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欢容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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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的地理学试读：
前言
中国目前的地区主义研究，学理的分析比较少，研究的领域主要体现在地区的区域研究与经济一体化合作研究之中，涉及的区域主要是欧洲和东亚。对欧盟的研究渐趋成熟，对东亚的研究则方兴未艾。欧盟研究之所以说比较成熟，一方面是因为欧盟本身发展早，国内学者一直关注，更重要的方面是国内研究者们开始了对欧盟的治理理论、认同政治等前沿性学术问题的研究。东亚地区的研究，一方面由于东亚本身的复杂性和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现实，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地处东亚的事实，研究的层次更多体现在对策性层面。
尽管如此，由于东亚地区主义属于新地区主义的范畴，加上中国本身的东亚属性，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东亚地区主义进程，使得国内东亚地区主义研究事实上有后来居上之势。目前的中国东亚地区主义研究，研究理路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是东亚地区主义组织研究。对包括APEC这种泛东亚地区组织的研究和东盟等组织的研究构成了国内研究的主体。二是中国与东亚地区主义研究。这种研究大多落实在战略与政策的层面，主要探讨中国参与东亚地区主义战略策略及其前景。最后一类主要是理论与规范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新地区主义理论、地区主义与全球主义、民族主义等方面研究。
本论文集主要是沿着上述东亚地区主义的研究思路，将近些年来国内刊出的最有代表性的东亚地区主义研究的论文收录在内，以供研究者参考，促进我国的东亚地区主义研究。全书主要分为三部分总计17篇文章。
第一部分是地区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探讨。本部分的作品都对地区、地区主义的基本观念作了重要界定，对地区主义的发展，地区主义的研究路径以及地区主义与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地区主义与全球化、地区主义与全球主义等主要观念层面进行了细致分析，是国内地区主义研究重要观念基础的组成部分。
肖欢容博士的《地区主义及其当代发展》探讨了新旧地区主义的发展，界定了地区主义的基本观念。耿协峰博士的《新地区主义研究——不同视角的评析》对当前新地区主义的主要研究观念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国际地区主义研究视野中历史、规范和比较三种主要的研究方法。王学玉教授的《新地区主义——在国家与全球化之间架起桥梁》探讨了作为国家与全球化之间的中间渠道，地区空间层面以及作为其组织方式的新地区主义，代表了国家与全球化之间动态的妥协，起到了沟通两者的桥梁作用。庞中英教授在《地区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中指出，地区主义进程一直与民族主义密切相关，它改造和发展了民族主义，成为放大或者延伸了的民族主义。该文通过分析地区和地区主义的形成、发展，解释了地区主义的发展动力、当代地区主义的特征及其与民族主义的复杂关系。朱锋教授的《关于区域主义与全球主义》是国内最早的地区主义研究作品之一，对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之间的二元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至今仍有重要启示意义。韦民博士的《全球化与地区主义》对主权国家语境下的全球化和地区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提出在全球化的语境下，选择地区主义是民族国家利用或对抗全球化的重要政策手段，全球化与地区主义之间在逻辑和实践上并不必然是对立或互逆的，在目前，两者之间更主要的还是相互推动、共同演进的关系。
第二部分是东亚地区主义的实践分析。本部分的作品对东亚地区主义的形态、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与特征以及东亚地区主义的前景作了细致分析。
耿协峰博士的《地区主义的多样性及其在亚太的表现》指出了当代世界地区主义的多样性特征，分析了目前亚太地区主义的不同形态特征。王庭东博士的《论东亚新地区主义》对东亚新地区主义的背景及其特征以及APEC与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产生等主题进行了细致分析，指出了东亚新地区主义对东亚安全地区主义和国际关系格局产生良好效应的乐观前景。傅新博士的《新地区主义：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新要素》将分析的焦点集中在东亚的新地区主义与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关系上，探讨了在全球经济环境变化下，东亚新地区主义对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应对挑战的重要意义。苏浩教授在《地区主义与东亚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一文中指出，在全球化和区域化趋势的作用下，东亚国家开始建立区域合作机制。这是由东亚国家领导人会议、各类部长级会议以及各种多边官方和民间合作安排构成多层次区域合作机制。这种机制将为促进东亚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发挥积极的作用。庞中英教授在《地区化、地区性与地区主义》一文中首先分析了东亚的地区性，认为东亚存在着市场为中心的地区化和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地区化两种地区化，最后指出东亚应走向整合性的地区化和分享性的地区主义。王正毅教授的《亚洲区域化：从理性主义走向社会建构主义？》探讨了关于东亚区域化的四种竞争的观念，对区域化研究的最新理论进展，是否存在一个区域化的“亚洲方式”，亚洲区域化是否向国际政治经济学提出了新的问题等进行了很有见地的探讨。
第三部分是地区主义与中国战略研究。本部分作品大都以中国为本位，探讨中国与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战略与策略。
肖欢容博士的《中国的大国责任与地区主义战略》将负责任大国目标纳入新中国对外身份目标的探讨，指出以前中国的外交追求缺少亚洲身份内涵；然后对中国的大国及其责任层次进行界定，提出亚洲地区主义战略是中国实现本土责任和地区大国责任，进而发挥全球责任和实现和平崛起的重要手段。林尚立教授在《从区域离散到区域优势：中国的东亚战略》一文中首先分析了全球景观中东亚区域的离散性特征及其后果，随后探讨了东亚克服离散性特征建构整体的区域优势的战略策略，对我们理解东亚相互依存与地区主义发展提供了一条重要思路。唐世平和张蕴岭研究员的《中国的地区战略》对中国的地区战略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析。文章探讨了中国地区战略的理念、行为，并且对这一战略的成果做出了评价。最后展望了中国的地区战略的未来和对地区及中美关系的影响。李向阳研究员的《新区域主义与大国战略》通过政治因素在大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决策中的地位，自由贸易协定与大国对国际经济规则的影响力，大国竞争与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格局，从一个国际经济学专家的眼光来分析了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方向，对国际关系中的地区主义研究不无启迪。最后，耿协峰博士的《亚太新地区主义的未来发展模式》对亚太地区主义的可能前景进行了总体分析，以作本书的结束语。
本书的采编，得到了各位作者的大力支持和同意。编者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同时，也对发表和同意我们出版这些作品的刊物表示谢意：
肖欢容：《地区主义及其当代发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2期。
耿协峰：《新地区主义研究：不同视角的评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期。
王学玉：《新地区主义：在国家与全球化之间架起桥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
庞中英：《地区主义与民族主义》，载《欧洲》，1999年第2期。
朱锋：《区域主义与全球主义》，载《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9期。
韦民：《全球化与地区主义》，载《国际政治研究》，2003年4期。
耿协锋：《地区的多样性及其在亚太体现》，载《国际经济评论》，2002年第1期。
王庭东：《论东亚新地区主义》，载《当代亚太》，2003年第1期。
傅新：《新地区主义：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新要素》，《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3期。
苏浩：《地区主义与东亚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外交学院院报》，2003年第1期。
庞中英：《地区化、地区性与地区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7期。
王正毅：《亚洲区域化：从理性主义走向社会建构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
肖欢容：《中国的大国责任与地区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
林尚立：《从区域离散到区域优势：中国的东亚战略》。
唐世平、张蕴岭：《中国的地区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
李向阳：《新地区主义与大国战略》，载《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4期。
耿协峰：《亚太新地区主义的未来发展模式》，载《国际经济评论》，2002年第5期。
此外，我还要感谢王逸舟老师，他在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另外，我还要感谢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刘继南教授、国际传播学院副院长陈卫星教授，出版社蔡翔社长和闵惠泉总编辑，正是他们各位的鼎力支持，本书才得以列入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学书系”之一出版。编辑李颖女士的努力也是本书顺畅出版的保证，在此一并感谢！
当然，由于编者的学养和本书编目的条件限制，还有一些好文章无法一一收入，敬请各位学界师友谅解和批评。笔者也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对我们的地区主义研究者有所启迪，更多的学者参与到地区主义研究中来，使地区主义研究更上一个新台阶，进一步丰富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肖欢容2005年3月于心骑堂第一编 地区主义历史与观念探讨地区主义及其当代发展肖欢容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有关地区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
国内学术界很少使用“地区主义”一词，直到现在，相当多的研究中使用的是“世界经济区域化或集团化”，“地区经济一体化”，“地区一体化”等不同的语汇来表示同样的概念。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经济参与世界经济程度的加深，特别是中国成为亚太经合组织的重要成员国后，“地区主义”一词才渐入中国学术界的文献中。因此，要理解地区主义，对“地区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一番梳理是很有必要的。
笔者认为，地区主义总体上是一种趋势，一种强化各种联系的趋势。这种趋势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是指一个地区多样化的共同特性，另一方面是指一个地区强化共同特性的趋势。具体地说，地区主义是指功能领域里的政治合作，是国家有意识的政治决策的形成。它常常是一群地理位置临近的国家，为了发展它们共同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与目标所进行的互动与合作。地区主义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制度的构建，它是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秩序安排，是各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战略方面联合管理它们的地区事务。
对地区主义的注意，反映了国际关系中多边合作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但是，特定的国家并不必然地走向地区主义。地区主义建构需要一定的条件。笔者认为，这些条件体现在三方面。
首先是成员国共同意识的形成。地区主义是由一群国家所形成。这些国家常常认同地区的地理空间这一概念。在此基础上，文化的相似性或者相同的意识形态，共同的威胁观念和共同的政治体系与价值等方面将使这些国家形成一种独立的文化意识或共同体感。成员国共同意识是地区主义多样化的共同身份特性的内质。
其次，成员国共同制度化框架的形成。为了促进地区主义，需要有一种实现共同行动的制度化框架。这种框架可以提供成员国赖以沟通信息、增进理解的机会。同时，它也可以减少每一成员国制定切实对外政策的交易成本。共同的制度化框架是地区主义多样化共同特性的外在体现。制度化框架的实体是组织，最终，地区主义共同特性常常是通过正式的地区组织来体现的。约瑟夫·奈就认为，地区主义是“地区基础上形成的组织”。地区组织构建是现代地区主义的基本层面，而制度的建设是地区主义的核心，缺少它将被看作缺少地区主义。
最后是成员国共同行为取向的形成。共同意识和共同制度化框架将促使成员国的行为趋同。这些共同行为取向将使成员国形成对地区主义外部的一致的政策决策，增加成员国对外部的权势。通过地区内成员国有别于外部地区的政策和行为，强化地区主义共同特性。这种强化的实践常常是通过构建各种类型的地区组织或者地区一体化安排来实现的。就地区主义上述三个条件来说，成员国共同行为取向将提高制度化框架的演进和共同地区身份特性（包括共同意识）。这种循环逐渐增强地区主义。总体上说，地区主义上述三个条件之间是相互促进的。
地区主义一旦形成，它的作用就体现在地区性组织和特惠的贸易安排即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方面。在政治方面，一般认为，通过各种类型的地区性组织的构建及其实践，地区主义有助于国际和地区间的和平与稳定。但地区联盟的这种作用是存在很大片面性的。在冷战时期，超级大国领导的地区军事同盟体系置于联合国的集体安全方式之上，制约了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有效发挥作用。在后冷战时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积极谋求失去华约这个对手后继续存在下去的合法基础。北约提出的战略新概念及其实践（对南联盟的干涉），是对联合国的普遍性安全机制和世界新秩序的构建的严重挑战。其程度比冷战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地区成员国通过特惠的共同安排，可以增强地区实力，加强地区与地区外部的国家或组织谈判中讨价还价的权势（bargaining power）。但地区主义的这种作用对国家主权产生了挑战。任何形式的一体化都将伴随着失去主权。因为一旦国家经济某些部分自由化（如贸易），该国不再对该特定领域有决策权。如欧盟为实现一定目标，有意识地在特定领域将主权从民族国家拿走，将之置于超国家机构手中。这些目标大的如政治统一，对主权要求小一些的如商品和服务自由流通（在NAFTA中也可看到）。而且，更强调政治的一体化比经济领域的一体化将对国家主权有更多侵蚀。
尽管地区主义对国际社会有重要意义的同时，也产生了重大的制约和挑战，而且上述作用和挑战仍将伴随着地区主义的发展，但地区主义发展表明对其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地区主义的战后发展经历了旧地区主义和新地区主义两个阶段。旧地区主义
20世纪初期以来，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主要关注就是如何建造一个和平的世界。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地区主义与普世主义的争论。一战结束时，在普世主义的观念基础上建立了国际联盟。但国际联盟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失败导致了地区主义观点的迅速高涨。二战后期，在对未来世界秩序的建设方法上，地区主义与普世主义之间产生了更多争论。
1945年以后地区组织快速增长就是在地区主义与普世主义的争论背景下发生的。在旧金山起草联合国宪章的时候，赞同地区主义的力量多方要求在这个普遍性框架下容纳地区组织。丘吉尔首先赞同通过地区主义而非普世主义求得世界秩序。拉美国家组成的地区主义者认为地区组织能更好地实现国际和平、安全和福祉的目标，因而强烈要求给地区组织国际和平与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合法地位。最后，普世主义者同意妥协，给地区性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以从属的作用。联合国框架下地区组织的作用确立了地区主义国际作用的合法性，为后来地区组织在经济社会方面作用的发展和地区意识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二战后地区组织的发展主要有三种形式，即综合性地区组织、地区军事联盟和功能性组织。综合性地区组织是其广泛的行动和目标跨过政治军事和经济社会这种两分法界线的地区组织。军事联盟型组织是指那些以军事政治为中心定位，提供反对外部行为者的安全性组织。功能性组织是那些提供经济、社会和政治合作，不涉及或较少涉及安全因素的组织。
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地区主义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体现在其对国家主权原则的维护上，特别是对美洲国家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和非洲统一组织这三个主要的综合性地区组织中。这些组织的新兴国家发现：地区主义有利于他们避免遭受大国对其主权和自治权的干预。同时，地区主义也是它们实现共同经济和政治互信的方法。特别是当大部分亚洲、非洲和中东国家仍然处在殖民统治下时，非洲统一组织和阿拉伯联盟更多是国家独立的工具而非地区一体化的组织形式。这些组织恪守联合国不干涉国家内部事物的神圣原则，在解决地区内部国家间冲突、维护地区稳定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最大的一类地区性组织是功能性组织。正如前文指出的，它们是为了提高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里的合作。这种功能性组织的产生也是来源于政治安全的大背景。如典型的功能性组织欧洲经济共同体，它的经济一体化即根源于广泛的安全框架。正如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序文所示：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构建是克服古老的权势竞争，通过建立一个经济共同体，去创立一个广泛的和更深的、长久以来被流血冲突分裂的人们共同体。它是一个政治制度的建构过程，在其中经济一体化逐渐扩展和深化。第三类地区性组织是地区军事联盟。所有的这类组织都是冷战的反应。它一方面来源于苏联领导的共产主义国家（华沙条约组织），另一方面是美国领导的所谓的自由世界（典型的是北约）。孕育这类组织的根源是国家间的不信任和敌对而非友好和合作，通过建立军事同盟，来保护成员国免遭外部侵略。
这一时期的地区主义经历了战后初期的主要关注和平与安全的综合性地区性组织和超级大国领导的地区军事安排，到20世纪60年代伴随欧洲一体化而来的功能性地区组织。其主要体现是吸收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探求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主权国家的联合和合作。这种联合和合作并没有超越民族国家主权的限制，是一种囿于主权的地区主义。它们尽管方式各异，但都是地区主义在战后初期国际背景的体现，都是从地区主义的秩序观点，从和平与安全出发来构建组织的主旨。
到了六七十年代，随着两极的多极化趋势和经济相互依赖的加强，国际政治的关注逐渐从高级政治转向低级政治，地区主义者的兴趣从冲突控制的和平与安全事务转向经济社会事务。在这种背景下，一些组织衰落了。如美洲国家组织，非洲统一组织和阿拉伯联盟。但同时出现了次地区性安全框架。如东南亚国家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和孔得多拉集团等组织。这些组织的目标之一，像它们的先行者一样，是控制冲突。但这些组织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更为显著。正是这些次地区性框架功能关注重心的改变和以欧共体为典型的功能性组织的不断演进，强化了地区主义在多边主义中的地位，将地区主义推向一个新阶段：即新地区主义阶段。新地区主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在实现国家经济目标的方式上，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地区主义和多边主义共存。正是在地区主义和多边主义两种实现世界经济方式争论的背景下，80年代后期开始，地区主义在沉寂了十多年后又复兴了。
三方面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促使了新地区主义的兴起。首先是80年代中期的地区一体化的发展中对多边主义的更多考虑。其重要的体现是在80年代中后期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第一阶段中，欧洲国家扩大努力，要求在1993年初创建统一的欧洲市场。欧洲一体化的这种深化努力，促使其他地区和国家选择战略性对策措施，创建它们本身的地区经济组织或者加入现有的地区经济集团。在这种新地区主义潮流下，90年代初期，有关地区一体化的协定急剧增长。据世界贸易组织报道，从官贸组织成立到1994年末，有109个地区经济一体化安排，其中有33个是1990年到1994年间创立的。
其次，新地区主义的出现与美国对地区主义和多边主义政策态度的改变也有关系。美国传统上是多边主义的保护人。但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当欧洲通过深化和扩展一体化进程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时，美国对地区主义的兴趣也日益增长。1989年美国与加拿大合作后到1994年加上墨西哥形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成为美国地区主义政策的一个支柱。随即，它又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经贸合作。再次，随着冷战的结束，代替意识形态的认同，复活了国际关系空间认同的重要性，这也是新地区主义兴起的一个重要方面。
如前所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旧地区主义是在和平与安全的背景下寻求秩序的地区主义，它遵从联合国宪章，以不干预国家主权为圭臬，是一种限于主权的地区主义。而80年代以来的新地区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民族国家主权的造反。它是国家面对全球化的一种积极反应和策略。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种跨国力量的迅速发展，一些民族国家对民族经济的调控能力下降，不能有效地对付全球范围内跨国关系的各种挑战，结果导致一些国家走向地区层次的各种政治协调或经济安排，以增强单个国家对外部世界讨价还价的权力。
除了上述的时代背景使民族国家的地区主义考虑与旧地区主义不同外，笔者认为，新地区主义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四方面。
首先，与冷战初期相比，地区主义不再局限于相当狭隘的安全和经济目标。它所关注的内容和要求实现的目标不断地增加，涉及建立在地区基础上包括人权、民主、环境和社会正义的跨国社会和文化网络等方面。随着内容和目标的增加与扩展，它体现了对国家内部事务的介入性。这种介入性体现在两种形式的实践上。第一种形式是北约和欧盟，打着市场资本主义、“人权”和“自由民主”的旗号，给东欧的前共产主义国家以成员国的身份，使东欧加入西方。这些东欧国家，将接受由北约和欧盟制定的、较少受主权约束的地区行为规则。西方欧盟和北约的扩展，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性组织的发展提出了挑战。发展中国家地区组织如何在政治文化心理等方面重构自己的地区认同和身份特性，这是关系到其组织制度构建的重大问题。
第二种是东盟等发展中国家地区性组织，为了对付未来可能的危机，开始采取一些干预成员国内部事务的政策。如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后，泰国外交部长提出的“灵活接触”政策就体现了这一趋向。面对更加相互依赖的全球化趋势，两种形式的地区主义都会更多地介入成员国内部事务。
其次，新地区主义体现了当今世界霸主的美国试图控制地区主义的战略实践。从经济层面看，美国在找办法克服地区主义进一步分散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在追求一个双轨战略来平衡多边主义和地区主义。美国寻求双轨战略的具体方式是通过建立机制来制约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欧洲通过单一欧洲法案计划，1993年成立欧洲共同市场，美国都表示了对欧洲“壁垒”的关注）。美国的实践战略是使用亚佩克作为武器克服地区主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提出开放的地区主义作为亚佩克的基础。从战略层面看，美国以人道主义干预使命为幌子，强制推行北约的“战略新概念”。其目的是在冷战结束后，使失去对手（华约）的北约继续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服务于美国的对外战略。
美国的上述地区一体化战略，对发展中国家地区性组织产生了重大挑战。当前明显的体现是在拉美和东亚。正如上文指出，面对全球地区主义的各种安排，美国采取双轨战略以控制地区主义的发展进程。在亚太，美国提出“开放的地区主义”作为亚佩克发展的基础。比亚太开放的地区主义战略更早，在美洲，美国1994年提出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的构想。美国的这些战略计划，对两地区业已存在的发展中国家地区组织的身份和认同特性带来混乱。更为具体的问题在于：在谈判规则程序及规则内容制定方面，美国处于强势地位；在解决发展差异性方面，如墨西哥，为便利美国的直接投资和进入美国市场付出了大代价；在发展目标方面，相当一些发展中国家目标仍然是消除贫困和增强社会凝聚力，在这种情况下，要融入发展程度更高的体系是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
第三，新地区主义具有明显的自我伸张性。与旧地区主义不同，新地区主义不再甘心屈从于联合国框架之下，希望取得与联合国平等的地位。当前的地区主义的各种实践，无论是发展中国家适应全球化潮流，应付危机的偏离主权的趋向，还是西方国家优势权势体系的经济、政治和战略的全球扩展，都体现了地区主义本身的各种形式的扩张性。地区主义的这种扩张，必然对未来国际秩序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第四，新地区主义的全球地理分布上具有明显的板块性。在冷战时代，地区主义存在强烈的和平与安全背景考虑，它鲜明地体现在综合性地区组织、地区军事联盟和功能性地区组织三种类型的地区组织中。新地区主义除上述三方面特征外，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使它的发展展示出区域地理经济特征。这种特征的体现是当前世界经济以三个地区经济组织为主体呈现三大板块。即欧洲板块（欧洲经济共同体）、美洲板块（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亚板块（日本和东盟）。以这三大板块为主体存在许多次一级的地区主义框架。如美洲的拉丁美洲南部共同市场，与欧洲紧密联系的非洲一些区域经济集团等。
当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地区主义仍在强劲地发展着。特别是随着全球化时代信息经济、网络经济和数字化时代的来临，它将会不断地呈现新的特点和趋向。而对于新地区主义的各种理论与实践研究，也将会不断加强。地区主义与中国
中国特定的历史发展和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得中国到20世纪90年代才成为发展并不成熟的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国。在冷战时代，由于我国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中的地位，导致我国对地区性组织主要是持一种观望和防范的态度。自80年代以来，伴随我国的改革开放，世界范围内全球化背景下新地区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我国与地区性组织的关系问题紧迫地摆在决策者和研究者面前。
尽管我国已经成为范围较广泛的亚太经合组织的重要成员国，但在对外战略方面的滞后造成具体实践中的诸多不足。所以，笔者认为对我国与地区主义关系的思考，应该纳入到我国的对外战略中去。当前有关我国的对外战略的思考很多。但笔者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发展是我国对外战略的首要战略，其他战略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战略。在发展这一大战略的前提下，我国与地区主义的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笔者认为下面三方面的思考是很重要的。
首先是对日关系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新地区主义浪潮冲击面前，我国如何立足东亚，走向世界，成为具真正世界性影响的大国，与日本的关系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由于中日历史问题的存在，加上双方对美关系的考虑，使中日关系总是处于低迷状态。中日关系向何处去这一问题必须纳入到发展战略，纳入到中国与东亚地区主义的思考中去。在这方面，历代世仇的法国与德国成为推动欧洲一体化的火车头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
其次是东亚安全框架的构建问题。近几年来，许多学者在报刊上纷纷撰文探讨东亚安全框架构建，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思考。但这些思考的一个致命缺陷是对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忽视。笔者认为，美国可以探讨，因为任何安全框架的有效性几乎都涉及美国。而任何新的设想与实践，都可能成为美国撇开联合国的又一次尝试。这一问题的思考，实质上是我们对地区主义与普世主义的关系在我国对外战略中如何定位的问题。所以，如果联合国的安全机制在东亚仍发挥作用，东亚就不必要新的机制。如果不能，我们就必须主动参与而且要争取主导地位。
再次是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将地区主义与世贸组织联系起来，实际上是在我国对外战略中如何定位地区主义与多边主义的问题。笔者认为，当前美国的霸权实质上是依赖于地区主义来行使的。在经济层面，美国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依托，参与世界经济竞争，而且，提出美洲自由贸易计划和亚佩克开放的地区主义作为美国的地区主义战略。在政治方面，美国强力推行北约新概念来实现其对外战略。因此，我国要在世界经济权势竞争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必须思考地区主义和多边主义这两个我们不熟悉的且具战略性的领域。当前我国面临着“入世”，这一思考就更显得十分急迫。结语：地区主义的未来
地区主义在战后的发展过程，经历了寻求和平与安全背景下关注主权的维护和秩序的构建到全球化背景下实现利益的方式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是从囿于主权的地区主义到偏离主权的介入性地区主义的过程。新地区主义的这种对主权的介入性趋势还在继续。在这种情况下，地区主义的前景怎样，它将成为多边主义的助力还是阻力及其与全球秩序的关系如何？这都是必须探讨的现实问题。依笔者的观点，这赖于三方面问题的解决。
首先，一个国家并不是必然地参与地区主义。在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国际社会仍然是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它自然地要关注相对获益而不仅仅满足于绝对获益。这就要求解决地区主义内部及地区主义之间的平衡发展问题。其次，发展中国家地区主义与占优势的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当前即是如何对待美国的地区主义战略这一主题。最后是地区主义如何促进多边主义以及从经济的一体化如何过渡到普世主义的世界秩序层面。这三个层次的问题是相互关联的。这些问题归结起来，仍然是地区主义本身认同特性的构建及其与秩序的关系问题。今后地区主义的前景依赖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新地区主义”研究——不同视角的评析耿协峰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经济全球化趋势先声夺人，全球化的种种力量推动人类社会加速走向一体化。学者们开始把“全球主义”作为一种实践中的理论形态加以探讨，再也不像当年“罗马俱乐部”提出“全球性总问题”时把它视为杞人忧天的呓语了。不论是鼓与呼还是嘲与恶，“全球化”和“全球主义”都无可改变地进入了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各大门类，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各个流派、各个层面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与此同时，人们又看到，伴随全球化趋势的发展，还发生着另外一些似乎是截然相反的历史趋势，那就是“分裂化”或“分散化”的趋势，具体体现为两大方面：一是民族主义的复兴，包括受经济全球化影响而强劲发展的“经济民族主义”、冷战格局解体所释放出来的政治上的“民族分离主义”，以及由传统文化复兴和本土文化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抗拒等所导致的“文化民族主义”等等；二是地区主义的新发展，特别是世界经济以地区为中心聚合发展而导致的“经济地区主义”新浪潮。对“民族主义的复兴”，国际理论界已经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讨，而对“新地区主义”的关注则明显不够，经常停留在现象描述和历史追踪的阶段，进行深入思考、加以条分缕析的成果也有，但更多的是从不同学科的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尤其是从国际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经济地区主义”在欧美已经形成一次成就可观的研究新潮。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经济地区主义”，或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成果鲜见。不过我们看到，受经济地区主义浪潮的推动，国际关系中的地缘主义（Geoism）和块化（segmentation）思想以各种形式再现生机——地缘政治这一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被重新加以阐发、引申和应用，而地缘经济学也开始有人予以重视。可以说，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良好的学术前景。
为了更好地理解地区主义这一新兴的课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迄今为止国际理论界研究新地区主义的三种最常见的观察视角或方法，即历史的、规范的和比较的方法及其观察结果，作一个提纲挈领式的比较和总结，以期引起我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更大关注，也期望为任何关心这一新话题的人们提供一副有用的观察镜。一、历史的眼光
国际理论界首先从认识历史发展潮流的立场出发，试图给予地区主义这一冷战后的重大国际现象以尽量客观、公正的描述和定性。众所周知，在1986年前后，欧洲共同体讨论并通过“单一欧洲法案”的时候，学术界就迅速掀起了复兴“地区主义”研究的热潮。及至冷战结束之际，地区一体化的实践活动从欧美扩展到“第三世界”，终于大大丰富了国际学术界对地区主义进行描述和历史研究的内容和意义。
从历史的角度探究地区主义浪潮的著作，主要涉及这样三大问题：一是地区主义的发生应当从什么时候算起?二是新一波地区主义的根源和意义是什么?三是当代新地区主义能够持续生存下去吗?
关于第一个问题，一些人的回答十分干脆，认为地区主义“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有的。在这之前的世界历史上，并没有过这种现象；”“迄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地区主义尚未进入国际关系的语境。”这种看法目前最为流行。但也有不同观点，比如美国国际经济学界有人以国际贸易为中心研究新地区主义时提出：“最初的地区主义事件发生于19世纪的后半期，并且主要是一种欧洲现象。”另外有人在研究东亚的地区主义时提到，东亚地区曾经有三个传统的体系：一是儒家体系，二是“门户开放政策”，三是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并把它们定性为“强加的地区主义”典型。此外，不少著述在讨论地区主义的功能时也经常回顾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分裂为以几个主要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互相排斥的集团的历史，并显然采取了“以史为鉴”的认识态度，这说明地区主义至少在那时候就发生了。对地区主义起始时间的这种意见不一本身或许毫无意义，只有把这种意见不一与下面即将谈到的规范思考联系起来才有价值。换言之，对起始时间的判断取决于规范研究中对地区和地区主义的定义方式，同时又有助于判定地区主义的发展阶段和不同时期的不同性质。
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是国际研究中大量相关文献的关注重心。英国学者佛西特在谈到该问题时指出，新地区主义的根源主要在于以下四个方面：冷战的终结、世界上的经济变革、“第三世界主义（Third Worldism）”的结束、民主化或政治自由化的发展。怀特瓦尔特也提出了类似的四大因素：冷战的终结、世界经济力量的变移、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世界贸易中非关税壁垒的日益重要性等。他们这种分析的主要方面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在中国，学者们主要从生产力和技术革命上找根源，认为促成经济地区化的根本原因与经济全球化的根源一样，都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水平的高度发展致使经济活动大大超越国界；但由于地理相邻、文化相近等原因，使得各国首先趋于与本地区的邻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达成某种一体化合作协议，组建地区经济组织；同时，面对日益激化的国际经济竞争，各国尤其是中小国家被迫联合起来，以求相互间的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而且能够以一个地区组织的资格争取更大的发言权和更有利的国际地位；另外，西方大国为争取在所在地域的主导作用，增强扩张力量而倾向于建立本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组织。也有人重点提到地区主义的发展乃是全球多边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面临重重挫折时世界各国、各地区退而求其次的结果。但对后一种观点很快又有人予以驳斥，认为“这种观点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是对地区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作了似是而非，甚至可以说是本末倒置的解释”，而形成地区一体化的主导因素仍只是“市场自身发展规律”。
不管怎样解释地区主义重新兴起的原因，都很少有人否认地区主义对国际政治经济的深刻影响，尽管对这种影响的性质和程度始终存在着难以调解的争议。普遍的说法是，地区主义（或地区一体化）是和全球主义（或全球化）同时并存的国际政治经济（尤其是世界经济）的两大发展趋势。而对这种影响的具体评价则有两个极端的趋向：一个是积极的评价，认为今天兴起的地区主义是良性的（benign），对全球经济发展与和平有促进作用；另一个则是完全消极的（malign），认为它正在导致世界经济整体性的割裂，将日益退化成相互敌视的三大或更多的经济堡垒（blocs），国际安全结构的稳定也因此而进一步削弱。虽然实践的发展越来越证明后一种担心有点过分，但考虑到实践中地区主义发展的种种困难，以及主要大国利用地区合作试图主导地区政治经济并强化相互间竞争的事实，则这种过分的担心并不多余，相反或许会起到警示世人的作用。
第三个问题显然与对新地区主义之根源和意义的评估有很大关系。其中关键的问题在于：这次的“新地区主义”会比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那次“旧地区主义”更加持久吗?它会不会也像约瑟夫·奈总结旧地区主义时说的那样，只不过是一种“最新式样的国际时尚”呢?国际经济学家通过对经济地区主义历史的研究，特别比较了本次地区主义的兴起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地区主义以及二战后的地区主义在世界贸易领域的不同表现，得出结论认为：“推动当前地区主义发展的力量与以前发生在本世纪的地区主义浪潮迥然不同。与30年代不同的是，当今的地区主义倡议意味着促使其成员参与到世界经济中去而不是从世界经济中退出。与五六十年代不同的则是，发展中国家所提出的地区主义倡议今天成为其经济自由化和开放战略的一部分，是为了实施出口导向和吸引外资的政策而不是为了推动进口替代。”总之，其结论是，最近一波地区主义因其历史条件与此前的任一波都不同，所以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其“相对良性的特征”。这种推断尤其反映在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这一新型地区一体化组织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作品同意，APEC实现了对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创新”。较早提出这一观点的，在中国是中国PECC全国委员会副会长陈鲁直先生，他曾论证道：“开放的地区主义在亚太的实施是一种创新”，“是对关贸总协定第24条的一个突破；”在国外则有前APEC名人小组主席、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的相近观点：“实际上，APEC正酝酿形成一个地区经济合作的全新模式：将地区性和全球性贸易自由化紧密地连接传动起来，为‘开放的地区主义’作出贡献。”这样的认识主要是基于对APEC的发展进程进行历史观察以及对现实世界中各种地区主义形式进行纵向比较而得出的，而非依据既有的或新发展的任何理论模型推演出的，应该说很有说服力，也代表了学界的主流认识。二、规范的角度
研究地区主义的学者们之所以意见不一，往往是因为他们在有关“地区主义”的定义、概念和范畴等基本规范上面首先出现分歧。本文只重点谈及两个最为关键的概念——“地区”和“地区主义”的规范问题。
单论“地区”概念，国际经济学家们并不在其定义上大做文章，因为他们更加关心的是“一体化”；区域经济学才致力于深究“地区”或“区域”的含义。当然，也有一些国际经济学家把经济一体化的地区范围大小（size-issue）当做关注的重点之一，以至于借此创造出新的专门理论。经常的情况是，他们把“地区”作为一个明确的、毋庸置疑的理论前提，直接取自于一些纯描述性的或历史的著作，或者地理教材中得到确认的某一定义。而为了真正弄清“地区主义”的学科意义，则不能不深究“地区”的含义。
国际政治理论中被广为引用的“地区”定义有：（1）约瑟夫·奈的定义：一个国际性地区就是“由一种地缘关系和一定程度的相互依存性联结到一起的有限数量的国家”，这是为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所习以为常的定义。（2）系统论的观点：把对地区的分析置于国际体系的分析中去，视“地区”为大的国际关系体系中的“次级体系”，大于任一民族国家，又小于不断扩张中的全球体系，这是新地区主义理论经常谈到的定义。（3）瑞典学者赫特和索德伯姆对系统论的定义加以扩展，提出了广义的开放性的“地区”定义，认为应超越国家中心观，重点研究“地区性（regionness）”问题。他们把“地区性”分为五个递进的层次：地区区域—地区复合体—地区社会—地区共同体—地区国家，从而为建立相对独立的新地区主义理论框架打下了基础。（4）庞中英博士则基本上吸收了赫特和索德伯姆的定义方法，提出地区“是一个多种共同因素塑造出来的有着地缘色彩的国际政治经济概念，是国际体系中现实存在的和正在出现的一种以经济合作和解决共同问题（如市场、发展、安全和生态）为中心的区域性次级国际体系。”
至于“地区主义”的定义，更是纷繁复杂，对它的定性和分类消耗了理论界大量的精力，也成了地区主义理论不成熟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正是对“地区主义”本身的定义和分类，反映出不同的地区主义观察视角和观察结果。在国际政治理论中，人们多以国家出面建立正式的组织为界标来定义地区主义，如将它定义为“组建以地区为基础的国家间的集团”；约瑟夫·奈认为它是“基于地区基础之上的国家间建立联系或形成组织的形式”；当然也有些定义较为宽泛，认为地区主义是“为了互赢，地理相近的国家、非政府组织或私人机构所进行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持续合作”。在国际经济学中，最为流行的定义则是：地区主义就是“单个的民族经济在制度上结合为更大的经济集团或共同体”，实际上是把地区主义等同于“国际经济一体化”；对此有人持不同意见，如怀特瓦尔特就认为经济地区主义是“一种有意的政策”，而国际经济一体化则是上述政策的结果或“自然的”经济力量的产物。其实，研究新地区主义的理论家们吸取旧地区主义研究中的教训，已经不再过分强调“一体化”概念，而开始借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新概念，即“国际规制”（international regime）来描述当今地区化潮流的性质、程度和意义，并更多地把它用于对亚太地区新兴的地区主义发展趋势的研究。对这些争议，或许哈瑞的理解更能予以折衷，他把大的地区主义概念视为诸多不同现象的综合反映，并把地区主义分解成五个不同的范畴分别予以解释。这五个范畴是：地区化—地区意识和认同—地区国家间合作—国家推动的地区一体化—地区内聚性。联系到前述赫特和索德伯姆的地区定义，则不能不说哈瑞的观察视野更加宽广、更具包容性。
国内的研究者明显更愿把“地区主义”与“地区一体化”分开来加以定义，倾向于使用后者而非前者，以地区主义命名的文章十分少见，近年才在一些国际问题研究期刊中看到“地区主义”的字样，而在很多场合下它只隐藏在“地区一体化”或“经济地区化”话语的背后，或作为“地区经济（或政治安全）合作”概念的意义诠释。个人以为，在具体国际问题的观察分析中，比如考察地区国际贸易流动、地区经济合作的进展、地区安全关系的变动和新议程等现象或趋势时，使用“化”或“合作”的确比用“主义”要适用得多，可以较为直接地传达“过程”和“商谈”的涵义；而在规范性的理论研究中，使用“主义”则更妥贴，它显然是对某些复杂的经济政治现象的高度浓缩和概括，有助于我们用比较简约的概念去把握观察中的复杂现实，也为进一步的理论演绎确立了一个规范基础。三、比较的视野
众所周知，比较方法在社会科学各门类中都是运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在当今对地区主义的观察分析文献中其应用也颇为普遍。已有的研究中，主要重视两个方向上的比较观察：一个是内向的比较，即比较地区主义的多种表现形式；另一个是外向的比较，即比较地区主义与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关系。这里仅列举一些相关的比较主题，以供进一步的研究参考。
在第一个方向上，人们关注的是地区主义潮流的多样性表现，试图以此来把握地区主义的产生、发展规律，并为有限的但富有魅力的预测提供证据。通过观察，人们易于认识到，在实践中，地区主义绝非对某个单一的存在物的抽象，而是一种对众多花样不断翻新的客观事物的方便的规范。其内在多样性是历史形成的，主要包括：不同的地区的不同表现，如在欧洲、北美和亚太三大地区差别巨大但几乎同样卓有成效的地区主义发展态势；地区合作或一体化的不同规模，如双边与多边、大范围的自由贸易区和小范围的“增长三角”等；地区合作或一体化的不同程度，如高度制度化和渐进制度化、“软地区主义”与“硬地区主义”、“开放地区主义”与“介入性地区主义”等；地区合作或一体化的不同前提条件，如地理上的高度相近性与高度异质性、地区文化上的单一与多元、地区内经济社会普遍发达与地区内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一或都不发达、地区民主与不民主等。通过这些比较才有可能把对地区主义的认识引向深入。
在第二个方向上，人们首先会问：那些被称为“地区主义”的发展到底是地区主义还是全球主义?因为在全球化不断扩展的今天，很难说有什么东西不属于全球性的了，那么讨论地区主义和地区性还有什么意义?于是就有人继续问：地区主义是一种独立的过程和趋势呢，还是只不过是全球主义受挫时的替代或必经的过渡?在对经济一体化现象的研究中，主流的看法是将地区主义视为通往全球主义的替代产物或必经道路，通常的表达是：各个地区共同体是“次佳的”，却是最终实现世界经济完全一体化的必要阶段。然而地区主义在当代的发展越来越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性，尽管它与全球主义之间的联系依然紧密。怀特瓦尔特从贸易、投资、货币金融三大领域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进行考察之后，得出结论：世界经济的地区化和全球化二者是相互作用、共生并进的。李琮在分析了经济地区化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后也认为：二者是“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过程或趋势，在其发展中，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不管研究的结论是同是异，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在中外的观察视野中，地区主义与全球主义的比较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正是在为地区主义确立自主地位的过程中，人们找到了一个新概念——“地区性”，认为“地区性”是一个类似于“国家性”和“民族性”的概念。而它真的可以和民族主义相提并论吗?真的可以成为所谓“民族主义的放大”吗?这一问题引起了研究新民族主义的专家詹姆斯·迈约尔的高度兴趣，他在《民族认同与地区主义的复兴》一文中，把地区主义看做是和民族主义一样从东西方冲突中解放出来的两种新的世界趋势之一，并对二者进行了比较研究。他并没有给我们任何武断的结论，倒是热衷于启发我们对地区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思索，比如他在文中反复强调对“地区认同”与“民族认同”进行比较等。可见，“地区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比较研究也已经上升为国际地区主义研究中的另一重要课题。新地区主义——在国家与全球化之间架起桥梁王学玉 山东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院
民族国家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是全球化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认为全球化导致了国家能力削弱和国家权威下降，并建议国际关系研究不再继续以国家为中心；沃尔弗（Martin Wolfe）却争论说，对全球经济机会的成功利用、全球治理的稳定和大众安全认同的界定，都是由国家提供和保障的，全球化实际上强化了国家的作用；克拉克（Ian Clark）则提出了“全球化的国家”（globalized state）概念，认为全球化可以被理解为国家本质和国家—社会关系发生深刻转变的一种表达，而非根源，国家依然存在，但其所作所为与传统国家已相去甚远。尽管立场差异很大，但这些学者均不否认，全球化作为一种结构性的脉络，已构成了民族国家的外部环境和制约。正如在社会科学领域普遍存在的“结构—行为体”（structure-agency）模式一样，全球化与国家也是结构与行为体的关系，它们之间也有着因此产生的张力。也就是说，全球化作为一种结构，它按照自身的逻辑所产生的那些变化、影响和结果，超出了直接参与其中的国家迅速而有效的控制；国家作为一种角色，其政策与行为能够对全球化体系的形成、特征的塑造及其变化施加影响。从现实与规范相吻合的最低标准来看，反全球化与非国家化都是不客观、不负责任的，但全球化和国家在变革过程中取得协调和良性互动却是极为必要的。为此，必须填补两者之间的鸿沟，既要使国家融入全球化，充分利用全球化提供的发展机遇，又要将全球化进程纳入到行之有效的领土—政治控制之下，遏制全球化脱离国家和国际社会利益要求的自行其是，这是国际社会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战略目标。全球治理论以管理和促进全球化为宗旨，但反对继续实行领土—政治的控制；国家政策调整论着眼于国家如何更有理性地适应全球化，但它强调单个国家的政策与行为，对控制全球化能力有限。因此，需要到既能保证国家与全球化的“亲密接触”，又处在有效规制与合法性权威范畴内的领域、力量和制度中去寻找答案。从地理、社会活动空间与全球体系结构来看，地区和地区化居于国家与全球化体系中间，而且在地区合作正不断高涨的情况下，以地区合作为价值取向与目标的新地区主义能否在两者之间发挥一种比较满意的媒介作用呢?地区空间的意义与新地区主义
社会空间是社会活动的产物，特定的社会空间是先前社会活动的结果，也是以后社会活动和社会空间产生的前提；当在其中活动并受其制约的社会力量（如市场、企业、利益群体和政治运动等）具有了足够的分量时，社会空间就会发生改变。社会空间是一定的价值得以实现或反映的寄托，因而也是社会选择的产物。全球社会空间是随着过去那些相互孤立的地方性的社会空间合而为一后形成的，它分为脉络和程度不同、而且易发生变动的各种空间层面，国家层面和全球层面就占据其两端。由于社会力量及其活动范围的变化，国家在性质和形式上先后经历了一系列变迁。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在稳定其作为一种活动空间和组织方式的同时，某些部分即部分国家的空间内也不断地积累出冲突和矛盾，逐渐容纳不了许多社会力量进行空间重建的要求。随之而来的变化是，这些社会力量尽管继续以国家空间为根基，但在一定程度上它们的活动同时又在其之外进行，资本的对外扩张就是一个例子。一方面，穿越国界的那些社会活动丰富、扩大和加深了全球社会空间，有些社会力量并最终摆脱了原有的国家空间限制；另一方面，国家（政府）也或被动或主动地对国家空间采取了开放和自由化的政策，为这些社会力量的渗透与扩展提供了条件。加之技术变革的作用，全球的活动空间和层面渐渐形成。作为全球社会活动组织方式的全球化，为反对领土—政治规制的社会力量提供了宽阔的活动余地，可以使它们扩展和延伸到越来越多的其他国家空间内，其后果则是对国家空间内固有的“政治—经济实践、阶级力量的平衡和文化社会生活，产生了迷失方向和扰乱性的影响”。如果我们暂且不考虑其他空间和层面的存在，仅从空间职能和效应上看，国家与全球化是相矛盾的，前者要求和反映的是空间的位置性，其特征是领土—政治性的，后者要求和反映的则是空间的流动性，其特征是功能性的，而且一方的扩充与强盛意味着另一方的萎缩与式微。
但是，社会力量对国家空间改变的必要、程度和形式，对全球空间层面的膨胀有着不同的反应。除了那些完全依赖于全球空间层面生存与发展的社会力量以外，有的既需要新的社会空间，又难以完全放弃对国家与民族的认同、忠诚和作为避风港的需求；有的因利益依附于国家的作用而力图强化其空间，或者把全球化创造出的空间作为增强国家作用和力量的途径；还有的希望在一种有效且具有合法性规制的新的社会空间内活动。总之，相当一部分社会力量寻求国家与全球化的空间平衡，放慢全球化空间层面膨胀的速度。这种需求与期望就凸现了地区空间层面的意义。只有在地区层面上可以将多数社会力量的价值及其现实活动统一起来，因为在民族国家与全球化之间几乎没有其他的中间渠道和媒介。地区是与其他社会空间层面并存的，它们有着不同的规模和活动方式，其持续性、能力及职能维度是由变动中的社会力量群体决定的。但是，地区空间的形成及其作用，意味着全球社会活动和空间的重组。一方面，地区空间既渗透进了国家空间的边界内，也占据了全球化本来可能挤入的部分空间，或者抵挡了它的扩展，既改变了固有的、也带来了新的社会活动方式；另一方面，最初寄居于国家层面内的各种社会力量，现在都可以在国家、地区或全球层面上找到各自适宜的活动空间，地区空间遂成为国家与全球化之间的缓冲地带，缓和了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满足了解决国家与全球化结合在一起所散发出的混乱和矛盾的需要。在此过程中，全球社会的立体空间上出现了介于国家与全球秩序之间的中间层面的权威，水平的空间上出现了穿越现存领土司法权的权威。
地区化和新地区主义就是反映和组织地区层面空间活动的方式。地区化是地区内国家间的经济、政治、社会活动与联系逐渐加深到较高程度的相互依存，从相对强的异类与分散迈向不断加深的合作、趋同、一体化与认同的变化进程。基于这样的现实、可能性以及对其进行管理的需要而产生的新地区主义“代表了某种观念、价值和明确目标的结合，目的是创造、维持和修正地区内安全、财富、和平和发展的规范，是志向接近的角色对于在特定的地区空间内重新组织它们的活动与关系的渴望”。它是一种地区战略和地区整体性的价值取向，指导、推动并体现着地区化的发展。新地区主义是两种力量规划下的产物。一是地区内的企业及其组织等市场的角色，它们在试图充分利用地区经济条件的过程中形成了生产、贸易与投资的网络，开拓出了更加广泛且稳定的商业机会，因而有着强烈的地区合作意愿。二是地区内的国家与政府，为了应对全球的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挑战，积极地寻求地区制度化的合作与治理。依地区而定，新地区主义在地区范围内程度不同地反映出国家权力的扩散和重新组织、国家为其行动与规制的合法性寻找新领域的期望。地区对话、地区倡议、地区合作、地区组织、地区政策协调和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推进等地区主义形式，都是国家以群体的形式对地区空间实施集体开拓与控制的表现。但是，新地区主义所表达的是在全球经济政治体系的框架下，思考国家职能继续行使的困境，试图通过制度的与空间的定位来解决国家在现存的空间界限内不再可能得到改善的那些问题。因此，新地区主义在开拓地区空间层面时，战略意图上并不是毫无条件地力保国家职能不变或不受侵犯、不加区别地排斥或遏制全球化，而是在充分利用全球化好处的同时将其纳入到有效的领土—政治控制之中。作为全球化基础与促进的新地区主义
对于地区主义与全球化的关系，学术界充满了争论，主要集中在地区主义与地区安排是全球化的基础与渠道，还是全球化的阻力与障碍的问题上。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由对新地区主义的认识和对全球化的理解所决定的。如果不对当前地区主义的开放性特征给予足够的关注，同时又把全球化理解为直线式的多维度、多范畴全球扩展，那么新地区主义和地区安排无疑对全球经济体系构成了阻力和障碍。但事实上，一方面，新地区主义是以自由化、市场与竞争为导向的，既寻求地区合作的潜力，又致力于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参与，因为仅仅一个自由的（即便是统一的）地区空间远不能满足国家和各种经济力量的利益需求；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本质是超边界的经济社会关系的增长，不只是狭隘的经济问题，还涉及文化、认同和共同体等内容。一般来讲，前者因物质利益的驱动而易于流动、扩张和渗透，后者则因其民族的、国家的或地区的属性而有着很强的抵抗力。透过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将全球化的实际进程看做是这两种力量相互牵制与妥协的产物。
从经济的角度看，一定程度上的地区安排，并没有阻碍全球贸易的自由化以及其他的全球合作努力。尽管新地区主义的高涨反映了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不受规制的全球转变和自行其是的新自由主义战略的疑虑与疑问，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必然是在利用地区安排来抵制全球化进程。相反，诸多例子表明，它实际上促进了全球经济的自由化。地区合作相当于较小范围内的“全球化”，它以可控制的方式为自由化进程的加快和加深提供了动力，欧盟、北美与亚太就是例子。而前苏联国家由于地区联系与合作的程度较低，它们内部自由化和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进程明显滞后。而且，地区合作与自由化对外围国家也有着显著的影响，如中东欧国家为了更快地与欧洲一体化融合，市场化和对全球经济开放的步伐是加速度发展的。地区合作是不断扩大的。亚太经合组织对尽可能多的国家开放，其成员国有着单边自由化的承诺；欧盟的东扩即将实现，美洲共同体的建设也提上了日程。即便把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视做具有歧视性的地区合作，也有人认为，这是为使外部国家或地区在降低贸易限制方面做出让步的“必要的邪恶”。许多国家同时参与了多个地区合作，但并没有认为这是相互矛盾的，而且地区间的合作也不断加强。现在，地区主义充当了全球多边贸易谈判的工具，亚太经合组织的出现就推动了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功，世贸组织内的谈判也往往被认为是在欧盟、美国（代表北美自由贸易区）、日本及中国（代表东亚）之间进行的多边谈判。地区合作虽然在整体上提高了地区内部贸易所占的比例，但这不足以说明它排斥了全球贸易。因为即使不存在地区安排，地理接近国家间的贸易量也可能是相对高的。值得强调的是，欧盟一体化的不断加深，并不必然意味着其内部贸易比例会一定上升。实际上，一个地区与非成员国之间的绝对贸易量，比在不存在这个地区联盟的情况下增长了。另外，联合国与世界贸易组织都是有条件地（遵守平均关税和能够创造贸易）接受地区合作，并赋予其合法性，这表明它们确信新地区主义在效应上至少是能够促进全球自由贸易的。
不仅如此，新地区主义还有助于遏制消极的全球主义。全球化导致世界出现极化（国家间和地区间差距的扩大）和边缘化（某些国家、地区和民族被排除在发展与进步之外），各种倾心于全球化空间的力量、意识形态和发展理念结合在一起，对世界产生了不负责任的影响。也就是说，全球化事实上加剧了发展问题，因为它并没有改变非殖民化运动以来南北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基础、原则、框架以及它们在其中的角色地位。而新地区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正在结合于同一个地区合作的努力之中，它们同处于一个地区合作制度和灵活的政策安排内，逐渐地以群体的形式应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在经济和政治上都被赋予了更有效地或最大可能地解决发展问题的有利条件。首先，新地区主义产生于所有国家可以从不断的地区经济合作与一体化中同时获利的前提下和预期中，而且地区公共目标、选择与政策也必须是所有成员集体参与、谈判、共识的结果，发展中国家可以最大可能地满足自己的利益与要求。其次，新地区主义使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渐进的方式实现经济的自由化，以减少调整的代价与政治障碍。地区合作和贸易自由化是着眼于各方的需求和利益平衡，分阶段进行的。在有的地区，发展中国家还可以获得各种优惠政策，这有利于它们的产业在进入广泛的全球竞争之前在地区内进行稳健的调整和竞争，并获得国内和地区内商业与政治的支持，从而平稳地、逐渐地融入世界经济。再次，自由化发展战略的核心是通过吸收外资来促进出口带动的增长，但依单个或弱或小的发展中国家的力量、规模和制度，很难具备应有的条件与环境。新地区主义取向下的地区群体则可以通过集体的形式，向外资提供它们最为关注的、因而也就更有吸引力的较大市场容量、较高的投资保障信誉、较完善的规制框架与制度、较持久的自由经济与贸易政策，从而使所有的国家普遍受惠。而且，地区合作也能够促进地区内部投资需求与供给的增长和空间的扩大，这会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外资流入。
全球化常常被视做对地方性习俗及共同体的威胁，因而具有引发不稳定与冲突的潜能。新地区主义一方面提供出了保护并丰富地方性认同和价值的机制，另一方面也在管理和解决包括全球化破坏效应在内的各种地区性冲突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就使得地方的或地区内的冲突不会必然“外溢”到全球层面上去。据此看来，新地区主义不仅仅是为了调和国家的利益、摆脱地方的安全困境、在全球挑战中防御地方认同与习俗而采用的一种功利主义的手段，也构成了有着重要意义的稳定全球秩序的机制。作为增强国家应对挑战能力的新地区主义
在地区主义与国家关系问题上同样有着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地区主义是国家权力不断下降的产物，是国家主权陷落后对国家的新替代，发挥保护地方社会免受全球化有害影响的作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地区主义能够加强国家的权力，维持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还有的观点认为，地区作用的提高与国家权力的维持相一致，地区只是日益复杂和重叠的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一个层面和场所。应该承认，地区主义与国家间的关系因地区和地区主义发展的程度而异，不同的国家群体最初对地区主义的需要源于不同的动机与动力，赋予其不同的利益、价值、期望和规范。地区主义发展遵循着不同的逻辑，这也是目前的新地区主义研究中大多采取比较方法的主要原因。但是，国家对地区合作的主导并不必然意味着新地区主义一定会削弱、代替或强化国家权力，只是表明政府相信新的地区合作安排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上，能够比单纯的国家战略更好地应对新的挑战，因此，我们也不能说新地区主义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
全球经济与市场对国家的冲击至少有三点：限制了政府作为工具的有效性；资源的高度流动状态改变了政府政策的成本收益关系；民族文化、认同和共同体意识受到了侵蚀。国家的应对原则是，要保护那些深受其害的和不能在全球化空间中活动的社会力量与领域，同时要为禁得起在国内和国际上的竞争增加机会，为有能力在全球化空间内扩张的社会力量提供支持。单纯的国家力量显然已做不到这一点，需要重新思考国家与地区关系的可能性。斯克姆（Stefan Schirm）认为，自由化的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地区合作能够提供更好的工具与杠杆：经济调节的有效性和政治的可接受性。新地区主义既保证了地区内的经济自由化，创造出规模效应，也体现了较强的治理权威，有助于增强成员国首先在地区内的、然后是全球的竞争力。对外抵制会带来政治不稳定成本的第三方竞争者，对内形成能够防止不公平贸易和市场扭曲的共同规制能力，而且通过共同立场或共享资源来影响跨国角色和国际组织。谈判、共识和联合决策最终可补充国家权力及其政策效应。同时，地区合作会带来国家的自我约束和对地区的责任与承诺，这除了加强国家在地区和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地位与合法性外，还能够使其对内通过地区职责和达成共识必要性的理由来限制民族主义目标，降低改革的政治风险和成本，对外通过地区的一致与制度分散、减弱第三方（国家或国际组织）对特殊的地区政策、规制或方式所施加的压力。另外，新地区主义并不否认国家与文化的多样性，相反，由于地区在文化和价值方面接近或互融性强，或者出于地区合作重要性的考虑，它就具有在外围保护国家、民族和文化特殊性的职能。因此，新地区主义将地区空间内的社会活动变为在国家和超国家层面上的实践，而且使得它们相互支撑和促进，尽可能地重新赋予国家在市场与社会的全球化脉络中的活力，重新界定它的作用，当然也使其承担满足地区层面那些新的需求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莱迪（Zaki Laidi）提出：“地区化对于民族国家而言是一个机遇，或许是最后一个。”
还需要提及的是新地区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设的意义。成功的国家建设的标志之一是国家的国际化，即国际需要与规范的内在化和国内需要与规范的外在化的能力。国际化是全球化的前身和前提，特征是政府在其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国家竞争力的培养和所及的国际范围都是在政府的规划、引导甚至是国家对外扩张下实现的，国家也随着这个进程逐步现代化。发达国家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完成了国际化，从而能够很快适应全球化，并成为主要的获益者。但发展中国家从它们开始国家建设时起（20世纪50年代）就遭遇了全球化，逐步实现国际化的时间和国家与政府主导作用的条件都无法得到保障。新地区主义则为这些国家提供了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通过地区合作使政府继续发挥作用得到合法性和资源，通过地区自由化满足国际化的条件与环境，国家也有可能随之转变和完善。总之，新地区主义并不否认国家与文化的特殊性，而是通过地区合作甚至是自愿的主权让渡和共享，把国家捆绑在一起，并进入了一个集体的经济努力之中。如果合作各方愿意的话，此类努力也可演变为一个政治的计划。这样的一个集体在由经济全球主义所创造出的结构中，就能够获得有重要意义的政治与经济活动的自主。同时，政治—社会关系也可以在地区层面上得到重新界定。如此，新地区主义就会变成国家的一种偏好，而地区化则成为支撑和加深这种偏好的资源。作为桥梁角色地位的新地区主义
由于国家性质和发展程度的不同，对国家与全球化的关系也很难有一个普遍性的判断和结论。“领导者”是国际环境的制造者，“追随者”也就是这种环境的接受者。但是，无论是领导者还是追随者，现在都加入到了新地区主义的潮流之中。目前，国家、新地区主义和全球化构成了人类活动的全球社会空间最重要的组织方式，它们分别服务于不同的社会力量和角色的利益、意识形态及期望，因而都有各自存在的价值、权力、能力、合法性与权威。
新地区主义由于一方面修正性地促进了全球经济的自由化，遏制了全球化的消极意义，另一方面又给予了国家应有的地位，使其在融入全球经济的同时，以自愿的与共识的方式进行不可避免的主权重建，并提供了扩大了的领土—政治保护，因而在国家与全球化之间架起了桥梁，使两者不再以矛盾和冲突为主，而是能够相互支撑。首先，新地区主义代表了全球化与国家之间动态的妥协。在全球经济政治重大转变的背景下，如果在经济发展方面民族国家空间层面过于狭小而不能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在政治与文化方面民族国家又太大而自身不能解决认同的变化问题，那么新地区主义既可扩展民族国家的经济所及范围，也可增加另一个具有潜在重要性的忠诚对象。这样，就不会因为必须融入全球经济而从民族与国家走向另一个风险更大的极端：或者以全球治理代替政府的治理，或者统一到西方化和美国化中去。在通向有着太多不确定性的未来的进程中，新地区主义至少提供了一个中途的客栈或者是“第三条道路”，勒紧了缰绳，放慢了速度，使民族国家在一个放大了的、但又可以控制的政治社会空间内寻找必要的需求，重新界定和建构它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是说，通过新地区主义，可以达到以国家满意的方式来组织全球化的目标。在地区领域，各种价值、需求和权力最有机会、也最有可能达到一致。
其次，新地区主义能保证代价较小的社会转变的实现。流行的观点是，以前依附于国家身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特征，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正在消失，或者正在体现于日益显现的全球共同体之中。这未免过于悲观或乐观。当今世界的现实或发展似乎通过地区主义可以得到更好的表达，即如果说这些特征继续依附于国家身上的条件已经变化，说明它们正在不断地通过地区建设体现出来。对于因全球化引起的不可避免的社会转变，地区空间可以使这种转变的代价降到最小程度。在政治方面，新地区主义有助于寻找和界定一个由国家创造、但又超越国家的“共同的地区利益”以及有效、有权威和有合法性的地区治理；在经济方面，争取经济社会的转变不会导致国家、地区的经济动荡和社会福利的下降；在认同方面，确保新的认同是对认同的再确信，只是对国家认同程度的降低，而非对它的否认或毁伤。基于此，新地区主义就可以逐渐地、稳定地推动地区秩序由地区体系向地区社会、继而向地区共同体的转变，这也能够保证全球变革的有序进行。库普阐（Charles Kupchan）从世界秩序和平转变的角度出发，甚至认为地区主义应该优先于全球多边主义，值得以牺牲全球贸易流动为代价。尽管将地区主义与全球化对立起来是不准确的，也是不现实的，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领悟到地区主义对全球秩序建设的重要性。
可能的结果是，经过地区化空间层面过滤和折射后的全球化，已经不同于从以国家为中心的威斯特伐里亚体系的“直接路径”而来的那种全球化，全球化面孔会通过原发性的全球主义、变动中的国家主义与日益高涨的新地区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塑造出来。当然国家也不再完全是威斯特伐里亚体系中的那种国家，除了其职能、权限、手段与权威的改变和在不同的空间层面上进行新的分配外，地区组织与制度对国家内部事务不同程度和形式的干预也是在所难免的。地区主义与民族主义庞中英 南开大学全球研究所
作为民族国家聚合的地区主义（regionalism）是世界在20世纪发生的主要变化之一，是当代民族主义的一种主要发展趋势和表现形式，它导致了多极化世界的形成和国际关系性质的一些深刻变化。地区主义经过了一个长期而曲折的发展过程：起初是民族主义的相互需要，即初级的放大民族主义，地区主义借以实现单独成员国不能实现的利益；其后，由于一体化越来越进入民族主权和民族制度层面，反对地区一体化的民族主义力量甚至有加强的可能，地区进程极为艰难，往往是在内外力量的综合作用下才得以前行；最后，越来越紧密的一体化使地区主义成为高级的放大了的民族主义，进而出现地区的超民族国家机构。与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比，它又代表着本质上与传统的民族利益类似的本地区利益。地区的形成既是对原有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的克服，又是一种相对于其他地区的放大的民族主义。地区与地区主义
把地区主义归结为一种扩大的民族主义可能会引起异议，因为人们通常认为地区主义就是为了遏制和取消民族主义的。确实，区域性组织机制的形成或成员国达成的共识有助于各种互有差异、冲突的民族达成妥协和让步。但这并不能说它遏制了民族主义，而只能说民族主义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变化。如果说遏制，也无非是把一些过时的根本就很难实现的极端民族主义目标化解了。地区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是一切地区进程中的基本问题，地区主义与民族主义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相互统一的一面。当今一切现实的地区主义实践都是由民族国家推动的（从中体现出国家的作用），地区主义内部和地区主义之间充满着各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集团的相互竞争，这说明地区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特别是地区主义具有放大的民族国家间政治经济的涵义。
中国学术界原来很少使用“地区主义”一词，直至现在，实际上相当多的文献仍用“世界经济中的集团化或区域化”、“地区经济一体化”等含糊概念来指代同样的东西。这个缺陷需要弥补。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经济参与世界经济程度的加深，特别是中国成为亚太经合组织的重要成员后，“地方主义”一词才渐入中国学术界的文献中，然而对于何为地区、何为地区主义并没有深入界定。这种现状与地区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发展和地区主义在欧美文献中的大量出现是不相适应的。
在我看来，“地区”是继民族国家之后的第二种人类一体化形态，如同民族国家一样，它也是全球化运动深化和高级化的必然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地区不是“给定的”，而是在全球化进程中被创造和再创造出来的。作为人类一体化的更高级形式，地区仍然是以领土和地缘经济政治联系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的次级体系。世界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程度的“地区性”（regionness）次级国际体系，即一些在地理、历史和现实中有着众多一致性和共同利益的国际单元或者国际行为体，由于各种凝聚力量结合在一个叫作“地区”的框架内。如欧洲、北美、东亚和东南亚、南美洲、南部非洲成为“地区”，人们总是能找到其理由，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地理、生态和军事安全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联系、军事安全和文化认同。地区是一个多种共同因素塑造出来的、有着地缘色彩的国际关系概念。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地区，是国际体系中现实存在和正在出现的一种以经济合作和解决共同问题（如市场、发展、安全和生态）为目的的区域性次级国际体系。具体而言，本文所指的实际上是以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为中心，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正在成形的地区。
那么何为地区主义呢?应该说，“地区主义”一词在理论和现实中都是一个用得极为混乱的概念。无从考证是谁最先提出这一概念的，但它至迟在20世纪50年代末便由于欧洲一体化的启动而被大量使用和探讨了（当然研究对象仅限于欧洲）。只是在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的一段时期内由于欧共体缺少活力而暂时沉寂下去，80年代后又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地区主义”至少有这样几种意思（取决于人们从哪个角度看地区主义与民族主义问题）：一是指外部世界对某一地区的国家的松散联合、合作或国家结盟或高低不同的一体化发展的一种称呼。二是指关于一个地区的一体化进程的理论与实践。这是对二战后出现的众多的经济政治一体化的概括。三是从一个国家的角度看，这个国家把自身的战略重点和国家利益重心置于其所处的地区，围绕着自身的长远战略利益推动该国所在地区的一体化和联合。最后，地区主义一词有时也指一国内部或跨越国境而实行的经济一体化和文化融合的小地区，它们对各国政府的离心倾向在增长，日益成为相对独立并直接参与全球化的经济实体。本文所指的“地区主义”是指在地缘上接近的、彼此间有着复杂关系的民族国家之间的一种联合、合作进而一体化的过程，是国家通过政治力量之间的合作（建立国际关系的新制度）和形式（一种国家间的安排），进而达到调节国际关系的一种理论与政策。简而言之，地区主义就是以形成一个区域国际体系的广泛的国家间的区域合作运动。因此，它是一个典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范畴。当代地区主义还主要局限于经济地区主义（economic regionalism），即相关国家之间通过协调政策和行动组成经济联盟，确立地区性的国际活动规则、甚至超国家的制度，以保证一个国家集体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地位，并进一步利用这种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服务于它们的政治和外交目标。地区主义的根本动力
地区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后迅猛发展，虽组成的地区规模大小不一、目标和成就各异，但形成中的地区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活动，都对有关国家产生了很大吸引力。已有的经济合作组织在不断扩大，没有实现经济合作的国家和地区正在加紧推进初级水平的一体化。传统上，地区一体化被视为从贸易政策的协调到深入的经济一体化再到未来的政治一体化这样一个过程，即一体化理论所说的“外溢”或各国共同利益的“升级”。地区主义的动力可以在不同层次上出现。世界体系的结构为地区因素提供了空间，地区化使得世界呈现出多极化的发展趋势。
在这些层次中，最重要的还是全球和民族国家两个层次。在全球层次，由于地区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地区主义成为连锁反应。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亚太经合组织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两个地区的国家对世界多边贸易体制运作不佳的一种防范措施，是对“欧洲要塞”和世界市场相对分裂的保护性反应。在民族国家层次，如果国家把自己的利益焦点放到地区，认为地区可以成为自己的依托，地区一体化进程就得到发展。反之，一体化则不可能有所进展。不过，国家之所以把地区主义作为一种选择，原因还在于地区是能够促进民族利益的舞台，是国家选择地区，而不是国家受地区支配。
论及民族国家层次，就需要作不同的分析。欧洲、东亚和北美这3个中心（包括一些正在进入这些地区的周边国家）地区的政治稳定、经济富有活力，它们组织起来是为了协调市场经济关系，开拓民族经济的更大空间，形成区域经济、政治和安全中心，以便在世界经济政治中占有重要位置，增强向心力和吸引力。因此，地区一体化的程度在加深，有的地区的超国家力量和制度已得到很大发展。前苏联地区和大多数发展中地区政治动荡、经济萧条、人口膨胀、族际冲突加剧、环境恶化，它们的地区主义与发达国家的地区主义有很大的差别，其目的是用经济合作来解决紧迫的跨国问题，诸如经济停滞、区域安全、劳动力流动、贫困、恐怖主义等严峻挑战，还谈不上构建和深化地区自由贸易、投资和发展的国际制度和规则，协调本地区的国际经济关系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加强谈判地位。所以有人把后一类地区主义叫做“安全型的地区主义”和“发展型的地区主义”，实际上这是一种新的南南合作。
发展型的地区主义是当今发展中国家地区主义的主旋律，目的是为发展找到地区解决办法。发展型地区主义的优点是：（1）小国需要发展有效规模经济，乐于接受地区安排，不愿意游离或裸露在地区之外。在一个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虽然国家规模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地区之间的合作却很紧迫，特别是那些小国，要么组织起来解决共同的问题，要么继续边缘化，因为在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自力更生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在地区层次上，如果国家间在生产协调、基础设施改进和优势互补上合作，那么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发展战略。（2）由于地区安排的加强，可以保证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经受外部经济政治冲击（如大国和大国集团的制裁、世界经济周期性危机和国际市场的价格波动）的能力。（3）以地区为整体进行谈判可以改善南北关系，加强该地区在世界经济体系的地位，保护各有关国家的利益和市场准入。（4）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北方国家地区一体化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但发展中国家地区主义的动力主要不是为改善环境，它的目标是在现有人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实现地区性和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开发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以及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实现共同发展。民族主义是客观存在，地区安排向一切民族主义和民族利益展示了迫切的共同利益和地区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此，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也能感受到地区主义的动力。
最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类地区主义的结合，它已成为冷战后时代南北关系的最主要动向。美洲经济一体化、亚太经合组织和正在发展的亚欧合作是典型的例子。由于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发展问题已联系在一起，发达国家希望更多地借此打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的新兴市场纳入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而发展中国家则试图依托与发达国家结合在一起的地区促进国内的改革和发展。结果这种纳入地区框架的南北关系不断得到发展，尽管存在是单纯开放市场还是兼顾合作、发展的争论（如亚太经合组织内部争论所表明的那样）。进一步的分析说明，由欧、美、亚组成的当代世界经济中心地区，其地区主义不仅有民族国家的力量在内（这些国家都把推进地区化作为其民族主义的全球战略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反映了跨国公司在这些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带配置资源、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要求。国家希望通过构建有规则和规范的“地区”来吸引跨国公司的资金和资源。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要组建自己的南方经济地区和加入北方地区，主要是不得以而为之，一方面是为了对付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一方面是为了以此复兴民族主义的力量，力争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这就是地区主义中的复杂的民族主义成分。旧地区主义与新地区主义
20世纪后期，地区主义经历了两次大的发展。一次是50年代到70年代初，主要是地区主义与民族主义由于欧洲一体化问题引发的各种理论和实践，我把这种地区主义叫做旧地区主义。此后，地区主义沉寂了一阵子，但在80年代又开始复兴，所谓“地区主义又回来了”。但这时的地区主义与30年前的地区主义有所不同，最主要的特点是随着世界经济的自由化，地区主义逐渐外向或者开放，地区进程在全球框架中发生，加深了全球经济的形成和相互依存的发展，并作为新世界秩序的基础而推动全球变化。
旧地区主义表现出一种民族聚合性的民族主义。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是，必须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实现各平等主权国家的联合和合作，构建新的国际社会（这是联合国体系的宗旨）。战后，在此基础上，长期处于地缘政治和民族纷争的国家走向联合，但这种联合有一个最高限度，即无论合作的深度达到多高的水平，都要保证联合体仍然是一个政府间的实体，而不是一个超越各主权国家之上的超国家权威。因此，可以将旧地区主义界定为：主权的民族国家在经济和安全上的联合，这种联合的水平高低不同，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增强集体的竞争力，开辟共同利益的新领域，谋求集体安全。旧地区主义的出发点并非为削弱敏感的民族主权，它与民族主义不是对立而是统一的。
确实，参加地区进程在一定意义上会使民族不成其为民族，民族国家的性质会有一定的变化，因为在地区化进程中，民族国家必然要失去一些控制权，其敏感的主权也会受到部分侵蚀。但民族主义的本质特性仍然会保持下来，且由于地区主义有利于民族国家增强活力，它在某种程度上还复活了民族主义（如法国的“戴高乐主义”和德国的“马克民族主义”），使民族自信心增强；特别是在地区范围内塑造一个更广泛的扩大的新民族时，民族主义更扩大和丰富了其原有的含义，它在处理与地区外国家的关系时表现出放大的民族主义。所以哈斯（E.B.Haas）曾指出，研究地区主义，“我们也许能够找到丰富的材料，可以用它们来解释民族如何不成其为民族，它们如何丧失生活在固定边界内所形成的自我意识，或者它们形成一种扩展到更为广阔的地理区域内的效忠原则，而同时表现出民族主义的特征”。
新地区主义则在一定意义上是民族主义的对立面，是国家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积极反应和策略，体现了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关系。因为各种跨越国界的力量使跨国公司的力量迅猛发展，一些民族国家对民族经济的调控力量下降，因而不能有效地对付全球范围内跨国关系的各种挑战，结果导致一些国家联合起来解决问题：或者借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如共同开发地区自然资源；或者借助地区力量增强对付更强大的外部系统力量的压力，如一些昔日欧洲强权（特别是法国）通过欧洲联合谋求大国地位；或者联合起来解决本地区面临的共同问题，如地区安全和劳动力流动；或者为本地区联合的产业和跨国公司提供竞争能力支持；或者是加强国家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以寻求国家间利益的平衡点。由于全球化的发展，新地区主义建构的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区域国际社会，而是一个开放的有着鲜明地区特征的国际体系。
新地区主义的“新”到底体现在哪里?我认为，首先，地区进程会导致一定程度的主权转移，但这不意味着国家失去敏感的民族主权，而是该地区各国共同行使转移出来的主权。因此，地区主义反而还扩大了主权。转移出来的某种主权有可能形成一种超民族国家性质的权力（目前只有欧盟正在形成这样的权力，在世界其他地区集团还没有），并将其赋予有关机构，其余的主权仍然由自主的各民族国家享有。以欧洲联盟为例，可以说它是相当成功的地区一体化范例，因为它反映了欧洲社会化大生产和高度发达的区域内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没有欧洲一体化的成功，很难说会有今天的地区主义在全球的普遍发展，这是一个成功的示范效应。“欧洲共同体”和“欧盟”这个概念已经改变了旧地区主义，各国的民族主权的一部分已经向共同的超民族国家实体转移，其结果是，联合的各国共享主权，民族国家活动的空间增大了。
既然如此，当代的地区主义仍然没有超出民族主义的范畴，是民族主义下的国际合作，与此同时它也在竭力突破民族主义，是新与旧的结合。它的意义在于表明了民族主义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日益转移到地区框架中，即当代民族主义是在世界相互依存下的民族主义，就是说地区主义本身只是一种放大了的民族主义，它发展和改造着民族主义。
当然，从长期趋势看，超越民族主义又是必然的。让·莫内（Jean Monnet）构想和设计的欧洲大厦就是为了克服致命的（对欧洲和平与繁荣的威胁）、酿成世界大战的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作为“欧洲之父”，莫内一直在为欧洲寻求一个“最广泛的物质和精神利益的共同体”，“使人们联合起来，解决分裂他们的问题，引导他们看到彼此的共同利益”。“欧洲各国如果只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重建各自的政府，强权政治和经济保护主义就会重新抬头，欧洲便无和平可言。欧洲各国如果都以邻为壑，那就必将要重新组建大规模的军队”。“要对欧洲人民确保条件允许的自身繁荣，欧洲各国就显得过于狭小，它们需要更广泛的市场。欧洲的繁荣与必不可少的社会发展意味着欧洲各国应该组成一个联邦，或是一个‘欧洲实体’，使欧洲成为一个共同的经济单位”。“过去的主权国家的狭小范围已经不适于解决今天的各种问题的需要了，况且欧共体本身，也不过是创建未来世界的一个过渡形式而已”。
如果这样的地区主义在全世界普遍取代民族主义的话，它将成为世界秩序或者国际关系的一种模式，与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并列，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若干个地区或地区集团。它们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之一的出现，有助于现有的一些全球性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实行全球性监督和调节。这种安排不仅适应世界多极化发展的需要，而且可以在维持现行国际体系的前提下实现二级国际体系构建，即地区主义是导向全球主义的必要的中间形式，但条件必须是真正成为开放的地区主义，即实现对内和对外开放，没有歧视。
但是，现实国际关系却并非完全如此，而所谓的“开放的地区主义”不是一体化形式或国际经济合作程度较低的代名词，也不是一个地区说给区外听的外交辞令。参与开放的地区主义并不一定是各有关民族国家所愿意的，而是因为这一地区迫于市场机制和国际分工的实际经济关系的压力地区主义与民族主义无法继续封闭而不得不开放。如果用新形成的地区（带有地区超民族国家权威的性质）取代民族国家的部分功能，在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中，由于各个地区一体化和经济发展程度的高低不同，地区主义将继续作为一种新形式的放大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将导致全球变化中新的力量中心的出现，加速全球多极化，因而使世界竞争在不同地区间展开。这种放大的民族主义，有着不同于民族国家架构中的民族主义的性质，其中凝聚成地区的其他因素（经济、安全和生态）也在发挥作用。未来的世界秩序的特征将是地区多边主义亦或是多边地区主义?现在作这种预言似乎还太早，但地区主义作为塑造人类自身选择的一体化的更高级形式毕竟有其生命力。几点结论
以民族国家为考察问题的出发点，地区主义的发展有着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中小民族国家需要弥补经济效率低和市场规模狭小的问题，大国则要以地区为依托在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格局中谋求位置、增强谈判实力。外部动力则包括，形成一种地区安排以达到相关国家的共同目标，联合起来对付来自外部的挑战。我认为，地区主义是民族国家出于民族利益的考虑而达成的联合，是民族主义在区域层次上的存在形式；同时，地区主义的深层动力是人类要求超越传统的民族及其国家之一体化形式而达到更高级的一体化形式的内在冲动。
地区主义与民族主义是矛盾的统一，地区主义在超越了民族主义的同时又扩大了民族主义。本质上，地区主义是民族主义追求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相对实力增长、相对获益和国家安全的一个当代形式，是民族主义在地区框架中的发展和延伸，它体现和凝聚了当代民族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的主要特点。关于区域主义与全球主义朱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区域主义（regioalism）和全球主义（globalism）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研究中引起普遍争论的两大问题，是对当前国际关系结构和现状发生重大变化的概括和总结。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亦即区域化和全球化。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是我们制定有关战略、参与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时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一、什么是区域主义
区域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强调区域性的安排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区域主要是指地理位置毗邻、人文传统相近和历史上交往密切的国家所构成的自然地区，但也可以指由某一地理界线划定的地区；有时，政治或军事结盟也可以形成国家的区域观念。
20世纪50—70年代，不同国家组成的区域组织相继在西欧（如煤钢联营）及中东、非洲地区出现，对于加强区域内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和联系、扩大区域力量管理和解决地区事务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区域组织为代表，区域在国际政治中的声音不断提高，开始成为国际活动中减少对大国或超级大国依赖、冲击两级霸权体系的一种新的国际现象。特别是西欧经济共同体的成立使西欧一体化进入实施阶段，使西欧的政治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区域主义的概念也就随之出现。
这一时期的区域主义理论偏重于区域组织的整合功能，整合被普遍视为是新的、成功的区域化历程的典型特征。整合也被视为解决当代国际关系中地理上邻近的民族国家间各种问题与纠纷的重要途径。地缘相近的国家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等领域加强合作，并把合作引入机制化的阶段，从而以机制化的组织推进区域力量的发展已成为国际事务中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20世纪80年代后区域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进入了新的复兴时期。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学术流派的崛起为区域主义注入了新的理论活力，而且世界政治经济的巨大发展所形成的新的全球变革，如相互依存、一体化、核恐怖以及全球生态和环境压力等都意味着国际关系必须克服传统观念与体制的束缚，探寻新的保持和平与发展的有效出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缓和也为区域主义的振兴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区域化作为促进世界政治经济多极化与国家间合作的有利手段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和学者的认同。
区域主义对国际关系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它促进国家间的合作，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不同的地理区域以政治和经济的意义，改变了区域在传统上单纯的地理含义。它把世界上占大多数的中小国家的力量通过组织和制度化的合作发挥出来，以国家联合的形式形成了国际关系中新的力量来源或权力中心，从而改变着大国主宰国际事务的局面和国际系统中大国优势的权力构造。这就必然有利于国际关系的多极化和民主化。西欧通过经济一体化进程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稳占世界的一极，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区域主义主张中小国家以集体行动的形式改变它们在国际系统中长期的被动地位，增强它们自身对国际环境的掌控能力，这也符合中小国家由来已久的期望。二、什么是全球主义
全球主义作为一种国际政治思潮由来已久。从基本含义而言，超越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国家、文化、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制度形式、地理分割，而认为世界属于一家和世界可以成为一家的观念，就是全球主义。
全球主义的理论大致可以分为理想化的全球主义和现实性的全球主义。理想化的全球主义常常是哲人思想的自然流露。从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孔子的“天下大同”到近代各种乌托邦主义，我们都可以找到全球主义观念的痕迹。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是理想化的全球主义的代表。
现实性的全球主义自近代以来有两种代表性的理论，一是马克思主义，二是西方的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的揭示，论证了无产阶级解放世界的历史使命，阐明了实现无剥削、无阶级甚至无国家的世界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西方的自由主义则认为由于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和自由竞争的全球化，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价值也必然随之全球化，世界最终会统一于一个自由主义的世界。这已成为西方意识形态的重要特征及其对待世界事务的基本态度。
本文所说的全球主义与上述全球主义有着明显的差异。作为当代国际关系重要趋势的全球主义更多地不是从理论上推演出来的，而是从当前国际关系的实际发展中体现出来的。虽然全球化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它已经是一种现实。它在理论上主要与70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关，在实践上同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全球管理的加强有关。以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为代表人物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强调跨国公司、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和世界相互依赖格局的作用，认为全球经济的形成已经构成了出现世界共同体的基础，市场经济力量和生态、环境、资源等日益把世界捏合成一个整体。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个结论是，纵然目前尚未形成真正的全球社会，但其整个理论都是朝这一方向迈进。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因此也被称为“全球主义理论”，或新全球主义理论流派。
今天，学术界并没有对全球主义作出公认的清晰定义，因此，全球主义往往包含了并不完全兼容的多种含义，使人们无论想要全部接受或全盘否定都很难。研究者常常根据不同的口味和不同的观察角度进行解释，从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不同理论立场作出定义。目前，绝大多数对全球主义或全球化的定义仍侧重在经济层面。
总结西方的观点，全球主义概念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它不同于国际化或相互依存。在国际化和相互依存中，国家依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角色，并发挥主导性作用；国际化意味着人类社会关系相互交往程度的提高，社会变化具有了不可摆脱的国际背景。全球化相对而言将是一个弱化国家角色的过程，国际规则与国际组织等为代表的国际体制正在成为重塑国际关系的新的强大机制。与国家中心相联系的诸如主权、国家自由性和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等也将随之出现变化。但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的基础和主体，国家的政策和意愿是全球化进程的关键。第二，受到自然区域和民族国家疆域保护与限制，彼此独立而分散的众多国家变成了一个既有约束、又有联系的整体。在这方面走得更远的学者甚至认为：全球化意味着“领土疆域和国家结构的衰落”。第三，全球化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价值观念的综合过程，全球化的目标趋向是形成所谓的国际社会或世界共同体，增进全体人类的共同利益，增强人类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这时，国家的权力和权威会一部分地转移至某种全球管制，这种“全球管制既可以是政府机制，也可以是非正式的非政府机制……来自于正式制定的宪法或宪章”。因此，全球化可以理解为是当前国际关系中出现的一种全球整合的趋势，它以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展和活跃为主要驱动力，以国际体制的技术政治为整合的主要力量，以全球体制的基础建设为主要方向。三、区域主义与全球主义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对区域主义与全球主义关系的探讨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大部分的讨论集中在与贸易有关的问题上。其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观点认为这两者是彼此冲突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是可以互相兼容的。
冲突论者的理由是，区域主义的结果是导致区域经济集团的建立，一旦区域经济集团采取了封闭的或者内向的政策，世界经济就会形成区域分割，不同的经济区域甚至相互排斥；同时，以区域经济集团为依托而进行的国际经贸竞争会更尖锐，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就会相应蔓延，从而阻碍全球经济市场化的发展。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曾警告说，“目前存在的巨大危险是，更加地区化的世界经济将由一些相对繁荣的‘岛屿’组成，这些岛屿处于全球贫困和各国疏远的波涛起伏的海洋中。”也有人提出，大国的全球经济竞争必然会导致世界贸易体系分裂成以美、日、西欧各自为中心的区域性的经贸集团，使全球贸易自由化形同虚设。没有全球经济的市场化和自由化，全球主义也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兼容论者则认为，世界经济的区域化或区域经济集团的不同发展，并不必然就会带来世界经济的区域对抗，也不等于会出现世界经济的地区分割事实；区域经济集团同样可以采取外向或开放主义的立场，APEC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区域主义是对全球主义的一种重要补充，也是冷战后世界稳定与发展的基本力量，并将受到各国更多的重视。
关于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关系，冷战结束以来首先有两个事实值得我们重视。一是20世纪90年代虽然全球化在国际金融、投资、生产以及贸易等领域的程度不断提高，并成为国际经济活动中重要的因素，但区域经济合作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依然取得了重大进展。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功加强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多边安排，对地区性贸易集团是一种抑制，但它并没有削弱经济区域主义的进程。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盟自由贸易区都是在90年代涌现的。亚太经合组织也是在1993年的茂物会议上通过了在2020年实现成员国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有关协定。可以说，世界经济的区域化格局在80年代中期就已经形成，在90年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至少证明区域主义依然具有其强大的生命力。二是区域组织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在推进区域合作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活跃，成为促进区域合作的不可替代的力量。尽管冷战后联合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人道主义救援和预防性外交等活动的全球意义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关注，大国在全球问题（如禁核、反毒、生态保护以及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上的合作与协调在不断增强，但它们都无法取代区域组织在解决区域层次的问题上所能起到的作用。
显然，冷战后所出现的全球化根本无法替代区域化，当前世界政治经济的基本状况要求区域内的国家为自己的安全、发展与和平承担更多的义务，而不是简单地认为某种全球化的安排已经到来。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区域化比全球化来得更为实在。全球化目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资金流通的全球化，二是商品生产和销售的全球化，三是随通讯与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而出现的信息全球化。其他的全球化表现，比如全球管制、国际机制建设以及全球贸易自由化等都还处在酝酿与探索阶段，还不足以取代现有的如国家主权、自主权和发展道路等基本选择。而且，全球化到底应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常常意见迥异。因此，全球化必然是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全球化在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的表现远比在城市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要来得明显和深刻。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程度普遍较低，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能力有限，连电脑的普及率都远远不够，目前更多地考虑全球化只能是奢谈。对某些经济十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不仅未使它们获利，反而会使它们的贫困延续下去。同时，外来势力对其经济的卷入会加大，全球主义只是相当于另一种版本的新殖民主义。
区域主义是可以切实增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有效步骤。非洲经济近三年来持续增长，前景颇为乐观，其中原因之一就是非洲经济区域合作朝务实方向转化，为非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奠定了基础。1997年7月，东盟成员国扩展到9国，其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已进入启动阶段：一旦实现，将对促进东南亚各国经济增长发挥巨大作用。扩大后的东盟对本地区事务的干预和协调能力也将大大提高。东盟不顾美国的反对接纳缅甸加盟，以及对今年柬埔寨政治内乱的调解，对本地区的稳定和共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东盟已被誉为发展中国家中最为成功的地区性组织。在拉美，由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四国组成的南方共同市场近年来也获得了迅速发展，目前正在同安第斯成员国集体谈判，以简化和加快一体化进程。这对拉美经济的发展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的增强必然会在一定时间后波及到政治和安全领域，从而带动它们之间政治和安全合作，经济区域主义将扩展为政治与安全的区域主义。区域主义也是发展中国家推进彼此之间全方位合作的有利途径。它们之间有效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合作将提高它们自身的信心和对国际事务的参与能力与独立性，减少对西方国家的依赖。这些都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冷战后区域主义依然充满吸引力。
世界现实中的区域化客观上对全球化起了推动作用。北美、东亚和西欧三大区域经济集团的形成，对美国、西欧和日本加强各自经济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但它们之间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的获益者。欧盟的扩大是整个欧洲经济合作与一体化进程的一个里程碑，对于世界经济中全球化和区域化的相互作用也具有重要意义。它说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区域化的消极作用。同时，90年代在目睹区域化走向新的高潮时，世界经济并没有只出现某些“孤立的岛屿”，区域间的合作目前也在不断得到加强。自1996年1月首次亚欧高峰会议之后，亚欧两大区域已经充分认识到深化合作的重要性。亚欧合作有利于协调区域间的经济与政治纠纷，并为共同发展创造良好前景。这是全球化和区域化时代的明智选择。当前美国在NAFTA的问题上发表了某些内向性的政策语调，已引起东亚国家的高度警惕。美国在这方面有任何过分举动，都将直接影响到亚太经济合作进程。APEC开放的区域主义应该是对等的，NAFTA如果真的采取对外贸易歧视政策，亚太经济合作的基础将会受到极大的损害。
区域主义还是通往全球主义的必由之路。今天世界所要求的区域主义并不是狭隘的地方主义，而是一种合作的、互利的和开放的区域主义。全球化进程不能不跨越区域化这座桥梁。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约瑟夫·奈就曾提出，区域主义是个体国家和世界联邦之间的中间地带，因为它不仅可以带动广大中小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可以增进安全合作，在国际关系中开创出“和平岛”。对于全球自由贸易这一目标，区域经济合作是保护性的国内经济和自由化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之间的中间环节。首先，区域主义对参与国而言，可以比现有的全球系统提供更多的安全，意味着更好的经济发展机会，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远比全球化更有吸引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全球化的基本前提，但若脱离了区域的稳定与繁荣就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区域主义恰恰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创造前提和条件，从而也为全球化铺设桥梁。发达国家同样也对区域主义充满热情。无论对于美国还是对于日本，加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都是稳定地区局势、实现自身经济或军事利益以及加强区域存在的重要工具。其次，区域主义是有关合作的观念与实践的训练场。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了合作的时代，但如何面对当代合作的新的现实，合作与竞争应采取什么样的原则和规范，合作的领域如何选择和兼顾，合作应辅之以什么样的机制建设，合作的目的究竟如何设置，在合作中如何审视自身的价值和利益等等，对于各国都是艰巨的挑战。所以区域化进程不仅是一个多边合作的过程，同时也是上述各种当代合作问题暴露、处理和演进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区域主义是全球主义的替代品。第三，区域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范全球主义的发展。区域主义能促进国际社会多极化和民主化发展的积极态势，客观上可以约束全球化进程的方向，为全球化提供必要的规范。结论
有关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的争论目前还没有尘埃落定，但并不妨碍我们进行应有的探讨。作为当前国际关系领域两股最具影响力的发展趋势，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的演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下一个世纪世界的未来。相对来说，区域主义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更为积极的功能和实在的作用。经过战后40多年的发展，区域主义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较为成熟，在后冷战的时期，区域主义的重要性仍将不断上升。在国际经济系统中，区域经济安排肯定也还是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区域主义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将与多边性的全球安排同时存在。全球主义尽管其思想的历史比区域主义远为古老，但真正作为一种现实的力量却刚刚开始。全球化进程对于发展中国家究竟意味着什么，非常值得进一步探索。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全球经济，而是“谁的全球经济”。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参与到世界区域化和全球化的大潮中，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与自己的关系，判别和寻找我们的利益可以在这两个趋势中得以实现的方式，从而制定我们的有效战略。可以说这两大趋势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已经密不可分。就目前而言，积极参加区域合作进程可以是我们平行于、甚至在一定时间内优先于全球化的基本战略。全球化与地区主义韦民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一、引论
全球化是当今时代最具冲击力的国际现象，每个国家、甚至每个个人都难以避免它的影响。与此同时，主导全球政治经济舞台的另一个趋势是地区主义的复兴，特别是地区贸易集团的表现。地区一体化的强度要比全球化更大，对它的描述更复杂。目前，世界上有33个活跃的地区贸易安排，共计包括358个成员国。换句话说，世界上每个国家平均属于至少两个地区贸易集团。这些集团的活动领域和一体化的水平涉及从有限的部门贸易特惠制到完全的关税和经济联盟的不同层次。全球化的加速演进及后者的复兴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全球化、地区主义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相反的力量正在塑造着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主义的复兴几乎不约而同地得到了各自的发展动力，并与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国际关系结构的演进密切互动。本文试图对主权国家语境下的全球化和地区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探讨。
探究全球化与地区主义二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从民族国家的视角出发进行辨析，因为民族国家对全球化和地区化的认识和参与的意愿直接决定了后者的命运。民族国家相对简单的特征是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上寻求合法性和权威的中心。在日常的和学术的话语里，民族国家一直是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主要中心，是国家主权的源泉和基本体现。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几乎每个方面都对国家“失灵”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提供了一系列在80年代成为国内和国际政策处方的理念。在这个观点上，虽然可以认为国家就像新国家主义所坚持的那样是体系的中心，但是“国家更多的是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角色；从分析和实践的角度看，国家的作用必须重新界定。”与此相对照，地区主义是国家因为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动机而在各种形式和性质的制度性协定下进行合作的一种安排。全球化本质上是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的观念或制度。20世纪80年代后期，与全球化有关的最清晰的“技术”特征（流动、金融、通讯、投资等的加速）最为明显。全球经济流动的加速以及伴随着的对多边和地区改革的承诺显示出对国家施加了额外的限制。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是国家政府导入了这些伴随物。
这三个层次之间存在着不和谐。虽然在某些领域是否真正丧失了主权方面引起了争执，但是民族国家还是具有既有的、能够维持广泛自治权的制度安排。当前的全球化并未产生各主权国家在平等、公正的基础上对国际社会进行有效管理的过程，这部分是因为国家不愿意放弃正式主权以通过集体行动规范全球力量。此外，全球化对国际关系体系和民族国家构成了挑战。对于处于中间位置的地区主义，也许制度能力与运作过程之间的合适性要比其他两个密切，但还是存在集体行动的严重问题，更不用提建立行动合法化的机制和提供亲密关系或认同的意识了。
那么，全球、地区和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实质是什么？在近期的一些分析中，“全球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被视为‘零和关系’，全球化损害或制约了国家的自治权，而地区一体化则处于一个更模糊的地位上，它被看作是催化剂或约束者。”但是，即使这是当前它们间关系的准确特征，它也只是一个相对近期的描述。在其他时期里，它们间的关系也许极为不同，也许更多的是相互加强，而不是相互冲突。民族主义、新地区主义和跨国主义这三个重要现象正在同时发展，它们之间“有许多矛盾和冲突的方面，它们现在显示出比以前更有希望发展密切和合作性的重叠性协作”。可以认为，“这些重叠部分及其相互间联系强化而不是削弱了任何一个趋势，总体上看它们的发展方向是更多的合作并更有希望建立一个更有组织与和平的世界秩序”。它们中的“每一个现象都受到其他两个现象的极大影响，没有任何一个现象能够支配其他现象”。
早在1968年，约瑟夫·奈就提出，地区主义可以称为是“民族国家和不愿意成为一体的世界之间的一个中间站（a halfway house）”。现在，许多人要么将地区主义视为对抗全球化的一个“缓冲器”，要么视为全球化的“催化剂”。地区集团可能是国家抗御全球化的庇护所或者是对全球化的一种抑制，因为政府和其他组织追求保留自治的集体空间，通过程度不一的保护主义措施使国家与全球相互隔离开来。与此相对照的是，“催化”的作用最好理解为是“开放地区主义”的延伸，这种形式的一体化作为全球竞争力的一个渠道而得到鼓励，这就促进了地区层面上的相互作用从各种越来越多的联盟及其制度上看，中心地区已经在发挥着这种调节者的作用。这些地区正在寻找那些能够使其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上发挥更大影响力的相互联系纽带。二、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国家
如何理解全球化？简单的描述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全球化是非常复杂的、具有多层次和多维度的现象。好的解释必须做到比较完整地把握全球化的复杂性。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新近的现象，而是一个进行了若干世纪的历史过程，目前许多辩论都把全球化和在全世界实行自由市场的短命政治纲领混淆在一起。按照阿尔布劳（Albrow）的观点，全球化是指“世界人民融入到单一的世界社会或全球社会的所有过程”。这个融入的过程就是打破或超越传统的民族国家边界的过程，因此“对全球化最主要和最客观的了解必须同当代世界事务中“超越国界的交流和互动活动联系在一起，以超边界性为认识全球化过程的基本钥匙。超边界性旨在强调今天的国际生活已经不再受制于国家的自然疆域和国家法定的边界架构的约束，国际经济活动不是在跨过边界、或者是在边界开放原则下进行的，而是在边界某种程度上‘有可以等于无’的状态下进行的。因此，全球化所展示的本质是：边界不是被跨越、也不是被开放，而是在被超越。”概言之，全球化意味着这样一个进程，即跨越国际边界的人员、产品、服务、资本和观念等要素的交流规模与重要性的不断增加。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收入分配显然已经恶化了。虽然同样是全球化的参与者，但是世界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内外冲击面前依然极其脆弱，依然不能乘机利用不断强化的世界经济国际化，依然处于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在获得经济增长率上的失败与其不能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受益是相关联的。从逻辑上看，全球化应该为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加速增长和追赶富裕国家的机会。但是它也可能导致相反的进程，即全球化可能进一步强化了富国与穷国之间的两极分化。在政治、文化的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同样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一个由强大而高度稳定的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上，“政治全球化可能在术语上是一个矛盾”。全球理念、全球规制所要求的民族国家授权与固有的主权国家国际体系具有事实上的冲突；日趋增多的全球行为体制约着民族国家制定和实施政策的能力；全球化的“构建者”基于其国家利益或集团利益而极力倡导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对大多数的“适应者”构成了重大挑战。此外，信息、人员的大规模流动对民族同一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贫富的严重分化孕育了越来越激烈的国内与国际社会冲突。全球化不仅产生了许多“成功者”、“得意者”，与此同时也产生了更多的“失败者”、“失落者”。后者的大量出现是“反全球化运动”兴起的根源，甚至是国际局势恶化、国际恐饰主义泛滥的一大动因。“全球化是作为一个外生的、技术驱动的过程而出现的，它构建了各国必须找到各自出路的一个崭新环境”。“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能均一地作出反应；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完全不再能有所表现。”在国际体系中，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和影响无疑更大。对它们而言，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语境下要从全球化进程中得到更多的好处、改善自己被动落后的境遇，有两条途径：其一是改革当前西方列强制定的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这将与西方的既得利益相冲突，必将遭受其抵制。因此克莱斯勒断言：“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注定是冲突性的，因为除非通过挑战工业化国家所倡导的原则、规范和规则，绝大部分南方国家将无望弥合其在国际体系中的脆弱性。”其二是主动适应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在当前的国际制度架构内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充当全球化的“适应者”而不是“构建者”，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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