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富布赖特学友会（筹）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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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富布赖特学友会（筹）论文集 2013试读：
嘉宾发言
在2013年度中国富布赖特学友会（筹）全体大会上的致辞*章新胜很高兴参加富布赖特学友会2013年年会，特别感谢美国驻华大使馆对该项目的支持，也欢迎使馆官员的到来。今天我主要谈两个问题，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第一，关于目前的形势，我个人认为有四点特别值得关注：（1）经济方面。自金融危机以后，西方很多机构包括世界银行的报告都强调“shift the balance of the power of economy”，即所谓“实力东移”，尤其是经济实力的东移。从前两年的统计看，全球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经济体。现在，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接近50%；从绝对数来看，其消费已经超过了全球的40%。现在世界经济继续缓慢复苏，但不均匀。私人部门的去杠杆化、财政紧缩、金融中介功能恢复以及全球需求再平衡仍未完成。同时，大家都在关注由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负效应。总体上，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下行风险仍然显著，尚未完全走出欧债危机的阴影。过去，延安整风用过一句话叫“言必称希腊”；现在我们发展好了，世界“言必称中国”。但我们并不希望“言必称中国”。中国经济面对部分国家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发展势头仍然很好。我们常说“金砖五国”，但西方一些报道是不谈其他“金砖”四国的，只有中国还叫“金砖”。不可否认，我们有很多问题，但总体来说，全球实力东移的确是存在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美国的经济，特别是页岩气革命后，将第一个在全球解决能源需求的自给问题，而且还要输出。最近有报道称，中国和印度对煤的需求还将增长20%，所以挑战还是很大。（2）科技领域。在这方面，美国仍然全球领先，特别是big data（大数据）。教育上现在全球最热的是慕课（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MOOCs）。MOOCs的变化诠释了2500多年前孔夫子讲的两句话，一是有教无类，二是因材施教（personalized education）。论MOOCs的是与非，MOOCs是不是教育领域的又一场革命，未来大学会是什么样子，现在下结论恐怕为时尚早。但是，传统的一流大学一边在批评MOOCs的问题，一边又加紧上项目。为什么都抢着上MOOCs？我们知道，当日本满足于自己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沿着制造业技术改革道路而前行的时候，美国已经开始了人才信息技术革命。1996年雅虎上市后，很快就投入新信息技术。MOOCs现在面临三大挑战，第一是辍学率高，第二是商业模式未形成，第三是学术问题（program problem），即如何解决在考试和学术上的不诚实问题。2013年中国国际教育年会的一个重要论坛就是讨论中国的MOOCs，对此我们已经进行了不少的调查和研究。当前科技发展最明显的特征是什么？大概就是第三次产业革命。希望中国富布赖特学者能更多地关心这件事情。从总体上说，整个亚洲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产业革命中都落后了。关于第三次产业革命，我觉得有两个领域特别值得重视，一是“新能源”，即在新的信息通信技术革命下，每个建筑、每个家庭都是小型发电厂，通过网络进行“能源”交换。二是“三化”，即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3）国际形势。21世纪的国际形势可谓风云变幻。正如中国古诗所云：“山雨欲来风满楼”。21世纪的变化，为什么叫做limited（有限的）？第三个change（变化），可能就是transformational change（变革性转型）。但是，这个change又不叫climate change（气候变化）。作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首位新当选的、来自东亚的主席，我刚刚参加了“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并发言。会议上，不管是纽约市长、世行行长，还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代表，对resilient这个词用得最多，这是美国以前没有的。resilient city（有韧性的城市），如何有韧性，即能应对频繁化、极端化、不可预见性的各种自然灾害？这个问题引起了世界的反思。第一个提出环境与人的关系，强调经济增长不应以人的健康为代价、以子孙的可持续发展为代价的是一位叫蕾切尔·卡逊的学者。由于她在现代环境问题中的影响力，才有了斯德哥尔摩会议。其思想理论基础是罗马俱乐部提出的the limitation of the growth（增长的极限），而之前的理论通常认为只要有科学技术，人类就可以无限地增长，即所谓的unlimited growth science（无限增长理论），所以当时提出“增长有极限”是不被接受的。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人和生物圈的关系，斯堪的纳维亚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2012年举行的G20会议上，中国人第一次担任此会议的秘书长。这次会议仍然像多哈会谈一样，未能达成协议。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大家都在反思，而且反思得更深。这次联大讨论的是什么主题呢？20年前科菲·安南定下千年目标。到2015年，在教育上，中国要率先实现九年义务教育普及，非洲要实现六年义务教育普及，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但这次潘基文对主题有所调整，名人小组提出来，下一个15年的MDG（千年发展目标）主题是生态文明建设。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去年召开的十八大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五年前的十七大，我们第一次提出生态文明。十八大的时候全党全国实现了高度统一，生态文明不再只是个理念，于是进一步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还提出了“五位一体”，要把建设生态文明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这四大建设中，要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来渗透并影响其他建设。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转变生产方式，转变消费，这是根本价值问题。（4）全球治理。为什么40余年前就提出的建立法律框架至今都建不起来呢？我觉得问题就在于global governance（全球治理）。这充分反映了两个failure（失效），一个是market failure（市场失效），另一个是global governance failure（全球治理失效）。当然，市场机制还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说全球治理是失效的呢？一开始出现G7，接着很快又出来一个G8。G8也不能解决问题了，于是2008年小布什总统给胡锦涛主席写信，中国立即响应——“同舟共济”，前世行行长佐利克专门研究“同舟共济”。G20一半是发达国家，一半是新兴经济体，它是现在的global governance。提到G2，我认为中美双方这一点做得很好，特别需要富布赖特的学者们来发挥作用，包括APEC这种多边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欧盟、美洲玻利瓦尔联盟、非盟，因此transformational change这个说法并不为过。
第二，谈谈富布赖特项目。
有关二战后的和平问题，大家都问该怎么办。有人寄希望于青年，寄希望于文化的交流合作。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签订的最早协定之一，就是恢复了富布赖特项目的交流，这是中美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天，我们有1000多位学者成为富布赖特项目的会员。富布赖特项目的意义和作用是非常大的。
我认为美国人有一些方面特别值得我们重视和学习，包括在很多问题的看法上，如移民进入美国问题。我怎么理解receptor（接收者）这个词？我觉得这像我们中国古代的大道复兴、替天行道。大家知道，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留美预备学堂。100多年前美国人就想到利用庚子赔款（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中国对外赔款，曾是中国的屈辱）。八国联军中的其他七国都把钱拿走，唯独美国不一样。美国把钱全部返还中国，但要求专款专用，派遣中国优秀的青年人、知识分子到美国去学习。IIE（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的诞生源于美国一些非常正统的知识分子觉得美国应该融入世界，改变一战时期孤立主义（isolationism）置之度外的策略，通过学者和知识分子的交流加强与世界的沟通和联系。所以，IIE的前身是美国最早的一个教师交流项目。今年，耶鲁本科生、哈佛商学院毕业生，Blackstone（黑石集团）创始人Schwarzman（苏世民），筹款3个亿，将来还要再筹2个亿拿到中国来，与清华大学合作设立苏世民学者项目。他的信念就是“21世纪要读懂中国”。费正清先生当时在美国第一个创立了东亚研究和中国研究课程，美国各个大学研究中国和东亚的学者都是他从哈佛费正清中心带出来的弟子。中国课、汉语课、东亚课不是optional（选修）, Chinese course is compulsory（中国课程为必修）。如今20年沧桑之变后，苏士民还拿出钱来让美国人、全世界的人到中国来，到清华大学来学习和了解中国，促进与中国的交流。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中国的学者能做点什么？我认为就是要重视富布赖特项目。所以，我也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会。今天要特别感谢人民大学，感谢陈校长。人民大学对这个会议非常重视，我们一定要坚持不懈地对项目进行建设。
二战结束至今已经60多年了，按照中国的说法，一个甲子过去了，世界变化很大。我们要在世界尤其是中美关系的巨变中去评价富布赖特项目的意义及其发挥的作用。关于学友会，所谓“会”，就是民间社团组织。学友会其实就是一个社区。什么是社区？它不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而是一个value（价值观），即culture community share（文化的社区分享）。中国富布赖特项目应该说create new balance（创造新的平衡）。中国就像核桃，它的外壳非常坚硬，你若打开外壳进入内核，就会发现中国人也有他的sides（多面性）。中美商谈，我们说共同利益，就像列宁说过的一句话，物理电子学的放电、化学反应、机械传输的表现形态完全不同，但是，当你把它抽象成微积分方程，就会发现它们惊人地相似。21世纪新时代，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美两国更应该携起手来。我们确实会有矛盾，会有冲突。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保留一个人文交流机制的稳定性，扩大这个平台是非常重要的。比如，你们与美国的学者建立很多的渠道和关系，你们的学科背景各异，有化学、数学、历史等等。我们如何保持这个informal channel（非正式渠道），people to people channel（民间渠道）？人文交流作为一个保持稳定的中美合作机制，不仅是bilateral（双边的），也是全球和全世界的。
作为中国的一个社团，特别是在党中央和国务院强调加强社会组织建设的背景下，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要发挥好作用和功能，完成学友会赋予的使命，为中美教育文化交流做些贡献。同时，交流协会作为一个对外交流的合作机构，服务于富布赖特学友会是其工作中一项重要的任务。
最后，我作为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向各位表态，给大家做好两个字：“服务”。
谢谢大家！在2013年度中国富布赖特学友会（筹）全体大会上的致辞*陈雨露
尊敬的章新胜会长、杨军副司长，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会长、各位学友：
这几天北京寒流来袭，树树秋声，山山寒色，但是在这里，能够与各位富布赖特学友欢聚，我感到分外的温暖。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热烈欢迎各位领导和学友，衷心感谢一直以来关心和支持富布赖特项目的教育部、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和美国驻华大使馆，衷心感谢为筹备本次大会付出辛勤劳动的朋友们！
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从1982年开始参与富布赖特项目的交流活动，迄今为止，通过该项目共派出17位研究生赴美攻读博士、硕士学位，36位访问学者赴美进行学术研究，同时邀请了29位美方专家来校讲学。至今，富布赖特项目已经在人民大学结出了累累硕果，活跃在各个学科的富布赖特学者已经成为人民大学教学、科研的排头兵。他们为引进美国先进的教学方法和内容，为相关领域的学科建设做出了突出建设。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国的先人们早就认识到人文和教育在创建人类文明、推动历史进步中的独特功能。中美富布赖特项目的实践已经充分显示，教育和人文交流对促进两国民众相知，推动国家关系的健康发展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今天，富布赖特中国学友会让活跃在高校学术研究、教学和管理舞台上的中国富布赖特学者们，有了加强学术交流、加强思想联谊的平台，使大家能够通过群体的力量，同时从更多的视角洞察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中美双边关系。
展望未来，随着中国以更加自信和开放的姿态参与到全球治理当中，中美两国社会交往的广度和深度正在迈向一个新的阶段。两国同世界的关系也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富布赖特项目的助推下，中美教育和人文交流的道路会越走越宽，发展前景会更加广阔。学友会的工作不仅能够助力中美构建新型的大国关系，也能为世界不同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和谐共处提供重要的、有利的启示。
最后，预祝本次年会取得圆满成功！祝愿各位领导、来宾和学友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事业进步！谢谢大家！在2013年度中国富布赖特学友会（筹）全体大会上的致辞*杨军
尊敬的章会长、陈校长、童书记，美国驻华使馆的各位朋友，中美富布赖特项目的各位学友：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出席2013年中国富布赖特学友会会议，这也是我连续三年出席学友会的年会。在这里，我代表教育部郝平副部长、教育部国际司向此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
此次会议的主题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美的角色和责任。作为富布赖特项目的学友，我们要利用这个平台，就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双方如何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做出贡献进行深入探讨。然而，什么是新型大国关系？大家知道，今年6月，中美元首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习近平主席就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用14个字作了精辟概述，就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在这里，我要大胆地进行这样的诠释：我们要通过实践政治互信，达到不冲突、不对抗；我们要通过经贸合作，实现合作共赢；我们要通过人文交流，实现相互尊重。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三大支柱。
今年中美两国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双方都努力延续上一届政府建立的对话机制，即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已于7月完成，双方达成了90多项成果。而建立于2010年的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已经举办了三轮磋商，取得了近百项成果，为中美关系注入了新动力和新活力。中美两国元首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表示，要确保新一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取得积极成果。9月，两国元首在圣彼得堡G20领导人峰会上会见时再次表示，希望双方尽早商定年内举行第四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的时间。现在，我很高兴地跟大家报告一下，经过双方商定，第四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将于11月底在美国举行。中美双方相关部门正在为本轮磋商做积极的准备，以期取得丰硕成果，巩固和拓展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社会基础。
中美富布赖特项目是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的重要项目之一。长期以来，该项目在两国教育交流乃至两国关系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参加此次会议的各位学友，是中美富布赖特项目的杰出代表，是各自领域的专家学者。为了参加本次大会，很多人带来了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在此，我也诚挚地希望大家在各自专长的领域，围绕会议的主题深入探讨，为两国人文交流和两国关系的发展建言献策，做出贡献。希望大家也就如何开好第四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提出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果！谢谢大家！在2013年度中国富布赖特学友会（筹）全体大会上的致辞*童世骏
尊敬的章新胜会长、陈雨露校长、美国大使馆的朋友、富布赖特学友们：
感谢学友们及会长的信任，我以下一届学友会东道主的身份向大家表示感谢。欢迎大家积极踊跃地参与明年的富布赖特学友会！
富布赖特学友会对于在座学友们个人的成长，对于项目所在学校的发展，对于国家改革开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富布赖特项目刚启动时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相比，已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样的变化使得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成为可能，本次大会的主题也提醒我们必须承担起作为国际交流学者、作为富布赖特学者所肩负的重要使命。富布赖特学友会延伸了各位学者在交流访问时的学习、学术研究、合作的作用，同时通过这样的学术共同体活动，也为新一代富布赖特学友们提供了示范和帮助。希望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不仅能够促进中美两国学者个人之间的交流、中美两国学术界的交流，而且能够促进中美两国间进行更好的交流与合作。具体地说，不仅相互学习，而且相互有所贡献。我们应该有信心也有责任，通过更高层次的学术交流，来获得更多的学习收获。如同毛泽东在1956年所说，中国应当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对此，我们学界承担着尤为重要的使命。
再次感谢各位，欢迎大家明年到上海欢聚，进行学术交流。谢谢！会议论文国际政治篇国际秩序转变中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仇华飞
* 仇华飞，男，同济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2007年中美富布赖特项目高级访问学者。
① 参见王毅：《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2013年9月2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见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9/21/c_117441069_2.htm。
② 参见尹承德：《新兴大国的崛起与国际秩序的重构》，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9（1）。摘要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当代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议程。在国际格局发生复杂、深刻变化的进程中，中国秉持和平、合作理念，开辟一条不同以往的大国复兴图强的新路。“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并不是要为一个守成大国与一个新兴大国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设定条件；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例，习近平主①席提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为新的国际环境下中美战略关系的发展明确了方向。虽然，中美双方在管理好以竞争为主又相互依赖的双边关系方面还缺乏经验，但相互依存可以对走向失控的竞争起到“缓冲”作用。今天，如何在当代国际秩序转变中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两国都面临机遇和挑战。关键词 权力变迁 中国 美国 新型大国关系
当代世界权力结构的转变很大程度上同中国及新兴大国崛起相关联。新兴大国在国际格局中地位的不断上升，使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日益加重。新兴大国地位上升促成新的全球竞争与合作态势。当今世界几乎所有重大国际问题，如反恐、伊朗和朝鲜核问题、地球温室效应、金融和能源危机等事关全球安全和发展全局的关键问题，如果没有新兴大国的参与，都难以得到解决。新兴大国日益成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支柱和中坚力量。美国霸权地位的衰弱、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的整体崛起，不可避免地促使世界战略格局②发生不利于美国单极支配而有利于多极化进程的变化。国际秩序的转变体现了中、美、俄等大国关系的互动出现微妙而复杂的变化。
在当代国际秩序转变进程中，中美加强双方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内部协调，提高危机处理能力，扩大并深化两军之间的合作与战略对话并使之制度化，在亚洲建立包括中美在内的经济和安全机构，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基础。这种新型关系不以冲突对抗为前提，而是强调合作和共赢。为了实现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中美需促成最高领导人每年举行一至两次会晤，讨论双方关系的战略基础和相关政策；促进中美地方和社会层面的紧密结合；加强对第三方因素的管控；推进区域制度化建设。除此之外，中美双方应增加能彼此创造就业机会的企业的数量并扩大其规模，使中美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进一步加强。一、权力转变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当代世界权力结构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其动因主要在于：第一，世界变得越来越多极化，不仅体现为国家之间权力分配方面的多极化，而且体现为发展模式走向多极化。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把“新型大国关系”置于“新型国际关系”这个含义更广的理念之下。第二，新兴国家地位上升，尤其是金砖国家在展现国际领导力方面正提出新的全球价值。金砖国家已位列世界前15大经济体，即将成立属于自己的“新开发银行”。西方舆论认为，如果“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能成功运作，将改造世界金融，影响当代国际秩序”。第三，非传统安全（能源、环境治理、气候变化、反恐、核不扩散、网络安全等）对当代国际关系影响的重要性正在大大提升。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是当代国际政治格局权力转变特征的反映。
大国的权力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国际关系理论解释外交实践经常出现困境，“难以预测安全领域内行为目标或行动规则”。从根本上说，中国能否成为主导亚太地区国际秩序权力转变的挑战国取决于两个变量。第一，中美之间潜在的权力平衡，是中国维持亚太地区国际秩序和平转变的权力基础。第二，当今亚太地区国际秩序取决于中国的战略目标和挑战美国的意志。尽管美国实施重返亚洲战略，但亚太地区短期内出现中美直接对抗的条件还不具备，不仅因为现存的挑战国家还不很强大，更重要的是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对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经历了一个重新认知逐渐适应的过程。中国正扮演国际规则的积极维护者。
1.美国重返亚太后的中美关系
2011年11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发表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署名文章，向世界宣告美国的战略中心已经东移；太平洋将是“美国的天下”，美国要领导太平洋。希拉里称：如果美国要适应在该地区面临的新挑战，如何把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日益增长的关系变成一个操作性理念是美国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美国将与更多的盟国和伙伴开展合作，以应对各种威胁或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包括向亚太地区的战略转移。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行为必将引起亚太地区国际秩序的变化。
美国将重心转向亚太地区很大程度上旨在让美国的盟友与伙伴放心，表明美国决心要加强与该地区的安全关系。虽然这一战略受到亚太地区不少国家的欢迎，但也播下了疑虑的种子，并带来了美国要想保持在该地区的强大地位就必须应对的非预期后果。实际上，亚太地区没有什么国家希望被迫在中美两国间作出选择，为了阻止美国遏制中国的企图，亚太地区各国应该努力阐明美国谋求一体化和促进与中国各大合作的战略。由于美国参与亚洲的政策有过不连贯的记录，鉴于美国与地区大国相互竞争的全球利益和国内的经济挑战，对美国在该地区保持力量的疑虑一直挥之不去。有些美国学者甚至认为，“美国宣布的战略调整不过是美国衰退的一个反映，是表明美国最终将退出世界舞台的一个信号”。美国重返亚洲，导致中美战略竞争主要是地区性而非全球性的。美国试图在亚太地区保持力量，均衡遏制中国的崛起，企图制约中国在该地区正当的影响力，未来中美关系将会出现竞争性共存状态，因为中美因制度差异，几乎很难建立战略互信关系，中国将面临中美新型战略竞争的挑战。
中美关系的稳步发展为中俄、中欧、中印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大国关系的平衡发展使世界多极化趋势日益增强。大国之间的各种“战略关系”、“伙伴关系”已经成为冷战后多极化进程中政治经济互动关系的主要模式。美国意图建立以它为主导的单极体系，这一目的没有实现，但美国并没有放弃。“重返亚太”体现了美国全球战略的特征，美国试图继续主导世界政治和安全格局。在这种环境下，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今年6月习近平主席访美以来，中美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一系列互动表明，双方就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某种程度上动摇了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实施的基础。
2.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时代意义
随着习主席成功访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一词已成为界定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标志。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一大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能否在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方面走出一条新路，关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涉及未来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划时代意义。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当今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已成为世界各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中美积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正是反映了这一时代背景，体现出大国相处之道在于摒弃猜忌防范的陈旧思维，确立增信释疑的合作机制，从避免冲突、战争的最低目标向追求合作、共赢的更高要求调整。美国把与中国建立积极和建设性关系看成其亚洲“再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美国欢迎并支持一个繁荣和成功的中国，一个为解决地区和全球问题做贡献的中国。”
第二，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有关键引领效果，有助于推动国际治理体系变革进程。大国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国际体系的走向，中国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有利于引导国际秩序和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近年来，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不断上升，两国在朝核、伊核、阿富汗等热点问题上开展对话合作，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问题，推动二十国集团峰会取得积极成果，推进国际体系建设和改革。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平等对话增进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理解与沟通，加强在全球性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
第三，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有助于为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提供新的经验。国际关系史上大国相争的历史记忆奠定了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不少西方历史学家和理论家认为新兴大国必然挑战守成大国，守成大国必须遏制新兴大国，“大国政治悲剧”是历史的“铁律”。对于不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的大国关系走向，西方政治理论更是从悲观的思维和角度予以解读。21世纪全新的时代形势呼唤全新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将提供大国关系良性发展的崭新实践，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实现里程碑式的发展。
3.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面临挑战
当今的中美关系正日趋复杂，积极与消极因素交织并存的两面性更加突出。一方面，两国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广阔合作空间，经贸、能源、环保、人文等交流合作继续推进，双方并就朝鲜半岛问题及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等加强了沟通与协调；但另一方面，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出现各种主观和客观的消极因素。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作为推动国际秩序转变的重要因素的同时，“地缘技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与经济实力、政治外交影响力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强大的技术创新可以通过快速商业化改变地缘经济优势，并通过战略部署和军事化产生重大地缘政治影响。中国处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技术的中心，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依然面临严峻挑战。
第一，美国继续加强与日、韩、澳的盟友关系，称这是美国实施“亚洲再平衡”战略之基础，强调今天美国的同盟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牢固。重申在未来几年里，美国的军事力量将有较大一部分部署在太平洋地区。美国的这一战略是导致中国与日本、菲律宾等的海洋领土争端更趋复杂的重要原因。美国在中日、中菲海洋争端中的实际立场暧昧不清、言行不一、偏袒日菲，影响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进程。
第二，美国借助TPP等协定，建立能够保持繁荣的亚洲区域经济结构。美国“始终将TPP设想成一个不断扩大的区域经济融合的平台。在奥巴马总统上任时，TPP有7个伙伴国，此后又接纳了4个伙伴国：越南、马来西亚、加拿大和墨西哥。这11个国家每年的贸易总额达1.4万亿美元。TPP的不断壮大已经朝着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建立一个覆盖整个地区的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愿景迈进了一大步”。他强调，网络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中美两国经济关系一个日益严重的挑战。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在确保互联网保持开放、互操作性、安全、可靠和稳定方面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在保护个人数据和通信、金融交易、重要基础设施或对创新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等方面，美中两国都面临着风险。美国媒体还在习近平主席访美前大肆炒作所谓“中国黑客威胁论”，企图先发制人、对中国施压，而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Chuck Hagel）更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会议上公开责难中国政府与军方，美国的意图是想独霸网络空间。
第四，美国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试图插手南海问题。自美国与东盟签署友好合作条约以来，奥巴马总统每年都前往会晤东盟国家领导人，而且今后还会继续这样做。奥巴马还决定每年都出席东亚峰会，这与美国将东亚峰会提升为应对亚洲政治和安全问题的首要论坛的目标是一致的。多尼伦认为，资源丰富的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领土纠纷显然将会考验这一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架构。这类紧张局势对亚洲繁荣的和平根基构成挑战，并且已经对全球经济造成损害。虽然美国在这一地区没有领土要求，而且对其他国家提出的要求不持立场，但美国坚决反对通过胁迫或使用武力来伸张领土要求。只有通过符合国际法的和平、协作、外交努力，才能达成持久的解决方案。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仅有利于中国维护并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而且有利于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的“痛定思痛”与“脱困疗伤”，更有利于“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体系的平稳过渡与“新陈代谢”。目前针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面临的“四大挑战”的考验，中美双方将通过各种业已确立的对华渠道进行有效的沟通。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新的理念和主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大国关系规定了国际体系的基本特性和总体状况。构建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对于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相互依存和利益交融明显加深，人类社会在更高层面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大国身份日趋多元化，传统大国的国际影响力相对下降。维护世界和平、应对和处理全球性问题，需要更多国家共同参与，尤其是大国携手合作和共同行动。当今各国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促进国际金融秩序改善、开发新能源、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等领域拥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和广泛的合作空间，这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在动力，也是中美构建大国关系的基础。
其次，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需要通过和平方式完成相关国家相互认知和定位的变化与调整。这既无先例可循，也无经验可鉴，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实现从“权力政治”向建立制度机制的“规则政治”的转变，在于各国，尤其是大国之间在相互磨合和博弈过程中能否共同遵守在国际社会初步达成共识的基本原则。中美之间要建立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就应该通过共同理解两国关系的战略基础和积累适度、积极和渐进的步骤来实现。由于互不信任深深地植根于智力理论、官僚机构的认识和利益以及民众的忧虑之中，一系列积极、渐进的行动，而不是一个单一的转型倡议，将是最可行的前进道路”。
从冷战时期形成的等级关系、依附关系和主从关系转变为公正平等、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是平等互利。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将为发展中俄、中印、中欧和中巴等大国关系提供经验。各国都享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都应恪守“平等、互利、互惠、双赢”的原则，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各国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维护公平正义，根据是非曲直处理国际事务。任何国家都不能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修改规则，或实行双重标准。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需要认可和包容世界多样性与多元化的现实，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坚持求同基础上的竞相发展，反对追求单纯的权力均势与制衡；倡导“和平共处、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反对以结盟对抗寻求安全的行为。
第三，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先确立方向，再探索路径、充实内容和完善形式的长期过程，需要各国共同努力，不断增进理解、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历史总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只要世界大国共同坚持这一正确方向，摒弃冷战思维，人类社会就充满希望。大国之间建设性的相互依存，是全球政治和经济稳定的重要基础。大国之间应致力于建立平等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认可对方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
妥善处理分歧、有效管控分歧对于中美两国关系的稳定至关重要。中美两国间确实存在着相互竞争，对此双方要坦率地说清楚，深入交换意见，并进行相互调适，就是说，各自都要考虑和照顾对方的需求和关切。在这个过程中，彼此妥协是一个现实选择。在原则性问题上我们要坚持，但在一些非原则性问题上，只要不损害根本利益，适当的妥协也是必要的。中美关系过去的历史已证明了这一点。不过，过去的经验同样表明，两国之间可能会发生一些突发事件。因此，未雨绸缪，建立危机管控机制也是十分重要的，以尽可能缩小这些突发事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范围，缩短影响时间。三、走出传统大国对抗老路，摒弃零和思维
中美关系是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关系。百年来成功实现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的大国只有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以及下半叶的德、日。但是这些国家的共同点是与霸权国意识形态相近，美国与英国同属英语国，德、日则是美国保护下的盟友，且两国最终也未达到威胁美国地位的程度。相比之下，中美虽然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不同，但两国不仅没有全面对抗，而且在多个领域有密切合作，迄今已近1/4个世纪。也就是说，中美第一次实现了意识形态不同的崛起国与霸权国长期和平共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局面。这是一种“新型大国关系”。
美国政界对传统大国政治模式，即一个崛起的大国和一个地位稳固的大国在某种程度上注定发生冲突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样的结果没有任何注定的东西。它不是一个物理定律，而是领导人作出的导致大国对抗的一系列选择”，认为一个守成大国和一个新兴大国建立新型关系是双方，即美国和中国的责任。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尤其强调合作的重要性，因为全球的经济、能源、环境和卫生所面临的挑战，有可能引发安全问题，其重要性甚至超过20世纪的传统安全问题。
与提升“新型大国关系”相比，维护当前较低水平的“新型大国关系”的任务更为迫切，也更为现实。在中美实力对比差距日渐缩小的情况下，人们能够感到中国与美国及周边部分国家关系的张力在加大。中美因为热点问题走向对抗甚至冲突的可能性明显上升。以中美关系当前的水平，双方与其奢谈建立彼此的“战略信任”，不如脚踏实地地考虑如何建立各自的战略信心。从宏观上说，美国要让中国安心，使中国确认美国不寻求破坏中国的崛起。中国也要让美国安心，使美国确信中国也不寻求挑战美国的霸权。在军事和安全领域，中美两国则要围绕热点问题澄清各自意图，理解对方信号，管控可能的危机。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正在取得积极的成效，但是由于各自的历史、冷战遗留的问题以及简单的地理位置，中美一直重视两国关系和彼此交往时出现的局部敏感问题。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和总体目标是一致的，两国保持密切对话与合作，对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当今世界，全球化、信息化使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各国相互依存和利益交融的程度前所未有，同时也面临层出不穷的各种挑战，任何国家都不能够独自应对，需要携手。基于此，中国提出在大国之间应该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当前也正在和一些国家积极构建这种关系，其中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中美新型战略关系，应该建立在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基础上”，中美“要走一条和传统大国冲突对抗的老路子不一样的新路子，要开放一条大国之间能够长期和平相处、合作共赢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路子”。“新型大国关系”和“中国梦”一样，是中国与美国交往理念的重要内容。“中国梦”增加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新型大国关系”强调国际关系的“平等、互利、互惠、双赢的原则”。中国作为促进世界日益多极化的一支主导力量，在这个前提下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是要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而是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合作与发展的新型国际关系准则，它完全符合世界各国的基本利益，是中国对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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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主要依据笔者2013年10月在富布赖特学友会上作的主旨发言，但对那时往后直至2014年3月下旬提交本文为止出现的若干重要的新情况和新事态，作了一些重要的增补。
** 时殷弘，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席，1996年中美富布赖特项目研究访问学者。*中国新领导与中国对外政策和中美关系前景**时殷弘
摘要 中国对外政策势将经久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在不同类的国家战略需要之间“敲出”一个艰难的平衡？特别是如何使国家战略需要克服国内制约和国外刺激？这将是中国新领导在对美和对周边邻国的政策上面对的主要挑战。特别就中美关系的未来而言，应当非常认真地设想这么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前景：它从“现实政治”的视野来看较为传统，因而较有可能实现，虽然它与侧重于别种范式的“新型大国关系”相比多少不那么新颖；与此同时，不能忽视另一种可能的中美大国关系，并且要有应对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心理准备甚或战略准备。中国必须持之以恒地以坚决有力而不失审慎的“战略推压”（或者说以不急剧冲击或突破对方紧要利益底线的、伸缩不定但以伸为主的“逐渐进逼”）步步迫使和劝使美国退让，从而经一段历史时期去实现中美之间和平的“最终解决”。关键词 中国新领导 中国对外政策 中美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 国家战略两类基本两难与八项基本挑战
中国有了初期表现杰出和饶有特征的新一代领导，他们掌握与先前多年相比大大增强了的中国国力，但同时处于几乎远不那么有利的和越来越复杂的国际战略与外交环境中。
在中国的对外政策决策和实施中，存在两类持久的和结构性的内在紧张或两难，那就是：（1）不同类的国家战略需要间常见的抵牾或两难，特别是国家军事/经济战略需要vs.国家外交战略需要；（2）比这更重要和更难办的是另一类更基本的抵牾和两难，即国家战略需要本身vs.种种国内制约和国外刺激。
中国尚未形成不仅被拟定出、而且经过较持久实验的对外大战略，以致尚不能够对下列基本问题作出即使是很粗略的回答：如何对待急剧增长了的国力和急剧增长了的“大众民族主义”以及其他复杂的国内有关力量？如何对待美国，特别是与美国之间愈益广泛、深刻和显著的军事/战略对立或竞争？目前，中国对前者（军事对立）大致只有在中国国内大力加强和加速军力建设一途，而对后者（战略竞争）仍在多个方面基本乏力，缺少作为。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如何对待亚洲邻国，特别是与它们的愈益突出和尖锐的海洋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并且一方面能够强有力地推进实现中国的主权存在、合法权益和民族愿望，另一方面使得非常强劲和持续地崛起的巨型中国能在战略和外交领域成为对邻国来说可以接受的？
还有，鉴于中国军事权势投射能力的经久急速建设和中国海外经济存在的极有力扩展，这两者的综合效应怎样？因而，如何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防止或制止“中国军事威胁论”的严重加剧，并且转化为非常认真的对华军事/战略竞赛？或者说，如何争取将下列两者较为平衡起来，即中国人民大大增强中国军力和战略性军事活动范围的强烈愿望与中国复杂的战略性外交需要？如何应对中国愈益广泛巨大的海外经济存在、经济势力与当地社会和国家的愈益复杂的关系，后者在文化、社会和宗教等最基本方面一般是中国人很不熟悉的，如何避免古今中外屡见不鲜的“被迫或被逼的帝国主义”，那开始于用武力或其他强制手段保护天经地义的合法的域外海外自身利益？如何贡献于“全球治理”而不损伤“中国治理”？还有，如何对待“电子通讯世界”、“非政府组织世界”（“全球公民社会”世界）和各种各样的“软实力”问题？
有一个近期甚而中长期的关键问题：特别是面对与日本的持久和激烈的对抗，如何“着眼大局，管控风险，经略周边”？又如何使新近得到着意应用的“底线思维”下的“近底线操作”不急剧增大风险和令风险突破控制？换言之，如何对待——借用军事类比——“战区作战方式”与更广大的战略/政治目的之间的两难？中国对外政策方向：用于推测的参照（上）
在试图预测中国对外政策的未来方向时，有两大应予考虑的参照。
胡锦涛同志所作的十八大报告的对外政策部分反映了对较长期的国家战略需要的战略意识（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睦邻政策），考虑到当前时期的主要外部政治/战略环境更尤其如此。与此同时，报告其他部分包含的“海洋强国”目的宣告、捍卫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宣告、继续大力加速业已急剧的军力建设的方向宣告部分地反映了国内公众舆论等方面的推力和制约，同时也部分地是对美国的战略/外交“再平衡”、日本非法的钓鱼岛“国有化”和南海争端等外部动能的反应。
就中国的对美战略来说，在富含与美国就双边、区域和全球事务进行合作的意图之外，胡锦涛同志强调的“和平发展、互利共赢”方略可被认为是个“软拳头”，用来对付美国的“硬拳头”，特别是其战略“再平衡”和军事优势。这样的方略的意图大概是假以时日，作为“软硬拳头”之间这不对称过招的一个结果，美国的“硬拳头”会被软化，从而不仅防止中美对抗，而且为中美多方面的更有效合作准备必不可少的条件。反之，如果中国要运用“硬拳头”，后果就会是彼此的“拳头”都变得更硬，导致中美冲突必不可免。然而，问题在于相反的观点，即中国的“硬拳头”假以时日能够将美国推回去或迫使它软化，如果不严重挑战美国的“底线”，也言之有理，而且现时在中国看来是个更得民望的思维途径和战略主张。中国对外政策方向：用于推测的参照（下）
用于推测中国对外政策的未来方向的另一大参照，在于十八大以后至今的主要的相关事态。其中包括：（1）习近平总书记屡屡宣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或者说“中国梦”主题；（2）关于军队头号使命和军力发展之直接目的首要军事原则有所变化，从“打赢高技术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变为目前较简单但更全面也更有力的“能打仗，能打胜仗”；（3）关于军力跃升的官方报道在十八大前后的几个月里曾空前频繁，不断宣告中国先进武器系统和军事技术的突破性成就，宣告武装部队实际战力的重大增进；（4）中国对与个别邻国（日本以及菲律宾）的海洋领土争端的态势更加强硬，迫不得已时不惜武装较量的意向一度近乎显著昭彰；（5）宣布设立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在与日本对抗的背景下采取的一项旨在进一步加强对日压力的重大战略行动，同时就长期来说，它也代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首次正式将中国的海洋“战略空间”扩展到远超过中国近岸水域，这当然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霸权有深远的含义；（6）多半由于媒体舆论的作用，在习近平主席首次出访和在博鳌论坛上的非常重要的演讲以前，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引人注目地较少着力重申和平发展原则，那是过去多年一贯反复强调的。
然而，另一方面，人们也能够并须着重提到十八大后，特别是2013年初夏以来的另一类事态发展——显示中国对外态势和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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