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巴西）鲍里斯·福斯托,塞尔吉奥·福斯托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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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史(东方剑桥世界历史文库)试读：
前言
我必须坦陈，为英语世界的读者撰写一部综合性的巴西史势必面临一系列的挑战。一开始，我就假定英语世界对巴西历史并不太了解，因此我宁愿强调历史叙事，向读者介绍我认为重要的大量知识。这种选择有明显的好处，包括可以避免将读者的知识差距视之当然。然而同时，引领读者走向历史叙事的道路不仅在方法上是落伍的，而且可能导致对重要事件的粗浅理解。
我努力将这一缺陷降至最低，方法是将历史叙事同围绕巴西历史进程中的核心议题——比如巴西奴隶制的本质、巴西一俟独立就保持统一，以及巴西近期从威权政府向民主政府转变的特征等——展开的讨论结合起来。
我也力图告诉读者更具重大意义的史学争论——当时这些争论屈从于对过去的不同解释，同时表明历史就是不断经受反复评估和提炼的知识。
当读者开始阅读本书，他们会更加清楚我的初步假设，不过至少有一点需要澄清。在讨论巴西历史进程方面，我拒绝接受两种相对立的倾向。一种倾向是将巴西历史看作是一个以不断的进步为特征的演进趋势。这种简单化的观点业已被近年来发生的事件证明是不正确的。另一种倾向是强调惯性，比如认为由政治庇护、腐败，以及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等带来的问题都是一样的，经年累月都不曾发生任何变化。
吊诡的是，后一种倾向既同革命的意识形态相关，又同保守的思想观念相连。对革命者而言，他们在各个层面上都将政治和社会控制看作是完全一样的，由此导致他们产生这样一种思想，即服务于渐进变革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革命者偏爱裂变和猛然切割。同样怀有这种惯性思维的保守派思想者往往怀疑变革。或者说，在其更加缜密的思维里，他们青睐于威权政府的干预，因为这种政府的目标是强制规定国家发展的新方向。
我的阐述和这两种观点均相左。我循序渐进地试图证明，在延续和适应中，巴西在发生变化——有时候在政治领域，有时候在社会经济领域，有时候同时发生在两个领域。
此外，我还要指出的是，严格来说，文化表现并不是本书的目的。有意忽略这一点并非意味着文化无足轻重。我决定避而不谈文化，这是因为社会政治现象和文化现象之间的相关性——因这两种现象非常复杂且很重要——值得用一整本书来讨论这个话题。
考虑到撰写本书的目的，我并没有对注释和参考来源作注释。如果这可以让本书更加轻松阅读的话，它同时也给我带来一个问题。本书的相当内容应当归功于其他作者的著作，我为了自己的写作目标从其中精选和吸收了许多。我该如何引用这些作品而不会不公正，也不会冒险被控剽窃？我试图在本书最后的参考文献部分解决这个难题。我的参考文献并没有穷尽我查阅的所有来源，也并没有提及全部基本的参考书目。我仅仅涵盖了写作本书过程中查询过的文献。当然，我借鉴这些文本本身表明我认为它们是重要的。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朋友和同事赫伯特·S.克莱因（Herbert S. Klein），他的建议和关照鼓励我写完了这本书。第一章 殖民地巴西（1500—1822）1.1 海外扩张和葡萄牙人到达巴西
葡萄牙人到达今天的巴西海岸是在1500年4月。这次事件不过是葡萄牙人15世纪早期开启的海外扩张的众多插曲之一。
为什么像葡萄牙这样一个弹丸之国会在15世纪初，即先于效力西班牙的哥伦布到达美洲前近100年，就开始扩张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止一个，而要回答它则需要考虑众多因素。首先，葡萄牙截然不同于欧洲列国，因其是一个独立国家，且目光并非局限于本国一隅。尽管葡萄牙人当时尚不足以与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相匹敌——最终分别在13世纪和14世纪超过了他们，但葡萄牙人积累了丰富的长途贸易经验。此外，在葡萄牙人取得对国际贸易的控制权之前，热那亚已经投身于扩张，并使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成为其商业事业的主要中心。
此外，葡萄牙和地中海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往来也有利于这种贸易实践。而贸易量增加，这可以从货币越来越成为一种支付手段进行判定。毫无疑问，葡萄牙靠近大西洋岛屿和非洲海岸助长了葡萄牙人对海洋的偏爱。受当时技术能力的限制，海员出海依赖特定的洋流。这一因素既有利于葡萄牙港口，也有利于西班牙西南部的港口。
但葡萄牙政治史上有其他一些因素至少和上述因素一样重要。葡萄牙并没有逃脱波及整个西欧的危机。尽管如此，葡萄牙面临的政治环境仍优于其他王国。在整个15世纪，葡萄牙都是一个“联合王国”，很少有内部动荡和纷争的困扰。而在法国、英格兰、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并非如此——四国均卷入了战争和王朝纷争。
1383—1385年革命是葡萄牙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它巩固了葡萄牙王室。纷争的起源是谁应当继承葡萄牙王位，结果里斯本的资产阶级掀起了叛乱。随后爆发了一场大众起义，编年史学家费尔南·洛佩斯（Fernão Lopes）将其称为“平民造反”。这场革命和同期震撼西欧的其他事件相似，但结局却截然不同于农民起义，因为在其他国家，农民起义都被强大的领主所镇压。当由葡萄牙大贵族支持的卡斯提尔国王进入葡萄牙、控制王室之后，王朝继承问题就变成了国家独立问题。这两大因素的交汇保障了葡萄牙独立和堂·若昂（Dom João）继承王位。革命的中心人物是堂·若昂，佩德罗一世（Pedro I）的私生子，也被公认是阿维什骑士团的大统领。
尽管一些历史学家认为1383年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暴动，但最终却因阿维什大统领推行的政策加剧了权力向国王的集中。葡萄牙社会有影响力的诸群体——贵族、商人和新生的官僚阶层——都团聚在王室周围。这是一切探讨葡萄牙对外扩张原因的基点。当时，国家，更确切地说是王室，是唯一有能力成就伟大事业的实体，因为国家的权力和稳定是推进这种努力所不可或缺的。
最后，不应该忘记的是：15世纪初，海外扩张符合葡萄牙社会不同阶级、不同社会群体和不同机构的多样化利益。对商人而言，扩张提供了财富的前景。对国王而言，这是一个创造新的收入来源的机会，因为当时王室收入已经锐减。此外，它既是避免贵族无事生非的良策，又是获取荣誉的源泉。对贵族和教会而言，无论是效忠国王还是侍奉上帝（向异教徒传播基督教教义），都必然获得奖赏和在葡萄牙狭隘的体制内越来越难以企及的职位。对普罗大众而言，出航意味着移民和寻求更好的生活，意即摆脱压迫。从这些汇聚利益中唯一得不到好处的是大地主，因为对他们而言，人的离开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增加。
这就是海外扩张成为一种国家大冒险的原因：每一个人，或者说几乎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并一直持续了几个世纪。
追求冒险并非只是寻求财富。五个世纪前，有些大陆鲜有人知，或者完全没有被发现。有些海洋尚有待被横渡。所谓的“未知之境”激起了欧洲人的想象。在这些不为人知的地域，欧洲人在不同的情况下预见了奇异的王国、可怕的生物和人间天堂的精确位置。
比如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他曾认为将在内陆深处碰到的人有些只有一只眼睛，而另一些则看起来像狗一样。他看到美人鱼跃出海面，却对其面庞感到失望——它们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美丽。在其中一封信中，他提到远西地区的人出生时带有尾巴。1487年，阿方索·德派瓦（Afonso de Paiva）和佩罗·达科维良（Pero da Covilhã）离开葡萄牙寻找前往印度的陆路通道时，随身携带着堂·若昂二世要求确定普雷斯特·约翰（Prester John）统治的疆域的指令。传说，普雷斯特·约翰是智者（Wise Men）的后裔，穆斯林的死敌。至少从12世纪中期开始，普雷斯特·约翰是欧洲人幻想世界的一部分。这个传说有其现实根源：在非洲东部有个埃塞俄比亚，那里的黑人已经接受了基督教的某个分支。
这些和海洋冒险相关的梦想不应当被看作是借以掩盖物质利益的幻想而横遭鄙夷。不过，毫无疑问，特别是当世界的轮廓变得愈加清晰可辨、殖民化的实际问题成为关注焦点，物质考虑就占据了上风。
综合分析葡萄牙的对外扩张时，还有最后两点应当提请注意。一方面，这种扩张被看作是对所谓航海技术的一次重要革新。卢西塔尼亚人（Lusitanian）的船只驶往几内亚时，航海图上还未标示经度和纬度，而只标有方向和距离。象限仪和星盘的改进可以让驾驶员利用星星定位船的位置。这是一项重要的革新。1441年开始投入使用的三桅帆船帮助葡萄牙人改进了船只设计，使其更加符合当时的条件，不仅吃水浅，而且速度快。这种轻型帆船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陆地，且可以避免搁浅。三桅帆船被葡萄牙人视如拱璧，在16世纪和17世纪往返巴西的航线上充斥着这种航船。
另一方面是关于世界观的渐进变化，这一点在杜阿尔特·帕谢科·佩雷拉（Duarte Pacheco Pereira）、迪奥戈·戈梅斯（Diogo Gomes）和堂·若昂·德卡斯特罗（Dom João de Castro）等葡萄牙人文主义者身上表现尤其明显。海外探险一再表明，陈腐的思想观念是多么地错误。比如，托勒密的《地理学》一书中关于世界的描绘就被一手经验证明是错误的。基于这种情况不断出现，古代的权威也开始遭受质疑。
黄金和香料是葡萄牙人最渴望获取的物品。他们对黄金的兴趣很容易理解，即被视作是一种可信赖的交换手段。亚洲的贵族用黄金装饰庙宇和宫殿，以及作为服装的佩饰。不过，为什么香料，或者准确地说是调味品，不能充当交换的手段呢？
调料价格高昂的原因可能有二：当时的食品保存技术有限和人们的饮食习惯。中世纪的西欧历史上是“肉食文明”。每年夏初时节，乡下无处觅食，大量的牲畜被宰杀。肉被储藏起来并用盐腌渍，用烟熏制并在太阳底下晒干。但这是一种不太安全的保存方法。鱼也是用这些方法保存。然而，这些加工程序常常导致食品口味不佳。这时就需要调味品，添加胡椒有助于掩盖腐味。调味品也被用于当时的流行食品，就像咖啡一样，后来在全世界被大量消费。在15世纪和16世纪，黄金和香料的需求总是旺盛，但也有其他一些非常受欢迎的商品：鱼、肉、木材、染料、药草，后来还渐渐增加了会说话的工具——非洲奴隶。
1415年北非海港休达的征服通常被认为是葡萄牙海外扩张的开始，随后有条不紊地推进到非洲西海岸和大西洋的岛屿。非洲海岸的探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时53年。它始于1434年吉尔·埃亚内斯（Gil Eanes）通过博哈多尔角（Cape Bojador），终于1487年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 Dias）绕过令人生畏的好望角。瓦斯科·达伽马曾深入印度洋，因此他到达印度——一个难以捉摸的香料和梦想之国——是有可能的。之后，葡萄牙人直奔中国和日本，影响甚巨，以致日本历史学家将1540—1630年的时期称之为“基督世纪”。
葡萄牙人没有深入非洲大陆腹地，而是沿海岸线建立了一系列的防卫森严的商栈（feitorias）。葡萄牙王室控制了非洲贸易，垄断了王室黄金交易，并要求铸币厂（Casa da Moeda）铸造货币。1481年前后，葡萄牙王室又设立了作为专司非洲贸易的海关——黄金海岸公司或称几内亚公司（Casa da Mina or Casa da Guiné）。葡萄牙人从非洲西海岸带回了少量的沙金、象牙（到那时为止，象牙还来自埃及并被阿拉伯商人所控制）和从干红辣椒中提炼的胡椒粉。1441年后，他们开始专业贩奴。起初，奴隶们被运到葡萄牙，从事家庭服务和城市工作。
葡萄牙人占领大西洋岛屿的历史是截然不同的。在那里，他们实行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尝试，即在规模农业中使用奴隶劳工。在与西班牙人的冲突中，葡萄牙人丢掉了加那利群岛（the Canary Island），但紧紧地控制了其他岛屿：马德拉群岛（Madeira，约1420）、亚速尔群岛（the Azores，约1427）、佛得角（Cape Verde，1460）和圣多美（São Tomé，1471）。在马德拉岛，有两种平行的耕作系统相互竞争。传统的小麦种植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小地主，而与此同时蔗糖种植异军突起。这两套耕作系统均依赖奴隶劳工并得到了热那亚和犹太商人及代理商的资金支持。
蔗糖经济最终胜出，但它的成功到头来昙花一现。蔗糖经济的快速衰落既有内因，又有来自巴西和圣多美的蔗糖的竞争。事实上，葡萄牙人在圣多美岛建立的蔗糖大种植园制度同后来在巴西采用的制度非常相似。圣多美可以依赖奴隶的充足供应，因其靠近非洲海岸和加纳圣若热达米纳及阿克西姆的商栈。根据1554年的一项记载，在那里的甘蔗种植园或蔗糖厂（engenhos）做苦役的奴隶多达150—300名。圣多美在当时始终是输送非洲奴隶的中转站。这些奴隶从那里被贩到美洲或欧洲。17世纪，蔗糖工业开始出现萧条，奴隶配送就成为圣多美的主要经济活动。
1499年7月，达伽马远征队回程的第一艘航船到达葡萄牙，掀起了一股狂热潮。数月之后，即1500年3月9日，由13艘轮船组成的船队驶离里斯本。这次远征是当时所有远征队里声势最大的。船队表面上的目的地是东印度群岛，指挥官是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Alvares Cabral），一个刚刚三十出头的贵族。这支船队穿越佛得角群岛之后，径直西行，驶离了非洲海岸。直到4月21日，船队远远望见了后来被称为巴西的土地。当天，先遣队进行了简单登陆。次日，船队停泊位于今天巴伊亚（Bahia）州海岸的塞古鲁港（Porto Seguro）。
19世纪初，学界争论乍起：一方认为葡萄牙人到达巴西是由洋流带来的一次偶然事件，另一方则认为卡布拉尔先前知道新大陆的存在，因此开启了可谓是向西航行的秘密使命。各方证据都表明，卡布拉尔的远征目的地是印度，但并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欧洲航海家，特别是葡萄牙航海家，在1500年之前就可能到过巴西海岸。1.2 印第安人
欧洲人到达那片后来被称为“巴西”的土地之后，发现了住在沿海一带和巴拉那河-巴拉圭河流域的美洲印第安人。这些人口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同质性都非常之高。
尽管如此，仍然可以将其划分为两大族群：图皮-瓜拉尼人（Tupi-Guarani）和塔普亚人（Tapuia）。图皮-瓜拉尼人几乎都住在巴西沿海地带——北至塞阿拉州，南至帕图斯湖。图皮人，又称图皮南巴人，统治着从北部直至今天圣保罗州南部卡纳内亚的狭长的沿海地带。瓜拉尼人则住在巴拉那河和巴拉圭河流域，以及从卡纳内亚向南延伸至今天巴西南端的沿海地带。尽管这两个亚族群生活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但因其语言和文化的高度相似而被统称为图皮-瓜拉尼人。
在沿海一些地区，其他族群总是穿插于图皮-瓜拉尼人中，比如住在帕拉伊巴河口的格伊塔卡人（Goitacá），巴伊亚南部和今圣埃斯皮里图州北部的埃莫莱人（Aimoré），塞阿拉州和更北端的马拉尼昂州之间狭长地带的特莱梅姆白人（Tremembé）。这些族群被统称为“塔普亚人”。图皮-瓜拉尼人用这个通用语称呼与自己所持语言不一样的印第安人。
要分析这个土著社群及其习俗实属不易，因其文化与我们的文化截然不同，而且过去曾经——时至今日仍对巴西印第安人存有不少偏见。这种偏见或多或少呈现于编年史家、旅行者和牧师的作品，特别是耶稣会会士的作品中。
这些记录根据印第安人对葡萄牙人的抵抗程度而将印第安人区分为好人和坏人。以高超的军事才能和反叛精神著称的埃莫莱人（Aimoré）总是被描绘成坏人。在各种不同的记述中，印第安人通常像“人”一样生活在屋里，而埃莫莱人则像动物一样住在森林里。图皮南巴人因为仇恨而啖食敌人的肉，而埃莫莱人则是因为喜欢人肉的味道。当王室通过第一个禁止奴役印第安人的法律（1570年）后，只有埃莫莱人被明确排除于这个禁令之外。
另外还缺乏数据，但这既非源于理解错误，亦非出于偏见，而是因为数据难以获取。没有人知道500年前葡萄牙人来到新大陆时，在今天巴西和巴拉圭的土地上生活着多少印第安人。保守估计的话上述两地有200万印第安人；而比较大胆的算法，仅仅亚马孙河流域就生活着500万印第安人。
图皮人以狩猎、捕鱼、采果和种粮食为生。一旦土壤肥力耗尽，他们就临时或永久地迁往他处。图皮人为种庄稼，便伐木开荒。殖民者也采用了这种方法。他们种植大豆、玉米、南瓜，特别是木薯。木薯粉成了殖民地的主食。印第安人的经济处于勉强维持生活的水平，他们种什么就吃什么。每个村子都可以自力更生，村落之间少有食品互换。
不过，村落之间也有接触，目的是交换妇女和奢侈品，比如用以制作唇饰的大嘴鸟羽毛和宝石等。在这些交换基础上形成了联盟，一些村落集团袭击其他集团。战争和俘获敌人——他们在食人仪式的庆祝会上会被杀死——是图皮社会的重要活动。这些活动给男人带来的不仅是荣耀，还有新近俘获的妇女。
对印第安人来说，葡萄牙人的到来简直是一大灾难。乘坐大船、不远万里而来的葡萄牙人，特别是神父，在图皮人的心目中就像四处游历的大巫师一样。这些巫师走村串户，治病救人，占凶卜吉，畅游丰饶之地。而白人被认为是天赋异禀，他们既令人尊敬，又让人生畏、生恶。
但是，由于并不存在一个印第安民族，而只有一些零散的印第安部落且常年相互冲突，因此葡萄牙人有可能在其攻打反抗部落的斗争中找到本地盟友。倘若没有图皮族盟友的帮助，皮拉蒂宁加的圣保罗镇（今天的圣保罗州首府）可能在其存在的头几年就已经被塔默伊奥族（Tamoio）印第安人征服了。这并不是说，印第安人没有强烈抵抗过殖民者，当殖民者千方百计想奴役印第安人时，这种抵抗尤其强烈。
抵抗的一种特殊形式是自我隔绝，即不断地迁往更加落后的地区。在极其狭隘的范围内，这种策略保存了其生物、社会和文化等诸方面的遗产。
印第安人不是臣服，就是被征服，他们经历了文化暴力、传染病和死亡。印第安人和欧洲人的接触导致大量混血人口出现，至今仍能发现这个群体默默地存在于巴西社会的形成中。
但总而言之，用“灾难”这个词描述美洲印第安人的命运再合适不过了。在征服年代里，有数百万印第安人生活在巴西，而现今只剩下大约27万人。1.3 殖民化
所谓的“发现巴西”根本没有催生达伽马到达印度掀起的那种狂热。巴西的潜在好处和地理特征似乎尚不为人知。数年来，人们认为巴西不过是一个巨岛。巴西的闻名主要源于其异域风情的吸引：印第安人、鹦鹉和金刚鹦鹉。一些消息人士，特别是意大利人，开始将巴西称作“鹦鹉之国”。堂曼努埃尔国王起初将其命名为“韦拉-克鲁斯”（Vera Cruz），后又改为“圣克鲁斯”（Santa Cruz）。“巴西”这个名字最初出现于1503年。这同这片土地发现初期的主要财富——热带树巴西木有关。巴西木的木心红艳，常用以制作染料；质地坚硬，又可用来制作家具和造船。奇怪的是，在中世纪欧洲的神话传说中，也提到了“巴西群岛”或类似的称呼。在一幅1367年的地图中，出现了三个含有“巴西”名字的岛屿。这三个岛屿散布于亚速尔群岛、法国布列塔尼的纬度地区和爱尔兰海岸。
最初在巴西海岸的贸易尝试依靠的是和非洲海岸一样的商栈（feitoria）制度。巴西被租赁给里斯本的一家商业财团，为期三年。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是费尔南·德诺罗尼亚（Fernão de Noronha），他是一个新基督徒，获得了垄断权。而这种垄断权的代价是，他因此不得不每年派遣6艘船只探索300里格（约2 000公里）长的海岸线并建立一个贸易商栈。这家财团派出了几支远征队，但到1505年租赁期满后，葡萄牙王室显然自己承担了探索新大陆的责任。
在1500—1535年的头30多年里，主要的经济活动是开采巴西木，主要获取方式是同印第安人进行交换。巴西木并非簇生，而是散布各处，零星生长。随着沿海地区的巴西木日渐枯竭，欧洲人开始依赖印第安人的供应。集体劳动，特别是伐木，在图皮-南巴人社会中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活动。也就是说砍伐巴西木能够相对比较容易地和印第安人传统的生活方式融合在一起。印第安人主要是出售巴西木，次之是木薯粉，换回的则是布匹、刀具、铅笔刀和玩具——在葡萄牙人眼里，这些都是不值钱的便宜货。
一开始，巴西总是同印度相提并论，无论是作为通往印度的中途休整站，还是作为西班牙人（主要）试图发现的印度新航线。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到达安的列斯群岛（the Antilles），曾认为他到的是中国海。葡萄牙人争夺新大陆的所有权，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谈判并于1494年签署了《托德西利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世界由此分裂成两个半球，被佛得角群岛以西370里格（约2 200公里）的一条假想线分割成两个半球。这条线以西发现的土地归西班牙，以东归葡萄牙。
这条分界线引起了争议，因其永远不可能明确地划定托德西利亚斯分界线的位置（直到17世纪末，荷兰人才发明了精确测定经度的技术）。亚马孙河河口或者拉普拉特河河口属于谁的地盘？它们的北端和南端是属于葡萄牙还是西班牙？两条河都被视作西行通往印度的可能路径。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几支探险队相继南下直奔巴西海岸。最终，葡萄牙人费迪南德·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悬挂着西班牙国旗，穿越了今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峡。1521年，他横渡太平洋，到达了菲律宾。这一航海盛举却令西班牙人大失所望。西行的印度航线虽然被发现，但这条航线行程过长，而且没有经济利用价值。西班牙人的眼睛紧盯的是在其控制下的美洲大陆正被发现的金银。
对葡萄牙控制巴西构成最大威胁的并非是西班牙，而是法国。法国不承认《托德西利亚斯条约》，相反支持占领地保有（uti possidetis）原则，即谁实际占领一片土地，谁就是这片土地的所有者。由于巴西的海岸线过长，葡萄牙的巡逻队无暇顾及，法国就趁机做巴西木交易，并进行海上掠夺。后来，他们分别于1555—1560年和1612—1615年在里约热内卢的瓜纳巴拉湾和北部，即今天的马拉尼昂州建立了定居点。
政治上的考虑让葡萄牙王室相信对新大陆实施殖民是非常有必要的。马蒂姆·阿方索·德索萨（Martim Afonso de Sousa）的远征（1530—1533）成为葡萄牙谋求海上霸业第一和第二阶段之间的转变标志。这次远征的目的是巡查海岸线，探索陆地，同时努力确保实际占领。尽管1532年建立了圣文森特（São Vicente）殖民地，但追随马蒂姆·阿方索的殖民者并不能将土地传给其后代。
许多迹象表明，堂·若昂三世决定建立可世袭的都督辖区制度（captaincies）时，马蒂姆·阿方索仍在巴西。按照一系列同赤道平行的线和托德西利亚斯分界线，巴西被划分为15个都督辖区，每个都督辖区都被授予一个受赏都督。这些受赏都督出身各异，如有官僚、商人、小贵族，但其共性是同王室有某种关系。
受赏者名单中包括经验丰富的航海家马蒂姆·阿方索；军人出身的杜阿尔特·科埃略（Duarte Coelho）——他财资平平但在东方却迥然不群，逗留巴西因其在伯南布哥（Pernarnbuco）的成功而得到认可。另一位受赏者是豪尔赫·菲格雷多·科雷亚（Jorge Figueiredo Correia），皇家国库的书记官和大商人，他是梅姆·德萨（Mem de Sá）和卢卡斯·吉拉尔德斯（Lucus Giraldes）的合伙人，同时他也是由佛罗伦萨商人和银行家组成的吉拉尔迪（Giraldi）家族的成员。还有一个受赏者是佩罗·杜坎波·托里尼奥（Pero do Campo Tourinho），他卖掉了自己在葡萄牙的土地，带上600名殖民者奔往巴西。后因同殖民者冲突而被告到宗教法庭，托里尼奥随后被遣返到葡萄牙。1532年前，费尔南·德诺罗尼亚（Fernão de Noronha）获得了巴西第一个都督辖区，圣若昂岛，即今天的费尔南·德诺罗尼亚。在最初的受赏名单中，没有一个出身于高等贵族，因为当时在印度、葡萄牙和大西洋岛屿上做生意更有人气。
受赏者从王室那里获得授权，准许占有土地，但并没有土地所有权。受赏者既不能出售也不能分割都督辖区。只有国王有权变更或废除一个都督辖区。对土地的支配使得领主们在经济领域、征费和管理其都督辖区等方面拥有广泛的权力，比如开办制糖厂，设立水磨坊，甚或开发盐矿都需要缴费。葡萄牙王室对巴西木、贵金属、捕鱼作业都拥有专属权，因此缴给王室的费用或呈奉的贡金的一定比例同时也缴给受赏都督。在行政管理方面，受赏都督垄断了司法系统。他们可以建市设镇、分配用地、基于军事目的征召殖民者入伍，以及组建归其指挥的民兵组织。
奖励个人土地的权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会推动大庄园（latifúndios）的形成。在巴西，这些政府赠地被称作“份地”（sesmarias），意指授予个人的大片未开发的土地，受赠人有义务在五年内耕作该土地并向王室缴费。受赠人（sesmeiros）极少履行这种义务。一俟建立这些世袭的都督辖区，王室就不再将其特权局限于都督辖区的管控。国王保留对原材料和香料的独家控制权，同时还有权获得部分土地使用费。不仅如此，国王还保留了另一项权力，即有权裁决死刑案件或对高贵血统的人实施体罚。除此之外，他还任命了一系列官员负责征缴王室的收入。
葡萄牙王室建立都督辖区时，采用了起源于中世纪欧洲社会的制度。其中一个例子是，受赏者有权获得开办糖厂的许可费。这同农民付给封建领主的“磨坊费”（banalites）有些类似。但是，就其本质意义而言，甚至就其原初形式而言，都督辖区制度是一种过渡性的、尚处于实验阶段的制度，其目的有两个：一则殖民化，二则将殖民地融入欧洲商品经济。
除了圣文森特和伯南布哥两地之外，其他各地的都督辖区从不同程度上来看都失败了，个中原因或是缺乏资源和经验，或是内部纷争，或是印第安人的袭击。最成功的都督辖区都兼具两大要素：其一是蔗糖经济，其二是同印第安人部落的关系没有多少攻击性。这绝非偶然。多少年后，葡萄牙王室收回了都督辖区。这些领地作为行政管理单位继续存在，但其性质变了，因为它们已经属于国家。1752年至1754年间，庞巴尔侯爵（Marquis of Pombal）实际上最终完成了将都督辖区从私人统治向国家统治转变的过程。
堂·若昂三世决定为巴西设立总督府（governo geral），当时适值葡萄牙王室正苦苦挣扎于国际领域的重大事件。印度的贸易正面临第一次严重的危机。尽管建立一个非洲帝国的梦想并没有破灭，但葡萄牙在摩洛哥屡遭军事失败。1549年托梅·德索萨（Tomé de Sousa）被派往巴西担任第一任皇家总督。同年，葡萄牙王室因为无法获利而关闭了位于弗兰德斯（Flanders）的葡萄牙商栈。然而最后，和葡萄牙在巴西的情况相反，西班牙人在其美洲殖民地寻找贵金属方面却做得越来越风生水起。1545年，他们又在波托西（Potosí）发现了大银矿。尽管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了葡萄牙王室的决策，但需要铭记的是：都督辖区的失败让葡萄牙人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葡萄牙在美洲危险的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托梅·德索萨是一个贵族，曾赴非洲和印度探险，他来到巴伊亚时带了1 000多人，其中400名是被驱逐出境者。总督随身带来了长长的一系列书面指示，这表明葡萄牙王室意图确保占领并殖民这块新的土地，以及管控王室的收入。为达此目的，设立了一些新的管理职位，其中最重要的是负责司法的巡察官（ouvidor），负责巡海的防卫官（capitão-mor），以及负责监督和增加收入的财税官（provedor-mor）。
然而，整个16世纪，巴西并没有为皇家国库提供多少财富。事实的确如此。根据葡萄牙历史学家维托里诺·马加良斯·戈迪尼奥（Vitorino Magalhães Godinho）的数据，1558年源自巴西的岁贡只占王室当年收入的2.5%左右，而同时期与印度的贸易占比高达26%。
随同总督一起赴任的是第一批耶稣会会士——曼努埃尔·达诺布雷加（Manuel da Nóbrega）和5名同伴。他们的使命是通过教义问答向印第安人传教，同时训诫巴西当地已有的神职人员——这些人数量不多，但却声名狼藉。后来到1552年，在萨尔瓦多建立了听命于里斯本大主教的第一个主教辖区。这是朝着建立国家和宗教之间密切关系迈出的重要一步。海外殖民管理机构（即总督府）的启动意味着亟需在殖民地组织中建立一个执行机构。托梅·德索萨按照王室指令，立即开始了建设萨尔瓦多城的漫长任务，直到1763年这座城市一直是巴西的首都。设置海外管理机构的目的是确保政府的中央集权，但总督并非拥有无上权力，其在初期也无力发起广泛的倡议和实施有效的措施。各都督辖区之间的联系是相当不稳定的，由此限制了总督的行动范围。耶稣会士间的通信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孤立和隔离。弗朗西斯科·皮雷斯（Francisco Pires）神父1552年从萨尔瓦多写给他在科英布拉（Coimbra）的兄弟的信中抱怨说，自己只能在本地活动：“有时候，一年过去了，我们相互都不了解彼此情况，一是天气原因，二是因为沿海南上北下的航船甚少。我们常常看到许多船只都驶自葡萄牙而不是其他都督辖区。”一年后，在圣文森特（São Vicente）的腹地，诺布雷加事实上也感同身受：“在这个都督辖区，人们更有可能听到来自里斯本而不是巴伊亚的消息。”
在前30年间，葡萄牙的一切努力都是确保土地的占领，但之后新的殖民模式开始出现了。和拉丁美洲所有国家一样，巴西也成为一个殖民地，其主要角色是向欧洲商品市场供应高价值的食品和矿产品。葡萄牙采取了一种利用大庄园制刺激贸易精神的政策，大规模出口稀有产品。这项指令旨在使富商、王室和王室亲属变得更加富有。由于欧洲商圈是由西班牙、荷兰和英格兰控制的，而非由葡萄牙主导，因此这项政策必定总体上有利于欧洲经济。
对大庄园制的偏爱源于这样一种理念，即大规模生产有利可图。此外，有自主权的小土地所有者通常生产的产品足以维持生计而只有一小部分剩余向市场出售。这些都有悖于重商主义事业和精神。
除了商业目的和大庄园制，还需要讨论第三个要素：强制劳工。尽管各国存有差异，但这是整个拉丁美洲的另一个普遍特征。在西属美洲盛行不同的劳役形式，但在巴西占主导地位的是奴隶制。
奴隶制，这种如此令人憎恶并且显然行将消失的劳动形式，特别是在自诩是“现代时期的黎明”的历史时刻，又有何种魅力？可以想象的一种答案是：愿意移民过来的契约劳工或领薪工人等男性劳动力供应不足，而工资劳动者并不符合殖民化的目标。可用土地大量存在，因为受赏都督并不总是能够有效占领辽阔的份地，即政府赠地。基于这个原因，大农场主要让自由劳动者沦为他们的财产并非易事。自由劳动者可能努力以另一种形式谋生，由此导致有商业理想的自由劳动者的供给面临不稳定。
尽管如此，但如果可以如此解释奴隶劳工的引入，那么为什么葡萄牙人当时会选择黑人奴隶而非印第安奴隶？需要提醒的是，有一个从印第安奴隶到黑人奴隶的过渡期，但其过渡时间和地点迥异。在变化更快且利润更丰厚的殖民地中部地区，这一过渡期较短。也就是说，蔗糖经济创造了购买黑人奴隶的财富，而相对于印第安奴隶，黑人奴隶的购买价格更高。而在边缘地区，这个过渡期较长。直到18世纪初，黄金的发现才使得圣保罗开始长期且大量使用黑人奴隶。
有几个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选择非洲奴隶。引入印第安奴隶会引发一系列的麻烦，而这严重背离殖民化的目标。印第安人的文化排斥高强度的、有规律的艰辛劳动，而且不相容于欧洲人心里的强制劳动。印第安人并非游手好闲，甚至不能说懒惰，他们只从事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劳动，而这种劳动无须太多，因为那时鱼类、水果和动物是非常丰饶的。他们大部分的精力和想象都花在了仪式、庆祝和战争上。持续的工作，即今天诸如“生产力”这些概念与印第安人格格不入。
葡萄牙人成功地通过两种基本手段降服了印第安人。一种降服手段是殖民者纯粹出于无情的经济盘算径直奴役印第安人。另一种手段是由宗教组织，主要是耶稣会会士对印第安人施以教化。耶稣会会士的基本动机是着眼于其传教工作。他们试图将印第安人汇聚于小村镇，从而将其变成“好基督徒”。成为“好基督徒”也就意味着获得了欧洲的劳动习惯，由此可以培养容易控制的本土劳动力，以满足殖民地的需求。
这两种手段不可等同视之。宗教组织拥有保护印第安人免于殖民者奴役之功，由此在殖民者和神父之间引发了巨大的分歧。不过，神父根本不尊重土著人的文化。事实的确如此。他们甚至怀疑印第安人是否应该享有人的待遇，曼努埃尔·达诺布雷加神父声称“印第安人相互杀戮和啖食，与狗无异；而就其恶习和人际关系而言，与猪无差”。
印第安人不愿臣服，采取了各种形式的抵抗：发动抗战、逃跑、拒绝强制劳动等。比较而言，印第安人比非洲奴隶更有抵抗的优势。非洲奴隶面对的是陌生的异域的土地，被迫迁移至此；而印第安人则是在自己的家乡故土。
另一个不利于役使印第安人为奴的因素是人口灾难。印第安人沦为多种疾病的牺牲品，比如麻疹、天花和感冒，但却没有任何生理抵抗能力。1562年和1563年，爆发了两波流行病，其毒性异常猛烈，夺去了6 000名印第安人的生命，其中还不包括内地死亡人数。由于死亡的土著人中有一部分受雇于粮食种植，由此导致巴西东北部出现严重饥荒和劳动力短缺。
当时，即16世纪70年代初，葡萄牙王室鼓励输入非洲人、开始采取措施并通过法律竭力阻止大规模屠戮和奴役印第安人，绝非偶然。这些法律包含诸多例外条款，因此容易遭到蔑视。“正义战争”，即出于自卫的战争之后，印第安人被掳为奴。奴隶制度是对食人俗的一种惩罚，因为被其他部落俘获的印第安人只是被勒索赎金和沦为奴隶，而不是在食人仪式上被吃掉。尽管如此，但从本质上来看，奴化印第安人的制度早早就被抛弃了，原因在于上述困难和存在另一种替代方案。
15世纪，葡萄牙人在非洲沿海探险期间，已经开始奴隶贸易，其促动因素是葡萄牙人接触的社会很大程度上了解奴隶的市场价值。到16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非洲奴隶贸易不仅得到相当的发展，而且显示出高昂的利润。殖民者知道黑人的能力，特别是其劳动在大西洋诸岛的蔗糖行业创造的利润。许多黑奴来自靠铁腕手段强制规律作业和养牲畜的文化。有鉴于此，黑奴的生产能力大大高于印第安人。据估计，17世纪上半叶，即在蔗糖经济高峰时期，购买黑奴的价格需要13个月到16个月的工作才能收回。而在1700年黑奴价格大涨之后更甚，需要30个月的工作才能收回购奴成本。
从所谓的“黑大陆”带来的非洲人的流动强度不一。被掳为奴的人口的估算数字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据说，1550—1855年间，通过巴西港口掳掠来的奴隶高达400万人，其中大多数是男青年。
黑奴的来源取决于一系列条件，比如奴隶贸易的组织方式、非洲本地的环境，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巴西奴隶主的偏好。16世纪，几内亚（比绍和卡谢乌）和黄金海岸，实际上即是达荷美（Dahomey，贝宁旧称）海岸的4个港口提供了大量的非洲奴隶。17世纪初，在非洲沿海更遥远的南部地区，比如安哥拉和刚果成为最重要的出口中心并动用了罗安达、本格拉和卡宾达等港口。18世纪，大批的安哥拉人被掳掠，约占整个世纪中运往巴西的全部奴隶的70%。
历史学家习惯上将非洲人分为两大族群——苏丹人和班图人，前者来自西非、埃及和苏丹，以及几内亚湾北部沿海，后者来自赤道非洲和热带非洲地区（几内亚湾的一部分）、刚果、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这两大族群中，不同民族的黑奴都被掳至巴西。“苏丹人”包括约鲁巴人、伊维人、塔帕人和豪萨人，班图人则包括安哥拉人、本格拉人、蒙霍卢人和莫桑比克人。
两大黑奴输入中心先是萨尔瓦多，后是里约热内卢。每个港口都有其行商之道，且相互竞争。萨尔瓦多的奴隶贩子将烟草充当在非洲沿海进行贸易的宝贵手段。这种烟草在巴伊亚的雷孔卡沃地区（Recôncavo）种植，那里毗邻萨尔瓦多，土地湿润而肥沃。奴隶贩子的活动区域主要集中于黄金海岸、几内亚和贝宁湾。18世纪70年代中期黄金海岸的奴隶贸易开始衰落，之后，贝宁湾的贩奴活动更甚。里约热内卢的奴隶主要来自安哥拉。金矿大发现之后，里约的奴隶数量超过了萨尔瓦多，原因是制糖行业南移，里约市的奴隶数量在19世纪初开始大幅增长。
如果认为印第安人反对奴隶制，但黑人却被动地接受了，那可能是错误的。从一开始，单个或者集体逃跑、袭击奴隶主，以及日常抗议都是奴隶主和奴隶关系的一部分。数百个被当地人称之为“吉隆布”（quilombo）的逃奴社区（逃奴堡），都是殖民时期由逃跑奴隶组成的。在这些巴西社区，非洲人创建了与其在非洲熟悉的组织相似的社会组织。其中一个社区，而且肯定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帕尔马里斯（Palmares）。这是一个居民点网络，位于今天巴西东北部的阿拉戈斯州（Alagoas）境内。帕尔马里斯形成于17世纪初，坚持抵抗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袭击长达近一个世纪，直到1695年才陷落。
帕尔马里斯逃奴堡鲜为人知。某些葡萄牙语的资料曾有提及：这个社区在临近消亡之际，起义军的黑人领袖祖比（Zumbi）被监禁、绞死。最近在吉隆布附近进行的考古研究发现，帕尔马里斯是一个社会非常多元的社区，既收容曾经的奴隶，也收容因宗教或其他违法行为而被王室通缉的白人。
尽管不同形式的抵抗一直坚持到19世纪的最后数十年，但非洲奴隶和非裔巴西人最终都未能废除强制劳工。不管怎么样，最后他们适应了强制劳动。降低黑奴集体反叛的可能性的因素各有不同，但必须谨记的是：和印第安人相反，黑人是被驱离家园、任意隔离、一波又一波地带往异域的土地。
另一方面，教会和国家都不反对奴役黑人。宗教组织，比如本笃修道会（Benedictines），甚至成了大奴隶主。他们辩称，奴隶制度在非洲早已存在，他们只是将奴隶转运到基督教世界，在这里一旦他们懂得真正的宗教就会被教化和拯救。此外，黑人被认为是低种族的：在19世纪，“科学”理论都强化了这种偏见。黑人头颅的尺寸和形状，大脑的重量和其他因素都“证明”：黑人是一个低智商的种族，他们情绪不稳定，注定要被征服。
同样还要注意，法律如何影响了黑人。在这个层面同印第安人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印第安人可依赖法律保护自己免于奴役——当然这些法律只有少部分被执行，且已有许多例外。黑人没有任何权利：在法律上，他们被认为是物，而不是人。
暂且看一下人口统计。尽管估算数字各有不同，但数据显示和美国的奴隶死亡率相比，巴西黑奴的死亡率相对较高。儿童和新来者尤其脆弱。19世纪初，观察家们估计巴西的奴隶人口每年减少了5%—8%。最新数据显示，1872年出生的男性奴隶的预期寿命在20岁上下，而自由人口的预期寿命是27.4岁。1850年前后一个出生于美国的男性奴隶，其预期寿命是35.5岁。
尽管这些数字令人震惊，但并不能由此断言黑人奴隶遭遇的人口灾难堪与印第安人遭遇的大屠杀相提并论。来自刚果、安哥拉北部、达荷美的黑人不太容易罹患天花之类的传染病。不管怎样，甚至黑人过早地横遭身体的摧残，奴隶主也总有可能通过输入更多黑人来补充奴隶的供应。巴西奴隶制变得完全依靠这种劳动力来源。除了极少例外，根本没有动力和企图刺激巴西现有奴隶人口的增长。女奴隶的生育率较低。此外，养育一个孩子长到12或14岁被认为是一种冒险，因为必须注意奴隶恶劣的生活条件导致的死亡率较高。
几个世纪以来，葡萄牙王室力图确保从殖民事业中获得最大的利润，其途径就是借助与当时盛行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理念密切相关的战略。这种政策主张殖民地应当有助于宗主国的自给自足。殖民地应该是国际上相互竞争的殖民列强的储备。为此目的，每个大都市都建立了一套规则和惯例的制度，借此阻止竞争者在其特定的殖民制度框架下掠夺殖民地。该制度的根本目的是“排外”——殖民地应当仅同它们帝国的资本进行贸易。
这些大城市竭其所能阻止外国船只从殖民地运输商品出去，如果这些货船的目的是将商品销往其他欧洲国家，更是如此。同样，它们也竭力禁止商品——特别是葡萄牙并不生产的那些商品——被外国船只运往殖民地。简而言之，宗主国千方百计压低采购殖民地产品的价格，却竭力在大都市以最高价格销售这些产品。此外，它们还试图从销往其殖民地的商品中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而无须同其他供应商进行竞争。殖民专营采取了不同的形式：租赁、国家直接掠夺，以及在宗主国设立有利于特定集团、享有特权的贸易公司。
在葡萄牙，商业法则并没有得到始终如一的贯彻。葡萄牙王室时常打破重商主义的原则，主要是因其没有强制实施这些原则的手段。这无关走私，因为走私完全是打破游戏规则。更准确地说，它事关葡萄牙在整个欧洲国家的地位。虽然葡萄牙人是海外探险的先锋，但并没有垄断殖民贸易的手段。到16世纪，大型的贸易中心并没有出现于葡萄牙，而是出现在荷兰。而且，荷兰人是葡萄牙的重要商业伙伴，他们运输食盐、葡萄牙的酒和巴西的蔗糖。荷兰则报之以奶酪、铜和布料等制成品。
此后，在整个17世纪，葡萄牙可能都被裹挟进同当时的欧洲新兴强国——英国的不平等关系之中。基于这些原因，葡萄牙的殖民专营权就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动摇。有时贸易是相对开放的，有时受到一个中央集权但又拥有特殊经营权的控制制度的规范约束。从更深层意义来看，特殊经营权意味着，其他国家获益于葡萄牙的殖民制度。
暂不赘述贸易政策的反复，先看一些典型案例吧。1530—1571年是一个贸易相对自由的时期。但是，1571年，塞巴斯蒂昂一世（Dom Sebastião）颁布谕令：葡萄牙船只拥有同殖民地贸易的专属权。这一举措实施的当口适值蔗糖经济腾飞的初年。1580—1640年是著名的王朝联盟（Crown Union）时期：西班牙国王同时占据了葡萄牙王位。这个时期的典型特点是愈加限制别国参与殖民地贸易。荷兰被彻底排除在外，因其当时正同西班牙处于战争状态。尽管如此，1590年前后，仍有证据显示在巴西和德国汉堡之间有定期的直接交通往来。
堂·若昂四世宣告成为葡萄牙国王，意味着王朝联盟的终结。之后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自由贸易”时期，在此期间少有管制，殖民地进口市场彻底失控。但是，1649年利用船队建立了一个新的、集权的贸易控制系统。主要由新基督徒（1497年被强制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或其后裔）出资建立了巴西贸易总公司（Companhia Geral de Comércio do Brasil）。这家公司负责维持一支配有36艘武装船只的船队，每年两次护航进出巴西的商业船只。为换取对殖民地的酒、面粉、橄榄油和盐渍鳕鱼的垄断控制，巴西贸易总公司有权规定这些商品的价格。1694年初，这家公司变成了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
尽管如此，这家公司并没有阻止葡萄牙给予荷兰，特别是英国以特许权。简而言之，葡萄牙王室寄望于获得英国的政治保护，因此给予英国贸易好处。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1654年克伦威尔（Cromwell）强加的协议，赋予英国同巴西殖民地直接贸易的权力。然而，英国不能买卖巴西贸易总公司垄断的商品。1765年，首相庞巴尔侯爵决定刺激贸易，限制英国在巴西日益扩大的权利，因此废弃了船队制度。庞巴尔侯爵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创建新公司（大巴拉-马拉尼昂公司和伯南布哥-巴拉伊巴公司）。它们是巴西重商主义的最后证明。
国家和天主教会是天然适用于组织管理巴西殖民化的两大机构。两者密切相连，因为天主教被视为国教。总体来看，国家和天主教会之间存在着专业分工。国家在诸多方面发挥根本性的作用，比如捍卫葡萄牙对殖民地的主权，统治和管理殖民地，制定移民安置政策，解决诸如劳动力供应等基本问题，以及确立里斯本和殖民地之间应当取得的某种关系。这种任务假定巴西的殖民者承认国家的权威地位——因为他们或被动或主动接受，或两者兼而有之。
这正是教会介入的领域。由于教会在日常生活中规范人的行为并“控制其灵魂”，因而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传递服从——严格来说是服从国家权力——思想的手段。但教会的作用还不限于此，它贯穿于人的一生：出生、结婚和死亡等关键时刻都有教会的影子。加入某个特定社团，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以及无罪地离开这“苦海无边的尘世”都有赖于教会垄断的仪式：洗礼、坚信礼、婚姻、忏悔、终傅圣事，以及在“圣域”（campo santo）墓地举行葬礼。
众所周知，在西方文明史上，国家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因国而异。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在某些特定国家，两者的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就葡萄牙而言，教会一直从属于国家，其作用机制就是“皇家赞助”（padroado real）。这种赞助制度导致罗马教廷对葡萄牙王室作出极大妥协。作为交换，国家保证在其所有发现之地促进和保护牧师及其权利。国王有权收取教会信徒供奉的贡品或十一税，也就是说教会需向国王缴纳其所有活动收入的十分之一。此外，教会有权设立主教教区和提名主教。
至少从理论上来看，王室的诸多职责使得教会甚至更加屈从于国家，比如国家供养牧师，建设和修缮教会建筑。为监督不当行为，葡萄牙政府设立了类似国家宗教局的部门，即良知和教团委员会（Mesa da Consciência e Ordens）。
王室对教会的控制受到某种程度的遏制，这是因为一直到庞巴尔侯爵时期（1750—1777），耶稣会在朝廷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在巴西，国家控制受到其他的一系列限制。一方面，非常难以监控遍布全国的世俗教士的活动；另一方面，宗教团体能够获得更高的自主性。方济各会、仁父会（Fathers of Mercy）、本笃修道会、圣衣会，特别是耶稣会享有更大程度的自主性，这是不同环境作用的结果。每个机构都遵守自己的法则，在至关重要的殖民问题上，如印第安人的问题上拥有明确的政策。除此之外，一旦教会获得大片的土地并开始耕作，就不再依赖王室谋求生存。
世俗教士努力寻找一切机会摆脱国家和教会本身的影响。他们宁愿自行其是。记录表明，教士几乎参与了所有的反抗运动：始于1789年，至巴西独立，再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时止。然而，如果认为所有的教士都有反叛天性可能是错误的。反抗都有迹象可循，但也有许多例外。在日常活动中，教会无论低调还是高调，都试图履行其使命，即让印第安人和黑人皈依天主教，并说服人们遵守教会教规和国家法规。
在殖民时期，葡萄牙是一个专制主义国家。理论上，所有权力基于君权神授学说而集于国王一身。王国（即领土、臣民及其财产）作为祖传遗产的一部分尽归国王。尽管国王拥有绝对权力，但他/她必须考虑各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比如贵族、商人、教士和平民。“专制主义”也并不意味着国王可以独断专行。偏爱使用“王室”而非“国王”指称葡萄牙王朝及其权力，就反映出这后一种观点。如果“国王”这个词是指拥有独裁权力，那么国王本人创建的政府部门，即官僚机构就要慎重考虑国王的决策。一系列最初主要限制国王权力的财政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区分了何为公、何为私。“公共利益”作为一种新的理念的出现，证明限制王权的借贷要求或者阻碍其侵占私人财产是正确的。
殖民政府的建立削弱和摧毁了王室的权力。当然，所有的重大决定都来自里斯本。不过，巴西的管理者也有其特别赋权。他们常常不得不为意外情况提供临时解决方案。因此，他们常常在来自殖民者的即时压力和来自遥远的里斯本的命令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1.4 殖民社会
在殖民地社会结构内部，“血统纯正”是隔离并区别对待不同人群的一个标准，至少到1773年一直如此。非纯正血统的人是指新基督徒和自由黑人，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印第安人和不同类型的混血种人。对许多人来说，这种种族界限使得他们无法获取某些工作岗位、贵族头衔和知名团体的成员身份。1773年的宪章不再区分新基督徒和旧基督徒，但这并不意味着从那以后偏见就一去不复返了。
这种歧视性标准主要用于人。然而，更深的裂痕将人和非人，即自由人和奴隶分隔开来。就法律上而言，奴隶是物。一个人是自由还是被奴役，都同肤色和种族有密切关系。奴隶主要是黑人、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混血人种有一系列特定的术语，黑人和白人的混血叫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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