，某处最新考古发现的出土图像就会打破我们对某种历史服饰，或某个时代着装特点的既有印象。期待着新的发现与研究，不亦乐乎？顾凡颖2018年8月
上编 典制之服
衣橱 第一格中国古代天子冕服 一个理想国的蓝图穿着时代：先秦至明代（约公元前11世纪—1644）
主要款式：冕冠，玄衣裳，搭配腰带、蔽膝、佩玉等衣饰
穿着场合：以祭祀为主的仪典上
主要特征：最高等级的礼服引子天子祭服难道不是至尊？
唐人杜佑（735—812）编撰的《通典》中，记载了初唐高宗显庆年间（656—661）一次关于祭祀服制的讨论。显庆元年（656）九月，太尉长孙无忌与负责修礼的于志宁、许敬宗等大臣联名上书，就皇帝率百官祭祀时所穿着的冕服事宜，向高宗皇帝提交了一份言辞激烈的奏议，指出当时通行的《显庆礼》中，对冕服的规定多有悖乱之处。
中国的历代王朝典制皆以“礼”为基础，而服制又是礼制体系中最具展示性的部分。皇帝在什么场合应当穿什么，在古代中国从来都是一件严肃、慎重的大事。那么唐高宗显庆年间的天子冕服出了什么问题呢？
原来按照《显庆礼》的规定，皇帝在主持祭祀社稷的时候穿“希冕”，冕上垂四旒，衣上有三种章纹；祭祀日月的时候穿“玄冕”，冕上垂三旒，衣上没有任何章纹，这只与四品、五品官员所穿的冕服相同。而此时一同参加祭祀社稷、日月活动的三公们，协助皇帝担任副祭，却都穿“衮冕”，冕上要垂九旒，衣上饰有九种章纹；孤、卿们协助祭祀，穿“毳冕”和“冕”，冕旒和服章的数量也是要多于天子的。于是群臣感慨，在祭祀这样重要的场合，天子的冕旒和服章数量居然比很多臣僚还要少，这简直是“贵贱无分，君臣不别”！这种服制的错乱明显违背了天地秩序，绝不可以继续施行，一定要为皇帝修订祭祀服制，以免在祭祀中让臣下的祭服凌驾于皇帝之上。
这次祭祀服制争论的起因，是唐初定立服制的时候仿照《周礼》施行“六冕”之制，皇帝在祭祀天地时穿最高等级的冕服“大裘冕”；祭祀宗庙时穿“衮冕”，冕冠上垂十二旒，衣裳上饰有十二章；祭祀远主时穿“冕”，七旒七章；祭祀海岳时穿“毳冕”，五旒五章；祭祀社稷时穿“希冕”，四旒三章；祭祀日月和蜡祭百神时穿“玄冕”，只有三旒而无章。但与皇帝依据祭祀等级而改变的冕服不同，臣下们在祭祀时所穿戴的冕服是根据其官品而固定不变的，一品官无论何种祭祀仪典都穿九旒九章的“衮冕”，二品官穿七旒七章的“冕”，三品官穿五旒五章的“毳冕”，四品官穿四旒三章的“希冕”，五品官穿三旒无章的“玄冕”，至于官品低于五品的官员就没有服冕的资格了。上面奏议中指出的冕服章旒“君少臣多”的情况，从下面这张表里可以很直观地看出来：▲ 唐初君臣祭祀服制对比
在祭祀天地与宗庙时，皇帝所穿的冕服与臣下都不相同，自祭祀远主以下，皇帝的冕服就分别会与二品至五品官的冕服相同（标为相同颜色的单元格），也就是奏议中所说的皇帝“亲祭日月，乃服五品之服”。而且在皇帝穿五品官式样冕服时，就意味着仪典现场的一至四品官员所穿冕服都比皇帝的等级还要高！对这种上下无序、尊卑颠倒的冕服等级安排，长孙无忌等人在奏议中表达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强烈反对意见。
国之祭祀，自古以来就是君权、君威集中展现的时刻，既庄严肃穆，又具有极大的威慑力。而《通典》所载的这段唐代故事却令人心下生疑，在国之重典的场合，皇帝都没有天下至尊的服饰，如何能够体现出身为“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威严？唐高宗年间已非唐代制度草定之时，帝国的各项体制理应完备，为什么君臣们还会对皇帝、百官在祭祀时应该穿什么展开激烈的讨论呢？为什么还会有这种看似极不合理的服制出现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华夏历史长河中的天子冕服制度吧。服饰和权力《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的弟子颜渊向老师请教治国之道，孔子回答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意思是说应该用虞夏的历法，乘坐殷商的车舆，穿周代的冕服，乐曲则听虞舜时候的韶乐。祭礼时所穿的礼服称为祭服，天子祭服以“冕”为冠，再在衣裳上配饰若干服章，所以又被称为“冕服”。孔子所说的夏历、殷辂、周冕和韶舞，在他老人家看来都是至善至美的东西。历代儒生们一直致力于实现“服周之冕”的理想，从东汉直到明代，冕服的具体形制虽然又经历了诸多变化，但作为祭服正统一直被沿用了两千多年，是传承时间最长的一种古代冠服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相传冕服起源于黄帝时代，传说是否属实今天已无从考证。至殷商时代开始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甲骨文中就有“冕”的象形文字，并且是与代表殷王自称的“一人”字样共同出现的，因此很可能至迟在商代就有了服冕的传统，后来又传承到周代。从西周时期青铜器的铭文中，可以看到很多对服冕的记录，如大盂鼎“冕衣绂舄”、毛公鼎“虎冕熏里”、吴方彝盖“玄衮衣赤舄”，证明在周代的确实行着一套冕服制度。只是这些冕服在史籍中都只有几个字、一句话的记载，并没有细节的描述或图像资料留存下来，当时冕服的具体样子已经不得而知。今天看到的上古帝王形象，都是由后代人追慕刻绘的，所穿的服饰只能反映图像绘制年代的观念，而不是上古真实情况的再现。▲ 山东嘉祥武梁祠东汉画像石中所绘戴冕冠的古帝王，由左及右依次为黄帝、帝喾、唐尧、虞舜
历代制定冕服制度时主要依托的典籍《周礼》，原名为《周官》，“周”并非特指西周，而是“周天之官”的意思。书中既有对夏商周三代礼制的记述，也有作者理想中“以人法天”的宏大官制体系。不仅所述内容年代久远，而且《周礼》的成书时间也一直没有定论。它是西汉景帝、武帝时从民间征得的古籍本子，又藏在深宫多年，直到汉成帝时才被刘向、刘歆父子在整理秘府文献时发现并著录。它的成书年代最早可能是战国，最迟可能由西汉时的儒者所编。
据《周礼》记载，周代凡有祭祀之礼，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均穿冕服。冕服是祭祀活动时的礼服，上朝时是不穿冕的，君臣都穿皮弁服（以皮弁为冠，绛纱袍、红裳，无服章）。所以今天的许多影视作品让皇帝戴着冕冠坐在朝堂上与群臣朝会，明显是不符合礼制的。作为等级身份的象征，首先平民阶层是绝没有资格穿用冕服的；进而在贵族阶层内部，皇帝和诸侯、公卿、大夫所穿的冕服又有着各种复杂的区别，体现了细致的等级划分。因而在冕服样式、章纹里，包含了极为丰富的象征意义，既可以代表统治者们在人世间的权威，还可以在祭祀场合中映射天地万物，以标志这种统治权力由天所得的正统性和尊贵感。▲ 《周礼》所载服制等级示例
于天子而言，依据祭祀活动的重要程度不同应穿着不同等级的冕服，《周礼》载：“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衮冕；享先公、飨射则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希冕；祭群小祀则玄冕。”对臣下而言，则需依照天子在各类祭祀时所穿冕服再降一级穿着，即公没有资格穿大裘冕，最高只能穿衮冕；侯、伯没有资格穿大裘冕和衮冕，最高只能穿冕，以此类推。▲ 宋代聂崇义《三礼图》中所绘大裘冕、衮冕、冕、毳冕、希冕、玄冕图式《周礼》冕制的核心问题是“等级君主制”和“等级祭祀制”。周代分封制下，天子、诸侯、卿和大夫之间，除了保持严格的等级尊卑关系之外，也会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天子毫无疑问是君，诸侯虽是天子的臣，但在封土内面对自己的臣属时，他也是“君”。以此而下，孤、卿、大夫也都是下一等级的臣民的“君”。这就是“等级君主制”。依照《周礼》，祭天是只有天子才可以举行的仪典，三公没有“天之子”的身份，所以不可以祭天，只可以主祭自己封国内的祭祀仪典。《礼记·王制》云：“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这就是“等级祭祀制”。九鼎二壶六冕之制《周礼》中记载有六种冕服名称，分别是大裘冕、衮冕、冕、毳冕、希冕和玄冕。它们的命名规则并不一致，裘是兽皮，衮是龙纹服章，毳是野兽的细毛，是鸟名，玄是颜色。对于希，则说法不一。东汉郑玄注《周礼》解释说希为“”，即刺绣；同时代的刘熙《释名》则认为这种冕服下裳只有黼黻两章，故因服章称之为“黹”，后误为“希”。名称来源的混杂，暗示这些名称可能来自各自独立的冕冠，最初是没有相互联系的，后来才被编排到了一起。到了《周礼》的年代，这些冕冠已经被抹去了原本的意义和形制，纳入了井然有序的六冕服制。
在先秦时，这种等差有序的分级制度，并不是冕服独有。很多礼制都与爵位身份有明确的对应关系。如仪典上使用的礼器为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士用一鼎，特殊场合可以三鼎二簋；祖庙制度中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出行时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等等。这些都是等级君主制在礼制上的表现，是真实身份的一种特别“映射”，使得理想的先秦社会等级秩序井然有序。八簋▲ 河南新郑春秋郑韩故城祭祀遗址出土的成套青铜礼器，由上而下，从左至右，依次为九鼎、二壶、八簋、九鬲。从考古发现来看，成套“列鼎”在西周中期初见，至西周晚期与“列簋”相配合成为定制，春秋时期鼎簋配合的列鼎制度在墓葬中盛行开来九鬲汉代的冕服复兴运动传统的断裂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前259—前210）统一中国，终结了周代分封诸侯、以礼制治国的统治理念，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开创了中央集权、文官制度、车同轨书同文等帝国新局面。就对中华帝国构建的贡献而言，秦始皇无疑是一位伟大的君主，但是对儒学而言，秦始皇统治时代则是一段“乱世”。秦王朝崇信的是法家的治国理念，对旧有的儒家礼学大为摒弃，在冕服制度上，秦代几乎废弃了周代的全套祭服，只保留了被称作“袀玄”的礼服。
其实在秦国的历史上，也曾经使用过周礼的冕服。《诗经》中有一篇《秦风·终南》，记载了秦襄公（？—前766）由于在周幽王灭国（前771）、平王东迁建立东周（前770）的过程中出兵勤王而受到封赏，不仅得到了公侯的爵位，还得到了周天子赐服：“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君子至止，锦衣狐裘。颜如渥丹，其君也哉！终南何有？有纪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绣裳。佩玉将将，寿考不忘！”
秦王得到的赐服包括名贵的“锦衣”“狐裘”和象征公侯身份的“玄衮”“赤舄”。这一次受封是秦国崛起的起点，一个原本偏居西部边陲的夷狄之国，凭借着超越周王室之上的军事实力，一跃成为受到正式册封的诸侯邦国。秦王穿戴起“黻衣绣裳”，行动时“佩玉将将”发出悦耳的碰击声响，心情自然是欢欣又得意的。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到了秦始皇一统六国建立秦朝时，却拒绝了周冕。以秦政权建立之初，嬴政自号为始皇帝，称要传位二世、三世直至万世的志向和气度，可以想见，秦不用冕服制度，绝不是秦始皇的自我克制、因陋就简，也不是帝国的雄心、格局不够，而是在秦代新的帝国体制中，主动拒绝了旧有的服制，要以新服制取而代之。
秦代的“袀玄”，后人理解是由玄衣和绀裳组成的礼服。玄是青黑色，与《周礼》冕服上衣的颜色相同；绀则是在色中加入黑色后微微泛红的黑。虽然同属红色系，但在古人对色彩的细致分类里，绀和要算是两种不同的颜色。秦代为什么要改变礼服下裳的颜色呢？这可能与战国人邹衍所创的“五德终始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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