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微讲堂：从地震的视角审视中国的崛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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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微讲堂：从地震的视角审视中国的崛起试读：

从地震的视角审视中国的崛起

我今天要向大家汇报我最新的研究心得和感触，主要跟大家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2008年对中国外交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在2008年所面临的外交局势。

对于中国来说，今年是苦难和光荣共存的一年：下一场雪把路阻塞了；火车出轨不要紧还撞车了；传递火炬差点被人抢了；紧接着又有汶川大地震。三四月份对于中国外交来说是充满风险和挑战的时间段，尤其是3月14号的西藏事件对于中国的影响。西藏事件实质上是西藏分裂主义势力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践踏，我们绝对不能接受。但是主流的西方媒体却认为西藏本来就应该是一个所谓的独立国家，中国占领西藏是强权的做法，批评中国在西藏实行严格的宗教限制，并且把达赖喇嘛塑造成和平主义的世界精神领袖的身份，使其在西方获得广泛的同情，不仅认为中国应该无条件与达赖谈判，还妄想达成西藏独立的最终目的。

西藏事件之后，整个西方国家利用西藏问题对中国发难，除抹黑中国之外，另外对中国制造的压力就是把它和奥运挂钩。奥运本来是一场体育盛事，中国今年主办奥运，对世界充满善意，我们认为奥运不仅是沟通世界的桥梁，更重要的是可以向世界展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姿态，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提供巨大的机会。但是在西方的语境中，他们认为中国主办奥运是为了加强集权统治，是为了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基础。在他们看来，2008年奥运会是中国的一场政治秀，是宣传机器为达到某个集团利益而进行的游戏。在火炬传递过程中，从巴黎到旧金山，各国政要纷纷出面表示不仅要制裁中国奥运，还扬言要利用火炬传递的过程给中国颜色看。这样一种把政治与奥运挂钩的做法，不仅代表西方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攻势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事实上也大大恶化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

如果我们仔细关注西方媒体在三四月份对中国的反应，我们大概可以观察到三股反华逆流：一个是整个西方媒体根据西藏事件对中国发难，不仅妖魔化中国，而且不惜歪曲事实掩盖真相，利用西方媒体传播的话语权，向世界发起新的反华浪潮。第二个主要体现在西方政府对中国提出了无理的政治要求，包括美国众议院的佩洛西，在她的积极推动下，美国国会在4月28号通过了所谓的西藏问题法案，要求中国不仅要无条件与达赖谈判，而且要求谈判过程接受国际核查，甚至中国的整个西藏问题要由西方任命的西藏特使全程干预。除此之外，欧洲议会也通过了类似的法案，在西藏问题上强调中国无人权、不自由的基本状态，强调达赖西藏自治提法的合法性，而且要将西藏问题变成一个国际问题来干预。西藏问题中的矛盾升级带来了中西方之间新的危机，不仅是外交问题，而且是涉及西藏主权和中国改革开放形象问题的一场斗争。第三股反华逆流体现在西方社会和民众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出现了严重的倒退。中国和欧洲是一种战略伙伴关系，不仅需要提升双方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合作，而且中国和欧洲战略关系的加强给世界的政治格局带来更有建设性的平衡和制衡的因素，因而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中欧关系有了很大发展，比如中法互相举办友好年。对于欧洲来说，中国不仅提供了重要的机会，而且是重要的市场。但是到了2008年4月15号，新的民意调查揭示了欧洲社会对中国的看法。美国的一个社会调查公司在欧洲的19个国家进行民意调查，向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在他们看来，目前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最具有威胁性，居然有81%的受访民众回答是中国。同时，这个社会调查公司从2004年到2006年同样在欧洲的19个国家，做过有关欧洲人对中国观念的调查，在那三年间，欧洲人对中国是最有好感的。在2004年，有58%的受访民众认为中国是一个友好的、前途光明的国家，到2006年这一指标达到了66%。而作为美国盟国的英国，在2006年对中国拥有好感的民众达到了62%，远远超过对美国31%的好感度。那么在2006年之后中国到底做了什么，让西方对中国产生如此强烈的排斥感，让西方社会把我们从一个友好的国家看成一个具有威胁的国家？实际上过去我们什么也没做，既没有挑起事端，也没有威胁任何邻国。相反，我们做了一系列努力以积极提高中国的大国责任：比如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部队，向其中派遣的人数从原来的第18位上升到第11位；我们原本是世界第四大对外援助国，在2007年5月份我们成为世界最大的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国；近几年中欧的经济贸易在不断增长，中国是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是什么因素应该为欧洲人在中国观念上的巨大转型负责呢？这些都是引人深思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年三四月份短短的时间内，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曾经我们是重要的战略伙伴，欧洲曾在伊拉克战争之后考虑解除对中国的军售禁令。而今天，欧洲人恰恰把他们的怨气、不满和对未来的恐惧对准了中国。这种关系的重大起伏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第二，我要对大家讲的是，分析欧洲对中国态度转变的原因。

过去两年我们没有做什么影响自身形象的事情，我们在不断地提升大国责任，在不断地促进中国的外交理念，与世界进一步合作与衔接。我们提倡的和谐世界，是指不管世界存在多大差异，不管今天的中国面临怎样的百年巨变和历史悲痛，作为一个崛起的中国，我们都愿意积极地拥抱和参与世界及世界事务的一切进程，我们愿意成为国际社会一个良好的合作者、善意的投入者，中国崛起对于世界来说是一个繁荣、和平的机遇。我们做了很多应该做的事情，也不惜委曲求全迎合西方世界在中国问题上的基本要求，我们不断地增强大国责任。那么，我们为什么还会受到如此无礼、蛮横，甚至罔顾中国人民尊严，不顾基本事实真相的扭曲、抹黑和妖魔化呢？

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中国的崛起过程是一个权力结构重组、游戏规则改写、世界的财富分配重新进行的巨大过程。在这样一个涉及多方面问题的过程中，当发生重大改变的时候，我们现有的游戏规则和财富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跟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尽管美国和欧洲表示不遏制中国，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并且愿意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帮助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但是它们心里的感觉确实很不舒服。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为了生产这些出口的产品，不得不进口很多原材料，如铁矿石、原油等。我们的铁矿石进口量占全世界铁矿石贸易总额的75%，铜矿石占交易总量的55%，世界每年交易的铝、铜、锌等40%都是被中国买走，另外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世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对国际石油市场的依赖达到44%，并且不断增长。因而在欧洲国家看来，中国进入非洲不是为了援助非洲，而是为了自己的资源利益——石油、铜、铁等。实际上非洲确实利用自身的自然资源条件换取资金来发展和建设自己，因而中国与非洲是相互合作的互利关系，而且中国模式的扩张为非洲国家注入了在西方国家那里学不到的第三世界动力因素。利用政治和外交手段获得自己需要的必要的战略资源和能源，是世界所有大国都在玩的把戏，而且在历史上西方国家为了获得自己想要的资源采取过更为残酷、极端的例子。第二个例子就是苏丹。苏丹巴沙尔政府为了平复南方达尔富尔省地方武装的叛乱，采取了高压镇压的手段。因为巴沙尔是一个强烈的反美主义政权，所以他在达尔富尔的镇压行动引起了美国很多不满，联合国在过去三年中已经四次威胁要通过针对苏丹政府的制裁决议，认为苏丹政府在达尔富尔进行了种族屠杀。中国是最早向达尔富尔派遣维和部队的国家，在中国的积极斡旋下，苏丹的局势得到很大改善，但是在西方人眼中却变成了中国在维护和纵容苏丹政府的血腥做法。中国利用外交手段获得苏丹的石油支持，不仅符合中国的需要，而且也是在国际关系中做了我们应该做的。苏丹是非洲第二大产油国，其石油产量的一部分炼成份额油卖给了中国。所谓份额油指的是价格不随市场波动的石油，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长期以比较低廉并免于市场风险的价格来获得石油。当我们从苏丹购买了一部分石油的时候，苏丹政府也从我们这里获取了政治回报，这就是正常的国际关系。远的不说，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不就是为了石油吗？难道美国和欧洲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们只是去了他们不想去的地方寻求资源。整个苏丹的石油开采情况非常恶劣，成本高昂。作为一场国际政治权力游戏，我们并没有应该羞愧的地方，相反，我们在政治权力斗争中注入了道义因素。但是西方媒体却把中国在非洲的整个活动称为中国的“新殖民主义”，说中国是杀人犯背后的帮凶，他们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成长历史，不论是非，犯了历史的健忘症，认为中国将威胁他们的利益。在达尔富尔事件上，中国并没有做错，也完全没必要向西方妥协。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的利益分配和游戏规则发生改变时，我们不可能希望国际社会对我们“温良恭俭让”，它们只会露出狰狞的面目。原因很简单，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权力的本质永远是自私的，所以三四月份中西方的冲突只是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我们能否成为一个国际社会中的模范生，我们能否担起一个大国的责任，我们能否改善自己的形象，本质并不取决于我们做什么、该怎么做，而是取决于谁来掌控话语，谁来解读标准，谁来制定解释责任的基本条款。这是中西方冲突的最重要本质。

中西方冲突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今天的欧洲政治是一个没有政治家的政治。现在的欧洲政治已经进入了我称之为“萨科齐默克尔”时代，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欧洲政治中的主要领袖。萨科齐这个人，他当总统的一年中，大部分时间花在离婚、拍拖、结婚、跟记者吵架以及国事访问上。尼罗河下游有一个很有名的城市叫卢克索，那里是帝王谷的所在地，即古埃及中王国和新王国的法老陵墓所在地。卢克索有一家英国殖民时期建造的非常有名的酒店叫东宫，萨科齐到开罗国事访问待了两天，在东宫住了三天。今天的萨科齐已经不是法国的希拉克，他对中国和中国的战略价值，对整个中欧关系根本没有自己真正的战略眼光和透视力，所以在他眼中，中国只是一种政治资源，当他想笼络选民的时候，就会努力地敲打中国。另一个政治家，英国首相布朗，看起来挺憨厚，但是他所领导的保守党在英国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为了振兴保守党在选民心中的地位，就需要不断地破坏中英关系，让选民们感觉到保守党在说他们想说的话，那就是达赖、西藏问题、中国的人权等，所以貌似忠厚的布朗首相本身对英国的政治只具有很少的管理能力，更不用说中英关系。我们再来看一位欧洲主要国家的政治人物——德国总理默克尔。我们都知道，默克尔成长于东德，后来以老师为职，她最终在政坛获胜不是因为她的政治才干，而是她给德国民众带来了勇于改变和创新的形象，这一形象来自于默克尔经常标榜的“德国架势”，即德国要做国际人权、生态和环境保护的领袖，她就是靠这样的选举口号上台的，并且以这个简单的口号作为德中关系的标准。在萨科齐、默克尔之前，那时的欧洲，主要国家的政治人物是法国总理希拉克、德国总理施罗德、英国首相布莱尔，这三个人所组成的“希拉克施罗德时代”是欧洲真正有政治眼光的政治家执政的时代，所以希拉克可以同中国合作一起推动全球化，而萨科齐上台之后急于向美国表白，第一个访问美国，修复与美国的关系。所以当今，在欧洲政治已经没有政治家的情况下，所谓的中国价值，所谓的正确理解中国的方式也随之崩溃。在今天的欧洲政治中，我们所能够听到看到的，只能是对中国的批评、杂音、扭曲和抹黑。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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