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思勉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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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试读：
前言
吕思勉（1884-1957年），字诚之。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1884年2月27日生于江苏常州，幼年家贫无力延师，由其父授以史部著作。16岁时，自学古史典籍。1905年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等校任教，学生中有后来成为文史大家的钱穆、赵元任等。曾任中华书局及商务印书馆编辑。1920年后于沈阳、苏州、上海等地执教。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史学系主任兼教授，直至1952年中国大学院系调整。光华大学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后，任华东师大一级教授。
吕思勉是我国现代史上唯一一位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等诸多领域里都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其史学研究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治史擅长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著名史学家严耕望先生说：“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吕思勉是史学界公认的中华典籍读得最多的一位大师，二十四史通读数遍，其研究极其通博，在传统领域博学贯通。他甚至对书法、象棋、围棋都有较深造诣，为学界同人传为美谈。他是钱穆最敬重的授业恩师。本书渗透着吕思勉用新方法、新思想来整理旧国故的精神。吕思勉一生著述颇丰，著有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五部专门史，加上在史学界享有声誉的大量史学札记，共计上千万字。
本书原名《白话本国史》，是我国近现代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开中国白话历史之先河。它是与钱穆《国史大纲》双峰对峙的史学巨著，是民国以来影响最大的中国通史。《中国通史》是吕思勉的史学成名作，也是他流传最广的史学著作。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数十年里不断重印再版，在1933—1935年的三年间重版四次，在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史坛影响极广，是当时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在此之前有柳诒徵《历代史略》出版（1902年），又有夏曾佑《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与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出版（1904年），但夏著止于隋，刘著止于西周末，均未完成。故自远古至民国之完全意义上的“中国通史”，吕氏此书当为第一部。
本书原是吕思勉先生为高级中学的学生所写的历史教科书，通俗易懂，是学习中国历史的“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本书上起远古时代，下至作者写作之年（1922年），全书共分为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世史、现代史几部分来阐述，贯通三皇五帝、夏商周等各个时代，内容涉及历史、地理、语法、训诂、辨伪等方面的专门知识，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民族等各个领域。另外，书中开列的参考阅读书目，为进一步学习、研讨历史等学问指示了方向。
吕思勉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他治史严谨，治学规模宏达、视野开阔，特别注重社会状况的阐述。本书除了历代的政治制度、民族关系、社会生活、学术思想、文化艺术、对外交通等内容外，还有诸如“欧人的东略”、“藩属的丧失”、“远东国际形势”、“关税自主的交涉”、“现代的经济和社会”等问题，都设有专章加以叙述。作者对史事评述、历史因果关系的分析，也多平实中肯而发人深思，是史学界公认的最权威、最完整的一部历史巨著。
此次《中国通史》的新版本，将原书的竖排繁体、双行夹注，改为横排简体、单行夹注，和读者的阅读习惯吻合。作者的眉批，新版则采用章后注的方式加以注明，以便读者查阅。序例
我很想做一部《新史钞》，把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事情，钞出来给大家看看。其原因如下：
中国历史是很繁的。要想博览，很不容易。专看其一部分，则知识偏而不全。前人因求简要钞出的书，亦都偏于一方面（如《通鉴》专记“理乱兴衰”，《通考》专详“典章经制”等），且其去取的眼光，多和现在不同。近来所出的书，简是很简的了。但又有两种毛病：（1）其所谓简，是在全部历史里头，随意摘取几条，并不是真有研究，知道所摘出的事情，都是有关紧要的。（2）措词的时候，随意下笔，不但把自己主观羼入，失掉古代事实的真相；甚至错误到全不可据。
因有这种原因，所以我想做部书，把中国的历史，就个人眼光所及，认认真真的，将他紧要之处摘出来；而又用极谨严的法子，都把原文钞录（有删节而无改易），自己的意见，只注明于后。但是这种书已经不大容易做了。就做成了，也不大容易刻。
这一部书，是我历年在学校里教授所豫备的一点稿子，联缀起来的。虽然和《新史钞》的体例相去尚远。然而其中也不无可取之处。给现在的学生看了，或者可以做研究国史的“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我这一部书，和以前出版的书，重要的异点如下：
▲颇有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其中上古史一篇，似乎以前出版的书，都没有用这种研究法的。此外特别的考据，特别的议论，也还有数十百条。即如中国的各种民族（特如南族近人所通称为高地族的），似乎自此以前，也没有像我这么分析得清楚的。
▲读书自然不重在呆记事实，而重在得一种方法。我这部书，除掉出于愚见的考据议论外，所引他人的考据议论，也都足以开示门径；可称是研究史学的人必要的一种常识。
▲这一部书，卷帙虽然不多；然关于参考的书，我都切实指出（且多指明篇名卷第）；若能一一翻检，则这部书虽不过三十多万言，而读者已不啻得到二三百万言的参考书。且不啻替要想读书的人，亲切指示门径。
▲现在读史，自然和从前眼光不同；总得在社会进化方面着想。但是随意摘取几条事实（甚且是在不可据的书上摘的），毫无条理系统，再加上些凭虚臆度之词；硬说是社会进化的现象。却实在不敢赞成。我这部书，似乎也没这种毛病。
以上的话，并不是要自行表扬；只是希望读者诸君，在这方面注意一点。至于这部书的体制，我还有几条要说，如下：
▲本书全用白话，取其与现在人的思想较为接近。但遇（1）文言不能翻成白话处，（2）虽能翻而要减少其精神，（3）考据必须照录原文处，仍用文言。
▲全书区区三十余万言，于历史上的重要事实，自然不能完具。但其详略之间，颇有斟酌。大抵众所共知之事从略，不甚经见之事较详，有关特别考证之处最详。
▲中国的历史，和东南洋中西亚各国，各民族，关系极多。要彻底明白中国史，必须于这诸国诸族的历史，也大略叙述。但为篇幅所限，只得想个断制之法。其民族遂入于中国，变为中国之一民族者详之。其余便只能述其与中国关系的事情。我于这一部分，也略有研究。将来若有机会，当再另做一部书，以飨读者。
▲引据的书，和举出的参考书，都注明篇名卷第。惟当然可知其在何篇何卷的，不再加注，以避繁琐。如某君时代某人之事，当然在正史某帝纪某人传中，某朝的赋税兵刑制度，当然在某史的食货刑法志内之类。
▲纪年都据民国纪元逆推。[1]但若必须知其为某朝某君时之事，或须知其为西元何时之事，则或附注于下，或竟从变例。
▲地名除与现今相同者外，均注明其为今何地。惟区域太大者，其势无从注起（如郡只能注其治今何地，势难尽注其所辖之地），请自用读史地图等参考。人地名有参照西史的，都于其下附注原文。
▲双行夹注，[2]为吾国书中最善之款式（可使首尾完全，而眉目仍清醒），故本书仍多用之。本书用双行夹注处，与用夹句号处不同，并请注意。
▲凡引用成文处，除提行另写外，两头皆施“”号。删节处用……号。其（1）名词，（2）成语，（3）特别提出的名词或语句，（4）引用他人之言而不尽照原文钞录处，均用‘’号。民国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著者自识[1]《中国通史》采用的是民国纪元的方法来纪年，以1912年民国元年为基准，民国纪元之前是倒向逆推，称民国前某某年，简称前某某年。民国纪元之后是顺向增加，称民国二年、民国三年等，其与公元纪年的换算方法如下：一、民国之后的换算方式为：1912－1＋民国年数＝公元纪年。如：民国四年：1912－1＋4＝公元1915年，民国十年：1912－1＋10＝公元1921年。二、民国之前的换算，因涉及公元前后，有两种换算方式：1．当逆推年数小于1912时，换算方式为：1912－民国前年数＝公元纪年。如：前一九〇二年：1912－1902＝公元10年，前七四五年：1912－745＝公元1167年。2．当逆推年数大于1912时，其年代已处公元前，换算方式为：逆推年数－1912＋1＝公元前年代。如：前二〇二〇年：2020－1912＋1＝公元前109年，前二〇七八年：2078－1912＋1＝公元前167年。——编者[2]本次《白话本国史》的新版，以1923年商务印书馆初版为底本，参照了作者生前的修改和吕翼仁先生的校订。原书竖排繁体、双行夹注，现改为横排简体、单行夹注。原书的一些讹误也作了改正，其他如习惯用词、行文遣句、概念术语等，则基本未动。作者的眉批，新版则采用章后注的方式，方便读者查阅。——编者第一篇上古史第一章汉族的由来
研究一个国家的历史，总得知道他最初的民族。现在世界上，固然没有真正单纯的“民族国家”。一个国家，要想自立于世界之上，究竟民族宜乎单纯，还宜乎复杂？假如说复杂，可以复杂到怎样程度？自然也还是一个问题。然而一个国家建立之初总是以一个民族为主体，然后渐次吸收其余诸民族，这是一定不移的道理。然则要晓得一个国家最古的历史，必须要晓得他最初的民族，也是毫无疑义的了。
建立中国国家最早的民族，就是“汉族”，这个也是讲历史的人，没有异议的。近来有人说：“汉”字是一个朝代的名称，不是种族的本名，主张改称“华族”或“中华民族”。殊不知“汉”字做了种族的名称，已经二千多年，譬如唐朝用兵，兼用本国兵和外国兵，就称“汉蕃步骑”，这就是以“汉”字为种族之名的一证。而且现在还是一句活语言。——譬如现在称汉满蒙回藏，岂能改作华满蒙回藏？况且“种”、“族”二字，用起来总得分别。汉族不能改作“华种”，若称“华族”，这两个字，有时候当他贵族用的，不免相混。若称“中华民族”，四个字的名词，用起来怕不大方便。而且现在“中华”做了国号；中国又是五族共和，这四个字，用到最近的时代，意义也容易混淆。总而言之，把臆定的名词，来改通行的语言，极难妥当。所以本书仍旧用汉族两字。
然则汉族还是从“有史以前”久已在中国本部的呢？还是从他处迁来，入“有史时代”，其形迹还有可考的呢？这便是“汉族由来”的问题。
关于这一个问题的回答，要算是“西来说”最为有力。近来人关于这一个问题的著述，要算蒋观云的《中国人种考》，在《新民丛报》里。最为详博。但是他所举的证据，还不尽可靠，我现在且举两种证据如下。[1]这两种证据，似乎都还谨严的。
其（一）古书上说昆仑的很多。《周礼·大宗伯》：“以黄琮礼地。”《郑注》“此……礼地以夏至，谓神在昆仑者也”。典瑞“两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郑注》：“祀地，谓所祀于北郊，神州之神。”疏：“案《河图括地象》，昆仑东南万五千里，神州是也。”入神州以后，还祭“昆仑之神”，可见得昆仑是汉族的根据地。然则昆仑究在何处呢？《尔雅》：“河出昆仑墟。”《史记·大宛列传》：“《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隐蔽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说文》：“河水出敦煌塞外昆仑山，发原注海。”《水经》：“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其高万一千里。河水出其东北陬。”《山海经》：“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河水出其东北隅。”都以河所出为昆仑。河源所在，虽有异说，然都起于唐以后，不能拿来解释古书。要讲“古代所谓河源”，《史记·大宛列传》所谓“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而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其说自极可靠。那么，如今于阗河上源一带。一定是汉族古代的根据地了。《书·禹贡》“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释文》“马云：昆仑，在临羌西。……析支，在河关西。”《疏》：“郑玄云：衣皮之民，居此昆仑、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郑以昆仑为山，谓别有昆仑之山，非河所出者也。”这一个昆仑，在如今西宁县的西边青海地方，和前一个昆仑无涉。所以孔疏特地申明一句道：“非河所出”，郭璞《山海经注》，也说：“言海内者，明海内复有昆仑山。”这个“海”是夷蛮戎狄，谓之四海的“海”，不是洋海的海。
其（二）汉族二字，是后起之称，古代汉族自称。他族称汉族，或说“华”，或说“夏”。《左传》戎子驹支对晋人，“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襄十四年。《国语》“裔不谋夏，夷不乱‘华’”，都是个证据。近人因此附会到《列子》上头的华胥之国，固然不甚可靠。列子这部书，本来真伪夹杂，这一段又是寓言。凡寓言里的人名，地名，以至一切物的名，都不宜求其物以实之。然而西史的巴克特利亚（Bactria），史记上称他做大夏，似乎是这地方的旧名。为因汉时西域诸国，譬如安息、大夏等，都能证明他是译音。《吕氏春秋·古乐篇》：“黄帝令伶伦作律，伶伦自古大夏之西，乃之阬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似乎就是这一个大夏。那么，阿母河流域，似乎也是古代汉族的居地。参看近人《太炎文集·论种姓》。
以上两种说法，如假定为不谬，则汉族古代，似居今葱岭帕米尔高原一带，这一带地方，据人种学历史家考究，原是各大人种起源的地方。汉族入中国，所走的大概是如今新疆到甘肃的路。近来人多说，“汉族沿黄河东徙”。这句话，似乎太粗略。现在的黄河上源，在古代是氐羌人的根据地。见第六章第四节。
总而言之，“汉族西来”，现在虽没有充分的证据，然而蛛丝马迹是很多的。将来古书读得更精，古物发现得更多，再借他国的历史参考，一定可以大为明白。这就要希望诸位的努力了。[1]当看蒙文通《古史甄微》。第二章古史的年代和系统
研究历史，“年代”是很紧要的。因为历史的年代，好比地理的经纬度。然而古史的年代，大概是很茫昧的，然而咱们现在既然要研究历史，无论如何茫昧，总得考究他一番。
请问从何研究起呢？那么，自然总要以一种传说为凭。古书上记得最整齐的，就是《春秋纬》。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引他道：
自开辟至于获麟，凡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一曰九头纪；二曰五龙纪；三曰摄提纪；四曰合雒纪；五曰连通纪；六曰序命纪；七曰修飞纪；八曰回提纪；九曰禅通纪；十曰流讫纪。《尚书序正义》引《广雅》，作二百七十六万岁。修飞作循飞，流讫，毛刻本作疏讫。
这种数目字，一看已是宏大可惊了。据现在史家所考究，埃及等开化最早之国，历史也不满一万年，中国如何得独有二三百万年呢？不问而知其不可信了。然则请问从何下手呢？有了：古人的时间观念，很不发达。所传述的事情，都没有正确的年代。所以读后世的历史，可以按着年月，考求事实。读古代的历史，却只能根据事实，推求年代。而古人所传说的事实，又总要把他归到一个“酋长”或者“半神半人的人”身上。所以考求古代君主的系统，便可大略推见其年代。
那么，古书上所说最早的君主是什么人？不问而知其为盘古了。
徐整《三五历》：“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一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太平御览》卷二。
这一段神话，似乎纯出想象，其中并无事实。近来又有人疑心盘古是苗族的神话，汉族误把他拉来算做自己的，其说亦颇有理，见第三章第二节。盘古以后的君主，又是什么人呢？那也不问而知其为三皇五帝了。
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兄弟十二人，立各一万八千岁。地皇氏，……十一人，……亦各万八千岁。人皇氏，……兄弟九人，……凡一百五十世，合四万五千六百年。”原注“天皇以下，皆出《河图》及《三五历》也”。案这是司马贞所列的或说，其正说同郑玄。《尚书大传》：“燧人为燧皇，伏羲为戏皇，神农为农皇也。”《风俗通·皇霸第一》引。《风俗通》又引《礼纬含文嘉》同。又宋均注《援神契》引《甄耀度》，谯周《古史考》，都同此说，见《曲礼正义》。《白虎通》：“三皇者，何谓也？谓伏羲，神农，燧人也。或曰：伏羲，神农，祝融也。”《礼记·曲礼正义》郑玄注《中候敕省图》引……《运斗枢》：“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史记·秦始皇本纪》：“令丞相御史曰：……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索隐》：“天皇地皇之下，即云泰皇，当人皇也。……”
以上是三皇的异说；五帝的异说，也有两种。《史记正义》：“……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礼》，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谯周、应劭、宋均皆同。”《曲礼正义》：“其五帝者，郑注《中候敕省图》云……黄帝，金天氏，高阳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实六人而称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
咱们现在所要研究的，有三个问题：其（一）三皇五帝，到底是什么人？其（二）他们的统系是否相接？其（三）三皇五帝以前有无可考的帝王？
关于第一个问题：[2]除司马贞《补三皇本纪》所列的或说，似乎也是苗族的神话，汉族误拉来的不算外，见第三章第二节。《白虎通》的第一说和《尚书大传》本来相同。《尚书大传》“遂人以火纪，火，太阳也，阳尊，故托遂皇于天；伏羲以人事纪，故托戏皇于人；……神农悉地力，种谷疏，故托农皇于地”。可见得三皇是取天地人的意思；与《史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索隐》“泰皇当人皇”的说法正合；伏生就是秦博士之一；这两说一定是一说。《补三皇本纪》“女娲氏，亦风姓，代宓牺立；……一曰：女娲亦木德王，盖宓牺之后，已经数世，金木轮环，周而复始；特举女娲，以其功高而充三皇。……当其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原注“按其事出《淮南子》也”。按见今《淮南子·览冥训》。则女娲就是祝融；《白虎通》第二说，和郑玄的说法相同。五帝的两说，就是后一说多了个少昊。还有《尚书伪孔传序》，把伏羲，神农，黄帝，算做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唐，虞，算做五帝；这是无据之谈。皇甫谧和造伪孔传的王肃，是一路人，所以他所做的《帝王世纪》，和他相同。这其间的关系，只要看丁晏的《尚书余论》就明白了。所以现在不列这一种说法。咱们要辨别这两说的是非，就要入于第二个问题了。
关于第二个问题，也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黄帝以后，世系都是明白可考的。是《大戴记·帝系》：“少典产轩辕，是为黄帝；黄帝产玄嚣，玄嚣产蟜极，蟜极产高辛，是为帝喾；帝喾产放勋，是为帝尧；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句芒产蟜牛，蟜牛产瞽叟，瞽叟产重华，是为帝舜；及产象傲；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这是《史记·五帝本纪》所本。
一种是把其间的年代说得极为辽远的。就是《曲礼正义》：“《六艺论》云：燧人至伏羲，一百八十七代。宋均注《文耀钩》云：女娲以下至神农，七十二姓。谯周以为伏羲以次有三姓，始至女娲；女娲之后五十姓。至神农；神农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又《祭法正义》：“《春秋命历序》：炎帝，号曰大庭氏，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黄帝，一曰帝轩辕。传十世。二闽本宋本作一。千五百二十岁；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则穷桑氏，传八世，五百岁；次曰颛顼，则高阳氏，传二十世，三百五十岁；次是帝喾，传十世，四百岁。”案古人所谓某某生某某，不过是“本其族姓所自出，……往往非父子继世”。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据了《大戴记》的《帝系篇》，就说他《五帝德篇》的五帝，是及身相接，原不免武断；然而后燧人到帝喾，其间的世次年代，也决不会像《礼记正义》所引诸说那么远。《五帝德篇》：“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可见古人对于年代的观念，全然和后世不同；照孔子对宰予的说法，是连死后也算进去。这许多数目字，全然不足为据。我们现在没有别的法子想，只好把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姑且算他是及身相接的；就是不及身相接，其间相去的年代，也必不远。燧人、伏羲、神农，姑且算他不是及身相接的；这几个君主，本来没有紧相承接的说法；而介居其间的君主，却有不能不承认他存在的；譬如女娲氏。司马贞说他在伏羲、神农之间，似乎不能就相信；然而《淮南子》既然记载他和共工战争的事实，《礼记》的《祭法》，又有“共工氏之霸九州也”一句，就是一个旁证；《白虎通》三皇的第二说，又列一个祝融；把《淮南子》核对起来，祝融和女娲就是一人；就又是一个旁证；有这两个旁证，就不能不承认了。
三皇五帝，既然得了一个勉强的算法，就可以进而考究第三个问题了。《补三皇本纪》：“自人皇已后，有五龙氏、燧人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卷须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浑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斯盖三皇已来，有天下者之号；但载籍不纪，莫知姓、王、年代、所都之处；而《韩诗》以为自古封太山，禅梁甫者万有余家，仲尼观之，不能尽识；管子亦曰：古封太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识，十有二焉；首有无怀氏；案以上一段说法，系根据《庄子·胠箧篇》，《史记·封禅书》。然则无怀之前，天皇已后，年纪悠邈，皇王何昇而告，但古书亡矣，不可备论，岂得谓无帝王耶？”案这一段议论，自极通达；然而《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故圣王生则称天子，崩迁则存为三王，绌灭则为五帝，下至附庸，绌为九皇，下极其为民；有一谓之三代，故虽绝地，庙位祝牲，犹列于郊号，宗于代宗”，所谓“宗于代宗”，似乎就是“封太山”，《周礼》“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礼，凡都祭祀，致福于国”，《郑注》“都，或有山川及因国无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疏》按“《史记》，这《史记》不知道是什么书。伏羲以前，九皇六十四民，并是上古无名号之君，绝世无后，今宜主祭之也”。“绝世无后”，就是董子所谓“绝地”；那么，六十四民，就是董子所谓下极其为民；然则管子所谓七十二家，正就是这些上古无名号之君了。所可疑惑的，周朝时候所记得古代的君主，何以能有如许之多，而且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恰合于九九八十一之数，恐怕是宗教上的理由，不能当他历史了：据《春秋繁露》所说，分明是随意推算。就算不是如此，司马贞所举五龙氏……无怀氏一大篇君主的名号，也大概是无事迹可稽的，况且只有一个五龙氏在燧人以前，咱们现在也只得姑且截断他，把古史的年代系统，姑且推到燧人为止了。《史记》确实的纪年，起于共和元年：从此以前的年代，都不可靠。咱们现在，姑且用《汉书·律历志》所推，夏四百三十二年，殷六百二十九年，周八百六十七年计算。因为别种书所载数目，也差不多；这部书，究竟是以历法推古代年代最古的。共和元年，在民国纪元前二千七百五十二年；在此以前，周朝还有一百二十二年，再加上殷朝的六百二十九，夏朝的四百三十二，共是一千一百八十三，就在民国纪元前三千九百三十五年；尧舜两朝，用《史记》的尧九十八，舜三十九，加上居丧三年计算，共是一百四十年；其余帝喾、颛顼、黄帝三代，用尧舜年代的平均数——七十年去算他，就加上二百一十年，从燧人到伏羲，姑且用荣伊说黄帝的例子，算他每人三百年，其间间代之主，就都包括在这三个人里头。又加上九百年；那么，燧人氏的元年，就在民国纪元前的五千一百八十五年了。[3]这种算法，固然极为可笑，然而现在实在没有别的法子想，也只得姑且如此，总算是“慰情聊胜无”罢了。[2]皆德号。[3]纪年起共和。以历法推年代。第三章三皇五帝第一节 三皇五帝时代社会进化的状况
既然知道中国可考的古史，起于三皇五帝，那么，咱们现在讲历史，就可以暂时从这里起了。
要晓得一个时代的历史，总得先晓得这个时代的社会是什么状况。三皇五帝的事迹，散见在古书里的很多，关于社会状况的也不少，但是苦于没有一个条理系统，而且不尽可靠。且慢，我现在找着两种书，说这时代社会进化的状况，却是很明白的。一种是《白虎通》的论三皇，他说：
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蔽前而不能蔽后；《北堂书钞》引《五经异义》：“太古之时，未有布帛，人食禽兽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蔽后。”卧之詓詓，行之吁吁，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菇毛饮血，而衣皮苇；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下；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也。谓之神农何？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谓之燧人何？钻木燧取火，教民熟食；养人利性，避臭去毒，谓之燧人也。
三皇的次序，应当从《尚书大传》，燧人在前，伏羲次之，神农最后。
八卦是中国古代的宗教，见第十章第一节。燧人的时候还在“渔猎时代”，所以要教民熟食。渔猎时代，还没有“夫妇之伦”，一群的女子，都是一群的男子的妻，参看严复译甄克思《社会通诠》。所以“但知其母，不知其父”。渔猎时代，还没有“所有权”，所有权，是到畜牧时代，因为畜牧要花劳力起的，也见《社会通诠》。所以“饥即求食，饱即弃余”。到伏羲时候，便进入“游牧社会”。游牧社会，人民便从山谷之中，分散到各处平地；“家族制度”，就从此发生，所以有“夫妇之伦”。从游牧时代，变到耕稼社会，总是因为人民众多，地力不给；所以神农才要“教民农作”。《白虎通》这一段话，无一句不和现在社会学家所说相合的，可见得真古书的可贵。
一种是《易系辞》说伏羲以后的创作，他说：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正义》自此已下，凡有九事，黄帝制其初，尧舜成其末，故连云黄帝尧舜也。垂衣裳者，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丝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长大，故云垂衣裳也。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服牛乘马，引重致远。……重门击柝，以待暴客。……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耕稼时代，人民四处分散，更不能如游牧时代之“列帐而居”。一切需用的东西都不能取诸近处，所以“商业”就随之而起。商业既兴，“水陆交通”，就随之便利。
农耕时代，人民的生活程度渐高，所以“衣服”、“住居”、“器用”、“葬埋”，都比古人讲究。农耕时代，人民就都“定住”，而且都有了“储蓄”，就要防人“掠夺”；所以“战争”、“守御”的事情，也就随之而起。生活程度既高，“文化”自然发生了，所以就有“文字”。这一节所述，于社会进化情形也是很对的。第二节 黄帝和蚩尤的战争
三皇时代，君主的传统，还不可考；到五帝时代就不然，就不是紧相承接，也必相去不远。可见得五帝时代的历史，更比三皇时代明白。咱们现在，就得要提出几件五帝时代的大事来讲讲。其第一件，便是黄帝和蚩尤的战争。
这件事，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载，是：
黄帝者，少典之子，《索隐》：“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又按《国语》云：少典娶有蟜氏女，而生炎帝，然则炎帝亦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氏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案，阪泉，《集解》引服虔，只说是地名，涿鹿，服虔说是山名，在涿郡；似乎是的。有许多人说在如今的涿鹿县，恐怕是因汉朝在此置了一个涿鹿县，所以附会上去的。[4]
近来的人说，蚩尤是三苗的酋长，三苗，就是现在所谓苗族；[5]他占据中国本部，在汉族之先，后来给汉族驱逐掉的。黄帝和蚩尤的战争，就是其中的一事。这句话不很精细。三苗是古代的一个国名，不是种族之名；他的民族，却唤做“黎”；黎族的君主，起初是蚩尤，后来才是三苗。《书·尧典》：“窜三苗于三危。”《释文》：“马王云：国名也；缙云氏之后为诸侯，盖饕餮也。”《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三苗，盖谓帝鸿氏之裔子浑敦，少昊氏之裔子穷奇，缙云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谓之三苗。”又《书·吕刑》：“蚩尤惟始作乱。释文马云少昊之末，九黎君名。”《礼记·缁衣》：“甫刑曰：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正义》：“案郑注《吕刑》云：苗民，谓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弃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变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后，颛顼代少昊诛九黎，分流其子孙，居于西裔者为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复九黎之恶；尧兴，又诛之，尧末，又在朝。舜时，又窜之；后王深恶此族三生凶恶，故著其氏而谓之民，[6]民者冥也，言未见仁道。”据以上几种说法，三苗究竟是饕餮，还是浑敦、穷奇、饕餮三族之后，虽不能定，然而的确是个国名，——就是氏族之名。——并不含有人民——种族——的意思。《高注》：“一曰：放三苗国民于三危也。”就是郑注所谓著其氏而谓之民，也并不是指人民。蚩尤，马融说：“少昊之末，九黎君名。”郑玄说：“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上效蚩尤重刑。”则蚩尤还在少昊以前，似乎郑说为是。这一族人君主虽是蚩尤三苗，人民却是九黎。和汉族竞争，从黄帝时代起，直到尧舜时代止，看上文所引《吕刑》郑注，就可明白。不可谓不久；然而曾到黄河流域与否，毫无证据；《吕氏春秋》：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也只到今汉水流域。他的占据江域和汉族的占据河域，孰先孰后，也史无可征；怎能武断说他占据中国本部在汉族之前呢？
这一族人，现在称他为苗，乃是蛮字的转音，和古代“三苗”的“苗”字无涉；试看古代“三苗之国”亡后，历代都只有所谓蛮，并无所谓“苗”；从元明清以来方渐次改称为“苗”，就更无所谓蛮可知。蛮是中国人通称南方异族之名，他种族的本名，实在是“黎”字。后世都写作“俚”或又写作“里”；《后汉书·南蛮传》：“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注》：“‘里’，蛮之别号，其实是本名。今呼为‘俚人’”是也。这一族人，似乎本来住在中央亚细亚高原，后来沿长江东徙的，何以知道呢？《后汉书·南蛮传》：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万镒，邑万家，又妻之以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盘瓠；下令之后，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盘瓠死后，因自相夫妻；……今长沙武陵蛮是也。
近来有人说：这盘瓠就是盘古，[7]关于盘古的神话，都是苗族所传，汉族误把他拉来，算做自己的；这话很奇而很确。为什么呢？（一）盘瓠、盘古，声音相同；（二）关于盘古的神话，思想和中国别种神话不同；（三）汉族古帝，都在北方；独盘古则祠在桂林，墓在南海；见任昉《述异记》。（四）汪宝《晋纪》，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都说：“苗人杂糅鱼肉，叩槽而号，以祭盘瓠。”《文献通考》引。近人笔记，说广西岩洞中，往往有崇宏壮丽，榜为盘古庙的；庙里奉祀的，是盘古和天皇、地皇、人皇；阴历六月初二，相传是盘古生日，远近聚集，致祭极虔。见《地学杂志》。照此说来，不但盘古是苗族的古帝，连司马贞《补三皇本纪》所列后一说的三皇，也是苗族的古帝了。《遁甲开山图》说天皇被迹在柱州昆仑山下，地皇兴于熊耳龙门山，人皇起于形马。《御览》卷七十八。柱州，以昆仑山高若天柱然，故名；形马，山名，旧说在蜀。《通鉴外纪》。据此看来，天皇，人皇，实在是从如今的青海到四川的。昆仑，见第一章。熊耳山，在如今河南的卢氏县，龙门山在陕西韩城县、山西河津县之间，也和四川的山脉相接。所以《华阳国志》也说“蜀之为国，肇自人皇”。到三苗时代，就进到左洞庭、右彭蠡的地位了。《史记·吴起列传》。《书·尧典》：“窜三苗于三危。”《禹贡》：“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史记集解》《夏本纪》。和《通典》卷一百七十五。引《郑注》道：“《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记此山水所在，今中国无之矣。《地记》曰：三危山，在鸟鼠之西南，与岷山相连。”则黑水就是如今的金沙江，一者，黑水祠在滇池，滇池是金沙江流域；两者，金沙江古名泸水，“泸”就是“卢”，也就是“玈”，就是“黑”。三危山，就是如今的巴颜哈喇山脉。三苗是江域之国，把他窜到这个地方，一定因为三苗是九黎之君，三危是黎族的根据地，叫他去治理，却很相宜，所以史记说：“以变西戎。”《禹贡》：雍梁二州，都以黑水分界；是雍州的西南界，到如今青海木鲁乌苏北岸；梁州的西界，到如今川边这一条水的东岸；断乎没有两条黑水的。入于南海的“海”，是“夷蛮戎狄谓之四海”的海，不是“洋海”的海。当时道金沙江，实在还没到他和岷江合流之处，所以就把岷江算做长江的上源。后人凿定了海是洋海的海，就生出许多异说来；却又因为哈喇乌苏，译言黑水，就把来附会禹贡的黑水；殊不知哈喇译言黑，是句“蒙古话”；这个名词，一定是蒙古人侵入青海之后才有的。古人所说的山，都是所包甚广，和现在地理学上所谓“山脉”、“山系”相当；断没有像志书上所说，仅指一峰一岭的。《水经注》：江水“东过江阳县南——如今四川的泸县——雒水从三危东，道广魏雒县南——如今四川的广汉县——东南注之”。可见得三危二字，所包甚广。《括地志》把他凿定在“敦煌县东南四十里”，就又生出疑问来了。《括地志》这句话，是跟《山海经》“三危在敦煌南”——《水经注》三十一卷引——来的；殊不知《山海经》下文，还有“与岷山相接，南带黑水”两句，所谓在敦煌南，和《说文》说“河水出敦煌塞外昆仑山”一样；因为中国郡县，极尽于此，只得如此说法；并不是说他在敦煌境内，或者极近的地方；不然《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敦煌郡下，为什么都不说有三危山呢？照第一章所考据，于阗河的上源有昆仑，河曲的东面，又有昆仑；这两个昆仑，其实原是一山，不过因为一处是汉族发祥之地，一处为西戎所据，所以分出“海内”、“海外”罢了。这也是古人所说的山，所包甚广的一个证据。这一条例子，讲古代的地理，用处甚大，请诸位牢牢记着。第三节 尧舜的禅让
颛顼、帝喾两代，据《史记·五帝本纪》，没有甚么实事可述。《史记》系根据《大戴礼》。大抵这两位君主，功业本不及黄帝、尧、舜，所以《易系辞》也把他略掉。
尧舜时代，第一个大问题便是“禅让”；咱们现在且把他提出来研究研究。这件事据《史记》所记，是：《五帝本纪》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岳应曰：鄙德，忝帝位。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朕闻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尧曰：吾其试哉。于是尧妻之以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舜饬下二女于妫汭，如妇礼。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召舜曰：汝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让于德不怿。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文祖者，尧太祖也。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
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预荐禹于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之丧毕，禹乃亦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以客见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专也。（《夏本纪》）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
儒家的话，几千年以来，就把他算做历史；然而到底有个刘知几，明目张胆攻他；《史通·疑古篇》。还有造《竹书纪年》这类书的人，也是对于儒家的话怀疑的。《五帝本纪正义》：“《括地志》云：故尧城，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十五里。《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县西北十五里。《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现在的《竹书纪年》，却又是明以来的伪书。咱们现在，且引几句非儒家的话看看。《韩非子·外储说》：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
又燕王欲传国于子之也，问之潘寿，对曰：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
又《忠孝》：瞽叟为舜父而舜放之，象为舜弟而舜杀之；放父杀弟，不可谓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谓义。《淮南子·齐俗训》昔有扈氏为义而亡。注：有扈，夏启之庶兄也。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启亡之。《韩非子》说得好：“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显学篇》。非儒家的话，自然不足以服儒家之心；咱们现在，且再就儒家的话，校勘校勘。（一）前文所引的《史记》，和《尚书》、《孟子》都相同的。《史记·孟子列传》“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赵岐《孟子题辞》“通《五经》，尤长于《诗书》”。那么，《孟子·万章上篇》所说，一定都是《书》说了。史公、孟子，似乎同用的书说；《史记》上和《孟子》相合的话，是同源异流的。未必史迁曾见过《孟子》。然而把《尚书》古文家言和今文家言核对，就有不符的地方。《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尚书大传》“舜耕于历山，尧妻之以二女，属以九子也”。《初学记·帝王部》引。这是《尚书》今文家言。《书·皋陶谟》伪孔分做《益稷》。“无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释文》“傲，字又作奡”。《说文》奡字下，“《虞书》曰：若丹朱奡，读若傲”。又引“《论语》曰：奡荡舟”。这是古文家言，非儒家言，只有《淮南子·泰族训》“尧属舜以九子”，和《孟子大传》相合。此外《吕氏春秋·去私篇》就说“尧有子十人”。《求人篇》说“尧妻以二女，臣以十子”。《庄子·盗跖篇》又说，“尧杀长子”。《韩非子·说疑篇》“其在《记》曰：尧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诛，皆父子兄弟之亲也”。丹朱被杀，别处都没有征验；然而尧杀掉一个儿子，似乎是真的；这个儿子，恐怕就是奡。参看《癸巳类稿》卷一《奡证》。（二）《小戴记·檀弓》“舜葬于苍梧之野”，各种书都同的。《大戴记·五帝德》，《白虎通·巡狩篇》，《淮南子·修务训》，《汉书·刘向传》，《三国志·薛综传》，《吕凯传》。又《小戴记·祭法》“舜勤众事而野死”，《国语·鲁语》同，郑玄韦昭，都把葬于苍梧之野解释他。独有《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这句话，不知哪里来的。案《史记·五帝本纪》“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索隐》引《尚书大传》“贩于顿丘，就时负夏”。史公、孟子，似乎也是同用书说的。“迁于负夏”的迁，作懋迁解。《史记》下文“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一定是后人窜入。《史记》这部书，给后人窜乱的地方极多；请看近人崔适的《史记探原》。苍梧零陵，到了如今湘粤的边界似乎有被窜逐的嫌疑，刘知几就很疑心他。所以今文家把他讳掉。这个“今文家”三字，是指经学真有传受的人，并不是指古文既兴以后的今文家。请看末一段。然而鸣条也是南夷的地方，舜禹果然“雍容揖让”，如何舜会死在这里，讳了半天，似乎还是不能自圆其说。赵岐《孟子》注“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负海也”。这个“海”，是“夷蛮戎狄，谓之四海”的海，正是注释《孟子》“东夷之人也”这一句。《吕氏春秋·简选篇》“殷汤登自鸣条，乃入巢门”，《淮南子·主术训》“汤困桀鸣条禽之焦门”《修务训》“汤整兵鸣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可见得鸣条和南巢历山相近，正是所谓“东夷之地”。参看第六章第五节。——《书·汤誓序》正义引“郑玄云：南夷地名”，已经微误。至《书序》“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这个陑，本来是无可考的，伪孔硬说汤都偃师，桀都安邑，《正义》勉强附会，才生出“陑在河曲之南，鸣条在安邑之西”种种曲说来，参看第四章第二节自明。还有舜封象于有庳一事，也极为可疑。孟子答万章的话，无论如何，也不能自圆其说。顾炎武就说“上古诸侯之封万国，其时中原之地，必无闲土可以封也”。（《日知录》）然而古人所说万国、三千、千八百，实在是个虚拟之词，并不是真有这些国度（参看第七章）。有庳苍梧，地极相近；舜放象的地方，就是后来自己逃去的地方，这个疑团，更无从解释了。（三）《新序·节士篇》：“禹问伯成子高曰：昔者尧治天下，吾子立为诸侯；尧授舜，吾子犹存焉，及吾在位，子辞诸侯而耕，何故？子高曰：昔尧之治天下，举天下而传之他人，至无欲也；择贤而与之，至公也；舜亦犹然，今君之所怀者私也，百姓知之，贪争之端，自此起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见，是以野处也。”这一段，竟说禹有私天下之心，和孟子答万章的话，大相反背。刘向是个博极群书的人，《新序》又是杂采古书而成的，自然不能谨守家法。这也是今古文家，互相违反的一证。《书·甘誓序疏》：“……盖由自尧舜受禅相承，启独见继父，以此不服，故伐之。”这个说法，也必有所本。（四）以上都是儒家说话可疑之处，还有他不说话的地方，也很可疑。《史记·伯夷列传》：“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太史公这一段文字，是深苦于载籍上的话，和《书》义不合，《尚书》：虞夏同科（见义疏），太史公说“虞夏之文”，是指尚书而言可知。“尧将逊位……然后授政”是述书义；“尧让天下于许由……何以称焉”。是述非儒家的载籍，“示天下重器……若斯之难也”，与“此何以称焉”句相呼应。既不能一笔抹杀，因为有许由冢等实迹可证。《五帝本纪赞》：“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可见得太史公的学问，极注重实验，他亲眼看见了一个许由冢，又听见许多传说，然而六艺无征，自然要委决不下了。而又六艺阙然，无可考信的意思。然而据清朝宋翔凤所考究，许由实在就是伯夷。他说尧舜时候的四岳，一共有三起人：第一起就是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个；第二次分做八伯，四个是兜、共工、放齐、鲧，余无可考。第三起就是伯夷等八人。见《尚书略说》，原文……“《周礼疏序》引郑《尚书》注云：四岳，四时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时，主四岳者，谓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惟兜共工放齐鲧四人而已。其余四人，无文可知矣。案上文羲和四子，分掌四时，即是四岳，故云四时之官也。云八伯者，《尚书大传》称阳伯，仪伯，夏伯，羲伯，秋伯，和伯，冬伯，其一阙焉。《郑注》以阳伯为伯夷掌之，夏伯弃掌之，秋伯咎繇掌之，冬伯垂掌之，余则羲和仲叔之后，《尧典》注言兜四人者，郑以《大传》所言，在舜即真之年，此在尧时，当别自有人，而经无所见，故举四人例之。……案唐虞四岳有三：其始为羲和之四子，为四伯；其后共等为八伯；其后伯夷诸人为之。《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先王老臣不名，亲与先王戮力共治国，同功于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书》曰：咨尔伯，不言名也。案班氏说《尚书》，知伯夷逮事尧，故在八伯之首，而称太岳。《春秋左氏》隐十一年，夫许，太岳之胤也。申，吕，齐，许，同祖，故吕侯训刑，称伯夷禹稷为三后，知太岳定是伯夷也。《墨子·所染篇》、《吕氏春秋·当染篇》并云：舜染于许由伯阳，‘由’与‘夷’，‘夷’与‘阳’，并声之转。《大传》之阳伯，《墨》、《吕》之许由伯阳，与《书》之伯夷，正是一人。伯夷封许，故曰许由。《史记》：尧让天下于许由。（原注“本《庄子》”）正附会咨四岳巽朕位之语；百家之言，自有所出。《周语》太子晋称共之从孙四岳佐禹。又云：胙四岳国，命曰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史记·齐太公世家》云：吕尚，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虞夏之际，封于吕，姓姜氏。此云四岳，皆指伯夷：盖伯夷称太岳，遂号为四岳，其实四岳非指伯一人也……”据他这个说法，尧让天下，就是让之于四岳；和《尧典》“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的话正合；然而四岳里三个，倒就在“四罪”之中，《尧典》（伪古文的《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岂不可骇。儒者于此，没有一句话疏通证明；让国的许由，也不提及一字，一任非儒家去传说，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又《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正义》：“《列女传》云：陶子生五岁而佐禹，曹大家注云：陶子，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即知大业是皋陶。”据此，则益是皋陶的儿子，禹要行禅让，而皋陶死后，任政于益，反有世及的意思，这一层也很可疑。
以上所举几条，不过是彰明较著的；要是仔细搜寻起来，一定还有许多证据。总而言之：“唐虞揖让”，“汤武征诛”，都是为公而不为私。孟子所谓“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实在是儒家的学说，并非实有其事。所以儒家是这样说法，别一家却并不是这样说法。就是儒家里头，古文家也还时时露出马脚，只有今文家弥缝得完密——这是因为今文家的老祖师，都是亲受口说于孔子，纯粹是儒家的学说；古文家却有些不纯粹的古书做根据。请看近人井研廖氏的《今古文考》，南海康氏的《孔子改制考》，自然明白。咱们因此可以悟到两种道理：
其（一）儒家的学说，都是孔子所创造，并没有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等的圣人。后世实行儒家之学，便是实行孔子之学；其“功罪”、“祸福”，一大部分，应当由孔子负其责任。且勿论其为是为非，为功为罪；孔子这个人理想的博大；他这学说组织的完密（看《孟子·万章上篇》便见；这一篇的话，都是孔门的“书义”，上文已经说过了）却很是可惊；所以当时有一部分人，很佩服他；说他是“集大成”，是“生民所未有”。一小部分的责任，后世的儒家，也应当分负的。
其（二）世界究竟是“进化”的，后世总比古人好。譬如“政体”，断没有后世是“专制”，古时候反有所谓“禅让”之理。其余各事，都是如此；一部历史，都要用这种眼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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