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历代名人传记丛书 李可染(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良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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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历代名人传记丛书 李可染试读：

江苏历史悠久，钟灵毓秀，人文荟萃。历代名人的奋斗业绩已经载入史册，动人的传奇故事已经广为流传。他们是江苏人的代表与骄傲，是中华民族连绵不断的历史文化长河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也留下了不少遗憾和期盼。

江苏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六朝以来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镇的独特地位，为杰出人才的涌现创造了条件，为他们施展自己的才华提供了广阔天地。早在唐代，大诗人韦应物就已这样赞许：“吴地盛文史，群彦今汪洋。”到了明代，国人更是公认“苏郡为士之渊薮”，人才灿若群星。据有关统计，在我国古代、近代著名作家中，江苏籍作家占27.5%;在明清时期则高达37.5%，如清代文学家1741人中有599位是江苏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作者施耐庵、《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都是江苏人。明清两朝状元人数、当代两院院士人数，江苏均为全国第一。

江苏历代名人或立德，或立功，或立言，在政治、军事、思想、文学、艺术、教育、实业、宗教等各行各业卓有建树。他们中间有农家子弟、因参加秦末起义而创立了西汉王朝的刘邦，精通佛教律宗学说、“何惜生命”而东渡的文化使者鉴真，徒步跋涉考察祖国地貌地质并且写下山水风光游记的作家徐霞客，鸦片战争中视死如归抗击外国入侵者的民族英雄关天培，可歌可泣的抗倭、抗日军民群英谱，近代民族工业的先行者、教育家张謇，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留下《背影》、《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散文名篇的现代作家朱自清，新中国总理周恩来，画家徐悲鸿、刘海粟，戏剧家梅兰芳、赵丹，数学家华罗庚，等等。

江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以他们的思想光芒和人格力量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榜样。充分开掘这座蕴藏丰富的精神矿藏，可以进一步激发我们建设美好江苏的热情和斗志，也可以进一步激活我们构建理想未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诗画书法均佳的“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以诗言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以及关注百姓的真情真趣：“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同时，也以他们的智慧给了我们丰富的启迪。刘禹锡不仅写过“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那样相信新生事物的名句，还留下了阅尽沧桑变化之后的沉思：“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是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对优秀文化传统的开掘和弘扬。江苏在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较快发展，是与江苏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密切相关的，层出不穷的人才群体为江苏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坚强的智力支持。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已经成为江苏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成为江苏全面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率先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支撑。

弘扬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是江苏建设文化强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内容。在为江苏和民族作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人才身上，凝聚着许多宝贵的品质，那种敢于承担历史重任的坚韧风骨，那种百折不挠的顽强气概，那种为民族文明进步甘于奉献的高尚人格，是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思想家顾炎武主张学术经世致用，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史学家赵翼发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感慨。对他们的思想和精神追求进行系统整理和大力阐发，既可以满足江苏人民对文化生活的精神需求，也可以提升江苏人民的文明素质、道德风尚、精神境界。从而激励人们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增进对伟大祖国的文化认同。

这套书的编写工作是从十卷本《江苏通史》出版前夕开始启动的，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江苏省文史馆及高校有关学者参加。计划在2020年前完成“江苏历代名人传记丛书“100本的编写与出版任务。通过历史名人这个特定的视角，揭示江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弘扬江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增强江苏人民的凝聚力、创造力和对家乡的热爱，也让中国、让世界对江苏有更多的了解。《江苏历代名人传记丛书》的编纂出版，从一个侧面系统整理了江苏历史文化发展脉络，展现了江苏悠久、深厚、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文明成就。这有益于了解与弘扬江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知省情，有利于提升江苏人民的文明素质和精神境界。介绍、宣传江苏历代名人，不仅是对历史的梳理和传统的厘清，更有展示江苏文化大省的形象，提升江苏在全国的地位、影响以及国际知名度的重要意义。

江苏历代名人值得我们纪念和怀念。今天，我们重温这一令人骄傲的历史记忆，将增强江苏人民的自豪感、自信心和凝聚力，激励江苏人民更好地开拓进取、争先创优，更好地规划与建设家乡。先贤的辉煌属于历史，现实的奋斗还期待着我们。我们要在江苏杰出的历史人才身上汲取智慧和力量，在建设美好江苏的大业中，涌现出更多的杰出人才、顶尖人才与领军人才，铸就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辉煌！宋林飞2013年5月第一章我是徐州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于李可染而言，深厚伟力的徐州大地养育了他也成就了他。出身平民家庭，虽然不能够提供读书求学的良好条件，但相对自由开放的家庭环境却最大可能地保护并发掘了李可染的艺术天性。童年试墨，逢遇乡土画师王琴舫的点拨，已现“素质可染”。年甫十三，拜师乡贤钱食芝，李可染得以进入传统中国画世界。艺术品类是相通而互生的，于地方戏“拉魂腔”的热爱以及胡琴艺术的痴迷，增殖了李可染的艺术禀赋。一把胡琴，伴其一生，加深了李可染于苦难人生的理解以及底层民众的关怀，也发展提升了其艺术的情感基调、民族情怀以至国家大爱。一、平凡家世

一直有人说，如果没有离开徐州，也就没有后来驰誉中外的大师李可染。联系大师的生平行迹，仔细琢磨，这话说得是有道理。不过也应同时看到，没有故土徐州的文化哺育，也许一样没有大师李可染。应该说，李可染既是世界的，也是中国的，还是徐州的。

之于整个中国而言，徐州确实是一个深厚伟力的地方。《尚书·禹贡》:“海、岱及淮惟徐州。”禹分九州，徐州其一。有着5000余年的文明史、2600余载的建城史，徐州是江苏省境内最早出现的城邑。徐州是彭祖文化、两汉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南北文化的交融集萃之地。“秦唐文化看西安、明清文化看北京、两汉文化看徐州”。黄河文化、齐鲁文化与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在徐州交汇，哺育了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和一大批文臣武将，为两汉文化的产生铺垫了地理温床。这一区域文化经过汉王朝的统理、演进、发扬，同时吸收、融汇各种文化精髓，形成了以汉朝文化为母体、汉族文化为主体、汉字文化为载体的大文化体系。徐州，俨然是一种文化原型的生成地。徐州扼东西南北要冲，俯瞰中原，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民风彪悍。五省通衢，处交通往来之中，各种文化钩联杂融，徐州人争强好胜。

李可染是个典型的徐州人。低调谦虚，口讷寡言，他很少提及自己的身世，所以能够见到的相关记述也就很少。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三日（公元1907年3月26日），李可染出生于徐州一个平民之家。其家位于徐州南马路旁石婆婆坑，家里贫穷，只有数间草房可供居用。李氏一家数代清苦，延及祖辈已呈穷极之相。祖屋处徐州东约五十里的铜山县徐庄镇后场村，北距今陇海铁路约200米，东距黄集火车站约3公里。据《李氏族谱》（陇西堂）（卷二）记载，后场村李氏来自后场西南约20里的“圣水庵村”。明代在“圣水庵村”定居的李钦，为族谱中的一世祖，子李明为二世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祖失名，七世祖洪勋、洪才，弟兄二人，洪勋三子，朝裕、朝禄、朝相，是为八世祖。八世祖朝相传之九世、十世、十一世皆失名，十二世祖名有万，但十三世、十四世又失名，到十五世李惠春，在徐州开“宴春园”饭店，家业方见起色。之前，李氏各代都是贫苦农民，故乡后场也没留下一间像样的房子。

后场《李氏族谱》第75页“十六世”记载：“永顺，字可染，居徐州。”李可染原名李永顺，父母亲皆目不识丁。父亲名唤李惠春，早年生活难以为继，从后场村老家逃荒到徐州谋生。先以下河打鱼为生，后来到饭馆做学徒，出师后在一澡堂门口摆摊卖包子。聪明勤劳，节衣缩食，渐渐有所积累。到李可染出生时，李惠春与弟弟李惠林合伙开一家名叫“宴春园”的饭馆，店名就是据其名字“惠春”节取的。该饭馆生意不错，主要依靠“彭城鱼丸”、“吊地瓜”几道乡土风味的拿手菜。“彭城鱼丸”以黑鱼和蛋清汆丸，猪油爆香葱姜，香菇青菜点色，鱼汤煨炖而成；“吊地瓜”用小秧红壤地瓜为主料，加之蜂蜜、桂花，文火慢慢熬制乃得。这两道菜，都是慢工出细活，容不得着急匆忙。李可染到晚年，常常向别人提及自己的早年家庭及与美食的缘分：“父亲做事勤劳俭省，对人诚实而有耐性，因之他经营的小本生意慢慢得到了发展，等我出生之时，我的家庭已成为一个不愁吃穿的小康之家了。”今广大北巷16号“李可染旧居”所在地即为李惠春开饭店时期购置的，时在1920年前后。李惠春把南关外居住多年的茅草房翻盖成砖瓦房，两进院落，与其弟李惠林分住前后院，也算是李氏从“圣水庵”以来最辉煌的时代了。

李可染母亲也姓李，为一菜贩家的女儿，亦为清苦人家出身，有姓无名。也许是小商业家庭出身，她生性乐观，且身体硬朗，一辈子都是传统妇女那般生儿育女不辞劳苦。20世纪50年代，和李可染全家一起生活在北京。孙女李珠忆及奶奶：“奶奶身体很好，吃饭不肯用小碗，每顿饭都在大家后边，把什么菜都和饭盛在一起，虽然牙全没了，但什么都能吃，是吞下去的。她喜欢玩老式的纸牌，春节除夕之夜，别人全困了，她还兴致不减，要郑于鹤陪着一直玩下去。”李母性格相对外向，处事坚忍通透，一派传统慈母之风。

李惠春夫妻小本经营，厚道持业，倒也一改往前，生活日趋温饱盈余。二人共育有子女8人，3男5女。李可染上有哥哥李永平、姐姐李萱，下有妹妹李永珍，弟弟李永祥，妹妹李永淑、李畹、李娟。妹妹李畹后来也成为画家，任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兄妹八人，成年有后嗣者七。据侄辈李秀君叙述，李永祥生于1913年，擅长作画而天赋很高，19岁曾在快哉亭公园举办个展。1934年患急性阑尾炎病逝。临终前，疼痛难忍以致在地上翻滚。后每谈及弟弟的病亡，李可染皆沉痛于中，叹惜如此天资聪颖之人却没能够有一幅画作留存。

父亲李惠春早年打鱼谋生，落下筋骨疼痛的毛病，50多岁就只得拄拐杖行走，61岁时去世。母亲延年益寿，86岁上于徐州老家过世，可惜，时值1968年“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李可染本人亦遭到冲击，未能返回徐州治丧哭别。二、素质可染

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成长发展之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甚至于可能决定其一生。农耕文明为主导的时代里，耕读传家乃兴家育子的传统选择，然而对于城市小工商业主而言，这一传统选择也许就有了例外。饭馆营生，开门迎客，几乎没有一天能够闲着。曾经农村里茅屋潦倒的拮据经历，使李惠春夫妇深谙谋生致富的重要。持业繁累，加之子女又多，于子女教育上也就难能个个顾及、面面俱到了。

大约是我的父母没有成套的教育子女的方法约束我的缘故吧，我在童年便自由发展成为一个艺术的倾慕者和学习者。

一张好的绘画更会叫我骇目惊心，如失魂魄。我吃饭的时候，用筷子在桌上画，睡觉的时候用手指在席子上画，真是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记得我在六七岁时，便能用打碎的瓷片在平坦的土地上画出赵云、孔明一类小说插图上的人物，博得大人们的围观和称赞了。

不受旧礼教约束而渴求文化的家庭氛围，营造了快乐的童年。没有管束也是一种管束。对于艺术家而言，相对松散自由的没有管束恰恰是难得的成长时空条件。而作为一代大师的李可染，其艺术发蒙和气质秉性都和那个看似没有多少文化的家庭自由环境分不开。

五岁尚小，胆小怕羞，沉默寡言，特别喜爱看集市上的民间戏曲、杂技表演、听艺人说书。从小爱画画，常常看画工们画门神、画灶王爷和人物肖像而流连忘返。平民儿童李永顺，无礼教约束，得流连于民间游艺场所，酷爱戏曲绘画，没有纸笔，常用碎碗片在地上画戏曲人物和小说绣像，博得邻人围观。小伙伴从父亲的旧书堆里发现两本画谱送给他，翻看得入迷，困乏了，还舍不得放手，就抱着那两本画谱睡觉，觉得那书也发出诱人的香气。

七岁入私塾，穷巷无良师，于塾师家偶然看得民间画师“聋道人”李兰手作山水中堂，顿感满室烟云四壁生辉。这也许是绘画艺术对于李可染的第一次冲击，以致其老年时期忆及此事仍旧激动不已。绘画的情感一旦埋植内心，则日夜挂虑。积攒父亲给的买早点的零钱购买作画器具：纸、笔和颜料。不喜欢读书却喜欢画画的李永顺，找不到专业老师，只能让自己的爱好私下里得到满足。他到商店里观望货架上方张贴的字画、斗方，仔细揣摩默记在心，然后快速跑回家里，拿出纸笔，争取第一时间追摹记忆画出。喜爱，痴迷，已然沉浸在艺术的世界里不能自拔。私塾两年，学业几无所得，唯常在堂上写字画画，塾师宠爱，不加阻止。

十岁入徐州吴氏兄弟小学读书。经过几年观摩学习的绘画积累，生性腼腆的李永顺显露出超出一般的绘画长足之处。先天的聪慧，加之刻苦用功，让教画先生王琴舫另眼相待。

王琴舫（1889-1959），徐州人，幼承庭训，入私塾、读经史。后值洋务运动，世中学堂卒业，齐一心之志，习《芥子园画谱》，视为初学之津梁。画笔耕耘，以善绘花鸟画成才成名，自成一家，为清末民国时期中国著明花鸟画家。早年从事教育，为徐州国画艺术界奠基人。1914年，其花鸟画选送巴拿马国际博览会获世界金奖，为中国在国际上获金质奖第一人。从此名声大噪传遍全国，政界名人纷纷求画，画界众多巨擘亦深受鼓舞，竞进不息。他借此机会壮大彭城画派，广育美术人才，促进美术教育事业。1920年曾与王继述（负责人）及阎咏佰、萧龙士、王子云、王寿仁、张金石、何晓林、刘峰青、司香谷、李兰阶、南村、周鸿业、汪东、陈兰圊、郭振东等在徐州创办“欧亚艺术研究会”，共磋画艺，研讨画风，交流心得，举办画展。1924年，偕画家王子云、萧龙士、王继述等创办徐州艺术专科学校。1945年抗战胜利，谋任徐州市图书馆馆长。博取众长，匠心锐意，雄视南北，自成写意富丽花鸟画一派。当时古城徐州有“官臣人家大腹商，中堂字画王琴舫”之佳话。1959年病故。其子王云华介绍说：1962年，中央美术馆落成时，拟举办中国首次当代国画艺术展览。征得全国著名国画大师如徐悲鸿、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钱松嵒、李苦禅、李可染、关山月、萧龙士等人精品九十六幅，尚差四幅不足整百幅。展期在即，燃眉之际，李可染将其珍藏王琴舫老师之四幅花鸟画挂于展厅尾部。展览期间，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对王琴舫四花鸟屏深表敬佩。周恩来手指画上的落款人名问李可染：“这人是哪里的？”李可染说：“是徐州的。我启蒙老师。”

在学校里，李永顺以出色的绘画成绩博得了美术老师王琴舫的赏识。王琴舫认为他“孺子可教，素质可染”，遂给他起了新学名——李可染。勤奋好学，墨染山河，也许许多人都没有想到，这个饭馆家庭出身的少年李永顺，几十年后，成长为名满天下的一代大画家李可染。李可染对于自己的这位老师感恩深厚。20世纪80年代，李可染先生来徐商建故居事时，曾以本人山水画向他人交换王老师作品传为佳话！当时李可染在市领导面前讲：“我老师先世国内动乱时期，可惜存世作品不多啦！徐州人民应珍惜！”

1920年暑假的一天早晨，13岁的李可染正在城墙上跑着玩，无意间向城东南莲花池边快哉亭望去，偶然间看见有几位老人正在亭榭后室窗口处画画。他很好奇，就慢慢地顺着城墙坡爬下去，轻轻地伏在窗外观看。只见一位老画师正在画横幅梅花，他先在纸上勾出几根枝干，然后，在空白处圈花点蕊，不多会儿嫣梅满纸，令人神怡。李可染在窗外看得非常出神，静静地伏在窗外，敛气屏息，一动也不敢动，他既怕惊扰了室内的老画师，又怕扰去了那满纸的芬芳。这是李可染第一次见到传统中国画创作的全过程，内心里狂喜不止。直到围观聚集人全部散去，他才回家。中午，母亲见他呆呆痴痴的，就问他：“怎么了？”他也不回答，吃完饭后，又匆匆地跑回……新奇和求学的欲望，驱使他不由自主地一连数日天天到快哉亭观看老画师们作画。这也引起了老画师们的注意。一天，终于有一位老先生对他说：“你可以进来看。”愣了半晌，他才确信是招呼他的，他怯生生地走进了画室内……从此，少年李可染每天清晨都兴冲冲地早早赶来，帮助老先生们打水、扫地、磨墨、理纸，同时，细心观察老先生们的作画方法、步骤乃至整个过程。

经常雅集切磋画艺的这群老画家是钱食芝、苗聚五、杨荩候、阎咏佰等几位乡贤，那位画梅花的先生叫钱食芝。钱食芝（1880-1922），字松龄，江苏省徐州市人。擅画山水，亦善写梅。其山水画师法清代画家王石谷，书法追摹汉魏碑刻，兼学清代书法家刘石庵，诗学陶渊明。钱食芝早年曾与苗聚五、阎咏佰等人，创办了徐州市著名的“集益书画社”。1913年他发起成立并负责“东方书画社”，主要成员有李兰、章亚古、张伯英、张从仁、苗聚五等。著有《怀微草堂诗书画合册》。其传世绘画作品有山水长卷《秋山行旅图》等。

李可染在快哉亭汲水磨墨，侍纸观画，暗暗默记，回家以后便能背临出来，一段时间下来竟也积累成卷。有一天，他壮着胆子把自己在家中背临的画拿给钱食芝等人看，老先生们都十分惊奇，连连夸奖道：“孺子可教也！”苗聚五对钱食芝说：“这孩子将来前途无量啊！您就收下这个学生吧。”钱先生欣然同意。拜师以后，钱食芝先生花了好几天时间，特别为李可染画了一幅四尺整纸的山水画中堂，画上题了一首五言律诗，诗的末尾四句是：“童年能弄墨，灵敏世应稀。汝子鹏搏上，余渐鹢退飞。”（鹢，古代传说中一种倒飞的鸟。)钱先生还题写了很长的跋文：“余生可染，年甫十三，拜余为师……”杨荩候也用小篆为李可染写了副对联，上联为“不因果报方修德”，下联是“岂为功名始读书”。钱食芝似乎早已从少年李可染身上看到了大鹏展翅的未来。

钱食芝是李可染的第一位绘画启蒙老师，李可染随其习王石谷一派山水。往事悠悠，岁月沧桑。晚年的李可染以卓著的艺术成就而享誉国内外，但他终生都没有忘记钱食芝先生。1985年金秋10月，已经78岁高龄的李可染荣返故里，他再一次重游了快哉亭，心情无比激动。他说：“我13岁的时候，一个特殊的机缘，在快哉亭拜乡贤钱食芝先生为师，他是我的恩师，是他把我带进了传统艺术道路，要是没有钱老师，我也没有今天。我虽然现在已经70多岁了，对我的老师，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少年李可染对书法也有相当的兴趣。后来谈及书法创作，他曾说：“写字最幸福，字写好了与画一样。一张好字把屋子里的气氛都改变了，但是我作画的时间多，没这个幸福。”书画同源，中国画家往往书画不分家。李可染于书法训练，起步于“仿影”。九岁时，喜用大笔练字，曾于私塾东家仿徐州书家苗聚五写大幅“畅怀”二字，贴在自家“宴春园”饭馆墙壁上，引得当地名流纷纷称赞。苗聚五闻听也前来观看，高兴地在“畅怀”二字旁加了题跋。此事传开，众人皆侧目李可染，常有人于其指指点点，口中“畅怀，畅怀”不止。类似别号的称呼，是大家对这个爱好写字少年的赞肯，李可染也因此传扬书名。后数年间，每逢春节，登门求写春联者不绝。当时，李可染学字练书极为刻苦，常常不舍昼夜。主攻赵孟頫一体，却苦于徐州小城更无名家指教，得其形而失其骨，随时俗有秀媚习气，这一缺憾直到后来苦练有年自成一家“酱当体”才一尽消遁。三、二胡情深

一代宗师的思想品格与从艺精神，和他生长的大地密不可分。黄河从12世纪改道流经徐州，成为京杭大运河一段天然河道，便利河运的同时，也给当地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尤其是明代以后，河床抬高，“悬河”多次决口泛滥，每次水灾，屋舍毁坏，贻害无穷，百姓流离失所沿路乞讨。同时，历代王廷皆视徐州为战略要地，几千年来这方大地因兵家必争而兵燹匪患不绝，史载二百余次的战役战斗让徐州留下“九里山旁古战场”等诸多旧语俗说。水灾与兵燹之下，最受难的当然是底层人民。艰辛生活蒙盖下的人民，需要力量去抵抗苦难的同时，也需要渠道去排泄苦闷，艺术则成为最佳的选择之一，对于徐州人民来说，他们找到了“拉魂腔”。

拉魂腔，其早期的唱腔来自灾民为了谋生在乞讨时说唱的吉利话，以及农民们的吆喝声、号子声，与徐州一带的民间语音非常相近。明末清初，苏北、鲁南广大地区灾害不断，灾民乞讨时多说些吉利话以求得施舍，后来有人将这种吉利话，从散白衍变为押韵角近似快板书的唱腔小调。清代乾隆中期，一支临沂难民带着本地周姓尼姑传授的小调（该小调业内人惯称“周姑子”）向临沂以南的海州、新沂、邳州等地游动，沿途又吸收了“太平歌”“猎户腔”等民歌小调，并融入了吉利话的说唱方法，逐渐形成连套的唱腔板式。乾隆二十五年重修的《沂州府志》记载：“邑本水乡……十岁九灾……（当地农民）而游食四方，浸以成俗。初犹迫于饥寒，久而习为故事，携孥担橐，邀侣偕出，月日逃荒，恬不为怪。故兰郯（指临沂、郯城）之民，几与凤阳游民同视，所以劝禁以挽颓风。”地方政府原欲设禁、打压，但挡不住“周姑子”渐成气候。清乾隆中期（约为1766年左右），徐州地区除明代嘉靖年间古老剧种余姚腔还有相当影响外，徐州的地方花鼓以及柳子戏、梆子戏等戏曲艺术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周姑子”吸纳“锣鼓铳子”艺术，为男女分行演出奠定了基础；从徐州花鼓吸纳“压花场”，一方面在表演上丰富了舞蹈身段，一方面在唱腔上衍化了花鼓的拖腔，逐渐形成唱腔音乐最具标志性音调的“拉腔”。乾隆后期，再次吸纳本地区花鼓、道情、俚曲、民歌的表演、唱腔艺术，还从柳子戏、梆子戏、京剧以及南北过境徐州的许多古老的剧种中吸取了戏曲艺术形式，形成独具个性和艺术魅力的唯一的徐州本土地方戏曲剧种“拉魂腔”。拉魂腔有着众多的听众，老百姓们中流传着“拉魂腔一来，跑掉了绣鞋；拉魂腔一走，睡倒了十九”“三天不听拉魂腔，吃饭睡觉都不香”等民谣。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拉魂腔”旧称泗洲戏，又称柳琴戏，但徐州人更爱称其“拉魂腔”。其唱腔交融南北方风格，婉约与豪放并蓄，演唱时尾音翻高或有帮和，尤其是女声唱腔，婉转抒情优美动人，“有拉魂的魅力”。从音乐伴奏、锣鼓点子到唱腔表演，都是十分让人们“着迷”，只要小锣子一响、琴声一起真的就能够把人们的“魂”给勾拉了去。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连目不识丁的人也能一套一套地唱拉魂腔。有了拉魂腔，生活便变得有滋有味。高兴时唱快板，把五脏六腑都荡涤得干干净净；悲苦时，唱慢板，那撕心裂肺的情调也抚平了心中痛苦的皱纹。舞台上，恶的夸张其丑，善的凸现其美，传统伦理中“好有好报，恶有恶报”的故事情节让听者安慰，同时也接受人生的教育。1953年，拉魂腔正式定名为柳琴戏。2006年5月20日，柳琴戏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拉魂腔的伴奏乐器主要是弦乐类，有柳叶琴（主弦）、唢呐、笙、笛、二胡、三弦、大提琴、扬琴等；伴有打击乐类，如板鼓、手板、鼓、大锣、小锣、铙钹等。二胡在徐州地区就是俗常所说的胡琴。胡琴，自元代起成为拉弦乐器的泛称。它源于唐代的奚琴。北宋出现用马尾弓拉弦的胡琴，是当时主要的拉弦乐器，据沈括《梦溪笔谈》中“马尾胡琴随汉车”之记载，马尾胡琴形状为长柄、无品、音箱梨形、两弦，琴头上镶着龙首，用马尾弓拉奏，曲声抑郁。到了南宋，胡琴已比较流行。而到了元代，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广为交流、融汇。这时的胡琴其形制与今日流行的龙头二胡已比较接近。《元史·礼乐志》（卷七十一）述其形制：“胡琴，制如火不思，卷颈，龙首，二弦，用弓捩之，弓之弦以马尾。”有清一代，除了原有的胡琴或二胡之外，又出现了四弦的四胡、伴奏京剧的京胡和伴奏梆子戏的板胡等。胡琴类乐器表现力丰富，它可以用不同的弓法、指法深刻细致地表达音乐内容。胡琴在民间流传很广，民间艺人创造出一些特殊表现技巧，如模拟各种人的声调、唱腔、道白和欢笑声及自然界中飞禽走兽的鸣叫声，等等，从而具有一种独特的表现力，富有韵味，在独奏、民族器乐合奏、歌舞和声乐伴奏以及地方戏曲、说唱音乐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胡琴之于拉魂腔，功能亦如是。

拉魂腔唱腔独特，丰富的花腔和独有的拖腔翻高以G徵调式与D宫调式为主，感染力极强，有“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哼哼”之说。男腔粗犷高亢，女腔柔韧华丽。表演风格粗犷、明快、朴实，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尤擅喜剧表演手法。可以说，从音乐伴奏、锣鼓点子到唱腔表演都让听众十分着迷，越听越有瘾。世世代代的徐州人，即使目不识丁，也能一套一套地唱拉魂腔。乡音、乡情、乡土气的柳琴戏与生于斯、长于斯的徐州人血肉相连。茶余饭后，谁都会哼一两句“大路上走来我陈士铎啊，赶会我赶了三天多……”有了拉魂腔，生活便变得有滋有味。而作为拉魂腔的主打乐器，胡琴在徐州蔓延传承得最为彻底。2004年10月，第一届徐州胡琴艺术节启动，1490人站立连续演奏的《光明行》《二泉映月》《小花鼓》《赛马》等二胡名曲，历时8分53秒，创造了规模最大的二胡现场演奏吉尼斯世界纪录。第二届徐州国际胡琴艺术节于2006年10月举办，在群众性与专家性结合的基础上，突出“国际性”，以四场“东方弦魂”音乐会为一条线索，走出徐州，走入北京，走进奥地利金色大厅，展示了中华民族胡琴艺术的魅力。“为了喜爱胡琴的曲调，我常常尾随乞食的音乐家大街小巷溜达整个的晚上。”李可染小时候很怕羞，沉默寡言，特别喜爱看集市上的民间戏曲、杂技表演，听说书。与同龄人相比，内敛的性格让李可染更多地把自己寄放在艺术领域，尤其是胡琴的世界里。1918年前后，徐州街头有一个流浪的乞丐，名唤“瞎唢”，每晚都会拉着胡琴卖唱，形影相吊，可怜而善良。李可染常常跟在他后面，看他乞讨听他拉琴。默记琴音，深夜始回。此景此声，奠定了李可染学拉胡琴的决心，也影响了他于苦难人生的理解以及底层民众的朴素关怀，以至民族国家的大爱。自民国初年起，南北名伶赴徐州走穴者众，杨小楼、余叔岩、杨宝森、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等，络绎不绝。1922年，幸逢徐州举办京剧名家大会演，李可染第一次现场聆听杨小楼、余叔岩、程砚秋、荀慧生、王又震、王长林、钱金福等名角的演唱，印象深刻：“如听仙乐，深为民族艺术魅力所倾倒。”从此，胡琴伴随画家一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艺术生命。胡琴把故乡深情和民族文化带到身边的同时，也丰富了李可染艺术的情感基调与民族情怀，其影响甚至也延伸至他本人的婚姻与家庭。李可染二胡情深第二章去来之间

自古学艺之途难见平顺。16岁的李可染离开家乡徐州，只身进入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在初级师范科学习图画手工。两年后返回，在徐州第七师范附属小学做美术教师，同时在徐州私立艺专教习木炭画，这是李可染美术实践的开端。李可染艺术脚步的真正迈开，是在他怀揣母亲节衣缩食积攒下的20元钱超拔考入心仪既久的国立杭州艺术院之时。西方油画的学习、西湖山水的滋养以及校长林风眠的关爱，令李可染脱胎换骨。“为人生而艺术”的观念，引领李可染以人道主义的艺术精神与态度关注社会生活现实，让自己与国家命运、时代洪流共命运同呼吸。当然，这一时期也收获了圆满婚姻。加入进步学生组织“一八艺社”，李可染走上了争民主、要自由的道路。但由于当局迫害，不得不离杭返徐，成立“黑白画会”，在艺术追求的同时走到抗战道路上去。一、沪徐往返

1923年，李可染小学毕业。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徐州，一个经营饭馆的小商业门户，虽然尚能够基本保持家里人的日常生活，但是谈及送子女外出求学一类事情，也还是算得上奢侈的选择。16岁的男孩子还没有完全长大成人，停学在家继承家业尚显艰难，更不用说是有着一定绘画积累又想继续学习的李可染。出走徐州，李可染迈开了一生中成长为画坛大师的第一步。基于家境不算怎么富裕，李可染只身来到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学习，选报的是培养小学师资的初级师范科，学习图画手工。

在上海，最早开办的美术学校是周湘先后于1910年9月和1911年7月创立的上海油画院和布景画传习所，传授油画、水彩画、水粉画等西洋画，学生有乌始光、陈抱一、丁健行、刘季芳（即刘海粟）等20余人。学生年龄差距大，身份也不同，共同点则是热爱美术。短期接受西洋美术教育让他们感悟到在中国发展西洋美术的重要性，立志要在中国发展西洋美术，创办培育西洋美术人才的新型美术学校。1912年11月23日，在布景画传习所学习的几位画友于上海乍浦路7号租下一幢房子筹建上海美术院，乌始光为首任校长、刘海粟为副校长、丁悚为教务主任。1913年1月，由乌始光以上海美术院院长名义，在《申报》登广告，开始招生，3月正式上课。上海美术院开办时，出资人乌始光（29岁）年岁稍长，而教学实际负责人刘海粟（18岁）、丁悚（21岁）都是小青年。刘海粟忆及创校曾有言：“最初，人数寥寥，继续2年间，也不过20余人。那时候，要在上海社会树起美术学校的招牌确难号召。而且有许多连自己都还弄不清，练习造型艺术从何处入手，可说茫然不知。不过那时图画美术院里几个年轻小伙子确抱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主义耐心干去，这一点，我个人便觉得勇气直冲。”创校的前十几年间，学校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发展过程。1914年，刘海粟开始在课堂教学中教授人体画。1915年更名为上海图画美术院。1916年，其人体画屡次遭到社会各界抨击，学校改称上海图画美术学校。1920年，更名为上海美术学校。1921年，再改名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

李可染入学时，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已经有10年的历史。经历了初创人和老师周湘的冲突、男女同校的轩然波澜、人体写生课程的社会非议以及董事会主席蔡元培的举力解围，以“发展东方固有艺术、研究西方艺术蕴奥”为宗旨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在全国已经具有一定的影响度。但是，该校的美术教育专业在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整体背景里仍显稚嫩。李可染曾回忆说：

这是一所在中国开办最早、但是一个商业式的学校，入学不必经过严格考试，上课马马虎虎，没有严格的基本训练。我当时画点水彩。教国画的有潘天寿、诸闻韵（据说是吴昌硕的外甥），因为我从来不画花卉，他们对我没有多大的影响，不过我间接在他们那里了解一点吴昌硕笔法（可惜那时我没有见过吴昌硕）。毕业考试，我一高兴画了一幅王石谷派的细笔山水，在毕业成绩画展中展出时，同学们很奇怪，都说不是我画的。不知我13岁就作过王石谷派的门徒了。

客观地讲，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运营得还不算健康与完善。办学经费的相对拮据，专业设置的非细致化，师资力量的匮乏，都还不能满足好学者的欲望。交了学费不得满意效果，加上难以融入上海这样一座浮华奢靡的城市，李可染对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好感不多。尤其是一位同学用钢琴演奏中国名曲《梅花三弄》却遭到留洋归国的音乐老师的嘲讽，说是对西洋乐器钢琴的侮辱，这件事深深刺激了李可染——成长于徐州大地且珍爱胡琴艺术的李可染，对于鄙薄本民族文化的行径是相当不能接受的，这种艺术态度的坚持渗透在他一生的文化实践中。两年后，他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毕业。即使校长刘海粟在他那件王石谷山水风格的毕业画作上题了字，得到师友的相当认可，李可染也依然感觉辜负了青春：

在我毕业时，成绩单上的分数虽然很高，但是以我后来的探讨，无论在文艺方向的认识上，及对社会的认识，都没有得到师友正确的指引，糊里糊涂混过了长长的时间，甚至连我童年时代对于艺术的喜爱都没有得到尽量的发挥。

1925年，李可染自上海回到徐州，在徐州第七师范附属小学当美术教师，同时在徐州私立艺专教习木炭画。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上海美专、国立北平艺专和西湖艺专为代表的美术教育在引领中国美术发展和培养人才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徐州私立艺专是当时全国范围内创办的四所艺专之一。1920年，王琴舫、阎咏伯、萧龙士等当地青年画家成立民间艺术团体“欧亚艺术研究会”，旨在徐州开展艺术活动，发展地方艺术事业。阎咏伯、王琴舫、王继述、萧龙士、王子云、王寿仁和张金石等七人发起，积极筹备徐州艺专。1924年，该校首次招生仅三人报名，因人数太少，未能如期开学。1925年8月27日正式开学，上课时已有学生九人，不久又增至十四人。徐州艺专的师资力量还是不错的。山水画教师有阎咏伯、司香谷、周鸿业；花鸟画教师有萧龙士、王琴舫、王继述、陈云程；水彩画教师有张金石、梁倜生；铅笔画教师有王祥甫、袁文明；音乐教师有赵光如、杨郁生；美术史教师有王子云；公民教师有郭乐山（地下党员）；篆刻教师有侯慧生；木炭画教师只有李可染一人。教师全是利用业余时间义务教学，没有薪金，每月只拿取三到五元的车马补助费，有的连这一点补助费也不要，这种事业心，实在令人钦佩。学校每周还有一个整天的野外写生课，每次野外写生都由李可染、王祥甫两位老师带队辅导，学生都特别高兴。李可染教学认真，要求严格，亲手对学生逐个辅导。他教的学生，大都功力较深，自学能力强。李可染自己经常到徐州云龙山一带画风景写生，以一小口袋花生为干粮，早出晚归。寒暑假期间，李可染常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同学萧龙士、袁文明等人聚在一起，或观赏书画收藏或临摹练习中国画，早晚不辍。三四年间，如此反复磨炼。李可染这一时期开始画水墨人物，主学金石派画家，大大提升了自己的山水画水平。

徐州艺专办学坎坷。1927年冬，奉军南下，褚玉璞进驻徐州，褚部趁各学校放寒假之机，无理侵占学校校舍为营房。徐州艺专为褚部一师师长谢玉田的卫队营占用，至1928年仍无法开学。当时各小学校因校舍被占未能开学上课，徐州艺专为了适应这一情况，对地方教育事业做点补救，又创办了小学部，招收一至六年级的失学儿童共三百多人，复学上课，教学任务由艺专老师承担。1937年秋，日本侵略军从华北大举南下，战事紧张，逃避日机空袭，徐州艺专迁址继续上课。1938年5月，徐州即将沦陷，徐州艺专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前后历时14年，毕业学生约500名，在动荡、苦难时代诞生的徐州艺专，于徐州教育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徐州艺专曾有“美术之家”的美名。这是因为平时过往徐州的美术界朋友，都喜欢在艺专落脚，而在徐州的校友、在校同学和一些画家，星期天或节假日也常在艺专聚会，或作画、或速写、或聊天、或共同探索美术方面的问题，大家兴致很浓。1932年夏，杭州“一八艺社”的王肇民、汪占非来到徐州会晤他们的同学李可染，就住在徐州艺专。他们住宿艺专期间，向艺专的学生传授木刻技法，促进了徐州版画艺术的发展。

1927年最后几个月间，李可染参加了北伐军第三路指挥部政治部（李宗仁）美术股的宣传活动，担任股员。次年春，又回到徐州第七师范附小教书，一直到1929年赴杭州国立艺术院学习。此期间，他多作王石谷画风山水，以“李染”署名。在徐州艺专断续十余年，也增加了他与同道的友情，例如，长李可染18岁的萧龙士成为其一生的朋友，甚至花甲之后经李可染推介得拜齐白石为师。李可染一生寄予徐州的情感之深，是和徐州艺专经历息息相关的。二、求学杭州

1927年，蔡元培《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重申“美育为近代教育之骨干”，“东西各国，莫不有国立美术专门学校、音乐院、国立剧场等之设立，以养成高深艺术人才，以谋美育之实施与普及，此各国政府提倡美育之大概情形也”。有鉴于“国立艺术学校，仅于民国七年在北京设立一校”，他认为“应在长江流域再设一所国立艺术大学”。杭州环境优美、人文荟萃，可以“引起学者清醇之兴趣，高尚之精神”。同年，林风眠辞去北平艺专校长南下，发表《致全国艺术界书》呼吁“全国艺术界的同志”，“现在是我们自己团结起来，一致向艺术运动的方面努力的时候了！”“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

杭州国立艺术院于1928年3月1日在杭州创立，是国内第一所国立艺术学院。时任南京国民政府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深感国内艺术教育事业萎靡不振，“欲谋全国艺术之普及”，聘刚辞去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校长职务的28岁的林风眠为院长，并和杭州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校长蒋梦麟洽商，借得西湖孤山下的罗苑作为校址，在设备相对不完善的情况下竭力兴学。蔡元培手书院名“国立杭州艺术院”，凿刻在罗苑的门额上。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办学主旨在这里薪火相传，其新文化运动时期曾经强调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以及文化艺术中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统一的观念在高目标高追求的基调上实现了。是林风眠，使现代中国教育与艺术合璧成为可能。学校的师资阵容十分强大，聚集了一批受过五四新文化洗礼、曾赴海外深造并怀抱复兴中国文化理想的年轻教授。学校朝气蓬勃，民主精神与艺术氛围浓厚。杭州国立艺术院作为中国现代最早的综合性国立高等艺术学府，是第一所实施本科和研究生学历教育的美术教育机构，也成为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发源地之一。

学校设大学部与研究部。《国立艺术院组织法》明确指出：“本院以培养专门艺术人才，倡导艺术运动，促进社会美育为宗旨。”“本院为倡导艺术运动，养成高深艺术人才起见，得设研究部。研究部得设教员研究室和毕业生研究室。”这在当时全国艺术教育中都是首创性的，尤其是培养研究生更是前所未有。只可惜的是，由于办学资金、政治干预以及日寇入侵等原因，毕业生研究室只办了一期就夭折了。

1929年，22岁的李可染听说成立不久的国立杭州艺术院招生，便把想去求学深造的愿望禀告了母亲。母亲支持了儿子的愿望，倾其所有，拿出20元的积蓄给儿子去报考其心仪的国立杭州艺术院。李可染报考的是主学油画的研究部。对于少年拜师学习国画山水、上海美专毕业创作还是山水中堂的李可染来说，这是多么大的挑战！更何况，即使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学习两年，毕业学历大概也就相当于初中，油画是李可染从来没有涉及过的领域。难上加难之下，“同等学历”的报名资格却能够如愿以偿，全赖他遇到了一位好朋友——同样报考研究生部的张眺。

到达杭州的第一天，李可染就认识了张眺（1900-1934）。一为徐州人，一为山东潍县人，二人同从北方来，相谈甚欢，结为知己。张眺长李可染7岁，曾在济南美术学校学习油画，相对熟悉油画的理论技巧，便带着李可染急急购买油画颜料，辅导李可染临时抱佛脚学些油画的入门知识。苦练月余，李可染略通油画门径。李可染与张眺（左）

考试时，要求考生画一幅约门板大小尺寸的油画人体。困难之前方显人之底色，徐州人的豪气与个人内心的自信让李可染凭借着少年时画惯戏曲人物的经验和大笔书写“畅怀”二字的胆气，放开手脚作出应答。结果，特别重视艺术个性素质的林风眠院长一眼看中了画风雄厚、气度不凡的李可染的试作，不拘学历破格录取了他。令人意外的是，教习李可染一月有余的张眺却落了榜。酷爱油画的张眺，没有放弃自己的意愿，几番犹疑沉思，还是找到林风眠院长详陈己志，院长器重如此青年人，一并录取了张眺。这一期研究生部共取8人，导师是法国画家克罗多（1892-1982）。

独具艺术才分的李可染，遇到不拘一格拔擢人才的林风眠，为中国现代绘画史留下了一段了不起的佳话。李可染后来说：“这是我一生比较重要的转折点。也可以说是我认识社会和什么叫革命的起点。这一时期对我一生都起着很大的作用。”

即使是研究生，食宿也是自理。家境相对贫苦的李可染不能像经济条件好的学生那样租住在学校附近的大寺院里，而是和好朋友张眺等几个穷苦同学合租，住在距离学校比较远的岳坟以西一座破尼姑庵里的破楼。小楼歪斜欲倾，走道上栏杆也没有，人走在上面摇摇晃晃嘎吱作响，他们自嘲称之“危楼”。与张眺合住一间，房租便宜，每月两元，一人一元。老尼姑们早课晚课，日日就在楼下烧香念经。清贫的学子们黎明即起，油灯早读，往往晨读一两个小时后才结伴步行去上课。

非常珍惜被破格录取的宝贵机会，李可染付出超乎寻常的努力。法籍教授克罗多是由北平大学院合同聘请的，先在北平国立艺专教学两年，对学生要求很是严格。国立艺术院毕业生丘玺曾在《记母校的外籍教授》一文中论及克罗多：

这位下巴留着金黄色胡子的外籍老师穿一套朴素的咖啡色粗条灯芯绒装，1.70米以上的个子，为人爽朗直率，真诚和蔼，相当威严。他是在研究班和绘画系高班担任油画和素描教学的，基本功扎实，对石膏像了如指掌，教学生们用垂球器、比例尺为准绳描划轮廓，用精确的单线为你改画，教法与众不同。他自己的油画则是以深沉的色彩、有力的笔触深为同学所敬佩。

没有什么油画基本功的李可染素描底子也比较差，多次作业都羞于示人，总觉得在老师面前抬不起头。暗下决心，奋勇争先，李可染留下了广为传颂的“一字座右铭”：入国立艺术院不久，用画笔在画架上写了一个“王”字。“王”“亡”之谐音，意在“一人亡命，千夫难当”。22岁的李可染自觉年龄不容迟疑，家境也不容浪费时光，以一种亡命的精神勤学素描苦练油画。功夫不负有心人，学期末素描考试成绩总评列全院第一。

油画学习方面，李可染并没有显露出强烈的愿望。学习期间，即使接触欧洲文艺复兴到现代派的艺术并受其影响，但仍然没有改变李可染的主导性绘画观念，那就是以民族绘画传统为基础、吸收其他民族艺术营养从而创造出反映时代精神的艺术作品。艺术院的艺术风气主要受后期印象派的影响，李可染说他和张眺尤其欣赏高更的色彩：“当时杭州校风基本上是后期印象派，我们对此曾议论过，印象派光色和情调有可取处，但若反映新社会是不足的（当时的设想），因而想到文艺复兴期米开朗琪罗、达·芬奇、波蒂切利，取其严肃，富表现力；波画色彩单纯，线条明晰，近中国画；其外，米勒反映农民生活，作风朴厚。杜米埃对黑暗社会的讽刺。伦勃朗表现力强，用笔豪放。”导师克罗多不习惯李可染作画时多使用土红、土黄、印度红、青莲、紫、黑等色，因为这些色彩不是很鲜艳，皆不符合西方画家接受使用的规律。尤其是对于黑色，克罗多最初是拒绝的，一段时间之后，找到李可染说：“你是东方人，东方绘画的基调不就是黑的么。那么，怎能不让你用黑色呢。所以，从今以后，你照样用好了。”民族传统的坚持，在民主和谐的艺术氛围里得以发扬并成长，这也为我们理解后来李可染国画中的“黑”提供了最早的规律基础。

李可染更喜欢画风景。从徐州到西湖，看到帆船都激动不已的他，跑遍了杭州每一座山每一条路，“杭州的哪个山什么样，哪里有一棵什么样的树我都知道”。“我追想它的根源是这样：我的家乡徐州自古是个兵家必争之地。我出生以后仍是军阀征战的重点，一些名胜古迹，连山上的树都被破坏尽了。黄河早已改了道，河流很少，土地干枯，在我离开家之前，我没有看见过帆船，及至到了西湖，才深深感到祖国的美丽。因而风景便成为我描写的对象。”杭州山河之美，几乎尽入笔底。应该说，西湖给李可染埋下了献身山水画的种子。

学习绘画技艺的同时，作为研究生部的学生，李可染求进心强，一大早带着烧饼进入图书馆，一去就是一整天，夜以继日。好学苦读的李可染感动了学校图书管理员，破例在午休时间让他反锁在阅览室读书。李可染大量阅读艺术理论与艺术史相关著作，认真地把中国美术大事及大画家做成发展年表，贴在宿舍四壁，以便温习记忆。久而久之，整个中国美术史大略烂熟在心，这为日后个人化创新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当然，李可染不是一味陷在专业知识学习的单调的人，对于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来讲，姑且不论宏阔的社会运动和政治声音必然冲击到李可染的思想，就是在学校见到院长林风眠的许多大幅油画作品，已经深深震撼了李可染。“我对林先生是非常崇拜的”，“在30年代，艺术派别虽然很多，但主要有‘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两大派别。对林先生，那时候我们认为是‘为人生而艺术’的”。1989年1月，李可染参加林风眠艺术研讨会回忆60年前的恩师时，还举林风眠《白头巾》、《摸索》、《人道》、《生死》等作品为例说，“林先生画的这些画，我感觉他是很崇拜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后来可能这些画被国民党看见了，传说引起了蒋介石的反感而受到攻击”。由专业到思想，李可染日渐表现出一位爱国青年的热血情怀，这种进步意识到了“一八艺社”时期就更加明显了。三、一八艺社

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学习与人生方面正处于急需补充营养和奠定初步基础的阶段，林风眠是对李可染产生全面而深刻影响的第一位恩师。林风眠留法期间创作的一批巨型壁画作品，挂在艺术院院部的墙上，给予李可染的印象和感受极深。七十余岁的他回忆说：“《人道》是几米高的巨作，表现人类的痛苦，表现当今这个社会的黑暗、惨无人道。林师还画了《摸索》，荷马、但丁、歌德、托尔斯泰……一个个伟大的思想家，伸手向前，摸索人生的道路，寻求解脱人类痛苦的途径。《生和死》，画了耶稣的诞生，基督十字架下，为人类献身殉难。给我印象极深的，还有早期作品《白头巾》（又名《渔民》、《翘望》），画了一群渔村妇女，对着大海，等待出海的亲人，可能有人永远回不来了。暮色里，妇女头上的白头巾，被海风吹着，苍茫一片。这些画，有托尔斯泰的影响，带着强烈的人道色彩，他的艺术是为人生的……”林师的艺术精神和人生观照引领着好学求进的李可染进行人道主义的思考，进入生活的现实，和国家命运、时代激流共命运同呼吸。

艺术思想受到熏染之余，更直接的影响来自关系亲密的同学张眺。二人年龄皆稍长于学校一般学生，贫苦求学的日子里互助共进。张眺1924年考入济南爱美专科学校，曾因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被开除。1927年，在潍县文华中学任教，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与党组织失了联系，后经文美女中校长徐焕滋资助，于1928年底赴上海寻找党组织。1929年初，他在上海未接上组织关系，遂往杭州，考入西湖艺术院研究生部。在他的影响带动下，李可染阅读了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人的小说和厨川白村、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文艺理论以及高尔基、鲁迅等人的著作，思想上有了相当的变化。李可染曾这样回忆：“这一时期对我一生都起着很大的作用，原因是我到了杭州就同几个进步的同学做了朋友。”“这些同学在当时都是最进步、读书最多、待人热诚、品质最好的青年人。那时有些同学与鲁迅先生有联系。”

民国十八年（1929）1月，国立艺术院学生陈卓坤等组织了一个学术团体，参加者十八人，命名为“西湖一八艺社”。得到院方的同意支持，林风眠和法籍教授克罗多被聘为导师。艺社每月举办习作观摩会，包括中国画、油画、水彩、速写。应该说，这是一个由学生自主倡议成立而偏于艺术探索的学术组织。然而，宏大的时代背景之下，没有几个青年组织没被裹挟到历史潮流中去。1930年3月，“左联”在上海成立，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并且指出左翼文艺家一定要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左联”的文艺思想迅速影响到“一八艺社”，艺社内部就文艺家是否接近劳苦大众展开争论并导致分裂。陈卓坤和陈铁耕、顾洪千等人吸收李可染、力扬、胡一川、王肇民、汪占非、卢鸿基等于1930年5月21日从“西湖一八艺社”中分化出来，“一八艺社”内质上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其中，李可染的好友、共产党员张眺在整个过程中作用与影响至关重要。张眺团结追求进步的同学，以普罗文艺为方向，经常举行座谈会或作品观摩会，乃至于一定范围的学生运动。

1931年夏，又发展组建了上海的“一八艺社”，使杭州和上海的活动连成一体，在左翼革命文艺思想影响下，继而在党团直接领导下，成为“美联”的一个公开活动团体。他们一边学习革命的文艺理论，一边进行革命美术的创作，举办展览会扩大革命美术的宣传作用。尤其是在鲁迅的指导下，中国的新兴木刻运动最早从这个团体中发展起来。

1931年5月21日，“一八艺社”在上海虹口每日新闻社楼上举行习作展览会，在上海文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鲁迅先生为这次展览会专门写了一篇内容深刻的革命檄文《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发表于1931年6月15日《文艺新闻》（第14期），以示肯定与鼓励：

现在有自以为大有见识的人，在说“为人类的艺术”。然而这样的艺术，在现在的社会里，是断断没有的。看罢，这便是在说“为人类的艺术”的人，也已将人类分为对的和错的，或好的和坏的，而将所谓错的或坏的加以叫咬了。

所以，现在的艺术，总要一面得到蔑视，冷遇，迫害，而一面得到同情，拥护，支持。

一八艺社也将逃不出这例子。因为它在这旧社会里，是新的，年青的，前进的。

中国近来其实也没有什么艺术家。号称“艺术家”者，他们的得名，与其说在艺术，倒是在他们的履历和作品的题目——故意题得香艳，漂渺，古怪，雄深。连骗带吓，令人觉得似乎了不得。然而时代是在不息地进行，现在新的，年青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

自然，这是很幼小的。但是，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

我的话，也就是只对这一面说的，如上。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鲁迅指出中国美术界已经出现了两种对立的美术，新生的革命美术符合时代的要求，必能由弱变强，预言“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定能战胜那貌似强大、“连骗带吓，令人觉得似乎了不得”的内容空虚的所谓“高级”艺术。

这次习作展览会共展出中国画、油画、木刻和图案作品180件，系第一次展出木刻作品。李可染有《失乐园》等三张油画人体作品参展，画风豪放粗犷，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于海在《文艺新闻》上撰写评论，参展作者“虽然年青，他们却表现出了纯熟的技巧，如李可染君的三张大幅是用了十分浑圆笔法如实地把他的抑郁的感情写出了”。展览会上，更具暴露内涵的作品是汪占非为纪念三个月前（2月7日）被当局杀害的柔石、胡也频等人创作的《纪念五死者》，而胡一川的《饥民》《囚》、王肇民的《叫》、陈瑗的《汗血》等作品也都相当程度地直接触及社会现实。

前一年（1930）春，李可染的好友张眺已经被捕，拘于陆军监狱。当时，兄弟“危楼”住所即被查抄，李可染的笔记本也被搜走。当局还强令艺术院取消研究部，改称“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李可染为张眺奔走探监，送衣问寒，并恳请林校长出面营救好友。林风眠爱生如子，慨然以校长名义与教授李风白、克罗多一起保释张眺出狱。张眺出狱后被劝退学，作别李可染，到上海找到党组织。后参加左翼文化运动，一度参与“左翼作家联盟”、“左翼美术家联盟”的党内领导工作，担任“美联”党团书记。1932年底，到江西中央苏区，在赣东北根据地工作。1933年3月，担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文化部长。1934年11月，留在根据地坚持游击斗争，肃反扩大化时期不幸被当作“反革命分子”而错杀。虽然当时李可染没能知道张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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