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投中国Ⅲ.优秀创投家和优秀创投机构(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中国投资协会股权和创业投资专业委员会著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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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投中国Ⅲ.优秀创投家和优秀创投机构试读：

序言

创业投资作为“支持创业的投资制度创新”，被引入我国已有将近30年的历史，经过20多年曲折发展，直到2005年十部委联合发布《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后，才真正进入持续快速发展轨道。随着创业投资相关扶持政策的陆续出台，我国的创业投资体制机制逐步得到完善，创业投资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创业投资快速发展的同时，通过支持企业的创新创业活动，在增加就业岗位、提高企业研发能力、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税收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等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将促进创新创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我国新时期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性任务。2014年以来，国务院有关文件多次提到要加快发展创业投资，充分发挥创业投资在支持创新创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2014年5月21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常务会议上重点指出，改革政府投入方式，更好发挥中央财政引导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带动各方资金特别是商业资金用于创业投资，完善竞争机制，让市场决定创新资源配置，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中处于成长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为创业投资行业的发展打开了更广阔的蓝图。随着国家对创业投资行业发展的大力支持，我国的创业投资发展定能迈上新的台阶。

但是，目前我国创业投资发展政策体系仍然存在很多不足，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和改进。首先，要进一步加强对创业投资的扶持力度。在统一各种组织形式投资基金基础性税收政策和避免公司型投资基金双重征税的前提下，适应创业投资基金的特点，完善现行税收优惠政策，使支持中小企业的创业投资基金都能得到实质性的政策扶持。其次，要拓宽创投资金来源渠道，特别要充分发挥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功能，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设立创业投资基金。再次，要加大力度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建设，完善创业投资的退出机制。良好的退出机制是保证创业投资基金能够实现良性循环的关键，中小板和创业板的推出曾一度带来创投行业发展的高峰期，2013年新三板的扩容和发展也为创业投资退出带来了更多的机会。未来，需要更大力度地建设全方位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加快建设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探索建立股权投资二级市场，为投资退出提供更多的途径。

由于我国创业投资行业起步较晚，很多人对创业投资的基础理论和实际运作缺乏系统的了解。中国投资协会创投专委会基于创投行业评优表彰结果，按年度编写《创投中国》丛书，真实详细地讲述创投行业中的鲜活案例，既能让读者深入领会创业投资机制和具体运作经验，促进业界交流和相互学习，也有利于树立行业标杆、打造创投品牌、强化正向激励、助推行业自律。

真诚地期待并相信《创投中国》在促进我国创投业发展中，持久地发挥着风向标的作用！刘健钧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李宝林 “解密”中国高新的“国资魅力”

为国家投资体制改革做了探索

在普通人的印象中，创投是个多少有点儿“高大上”的行业：投资风险高，投后收益高，从业收入高。然而，李宝林对中国高新这家国有创投企业发展历程的讲述却向我们展现了一位独具风格的投资人和一家气质不同的创投公司。

李宝林，中国高新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这位毕业于吉林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已在投资这个行业中闯荡了将近30年，杰出的资本运作业绩和丰富的投资管理经验为他赢得了无数荣誉。他是中组部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千人计划”创业与创投人才评审专家，科技部“科技创新人才”评审专家，也是全国青联第九届委员，中央企业青联第一、二届常委，还是中国投资协会股权与创业投资专业委员会联席会长。虽然荣誉满身，但在采访中，李宝林并不愿将成功归于自己，他始终坚持认为，个人身上耀眼的光环源自整个公司和团队的长期不懈探索与努力。

创投圈人才济济，其中不乏高调张扬行事如演艺明星的，但李宝林一直低调朴素。进入投资行业近30年，尽管早已是资本市场的资深前辈，他却极少接受媒体采访。对此，他自有一番解释：中国投资行业从无到有，发展从慢到快，规模从小到大，直至后来创业投资兴起，在这个过程中，一路走来的中国高新始终扮演着“先行先试”的角色，这就必然需要他和公司在发展阶段的每一步都审时度势，如履薄冰。

李宝林的办公桌背后的书架上，一尊高空王子阿迪力手握横杆表演“达瓦孜”（维吾尔族一种高空走钢索的传统杂技表演艺术）的小铜像静立于书籍一侧。它在李宝林的眼里是否别有深意，记者不得而知，但当话题落在这尊铜像上时，他告诉记者：“我们也曾考虑过投资‘达瓦孜’。”

李宝林说话的语调深沉而果断，高空走钢索的雕塑则传出风险与压力的隐喻。置身于这样的氛围，记者突然体会到在过去28年的时光里，中国高新身为国资PE机构所面对的艰难以及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中国高新的发展，实际上与国家的改革开放进程是同步的。这些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制度的不断完善，中国投资行业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投资领域明显增多，投资方式和投资渠道也不断丰富。尤其是近几年，伴随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逐步建立与国家监管制度的日益完善，中国高新和其他创投机构一道，正在步入一个最好的发展时期。”坐回沙发，李宝林继续向记者梳理他记忆中的投资岁月。

他坦陈，20多年的发展历程确实给自己留下了一段最深刻的记忆。首先，过去20多年中国的投资体制改革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投资行业的宏观环境在不断优化，整个投资业变得越来越完善；其次，伴随这一过程，投资业的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整体发展，尤其是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方面，投资行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再次，投资人才不断涌现，专业投资人队伍不断壮大，水平不断提升。而这一点，给李宝林的印象最为深刻。“投资人的眼光决定了投资企业的发展，因此，大量优秀专业人才的出现，对于完善我国投资体制改革，推动投资企业健康发展，加速中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升级，都具有深远意义。”

李宝林称，事实上，中国高新本身所历经的三个重要发展阶段，更成为他人生中永远难以忘怀的历史印记。

第一阶段，从1987年公司成立到1998年。这段时间，中国高新受命从事轻纺出口产品建设项目专项资金的投资与管理。这一阶段的工作实质上具有两层意义。第一，通过专项资金的投资和管理，推动当时国家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比如，当时我国机电产品的企业发展较为落后，恰恰在那个时期，国际市场对机电产品的需求量大幅增加，这就为此类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在以中国高新为代表的国家专项资金投资部门投资这些企业之前，它们并不出众，规模也普遍较小，比如青岛的海尔、广东的美的、格兰仕、万家乐等，但这些企业后来都发展成了全球知名的企业。第二，中国高新为中国的投资体制改革作了探索。众所周知，过去凡是列入国家计划的项目都由财政拨款，均是无偿使用资金，这就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时代的资金使用方式。而自从实施轻纺出口产品建设项目专项资金管理以后，拨款变成了贷款，并要实现保值增值，这对于我国的投资体制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转变。

第二阶段，从1999年到2008年。这10年时间里，中国高新又扮演了国家政策性投资的另外一个关键角色——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国家出资人代表，在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指引下，大力投资高新技术企业。这10年，尽管中国高新投资的高新技术企业体量在整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总量中的占比不是很大，但其导向作用十分显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同志曾为中国高新欣然题词：“发挥国有投资导向作用，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这句话，至今被中国高新视为企业发展的宗旨。从这个角度看，这一时期中国高新开展的投资活动，又是对国家投资体制改革的一次探索与创新。

第三阶段，从2009年开始至今，中国高新彻底转变为以股权投资为主的市场化投资公司。期间，中国高新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打造独具特色的一流国有创投机构”的发展愿景，全力以赴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创业投资。目前，中国高新在国家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都有建树，并且重点布局信息技术、节能环保、健康医药、消费服务这四大领域。这些领域里的企业成长状况与中国高新当时的预期完全吻合，有的甚至大大超过了预期。据李宝林介绍，近年来，中国高新不仅利用自己的国有资金积极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还带动了大量社会资本进入，两者比例已经达到1：15。不难看出，国有投资的政策导向作用得到了充分彰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实现了双赢。

为国有创投公司做出了业绩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国有企业往往意味着效率低下，都是依靠垄断地位攫取高额利润，金融领域的国有企业更是一直饱受质疑与批评。然而，中国高新依靠自身的市场化改革与探索，向公众交上了一份靓丽的成绩单。

从投资业绩看，中国高新历史上的三个发展阶段均可圈可点，这也是令李宝林骄傲和欣喜的一段成长印记。

1987年，国家为扩大出口创汇，探索投融资体制改革，特别设立了“国家计委轻纺出口产品基金项目办公室”；1988年，办公室被改组为“国家轻纺出口产品投资公司”；1999年，改组为“中国高新投资集团公司”，成为国内最早专业从事创业投资的国有投资公司之一。目前，中国高新投资集团公司是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同时也是国家计划单列企业集团、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中组部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千人计划”创业人才评审单位、科技部“科技创新人才”评审专家单位、中国投资协会股权与创业投资专业委员会联席会长单位。

犹如体育运动中的“三级跳远”，中国高新过去20多年的发展身姿经过市场的历练，变得越来越矫健。头一个10年，公司作为轻纺出口产品行业的政策性投资公司，投资项目1100余个，投资额达34亿元，支持了海尔、美的、格兰仕、万家乐、小天鹅、燕京啤酒、上海家化等众多企业的发展壮大；第二个10年，中国高新作为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国家出资人代表，通过国家资本金和自有资金的投入，投资项目200余个，投资额20亿元，培育扶持了龙力生物、保龄宝、甘肃海默等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小型高新技术上市企业；2009年至今，中国高新作为国投全资子公司，实现了向专业从事股权与创业投资公司的战略转型，基本形成了投资规模“大、中、小”、持股时间“长、中、短”的项目布局，成功推动了立思辰、内蒙福瑞、长江润发、津膜科技等高成长型企业在创业板和中小板上市。

如果说前两个10年的成绩，更多是源自国家投资体制改革的政策性发展红利，那么近几年的创业投资成果则是中国高新实实在在参与市场竞争取得的收获。事实上，中国高新投资的项目普遍具有投资成功率高、回报率高的特点。李宝林自豪地向记者介绍了中国高新的几个投资案例。

2006年，中国高新向湖南洞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700万元。获得资金支持后，这家公司的经营利润大幅增加。短短五六年时间，公司营业收入从1亿元增长到3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20%；净利润从200多万元增长到3000多万元，年均增长率高达71%。作为投资人，中国高新在此项目上的年均投资回报率也超过了20%。

2007年，中国高新向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1600万元，助力该公司迅速开发出新一代Domas软件。通过中国高新帮助其开拓市场，公司产品的市场份额迅猛扩大，成为国内最先进的专业为客户提供数码办公解决方案的高科技公司。凭借先进的商业模式、高成长性及持续创新能力，2009年10月，立思辰成为“十年磨一剑”的中国创业板首批挂牌企业之一。中国高新在该项目上取得的年均投资回报率达72%。

早在七八年前，当国内对环保产业的认知度还比较低的时候，中国高新就向当时成立不足四年的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了2500万元。伴随环保行业的快速增长，该企业的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在几年内就增至61%，利润增长率更是高达93%，迅速成长为国内少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超、微滤膜及膜组件的专业膜法水资源化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2012年，该公司在创业板成功上市。中国高新在这个项目中的年均投资回报率超过80%。

多年的投资生涯，成功案例可谓不胜枚举，然而李宝林向记者强调更多的，却是投资的另一种收获。他告诉记者，由于与生俱来的国资属性，中国高新除了关注被投企业的价值提升以及自身的投资回报之外，还肩负着其他创投机构少有的特殊使命——社会责任。采访中，他细述了公司投资内蒙古福瑞中蒙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瑞股份”）的例子。“中国的肝病患者较多，携带乙肝病毒的人不在少数，患病人数也逐年递增。乙肝具有不可逆转的特点，患者的肝纤维化程度会越来越重，甚至可能演变成肝癌或肝腹水。福瑞股份的主要产品正是可以抑制肝纤维化的药物，自2010年上市以来，该公司一直稳居肝纤维化治疗领域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位置。投资福瑞股份后，中国高新在梳理自己的资源与线索时发现，主要从事乙肝无痛检测的法国Echosens SA公司与福瑞股份的业务能够产生协同效应。基于这一背景，中国高新开始谋划推动福瑞股份收购Echosens SA公司。”并购是很复杂的投资业务，跨国反向并购更是考验企业的能力。李宝林向记者回忆，当时Echosens SA公司还处于起步阶段，发展前景并不明朗，收购面临较多的不确定性。出于更长远的考虑，作为福瑞股份的第一大股东，中国高新最终还是决定支持这桩收购，并充分利用自身的实力对两家企业的运营资源进行了高效组合。事实证明，这次并购非常成功，重组后的福瑞股份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都得到明显增强，企业的价值也更加受到市场追捧。“我们投资企业的收购行为获得成功固然值得高兴，而中国广大肝病患者由此能够减轻病痛，这更让我们感到欣慰。”李宝林向记者表示，未来中国高新仍然会持续关注和投资这类项目。他透露，公司已在接触一家研发新型化疗药物的欧洲公司，这家公司研制的药品采用纳米技术实现对肿瘤病灶的定向清除，从而可以避免传统放化疗药物对良性细胞的摧残，并可使病症得到有效抑制。他认为，如果时机成熟，也会考虑复制福瑞股份海外收购的模式，继续为中国患者带来福音。

为行业管控风险积累了经验

俗话说得好，“打铁还需自身硬”。李宝林告诉记者，中国高新之所以能够获得较高的投资成功率，很重要的一项资本就是长久以来积淀下的丰富经验，其核心则是风险管控做得好。2013年初，中国高新申报的课题项目《国有创业投资公司全面风险管理》，荣获第19届国家级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二等奖，创投机构获得这一奖项尚属首次。

提及获奖的意义，李宝林坦言，这既是中国高新多年来从事创业投资风险管控成果的总结，也是对未来更好地防范风险所做的思考。“风险对于创投而言，一定是‘双刃剑’。只有善于管理风险的人才能收获成功，否则就要付出代价。”多年的实操体会，让李宝林对于投资实践中的风险管理有了一套成熟而完整的理念。在他看来，中国高新今天的每个项目都要接受各种风险分析与处置，而支撑这项系统工作的，则是一个涉及多个部门、多项制度的全方位风险管理体系。“我们在风险管理的具体操作中，会先由公司的风险管理部像大夫那样通过‘望闻问切’诊断病情，检查问题，这种做法在公司内部叫‘中医法’；然后由业务发展部、财务会计部共商对策，即‘下药方’；方案一旦形成，就交到投资团队付诸实施。如果投资团队在实操过程中感觉‘药方’无效，大家会坐到一起重新寻找病根，直至找到真正的问题后再对症下药。”李宝林笑言，这种操作不会出现漏洞，还能把大家有机地联系到一起，效率和效果都比较好。

他举了一个实例。中国高新曾经在天津投资了一家企业，企业的产品质量和营销能力都符合投资要求，某些方面甚至还优于中国高新的预期。但是，这家企业有个“软肋”：由于企业的大股东是一家民营企业，所以融资很难。尽管中国高新并非该企业的大股东，但出于对风险控制的现实考量，最终还是决定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和实力，帮助这家企业解决融资问题。后来，这家企业在中国高新的帮助下顺利获得融资，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实现了正式投产。

李宝林告诉记者，中国高新还曾看中一家环保企业。由于土地资源紧缺，这家企业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如果凭借企业自身实力去竞争土地指标，难度极大。这种情况下，中国高新主动发挥自身优势去和地方政府联络沟通，表明会继续投入并帮助这家企业持续发展。如此一来，土地问题顺利解决，企业发展得到保障，项目投资的风险也自然被消灭在萌芽阶段。

在李宝林看来，投资过程中，决不能因为企业存在某些问题就放弃投资。完全没有问题的“完美企业”是不存在的，关键是投资人要有能力看到风险和问题背后的机遇。只要解决了这些问题，企业就能够实现正常发展。因此，创投公司应该凭借自身实力和优势及时帮助企业排忧解难，要实打实地为企业提供必要的帮助，而不仅仅只是提供资金支持，或者光说不做。

科学严密的投资决策流程，也是控制风险的关键所在。李宝林强调，不能简单评价一个项目的好与坏，而是要把它放到流程里边，经过大家多个维度的审视和评判，最后再下结论。比如，中国高新会在项目的前期调研过程中，结合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资本市场的政策走势、行业以及企业本身的发展状况等诸多因素来判断企业的发展前景。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决策的过程中，中国高新还会对这些企业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挖掘。这种挖掘并不是简单地罗列问题，而是在挖掘问题的同时提出对策，从而有针对性地丰富中国高新的投资方案。李宝林认为，这种决策方法，一方面对被投资企业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另一方面，也使中国高新能及时淘汰掉一些问题被刻意隐藏起来的企业，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投资风险。“国资”身份是否会影响企业对风险判断的态度？对于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李宝林表示，对国资创投机构的工作效率和专业能力的质疑是不客观的。他告诉记者：“尽管中国高新是国有创投企业，但其母公司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对中国高新的考核十分科学：母公司并非急功近利地只强调短期收益，而是把中国高新作为一个市场化的创投机构来对待。国投对于中国高新的要求，不仅包括在年度和企业领导者的任期内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同时还要求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有良好的表现。而这些要求，实际上对中国高新的专业能力和工作效率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坦率地说，某种程度上，中国高新的国资属性，不仅没有影响公司的投资效率，反而在促使我们进一步提高效益和能力。”

为企业成长提供了战略投资

中国的创投行业经过短短十几年的蓬勃发展，无论机构还是资金，如今都已经颇具规模，市场上的热钱不少。除了钱，企业还需要什么？投资人能为企业提供什么？李宝林指出，尽管绝大部分创投公司都能为企业提供资金，但是今天的企业最缺的并不全是资金，对相当多企业而言，有针对性的增值服务更重要，而这正是中国高新的一大优势。当很多投资机构争做企业的财务投资者时，中国高新却坚定地作为企业的战略投资者，与企业共成长，对企业的发展战略给予有力的支撑。

与许多市场化创投机构相比，中国高新有一个明显不同之处，那就是它基本是以自有资金来进行直接投资，所以不存在“基金封闭期限”的问题，也不存在急于退出的问题。只要企业有成长空间，只要企业处在发展轨道的合理阶段，中国高新就会不断地支持和助力企业的发展。这是中国高新在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坚持的重要投资原则。“一些被投企业的初期规模并不大，这可能与企业家个人的经历和经验有关，也可能是因为受到经营管理者能力的限制。对于这一类企业，中国高新除了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更会为企业提供详尽的战略规划，同时会通过有效整合资源来帮助企业实现市场扩张。”李宝林结合自己多年的投资经验认为，越是在经济不景气形势下处于生存困境的被投资企业，越会对股东和投资者有更高的要求和期望。但在这个关键时刻，一般投资人往往也不敢出手。而凭借着投资团队的专业服务能力与水平，中国高新敢于在这样的时刻出手投资，这就是公司能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中国高新投资团队的骨干成员绝大多数来自国家部委，投资人员的综合素质普遍较高。公司现有的10支投资团队的10名投资总监，平均年龄超过40岁，他们多数在政府部门从事过与投资相关的工作。此外，每个团队还拥有若干名高级投资经理。中国高新投资团队的行业背景、产业背景以及相关投资经验都十分丰富，其优势和实力在国内创投行业中均位居前列。

李宝林告诉记者，经过多年的市场锤炼，如今中国高新的人员普遍具备几方面的能力。第一，预判市场趋势的能力。任何企业的发展都与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其所处产业的发展形势密切相关，所以具备判断宏观趋势的能力至关重要；第二，把握投资机会的能力。投资是一门艺术，投资太早时机不成熟，投资太晚了又可能卷入市场的恶性竞争之中。第三，提供增值服务的能力。除了提供资金之外，中国高新往往能够凭借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为企业提供丰富的服务，提供大量的无形价值。

由于具备了以上能力，“中国高新的投资眼光与很多创投企业不一样，我们看重在趋势里找机会。一旦找到合适的机会，就会长期坚持下去。因此，中国高新带给企业的，绝不仅仅是资本，更重要的还有理念、经验、资源等。这样培育成熟的投资企业，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经得起市场的检验。”李宝林介绍。

作为企业的掌门人，李宝林始终把团队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上。在他看来，投资机构的气质与风格的传承，最终是要体现在人的身上。他自身是一位具备复合眼光的领导者，这也使他领导的中国高新具备了复合多元的人才特质。为了有效提升把握战略机遇的能力，中国高新在组建人才队伍时十分注重复合人才的搭配。对此，李宝林解释道：“过去创投行业的从业人员多是单一学科背景，这可能会在投资某些与工程技术相关度较高的行业时形成限制。不同学科、不同职业背景的人会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强调员工的复合背景，是为了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专业优势，从而在瞬息万变中把握潮流趋势。”

为公司稳健发展开辟了新机会

似乎早已成竹在胸，李宝林娓娓道来：“我们公司名称中的‘高新’二字，当初的本意其实是指‘高水平发展，新领域开拓’，与人们通常理解的‘高新技术及产业’并不是一个概念。但这确实容易引发联想，我们也意识到了这个概念更为宽泛和深层次的含义，所以已开始跟踪世界上的一些前沿技术。比如，我们已经在与两家具有世界领先技术水平的芯片制造企业进行接触。”李宝林指出，无论“高新”二字作何理解，因它而起的任何投资都必须借助统一的投资流程来进行评判和决策。对于暂不符合投资要求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通常会采取两种措施进行扶持：第一种，如果目标企业目前的条件尚达不到中国高新的投资标准，但企业与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和方向吻合，中国高新还是会投资并联合多方力量共同推动这一类企业的成长；第二种，如果企业本身并不符合中国高新的投资标准和要求，也不在国家的产业政策扶持之列，中国高新依然会对其进行长期跟踪和研究，并为企业争取更多的支持与帮助。“实际上，这相当于中国高新在为这些企业提供一定的条件，当培育到一定程度，这些企业符合了我们的投资条件时，中国高新就可以适时出手投资。”李宝林笑言，这也是一种孵化优质项目的办法。他告诉记者，从中国高新的发展宗旨出发，公司会突破各种障碍和困难，在真正意义上的高技术和新技术领域实施投资行为，推动产业发展。

投资高新技术领域，往往不容易看清未来的发展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寻找机会、把握方向？李宝林强调，虽然目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从创投的角度观察，面临的投资形势还谈不上艰难，相反，还存在很多机会。

首先，绝大多数行业面临产能过剩的现实情况里实际上暗含着许多机遇。产能不足的行业当然有进入的机会，而产能过剩的行业，由于其面临转型升级，因而也产生了许多投资机会。

其次，从创投企业本身而言，市场困难时期行业的竞争强度会小很多。此时，真正具有实力的机构不仅会赢得更多的机会，而且投资成本也会有所下降。

再次，要学会从现实需求中寻找机会。“北京的雾霾这么严重，平时根本分不清是阴天还是雾霾。此时，空气污染、水污染、光污染以及噪音污染等治理领域就成为了中国高新投资的重点。”事实上，中国高新这些年已陆续投资了多家环保行业的领先企业，这些分布在上海、重庆、湖北等地的企业，在生态环境警报频频的今天，都获得了超出预期的高速发展。

最后，许多重大的投资机会来自于尖端信息技术。李宝林称，最近大家非常关注的马航客机失联事件揭示出一个重要问题，即寻找失联客机的过程离不开高科技的支撑。“可见，随着信息技术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基于信息和互联网技术的企业将不断涌现，它们都将成为投资的良好机会。”“中国高新的项目一定要和时代发展的脉搏相一致，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还要保持前瞻性，要在别人尚未发觉之际，就谋好局，布好局。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引领行业的发展。”

找对了方向是否就一定能取得成功呢？李宝林话锋一转，继续向记者阐述他的观点。信息技术、节能环保、健康医疗、消费升级等都是未来投资的热门领域，此时，正确把握投资时机就成为创投企业投资成功的关键。为此，中国高新专门扩充了市场研究力量，定期提供行业研究报告，并经常与投资团队就未来市场的趋势性变化召开研讨会，从而力争科学把握市场趋势，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并确保公司投资的成功率。

除了以上提到的几点，中国高新还一贯坚持在产业细分领域抓合作机会。李宝林指出，创业投资有一个产业链概念，中国高新现在正做的事就是延长创投行业的产业链，并在产业链投资过程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遇见有想退出而且资产质量比较好的项目，就会接过来；也有经我们培育的好项目，别人看了觉得好的，我们也会转让给对方。”

中国高新在创投行业中的角色无疑是比较独特的。在李宝林看来，创投行业并非一个单纯竞争的行业，而是一个共同发展、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行业。早在中国投资协会股权与创业投资专业委员会成立之初，李宝林就代表国内的创投机构发出了行业自律倡议书。他还在许多场合明确表示，中国高新愿意与所有同行共同把握各种机遇，以期能够在推动我国创投行业发展的同时，让本土创投机构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创出响亮的名声，产生强大的品牌影响力。

为未来前行找到了生活哲学

对于人到中年的李宝林而言，滑雪无疑很有挑战性。他告诉记者，自己以前滑雪从不敢上高级道，但今年已经实现了这一跨越。“滑雪对于胆量和心理的磨炼，有助于一个人更好地投身创投行业。很多时候，你的技术或能力足以完成任务，但自己的胆量和心态却难以支撑任务的完成。要实现跨越，人还是得勇于面对挑战，敢于挑战自己。实际上，投资和生活遵循着同样的道理。”李宝林的话语里透着轻快，而那背后的付出和成功的喜悦，或许只有他自己才能深刻体会。

谈到自己的人生态度，李宝林用“顺势而为，随遇而安”这八个字总结了自己的思考和积淀。他笑着告诉记者，面对挫折千万不要沮丧，而要顺势而为，“因为世间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与此同时，还要随遇而安，心里不要有那么多不满足，更不要去抱怨他人和社会，“我们得到的已经足够多了。”他坦言，任何一个企业的运行都不会一帆风顺，都要经历一些挫折。所以，无论面对什么情况，都要学会从容应对。

采访临近结束时，李宝林反复强调，报道中不要过多渲染中国高新取得的成绩，更不要将这些成绩归功于他本人。“一方面，中国高新未来的发展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公司的成绩是团队共同奋斗的结果，我只是其中的一分子。”同时，他诚恳地表示，创投行业有很多优秀的公司和人物，值得中国高新和他本人学习的优秀对象也有很多。“只要心里有阳光，头顶就不会有乌云。”窗外，北京的天空有些阴霾，而端坐在办公室里的李宝林始终微笑面对。他这份乐观、淡定、沉稳、谦逊的神情，让人久久难以忘怀。

唐忠诚 做企业最踏实的服务者

痴心不改

对于当时的很多人来说，在大学教书是一份稳定而且收入不错的工作，但唐忠诚的内心并未因此安定下来，“还是想出去走走，因为有同学被分配到广东工作，经常有书信往来，觉得那里是一片热土，想去看看。”于是，在新学期开始之前，唐忠诚毅然决定前往广东，“当时什么都不要就走了，学校到处找我。大概两年以后，才把关系调过去。”

在珠海，唐忠诚拿到了六七家单位的录用通知，最终选择了中国电子进出口珠海公司，这是当时珠海最大的一家国有外贸企业。“做出这一选择还是出于求稳的心态，当时初到珠海，关系还在学校，想着从学校调到国企可能会容易些吧。”正是这一选择使唐忠诚在珠海一待就是八年，差点掐灭了他心中那向往资本市场的火焰。

学西方会计出身的唐忠诚坚定地认为自己的战场应该在资本市场。随着1992年深圳资本市场春潮涌动，机会终于来了。那年的下半年，君安证券在深圳横空出世并开始大规模招兵买马，据说参加应聘的人排起的队长达数百米。因为得一同学力荐，唐忠诚参加了君安的笔试、面试并成为最终的脱颖而出者之一，他的名字也被君安报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作为投资银行从业者备案。但好事多磨，在准备递交辞职信的前一天，他被中电珠海公司任命为财务负责人（财务处副处长），负责公司的全面财务管理工作。虽几经推辞，终因种种原因没能走成。

1994年，深圳的另一家知名券商又向唐忠诚抛来了橄榄枝，但最终仍未能成行。这可能就是命运安排吧，唐忠诚如是说。

不过，被问及当时两次没能成行是否感到懊悔时，唐忠诚倒十分淡然。他说没走成其实也不错，当时中电珠海公司的领导班子不健全，公司只有一名总经理，连副总都没有，管理工作的基础也比较薄弱，这给了他非常好的机会去施展才华并在实践中学习提高。他说，在中电珠海公司的八年，自己几乎以一己之力完成了公司大部分管理制度的建设，尤其是设计并组织实施公司考核激励制度等经历给了自己很好的锻炼机会，很多现在运用的管理经验、管理套路等都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积累的。

时间来到1998年5月，在中电珠海公司干得风生水起的唐忠诚终于圆了自己的资本市场之梦——如愿加入光大证券。

当时，唐忠诚已经是中电珠海公司的财务处处长。他回忆道，在那年5月第一个星期六的早上6点多钟，一个在光大证券工作的同学打电话过来，告诉他光大证券研究所要招人。冥冥之中，唐忠诚意识到这是一个必须抓住的机会，“1992年、1994年都没走成，1998年时自己已经35岁了，如果再错过这个机会，恐怕自己的资本市场之梦就成白日梦了，还是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吧。”于是，他立刻乘早班船从珠海到了深圳。

当时光大证券正在深圳的麒麟山庄召开一个会议，所以唐忠诚就在那里与当时的光大证券副总裁史致金和研究所所长黄江南见了面。畅谈之后，双方感觉都非常不错，但此时距离正式加盟光大证券还有好几道流程要走，也就是说，能否加盟还存有变数。但唐忠诚已顾不上这么多，当天他回到珠海便写好了辞职信，星期一一上班就直接交了上去。经过近两个月的等待，6月30日，唐忠诚终于正式成为光大证券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

在光大证券研究所，唐忠诚以证券市场新兵的身份重新出发，良好的学习能力、扎实的财务功底和丰富的管理工作经验帮了他的忙。上班不久，适逢香港拟开设创业板，光大集团利用自身深港两地双总部企业的优势，在内地由光大证券研究所牵头成立了香港创业板推介小组。作为该工作小组的组长，唐忠诚与几位研究所同事一起在各地开始了推介工作。唐忠诚清楚地记得召开第一场推介会时的情形：“那是1998年12月15日，我们租用了位于深圳华侨城的鸿波酒店大型阶梯会议室。当时集团董事长朱小华、香港联交所主席沈联涛等均出席了会议，到会人数超过500人。接下来我们在珠海、宁波、北京等地又举办了十余场推介会，为香港创业板及主办市场在内地被众多企业所熟知做了铺垫工作。”“说来也怪，我过往的工作经历好像一直在为我积累服务经验和能力，在为我后来做投资时给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打基础。当时光大证券研究所的所长是黄江南，这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黄所长希望把研究所打造成一个综合性的研究所，所以各种课题的选定、各种小组的设立都比较灵活。当时所里有一个并购小组，除了配合投行部门做并购的财务顾问之外，自己也独立为企业做些并购的财务顾问工作，我当时就是这个小组的负责人。”唐忠诚说，“其实在光大的第一年我还做了另外一件比较大的事情，就是作为唯一的工作人员完成了光大集团对申银万国第一大股东股权的收购。当时出于保密的需要，整个收购过程中除了集团和公司领导决策外，具体的资料收集整理、分析报告起草、收购方案拟订工作都由我一人承担。现在想想，感觉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当年投资的那块股权现在估计已经升值10倍左右了，而且当年两大证券公司的合并重组方案也完成了，可惜没能实施。”

一年之后，由于公司注册地在上海，光大证券决定将行政总部由深圳迁到上海。1999年9月，公司的大部分管理部门基本完成搬迁，只剩下资产管理部、两个投行部和研究所等留在深圳办公。于是公司决定成立深圳管理总部，负责对留深部门进行管理协调并提供相关的行政服务。因为过往的管理工作经历及在光大证券一年来的突出表现，唐忠诚通过竞聘出任了深圳管理总部的负责人。三个月后，公司党委再次做出决定，任命唐忠诚为光大证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2000年年初，唐忠诚到上海上任，两年以后，他又担任了光大证券公司研究所所长的职务。

2000年年底，因公司行政总部北迁及黄江南所长的离去，光大证券研究所的研究队伍由于人员的转行或流失已损失殆尽。公司领导很着急，指派人力资源部通过招聘在上海重建光大证券研究所。人员到位后，唐忠诚放弃了出任另一重要管理部门总经理的机会而出任研究所所长。经过大家的努力，在2003年年初唐忠诚离开光大证券时，重建后的研究所已初具规模并开始在业内小有名气，其中好几位成员后来都成为了资本市场顶级的分析师和证券市场超级明星。“我离开光大，还是因为想在资本市场上站到业务的最前线。尽管已经在证券公司工作了五六年，但基本上还是以中后台管理工作为主，觉得自己直接服务企业的梦想并未完全实现。”2003年年中，光大证券的几个老同事邀请他一起创办上海莱德投资管理公司，专门从事投资咨询及财务顾问工作。做财务顾问及投资咨询能够帮到企业，也能积累服务企业的经验，但那几年中国资本市场的情况确实糟糕，公司并未如预期的那样发展良好。“当年我们也想募点儿钱，但是制度好像不配套。”早期的投资公司要么是国有，要么是外资，基本上没有民营投资公司的立足之地。而且，当时只有公司制的基金，合伙制基金直到2007年6月1日新的合伙企业法正式实施后才出现。

那时候，唐忠诚觉得做投资还是得有一个好的平台。2005年，他受邀进入一家投资集团，出任该集团的医院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并兼任该公司收购的一家三级医院的院长和党委书记。但命运多舛，他提出的超前的医院改革方案最终没有逃出夭折的命运。

2006年，唐忠诚回到深圳，出任深圳冠日通讯公司首席财务官。2007年，他创办君德富创业投资公司，这是一个由单一LP出资成立的公司制投资基金。基金采取二元管理结构：投委会由唐忠诚负责，董事长不参与投委会，但是有一票否决权。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二级市场一路走低，一大批蓝筹股成为价值洼地。“董事长认为二级市场价格低，投资价值凸显；一级市场项目的PE倍数往往还高过二级市场，董事长更愿意布局二级市场。当时已经有四五个项目走完了投委会程序，但最后只投了一个，没投的四个项目后来都登陆了中小板和创业板，其实挺可惜的。”这件事让唐忠诚再次深刻意识到平台对投资的重要价值，没有好的平台和完善的投资管理机制就很难做得持久。

其时同创伟业已成为国内创投界翘楚，公司的创始人郑伟鹤一直致力于将同创伟业打造成一个投资管理平台。2009年年初，20世纪90年代就从事专业投资工作的知名投资人丁宝玉受郑伟鹤之邀加盟同创伟业，此时后者打造平台的决心更加彰显。巧合的是，郑伟鹤与唐忠诚是南开大学校友，当年在学校读研时就是非常熟悉的朋友。通过与郑伟鹤多次沟通，加之丁宝玉的加盟，唐忠诚发现同创伟业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创业投资平台，它既给企业提供了嫁接资本的桥梁和资源整合的机会，也为一批有志之士提供了施展拳脚的舞台，未来更将成为一个专业的、综合的、能比肩国际一流同行的资产管理大平台。“同创伟业在打造这个平台上确实投入了很多资源，而非仅仅是为了赚钱。因为即便不做这个平台，凭创始人的眼光和能力，公司在一定时期内也许可以拥有更多的财富。但他们却投入了大量资源致力打造一个长期发展的平台，我非常认可这个理念。”

同创伟业对这位有着实业和证券从业经历，又有丰富创业投资管理经验的人才也是求之若渴。2010年年初，郑伟鹤给唐忠诚打来电话，邀请他加入同创伟业。于是，花了近半年时间理顺手头的一些业务之后，唐忠诚于2010年8月正式成为同创伟业的第四位合伙人。

如郑伟鹤在之前的一次采访中所言：“我们团队成员的扩张速度很慢，但是很稳健，更确切地说他们都是国内的精英，战斗力相当强。他们就好像加里森敢死队的队员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绝活，可以独当一面。我对团队成员的要求也相当高，加入团队的成员我都能看到他们的特质和优势。”

农业投资新思路

但是，在直面困难的同时，唐忠诚认为其中也孕育着机会。在他看来，中国农业的投资机会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带来的产业成长空间；二是政策红利对农业发展的支持；三是城镇化及消费需求升级；四是产业横向及纵向整合的需求；五是科技进步尤其是生物科学的发展给农业带来的发展机遇；六是市场化导致的农产品价格在较长时期处于上升通道。

认真分析了形势之后，唐忠诚与他的农业投资团队一起拟定了主要的投资策略，即围绕现代农业企业的特征做文章，把重点投资领域定在农业产业链的前后两端。因为在他们看来，现代农业企业的主要特征是规模农业、生物农业、设施农业、品牌农业和高价农业，而具有这些特征的农业企业主要分布在农业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如种业、生产资料行业、农产品加工业等。在策略上，他们考虑到农业行业的周期性特征，注意选择在行业周期低谷时投资，并重点选择处于成长期且具一定规模的农业企业投资。不强调企业的产业链经营，但在投资时可进行产业链布局。

在唐忠诚看来，一般的农业企业要做全产业链不大现实。因为农业全产业链很长，比如做种植业产业链，从育种开始，到制种、种植再到加工、销售，这才是全产业链，链条非常长。所谓构建农业全产业链，一种是类似集团的做法，通过集团的力量，把不同的企业联合起来。“对中粮而言，是从田头到餐桌，是由众多企业联合完成的，而不是其中的一家企业做全产业链。”另一种是利用一些经济手段和经营模式，实现全产业链的合作，比如加工型企业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等模式向上游延伸。

虽然全产业链对一个农业企业而言往往难以操作，但对投资机构来说，可在投资组合中考虑产业链的因素。做农产品加工的可能会向上做适当延伸，如建一些种植或者养殖基地，为原料的供应做必要的准备。如果是比较小众的子行业，限于特色和规模，没有上下游的配套企业，市场化发育不够，也许可以做些全产业链的尝试。如一些地方性的特色农产品及一些独具特色的畜牧和禽类产业。

同创伟业布局农业领域的投资，专门与国内知名的农业咨询机构艾格农业合作成立了“天津同创艾格农业食品基金”，唐忠诚出任了该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尽管对农业领域投资的困难有充分的认识，但在具体投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之多仍超出了预想。这些经历给唐忠诚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对自己考察或接触过的，甚至是放弃的项目都能向记者娓娓道来。

在2010年前，农业领域的投资案例比较少，农业投资从2011年起开始热起来。2011年应该说是中国农业的一个大年，尤其是养殖业。那一年无论是养猪的、养鸡的还是养鸭的等等，都赚得盆满钵满。“我们也接触了大量的养殖企业，但最终一个案子也没投。由于是丰收年，当年的利润都比较好。我们接触的禽类养殖企业中，当年利润最少的也达到了7000万元，投资价格当然不便宜。创业板的成功效应，让企业动辄喊出十几倍的PE，考虑到行业的周期特点，我们选择了放弃。也许是运气好吧，2012年、2013年养殖行业整体下滑得厉害，2011年我们放弃的四五家企业基本上都出现了亏损。其实我们最初也看过种植业的中游企业，思考过种植养殖企业在规模化过程中的机会，但很遗憾，从投资而言，一般种植业的回报太低，仅靠简单的规模扩张还真难以形成现代企业意义上的规模化。养殖业中，我们认为禽类养殖的规模化过程已经接近完成，机会不是特别多，养猪的规模化过程尚未完成，肉牛和羊的养殖规模化过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走访了国内几乎所有有代表性的肉牛养殖企业，但没有碰到适合投资的。我们曾经无限接近投资一家初具规模的肉牛企业，但最后因规范性等各种原因也未能如愿。基于这些认识，我们把投资的重点放在了农业产业链的两端。所以，在我们已投的企业中，分布在农业产业链两端的企业占了大多数。”

从某种意义上说，唐忠诚不仅是一个农业领域的投资者，同时也是农业投资的布道者。在国内大多数关于农业领域投资的峰会上，几乎都能看到唐忠诚为农业投资鼓与呼。2011年清科杨凌中国农业投资峰会后，唐忠诚作为主宾得到了时任陕西省常务副省长娄勤俭的接见；2012年4月，在全国第十三届保代联席会议上，唐忠诚就投资农业及支持农业企业登陆资本市场所做的专题演讲，得到证监会、交易所等部门领导的高度重视；唐忠诚还受聘担任农业部、深圳证券交易所专家讲师，在全国多地为参加培训的农业企业家讲课，同时还受聘担任了深交所农业企业成长路线图的专家顾问，并在证监会举办的农业企业上市座谈会上，为农业企业如何对接资本市场献计献策；在科技部举办的全国农业科技大赛上，唐忠诚也受邀担任了专家评委。

作为布道者，唐忠诚与许多农业企业结缘，与很多农业企业家成了朋友。有些企业家听完唐忠诚的课后，积极地向他咨询相关问题，他总是尽最大能力给对方满意的答复；平时会有许多企业家给唐忠诚打电话、发邮件咨询问题，寻求帮助，不管多么忙，他都会尽量回复企业家们的各种问题，有时还利用出差的机会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企业去提供现场咨询指导。比如，北京的一家农业创新型企业曾多次邀请唐忠诚去企业指导，就企业商业模式的优化、战略方向的选定、企业融资等等征询参考意见。

唐忠诚十分看好农业投资的未来。他认为，从长期趋势来看，农业绝对值得投资者关注。中国农业转型的成功必将催生出一批世界级的农业及基础消费品企业，这是中国的人口基数决定的。所以，农业投资洼地必将得到各路资本的青睐。从2006年开始，包括KKR、凯雷投资、黑石集团等在内的外资PE机构开始关注农业企业，之后国内的一些PE基金也陆续加入这个行业。除了VC/PE关注农业外，产业资本是另一股重要的力量。一些非农产业资本已经开始跨界逆袭，比如联想集团、网易、武钢、复星集团等。近年来，互联（移动）网的颠覆性力量也给农业产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农业企业要真正实现成功转型，就需要拥抱互联网，需要农业企业家们真正具备互联网思维。对投资者而言，农业企业拥抱互联网产生的新经济类型带来了新的机会，距离在农业领域找到有爆发力的投资标的或许已为期不远。

同创大平台

同创伟业成立于2000年6月，注册资本人民币1亿元，是中国首批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之一。2007年6月，同创伟业成立国内首家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深圳市南海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完全按照国际私募股权基金的组织管理惯例运行，可以说是国内首家真正意义上的私募股权基金。截至目前，同创伟业管理资产规模达人民币80亿元，投资企业超过130家。

同创伟业一直致力于建设一个专业的投资管理平台。在成立早期，凭借创始人的眼光、能力和智慧，公司在股权投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想要成为比肩国际一流机构的资管公司，必须打造一个好的平台。首先，同创伟业从2007年起大力抓队伍建设，2009年又在合伙人团队建设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其次，在梳理投资流程的同时，对风险控制系统、中后台管理系统进行了系统的规划和完善。再次，2010年公司专门成立了投后管理部门，将对投资企业的管理和投后增值服务提升到一个重要位置。搭好架构后，公司内部的机制建设成为重中之重。对员工而言，现在的同创伟业对内是一个能施展才华、分享成长的学习型组织，对外则是一个能嫁接资源、分享经验和智慧的舞台。

2011年之前，同创伟业主要专注于PE阶段投资。2011年，中国私募股权投资行业进入重新洗牌时期，几位合伙人意识到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大分化是大势所趋，未来几年无论从募投能力、管理能力，还是从退出能力来看，一线机构与二线、三线机构之间的差距将更加明显。

基于对中国私募股权市场发展前景的深入分析，同创伟业做出了两大战略调整：

一是将投资阶段向前延伸，进入早期、早中期投资阶段。2011年3月10日，同创伟业的第一只中早期创业投资基金——“同创伟业1号”基金正式设立，主要投资于具有爆发性的高成长早期项目，同时在中期、晚期项目上进行合理配比，以期在博取高收益的同时分散风险。该基金在行业投资布局上侧重TMT、生物医药、新材料和清洁技术等领域，国家科技部、北京市海淀区政府作为政府出资人也积极支持该基金。截至目前，同创伟业已经在北京、上海、深圳成立了三只这种主要投资于早期项目的基金。

私募股权基金的收益率受以下几个因素影响：进入成本、退出价格、退出成功率。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有可能对于退出渠道和退出价格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同创伟业系列风险投资基金也增加了并购、转让等多元化退出渠道，可以更加灵活地应对政策的变化。另外，同创伟业还成立了“同创梦工厂”，专注于天使型投资及创业孵化，以配合早期基金的投资。

二是布局专业化投资。企业家需要一个能够给他带来帮助的战略投资人，而非仅仅需要获得投资。因此，这个市场越来越需要体现专业化，没有一个专业的团队，没有专业的经验及对行业领域专业深入的研究，将很难去获取好的项目源，也很难获得投资机会，更无法为企业带来合适的增值服务。

为此，同创伟业对投资团队成员进行专业化分工，“每个人必须搞透一到两个细分行业，进行深入研究和及时跟踪，这样才能看到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帮助企业进行战略制定、资源整合。”唐忠诚介绍，除了每年的CEO峰会外，每个月甚至每个星期，公司中各行业、各板块的专业小组都要组织行业研讨会，除了闭门探讨行业内的各种投资标的、行业的发展趋势等专题，还会邀请外部专家、企业家到会做细分领域、企业经营研究等的分享和讨论。

在产业布局上，同创伟业成立了若干专业行业基金，由唐忠诚负责管理的同创艾格农业基金就是其中之一。艾格农业创立于1996年，总部在北京，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专业从事农业及食品领域产业咨询公司，专注于农业及食品领域的行业研究、市场调研、数据定制服务、投融资服务、管理咨询等服务。“艾格在农业咨询方面比较有经验，当时他们找到我们，而我们在农业方面也在寻求成立专业基金的方式，所以就合作了一只农业基金。”

同创艾格采用双GP管理模式：基金管理人为深圳同城伟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艾格（天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前者股东背景为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后者股东背景为北京东方艾格农业咨询有限公司。

双GP管理的好处是能够整合行业力量、专业力量，问题在于协调管理方面的难度较大，尤其是当两个GP同样强势时，协调就更加困难。“好在这个基金是以同创为主进行管理，艾格发挥他们的专业优势，对投资出具一些专业性的意见和建议。投资管理在同创伟业的平台上运作，完全按照我们的投资管理体系进行，双方的合作真正做到了优势互补。”在唐忠诚看来，双GP的意义主要应该体现在利益方面，“双GP不太可能是两个同质化的机构，要有互补性，比如投资机构和上市公司一起做一个基金。在投资方面还是要靠专业的投资机构GP，因为他们的专业，更因为他们缔造的是一个投资平台，有一套系统的投资管理和风控流程。”

2013年，同创艾格结束投资期，一共对八家企业进行了投资，投资额平均在2000万元左右，以成长期企业为主，主要分布在种业和后期加工业。“2013年投的比较满意的一个是做玉米种子的，这家企业培育了一个新品种，独家经营，目前在国内销售得非常好。”

这几年，同创伟业在农业领域的投资成绩可圈可点：被评为“2011年度中国现代农业产业最活跃投资机构TOP 10”机构；所投资企业中健农超荣获“2011年度中国现代农业产业最具投资潜力企业TOP 10”企业奖；唐人神（002567）荣获“2011年度中国现代农业产业最佳境内IPO奖”。“同创伟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它会给你很好的契机，让你不断学习，我自己这几年也在不断成长。”唐忠诚说，“在中小板尤其是创业板推出后涌现出的众多国内投资机构，其投资标的的选择主要是看是否符合IPO的标准。而同创伟业的转型是向投资的本质回归，不是唯上市指标论。我们提出的‘赛道、赛车、赛手’理论就是对投资标的选择的一个多维度的考量。”“先投资于赛道，其次投资于赛车，再次投资于赛手”，这是同创伟业总的投资策略。“赛道”重点关注的是行业的成长空间、行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及细分行业特点；“赛车”是指企业本身，关注其在行业中的地位、未来成长潜力、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及其他竞争优势等。同创伟业非常注意挖掘有望成为新兴行业中具备领袖特质的公司，这样的公司被同创伟业称为“隐形冠军”；而“赛手”则是指企业家及管理团队。“同创伟业擅长发现行业中的隐形冠军，从行业分析到企业商业及盈利模式再到团队，综合起来回归投资的本质，即发现企业价值，然后助力企业将成长性释放出来。提升企业价值，主要当然还是要靠创业家和创业团队，而同创团队丰富的投资管理经验，对企业的价值提升带来的帮助也是不言而喻的。”

这个投资理论让同创伟业在带领企业上市方面创造了多项行业第一：格林美是中小板第一家循环经济概念股；乐视网是创业板第一家视频网络概念股；拓日新能是中小板第一家太阳能行业概念股；世联地产是中小板第一家房地产服务商概念股……

自成立以来，同创伟业先后投资了达安基因（2001年投资）、轴研科技（2001年投资）、博云新材（2006年投资）、深圳欧菲光科技（2006年投资）、无锡硅动力电子（2006年投资）、拓日新能（2007年投资）、安妮股份（2007年投资）、世联地产（2007年投资）、北京当升材料（2007年投资）、海南康芝药业（2007年投资）、格林美（2008年投资）等多家公司并实现IPO退出。截至目前，已有24家投资企业成功登陆中小板和创业板。

现在同创伟业主要关注四大领域：大信息、大清洁、大健康、大消费。“我分管的是大消费，含现代农业。2013年，我们在上海成立了一只专业行业基金，以医药和节能环保为主，也是一只行业基金，目前已经投了七个项目。”唐忠诚透露，“另外，我们现在想打造一个资产管理平台，二级市场基金正在筹备之中。”

服务创造价值

投资机构四件事：融、投、管、退。在前几年的PE大潮中，投资同质化和投资标的选择的指标化是普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融、投是大多数投资机构重点关注的环节，因为融到钱之后，以上市要求的标准投到项目中就可以去挤IPO的独木桥了，大部分机构对管的重视远远不够。当大潮退去，IPO退出的艰难、行业周期或行业格局的变化暴露无遗，有些企业没等到风起，早已丧失了飞的能力。

在PE投资还很火热的时候，同创伟业未雨绸缪，已经开始布局项目的投资管理和增值服务，并把它作为平台打造的重要一环。为此，公司专门成立了投后管理部，并从国际知名咨询顾问公司及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挖来数名资深经理级人士，充实投后管理及风控部门。在机制设计上，把投资的整个环节分段考核，其中，投后管理和增值服务占整个流程考核权重的20%。

唐忠诚说：“投是发现价值，管是创造价值，这里说的管主要指帮助企业、服务企业，退是实现价值。当然，好的退出会实现价值增值。”“投资机构都强调风险控制。其实，服务、管理做得好，能帮助企业成长，实际上就是最好的风险控制。管更考验一个机构做项目的能力。”

在管理投资项目并为其提供增值服务方面，投资机构做得比较普遍的是资本运作。当然，也有些机构总是强调在资本市场的人脉资源等等。对同创伟业来说，“我们觉得增值服务是个非常实在具体的事情，而且不同企业需要的服务也是不完全相同的。所以，在做增值服务时，我们既有‘规定动作’也有‘自选动作’。”唐忠诚介绍。

在提供增值服务的过程中，同创伟业的平台价值展现无遗。公司举办的每一届年度CEO峰会都是激荡思想、启迪智慧、交流经验、提供合作的大平台，成为被投企业企业家们的饕餮盛宴：峰会主题均经过精心选择和设计；峰会的分论坛往往围绕各行业的热点话题和企业最关心、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展开，既力求新锐，又服务于实战；峰会组织的专题培训突出针对性和有效性。

除了年度CEO峰会，同创伟业每个季度或月度不定期举办的分行业、分领域专题研讨会则更注重细节，更注重解决实际的专项问题。如2014年3月举办的“消费类企业的商务电子化论坛”，同创伟业邀请走在商务电子化前列的公司到会传授经验，还有一些专业机构和新型传媒机构介绍了商务电子化的趋势、发展态势、与传统消费企业结合后的效应及如何实现商务电子化等内容。会后，同创伟业组织投资经理配合投后管理团队，在外部专业公司及同创投资的相关专业公司的帮助下，根据每一企业的不同情况，就如何拥抱互联网及用互联网思维改造企业等主题，深入企业作进一步的研讨，帮企业探索合适的发展路径。同创伟业每年要举办10余场此类专题研讨会，2014年以来的研讨主题还包括“3D打印技术发展及展望”、“生物医药专题研讨会”、“新能源汽车及相关产业在中国”及“游戏开发的现状及展望”等。

谈到“规定动作”，除了峰会和论坛，同创伟业还面向一些重点投资项目推出了“投后百日服务计划”。该计划由投后管理部牵头，主要是针对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如在立项会、投委会上及尽调报告中反映出的一些问题拟定服务计划，有些问题由投资经理和投后管理部的专业人员帮助企业进行整改，有些问题则会建议企业外聘专业机构助其规划调整。

帮助企业按照资本市场的要求进行规范，在企业上市及资本运作的过程中提供专业服务等，是专业投资机构应该提供的服务内容。为了做好这类工作，同创伟业的整个投资和服务团队从未中断接受系统的相关专业培训，公司也会借年会或研讨会的机会组织被投企业参加培训。迄今为止，同创伟业投资的企业中已有24家成功IPO，投资团队为此做了大量专业服务工作。IPO关闸期间，同创伟业转而积极帮助企业寻找并购机会，2013年有深越、鼎芯等多家企业通过并购实现了与资本市场的对接，还有一家医药企业成功借壳上市。

唐忠诚提出，大家在谈论投后增值服务时，往往忽视了应当为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做工作。反观国外一些大牌投资机构，输出管理是它们的重要能力优势。当然，国内大部分创投机构主要是参股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职责应由创业者和企业管理团队承担。但对于一个好的投资机构而言，其投资和投后管理队伍中应该配备资深的企业管理专家或管理咨询专家，应当有能力帮助企业提升管理水平。唐忠诚强调，这项工作在农业投资领域尤其重要。因为农业企业往往缺少人才，尤其是企业管理人才，如合格的财务总监、人力资源总监等，有时也比较缺乏市场营销人才。除了积极帮助企业物色人才之外，投资机构还应该给企业提供好的经营管理建议，必要时还要有能力为企业在内控机制建设、战略规划拟定及激励制度设计等方面提供足够的帮助。

唐忠诚早年做过大学教师，也在不同企业的不同管理岗位上工作过，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管理经验，还通过长江商学院的EMBA专业培训在理论方面有进一步提升，这些积累为他给被投企业提供管理咨询打下了良好基础。他在项目的投资过程中以及投资后，经常深入企业与企业家进行交流沟通，为其导入一些新的管理理念，介绍一些管理方法等，有时也为企业举办一些管理方面的专题讲座，如企业内控机制的建设、企业战略创新管理、激励制度设计等。他参与了多家企业战略规划的制定，也帮助多家企业拟定了股权激励方案。近年来，他还经常应邀到国内知名大学、证券交易所及政府主管部门举办的一些企业家培训班授课。

唐忠诚介绍说，公司曾投资了一家宁夏的企业，该企业的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但多年来规模一直上不去。经过与企业家多次交流沟通，他发现企业的市场拓展能力较弱，主要还是在做市场的理念方面存在较大问题。通过不断的思想碰撞，唐忠诚与企业家一起重新分析市场、定位市场，重新对客户进行梳理，寻找制造环节可能存在的瓶颈。

经过分析，他首先帮助企业董事长下大力气进行班子建设，协助董事长挖来三位高级管理人员，一个负责再造制造链，一个负责市场营销，一个负责供应链管理。同时，这三位高管又为企业引入了不少管理干部。另一方面，唐忠诚还帮助董事长进行公司内部的管理结构再造，目的是既发挥好新进高管的作用，又充分调动原有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并在股权激励的方案设计过程中找好平衡。经过2013年下半年的运转，企业2014年有信心实现销量环比增长2倍，而且在基本不增加制造能力投入的情况下将产能提高3倍。

唐忠诚表示，好的增值服务不但能提升企业价值，同时也能为投资者带来新的项目源，口碑相传，被投企业也会成为新项目的介绍者。“现在为企业做增值服务已不仅限于投资后，如果能将服务前移，往往能为项目投资带来更大的帮助。”2009年，唐忠诚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东莞的创业者。当时他的公司刚刚起步，所处行业有着非常好的前景。这位创业者是技术专才，唐忠诚与之相识后为他提了很多建议，帮他重新注册了公司，还参与了公司发展规划的拟定，帮其规范了公司财务及管理。几年中，唐忠诚几乎每个月都会去几次这家公司，并与创始人保持热线电话联系。2012年，同创伟业成为该企业的投资者之一。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好几个，如一家国内知名的调味品生产企业找到唐忠诚，希望他能帮企业做管理和资本市场方面的咨询。唐忠诚为其提供了许多帮助后，这家公司于2013年成了同创伟业的投资标的。除了对企业的深刻理解，这种前移服务还会带来信任，这对投资来说非常重要。他表示，有些项目从刚开始接触就有服务的需求，此时投资人不应当过于功利，而是能帮就尽量帮一把。最后不管投资与否，投资人的经验都能给企业提供有益的借鉴。“所谓做投资，主要还是指项目管理和增值服务。投资容易，要把项目做出来则很难。有些项目投后出现业绩下滑，这恐怕与项目管理不好和服务不到位有很大关系。另外，项目出现风险后才更考验投资机构的管理和服务能力。”在唐忠诚看来，投后管理和服务是技术活，需要丰富的经验积累和沉淀，也需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唐忠诚说，他希望通过踏实的服务帮助企业做强做大，同时还要不断积累自身“做”项目的能力，这也是未来投资机构必须练就的硬实力。

未来的两三年，会是唐忠诚从事投资工作以来集中收获回报的一个时期。对此，他虽有期待但也没有过分看重。他认为做投资的人是“越老越吃香”，只要保持激情，坚守执著，勤奋踏实，就会随着经验的积累而举重若轻，游刃有余。

钱学锋 发现通往冠军之路

成功人生源自勇于离开

20世纪80年代之前，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都很保守。尤其在当时国内物质生活水平数一数二的上海，10个人中有9个不愿去外地生活，而钱学锋就是那1个与大家反道而行的人。身为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他从小就梦想着有一天走出这座城市，去看看其他地方的风景。一颗不安于现状的种子在钱学锋的内心萌发，让他对未来充满向往。

1980年钱学锋参加高考，他的高考总成绩位居上海地区外语类第三名，他的名字因此还登上了《解放日报》。作为上海考生，钱学锋的成绩可以稳稳考入第一类志愿的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想进入第二类志愿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更是轻而易举。“我想去北京，想做一名外交官，我觉得外面的世界肯定很精彩。”抱着对未来的希冀，钱学锋选择了录取要求比第一类志愿院校更为严苛的北京外交学院，去就读五年制的英语和国际政治专业。

大学期间，钱学锋一直不满足于教室、食堂、宿舍这样“三点一线”的简单生活。大四一开学，他开始投入社会实践。凭借一直以来的英语特长，兼职英语教师成为他勤工俭学的职业首选。1984年，在东长安街6号中国远洋运输公司（即如今中远集团的前身）那红色的办公大楼里，人们常常能看到钱学锋那匆匆前来为公司员工讲授英语的身影。“现在来看，那时的经历也算是一种简单的创业。”

钱学锋早就认定一个道理：人生就像一段旅行，如果贪恋眼前的美景必然会错过更多精彩，只有不断前行才能不断发现新的美好。当英语教师这份工作无法带来更多收获时，他的选择是作出改变。大学第五年，他进入中信集团旗下的中信律师事务所实习。这段实习经历让他开始对法律专业有了全面了解，这也成为他日后考入耶鲁大学法学院的铺垫。钱学锋记得很清楚，当时中信律师事务所的所长是一位姓顾的老先生，他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民营资本家，曾担任中信集团创始人荣毅仁的副手。得知钱学锋即将毕业，顾老先生主动邀请他加入律所。“现在看来，这家律师事务所真是人才辈出，很多京城知名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大学毕业前夕，循着自己最初的理想，钱学锋顺利考取了外交部高级翻译的职位。包括他在内，全校毕业生中只有七个人成为高级翻译培养对象，他们获得了改革开放早期公费留学的资格。年纪轻轻便以访问学者身份进入世界著名学府牛津大学深造，这绝对算得上令人艳羡的机遇。考取北京外交学院让钱学锋走出上海的小天地，而赴英研究国际关系问题让他看到了更宽广的外部世界。

在英国留学的一年，钱学锋收获良多。当时，他将自己撰写的一篇以中国及核裁军政策为主题的论文，提交给在意大利召开的一个国际会议的组委会。让他感到有些意外的是，不仅论文被大会采用，主办方还提供给他一笔奖学金，使他能亲临远在意大利的会场宣读自己的论文。那时候，对于大多数只有23岁的年轻人来说，如此经历恐怕只有在梦中才能获得。钱学锋回忆说：“当时我已经隐约感到，国际社会对于来自中国的信息非常感兴趣，同时他们也非常不了解中国的新形势。”

光阴如过隙白驹，短暂的留学生涯极大地丰富了钱学锋的视野。“我想留在英国继续深造，而且也成功申请到了进入剑桥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这两所顶级学府攻读硕士的机会。”他说，“但当时组织上要求我们回去，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最终我还是回到了祖国怀抱。”

1986年，回国后不久，钱学锋离开外交部翻译室，进入外交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在那里，我度过了两年青春时光，那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见识到巨大反差的两年。”钱学锋的宿舍离市区很远，每次班车快到宿舍的时候都能听到野狗在叫。体验过发达国家的舒适生活后，回到这个办公和居住条件都非常有限的地方，真好比两世为人，但钱学锋对此却甘之如饴。“业余时间我写了很多社论，并在1987年底成为《中国青年报》的国际问题特约评论员，主要评论中国对外政策等国际关系领域的问题。”

钱学锋一直很喜欢思考，也乐于将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变成文字。还是在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时，他就曾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整理成若干论文，发表在外交学院的学术刊物上。而他逻辑严谨、条理分明的思维特点，也充分表现在与记者采访的交谈过程中。他在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时，每每无需记者追问，便能就一些关联问题继续侃侃而谈。

在改革开放之初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年，很多人都怀着自决生活的强烈渴望并愿为此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工作几年之后，在国际关系专业领域有所造诣和突破成为钱学锋新的事业追求。1989年，他主动离开外交部，自费考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

入学两三个月后，他参加了学校举办的一个学术论坛。论坛中，几位长期在中国工作的美国律师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发展及其未来，其中一位主讲者是美国纽约大学的著名中国法专家杰罗姆·科恩教授（Prof.Jerome A.Cohen）。“科恩教授绝对是中国法泰斗，他对中国的情况非常了解，也非常关心中国的政治，这些都给了我很大触动。”于是，钱学锋的学术理想发生了改变。在与钱学锋的交谈中，科恩教授得知面前这个年轻人想学习法律，便主动提出帮他写推荐信，“他愿意帮初次见面的我写推荐信，这让我很感动。我的人生有了新的追求目标——报考法学院博士。”

钱学锋的备考之路并不平坦。申请法学院的预备班位于洛杉矶郊区，不通公交车，他不得不买了一辆古老的二手车天天开着去上课。皇天不负苦心人，经过一番艰苦努力，钱学锋不仅被全美最好、且当时外籍学生录取率只有千分之一的耶鲁大学法学院录取，还成功申请到了全额奖学金，这实属不易。对未来的执著是他从众人中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与美国本土的学生比，我的入学成绩很一般。”他谦虚地说，“但我入学申请里讲了我与他们的不同之处：我来自中国，我有我的梦想。”

跨界在外人看来是一种成就，但个中滋味只有自己才知道。从国际政治转向法律专业的第一个月过得十分艰难，钱学锋说：“刚开始我基本上什么都听不懂，真的有些不知所措。”为了尽快适应，他每天要求自己阅读200页法律专业书。这样，经过一个学期苦读之后，他的学业步入正轨，还先后发表了数篇关于中国法律的文章。

从中国到英国，从中国到美国，钱学锋经历的数次身份转换都只为追求一个梦想，一个让人的自由实现最大化的梦想。在这个梦想的指引下，他如同逐日的夸父，不断奔跑着。

一个华尔街律师的华丽转身

从耶鲁毕业后，钱学锋顺利进入华尔街最顶尖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在华尔街的七年里，他换过三家律所，其中一家的头号合伙人就是当年实现中美建交的美国国务卿赛勒斯·罗伯茨·万斯，连战之子连胜文和凤凰新媒体CEO刘爽也都曾与他共事。

华尔街生涯让钱学锋与西方资本市场有了零距离接触，在此过程中他深深感到，只有做与中国相关的事才能够发挥自己的特长。为了接触更多的中国事务，他主动要求到律所的香港办公室工作。1997年7月，香港回归祖国后没几天，钱学锋抵达香港，投入到律所的中国相关业务中。在香港办公室工作的两年中，他把自己90%以上的时间都花在了与中国有关的项目上，参与的主要项目包括中国南航和中海油的全球IPO等。

1999年正是互联网行业风起云涌的时候，纳斯达克指数曾一度冲高至6000点，而创业投资行业也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那时候，钱学锋已进入一家国内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他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为软银集团做法律顾问。软银集团、香港电讯计划与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共同组建专业拍卖网站“嘉德在线”，钱学锋负责为软银集团审核投资意向书。在双方接触过程中，软银集团看到了钱学锋在法律方面的专业素养，由此萌生了邀请他加入集团的意向。经过充分沟通，钱学锋最终加盟软银集团，成为其在中国成立的“软银中国”基金的法律总监。至此，钱学锋完成第二次职业转型，正式踏入了创业投资行业。

进入软银中国后，钱学锋参与的第一个项目便是投资一家杭州电子商务公司。这家公司在成立之初小到不能再小，每个创业者都身兼数职。不过，即便面临资金瓶颈时，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依然希望找到能提供包括资金在内各种丰富资源的投资人。几经磋商，软银集团总裁孙正义向这家当时几乎没有收入的公司投入了2000万美元。后来，这家名叫“阿里巴巴”的公司成为了中国最成功的互联网业界大佬之一。

除阿里巴巴之外，国内先进的婴儿推车供应商、专业母婴产品分销零售平台、著名婴幼儿用品全面解决方案提供商——“好孩子”集团和中国软件与信息服务行业的领军企业南京联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创科技”）都是钱学锋在软银中国工作期间主导投资的成功案例，后来这两家公司都实现了上市。联创科技在2009年与亚信集团合并，成立了中国最大、全球收入和市值第二大的电信BSS/OSS提供商——亚信联创集团。

20世纪末兴起的互联网泡沫式繁荣并未持续多久，而嗅觉敏锐的软银中国从2001年起逐渐放慢了投资步伐。在随后的互联网冬天里，软银中国主要致力于为以前所投企业提供增值服务，并帮助企业进行后续融资，同时也开始寻找某些项目的退出途径。钱学锋主要负责项目的并购退出。那时软银中国投资的一家地图信息开发者——“城市通”正面临如何变现的问题。“当时这是细分市场中发展最好的一家企业，但是从2002年开始走下坡路，投资人与创始人在公司卖与不卖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于是我被推举为投资人代表与公司谈判。”在钱学锋的主导之下，“城市通”最终被成功卖给香港上市公司“新世界基建”，以换股方式完成了交易。

此后，钱学锋的工作重心一直放在帮助被投企业融资和并购方面。“企业对这方面的需求很大，但在基金里我的工作只能是为企业提供义务劳动。”钱学锋笑道，“我觉得增值服务领域大有可为，所以就在2003年初离开软银中国开始了自主创业。”

创业转型 不断前行

从来没有无需披荆斩棘的创业之路，钱学锋的经历同样如此。“创业真的很艰难。作为创业者，别想着会有人给你发工资，同时你还一定得想着给员工发工资。”回味起自己创办汉理资本的起步经历，钱学锋的笑容中不免也有一些苦涩，“我创业时戴了两顶带‘C’的帽子，一个C是董事长（Chairman），另一个C是出纳员（Cashier）。”事实上，除身兼数职之外，钱学锋在创业之初还闯过了创始团队解体、资金短缺等数道难关，俨然提前上演了一部《中国合伙人》。

公司创办之初，汉理资本的办公室就设在自己的第一个客户——著名互联网公司“第九城市”——的办公区里。对于一个连办公室都要向客户公司借用的小机构来说，客户购买其产品和服务的理由何在呢？对此，钱学锋颇为自信：“因为我们确实有这个实力，能够帮到第九城市。”作为汉理资本的第一个客户，第九城市主要希望钱学锋帮助公司与新浪洽谈双方的并购事宜。于是在上海中信泰富五楼的咖啡厅中，钱学锋与新浪当时的投行顾问代表、摩根斯坦利中国区CEO竺稼进行了深入交流。尽管最后双方因为价格问题没有合作成功，但汉理资本的专业性已然得到了第九城市创始人朱骏的认可。汉理资本接手的另一个著名案例是帮分众传媒募资。经过钱学锋大力协调，分众传媒最终成功募得1250万美元，领投方是中国投资界中赫赫有名的鼎晖创投，跟投的有TDF、DFJ、中经合、麦顿投资等多家业界老牌机构。

汉理资本最早的注册地在上海浦东，当初做出这个选择的理由很简单——那里针对留学生创办企业实行政策优惠，留学生只要出资1万美元就能注册公司。

经过10年拼搏，汉理资本已发展成为国内领先的股权投资与新型投行金融服务公司，成功完成近30笔私募股权融资和跨国并购交易，实现上市的汉理资本客户在全球资本市场的总市值接近150亿美元。此外，汉理资本已成功募集两只基金，基金规模近4亿元人民币。从1万美元起家将公司做到如今这般规模，如果将钱学锋的创业本身看作一项投资活动，其回报率已经高达数千倍。如果从30多年前英语和国际政治专业的求学经历算起，多次毅然转轨与始终不懈奋进为钱学锋的人生带来的巨大收益，则是绝对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在财务顾问行业浸淫多年，钱学锋参与了很多明星项目，而这也让他产生了由自己来培养明星企业的念头。随着创业板的推出以及人民币基金掀起的募集热潮，汉理资本在三个月的时间里独立募集了首期基金“汉理前景”，基金规模为1.5亿元人民币。2012年1月至今，公司又为二期基金“汉理前隆”募资人民币2.15亿元，这只基金将持续关注“新媒体”、“新能源/新环保”、“新消费”这三大投资领域。迄今为止，汉理资本两只基金已投资神雾环境、小马奔腾、宝尊电商、多利农庄、摩威水环保、哥仑步、到喜啦、飞立新媒体、一嗨租车、辽宁红旭农业、晟矽微电子、名传科技、翰鑫移动支付、北京建工环境等项目。“做财务顾问要不甘于寂寞，努力让更多投资人知道这个项目；做投资则要耐得住寂寞，挖掘未为人知的优秀企业。”曾以一张火车票和一个背包走遍欧洲的钱学锋，早已做好了独自上路的准备。真正的价值投资者不会在意个人的财富、地位和声誉，而真正的价值投资必将为他们收获这些。对他们来说唯一重要的，是在价值实现过程中获得并能不断获得自我满足。在波诡云谲、竞争激烈的投资领域，钱学锋始终保持着对事业的激情与渴望，这与他当年在学业和事业发展道路上多次作出转轨决定时的行事风格如出一辙。

说起汉理资本的转型，早在钱学锋创业的第一个年头就埋下了伏笔。2004年，汉理资本成功帮分众传媒从众多大佬级投资机构手中募集到1250万美元。当时钱学锋本有机会投资分众传媒1%的股份，而且价格甚至比鼎晖投资等机构获得价格还要低。但他最终没有投，并因此一直存有遗憾。钱学锋为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当时投了那1%，三四年后的回报肯定超过200倍。而他的这次放弃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当时汉理资本的办公场地、工资、水电费等日常运营开销都急需用钱。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正是这笔昂贵的学费让钱学锋对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我从自己这个最成功的财务顾问案例中得到一个最深刻的教训——在帮优质企业融资时，一定要与它有长期深入的合作。否则当它插上资本的翅膀腾飞时，就会将我落在身后。”

此后，钱学锋开始在财务顾问协议中加入认股权条款。根据这个条款，汉理资本有权在企业融资后的两到三年间，仍然按照本轮融资时的价格投资企业1%～2%的股份。落户于上海张江高科的PPLive（2009年12月改名为PPTV）就是这样一个案例。2006年7月，汉理资本作为独家财务顾问为PPLive成功募集首轮资金，当时双方商定，PPLive以其股份支付汉理资本的应得报酬。四年之后在将部分股权套现时，汉理资本获得的投资回报丰厚。在接下来的“IT168”（现“汽车之家”）、丁丁网（现“丁丁优惠”）等很多项目中，汉理资本都采用了早期认股的投资方式。从2005年至今，汉理资本通过这种方式投资了20多家企业，内部收益率超过60%。“这种跟投方式不但风险小，而且回报也很高。”钱学锋说，“在我们投资的20多个项目中，已经有七家成功实现退出，其余的公司也都发展得相当健康。当然，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我们在财务顾问阶段行事非常谨慎。”

2010年，中国私募股权行业发展到一个高峰期。之前钱学锋曾谢绝过复星集团和厚朴基金创始人对汉理资本的投资意向，而此时他感到，是将以前小打小闹的投资做大，建立属于汉理资本自己的基金的时候了。

这一年，汉理资本募集了规模为1.5亿元人民币的第一只基金“汉理前景”，并随即着手进行投资。多年的财务顾问经历为汉理资本积累了足够多的优质项目，因此“汉理前景”的投资非常顺利，目前已经投资15家企业，预计到2018年基金存续期届满时将获得30%年收益。2012年，汉理资本又募集了第二只基金“汉理前隆”，目前也已投资10家企业。

尽管两只基金的成立时间只相隔两年，但它们的投资策略并不相同。钱学锋介绍说，“汉理前景”主要采取“财务顾问+跟投”方式，即在为企业担任财务顾问的过程中，与其他投资机构一起跟投部分资金，而“汉理前隆”则是公司自己先投资企业，然后为企业提供后续增值服务，例如并购重组、业务梳理等。“作为投资人，我会为企业的后续融资提供两种方案：一种是我们作为正常投资人为企业免费引荐其他投资人，由企业主导融资，我们只提供协助、咨询和介绍；另一种是我们做企业的财务顾问，制作商业计划书、进行财务预测、引荐投资人等各项工作都由汉理资本来安排，从项目路演、与投资人谈判直到最终交割，全程都由汉理资本负责，但实施这种方案要收取比市场价标准低一些的服务费。”

业务转型后，汉理资本已经不再做独立投行业务。钱学锋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为自己投资的企业做后续增值服务方面，“现在我80%的时间在做投资，20%的时间在做投行，投行为投资服务、增值。”在他看来，财务顾问不仅应当具备制定商业计划、财务模型等专业技能，还要帮助企业学会在资本的汪洋大海里平衡各方利益而达到募资成功，而后者更是一门艺术。

稳健前行 探索退出新路

截至目前，汉理资本财务顾问业务的成功率是百分之百。“汉理资本一直在做精品投行服务，一年只做三到六个案子。”钱学锋说，“作为财务顾问，我的成功率是百分之百。而我所做的案子里，到现在没有一家公司死掉，是零死亡率。”收益与风险成正比，这是投资界的不二法则。汉理资本的“零死亡率”也从侧面说明公司在追求收益方面的风格偏于稳健，而这也是其投资风格的体现。

汉理资本的两只基金都投资于早期成长型创业企业，投资风险的可控性相对较小，因此公司在选择项目时就更为谨慎。“有些公司只有一份商业计划书，通常我可以跟他们见面聊一聊，但是这样的企业很难让我动心。”正是在这种稳扎稳打理念的引领下，当目前VC/PE行业风雨飘摇，不少投资机构已经放缓甚至停止了投资步伐之时，“汉理前景”和“汉理前隆”这两只基金仍在以惯有的投资步伐稳步前行着。

在两只基金目前的投资案例中，有80%属于A轮投资。钱学锋一直强调，早期创业企业的规模小并不是问题，只要团队靠谱，商业模式接地气，一旦注入资金，企业就必然能腾飞起来。“我们喜欢这种早期企业，因为资金能够像杠杆一样将它稳稳撬动，帮它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婚宴预订服务网站“到喜啦”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到喜啦”于2010年7月份正式上线，而钱学锋与这个创业团队首次见面是在2011年2月举行的一次创业大赛上。当时“到喜啦”团队只有10个人，月营收水平为人民币10万元左右。作为大赛评委，钱学锋在与创业团队沟通的过程中，感到团队核心成员踏实可靠，同时也初步了解到这种商业模式比较接地气。2011年5月，“汉理前景”基金与“到喜啦”签订了投资意向书，并在9月中旬与美国富达国际风险创投公司联手投资近千万美元。“公司接受投资后迅速将业务扩张到全国14个城市。”钱学锋说，“我还请如家快捷酒店的CEO孙坚进入‘到喜啦’董事会。他是汉理资本的LP之一，对消费行业的连锁模式非常了解，在‘到喜啦’的扩张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目前，“到喜啦”单月营收已达八千万元，在全国网上婚宴预订领域占据了70%的市场份额。

自2012年10月10日证监会发审委最后一次开会审核了两家企业IPO申请之后，新股IPO一度停摆。在IPO堰塞时期，投资机构如何实现退出成为业界探讨的热点及难点问题。

对此，钱学锋找到了两条退出之路。“第一条路是在企业进行下一轮融资时退出。”他解释说，当汉理资本以投资人身份为企业提供增值服务后，企业的发展速度会变快，基本上一两年之后就要进行新一轮融资。此时，汉理资本就可以将所持股权卖给下一轮投资人以实现退出，这也是投资早期成长型创业企业的优势所在。

第二条路是通过新三板实现退出。2013年8月初，“汉理前景”和“汉理前隆”两只基金联合上海科技投资公司对上海晟矽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矽微电”）完成了千万元人民币规模的投资。本轮投资是在监管部门核准晟矽微电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同时完成的，成为迄今为止继蓝天环保之后第二家新三板挂牌与定向发行同步进行的企业，同时也是上海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企业参与新三板试点后，首家进行定向发行的挂牌企业。

2013年3月钱学锋第一次接触到晟矽微电时，公司刚刚完成股改，而那时他并不看好这家公司，“微电子芯片设计是一个让VC伤心的行业，很多外资VC都折戟在这个行业里。”但他仍然让团队做了相关的行业研究，尤其仔细地研究了2010年在创业板上市的中颖电子。由此他们发现，芯片设计行业的辐射范围其实很宽广，诸如汽车电子、医疗电子等高端的MCU（Micro Control Unit，微控制单元）市场已经被外资公司控制，本土芯片设计公司一直居于中低端市场。此时，以中颖电子为代表的本土芯片公司正在向中高端市场进军，有这样一个“进口替代”的行业信号，证明这个领域值得投资者关注的。

在与芯片设计行业内的公司高管朋友进行深入探讨之后，钱学锋决定见一见晟矽微电的创始人。对方了解到汉理资本的增值服务内容后，同意它以比其他投资机构更低的价格进入。“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个创新，就是将公司的定向增发与挂牌同时进行。具体来说，是先让企业递交挂牌申请，然后我们与企业签约做工商变更。这样，定增与挂牌同时通过审核，就能同时进行了。”

尽管很多VC/PE机构也隐隐感觉到新三板提供了一个制度性机遇，但还没有一家投资机构像汉理资本这样大张旗鼓地掘金新三板。汉理资本投资晟矽微电时的估值尚未超过八倍，然而随着新三板扩容临近，很多挂牌企业的要价已经达到15～20倍。通过投资晟矽微电，汉理资本借助新三板实现退出的投石问路已获成功，这也为其退出其他所投企业提供了一个新的渠道和思路。“我们已经开始让手中的很多被投企业都准备去新三板上一试身手了，到年底前还会有汉理投资企业挂牌新三板。”

钱学锋有两个投资理论，其一是“日出理论”。“投资就要登高望远，我要投的领域就像清晨四五点钟的太阳，只有登上黄山、泰山之巅才能看到。如果一直身处平地，那你只能和别人一样，看到七八点钟的太阳，当然就失去了优势。”其二是“水涨船高”理论。钱学锋认为，投资过程中接触的项目所在的领域就好比是水，这个水未来是否能涨潮应该是一个主要关注点。如果处于一个会涨潮的领域，那么无论这个项目是个小船、中船还是大船都将随着水位的上升而上升。但是若方向看反了，水位是下降的，越大的船就会越危险。

为了能在新兴行业中先人一步或半步发现投资机遇，钱学锋从不放过任何可能。同时，他也非常注意站在更高的视角去挖掘原有行业中新的投资机会。例如，在投资晟矽微电前，他先是凭借专业的敏感捕捉到一丝机会，然后立刻去向在外资芯片设计公司中做高管的朋友请教。当他了解到外资正在纷纷撤出芯片设计中端市场，甚至开始放弃手机芯片市场时，已然成竹在胸——在芯片设计领域，本土公司绝对大有可为。

虽然半年前新三板鲜有人问津，但钱学锋一直相信自己的选择没有错。目前新三板的主要问题在于流通性差，但定增与挂牌能同时进行的企业，一定是具有市场投资价值的。据他透露，汉理资本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第二家和第三家定增与挂牌同时进行的案子。“我考察新三板时同样也是基于‘日出理论’，希望汉理资本这半年的努力能有所斩获。”他说，“其实十家投资机构中有九家不看好新三板，但随着扩容时间的确定，新三板的流通性一定会有所改善，届时人们将认识到新三板的真正价值。”

钱学锋的前瞻性判断已经得到了初步验证。当前各地政府正在积极推动新三板的发展，频频出台各种补贴措施，补贴额度在70万～120万元不等。“做投资与做财务顾问很不一样，财务顾问得积极投身市场，努力将企业推广出去，而做投资就要淡定而坚持。”

王晓滨 巨资打造中国版“必和必拓”

增资掠食 幕后主角

2013年1月31日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这天下午，在经过一年多艰苦的谈判和审批后，华东有色地勘局终于同中静实业公司、上海云峰集团以及高能资本红石二期基金，携手出现在了在北京举办的《华东有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增资协议》签字仪式上。在镁光灯的闪烁下，中静实业公司董事长助理陈刚、上海云峰集团董事长李权、高能资本董事长王晓滨、华东有色地勘局局长、华东有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有色”，该公司为华东有色地勘局子公司和经营平台）董事长邵毅，四个人紧紧握手，宣布三家机构以20.5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换取华东有色49%的股权。此次引入战略投资后，华东有色拟在三年内实现净资产和总营收超双百亿，从而使一个国有地勘单位真正蜕变为一个有实力的探采一体化企业，成为名副其实的市场竞争主体，所以也可以说是一次改制的“破冰之旅”。

更为重要的是，相关政府部门的强力支持让各投资机构倍感暖意。就在华东有色与三家战略投资者的签约仪式上，来自国土资源部与江苏省政府的领导明确表示，将继续关注和支持华东有色的后续发展，同时，给予政策上的大力支持。至此，华东有色“增资扩股”重大战役，得以完美揭幕。而身为该基金的掌门人——王晓滨更是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华东有色地勘局是中国最早组建的专业地勘队伍之一，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曾勇敢地突破当时固有的苏联模式，在南京找到了宝钢最大的铁矿石基地——梅山铁矿。但长期以来，该局主要以探矿为主，自己手上的矿源并不多，直到2006年，全局才只有一座矿山，矿权总面积也不到100平方公里。也就是在这一年，邵毅出任局长，华东有色地勘局由此开始尝试涉足资本市场，大胆通过票据发行、股权融资，掠食资源。

2009年6月，华东有色地勘局成功收购澳大利亚阿拉弗拉资源有限公司，成为国内地勘系统首家收购海外上市公司的单位。

2011年，华东有色地勘局与高能资本强强联手共同发起成立了规模达1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地勘单位第一只资源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华东有色基金，并在半年时间内迅速收购了盛和稀土、新疆镍矿。

2011年，华东有色地勘局绝对控股的中非资源公司在伦敦AIM板成功上市。而据公开资料显示，2009年至2011年，该局总资产已由28.7亿元上涨为34.1亿元；同期负债也由12亿元上升为19亿元。“尽管这段时间的财务数据并没有特别的好转，但是，华东有色努力的结果，主要体现在它的矿权上，”王晓滨解释说，“有色金属只是华东有色控股公司的一个牌子，其实公司可探的矿远不止有色金属，还包括铁、稀土等。”

这一点，从邵毅的介绍中得到了印证。截至2012年底，华东有色的矿权面积已较2006年增长了346倍，达到3.4万平方公里，其中单在非洲纳米比亚的面积就接近1.5万平方公里；2011年，发现一处远景储量超过20亿吨的铁矿；2012年，在澳大利亚北部省勘察到一钛铁砂矿，此砂矿资源量远景可达35亿吨，钛铁砂矿资源量约达1亿吨，极有希望成为世界级大矿。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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