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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2 18: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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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建松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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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院校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

高等职业院校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试读:

序言

20世纪末开始,国家开始大力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得以迅速发展,无论是学校数量还是在校生规模均已占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助推器,在经历了大规模扩张后,开始着力推进内涵发展。提高质量,提高水平,办出特色,实现又好又快地可持续健康发展,文化的作用不可或缺。强化对高职教育的自我认知,提升自我认同和自主发展能力,以文化凝聚和深化高职教育的发展共识,以文化视角审视和研究高职教育的发展路径,以文化积聚和内化高职教育发展动力成为大多数高职院校的选择。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及其前身浙江银行学校有重视文化建设的传统,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特别是优良学风校风建设和学生诚信品质的培养;2000年升格创办高等职业教育伊始,就成立了学校校园文化建设委员会,着手文化建设的研究和顶层设计,并把校园文化建设规划纳入学校第一个高职发展规划系统推进;2002年底把校园文化建设物质环境融入新校区建设;2006年学校成为全国首批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单位,文化建设被列为重要建设内容;2007年学校诚信文化荣获首批浙江省高校校园文化品牌;2008年学校教代会通过“三维文化”育人体系实施意见,同时成立校园文化建设处,着力打造“诚信文化、金融文化、校友文化”三张文化金名片;2009年体现学校金融文化的“一把手”技能训练营再获浙江省高校校园文化品牌;2008年率先在全国高职院校扛起文化育人的大旗,发起全国高职院校文化建设与可持续发展论坛。

之所以如此重视文化建设,是因为学校深知,作为肩负着文化传承与创新使命的高职院校,加强文化建设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内在要求,也是高校综合办学水平的重要体现,文化是学校的灵魂,特色文化是学校办学重要内涵。近年来,学校文化建设以立德树人、以文化人为目标,以校园精神的培育和积淀为核心,以“三维文化”特色育人体系为主要架构,以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为建设载体,通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党政合力保障、研究设计先行、系统构建体系、全员参与建设、特色特点鲜明、引领高职创新”的良好局面,熏陶和孕育了大量高品质的金院学子,为学院赢得“金融黄埔”“行长摇篮”的美誉。

学校在文化建设中,始终注重整体设计、注重研究先行、注重特色品牌,多年探索、实践、积累、沉淀,精心构建了具有行业特点、职业特征和学校特色的文化体系。本书是对近十年来学校文化建设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分别从“文化自觉”“文化建构”“文化视野”“文化育人”“文化引领”五个篇章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将学校多年的探索成果给高职院校同仁以启发,供高职院校同仁进行指导,让更多同仁一道推动高职文化建设。由于高等职业教育还在快速发展之中,我们对高职文化的思考和实践还有较大不足,希望得到各位读者的批评指正。周建松2018年5月第一编文化自觉国家示范高职院校建设的真谛:机制创新与文化引领

根据《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精神,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启动了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按照计划要求,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和各高等职业院校的积极参与下,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三批立项单位已尘埃落定,做改革的示范、发展的示范、管理的示范成为一句行动口号深入渗透到广大高职院校教师和学生中。现在,示范建设已经进入最为关键的时期,轰轰烈烈的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如何发挥示范作用,必须引起我们认真深入的思考。一、重温教高〔2006〕14号和16号文件的精神实质《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教高〔2006〕14号)明确指出,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实施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使示范院校在办学实力、教学质量、管理水平、办学效益和辐射能力等方面有较大提高,特别是在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设高水平专兼结合教学团队、提高社会服务能力和创建办学特色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发挥示范院校的示范作用,带动高等职业教育加快改革与发展,逐步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善、质量优良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其主要内容是:提高示范院校整体水平;推进教学建设和教学改革,加强重点专业领域建设,增强社会服务能力,创建共享型专业教学资源库。与此同时,周济部长在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视频会议上对示范校建设明确提出如下要求:第一,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第二,做以服务为宗旨的示范;第三,做以就业为导向的示范;第四,做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示范;第五,努力形成较强的社会服务能力。上述文件和讲话精神揭示了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的实质,明确了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的基本要求,阐明了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的根本目的。

紧随其后,教高〔2006〕16号文件,即《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又进一步明确了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个类型,其基本特点是:第一,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将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娴熟职业技能,富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第二,就业导向、开放办学、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是其本质特征;第三,双师结构师资队伍建设、校内外实训(生产性)基地建设、工学结合的课程改革与建设、学生的工作经历和顶岗实习是高职内涵建设的基本内容。

综上,两个文件各有侧重,14号文件研究如何建示范性高职院校,16号文件则阐明示范性高职院校应该在什么样的立足点上进行建设。二、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的实践与成效

从2006年以来,我国先后有第一批28所和第二批42所及第三批30所学校立项,其中第一批28所学校的建设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并接近验收大考,第二批42所学校也已展开,形成强大的影响力。纵观2007年底召开的示范建设一周年案例展示会的情况及近期表现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2006—2008年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实践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并收到了明显的成效。(1)校企合作更加深入,学校与行业已经形成深度互动融合态势。无论是出于体制还是出于机制,各示范建设院校都以校企合作为抓手,深入开展人才培养模式和办学模式改革,校企合作成为示范校建设工作的重点内容。从表现形式看,既有学校引入大量的企业资源投入教学中来,又有学校主动服务企业的实践探索。(2)工学结合已成为育人的基本途径。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育人,高职院校贯彻育人为本、立德树人的方针,致力于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的高素质、高技能型人才,必须重视行业、企业的经历,将企业的经历作为育人的必经程序和必要环节,坚持认知实习、专业实习、毕业顶岗实习的联系和统一,这已经成为示范高职院校建设,尤其是重点专业建设的重点内容。(3)开放办学已成为示范性高职院校的一个显著特征。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的一项重大改革就是学校面向企业、行业和区域经济,一切有利于高职教育教学发展,有利于人才培养质量提高,有利于毕业生顺利就业、对口就业、优质就业的措施都给予足够重视。(4)与行业企业合作的校内外实训基地、师资队伍建设,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建设等作为示范建设的核心内涵,已成为所有示范校的共识,并被普遍采纳,校企合作“同建一门课,同写一本书,同管一基地,同育一方人”已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实践探索。(5)东西部合作交流、支持两部办学已形成互动共赢氛围。在示范性建设计划的推动下,各建设院校和拟建设院校纷纷重视外省招生尤其西部招生,纷纷进行东西合作结对子和对口支援活动,互动共赢的氛围基本形成。

总之,示范性高职院校已经在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深入改革和创新,并已显现出一定的成效。三、示范高职院校建设的重点是机制和文化

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无论是从政策文件要求还是各校实践来看,开放办学、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等已成为示范校建设的重点,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和完全正确的,但进一步反思示范性高职院校的建设宗旨,笔者认为,示范性高职院校的建设任务首先必须要源于此,但必须大大高于此,远远高于此,深深高于此,要真正形成“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大好局面,必须进一步研究示范性高职院校应该拿什么来引领和示范的问题。(一)对常规方法的思辨

典型引路。这不失为示范引领的重要途径,因为一个典型可以引导人们去学习、模仿,从而产生示范影响,然而,典型是否具有代表性,是否有其形成和成长的地理、行业、文化环境,本身也值得研究与思考。

案例启迪。这或许也是一种示范引领的有效方法,因为好的案例会变成范例,作为大家解剖效仿、实践的参照,从而对整体教育教学改革产生推动力,但案例能否成为范例,案例是否有广泛的生存土壤也是问题。

资源共享。建设共享型专业教学资源库是示范建设的任务之一,从理论上看,它必然是示范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确实也能实现示范和影响力,但资源库建设工程量之大,投入成本之高,建成以后如何使用和维持更新,难度极大,弄不好会形成建时轰轰烈烈、建后无人问津的尴尬局面。

同行帮衬。当今,东西合作正蓬勃展开,包括通过“+1”联合培养人才,使西部部分学生到东部就业等,不失为有效举措,但我国的实践证明了其整体推进会有很大难度。(二)通过机制创新和文化引领深化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

示范性高职院校怎样成为改革的示范、发展的示范、管理的示范?怎样通过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真正形成“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局面?笔者认为:唯有机制创新和文化引领才是切实可行的。

第一,机制创新。我们要通过探索和实践,形成适应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类型的教学管理机制、学生管理机制、教师(员工)管理机制,总结形成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并且将有利于提高办学质量、管理水平、经营效益的做法、办法、措施上升到制度层面,成为一种运行自若的机制,进而对全国近1200所高职院校产生整体影响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院校长的领导能力固然重要,但形成一个与高职类型特色相适应的学校组织制度、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更具示范意义,更能真正形成示范和影响效力。

第二,文化引领。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引领才是最根本和实质的。关键是形成什么样的文化去引领?笔者以为,两年来示范建设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育人为本、开放办学、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高职文化应该成为引领我国高职发展的示范性文化。开放办学,应该是高等职业院校办学的一个总特征,坚持育人为中心,贯彻服务为宗旨,实践就业为导向,谋求外部支持,善于整合资源,这就是高职的第一文化;校企合作,是指高职教育必须坚持学校与行业、企业的双重互动,深度融合,以主动换互动,以合作谋共赢,这应是全体高职人共同的办学理念,应为高职的重要文化;工学结合,是指高职办学过程中必须坚持工作与学习的结合,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抑或学校管理工作者,均必须有企业工作经历或阅历。育人为本,应该是前述三大文化理念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办学模式怎样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怎样探索,师资队伍和实训基地怎样建设,最后必须回归本位,那就是更好地育人,育更好的人。如果以育人为本为出发点的开放办学,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能够成为高职文化,并影响辐射全国的高职院校,示范性建设也就成功了。四、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在示范建设中的积极探索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作为全国第一批28所示范高职院校建设单位之一,确立了“开放办学共生态,校企合作共育人,辐射引领共发展”的建设理念,积极构建学校与行业互动深度融合发展机制,形成了良好的职业氛围,促进和实现了学生顺利、对口和优质就业,富有创新的思维和扎实有效的实践,已初步彰显出了其作为全国示范校的积极影响力。

以“打造金融类高职第一品牌,引领服务类高职改革创新”作为示范目标。“打造金融类高职第一品牌,引领服务类高职改革创新”,不仅是学院示范建设的一句口号和一个目标,也是一种责任。近年来,学院连续举办5届全国金融类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论坛,参加人员达500多人次。同时,与山西、辽宁、陕西、广西、河北、内蒙古等地金融院校结对支持。学院自觉担纲教育部高职高专经济类教指委副主任委员和秘书长单位职责,发起成立全国财经类院校高层理论论坛并成立联协会,具体研究财经服务类高职院校建设发展的制度和机制,凝聚力量,引领发展。

构建行业、校友、集团共生态开放合作办学模式。“根植产业,融入行业,服务企业,强化职业,优质就业”是近年来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的实践探索,“举行业旗,聚校友心,走集团路,创金院业”是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改革发展的积极探索,构建在这一模式基础上的大面积订单培养,作为办学体制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有机创新的银领学院的创设和良好运行,表明了其对于高职办学精髓的理解和诠释。尤其是我校的凝聚全国校友力量,推进学生优质就业,促进教育质量提高的成功经验,更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创设教学资源、教学信息和师资培训三大全国示范平台。中国金融职业教育网、金融专业教学资源库和全国金融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基地是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示范建设中的三大公共平台项目。到目前为止,师资培训基地已成功举办院校长、教务处长、系(专业)主任、教师培训班多期,较好地传递了示范建设的经验;中国金融职业教育网已试运行;金融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也已启动。

大量的基于工作过程系统的项目化课程和教材建设获得成果。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及时将课程和教材建设成果总结反映和展示出来,牵头组织或主持编写21世纪金融类高职高专教材50多部,其中金融专业、保险专业已成系统,并有一批职业素质养成课程建设成果问世,这对财经类高职院校教和学问题的更好解决提供了积极而富有意义的帮助与借鉴。

与行业企业形成互动融合、亲密合作、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在宏观上,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承办的每一次全国会议都是与中国银行业协会等行业企业共同主办,体现了融入行业、校企合作、课证融合的寓意,这已经传递给了全国;在微观上,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教师撰写的每一本书,研制的每一个课件,都是专任教师与行业兼职教师共同努力的结晶,这已经充分展示给同行;在校内,学院引进了大量真实职场,举办了资信评级公司、保险公司业务部等,并整合全省各主要金融机构的力量,成立了浙江地方金融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应用型金融人才研究院、银领学院,并使其三合一,充分体现产业发展、人才需求、人才培养三者结合,从而有针对性地引导培养人才,促进学生优质就业,它对全国所有高职院校都产生了积极的启迪和影响作用。

创设作为高职院校办学本色的若干全国第一。多年来,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努力践行以学生为本的办学理念,致力于构建“关爱学生进步,关注学生困难,关心学生就业”的学生工作体系,积极履行学院社会责任,取得了明显成效。在示范建设过程中,学院从国家示范性建设高度研究问题,将示范建设落实到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上,使示范建设最终让学生得益、社会满意。学院于2007年11月3日在国家示范校建设启动一周年之际,发布了中国高校第一份社会责任报告,做出了若干社会承诺,并确定5月23日为爱生节(这是中国高校第一个爱生节),引起了社会和媒体的极大关注和极佳评价。2008年,学院以“关爱学生”为主题的2008社会责任报告即将出台。与此同时,学院发起成立并主持了全国第一个示范高职院校建设研究中心,真正履行示范校的社会责任和对学生的负责态度。

综合所述,我们认为,在机制创新基础上的文化引领,应该是改革的示范、发展的示范、管理的示范最好的诠释,示范建设应该朝这个目标努力。(执笔人:周建松)参考文献

[1]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教高〔2006〕14号[Z].

[2]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Z].

[3]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视频会议上的讲话:2006-11-13[N].中国教育报,2006-11-14.

[4]张尧学.端正思想,建设好首批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J].中国高等教育,2007(3/4).

[5]马树超,范唯.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再认识[J].中国高等教育,2008(13/14).

[6]陈解放.基于中国国情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实施路径选择[J].中国高教研究,2007(7).在国家示范高职建设过程中培育和共享文化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作为教育部、财政部确定的首批28所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单位之一,率先在全国提出了“幸福建设示范”的理念,并在建设过程的各个环节探索凝练和培育形成了特有的示范性建设文化,不仅有力地促进和推动了学院示范性建设的顺利开展和各项目标的有效实现,而且极大地调动和激发了全院师生员工、合作行业(企业)以及广大校友的建设热情和建设潜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增添了各方参与示范建设的愉悦情趣和内在动力,成为国家示范建设进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正道是,示范建设是一次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的旅行,在乎的不仅是何时验收建成,更在乎的是建设过程中的心情。一、建设思想情感文化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于2000年开始举办高等职业教育的,学院于2003年率先被评定为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优秀等级,位列浙江省第一,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学院就确立了建设示范性高职院校的目标。正因为这样,我们有理由认为,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对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从情感上建设是:

——心灵上有情有义。即2004年开始,学院二届一次教代会就提出并确立了全面建设示范性高职院校,精心打造活力金院、特色金院、品牌金院的目标,对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充满深情厚谊。

——创建时有声有色。学院从2004年开始并主要于2006年全面实施创建活动,创建活动历时三年,其间明确提出行业、校友、集团共同创建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在全行业及广大校友中形成并产生较大而热烈的反响。

——建设时有招有数。学院明确提出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由行业、校友、集团和全院师生共同推动,坚持“依托行业,团结校友,集团发展”,致力于举行业旗,聚校友心,走集团路,从而有效地支持创金院业。

——建设中有文有武。即学院对于示范建设和工学结合,既有宏观战略的思考,也有中观层面的设计,还有微观层面的操作;既有理论的阐述和分析,也有项目案例的突破;既有整体推进,也有亮点闪现,以彰显特色和魅力。

——建设后有果有实。学院明确提出示范建设一定要在办学体制模式、人才培养模式、教育教学改革、专业课程建设等方面进行革命性改革,形成真实有效成果,并量化到具体,细化到枝节,形成真正的果实,验收时一定要有具体的实质性的内容(初步确定为128项成果)。

——发展看有形有神。即示范性高职院校建成后,从发挥长效机制和成为改革的示范、管理的示范、发展的示范这个角度看,既要有果实,更要有特色,真正体现出人无我有、人有我特、人特我优、人优我强,并形成高职办学的金院模式和金融特色。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求每一位师生员工吃透上情,把握世情,摸清内情,燃烧激情,奉献真情。二、建设目标成果文化

示范性建设目标既不是简单的数量表示,也不是枯燥的质量标志,必须从质和量的结合上形成标志性成果,这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将总目标确定为“打造金融类高职第一品牌,引领财经类高职改革创新”,并将其细化为128项成果。“128”具有三层含义:

——它是对第1批28所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单位数字的诠释。

——它公示于2006年12月8日。

——它要求项目成果总数为128项。具体为1个总目标,2个大类目标,8个子项。1个总目标,即打造中国金融高职第1品牌;2个大类目标,即办学模式改革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8个子项即5个重点专业+1个素质基地+2个公共平台,全部总成果为128项。三、建设理念思路文化

学院在编制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方案时,就确立了以下思路与理念:(一)思路

——开放办学共生态。即构建一个行业、校友、集团共生态的开放合作办学模式。

——校企融合共育人。即通过构建一个校企合作机制,推动校企合作育人的深入开展和有效进行。

——服务引领共发展。即作为示范建设学校,不仅本校的事业要顺利发展,而且要服务和引领其他学校改革发展,尽力推动高职教育百花齐放的良好发展局面。(二)理念

——幸福建示范。即从国务院的决定、教育部和财政部两部委立项的高度,从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专项支持推进高职改革发展和示范建设角度看,充分认识项目来之不易,以此来增强全院师生员工的幸福感。

——合作建示范。要求每一个专业聘请5~8名行业(企业)合作专家、5~8名同行(高职)合作专家一起实施示范项目建设并给予政策鼓励。

——开放建示范。倡导全院上下拥有开放的胸怀,善于学习和借鉴兄弟院校的有益经验、行业企业的有益成果,形成开放办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良好局面。四、建设力量动员文化

为了充分调动各方面参与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的热情,认真吸收和借鉴国内外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的有益做法和成功经验,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在建设一开始,就要求建立特有的力量动员机制来推动国家示范性项目建设,精心构建“六全”模式,着力打造品牌金院。

——依靠全行业合作支持。根据学院就业和服务主要面向金融行业的具体特点,最大限度地发挥金融行业的积极性,整合凝聚成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国家示范建设的支持体系。

——动员全中国校友力量。以校友会(1995年注册法人)为平台,充分发挥其在汇集力量、积聚资源、凝聚人心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支持母校开展示范项目建设。

——汲取全世界有益经验。不仅要学习借鉴TAFE、CBE、双元制等高职办学的成功经验,为我院创新所用,而且要整合吸收全世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有益经验,努力做到博采众长,融合提炼,以我为主,自成一家。

——整合全社会有利资源。即除了行业、校友、集团成员单位之外,凡有利于学院改革发展,有利于示范建设的各种有利资源都要加以整合和利用,以推动和改进自身工作。

——调动全方位积极因素。即建立科学健全有效的机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为示范建设和学院改革发展服务。

——创新全要素运行机制。即适应行业、企业需要,构建以地方为中心的运行机制,打破星期一至星期五工作、每天朝九晚五组织教学的模式和传统的寒暑假框架,改为按专业特点和企业需要调整教学组织流程、方式和时间安排,并改革管理制度和考核办法。五、建设过程氛围文化

示范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参与、合力支持才有可能顺利进行。学生是示范建设的最终受益者,青年教师的成长是关节点,学校运行机制的重新构建是重点。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示范建设过程中如何调度资源、凝聚力量是十分重要的,而如何让学生参与、形成校园建设氛围同样十分重要。我们的做法是:金融专业与浙商银行合作组建银领班,会计专业与浙江众诚资信评估公司合作组建众诚班,两个专业分别采用与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三批进程相衔接、数量相一致的办法,以营造示范建设的良好氛围,让学生感受和参与。

2006年12月,金融系与浙商银行合作组建银领班(1期),挑选28人组成教改创新试点班;会计系与浙江众诚资信评估公司合作组建众诚班(1期),挑选28人组成教改创新试点班。

2007年9月,金融系又组建银领班(2期),挑选42人进行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会计系也组建众诚班(2期),挑选42人进行会计信息化人才重点培养。

2008年9月,金融系再一次组建银领班(3期),挑选30人进行特色生培养;会计系也再一次组建众诚班(3期),挑选30人进行千日成长工程跟踪培养。

这一做法的目的就是要让全体学生都能体味国家示范性建设的建设进程、选拔机制以及相关要求。六、建设组织体制文化

根据教高〔2006〕14号、〔2006〕16号和〔2007〕12号文件有关精神,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建立了国家示范性建设特有的组织体制。它们分别是:

——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共由25名成员组成,院长任组长,分管财务、教学的副院长任副组长,其他成员22名。

——月度常务例会。院长主持,由领导小组正、副组长,项目办公室正、副主任组成,共9人,每月一次例会,有事协调,无事通报。

——项目管理办公室。共设3个科,分别是教研教改科、资金管理科、项目综合科,实行与教务处、财务处有分有合的体制,协调处理示范建设具体事务和项目整合事宜。

——日常协调小组。由主管项目建设的副院长会同项目办公室主任、常务副主任和3名科长组成,处理示范建设日常事务。

——子项目运作小组。每个项目设组长1人、副组长1~2人、核心小组成员3~5人、项目秘书1~2人,具体负责子项目各项工作,并落实相应责任。

——项目运行监督和评判。学院还设有资金使用监督小组和建设绩效评价小组,定期或不定期地对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和资金使用绩效进行评价和检查。七、建设运行机制文化

根据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工作的具体要求,为更好地激发和调动学院参与示范建设的热情,明确各方的职责和责任,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在详细构建组织体制的同时,还建立了具体的运行机制,也成为一道亮丽风景。

——全员参与制。即要求全体师生员工都要以饱满的工作热情、良好的精神状态、旺盛的建设精力、扎实的工作作风、严谨的治学态度参与示范建设,并在示范建设中考验干部、考察干部、考核干部。

——项目责任制。项目建设本身就是一种责任,明确项目负责人就是明确项目责任人。项目组长对项目负总责,副组长协助组长工作并承担相关责任,核心小组成员和项目秘书负责具体工作并承担相应责任。

——责任津贴制。学院对项目责任制中的每一位成员根据职责轻重和责任大小,按月发放相应的责任津贴(在学院项目外经费中列支)。

——绩效考核制。根据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的进程,学院每个学期都对项目建设进展情况进行节点验收和考核,并视建设绩效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与业绩评定和奖金挂钩。

——成果奖励制。即对示范建设中取得创新成果,采取组织推荐和个人申报相结合的办法,根据成果大小给予奖励,有些直接是经济奖励,有些则列入相关项目评定。

——全民共享制。即让每位教职员工都真正参与工作,切实感受运行,提高实际水平,让其享受创新成果和办学收益。八、建设生态环境文化

营造良好的建设环境、打造良好的建设生态是示范建设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根据长期的规范办学积淀,在示范建设中进一步加以确认和创新,营造了较好的生态环境,成为特有的优秀文化。

——项目带动整体建设。学院的中央及省两级财政支持5+1个重点专业就是6个专业群的核心,即学院的6个教学系。这样,重点建设带动专业群建设就与教学整体建设改革相一致,金融职业素质养成基地、中国金融职业教育网、全国金融职教师资培训基地全部整合了职能处室和公共教学部门的力量,真正形成了体现全员共建示范的局面。

——领导班子人人有责。从院长、书记到党政班子共7名成员,在大项目或在子项目上人人有分工负责的内容,有明确的责任体系,真正做到党政班子齐抓共管、班子成员人人有责。

——项目成果主体负责。即按照组长、副组长、核心成员、项目秘书的不同分工确定岗位责任,明确工作要求。相关成员在项目组的带领下开展各项目的工作,并享受其中的权和利,承担相应的职责。

——师生员工共同参与。由于项目分工所致,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的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项目建设真正做到了全体师生员工共同参与,人人有责,人人尽职,特别是以项目为载体的课程改革是全体教师会同行业(企业)共同参与的一个集体项目,学院也提出了在课程改革中发现教师、培养教师、使用教师的要求,基本做到了全体教师参与课程建设。

——行业(企业)合作支持。根据开放办学共生态、校企合作共育人、服务引领共发展的建设思路,学院的各个子项目都在行业(企业)合作支持下展开和实现,发挥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成效。

——兄弟院校协作互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在建设过程中,充分利用其作为教育部高职高专经济类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秘书长单位及全国金融职业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的有利条件,成功牵头主办了五届应用型金融人才培养论坛,两届财经类高职示范性建设研讨会和全国财经类高职院校建设高层论坛,真正将同类学校、同类专业都带动了起来,真正发挥了服务引领作用。九、建设成果创新文化

经过近三年的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创建及建设活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的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不仅使考生青睐、家长欢迎、社会满意的局面进一步形成,而且成就和创造了若干第一。

2007年11月3日,发布中国高校第一份社会责任报告,向社会昭示并培育高职教育的责任文化。

2007年11月3日,建立全国第一个示范高职院校建设研究中心,以加大对示范建设过程的研究和交流。

2008年5月23日,确立中国高校第一个爱生节,向全社会昭示并培育高等教育的生本文化。十、建设成果评价文化

也许是偶然,也许是必然,也许是巧遇,也许是刻意,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示范性建设项目管理办公室主任和两名常务副主任“代表”了示范建设成果评价的要求,主任姓方两位副主任都姓章(而且分别分管财务和教研教改)。“章”是圆的,代表着圆满有章法,昭示着他们能圆满地完成教育部、财政部下达的任务,验收合格;“方”则棱角鲜明,代表着特色,即不仅要圆满完成任务,而且要形成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独有的特色和亮点,真正做到有形有神。示范建设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势必会形成诸多的成果,这些成果必然包含机制和文化。

以上所述的就是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的示范建设过程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可能比成果更重要,是更大的成果。(执笔人:周建松)建设“开放合作,尚德重能”的高职教育文化

文化是一个十分抽象、广泛的概念,但文化对事物发展的影响又是十分深刻而具体的。高职教育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助推器,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新的类型,在经历了大规模扩张发展、在规模上占据半壁江山后,如何真正办出特色,办出水平,提高质量,提升层次,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轨道,文化的形成和文化的影响力是不可或缺的。高职文化建设应从高职发展规律和特征出发,努力探索形成“开放合作,尚德重能”的高职教育文化,并在具体工作中加以实践。一、文化建设是高职教育内涵发展建设的重要内容

我国的高职教育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短期职业大学算起,应该说与改革开放的进程是大体相一致的。经过20多年的探索,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大致经历了朦胧探索阶段、新高职尝试阶段和大众化大发展阶段,逐渐从补充,到有其名,再到有其位,高等职业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和半壁江山的论断是其基本写照,对此论断的形成历经了理论形成、政策认同、舆论认可的过程。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文件)的颁发施行,2006年《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教高〔2006〕14号)、《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以下简称16号文)的颁发施行,明确了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个类型,解决了长期以来对高等职业教育认识模糊、概念不清的问题,确定了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为高等职业教育的特征,并明确了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各方的责任,标志着高等职业教育进入内涵建设新阶段。

高等职业教育的内涵建设是一项十分丰富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学生培养目标定位、专业建设与改革定位、课程改革与建设定位、师资队伍建设定位、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定位、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定位、政府发展支持政策定位、国家管理监控政策定位等方面都有具体而丰富的内容,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富有创新精神和熟练职业技能的一线人才是基本定位,加快以专业建设为龙头、课程改革与建设为核心、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为保证、专兼结构师资队伍建设为重点、工学结合为特征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则是基本的内容。在进一步规范高职教育发展、进一步完善改革的同时必须总结内涵建设的成果,并加以理论化、政策化。理论化是学界需要做的,政策化是政界要做好的。而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类型,作为中国职业教育体系的较高层次,要特色发展、持续发展、健康发展,能够形成广泛、深入、持久的影响力,其文化的作用功不可没。文化是内涵的根本,而文化化则是内涵建设的核心和基石,是高职院校共同的任务。二、探索形成“开放合作,尚德重能”的高职文化

要将高职内涵建设的成果理论化、政策化甚至文化化,那么,高职文化源于何处,又如何形成,怎样凝练呢?(一)从高职教育的本质定义看

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尝试办学初期,作为高等教育的补充,短平快、少投入、快产出是其主要政策导向,压缩饼干式教学是必然现象。应该说,从当初情况看,高职教育就是高等教育的补充。高等教育在进入大发展阶段后,人们对高等职业教育始终在争论中探索发展,“姓高名职”“姓职名高”“高职复姓”“高职合姓”,尽管人们的表达方式不一,但强调高职教育具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共同性,这一点是一致的。事实上,迄今为止,就高职教育而言,国家在法律法规上抑或在管理政策上,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往往兼而有之,只是重心和力度不同而已。虽然高等职业教育“姓高名职”“姓职名高”“高职复姓”“高职合姓”看起来并不重要,但从理论化、政策化、文化化要求看,似乎“高职复姓”更有意义,更符合逻辑。这既有利于把高职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重要类型加以推进发展,也有利于作为职业教育的一个较高层次不断加以提高完善,真正办出特色、办出水平。正是从这个角度讲,高职复姓名“经”,简称“高职经”,意义更大。所谓名“经”,它强调了高职教育的职业和经济属性,这与德国所倡导的职业教育的经济属性,提倡经济部门具有办职业教育的职责是相通的,有利于最后切实做到“念好高职经,推动可持续发展”。(二)高职文化的三大来源

从高职文化的三大来源认识“高职复姓名经”这一概念,我们就可以梳理出高职文化的三大来源,即大学精神、职教规律、经济理念。第一,大学精神。尽管人们对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有不同认识,并有不少纷争和讨论,但一般地认为“人文关怀、理性追求、自由独立”是基本内涵,这也是影响和引领大学发展的最基本思想,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精神对其发展应该起着引领作用。第二,职教规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高等职业教育属于职教范畴,它是中国特色初、中、高等职业教育体系的较高层次,对于这一体系如何构建。这一规律如何运作、较高层次高到何级,至今仍有不少争论,但我们认为职教规律有其具体的根本的东西,这就是“职业情怀,经世济用,开放合作”,强化职业属性、强调实用主义、重视开放与合作应该是职业教育的本质内涵。第三,经济理念。市场经济的理念究竟是什么,可谓众说纷纭,竞争、风险、合作、创新、创业等兼而有之。从与教育联系的观点看,以下三个要素比较一致,这就是“创业心怀,效能至上,和谐共赢”。高职教育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环节,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引进市场经济理念进行管理。(三)高职文化如何凝练

根据前面的分析,“念好高职经,推动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在文化层面有所创新,有所建树,而大学精神、职教规律、经济理念之间应该建立一条主线,那就是大学精神引领、职教规律办学、经济理念管理。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共性的、规律性的东西,即与普通大学教育相比,高职教育更强调开放性(即面向行业、企业和社会的开放),更强调合作性(即与行业、企业和用人单位的融合);与社会培养机构相比,更强调学生素质(尤其是职业道德、社会公德、职业理想等),更强调学生的能力(尤其是从事业务工作的动手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等)。当然,作为一个学校,则更应强调和提倡贯彻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以师为本的办学理念,重视培养学生的理性追求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这自然也可以包含在“德”之中。正因为这样,我们可否这样定义高职教育——基于生本理念和理性精神指引下的开放合作育人体系?而高等职业教育的主文化就是“开放合作,尚德重能”。三、弘扬“开放合作,尚德重能”的高职文化

探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职文化是全体高职人的追求,而文化的发扬和弘扬更需要全体高职人的努力。(一)从学校发展来看,外部市场、特色定位、学生素质三者同样重要

也就是说,一个高职院校的领导者必须以真诚的心态、开放的胸怀、合作的愿望来建立、开拓和发展自己的服务市场和学生就业市场,即一大批合作企业和一大批实习基地。与此同时,这个市场不应该是漫无边际的市场,而是与学校愿景和条件相一致的市场即特色市场定位。在这一过程中,还要着力抓好学生的素质培养,以过硬的毕业生素质来赢得发展,拓展有效市场,形成自身的特色发展。这实际上就是说,高职教育必须坚持开放性、职业性和社会性。(二)从学校建设来看,大楼建造、大师培育、大爱文化三者缺一不可

作为一所高等院校必须有现代化的办学条件、现代化的教育设施,必须有大楼林立。与此同时,作为一所高等学校,必须有一大批满腹经纶、善教能做、了解实践的大师,以引领专业建设、课程改革和教书育人。更重要的是,作为一所高等学校,必须注重人文精神的培育,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以生为本的教育方针和以师为本的办学理念,弘扬大气大爱的校园精神,以此推动学校良性发展。(三)从学校文化培育来看,人文关怀、职业情怀、创业心怀三者有机融合

作为培养人、造就人的场所,必须以人为本,注重、提倡和讲究人文关怀,注意培育学生的人文精神。与此同时,作为一所职业化的高等学校,必须注重培育学生的职业情怀和创业心怀,注重培养学生和教师良好的职业道德、职业理想、职业纪律、职业责任,培养学生的就业和创业能力,形成人文、职业、创业三者融合的文化氛围。(四)从学校对教师的要求来看,高等学历、教学履历、企业经历三者不可偏废

作为高职院校的教师,必须接受过高等教育,最好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水平,以体现作为高校教师的水准;与此同时,应该具有一定的教学工作经历,懂得教育学、心理学、教师职业道德和法律法规。在这种情况下,教师若具有丰富的企业工作经验和技能,实现三者统一,则一定是理想之师。忽视了后者,不能体现出职业教育的要求;忽视了前二者,则学校的特征则必然被淡化。当然,可以通过专兼结合教学团队建设加以弥补和完善。(五)从学校对教师的考核来看,教师素质、职教能力、科研水平三者兼收并蓄

作为一名教师,必须具备教师的品德和素质,据此来实现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目标;作为职业教育工作者,必须强调其职业教育教学能力,了解职业、懂得职业、掌握职业、跟踪职业、研究职业、发现职业是其重要能力,必须切实重视;作为一名高等学校的教师,其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能力也应当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也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服务行业(企业)和社会能力的需要。(六)从学校对学生教育来看,人生理想、职业素养、社会规范三者综合培育

崇高的人生理想、严格的社会规范是高等学校育人的根本任务,也是高等学校的基本职责,它首先要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必须是建设者和接班人。与此同时,高等学校要将学生的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放在突出位置,注重学生德和能的统一。(七)从学校对学生培养来看,初岗能力、转岗能力、发展潜力三者有机衔接

高等学校既要按照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劳动者的要求培养学生的初岗能力,使学生初次就业有敲门砖,又要特别强调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即转岗能力和岗位迁移能力,使其学会做事的技能、创新做事的方法,最终使学生抓住机遇、提高自己、发展自己,真正将自己的能力建立在适应市场、与时俱进的平台上。(八)从国家高职发展政策来看,政府支持、企业(行业)参与、学校自觉三者必须协调

高等职业教育不是一个低层次、低水平、低投入的教育,必须也应该有政府的支持,而且需要政府的主导性投入和扶持。与此同时,作为以就业为导向、服务为宗旨的职业教育,国家应通过立法和政策引导等途径推进行业(企业)的参与,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职业教育的良好风尚。在这种氛围中,广大高职院校按照开放合作、尚德重能的文化自觉地进行培育和建设,高职教育一定会更加茁壮、健康地发展。(执笔人:周建松)基于文化视域的高职教育内涵发展研究

自20世纪末国家大力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以来,高等职业教育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快速发展,无论是办学规模还是在校生人数均已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然而,2010年以来,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逐渐陷入一种令人困惑的局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了“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三大发展战略,整个高职战线因为自身的双重属性定位而期待可以兼得两项政策实惠,然而,随着新一轮教育改革政策的出台,有关高职教育的推进举措却力度不大。与此同时,近两年部分高职院校遭遇生源危机,发展受到制约。对此,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高职教育怎么了?高职教育怎么办?笔者拟基于文化视域,将高职教育发展作为一种内含着特定价值规定和行动规律的制度化过程,分析和研究当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和主张。一、高等职业教育的生存现实:规模上的“半壁江山”与吸引力上的“弱势群体”(一)发展脉络:议题与政策

众所周知,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一个专门教育用词在我国出现只有30年左右的历史,国家真正开始有意识地发展高职教育则只有20年时间,直到200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2006年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才真正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被称之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类型的高职教育,在其短短3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虽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一直处于议题中心,但是在政策上,尤其是同期教育财政投入上却并非处于重点发展的地位。大致而言,这种政策地位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85年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至1994年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近10年间,国家虽然明确了职业教育的发展方针,出台了诸多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政策,然而由于改革的重心落在“调整中等教育结构”,中职教育发展是重头,且当时国家财政实力有限,因此,高职教育实际并未获得太多的财政投入,强调更多的是“多渠道、多层次、多样式”和“大家办”。恰在这一时期,高职教育从短期职业大学起步,在“三不一高”的体制、社会环境下艰难求生存,打下基础。

第二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在1992年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的推动和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等重要文件的指引下,我国高等教育体制尤其是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变革,基本解决了我国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中“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等问题,打破了部门办学管理体制,形成了中央和省两级管理、以省为主统筹管理的新体制。90年代后期,中央启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次教育结构大调整,大力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通过“联合、调整、合并、共建”等形式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借助“改革、改组、改制”等手段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这一时期,国家通过法律、政策明确了“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重任”,下放高等职业学校设置审批权限,高职教育在“三改一补”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形成了“六路大军办高职”的局面。到“十一五”末期,高职院校数量超过本科院校,在校生规模则与本科生相差无异。到2011年,全国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等职业学校数量达到1276所,占普通高等学校总数的60%,全国普通高职院校招生数为325万人,占[1]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总数的47.7%。

应当看到,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职业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为850万个家庭培养出第一代大学生,为大量小微企业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持,为推动我国区域均衡发[2]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使得高等职业教育在基本价值之外,增加了经济发展和社会人文价值,从而有助于深化普通民众对于高职教育的认识。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这样的基本事实:第一,无论从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的整体发展脉络,还是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格局来看,国家对高职教育的重要性认识和政策推进力度相对较弱;第二,从当前社会认同度来看,高等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影响力依然十分有限,相对于普通本科教育而言,高职教育依然是“低级教育”,相对于“985工程”“211工程”院校而言,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依然是“弱势学校”。总体上看,高职教育虽总是与教育发展中心议题密切相关,但是在实际政策推动上远没有达到其应有的重要地位。(二)发展模式:中央与地方

从高职教育本身的发展模式来看,“政府主导、学校主体、企业参与”是其基本特征,尤其是政府的政策指导和财政投入是推动当前我国高职教育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具体到中央和地方的角色分工而言,则呈现出“中央给政策、地方出实力”的特征。例如:中央推动实施了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确定发展目标与推进举措并给予财政资金投入,而地方政府则主要负责确定学校发展导向,提供配套资金,同时为高职院校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育质量提供土地、人事、专项资金等多方面的支持,由此中央与地方紧密配合,对整个战略的顺利实施发挥了重要的拉动和动员作用。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先后立项100所学校,中央财政投入30亿元左右,拉动地方投入100多亿元,对提升高职教育的影响力、吸引力及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对高职教育内涵发展的推动和质量的提升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但是这种发展模式也存在内在的矛盾,其中最根本的是中央与地方对高职教育具有不同的认识和推进步调安排。就中央而言,大力发展高职教育,虽有加速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现实考虑,但是更多地是基于职业教育对于提升劳动者素质、推动产业升级的正向关系认知而做出的国家战略决策。然而对地方政府而言(尤其是地市一级政府),办高职教育的主要着眼点并不在其“职业性”上(从培养产业工人、提升就业质量角度,中职教育反而更具比较优势),而在其“高等性”上,是一种出于认识到“大学”背后所蕴含的人才专家汇聚、科技文化内聚价值所产生的长远政治考虑,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前地方政府在推动校企合作方面缺乏实质性的政策保障,而这一点恰恰是深化职业教育内涵的核心要素之一。(三)发展预期:力度与路径

从政策导向层面而言,当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基本政策是明确的,但是否已成为整个战线的共识则存在疑问。笔者认为,当前整个战线在高职教育发展政策和高职院校自身的发展预期两个问题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协调。

第一,在当前高等职业教育的整体政策推进力度上存在失落心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之初,高职战线普遍存在一种“要以半壁江山为基础,努力打造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体系”的二次创业激情,但是随后的相关政策出台显然低于人们的普遍预期,加之2010年以来部分地区出现的生源短缺压力,更使高职院校的主办者和管理者产生了一定的受挫心理。当前最大的问题仍然是高职教育投入资金总体规模偏小,不仅远远比不上本科相关质量提升工程,而且已承诺的相关政策落实情况也十分严峻。

第二,在高职院校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问题上存在矛盾心理。从理论上看,要破解当前高职教育发展难题,实现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必须思考路径选择,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高职教育界对究竟应该是“提升层次、跨越发展”,还是“安于现状、深化内涵”存在相当[3]大的分歧。从相关政策看,国家对高职院校明确2020年之前不考虑“升本”问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设民办本科院校或二级学院的“口子”则相对宽松,两相作用难免使高职院校产生自主发展需求。例如:尽管2011年以来的相关政策明确提出要深化“中高职衔接”“推进中高职一体化”,但是在具体实践中,高职院校对此积极回应者并不多见,反倒是在探索与本科高校开展合作办学、联合培养“高职本科”的工作上,近年来的实践案例不在少数。二、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视域拓宽与现实重构:文化视域的引入

笔者一直以为,在规模上占据半壁江山以后,高职教育需要坚持类型特色,转向内涵发展。然而,要实现内涵发展,除了要确立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基本能力建设以外,关键是强化对高职教育的自我认知,提升自我认同度和自主发展能力,用文化视域去审视和研究高职教育的发展路径,用文化内涵去凝聚和深化高职教育的发展共识,用文化价值去积聚和内化其发展动力。(一)作为制度化过程的高职教育发展与文化视域的意义

要真正实现高职教育的内涵发展,首先必须明确究竟在何种意义上理解高职教育的“内涵”,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还远远没有取得基本共识。笔者认为,应当从制度的角度去理解高职教育,用制度化的原理去看待高职教育发展。所谓制度,最通俗的理解就是一种共同体的规范体系,任何一种制度,无论是自发形成的还是自主建构的,是正式的抑或是非正式的,均包括价值、规则和实效三个基本的要素[4]或视域。其中,价值代表制度所欲实现的某种目的或功能,可以说是理想的维度;规则代表内部主体行动或交往时必须遵循的准则,可以说是应为的维度;实效代表制度所产生的实际功效和作用,可以说是事实的维度。所谓的制度化过程,实际上就是制度内在的价值、规则和实效逐步在主体间内化并实现有效地自我认知、自我认同和自我发展的过程。由此而言,要准确、全面地理解高职教育的内涵,必须明确其内在的价值、规则和实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要从高职教育的基本规律出发去理解高职教育及其发展问题,而以往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从高职教育发展的实效、投入产出比、量化指标上去认识和评估高职教育发展,甚至简单地将高职教育作为一种产业来看待,用产业化思维去指导和指引高职教育发展。

就当前而言,如果我们将高职教育理解为一种制度形态并从制度化的角度去考察高职教育发展,最为关键的任务就是要深入审视其文化价值内涵,拓宽其文化发展视域。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制度的核心价值,它既是一种人类交往的结果,同时也规定和影响当下的社会生活。文化的基本功能在于自主意识的塑造(认知与区分)、自我价值的凝练(认同与整合)和自我发展的促成(激励与超越),其功能发挥的主要途径是内在价值与意义的不断阐释和重构,它应当成为规则[5]建构和实效评估的最终标准。换言之,文化视域的引入意味着我们要不断地去追问和审视高等职业教育这一制度存在的自我价值和意义规定,强调主要从价值内涵去寻找实现自我发展和自我超越的路径,而高职教育当前之所以会存在发展的困惑,从某种意义而言,就是缺乏一种文化发展视域的结果。(二)文化视域下的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现实

从制度内涵和文化视域审视高职教育发展的现实,我们至少会发现三个比较突出的发展瓶颈:(1)自我认知不一。高职教育发展已经30多年了,但是关于高职教育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教育、高职教育应该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共识。不仅国家层面的政策性文件在不断地变换着关于高职教育定位的用词和提法,高职院校自身更没有深刻地去反思高职教育的本源是什么,而是习惯于简单地重复政策语言,或是用“行业、企业、职业、专业”等词汇“打包”概括,或是着力于用“专业”概念把自己同普通本科的“学科”概念区分开来。笔者认为,高职教育作为一个类型,其最大的特点和特色就是技术技能的培养和职业素质的养成,强调实践性知识的掌握而非理论性知识的传授,因此必须加强实践教学,必须实施校企合作、工学结合。(2)自我认同不足。高职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类型,政府层面和社会层面对它认同不足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任何一种制度都要通过其自身的发展逐步获得肯定,这一点绝非只要短短30年就可以实现。值得反思的是,高职教育战线本身存在自我认同不足甚至自我贬低的心理。在这样一种文化心理作用下,高职教育很难实现自主、良性发展。(3)自我发展不强。目前,国家已从法律和政策上明确了高职教育是一种独立的类型和未来强化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发展方向。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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