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词汇学理论与应用》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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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学理论与应用(八)试读：
词汇语用学的哲学基础
河北大学 叶慧君词汇语用学是20世纪末西方语言学领域出现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涉及语用学、语义学、词汇学、词汇语义学以及认知语言学等之间的跨面研究，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具有多维度的研究视角。江怡（2010）在《语言研究中的哲学问题》代序《如何从哲学的视角研究语言》中指出“语言学研究的进步必须从哲学的视角出发才有可能……语言学研究中取得的任何成果也只有赋予了哲学上的意义才能获得更大的价值”。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出发点，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追溯词汇语用学的哲学渊源，探求这一新兴学科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存在价值，从而获得词汇语用学的普遍语言学意义，以推动该学科的发展和壮大。一 词汇语用学背景及研究现状简述
德国学者布拉特纳（1998）首先使用“词汇语用学”这一术语并将其界定为“试图系统解释关涉词项未完全表述意义之语用现象的一个研究领域”。自2000年的第七届国际语用学大会后，词汇语用学被明确称为“一门新的语言学科”。英国学者威尔逊（2004）也指出“词汇语用学是语言学领域中一个迅速发展的分支”，其目的在于“探究词的字面意义在使用中的调整过程”。在随后的十几年中，词汇语用学在国际语言学界迅速发展起来。作为语用学的一个分支，词汇语用学试图解决词汇语义学难以解决的一系列问题。词汇语用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涉及：形容词的语用属性；语用畸形；词汇阻遏现象；词义调整；词缀的语用特性；标记语的语用功能；语用与词汇内部意义之间的关系，等等（陈新仁，2005）。
目前这一领域的代表性学者有布拉特纳（2002，2004）、威尔逊（2004a，2004b，2007）、卡斯顿（2002，2007，2010）、冉永平（2005a，2005b，2008，2012）和曾衍桃（2005，2006，2009）等人。威尔逊、卡斯顿认为词汇理解通常涉及特指概念建构过程，该过程是词汇编码意义的收缩或者是扩大。其中，词义的收缩是指交际中某一词语所编码的意义在特定语境中的特定所指，即词汇编码意义因具体语境的作用在所指范围或含意上缩小了；词义的扩大是一个建构在字面义和隐喻义之间的连续统，话语理解中的词语意义除了有可能和字面义重叠以外，还有近似、类别延伸、夸张或者是离字面义最远的隐喻义等各种可能性。关于词语在特定语境中的意义建构或语用充实，学者们的观点基本趋于一致，都认为主要有语用收缩和语用扩大两种基本类型（Wilson，2004；Carston，2010；冉永平，2005，2012）。詹全旺（2009）在此基础上又补充了零调整、语用叠加和语用转移。叶慧君（2013）则以汉语话语理解中的词语为研究主体，在横向与纵向两个标准下对词义的语用化类型进行了重新分类，并提出在不同的视角下，词义的语境语用变化可以分为义项间、义项内和义项外三种情况。李宗宏等（2014）对词汇语用学与语用意义研究之间的互补性、语义语用凸显倾向及话语词项共现的词汇语用理据关联进行了探讨。此外，威尔逊也曾在期刊文章或大会主旨发言中多次提到过应从广义的角度去关注词汇语用学，使其关注的焦点延伸到词义习得、词义的语用化处理及词汇语用能力的发展等方面。曾衍桃（2005，2006）也认为词汇语用学成果可广泛地应用于指导语言教学实践和词汇习得研究等领域。但目前将词汇语用学应用到外语教学特别是词汇教学中的研究还不多见。黄希敏（2011）的专著《英语词汇语用策略》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尝试。二 词汇语用学与语用学的关系
在讨论词汇语用学与语用学的关系之前须先回顾一下语用学的哲学渊源。在国内外语言学界，大概没有人会否定语用学深厚的哲学渊源。著名语用学家列文森（1983∶36）指出：“在寻求反驳乔姆斯基立场的途径时，生成语义学家都被引向哲学思想的本体，这个本体志在表明语言运用对理解语言本质的重要性（奥斯汀、斯特劳森、格赖斯和塞尔等人的研究工作尤为如此）。到目前为止，语用学的大多数重要概念都直接来自语言哲学。”何自然等（2002∶4）也认为：“语用学最早就是哲学家所研究的符号学下面的一个分支，也就是说语用学源于哲学家对语言的研究。”钱冠连（1999，2002）也持相同的观点：“语用学几乎可以当成哲学的一个分支。”钱冠连认为英美分析哲学家及欧陆哲学家，如海德格尔等讨论的语言问题，推动了语言学特别是语用学的学科建设，为语言学（其中包括语用学）提供了理论营养，也直接为语用学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脍炙人口的分析单元，以至于相当多的哲学家成了语用学的中坚人物，他甚至认为没有哲学之魂的语言研究是不得要领的。作为语用学孕育和发展的摇篮，语言哲学和语用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语用学的哲学底蕴也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并给予充分关注。崔凤娟等（2007）考察了伴随语用学诞生、发展的主要哲学思想，认为以洛克、皮尔斯和莫里斯为代表的符号行为哲学，以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塞尔和格赖斯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哲学以及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和阿佩尔的语用学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语用学的哲学本意，从而使语用学的研究能够不偏离正确的轨道。而且，从语言哲学的发展趋势看，20世纪经历了从句法学到语义学再到语用学的发展过程，语用学研究已经成为当今语言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江怡，2011）。
如前所述，词汇语用学是西方语言学领域出现的一个新兴学科，但国内外相关学者在提及该学科时大多是把它当成语用学的一个分支来称说。词汇语用学，简而言之，即在语用学视角下进行的词汇研究。语用学自身的学科重点是交际中话语意义的生成与理解，而词语意义又是构成话语意义的重要基础，所以，对词汇进行语用学研究，就是研究使用中的词汇之意义，也即研究词汇意义在话语使用者大脑中的在线理解或语用化过程及其规律和内在机制。“如何对交际中的词语、结构进行语用处理，尤其是影响语用处理的语用语言、社交语用和认知语用等各种制约因素、词义理解时的选择方向，以及如何通过话语中某一特定词语或结构去触发语用推理、确定语用待选信息等，是词汇语用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冉永平，2005b）曾衍桃（2005，2006）则认为词汇语用学的产生基于以下三个原因：第一，人们在研究词汇意义的过程中意识到词汇项目不仅有本身的词汇意义，而且还有使用的语用条件，构成特定的语用意义，要对词汇项目的这些未充分表述的语义因素进行系统的、有说服力的分析和描述，必须把词汇意义与词汇具体运用结合起来；第二，由于（词汇）语义学的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人们开始思考用语用学原理对这些问题做动态分析；第三，形式语义学的语义组合原则不适应词汇语用意义。另外，从理论背景看，词汇语用学研究得益于多种成熟的语用学理论，当前主要依托的是格赖斯提出的会话含意理论、合作原则以及斯珀伯和威尔逊提出的关联理论。以上分析表明，词汇语用学与语用学有着方方面面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们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一方面，词汇语用学是在语用学的摇篮中孕育出的边缘交叉学科，是语用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之一，它为语言意义、词汇意义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法和视角；另一方面，词汇意义又是以使用中的语言意义为己任的语用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分析单元，因而词汇语用学的哲学意蕴与语用学的哲学渊源是一脉相承的，具有先天性和历史必然性。三 孕育于哲学语言学转向中的词汇语用萌芽
西方哲学在其发展史上出现过两次重要的转向，并最终从古典的本体论、近代的认识论转到了现代的语言论，即所谓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或第二次转向。自此，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认识论的主体转向语言，特别是自然语言本身。语言成为几乎所有现代哲学家们关注的焦点，语言哲学上升为第一哲学。在经历了语言转向之后，哲学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变化，哲学的主题词从“思维”、“意识”、“主体”变成“语言”、“意义”、“逻辑形式”，它一反过去哲学研究的传统，从一种对概念思辨体系的研究转移到了对语言的本质、意义和应用的研究（刘艳茹，2007）。如果说，近代哲学家们对语言的探究理性色彩较浓，那么在现代哲学中，哲学家们则更看重语言的经验性，强调只有在具体的语言活动中才能理解语言，解释语言的意义，也因此才能更好地揭示语言的性质，更清楚地认识人类语言、人类自身和存在于其中的外部世界以及三者之间的普遍联系。“在欧洲大陆的哲学传统中，从洪堡、索绪尔到海德格尔、德里达、伽达默尔，再到拉康和福柯等人，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把语言图式看作人类思想图式的最直接表现，都试图从概念和命题内容入手把握语言活动核心。”（江怡，2010） 尽管从哲学的角度研究语言的意义和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语言的意义，出发点和终极目标都有很大的不同，但哲学家们出于宏观思考而关心语言的具体使用却为语言学家们从微观的角度关注语言使用的具体情况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推动力。而通过使用的具体情况研究语言的意义就注定了要从更加微观的词汇层面去研究使用中的语言意义，因为，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除了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以外，另一个核心议题就是语言（包括语词）的意义问题。据此可以说，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初就已经孕育下了词汇语用思想的种子，使得日后词汇语用学的萌芽、诞生和发展成为语用学发展的历史必然。认为语言几乎和存在一样重要，提出著名论断“语言是存在的家”的海德格尔并非[1]出自其本意地成为了这样一个先驱，他“竭力淡化、弱化以至拆除、消解传统认识论的语言逻辑功能，更多地关注的是语词的多义性、表达的象征性与隐喻、意义的可增生性等”（刘艳茹，2007）。海德格尔在《诗歌中的语言》中对特拉克尔诗歌的探讨可以为这一论断提供佐证。四 日常语言哲学中的词汇语用思想[2]
人类对自然语言的分析历史悠久，但如果说是相对于注重运用数理逻辑分析手段的逻辑语言学派而言，日常语言（分析）学派应该是发端于20世纪初，兴盛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不同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维特根斯坦、莱尔、奥斯汀、斯特劳森、塞尔和格赖斯等。
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有着“哲学家的哲学家”之称的维特根斯坦是现代西方哲学由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的关键人物，作为语言哲学的奠基人其后期思想开创了日常语言哲学流派之先河。要追溯日常语言哲学中的词汇语用思想必须从维特根斯坦提出的著名论断“语言游戏说”和“意义使用论”说起，这两个观点是贯穿于维特根斯坦那本集其后期思想之大成的专著《哲学研究》里的中心学说。维特根斯坦认为，无论是“一方喊出一些词，另一方根据这些词而行动”的语言使用实践，还是在“当老师用手指着石头时，学生说出‘石头’这个词或教师先对学生说出一个词，学生跟着说出这个词”的语言教学，都类似于儿童借以学习母语的种种游戏，这些游戏称为“语言游戏”。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语言和那些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活动所组成的整体也称为“语言游戏”。显然，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人们说话就是用语词在做游戏，只有在很现实的语言游戏活动中才能掌握一个词的用法，同时也就等于掌握了一个词的意义。《哲学研究》在开篇第1节中就以“五个红苹果”里的“五”为例暗示了“意义即使用”这一观点，随后又在第43节中明确指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一个名称的意义有时是由人们指着它[3]的承担者来解释的”。“语言游戏说”“把人们从对理想语言的研究拉回到对现实交往的研究，将语言与生活联系在一起，看重语言使用[4]者的作用”（贾冬梅，2010） 并“从根本上排除从语言与实在的对应中寻求意义的观念，使对语言的分析从语形和语义的层面转向语用层面”（崔凤娟等，2007）。而“意义使用论”更是把语言使用者和语词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和语言使用者所在的内外部环境对语词和话语解释的影响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维特根斯坦的这些思想对后来一些著名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受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说”和“意义使用论”等观点的启发，英国语言哲学家奥斯汀在仔细观察日常生活中人们怎样运用语言进行有效交流活动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言语行为理论”。该理论源自于他早期对日常语言两种功能的区分，即言有所为和言有所述。后来，奥斯汀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的理论，进一步提出了更为成熟的言语行为三分说，将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区分为以言指事、以言行事和以言成事三种不同性质的行为，但他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以言行事上。奥斯汀（1962）认为只有从行为的角度去阐释人类的言语交际，研究具体的言语行为，才能达到探究语言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语言哲学目标。后来，奥斯汀的学生塞尔继承和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他不仅对言语行为进行了重新分类，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和自己的老师一样，塞尔也试图用一种全新的角度去研究意义问题，即把语言当成行为方式，强调现实语境对意义的作用，认为话语意义会随语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塞尔（1969）认为研究语词的意义在原则上和研究言语行为没有区别。确切地说，它们是同一种研究。反推之，研究言语行为就是研究词语意义，研究词语意义就是为了反观人的思想，反观“存在”与世界（钱冠连，2002∶25）。不过，比奥斯汀更进一步的是，塞尔通过引入意向性概念对言语行为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界定，即言语行为不仅使用语言符号，而且表达说话人的意向。意向性理论突出了语言使用者的言语行为意向及其在解释语言意义、支配言语行为意识中的能动作用。塞尔“既强调意向性又不忽略言语行为规则的重要性，从而比较全面地看到意义是内在意向和外在言语行为规则统一的产物。”（崔凤娟等，2007）
日常语言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格赖斯试图通过分析语言交际过程中的交际意图去揭示语义，在区分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非自然意义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语言学界众所周知、谈及语用学就不能不提的会话含义理论、合作原则及其四准则（质准则、量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与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体系共同成为现代语用学理论的基石[5]。所谓非自然意义，是指话语除了其自身结构形式自然传递或偶然流露的固有信息以外，还包含着施动者（说者或写者）意欲传递的真实意图，是一种隐含意义，这种含义需要借助语境，经过语用推理才能得出。含义这一概念的提出使语言哲学关注的中心从意义转到了含义。但“格赖斯区分意义，提出会话含义理论的目的不是解决语言问题，而是通过对语言的哲学思辨，寻求人的理性本质以及以理性为核心的哲学研究方法”。（崔凤娟等，2007）格赖斯在哲学轨道上发展起来的学说体系不仅为语用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也成为当前词汇语用学这一年轻学科最主要的分析框架之一。比如，词汇意义的完整理解可以认为是在其原型语义分析基础上通过引入规约含义或会话含义来充实字面意义和话语理解中在线意义之间的信息差。五 余 论
从维特根斯坦到奥斯汀和塞尔，再到格赖斯，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到的学术见解，提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著名理论，为推动哲学和语言学的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这在哲学和语言学发展史上是有目共睹的，毋须多言。通过以上的追溯和分析可以看出，几位哲学家的研究兴趣和思考问题的角度虽不尽相同，但有两点却是惊人的一致。其一，重视语言使用者对解释语言意义的理性推理及能动意识，强调语词及其使用者所在的内外部环境对意义的影响；其二，他们的研究目标是哲学的，而不是语言的，即研究对象是语言，但最终要解决的却是哲学问题，更确切地说，是“通过研究语言来研究‘存在’，研究思想与世界。人的思维是一种内在的交谈，哲学研究就是通过语词意义的分析将‘内在交谈’外化出来；用利科的话来说，就是‘把对语言的理解当成解决基本哲学问题的必要准备’。也就是说，对词语意义的研究，是为了从词语的意义中反推出人的理性和哲思”。（钱冠连，2002∶23-24）尽管以上哲学家们的本意并非要为语用学提供理论基础，但他们的理论却无一例外成了语用学诞生的基石或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这就注定了语用学以及相依而生的词汇语用学有着与生俱来、抹不掉的哲学意蕴。语词是语言哲学研究中经常提到的一个概念，而实际上无论是研究语言意义，还是话语意义，终究都是要落实到词语意义，从研究词语意义出发，最终再回归到词语意义。追溯词汇语用学的哲学源头，不仅能帮助我们认识到词汇语用学的重要理论意义和学科价值，更重要的是能让词汇语用学不偏离其应当遵循的轨道，向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发展和壮大。附 注
[1] 海德格尔本人并没有明确表达出他的哲学的某种“语言转向”，但若深入其整个哲学思想，却不难发现一条“语言转向”的线索。参看杨佑文《海德格尔的“语言转向”》，《语言研究中的哲学问题》（陶秀璈，姚小平主编）第187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
[2] 自然语言就是日常语言，只是与二者相对的概念有些不同，自然语言是针对人工语言、理想语言而言，而日常语言主要是与科学语言、诗性语言等这些非常用语言相对。
[3] 维特根斯坦著，涂纪亮译《哲学研究》第3、4、6、7、2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4] 《家族相似性、语言游戏说与语言学》，载《语言研究中的哲学问题》（陶秀璈，姚小平主编）第14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
[5] 格赖斯的主要学术观点可参见其专著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言辞用法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该书初版时间1989年，哈佛大学出版社，书中收入了格赖斯于1967年在哈佛大学所做三次讲座的部分内容及其后发表的相关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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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交际不能不注重效果，达到最佳交际效果是言语运用始终不渝的追求。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撰写了《修辞学》（Rhetoric）这样系统的修辞学理论著作来探讨交际效果问题。我国古代学者也提出过不少有关修辞重要性的观点。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就是修饰，就是美化，“行远”就是美化所追求的言语效果。“行远”主要是针对著书立说而言的，对口语交际而言，说话人更关注的是“速效”，即听者产生说话人预期的感应。言辞要“行远”“速效”，关键是要能给听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让信息容易驻留于人的记忆。让信息容易驻留于记忆最重要的手段就是信息形象化。事实表明，记忆力好的人大都是善于利用信息形象化手段的人，那些获得“世界记忆大师”称号的人都是将抽象的数字和字母转化为某种形象的事物来帮助记忆的。这种信息形象化的方法人们也自觉不自觉地应用于言语修辞。陈望道（1984∶70）将修辞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类。“消极的修辞只在使人‘理会’。使人理会只须将意思的轮廓，平实装成语言的定形，便可了事。积极的修辞，却要使人‘感受’。使人感受，却不是这样便可了事，必须使听读者经过了语言文字而有种种的感触。语言文字的固有意义，原是概念的、抽象的，倘若只要传达概念的抽象意义，此外全任情景来补衬，那大抵只要平实地运用它就是……而要使人感受，却必须积极地利用中介上一切所有的感性因素，如语言的声音，语言的形体等等，同时又使语言的意义，带有体验性具体性。每个说及的事物，都像写说者经历过似地，带有写说者的体验性，而能在看读者的心里唤起了一定的具体的影象。”能唤起心理影像就易于给听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这是达到最佳交际效果的先决条件。
能唤起心理影像的语言单位，可以是语段，如论说中讲述的寓言故事；可以是句子，如“拔根汗毛比腰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等；但运用最简便同时也是最广泛的还是词汇的创新。人们在词语使用上有喜新厌旧的特点，因为言语交际中运用新词新语，很容易振人耳膜，抓人眼球，这是词汇总是处在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的变动之中的重要动因。词汇的创新中尤以词汇生动化更具吸引力。所谓词汇生动化，是指为了表达的生动将抽象的概念或是既有的抽象词汇改用富于形象色彩或是诙谐色彩的词语来表达。古代学者曾注意到这样一种造词方式。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25：“（ 杭人）有讳本语而巧为俏语者，如诟人嘲我曰淄牙，有谋未成曰扫兴，冷淡曰秋意，无言默坐曰出神，言涉败兴曰杀风景，言胡说曰扯淡，或转曰牵冷，则出自宋时梨园市语之遗，未之改也。”所谓“讳本语而巧为俏语”就是将词汇加以生动化。
词汇生动化的方式主要有比拟、移就和谐音三种。二 比拟式
比拟式有明比和暗比两类。
明比是直接在本体上附加喻体。人的心意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的东西，为了使之直观可感，人们常常借助明比的方式构成生动化的词语。比如高兴的心意称为“意蕊”，意思是心意像花蕊一样展放，跟“心花”的说法相同。难以控制的躁动的心意称为“意马”，意为心情像奔马一样难以驾御。如果是闲静的心意，则称为“意水”，意为心意像水一样悠闲沉静。又如光说“瀑”，没有形象，说成“瀑布”，就给人水流似布的形象；光说“脑”，没有形象色彩，说成“脑瓜”，就给“脑”附着上了脑袋像瓜的比拟意义；脸面浑圆似蛋，故称脸为“脸蛋”，福建永定客家话则称为“面颊卵”；面颊隆起，故成都话称为“脸包”、“脸墩”。沈兼士（1986∶235）云：“今俗谓面颊为脸蛋，与殿音近，亦即肫之转语也。”由“面颊卵”等称谓可知“脸蛋”之蛋为肫（颧骨）转语说不能成立。章太炎《新方言·释形体第四》：“《说文》：‘腼，面见也。’或从旦作，佗典切。人面见处莫如两颊，故直隶谓颊为脸子，音如旦。”直隶的“脸子”应该是“脸蛋子”，跟“面见”义的“”无关。《汉书·地理志上》“重丘、平昌、羽、般”颜师古注引三国魏如淳曰：“般音如面般之般。”《汉语大词典》：“面般，方言。即脸庞。人脸的四周轮廓。亦称‘面盘子’。”“面般”即“面盘”，今口语说“脸盘”，因面圆似盘而得名。释为“人脸的四周轮廓”则未确。
暗比造词则只有喻体，不出现本体。如语言中先有“卷铺盖”的说法表示解雇，因为被解雇者总是卷起自己的铺盖离开。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二十回：“黄三溜子回去，又把小当差的骂了一顿，定要叫他卷铺盖， 后来幸亏刘大侉子讲情，方才罢了。”后来粤语中改用“炒鱿鱼”表示解雇，因为鱿鱼一炒就卷成筒状，与铺盖卷相似，但更为形象。文艺创作办公室《南疆木棉红》（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21）：“有一次为了维护一个穷兄弟，对船老板顶撞了几句，第二天早饭时，船老板传话要江水吃‘炒鱿鱼’，就是表示要卷包袱，解雇他的意思。因为炒熟的鱿鱼是卷起来的，这一带把工人被解雇叫做‘炒鱿鱼’。”这说的是解放前广东西江一带的事。改革开放后大陆也有了解雇职工的现象，于是“炒鱿鱼”一词在广东得以复活，并迅速流行全国。刘学强、雨纯《深圳飞鸿》（花城出版社，1982∶7）：“广东话把解雇工人叫作‘炒鱿鱼’。”吴语中则戏称为“吃百页包”。陈建文、王聚元（2001∶84）：“吃百页包，吴方言。对解职、停生意的戏谑说法，意谓卷了铺盖回家。因百页包是用百页把碎肉或蔬菜包起来而成的一种菜肴，形似铺盖卷，故称。”“炒鱿鱼”、“吃百页包”就是在“卷铺盖”基础上创造的暗比式生动化词语。
天津人闻到臭气时常说“熏大个儿”或“长大个儿”，意思是很臭。这是将人暗比作庄稼。庄稼施肥后会长高，过去的肥料主要是人畜的粪便，很臭，所以用“熏大个儿”或“长大个儿”表示很臭。
武侠小说中常见“扬名立万”的说法，“立万”之义不好理解。主要有三种解释：（1）“万”为“望”之音误，（2）“万”为“”（“身”的草书）之形误，（3）“立万”是江湖隐语，义为树立名声（杨林成，2009∶89-91）。第三种解释可信。陈崎主编《中国秘密语大辞典》（汉语大词典出版，2002∶83）：“万儿，旧时北方等地江湖行业。指名誉；名字。语见云游客《江湖丛谈》一集、熹葆《江湖黑话》。”许宝华、宫田一郎（1999∶312）： “万儿，字号；牌匾。北京官话。”“万”何以有“名声”、“名字”义？其实“万”是个音借字，本字应为“蔓”。卢昌五《欢喜虫儿》（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339）：“他不是要扬名立蔓吗？我就是要叫他立不起来！”孙福海《不用偷着乐》（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49）：“相声演员将观众尊为衣食父母，是因为得靠观众捧场才能扬名立蔓。”中国古代常用“瓜”比喻子孙后代和亲族。《诗经·大雅·绵》：“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朱熹集传：“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初生常小，其蔓不绝，至末而后大也。”元耶律楚材《和冀先生韵》：“宗亲成蒂固，国祚等瓜绵。”“瓜绵”指子孙昌盛。明张煌言《答闽南搢绅公书》：“蒙延平殿下，谊笃瓜瓞，慨然安置，则不肖辈之担已卸矣。”“瓜瓞”喻亲族。众瓜生于蔓，众多子孙和亲族皆一祖所繁衍，共以祖姓为标志，则祖姓犹如系连众瓜之蔓，故用“蔓”暗比姓氏。旧时江湖上称王姓为“虎头万”（因虎头有“王”字纹）、称冯姓为“补丁万”（取“缝补”谐音），“万”就是“姓”的意思。由姓氏引申为名字、名声等义。名声大的人被称为“大蔓”，今天多写作“大腕”，盖因不明理据，猜想该词因“手腕”而得名，故用“腕”字。
有时候一个词采用的是明比方式还是暗比方式，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需要我们多方考索。如一目失明者称为“独眼龙”，有些人（邵倩、刘敬林，2013）认为“龙”为“窿”之谐音，“独眼龙”义为一只通明的好眼犹如空的窟窿，这属于明比。《汉语大词典》：“独眼龙，谓一目失明者。原有敬畏意，后多含诙谐意。《旧五代史·唐书·武皇纪上》：‘武皇既收长安，军势甚雄，诸侯之师皆畏之。武皇一目微眇，故其时号为独眼龙。’”当是认为“龙”暗比威猛之人。从语言的普遍性和共时性来看，应以暗比为是。自古以来，“龙”常用来比喻有才能的人。如《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德行》“余六龙下食”刘孝标注引晋张璠《汉纪》：“淑有八子：俭、鲲、靖、焘、汪、爽、肃、敷……时人号曰八龙。”唐代将领李克用（武皇）骁勇善战，而一目微眇，故人送外号“独眼龙”，这完全符合当时的语言习惯。后来凡是一目失明的人都可戏称为“独眼龙”，这是词义的泛化。与此类似的还有“独眼虎”、“独眼狼”、“独眼狗”等称谓。如清惜红居士《李公案奇闻》第十五回：“张瞎子绰号独眼虎。”李浩白《天才权谋家——司马懿》（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96）：“我早就该料到这个‘独眼狼’一定会在我背后捅我这一刀子的。”“独眼狼”指“左眼睛因感染热毒而盲” 的丁仪。山东省军区政治部编《万丈长缨：山东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76∶218）：“因他生下来，就有一只眼睛没睁开，所有（以）人们都叫他‘独眼狗’。”“虎”、“狼”、“狗”都是暗比人，只是不同的动物有不同的褒贬色彩。至于“窿”，虽然在今天的个别方言中可以单用于窟窿义，但没有证据表明唐代汉语中存在窟窿义的“窿”，说“龙（窿）”比喻眼睛像窟窿不过是基于现代方言的随意附会而已。三 移就式
移就有同词移就和异词移就两类。
同词移就指一个词同时具有抽象和具象两个义位，造词者借用具象义位去表达抽象义位。如“吹”有“合拢嘴唇用力出气”和“说大话”两个义位，前者有具体可感的形象，后者则无象可感。为了将“说大话”的含义表达得形象生动，便借用“吹喇叭”来表示。“吹喇叭”的吹其实是“合拢嘴唇用力出气”义，“吹喇叭”之所以具有“说大话”的含义，就是借助了移就的手段“暗度陈仓”的结果，从而达到了生动的表达效果。不同方言不同时代用相同方法创造的类似的词还有“吹牛”、“吹螺”、“吹大梨”等，取象虽异，但都可表示“说大话”的含义。不少人在探讨“吹牛”一词的由来，大都属于皮傅之谈，未能把握这类词的创造机制（参杨琳，2013 ）。
俗语“有好果子吃”的说法，一般用于否定句和反问句，表示没有好的结果。例如：谭力、羽儿《下海女人》第四章：“不识庐山真面貌的何云俊，未免高兴早了点，在少年而老道的陈海燕手中，注定不会有好果子吃。” 蒋子龙《收审记》：“工商局、检察院后面又牵动着复杂如铁网一般的社会关系，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地跟他们抗争，怎么会有好果子吃呢？”也可以仅仅说“有好果子”。金克水《跟弘一法师学做人》（外文出版社，2010∶32）：“强求没有好果子，顺其自然才好。”“有好果子吃”是在“好结果”的基础上用同词移就的方式创造的生动化形式。“随便”扩展为“随你便”、“随他便”，属于正常的语用扩展；但言语中有时也扩展成“随你（他）大小便”或“随你（他）的大小便”。例如镕畅《花影》（海天出版社，2005∶41）：“放学我在车棚等你，去还是不去，随你的大小便。”这显然是用同词移就方式创造的生动化形式。
四川剑阁话中称说大话或撒大谎为“日烧白不打底子”，字面意思是吃烧白不打底子。“烧白”是当地的一道菜肴，一种蒸肉，做此菜时肉下面先要放上土豆、甘薯之类的食材垫底，（黄尚军，2002∶155）。为什么吃烧白不打底子会有撒大谎的意思呢？原来当地方言中称说谎话为“日白”（理据为“说+空白”），方言中“日”又有吃的意思，为了形象生动，便移就于“烧白”菜肴。“打底子”比喻事先做准备。普通话中类似的说法是“说谎不打底稿”。《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驴打滚】❶高利贷的一种。放债时规定，到期不还，利息加倍。利上加利， 越滚越多，如驴翻身打滚，所以叫驴打滚。❷食品，用黄米面夹糖做成，蒸熟后，滚上熟黄豆面。”施春宏（2012） 分析说：“为什么驴子翻身打滚了就可以比喻‘利上加利’？这‘加’的部分不好理解，难道指滚的次数在增加吗？似乎不尽然。可见，上述释义尚未提供充分的相关信息来帮助我们理解和把握词义结构。其实，‘驴打滚’的第二个义项倒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更加切近的认识。它用来指一种食品，这种食品‘蒸熟后，滚上黄豆面’，而且每滚一次，沾上的黄豆面就越多，这样滚下去，自然越来越多。这与驴子在泥地里打滚时越滚身上泥土越多的情况在认知经验上是相通的，也正是人们用‘驴打滚’来命名该食品的依据。同理，高利贷亦有‘越滚越多’的特征，故也可用‘驴打滚’来比喻。”这种解释是立足于共时平面的想象。语言历时发展的事实是，先有“滚” 表示利上加利，然后才有“驴打滚”的说法。“滚”在清代初期的文献中已有利上加利的用法。如清李之芳《李文襄公别录》卷6《严禁赌博告示》（康熙二十一年七月）：“奸棍乘机串同旗营豪恶开场放赌，探听良家子弟、殷懦愚民，引诱入局，拈头设阱，潜藏高楼密室，深巷幽居，妇女司门，踪迹诡秘。赢则流连忘返，输亦无计脱身，遂使勒票滚利，倾荡家财。”清曹去晶《姑妄言》（1730）第十四回：“我当初借易老爹只十两银子，这些年来利上滚利，才聚上许多。”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九十七回：“那老西儿又要逐月滚息，一面不肯，于是又重新磋磨，说到逐年滚息，方才取出纸笔写借据。”至于利上加利义的“驴打滚”，《汉语大词典》举的最早例证出自周立波1948年的作品《暴风骤雨》。基于这一事实，我们认为“驴打滚”是在“滚利”、“滚息”的基础上用同词移就的方式创造的生动化形式，是用具象的“翻滚”义表达抽象的“利上加利”义。按照这种理解，也就不存在“‘加’的部分”在“驴打滚”的词义结构中没有着落的问题。论者给“加”找到的理据是“驴子在泥地里打滚时越滚身上泥土越多”，未免牵强。生活经验告诉我们，驴子在泥地里打滚的情形反而少见，常见的是在普通的地面上（如庭院、土路等），不可能越滚身上粘土越多。
对人说恭维话叫“戴高帽子”。《汉语大词典》解释说：“戴高帽子，《北史·儒林传下·熊安生》：‘道晖好着高翅帽、大屐，州将初临，辄服以谒见。仰头举肘，拜于屐上，自言学士比三公。’后因以妄自尊大，冀人誉己为好戴高帽子；而以吹捧、恭维别人为给人戴高帽子。”这一解释本自清翟灏《通俗编》卷25《服饰》：“好戴高帽，《北史·熊安生传》：‘宗道晖好着高翅帽、大屐，州将初临，辄服以谒见，仰头举肘，拜于屐上，自言学士比三公。’按：今谓虚自张大、冀人誉己者，曰好戴高帽子，盖因乎此。”翟灏的记载表明乾隆年间已有“戴高帽子”的俗语，但说此语来自北魏宗道晖戴高翅帽的爱好，不免牵强。古代喜欢戴高帽的人有的是。屈原在《离骚》中多次提到他戴高冠，如“冠切云之崔巍”、“高余冠之岌岌”。《隋书·礼仪志》记梁代：“帽，自天子下及士人，通冠之，以白纱者名高顶帽。皇太子在上省则乌纱，在永福省则白纱。又有缯皂杂纱为之，高屋下裙，盖无定准。”明郎瑛《七修类稿》卷29《山农刺时》：“王冕，字符章，号山农，元末人也。身长多髯。少明经不偶，即焚书读古兵法。戴高帽，披绿蓑，著长齿屐，击木剑，行歌于市。”何以见得俗语“戴高帽子”源于宗道晖的“好着高翅帽”？“好着高翅帽”跟恭维话又有何干系？
我们认为“戴高帽子”是“戴”的移就形式。“戴”有喜爱义。北宋王溥《唐会要》卷79《谥法上》：“戴， 赠秘书监琅琊县子颜师古。”原注：“爱民好治曰戴。”唐权德舆《唐故常州刺史独孤及谥议》：“其初在濠，其后在常，皆因俗为理，人用爱戴。”许宝华、宫田一郎（1999∶7319、7320）：“戴，喜爱。中原官话。山东梁山： 戴吃 | 戴听 | 戴见。”“戴爱，喜欢，看得起。晋语。山西离石。”字亦作“待”。许宝华、宫田一郎（1999∶ 4283）：“待，喜爱。晋语。山西太原：这几天我待吃饭咧。”喜爱义的“戴（待）见”流行于很多方言。《金瓶梅词话》第八十二回：“你老人家这回儿又不待见他起来。”引申为说让人喜爱的话，即恭维。应钟《甬言稽古·释言》：“（甬）俗以诡辞推崇人呼为戴。”将恭维义之“戴”加以生动化，就有了“戴高帽子”的俗语。生动化具有随机性，所以可以有其他变体。《红楼梦》第六十一回：“宝玉为人不管青红皂白爱兜揽事情，别人再求求他去，他又搁不住人两句好话，给他个炭篓子带上，什么事他不应承！”《官场现形记》第八回：“他原是最坏不过的，看见陶子尧官派熏天，官腔十足，晓得是喜欢拍马屁、戴炭篓子的一流人。”《汉语大词典》：“戴炭篓子，犹言戴高帽子。谓受人吹捧。炭篓子细而高，形似高帽子，故云。”“炭篓子”取其镂空、空虚之义，与高帽子无关。许宝华、宫田一郎（1999∶7321）：“戴花帽子，奉承。江淮官话。湖北红安。”此取花而不实之义，与“炭篓子”类似。由此可见，“高帽子”取拔高、夸大之义，溯源于历史上某人喜欢戴高帽子无疑是走入了迷津。
异词移就指借用与甲词相关的乙词构成新词语或用乙词来陪衬甲词构成新词语，以达到诙谐生动的效果。如语言中原有“吃席”的说法，甘肃临夏话中有时改用“吃毡”来表示，这是因为毡和席都是炕上的铺盖，意义相关。“胡说曰扯淡，或转曰牵冷”，这是因为“牵”、“扯”同义，“冷”、“淡”同义。汉语中将“心”当作思维的器官，所以语言中把“没有心计”称为“没心”。如《红楼梦》第四十九回：“说你没心，却又有心；虽然有心，到底嘴太直了。”心计是个抽象的概念，为求生动，给“没心”配上具象的“没肺”，构成“没心没肺”一语。“肺”并没有心计的含义，只是由于“心肺”经常连用而被“拉郎配”。有了“没肺”的陪衬，“没心” 也获得了形象色彩。《水浒传》第二十一回：“那婆子吃了许多酒，口里只管夹七带八嘈，正在那里张家长，李家短，白说绿道。”“白说绿道”谓胡扯乱说。“白”有空的意思。宋沈作喆《寓简》卷1：“今之俚谚谓白撰无所本者为杜田。”《汉语大词典》：“白撰，犹杜撰。没有根据的议论。”明李贽《初潭集》卷17“刘伶纵酒放达”评：“不是大话，亦不是白话。”“白话”谓空话。清陈森《品花宝鉴》第四十五回：“琴言道：‘这话也是白说的，除非候你作了官，才可提拔我。’”“白说”即空说。“绿”是为了陪衬“白”而带出来的，同时也为俗语增添了形象色彩。这样解释虽然也说明了“绿”的由来，但还是有疑团的，那就是“白”的搭档最常见的是“黑”，为什么这一俗语中却选择了“绿”？可见其中仍有奥秘未被揭破。
与“白说绿道”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俗语叫“六说白道”。《金瓶梅词话》第二十六回：“你安分守己，休再吃了酒口里六说白道。”王利器主编《金瓶梅词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71）：“六说白道，即绿说白道。信口开河，乱说一通。”说“六说白道，即绿说白道”，大约是把“六”看成“绿”的通假字，这恐怕没有体味到俗语的构造用意。“白”在近代汉语中与“八”读音相近，有些方言中甚至同音，如合肥话中两字都读［pɐʔ］。近代汉语中把撮合男女搞不正当关系的人叫“马伯六”，也写作“马泊六”、“马百六”、“马八六”等。如宋佚名《张协状元》第四十五出：“我胜花娘子，见报街道者：唱《太子游四门》，撞见马八六。”《水浒传》第二十四回：“老身为头是做媒，又会做牙婆，也会抱腰，也会收小的，也会说风情，也会做马泊六。”明沈璟《义侠记·设伏》：“若会做马百六，我便费些钱也罢。”“胡说八道”原本写作“胡说白道”。《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七回：“你这小淫妇儿单管只胡说白道的。”《红楼梦》第八十三回：“谁知半夜里一叠连声的嚷起心疼来，嘴里胡说白道， 只说好像刀子割了去的似的。”写作“八”是用了个通假字。这都表明“白”、“八”读音相同相近，由于这个缘故，人们便拉来“六”给“白”（八）作陪衬构成了“六说白道”。之所以选“六”是因为对偶需要性质最为接近的对象，“六”和“八”不但都是入声，还都是双数，匹配度高。很多方言中“绿”和“六”读音相同。《金瓶梅词话》第六十回中韩道国说了一套酒令，其中一到六的数字分别用“孤红”（骨牌点数中的一点）、“二姑”、“三纲”、“四红”、“五岳”、“绿暗”来表示，正是《词话》作者方言中“绿”、“六”同音的反映。正因如此，口语中的“liù 说白道”被写成了“绿说白道”。至此，我们才算揭开了用“绿”配“白”而不是用“黑”配“白” 的奥秘。“驴年马月”也是用异词移就方式构成的词语。刘洁修《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开明出版社，2009∶0756）：“以十二属（子鼠、丑牛、寅虎、卵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酋鸡、戌犬、亥猪）记年，其中并没有‘驴’,‘驴年’则纯属子虚；生肖不能用来称月,‘马月’亦属乌有，因有‘驴年’或‘驴年马月’表示没有期限。”这一解释难以回答为何不说“鼠月”、“虎月”而说“马月”。事实是语言中先有“驴年”表示不可知的年月或没有期限。宋惟盖竺等编《明觉禅师语录》卷2：“如此自称宗匠，欲开人天眼目，驴年去。”宋林希逸《鬳斋续集》卷2《和后村三绝句》：“谈玄要似蜜中边，末学纷纷纸上传。击竹卷帘如未会，要无疑去待驴年。”因“驴马”、“年月”常常并提，故后来附加“马月”为“驴年”作陪衬。明弘歇等编《雪峤禅师语录》卷4：“这个事不是带了习气做的，须用全身放倒，别立主人公，若也朦朦胧胧，如睡梦中，欲求其开豁，混到驴年马月未敢相许。”“马月”纯粹是根据“驴年”仿造出来的成分，有无此月无关紧要。同样的道理，因“牛马”常常并提，“猴”、“马”古来也常有关联（如“马上封侯”民俗画），所以人们将“驴年马月”也改造成“牛年马月”或“猴年马月”，尽管“牛年”、“猴年”都是存在的，但并不妨碍这种说法的成立，因为改造者只是为了给“马”配对，并不在乎“牛年”、“猴年”是否存在。施春宏（2012）认为“从源语义结构来看，‘驴年马月’比‘猴年马月、牛年马月’在认知理据上要充分一些”。词语理据的认知应该是指词语创造者的认知，从创造者的角度来说，无所谓理据是否充分，有的只是什么理据的问题。
欠债多常说“一屁股债”，这种说法明代就已存在。明冯梦龙《笑府》卷3《定亲》：“一人如厕，隔厕先有女子在焉，偶失净纸，因言：‘若有知趣的给我，愿为之妇。’其人闻知，即以自用者从壁隙中递与。女净讫径去。其人叹曰，‘虽定得这头亲事，屁股头何日干净？’”“屁股头何日干净”表面上是说自己没有了手纸，不知怎么把屁股擦干净，实际是说结婚使男方背上一屁股债，不知何时才能还清。这则笑话显然是根据“一屁股债” 的俗语而编的。清游戏主人《笑林广记》卷11《讥刺部·定亲》对这则笑话做了一些修改：“一人登厕，隔厕先有一女在焉，偶失净纸，因言：‘若有知趣的给我，愿为之妇。’其人闻之，即以自所用者从壁隙中递与。女净讫径去。其人叹曰：‘亲事虽定了一头，这一屁股债如何得干净？’”将“屁股头”挑明为“一屁股债”。
欠债多为什么要说成“一屁股债”？屁股和债务有何干系？齐如山《北京土话》（燕山出版社，1991∶287）解释说：“一屁股债：欠账太多，曰‘一屁股债’。此语最初亦不高尚，意思是所有欠账都须用后庭偿还也。日久，说者遂忘此义。”语焉不详。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唐朝年间，有个土财主去红楼里找了一位小姐。当他把银子全部付给红楼后，他的管家来报说：“老爷，不好了，夫人要来抓你了。”于是土财主慌张地往回赶，刚一出红楼便想到小姐没泡成，银子倒丢了，又回到红楼找到小姐说：“你要给我写张欠条，我下次好再来。”小姐一想也无可厚非，便拿起笔砚写起欠条。可是左思右想也不知道怎么写，总不能直接写欠淫债啊，最后便在欠条上写了：“今欠王大财主一屁股债，择日清还。”从此“欠一屁股债”的说法便流传了下来。齐如山“用后庭偿”的说法大约是根据这类传说做的解释。然而这类民间故事是为了解释俗语而生编的，属于据果造因， 羌无故实，不足采信。
比“一屁股债”更早的说法是“一身债”。宋齐己编《佛海瞎堂禅师广录》卷1《台州护国广恩禅寺语录》：“分别说三乘，惹得一身债。”清金堡《徧行堂集》文集卷15《纯铸奉海幢命礼觐归宗方丈予无僧使附致候书戏作此偈》：“尽着讨便宜，依旧一身债。”与“债”搭配的动词往往是“背”、“负”、“拖”、“拉”等，如“背着一身的债”、“到头来拉了一身债”等。“背”、“负”、“拖”、“拉”的对象总是在人身后。语言中常用“屁股”指代身后。如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九回：“怎么一署巡抚，他就跟着屁股赶来!”今天还常说“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跟在屁股后面转”。为了表达的生动，便将“一身债”换成了“一屁股债”。重庆话中将欠债很多说成“一屁股两肋巴的债”，“两肋巴”是“一屁股”的陪衬，比只说“一屁股”更为形象生动。四 谐音式
谐音式的生动化词语如宋钱易《南部新书》卷1：“崔四八即慎由之子，小名缁郎。天下呼油为麻膏，故谓之麻膏相公。”“麻膏相公”的得名是因“由”与“油”谐音的缘故。清李光庭《乡言解颐》卷2《城池》：“谓进城为上县，见欲县考者曰‘要上县吃子儿火烧去了’。余初考时，令人去买，并无是物。或笑曰：‘此乃寓言。子儿者，之而也。火烧者，烤也。若曰之而用得明白，则可以考。’斯言近之矣。”此解未得。清代一些地方确有一种叫“子儿火烧”的烧饼。清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第五十五回：“我叫人买几个子儿火烧，买几块豆腐，就试试这孩子的本事。”清佚名《刘公案》第八十回：“大人用的饭好备，用的两个子儿火烧，一碗豆腐脑儿就结咧。”“吃”有受的意思，如“吃惊”、“吃一堑，长一智”；“火烧”字面意思是火上烧，火上烧就是“烤”，与“考”谐音；“吃子儿火烧”是用形象谐趣的方式表示“受考”、“应考”的意思。今天考试考得很糟也有“考煳了”、“考焦了”的说法，也是源于“考”、“烤”的谐音。有些方言中将“小姨子”称为“小肥皂”（如天津话），这是因为方言中把肥皂叫“胰子”，“胰子”与“姨子”同音，故用“肥皂”替换“姨子”。
有个谜语叫“十一个人站两行”，打的是俗语“人五人六”。许宝华、宫田一郎（1999∶131）：“人五人六，故作正经，装模作样。”李荣（2002∶123）：“人五人六，神气十足。”“人五人六”为什么会有神气十足、装模作样的意思呢？字面上很难理解。原来这是一个用谐音手法创造的词语。汉语中把有声望、有地位的人称为“人物”。宋范成大《送通守林彦强寺丞还朝》：“地灵境秀有人物，新安府丞今第一。”沈从文《萧萧》：“祖父是当地一个人物。”如果一个不是“人物”的人言行像有地位的“人物”那样，人们就用“人物”讥讽他假装“人物”。如山东聊城话：“你看你人物的！”由于“物”、“五”音近，为了诙谐幽默，就给“人物”配上“人六”造成了“人五人六”一语。与此类似的是“跳五跳六”、“耀五扬六”。林深《吃城》（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76）：“现在的老人，都是你们小人儿的洗衣机。老的不洗，你们有空跳五跳六去呀？”“跳五跳六”是“跳舞”的谐音生动化。魏晋《兰州春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404）：“凡是在宁夏耀五扬六，当统治阶级的，离不了这四个条件： 第一是甘肃人；第二是要姓马；第三是要属于回教徒；第四要是河州家。”“耀五扬六”是“耀武扬威”的生动化。
天津话中有“懂里懂面”的说法，意思是很懂礼貌，这一说法是在“懂礼”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礼”与“里”同音，“里”与“面”相对，为求形象生动，便将“懂礼”说成了“懂里懂面”。与“人五人六”、“耀五扬六”稍有不同的是，“懂里懂面”字面上也能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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