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玉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日本报纸中的中国形象：以《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为例试读：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选题来源及意义
一、选题来源
当今世界，全球化浪潮风云激荡，一个国家能否实现自己的发展战略抑或全球战略，很大程度上和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息息相关。国家形象的好坏影响着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声誉，也影响着世界范围内的人心向背。因此，世界各国无不重视自身形象的塑造。对于我国来说，在国际上树立一个热爱和平、维护正义、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和平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交往与合作，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
正如潘志高所说，一个国家在另一国家的形象与对象国的舆论领袖的作用密切相关。这些舆论领袖们，无论是政客、商人、学者还是记者们，他们作用于公众的主要途径是各类媒体。而对于一个国家的广大群众而言，想逃避媒体的影响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不可能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去亲自了解每一个国家，所以他们对外国的印象只能来自各类媒体。因此，研究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媒体上的形象就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世界大家庭的成员，一个国家既要注重自己对本国形象的构建，也要注意他国对自己形象的构建，应针对他国对自己形象的歪曲、偏离做出应对措施，树立和维护自身的良好形象。
在世界各国中，那些同中国利害攸关的发达国家的媒体所塑造的中国国家形象对中国来说尤为重要。我们通过这些媒体的眼睛看中国，从他者的角度反观我们自己。无论这些媒体所塑造的中国形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种提醒或记忆。因为我们整天被我们自己庞大的舆论所淹没，久而久之，容易迷失自己。
英语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尤其是美国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这方面的研究已有很多。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对亚洲乃至整个世界都有重要影响，与中国比邻而居，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其媒体如何塑造中国形象，引导本国民众看待中国和中日关系，对于中日双方都显得至关重要。但有关日本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在我国国内还是一片稍显薄弱的领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既具有学理上的意义，也是现实提出的迫切需要。
中国和日本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既有悠久的交往历史，其相互关系却又充满曲折。在古代，中国的语言文字、宗教哲学、典章制度及生产技术被日本大量借鉴和引进。从邪马台国的对魏遣使，到“倭五王”的对南朝遣使，到飞鸟奈良平安时代的遣隋使、遣唐使与入宋僧，日本的这些使团不顾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克服种种困难到中国学习和交流。日本奈良时代的文化被称为“唐风文化”，可见中国文化对日本影响之深。甲午战争之前的大部分历史时期，中日两国人民长期和睦相处，友好交流。
甲午战争之后的半个多世纪，日本走上了一条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不归路”。期间日本侵略中国，烧杀淫掠，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成为两国关系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一段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把建立和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放在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地位。但此时日本政府追随美国亲蒋反华，致使两国关系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直到田中角荣上台后，中日关系才实现了正常化。冷战结束后，两国关系起伏不定，进入了可称为“多事之秋”的历史阶段。特别是近十多年来，两国围绕东海划界问题、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等纷争不断，尤其是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罔顾中韩的强烈反对，不顾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受，一再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给本来就不太好的中日两国关系蒙上了阴影，更加雪上加霜，使中日首脑高层互访一度中断。
1995—2005年这一段时期，在两国官方政治关系持续冷却的环境下，两国的民间对立情绪也不断升温。在中国方面，1997年《中国青年报》的对日印象调查显示出中国青年对日不信任感的增强。对日印象“良好”的为14.5%，“一般”的为43.9%，“不好”的为41.5%。同时，影响对日印象的重要词汇中被列举频率最高的为“东条英机”、“南京大屠杀”、“日本鬼子”、“抗日战争”等与历史问题有关的词。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的2002年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中日舆论调查，其结论为：中国民众对日本很少有亲近感。该所又于2004年9—10月进行了第二次中日舆论调查，其结论为：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不亲近感显著增强。两年来，中国民众对日本感到“非常亲近”和“亲近”者仅由5.9%微升至6.3%，而感到“很不亲近”和“不亲近”者却由43.3%猛增至53.6%，即已有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对日本抱有不亲近感。
日本政府2004年12月18日发表的《关于外交问题的舆论调查》的结果显示，回答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日本人已经降至37.6%，比2003年减少10.3%。而回答“没有亲近感”的占58.2%，与2003年的48%相比大幅度增加。认为中日关系“良好”的仅为28.1%，远低于2003年的46.9%。2005年12月24日，日本政府公布的“有关外交的民意调查”显示，日本对中国“怀有亲近感”的人较2004年减少5.2个百分点，降到32.4%，是自1975年开始此项调查以来的历史最低点。而认为中日关系“不好”的受访者比例升至71.2%，达到历史新高。
另有民意调查显示，约有70%的日本国民的观点易受媒体的影响，因而，随着近几年来日本媒体竭力鼓吹“中国威胁论”，大量爆炒中国的负面新闻（例如在所谓的中国冷冻菠菜残留农药问题、减肥药致人死命问题、沈阳领事馆闯馆事件、中国反日游行等问题上的近乎反常的炒作），大肆渲染极少数中国人在日本打砸抢、诈骗、盗窃的犯罪案件，日本的普通民众对在日中国人的印象急剧恶化，厌华情绪呈现蔓延趋势。
因此，中日两国的媒体作为公共舆论形成的渠道和载体，作为相互国家形象的构建者，很大程度上影响或决定着各自国民对对方国家形象的认知，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两国之间的关系。
有鉴于此，为了消除中日双方的误解，增进了解，同时也为了改进我国的对外传播，树立良好国家形象，研究日本媒体上的中国国家形象很有必要。
因为报纸易于保存，查阅起来比较方便，而且易于对一些问题做深入报道，再加上日本的报纸发行量比较大，报纸在日本作为主流媒体，其对日本国内公众舆论的引导与形成作用不容忽视，所以本书将日本报纸作为研究对象。据日本新闻协会提供的数据，截至2002年10月，将日刊与晚刊合计，日本的报纸日发行量为5320万份，平均每一个家庭摊上1.09份。全国有21615家配送站，有45.9万人从事送报业务，93.8%的家庭订阅报纸。这一比例堪称世界第一。
在日本报纸中，有人认为《朝日新闻》一度有亲近中国的倾向。如台湾学者、原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苏进添在其著作《日本新闻自由与传播事业》中写道：“以往日本报纸颇多左倾现象，对中共之新闻处理，时有颠倒是非之情事，尤以《朝日新闻》之偏向报道为烈，曾遭受大义凛然之报刊杂志（如《文艺春秋》）所指责。近几年来，由于该报内部的派别斗争以及首脑阶层的更替，再加上中（共）日国交正常化的悬案之解决，日本国民对中共的关心已经淡化，‘偏向报道’的现象已大为改善。”《读卖新闻》自诩为中立报纸，其实对中国的立场是中间偏右的。如朱建荣在《日本的中国观——冷战结束后的变化与趋势》一文中写道：“日本走向‘保守化’、对华批评尖锐的倾向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各种媒体。近几年日本的全国性报纸杂志上发表此类言论较多，不仅《产经新闻》、《诸君》、Sapio等色彩鲜明的保守刊物，《读卖新闻》、《文艺春秋》等自诩中立的刊物也更多地刊登这类文章。而被认为是‘自由派’的、主张客观看待中国的刊物，有社会影响的仅剩下《朝日新闻》、《世界》月刊和5年前创刊的《论座》月刊等寥寥可数的几家。”《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是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全国性大报，其发行量2005年分别居世界日报发行量排行榜的第二位和第一位，二者基本上能够反映日本主流报纸的报道态势和价值取向。因此，本书选取1995年1月1日至2005年12月31日的《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它们是如何构建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日本报纸上的中国国家形象是什么样的，以及影响日本报纸构建中国国家形象的有哪些因素。
二、选题意义
国家形象是国际交往中的一面旗帜，报纸则是国家形象的塑造者。日本报纸既是日本自身国家形象的塑造者，又是其他国家形象的塑造者，当然也是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者。从地缘政治上看，中日互为重要邻国，周边安全离不开稳定的、发展的中日关系。营造良好的中日关系，离不开良好的舆论环境。客观、真实、全面、立体地报道对方国家的情况，对增进两国间的相互理解至关重要，而不实的报道和带有偏见的评论则阻碍双方的互相认知，造成互相猜疑和互不信任。历史表明，中日两国在对方媒体中的国家形象是中日关系的一面镜子。当中国在日本报纸中的国家形象为正面时，反映两国关系是友好的；反之，当中国在日本报纸中的国家形象为负面时，伴随而来的是动荡起伏的中日关系。作为公众舆论的代言者，日本报纸是其公众舆论的制造者、组织者和控制者，其对华报道反映了日本民众在中日关系和日本对华政策问题上所具有的代表性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日本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和两国之间的关系。
研究日本报纸上的中国国家形象有助于我们改进对外传播，改善中国在日本公众中的国家形象，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这对改善和促进两国关系大有裨益，这是本书的现实意义。
从学术研究方面来看，国家形象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课题。近几年来，国内出版了数本有关国家形象的著作。如刘继南等人的《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国际关系的新视角》、《镜像中国——世界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中国形象——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管文虎的《国家形象论》，周宁的《永远的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李正国的《国家形象构建》，张昆的《国家形象传播》，何英的《美国媒体与中国形象（1995—2005）》等。综观这些专著，它们大都将西方英语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上的中国国家形象作为研究对象，而对日本媒体上的中国国家形象要么鲜有提及，要么语焉不详。查阅新闻传播类和日本研究类的专业期刊，有关这方面的论文也屈指可数，不成气候。
有关日本媒体上的中国国家形象的专著，本人视野有限，迄今为止，才见到寥寥几本。一是日本筑波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山大学公共传播系张宁的《日本媒体上的中国：报道框架与国家形象》。二是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国际传播系刘林利的《日本大众媒体中的中国形象》。三是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吴光辉的《日本的中国形象》。因此，将日本报纸上的中国国家形象作为本书的研究课题，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开拓我们的研究思路，为繁荣学术创作起些添砖加瓦的作用。
第二节 概念的解释及界定
一、形象“形象”一词，《现代汉语词典》给出的解释为：“能引起人的思想或感情活动的具体形状或姿态；文艺作品中创造出来的生动具体的、激发人们思想感情的生活图景，通常指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神情面貌和性格特征。”
据秦启文、周永康考证，“形象”一词，自古有之。最早见于《尚书·诰命》的疏注，殷王武丁梦见天帝送给他一个助手，于是回忆梦中之所见，令百工“刻其形象”，“使百官以所梦之形象”去民间寻找。《周礼·天官·司会注》在解释地契版图时，明确写到：“图，土地形象，田地广狭”；“土地之图，有其形象，即是民之田地广狭多少，皆在图也”。这里“形象”的基本意思是人之相貌，物之形状。
陶淑艳、殷雅平认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形象”具有不同的含义。在文学艺术中，指文学艺术家从现实生活出发，选择、提炼、改造和加工素材所创造出来的具有一定思想内容和审美意义的具体生动、有艺术魅力的图画。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形象除社会环境和自然景物外，主要是指人物形象。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形象也称作表象，指人们对感知过程的外界刺激在头脑中的再现。由于人是形象的感受者，任何客观形象都是通过人的感知反映出来的，因此形象就成为人们对某种对象的总体印象。现实生活中我们理解的形象是较为具体和直观的，即指人或事物的形状相貌。
彭伟步认为，形象是由所有感知器官收集到的某一客观事物的总信息，经大脑综合加工后形成的总印象。它涉及人的思想或感情活动。一个人对事物的评价，就会影响到他对该事物的形象。形象是一种抽象的评价和认知活动。
管文虎认为，形象是一种客观具体事物的主观映象，是客观刺激物经主体思维活动加工或建构的产物，是直接或间接引起主体思想情感等意识活动的迹象或印象。他还认为，形象是印象反映的内容，印象是形象反映的形式，形象是建立在客观具体事物与主体印象两者基础之上的。
吴东林认为，形象是事物内在与外显诸要素的总和，通过一定形式的信息中介之作用，在公众心目中引起的感知、看法与评价；它体现公众的价值观与审美观，反映公众对该事物认同、喜爱和支持的程度。
张毓强借用传播学的原理，从形象形成的过程探讨了形象的含义。他认为，形象是物质运动过程中产生的信息经过人脑形成映象后在特定条件下通过特定媒介的输出。他模拟了形象的产生过程，如图1-1所示：图1-1 形象形成过程
张毓强认为，形象具有以下特点：（1）形象的物质本源性。形象的源本体是物质世界，没有物质的本源，形象就无从谈起。（2）源像的客观性。物质的运动变化产生信息，这是形象的“源像”，也就是形象的次级本体，信息实质上就是“形象”中的“形”；源像是客观存在的，是唯一的，但是具有不可描述性。（3）形象的主观性。由一些符号组成的意识是信息的“加工厂”，加工厂首先生产出的是“模板”，出厂销售时根据不同客户或者是其他具体环境的要求进行“深加工”并形成最终的“形象”。
秦启文、周永康认为，要科学、准确地理解形象概念，应该从主体（客观存在的人或事物本身）、客体（人或事物的观察者、反映者、思想者）、主客体关系三个维度对其界定。据此，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形象”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就客体而言，形象是人们在一定条件下对他人或事物的总体评价和印象，人是形象的确定者和评定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形象是感觉、认知客观事物所形成的印象，也即人们在实践活动中，以一定的条件为背景，通过听觉、视觉、触觉等感觉器官，获取关于对象世界的信息，从而在脑海中形成或深或浅的印象、或这样或那样的评价，这就是形象。
就主体而言，或者说站在主体的维度，形象是人或事物由其内在特点所决定的外在表现。在这一维度上，形象首先是一种实存，而且是一种直接的外在实存，没有这种实存，一切印象、评价、关系等不可能发生。这种实存可能与内在一致，也可能不一致，甚至相反；尤其在人的世界里，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组织，不一致更是经常的、普遍的。
就主客体关系而言，形象是人们在一定条件下对他人或事物由其内在特点所决定的外在表现的总体印象和评价。从这种意义上讲，形象是关系，是一定条件的人和一定条件的物在一定条件下的关系。由于条件的单一或多重作用，形象常常是可变的。
二、国家形象“国家形象”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时下较为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作为国家综合实力中的“软实力”，国家形象作为一种可信度的标志，是一个国家的“名片”，“形象重于生命”，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对于国家实施国际战略，并最终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虽然世界各国政府愈益重视国家形象的传播，但正如支庭荣所言：“国家形象的概念在西方国家并没有明确提出，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实践上早就利用其发达的宣传机器，鼓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并且也十分讲究宣传技巧。”国家形象的概念更多地是由我国学者提出的。
我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给“国家形象”下了不同的定义。
徐小鸽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新闻流动中所形成的形象，或者说是一国在他国新闻媒介的新闻言语报道中所呈现的形象。
李寿源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主权国家和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所展示的形状相貌及国际环境中的舆论反映。
刘继南认为，国家形象是指一国在其他国家人们心目中的综合评价和印象，主要体现在别国的大众传播媒介上。
明安香认为，国家形象既是具体与抽象的统一，也是主观形象与客观形象的统一。国家形象可以分解为主观形象与客观形象。所谓主观形象，指的是国家通过有意识、有计划、有步骤地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和言论而试图向外界（国内外）展示的形象。所谓客观形象，指的是外界客体（国内外公众、国内外媒体）通过国家主体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及其实际采取的相应行动和言论而积累起来的对国家主体的“印象”。外界客体形成的客观形象可以无限接近国家主体设计的主观形象，但是不可能完全统一。
杨伟芬认为，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
管文虎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国家形象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凝聚力，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体现，是国家一笔雄厚的无形资产。
张毓强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主权国家系统运动过程中发出的信息被公众映像后在特定条件下通过特定媒介的输出。
刘小彪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诸多方面相互交往过程中给其他国家及其公众留下的一种综合印象。
孙有中认为，国家形象是一国内部公众和外部公众对该国政治（包括政府信誉、外交能力与军事装备等）、经济（包括金融实力、财政实力、产品特色与质量、国民收入等）、社会（包括社会凝聚力、安全与稳定、国民士气、民族性格等）、文化（包括科技实力、教育水平、文化遗产、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与地理（包括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数量等）等方面状况的认识与评价，可分为国内形象与国际形象，两者之间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国家形象在根本上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国力，但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国家的实际状况，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被塑造的。
秦启文、周永康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的相关内外公众对其所有行为、表现的总的印象与评价，它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
张昆将“国家形象”界定为“国家的各种客观状况在国际社会公众舆论中的投影，即国家行为表现、性状特征、精神面貌等要素特征在国际社会公众心目中的抽象反映和公众对相应国家的总体评价”。
韩源认为，国家形象是反映作为国际关系主体的特定国家总体状况的信息，经过复杂与多样的信息传播过程而在国际公众中形成对该国的整体印象和综合评价。
王珏、倪世雄认为，国家形象是国家体现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该国各方面的客观现实（实像）经过不断累积，通过信息选择和公众心理、价值观的双层过滤后，在公众心目中形成的综合主观印象（虚像）。从社会心理学上来说，国家形象的建立正是认知者通过对某国（认知对象）在已知场合中的行为做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分析和归纳，得出一些相对稳定的印象，并据此对该国将来的行为作出推断。这一过程通过认知者的过去经验及对有关线索的分析而进行，需依赖认知者个人的思维活动，包括一定程度的信息加工、推理、分类和归纳，因此，国家形象具有综合性、累积性、模糊性、可塑性四大特点。
张桂珍认为，“国家形象”是指国家的客观状态在公众舆论中的投影，也就是社会公众对国家的印象、看法、态度、评价的综合反映。“国家形象”分为国内形象和国际形象。“国内形象”体现一种自我评价。所谓“国际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是外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的总评价和社会认定，也即国家行为表现、形状特征、精神面貌等诸方面在外部公众心目中的抽象反映以及对该国的解读。换言之，“国际形象”是国际社会对一国的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和解读，是国际社会公众对国家的认识和把握，是公众作为主体感受国家客体而形成的复合体，是国家对外政治传播和外交政策实践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分析和比较以上林林总总的关于“国家形象”的定义的基础上，本书将“国家形象”划分为“自在形象”和“他观形象”。所谓“自在形象”是指一个国家的行为、表现所呈现出的一种客观状态；所谓“他观形象”是指海内外公众、媒体等外界客体对国家主体所形成的“印象”。国家主体是自在形象和他观形象的统一体。自在形象是“源”，他观形象是“流”，他观形象是对自在形象的感知和反映。二者之间可以存在完全背离、相差较远、大致吻合、无限接近、完全统一（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出现）等多种情况。国家主体可以通过改变自身的言论和行为改变自己的自在形象，达到向外界（海内外公众、媒体等外界客体）展示或树立良好形象的目的。如果一个国家的自在形象是良好的，最理想的效果是他观形象无限接近于自在形象（因完全统一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出现，故予以排除），此时，国家主体树立自身良好形象的意图基本可以实现。
因为自在形象是一种客观状态，只能通过他观形象加以反映和认识。因此，通常所说的国家形象主要是指他观形象。本书主要研究海外媒体（在此具体指日本报纸）中的有关中国的他观形象。
第三节 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
1.日本之外的西方国家有关中国国家形象的文献
在西方有关中国国家形象的文献中，门多萨神父的《大中华帝国志》和利玛窦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利玛窦中国札记》）被认为是在构建中国国家形象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的两部著作。1585年出版的《大中华帝国志》是欧洲中国形象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它提供了系统而充分的中国地理风物、人伦制度、文化思想、军事武装等方面的知识，并树立起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的一种新范型，为此后两个世纪间欧洲的“中国崇拜”提供了一个知识与价值的起点。1615年，《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利玛窦中国札记》）在德国出版，利玛窦以其亲身经历详尽描述了中国形象。在其笔下，他既描绘了中国人勤劳、温文有礼、尊师重教、多才多艺的一面，也描绘了他所见到的诸如迷信、算命、炼丹等陋俗以及粥婴鬻女、酷刑枉法等丑恶现象。
鸦片战争中，中英首次交战，号称天朝上国的清王朝被打败，中国的声誉一落千丈，中国形象受到极大损害。此后，许多西方人优越感十足，傲慢对待中国的一切，蔑视中国人。如1842年，英国人宾汉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将中国写成是一个长期愚昧而又骄傲自大的国家，一个没有自我更新能力和缺乏活力的国家。
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被打开，外国传教士和商人纷纷来华。这些人在华生活和逗留期间，写下了许多有关对中国和中国人观感的著作。如1872年来华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阿瑟·史密斯（Arther H.Smith，汉名明恩溥）在其所著的《中国人的素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1894年出版）一书中，将中国人的性格归纳了二十多种特征，有褒有贬，无不言之成据。时至今日，读来仍使人警醒与深思。该书是西方人介绍与研究中国形象及中华民族性格的很有影响的著作，它不仅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也影响到中国人对自己的评价与认知。
1869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外交官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在其1895年出版的《真正的中国佬》（The Real Chinaman）一书中写道：“中国人的许多优秀道德品质和令人钦佩的性格特点与他们的缺陷和不足交互纠缠在一起而相映成趣。这些东西与时代共存，虽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然而变化非常缓慢。但是，无论何人，当真正全面了解中国人之后，他一定会确信：这个民族有着光辉的未来，中国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终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该书是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的一幅全方位、大视角、内容较为丰富生动的画卷，是近代西方人中国观的代表性著作。
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高温（John Macgowan）于1860年来华，先后在上海、厦门传教。在其1909年出版于上海的著作《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描写和介绍了中国的土地与土地法则、军事制度、文人阶层、经典著作、山林寺院、家庭生活等方面。中国人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正如他所说：“我在中国生活了50年，几乎与每个阶层的人都有过很深的交往，从中得到了莫大的快慰。我越是深入到中国人生活的内部，我的心越是被他们深深吸引。他们确实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民族，在充满欢乐的时刻，在笼罩着悲哀的时刻，以及在激发起正义感的时刻，他们都证明了自己真正拥有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品质。”
这一时期，有关近代西方人看中国的著作还有英国人阿绮波德·立德（Archibald Little）的《穿蓝色长袍的国度》（1901年出版）、美国人E.A.罗斯（Edward Alsworth Ross）的《变化中的中国人》（1911年出版）等。
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开启了红色中国的理想化形象。在20世纪西方的左翼文化思潮中，中国形象扮演着重要角色。1949年之前西方记者笔下的共产党统治的“边区”，“无乞丐，无鸦片，无卖淫，无贪污和无苛捐杂税”，几乎是“一个柏拉图理想国的复制品”。西蒙·波伏瓦率先在新中国发现“一个生活在未来的光明中的国家”。
20世纪50年代，伊罗生（Harold R.Isaacs）著有《心影录——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和印度形象》（Scratches on Our Minds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 India），其中的有关中国部分，作者借助社会学的一些系统化手段，阐明了在170年的美中交往历史期间，占主导地位的美国人对中国的反应有着大幅度的波动，这些印象和态度大部分是它们所处的时间、地点和环境的产物，并探讨了这些印象和态度与政治、国际关系、政府政策的制定、公众舆论的形成等之间的关系。60年代，斯蒂尔（A.T.Steele）著有《美国人民与中国》（The American People and China），书中主要写到中国在美国公众中的形象。80年代时，麦金农（Makinnon）教授编辑了美国三四十年代对华报道的口述历史研究，库斯尼茨博士（Dr.Kusnitz）撰写了关于美国公众舆论与新中国建立后的美国对华政策的专著。这些研究通过对中国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的分析，研究新闻媒体在国家形象构建中的作用及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综合国力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在美国出现了一股“中国威胁论”的论调，一些学者纷纷跟进，为此说法推波助澜。
1992年秋，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芒罗在《政策研究》杂志上发表了《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文。文章说，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起步失败之后，中国终于坚实地走上了一条经济腾飞之路，军事上开始锋芒毕露，这引起了亚洲及世界的震惊与强烈反响。他断言，中国的崛起对于美国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造成的影响都将是前所未有的，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战略方面，中国都将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构成一种越来越大的威胁。
此文一出，立即得到众人的应和。一时间，文明的威胁、秩序的威胁、粮食的威胁、军事的威胁、经济的威胁、能源的威胁，甚或科技的威胁等等论调甚嚣尘上，不一而足。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其所著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说“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并警告“中西文明大战将比武力战争更可怕”。又如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在1994年9月发表的《谁来养活中国——来自一个小行星的醒世报告》中预言谁也养活不了中国人，“世界粮食形势将处于危险的境地”。 再如，1997年，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 ）与罗斯·芒罗（Ross H.Munro）在其合写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中宣称：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不久即将变成全球第二大强国的中国将随着世界面貌在新的千年中发生变化而成为一支支配力量，而作为这样一支力量的中国将势必不再是美国的战略友邦，而成为它的长期敌人。
2005年12月11日和12日，《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分别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戴维·拉戈的文章，其核心内容是“中国取代美国成为高科技产品供应国”。作者说，中国信息技术产业的急速发展正在迅速带动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如果中国能摆脱西方国家在“军民两用技术”方面的限制，会更加轻松地超过美国，在军事上对美国产生深远影响。
另外一些西方学者从另一个极端出发，炮制出了耸人听闻的“中国崩溃论”。如2002年1月，美国《中国经济》季刊的主编斯塔德维尔在其著作《中国梦》中把中国经济比喻为“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并预言中国将出现大规模的政治和经济危机，警告来华投资者“不要轻易把亿万美元的投资扔进中国这个无底洞”。更有甚者，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在其2001年7月出版的著作《中国即将崩溃》中断言，“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五年”，“中国的经济正在衰退，并开始崩溃，时间会在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之前，而不是之后”。他根据一些并不完整的数据，经过所谓的“推理论证”，得出了“与其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还不如说中国正在崩溃”的荒唐结论。
2.日本有关中国国家形象的文献
日本有关中国的正式记载出现在《日本书纪》（公元720年）一书中。该书所提到的中国王朝的名字有：周（2次）、汉（2次）、魏（3次）、晋（2次）、隋（1次）、唐（96次）、吴（31次）。
日本对中国的正式外交始于公元607年。本来日本基本上是被纳入到“华夷秩序”的朝贡体系之中的，但到了隋朝，日本人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对隋唐视其为东夷小国产生一种抗拒心理，想与中国平起平坐。唐朝衰落后，日本也于894年终止派遣遣唐使。10世纪后，中日之间的正式外交中断。1373年，足利幕府与中国重开外交。明朝永乐皇帝授予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日本国王”称号，日本又被重新纳入到东亚秩序之中。15—16世纪，随着以葡萄牙为首的西方势力向东方渗透，日本的对外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不过一直到19世纪中叶，亚洲的“主体性”还没有从根本上遭到西方破坏，华夷秩序仍是东亚国际关系格局的基本特征。19世纪中叶以后，华夷秩序受到西方列强挑战，东亚原有的国际秩序面临新的整合。1871年中日修好条约的签订，使日本天皇与大清皇帝处于平等地位。这是日本开国以来所签订的唯一的平等条约。
作为中国的近邻，日本人极为关注中国与中国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给中国及中国人绘出了一幅幅画像。
1875—1885年间，被奉为日本的伏尔泰、明治时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其头像被印到现在流通的一万日元纸币上的福泽渝吉，写成《文明论概略》、《脱亚论》等多部著作。福泽在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一文中写道：我日本国土虽位居亚细亚的东边，但其国民的精神已脱去亚细亚的痼疾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一个叫朝鲜。……如今支那朝鲜对我日本没有丝毫的助益，而且在西洋文明人看来，三国地理相接，有时甚至将三国同样看待，以评价支韩的标准来评价日本也并非不可能。例如支那朝鲜的政府仍在实行古老的专制，西洋人就认为日本也是一个无法律的国家；支那朝鲜的士人惑溺很深不知科学为何物，西洋的学者就认为日本也是一个信奉阴阳五行的国家；支那人卑躬屈膝寡廉鲜耻，日本人的侠义就可能为之遮蔽；朝鲜人行刑场面残酷，日本人也被怀疑为无情等等，这些事例不胜枚举……间接地会成为我外交上的障碍，是我日本国一大不幸。故今日我国之上策，与其坐等邻国开明而共兴亚洲，毋宁不与他们为伍，而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与支那朝鲜接触时，也不必因为他们是邻国就特别客气，而以西洋人的方式处理即可。与恶人交友就难免恶名，我们要从内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之恶友。
在其著作中，福泽对中国等亚洲邻国极尽蔑视和贬低之能事，提出日本在西风东渐之际，必须与亚洲国家，尤其与近邻中国、朝鲜等“亚细亚东方之恶友”保持距离，同“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的“脱亚入欧”思想，对形成百年来数代日本人的外国观，具有“先导”作用，对日本以后的对外扩张行为乃至当今的对外关系有着深远的影响。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世界列强之一，自信心极度膨胀，整个日本被自满、优越的情绪充溢着。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人视为“天朝上国”的清帝国被自己打败，这让日本人兴奋不已。从此，中国在日本国民心目中的地位一蹶不起。其时的日本普通民众对在日的中国人极度蔑视。1896年，清政府向日本派出的首批留学生13人中，就有4人因忍受不了日本人的蔑视，仅逗留了三个星期就打道回府。
1909年，被称为“东洋史学大御所”的白鸟库吉在《支那古传说之研究》一文中，对儒学经典，特别是孔子极为赞赏的尧舜禹三代的真实性提出了强烈的怀疑。他的“尧舜禹抹杀论”是对儒学“法先王”基本观念的极大冲击，动摇了日本汉学家的信仰。
津田左右吉的“中国传统文化否定论”继承了白鸟库吉“中国观”的一个方面。他认为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性质截然不同。中国文化对印度文化没有任何影响，印度虽然把佛教传给中国，但佛教的影响并未使中国的民族生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其理论与近代初期日本所倡导的“脱亚”精神的出发点是一致的。
白鸟库吉与津田左右吉对中国文化的否定，加剧了近代日本人对中华文明乃至中国人轻蔑的程度。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膨胀，其全面侵华野心已昭然若揭。在此背景下，日本学术界十分热衷所谓“支那国民性研究”，其中有不少人恣意描画自己心目中的丑陋的中国人形象。他们将人性中一切负面和丑恶的东西都加于中国“国民性”中，认为中国人保守、顽固、愚昧、野蛮、肮脏、贪婪、好色、奢侈、自大、虚伪、排外、残忍、变态、不团结、无国家观念等等，断言“支那国民性”已经彻底堕落，成了一个“老废的民族”，并进而运用这些“结论”来为日本侵华辩护，胡说中国人民的抗日行为都是受恶劣的国民性所驱动，声称日本侵华是用日本人优秀的国民性来改造支那人恶劣的国民性。
1913年，日本学者酒卷贞一郎写成《支那分割论》一书，在这部长达600多页的著作中，他指责日本当时的当权者忙于“朋党相轧”和相互的“论难攻击”，而对邻邦中国的正在分裂并被分割的事实重视不足，认为这样下去，日本就会“惘然追悔旧梦”，后悔不及。他声称自己写这部书决非偶然为之，而是为了“醒国民之睡梦”。
在《支那分割论》中，酒卷贞一郎谈论了中国的国民性。他认为：（支那人民）是没有活力的腐朽的人民。他们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甚至是只知有我，不知有家，更甚至于只知有私欲，不知有自我。他们有身口，但没有意志；他们有情，但没有智慧；他们有五根，但缺少一根；他们有五识，但缺少一识；他们的本惑、随惑很发达，只是没有心王。故他们只要满足了口腹，就觉得满足；只要满足了色欲，就感到了满足；只要防了寒暑，就感到了满足；只要逃避了苦痛，就感到了满足；只要有了华衣美食，就感到了满足；只要占有了美男美女，就感到了满足。不，他们对自我欲望也不感到满足，而是随满足随饥渴，正所谓得陇望蜀，他们的私欲竟然是无止境的。所以，此等没有活力的人民，无仁、无义、无礼、无智、无孝、无悌、无忠、无信。如此人民的国家，纲纪不整，政治不洽，连自我存在都不能，或分裂，或瓦解。何况被强邻所窥！其被吞并、被分割之命运，理固当然，势不可免。
在20世纪初期的日本汉学家中，不能不提到的是内藤湖南。他曾任《日本人》杂志和《朝日新闻》记者，后任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在观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前半期发生巨大变化的中国之后，撰写了一些有关中国的著作。例如，他在1914年发表的《支那论》中称中国应放弃中国周边的领土，仅保住本土就已足够。因为中国人缺乏国民国家的政治能力和造成国民国家的资质，而且，在此情况下，日本人是不能漠视英美对中国的瓜分的。
在1924年出版的《新支那论》一书中，内藤湖南提出了所谓的“文化中心移动说”。他认为日本是东洋文化的中心，所以，当日本和中国在政治上成为一体时，文化中心应从中国移到日本。当日本人涉足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领域时，中国人是一定不会感到不可思议的。而且日本的经济对中国民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要阻止这种移动，中国民族必将衰亡。中国在北方有落后的军阀，在南方有徒唱空调的阴谋家，二者都不能控制时局，唯有通过外国人参与内政才能够救急，因而中国政治机关应该开放以实行共同统治。并且这种共同统治是大势所趋，舍此别无良法。内藤赤裸裸地、毫不避讳地提出文化中心东移日本、日本要参与中国内政的谬论，既反映了日本人的傲慢与偏见，也反映了日本觊觎中国的野心。
此外，日本学者大谷孝太郎也在《中国人的精神结构研究》中认为中国人精神结构不统一：中国国民已丧失现代国民性，不是独立的性格类型。中国人的精神结构不完全是无结构，但其统一性程度极低。现代中国人不具有经济人、理论人、审美人、宗教人、权力人、技术人、法律人、悲剧人、敬虔主义者、合理主义者等性格图式，而是其中一些图式的交叉、共存。他们的行为和态度到处有矛盾，无统一，不稳定，有阴影。
正如王向远所指出的，酒卷贞一郎之流的日本文化人，面对中国历史和社会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转折时期不可避免的巨大动荡和混乱，幸灾乐祸，蠢蠢欲动，怀着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通过学术著作的方式，大肆宣扬“支那必死论”，由此“支那分割论”甚嚣尘上。虽然他们对中国历史与现状所做的研究分析，特别是对中国的诸种乱象与社会积弊的指陈，一定程度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对中国人如何缺乏国家观念的分析，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但是，由于他们的出发点是谋取中国，他们的立足点是狂妄自大的日本民族优越感，怀着对中国及中国人民的藐视与蔑视，他们不可能对中国的历史现状做出科学的研究，得出正确的结论。历史早已经无情地嘲笑了酒卷贞一郎之流的荒唐结论，中国人的民族精神非但没有沦落，中国更没有灭亡。
1925年出生于台湾、毕业于东京大学、曾多年从事中国学及金融方面研究的日本人松本一男在其著作《中国人的智慧》中也谈到了中国的国民性。他写道：对于中国人来说，以下的气质较为突出：（1）忌讳战争。因为中国人经历过多次被侵略之苦，所以也很厌恶去侵略别的国家。（2）大国意识强。认为自己国家的文化最好并以此而自负。（3）没有什么人种偏见。（4）阴郁。外人难于了解其内心。（5）憨厚，忍耐力强。（6）保守，不易改变。（7）生活节奏比较缓慢。
二战结束，日本战败，日本人又重新把中国看成“亚洲大陆的强国”，但很快这种中国观便发生了变化。因为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经济实现了腾飞，而中国却经历了政治和文化上的十多年的动荡时期。日本人的亚洲观与中国观又恢复到近代的原点。20世纪80年代，长谷川庆太郎写了《别了！亚洲》一书。在书中他谈道：“一直到明治维新，中国都被当作‘圣人君子之国’。孔孟之学即儒学奠定了日本政治思想史的基础”，“对于日本人来说，无论从哪方面讲，亚洲都是一个关系很近的地区……但这已成为历史。因为在战后40年里，日本与日本人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可亚洲在这40年里却未发生什么变化。”长谷川主张经济上名列世界前茅的日本向贫穷落后的亚洲挥手告别；并且把日本吹捧为高耸入云的霞关大厦（日本第一座摩天大楼），把亚洲国家贬低为又臭又脏、充满病菌的垃圾堆——梦岛（东京湾里用垃圾堆成的人工岛）。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也不乏态度严谨的学者，他们主张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起正确的对华观。1961年，著名学者竹内好在他的《作为方法的亚洲》一书中主张把亚洲作为对象来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期，沟口雄三教授又对研究中国提出了具体的理论分析框架。他认为，研究的目的不能限于中国以及解构中国学，而是要把中国作为亚洲来解读，并试图用中国这副眼镜看西方。
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及综合国力都有所提高，日本人的中国观也相应地跟着发生微妙的变化。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日本经济却陷入低迷状态，再加上受历史问题的纠缠，日本国内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始作俑者，是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于1990年8月在《诸君》月刊上发表的《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一文。随后十余年来，“中国威胁论”在日本长盛不衰。宣扬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在廉价的劳动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以及吸引外资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经济的持续发展将使中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由此会对日本及其他一些国家构成威胁。甚至还有人将日本的经济萧条归咎于中国。
总之，最近十几年来，由于种种综合性的、复杂的原因，日本右翼学者、文化人否定、美化侵略历史的倾向越来越严重。他们蓄意刺激和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煽动反华情绪。有人鼓吹中国威胁论，有人宣扬中国崩溃论，有人在中国问题研究中肆意歪曲、丑化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有人对中国社会在发展中的阴暗面大加渲染，丑化、妖魔化中国的书籍和文章陆续出笼，诸如《人民中国的堕落》、《瞎闯的中国》、《中国人犯罪集团》、《一个净找麻烦的国家：中国》、《中国的威压、日本的卑屈》、《所以说中国没救了》、《幻想的超大国：中国》、《“日中友好”是个幻想》、《靠“反日”苟延残喘的中国》之类的书，大行其道，且颇有市场。这些书籍极尽丑化污蔑中国及中国人之能事，严重损害了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也不乏主张中日友好、为促进中日相互理解和学术交流而奔波努力的学者。日本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生院院长天儿慧教授就是其中一位。作为一名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天儿慧教授著有《中国——脱变的社会主义大国》、《邓小平》、《中国是威胁吗？》、《中日交流的四个半世纪》、《现代中国——过渡期的政治社会》、《等身大的中国》、《巨龙的胎动》、《日本人眼里的中国》等多部著作。其中，《日本人眼里的中国》运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由小见大的笔触，结合自己与中国人接触、交往的感受和在华经历，讲述了日本普通民众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在该书中，天儿慧认为“日中间的最大问题是相互误解”，围绕如何减少这种误解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王逸舟研究员在该书中译本所作的序言中所说：“《日本人眼里的中国》毕竟是外国专家的著作，里面的视角和结论不一定完全为在中国的政治环境和文化传统下生长的读者所理解和接受，尤其是那些带有批评意味的看法（例如作者对中国的军费问题、环保问题、诚信问题、腐败问题和台湾问题的见解）未必都站得住脚。但正如书的标题所提示，这些看法反映的是日本普通民众的认知；我想，它们也是中国处理对日关系时需要面对的现状，是国家关系的某种社会基础。我们没有理由不予重视。中国古代圣贤教诲道：‘兼听则明’。我们的读者不妨秉持这种精神，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开放纳谏的态度坦然对待批评。”该书对改进我国的对外传播，减少外国民众对中国的误解，树立良好国家形象而言，不失为一部具有参考价值的著作。
二、国内研究
国内在国家形象方面的研究近些年来引起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举其要者，说明如下。
专著方面，管文虎主编的《国家形象论》是国内较早关于国家形象的论著。它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形象学说和中国共产党有关领导论述为指导，总结旧中国衰落形象的历史教训，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形象的巨大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良好形象。该论著的优点是其主题立意、结构布局乃至行文文学色彩较为浓重，缺点是缺乏理论深度。
刘继南等人的《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国际关系的新视角》，针对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传播现状，运用传播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相关学科理论，首先在第一部分中阐述了国际传播的定义、功能、历史演变与发展趋势，提出了“国际传播力”的概念，揭示了国际传播与国际关系、综合国力及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相互联系，重点分析了美国的国际传播，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国际传播的发展战略。其次在第二部分中阐明了国家形象的内涵、外延、研究沿革及传播过程，剖析了中美两国媒体对对方形象的不同塑造及其实质，充分论证了国际传播在国家形象构建中的作用，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定位与传播也作了初步探索。
张昆的《国家形象传播》重点探讨了我国对外宣传与传播的规律，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对外宣传和传播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提出了诸如“树立全球传播的新观念”、“新闻传媒建构国家形象的策略”、“建设高信度、高质量的对外传播体系”等独到见解，对于推动我国对外宣传和传播的改革，树立在世界上的良好国家形象，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极好的学理上的支持。
李正国的《国家形象构建》运用国际政治学、传播学、社会学、文化学的理论和成果，梳理与分析关于国家形象的普遍规律，探索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家形象构建之路，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为中心进行国家形象构建的战略与策略。该书还对国家形象受损后如何修复进行了探讨，就国家形象修复的宗旨、原则、一般规律和方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刘继南、何辉等著的《中国形象——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和《镜像中国——世界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是以刘继南为总负责人、何辉为课题执行组组长的“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研究”课题的结项成果。两本书互为姊妹篇，从文本、制度、受众三个方面考察了我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以内容分析、文献研究为主，辅以相关的深度访谈和受众问卷调查，以世界主流媒体所反映的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为基础研究，分析了世界主流媒体报道中国的一般规律，研究了我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方针政策及机制，探讨了构建国家形象的基本理论框架和一般模式，对我国国家形象的定位及国际传播战略、策略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段连城在其著作《对外传播学初探》一书中论及了我国国家形象在国际社会的历史演变，即光辉灿烂的中国、莫测高深的中国、“劣等民族”的中国、大有希望的中国、“有办法”和“蓝蚂蚁”的中国、疯狂暴乱的中国、田园诗画的中国、“苦海余生”的中国、伟大试验中的中国九个形象。该书总结了产生这些形象的内外原因及我国对外传播的经验教训，从国际传播角度提出了我国国家形象传播的技巧和策略。
王岳川的《发现东方》提出了构建中国国家形象应积极输出中国文化的主张。周宁的《永远的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描述和阐释了中国形象在西方国家的演变过程。李希光认为，政治传播在国家形象的构建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针对美国新闻媒体对中国的消极报道，他相继撰写了《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国有多坏》、《妖魔化与媒体轰炸》等著作，对中国被美国妖魔化的背景、动因、手段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日本筑波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山大学公共传播系教师张宁的《日本媒体上的中国：报道框架与国家形象》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从传播学和社会学角度研究日本媒体上的中国国家形象的专著。该书是在作者日文版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中文著作，它以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为中心，着重探讨了以下三个问题：（1）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日本媒体塑造了怎样的中国国家形象；（2）日本媒体上的中国国家形象模式是怎样形成的；（3）如何在媒体报道机制上缩小媒体的现实构图和真正的现实之间的差距，对未来的中日关系发展，两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应该加强相互报道以增强相互理解。
刘林利的《日本大众媒体中的中国形象》通过分析日本大众媒体的现状，发现日本是世界上信息高度发达和高度垄断的国家，日本媒体制度的形成深受政府政策和法律的影响。该著作主要就日本一些比较主流的报纸和杂志的对华报道进行了梳理和归纳。
吴光辉的《日本的中国形象》一书，主要从跨文化形象学的视角出发，从文明帝国与中国形象、文明比较与中国形象、文化他者与中国形象等方面研究中国形象在日本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对研究中国形象进行了理论方面的探索。
除此之外，有关“形象”的论著还有明安香的《企业形象管理：最新一代管理》，龙永枢、杨伟光主编的《领导者媒介形象设计》，秦启文、周永康的《形象学导论》，陶淑艳、殷雅平的《现代领导形象设计》，刘小燕的《中国政府形象传播》，彭伟步的《信息时代政府形象传播》等。
博士学位论文方面，潘志高的《中国在〈纽约时报〉1993—1998年间的形象分析》（成书出版时更名为《〈纽约时报〉上的中国形象：政治、历史及文化成因》，2003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借鉴了国外学者Tsan-Kuo Chang的论文The Press and China Policy：the Illusion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50-1984（《报刊与对华政策：1950—1984年幻想中的中美关系》）的研究方法，系统地统计了《纽约时报》1993—1998年间的对华报道，采用内容分析法系统地分析了该报是如何报道中国并构建中国国家形象的。潘志高从美国人所固有的价值观念（对民主的崇尚，对共产主义的仇视）、“天安门定式”、冷战结束所导致的国际格局的重大改变以及中美两国的文化和历史差异等角度，阐明了美国新闻媒体塑造中国负面形象的深层次原因。
乔木的博士论文《冷战后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变化与影响》，作者将美国媒体放在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大背景下和中美关系跌宕起伏的主线下，重点分析了美国新闻媒体的涉华报道的变化阶段与主要内容、在冷战以后时代所起变化的主要原因、报道中出现的问题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何英的博士论文《冷战后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的建构主义分析》，成书出版时改为《美国媒体与中国形象（1995—2005）》，以建构主义结构互动观为理论基础，对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的原因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认为该现象的出现是美国国家利益、对华政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及舆论民意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作者还对建构主义结构互动观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指出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处于洛克文化的状态，两国关系有过多次的跌宕起伏，但总体上不再以敌手身份看待对方，而是在尊重双方主权的前提下开展竞争与合作。这一论断基本符合冷战后的中美关系现状，近十年来的中美关系走势也印证了这一判断，因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上的前瞻性。该论文的缺点是缺乏对媒体的系统抽样，只作了案例分析，缺少从面上对美国媒体涉华报道的描述，没有做到由点及面，点面结合。
有关中国国家形象的博士学位论文还有崔一的《韩国现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李雁南的《近代日本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申家宁的《美国国家利益与美国的中国形象》、段鹏的《当前我国政府对外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策略》等。
第四节 研究基本框架
本书共分为八章，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是导论部分，介绍选题的主要研究问题、选题来源、意义，对有关概念进行解释和界定，并介绍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再介绍本书的研究框架和研究设计。
第二章是介绍框架理论。
第三章和第四章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朝日新闻》与《读卖新闻》1995—2005年间的涉华报道进行了定性与定量分析，从中分别概括出《朝日新闻》与《读卖新闻》中的中国国家形象是什么样的。
第五章是对日本报纸的涉华报道的案例分析部分，选取1998年江泽民访日、2002年中共召开十六大两个案例，通过分析日本报纸对这两件大事的报道和评论，从中研究日本报纸所持的立场、态度和看法及如何构建中国国家形象的。
第六章总结分析了日本报纸涉华新闻的特征与影响日本报纸构建中国国家形象的各种因素。
第七章对如何改进我国的对外传播，塑造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议。
第八章是本书的结论部分，在前几章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研究结论。
第五节 研究设计
一、研究目的
本书以《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作为日本主流媒体的代表和研究对象，研究日本报纸是如何构建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日本报纸上的中国国家形象是什么样的，以及影响日本报纸构建中国国家形象的因素，以期对中国的对外传播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二、研究对象
本书选取1995年1月1日至2005年12月31日的《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中的涉华新闻（包括报道和言论）作为研究对象。依据材料的易得性与考虑复印费用的高低因素，具体选取了缩刷版的《朝日新闻》和卫星国际版的《读卖新闻》作为本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和研究对象。
三、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以内容分析为主的定量研究方法，结合定性分析，解读日本报纸的涉华新闻。
1.对《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进行抽样，解读它们如何从总体上构建中国国家形象（1）选取《朝日新闻》、《读卖新闻》这两份日本报纸1995—2005年的涉华报道为研究对象，侧重分析其消息报道、通讯及深度报道、特写专访，兼及言论（社论、专栏评论、署名评论等。许多言论是依附报道的，是依托报道有感而发的）、新闻照片、背景材料、舆论调查等。在两份报纸1995—2005年的涉华报道中，采取分层抽样，每年选取两个星期一、两个星期二……两个星期天，组成两个结构周。采用结构周抽样考虑到两个结构周的内容足以代表时间跨度比较大的全年的内容。任学宾在《信息传播中内容分析的三种抽样方法》一文中也提到：“一年抽取2个结构周的样本便能可靠地反映总体。”为了便于做比较分析，两份报纸的抽取做到了时间相同。由于缩刷版的《朝日新闻》分为日刊和晚刊，而卫星国际版的《读卖新闻》不分日刊和晚刊，其报道内容和报道容量只相当于日刊，故抽样时只对缩刷版的《朝日新闻》的日刊和卫星国际版的《读卖新闻》中的涉华新闻抽样，对缩刷版的《朝日新闻》晚刊内容不予抽样。（2）在对样本做内容分析时，参考和借鉴明安香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对外传播中的国家形象设计》与刘继南、何辉等著《镜像中国：世界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中的分类方法，按照报道主题的不同，将日本报纸的对华报道划分为政治、经济、国防军事、外交、社会发展、教科文体、灾难事故、香港、澳门、台湾、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陆、华人华裔在日本、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其他等多个不同的主题，统计不同的报道主题在总体样本中所占的比例，并且采用一些分类指标来总结分析日本报纸对这些主题的报道与评述，从而归纳出这些主题所呈现出的中国国家形象。
将中国国家形象的指标细化，将日本报纸涉华报道的中方报道对象划分为中国国家整体、中国政府、中国企业、非营利组织/公共组织、中国党政军领导人、中国官员、持不同政见人士、历史人物、商界企业界名人、文化演艺界名人、体育名人、宗教人士、专家学者、其他知名人士、香港人士、台湾人士、在华日本孤儿的养父母、赴日（在日）华人华裔、其他国家的华人华裔、普通民众、身份不明人士、中国商品等，统计这些报道对象在所有报道中的比重，并分析日本报纸对其是如何报道与评价的，进而分析日本报纸是如何构建中国国家形象的。
2.采用案例分析方法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论文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选择一些典型事件作为案例加以分析。事件选取的原则是引人注目、在中国国内有重大影响或对中日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大事。依据此原则，本书选取1998年江泽民访日和2002年中共召开十六大两个事件作为案例，这两件大事较具代表性，在时间上分别处于上个世纪和本世纪。
研究对象仍是缩刷版的《朝日新闻》与卫星国际版的《读卖新闻》，考虑到事件报道的完整性，在对两个案例进行分析时将缩刷版的《朝日新闻》日刊和晚刊与卫星国际版的《读卖新闻》对这两个事件的新闻报道和言论一并分析，采用地毯式搜索方式，凡涉及这两个事件的消息报道、通讯及深度报道、特写专访、言论（社论、专栏评论、署名评论）、新闻照片、背景材料、舆论调查等都搜索统计在内，通过分析日本报纸对这些事件的报道和评论，从中研究日本报纸所持的立场、态度和看法及如何构建中国国家形象的。
3.在对1998年江泽民访日进行案例分析时，采用框架理论
按报道框架进行归类分析。具体分析过程为：从《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对1998年江泽民访日的报道中，以五种新闻报道框架（即友好框架、历史框架、斗争框架、本位框架和其他框架，其中友好框架是指从中日友好的报道角度，历史框架是指对于中日间的事务从中日历史的角度去看待和报道，斗争框架是指强调中日间冲突与矛盾的报道角度，本位框架是指偏重日本国家利益强调本国主义的报道角度，其他框架是难以划分在上述四种框架以内的框架，基本框架的设置参考和借鉴了张宁《论日本媒体对中报道框架的形成与变迁》一文的相关研究）为基准，如果一篇新闻含有两个以上的框架，则以其主要新闻框架为准。采用这种理论分析日本报纸是怎样报道江泽民访日的，采用了哪些报道框架及所占比例。
4.采用对比的分析方法
将《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的涉华新闻进行对比，比较它们在构建中国国家形象方面的同与不同。
如此，既有面上的研究分析（对《朝日新闻》、《读卖新闻》这两份日本报纸1995—2005年的涉华报道的抽样分析），也有点上的研究分析（选取相关案例做内容分析），点面结合，力求全面地解读日本报纸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
第二章 框架理论简介
第一节 框架与新闻框架的概念
框架理论源于英国人类学家格利高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1904—1980）的思想，他认为“心理框架是一组信息或具有意义的行动”。
美国社会学家、符号互动论的代表人物艾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将贝特森的框架理论引入文化社会学，其名著《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1974）被认为是框架理论研究的典范之作。在该书中，高夫曼认为“所谓框架，指的是人们用来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心理模式；所有我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结构与阐释都依赖于一定的框架；框架能使我们确定、理解、归纳、指称事件和信息”。
框架理论后来被引入到大众传播研究领域。框架分析（Framing Analysis）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受到国内外传播学者的重视并且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当代美国学者加姆桑（Gamson）将“框架”表述为：给予某问题相关的诸事件提供意义的一种中心组织思想或者报道线索。在进行认识、解释和展示以及选择、强调和排除时，媒介框架是各种连贯一致的样式；依靠这种媒介框架，符号的处理者依据常规来组织语言的或是视觉的篇章。加姆桑又将框架的定义分为两类：一类指“界限”（boundary，如摄像机的镜头）之意，可引申为对社会事件的规范，人们借此观察客观现实。凡纳入框架的实景，都成为人们认知世界中的一部分；另一类则指人们用以诠释社会现象的“架构”（building frame），以此来解释、转述或评议外在世界的活动。因此，可以把框架概念理解为一个名词和动词的复合体。作为名词，就是形成了的框架；作为动词，是界限外部事实，和心理再造真实的框架过程。
有些研究框架理论的新闻学者认为，在新闻的生产过程中，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本就处于竞争的局面，两者都在争夺“定义社会真实”的发言权。沃斯菲尔德（Wolfsfeld）强调，记者与消息来源不断使用各种策略影响对方的框架，务必使其朝符合己身组织利益的方向发展。新闻记者虽无能力决定真实（reality），但能够决定真实呈现的方式和方向。
1967年，伯格（Berger）与拉客曼（Luckman）合作出版了《现实之社会建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书中将社会现实（reality）分为“客观现实”（objective reality）、“媒介现实”（media reality）和“主观现实”（subjective reality）三个层面。“客观现实”代表“真实世界，真理”，它未经剪接与解读，是事物原本的面貌。“媒介现实”代表“用符号来描述的现实”，因此又被称为“符号现实”。“主观现实”代表人对客观现实的了解，是“外部世界在我们头脑中的主观反映”。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客观现实”是媒介报道的对象，是“媒介现实”存在的前提；另一方面，媒介是否报道、如何报道客观现实会影响甚至操纵对客观现实的认知（因为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人们主要是根据媒介提供的信息来认识和采取行动，而由于这些行动作用的是现实环境，因此又会影响到客观现实）。在这个互动中，媒介现实起到了关键作用。框架理论的核心是研究各种现实的转换。媒介现实是对客观现实的“再现”，并总在某种特定的规范中进行，这种规范可以称之为“框架”。
所谓框架，是一连串媒介选择与重组的过程。“现实”无法完全“复制”于媒体，正因为在选择与重组的过程当中，媒介从现实世界中选出某些“中意”的部分，舍弃排除了其他部分。然后再互动与组合，产生最后的框架。就此意义而言，“框架”是现实转换过程中，各种要素交会互动后浮现出的特质。新闻工作者（包括记者与编辑）将原始事件转化成社会事件，考量事件的社会公共性、社会意义、社会影响力，进而转换为新闻事件。
社会学家吉特林（Gitlin，1980）的研究发现，新闻媒介一向以自定的框架报道外在世界。这些组织社会真实的手法或可称之为“框架化”，至少包括了选择以及重组两个重要内设变项。吉特林认为，新闻媒介借着选取（或遗漏）社会事件中的某些素材，来表达对此事件的看法与意见。在新闻实践中，新闻记者会将某些素材置于“导言”位置，或将某些“重要”新闻置于头版，用以呈现对社会事件的重视程度，此种方式称之为“强调”或“凸显”。此外，新闻工作者也常通过传统新闻手法（如倒金字塔写作方式），将社会事件的流程顺序完全改变，借此重新建构社会事件的发展过程。新闻媒介借着选择以及重组（包含强调）这两种框架化的机制，新闻事实经常会遭到扭曲。社会学家塔奇曼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新闻并非自然产物，而是一种社会真实的建构过程，并且是媒介组织与社会文化妥协的产物，具有转换或传达社会事件的公共功能。汤普森也曾揭示新闻框架是“资讯转换的过程”，也就是资讯的制码与再制码。新闻报道实际上是一种“框限”部分事实、“选择”部分事实，以及主观地“重组”这些社会事实的过程。
卡普勒和詹姆斯认为：“新闻框架就是新闻报道中赖以识别、能够改变主题的阐释的修辞和格式的选择，是与新闻环境一致的部分。”
美国学者甘斯指出：“媒体框架是认识、阐释、陈述的一种持久稳固的方式，也是挑选、强调和剔除的依据，通过框架，符号操作者只需例行公事地组织符号，无论是语言的还是视觉的。”
潘忠党认为，所谓新闻框架，就是新闻报道的主题，也可以说是主要报道角度。他指出，任何一篇新闻报道都是有一定的“框架”在里面的，因为创作这篇报道的人必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察的角度，而这个立场和观察的角度就必然隐含在他所创作的文本当中。那么文本就不可能等同于文本所要再现的事实，新闻是一种文本的再现，或者是符号的再现，它不等同于事件的本身。要严格地区分新闻文本与新闻事件，“新闻框架分析”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来思考在什么样的含义上，新闻文本和新闻事件是可以区别的，它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区别。这是其理论意义。
潘忠党又对框架架构做了进一步的定义，他认为，所谓框架就是知识结构，知识结构就在文本当中，它能够起到组织和整合不同内容的元素，连接象征元素，也就是文本的一些手法，表现手法。框架就是这样的一个知识结构，一是处于文本当中，我们假设它隐含在文本当中；二是在人的认知当中，也就是人的记忆当中。所谓“framing”，就是框架建构与运用的过程，这个过程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建构，即文本的生产者如何在特定的环境里生产出来。第二个是运用，文本中的框架，如何通过人们对文本的接触，对人们的认知、人们的态度和意见起到影响的作用。
金苗、熊永新认为，具体到新闻报道，框架就是一种意义的建构活动——“框限”部分事实、“选择”部分事实以及“凸显”这些社会事实的过程，即从公共情景中选择事件、凸显事件、重组事件，从而形成公共议题。报纸的新闻构架要素，如主题设置、版面地位、关键词与基调、标题与图片，都是具体而微观的，但又往往是媒体宏观、固有的认知取向、思想倾向的反映，具有一定的常规性。因此，分析媒体新闻事件的构架方式有助于细致地觉察微妙、隐蔽的本质属性——“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戴元光认为，框架可被视为个人或组织（包括新闻媒介）对社会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
张宁也指出，框架（frame）一词的原有意义是指一个被强调的固定范围，如被像框和照相机的取景框所锁定的范围。一般来说，大众传播媒介在报道特定的对象时，不是漫无目的的，而是像照相机的取景框一样按照固定的框架从某个特定的角度来报道的。这就是媒体框架理论的主张。简单地说，媒体框架是大众媒体在报道某个事物时使用的某种特定的观点、解释说明的方式、对问题的定义方法和评论的基准等模式。媒体对外部世界的报道，不是像镜子那样做一种笔直的反映，而是基于某种特定的认识和判断基准进行筛选和编制，这种基准既来自媒体本身的制作方式的规定，也来自多种社会要素，如社会权力机构、社会团体和大型企业等的参与，这种现象已被许多传播学研究者所论述和证实。一般来说，媒体机构都有其特定的对事物的认识模式，媒体报道者会自觉不自觉地根据这种认识模式来定义某个新闻事件，并对其进行说明和评价，这个模式也可以看成是一种看问题的角度或视角。媒体报道所形成的虚拟现实，正是媒体按照这种特殊的角度或视角来描绘的大概的印象，或者说是从特定角度看到的部分现实，不能完全等同于真正的现实。
李希光将新闻框架比喻成一只看不见的手，认为它无时无刻不在幕后管制着新闻。新闻的框架设计是为了使新闻稿件条理分明，逻辑严密，对读者更有诱惑力，但也反映出了记者的偏见。在某种程度上，新闻框架是观念框架、意识形态框架和知识框架的翻版。
记者叙述一条新闻的观察点或视点构成一条新闻的框架，就如同一幅镶在镜框里的照片一样，这个相框决定了读者能看到什么或看不到什么。记者决定把什么内容收进新闻报道相框内，同时把什么内容排斥在相框外。记者们不仅决定框架应该收进何种事实，同时记者还设计框架、制造语境，以便选择的事实能被读者理解。因此，框架本身的确定反映了记者的偏见。法国媒体批评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即使在那些被认为是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仍然存在着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管制新闻。新闻记者、编导、制片在从事新闻报道时，心里都明白什么可以报道，什么不能报道。为了满足他们受雇用的那些媒体公司确定的价值标准和利益，他们要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自我检查。
第二节 新闻框架的形成、分类和选择
一、新闻框架的形成
李春颐在《谈新闻框架意义的价值体现》一文中认为新闻框架的形成有以下因素：（1）新闻报道中对信源的引用可直接形成新闻框架。媒介依据采访目的，对信源进行选择，使新闻带有媒介预伏目标或特定价值理念，用以引导受众，是框架效果的重要体现。例如，某些西方媒介在报道我国西藏、新疆等问题时，多引用被限定的信源，特别是代表其利益的所谓“目击者”、“消息灵通人士”的发言，把新闻框架在西方某些国家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话语氛围中。（2）意识形态的不同对新闻框架有决定性影响。例如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情况的时候，总是喜欢借助西方新闻框架话语把中国社会环境、自然状况等放在“共产主义”或所谓“太极拳中国”的框架内进行，表明西方价值观，改变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属性。然而，对于涉及西方国家利益的媒介阐释，则常冠以“国际社会”、“人道主义”、“拯救危机”这些带有鲜明框架理念的关键词来陈述，借以影响全球舆论。（3）媒介涉及的话题即内容取舍是形成新闻框架的重要因素。在西方，新闻调查性报道通常属揭露性报道，而在我国，媒体给新闻调查性报道以表现非揭露性题材的新闻架构。这说明，即使报道样式相同，如果选材角度不同，也会使新闻框架发生各异的情况。视角及话题的取舍赋予新闻不同的性质内涵，使新闻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
沃斯菲尔德（1993）归纳出五个影响新闻框架形成的因素：（1）新闻媒介组织的自主性，或是受政府控制的程度。（2）社会事件的讯息提供者。（3）新闻组织的流程或常规。如新闻工作者传统上特别重视事件的戏剧效果而非事件内涵。同时，新闻记者喜以政府组织为其采访路线，使得官方立场在政治争议中占有先天优势。（4）新闻工作者的意识形态。如记者习以社会正义者自居，以致影响其报道新闻的角度与选材方式。（5）社会事件受到原始组织影响的程度，也是新闻框架的成因。
二、新闻框架的分类
按结构划分，臧国仁将“框架”的结构分为三个层次：一为高层次结构，指对于每一事件主题的界定；一为中层次结构，指包括主要事件、先前事件、历史、结果、影响、归因、评估等；一为低层次结构，指语言符号的使用，包括由字词等组合而成的修辞与风格，如句法结构与用字技巧等。
李希光认为，不同的选题或采访不同的信源都会改变记者的新闻架构。叙述框架取决于记者报道新闻的时候所站的立场、角度、观察点（甚至利益集团）。新闻的框架也就是新闻的观察视角和新闻的焦点。新闻的观察点不一样，新闻的报道焦点就会不一样。据此，他将新闻的叙述框架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强调新闻事件中的共识，如人们对某个新闻事件、政策、问题或争论达成的共识。（2）事件的冲突。（3）新闻事件的展望、预测、推测，事态发展预测、分析。（4）新闻事件的过程。（5）新闻事件的解释。（6）政策讨论。（7）对事件的反应。（8）真相核查、事件的进一步调查。调查政府、个人或组织机构就某件事发表的声明或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9）对坏人、坏事和不公正的揭露。（10）好人好事的表扬、领导视察。（11）人物专访、新闻人物访谈、特写。综上所述，新闻框架包括“冲突框架”或“斗争框架”、“趋势框架”、“预测框架”、“猜测框架”、“核实框架”、“人物框架”、“解释框架”、“背景框架”等类别。
三、新闻框架的选择
如何确认新闻文本的框架，潘忠党认为大致有三种方法：一种是依赖常识。如《日本媒体对中报道框架以及中国对外传播机制》一文的作者，在分析日本三大报纸媒体（《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时，从20世纪70年代到本世纪初，选择了四个案例，即1978年邓小平访日、1985年中国学生反日游行、1996年台湾海峡军事演习与2001年历史教科书问题。作者将日本报纸的报道框架分为友好框架、历史框架、斗争框架、本位框架等，这些都是依赖常识。第二种方法，通过看大量做“news frame analysis”研究的论文，发现研究者强调的一些框架，如冲突框架、兴趣框架、经济后果框架等。第三种方法是梳扒文本资料，从中整理出一系列的框架，然后再看这些框架在新闻报道中是否有体现，在多大程度上体现。
李希光也谈到了选择新闻框架的经验和感受，他认为：（1）犯罪、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的揭露报道多半采用“冲突框架”或“好斗式框架”。（2）外交、国防更多的也是采用“好斗式框架”。（3）财经新闻通常采用“趋势框架”、“预测框架”、“猜测框架”、“核实框架”等，以帮助读者消化和解释复杂的财经世界。（4）科技、卫生新闻通常放在“解释框架”内，这种解释框架可能是“解释过程框架”、“趋势预测框架”，也可能是一种“历史回顾框架”。（5）软新闻（娱乐新闻、社会新闻、人情味故事、大众文化等）通常是采用人物特写、访谈等人物报道框架。
第三章 奔流中国：《朝日新闻》中的中国国家形象解读
第一节 《朝日新闻》1995—2005年涉华报道概况
一、《朝日新闻》1995—2005年涉华新闻报道量
按照每年随机抽取两个结构周的抽样方法，最终抽取到的样本日期分布如下：表3-1 日本报纸涉华新闻样本日期分布（每年两个结构周抽样）
依照上面的日期分布，按图索骥，最后抽取到《朝日新闻》1995—2005年涉华新闻样本828篇。按照年份分布如下：表3-2 《朝日新闻》涉华新闻样本年份分布
二、《朝日新闻》的新闻来源
按照新闻来源分类，可将其分为自采新闻和引用外媒两种类型，其中引用外媒是指日本之外的媒体。《朝日新闻》1995—2005年828篇涉华新闻中，自采新闻占758篇，引用外媒的占70篇，由此可见，《朝日新闻》中的涉华新闻以自采新闻为主，占92%，引用外媒的只是很小的部分，仅占8%。如图所示：图3-1 《朝日新闻》涉华新闻的新闻来源分布饼状图
三、《朝日新闻》的文章体裁
按照体裁分类，《朝日新闻》1995—2005年828篇涉华新闻中，消息报道有484篇，占总体的59%；通讯、深度报道有153篇，占总体的18%；特写专访有73篇，占总体的9%；言论有77篇，占总体的9%；新闻照片有18幅，占总体的2%；背景材料有17篇，占总体的2%；舆论调查有6篇，占总体的1%。表3-3 《朝日新闻》的文章体裁分布表3-4 《朝日新闻》的言论分类
其中，在言论中，社论有19篇，占言论的25%；专栏评论（包含读者来信）有47篇，占言论的61%；署名评论有11篇，占言论的14%。
由此可见，从文章体裁来看，《朝日新闻》涉华新闻以消息报道为主。言论中，以专栏评论居多。
第二节 《朝日新闻》涉华新闻的主题分析
一、《朝日新闻》涉华新闻的主题分布
从涉华新闻的主题来看：《朝日新闻》1995—2005的涉华新闻中，报道最多的是外交问题，共157次，占总量的20%；其次是台湾问题，130次，占总量的16%；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新闻也比较多，分别占总量的14%和12%；最少的是澳门方面的新闻，只有1次，近乎0%。表3-5 《朝日新闻》涉华新闻的主题分布
1.《朝日新闻》中的政治主题分布
从政治主题来看，《朝日新闻》1995—2005的涉华新闻中，报道最多的是国内政治事件，共34次，占政治的28%；其次是参与国际会议/活动，30次，占政治的26%；最少的是官员腐败方面的新闻，有6次，占政治的5%。见表3-6。表3-6 《朝日新闻》的政治主题分布
2.《朝日新闻》中的经济主题分布
从经济主题来看，《朝日新闻》1995—2005的涉华新闻中，报道最多的是进口/出口/贸易平衡/关税，共31次，占经济的30%；其次是金融方面的报道，24次，占经济的24%；最少的是国际债务方面的新闻，仅有1次，占经济的1%。表3-7 《朝日新闻》的经济主题分布
3.《朝日新闻》中的国防军事主题分布
从国防军事主题来看，《朝日新闻》1995—2005的涉华新闻中，报道最多的是核武器／核试验，共7次，占国防军事的38%；其次是军售/军购/军费方面的报道，有5次，占国防军事的28%；最少的是和平/反战/裁军方面的新闻，仅有1次，占国防军事的6%。表3-8 《朝日新闻》的国防军事主题分布
4.《朝日新闻》中的外交主题分布
从外交主题来看，《朝日新闻》最为关注中日关系方面的新闻，这方面的报道有66次，占外交主题的42%，居绝对优势。其次是中美关系方面的报道，有37次，占外交主题的24%。最少的是中印方面的新闻，仅有1次，占外交主题的1%。表3-9 《朝日新闻》的外交主题分布
5.《朝日新闻》中的社会发展主题分布
从社会发展来看，《朝日新闻》最为关注人权方面的新闻，这方面的报道有17次，占社会发展主题的22%。其次是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方面的报道，有16次，占社会发展主题的21%。最少的是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和社会舆论方面的新闻，各占社会发展主题的5%。表3-10 《朝日新闻》的社会发展主题分布
6.《朝日新闻》中的教科文体主题分布
从教科文体主题来看，《朝日新闻》1995—2005的涉华新闻中，报道最多的是体育方面的新闻，共20次，占教科文体主题的33%；其次是科技方面的报道，有10次，占教科文体的16%；最少的是娱乐事件/流行文化方面的新闻，未见报道。表3-11 《朝日新闻》的教科文体主题分布
7.《朝日新闻》中的灾难事故主题分布
从灾难事故来看，《朝日新闻》1995—2005的涉华新闻中，报道最多的是自然灾害方面的新闻，共8次，占灾难事故主题的41%；其次是环境污染方面的报道，有4次，占灾难事故主题的21%；矿难和建筑物事故方面的新闻，则鲜有报道。表3-12 《朝日新闻》的灾难事故主题分布
8.《朝日新闻》中的香港主题分布
从香港主题来看，《朝日新闻》最为关注香港的经济情况，这方面的新闻有8篇，占香港主题报道量的19%；香港风土人情方面的新闻最少，未见报道。表3-13 《朝日新闻》的香港主题分布
9.《朝日新闻》中的澳门主题分布
有关澳门方面的新闻在《朝日新闻》中不常见到，在828篇样本中，仅有1篇，故讨论其主题分布意义不大，没有必要性，本书从略。
10.《朝日新闻》中的台湾主题分布
从台湾主题来看，《朝日新闻》最为关注的是台湾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交往方面的新闻，报道量为29篇，占台湾主题的23%；其次是中国政府对台湾地区政策的报道，有17篇，占台湾主题的13%；最少的是台湾文化情况方面的新闻，仅有1篇，仅占台湾主题的1%。表3-14 《朝日新闻》的台湾主题分布
11.《朝日新闻》中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陆主题分布
从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陆这一主题来看，《朝日新闻》极为关注日本公司在中国大陆方面的新闻，这方面的新闻有24篇，占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陆主题的92%，远远超过其他外国公司在中国大陆的报道（仅有2篇，占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陆主题的8%）。表3-15 《朝日新闻》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陆主题分布
12.《朝日新闻》中的华人华裔在日本主题分布
从华人华裔在日本主题来看，《朝日新闻》报道最多的是华人华裔在日本犯罪的新闻，其中有关中国人偷渡日本方面的新闻有4篇，占华人华裔在日本主题的27%，除偷渡者之外的其他在日犯罪嫌疑人的新闻有8篇，占华人华裔在日本主题的53%，二者相加为12篇，占整个华人华裔在日本主题的80%。《朝日新闻》对日籍华人和中国在日留学生的新闻鲜有报道。提到中国游客的新闻有2篇，还有1篇是台湾同乡会在日本的报道（归入华人华裔在日本：其他）。表3-16 《朝日新闻》的华人华裔在日本主题分布
13.《朝日新闻》中的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主题分布
从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来看，《朝日新闻》报道最多的是日本对侵华认识问题方面的新闻，有23篇，占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主题的55%，这其中包括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和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的报道。其次，《朝日新闻》报道较多的是日本在华孤儿问题，有10篇，占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主题的24%。民间索赔问题、屠杀事件的伤害、被掠文物财产的归还、战争遗孤诉讼等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则鲜有提及。还有1篇是关于日本的细菌部队——731部队文件的报道（归为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其他）。表3-17 《朝日新闻》的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主题分布
关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朝日新闻》刊载代表不同立场的文章，反映了日本民众对此的不同看法。2005年6月15日的意见版的“声音”专栏刊登题为《我赞成首相的态度》的读者来信，表达了作者支持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立场。我赞成首相的态度作者：泽田力男（无业 东京都板桥区 75岁）我赞成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过去中曾根原首相停止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曾一度被传为英明之举。但是，因此日中关系就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吗？小泉首相就任以后曾经说过，我必须站在首相的立场上，在深刻思考日本将来的基础上做出决断。今天如果就参拜问题做出让步，或许事态会有些微的变化。但我推测正是中国等国家在诸如教科书问题和过去侵略战争上一而再再而三地纠缠，才导致小泉首相坚持自己的态度，依然决然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人说中止参拜靖国神社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但是一个没有自己信念的首相何以维护其国家的利益。如果一被威胁就做出让步，那么对手以后就会故伎重施。如果连执行自己的内政这样的大事也得左顾右盼，看别人脸色，那么问题将变得非常严重。小泉首相，请看护好日本的将来，把最初的信念坚持到底。
该报又于同年7月22日的意见版的“声音”专栏刊载题为《现在正是质问“靖国”的大好时机》的文章，表达作者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质疑和不支持的态度。现在正是质问“靖国”的大好时机作者：木村孝（团体职员 横滨市青叶区 74岁）围绕靖国神社合祭A级战争犯而发生的种种事件已经成为我国的外交问题。对国家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国际社会反对，一意孤行参拜设有A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的态度中国和韩国表示强烈的反对，并要求日本方面慎重行事。对此，小泉首相以拒绝的态度表示“（中国、韩国）不应该干涉他国的内政。”但是对于靖国神社问题不正是日本人最应该认真进行反思，必须进行修正的内政么？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以满洲事变为开端的15年战争的历史认识定性问题——是侵略战争呢？还是不可回避的自卫战争？日本政府回避这个问题回避了60年。在1995年村山首相代表政府发表声明，承认这场战争是殖民战争和侵略战争，但是现在想把战争正当化的一些政治家的言论仍然不绝于耳。我个人觉得这是一场侵略战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是对战死者战争行为的鼓励，有使战争正当化的意思，因此对此表示反对。但是，如果把靖国神社问题视为在我们成为亚洲其他国家友好伙伴路上重要的分歧点的话，是不是应该以此为争论点而进行总选或国民投票询问一下人民的意愿呢？如果不乘我们这些战争过来人还健在时进行询问，错过这样的机会，以后同样的好时机将不会再有第二次。
二、《朝日新闻》中不同报道主题的涉华新闻呈现出的中国国家形象解读
在《朝日新闻》不同的涉华报道主题中，选择政治、经济、国防军事、外交、社会发展、教科文体、灾难事故、台湾、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陆、华人华裔在日本等十个主题来解读《朝日新闻》是如何构建中国国家形象的。
1.政治主题呈现出的中国国家形象（1）中国的民主程度
按照民主、不够民主、很不民主三个指标来分析涉华报道中对中国民主的描述，由表3-18可知，涉及对中国民主程度进行评价的《朝日新闻》25篇文章中，有8篇认为中国不够民主，占32%，有17篇认为中国很不民主，占68%，两者相加高达100%。这表明，《朝日新闻》对中国民主程度评价是非常低的。表3-18 《朝日新闻》对中国民主程度的评价《朝日新闻》将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中国政治风波称为“天安门事件”，大肆炒作。据统计在《朝日新闻》828篇涉华新闻中，有25篇新闻直接或间接提到“天安门事件”。有些看来不相干的事件，《朝日新闻》报道时也会扯上“天安门事件”。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潘志高先生在《〈纽约时报〉上的中国形象：政治、历史及文化成因》一书中，指出“在1993—1998年的涉华报道中，《纽约时报》在565篇文章中提及天安门事件。也就是说，大约每7篇文章（无论有关何种主题），就有1篇提到该事件。……天安门事件成为此后几乎任何重要事情都要和其相比的历史性事件。”潘志高将这种报道模式称为“天安门定式”，毋庸置言，《朝日新闻》的记者编辑们也有这种“天安门思维定式”。如果完全统计一下《朝日新闻》1995—2005年间的涉华新闻，提及“天安门事件”的文章应该不在少数。
在这些文章中，“天安门”由原来的一个地理名词概念，具有了一种意识形态含义。在《朝日新闻》看来，此处的中国是一个压制民主，不讲人权，没有自由的国度。（2）在国际会议／活动中中国的角色及作用
在国际会议或国际活动中，中国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表3-19 《朝日新闻》对中国在国际会议／活动中的角色定位
在对中国参与国际会议／活动进行报道的33篇文章中，有21%的文章认为中国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作用，6%的认为中国起了消极负面的作用，3%的认为中国没有明显的作用，还有70%的文章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由此可见，《朝日新闻》还是倾向于认为中国在参与国际会议／活动中起着积极正面的作用的。表3-20 《朝日新闻》评价中国在国际会议／活动中的作用
2.经济主题呈现出的中国国家形象（1）对中国经济增长状况和经济发展前景的评价
在《朝日新闻》的23篇有关对中国经济增长状况进行评价的文章中，74%的文章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快速，13%的文章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缓慢，另有13%的文章没有对此发表意见。表3-21 《朝日新闻》对中国经济增长状况的评价
在《朝日新闻》的32篇有关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进行评价的文章中，75%的文章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19%的文章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只有6%的文章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表示担忧。表3-22 《朝日新闻》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评价
总之，在《朝日新闻》看来，中国是一个经济增长迅速，经济发展前景很好的国家。中国正在由一个政治大国迈向经济大国、经济强国之路。中国既是“世界的工厂”，同时也是“世界的市场”。由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中国生产的廉价商品充斥着国际市场。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国外的商品也纷纷涌入中国的国门，抢占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大人口、最具消费潜力国家的市场。《朝日新闻》常用“正在变强大的中国”、“中国的超大国化”、“将来的经济巨人中国”等词语来修饰中国，一方面确实反映了中国包含经济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日本对中国的警戒心理。（2）中国在国际贸易/国际合作中扮演的角色及在世界经济交往中的态度《朝日新闻》的22篇涉及中国参与国际贸易／国际合作的文章中，55%的文章认为中国在国际贸易/国际合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45%的文章没有发表看法。表3-23 《朝日新闻》对中国在国际贸易／国际合作中扮演的角色定位
在谈到中国在世界经济交往中的态度时，81%的文章认为中国在世界经济交往中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只有5%的文章认为是消极被动的，其余14%的文章没有发表看法。表3-24 《朝日新闻》对中国在世界经济交往中的态度评价《朝日新闻》1996年1月21日的社论《推动中国加入WTO》一文认为，对日本来说，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对象国。2005年一篇文章《WTO年度报告：中国成为亚洲最大的贸易国》提到中国是亚洲最大的贸易国，2004年出口总额仅次于德国、美国居世界第三位，2004年进口总额仅次于美国、德国居世界第三位。强调中国既是世界的工厂，同时也迅速成长为世界的市场。
3.国防军事主题呈现出的中国国家形象（1）对中国军事实力的评价
在《朝日新闻》的18篇涉及对中国军事实力进行评价的文章中，44%的文章认为中国军事实力强大，56%的文章没有置评。表3-25 《朝日新闻》对中国军事实力的评价（2）中国军事力量在亚太是否构成威胁《朝日新闻》在报道中国军事方面的新闻时，大肆渲染中国军事对亚洲太平洋地区造成的威胁。在23篇这方面的新闻中，有57%的文章认为中国军事实力对亚太地区构成了威胁，4%的文章认为中国军事实力影响亚太地区的安全（归为中国军事力量在亚太是否构成威胁其他），另有39%的文章没有明显的看法。例如，《朝日新闻》在2005年6月15日的一篇文章《中国军费亚洲最大》刊载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当年5月在新加坡召开的亚洲安保会议上的发言说：“中国的崛起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新的现实。在对中国进行公正评价的同时，也不能忽略整个地区所关切的事情。美国国防部最近就要发表有关中国军力的年度报告。中国的国防开支远远高于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据估计，中国的国防预算位居世界第三，亚洲第一。中国明显在扩张导弹力量，其导弹发射能力不仅仅局限于太平洋地区而且远至全球许多地区。既然没有哪个国家对中国构成威胁，中国为什么要持续进行军备扩张？”表3-26 《朝日新闻》评价中国军事力量在亚太是否构成威胁（3）日方对中国军事力量的态度《朝日新闻》对中国军事实力极为关注，19篇涉及这方面的文章中，有17篇文章对中国的军事实力持有警戒心理，只有两篇文章没有明确的态度。也就是说，19篇文章中89%的文章对中国的军事发展耿耿于怀，抱有警觉心理。它将中国定义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大规模军事实力的邻近大国，渲染中国军事膨胀，炒作中国威胁论，说东盟诸国也感受到了中国的威胁。更有甚者，中国在1996年和1999年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演习，《朝日新闻》也进行了“集中豪雨”式的报道，说是中国政府对台湾进行军事威吓。表3-27 《朝日新闻》显示日方对中国军事力量的态度
4.外交主题呈现出的中国国家形象（1）对中日关系的定位
外交主题是《朝日新闻》最为关注的涉华报道主题，而在外交主题中，报道最多的是中日关系方面的新闻。在157篇涉及外交主题的文章中，有66篇是关于中日关系的报道，占外交主题的42%，居绝对优势地位。这方面文章中，有34篇涉及对中日关系的定位，其中18%的文章将中日关系定位为合作者的关系，15%的文章定位为对手／竞争者关系，9%的文章定位为威胁者，3%的文章将中日关系定位为友好者（归为中日关系的定位：其他），另有55%的文章对中日关系定位不明。这反映了《朝日新闻》乃至日本方面对中日关系定位不太明确。表3-28 《朝日新闻》对中日关系的定位（2）对中美关系的定位
同中日关系一样，《朝日新闻》也非常关注中美关系的报道。在外交主题中，中美关系的报道数量处于仅次于中日关系的位置（有37篇，占外交主题的24%），因此本书将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从外交主题中挑选出来加以分析。其中，在30篇涉及中美关系定位的文章中，10%的文章将其定位为合作者，23%的文章将其定位为对手／竞争者，3%的文章定位为威胁者，而更多的（64%）的文章对中美关系没有明确的定位。表3-29 《朝日新闻》对中美关系的定位
5.社会发展主题呈现出的中国国家形象（1）中国人民生活状况
在《朝日新闻》的9篇涉及中国人民生活状况的文章中，11%的文章认为中国人民生活状况是贫穷的，33%的文章认为是富裕的，56%的文章对此不予置评。表3-30 《朝日新闻》对中国人民生活状况的评价
而在7篇涉及中国贫富差别的文章中，都无一例外地认为中国存在相当大的贫富差别。表3-31 《朝日新闻》对中国贫富差别的评价
2002年7月12日《朝日新闻》的国际版刊载了一篇题为《小皇帝的生日宴会》的特写，讲述了记者堀江义人本人在中国饭店就餐时遇到中国的孩子家长为孩子举办生日宴会的情况。文章拿宴会花费与农民的收入作比较，揭示中国存在的巨大贫富差距。同时，也批评了中国家长不讲礼貌、溺爱孩子的不良习惯。小皇帝的生日宴会那日，笔者准备到中国湖北省的一家饭店吃中饭的时候，吃了一个闭门羹，最终这顿饭没有吃成。原因是，当日该饭店被包下来，用来为一个满1周岁的小孩举办生日宴会的酒席。当天，大约有400多位小孩家的亲戚朋友参加酒席。大家围坐在一张张圆桌周围，那种景象也实在是蔚为壮观。据说在当地，庆祝孩子10岁生日的时候，也要大办酒席，招待亲戚朋友们。在中国上海，我也多次看到过家长们为小孩子举办的盛大宴会场面。因为孩子是宴会的主角，对于周围客人的没有礼貌，我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心里强忍着。前几天我在吃饭的时候，就遇到这样一件事。在我旁边的一张桌子，父母让一个勉强能坐稳的小孩坐在椅子上，给孩子拍照摄像。我提醒他们注意不要吵闹影响别人，竟然遭到他们的白眼。从小被宠坏长大的独生子，在中国被戏称为“小皇帝”。上面谈到的湖北省的那次宴会，按人均花费50元（1元人民币相当于16日元）来计算，全部开销为2万元，相当于一个农民8年的收入总和。当我对当地百姓的浪费现象表示叹息时，实际情形还不止于此。据说，出席宴会的每位客人都会包100元左右的红包，作为祝贺小孩生日的礼金。看起来手头有钱的人好像还蛮多的。从小就生活在金钱的世界里的“小皇帝”们的将来，真的让人感到担忧。（2）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发展状况
在17篇涉及中国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发展状况的文章中，94%的文章认为中国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发展状况差，只有1篇（占6%）文章认为是好的。表3-32 《朝日新闻》对中国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发展状况的评价（3）人权状况
中国的人权状况是西方国家攻击中国的一个屡试不爽的借口，它们常以此大做文章，诋毁和非难中国。中国的人权状况也受到《朝日新闻》等日本报纸的诟病，在该报23篇对中国人权状况进行评述的文章中，无一例外地采取一致口径，全都认为中国人权状况不如人意。表3-33 《朝日新闻》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评价
6.教科文体主题呈现出的中国国家形象（1）中国教育状况
在涉及教科文体主题的新闻中，仅有4篇是关于中国教育的报道。在这4篇文章中，有两篇认为中国的教育状况是好的，有1篇认为是不好的，还有1篇没有发表意见。表3-34 《朝日新闻》对中国教育状况的评价（2）中国科技状况“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超常动力。同时，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也是该国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号称“四大发明”的造纸术、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给世界带来了很大影响。近代以来，中国在科技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加快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经过广大科技人员的顽强拼搏，取得了一批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杂交水稻、陆相成油理论和应用、高性能计算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基因组研究等为标志的重大科技成就……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显著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这一点，在《朝日新闻》中也有所反映，在其12篇涉及中国科技状况的文章中，49%的文章认为中国科技状况是好的，认为一般、差及没有表明意见的文章各占17%。表3-35 《朝日新闻》对中国科技状况的评价（3）中国文化状况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解读一个民族的心灵符码，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冯天瑜等在《中华文化史》一书中指出，“中华”之得名，由来已久。华夏先民因建都黄河流域，四裔环绕，故自称“中华”，指华夏族及后来的汉族。中华之“中”，意谓居四方之中；又有“以己为中”之意，与“以人为外”相对应。中华之“华”，意谓具有文化的民族。《唐律名例疏议释义》称：“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冯天瑜等指出，此处发掘的是“中华”的文化内涵，而并未局限于种族意义。
随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中华民族”逐渐演变成为组成全体中国人的诸族之总称，包括定居于中国领土内的所有中国民族，即包括当代的和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和富有创造精神的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以其繁荣的经济、灿烂的文化艺术和辉煌的科技成就蜚声于世，以卓异的风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独特而突出的贡献。泱泱中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凝结了中华各族人民的集体智慧，是全体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和谱写而成的。
在《朝日新闻》的12篇涉及中国文化状况的文章中，有59%的文章认为中国文化状况是好的，认为一般和差的文章都各占8%，另有25%的文章没有表明自己的意见。表3-36 《朝日新闻》对中国文化状况的评价表3-37 《朝日新闻》显示国外公众和社团对中国文化的态度
在谈到中国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地位时，6篇文章中33%的文章认为中国居于强势地位，认为平等的有17%，另有50%的文章没有置评。表3-38 《朝日新闻》对中国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的评价（4）中国体育状况
在教科文体主题中，《朝日新闻》最为关注中国体育方面的报道。在15篇有关中国体育状况的文章中，47%的文章对中国体育状况评价是好的，27%的文章评价一般，评价差的占13%，没有发表意见的也占13%。表3-39 《朝日新闻》对中国体育状况的评价
7.灾难事故主题呈现出的中国国家形象
在灾难事故主题中，《朝日新闻》最为关注自然灾害方面的新闻，报道8次，占灾难事故主题的41%，其次报道最多的是环境污染方面的新闻，有4篇，占灾难事故主题的21%。两者相加为62%，占了一多半。
其中，有16篇文章对中国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进行了评价，评价差的占69%，评价好的占31%。表3-40 《朝日新闻》对中国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评价
至于中国的环境污染程度，有7篇文章谈到这方面的内容，其中有5篇（占71%）说是中国环境污染严重，有两篇（29%）文章不予置评。表3-41 《朝日新闻》对中国环境污染程度的评价
在《朝日新闻》中，有关中国发生暴雨、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事故时有所闻，有关中国发生酸性雨、赤潮、大气污染、河流污染等环境污染方面的文章也屡见不鲜。例如，《朝日新闻》在1995年10月29日的社论《保持“两轮”平衡》中声称：“正如人们认为中国的大气污染是导致远东一带酸性雨的原因，环境问题超越国界正日益成为现实。”
8.台湾主题呈现出的中国国家形象
在有关台湾问题的报道中，《朝日新闻》最为关注的是台湾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交往及中国政府对台湾地区政策方面的新闻，前者有29篇，占台湾主题的23%，后者有17篇，占台湾主题的13%。
在台湾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交往方面的新闻中，除了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以适当的身份参与地区会议及地区事务外，还包含了台湾当局者所谓“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的活动，即台湾和其所谓的“邦交国”之间的交往特别是台湾当局者的“出访”活动。
中国政府为维护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台湾当局在国际上以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目的的所谓“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的活动。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并依据有关国际组织的性质、章程规定和实际情况，以中国政府同意和接受的某种方式，台湾已经以“中国台北”名义参加亚洲开发银行、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等经济性国际组织。可见台湾在国际经济、文化上的生存空间是广阔的。但是，台湾当局所要求的“国际生存空间”是政治性的、官方性质的，即要国际社会承认“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是要搞“两个国际法人”、“平行的国际代表权”，是要“双重承认”和“重返联合国”等，目的是谋求台湾的“独立国际人格”地位。这是在国际上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对此，中国政府是坚决反对的。
台湾当局者进行的这种所谓“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的活动，违反了一个中国的根本原则，严重损害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使中国的国家形象受到损害，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
而每逢这方面的新闻发生，《朝日新闻》就会如获至宝，不遗余力大肆报道。
在报道台湾当局者推行所谓“扩大国际生存空间”活动的同时，《朝日新闻》也对中国政府对台湾地区的政策进行了相当多的报道。
1995年1月30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等单位举办的新春茶话会上，发表了题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就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了8项看法和主张。
江泽民8项主张甫一发表，《朝日新闻》就在当年1月31日出版的报纸上刊载了《中国主席的8项建议 关注台湾的反应（日本）外务省欢迎促进交流》、《江主席的台湾政策演讲“一国两制”没有崩溃 台湾静观姿势》、《江主席的建议要旨》、《“台湾问题”的国际化制约》等文章，详细报道了江泽民讲话的主要内容、台湾地区的反应、日本方面的反应以及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所面临的国际方面的制约因素。
特别是在《江主席的建议要旨》一文中刊载了江泽民8项主张的主要内容，即：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二、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但是，反对台湾以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目的的所谓“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的活动。三、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谈判过程中，可以吸收两岸各党派、团体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四、努力实现和平统一。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的图谋的。五、切实维护台商的正当权益。采取实际步骤加速实现直接“三通”。六、两岸同胞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七、欢迎台湾各党派、各界人士同我们交换有关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的意见，也欢迎他们前来参观、访问。八、我们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可以共商国是，也可以先就某些问题交换意见。中国人的事我们自己办，不需要借助任何国际场合。
2005年3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就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提出四点意见，表示：“第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第二，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第三，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第四，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
2005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根据宪法，制定并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该法规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基础。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台湾海峡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国家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实现和平统一。国家和平统一后，台湾可以实行不同于大陆的制度，高度自治。”并提出了维护台湾海峡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两岸关系的五项措施。
中国政府对台湾地区的一系列主张和政策，表现出了中国政府为解决台湾问题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和为实现和平统一的诚挚愿望。《朝日新闻》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立场、坚持“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对台政策的了解与认识。坚持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但是不排除以非和平手段制止“台独”势力分裂祖国的两手政策，充分体现了热爱和平、反对分裂的完整国家形象。
9.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陆主题呈现出的中国国家形象《朝日新闻》对外国公司在中国大陆的报道主要集中在日本公司在中国大陆的报道。它在对中国投资环境评价方面，有81%的新闻对中国投资环境评价为好，14%的评价一般，评价为差的仅占5%。由此看来，外国公司对中国投资环境的评价还是相当满意的。表3-42 《朝日新闻》对中国投资环境的评价
10.华人华裔在日本主题呈现出的中国国家形象《朝日新闻》对华人华裔在日本报道主要集中在华人华裔在日本犯罪方面，其中偷渡犯罪4次，占27%，其他犯罪活动8次，占53%，两者相加为80%。相应地，该报对在日（赴日）华人华裔的评价也是相当低的。评价为差的为79%，评价一般和没有明显意见的各占7%，评价为好的也仅占7%。表3-43 《朝日新闻》对在日（赴日）华人华裔的评价
第三节 《朝日新闻》涉华新闻中中方主要对象分析
一、《朝日新闻》涉华新闻中中方主要对象分布
从报道的主要对象来看，《朝日新闻》中出现最多的中方主要对象是中国政府，共310次，占828篇涉华新闻的37%；其次是中国国家整体，共147次，占828篇涉华新闻的18%。报道最少的是中国的历史人物，没有整篇新闻是关于历史人物报道的（这种说法并不排除在新闻中提到中国的历史人物）。其他具体的中方主要对象报道频次见表3-44。表3-44 《朝日新闻》涉华新闻中中方主要对象分布
二、《朝日新闻》涉华新闻中中方主要对象体现出的形象解读
在《朝日新闻》涉华新闻中中方主要对象里面，本书选取中国国家整体、中国政府、中国企业、中国非营利组织/公共组织、中国党政军领导人、中国官员、专业人士、台湾人士、在华日本孤儿的养父母、赴日（在日）华人华裔、普通民众、中国商品12个对象，分析《朝日新闻》是如何描述和构建这些对象的形象的。
1.中国国家整体形象《朝日新闻》对中国国家整体形象中有关发展状况的描述共有15篇文章，其中有3篇（占20%）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有11篇（占73%）没有表明意见，还有1篇说中国是强大的超级大国（归为发展状况：其他），将中国定义为贫穷国家/欠发展国家或富裕国家/发达国家的没有一篇，可见《朝日新闻》中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或者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表3-45 《朝日新闻》对中国国家整体形象中有关发展状况的描述
谈到中国的经济体制，有9篇这方面的文章，其中6篇（占67%）文章没有表明看法，1篇（占11%）说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还有1篇（占11%）说是非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另有1篇（占11%）说是市场经济化国家。市场经济化是指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一种状态。综合其他报道主题中有关对中国经济体制的定位，《朝日新闻》更多地将中国定义为市场经济化国家。表3-46 《朝日新闻》对中国国家整体形象中有关经济体制的描述
关于中国的能源需求/消耗情况，8篇文章有4篇（占50%）说中国能源需求/消耗大，另有4篇（占50%）没有表明意见。可见，在《朝日新闻》中，中国是一个能源需求/消耗大的国家。例如，有的文章说中国是“能源消费大国”。表3-47 《朝日新闻》对中国国家整体形象中有关能源需求/消耗情况的描述
2.中国政府形象
在《朝日新闻》中，中国政府的整体形象是中性偏向负面的。在317篇文章中评价为好的仅占7%，评价为一般（中性）的为43%，评价为差的占38%，还有12%的文章没有看法。表3-48 《朝日新闻》呈现出的中国政府的整体形象
1998年4月8日的《朝日新闻》在国际版刊登了一篇题为《封锁经济 不惜使用暴力》的通讯，文中揭露了黑龙江省五常市政府为保护当地啤酒产业，发展本地经济所采取的地区封锁的不当做法。封锁经济 不惜使用暴力外地酒一律没收 罚款 威胁 地方产业保护 幕后黑手是市当局中国 黑龙江省这是发生在黑龙江一个城市的事件。经营小商店的孙兆波从外地购进了一批啤酒，结果却被阻止他销售这些啤酒的同行戳了7刀。但事件的真正幕后黑手却是为保护本地产业而颁布“经济封锁政策”的市当局。黑龙江省内各地区政府都设有关卡，经常没收非本地的酒类。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事件在该省的党机关报——《黑龙江日报》的调查报道中揭露出来。五常市有一个叫“拉株啤酒工厂”的公司，该公司通过该市政府所属的企业“糖酒公司”，成为采购公司的一员。孙兆波也被当地“酒霸”（负责酒类采购的组织）威胁说不许销售外地的啤酒。据该报的报道，该市县两级政府都擅自颁布“条例”，设置专门组织，以防止外地酒的流入。同时还设置检查站，对“非法”情况进行揭发检举，对流入的酒类随意没收，索取罚金。政府在2月颁布出台了“废止对酒类销售区域封锁的紧急通知”。孙兆波觉得这样一来即使是酒霸也无权干涉，于是从哈尔滨购进了这批啤酒。在3月31日晚上，啤酒运到正卸载的时候犯罪嫌疑人当地“酒霸”张德文等出现在面前，并威胁说：“我们才是得到糖酒公司批准采购五常市酒的，并且这事公安局也是知道的。”孙兆波对此进行否定，于是第二天犯罪嫌疑人张德文带领三人袭击了孙兆波，致使其身受多处刀伤而被缝了16针。同时孙兆波的家人也连日收到威胁的电话，说如果把这事张扬出去就杀了他们全家。现在我们知道同样的受害者在其他地方也大有人在。五常市不得不发布通知，废除“经济自闭”的条例。张德文等犯罪嫌疑人也被依法逮捕。但《黑龙江日报》的记者王才民说：“逮捕的只不过是小喽啰而已。这些酒霸的庇护伞其实是市政府当局。真正的罪魁祸首现在正逍遥法外呢。”当地的财源——啤酒、对此进行垄断的政府企业、作为这些政府企业的爪牙酒霸，还有当地公安部门对这样的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视而不见的态度，从这次发生在五常市的“冰山一角”的事件，一幅完整的画面正浮现在我们的面前。
3.中国企业形象
涉及中国企业整体形象的28篇文章中，有43%的文章评价为好，评价为一般的占21%，评价为差的占32%，另有4%的不予置评。由此可见，《朝日新闻》中的中国企业形象是中性偏向于正面的。表3-49 《朝日新闻》呈现出的中国企业的整体形象
4.中国非营利组织/公共组织形象
本书中的中国非营利组织/公共组织，一般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妇联、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海协会）等组织和团体。在《朝日新闻》中，有关这些组织的新闻共有13篇，其中有1篇（占8%）评价为好，评价一般（中性）的有7篇，占54%，另有5篇（占38%）没有表明看法。从中可以看出，《朝日新闻》中的中国非营利组织/公共组织的形象是中性的。表3-50 《朝日新闻》呈现出的中国非营利组织/公共组织的整体形象
5.中国党政军领导人形象
本书所说的中国党政军领导人指曾任或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或党主席）、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等职务的领导人。按照推崇、尊重、中立、藐视（贬低）、敌视（厌恶）、不清楚、其他等指标来分析《朝日新闻》的涉华新闻对中国党政军领导人的态度，发现在27篇这样的新闻中，表示推崇的占4%，表示尊重的占37%，表示中立的占44%，表示藐视（贬低）的占15%，敌视（厌恶）、不清楚、其他等没有出现，由此看来，《朝日新闻》对中国党政军领导人的态度是以中立为主，偏向于尊重。表3-51 《朝日新闻》涉华新闻对中国党政军领导人的态度
再看《朝日新闻》对中国党政军领导人外交风格的评价，在10篇相关新闻中，有7篇（占70%）评价为较硬，评价为中性、温和、不清楚的都各有1篇，分别占10%。因此，《朝日新闻》对中国党政军领导人外交风格的评价为较硬。表3-52 《朝日新闻》对中国党政军领导人外交风格的评价
6.中国官员形象
这里所说的中国官员是指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及以下的各级政府、团体官员。《朝日新闻》中直接言及中国官员的文章共有16篇，大部分文章是关于中国官员的事务性报道，难以对中国官员形成明确的印象。不过从政治主题来看，《朝日新闻》1995—2005年的涉华新闻中，官员腐败方面的新闻，有6次，占政治主题的5%。例如，1996年12月10日《朝日新闻》刊登了该报前北京支局局长堀江义人的署名文章《制度缺陷？吞食中国的腐败》。文章说：腐败现象像白蚁一样侵蚀着中国社会的基础。……腐败的激增和日趋严重化是目前的一个趋势。在1982年到1993年党员犯罪里面，贿赂、私吞、挪用公款等经济犯罪的比例平均每年占29%。而在1994年达到43%。去年上半年增加到44%。而去年上百万元的经济犯罪比前年增加了71%。
文章还提到了中国腐败官员中存在的“59岁现象”：在60岁必须退休的规定下，“权力再大，任期期满退休的话，一切权力也就没有了。”一个公务员坦白地说。在退休之前，充分灵活利用自己的权力，进行敛财的一些活动，以备退休后使用的倾向称为“59岁现象”。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