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俊芳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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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体、语言与政策：关于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题的探讨试读：
苏联解体中的民族因素对中国有哪些借鉴
——何俊芳《族体、语言与政策——关于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题的探讨》序言马戎中国作为一个国土辽阔、族群众多、历史悠久的古文明大国，自鸦片战争后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下被动地走上从传统的帝国体制向现代民族国家体制的转型之路。清朝治下的中原地区与边疆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在内外各种矛盾交织作用下经历了无数冲击，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大陆才得以重新建立统一的行政体制并迈入经济现代化进程。20世纪50年代直至70年代，在政治斗争和“土改红利”的基础上，阶级情谊和对共产主义幸福生活的共同追求超越了传统的族源、语言和宗教藩篱，中国各族精英人士与基层民众之间一度建立起情感相通的阶级认同，“祖国山河一片红”，各族人民热情歌颂共产党和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终结后，随着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错误的公开批判和“伤痕文学”的流传，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了经济工作。而在民族和宗教工作领域的“拨乱反正”和落实政策，以及一系列以少数民族群体为对象的优惠政策的实施，在中国社会中重新构建了“民族认同”，并导致人们开始从“民族利益”的角度来看待身边发生的各种经济矛盾、治安问题、司法公正和社会冲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沿海地区与西部边疆地区的发展建设和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而21世纪初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的东西部之间的人口流动又使这些差距生动地展现在人们眼前，加上外部因素的影响，中国近年来的民族关系出现了许多令人不安的迹象，这使中央政府把西部边疆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也使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中国的民族问题。
社会科学的专题研究可以选用两个切入点。一个是纵向研究，即努力追溯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总结族群互动交往的历史轨迹和变化规律。今天是由历史发展而来的，割断历史，我们不可能深刻理解今天。另一个是比较研究，即把中国的民族关系现状和特征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在彼此间共性与特征的分析与讨论中更加认清中国民族问题的特点。如果把其他国家民族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与中国民族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进行比较，就可以把纵向与横向的两个研究视角结合起来。
在研究中国民族关系时，如果我们需要确定几个在重要方面可供比较的参考系，那么，在世界各国当中，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就是我国西北方向的俄国（包括沙皇俄国、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联邦）。尽管美国、印度的境内也生活着在体质、族源、语言、宗教和传统文化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的许多群体，但是俄国与中国具有更多的共同特征：一是19世纪后期两国的境内族群格局和皇权体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并面临西欧新兴资本主义列强不同程度的冲击；二是20世纪初两国都深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并先后建立了共产党执政的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三是两国在20世纪末都面临境内少数族群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政治分裂运动的出现。俄国与中国在这几个方面具有的共性远远超过了与美国、印度等其他世界大国具有的共性。
由于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急剧恶化，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直到80年代后期才逐步恢复。因此，中国学者的苏联研究，特别是对俄国各历史时期民族关系演变的研究非常薄弱。留学苏联/俄罗斯的人数远远少于留学美国的人数，能够流利阅读俄文档案和文献的学者人数远远少于能够阅读英文出版物的学者人数，在中国出版的介绍和研究苏联/俄罗斯的学术著作也远远少于介绍和研究美国的著作。但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在今天仍然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也是中国最重要的邻邦和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在我国学术界存在苏联/俄罗斯研究十分薄弱的这种比例失调的状态值得关注，也需要尽快加以扭转。
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在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成立的，曾经一度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并接受苏联共产党的指导和帮助，所以中国共产党建党后的政治纲领也遵循了斯大林“民族”理论和联邦制的基本思路。1949年后，中国参照苏联的做法进行了“民族识别”，为每个国民确定了“民族”身份，为各少数民族设立了自治地方，并制定、实施了一系列以少数民族成员为对象的群体优惠政策。除了没有成立联邦制国家而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外，我们必须承认，苏联的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对新中国民族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具有深刻的影响。
1991年，苏联以加盟共和国为单元分裂为15个主权国家，而且受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在自治共和国这一层面也出现了民族分裂主义，最著名的代表就是车臣自治共和国。一个国家的政权更换可能采取几种方式：一是社会革命，即原有的政权被暴力推翻，由领导武装革命的政治集团组建新政权，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即属于这一种；二是军事政变，由军队推翻现政权并且组建新政府，20世纪发生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权更替采取的是这种形式；三是在民主制国家进行的选举，由在投票选举中获胜的政党组建新政府。这三种社会变动经由和平或暴力手段实现了领导集团的变更，但是都不会导致国家分裂。在近代历史上，一些大国解体和分裂为几个国家往往是外力作用的结果，如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的解体。而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在国内，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并没有强大外部势力的直接干预，而是苏联内部几个加盟共和国提出了自决独立的要求，特别是构成苏联主体的俄罗斯联邦议会通过了主权宣言，直接冲击了国家的统一。正是内部的民族主义分裂活动导致了作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分裂为15个国家，使全世界甚至绝大多数苏联国民都目瞪口呆。
苏联解体后，各国学者包括俄罗斯学者都在思考：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最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既然苏联是以各民族的加盟共和国为单元解体，在解体前一些加盟共和国（如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运动一度高涨，那么民族问题很显然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可以导致上述三种情况的政权更换，唯有国内不同族群的民族主义才会导致国家以民族行政区为单元出现分裂。正因为如此，苏联解体后，各国对于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苏联的“民族理论”和相关制度、政策的构建方面。
近些年来，西方学者对当年苏联政府的民族理论、民族制度、政策、联盟制、民族建构等陆续发表了一些反思性的文章和专著。这些评价与分析有助于丰富我们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理解。如康奎斯特主编的论文集《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康奎斯特，1993）提供了苏联社会中族群分层的数据和理解苏联民族关系的思路。密执安大学的萨尼教授出版了《历史的报复：民族主义、革命和苏联的崩溃》一书，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剖析了苏联解体的原因，对苏联的民族理论、民族制度进行了系统分析。萨尼教授指出，“苏维埃俄国……成为把民族原则作为联邦结构的基础的第一个现代国家”，“对‘民族’原则的这些让步将会导致‘族群性’的强化而不是消亡。这种预期对于那些（人口）较大的民族而言已经得到了证明：苏联并没有成为‘民族熔炉’，而是成为‘新民族’的孵化器”（Suny，1993：87-89）。我曾写过一篇很长的书评来介绍这本著作（马戎，2010）。其他学者也指出，“区隔化制度（segmental institutions），尤其是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族群联邦主义，为政治家从原有的多民族国家中创造出新的民族国家提供了组织方式、动机和机会”（Roeder，2004：21）。
一位旅居苏联多年的印度学者巴赫拉在讨论、对比印度和苏联在“民族构建”中的不同做法时指出，凡是在历史上没有形成族群间的“共同文化”和凡是近代没有发展出以“共同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的“多民族的民族国家”（multinational nation-states），就都有可能解体。印度在独立后全力构建全国性的“印度民族文化”，而苏联则没有真正发展出来“苏维埃民族主义”（Soviet nationalism），而且相反，在这一时期各个族群却在发展各自“微观层面的民族主义”（micro-nationalism）和各自的群体认同，以及寻求建立各自独立“民族国家”的潜在愿望。他认为这就是苏联最终解体的深层次原因（Behera，1995：18）。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领导人和学者也不可避免地“痛定思痛”，面对车臣和其他自治共和国持续的分裂运动，努力“亡羊补牢”。俄罗斯不仅调整了话语体系，重新定义了“国家民族”和“族裔民族”，而且在1993年正式废除了国民身份证上的“民族”身份一栏。俄罗斯联邦在基础“民族”理论和制度、政策上做出的重大调整及其社会效果，应当引起我国学者的重视和跟进研究。正是因为中国1949年后的民族理论、民族制度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学自苏联，因此，努力通过各种语言文献和信息渠道对苏联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实践效果进行总结与反思，对于思考我国当前的民族关系问题和发展趋势具有十分特殊的借鉴意义。
尽管我十分关注俄国民族问题研究，但是由于受到自己语言能力的限制，我主要借鉴的是西方出版的英文论文和专著，这个信息来源肯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美国学者包括移居美国的俄罗斯学者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美国意识形态和思维表达方式的影响，尽管他们观察敏锐，提出的一些观点十分深刻，但是这些观点是否真正符合苏联/俄罗斯的社会实际，对此我们仍然需要俄罗斯本土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为佐证。近年来俄国学者季什科夫的一些著作被译成中文（季什科夫，2008，2009），为国内学者的知识领域填补了这一空白。但是这样的著作数量仍嫌太少，而且阅读译文和阅读原文毕竟不是一回事。所以，我特别希望国内以俄文为外语工具的学者们能够多介绍一些他们对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题的研究。近几年，国内学者也陆续发表了一些分析苏联民族问题的研究成果（吴楚克，2002；张建华，2002；陈黎阳，2006；赵常庆等，2007；杨育才，2009；左凤荣、刘显忠，2015）。通过阅读这些作品，我受益颇多，同时也感到这些研究成果中较少涉及苏联与中国民族问题的比较研究，而且讨论议题的层次也有待深化。
我自2012年开始组织《21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的出版工作，迄今已经出版了十几部。美国和苏联/俄罗斯是我关注的可与中国民族问题进行对比的两个重要参考系。我的学生王凡妹的博士论文主题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对黑人等少数族裔实施的“肯定性行动”优惠政策的历史演变与社会效果，这篇博士论文在修订、补充后以《“肯定性行动”——美国族群政策的沿革与社会影响》作为书名收入了这套丛书。与此同时，我也一直在联系国内学者，希望能够编辑出版一本以苏联/俄罗斯民族政策研究为主题的专著或论文集，以此呈现与我国民族问题进行比较研究的这个最重要参照系的民族政策演变过程。
何俊芳老师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获得民族学博士学位，也正是在她留学期间，发生了苏联的解体，她对解体前后苏联社会的变化是有切身体会的。她毕业后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这些年经常访问俄罗斯，与俄罗斯的大学和民族研究学者们保持着密切的交流和合作关系。她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有关苏联时期和俄罗斯民族问题的论文，应当说是国内研究俄罗斯民族问题的颇有成果的学者之一。当我和何老师联系后，她很痛快就答应给我们的丛书提供一本论文集，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
这本论文集收入的31篇论文可以大致归类为4个方面的主题。第一部分是对俄国学术界在“民族”（文中使用“族体”一词）基础理论方面的述评，其中既包括了沙俄时期著名学者史禄国的研究，也包括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对“族体”问题的探讨和反思。第二部分集中讨论俄语中的“民族”概念，以及西方“族群”概念的引进对俄罗斯话语体系的影响。第三部分的几篇论文集中于苏联/俄罗斯的语言使用与人口变迁。在学校语言教学方面涉及的族群中既包括了乌克兰这样人口众多的大群体，也包括了像卡尔梅克这样的少数族群。这部分中另有4篇论文从不同的侧面讨论了苏联/俄罗斯的少数族群人口变迁。文集的第四部分是对苏联/俄罗斯有关民族方面政策法规的分析与讨论。由于何老师自己的专长是语言社会学，所以她特别关注苏联/俄罗斯的语言立法和语言政策。尽管从各篇论文的题目来看似乎内容都比较具体，彼此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但是我感到每篇论文的论述都紧扣一个具体的题目，都有作者自己收集的第一手研究素材，所以具有特定的价值。而且这些论文都反映出何俊芳老师在俄文文献中的努力耕耘，无论是基础文献和数据的收集还是理论梳理都显示出作者的学术功底和特定的研究视角。我相信对关心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题研究的学者们来说，这本文集将会是一本必读书。
苏联解体后已经又过去了二十多年，但是这一事件带来的社会动荡和民族主义浪潮并没有完全退去。联盟解体导致2600万俄罗斯人成为其他国家的“少数族群”，其他民族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类似跨境人口的现象，联盟时期建立起来的经济分工体系使得分裂后的各共和国不得不重新组建各自的工业体系，领土之争发生在多个国家之间。可以说这是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影响深远的历史悲剧，是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对于苏联体制和苏联解体的原因，西方学者的研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远远超过我国学者。对于作为苏联近邻的中国来说，这是不应该的，我们必须系统和深刻地认识、理解这个北方的重要邻国：沙俄曾经通过各种手段永久侵占了我国北方的大片领土，俄国的十月革命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苏联积极地支持了中国并在20世纪50年代援助了中国的工业化建设，随后中苏关系的恶化完全改变了中国的外交格局，苏联解体前后两国逐步恢复了交往，在21世纪两国又共同面对美国的强势打压而重新靠拢。但是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我们对于彼此的了解都实在太少。我热切地希望目前这个局面在下一代中能够逐步改观，所以在我编辑的非正式《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中曾组织了“苏联民族问题专辑”共11辑，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何俊芳老师的这本论文集以及国内出版的其他研究苏联/俄罗斯的成果也是朝着这个方向所做出的积极努力。中国的年轻一代不仅需要了解美国和日本，也需要了解俄罗斯和印度，中华民族必须在与周边重要邻国的良性互动中才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
参考文献
陈黎阳，2006，《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民族主义》，重庆：重庆出版社。
马戎，2010，《对苏联民族政策实践效果的反思——读萨尼（Ronald Suny）教授的〈历史的报复〉》，《领导者》（香港）8月刊（总第35期）。
瓦列里·季什科夫，2008，《民族政治学论集》，高永久、韩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
瓦列里·季什科夫，2009，《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的头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吴楚克，2002，《民族主义幽灵与苏联裂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杨育才，2009，《帝国民族的碎片——俄罗斯人问题与地区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建华，2002，《苏联民族问题的历史考察》，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赵常庆等，2007，《苏联民族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左凤荣、刘显忠，2015，《从苏联到俄罗斯：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R.康奎斯特主编，1993，《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Robert Conquest，ed.1986，The Last Empire——Nationality and the Soviet Future，Stanford：Hoover Institution Press），刘靖北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Behera，Subhakanta，1995，Nation-State：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New Delhi：Sanchar Publishing House.
Roeder，Philip G.2004，“The Triumph of Nation-States：Lessons from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Yugoslavia，and Czechoslovakia”，in Michael McFaul and Kathryn Stoner-Weiss eds.，After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Comparative Lessons of Transi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21-57.
Suny，Ronald Grigor，1993，The Revenge of the Past：Nationalism，Revolution，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第一编族体理论的构建及反思[1]俄国学者史禄国对“族体”诸问题的研究
在苏联的民族研究中，实际上一直并行使用着两套学术话语体系。一套是以术语нация（nation）为核心构建的族体理论，另一套则是以术语этнос（ethnos）为核心构建的族体理论。族体理论在苏联的形成与发展，主要与学者史禄国（С.М.Широкогоров，1887～[2][3]1939）、古米廖夫（Л.Н.Гумилёв，1912～1992）、勃罗姆列伊[4]（Ю.В.Бромлей，1921～1990）的研究相关。
一般认为俄罗斯学者对“族体”（этнос/ethnos）理论的建构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这与著名的俄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史禄国将[5]этнос率先应用于民族研究领域及其进行的相关研究密不可分。从20世纪10年代初开始，史禄国从体质、语言、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对一些族体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传世之作。其主要论著有：《族体：族体现象和民族志现象变化的基本原则研究》（1923，上海）、《中国北方的人类学》（1923，上海）、《满族的社会组织》（1924，上海）、《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1929，上海）和《通古斯人的心理心灵复合》（1935，伦敦）等。
史禄国的著作虽然很早就受到国际学术界特别是欧洲学者一定程度的关注，但在整个苏联时期，由于受意识形态等因素的限制，除勃罗姆列伊和古米廖夫对他的族体概念有过简要介绍和评价外，从未有人对他的学术成果和思想进行全面介绍，20世纪80年代末他在苏联恢复名誉后才出现了第一篇介绍他的生平和学术活动的文章。在当代俄罗斯，对他的真正关注开始于1999年为纪念史禄国等三位学者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之后出现了一系列评价他在族源、族体理论、语言学、心理学、考古学及通古斯人萨满教研究等方面贡献的文章。在此，本文主要以一些俄文文献为参考，对史禄国有关族体相关问题的学术思考进行比较系统的介绍，以增加中国学者对史禄国学术思想的进一步了解。一 对“族体”概念的引入及界定
把“族体”概念作为独立的科学范畴，并建议以此作为广义的科学大纲建立新的学科——“民族学”，是史禄国对民族学发展的主要贡献。
1920～1921年，史禄国开始用этнос这一词语并结合西伯利亚通古斯各族的民族志资料来试图阐明一个有关“族体”的普遍模式和对“族体”的分类。1923年，他的《族体：族体现象和民族志现象变化的基本原则研究》一书在上海出版。在这部著作中，他对этнос进行了界定，认为“族体是那些讲一种语言、承认自己的统一起源、具有一整套习俗与生活方式、以传统来保持和被人尊崇并以传统而同其他[6]同类者区别开来的人们的群体”。简言之，他认为族体或族裔单位讲同一种语言，是由对共同起源的信仰连接着的、具有一定的文化复合而区别于其他居民的群体。
从史禄国对族体的界定看，语言上的同一性被他看作族体最重要的区别性特征之一。因为只有讲同一语言的人群，生活在由同一符号构建的思维和意义体系之中，才有可能在思想、习俗、心理、社会关系等方面被连接起来并使其整体化，也才能使族体建立起统一的精神世界，使其所有成员处于共同的思想空间内，从而产生独具特色的族体文化。
这里还要强调指出的是，史禄国在对族体的定义中讲的不是是否“有共同的起源”，而是族体是否“承认”其有“共同的起源”，即他讲的族体在“起源”上实际上是“自我认同”的人们共同体。就是说，族体在很大程度上是选择的问题，族体的边界是可以改变的。当个体承认其他的来源，表现出对其他祖先的忠诚，并讲其他族体的语言和参加其各类仪式时，个体就实现了对族体边界的跨越，从一个族体转入了另一个族体。
无疑，特有的传统、风俗和生活方式等也是构成族体最主要的要素，精神、道德等因素是族体极其重要的方面。族体是形成于习俗、道德评价的一致性等文化复合之上的。
总之，语言、对共同起源（祖先）的承认、整套习俗与生活方式（文化）、被人尊崇（他人认可）、同其他同类者区别开来（自我认同和排他），这些实际上都是当代各国学者在定义民族（族群）时所反复强调的要素。
根据史禄国自己的阐述，1912年他对远东一些群体（满洲人、鄂伦春人、乌尔奇人、尼夫赫人等）的田野调查，使自己萌发了对“族体”问题的思考。他调查到的所有社会，尽管存在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别，但仍具有一些在任何社会（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都能遇到的稳定的和经常重复着的特征。因此，包含人类学、文化和社会特点的学术观点——“族体”思想就产生了。费孝通先生在缅怀其老师史禄国的文章中，曾就ethnos这一概念被用于民族研究的缘由做了说明。他指出：“史氏用的ethnos 是他的专用词，采自拉丁文，在牛津英语字典直译作nation。史氏采用拉丁古字就是为了要避开现代英语中的nation 一词，因为nation在十九世纪欧洲各民族强调政治自主权时，把这词和state 联了起来，成为nation-state。State，是指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于是nation 也染上国家的涵义，比如联合国的英文名字就是United Nations。为了把民族和主权国家脱钩，他采用了[7]拉丁文ethnos。”费孝通先生虽然在这里略去了ethnos一词的希腊语来源，但明确指出了这一词语被史禄国引入族体研究的缘由。
可见，是史禄国率先引入了“族体”概念并将其作为独立的社会科学范畴进行了界定。此外，他还对族体问题的诸多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二 对“社会组织”的界定
在研究族体问题时，史禄国把“社会组织”理解为“民族志各要[8]素的复合，这些要素规定了作为持久的人们共同体的社会功能，这[9]些要素所形成的复合具有某种内部的平衡关系，以使族体单位得以繁衍，并维持一定的经济制度、物质文化、精神和心理活动，亦即保[10]证族体单位的存在和延续”。
从这一定义可见，史禄国通过族体来定义社会（社会组织），并使用“民族志要素”“族体单位”等术语来描述它。史禄国认为，社会组织首先是族体，这也正是史禄国思想的发展和他对“社会组织”的理解。
在他看来，社会组织有一系列特征。
它是由“民族志要素的复合”组成的（复合-1），这些要素起调节社会的功能。社会是由“持久的人们共同体”形成的，它组成了第二个复合（复合-2），它的主要目的是保持“内部的平衡”，而这种平衡保障族体单位（族体、社会）有可能：自我再生产；保存自身作为经济系统、物质文化、精神和心理活动（保障其连续性和整体性）。我们可用图1表示。
图1显示，“民族志要素的复合”作为最上面的层级对下面所有的方面和阶段而言是第一性的，是族体的本质。族体作为持久的和稳定的现象，这一“民族志复合”可以称作族体静力学的结构，自然因素和文化因素作为稳固的内容也包括在这一“民族志复合”之中。
社会作为“人们共同体”处于“民族志复合”一定的调节作用之下，其作用就是通过族体制造出“人们共同体”（社会）。这一作用的结果就是制造第二个复合（平衡的复合）。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一复合是人们共同体对自己族性的反作用。在正常情况下，这一反作用在于直接重建平衡并充当那些对下一代人们共同体而言将是“民族志复合”（复合-1）的工具。
社会组织具有不同状态。当族体处于稳定和保持平衡的状态时，复合-2实际上与复合-1完全重合。根据传统接受的原则和规定，族体在此基础上做出的决定和行动完全重合，并且彼此之间十分协调。人们就像族体文化（民族志复合）要求的那样行事，并通过教育或教学以及大大小小的行为、决定、举止的常规，也即通过族体文化本身，传递给下一代。在这种情况下复合-1和复合-2之间的间隙是最小的。为保障族体的连续性，“民族志复合”的静力学与平衡的第二个复合恒定重合，即与有效地保持和再生产社会的主要因素重合。
但在一定的情况下这一过程可能被破坏。随着平衡模型的相应变化和传统、习俗的转换，第二个复合（平衡的复合）可能不同于第一个复合（民族志的复合）。这就是对发生在族体中及相应的社会中的社会和历史变迁的结构性解释。图1 史禄国理解的社会三 对族体平衡规律的探讨
在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史禄国提出了自己对族体平衡规律的认识。他认为，族体平衡主要在于以下三个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即族体单位的成员数量、族体所占据的地域以及族体的文化和工艺发展的水平。[11]
他建议为研究以上要素间的规律性采用下列公式：q/ST=W
在这个公式中，q代表族体居民的数量；S代表文化的相对水准（根据复杂程度和工艺发达程度）；T代表族体占有的领土面积；W是一个常数，史禄国称之为“族体平衡系数”。他认为，族体作为单位仅仅可以存在于保持平衡的条件下。构成平衡中的一种成分的改变，是其他变化出现的推动力。上面的族体平衡常数是史禄国早在1912年自己确定的，但在他之后的著作中采用了不同的字母形式。
史禄国认为，在上述公式左边部分的变量中存在以下三种可能。（1）如果族体的数量组成是稳定的（族体没有死亡），则其他两个变量之间就会表现出反比例关系，即族体领土的减少要求文化-工艺发达程度的提高；居民分布空间的拓展可能导致文化-工艺水平的降低。这一规律的效力很容易在城市和农村的例子中观察到。（2）如果族体的分布区域受地理、政治等外部条件的制约是不变的，则居民数量的增长与文化-工艺水平的提高直接成正比例关系，即为了利用现有资源养活更多的人口，必须完善工艺并学会从自然环境中提取更多的必需品，并减少消耗。（3）在文化水准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居民数[12]量的增长与地域的拓展直接成正比例。
史禄国认为这一规律是具有普遍性的。从史禄国所描写的族体生活的变迁情况看，这一规律完全是成立的。如他发现，与进化论者的观点相反，文化水准是可回溯的，既可能提高，也可能降低，为此他举了通古斯部落的例子。他写道：通古斯诸族在满洲里聚居时期掌握了制造铁器和铜器的技术，还实现了畜牧业和农业的分离；但后来，在被排挤到北方原始林带的广大区域后，通古斯人丧失了这些素养并转向了狩猎者和采集者的经济技术。因此，族体平衡公式是社会发展具有可逆性（可回溯性）普遍规律的明显证明。四 有关族体生存环境、生命周期的论述
史禄国把族体生存的环境区分为自然环境、社会人文环境、族际环境三种类型，并认为以上每一种环境都对族体产生着巨大影响。[13]族体正是在这些环境要素的同化中、在其他族体的排斥中形成自己的生存策略。
第一种环境即自然环境反映在族体平衡公式的变量T中，并可能综合有空间质量的想象，同环境（气候、地理、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的相互作用构成族体存在的最重要的维度并形成“民族志复合”的内容。
第二种环境由社会制度、文化、技术、经济结构组成，并同自然环境处于和谐状态。第一和第二个环境结构上的统一与和谐、文化上的生态学定位是族裔社会在其最古老及最简单状态下特有的区别。在族体平衡公式中变量S与第二个环境相符合。
第三种环境是族际环境，即族体间进行着相互影响的环境。族体文化（“民族志复合”）的不同使这一族裔在环境中产生间隙、差别，而这种差别是一系列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
史禄国特别强调族际影响对族体平衡破坏的作用，它可能导致被影响族体的完全消亡。满族就是失去族体平衡和被其他族体同化的例证，但他们保存了古代社会组织的主要特点，因此没有被汉族完全同化，特别是在北满洲里。满族还传承了很多自己的文化特征给那些与其有着共同起源的其他族体，即满洲里、蒙古和西伯利亚的通古斯诸族。
另外，族体呈周期性发展是史禄国有关族体的又一重要思想，这与他把族体解释为活的机体有关。史禄国认为，作为活的机体，族体要经历生长、繁荣和衰亡阶段。不同的阶段取决于很多内部、外部因素。对族体过程的研究表明，原则上族体具有不同的状态，这些状态是与某种“活力”（费孝通所说的“能量”）的水平相一致的。也就是说，不能把族体看作不变的、静止的现象。族体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团结的力量和分解的力量（向心力和离心力）都在起作用，这些力量处在上述三种环境的影响之下。因此，一方面族体存在于三种空间维度（第一、第二和第三种环境）中；而另一方面，族体本身是上面所述每一种环境中的成分，是整个体系不可分割的部分，不能单独地看待它。按照史禄国的观点，族体同时是生物学的和社会文化的单位。族体的边界特征表现在族体的平衡中。五 关于族体间相互影响的类型[14]
史禄国提出了研究族体间相互影响的三种类型。
第一，共栖关系，是两个族体共同生活的形式，它们相互影响，但这种相互影响和交换无论对哪个群体都不是必需的，在缺乏相互影响和交换的情况下不会对任何一方造成严重的损害。
史禄国认为，共栖是两个族体间最弱的关系。当两个族体生活在同一个区域内，这种共栖不会对对方造成干扰而彼此有一定好处。同时，缺乏一方的情况下也丝毫不会影响另一方的生活。例如，那些占据有限地域却不太依靠野生动物生活的农民，同靠狩猎为生的人完全是可以共栖的。尽管共栖族体之间可能一方不依赖于另一方，但双方都能预见到有对方存在的好处：狩猎族体有可能在饥荒的情况下用农产品来保障自己的生活，而农耕族体也可能需要一些狩猎产品，如肉、毛皮等。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移民和本地人，以及那些居住在南美洲同一区域内的族体（如巴西的农夫和猎民），彼此之间就是这样的关系。
第二，共生关系，两个族体对对方都有迫切的需求，在相互联系中断的情况下双方都会蒙受严重损失。
两个族体间的共生关系，在史禄国看来是族体间彼此共存亡的关系，即如果没有一个族体，另一个也不能生存，并且二者在彼此的生存中对对方同样有利害关系。如这样的关系存在于印度的种姓之间，或者德国人中被区分为贵族或骑士阶层的征服者与当地居民（高卢人、斯拉夫人）之间。在类似的族体协作情况下，他们选择对于双方同样合适的社会组织形式。这取决于族体的稳定程度，日后可能发生一个族体对另一个族体生物学上或者文化上的吸收，并且社会组织会继续存在，就像在印度和其他地区的一些种姓中可以观察到的，但随着族体通过合并或吸收转向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而可能发生族体特性的完全丧失。
第三，寄生关系，当其中一个族体的生存需要依靠另一个族体的情况下，如果中断他们的同盟关系，则寄生族体将会消亡，而另一族体则会恢复其原状。
史禄国认为，同一区域内族体间的关系也可能呈现为寄生形式。在这种关系形式中，一方处于绝对弱势，而另一方处于强势，寄生族体对被寄生族体自身并没有任何损害，可能还有很多好处，但如果寄生族体脱离被寄生族体，寄生者可能会遭遇彻底消亡的危险。
另外，根据史禄国的看法，战争也是族际关系的一种形式，虽然这是极端的，但也可以说是族际关系的常态形式。
史禄国强调，以上所列举的关系类型可能在族际关系发展过程中发生改变，共栖可能转向共生，共生可能转向寄生，等等。六 对“心理心灵复合”及萨满教的研究
史禄国在其后期的研究中对被他称为“心理心灵复合”的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所谓心理心灵复合，首先关系到那些文化成分，它们是对周围环境的心理和精神反应，这可能是族体对经久不变的或经常变化着的、静态的或动态的环境的适应方式。心理心灵复合的功能在于保障族体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通过它族体表现和保存自身。与物质文化相比，心理心灵复合的内容不那么稳定，但更加多样，人们[15]的观念和认识、礼仪、习俗、行为均包含其中。
心理心灵复合是史禄国研究族体的主要范畴之一，对这一问题他在其《通古斯人的心理心灵复合》（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he [16]Tungus）一书中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总结。在该书中，他用丰富的资料深入地描写了通古斯人世界的族体画面，包括仪式、神话、经济活动、生产技术，以及同自然环境、文化环境和族际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萨满教是心理心灵复合不可分割的部分，它本身就是复合现象。在此书中，他从整体上研究了通古斯人萨满的心理、生理问题。他认为，对人们各种偏离常规的神经质心理和思维反应的研究，是从整体上理解心理心灵复合（也包括理解萨满教）的重要条件，甚至可能是理解它的关键因素。他深入揭示和分析了通古斯人萨满教形成的心理条件，描述了不少萨满的心理病态情况。史禄国认为，不应把萨满的神魂颠倒看作心理病态，这是因为：第一，在通古斯人和其他古老部族的文化中本来没有完全等同“心理病态”的概念；第二，萨满的特点在于，控制自己、自己的行为和状态，甚至是神魂颠倒时的状态，即那些不同于平常的状态，其心理状态是常规的特殊变体；第三，古老族民遇到的问题实际上与复合社会人们的心理失调现象相似，但这些有问题的人很少成为萨满。
在研究萨满教心理方面的基础上，史禄国认为，对于萨满教同精神变态的外在联系尤其是经常被夸大的外在联系的强调，实际上是欧洲民族学者对于异文化的反应。与此相关，在进行文化研究时，他提出应如实对待异文化的重要观点，即“用一种文化复合的术语来解释其他文化复合，并不总是有助于对事实上存在的其他文化复合功能的理解”。史禄国把在满通古斯人生活中起着很大作用的萨满教，看作处于心理学和生理学边缘的现象，并认为萨满教是人种生物学功能的表现，是一种自卫的手段，是安全阀或人们心理范畴的自我调节机制。早在1919年史禄国就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之后他在《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一书中发展了这一观点，并在其他著作中贯彻始终。
总之，正是由于对于萨满教这一现象的特别关注，史禄国把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古代社会萨满的主要社会功能上。在古代社会，萨满行使着关键性的行动，这些非常重要的行动对于族体生活的支持和“民族志复合”的传承是必需的。费孝通也曾就史禄国对萨满教的研究指出，“过去许多人把它看作迷信或原始宗教，但史氏则采取实证主义的立场，把它作为一种在社会生活里积累形成的生理、心理的文化现象来研究，并认为它具有使群体持续和适应一定客观环境的作用。这是功能学派的基本观点”。费孝通还以此与马林诺夫斯基的巫术研究进行了比较性评价，他认为，“马氏的巫术分析也是采取这样看法的，但是没有像史氏那样深入到生理基础去阐明这种社会行为的心理机制，所以我认为在这方面马氏在理论上没有史氏[17]那样深入”。七 关于族体现象变化原则等问题的探讨
在《族体：族体现象和民族志现象变化的基本原则研究》一书中，史禄国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族体现象和民族志现象变化的几点原则。
史禄国认为，“族体的发展不是向每一种现象复杂化的方向发生，而是为了保存族体，向适应于民族志、心理和生理等现象的整体复合方向发展，因此，在一些现象发展（复杂化）的同时可能发生简[18]化……”这一观点简要地阐明了社会可逆性的规律。
族体用双重的方式适应环境：第一，改变自己的需求，或者改变[19]自己的手段和特性；第二，改变环境本身。这一观点说明，史禄国先于欧美的一些社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提出了有关社会对周围环境关系双重适应的观点。
在迁移和日常生活中，族体的运动总是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行进，它在采取决定时（而这每一次有被它部分或整体上意识到的事实）受到外部条件（环境）、知识（文化）的总量和特点（生物的威[20]力）的制约，并且族体本身也是一种力量。在这一点中，与阶级的或工艺的视角不同，史禄国注意到了族体在被历史决定的同时也具有主动性。
族体对自身与环境关系的认识，如同对迁移及日常生活中运动过程的认识一样，构成族体精神文化的内容，其（精神文化）水准首先取决于用于研究而得到的资料的数量，而这同样受制于运动过程关系[21]的复杂程度和强度。基于此，他建议把族体作为动态的、力学的统一体进行研究，认为族体是在运动过程中历史地形成自己的“民族志复合”的。在该书中，史禄国还以民族学方法为基础对人类的未来发展进行了预测。
从族体的变化可以预见人类的未来，它是有一定限度的，接近这一限度或许不得不中止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复杂化），或是不得不缩减地域。族体在任何情况下的消亡是意义相同的，也是人的现代类型的死亡。与其他动物的类型相似，可以认为：
1）人的现代类型应该比其他类型生存的时间短；
2）人类的终点应该是由于自身不能适应已出现的原初环境条件改变的情况；
3）人类终点的直接反映，大概将表现在其文化和智力的过度发展远远超过其生物功能的本来方面；
4）缓解这一压力的形式，可以设想，将是人对自我再生产的干[22]涉，即对后代的妊娠和出生的调节。
史禄国这段1925年的论述中的一些预测与现实有着惊人的吻合之处。如果说其中的第一点预测令人质疑的话，那么现代生态运动和环保组织的观点是第二点的准确再现，就像史禄国在近90年前所预言的那样，他们认为人类灭亡于生态灾难是无力适应原初环境的后果。自人类进入信息社会以后，数字技术和虚拟网络正在逐渐取代人之本性所固有的表现形式，一些后现代宣言中所描写的控制化人工器官的形状等，可以说是上述第三点预测的部分实现。另外，无论是在中国曾实施“计划生育”，还是遗传工程技术的进步，都是上述第四点预言的实现。
除以上问题外，史禄国还对一些语言学问题、族际压力、科学研究的原则等问题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如他在自己已完成但未正式出版的《民族学》一书中，对族际压力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认为，“欧洲的政治和文化历史，以及对族裔群体和地球上不同地域共同体的细致分析是形成这一概念的主要依据。族际环境的压力经常随着居民及‘冲动的变异’的增长而增加。如在欧洲族际压力要比通古斯人大得多……在族体平衡系统及在族裔共同体的形成和存在中的这一因[23]素是旧民族学派所不了解的”。我们以为，在研究当代族体冲突的本质时，史禄国有关族际压力的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之，“从人类学的历史上看，他（史禄国）和波兰籍的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1884～1942）、威尔士籍的拉德克里夫-布朗（Radcliffe-Brown，1881～1995）以及德裔美籍的克虏伯（Kroeber，1876～1960），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初露头角的所谓现代人类学的创始人。……史氏在这些人中出生最晚，生命最短，所讲的人类学包罗最广，联系的相关学科最宽，思维的投射力最深，但是表述的能力最差，知名度最低，能理解他的人最少，因而到现在为止，他的学[24]术影响也最小”。也正如史禄国自己在《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一书的序言中所言，他的材料必须用英文发表，而英语既不是他的母语，甚至也不是他专门学习过的语言，因此难以将自己的思想表达得恰如其分。因此，如能用俄语写作的话，也许对史禄国的学术研究将有利得多。
以上我们所论述的史禄国的一些学术思想，是他在近一个世纪前所思考的，其中一些现在看来也许是不正确的或肤浅的，但作为当代民族学、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其学术思考仍然值得我们去全面了解。
[1] 本文原载《民族研究文集（2012）》，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
[2] 史禄国为其中文名，又译作“希罗科戈罗夫”。史禄国1910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人类学院，回到俄罗斯后在圣彼得堡大学和帝国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1915年被选为帝国科学院人类学学部委员。他曾于1912年至1913年在俄国后贝加尔地区、1915年到1917年在我国东北地区，多次对通古斯人进行民族志学、考古学和语言学调查。1922年，他再次来到中国进行学术调研，由于政权更迭和远东局势的变化，他未能再返回俄罗斯，从此在中国度过了自己的余生。在中国居住期间，他继续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并用中文及其他外文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成果。1922年至1930年，他先后在上海、厦门、广东等地的大学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1930年以后他在北平辅仁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并到福建、广东、云南和东北等地进行过学术调查。1939年，史禄国逝世于北平。
[3] 古米廖夫是历史学和地理学博士，列宁格勒大学主任研究员，地理学专业学术委员会委员，近200种历史学和地理学科研论著的作者，主要著作有《匈奴史》（1960）、《古代突厥人》（1967）、《寻找虚构的帝国》（1970）、《族源和地球生物圈》（1979）、《终结和新的开始》（1992）和《从罗斯到俄罗斯》（1992）等。
[4] 勃罗姆列伊是苏联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科学院院士，1966年起担任苏联民族学研究所所长，直至去世。他撰写了一系列有关族体的著作，主要的有《族体与民族学》（1973）、《民族学的当代问题》（1981）、《族体理论概论》（1983）、《族体社会过程：理论、历史和现代性》（1987）和《民族学》（教材，1982）等，还发表了大量有关民族学、民族社会学、民族生态学等方面的论文。
[5] 俄语的этнос和英语的ethnos一词均源于古希腊词ethnos，它同其他一些希腊语同义词如genos、demos和laos等都有“人民”的含义，但在意义上略有差异。另外，与ethnos（этнос）同源的词ethos（этос）有“性情”“风俗”“行为举止”“德行”等含义。上述二词均源于古希腊语词根eth，该词根表示“有人居住的地方”、“农村或有居民的地方”或者“农村不同宗派的人居住的地方”。因此，有俄罗斯学者认为，ethnos（этнос）是一个结合了有农村居民的地方性空间想象（eth）、ethos（этос，风俗、道德）和“人民”含义的概念，即最初этнос的含义是分布于一定地域上并具有共同风俗特点的有机社会。该社会不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而是有机地（自然地）与地域及固化了的共同的道德、风俗、符号系统相联系着的简单的社会。也就是说，ethnos（этнос）最初是人民的别称之一，之后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内涵不断得到扩展和丰富，在传入英语后又增加了“异教徒”和“民族”（nation）等含义。其实，古希腊语ethnos本身就是一个多义词，在现存的古希腊词典中，它包含了大约十种含义，除上述含义外，还包括“群”“氏族”“阶级”“外来部落”等。
[6] Широкогоров С.М.Этнос：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основных принципов изменения этнических и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явлений.М.：Кафедра социолог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факулътета МГУ，2010.С.16.（史禄国：《族体：族体现象和民族志现象变化的基本原则研究》，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国际关系社会学教研室，2010，第16页。）
[7] 费孝通：《人不知而不愠——读后忆师》，载史禄国《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高丙中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222页。
[8] 史禄国强调的“复合”一词，不仅指构成某种体系的整个族裔社会的、精神的和物质文化的复杂性，而且指它的独立组成部分也具有系统性，其中一种成分的改变导致整个体系的变化。单词“复合”（комплекс/complex）是史禄国对被研究体系整体性和复杂性的表述。他甚至通过概念комплекс来界定族体、心理环境、萨满教。
[9] 史禄国强调，他所使用的“族体单位”是指这样一种单位，在这个单位中民族志要素的变化过程及其向下一代的传递和生物学的过程正在进行。这些单位永远处于变化（变异）的过程中，……但从发生学来说它们是相同的。这些过程可以快，也可以慢，或者处于停滞状态。变化过程的速度和强度，取决于两种主要情况：①单位对自然环境中发生的人为的或自然的变化的反应，如地域的扩大或缩减和人口的增长；对这些因素的反应可能很慢也可能很快，可能是肯定的也可能是否定的，或者也可能完全没有反应。②族体间的压力。
[10] 史禄国：《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吴有刚等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第9页。原译文中将“族体”译作“民族”。
[11] Широкогоров С.М.Этнос：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основных принципов изменения этнических и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явлений.М.：Кафедра социолог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факулътета МГУ，2010.С.82.（史禄国：《族体：族体现象和民族志现象变化的基本原则研究》，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国际关系社会学教研室，2010，第82页。）
[12] 费孝通先生也曾讲道：“他（史禄国）的ethnos论最精彩的分析是可以用算术公式来表示的一个可视作ethnos单位，即民族认同的群体，在和同类单位接触中所表现出各自的能量。这能量是这单位的地、人、文三个变量在相生相克的综合。地包括生存的空间和资源；人包括成员的数和质，即生物基础；文是人造的环境，包括社会结构和文化积累。三个变量在相生相克的关系中表现向心力和离心力的消长。在相接触的各单位间能量上平衡的取得或失却导致各单位的兴衰存亡的变化。所以他的理论的最后一句话是‘ethnos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人类学就是研究ethnos的变化过程，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民族的兴衰消长，是一种动态的研究。”参见费孝通《人不知而不愠——读后忆师》，载史禄国《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高丙中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224页。
[13] Широкогоров С.М.Этнос：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основных принципов изменения этнических и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явлений.М.：Кафедра социолог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факулътета МГУ，2010.С.41-76.（史禄国：《族体：族体现象和民族志现象变化的基本原则研究》，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国际关系社会学教研室，2010，第41～76页。）
[14] Широкогоров С.М.Этнос：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основных принципов изменения этнических и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явлений.М.：Кафедра социолог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факулътета МГУ，2010.С.95-96.（史禄国：《族体：族体现象和民族志现象变化的基本原则研究》，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国际关系社会学教研室，2010，第95～96页。）
[15] Ревуненкова Е.В.，Решетов А.М.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Широкогоров//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3-2003.（列乌宁科娃、列舍托夫：《C.M.希罗科戈罗夫》，《民族学评论》2003年第3期。）
[16] pb0000001000000200000000000ychomental一词，用来指群体所表现的生理、心理、意识和精神境界的现象，又认为这个现象是一种复杂而融洽的整体，所以加上他喜欢的complex一词，构成了人类学研究最上层的现象。因此，要对这个词简单地加以翻译是很困难的。
[17] 费孝通：《人不知而不愠——读后忆师》，载史禄国《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高丙中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223页。
[18] Широкогоров С.М. Этнос：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основных принципов изменения этнических и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явлений.М.：Кафедра социолог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факулътета МГУ，2010. С.117.（史禄国：《族体：族体现象和民族志现象变化的基本原则研究》，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国际关系社会学教研室，2010，第117页。）
[19] Широкогоров С.М. Этнос：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основных принципов изменения этнических и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явлений.М.：Кафедра социолог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факулътета МГУ，2010. С.118.（史禄国：《族体：族体现象和民族志现象变化的基本原则研究》，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国际关系社会学教研室，2010，第118页。）
[20] Широкогоров С.М. Этнос：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основны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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