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培凯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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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言与俗语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雅言与俗语
作者：郑培凯
排版：JINAN ENPUTDATA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03-01
ISBN：978754955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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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自序都是仓颉惹的祸
十多年前，初来香港，应《明报》编辑的邀约，在报端开辟专栏，写了一批文史知识与古典文献解读的短文，对象是中学语文老师以及修读文史专业的大学生。最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帮我辑成一书，要我写一篇序，我就想到以前写过一篇爱森斯坦论汉字的文章，《仓颉蒙太奇》，正好可以顺着这个话题继续谈。反正只要是讨论中国传统的文史知识，不可避免，就要涉及汉字的特性，这一切都是仓颉惹的祸。
研究古汉语典籍，属于传统“小学”的范围，掉进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的领域。《汉书·艺文志》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许慎《说文解字》讲到六书，则说，“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用词稍有不同，意思是一样的。汉代学者明确指出，每个人学习文化，首先是要“识字”，不识字就是文盲，根本不可能传承前人累积的知识，踏入文化领域，也就一生懵懵懂懂，远离了文明的进程。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之下，至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因此，想了解中国传统文史，第一步是要有点“小学”知识。
然而，这个涉及文字训诂的“小学”，可是与今天小学生一大清早背着大书包，在街上摇摇晃晃，苦着脸去上的小学不同，是现代人眼中非常艰深古奥的学问，连专业学者学起来都感到十分吃力的。还记得我在台湾大学读书的时候，对一切文化知识的探求，如饥如渴，只要是文史哲的课程，没有不去旁听的，唯独不肯去听文字训诂的课，认定了那是“迷恋骸骨”的学问，是与知识的木乃伊为伍。倒是因为喜欢唐诗宋词，对文字的韵律有兴趣，听过半个学期的音韵学，看着近视到几乎半盲的许世英（许寿裳的儿子）老师在助教的协助下，摸摸索索上了讲台，以董同龢的《汉语音韵学》为课本，闭着眼睛告诉我们第几页第几行哪几个字印错了，要改正过来。我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兴趣是文学想象的审美翱翔，是文字如何协律押韵的音声之美，不是汉语音韵嬗变的轨迹，不想知道高本汉如何探索上古音的脉络，也就半途而废了。能够在班上支撑了半个学期，不是因为这门学问对我的吸引，而是老师的敬业精神让我感动。许老师喜欢板书，大段大段的引证写满了整个黑板，擦掉了再写，却因为视力太差，擦不干净也不知道，再写的文字就覆盖在擦不干净的字迹上，整个黑板一片模糊，有似纽约街头巷尾的涂鸦。同学都暗自偷笑，我却感动莫名，时常觉得胸中块垒，压得我喘不过气。总之，我在大学时代远离了文字训诂的“小学”，避之唯恐不及。直到上了研究所，认真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必须洞彻古典文献的诠释，这才理解了“读书必先识字”的真谛。
汉字的出现，大约是在三四千年之前，由甲骨文演变为古籀文、大篆。到了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虽然以小篆统一了文字，却因为经历过一两千年的传移摹写，发展的轨迹相当纷繁，理解先秦古籍已经不是件容易的事。汉代经师解读秦火劫余的古代典籍，有古文学派，就专注于释读小篆之前的古文字，企图揭示古代典籍的原始面貌。王国维曾经说，两汉的古文学家与今文学家不同，大多数是“小学家”，精通文字训诂，特重文献的考据，说的就是这么回事。从汉代到今天，又增加了两千多年的汉字文化累积，其中反映了许多聪明才智的展现、悲欢离合的体会，都值得我们重新审视，丰富我们自身的生命追求。
这些专栏文章，虽是有感而发，却都是随意为之，信手拈来，并没有一以贯之的脉络。真要追索起来，只有一个不变的主题，就是谈论古往今来的“雅言与俗语”，如果说其中真的有“雅”“俗”之分，追根结底，也都是仓颉惹的祸。每况愈下释中国一
大约有二十年了吧，读到于省吾先生的一篇文章《释中国》，印象深刻，至今仍然萦回脑际。于先生是古文字大家，解释“中国”两字，与众不同，让我这个不通小学的人，茅塞顿开，但又同时感到迷惘，莫如所从。王国维说这种心境是开创大事业的肇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无限惆怅，眼前只是有待追索的漫漫长路。二十年后，我还是无限惆怅与迷惘，想到“中国”两字，依然不知确解。
先说于先生是怎么解释的。
我们一般总以为“中”字和“上”、“下”一样，是个示意字，当中有一片或方或圆的面积，一条直线贯穿正中，就是“中”了。这应当与先民最原始、最基本的方向感有关，前后左右中，上下中，东西南北中（古代还没有“发、白”，不要乱想）。于先生说不对，甲骨文及金文的“中”，都是“有旒之旂”，也就是有旌旒的旗帜。当中贯穿的直线，其实是旗杆，环绕着旗杆的一圈，是扶持旗杆的手臂。因此，“中”是权力的表象，权威的中心。“國”字，按《说文》：“或，邦也，从□（音围）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域，或又从土。”是说國字本来作“或”，可以分剖成三部分。一是□，指包围的范围，有疆域才有國；二是戈，指武力，有武力才能保家卫國；三是一，指土地，更直接了，有土斯有國。于先生说，全错了。按周代的金文资料，或字不从戈，而是从弋，后来写成戈字是讹写。或字分三部分，一是口，二是包围口的上下两横（或上下左右四横），三是弋。前面两部分合起来是古“邑”字，最右边的“弋”是注音。因此，或（國）就是邑。
中國，就是权力中心的邑，就是发号施令的中央。原来，政治挂帅是古已有之。
我不明白的是，难道中国人在看到旌旗飘飘之前，没有“中”字的想法？没有基本的方向图像观念？一定要看到“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才能创出中字？难道不可能先有个方向示意的中，后来才有旌旗飘飘的中？二
一个简简单单的“中”字，一旦探究本源，就成了极其复杂的问题。古文字学家说，“中”字在甲骨文与金文中出现的时候，一般都写成，作旌旗飘飘状，而不是我们今天所写的“中”字。唐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殷虚文字记》，就说“中”字在甲骨文里指的是旗帜，作旌旗飘飘状，而现在写的“中”字是省略变形的结果。“中”字的本源，不是简单的“中间”之义，而是由旌旗转变出来的衍生义，实在令人感到奇怪，简直就有点不合情理。以普通常识来推断，古人造字，应当就近取义，以日常身边最基本、最直截的意思造为文字。“中间”当然比“旌旗”要根本，是任何人最早要认识的概念之一，因为是空间方位最基本的观念。原始人的生活，一定会接触到这个基本生存概念，总是应该早于旌旗的出现吧？唐兰一定也觉得，“中”字先有复杂的旌旗飘飘之义，后有“中间”之义，是个怪现象，因此自问：“中为旂旐之属，何由得为中间之义乎？”
他倒是有清楚的答案：“余谓中者，最初为氏族社会中之徽帜，古时有大事，聚众于旷地，先建中焉，群众望见中而趋赴。群众来自四方，则建中之地为中央矣。……然则中本徽帜，而其所立之地，恒为中央，遂引申为中央之义，因更引申为一切之中。”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完全赞同此意，并指出，甲骨卜辞多有“立中”之辞，如“卜夬贞王立中”（人九七二）、“己亥卜夬贞王勿立中”（粹一二一八）、“丙子其立中亡风八月”（存二·八八），可以确知旌旗飘飘就是“建中”、“立中”，是中央的原义，真的是“政治挂帅”，“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
再看看容庚编的《金文编》，所举的几十个中字之例，都是旌旗飘飘。引申作为“仲”字，才简化成“中”。
难道“中间”、“中央”这种方位空间的概念太抽象，不易为古人掌握，非得有了政权，有了象征权威的旗帜，先有了权力的中央，才逐渐出现抽象的方位的中央？止戈为武
中国文字，象形指事，有一种特殊的意指魔力，可以让人发挥想象，由文字的造型，联想出哲学概念。本来是字源学的探索，是语意学的分析，也可以转为哲思的体会，甚至使字义的诠释变成天经地义的本体权威。
许慎《说文解字》说“武”字，引《左传》宣公十二年（公元前五九七年）楚庄王说：“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这是在解释字义的时候，找到一个历史典故，把字分解开来，赋予本质性的意义，把一个与斗争、较力、征伐、战斗相关的字，提升到更高的道德范畴：止戈为武，“武”有目的性，和平止战才是“武”的真谛。
许慎这样解释“武”，已经不是字源学或语意学的解释，而是道德哲学的诠释了。至于“武”字的本源，于省吾《释武》是这样解释的：“武从戈，从止，本义为征伐示威。征伐者必有行，‘止’，即示行也。征伐者必以武器，‘戈’即武器也。”
然而，许慎的解释，虽然不合文字训诂的正规，却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哲理：光靠武力是不行的。真正的“武”，最高境界的“武”，是止戈，是和平，而不是战争。因此，中国人才会说“不以其道，胜之不武”。武侠传统中的武侠，也不是力气最大，武器最锋利，只会打架而没有理想的莽夫。
许慎引楚庄王那一段话的原文，其实不止说了“定功戢兵”，而是说了“武有七德”：“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也就是说，不要使用暴力、放下刀枪武器、保持国势强大、巩固国家功业、让人民安居乐业、使庶众和平相处、让百姓发家致富，如此才使子孙后代不会忘记伟大的功绩，永垂不朽。
止戈为武，是一个民族经历过长期战争痛苦所提炼出来的智慧。春秋时期，晋楚反复争战，让楚庄王打赢了之战，却说出了这一番深刻的道理。此后又有战国纷争，秦王称霸，楚汉相争，使得许慎编一本字书，都充满了历史的感喟：止戈为武。选贤与能《礼运·大同篇》记载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为了实践理想，“选贤与能”是必要的条件，然而，什么是“贤”，如何“选”，就成了历代争议的重点。
儒家思想强调道德教化，因此，“贤”当然指的是有德行，如《周礼·地官》论及乡大夫之职，就说：“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郑玄注：“贤者，有德行者。”
然而，古代的字书并不如此“道德挂帅”。《说文》就把“贤”字列在“贝”部，也就是列在“财货”一类：“贤，多才也，从贝。”《六书故》顺这个理路解释：“贤，货贝多于人也。”这是说，财货比人多的就是“贤”了。套用音转释义之法，“才者，财也”，多才是贤，多财就是贤。也难怪现代学者杨树达在《释贤》一文中，大为感慨：“以臤为贤，据其德也；加臤以贝，则以财为义矣。”杨先生的感慨，证之中国古代社会，其实是过虑了，因为传统社会“封建专制”，选贤与能，从来不以财多为标准。他的感慨，倒适合先进的现代民主制度，选举全看财力雄厚与否，若不是有亿万家财，就是有一批“金主”。《说文》虽然把“贤”字列在“贝”部，但说“贤，多才也”却不一定指财货多，也可能指才能多于人。另一部字书《玉篇》就说：“贤，能也。”诸葛亮在《便宜十六策》中说：“贤不必圣人，要以智通。”强调的就是能力与才干。诸葛亮的对手曹操，更是明白区分了“才能”与“德行”，认为“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就是说，有德行的未必有才能，有才能的未必有德行。曹操求贤若渴，而他心目中的“贤”，则包括了“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听起来，像是在说今天的政治人物。每况愈下
自从鲁迅在《从胡须说到牙齿》一文里，批评章士钊沿袭古人，把“每下愈况”误用作“每况愈下”，就开始有人要“拨乱反正”，给“每下愈况”一词平反。因此，现代的文章里，遇到形容情况愈来愈糟，就时常有人一反习惯用法，写成“每下愈况”。另有些人习而不改，仍用“每况愈下”。于是情况愈来愈糟，年轻人愈来愈糊涂，不知道是“每下愈况”呢，还是“每况愈下”？
其实，说章士钊用错了典故，未免有点吹毛求疵。古人与章士钊把“每下愈况”用作“每况愈下”，也并非误用，只是颠倒字序，转来表达不尽相同的意义。换言之，“每下愈况”和“每况愈下”的意思不完全相同，用对用错要看情况而定，不是正误关系，不能搞什么“平反”。“每下愈况”出自《庄子》：东郭子问“道”在何处，庄子说“无所不在”。东郭子不甘心，还要继续追问，庄子也有问必答，说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愈说愈低下。东郭子只好闭嘴，庄子便说：“你所问的，根本没有接触到实质。……市场上检查大猪肥瘦之法，是去踩踏猪腿，愈往低下愈明情况（每下愈况）。”因为猪腿愈往下，肉愈少，是验测肥瘦情况的好方法。因此，“每下愈况”的本意，虽然暗含愈下愈瘦之意，却不是明指情况愈来愈糟。
碰到这样的困扰，查查《辞源》、《辞海》，基本上是可以解决的。可是，有些人以为鲁迅既然批评了章士钊，其中必定有文章，“每况愈下”的用法总是有毛病的，不如还是用“每下愈况”吧。那就上了大当了。
请回去读读鲁迅的原文，他的确是在批评章士钊，自己却按习惯用了“每况愈下”，只是说明了要把错“栽”在章士钊身上。雅与俗之间
汉代的赋，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很有特色的。刘勰的《文心雕龙》说赋的特性，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就是长于铺陈事物，用夸张的笔墨形容物体。一般而言，汉赋文辞华美堆砌，多用不常见的字，令读者感到深奥艰难。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班固的《两都赋》，有些段落就像辞典中的“难字表”，难以卒读。
一九九三年，在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发掘的汉墓中，发现了竹简《神乌赋》。这篇赋不见文献记载，是过去完全不知道的一篇汉代作品。风格也与我们熟知的“铺采摛文”大不相同，用词浅近通俗，而且以叙述故事为主。有些学者指出，《神乌赋》是寓言文学；也有人称之为“白话赋”，还有人干脆称之为“民间文学”。
不管《神乌赋》从内容与文字风格上如何归类，它确确实实是篇汉赋，而且是篇通俗的赋，与我们过去所知的汉赋性质不大相同。所以，我们只能修正对汉赋的看法，承认汉代还有“俗赋”，而且不可能只有这一篇。
可能的情况是什么呢？是大文士如司马相如、班固、张衡，写着典丽华藻的“雅赋”，声名赫赫，有所传承。小文人也不甘寂寞，运思遣词，写出《神乌赋》一类的作品，只是不登大雅之堂，文献不载，后世就不知道了。《神乌赋》的作者是谁，现在已经难以推断，但总是西汉的小文人。是属于社会底层的呢，还是官吏写《神乌赋》只是偶一为之的游戏笔墨？也无从得知了。
可以得知的是，文化总是多元的，连汉赋也不例外。雅言与俗语
小时候读《水浒》，第一次见到“筯”这个字。初见之时，还不认得，觉得这个字颇奇怪，是“筋”字多一横。读小说，总是生吞活剥，跟着情节走，哪有时间去查字典？按照上下文，也就猜到“筯”便是筷子。让我清楚记住这个“筯”字的情节，是王婆贪贿说风情，西门庆到潘金莲处幽会，饮酒作乐之际，故意把一双“筯”拂到地面，然后假装拾筯，趁机捏了一把潘金莲翘起的小脚。
可能是这幕“诲淫”的情节写得生动，因此，作为道具的一双“筯”也就铭记在心。后来再读《水浒》，居然看到不同写法，有写成“箸”的。是“筯”，还是“箸”，无关紧要，反正就是筷子。我读的是《水浒》，是西门庆调戏潘金莲的故事，筯、箸、筷，在我眼前浮现的场景与道具，是同一回事。
读书渐多，接触到文字学，才知道有雅言，有俗语，有正式用词，有江湖隐语。所有的物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称呼会变，称呼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也会改变。以一双筷子来说，因为从牙牙学语，我一直听的就是“筷”，总以为这是最正式、最典雅的名称。《水浒》是古代通俗小说，写的是江湖市井，因此，不免掺杂许多市井粗俗用语，那么，“筯”或“箸”大概就是古代的粗俗用词吧？而且，因为第一次读的版本印的是“筯”，以后才看到“箸”字，还以为“箸”是后起字，是“筯”的俗写。当然，这是自以为是，全弄颠倒了。
事实上，“筷”才是最后起的粗俗用语，而且大概起自明代贩夫走卒、船帮挑夫这一社会阶层。因为忌讳行船走马有所耽搁，因此，这双日用的吃饭工具就成了忌讳词，不能再说“箸”、“筯”了，否则发音为“住”，为“驻”，都让人行不得也么哥。所以为了讨个吉利，就用“快”字作为隐语，加上竹头，就成了“筷”字。这道理就跟广东人称猪舌为猪脷，是讳“蚀”（赔本）音，改用“利”字，再加上个肉（月）旁，是同样的心态。我从小就以为是个堂堂正正用词的筷子，原来是粗俗的江湖用语，是下九流的黑话，连西门庆与潘金莲都不用的。陆容的《菽园杂记》及赵翼的《陔余丛考》都记载了由箸而筷的变化，不信的可以去查查。更有趣的是，《王力古汉语字典》根本就没有收“筷”这个字，也就是说，不是古汉语，是后来的俗字，不登大雅之堂的。
至于“筯”与“箸”孰为正点—“点”这个字也是江湖行话—翻翻许慎的《说文》就知道了，原来《说文》上只有“箸”而没有“筯”，因此，“筯”是个后起的俗写字。《韩非子·喻老》：“昔日纣为象箸而箕子怖。”说的是商纣王用象牙筷子，奢靡淫侈，把公忠体国的箕子吓坏了，觉得国家前途堪虞。“箸”是竹头的，用象牙来做，的确是改变了本质，名实不符，有失古风。箕子的担忧，倒有些现代性意义。为保护濒临绝灭的象种，大家都应当“废象箸”。换句现代通俗说法、十分不正点的用词，就是：不要使用象牙筷。醍醐灌顶
武侠小说经常编造一些匪夷所思的情节，其中之一就是“醍醐灌顶”。一般总是写一位武功盖世的高僧或大侠，选中了传人，在生死攸关的紧急时刻，以“醍醐灌顶”之法，把毕生功力传送到下一代身上，顷刻之间就增加了几十年的功夫。写小说的因为是瞎编，所以从来讲不清“醍醐”是怎么“灌”的“顶”，只是望文生义，描写慈眉善目的老和尚如何伸出手掌，按着传人的头顶，好像现代医学输血那样，就可以隔着肌肤施展“特异功能”，把“醍醐”灌过去了。
读小说的人，读得津津有味，可知不知道“醍醐”是什么？
说得简单点，醍醐就是酥油，或者用港式西餐用语来解释，就是从“忌廉”（cream）提炼出来的奶油。《涅槃经·圣行品》就说：“譬如从牛出乳，从乳出酪，从酪出生酥，从生酥出熟酥，熟酥出醍醐，醍醐最上。”所以，这个词当然是从印度传来的舶来品，换成中国本土用语，就相当于不是乳制品的“精髓”。
佛教徒还认为用酥油（当然是冷的）浇在头顶，清凉舒适，譬喻佛家智慧灌输进头顶，使人彻悟。因此，“醍醐灌顶”本来是指大智慧的灌输传递，是佛法的领悟。只是到了武侠小说里，就莫名其妙地变成“法轮功”之类的特异功能了。
不过，近来有些研究电脑晶片与神经生物学的科学家指出，不久的将来，可以研制出超微的晶粒，植入脑神经。而且，还可以下载（download）大量的知识，千百倍增强人脑储存与记忆的容量。若真能如此，则武侠小说的醍醐灌顶，就会成为二十一世纪知识传递的法门了。
不晓得那时候还需不需要读书，需不需要学习？是不是只要盛赞武侠小说超时代的科学预见，可以醍醐灌顶，就行了？谁谓荼苦
有朋友从台湾来，送了我一罐高山茶，说是特级珍品。茶罐上还印了一段解说，讲了茶的古文献资料。这段文字先说茶字的本意是苦茶，并引了古代字书《尔雅》：“茶，苦茶也。”然后又举《诗经·北风》为例：“谁谓茶苦，其甘如荠。”
看了之后，只好大为摇头，因为这段解说有两重大错：一是字错，可以怪校对的人；二是知识性错误，就不能怪“手民之误”了。这种错误的知识随着茶罐到处流传，害人不浅，倒是需要辨正。《尔雅·释草》：“荼，苦菜。”说的根本不是茶。《诗经》没有《北风》，只有《邶风》；《邶风·谷风》也没有“谁谓茶苦”，只有“谁谓荼苦”。《毛传》的注解也很清楚：“荼，苦菜也。”古人使用“荼”字，意义很明确，指的是苦菜，不是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出，唐代以前没有“茶”字，也就是说，在唐代期间，人们才从“荼”这个概括“苦菜”的字，分出别类，创造了“茶”字。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既然唐代以前“茶”包括在“荼”字类下，《诗经》里提到的“荼”也有可能是茶呢？那就要具体来看了。绝不能说，苦菜类下也可能包括了尝起来有苦味的茶，因此苦菜就是茶。这是只要上过大一逻辑就该知道的基本思辨常识。《谷风》是一篇弃妇的怨辞。朱熹说，“妇人为夫所弃，故作此诗，以叙其悲怨之情”。诗中打的比方，“采葑采菲，无以下体”，“谁谓荼苦，其甘如荠”，都是可以食用的蔬菜。葑是蔓菁，即大头菜；菲是萝卜；荼是苦菜，荠是带甜味的菜。一概与作为饮料的茶无关。
更需要指出的是，上古虽无“茶”字，而以“荼”字概括了“苦菜”、“茶”及其他的植物（如“荼蓼”），并不表示古人对这些不同的植物没有清晰的区别。别忘了《尔雅》的荼，是“释草”，列为草本植物，是苦菜。《尔雅》中还有“槚”字，“槚，苦荼”是“释木”，列为木本植物。因此，“荼”指苦菜，“苦荼”才是茶。有女如荼
古代没有“茶”字，只有“荼”字，因此，说到茶的时候，就写“荼”字。这造成了今天理解上古使用“荼”字的困扰；也使一些人在追溯饮茶起源时，以为《诗经》里已经说到了茶，一定就是今天的茶了。当然不是。
我已经说过，《诗经·邶风·谷风》的“谁谓荼苦”指的是草本的苦菜，不是木本的茶。《郑风·出其东门》里也提到了“荼”，是不是茶呢？
当然也不是。假如是的话，难道“有女如荼”要解释成“姑娘尝起来像茶叶一样苦”吗？那么，荼字在这首诗中是指的什么呢？
全诗不长，如下：“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出其阇，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缟衣茹，聊可与娱。”前一段说，出了东门，看到姑娘多得像云彩一样，却都不是我思念的。我思念的姑娘，穿着皎白的衣服系着青巾，可以使我高兴。后一段是，出了城门，看到姑娘多得像“荼”一样，却都不是我所思恋的。我思恋的姑娘，穿着皎白的衣服系着绛巾，可以使我心娱。
这里的“荼”，是与前段的“云”相对应的，用来形容繁多茂盛。不但不是茶，也不是苦菜，而是荼蓼，也就是朱熹说的“荼，茅华，轻白可爱者”。指的是茅草开的白花，在郊野一片一片的，极为繁盛，可以拿来与云彩之多作比。
我们现在还时常使用一句成语“如火如荼”，形容情况热烈，方兴未艾，有蔓延甚或燎原的势头。这句成语里的“荼”，与“有女如荼”的“荼”是同样的字源，都是指白花花的茅草花，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因此，《诗经》或其他先秦典籍出现“荼”字，可以有不同的意义，千万不要认准了一个死理，以为“荼就是茶”，胡乱引申到饮茶起源的问题上去。
请问，古人说“如火如荼”，会是在说“像火焰一样，像茶叶一样”吗？莫须有与将无同
一般人都知道，岳飞死于冤狱，而秦桧置其于死地的罪名是“莫须有”。《宋史》记载韩世忠对岳飞之狱愤愤不平，质问秦桧。秦桧说，岳飞谋反之事虽然没有真凭实据，但“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就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小时读书不求甚解，以为“莫须有”就是“不须有”，秦桧说不需要证据就可以判岳飞死刑，真是旷世未有的大奸臣。后来，有学问的大人点拨，才知道“莫”是“或”的意思，是表达可能性的怀疑用语，“莫须有”就是“也许有”，属于“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之类。按照专制政权“宁枉勿纵”的规矩，虽然岳飞死得冤，却并非空前绝后的冤狱。二十世纪的“莫须有”，还不知有多少呢？而且，并非“也许有”之类，而是蛮横霸道的“不须有”。“将无同”也是我小时弄不清的词语，直到研读魏晋玄学资料，才算明白。《晋书》与《世说新语》都记载了这样的故事：身为宰辅的长者问青年才俊，儒家重名教，老庄明自然，是同还是异？青年回答：“将无同。”长者一高兴，就封了青年才俊一个官做，当时人说这是“三语掾”，就是“三个字的官”。
这“将无同”三个字为什么这样了不起，一说出来，就有官做，是说“将来会不同”吗？后来弄清楚了，“将无”是语助词，有反问肯定之意，也就是回答“不是同吗？”不回答同，也不回答异，回答得模棱两可，但又附和长者的心意，说“儒道不是同吗？”就可以有官做了。看来魏晋玄学也不怎么玄。
倒是中国文字的运用可以很玄，“莫须有”就会杀头，“将无同”就有官做。小时怎么会懂？漱石枕流《世说新语》有一则故事，记孙子荆年纪轻轻，就想归隐山林。他告诉王武子的时候，本来要说“当枕石漱流”。也就是想在林野间枕着山石，闲听松风吹起天籁，走下溪涧，以清澈的流水漱口，汰洗尘世的烦忧纷扰。没想到一开口，说错了，说成“漱石枕流”。王武子问：“流可枕，石可漱乎？”孙子荆回答：“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
这个孙子荆，可谓“死不改悔”派。不小心说错话，改正过来，不就行了？他偏不，偏要死咬着歪理，说“枕流”没错，因为要效法许由，听到有违清高的世间贪念，赶紧跑到河边去洗耳，算是袪除污秽。又说“漱石”也没错，因为要在林野隐居了，必需磨砺自己的牙齿，好吃粗粮。现代政治人物不讲诚信，不顾脸面，时常使用的手段是“硬拗”，颠倒是非黑白，还解说得振振有词，大概会引孙子荆为同志。台湾领导人自吹自擂，说执政以来做了不少好事，多到“罄竹难书”，被人指出用典有误，因为约定俗成的说法，是坏事做尽才“罄竹难书”。居然就有研究古代史出身的“教育部长”跳出来硬拗，说语出《吕氏春秋》，本来是好坏不分，都可以用的。
然而，我相信孙子荆一定会耻与为伍，说“漱石枕流”只是戏谑调笑的风雅话，并非颠倒黑白，不问是非，指鹿为马。我们也会接受这样的撇清，和《世说新语》的作者刘义庆一样，把孙子荆的言谈列在“排调”门，也就是调笑、开玩笑之类，甚至觉得特别有趣味，有境界。为什么？
因为文学艺术不同于政治。文学创作所展现的艺术思维，可以超越现实，可以让王维画雪地芭蕉，可以让杜甫写出《古柏行》的句子：“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偶尔会有人，像沈括那样在《梦溪笔谈》提出疑问，说四十围是直径七尺，树高二千尺，柏树岂不太为细长，不合情理吧？我们听了，会一笑置之。也不知富有科学精神的沈括，是在那里“排调”，还是发挥科学实证精神？总之，大多数人会觉得，艺术上不合情理的“硬拗”，有其特殊的想象趣味，拆除了惯性想象的樊篱，让我们的心灵任意翱翔，海阔天空，鸢飞鱼跃。
政治话语则不同，因为牵涉的是国计民生，是具体真实的现实生活。来一个充满激情想象的“亩产万斤”，“一天等于二十年”，所造成的天灾人祸，真是罄竹难书，一点也“排调”不得。政治人物最好老老实实，是非分明，廉洁自守，不要天天想着做诗。下焉者也不要乱引古典，颠倒黑白，说错了就承认，做错了更该承认，鞠躬下台，不要硬拗。
因此，还是文学艺术领域好，说错了，还可硬拗。其实，“枕石漱流”是魏晋时人常用的话，形容隐逸的行为。但是，说成“漱石枕流”，不合常情，反倒成了千古佳句，连近代日本文豪夏目金之助都因此改名，成了夏目漱石。谐音的纠纷
汉字因为是单音，因此谐音字多，若再不管声调，则谐音的可能更多。民间禁忌与避讳，经常就环绕着谐音打转，使人动辄得咎，有口难言。广东人忌讳说“书”字，因与“输”谐音，所以，买书（输）不行，读书、看书都有损生意，教书之厄可以比之诲淫诲盗。有人说香港人不爱读书，有深层文化心理作祟，实在是怕书（输）。
假如我们觉得这种禁忌完全没有理性根据，就该一笑置之，“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看看近年来香港书业颇为兴旺，书店愈开愈大，读书人似乎也在增加，希望是“书”与“输”的联系日浅，香港人的理性日增。
不幸的是，在泛政府化的台湾，居然有身居庙堂、为民喉舌的“立法委员”，以谐音的把戏玩弄政治手段。为了达到诋毁暨南大学的目的，竟然在“立法院”质询时，指责“暨南”谐音“妓男”。玩弄谐音的伎俩，台湾政坛所在多有，实无足怪。如讽刺蒋介石连任五届“总统”，就是用五位名人的谐音：蒋中正、于右任（余又任）、吴三连（吾三连）、赵丽莲（照例连）、赵元任（照原任）。无伤大雅，可博一笑。在“立法院”公开指责暨南大学为“妓男大学”，则是以污蔑的谐音为理据，纯属下流，说这种话的人实在不配“立法”。
暨南大学创于清末，旨在招收南洋一带华侨子弟回国深造。台湾的暨南大学复校，也以侨生为重点。“暨南”之名出自《尚书·禹贡》，其意指的是南方，选字典雅庄重，谁能料到会惹出如此不堪的谐音纠纷。不过，在台湾的“立法院”，什么事都会发生。谐音的吊诡
中国人对语文作为意指的态度，有时马马虎虎，有时却万分认真，甚至充满了畏惧，而产生很严密的忌讳。汉儒解经，“礼者，履也；义者，宜也”，因谐音就可论断出天经地义，虽然可说是“意必固我”的典范，是硬磞磞的思想封闭与僵化，但从思维的推理来看，态度却自由自在，随便得惊人。靠着谐音就可自由联想，海阔天空，鸢飞鱼跃。要说道理嘛，也有其“民族文化特殊性”的道理：“礼之为言履也，可践履而行。”（《白虎通》）也就是说，礼是双“鞋子”（履），穿上之后，便可循规蹈矩的行动。说得振振有词，也难怪直到今天，当权者给人小鞋穿，还嫌人不懂规矩（礼）。
鲁迅在《阿Q正传》里，说到阿Q的忌讳，反映了中国人对文字谐音认真的一面。大概是从古以来，老百姓就没忘记仓颉造字的传说，“天雨粟，鬼夜哭”，文字的发明泄漏了天机，其中暗藏无数神秘不可知的消息。因此，阿Q头上长癞，“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对谐音忌讳到这个地步，固然可怜又复可笑，却透露了人们心底的畏惧，怕暗藏在天地间的灾难，通过文字谐音的神秘感应，降祸于人。
对文字如此忌讳，又如此容易犯讳，真是动辄得咎。加上冬烘先生之无聊，从谐音再推进一步，努力发展形声音转之说，什么都可以“一音之转”，更是天才创造，不必深思就一切都得有圆满的解释。宋儒解释礼义，“礼者理也，义者谊也”，还会有错吗？当然没有错。如此直截简便的义理，还会有什么错？只是有碍理性思维而已。马上弹枇杷
琵琶从西域传入中国，至晚在汉代已经流行，文献可征。在古代文人的心目中，这种弹拨乐器的叮叮咚咚与铮铮琮琮，带着无限异域情调，引人遐思。王嫱下嫁匈奴，又有谁亲眼见到她在朔风中弹着琵琶，颠簸在坐骑上，慢慢隐入大漠的风沙呢？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其三：“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不但见到王昭君弹琵琶，还听到曲调作胡语，无限的哀怨。后世画昭君，舞台上表演昭君出塞（除了“临危受命”的曹禺），都是手抱琵琶，满脸哀怨，离开温馨的家园，翳入大漠风沙所代表的严酷冷漠与冰刀霜剑。好像琵琶是哀戚的化身，铮铮琮琮弹出来的都是女子的泣诉。
白居易的《琵琶行》当然加深了这种印象。琵琶女弹奏之时，“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意。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琵琶声起，已经引起白居易无限伤感，后来知道了琵琶女的身世，更使得江州司马青衫泪湿。
其实，琵琶作为乐器，弹拨时一批一把（外拨、内拨），可以作胡语，也可以作汉语，可以发哀声，也可以发欢声，并不是代表哀戚的乐器。汉朝人还有不知道这是从胡地传来的，如应劭《风俗通义》里说：“批把，此近世乐家所作，不知谁也。以手批把，因以为名。”还以为是一种新发明的乐器，称作批把，是因为弹奏时一批一把。《释名·释乐器》则知道这种木制乐器是胡人传来：“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却曰杷。”有趣的是，不称做琵琶，称枇杷。查查《说文解字》，亦不见“琵琶”，可见汉朝人还没有“琵琶”二字，只称为批把，或枇杷。因此，王昭君假如真是弹着琵琶出塞，当时人有所记载的话，弹的不是琵琶，而是枇杷。
到了明清时候，也不知是哪一位才子，看人把琵琶写枇杷，觉得写讹了，可笑，便作诗取笑：“枇杷不是此琵琶，劝君莫要误了他。但使琵琶能结果，满城箫鼓尽开花。”才子洋洋得意，讽刺别人无学，却不知王昭君抱的不是琵琶，是枇杷。大事不好
打开报纸，赫然看到一则新闻，斗大的标题，说某某政策“事在必行”。愣了一阵子，定了定神，再看，真的是“事”字，有鹌鹑蛋那么大，在报纸上印得油黑漆亮，瞪着我，好像在示威：怎么样，我就来“事”，你能拿我怎么样？
怎么样？我能怎么样？打电话给总编辑，责问他那一双揉不进沙子的眼珠，昨晚是否打了瞌睡，连头条标题出了“事”都视若无睹？还是问人事主管，这样的编辑是怎么聘任的，连“势在必行”这么简单的成语都会出别字，他到底是仗着“人事”，还是“人势”？
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算了算了，由他去吧。翻开报纸，继续往下看。没看两页，突然又有一条大标题，说有什么社会活动，正在“大事宣传”。只好再揉揉眼，仔细看。真的，是“大事”的“事”，不是“肆无忌惮”的“肆”。看来编辑是把社会花边新闻，当作“国之大事”来处理了。现在的编辑大都是白话文学陶冶出来的，说白话，写白字，大概没听过《左传》上说的“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因此，歌星登台也可以称之为“大事”，标题也可写作“大事宣传”。
不由想到《西游记》中时常出现的情节，当孙悟空与猪八戒杀上妖魔的洞窟，小妖们跌跌撞撞大喊：“大王，不好了，祸事了。”香港报章传媒的文字水平，就跟那些小妖害怕的一样，不必大肆渲染，就已经是“祸事”，是“大事不好”了。
有人说香港年轻一代的文学水平低落，是因为中小学语文教学出了问题，从小没有严格的训练，稀里胡涂就过了没人把守的语文关。还有人说，不能只怪学校的教育，要怪就要怪整个社会文化风气低俗，满街都是以错别字、谐音字玩花样的广告招牌，电视综艺节目更是故意用错别字来逗趣。久而久之，年轻人耳濡目染，再也分不清正误，分不清对错，出现了许多现代仓颉，随意“假借”，甚至任意造字。
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因为文字揭示了宇宙的奥秘，把混沌化为知识的秩序，传递给人类后代，其功厥伟，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开创了文明的新章。到了二十一世纪，新新人类出现了一群现代仓颉，扮演了“后现代”的文化批判角色，随时随地以其无知与谬误，颠覆文化秩序与话语系统，像是十九世纪无政府主义者在大街上丢手榴弹，更像近年绑上自杀式炸弹的恐怖分子，吓得我们这些老实人心惊胆战，有世界末日之感，混沌再度降临，也不知是天下“大势”不好，还是天下“大事”不好了。
不久前走进深水埗一家小饭馆，打开菜单一看，见有“九王炒旦”、“九才花”、“牙才”、“有才”、“鸡亦”、“海哲”、“拌分皮”、“正反”等名目。想了半天才知道，是“韭黄炒蛋”、“韭菜花”、“芽菜”、“油菜”、“鸡翼”、“海蜇”、“拌粉皮”、“蒸饭”。这才是百家争鸣，大事不好。别字连篇
小时候听长辈说笑话，说众人谈论古典小说里的人物，其中一人说最喜欢“木许”里的季达。其余几位都感到茫然，不知是何书，也没听过这号人物。说的人只好再三形容：“就是那个手使两把大爹，有万夫不当之男的。”原来讲的是《水浒》中的李逵，手使两把大斧，有万夫不当之勇。
近读明清笔记，见《嘻谈录》有这则笑话，才知长辈的笑谈居然还有出典。看来读别字是今昔皆然，鲁鱼亥豕，古已有之。今天的年轻人再荒唐，也不至于说出“手使两把大爹”，所以，不必过分苛责。
可是读别字到底是错，不责怪读错的人，只好责怪造字的仓颉，造出汉字这种繁复的书体。神话传说中的仓颉，有两对眼睛，无怪乎能通晓阴阳，创出这么难写又难认的书体。后世的“四眼”，大都是读书认字太过吃力，只好借助眼镜，并没有天眼通的宿慧，于是时常还会读别字。
明末冯梦龙编的《古今谭概》中，记宿儒在乡下村学，听到学童读《论语》，念的是“都都平丈我”。他一想，原来是“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意思是说，周代的典章制度有夏商二代为依据，丰富多彩，因此孔子要遵从周代制度。学童读别字，一连五个字全读错了，于是纠正，结果学童大吃一惊，吓得全跑光了。当时人做了这么一首打油诗：“都都平丈我，学生满堂坐；郁郁乎文哉，学生都不来。”可见读别字的人，积非成是，要改起来还真不容易。
其实，我是很同情学童的。汉字实在难学，有时会写不会读，照说该查字典的，但也不可能人人随身携带工具书。只好“有边读边，无边读上下”，不过，这样的“土法识字”大多是要读别字的，实在莫可奈何。只盼不要像明代的学童，一连五个字都错，则汉字幸甚。不会写字
平常收到学生交的报告，总是打印出来，整整齐齐的。有的是仿宋体，有的是细明体，总之，有模有样，横平竖直，虽然说不上赏心悦目，至少都像政府公文一样四平八稳。直到你细读内容，才发现美观大方的外表之下，原来和大多数选美的女士一般，让你绞尽脑汁，也寻不出一丁半点内在美，不知如何想个理由，说三两句模棱两可的评语，勉强给他及格。
读期末考卷，情况就大不同了。因为是当堂考试，学生得在试卷簿上亲笔书写答案，留下墨宝真迹。这一下不得了，眼前看到的不再是选美的佳丽了，却像纳粹集中营劫后余生的犹太人，不是缺胳膊少腿，就是前胸贴着后背的饿殍，景象十分吓人。读考卷上的字迹，要运用一切想象能力才可勉强辨识，有时会疑惑同学写的是契丹文还是西夏文，也时常感到徐冰创作的“天书”其实没什么了不起，同学都有类似的本事。
在一片断井残垣之中，找寻内容的姹紫嫣红，实在是对老师的极大考验。听到同事抱怨学期末了阅卷的痛苦，要在三五天内读完上百份试卷，还得公平打分，就想到同学们龙飞凤舞的字迹，以及既不是繁体也不是简体的独创性字体，可供国家语文改革委员会的专家来鉴定，作为将来汉字规范的新材料。
四十年前我读大学时，还没有电脑可用，中文当然只能手写。英文打字机也买不起，英文也是工工整整用印刷体拼出，一笔一画，书写成篇。到美国留学，买了一台手提（非电动）Olivetti打字机，才算结束了手写英文报告的生涯，从此以机械替代了手工，步入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有好几位美国同学离开了打字机就不会写字了，不是拼错，就是“临表涕零，不知所云”。我时常笑一位朋友，地址都写不清爽，不要说英文字母拼写糊涂，连阿拉伯数字也让人看不明白，每次都得跟他确认上半天，还是疑惑重重。他说从小就用打字机，没有书写的习惯，拼出来的字母像蚯蚓一样，自己也会犯糊涂。他十分惊讶我居然可以使用印刷体，一丝不苟拼写一段文字，“像打字一样，简直是calligraphy”。我心想，你还没看过毛笔写的书法，那才是真正的calligraphy呢。
同学们不用毛笔，不写书法了，甚至连钢笔、圆珠笔都不用，字也不知道该怎么写了。要写字，有电脑，打印出来，整整齐齐。除了考试，书写试卷，只好出乖露丑。好在老师不是外人，休戚与共，荣辱一体，不会说出去。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老师不嫌学生不识字。
不会写字，大概也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现象，是时代进步的表征。会写字，是书法专业的要求。既然不靠书法吃饭，会不会写字也就无所谓了。仓颉蒙太奇
伟大的仓颉，传说中的文化英雄，中国人都知道。他创造了文字，让人类掌握了探知宇宙奥秘的工具，让知识得以累积与传承，让思想得以创造生发，利用厚生，巧夺天工。因此，“天雨粟，鬼夜哭”，人类成了自然的主宰。赋予我们血肉之躯的是父母祖先，赋予我们知识力量的就是神话中的仓颉了。
仓颉不仅造字，开创了文化，还是电影的先行者，是电影理论之父。怎么讲？是谁说的昏话？欧美电影学院的教授们听了，会不会斥之为胡说八道？
且慢，且慢。你知道是谁说的吗？是爱森斯坦，鼎鼎大名的电影艺术家、导演、理论家，以倡导蒙太奇理论与实践，影响了电影史的发展。他老先生说，仓颉造字的道理，就是电影蒙太奇的第一步。爱森斯坦的逻辑是这样的：电影制作最重要的就是蒙太奇，就是影像的交叠，而中国文字从象形到会意，正是影像交叠，并产生新的意义。因此，汉字的创造过程可说是开了电影蒙太奇的先河，而造字的仓颉当然也就成了电影理论之祖了。这种逻辑有点像近代说《易经》开启了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八卦及蓍卜是电脑科学的前驱。
说到底，只不过说，人脑构造与思维模式有相通之处，我们祖先和我们的物质基础是一脉相承的。不过，要是回到过去，回到每个行业都有行业神的时代，如木匠供奉鲁班，医生供奉华佗，则电影业可以供奉仓颉。每年世界各地举行电影节，如柏林影展、威尼斯影展、康城影展、奥斯卡影展，一开幕先上香，祭拜仓颉，那是多么有趣的场景。
爱森斯坦心仪仓颉，当来自初识汉字的惊喜，那种心境，与庞德（Ezra Pound）发现汉字如诗如画，都是心灵为之震撼，感到“天雨粟，鬼夜哭”的神谕召唤。真正的艺术家，经常是不管逻辑的，更不肯理会学者皓首穷经所写出的研究报告。他们只管心灵震撼，撼得山摇地动，撼到天地变色，咦，伟大的艺术就创作出来了。
爱森斯坦不但是艺术家，也是个深思笃学的人，发现中国文字如诗如画，便做了一番钻研，写了篇文章。他说，汉字从两个象形字并成一个会意字，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不是两个字的总和，而是一种新的产物，是另一个层次的东西。不再是简单的物，而成了观念，是一大飞跃。换成现代流行的广告语言，就是“一加一等于无限大”，有无穷的想象空间去遨游，有无穷的影像并合可以发挥蒙太奇的创造。
爱森斯坦举的例子，都是我们熟悉的日常用字。如“耳”字靠着“门”，就是“闻”，是听的行为；一条狗（犬）加一张口，是狗叫（吠）；一张口加一只鸟，是鸣；一把刀加一颗心，是忍。诸如此类，“这就是蒙太奇！”他老先生极为兴奋，说这就是干电影所追求的，把镜头捕捉的影像，一个个单一的影像，化为思想意念叙述的结晶。
不知道爱森斯坦跟谁学的汉字，六书之中只学了“象形”与“会意”，就得到启发，开展蒙太奇的理论基础，要是他再学了“指事”、“形声”、“转注”、“假借”，还不知道会怎么发展电影艺术呢。
不过，对艺术家来说，也许一知半解更好，更有利于集中精神，专攻一艺。否则，变成研究汉字的汉学家，恐怕连电影都拍不出来，也就不会有人奉仓颉为电影理论的先行者了。干卿何事中国无史诗
首先，要厘清一点，题目说“中国无史诗”，是因为题目不宜太长，只好简化。应该是：“中国古代无印欧民族咏唱叙事类型的史诗”，庶免误会，引起无端指责。
这年头，说话难。有些人享有了言论自由，充满民主精神，听到任何不顺耳或没听过的事，都要横加指斥，好像正义就在他手，公道自在他心。你说中国文化有优点，他就说你故意隐瞒秦始皇的暴虐；你说中国文化有缺点，就说你没有读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你讨论中国绘画传统的特质，就说你不懂电脑绘图；你分析欧洲文艺复兴的文学与雕塑，就说你崇洋媚外。指东打西，一阵乱棒，非置你于死地不可。有时不禁怀疑，这是不是外星人的先遣队，来地球上担任颠覆工作的？
不过，有外星人来捣乱，对人类文化思索也有好处。我们就必须想得细密些，写得清楚点，不可信口开河，自相矛盾。所以，我这里说的是，中国古代没有动辄几千几万颂的史诗，没有像印度《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希腊《伊利亚特》、《奥德赛》，以及冰岛、南斯拉夫等地咏颂英雄传说及神话的那种类型的诗体。
要指责的还是可以指责：为什么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学？为什么几千几万颂的叙事诗才算“史诗”？为什么《诗经》里的《玄鸟》叙述商代始祖传说、《生民》叙述周始祖传说就不算“史诗”？为什么《孔雀东南飞》叙述一般人民生活就不算史诗？是不是歧视人民大众？为什么清朝陈端生的《再生缘》不是史诗？难道清朝不算古代？
且不要以为这些质问是学生在课堂上的发问，这些都是嘴上有了一把胡子的学者问的。当然，问得都有道理，但关键是为了说中国有“史诗”而重新为之定义，无视印度、欧洲、西亚文化传统中的一个特色。中学读《诗经》《诗经·郑风》有一篇《将仲子》，有趣极了，是少女的口吻，求她心爱的“二哥”（仲子），稍微收敛一点，不要让人发现他们的私情，使她难以做人。这首诗分三段，反复咏唱，是典型的民歌形式：“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这首两三千年前的民歌，不但容易读，而且很有现实意义，与当前少男少女面临的感情问题与处境十分相近。那怀春的少女对“仲子”的爱恋，是如此的强烈，但又怕家人的指责、邻居的闲话，只好求求仲子，不要在她家附近出没，引得她心神不宁，魂不守舍。
我觉得这首诗应当选入初中的国文课本，让少男少女读读，让他们了解两三千年前的少男少女也有同样的苦恼与困惑，让他们了解《诗经》的吟咏与他们的心灵是契合的，让他们了解原来读古书不是读死掉的、发霉的断烂朝报，而是读自己的心曲。
假如中学老师觉得《诗经》用字太古雅，学生看不懂，那就先译成白话说一遍，很容易懂的。此诗第一段是：“我的二哥呀，我求求你（将），不要跨进我家屋村，不要折我家柳树。不是我爱惜柳树，是怕我父母知道。我想念二哥，也怕父母说我。”第二段重复此意，求仲子不要爬过墙，不要折桑树，因为怕几个哥哥指责。第三段求仲子不要跨进后园，不要折檀树，因为怕邻居的闲言闲语。
若有学者跳出来，说《毛诗序》认为诗旨是“刺庄公也，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别去管他，那是上大学以后的学问，中学生不必知道。读《诗经》
一对男女睡在被窝里，恩恩爱爱。
女的说：“鸡叫了，该起床了。”
男的说：“天还没亮呢，等一会儿。”“你起来看看天色，启明星已灿烂在天边了。”“鸟群都要翱翔飞动了，是该起来去射野鸭、打大雁了。”“射到了鸟，我就做成好菜。好菜好酒，跟你过一辈子。你弹琴，我鼓瑟，日子多么美好。”
这可不是电视肥皂剧的台词，这是《诗经·郑风》里的一篇《女曰鸡鸣》：“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没读过《诗经》的，大概总以为这种经典一定枯燥无味，讲一堆道德修养，如何做人，孝敬父母，忠党爱国之类。其实，并不然。《诗经》大部分都是讲日常生活的，特别是《国风》，生动反映三千年前各阶层的起居生活及喜怒哀乐，读来十分亲切。像这首《女曰鸡鸣》，就是典型的例子。
读《诗经》，先读白文，千万不要先读汉唐学者的诠释与引申，否则一旦陷入他们所设的“微言大义”圈套，可就万劫不复了。《毛诗序》说这首诗：“刺不说（悦）德也。陈古义，以刺今不说德而好色也。”郑玄笺：“德谓士大夫宾客有德者。”孔颖达疏：“以庄公之时，朝廷之士不悦有德之君子，故作此诗，陈古之贤士好德不好色之义，以刺今之朝廷之人，有不悦宾客有德而爱好美色者也。经之所陈，皆是古士之义，好德不好色之事。”
朱熹的解释，稍微好一点，没搬出“朝廷之士”：“此诗人述贤夫妇相警戒之词。”但还是强调劝诫向德之义，读来大义凛然。
读《诗经》，最好就是读“文本”，先别去管古人那些高头讲章。仲子是男是女？
我曾说《诗经·郑风》中的《将仲子》一篇，可以作为中学读物，因为其中描写少女情窦初开，想见情郎，又怕父母兄长干涉，还怕邻里指点的情态，写得入情入理，栩栩生动。与今日少男少女成长过程所遭遇的心理挫折，颇有相通之处，必能引起共鸣。“将仲子”这个“将”字，是发语词，可以勉强译作“啊”、“哦”、“你呀”、“嗨呀”，多少带点乞求、希望的口气。“仲子”是老二，就勉强可译作“二哥”，用北方乡下的语气来说，可以用来指哥哥妹妹昵称的情郎。所以，“将仲子兮”，可以解作“我的二哥呀”，带点恳求的口气。
有读者来信，说“仲子”不是男的，是女的，因此，通篇不能作为描写少女心态的篇章。这篇诗章，是尹吉甫向仲氏求婚期间写的，因此，“仲子”是女性，有李辰冬《诗经通释》的研究为证。
李辰冬的研究，基本上是《诗经》猜谜，我们暂且搁下，以后再谈。这里仅就诗文的内证，也就是内在逻辑，来看看“仲子”是男是女。
假如照李辰冬的索隐猜谜解法，仲子是女的，那么这篇诗译成语体，就是：我的二妹妹呀，别走进我家屋村，别折我家杞树，岂是我爱惜杞树呢，是怕我父母。心里想着二妹妹，可是父母说话，我也怕啊。二妹妹呀，别爬过我家墙头，别折我家桑树，岂是我爱惜桑树呢，是怕我兄长。心里想着二妹妹，可是兄长说话，我也怕啊。二妹妹呀，别跨进我家后园，别折我家檀树，岂是我爱惜檀树呢，是怕别人。心里想着二妹妹，可是别人讲话，我也怕啊。
男子畏头缩脑，东怕西怕，少女则胆大泼辣，又爬墙，又折树，像话吗？写的周代少女，完全没有羞态，没有顾忌，比《儿女英雄传》里的十三妹还要豪放不羁，可能吗？当然有人会说，天下之大，没有不可能的事。可是，文学作品可以流传，可以不朽，总是因其相对的普遍性，而非不合情理的情态与现象。
硬要说仲子是女的，周代就是有这么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少女，追求她心爱的男子，又爬墙，又折树，把男子吓得躲在屋里不敢出去，只好恳求她不要如此张扬，如此嚣张，我们也没办法，只好问证据何在？
没有证据，还要坚持说不通的怪论；不合情理，还要坚持天下就是有不合情理的情况，我们也只能说，聊备一说，恕不从命。有女怀春“有女怀春”是我们常用的成语，通常指的是少女情窦初开、春心欲动的情态，已形成一种固定的意指。一说“有女怀春”，大家心目中就会浮现少女两颊泛红、欲拒还羞、半推半就的形象。这种有点公式化的情态，也许出自戏曲舞台上的模拟，在《西厢记》的《佳期》一折，红娘揣想莺莺小姐心理的程式动作中，表露无遗。当然，《牡丹亭》的《游园惊梦》更有杜丽娘现身说法，让人得窥少女春心荡漾的旖旎风光。不过，再怎么评说戏曲模塑了过去的意识与想象范式，颇似今天传媒的洗脑作用，戏曲的程式毕竟是模仿生活，是从真实生活中“有女怀春”的情态而来。
古人很早就用“有女怀春”这四个字，简单明了，刻划了少女情动、难以自禁的情态。《诗经·召南·野有死麕》：“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陈子展《诗经直解》译作白话：“野地里有一头死麕，洁白的丝茅包着它。这个少女思春，一个美男子诱着她。”朱熹说，麕就是獐，也就是獐鹿。白茅，应该是洁净的茅草。字面都好懂，意思也可以推测：野地里打了獐子，用洁净的白茅包好，送给怀春的少女。俊男如此引诱着她。
这首诗的结尾是：“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慢慢来，别弄乱了我的佩巾，别让狗乱叫。这是什么意思？是少女在推拒男子，叫他不要得寸进尺吗？送了獐鹿之后，出现了什么情况？是男女独处，少女半推半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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