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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伯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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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常识试读：

第一章 概说

一 所谓国学

和国学相当的名词，还有国粹和国故。“国粹”二字，似乎有点夸大中国学术乃完全精粹物的意思，又似乎有点选择精粹部分而抛弃其他部分的意思，所以人们觉得不甚妥当，改称“国故”。“国故”，就是本国文献的意思。不论精粹不精粹，过去的文献总是可宝贵的史料，都可包括在国故范围里面去，这样看起来，国故这个名词总算是公平而完备了。但它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只能够代表研究的对象，而不能代表研究这种对象的学问，因此大家又想起用国故学的名称来代替它，最后又简化而称为“国学”。

可是这个名称还不是十分合理的，因为学术没有国界，当代各国都没有特殊的国学，而我们所谓国学，从内容上看，也就是哲学、文学、史学等等的东西，都是可以作为世界学术的一部分的，而且事实上外国也已经有研究我国古代文化的人了，我们为什么不采取世界公用的名称，如中国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等类的名词呢？而且对于具有种种内容的学术，为什么不加以个别的名称而必须采用笼统的总名称呢？这都是值得考虑的。

但我们为了依从习惯，并且因为中国各科学术还没有整理清楚，和世界学术融合为一的缘故，只得仍旧采用国学这个名称。

二 国学在清代

中国学术，以周秦诸子时代最为发达，当时诸子百家，各有专长，不相剿袭。自汉代表彰六经，儒家定于一尊，诸子之学衰落，而经学成为唯一的学术。两千年来，除解释经书外无学问。但到了清朝，似乎从解经之中有开辟一条新路的趋势。过去汉儒解经，注重字句的解释和制度的考证，但宋儒反对汉儒的方法，主张依经义而修养心性。清初学者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等，因宋明诸儒无补时艰，于是起而批评宋明心性之学的流弊，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然而他们所谓实学，仍然以通经致用为中心，因此即便是非常留心当世之务的顾亭林，也不敢稍为懈怠他的经学研究，并由经学而奠立了清代考证学的初基。颜习斋(元)、李恕谷(塨)继起，提倡实践，反对空言，无论性理考据，都在排击之列，但由于他们要实行三代政治，最后也不得不归于考古。其后戴东原(震)出来，一方面以新理学姿态批评宋明思想，一方面继承顾亭林的考证学而加以发展。同时惠定宇(栋)亦标榜汉学。惠、戴以后，继起有人，考证学派于是占了学术界的支配地位。但正统的考证学派继承东汉经师为学而学的精神，埋头研究，不谈现实政治，到道光、咸丰以后，内忧外患交逼而来，不容许士大夫脱离现实，于是正统汉学又逐渐衰落了。代之而兴的于是有继承西汉学者经世致用精神的公羊学派。公羊学派中的康(有为)、梁(启超)，最后亦不严格地遵守西汉经说，而直接以己意解释孔孟，以做维新运动的根据，清代思想如再进一步，就有解脱孔孟束缚的可能。本来正统派中著名的学者如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以及最后的章炳麟，都是对孔孟以外的诸子有精深研究的，他们开始的时候只是“以子证经”，拿子学做经学的工具，其结果便使搁置了几千年的诸子学说也为之昌明，又，康梁派之谭嗣同，更主张“冲决一切网罗”(见《仁学》)。这种发展的趋势，非至推倒孔孟偶像不止，是显然的。因此梁启超曾说清代很像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但是有一个问题。欧洲的文艺复兴，是研究希腊罗马的古学，解放中世纪的思想镣铐，其结果引起了近代科学的勃兴；中国的文艺复兴，是阐扬周秦时代的古学，解放秦汉以来儒家思想的束缚，其结果应当也引起科学的发达，可是我国的科学为什么没有发达起来呢？这是清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及反动政治的妨害所致。

如上所说，清代考证学派本来是因纠正性理学派的缺点而起，性理学派的缺点是空疏而不切实用，考证学派以客观态度研究经书，就解经而言，诚然不空疏，但是流于琐碎支离，解经也终于不得要领，至于国计民生之现实问题，更是他们所不了解的，他们学问的不切实用，仍然同性理学派一样。晚清诸学者因为受了列强入侵的刺激，及外来思想的影响，大家对于现实问题有所主张，如康有为的倡导维新，章炳麟的参加革命，他们各自代表考证学派的一分支，作为两千年来经学的光荣的殿军者。辛亥革命以后，儒家的地位，至少在一般学者的眼里，已经回复到与诸子同等的地位，国学不应当再以解释经书为唯一任务，已是当然之理，而自己创立的学说，尤其不必假托古人的招牌来传布，也是毋庸多说的。不过前代学术的源流和得失，可供我们借镜的地方很不少，而且他们整理古代典籍的成果，很可以供我们利用，所以我们不能忽视。

三 国学的分科

中国学术向来无所谓分科，一般儒者都是以万能博士自命，他们常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所以那些学者的全集里面，也有诗词歌赋的文学作品，也有评论史事的论文，也有代圣贤立言的经书注疏，可说对整个学术范围内的各方面都有所贡献。但就个人的才性及用力的浅深说，本来不能不有所偏至，所以一些有名的学人仍然只能以一种专长著名，如朱熹以理学著名，李白以诗著名，人们决不会指朱熹为诗人，指李白为理学家。所以事实上，国学仍然是分了部门的。

曾国藩把学术分成“义理”(性理之学或理学)、“考据”(考证学)、“词章”三大部门(戴东原亦曾如是分类)，他写给他弟弟的信说：“盖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此三途者皆从事经史，各有门径。吾以为欲读经史，但当研究义理，则心一而不纷。是故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专主义理，此皆守约之道，确乎不可易者也。若夫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在这个指导读书方法的信中，我们看到他怎样说明三大部门的学术，怎样主张选科，并且指出在义理一门之下，还可以按照经书的种类及史书的朝代而分科研究。不过三大部门的研究对象，都是经史，整个学术范围，非常狭小。诸子百家，只当做参考书，全部学术集中在儒家一派的范围以内。三大部门的重要性，是义理第一，词章第二，考据最末了，他的话完全是宋明以来儒家正统派的传统意见。

义理之学，照理应该还有老学、墨学等的专科，但因儒家的独占，就没有它们的份儿了。

词章之学，包括诗及古文两个主要部门，其次有赋、词、曲、骈文等。现代文学所尊重的小说及戏曲，过去不被重视。

考据之学，除按照经书的种类分科外，又按照问题性质而分科，如专门考名物制度的狭义的“考证学”及专门考文字训诂的“小学”，以及专门考书籍源流真伪的“校雠学”，是三大科别，此外还分出许多独立的部门，如小学内分出音韵学、训诂学，以及金石学、甲骨学等，校雠学又分成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等。

四 国学的派别

讲实证的学术，分科繁而派别少，尚玄思的学术则相反。国学以古书为对象，文字艰深古奥，又不免有遗漏和错误，后世的人无法去找古代的原作者来质疑，就只好凭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因解释的不同，派别便产生了。以前说的“义理”、“考据”、“词章”三种学术，虽然是三个部门，但同时也是三个派别，因为学者所采取的道路不同，对于同一古书的解释会得到相异的结果。所以曾国藩说他们“各执一途，互相诋毁”。

在考据学全盛的清代中期，所谓桐城派词章之学也抬头起来。桐城派文人以“载道之文”相标榜而讥诮考据学的支离破碎，无补于圣道。考据学者则讥诮桐城派文章没有内容，根本无所谓“道”。考据学者批评义理之学的空疏，可是义理学派也讥诮他们的破碎支离。这几派之中，考据派在学术界虽然称霸，但清政府所奖励的却以义理之学为主。

义理学派即所谓宋明道学，因其解释经书遇着难解之处，不去找许多古书参证，考查原来的意义，只是“望文生义”，照字面去讲，所以人们说它空疏。其实这个学派不是完全不查考古字的意义，不是完全不注意古书的遗漏错误，我们一看《四书》的朱注便知。这个学派的特点，是在于借孔孟的话来宣传自己的学说，朱熹(晦庵)的《四书注》，就是宣传他的理气二元论。陆九渊(象山)更公然说“六经皆我注脚”。的确，他们表面上是注解经书，实际上是拿经书注解自己。可是朱熹还不敢公然这样讲，他的意思只是说，按照人情物理，孔孟的这些话应当这样解才对。朱氏是主张“格物致知”的，这就是从研究人情物理去了解孔孟之道。因为这一点，使朱陆又分成两派。朱氏的学术，渊源于程颐(伊川)，所以这派叫程朱派。陆象山之学，到明代王守仁(阳明)而有彻底的发展，所以这派叫陆王派。程朱之学，讲求穷理尽性，称为理学。陆王也讲理，但程朱的理有客观性，而陆王的理是纯主观的，陆氏说“心即理”，所以人们为与程朱的理学分别起见，又叫陆王之学为“心学”。

义理之学大致和现代所谓哲学相同，所以有派别，无分科。考据之学和现代所倡社会科学相像，所以有分科，也有派别。可是因为研究的对象不是社会而是古书，所以考据之学的派别，不是从理论上分的，而是从古书的传授系统上面分的。汉代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提倡经书的研究，许多儒生都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经书进献，据说是因为古经原本已不容易觅取，他们这些儒生都是凭着口耳相传的方法，一代一代地传授下来的。后来却有人贡献古本经书了，那些书据说是藏在什么古建筑物(如孔子故宅)的夹壁中间，或者什么山岩里面，被人家发现出来的。有了这一套古字的原本，于是就有一班儒生来研究它。由于这种版本和前面那种所用的文字有古今的不同，于是在研究者方面就分出今文派和古文派。其实两者的分别不但在文字上，就是内容也有不同的地方，特别是思想方法方面(这点后面再说)。这两派经学家所做的事，或系考证古书的真伪，或系考证古书上的名词器物和制度，或系探讨古代文字的意义，或系探讨经书的微言大义，所以一般称为考据之学，因为考据之学创于汉朝，又称汉学，而和汉学相对待的义理之学，因为创于宋朝，就叫宋学。

在词章之学方面，古文和骈文不但是两个门类，同时又是两个派别的名称。骈文是四六对偶的文体，古文(这个古文和经学上的古文，名同而实异)是不要对仗的散文，研究骈文的就反对古文，研究古文的就反对骈文，因而形成两大派别。清代除这两大派对立外，古文派内部又有桐城派和阳湖派的分别。

五 进步的方法与贫乏的内容

考证学派所用的方法是欧洲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我们从考证学大师戴东原的治学方法可以证明。梁启超曾举出它的十大特点，大意如下：

(一)凡建立一个主张，必须依靠证据。

(二)选择证据，以时代为标准，时代越古的证据，就越认为可靠。

(三)孤单的证据不能建立确定的结论：其无反证者暂时保存之，得有续证则渐又信仰之，遇有力之反证则抛弃之。

(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都认为不道德。

(五)最喜欢集合许多同类的事项，做比较的研究，而探寻其一般的规律。

(六)采用旧的学说，必须明显地引用，反对暗中偷用。

(七)彼此见解不同，尽量发展论争，弟子也可以驳难本师，被批评者并不生气。

(八)论争以本问题为范围，采客观的理智的态度，对于对方意见亦同样尊重，反对谩骂讥讽及牵涉题外。

(九)喜欢专门研究一个问题，做深入的探讨。

(十)文体主张朴实简洁，反对啰啰唆唆。

以上这十种方法，显然是西洋所谓实证主义的具体应用。胡适也曾经说过清代考据之学的特点有两个：(一)大胆的假设；(二)小心的求证。这两者就是科学方法的要点。

清代学者所用的方法虽然是进步的，但所研究的对象非常狭隘，所获得的成果非常微末——虽然有极可宝贵的收获，但就多数学者所耗费的精力而比例地说，那成果是相对地小。除天文学及算学外，广大的自然科学领域完全不被清代学者涉及。即就古学而论，所谓名物制度的考证是很少有辉煌的成绩的。最大的收获只是在文字训诂方面。当时以考证著名的有戴东原及惠栋两派，戴派比较地富于批评精神，研究的成绩就比较多，文字训诂方面的收获是他们的功劳，惠栋派拘守汉儒传统，缺乏批评精神，其考证支离琐碎，不得要领。

六 欧美学术的影响

欧洲自然科学的输入不自清末始，在明代就开始了。从明万历十一年(一五八三)到清康熙三十九年(一七○○)之百余年间，西洋教士来到中国的有七十四人，著书二百七十种，除关于宗教者外，还有关于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农学、伦理学等科的。中国历法，因受这个影响而有所改革。经学家因受这个影响而将天算之学纳入经学的范围，他们认为，经书里面有说及天象及历法之处，研究天算专门之学，正是通经致用的一部分工作，所以当时考证学大师戴东原，对于天文及数学，有相当的造诣。因此，考证学派采用科学方法以研究经学，也不能不说是受了西学输入的影响。这个影响如果扩大，各种自然科学都有从经学里面逐渐生长出来的可能。例如从《禹贡》的研究，已产生了地理学的一部分(沿革地理)，从《毛诗》草木虫鱼的研究，可以产生动植物学。但因为当时社会经济没有新的发展，政治方面又为雍正帝的高压政策及乾隆帝的怀柔政策所笼罩，加之，罗马教皇禁止中国天主教徒保存奉祀祖先等项旧的习俗，大为中国士大夫所不满，以致欧洲来华教士大受排斥，中西交通为之中断，所以西学影响，仅达到古书研究方法上的革新为止。

七 “五四”以后的国故整理

传统的经学，到了康有为，已经发展到了顶点，正统的考证学派(古文派)，到章太炎也可告一段落，过此以后，人们都采用新工具、新材料来研究中国古文化了。

完全采用新观点来整理国故，是从“五四”以后开始的。“五四”以后与“五四”以前的不同，在于批判精神的充分不充分。康、章二氏对于流俗之见虽然敢于批评，终于不敢彻底推翻传统的偶像，比方康氏要依傍孔子而传播民主政治的思想，章氏则始终不肯逾越汉代古文经学家的范围(他谈文字学，以许氏《说文》为绝对可靠，反对旁人根据甲骨文、钟鼎文以批评许氏之说)。“五四”以后，胡适、梁启超、顾颉刚诸氏的整理国故，是没有丝毫偶像观念的。胡适曾说新思潮的运动对于中国旧有学术的思想，采取评判的态度，分开来说，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他解释第三点说，整理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第二步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第三步要用科学的方法，做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

胡氏又说前人研究古书，很少具有历史进化的眼光(以上所引，均见《新思潮的意义》一文)。这一点尤其足以区别今人与前人研究国学的精神。现在一般学者都具有历史进化的眼光，所以再没有人硬派孔子做民主主义者，也不因为他的反民主思想而谩骂他。《新青年》杂志及《吴虞文录》上面的评孔文章，虽然不免缺乏历史观念(因为它们不大分析孔家思想的社会背景)，但是它们的主旨在于反对不合现代生活的传统思想，并不是根本否定孔子之道在历史上的价值。自顾颉刚著《古史辨》以来，许多学者应用社会进化史的理论来整理中国古代史，考古学方面，也有若干创获，整理国故的工作在社会学帮助之下更开辟一新的道路，而清代学者支离破碎的毛病是决不会再犯的了。

八 国学与世界学术

我曾说过，国学非中国人所能私有，它应当是世界学术的一部分。这点在外国人眼中，早已不成问题，如他们将我们重要的经典翻译过去，对于我们近年研究国故的著作也很注意，择优翻译，而且他们有些研究中国文化的专家，咬着牙读我们佶屈聱牙的古书，或者不远万里而来，发掘我们地底下的古物而带回他们的博物馆与图书馆去，他们又不断地考证研究，把研究的成果著为文章与专书发表出来。另一方面，我国有见识的学者也早已懂得这一点，所以他们采用世界学术上的新方法、新工具来研究国学，并且也利用外国的材料，例如研究音韵学，则采用ABCD之类的音标以代替旧有的“见溪群疑……”那一套工具，参考耶费孙、高本汉那些外国人的著作，并且也采取那些外国人以西藏语、蒙古语、缅甸语等东方语言与汉语比较研究的方法；又如研究程朱的理学，而与西洋的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哲学相比较，研究我国解释《易经》的象数之学，而与希腊毕达哥拉斯学说相比较(以及应用技术方面，拿新医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整理国医，研究国产药材；应用会计学、簿记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改良中式簿记等项)：都可以说是具有世界的眼光，没有故步自封、抱残守缺的陋儒习气。

然而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坐井观天的人，机械地把国学和西学或科学对立起来，以为研究国学就可以不读外国书，甚至可以不要科学知识，那实在太可笑了！

不待说，现在国学和世界一般学术还是没有打成一片，浩如烟海的四库典籍，只是一堆杂乱混合的历史材料，亟待我们整理，我们固有的农、工、商、医等应用技术尽有其特长之点，亟待我们的科学工作者自己加以发掘。凡此种种，都是我们对于本国学术的应尽之责，但必须了解国学在世界学术中的地位，才能有正确的研究方针。

九 专门研究与基本知识

整理国故是专门研究的工作，必须分工进行，例如研究哲学的就整理哲学方面的材料，研究文学的就整理文学方面的材料，而且在哲学或文学里面，还可以做进一步的专门研究，如专门研究一派的学说，或一个时期的作品。

进行专门的研究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一点是在现代一般学术中早已选定了专攻的部门，而且有了相当的了解；一点是对于国学的各方面先有一个大致的认识。

不但整理国故者先须有一个对于国故的大致认识，而且连不去整理国故的一般知识分子，也须有一点关于国故的基本认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中国人，对于中国的固有文化，应该知道一个大概，才可以免掉“数典忘祖”的讥诮，这是一；尤其是因为过去的历史，与眼前的生活有密切的关联，不懂得过去就不能理解现在，这是二。

一○ 研究的态度及准备工作

初步研究国学，不能做局部的精深研究，而应当涉猎各方面，做一全盘的鸟瞰。研究国学也不可与研究国文混同，研究国文是研究阅读及写作本国文字的技术，只可以拿小部分的古人文字作参考，不必涉及其他的方面。研究国学的基本知识，可以涉及各方面，但也不必耗费过多的时间去读古书，只须把最重要的几种浏览一下或大致翻阅就很够了，有的人以为研究国学就是学作古文或骈文，那当然更错。王国维有云：“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史》序)如果知道前代的文学为后世所莫能继，就不必勉强地铸造假古董。我们大可以参考前代之文而另自创造我们这一代的文学。至于说能作古雅骈俪之文，就可以作高级的应酬文字，为干禄的工具，那又更把学术的地位看低了。

另有一些重视国学而头脑冬烘的人，就不免拘守通经致用的古话，以为当今之世，还是只要半部《论语》，就可以治天下(这是宋代赵普的话)，甚至于想考订《周礼》，行之今日。这种思想当然也不合现实需要，不是我们所应保留的。

我们尊重先民的文化遗产，同时了解它的历史意义，凡可以供现代采用的当然继续发扬，而不合现代需要的，则不必勉强继续，只须知道它在过去一定时期中的重要性就行了。

本书的讨论限于常识的范围，不是深入的研究，更不是讲整理工作，只是关于国学的初步概念提示。

可是即以初步的尝试而论，也得做做两种准备的工作。首先要读一读关于文学、哲学、史学、社会学的基本书籍，例如哲学大纲、文学概论之类，使自己对于现代学术中和国学最有关系的几个部门先有一个概念。其次是读一读近日出版的中国社会史，使自己对于本国文化演进的背景有一个轮廓似的认识。假使这种工作早已做过，那么巡礼一下国学的园地，便不是毫无意义了。

第二章 语文

一一 研读古籍的阶梯

平常以为能读现代通行的文言文，就可以读古书，那是不对的。因为古书中有许多文字，现代已不通用，即使可识的文字，其所代表的古代语言，也不是我们所能一目了然的。加之古书经过数千年的辗转抄写或翻印，错误颠倒脱漏，都在所不免，不经过专门家的考订，便无从理解。例如《老子》里面有一句“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一般文人将“佳兵不祥”作为一个成语来用，意思是穷兵黩武为不吉祥的事，其实把《老子》上的原意弄错了。清阮元序王引之《经传释词》说：“佳为隹之讹，隹同惟，老子夫惟两字相连为辞者甚多，若以为佳，则当云不祥之事，不当云器。”“兵”是干戈等武器的总名，“兵”是不祥之器，文义明显，只因“惟”字误成“佳”字，人们就读不通了。至于“惟”字只写半边，古铜器铭文已有确切的证明。由此一例，可知学习古代语文是研究古代典籍的必由之路。所以戴东原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

一二 所谓小学

研究古代语文之学，自汉以来，称为小学。许慎《说文解字叙》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六书”即是识字的课程，保氏是小学的老师，国子是公卿大夫的子弟，《周礼》所说，是周代贵族子弟的教育制度，汉代却用小学来代表其中的一种课程——六书，可说是名词的滥用。汉以后所谓小学的内容，和周时小学中的“六书”课程也不相同，周代的六书课程只是教儿童认识当时通行的文字，汉以后的小学却是考究文字的源流，是专家学者的事业，不是小学生的功课。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开列各种书目，纳小学一类的书，如《仓颉》、《凡将》、《急就》、《别字》等，都是“包举杂字”，或字典性质的书，自此以后，凡属解释文字的书，都称小学。清代修《四库全书》，将小学类分为训诂之属、字书之属、韵书之属三种。小学类的书，列在经部书籍的末了，因为过去学者以经学为中心，认为小学不过是读经的工具。

现代学者对于这门学问，已经正名为文字学与语言学，并且不把它附属在经学里面，因为古代语文的研究，对于社会学、史学及古代各派哲学(诸子)的探讨都有关系，不仅和六经有关。

一三 六书

六书是造字及用字的方式，其名称与次序，有几种讲法。汉刘歆及班固的讲法是：(一)象形，(二)象事，(三)象意，(四)象声，(五)转注，(六)假借。许慎的讲法是：(一)指事，(二)象形，(三)形声，(四)会意，(五)转注，(六)假借。一般文字学家多采用许氏的名称，但次序以刘班两氏所定者为比较合理。现在依刘班次序及许氏的名称与定义略加解释。

象形——许氏说：“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日”字，篆文作圆形象太阳，内一画是象日中的斑点。“月”字，篆文象缺月之形。除“日、月”外，如“山、水、牛、羊、鱼、鸟、米、禾、门、户、子、女、君、臣、手、足、耳、目”等，都是象形，看篆文即可明白。

指事——许氏说：“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上下的意思是抽象的，没有一定的形可以画，于是画一横线作标准，再在横线的上面或下面作一符号来表示之。篆文上这符号就是一较短的横线，或作直线。其他例子如“中”，以象四方，以丨为表示中央的符号。如“一”、“二”、“三”，以横线表示数目。如“刃”，在“刀”口作一记号。如“本”，在“木”的下部作一符号，表示根部；“末”，在“木”的上部作一符号，表示树梢；“朱”，篆形为，在“木”的中部作一符号，表示木的中心。

会意——许氏说：“比类合谊，以见指挥，武信是也。”会意是合两三字为一字，合旧字的意义以形成新意义。例如“止”、“戈”为(武)，就是合“止”、“戈”两字的意义，来表示“武”乃是制止战争的行为。“人”、“言”为信，就是合“人”、“言”两字的意义，来表示“信”乃是人类说话的道德。其余的例子如“祭”由“又”、“肉”、“示”(古“祇”字)三字合成，即以手(“又”字即“手”字)持肉祭神之意；如“苗”有草生于田之意；如“炙”有以火烧肉之意；如“绞”有绳索相交之意。

形声——许氏说：“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形声字是由形符与声符两部分合成的，如“江”、“河”两字，水旁是形符，“工”、“可”是声符，形符是表示这类事物的总名的，所谓“以事为名”就是关于形符的说明；声符是表示这一事物的语音的，即用声音相同或相似的固有之字来担任，所谓“取譬相成”就是用别的同音字来比譬，以构成此一新字的意思。形声字在汉字中极多，《说文》九千三百余字中，形声占七千六百九十字；宋郑樵《六书略》中，计二万一千三百四十一字。形符与声符的配合，有左形右声的，如“江”、“河”；有右形左声的，如“鸠”、“鸽”；有下形上声的，如“婆”、“娑”；有外形内声的，如“园”、“圃”；有内形外声的，如“闻”、“问”。

转注——许氏说：“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这是字义上的现象，与字的形体无关。转注就是互训，凡意义相同的字，彼此可以互相训释，就叫转注，所以说“同意相受”。建类之“类”就是声类，一首之“首”就是语根，“建类一首”就是立一声类以为语根，其后虽辗转变化，而语根的声母与韵母，或者能够完全保存或者保存一部分。这就是说，凡转注字，声音相同或相近，而意义又能互相训释。按许氏所举的“老”、“考”两字，韵部相同，意义也相同。其他的同义字，如“谋”、“谟”同属轻唇音，“颠”、“顶”同属舌头音，“稿”、“秆”同属后腭音，都是声母相同的。

假借——许氏说：“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这也是字义上的现象，与字的形体无关。转注是一个意义而有几个字，假借是一个字而有几个意义。假借字的发生，是由于语言中发生了新语汇，而没有和它相当的文字，所以说“本无其字”；于是借用同音的旧字来代表它，所以说“依声托事”。而就文字方面说，是在旧字上赋予新的意义。因此凡字有许多意义，除本义外，都属于假借义。“令”的本义是“发号”，“长”的本义是“久远”，而用来表示县官，如县令、县长，则是假借。又如“来”的本义是一种麦子，假借为来往之来；“乌”的本义是一种鸟，假借为乌呼之乌；“能”是一种熊属的动物，假借为能力之能；这些字中间，有许多自假借义通行，本义就渐渐不用。此外还有一种“通假”，就是“本有其字，仓促记不起来，乃借用音同或形似的字来代替”，例如“氣”字本义是“馈客刍米”，即廪饩之饩本字，后世假借“氣”来表示气体，其实表示气体本有一个“气”字。又如前后之“前”本字是“歬”，剪刀的“剪”本字是“前”，现在假借表示剪刀的字来表示前后，而另造一“剪”字表示剪刀。这种假借就是现在所谓写别字。

一四 字形的演变

中国古代的文字，现已确实知道的，以甲骨文为最古，系一八九九年在河南安阳县境殷墟旧址发现的，刻在龟甲兽骨上面，字形极不确定，一个字可以写成很多样子，象形字占绝大多数。其次是钟鼎文，就是殷周铜器上面所刻的铭文。还有石鼓文，是唐朝初年在陕西掘获石鼓时发现的，那字体是籀文，大约是秦朝初年的石刻。在籀文以前的文字，如甲骨文、钟鼎文，通称为古文(但近来甲骨学者证明籀文即古文)。籀文则一般称为大篆，据古人传说，是周宣王时太史籀就当时文字整理出来的。秦始皇二十六年，李斯首倡规定秦文为标准文字，禁止使用其他字体，于是参照大篆字体，再加以简单化，而作小篆。同时又根据当时流行的俗体文字，创造一种更简单的隶书，供徒隶之用。篆书系当时正式文字，保存古文原意的地方较多，隶书系俗写体，只求简便，对六书本义多不顾及。但因其便于使用，以后便流行而取得正式文字的地位。隶书以后，还有八分书、楷书，字体变更之处很微小。隶书在秦时很简单，但汉代因须使用于隆重的文书，要写得美观些，又把它变得难写一些了。八分书就是因救济汉隶的烦难而产生的，它就是隶书的别体。楷书产生于汉魏之间，是从隶书稍加变化而来的，钟繇、王羲之是书写楷书的名家。与楷书并行的还有“行”、“草”二体，都产生于汉代，因其笔画草率，只用在随意的书写上，没有取得正式文字的地位。正式文字的地位，自后汉至今一千六百余年，始终被楷书所占有。

关于字形演变的趋势，大致是由象形而象声(甲骨文象形字占最大多数，《说文》中象形字占十分之二，现在四五万字中，象形字不过百分之四左右，其余形声、假借，都是象声的字)，由繁而简，这本是文字进化的一般规律。但是守旧的文字学家对于隶书的破坏象形遗制，很不赞成，因为从隶书通行以后，古代小学生所能认识的篆书或古文，到现在虽专家都不能完全认识了。

一五 字义的演变

六书中的转注、假借就是说明字义演变的。因为假借字的发展，许多字的本义逐渐被人们忘记，而后人对于古义就不明白了。因为方言的分歧，同一意义而产生不同的字，若是没有人搜集起来，互相注释，人们也会不能了解。例如“后”的古义是君主，现在却是指君主的妻；“止”的古义是“足趾”，后来引申为“地址”义，再后来又引申为现今通用的“静止”、“终止”、“阻止”、“禁止”、“举止”等等的意义；“易”原是动物名，就是蜥蜴，现在通用的意义“容易”是假借义；“豫”也是动物，是一种巨大的象，后来借作“宽豫”、“豫备”、“豫乐”等义。这些字义是因时代而变迁的。还有因地方而变迁的，古时候有雅言、方言的分别，雅言就是标准语(官话)，方言的语汇须用雅言解释，如《尔雅·释言》篇说“斯、侈，离也”，“斯、侈”是齐陈等地的方言，离是雅言；扬雄《方言》说：“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方言是一义数字的重要成因。

古书字义最难了解的是虚字，虚字就是连词、介词、助词、叹词以及代名词等，这些字多系假借字，而古人又常常广泛地使用同音通假，写法不很固定，所以很难辨识。例如“由”、“犹”、“攸”三字作“用”字解；“繇”、“由”、“猷”都作“于”字解；“粤”、“越”也同作“于是”字解。(《书经·禹贡》：“九州攸同”，就是“九州用同”或“九州因而统一”的意思。《大诰》：“猷大诰尔多邦”，就是“大诰于尔多邦”或“正式向你们各邦宣言”的意思。)清王引之《经传释词》一书，专为解释古代同音通假的虚字而作，举例很详，解释很合理，过去有许多不可解的文句，意义都因此而明显。

一六 训诂学

训诂原属于小学，即文字学中专讲字义的一部分，后来因为有人专门研究训诂，分途发展，于是独立成一部门。诂从古言，是以今语解释古语；训与顺同音，是顺着语义去解释，这好像是下定义，立界说一样。训诂的工作可分三方面，即(一)以今语解释古语；(二)以雅言解释方言；(三)以俗语解释文言。《尔雅》是周代的字书，为古代训诂学的权威著作。其中《释诂》一篇，是以今语解释古语；《释言》一篇，是以雅言解释方言；《释训》一篇，是以通用语解释文言。后世仿照《尔雅》的著作有《小尔雅》、《广雅》(两书多谈同声之字的互训)、《骈雅》(搜罗复音语汇颇多)等。汉儒训诂工作，表现于群经诸子的注解。训诂专书则有《方言》(扬雄撰)、《白虎通义》(班固等作)、《释名》(刘熙作)以及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一书，兼论字形、字义、字音三项，而能够沟通三方面的关系，是文字学者珍视的第一部古典名著。有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等注解本，近人丁福保辑诸家注解而成《说文解字诂林》六十八册，颇完备。刘熙《释名》，以字音解释字义，有清代江声及毕沅的疏证。《白虎通》本是解释典礼的书，但也注重字义的解释，有近人陈立的疏证。唐人训诂之学表现于义疏，义疏是对于汉人的经注再作解释，后人所谓《十三经注疏》，是合汉人的注与唐人的疏而说的。注疏的规律，是注服从经，疏服从注。宋代训诂，不大根据古说，如朱子说“中心为忠，如心为恕”，是望文生义；又常引佛书的话，如“虚灵不昧”、“明性复初”、“常惺惺”等，来解释经典文字；又有引用俗语，如“工夫”、“东西”等来解释的。

训诂学以清代为最精，最重要的著作是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及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阮元的《经籍纂诂》，搜集材料很多，可说是集大成的训诂学书。王引之的父亲念孙也精于训诂，著《广雅疏证》，引之所著《经义述闻》，也和训诂有关。近人刘师培著有《古书疑义举例补》，今人杨树达著《古书疑义举例续补》，又根据王引之的《经传释词》而作《词诠》，对训诂学颇有新的贡献。

一七 文法学的先驱及其发展

王引之《经传释词》，意在发现古代语文中语词(虚字)的用例及古人说话的词气。词气表现的方式就是语法或文法，所以王氏的著作可说是中国文法学的萌芽。除王氏外，刘淇也是文法的先驱，刘氏著有《助字辨略》，所谓助字即全部虚字的总称，刘氏将它分成三十类，比之王氏更有系统。到清末马建忠，仿西文葛郎玛著《马氏文通》，文法学便成立了。马著用西文义例解释我国古书的文法，虽然有些牵强的毛病，且全引古人文章而不说及今日通用语言，无益于言文一致运动，如孙中山先生在《孙文学说》中所指出者，但从此使过去所谓只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古文奥妙，变得比较平常易懂了。文法现象与语言同时产生，但文法的研究则在文字发生了好久以后。从学术的传统看，文法学是训诂学的一个分支，但马建忠以后的文法学，却是受西文的影响较多。过去训诂家对于文字已有虚实的分别(起于宋代)，宋以前则以“名”与“词”相对举，刘熙《释名》不涉及虚字，许慎《说文》解释虚字，都称为词，可以为证。《尔雅》除解释各类名物以外，还有《释诂》、《释言》、《释训》等篇，所包括的字，也有不同的文法性质。这可见古代训诂学中早已包含了文法研究，但不如今日的精密罢了。文法学也是读古书所必需的工具。马氏以后，研究古文法的有章士钊、陈承泽、杨树达、王力等，章氏著《中等国文典》，陈氏著《国文法草创》，杨氏著有《马氏文通刊误》、《高等国文法》、《词诠》等书，王氏著有《中国文法学初探》，陈王两书较佳。

一八 方言学

方言研究也属于训诂学。如《尔雅·释言》，就是将方言解释作为训诂的一部分。到扬雄作《方言》，然后有研究方言的专著。扬雄的书是搜集当时各地方言，互相比较，互相贯通，以便利了解当时人们的著作和谈论，不是为读古书而作。不过我们现在可利用它做读那时候古书的参考。清杭世骏作《续方言》，章太炎作《新方言》，则与扬雄的著作不同，并不为现代中国人互相了解其方言而作，而是为读古书作的，它们乃是从古文字中寻求现代俗语的语源，从现代俗语中寻求古代文字的读音，这样地沟通今古，一方面要使人们从现代俗语而了解古文字的意义，另一方面要使人们用适当的古字来书写现今的俗语。而章氏太炎还提出一点意见，说北方各省经过五胡之乱及金元入寇，语言大受外族影响，声韵变动更大，为了振起大汉的民族精神，非“革夷言而从夏声”不可，因此，凡合乎古文字的现代口语，才是值得提倡的正统语音。章氏想凭主观的幻想去改变数千年已成的局面，自是书生之见，但其保卫民族语文的原则，殊可宝贵，如果具体地应用于防范倭夷的语文侵略，是很对的。

一九 字音的变迁

汉字不是拼音的，形声字的声符不够精密，字音的改变不容易看出，但从有韵的文字可以略加推测。例如《诗经·邶风·击鼓》篇拿“于林之下”和“爰居爰处”押韵；《凯风》篇拿“在浚之下”和“母氏劳苦”押韵；《大雅·绵》篇拿“至于岐下”和“率西水浒”押韵。这可以证明“下”字在周代是和“处”、“苦”、“浒”同韵的。但唐宋时代的《广韵》，则将“下”字编入马韵，胡雅切，可见它的音已读变了。又如《诗经·关雎》篇“寤寐思服”和“求之不得”及“辗转反侧”押韵；《楚辞·离骚》拿“非时俗之所服”与“依彭咸之遗则”押韵；但《广韵》“服”字在屋韵，房六切。这又是字音的转变了。字音大致是随着语言变迁，既变之后，不可能回复古音，这是自然的趋势，文字学家有时不明白这一点，竟主张大家改读古音，如章太炎反对白话文，说现在一般人不通小学，本来“之”字古音近于“的”，“夫”字古音近于“吧”，“矣”字古音近于“哩”，但一般人有现成的“之”、“夫”、“矣”不用，而另造一套“的”、“吧”、“哩”，未免太不合理。他这种批评其实是不顾事实。试问将“之”、“夫”、“矣”等字改读古音有没有实行的可能？另用“的”、“吧”、“哩”又有什么不好？不过章氏这样地指出，虽然对于现代读音没有裨益，但对于古书的了解就增加了很多便利，因为这样一来，对于古人的语气更觉得活灵活现，容易了解而有趣味。懂得古代的字音，又可以明白古字的同音通假，这可说是有助于训诂。懂得古字的读音，读古代诗歌韵文，也较为音调谐和。所以字音变迁有知道一点的必要。

二○ 语言和文字的分离

汉字读音，固然跟着语言变迁，但有些字音，语言里面并没有变，而文字变了，即如上文所说“之”字、“夫”字，古音和“的”字、“吧”字相近，可见口语中的“的”、“吧”原是“之”、“夫”古音的遗留，只因为文字上把“之”、“夫”读变了音，所以另用“的”、“吧”两字来代替。我们为什么知道古音“之”、“夫”和“的”、“吧”相近呢？因为据专门研究古音的钱大昕推定，古时候没有知彻澄非敷奉微等纽(ㄓㄔㄕㄈ

万[zh ch sh f v]等声母)，凡轻唇音读如重唇音(文读如门，望读如茫，封读如邦，冯读如凭，拂读如弼，无读如模，扶服读如匍匐)，舌叶音读如舌尖音(直读如特，沈读如潭，陈读如田)。大约到中古时期，轻唇音与舌叶音产生，有一部分重唇音与舌尖音的字，在口语上变了轻唇音与舌叶音，另有一部分还没有变，如“之”、“夫”之类。但在古音没有大变的时候有人创造反切的法子，拿两个字拼合来注第三字的音。反切的上一字代表声母，假如后来反切第一字的语音变了，所注的字音即使在口语上没有变，在文字上也会跟着变，因为士大夫对于书本上的注音是非常尊重的，这样就造成了语音和字音的歧异。久而久之，文字的读音和语音隔离，人们便不知道口语中的“的”、“吧”等音就是“之”、“夫”等字的口头读法了。现在我们读“鸟”字，口语音是ㄉㄧㄠ(diɑo)，文字音是ㄋㄧㄠ(n iɑo)，也是字音变了，语音没有变，亏了有实物作证，人们还能知道它们的联系。至于虚字，在语文分离以后，便不容易找到联系了。语言和文字分家，是我国古书不易读的最大原因，不但因此古书难读，便是现代文言文也不是一般民众在短时期内所能学习的。

二一 双声叠韵

声母相同，叫做双声，例如“参差”是双声字，因为声母都是ㄘ(c)；“高冈”是双声字，因为声母都是ㄍ(g)。韵母相同，叫做叠韵，例如“缭绕”同属ㄠ(ɑo)韵，“螳螂”同属ㄤ(ɑng)韵，都是叠韵字。双声字，音韵学家称为同母之字，训诂学家称为一声之转。叠韵字，音韵学家称为同韵之字，训诂学家称为音近之字。读古书应注意双声叠韵的现象，因为(一)古书上的人名、物名以及复音的形容词、动词等，多系双声字或叠韵字，例如“澹台”、“灭明”、“蒹葭”、“唐棣”、“蜘蛛”、“蝃”、“忸怩”、“踟蹰”都是双声字；“皋陶”、“芙蕖”、“崑”、“窈窕”、“辗转”、“崔嵬”、“优游”、“逍遥”都是叠韵字。又(二)双声叠韵的字，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很多，所谓转注或假借字，常常可以从双声叠韵的关系上去观察。例如“粤”与“于”，“印”与“我”，“复”与“返”都是可以互训的双声同义字；“乾”与“健”，“坤”与“顺”，“坎”与“陷”，“离”与“丽”，“考”与“老”，都是叠韵同义字，以上都是转注。还有双声假借字，如借“乃”为“仍”(“仍”的本义是“因”，“乃”的本义是“曳辞之难”，就是转折连词，“仍”从“乃”得声，可知古时“乃”、“仍”双声，故借“乃”表“因”义)，借“利”为“赖”(“赖”从“贝”字得形，从“剌”字得声，本义是“赢利”；“利”字从“刀”，是铁器，现在拿它代替“赖”)。有叠韵假借字，如《易经》借“羊”为“祥”，《书经》借“麓”为“录”。明白双声叠韵和字义相通的关系，对于古书的了解大有帮助。

二二 反切

反切是汉字的注音方法，发明的年代大约是汉代，正式应用是从东汉孙叔然的《尔雅音义》开始。在反切未发明以前，注音是用“直音法”，如《说文》中间的某字读如某。这种方法，遇到没有同音字的场合，就不能注，所以就有人发明反切的法子，合两个字来拼成一个字的音。这个法子当初叫做“反”，后来叫做“切”，再后来合起来叫，便是反切。反切的规律，是上一字与所注的字为双声，下一字则为叠韵，例如“都，东姑反”，都东双声，都姑叠韵。“公，姑翁切”，公姑双声，公翁叠韵。但反切所用的字，与拼音所用的字母不同，不是代表音素的，是代表音节的，因此大半不能连读二字而成一音，清陈澧《切韵考》说：“连续二字成一音，诚为直捷，然上字必用支鱼歌麻诸韵字，下字必用喉音字，支鱼歌麻韵无收音(有韵母即有收音，陈说似非是，不过这些不是复韵母，也不带鼻音，与后面的韵母拼切，尚不困难)，而喉音直出(单用韵母的字，音在口腔不受阻碍，故云直出)，其上不收，其下直接，故可相连而成一音，否则中有窒碍，不能相连矣，然必拘此法，或所当用者有音无字，或虽有字而隐僻难识，此亦必穷之术也。”反切的这一缺点，直到国语注音符号产生，方才获得彻底的挽救。例如“东”的注音是ㄉㄨㄥ(dong)，“姑”是ㄍㄨ(gu)，以“东”、“姑”切“都”，则“都”的音成了ㄉㄨㄥㄍㄨ(dong gu)，中有韵母ㄨㄥ(ong)及声母ㄍ(g)的窒碍，现在取“东”的声母ㄉ(d)和“姑”的韵母ㄨ(u)相切，得了ㄉㄨ(du)，便毫无窒碍了。而且注音符号的数目很少，不像双声叠韵字的漫无限制(如“都”字又可以用多姑切，大孤切等)。

二三 四声

单音字太多的语文，常常要靠声调的抑扬高低来分别同音字。我国自汉以前，字的声调就有长短的分别，例如《春秋公羊传》庄公二十八年的何休注，解释“伐”字，说“伐人者为客，读伐长言之，见伐者为主，读伐短言之”，即系用长短音分别主动被动的意义。到南北朝齐梁之间，周颙著《四声切韵》，沈约撰《四声韵谱》，于是字的声调又有平上去入的四种分别了。除四声说外，又有五声说(将平声分阴阳二类)、七声说(平去入都分阴阳)、八声说(四声都分阴阳)，现在粤语且有九声的分别(入声有三种)。但就读书的应用说，读六朝以后的诗文词曲，以及翻检韵书，都只须懂得四声。平上去入的分别是：(一)平声长，上去较短，入声最促；故上去入又统称仄声。(二)平声始终如一，没有升降；上声由低升高，去声由高降低；入声短，无所谓升降。因此唐《元和韵谱》说：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至于阴阳或清浊的分别，是阴清较低，阳浊较高(粤语入声分高中低三种)。

二四 音韵学

音韵学或称音韵学，本是小学的一部分，后来独立而成专门之学。因为汉字不是拼音的，而研究汉字读音的音韵学仍用汉字作为表音的工具，所以非常模糊不清，令人有奥妙神奇之感。过去《康熙字典》上所附的等韵表，多数知识分子都是不懂的。少数国学专家如章太炎者，懂得了音韵学的诀窍，便夸张地说：“穷言音理，大地将无解音之人。”(《国故论衡·音理》篇)其实过去这门学问所以神妙的原因，是因为我国没有适当的表音符号(拿汉字当做表音符号，极不精密，前在反切一节已经说过)。现在除注音符号外，可资补助的有西文字母，并有万国音标，工具比较汉字精密便利得多。对发音部位的分析，现代语音学也更加精确而明白易晓。我们如果要研究中国音韵学，首先必须把握这些现代知识，有了新的工具和新的观点，便会知道我国音韵学并不奥妙，而且有许多不精密不正确的地方。

每个字的音，可以分为发声、收声两部分，发声为“声”，可以用声母代表，收声为“韵”，可以用韵母代表。声母的音，在通过声门(喉咙后)，被阻于口腔内，因其被阻的部分而形成万种种不同的音，如双唇阻形成ㄅㄆㄇ(b p m)，唇齿阻形成ㄈ(v f)，齿龈舌尖阻形成ㄉㄊㄋㄌ(d t n l)，舌根软腭阻形成ㄍㄎ兀ㄏ(g k ng h)，舌面硬腭阻形成ㄐㄥ广ㄒ(j q gn x)，舌头硬腭阻形成ㄓㄔㄕㄖ(zh ch sh r)，舌齿阻形成ㄗㄘㄙ(z c s)，另有接近硬腭的卷舌音ㄦ(er)，列入韵母。韵母的音，在口腔内是不受阻碍的，但由口的开合，舌的升降而形成种种不同的音，如ㄧㄨㄩㄚㄛㄜㄝ(i u üɑ o eê)等，是单韵母，合ㄚㄧ(ɑi)为ㄞ(ɑi)，合ㄜㄧ(e i)为ㄟ(ei)，合ㄚㄛ(ɑ o)为ㄠ(ɑo)，合ㄛㄨ(o u)为ㄡ(ou)，这都是复合韵母，还有带声韵母，如ㄢㄣㄤㄥ(ɑn enɑng eng)，都是带了鼻声ㄋ(n)收声的。以上是现代的国音。古音及现代闽粤方言的音，比较复杂，如带声韵母还有带ㄇ(m)，ㄆ(p)，ㄊ(t)或ㄎ(k)的。这些复杂内容都是音韵学的研究对象。

我国古今音韵的变迁，大概可分三个时代，而研究音韵的学问也可分为三支。第一个时代是古音时代，就是周秦汉数朝，这时代的音韵，近三百年来，方才有些学者加以研究，称为古韵之学。第二个时代是所谓今音时代，其实应当改叫中古音韵的时代，就是魏晋以至唐宋诸朝，这时代的音韵的研究，即所谓《广韵》之学，一般人都认为是隋代陆法言开创的，而完成于宋代。元明清诗文所用的平水韵，也是抄袭《广韵》的。第三个时代是元明以来，这时期口语的通行音韵以北方为标准，比较中古音韵简单些，当时通俗文学“北曲”用韵采取口头的标准，而不用与口语分离的广韵，于是有代表北方音的《中原音韵》一书产生，到清代又有《五方元音》，所分韵目，渐渐和国语注音符号相接近。但第三期的音韵是当代的，不必考古，这时期一般学者注意研究的是怎样用声母和韵母来拼切字音，使反切更精密而有规律，这就是等韵之学。

等韵学是研究反切及字母(这字母就是声母)的运用的。反切之学发生最早，前已说过。等韵的名称系元代刘鉴所创，他根据宋人著作，著《切韵指南》，将每一声母所切之字，按照其与韵母拼切时声音的洪细，分成四等排列，即分为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四等呼，以便切音，这就叫等韵。

二五 字母

字母是唐末守温和尚仿照梵文创造的，共三十六个。这一套声母所代表的音，比现在国音复杂些，但比较魏晋到隋唐之间的音简单些。六朝时期反切中所包含的声母有四十一个。现在国音声母二十四个，其中ㄐㄑ广ㄒ(j q gn x)还可以合并于ㄍㄎ兀ㄏ(g k ng h)。守温声母是：

见(ㄍ[g]或ㄐ[j])溪(ㄎ[k]或ㄑ[q])群、疑(兀[ng]或广[gn])　　　　　　　　　　　　　　 牙音

端(ㄉ[d])透(ㄊ[t])定、泥(ㄋ[n])　　　 舌头音

知、澈、澄、娘　舌上音

帮(ㄅ[b])滂(ㄆ[p])並、明(ㄇ[m])　　　 重唇音

非、敷(ㄈ[f])奉、微(万[v])　　　　　　轻唇音

精(ㄗ[z])清(ㄘ[c])从、心(ㄙ[s])邪　　　齿头音

照(ㄓ[zh])穿(彳[ch])床、审(ㄕ[sh])禅　 正齿音

影、晓(ㄏ[h])或ㄒ[x])喻、匣　　　　　　喉音

来(ㄌ[l])　　　　　　　　　　　　　　 半舌音

日(ㄖ[r])　　　　　　　　　　　　　　 半齿音

据清代陈澧考订，六朝隋唐间的声母，应于上列三十六母外，再加“于”、“神”、“庄”、“初”、“山”五母，是为《广韵》四十一声母，排列如下：深喉音：影　喻　于浅喉音：见　溪　群　晓　匣　疑舌音：端　透　定　来　泥知　澈　澄　娘照　穿　神　审　禅　日齿音：精　清　从　心　邪庄　初　床　山唇音：帮　滂　並　明非　敷　奉　微

在四十一母中，影于知澈澄庄初床山敷十母，今人都不能读出，其余今音都能分别，因有些音还存在于方言中，例如群定等浊母，现江南话里面还有(群定即英语中的GD)。

二六 韵部

韵母的产生在声母以前，也是受了印度的影响。隋代陆法言所作《切韵》是第一部有价值的书，后来《唐韵》及宋代的《广韵》都根据它作的。《广韵》列举韵母二百零六个，一则因为过去语音本来复杂一些，二则因为那部书对于每个复合韵母带声韵母，平上去入的每个声调，都给予一个特殊的名称，所以数目有那样多。到南宋时平水韵，就将韵部合并为一○七，明《洪武正韵》，又合并为七六。等韵学家又将它们归纳于十五韵摄，每一韵摄分开、齐、合、撮四呼，拿国音符号打比方，凡ㄚㄜ(ɑe)等单韵母以及ㄢㄣㄤㄥ(ɑn en ɑng eng)等带声韵母，上面不加ㄧㄨㄩ(i oü)三母的，都是开口呼，加ㄧ(i)母的叫齐齿呼，加ㄨ(o)母的叫合口呼，加ㄩ(ü)母的叫撮口呼。现在以国音符号代替韵摄，将《广韵》韵目(以平声的为代表)列在下面，以表示中古音韵向近代的简单化：

(i)脂支微之齐祭废

ㄨ(u)　模

ㄩ(ü)　鱼虞

ㄚ(ɑ)　麻

ㄜ(e)　歌戈

ㄝ(ê)　麻(该韵中车遮者蛇等字)

ㄟ(ei) 灰

ㄞ(ɑi) 佳皆咍泰夬

ㄠ(ɑo) 萧宵肴豪

ㄡ(ou) 尤侯幽

ㄢ(ɑn) 元寒桓删山先仙覃谈盐添咸衔严凡

ㄤ(ɑng)江阳唐

ㄣ(en) 真谆臻文殷魂痕侵

ㄙ(eng)东冬钟庚耕青清蒸登

ㄦ(er) 支脂之(诸韵中儿耳二诸字)

二七 古音之推定

古音之学，萌芽于宋，而发展于清。清初顾亭林作《音论》、《诗本音》、《易音》、《唐韵正》、《古音表》，称为“音学五书”，他根据古代韵文推定古字的本音，对于从前叶韵改读的讲法认为不对。其后江慎修作《古韵标准》，段玉裁作《六书音均表》，戴东原作《声类表》，孔广森作《诗声类》，王念孙也有古韵分部的研究。近人章太炎作《成均图》(均即韵字)，其门人黄季刚(侃)继起，分古韵为二十八部，这是古韵的最后结论。关于古韵的学说，最重要的有近人汪荣宝的歌戈鱼虞模古韵归麻说(汪氏是就外国古来传述的中国语及中国古时音译的外国语——主要的是梵语——而研究它们的发音，得到的结论是凡属ㄜ[e]韵或ㄩ[ü]韵或ㄨ[u]韵的字，古时都属ㄚ[ɑ]韵)。至于古代声母，清代钱大昕提出“古音类隔之说不可信”及“古无轻唇音”两大主张，以证明古时缺知彻澄非敷奉微等纽(纽就是声母，类隔是指古音反切，可用声音相似而不同类的字为纽，例如“方”应为府良切，也可作溥良切。所谓类隔之说，就是认为古人读音不大精密正确，把不同音的字当做同音。其实当时某些音根本没有，并无所谓类隔，即如“方”字本读如“旁”，“府”字本读如“溥”，并不是随便乱读)。章太炎又作《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黄季刚再由《广韵》的三十二古本韵考定，所得的最后结论是古纽十九个。

古纽即影(喻于)、见、溪、晓、匣、疑、端(知照)、透(彻穿审)、定(澄神禅)、来、泥(娘日)、精(庄)、清(初)、从(床)、心(山斜)、帮(非)、滂(敷)、並(奉)、明(微)——括弧内声母是应合并的。古韵是歌戈、灰、齐、模、侯、豪、萧、咍(以上阴声)、寒桓、先、痕魂、青、唐、东、冬、登、覃、添(以上阳声，即在阴声后面加n，ng，m收音的)、曷末、屑、没、锡、铎、屋、沃、德、合、帖(以上入声，即在阴声后面加t，k，p收音的)，其中歌戈、曷末、寒桓、痕魂四部，兼有开口呼合口呼，《广韵》分成八部。又，古音没有四声的分别。

第三章 古物

二八 金石之学

探讨古代文化，不仅须读古书，而且须研究古物，因为先民的器物，是古代社会生活的指标，而绘画、雕刻文字的断片尤其是古人思想的记录。我国人对于古物的研究，早加注意，远在西洋考古学产生以前，即有所谓金石之学产生。金者指商周青铜器，石者指秦汉以来的纪功碑、墓志、佛教的摩崖石刻等。金石文字，可以拿来参证历代史实，补正正史的缺失，尤其是周鼎商彝，所刻文字是古文字学及古史学的重要研究材料，即其器物本身的质料花纹和式样都有一定的时代性，因而也具有历史的意义。宋代以后，我国铜器出土渐多，拓印金石文字也都成为风尚，所以金石之学即产生于这个时期，如欧阳修编的《集古录》、吕大临编的《考古图录》、赵明诚编的《金石录》，即系初期研究报告。由宋至清，虽然搜集与研究金石的人还不少，如黄伯思、董逌、王俅、王厚之、张抡、钱坫、曹奎、吴荣光、刘喜海、吴式芬、吴大澂、刘心源、端方等，但大部分古物是在富贵人家或古董商人手里，摩挲抚玩，未必作为学术研究之用。而文人学士，也大都不过赏鉴金石文字的美术，临池篆刻，使金石成为书画的附属品而已。直到清代乾嘉两朝，考证学者辈出，方才大大发展了金石文字的研究。近来孙诒让、容庚、邹安、陈宝琛、王国维、罗振玉等，又各有新的考证。关于金石的著作，除前述数种外，如黄伯思的《东观馀论》，董逌的《广川书跋》，王俅的《啸堂集古录》，王厚之的《复斋钟鼎款识》，张抡的《绍兴内府古器评》，钱坫的《十六长乐堂吉金图》，曹奎的《怀米山房吉金图》，吴荣光的《筠清馆金文》及《昭陵复古录》，刘喜海的《长安获古篇》及《洛阳存古录》，吴式芬的《攈古录金文》，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大澂的《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及《愙斋集古录》，刘心源的《奇觚室吉金文述》，端方的《匋斋吉金录》，容庚的《宝蕴楼彝器图录》，陈宝琛的《澄秋馆吉金图》，罗振玉的《殷文存》，邹安的《周金文存》，王国维的《金文著录表》等，都颇著名。考证之作，如王国维的《观堂集林》、《说文谐声谱》，孙诒让的《古籀馀论》，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以及郭沫若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都颇精彩。王国维根据金文而作的《鬼方昆夷狁考》及《古诸侯称王说》等文，都是史学上的重要著作。王氏的《金文著录表》将过去各金石学家的收获，作了详备的记载，又郭沫若有《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都便检阅(清代有官修的《西清古鉴》，亦金文书)。近年来金石研究，更扩大到辽、金、蒙古碑文的考释了。

二九 殷墟发掘

清光绪二十四五年间(一八九八—一八九九)，河南安阳县西北小屯村，掘出无数龟甲兽骨的破片，上面刻着古文字，内容都是殷代王室占卜的记录，因安阳是殷都，此项甲骨文字被称为殷墟文字。此项发现完全出于偶然；在以前，或已被当地农民发现而不为人们所注意，但到前世纪末，有潍县古董商人范某将甲骨运到北平，辗转而入《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鹗)之手，刘氏继续搜集达三四千片以上，拓印《铁云藏龟》一书问世，才引起世人的注意。一九○二年，罗振玉在刘氏处得见龟骨，也继续搜集，并探知甲骨出自安阳小屯，派人直接采取，达两三万片之多。罗氏于是拓印《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菁华》、《铁云藏龟之余》、《殷虚书契后编》等书，都很精美。罗氏于一九一六年又亲访小屯，并于甲骨文字之外，兼注意器物的搜求，虽一破烂的石刀石斧，也很重视。他这种见解超越了过去的古物研究者，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先驱，因之罗氏编印的《殷虚古器物图录》一卷附说一卷，殊可珍视。至一九二八年十月及次年四月，董作宾、李济等教授又在安阳作有计划之发掘，新获卜辞三百余片及玉器、石器、陶器、铜器等，出版了《安阳发掘报告》，并将所得材料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精密研究之。从这次起，殷墟是用现代考古学的眼光来发掘了。

三○ 甲骨之学

自殷墟古物出土而甲骨之学随之产生。甲骨之学的第一步，就是殷代文字的研究，它使得过去纯粹凭借《说文》的文字学不得不有所修正。我国文字学向来仅以《说文》为准则，等到金石之学发生，学者就已有些儿引用金文来订正许书得失的，到甲骨文出世，人们又将它和金文比较研究，不但可以纠正许书的错误，还可以证明字源。这可分几点说：(一)考知原始文字的形体和文法。研究甲骨，方知原始文字，凹而下陷，模仿鸟兽足迹。其行款读法，或左，或右，或下，或上，并没有一定的规则。(二)证明所谓籀文即古文。许书所谓籀文与古文不同，是错误的，例如许书“四”字古文作，籀文作，今卜辞中四字正是作。(三)得知古象形字，一字有多种写法，笔画原来没有一定。(四)与金文互相发明。有些甲骨文与金文完全相同，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一、元、天、方、且、王、中、平”等字。有些金文不能认识，得甲骨文而后认识。如甲文“子”字作，而“巳”字作或作。因之金文中过去所不能解释的“乙子”、“丁子”、“癸子”，现在都能释为“乙巳”、“丁巳”、“癸巳”。(五)纠正许书的错误。《说文》中的古文，如“一”下出“弌”，“二”下出“弍”式，三下出“弎”，“中”下出，“册”下出“”，都是甲文与金文所没有的。又籀文如“马”下出“”，“车”下出，也是甲文金文的笔误。篆文也有弄错的。如字，篆文，许注“两士相对，兵杖在后，象之形”。但卜文仅像两手对打的形状，不见兵杖之形，许说错了。又如“福”字，许注“备也，从示畐声”。但卜辞中作，从，乃“尊”也，会意，非形声字，许说误。又如“邑”字，许注“国也，从口从”，今卜辞作，，即象人席地之形，非从，许说亦误。(六)说明文字的变迁。如将甲文、金文、篆文、隶书排列来观察，可看出逐步演变的痕迹。研究甲骨文从清代孙诒让开始，而以罗振玉、王国维为最著。其次则郭沫若、商承祚、徐中舒、罗福成、唐兰、徐永梁、吴其昌等。他们的研究，渐由文字学而走向史学方面，如王国维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殷周制度论》等。这门学术的著作，如王国维之《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全集》，罗振玉之《殷虚书契考释》，郭沫若之《甲骨文释》，均甚重要。初步研究则以检阅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为宜。

三一 古物与社会学

近代考古学，是以社会学的眼光，研究无文字的史料，以资推测远古的社会状况之用。先史时期的历史既不曾用文字记载，便只有靠传说以及遗骸遗物保存下来，但传说因被人们夸张或修改使之神秘化，不容易了解，非得古物参证不可，古物是真凭实据，所以更加重要。社会史家对于先史时期的阶段区分，完全以器物为标准，即由石器时代进到青铜器时代，再进到铁器时代，石器时代又分为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石器时代最长，以数十万年计，是人类野蛮蒙昧的阶段，到青铜器时代，文明渐启，可说是半开化阶段，铁器时代，方才正式踏入文明的阶段。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春秋战国开始。春秋战国以前，所谓三皇五帝的历史，完全是后人追记的传说，其真相不易明了。但自从甲骨文出土，殷商史的传说又得了一部分文字记载的证明。而殷周青铜器如钟鼎盘盂之类以及铜制的兵器如戈戟之类，又足以证明当时是青铜器时代。近年我国史家渐渐公认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还是野蛮蒙昧阶段，当时还没有国家，只有氏族社会的部落，这都是参考古物与传说的材料而用社会学的理论来解释的。

三二 无文字的古物

有文字的古物，即刻有铭文的铜器、石碑，以及刻有卜辞的龟甲、兽骨等物，我们在上面几节中已经说过，此外还有西域考古的种种发现，其中有汉魏至唐的简牍书册以及各小民族已死的文字，我们将于第三五及六九节再说。无文字的古物，在殷墟发掘中已经发现过一些，同时在周口店及河套等地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在仰韶、辛店等地又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

周口店离北平五十公里，一九二一年，有瑞典人安特生，充当北京政府农商部地质调查所顾问，在该地一石灰洞里偶然发现了一片石英，但该地是不产石英的，这片石英必从别处带来的，因而引起多人的研究兴趣。后来有一些中外学者继续探察发掘，经十数年，竟发现了大批化石，其中有二十五种是一种猿人的骨骼，因定名为“北京人”。同时又在北京人骨骼之旁发现两千多种工具。又发现了堆积很厚的灰层，因而知道北京人已发明了用火，而且在该地居住过几千年的时光。从北京人能制造工具及运用火两点看，虽说他们骨骼仍带有许多猿猴的特征，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他们是真正人类的最初形态。北京人的存在时期，大约在四十万年以前。在中国考古学的分期，以北京人时期为最早，属于前旧石器时代，又称前周口店时期。

后旧石器时代，就有河套文化(由河套掘出古物所代表的文化)、后期周口店文化。还有尾旧石器时代，由达赖湖文化代表着。新石器时代则可分为六期，每期约三百年。第一为齐家期，系以在甘肃临洮县齐家坪掘出的石刀、石斧、尖骨和单色纹形的陶器代表之，大约为公元前三五○○年至前三二○○年间的文化。第二为仰韶期，系以河南渑池县仰韶村所发现的石刀、石斧、石耨、石杵、石镞、石戈、石环、石纺车、骨镞、贝镞和角针，以及有色陶器等为代表，大约是公元前三二○○年至前二九○○年间的文化。第三为马厂期，大约是公元前二九○○年至前二六○○年间的文化。第四为辛店期，此期除石器骨器陶器外，还发现有铜器，大约是公元前二六○○年至前二三○○年间的文化。第五为寺洼期，以甘肃狄道县寺洼山为代表，约当公元前二三○○年至前二○○○年间。第六为沙井期，代表地址在甘肃镇番县附近，约当公元前二○○○年至前一七○○年间，发现有有翼的铜簇。

殷墟古物也代表着公元前一七○○年之文化，在殷墟文化以前，还有所谓龙山(山东地名)文化及仰韶文化。

关于这些考古工作的记载，有安特生的《甘肃考古记》、《西阴村史前遗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各种考古调查报告及发掘报告等。此外曾松友著《中国原始社会之探究》，日人桥本增吉的《东洋古代社会史》，森谷克己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也说及了。

北京人和中国民族的血统有没有关系，还没有经过证明。但是热、察、甘、新、青、晋、绥、豫、陕等省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人骨，确已证明与现今的华北人同型。

三三 古物与考证学

考证学的工作是对于历史材料的整理和检订，它可以算作历史研究的一部分。过去我国学术以儒家为中心，因此考证学的对象就只是儒家经典上的礼制名物，而考证学的观点也受了经典记载的限制。例如罗振玉在安阳小屯村获得一种形状颇似犁的石器，他就以为是经书上所说的石磬，但这种东西和《周礼·考工记》所说的形状又不相同，于是他就推论到殷周磬制的不同(见罗氏《雪堂丛刻·五十日梦痕录》)。但郭沫若则以为罗氏所云当即石犁，未必是古磬。这就表示着他们两人学术范围有广狭之别。罗氏始终拘守儒家的传统，所以思想不超越儒经的记载，郭氏贯通中西学术，故能从社会史的观点去推论。又如王国维，在他的《殷周制度论》里面，对殷周之际政治文化的剧急变革，颇多发明，然而他不知道怎样解释，只是赞美“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这也可见王氏思想之为儒家所限制。

考证学如果不超越儒家的传统，如果对于古书上给予远古传说的涂饰与改造不知道分析，那么对于古物的研究就不能有很好的收获。

三四 古物与古书

自从考古学逐渐发展以来，善于读书的人对古书就发生了怀疑，觉得其中所说多半不可信，不但《山海经》、《淮南子》上面的那些神话，什么十日并出呀，女娲补天呀，盘古开天辟地呀，天皇地皇人皇之类荒诞无稽，就是毫没有神话意味的记载，如夏禹治水一类传说，其真实性也大成问题。因为从殷墟卜辞看，殷代还那么幼稚，夏禹又怎能有那样大的力量？某日人估计禹的治水工程，就是近代人都非几十年不能成功，而禹在八年内完成，当然不合理。但章太炎解释说，禹当时的治水，不过总其成，各地当然分区办理，各区也各有负专责的人。章氏尊重古书，认为不可任意怀疑，故做这种辩护，其实当时我国尚在部落时代，像《禹贡》上九州那样大的地盘，由一个政府统治，是绝对做不到的。而且铁的发现在春秋战国之间，《禹贡》上居然讲到梁州贡铁，可见这书是战国时人凭想象写成功的。虽然初期疑古诸家有些离奇的臆说，如以禹为爬虫，以墨子为印度人之类，不能有确切的证明，但大胆的假设也是科学所需要的。到了后来，一般史家对于古书上的记载，无论是否神话，都认为有历史的意义，而根据社会学的观点给以合理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又常常可以用古物研究来作证明。例如姜嫄履大人足迹而生后稷，及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简狄吞燕卵而生契)的故事，以社会学眼光看来，在氏族社会群婚时代，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实在不是奇怪的事，后世父权时代，因为找不出父系祖先来，所以假托神话来掩饰。这种对于古书的新解释，不但有充足的理论根据，而且有确切的事实佐证。因为《山海经》上的帝俊及其妻娥皇、常羲，在殷墟卜辞中就有高祖夋及娥与义京和他们相当，经专家考证而知帝俊、高祖夋、帝喾、帝舜，都是指同一祖先或同一最高神——上帝，而娥与义京两女子，或作羲和与常羲，或作娥皇与女英，或作姜嫄与简狄，在群经诸子中表现为种种不同之传说，如吞卵或履大人迹而生儿子呀，姐妹共夫，兄弟(舜与象)并淫呀，暗示着初民的血族群婚及稍进一步的亚血族群婚之存在。儒家按后世伦常加以粉饰改造的古史，经这一研究而揭露了真相，这可说是历史科学在中国的初步胜利。

章氏太炎在《国故论衡·理惑》篇表示其对于卜辞之怀疑，认为是古董商的伪造，而坚信经典的内容及许氏《说文》的训诂，大概章氏还不知道殷墟发掘已经经过专家的亲自努力，更不知道近代研究古史有参考今日野蛮民族生活的方法，这是时代所限，我们不必认为是章氏的固执不通，但我们决不可跟着他去犯错误。殷墟发掘还不过是锄头考古学的初步，后来还不知道有多少宝贵史料已从或将要从地底下发掘出来。除古物外，各边疆民族的生活，也非常值得研究，尤其是西南深山中的土著，如果我们能仔细考察，其给予我们读古书的帮助，一定很多。试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如广西徭民中有一种，其语言叫“虹”为“ㄉㄧㄉㄥ(dideng)”，音与《诗经》上的“蝃”完全相同。又疑问助词有一个读“ㄗㄧ(zi)”的，和“哉”字相当，如果依“ㄗㄧ”音去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那首古歌，韵脚就完全谐和。这不很明显地是古代语言的实证吗？

第四章 书籍

三五 传写本与刻本

版刻印刷之术，萌芽于隋唐，宋时才有大发展，自唐以前，书籍的流传，全靠抄写。写本的书籍又分两个时代，周秦汉为简册时代，隋唐为卷轴时代。简册时代的书，是在竹片(简)或木片(牍)上用竹笔蘸漆书写，或用刀子刻的(《史记》称萧何做刀笔吏)。多简相连，则用绳子或皮革的带子连系起来，成为册子。秦汉间的漆书也写在缣帛上，大约因当时蒙恬已发明兔毛笔的缘故(所以《说文》序有“著于竹帛”的话)。但直到西汉末年，竹书依然很多。古人所谓“汗简”，就是去掉竹汁，“杀青”就是去竹上青皮，这都是预备竹简为写字之用的手续。《汉书·艺文志》上的书，有分篇的，有分卷的。分篇的即竹书，分卷的即帛书，因为缣帛是可以卷藏的。东汉时蔡伦因缣贵简重，不便于人，乃发明用树皮麻头破布造纸，书籍于是比从前轻便而价廉。但直到东汉末年，纸还没有普遍流行。魏晋时，松烟墨及凹心砚也发明了，文房四宝完成，于是到隋唐时，藏书机关，完全没有竹木的简册，而图书尽是卷轴了。卷轴就是将书页卷在木轴上，如现今卷对联的样子。

汉武帝时，鲁恭王拆孔子宅，于墙壁中得《礼经》、《尚书》、《春秋》、《论语》、《孝经》，都是竹简书。晋太康元年，汲郡民盗发魏安釐王墓，得竹书漆字科斗之文，如《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共十六种。那些原物早已不存。近时甘肃敦煌千佛洞发现古时书籍多种，包括汉武帝时木简漆书，唐懿宗时版刻印本，五代刻印本及其他写本，是现在仅存的古书原物之一重要部分。按敦煌县南有鸣沙山，其山麓三界寺之旁即莫高窟，有石室千余，四壁都是佛像，世称千佛洞。公元一九○○年，寺中道士于扫除之时，偶然弄破了墙壁，发现壁内有一藏书室，自汉至五代之书籍碑版，及手抄之书，贮藏极多。一九○七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听说，前往收买，运回欧洲，现藏于伦敦博物馆。法国人伯希和又来搜寻一批，运回巴黎博物馆。后经我国政府取缔，并收集其残余者保存之，方才没有全落外人之手。还有人从巴黎、伦敦抄回来一些通俗文学，印行《敦煌零拾》及《考古学零简》等书。又，敦煌附近沙漠地带亦发现汉简。王国维曾根据它著了《流沙坠简》等书。此外西北各地发现竹木简书，还有多起。

自印刷发明后，手抄本之古书，常常可以校正印本的错误，所以非常宝贵。清乾隆修《四库全书》，因卷帙浩繁，亦未曾付印，仅抄写七份，分存七处藏书楼。

刻本以宋版书为最珍贵，但宋版不止一种，其中也有错漏较多的。其次元刻的书，也比较被人重视，清代殿版及私人刻本，有名的也不少。过去有些藏书家，专门搜集善本书，因而发生版本之学。

其实版本的正确性是相对的，无论什么版本，经过数千年的传写与翻印，错误总是难免的，不过有多少不同或此正彼误的分别而已。现在印刷术进步，许多善本书，都经书商影印行世，我们如果不是古董收藏家，专为读书起见，那么有善本的影印书，就很可以满足了。

三六 版本之学

版本学本是校雠学的一部分，每一书搜集众本，比较其好歹，分别评判而介绍之，就是它的任务。这门学问萌芽于西汉，刘向父子校书(参看第三七节)，广集众本，想必他们对于版本的辨别，一定很精密。宋代岳珂刊九经三传，所根据版本二十三种，由专家反复参订，这也是为校雠而研究版本。至无锡尤袤氏《遂初堂书目》创一书兼载数本之例，凡讲目录学的也得研究版本了。清代版本之学发展而成专科，名家不少，如黄丕烈、顾广圻、丁丙、陆心源、莫友芝、叶昌炽、缪荃孙、叶德辉等。重要书籍有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叙述藏书的掌故；江标所辑的《宋元本行格表》，讲版式；钱泰吉《曝书杂记》，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叶德辉《书林清话》等，讲各种书的版本。罗振玉《鸣沙石室秘录》，则系讲敦煌石室古书版本的。

三七 校雠之学

校雠之学有广狭两义。广义的校雠学，包括校勘学、版本学及目录学三部分的内容，其任务是：搜集图书，辨别真伪，考订误谬，厘定部次，装潢保存，即整个整理书籍的专门事业，有一部分和现代图书馆学极相类似。狭义的校雠学就是校勘学，只是比勘篇籍文字而求其正确，而改正古书因传写日久而产生的错误，尽可能地恢复其本来面目。校雠两字的意义，就是刘向《别录》所谓“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校勘的法子以后者为好，因为单用一种本子，校其上下，所得的谬误是有限的，必须用不同的本子对勘，“若怨家相对”，方才可以发现较多的错误。

公认为校雠学的先驱者是刘向、刘歆两父子。汉成帝时，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术数，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向死，他的儿子歆继其业，总群书而为《七略》。刘氏校书的方法是相当精密的，大约可分几点：(一)根据许多版本，互相对勘，错误则改正，遗漏则补充，重复则删除；(二)古书多没有载篇名书名的，他们按照内容替它分篇，加篇名书名；(三)写内容提要及介绍批评的文字，并叙述学术源流派别等。后来唐代陆德明，宋代岳珂、周必大、彭叔夏，对校雠学都有成绩表现，周、彭校刻《文苑英华》一千卷，方法尤其切实。

清代朴学盛时，校雠学成了一个重要部门，包含考订文字及事实，辑补逸文等工作在内，重要的成绩表现，有顾炎武的《九经误字》，齐召南的《注疏考证》，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王引之的《经义述闻》，俞樾的《群经平议》、《诸子平议》等，这些书都是由校书所得的材料编成的。此外，以校雠著名的还有戴震、卢文弨、丁杰、顾千里(广圻)等，连上面那些人共计，有三十一人之多。

三八 章句之学

古书因传写将章句弄错的很多，如将前后间颠倒，遗漏，注释混入正文等。作注解的也常常将章句弄错，或将应属下文的连在上文，或将应当读断的地方连读下去。例如《论语》：“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夫字应属上。《孟子》：“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不可胜用也。”焉字作“于是”解，应属下。朱子注《大学》、《中庸》，称“朱熹章句”，即因为他曾依自己的主张把段落句读重新分过，没有依汉儒的原本。

标点符号失传以后的古书，行文上多能注意用文字代符号，如用“曰”字、“所谓”字代引号(两人对话则省“曰”字)，用“云云”代删节号等。后世公文为求更加精密起见，用“令开”、“等因”当引号。但用文字总不如用标点的明显精密。今后整理古书的章句之学，必采用标点符号。

三九 目录之学

目录学原本是校雠学的一部分，以后才独立起来。章实斋《校雠通义》认为目录不过是校雠的结果，没有独立成为一科的价值，但图书编目，包含书籍分类标准问题，次序排列问题，不是深通学术源流及修学程序的，便不能适当地解决以便利学者的参考，这类具有指导意义的目录编制，自应成为一种专科。

我国目录学的创始者是刘歆。刘歆将群书分成六类，每类作一说明，然后将书目排列，称为一略，并于六略之外，另编提要一种，名叫《辑略》，总起来称为《七略》。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以刘氏《七略》为蓝本，也分成六类，每类作了一个说明，无异于一篇学术源流考。

这种于书名、卷数、著者的记载之外另加图书内容说明或提要的体例，成了后来历代编书目的模范。清代编纂《四库全书》，即有书目提要二百卷，每部及每类有总说明，每书有提要。《汉书·艺文志》对古籍作了系统的介绍，为研究国学者必须参考的书(因为国学精华全在周秦古籍里面，后世陈陈相因，很少新的创作)。现有顾实讲疏的单行本可读。如果要略略知道汉以后的书，可翻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各类的说明文字(另有《四库简明目录》，册数较少)。国学书太多，精彩的很少，我们没有博览群书的可能和必要，所以读目录提要，是最好的办法。

清末张之洞著《书目答问》，就他所认为较重要的国学典籍，介绍了两千余种。胡适之、梁任公也曾各开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这都是给初学者用的。张氏所开的书太多，胡、梁两氏所开的书虽不多，但胡氏偏于文学，梁氏偏于史书，亦不甚合适。近年来编这种书目的还有李笠、钱基博、丁福保诸氏以及浙江省立图书馆等。

四○ 图书分类法

我国图书的主要类别，在刘歆、班固时代，是六分法；自隋唐以至清，大致可说都是四分法。刘、班二氏分群书为六艺、诸子、兵家、诗赋、术数、方技六大类。荀勖改分为甲乙丙丁四部，《隋书·经籍志》也分四部，并确定经、史、子、集的名称。清修《四库全书》，就是分群书为经史子集四部，四部之下再分四十三类。我国目录学家认为图书分类可以表示学术源流，我们试就六大类变为四大类的这一点来看一看学术变迁大势吧。

刘、班六大类的子目：(一)六艺，分《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等目；(二)诸子，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以上九家称为九流)、小说家等目；(三)诗赋；(四)兵家，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等目；(五)术数，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目；(六)方技，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等目。

刘、班这个分类，有些不合理的地方。比方六艺，本来以古代官书为限，不应将《论语》、《孝经》(这应入子部儒家)列入，《小学》也应列为诸子的一家。诸子中的杂家不能算家，小说和近代文学的小说不同，大约只是一些没有形成系统的笔记之类，也没有成家。兵家应该列为诸子的一家。阴阳家包含科学与宗教迷信，应该和术数、方技合为一大类，而分天文、方技(方技一类全属医学)、卜筮及其他子目。但从刘氏当时与其同事分工校书的情形看来，他那种分类不过是为了分工的方便，较少学术的意义。如果照我们修正的办法，就应分成六艺(历史)、诸子(哲学社会科学)、诗赋(文学)、阴阳或五行(科学)四大类。但后来事实上的四大类，却又不是这样分的。原来的“六艺”分成了“经”、“史”两大类。过程大概是这样的：因为尊重六艺为经，又有许多经师作注疏，六艺就改称为经部，且仍居第一位；又因为史书逐渐增加，不能再附在春秋家后面了，于是就另辟了史部。原来的“兵家”、“术数”、“方技”都并入了子部。原来的“诗赋”改称集部，内容扩大了很多，包括古文、骈文、词曲之类。四部之中，只有子部包含有价值的内容，如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应用技术等科，完全属于子部，但子部的书反而不及其他三部的多，这实在表现了中国学术的退步。同时编目人主观上也怀抱着士大夫轻视儒家以外各家学术的心理，如《四库全书·凡例》就说：“以阐圣学明王道为主，不以百氏杂学为重”，所以科学、艺术都没有独立作为一部，甚至把墨家、名家等类名取消，一律归入杂家。

现代图书编目，因为要用号码，所以用十分法，主要类名及号码如下：

0——总类　　　1——哲学　2——宗教

3——社会科学　4——语文　5——自然科学

6——应用技术　7——艺术　8——文学

9——史地

如各大类之下再分小类，小类之下再分子目，则将号码增加位数，通常为三位，除类码外，还有著者号码附在下面。插架时按号码排列，寻找起来就不困难。同时现在图书分类也符合学术上的类别。

从前各图书馆，新书及外国书都用新分类法，编号码，旧书则沿用《四库全书》的分类法，并不编号码，自从王云五发起中外图书统一编目以来，过去经、史、子、集的分类已经打破，各种旧书都按照性质归入新的类属了。例如经部的《易经》、“四书”归入哲学；《诗经》归入文学；“三礼”、《尚书》、《春秋》都归入史地；《小学》归入语文。子部中的艺术，归入艺术类；术数、释家归入宗教类；道家一部分入哲学，一部分入宗教；杂家按其性质分别归入哲学等类；天文、算法归入自然科学；法家、兵家归入社会科学；医家、农家，归入应用技术。至于子部中的类书及史部中的目录，则归入总类。子部中的小说及集部诸书归入文学。这个目录编制法，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纠正了把国学与现代学术对立的观念，使大家知道中外学术是可以沟通的。

四一 辑佚及辨伪

辑佚及辨伪是校雠学里面两个重要贡献。所谓辑佚就是将已经失传的古书恢复起来的工作，所用方法是从许多别的书里面将引用的文字一点一滴地摘抄出来，再加以整理编辑。这样辑成的本子虽然不能和原书切合，但至少可恢复原书的一部分。从事辑佚工作著名者如宋明时期的王应麟、陶宗仪、祁承，清代的马国翰、黄奭、洪颐煊等。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经部四百五十三种，史部八种，子部一百七十三种。黄奭的《逸书考》(一称《汉学堂丛书》)，经解一百一十二种，纬书七十二种，子史八十四种，又《通德堂经解》十七种。洪颐煊的《经典集林》，内佚书三十六种。严可均辑刻《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清代辑佚书对于清末今文学派的兴起，大有帮助，因为久已失传的“三家诗”等今文家著作，已有了辑佚本。

辨伪是辨别古书中伪托的作品。有些古书全部系后人伪托的，例如《伪古文尚书》(参看第四六节)；有些古书是经后人掺了一部分文字进去或修改过的，例如“四书”、《史记》(司马迁在扬雄以前，竟说及扬雄)。经部伪书还有孔安国《尚书传》，郑玄《孝经注》，孙奭《孟子疏》(晋人作)以及《汉魏丛书》中的《子贡诗传》等。史部有《越绝书》(汉人托名子贡作)、《飞燕外传》、《汉武内传》(宋人作，列入《汉魏丛书》)、通行本《竹书纪年》(明人作，王国维另有古本《竹书纪年》辑佚本)等。子部有《吴子》、《文子》、《列子》(均两晋六朝人作)等。辨伪的方法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是思想、事实、文字时代性的辨别，其次是别的典籍的旁证，篇章语句的分析等。关于辨伪书的名著，首推清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所提证据达一百二十八条之多。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则罗列各种伪书，可资学者参考。近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主要论点是，秦焚书没有烧六经，西汉经书都是足本；孔子时所用的篆字，秦汉时也用，当时字体没有今古文的分别；所有古文经传，全系刘歆一手伪造。近今一般学者多认为康氏的考据含有成见，全凭主观，不大可靠。最近学者又主张辨秦前之伪，如战国时人托名虞夏时人而作《帝典》、《禹贡》等，也当辨明。

四二 类书及丛书

类书是和辞典相类似的工具书，编制方法是把各种学术的材料荟萃在一书之内，按性质分门别类，或按照标题文字的笔画或声韵，依次排列，以便检查。过去有若干失传的书，幸赖某些类书的引用而保存了零段的内容，因此有一些类书更增加了它们的重要性。宋以前类书流传后世而可考见古籍逸文者有三种。(一)《艺文类聚》一百卷，唐欧阳询等撰。(二)《初学记》三十卷，唐徐坚等奉敕撰。(三)《太平御览》一千卷，分五十五门，宋李昉等奉敕撰，成于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引秦汉以来书，多至一千六百九十余种，这些书到清朝存不了十分之一二了。明成祖时敕修的《永乐大典》系清《四库全书》的蓝本(《四库全书》另一部分的来源是抄录或购买民间的藏书)，从其体例看，也是类书，它将每种书全文割裂，分韵排列，例如《易经》先列《蒙》卦，《诗经》先列《大东》篇，《周礼》先列《冬官》之头，其中所采古书善本，也有后世不复流传的。清康熙时所编《古今图书集成》也是类书体裁，其引用古书，多不能尽载全文，即因受类目的限制。又康熙敕撰之《佩文韵府》，是分韵排列的类书之一。

丛书是将多种书集合在一起刻印的，原书全文贯串，不加割裂、颠倒及删削，便于阅读。这与给人检查的类书不同。丛书也有保存古书的作用，因为有些书卷帙很小，单行本不容易保存，只有编入丛书，才能够流传久远。唐宋人所谓丛书，实际上多是文集或笔记，只有宋代左圭所辑《百川学海》是有名的一部丛书。一般的丛书，都是古今人著述合刻，也有少数丛书，是一人著作合刻的。前一种丛书，张之洞《书目答问》中举出五十七部，是他认为保存了古书，有关经史实学，且校刊精当的，例如《汉魏丛书》(明人刻，收汉魏间著作七十六种，清人重刻，增至九十六种)、《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收书百十八种以上)、《玉函山房辑佚书》(见前，辑佚书六百余种)、《津逮秘书》(明毛晋刻)、《学海堂经解》(即《皇清经解》，阮元编刊)、《粤雅堂丛书》(伍崇曜刻)、《平津馆丛书》(孙星衍刻)等。第二种丛书，张氏也举出五十部与考订经史有关的，如《亭林遗书》、《船山遗书》、《东壁遗书》(崔述作)之类。中国古籍过去流传日本而本国反失传的也不少，清末黎庶昌、杨守敬从日本收回一部分，影印为《古逸丛书》。又日本人天瀑山人刊《逸存丛书》，其中都是中国久已失传的书。

就《四库全书》的体例看，也是一部丛书，不过特别庞大而已(这部书也没有包括当时全国一切的书，如佛经及《道藏》即大部没有收入，其他有触忌讳或认为无用处的亦不收或仅存目录。阮元编有《四库未收书目》)。这部书总编纂人是纪昀，分编纂戴震、邵晋涵等三百六十人。共三万六千册。抄写员一千五百人，经九年后抄成七部。分存北京(两部)、奉天、热河、扬州、镇江、杭州等处。民国九年赠与法国一部，太平军战争时毁去两部，英法联军之战毁去一部。《道藏》也是一部丛书，乃道家诸书的总刻，其中所收除儒家书《易经》等外，其他周秦诸子也多收入，且多系古本，清代学者多根据《道藏》本以校正通行的子书。

四三 考证学与读书法

考证学的产生，原来是为了解释古书，包括文字的训诂，错误的更正及古代史实的寻绎等。在古书中，尤以经书为主，所以解经的方法很多，如(一)以经证经；(二)以史证经；(三)以子证经；(四)以汉人文赋证经；(五)以《说文解字》证经；(六)以汉碑证经等。因证经而引起子、史群书的研究，考证的范围就日益扩大。考证学对于书籍本身的贡献，就是校雠、辨伪、辑佚等事。考证学范围虽大，简单说来，就是把一大堆断烂材料，一点一滴地从多方面下整理工夫。考证学者的读书方法，总是把许多书互相比较对勘，可以说他们读书同时就是校书，他们的著作就是校书的报告，正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所说，“独处一室，覃思史事，既校始读，亦随读随校，购借善本，再三雠勘，又搜罗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牒簿录，以及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旁及于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阙之文，尽取以供佐证；参伍错综，比物连类，以互相检照，所谓考其典制事迹之实也”。专门考证的事业，不是一般读者所能做，但对于专门家考证的成果，却应当知道去利用；同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也可以采用他们的比较读法。

第五章 经学

四四 五经、十三经、四书

汉朝人尊重儒家古典著作，称之为经书，解“经”字意义为常道，相沿到现在。其实“经”的原意就是线，所谓经书就是线装书，古代记事书于竹简，事多一简不能尽，便连续记在数简上，其连系各简的线，就称为“经”，可见经不过是当时记载页数较多而又常须翻阅的书罢了，并没有其他的深意。

六经的名称，首先曾在《庄子》中发现。《庄子》及《礼记·经解篇》都以《诗》、《书》、《礼》、《乐》、《春秋》、《易》为六经。班固《汉书·艺文志》称为六艺。但因《乐经》散失，只存《乐记》一篇，并入《礼经》中，于是有“五经”的名目。到唐朝时候，《春秋》按照《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分成三种，《礼经》也分为《周礼》、《仪礼》、《戴礼》(《礼记》)三种，立“三传”、“三礼”的称号，配合《易》、《书》、《诗》，称为“九经”。再到宋代，把《尔雅》、《孝经》、《论语》、《孟子》四种加上去，便叫做“十三经”。宋儒朱熹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印单行本，和《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并给它们作详细注释，奉为儒家古典的菁华，于是科举考试，必根据“四书”出题，而《论》、《孟》、《学》、《庸》便成为小学生必读书了。

班固《艺文志》将儒家列入诸子，而把六经作为六艺，列在诸子之前，其用意是认为六经是古代官书，非儒家所能私有，而且六经是诸子百家的学术渊源，班志说得很明白。不过班氏将《论语》、《孝经》列在六艺的末尾，即有特别尊重孔门本身著作的表示。总之，《易》、《诗》、《书》、《春秋》、《礼记》，如果依古文派经学家说，就并不是孔氏的私家著作，这个观点是一般有识见的学者应该承认的。

清章学诚(实斋)在《文史通义》上明白指出“六经皆史也”。古人已经说过《尚书》为记言之史，《春秋》为纪事之史，至于“三礼”，记载古时礼仪官制，则明明系制度史，《诗经》之《国风》为风俗史，《雅》、《颂》则包含社会变革的许多故事传说，《易经》是卜筮之书，可算是宗教史、思想史材料，其中类乎神签的文字也包含了传说故事，所以全都是史料。

现在经书最完备的通行本是清代阮元所刻的《十三经注疏》，卷帙很繁。除去注疏专印正文的有商务馆的《十三经白文》一厚册，颇便翻阅。以下把各种经书内容说说。

四五 《易经》

四六 《书经》

四七 《诗经》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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