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企业家归来(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海金凌云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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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企业家归来试读：

万科、深圳和我的“转型”

到2014年，万科正好是成立30年，我们也正在规划第四个十年。规划第三个十年的时候，大概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规划第四个十年花的时间长一些，从2013年8月一直到2014年12月28日，几乎难产，为什么呢？显然和现在面对的局面有关系，国家的转型、企业的转型——如何转型？第三个十年规划的时候，我们目标是1000亿元，结果到2014年，万科现金回款达到2000亿元，远远超过规划。未来十年，总得有一个数字性的描述，我们的描述是1万亿元。这不是一个指标，这是最后分析出来的结果。万科很重要的“转型”就是：如何从过去“盖了就卖”的快速周转，逐步变成物业持有。预计未来十年之后，万科一半的经营规模是持有的物业，而不是销售。

万科在“转型”，万科所在的深圳这个城市也在“转型”。我认为，深圳的转型会对中国其他城市有示范意义，就像当年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借鉴意义。第一，深圳是移民城市，比较年轻，平均年龄比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和其他二线城市都年轻，年轻就有活力；第二，移民城市不安分，要往前走；第三，深圳相对而言是“小政府大社会”，千人的公务员比例在中国这么多城市里是最低的，更不用说其他条件了，比如说民营企业的著名品牌有40%在深圳。当然，深圳也发生过危机，但深圳人没有真正抛弃深圳。

如果深圳需要王石扮演一个角色，原来承担的各种社会职责我将继续承担下去，将来深圳让我当“垃圾分类形象大使”“厕所清洁形象大使”等等，我都乐意干，没有问题。

这几年我们会把万科大学办出来，当然不会是通俗意义上的“万科大学”，而是陆续从几个方面开始建设。比如，建立研究中心，工程结构、环保生态会成立一个学院；又如，面对未来的互联网和机器人，也成立一个学院，我们研究的这代机器人将来一定包含清洁、老年人的照顾；再如，21世纪的生物工程，中国的土地27%是沙漠和戈壁，地并不大物也不博，将来我们希望通过科技转化，到戈壁和沙漠上从事对人类有贡献的现代农业。

把“匮乏”当成优点

对于中国持续的高增长，我们突然发现按西方的那套逻辑解释不通，是不是西方文化精神之外真的有一个东亚文明？具体到东方的工商管理，如果有好的经验的话，应该非常值得去总结。西方也在困惑，我们也在困惑，当然西方已经开始到东方寻找源泉和资源，我们现在不能把自身的优势切割、断掉。

实际上在中国大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吸收和有效利用是当务之急。具体到我，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不多，所以我把“匮乏”当成优点——现代企业制度是西方的，我就采取“拿来主义”。最近我先是到了哈佛，在哈佛听中国传统文化课，在这里我再怎么学习别人，也不可能成为西方人。当然，我更多的是比较，比较优点，比较缺点，后来发现，即使你不喜欢自己的文化，你也得了解它，对自己的文化都不了解，你怎么进行比较和汲取？

离开哈佛，我去了剑桥，将来还要去以色列留学。也许到2018年为止。这一圈走下来，也许越往下走越不确定，但总是不甘心，总是在探索。至少西方的方法论给了我很好的训练，让我有了更好的思维方式，至少会更清晰一些，能不能最后有一个答案，已经不重要了。

我会参加更多的公益活动，以促进深圳的转型，筹备万科大学，一步一步往前推进，到70岁之前应该是很饱满的。谁知道70岁时还在不在呢？如果在的话，我此前在一些公开场合也表示过，会去做农业。离开剑桥去以色列学习，实际上有一个预期，我不仅仅要学习研究犹太宗教和希伯来文化，还有一项重要的学习任务是：看看他们是怎么在戈壁滩和沙漠上搞高科技农业的？比如现在我们在阿拉善搞的滴灌技术，虽然不是在种庄稼，但已经给下一步的农业埋下了伏笔。

参与公共事务是一种能力表示

一谈到公共事务，就很容易去讲企业家的责任、态度，太容易唱高调。从社会心理学这个层面来讲，人是利己的。利他，或者对自己有好处，或者对自己的家庭有好处，或者对自己的集团有好处，甚至可能对自己的种群有好处，这是前提。企业家天经地义就要盈利，利他是一种能力表示，参与公共事务也是一种能力表示。打个比方，首富是比尔·盖茨，他捐款了，“二富”一看，我也捐，这就是能力的表示。

阿拉伯半岛上有一种鸟，叫阿拉伯眉。鸟也有社会阶层，第一把手命名为阿尔法，第二把手是贝塔。阿尔法找到一条幼虫，它可以自己吃，但是它没有这么做。它走到贝塔那儿，把虫子给了贝塔，贝塔已经是一鸟之下万鸟之上了，但是做出嗷嗷待哺、卑躬屈膝的样子，把虫子吃了。之后，阿尔法就趾高气扬地拍着翅膀飞走了，你可以看到什么行为表示，是不是利他？我有这种能力，我不但能养活自己，我还能照顾你。这和人类的行为是一样的，利他是表示自己的能力，没有那么高尚，这是一种能力的较量，在这个社会，怎么表示你的能力？你不但要让自己生活得很好，能养活自己，你还要有余力帮助社会上的其他人。

我没有隐忧，都是公开的，雾霾都成这个样子了，还用隐？食品安全、水污染、土壤污染，都是非常大的问题。我也没有什么觉得不满的地方，我若不满，人家怎么活？我现在感激还感激不过来呢。为什么我要做奉献呢？我不是被逼迫的，我可以不这样做，因为我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说了不吸烟就是不吸烟，说了不喝酒就是不喝酒，而且不但自己不喝酒，也希望万科的人少喝酒。所以万科提倡的长跑运动，一下子在全国蔚然成风，很多人把功劳归功于我，其实我不长跑，要归功应该归在郁亮身上。郁亮不但登上了珠峰，而且一个月之后就跑马拉松，这已经超过我了，青出于蓝胜于蓝。我还有什么不满的？我没有。“原罪”与“匠人精神”

我不认同企业家原罪的问题。现在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工商界的社会地位。要说有原罪，按基督教文化，每个人都有原罪。为什么单说企业家有原罪？“原罪”是什么？如果说企业家的野蛮生长就是原罪，我不认同。我不认为我有原罪，而且我认为自己不是孤案。我觉得我们赚钱，是天经地义的，我们赚钱就像军队保卫国家，就像农民让庄稼丰收，工人让产品质量合格，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我们赚钱就是不法的，就是唯利是图的，就是奸商？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问题。如果在这样的语境下谈原罪，中国企业家怎么健康成长？

士农工商这个“商”，它到底有没有原罪？它的原罪是什么？如果说官商勾结是原罪的话，至少我没有勾结。中国传统的官商勾结，最典型的如山东的袁紫兰，这个家族富裕了200多年，从明末到整个清朝年间，家里出了一百多个政府官员，20多人是考的，其余是捐官，这是官商勾结最典型的例子，也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局限性，商人向来要仰仗当官的。

中国商人有其局限性，但是，中国的商业一直是很发达的。中国商人的优点是什么？这两年我和褚时健接触比较多，他犯了错误，甚至触犯了刑法，被关进了监狱，出来后75岁再创业，创造了奇迹。他的作为、他的能力、他的表现，俨然国际级企业家，我看不出他有原罪，我觉得他身上显现的是中国优良文化传统的“匠人精神”。这就是中国儒家、佛家、道家综合的传统：对得起自己，对得住别人。

王石序起1984年的制度基因

奥威尔的《1984》描绘了极权主义的恐怖，而真实中国的1984,却呈现了商业力量的初兴，一切看上去生机勃勃。

回到一个甲子前。

1954年夏天，气候异常，长江全流域发生了百年难见的特大洪泛，湖北、湖南、江西等中国南方地区受灾惨重。

这一年，与工商界关系最密切的事件有：9月2日，政务院通过《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合营企业中，社会主义成分居领导地位；合营企业应当遵守国家计划。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提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自此至1956年底，中国政府用“和平赎买”政策，逐步将私营企业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将所有制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努力使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就在这一年，“资本家”荣毅仁把自己的产业帝国无偿交给国家。经过这一轮“洗礼”，产权改造完成，私营企业在中国不复存在。八十多万原私营企业主失去了产权，成为定期领取定息的被赎买者。全国城镇个体劳动者（后称个体户）由640万人锐减至16万人——这十几万人较多散居南方，特别是交通不便的城乡犄角旮旯，从事一些修鞋修车之类拾遗补缺的小生意以养家糊口。个体经济从此不振，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整体消失，中国“跑步进入了社会主义”。

六十年后的2014年，被官方媒体解读为“中国改革的新起点”，还被视作“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元年”。此前的一年里，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沿着35年前改革开放启程的足迹，这次‘关键性会议’突破性地为中国改革‘升级’，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全新主张”。不久后，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得以公布。在这份两万余字的纲领性文件中，共计137次提到“改革”一词。

在《九二派》（陈海，中信出版社，2012年）里曾经提及，自改革开放始，中国三十多年的高增长故事里，有两位互相依存又互相掣肘的主人公，一为政府，二为企业家。简单而言，“中国秘密”或“中国奇迹”实际上是一道选择题：到底谁才是中国35年增长故事里真正的主人公？政府还是企业家？答案是，缺一不可。

从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被消灭，到作为一个阶层成为最宝贵的社会财富，中间是1984年。

1984年，亦是一个充满着各种隐喻的年份。早在1948年，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创作了一部政治预言小说，书名就是《1984》。书中描绘，1984年的世界被三个超级大国所瓜分——大洋国、欧亚国和东亚国，三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不断，国家内部社会结构被彻底打破，全都实行高度极权统治，以改变历史、改变语言（如“新话”，Newspeak）、打破家庭等极端手段钳制人们的思想和本能，以具有监视功能的“电幕”（telescreen）控制人们的行为，以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对国内外敌人的仇恨维持社会的运转。在《1984》里，奥威尔刻画了一个令人感到窒息和恐怖的，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的假想的极权主义社会，通过对这个社会中一个普通人温斯顿·史密斯（Winston Smith）生活的细致描写，揭示了任何形式下的极权主义必将导致人民的灾难和整个国家的悲剧。

当1984年真的到来的时候，世界并没有像奥威尔描写的那么恐怖。相反，市场的力量占据上风，“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和“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大行其道，其精髓在于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方面管住“看得见的手”，另一方面放开“看不见的手”。全球商业世界也跟剧烈变化中的中国一样，正进入一个重新“洗牌”的年份。西方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大公司或被分拆，或陷入困境，而新的产业（如IT、通信）正萌芽待放，新的公司英雄呼之欲出。《1984》描绘了极权主义的恐怖，而真实中国的1984却呈现了商业力量的初兴，一切看上去生机勃勃。这一年的年初，邓小平第一次“南方视察”；年末，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强调增强企业活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政企分开等重大问题。企业，自此逐渐获得了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基本权力——比如，配置各种生产要素、人事任免、内部管理、奖金分配、利润安排等，这些权力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习以为常，但在当年，却如同打开市场之门的金钥匙。“捧铁饭碗、拿死工资”，这是当时中国人普遍的思想观念。然而，一部分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人却不安于现状，开始把“铁饭碗”扔到了一边，一头扎进“商海”。城镇、乡村，一些知识分子、精明农民为了改善生活困境，或自立门户创业，或果断承包集体性质的社队企业（1984年改称乡镇企业），带领乡邻创富。前后几年，一批“身份不明”的企业在全国各地涌现出来，这批“带头人”中，包括后来赫赫有名的企业家柳传志、张瑞敏、王石、刘永行、刘永好、南存辉、郑元忠、马胜利、潘宁、李东生、李经纬，等等。1984真是个神奇的密码，自这一年起，“下海”“创业”一度成为风潮，并在八年后蔚为大观。

不言而喻，1984年是骚动而热烈的一年，这一年的中国，下至草野，上至庙堂，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会给今天活跃的商业氛围、巨额的民间财富种下灵动的基因？

1984年发生了什么

叶小绿是一名营销企划从业人员，深圳白领。出于职业习惯，看到有意思的广告，总要琢磨玩味一番。2011年冬天里的一天，她在公交车站看见了电商凡客诚品的路牌广告，李宇春双手指向路人，神色张扬，背景是蓝底白字：生于1984。

同样生于1984的叶小绿，心脏像被触碰了一下，瞬间涌起一股暖流，莫名感动。在博客里，叶小绿写道：“生于1984的我们，被推到了成家立业的关口。无论是否‘不想长大’，都再也无法逃避地成长为一个真正的成年人，即将迎来属于我们的三十而立。三十而立，立的是人生方向，是责任感和使命，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立’在这个世界上的安身之准则，同时挑起了自己世界里的那根梁。”

2014年9月号的GQ中文版，编辑们做了一组题为《生于1984的诅咒与悬念》。按语说，《1984》这本书写于1948年，预测的是1984年人类将陷入的可悲的政治结构和社会气氛。但等1984年到来时，人类并未陷入那种境地。这一年前后出生的人，带着一个旧日诅咒破灭的乐观气氛，也带着新的悬念开始人生历程。这个悬念就是：《1984》隐喻的危险是否已经完全消除？我们发现，希望与问题依然存在。在每个人的工作、生活状态里都能发现两种力量，一方面，人类有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观念、新哲学”帮助我们通往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问题从未消失，故事还未结束。

在精神气质上，1984年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年份？

1984年1月22日，苹果电脑公司在美国收视率最高的“超级碗”比赛（SuperBowl）电视转播中投放60秒广告片《1984》，一个女孩子挥着大锤砸烂了象征着IBM的大屏幕。作为挑战者，广告片末尾预告，1月24日苹果将发布“Macintosh”家用电脑。广告片充满暗示地宣告，“Macintosh将使人们明白，1984年为何不会是小说中的1984”。后一个“1984”显然是指乔治·奥威尔的同名小说《1984》，喻指黑暗统治。两天之后的1月24日，乔布斯本人亲自揭开了Macintosh的神秘面纱——全球第一台图形界面（GUI）电脑。Macintosh打破了“老大哥”IBM的DOS指令操作系统的“黑暗统治”，带领个人电脑这个产品正式进入更具革命性的消费电子时代。而Macintosh所搭载的图形界面操作系统，领先微软整整十年，到1995年微软发布Windows95才真正赶超苹果GUI系统。“1984”对于苹果的寓意是“革命”，对企图霸占新兴个人电脑市场的IBM这位“老大哥”的革命。

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乔布斯令人印象深刻的广告片直接刺激了19岁的一年级医学系学生迈克尔·戴尔。怀揣着1000美元资金，1984年，他创办了戴尔电脑公司。财经作家吴晓波曾经把1984年19岁的戴尔和40岁的柳传志作了一个有趣的对比：他们在开创事业的第一天都遇到了IBM，前者的思路是通过直销的方式颠覆已有的电脑销售模式，后者则成为电脑巨人IBM在中国的一个渠道代理商。

1984年，旧金山，桑迪和伦纳德夫妇用5美元注册了思科系统公司，他们研究了一种叫路由器的产品，这个白色的小盒子可以让多台电脑互相通信和共享信息，正是这个革命性的产品让日后的互联网浪潮成为可能。

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成立；1984年，北大学生在国庆游行中喊出“小平您好”；1984年，新中国首次亮相奥运，许海峰一枪“零的突破”……

1984年，CCTV春节联欢晚会导演黄一鹤在筹备节目的时候，在深圳的公交车上听到歌曲《我的中国心》，一下子被吸引住了。他问司机哪儿能买到这首歌的磁带，师傅说中英街有。买回磁带，知道歌手叫张明敏，黄一鹤立刻动员所有社会关系联系这位香港歌星，同时向上级打报告，并着手排演节目。然而，就在节目快要成形之际，他接到电话：“不许用港台演员，否则撤了你的春晚导演。”黄一鹤有些沮丧，却没有放弃，节目继续准备，报告继续往上打。腊月二十七这天，央视台长洪民生决定作最后努力，每半小时打一次电话和上面的领导沟通。电话打到中午，台长脸色一次比一次难看，大家几无信心了。午后，台长突然找到黄一鹤，狠狠拍了他的肩：“同意了！”除夕夜，张明敏唱完《我的中国心》，一位中央领导看了非常喜欢，电话打到台里，索要录像带。

1984年，《中国妇女》杂志在第5期首辟“征婚启事”栏目，登了两条征婚广告，其中一条写道：“我是一个煤矿工人，27岁，河南商丘娄店公社汪庄大队人，父母已故，兄弟四人，房八间，现在焦作矿务局冯营矿当合同工，每月工资80元，我热爱煤矿工作，文化程度高小，无疾病，身高1.64米。如哪位未婚女子不嫌俺是煤矿工人的话，如谁家中只有女儿又有心招婿的话，我愿到女方家落户，尽养老之责；如哪位丧夫之妇有心另寻伴侣的话，均可来信或见面。”一个月内，这位矿工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百十来封应征信。后来，一位东北姑娘南下，成为他的妻子。

1984年8月，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全省党员干部会议，300人与会，会议采取分步骤无记名投票的办法选举省委主要负责人。经过四轮投票，白纪年得票最多，经中央确认，当选省委书记。11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陕西民主推选出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消息，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改革干部制度的大胆尝试》，盛赞陕西省委采取民主推选的办法荐举省委书记，“值得重视和推广”。美联社、法新社也相继报道，称这是中共执政以来，“第一个民主推选的省委书记”。

1984年6月21日，《羊城晚报》报道：“他把麻包口袋打开，里面竟全是‘大团结’！投资公司一了解更吓了一跳，这名大汉竟是千里迢迢从新疆背钱来佛山的。”新疆汉子千里背钱，缘起佛山信托投资公司“发行股票”。严格来说，这不是股票，而是债券。佛山信托定下的利息是12厘，而当时银行贷款利息才8厘。除西藏、台湾以外，全国各地都有人提现金来广东佛山购买，少则一两百元，多则七八万元。不到半年，公司便筹集到2600万元，全部用于佛山大桥建设。

1984年11月，上海诞生了新中国第一支股票“飞乐音响”。股票发行时，中国还没有证券营业部，由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信托投资公司代理发行。该公司在飞乐电声厂大门上贴了一张海报，公司副经理胡瑞荃背上钱箱，在厂门口的收发室里，像卖电影票一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股。不到六小时，32.5万元飞乐音响股票售罄。1986年初，“飞乐音响”第一次分红扩股，税务局稽查大队派人上门：“你们这是私分国有财产！”企业负责人秦其斌据理力争：“我们不是国营的。”税务局的人说：“集体的也是国家的！”处理办法是，秦其斌写检讨，企业罚款。当年11月，邓小平把一张“飞乐音响”的股票送给了来访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凡尔霖。

1984年3月24日，《福建日报》头版刊发福建国有骨干企业55位厂长经理的公开信：《请给我们松绑》——这成为当年度最具轰动性的商业事件。信中说：“我们认为放权不能只限于上层部门之间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权力落实到基层企业。为此，我们怀揣冒昧，大胆地向你们伸手要权。我们知道目前体制要大改还不可能，但给我们松绑，给点必要的权力是可以做到的。”事情缘自头一天（3月23日）“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会议期间，厂长经理们的抱怨之声不断，“现行体制的条条框框捆住了我们的手脚，企业只有压力，没有动力，更谈不上活力”，于是福建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黄文麟代表大家，给省委书记项南、省长胡平写了一封联名信。公开信表述谨慎，言辞恳切，厂长经理们要求“松绑”的权力主要有三点：一是人事权，企业干部除工厂正职由上级任命，副职由厂长提名、上级考核任命，其余干部通通由企业自行任免，上面不得干预；二是财权，企业提取的奖励基金由企业自己支配使用，有关部门不得干涉，企业内部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实行多种形式的工资制度和奖惩办法；三是企业自营权，在完成国家计划指标的情况下，企业自己组织原材料所增产的产品，允许企业自销和开展协作，价格允许“高进高出”“低来低去”。会议当天黄文麟就将公开信直接送到了项南的办公室，项南看后即批转给《福建日报》，还提笔替报社写好了“编者按”。公开信次日见报后，福建省委组织部决定在企业人事任免、干部制度改革、厂长权力等三方面，给企业“松绑放权”；其他的主管部门也纷纷下文，表态“不当新‘婆婆’，坚决搞改革，支持‘松绑放权’”。一周后，《人民日报》报道这一事件，对福建主政者重视“呼吁”大加赞赏。全国报纸纷纷转载、评论，“松绑”新闻演变成了一场全国性事件，这一“呼吁”很快成为一种共识。5月10日，国务院顺势颁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不久后又出台《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决定》。两年后，国务院发文全面推行《厂长经理责任制》，明确规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厂长（经理）是一厂之长，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对企业负有全面责任。

1984年，……

边缘革命与商业英雄

我们现在知道，中国的改革自20世纪70年代末从农村开始，以“包产到户”为发端。事实上，早在1956年下半年，浙江永嘉县就出现了“包产到户”——刚被卷入高级社的农民发现“大锅饭”带来出工不出力的消极倾向，就把集体土地划分到农户，以此约束集体成员努力劳动。邓小平的贡献，是把国家政策的方向，转向了对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合约提供合法承认与保护。

草根农民和地方干部的创新——家庭联产承包，真正拉开了中国农业改革的闸门。1980年，家庭联产承包在全国众多省份秘密施行后终于被有限放开，直到1982年才成为全国性的政策。中央政府还采取了“放权让利”的改革措施，从而实现经济分权，给予地方政府、城市中的企业以及农村的生产队等地方上的经济参与者更多的自主性和积极性。除了在农业领域，“放权让利”的改革方式主要在国营企业、国际贸易和公共财政这三个领域内推行，使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开展经济活动有了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权力。

为了提高国营企业自主权，政府希望在不进行私有化的前提下，将企业的管理决策权移交给企业。旨在“增强企业活力”的措施，标志着中国政府在“洋跃进”之后，再一次试图启动停滞不前的工业改革。然而，由于深陷意识形态的泥潭，虽然政府希望通过改革为国营企业注入活力，提高国企管理者和员工的积极性，却没有将国企从政府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两者反而呈现出千般纠葛的状态，复杂而令人迷惘。直到多年以后，国营企业开始与私营企业展开竞争，那些最严重的改革缺陷才逐渐暴露出来。

除了由中国政府引导的改革，当时的中国还存在着另一条独立的改革渠道，这条“由下而上”的改革渠道，被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及其助手王宁称为“边缘革命”。在科斯和王宁的论述中，“边缘革命”由几种草根运动推动，这些运动有的被政府明令禁止，比如1982年之前的家庭联产承包以及1980年前城市中的个体工商业；有的不受政府重视，比如1980年后城市中的个体商业以及乡镇企业；有的则被政府小心翼翼地监控着，比如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当饥饿的农民背着政府悄悄地开始了家庭联产承包时，当农民为了更高的收入转向非农业生产时，当城市中的无业居民不得不自谋职业来维持生计时，当成千上万的非法移民为了改善生活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偷渡到香港时，这场改革已经悄无声息地席卷全国”。

在此前的近三十年里，“商品经济”一直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专利，在大多数时间是社会主义的专政对象，令人闻之生畏。几位有先见之明的经济学家——提倡商品经济的卓炯、提倡价值规律的孙冶方、提倡市场经济的顾准，都曾“因言获罪”，或被关进牛棚，或进了牢狱，或被打成右派。

但饥饿的农民等不及、盼不来理论的指导了，他们在自己的村庄里搞起了家庭联产承包，“泥腿子”洗脚上田，办起了乡镇企业，其表现超越了国营企业，个体户和创业者的增多比国营企业的改革更能给城市带来活力。市场，千回百转，时隔三十余年，终于又回到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作为“经济增长的国王”，可以说，坚强的民营企业家的成长故事，就是中国经济改革这部伟大戏剧里的重要线索，在这条线索的两侧，一边是勇敢的零星社会试验，一边是政府“摸着石头过河”。

毫无疑问，1984年是一个重要历史纪年，其时改革已由农村扩展到城市，扩展到企业，中央政府开始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事实上“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尽管有相通之处，但差异仍大，“市场经济”所描述的是一套较广泛的制度安排，“商品经济”则只突出了其中的一点：资源、产品可以交换，它更多的是一种在公有——计划制度框架内提高生产效率的手段，而不是一种关于社会组织经济活动的整全性制度安排。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的政治语境里，经济学界只能讨论“商品经济”这个概念，即便如此，学术争论也充满风险。一直到70年代末，在旧体制导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洋跃进”又失败之后，政府重新寻找经济增长之道，经济学家才“敢”再提商品经济话题。最终，经过各种努力，高层才正式确认经济体制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但谈论企业家问题的时候，仍不轻松。“资本家”这个词倒是家喻户晓，但人们对其充满敌意，与它对应的词汇是剥削、欺诈、罪恶，种种。经济学家张维迎写于1985年的《论企业家》一书称，“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一个最大区别是，计划经济的运行主体是政府官员，而商品经济的运行主体是企业家；如果说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目标，那么，造就千千万万个企业家则是改革的主题所在。改革的过程，也就是经济运行主体企业家化的过程。”

缺乏企业家，这是中国改革面临的主要难题，改革的艰巨性和持久性也正在于此。改革的目的是要用企业家取代政府官员充当经济运行的主体，但并不存在一个现成的企业家集团可供改革者使用。30年前，张维迎给出了中国企业家成长的两条路径：一条是农村工业化产生农民企业家，一条是城市经济市场化使官员经理企业家化。企业家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通过市场竞争产生的，造就企业家的土壤，一是放活市场，二是解决产权问题，如果前者是企业家成长的基本路径，后者则是企业家产生的关键。

经济学家显然低估了“边缘革命”的巨大能量，那些被政府忽视的边缘角色（农民、城市无业居民、个体业者、乡镇企业、集体企业、特区），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有着众多的阻碍和歧视，但他们却迅速地将自己获得的有限的经济自由转化为企业家才能和企业家精神，并贡献了诸多日后在中国经济版图上神采奕奕的“商业英雄”。

经济增长的“国王”们

1984年后来被中国媒体称为“企业家元年”。

这一年，柳传志在中关村的一间传达室里创办公司，张瑞敏改造青岛日用电器厂，李经纬推出“东方魔水”健力宝，王石在深圳成立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他们后来均成为中国企业家群体中的领军人物，而1984年，正是这一切的起点。

多年后，联想控股监事会监事张祖祥感叹，正是一根“香山”牌香烟的灵犀，让他作出了人生中最明智的一次决定——1984年10月底的一天，柳传志来家中拜访，还没坐定柳就递给他一支“香山”牌香烟。从来不抽好烟的柳传志此举让张祖祥明白，这是有事求他。

原来，时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的柳传志和科研处处长王树和合伙成立了一家公司，挂靠在中科院计算所名下，此刻正忙着招兵买马。柳传志比张祖祥小好几岁，但是十多年共事下来，身为中科院计算所第八研究室副主任的张祖祥内心深处却异常佩服这位小老弟。他爽快地接受了邀请。

早在四年前，中关村就在一些科研人员的倒腾下，开始热闹起来。1980年，号称“中关村第一人”的陈春先在这里创办了第一家民办科技机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发展技术服务部，他要在中关村建立“技术扩散区”，做中国的硅谷。

不仅是中关村，整个中国都掀起了一股创业经商的热潮。1983年5月，唐山市隆义栈居委会百户居民自愿集资，盖了一座三层楼的百货公司，一时轰动全国。同年，湖北省松滋县五星乡养殖专业户王尚兵，包了一架飞机，从沙市运了80万尾鱼苗飞往重庆，一时成了大新闻。就连辽宁省东沟县的中学毕业生刘天贵集资三千块钱办面包店，也上了《人民日报》。胡同里的大爷、乡里的农户、身边的同事都干得风生水起，柳传志内心深处不安分的火种，也慢慢点燃。

拿着每月105元的固定工资，一级一级地评职称，这种按部就班的生活，在柳传志看来是“混日子”。虽然已年满40岁，但他心里总有点不甘心，想要做更大的事情，或“干一番事业”。这时，已有三十多年所龄的中科院计算所正面临国家划拨的科研经费被大幅缩减，柳传志终于按捺不住，打算创办自己的公司。计算所所长曾茂朝看中了柳传志的组织能力，两人一拍即合。

公司新张，柳传志并没有显现出后来运筹帷幄的领导才能，在创业的头几个月甚至找不到一个可运作的项目，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城里像没头苍蝇一样乱转。他甚至在计算所大门旁摆摊兜售过电子表和旱冰鞋，后来还批发运动裤衩和电冰箱。偶然听别人提起江西省妇联一个女人手头有大批彩电，购进一倒手每台可以赚上1000元，柳传志迫不及待地派人汇款过去，谁知道竟落入一个骗局，20万元开办费一下子没了14万元。而联想的故事，就这样在科学院南路2号的小平房开始叙述……

同一年冬天，35岁的张瑞敏临危受命，出任濒临倒闭的青岛日用电器厂的厂长。在他上任前，这家厂子一年之内已经换了三任厂长。多年以后，张瑞敏回忆说，这家当时亏损达147万元、年销售收入仅348万元的集体工厂，“工人上班8点钟来，9点钟就走人，10点钟时随便在大院里扔一颗手榴弹也炸不死人”。

接手这个烂摊子，张瑞敏即制定了13条规章，其中包括“不准迟到早退”“不准在工作时间喝酒”“车间内不准吸烟”和“不准哄抢工厂物资”等。这些现在听起来令人忍俊不禁的制度，当时却没人把它放在眼里。由于吃大锅饭根深蒂固，企业普遍缺乏激励机制，管理不善、人浮于事等现象在国企系统不仅常见，且成恶疾。

张瑞敏要给工厂治病。某天，他把车间门窗全部打开，第二天上午，果然就有一名工人大摇大摆扛走一箱原料。中午，张瑞敏即贴出布告开除了这名工人。自此，工人们才相信，新厂长这回动了真格。张瑞敏第一次在厂里引进了工资与工作量挂钩的绩效制度，干得好的员工能够拿到基本工资的两倍，工作不合格的员工连基本工资的一半都拿不到。三个月不到，三分之一的职工申请调离。

这一年，如张瑞敏一样，一些国企负责人开始掌握生产管理的自主权。浙江海盐衬衣总厂厂长步鑫生“对上不怕错误领导的压力，对下不怕后进群众的吵闹”的改革措施，也取得中央决策层的认可。5月，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标志着放权让利的改革终于从农村惠及城市，也拉开了整个城市经济改革的大幕。张瑞敏的“改革抢跑”，终于有了合法身份。他们，共同开启了共和国商业史上的“企业家元年”。

1984年的空气里，流淌着躁动和激情。“小平南方视察”及经济特区的示范效应，吸引一大批嗅觉灵敏的先知先觉者纷纷“下海”改写人生，“停薪留职”成为当年的热门语词。自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三次“下海”浪潮，1984年为发端。

广东深圳，当邓小平站在深圳20层国商大厦楼顶眺望时，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正途经楼下，看到很多警车、警察和聚集的人群，一打听才知道邓小平来到了深圳。他后来回忆说，“我好像感到干大事情的时候到了”。这位33岁的年轻人叫王石，离职前在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委员会负责招商引资工作。1984年5月，他用倒卖玉米赚的钱成立了一家公司，“除了黄、赌、毒、军火不做之外，其他都涉及了”，这就是后来的万科。

浙江温州，1982年，中央下发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温州八大王”被抓，人们惶惶然不敢再做生意，温州一时萧条。后来温州市政府给“八大王”平反，壮了一批创业者的胆子。1984年，南存辉萌芽了合股办企业的念头，他和同学胡成中一共投入５万元，创办求精开关厂，如今，由求精开关厂发展而来的正泰和德力西已是中国低压电器行业最大的两家企业。

河北石家庄，工人出身的马胜利用一纸大字报换回了石家庄造纸厂的承包权并出任厂长。4年后，石家庄造纸厂利润增长22倍，“马胜利模式”突然爆红，在当时的企业改制大讨论中一时风头无两。马胜利本人也迅速成为推行承包制的典型闻名全国。

广东惠州，从华南理工大学毕业的李东生在一个简陋的农机仓库开辟了自己的工厂，他与香港人合作生产录音磁带，这便是日后赫赫有名的TCL。

广东顺德，珠江冰箱厂在容桂镇成立，冰箱的品牌是“容声”，这是后来统治了中国家电业10余年的“科龙”的前身，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潘宁出任厂长。潘宁造冰箱，技术依靠北京雪花冰箱厂的支援，资金则是由镇政府出了9万元的试制费。但是，“乡镇集体企业”这一模糊的产权纠葛，最终决定了科龙和潘宁的悲情命运。

广东三水，酒厂厂长李经纬的目光瞄向了1984年7月将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奥运会。他得到信息，国家体委将在6月开会决定中国代表团的指定饮料。而此刻他手上有一种还没有投放市场，甚至连包装罐和商标都没有确定下来的新饮料。一番手忙脚乱之后，200箱光鲜亮丽的“健力宝”准时出现在广州会议上。6月，“健力宝”毫无争议地成为中国奥运代表团的首选饮料，“东方魔水”一举成名。

江苏南京，这一年张近东刚从南京师范大学毕业，进入南京市鼓楼区工业总公司工作，几年后，他凭借10万元资本创办了苏宁电器；与他同一个夏天走出校门的浙江大学毕业生史玉柱，被分配到安徽省统计局，也成了办公室清闲一族，不久，史玉柱南下深圳，开始了一段高亢而悲壮的创业生涯；同为浙大毕业的段永平也愤然离开北京电子管厂，他发誓以后再也不会在国营工厂里上班，因为那里“人人都觉得自己能干，却什么都不干”，他坐着火车，来到如火如荼的珠江三角洲……

张近东、史玉柱、段永平的经历说明，1984年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年份，前后几年的政经环境，深刻地影响着这一代企业家的商业基因。正如观察所谓“九二派”企业家，亦不能脱离80年代末的政治大环境而独立审视。反过来视之，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很大程度上也会受到企业家群体的促进与制约，改革的最终成功也依赖企业家群体的出现。当初，《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设想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完成改革。然而，用五年的时间建立一个“市场”或许并不困难，但要造就一个企业家群体，则非一日之功，还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去发酵。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将“经济增长的国王”这项桂冠赠与了企业家。现在看来，这不仅仅是一种荣誉，更是被欧洲几百年的经济发展史证明了的一个事实。

邓小平做对了什么

邓小平生前曾经多次提及，1984年他办了两件大事，一件事是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另一件事是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了香港问题。事实上，由邓小平倡议而试办的经济特区，一开始在中央决策层，就分歧明显。

1981年底，陈云在中央召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明确表示：试办经济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加。1982年1月，他在中纪委报送的信访简报《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上批示，“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致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随后的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命令，把打击经济犯罪作为中心任务。打击沿海地区经济犯罪的活动，被提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甚至“新的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被重新提起。其间，几个经济特区也必须“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本已下放的一些权力被取消，特区名存实亡。

打击行动持续了一年多，进入1983年又逢“清除精神污染”（注：这一事件缘于中共党内保守派人士对周扬、王若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批判，这是十年动乱以后正式开展的第一场“大批判运动”，“极左”的手段差不多都被搬了出来。国内外人士都很担心，以为又要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由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认为运动有扩大化倾向，在他的干预下，这场“清污运动”只维持了二十七天就勉强收场），经济特区气氛依然沉闷。对陈云倡议的这次行动，一贯主张“两手抓”的邓小平一开始是支持的，他在中纪委的报告上批示“雷厉风行，抓住不放”，还说，“4月份不干别的，专干这件事”。但是，地方政府旷日持久、上纲上线的“打击行动”影响到改革开放的大局，却是他绝对不愿意看到的。

邓小平一直耐心地等待着有利的政治气候。1983年，农业丰收，食品供应充足，布匹不再凭票购买，通货膨胀得到控制，财政赤字消除。1984年，广东的出口额超过1000亿元，比1983年增长238%。仅仅一个包产到户的政策，几年时间，就奇迹般地治愈了计划经济的多年顽症——短缺。到1984年，部分地方的农民“竟然有粮卖不出”。

邓小平曾说，他的一大发明是“不争论”——“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其基本思路就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里，大胆地先行先试，看结果。经济特区已经建立三年多了，他要眼见为实。历史上著名的两次“小平南方视察”，自此开篇。

1984年的特殊气质，在新年刚过不久就初露端倪。1月24日，再过九天就到春节，谁都没有想到，邓小平选择了时光交错的新年间隙，悄然来到了南方。人们揣摩他此次南行的目的，期待而又不安。此刻，年仅3岁的深圳特区正饱受非议，一个《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的材料广为散发，影射特区是新的“租界”。据说，中央某位老同志去了一次深圳，回来就说：除了五星红旗还在，别的什么都没有了。

往回走，还是朝前冲？特区正在迷茫中等待裁判。深圳官员准备了一卷上好的宣纸，放在邓小平桂园别墅的办公台，希望老人家写点什么。可是直到邓小平离开，这张宣纸上仍是一片空白。深圳人有些不安了。到珠海考察后，邓小平一反沿途的沉默，挥毫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除夕这天，回到广州的邓小平在广东主政者的再三暗示和恳请下，又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最后的落款上，他特意把时间写为离开深圳的日子——1月26日，意为还在深圳时已经有了这个评价。

补写的这幅题词让特区人长舒了一口气。2月7日，来到厦门的邓小平再次题写：“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这一年的春天，在邓小平南下的车轮中拉开了帷幕。他离开广东的第二个月，中央即做出重大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进一步搞好海南岛的开发，中国的对外开放由点及面，最终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

国庆的天安门，北京大学的几位学生在群众游行的队伍中自发打出事先准备的横幅——“小平您好”。没有人怀疑，此时的邓小平，无论是在中共党内，还是在公众心目中，其地位和威望都已如日中天。

国庆过后，10月8日，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对《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七稿的电话意见：“文件看过了，写得很好，政治局会议我就不参加了。”《决定》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所有的政治智慧和意识形态突破，都体现在这个有中国特色的词汇里。

正如邓小平在两天后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的谈话，“过几天我们就要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这是一次很有特色的全会。前一次三中全会重点在农村改革，这一次三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无论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

仔细审视邓小平这一年的各种谈话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放”是一切问题的关键。一如那句形象的比喻：只要打开鸟笼，鸟自己知道该如何飞。

2008年，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受著名经济学家科斯之托，为其发起和主持的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撰写一篇关于中国改革的论文。在这篇题为《邓小平做对了什么》的论文中，周其仁为邓小平总结了三个功绩：一是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二是重新认识看不见的手；三是把企业家请回中国。

关于产权界定。在邓小平的保护下，农民家庭承包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家庭承包制由落后边远地区扩展到发达地区农村，进而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农村生产队；土地承包的期限由一年、三年、十五年、三十年扩展为“长期不变”；合约的责任从联系产量开始，逐步演变为联系土地资产。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不断得到更高规格的合法承认：从基层的秘密存在，到地方政府的承认，到中共中央政策文件的肯定。最后，2002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确立了农户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地位。按照这部法律，全部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都长期承包给了农户；“集体”仍是农地在法律上的所有者，但其全部经济职能就是到期把所有农地发包给农民。随着承包户拥有续订合约的优先权，“长期不变就是永远不变”。

关于“看不见的手”。从1985年5月开始，邓小平连续几年推动“价格闯关”。这意味着，原来由国家规定和控制的物价，要放开由市场决定。此前，中国已形成了一种“价格双轨制”，即按计划指令生产的产品由国家定价，超计划增产的产品则按市场供求决定价格。这个过渡性的体制，在显著刺激增产的同时，也造成分配方面的混乱：同一个产品的“市场价”高于其“计划价”数倍甚至十数倍，以至于任何有“门路”的人，都有机会把计划轨道上的产品倒卖到市场上而大发横财。一时间，“寻租”盛行，公众反感。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决心推进价格改革，解决问题。

1988年“价格闯关”，全国各地出现居民抢购食品和生活用品、拥向银行挤提存款的风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开展全国范围的“治理整顿”，第一波“价格闯关”搁浅，中国进入了为期三年（1989—1991年）的“治理整顿”，政府用行政手段抽银根、压投资、管物价；经济增长减速，经济改革停滞。让中国和世界大吃一惊的是，邓小平在1992年春天再次奋力推进中国改革。他以一个88岁退休老人的身份，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特别提出了长期困扰中国改革的问题：坚持计划体制是不是就等于“姓社”？走市场之路是不是就等于“姓资”？他的答案石破天惊：计划和市场都不过是配置资源的方式，社会主义同样可以走市场之路。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于1992年再度勇闯价格关。到1993年春，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95％、农副产品收购总额的90％以及生产资料销售总额的85％，全部放开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闯关”最终成行，“用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从此成为中国经济制度的一个基础。中国经济增长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为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无可更改的背书。

关于企业家。一方面，在“短缺经济”下商品和服务的长期匮乏，满足不了城乡居民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单一公有制经济容纳不了日益增长的就业要求，特别是不能吸纳包产到户改革后释放出来的巨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两方面压力的汇集，逼迫中国以更灵活的方式组织经济。于是，在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的身边，出现了野草般顽强成长的“个体户”。他们自我雇佣或利用家人劳力，靠私下筹集的小资本捕捉种种市场机会。一些个体户取得了成功，而日益扩展的市场要求他们进一步扩大生意规模。结果，“个体户”开始越出了“家庭劳力加两三个帮手”的规模，向着雇佣更多工人的“私人企业”方向演变。

周其仁认为是“邓小平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他执掌中国后不久，就高度肯定了历史上“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荣毅仁，并大胆决策划出一笔国有资本交付荣毅仁全权打理——开启了“国有资本＋企业家”的新经济模式。邓小平还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威，多次对“傻子瓜子”这个事件表态，不准再动用国家机器鲁莽地扼杀民营企业家。这位革命老人一次又一次耐心地问：允许这些企业家的存在，难道真的就危害了社会主义吗？改革以来，中国发布了多个政策文件，通过了多部法律，并数度修订宪法，逐渐承认并保护了普通人自由缔约、创办各类企业、按投资要素分配收入的合法权利。

当然，中国经济取得伟大成就的成因是复合的，人们对此也常有不同的看法。周其仁的观点是，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综合起来，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

其中，我们认为，制度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企业家阶层的整体“回归”（无论所谓“八四派”“九二派”“海归派”），是“中国经验”或“中国奇迹”的真正秘密。

与《九二派》不同，写作《九二派》是为了探寻“士大夫下海”和“中国秘密”“中国奇迹”之间的本质关联，因为企业家——市场经济的核心力量，曾经长时间被排除在增长故事之外，他们赢得历史地位只是新近的事。在《九二派》的基础上，我们写作本书试图在逻辑上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在中国是如何孕育和成长的？（2）既然市场是企业家出现的必要条件，而产权又是企业家成长的关键，那么产权与“企业家才能”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们携手回到当下中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3）企业和企业家的价值观为什么重要？为什么要实践企业公民？

我们希望能找到答案。第一章边缘的力量

他们不仅把私营经济带回了中国，也培育了市场，还将竞争引入中国经济，更为日后的市场转型铺平了道路。正是在这个艰难的转型历程中，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企业家”悄然孕育，终于破茧而出。

198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著名的四号文件，文件中转发了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并发出通知，同意该报告中提出的将“社队企业”名称改为“乡镇企业”的建议，同时提出了发展乡镇企业的若干政策，以促进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

社队企业，原是依附于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农业社会的一个附庸品，其功能是为农业生产“拾遗补缺”，是社队集体经济的“边角废料”。1978年4月4日，《人民日报》在社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中称：“社队企业是我国人民公社制度的产物，它是随着人民公社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远在人民公社化初期，就高瞻远瞩地指出：‘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社会化大生产变成了千家万户的“小生产”。这个由“大”到“小”的转变，使得农业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农村固有的剩余劳力也因此释放出来。大量农村剩余劳力向非农转移，为社队企业注入了活力，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由于农村剩余劳力不断充实和提升社队企业，社队企业这个昔日并不起眼的“丑小鸭”，也渐渐地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1984年，四号文件一出，“社队企业”告别历史舞台，“乡镇企业”取而代之，并被中央承认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和国营企业的重要补充”。

作为一种独立的企业形态，这是乡镇企业第一次“浮出水面”。资料显示，当年中国的乡镇企业已经发展到165万家，拥有劳动力3848万人。与此同时，在农村里以“专业户”名义、在城市里以“个体户”名义存在的各类民间企业，正如同野草般地满世界疯长。不知不觉中，它们都参与到中国改革的大戏中去，各自饰演不同角色。

如果事先有剧本，这场改革大戏的内定主角，毫无疑问，是国营企业。然而，当改革开放大幕拉开，国营企业的表现差强人意时，那些长期被计划经济体制边缘化的角色和群体却突如其来——他们跳上舞台，并且抢足戏码，扮演起了推动中国市场转型的先锋角色。这个群体中，包括农民、城市待业居民和其他被边缘化的人群，在这场自下而上的“边缘革命”中，他们迸发出了巨大的激情和惊人的创造力。即便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曾经为这场“边缘革命”的一些成果感到意外和惊喜。

1987年6月，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邓小平坦率地承认，在农村改革中，乡镇企业的崛起，是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在评价乡镇企业的表现时，邓小平使用了一个成语——“异军突起”。

如果将国营企业视为“正规军”，那些乡镇企业充其量只能算是“游击队”。它们没有原材料，没有技术和熟练工人，也没有银行贷款，甚至没有销售渠道，而且，他们备受歧视。那些农民创业者们唯一可以倚重的，就是他们比国营企业的厂长经理们更加热爱自己的“事业”。

无锡红豆集团董事局主席周耀庭曾经叙述过的一段经历，足以说明这一时期乡镇企业的窘迫。有一次，因为原料紧张，周耀庭去相关政府部门求助，想要争取一些计划内棉纱。他被拒绝了，只因为他们是乡镇企业。周耀庭说：“国营企业是老大哥，我们乡镇企业是小弟弟，小弟弟向老大哥学习，能不能让纺织公司给我们一点儿棉纱？”对方不以为然：“你乡镇企业是小弟弟吗？称不上的。”

多年以后，在接受中央电视台《改革开放二十年》专题节目采访时，周耀庭说：“国营企业是老大哥，乡镇企业不是小弟弟，乡镇企业只是私生子。那个时候，我们乡镇企业得到的，就是私生子的待遇。”这话听来凄惨，却是那个时候乡镇企业的真实境遇。即便是后来风光无限的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创业初始时也曾经蹬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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