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津子围
出版社：大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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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戏：津子围小说珍藏版试读：
三个故事和一把枪
……我们是在天空晴朗的一个晚上来叙述的。我很小的时候，爷爷告诉我在森林里可以靠以下办法来判断北极星：首先，找到勺子星（北斗七星），再找到王屋星，将两星的延伸线交叉起来，点上那颗星就是。我爷爷已经过世多年，我也由于读书和成长对天体物理学有了理性的认识，但仍然对天空充满想象。我们叙述的这个晚上是中国农历的七月初七，我小的时候还端了一盆水，拿一块儿小镜子，蹲在黄瓜架子下听母亲说的天上牛郎和织女相会的声音……所以，当我体会先人的创造时，才明白文学的力量有的时候是科学所无法替代的，也才觉察出国人的精神性和生存意义所在。
顺便说一下，讲牛郎织女故事的我母亲现在正是我爷爷当年的年龄……摘自《津子围对话录——为什么讲故事》第一个故事，名叫《南山街西岸的雨》或者《等待敲门》
在离我挺远的地方有座叫长春的城市，那座城市有一家出版社叫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社里有位副主编，有一天，我们通电话探讨出版我长篇小说的事。他提出来“旷世之恋”这个词，他是从编辑的角度来考虑的，我说现代有旷世之恋吗？当然，我说的仅仅是我对现代的理解。
理解总是局限的。我是说那之后我被启发了，我在我所熟悉的人身上找到了一个我所理解的旷世之恋，遗憾的是，我无论如何也没办法把它写成长篇。
我说的这个人叫穆晏，今年三十八岁，属牛，是B型血。他以前主要是小时候的经历对我来说多为破碎的概念，就不提了。我相对能搞清的是上大学以后的事，在大学里，我们是同班同学，当然，尽管是同学，我所知道的也是破碎的概念，不过，我前面提到，相对比较总是多一些。穆晏毕业后留校从事行政工作，后来不知怎么又到科研所做学问，再后来是去美国做访问学者，他去美国之后没有人相信他能回来，事实上，他在两年半之后回来了。穆晏从美国回来后基本上从他原来的社交圈子里消失了，相反，他与我有了过密的往来。说起来，在大学时我们两人就有点犯克，彼此有让对方感觉到瞧不起对方。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争夺一个女人的情敌，从而，使得我们的关系更加复杂化。
我写长篇小说《残局》的一天下午，穆晏坐在写字台对面的藤椅上了，阳光正照在他的脸上，因为窗帘是半开的百叶窗帘，所以穆晏的脸上也一条一条的。“南山街的雨天是特别的。”他说。
我瞅了他一眼。
他继续面无表情地说：“那街对岸的雨总是朦朦胧胧的，潜藏着绿意……”
我放下笔，拿起一支烟。他伸手也要一支。
穆晏并不总是讲话的，有的时候，他在我的房间里坐一个小时，除了吸烟就是静坐。“我说，你能不能活泛一点儿，我受不了你的闷劲儿。”我忍无可忍地抗议。
他看了看我，像没听到我的话似的，继续发闷。“嘁！”我扭过头去，毫无办法。
然而时间一长，我就适应了他的方式。他静坐在那儿吸烟，我在案子上写字，一点都不受影响。反而，如果他不来，我还觉得心里空空落落。“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他一本正经地默吟了一句。
我心里想笑，他居然也有诗兴。
他说：“什么是遣笔四绝……花底填词、香边制曲、醉后作草、狂来放歌……还有，绝塞谈兵、空江泛月……还有，月下舞剑，亦为一绝也。”
我一时目瞪口呆，被他给唬住了。“何人解系天边日，占取春风，免使繁红，一片西飞一片东……这意境怎么样？”我说：“你什么时候背了这样的句子？”
他说没什么，不过是潜伏在记忆底层的经验罢了。在一些特定的场合，比如你的窗前树影婆娑的样子，我想起在大学时，一觉醒来，在和煦的春风中背诗的情形。“就这样！”他进一步肯定。
……这是两年以前的事了。那是穆晏高兴的一个下午，那个下午对他来说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在那个下午他发现瑾瑾已经长大了。
而在那个下午的三年前，穆晏就开始与瑾瑾相依为命了。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程艺冰出国前把他的女儿瑾瑾托付给穆晏，那年，瑾瑾十四岁。穆晏是程艺冰的好朋友，加之他刚刚从国外回来，需要程艺冰的房子，协议就达成了。我在美术系空空荡荡的大教室里见过程艺冰一次，大教室的一角还有几盆干枯了的菊花。程艺冰高高的个子，宽肩膀，有一双英俊的浓眉。当时，他穿一件破得花花沓沓的汗衫，胡子不长，但像乱草根一样。他说话的声音厚实，一张口，我就可以判断他是个粗粗拉拉的人。程艺冰的爱人原来也是美术系的教师，上海人，后来只身去了南方，离婚后的程艺冰就自己带着女儿。
程艺冰出国时，讲好托付给穆晏的时间是一年，不想，程艺冰到美国后，没出一年的时间就找了一个台湾籍小姐，据说还是博士，一年后，程艺冰有了孩子。无奈，穆晏只好被瑾瑾“叔”下去了。
穆晏与瑾瑾在一起生活的日子我只能靠想象了，至少我可以想象他多么不容易。我知道穆晏不是一个会搞钱的人。大概为了瑾瑾，他买了钢琴，买了组合音响，还经常出入贩卖盗版光盘的胡同，鬼鬼祟祟，也像贩光盘的人。
我记得初冬落着梧桐叶子的疙疙瘩瘩的南山街，我走在学院旧楼之间，一种久违了的复杂感觉在心里涌动着。那时的天色有点暗了，当我看到黑沉沉的楼口的灯光和穆晏、瑾瑾的身影时，我的心少有地活跃着。
那天是瑾瑾的生日，我是唯一的特约嘉宾。
在他家暖烘烘的客厅里，穆晏端上他的拿手西菜：华尔道夫色拉、汉堡牛排、巴塔否鸡……在瑾瑾的帮助下，他还调了两种鸡尾酒，“红粉佳人”和“四重奏”。
在《最后的晚餐》挂毯的背景下，瑾瑾为我们演奏了德沃夏克的钢琴曲。
从那一天开始，我被穆晏的状态搞得心绪很乱，对于穆晏来说，他或许集合父亲、朋友、男人多重的角色，他的生活是丰富的，也正因为如此，他也一定会艰涩的。
那年冬天，瑾瑾住进了医院。在医院的走廊里，穆晏说：“瑾瑾这孩子懂事，她是为了给我烧姜汤才把自己烫伤的。”
我说烫伤没关系，仅仅受一点皮肉之苦。“可是瑾瑾，瑾瑾是一个女孩子，落下了疤痕，影响她的一生呀！”说一说，他的眼圈发红，他喃喃着，说他没照顾好瑾瑾。
我怕他的眼泪掉下来，就拉了他一把。这一拉不要紧，他的眼泪真的掉下来了。他推了我一下：“你别管，我想这样！”
炽光灯下，穆晏的脸色青白，皮肤好像薄薄的一层，里面的血管清晰可见。一瞬间，我的内心涌起一股怜悯之情。如果穆晏有自己的家庭，他的孩子大概也十来岁了吧？“我……我说，有一件事我一直内疚，就是小雯的事……如果不是我介入，你不会到今天还这么……”“这不怨你，你有你的权利……况且，我们在一起也不一定是好事。”
事实是，小雯毕业后自愿去了西藏，她微笑着对我挥手辞去。我的结局与穆晏的结局一样……
接着说穆晏兴奋的那个下午，他说他在门口突然发现瑾瑾的仪态像一个纯粹的女人，瑾瑾含蓄地抿着嘴微笑以及含义深奥的目光……他这些年朦朦胧胧的念头也清晰了。“是爱！”他说。“什么？”我愣住了。“当然，我也不好把握，一方面我十分激动，另一方面我又十分自责，甚至怀疑自己的品质……”
我当时沉默起来。我记得十分清楚，我当时是沉默的。“我是她的监护人，可她也是女人，尽管她十七岁……我是说，在她身上我找到了真正的爱。年轻的时候不是，那是青春的冲动的爱，是流淌在情绪里的。那不是我说的爱。现在是成熟的爱，是流淌在血液中的。这才是！”“可是，你想到结果吗？”“我不知道。”
那之后，穆晏常来我家，他讲一些关于瑾瑾的事。尽管每一次都很生动，但更多的是穆晏自己想象并丰富起来的感受，大概他们正面的接触在我的印象中只有一次。
……有一次瑾瑾早晨出门，穆晏站在门口，漫不经心地对瑾瑾说：“来一个告别吻。”大概已经很久没有这种仪式了，瑾瑾动作迟缓地来吻穆晏。就在瑾瑾吻他的一瞬间，穆晏把瑾瑾拥在怀里，当时，瑾瑾脸色鸵红。从此，穆晏再也没有靠近过瑾瑾……
那年夏天，我经不住外面世界的诱惑，参加了两次作家采风活动，几乎游遍了大半个中国。我回到家时已经临了初秋。回到家，我才收了心，而最先想到的仍是穆晏。
在穆晏家，他一边喝我送他的好茶，一边说：“没什么进展。我并不是一定要得到什么，每天能看到她，感受她的气息就满足了。”
我说你真行，能升华到这份儿上。
他说爱是重要的。
他还说让他担心的是他发现瑾瑾有早恋的倾向，“瑾瑾比较单纯，容易受坏男孩的骗。”
我说这不奇怪。第一，瑾瑾迟早要出去恋爱的。第二……还是要恋爱的。——瑾瑾知道你的想法吗？“我不敢让她知道……也没办法张口……”
我说这样吧，我找一个机会同瑾瑾谈一谈。
穆晏苦着脸说：“那你就害了我了。”不过，我还是从他口气中体会到他让我试一试的含义。
春节时我同穆晏、瑾瑾一同去凭海临风的星海广场看礼花。我同瑾瑾有了交流的机会。我对瑾瑾说：“瑾瑾，你十八岁了吧？”
瑾瑾眨了眨灯光下的眼睛，点了点头。
我说十八岁就什么都懂了。
她又点了点头。“有男朋友了吗？”
她抿着嘴笑了笑。“就告诉我有没有？”
无奈，瑾瑾小声说：“还没确定。”“我是说，你怎么看你叔叔。”“怎么啦？”瑾瑾瞪大了眼睛。“没什么。”一下子我也拗口了，“你是十八岁了吧？”“你问过了。”“是啊，十八岁什么都懂了。”
这我也问过……
春节过后我就去夏家河子写长篇小说《残缘》，回市内见了穆晏一面。我对他说，爱是绝对没有平等的，你也不可能期望平等。他说我没期望平等。“那就好。”我说，“你要知道，你的爱的分量太重了，瑾瑾单薄的臂膀是担不起来的，在爱这方面她还是稚嫩的。她正处于对世界充满想象的年龄，她是经不住外面世界的诱惑的……也许，等她明白过来，你的状态也改变了。”“我明白，”穆晏说，“只是……你不一定讲出来。”
那之后的春天和夏天我再没见到穆晏。我写小说写得心情沉重，偶尔想起穆晏，穆晏的心情大概也是沉重的吧。
夏末的一个大雨天，穆晏突然出现在我躲藏的农舍的院子里。伞下，他的衣襟和裤脚都湿透了。“瑾瑾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
他瘦削的面孔放射着异彩……后来许多年，一想起穆晏，我的眼前就出现他放射异彩的面容，那大概是我见到的穆晏最有灵魂、最生动的面容了。
……我的这个故事该结束了。穆晏送走瑾瑾之后就再也没有来过我家。我曾在穆晏说的有潜藏绿意的雨天去过南山街，我的确看到了大片大片的暗绿。并且，有一次，我恍惚看到迷蒙雨雾里，有一个身影是穆晏的……有几次走在学院的家属区，我抬头望了望穆晏家的窗子，窗子是紧闭着的，没有一点生息。我也曾动意去敲他的房门，同时，我又想象他坐在餐桌前等待的不是我，而是瑾瑾。我还曾为穆晏与瑾瑾构思了一个美丽无比的结局，但那仅仅是构思而已……第二个故事：《导演》
我的同学发财的不多。
朱筌除外。
朱筌的发达让我对应了一句老话：大富由命，小富由俭。
所以这样说，在大学时，谁也不敢相信朱筌会发财。他头脑灵活而不踏实，并时不时耍一些小聪明。比如他抱着辞典抠英文版的《圣经》，英文考试却不及格。他忽而决定编辑一部华域的古代神话大全，忽而又要搞一部异邦的现代派集成。在生活中他的小聪明则处处可见。有一个时期他开始嗜金石，钻研篆刻，进而得以应用，于是，我们寝室的人都有公交车的“通勤月票”，还有学校礼堂的“门票”，二号食堂的“饭票”及浴池的“澡票”。到后期，朱筌已经能制作“记者证”了。好在他能悬崖勒马，没误了他后来的前程。朱筌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花钱如流水，颇有大少爷风范。“这叫气度，不是学来的。三年可以培养一个暴发户，三代才可以培养一个贵族。”他如是说。
不过，我们寝室的人都是他借钱的受害者。（十多年后，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这样的文字：如果想让别人记住你，最好的办法是向他借钱。）至今，他仍欠我们的钱，欠我的是第四套人民币十二元五角。
毕业离校时，朱筌踪影皆无。他欠的钱太多了。
可在我讲这个故事的三年前，朱筌却暴富起来。
毕业后，我与朱筌全无来往，从同学的谈话中知道他一些零零碎碎的事，他在毕业后的七八年间换了五六个工作，比如公关部经理、广告策划、电视节目制作、产权事务所策划等等。据说走到哪儿都给你留一个破网或者大窟窿。但是，朱筌富了，这是没办法的事。
关于朱筌暴富有不同的五种说法，我更觉得“他继承了海外的一大笔遗产，并且，他是海外富商的唯一合法继承人”这一说法更可信些。
不管怎么回事，总之朱筌是富了。
我见到朱筌时，他已经在斯大林路星级宾馆的八层楼里办公，那一层都是他的“朱氏产业有限公司”。他的办公室有二百多平方米，豪华程度大概比得上美国总统的办公室。
我一坐下，就有秘书什么的小姐走来，问我喝茶还是咖啡。
我说茶吧。
小姐就递来一个印刷精美的单子，上面有十余种茶的品名。我还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待遇，有一点点手足无措，如果在饭店里点菜还会自然些。
我的样子颇嫌麻烦，就说，“那就换咖啡吧。”
小姐抿着嘴笑一笑，另一只胳膊从身后又拿出一个单子，还是印刷精美的单子，上面的品名更多，不下二十种。
无奈，我只好在一排排使我发蒙的品名中找一个不太蒙的。“就‘蓝山咖啡’吧。”
小姐微笑着去取咖啡了。而我也被朱筌的气势搞蒙了。“你小子搞什么名堂。”我有意拉平我与朱筌的距离，显得我虽不是视金钱如粪土，也对富贵不在意。谁知，恰恰相形见绌。
朱筌哈哈一笑，倒也表现出了大度。“天天这样活也挺累的。你说怪不怪，我现在挺怀念上学时的生活。潜下心来看看书，多好。从某种意义说，我倒十分羡慕你。”
我说你是不是让钱烧的，所谓“围城”吧，少什么想什么。“可能。”朱筌承认。
这时，小姐将“蓝山咖啡”端来，我用那只银勺搅了搅，在我看来，不过是咖啡上面覆了一层奶油之类的东西，而口味与别的咖啡没有太大的区别。
朱筌在我对面的一个沙发坐了下来。“你说怪不怪，我现在想干什么事差不多都能干，可有的时候又觉得少了什么。简单地说吧，我突然想找老同学在一起聊一聊。”“恐怕更多的是没有时间，我们得为生计奔波。”我酸溜溜地说。
朱筌似乎不在意我的状态，他只管按他的思路继续说。“我现在可不是说大话，我打一个电话让市里××领导陪你吃晚饭，他准到。”“我信。”我说，我也听说，朱筌这两年弄了不少证，什么委员、代表的。在大学时，他有一些证，不过那些是他自己制作的，而现在的大概是别人制作发给他的。
电话响了起来，朱筌拿起了无绳的奶白色电话。“是我，你是什么单位？怪不怪？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好了，你快点讲……这事你找企划部，OK？”
放下电话，朱筌说：“我真是让这些人给毁了，一天不下十个电话，这个要捐款，那个拉赞助。更烦的是那些广告人员，推不开门呀？尽是些黄毛丫头，张口还港声港气的，维（喂）！”
我说这很自然，你有钱嘛。怎么没有丫头来找我，黄毛的也没关系。
朱筌笑了，“我可烦着呐。说真的，我要是想找‘爱情’，一天可以赴十次约会，一个晚上可以睡三个小姐。”
我说如果不是你在说，我准会以为是故事里的想象。“操，”朱筌说，“这算什么，大明星×××你知道吧，一个晚上三万块，还有正红的××，歌唱得不错，还跟我说是为了感情。第二天早晨，我扔给她两万块，她对别人说我小×心眼儿。”
朱筌学的儿音有点京剧演员道白的味道。“我烦这些。大概我更属于学者吧，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平静好。”
我像书上用的词“欲言又止”，低下头来喝叫蓝山的咖啡。“所以最近，我准备把小说捡一捡。”
我差一点就笑了，连忙放下手里的杯子。他说“捡”，朱筌在大学时的确写过小说，不过，我看到的以至我所知道的也就是他给我看的那篇没写完的小说。说起来，每个人在读书的时候大概都有过写两笔的念头，严格意义上讲，他还算不上是写小说的……他说捡一捡！
我说这个想法挺新颖。“是吧，”朱筌眼睛一亮，“所以，我找你来，想我们共同创作一部作品。别的你不用考虑，我在海边的度假村给你包一个别墅，条件成熟我还可以投资搞一个创作用的作家村。当然，稿费我可得要，那是劳动成果……”他大度而爽朗地笑了。“你先等一下，”我说，“你说的合作是指什么？”“小说呗。”“这我知道，我是说合作小说的什么？”“我反倒让你搞糊涂了。你说能合作小说什么？”“我的意思是，是不是我来写，把你的名也署上……是这样吧？”“不对，如果那样，我可以雇一个人来写，还署我一个人的名呢。我们的合作是，我们在一起研究，就像外地一些搞影视的，在一起侃。当然，我太忙，你来执笔。这不算……”“明白了。”我说。“出版你就不用担心了。”他补充说。“出版我不担心。”“那么，协议达成了。”
我说：“出版我不担心。”
那件事之后，我有两个月没有与朱筌联系，那两个月是最热的，天热得我什么都写不下去。突然想到凉爽的空调，就想起了朱筌。为什么不能灵活一些呢？
我翻了半天，翻出了朱筌的名片，并带着试一试的口气给朱筌打了电话。“你还好吗？”朱筌在电话里说。
我说：“合作小说的事……”“你看我都忘了……不过这事怪你。现在我换了一种方式，像巴尔扎克那种方式，我出思想，花钱请人写，千字五百元。”
我说这样好。
我最近有一个新的、绝对精彩的想法。我准备只身去江湖走一遭，像中东大富豪一样，装成穷人，到社会最低层体验一下。说不准还能找到单纯的爱情……”“单纯这个词用得很好。”我说。“什么？”“我说很好！”
……我在夏家河子写长篇小说《残缘》时，大概也就是离我同朱筌电话联系的一年左右，我收到朱筌公司秘书寄给我的长篇小说，题目叫《体验罪恶》，署名是朱筌。那天，我送走了我的另一个叫穆晏的同学，就连夜读完了令我触目惊心的署名朱筌的《体验罪恶》。
这里，我大概将小说的梗概叙述一下。
有一位年轻的富翁对已有的生活厌倦了。于是，他与一个好友搞了一个极端刺激的计划。他的那位好友是警局里的刑侦队长，部队转业的高干子弟。年轻的富翁从自己的公司“失踪”，他将外出旅行三个月。小说的开头就从年轻的富翁失踪开始。其实，年轻的富翁根本不是外出旅行，他去了另外一个离他所在的城市较远的地区，成了化名“白衣大侠”的暴徒。他在乡间路上抢劫，在一个小县的舞厅“砸场子”，在一个沿海城市里公然强奸妇女。小说还写了他“看好谁就可以弄”的强暴心理以及在一个市的政府大楼里用极不熟练的手法连撬了12间办公室没被发现的快感。后来他在城郊的一个农业银行抢劫时，被公安人员抓获，在押送他的途中，他的好友出现了（其实，他的好友一直在跟着他），证明他是他（他的好友）一直追踪的特大罪犯，经过两个警局的联系与证实，他的好友将他解押回来。然而在拘押的途中，他逃掉了。“白衣大侠”是他设计的，是不存在的，所以，必定成了死案。而他的好友因与逃犯搏斗还“受了点伤”，被记了功。他则刮掉胡子，梳洗一番，坐上富丽堂皇的名车，高高兴兴地“销假”回来上班了。
读完了小说，我的心怦怦直跳，窗外的风摇响电线和树枝，更增加了我的恐惧。我走到门口，检查门的确插严。转过身之后，我又踅了回去，找了一个木棒子将门顶住。
回到城里，我就给朱筌打了一个电话。电话是朱筌接的。“小说看了没有？”“看了。”我说。“怎么样？”“出人意料。”
朱筌在电话里哈哈大笑，笑够了说：“津子围呀，津子围，你永远都写不出这样的小说。你信不信？”第三个故事：《沉默》
我在大学时比较喜欢的一个人是肖宏，他性格内向，心地善良。
那时，他与朱筌住上下铺，朱筌喜欢熬夜，把作息规律的肖宏搞得疲惫不堪，尽管如此，肖宏还是借钱给朱筌最多的人。
毕业后，肖宏分在市文化局人事处，不到半年，他主动到图书馆去工作。这样，一晃十余年就过去了，肖宏也熬上图书馆的副馆长。
不久前，肖宏突然来找我，他说：“老围，我通过大量的并且极其科学的推理，我知道地球将在离现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毁灭。而麻烦的是，我无论如何也推导不出一个反证。”他还说他现在研究的是地球上武器空间技术的水平和三年时间可能发展的水平，以及当前武器分布状况和最佳分布方案。
我说你的意思是将来会有外星人进攻或另一个空间的星球高速飞向地球，然后撞击在地球上，像我看的资料上说的会产生几亿什么什么的能量，比如比通古斯大百倍千倍的能量……而使城市变成废墟，大部分人死亡，尔后，大气层全是化学的什么什么成分和黑色的粉尘笼罩着，幸存的人也不能幸免……“你的第二种说法有点接近。”他严肃地点了点头。“那么，你要研究的是在那个外空间的星球没有接近地球之前，想办法用武器把它击碎在大气层之外。”“这一说法有点接近。”他仍严肃地点点头。
我笑起来：“算了吧，这个问题我早就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那不过是过时的推测而已。”“问题是，我不是推测。”“你有根据？”“当然。”“那么，根据是什么？”“是一套系统的理论和精密的、科学的推理……说明白需要很多时间。”
我认真地瞅了瞅肖宏，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一种毫不犹豫的坚定的目光。我一向对肖宏是信赖的。所以，我的目光一定柔软起来。“如果是那样……”我说，“我们应该做什么？”“方案呀，方案是最重要的！地球人联合起来，一致对外的方案。”“怎么搞方案？”
肖宏莫名其妙地笑了。笑够了，他说没问题。
我也莫名其妙，我不知道他说的没问题是指什么。“那么，”我说，“我可以做什么？”“给我提供刘明雨的电话和地址。”
刘明雨是我们大学的同学，毕业后就去了美国，博士毕业就定居了。据说现在在美国一个国防方面的研究机构工作。“你要他的地址干什么？”
肖宏说：“我的方案必须占有详尽的、准确的资料。尤其是几个具有空间武器技术的国家的武器分布现状的资料。”
我不知肖宏是故意还是糊涂了，我更加莫名其妙。我说：“你连起码的常识都不懂吗？那是国家机密，不要说刺探外国的机密，在国内也是不容许的，这你不会不懂吧？”“真理和正义在不同的观念下是变化的……为了真理和正义，什么样的代价都值。”
我觉得又可气又可笑。“即使你有献身的豪情，可你能办得到吗？凭你？……包括凭我？”“我坚信，只要认识上改变了，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
谈到这里，我才觉得肖宏特别了。在这之前，我一点都不知道肖宏的变化。
同肖宏谈话的当天下午，我给小秋挂了一个电话。“肖宏去你那儿啦？”小秋带着试探的口气。“肖宏怎么了……他的精神压力好像挺大。”我说。“我也正为这事愁呢，说来也没什么突然的刺激，他整天就是埋在书堆子里，有时候自己发笑……我也没太注意。这一阵子变了，他说不准哪天夜里把我和孩子叫醒，提一些古怪的问题，说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没去医院看看吗？”
小秋说倒是找了一个医生，医生说是忧郁症，目前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慢慢调剂，如果住精神病院，就更麻烦了。“你知道，”小秋有点哭腔了，“熬了这么些年，今年，肖宏总算有了分房的希望……评副高职称的年限也够了……”“可他这样上班，你放心吗？”我问。“没事，他是一阵子一阵子的。再说，他只是胡思乱想，温和，不惹是生非。反正在家里和单位一样，都是埋头看书。”
……从新疆回来，我就去了图书馆。
在图书馆，我先看到了老方。老方正在画水墨兰花。
我走过去凑热闹，说：“这个，我也会。”
老方说不知道你也会画。“这不难。”我挽了挽胳膊，重铺宣纸，一会儿浓墨一会儿淡墨地画开了。
画完了，老方端详了一番，慢条斯理地说：“露怯了，小说我不懂，兰花我可是内行。”
我说艺术同宗嘛。“你看这儿，叶子虽然浪，但没有生气……要膛肚、鼠尾、翻页、折页结合……还有，兰根要紧抱，叶子不能编篱，还有这儿，忌‘井’字……”
我抱抱拳，表示服他。“少来那套！”老方一只手打我的后背，一只手在我身前示意一下。我就像客人那样坐在沙发上。
坐下之后，老方说：“你的老同学可让我磕了，本来他是我的助手，现在我成了他的保姆。我看见他独自发笑，有的时候，觉得他眼神挺恐怖的……光笑还好，上次文化局的领导来检查工作，当着局长的面，他突然对我说：‘方馆长，你要注意纠正你的秽行，吃鸽子肉还过得去，大不了是破坏生态平衡，无法容忍的是，你居然还吃人肉！”“你吃人肉了吗？”我问。
老方苦笑着说：“什么人肉？赵局长看我身体不好，对我说吃胎盘好……”“他说得不错呀。”我说。“少来那套。”老方又在刚才的位置打了我一下。“是怎么造成的？有特别的、比如突然的外界刺激？”
老方摇了摇头，说绝对没有，都和平常一样……他整天就是看书，也许是书？看书也能迷人……老方又摇了摇头，喃喃着：“好在肖宏是个好人，大家都同情他、宽容他，只是，不知道这样的状态能维持多久？”
我来到楼下的阅览室，肖宏正在书柜的后面埋头读着。我悄悄走到他身后，不想，他还没回头，就说：“老围，你来了？”
我反倒吓了一跳。“你这家伙，脑袋后长眼睛了？”
肖宏没言语，继续看着什么。我过去看了看，像明代的法制史什么的。
我只好坐在肖宏的对面，我仔细端详着肖宏，他瘦了很多，眼角也添了不少皱纹。“……”我张了张嘴，又将冒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
肖宏又开始哑笑起来。“笑什么？”我问。“想起一个乐子。”肖宏大声说。“他们讲的……有一位领导到偏远山区视察，那里的农民业余文化生活十分匮乏，领导问：‘你们晚上都干什么？’一个农民答道：‘日！’（山东口音）……”
我四下看了看，由于肖宏的声音太大，阅览室的人、包括两位女馆员都将目光投向肖宏和我。我用脚踢了肖宏一下，轻声说：“小点声！”
不想，肖宏的声音反而更大，他继续说：“……那位领导一听，尴尬了一下，不得不继续问：‘还干些什么？’农民回答：‘歇歇，再日！’……”
顿时，阅览室里哄堂大笑。
至此，我断定，肖宏的确很麻烦了……
那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一想起肖宏，心里就像堵了什么似的，我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去欧洲回来时，小秋就来电话，说她每天都打电话，找我都找疯了。“肖宏出什么事了吗？”我问。“倒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只是这一段他疑神疑鬼的，总以为安全局的人在监控他，上公共汽车说有人跟踪他，吃饭担心有人放解谎药，每天回家都在床下、壁灯后翻弄，找什么窃听器……闹死了。你能不能开导开导他？”
我说当然可以试一试，不过，我可不敢保证。
小秋说那也得试一试，肖宏对你是比较信任的。
于是，我与肖宏有了一次比较正式的谈话。那是在一家日本风味的餐馆，吃烤肉、寿司什么的，喝清酒。肖宏的确如小秋说的，他像受了惊的兔子，不断地东张西望，埋头吃东西时也仄着警觉的耳朵。“肖宏……”我刚要说话。“嘘！”他将食指横在嘴边，同时指了指餐馆的墙壁。我抬头看了看，那面墙上有一幅日本的传统挂画……再有就是几束干稻穗和蓝色带白花的布，有点像中国蜡染……
我摊了摊手。
肖宏继续指了指。
我又看了看，再没有什么……噢，还有一个釉陶。我指了指釉陶。
肖宏摇了摇头，继续指。
我明白了，肖宏是担心有人在那面墙上安窃听或录像装置。
我一定是笑了笑，有点忍不住。我说：“肖宏啊肖宏，你认为你那么重要，安全局的人监控你？监控也是要很多成本的。想一想，就因为你胡思乱想？”
肖宏眼睛发直地盯着我看，看了好一会儿，说：“你不要套我的话题。”
我说我套你的话题有什么意义。“我怎么就知道你身上没有窃听器？”
我说你可以翻一翻，说的时候，我在自己的身上拍了一番。“可是，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安全局派来的？”“我们是老同学，又是多年的老朋友……”“什么都可以变，而且，问题常常出在关系近的人身上……”
我拍了拍他的手，稳定一下情绪，说：“好，咱们现在先不谈这些，吃饭。”
肖宏眨了眨眼睛，开始低头并仔细地吃了起来，只是吃肉的时候，他不蘸调料。“蘸调料吃更有滋味。”我对他说。
谁想，他突然将筷子扔在桌子上，大声说：“你这人怎么这样，我们讲好了不再提那件事了！”
我说我根本没提那件事，我只是让你蘸调料。“你怎么还提？”“我没提什么。”“老方，你如果再提那件事，我可要跟你断交啦！”
我成了老方了？
……一晃又两个月过去了，听说肖宏的状态有了明显的回转，而且，休了两个月他又上班了，下雨那天下午，我给图书馆打了一个电话，碰巧是肖宏接的。我说肖宏，你现在怎么样？他说没问题。我说身体还好吧？他说没问题。我说我找时间去看看你？他说没问题……
不过小秋告诉我，她说肖宏什么都正常了，就是常常沉默，无论你问他什么他都说没问题。最后，关于枪
津子围是最不喜欢枪的，他毕业那会儿，阴差阳错分到了地区公安局。那是公元1983年，还时兴政审，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把本来该分到公安局的那个人换成了毫无心理准备的他。到公安局的一个月左右，上级就发给他一把手枪，是老干警换下来的“狗”牌，那支枪至少有五十岁了，已经磨得不成样子。据说，常常会打不出响来。
后来津子围调去做秘书工作，才换了一把新的六四手枪——不过，不管新枪还是旧枪，津子围一次都没有用过。没用过归没用过，每天都提心吊胆的，怕有一点闪失，走火了、丢了都是不得了的事。
要说的主要是1985年，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津子围意外地出了一场车祸。当时，他已经昏迷了。而重要的是他的身上还有一把新的手枪。他是在去医院的路上清醒的。他后来回忆说，好像从清清亮亮的世界中回来的。他清醒后的第一件事是问：“枪在吗？”“谢天谢地，枪没出事。”他后来说。
一年后，津子围调到另一个部门工作，从此也与枪断了缘。
问题是在以后的日子里，津子围常常在梦中梦到关于枪的内容。醒来之后，他回忆一番，枪是交了，自己不可能不交，不交也是不可能的。
不过，关于枪的梦还是不断出现。渐渐的，津子围也有些犯糊涂了。治安处的内勤“曹姨”是个马大哈，账簿常常丢在办公桌上。津子围还记得她喜欢睡觉，趴在办公桌上就能睡。抬起头时，流出了口水。那么一个糊涂的人，会不会忘了收枪，或者，自己忘了放在什么地方？
那年冬天，就是下一尺多深的雪的冬天，单位先来的同志倒出一间老房子，津子围就搬到铁道桥北，那一带比较杂乱，社会治安不太好。恰恰有一个邻居是上身布满青色花纹的人，他常常无故与津子围搭话，眼睛向津子围的房间里探望。津子围看他像一个可能偷钱的人，就找了一个机会与身上有花纹的人谈自己干过公安，越谈越玄，就将梦里的幻觉讲得跟真的似的。“你有枪？”那人问。
津子围似乎点了点头，又说：“我可没说。”
从此，身上有花纹的人见了津子围毕恭毕敬，一见面就递烟。
在铁道桥北的几年，津子围的日子还算平静，关于枪的梦当然还有。而在津子围的记忆当中不断重复他有枪的概念，以致他自己真的糊涂了，“或许是有的。”
一天，当桥北派出所的马所长来找他，说黑子（身上有花纹的人）进去了，为了立功，举报你藏一支手枪。津子围向马所长讲了事情的经过。马所长大笑了起来，他说就是嘛，这怎么可能呢。当然不可能。津子围说。当然不可能。马所长也说。
那件事过去一年多，马所长在一个饭店里见到津子围，他说大作家不认识我啦？津子围说那哪能。马所长说你应该请我一顿的。津子围问他理由，他笑而不答。过了一会儿，小声说：“咱们干过同行，说句实在话，有把枪好，有枪可以保护自己。”
津子围莫名其妙，他反复想，自己真的有枪吗？如果真的，在哪儿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年轻那会儿的梦大多不做了，但关于枪的梦却从未断过，不过那个梦总跟恐惧有些联系……津子围说，他也没办法！
老铁道
我结实成强壮的男人时，第一次在梦中流出眼泪是关于童年的老铁道，那两条锃亮的、整齐地深（而非伸）向大山的铁轨，在夜里，当火车从路基上碾过，我的枕头也跟着颠动，在我将耳朵贴在铁轨上听车轮组成的音乐时，一个飞翔的梦就幻化而成……后来，我在中学教科书上知道了那条“丁”字形的中东铁路，然而，理性知识的积累使得我离它越来越远了。我常想：我的关于老铁道的故事是进入不了历史的，连地方志也没有他们的记载，可如果没有这些鲜活的生命，老铁道也就剩下概念和冰冷的金属了。于是，我的生命里流淌出下面的文字……大麦
大麦是在南岗子的闹市区度过童年的，那里离海湾（后来叫阿木尔湾）不远。冬天，他和几个流浪儿窝在教堂的阁楼里，那个阁楼有一面墙临着烟囱，尽管外面的大雪封住了所有的生气，他们还是熬过了可以冻掉人耳朵的严冬。
大麦还是喜欢夏天，在夏天辽阔的海滩上，有大片大片卷着雪白花朵的海浪，海鸟成群成群的，飞在你的眼前，你眼前眼花缭乱。
大麦喜欢自己所在的城市，大家都叫它海参崴（现俄境符拉迪沃斯托克），那是一个各色人种混居的地方，大麦不知道自己的祖籍，他觉得既像河北伙计，也像山东老哥。
十六岁，大麦就会汉语、俄语和朝鲜语。他还被一位姓杜的老板看好，成了杜老板的跟班，杜老板是经营化妆品和西药的，有的时候也掇弄一些大烟和军火。杜老板离开海参崴时，大麦认识了白俄老维太太，在维太太的庇护下，大麦成了赛马场的马童，这样，大麦天天与打着响鼻的大洋马牵在了一起。
维太太喜欢赌马，她没有经济收入，变卖家当和酗酒是她做得最多的两件事。大麦去看望维太太，十有八九，维太太都是酒气熏天的。“亲爱的契斯卡”（维太太对大麦的昵称），她用比大麦大两圈的滚圆的身子围住浑身马臊味儿的大麦，还叽叽地亲着，呼吸急促地喃喃着。大麦瞅着维太太灰蓝的瞳孔，那瞳孔里似有一片草场，尽管辽阔却蕴涵一种死寂。
大麦已经习惯了。
大麦不用担心洋马一样高大的维太太，维太太除了拥抱和亲吻外，再没有别的。维太太毕竟老了。
然而那年秋天，维太太酒后让大麦和她新来的女佣娜塔莎睡觉，娜塔莎有外蒙血统，圆而平板的脸，梳一条棕麻似的粗辫子，脸颊上有血丝。娜塔莎解开布拉吉，全身赤裸地躺在地毯上。大麦的脸被血胀热了，他第一次看女人的身体……那是大麦第一次经历女人，而且是在另一个老女人的面前干他认为人生最神圣的事。
按着后来的说法，那样的闹剧曾反复过十几次。
然而，大麦经过那个多雪的冬天之后情形就变了。
那时，杜老板盗运一批军火过境，俄方的“卡伦”（边境哨所）已对杜大头（杜老板）警觉了。杜老板知道大麦认识常去赌马场那位一脸雀斑的少尉，就托大麦去混“卡伦”。
大麦第一次过境到三岔口（今黑龙江边境东宁县），金钱的诱惑和回本土的热望使大麦生出许多幻想。大麦是农历十二月初八到三岔口的，旧街已经开始挂过大年的红灯笼。
办完了“买卖”上的事，大麦牵着赛马场退役下来的“将军”马，从老街上威风凛凛地走过。在老街，大麦怀里虽然有钱，但他不赌不嫖不抽，径直来找跑崴子的山东老李头儿，老李头儿开了一个烧锅，街面是一个水酒店。他有两个伙计，生意平平淡淡，大麦来，让老李头儿的眼睛发亮，他一面大声吆喝伙计为大麦卸马鞍，一面乐呵呵地接下大麦的褡裢。
老李头儿重交情、讲义气，有一年他和几个淘金的弟兄困在海参崴，是大麦给了他们回家路上的干粮。“喝酒！”老李头儿大嗓门劝大麦。油灯下，火苗的光在他黑红且粗糙的脸上蹿动，一明一暗的。
那晚，大麦喝得头晕目眩，全身发软。
老李头儿喝到极兴处，冲着屋外喊：“银玲子，银玲子！”
掀门进来一位穿红色夹袄的姑娘，姑娘水灵灵的，大麦从没见过这么水灵的姑娘。“这是俺闺女，银玲子。快，快给麦爷敬酒。”
大麦眼睛发直，盯得银玲子手足无措。“一会儿侍候麦爷歇下……”
老李头儿先喝倒下了。大麦摇摇晃晃去东屋睡觉，银玲子给他打好了洗脚水，递来擦脚巾和洋胰子。
银玲子倚在门框上轻声说：“麦爷歇息吧。”
大麦浑身似火，他直盯盯地瞅着银玲子，说：“过来！”
银玲子以为铜盆里的水热，就走过来，蹲在铜盆跟前……突然，大麦拉过银玲子的胳膊，力大无比地将银玲子抱住，银玲子无声地反抗着。快把银玲子压到炕沿时，大麦自己被地上的炭火盆绊了个跟头。
大麦爬起来，又力大无比地冲了上去，把银玲子按在炕上。他的手从银玲子的袄罩下伸进去，摸到了鼓鼓的部位……银玲子一口唾沫吐到大麦的眼睛上，同时，他的腮上也火辣辣的。……银玲子跑掉了。
第二天，大麦脸上被银玲子抓出的血痕开始明显了。他愧见老李头儿，就悄悄搬了出去。大麦只在三岔口住了两天，他走的那天早晨，街上除了卖豆腐车之外再无别人，出了老街，大麦心里不是滋味儿，不知是想着银玲子，还是愧疚……
在出城的路口儿，大麦发现了银玲子，她站在路口的松林边，正向大麦这边张望着。
大麦催马跑了过去，他不知该向银玲子讲些什么，只是默默地看着银玲子。
沉默了许久，银玲子讷讷着：“你……是真心的吗？”
大麦释然了，也激动起来，他从马上跳了下来，指着天对银玲子说：“不真心，天打五雷轰！”
银玲子信了。于是，大麦怎样激动地揉搓银玲子，银玲子都保持着微笑。
在那片松树林里，大麦热烘烘地拱进银玲子的怀里，他好像觉得银玲子与这片白茫茫的原野有着某种联系，无论怎样蹂躏都袒露着深厚的慈爱……
时间不长，大麦就出透了汗，摘下皮帽子，像揭开蒸馒头的锅盖，头顶上热气腾腾。银玲子还是微笑着，尽心尽力地微笑着。“看看你，你骑在大马上多威风呀！”银玲子只说这么一句。
大麦说：“我很快就回来娶你。”
大麦说：“我也能学会种地，做个正儿八经的人，不再五马六混了。”
大麦还说：“我们要生六个儿子……”
第二年春天，大麦穿一身西装出现在三站的筑路工地上，他成了俄远东铁路公司第八筑路工段的翻译。
由于大麦是在俄境长大的，黑毛子（来自阿塞拜疆的俄国人）沃尼法季经理和白俄工程师加夫留哈把他当成了自己人，大麦可以随便吃马林鱼和沙丁鱼子罐头，并常和他们在一起喝沃特加，伴着时紧时松的传统曲子《雪球花》的旋律，一边跳一边唱，闹到深夜。有一天没有月色，大麦来到帐篷外小解，望着四周漆黑的森林和闪闪烁烁的星空，他想起了银玲子，他知道他是为银玲子回来的，可真的回来了，他似乎又把银玲子忘记了。大麦喃喃着银玲子的名字，踉踉跄跄地向淹没在森林之中的草甸子走去。直到他听到狼群的嚎叫……
在大麦回来的那年初冬，据说大麦去三岔口找过银玲子，老李头儿已经把水酒店和烧锅盘给了一个朝鲜人，大麦得到一些零零散散的信息，他听说银玲子在秋天生了一个男孩，他还听说银玲子被报号“占山好”的胡子绑过票……大麦失魂落魄地回到了三站。
那之后不久，大麦也不知去向，有人说他和黑毛子沃尼法季、白俄工程师加夫留哈一起贪污筑路款，被流放到库页岛（俄境萨哈林岛）；也有的说大麦一直在找银玲子，几乎找遍关外。说的人一本正经，说光复后在哈尔滨还见到了他，他穿一件破棉袄，像一个要饭花子。也有另一种更加近似肯定的说法，大麦在那次酒后，在满天繁星的夜里就已经被狼群吞没了……
然而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中东铁路通车后，在五站（今中俄边境绥芬河市）东面边境那一带，有一个马架子房，房前开垦了大片庄稼地，打猎的人说，常可以看到一个女人领着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向边境外张望，特别是在大雁南飞的时候，那个场面一定出现。
据那个猎户讲，那个站在边境上遥望的女人一直望到她的头发花白……白蝴蝶
雨下得腻味，对老伯袋（方言，指修铁路出苦力的劳工）来说，已经由头两天的暗喜变为心烦了。天亮时，刘金贵睡眼惺忪地望工棚外的雨。雨珠像传说中透明的宝石帘子，时断时续地使刘金贵糊着眼屎的眼睛产生幻觉。（领）老伯袋哟！（合）修火道哟！
嘿哟咳哟嘿哟咳哟！（领）老毛子哟！（合）挎洋刀哟！
嘿哟咳哟嘿哟咳哟！（领）大清朝哟（合）一窝糟哟！
嘿哟咳哟嘿哟咳哟！
早晨，刘金贵的烧刚刚退了一些，昏昏沉沉之中，耳边总响那个号子，没完没了的……“大哥！”
刘金贵循声向阴暗的工棚里瞅了瞅，由于从亮的一面转向暗的一面，他的眼睛有些模糊。工棚里乱得像马圈一样，三十几条汉子的汗珠儿和其他生理气味沉积和发酵在铺盖上，再同雨天的潮湿混合起来，令人窒息。“大哥，”仁甲趟着泥水走到刘金贵的铺位旁，哈下腰来小声对他说话，“你猜，谁又回来了？”
刘金贵瞅了仁甲一眼，仁甲正站在一处漏雨的地方，雨滴噗哒噗哒落在他的肩上。“白蝴蝶。”
刘金贵翻身从铺位上坐了起来，沉静了一下，从被窝里掏出一个黑布烟口袋，摸出了烟丝，卷在生纸上，卷的是那种被称之为“蛤蟆头”的旱烟，末了在唇边舔了一圈，就插在嘴上。仁甲从刘金贵的枕头下摸出干爽的洋火，哧的一下为刘金贵点上。“金大牙来没？”“今儿个没见到他。”
金大牙是二把头，手极黑，工棚里的老伯袋都怕他。当然，除了金大牙之外，就数刘金贵了。这其中至少有这么几个原因：刘金贵在这群老伯袋当中资格最老，铁道还没通车就开始修铁道，他是死里逃生的，在穆棱河修大铁桥时，工棚里一百多老伯袋都得了老毛子那边传过来的病，浑身红斑，上吐下泻，眼见着一个一个死去，只剩下他和仁甲……而这些老伯袋也多是他的山东老乡，投奔他而来的。更重要的是，刘金贵豪勇而义气，会一些拳脚功夫，还有一双令人生畏的眼睛，他的话不多，眼睛一横，就让你心里发慌。就连金大牙也让他三分。
……白蝴蝶在列达（俄语夏天）度假村出现是一年前，那时它刚建好，橘红色的尖顶房子，白色的木栅栏，在山洼那一波一波的红松木间随天上的浮云隐隐伏伏。山坡上还有一个木制的教堂，地板是竖着铺的，绝对结实。日落时，教堂的钟声从一个山坡拐向另一个山坡，很快就传到老伯袋的工棚里来。……由于白蝴蝶是那个俄国铁路工程师度假村少见的中国人，她一出现就引起了老伯袋的注意，他们背地里叫她白蝴蝶。白蝴蝶长得十分白净，戴一顶俄国女人常戴的那种有花边的帽子。刘金贵对仁甲说：哈尔滨的洋学生就是这样的打扮。他们说这些话是在闷热的工棚里，燥热使得他们身体上的某一部位坚挺不退，无法入睡。刘金贵深吸了一口纸烟，然后，用一口重痰将烟头淹灭，转身对仁甲说：“有朝一日俺非日那个骚娘们儿不可，死也值了。”
仁甲两只眼珠在眼眶里晃荡着，说：“不假！”
而在此之前，他们只是觉得有气，他们觉得中国的女人不该让老毛子祸害，渐渐地把这种恨转化到白蝴蝶身上，“俺看让咱们丢人的是那个骚娘们儿！”刘金贵说。“不假！”仁甲说，“老毛子的眼珠儿不是焦黄就是灰溜溜的，瞎烘烘的，浑身毛烘烘的。白蝴蝶看好他们什么？”
沙河隧道完工后，刘金贵和仁甲就被调到下也河（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郊）修火车站，直到老毛子和小鼻子（日本人）在旅顺开战了，才集中了他们，在铁岭河那一带修兵营的铁道复线。这样很快就过了两个夏天和一个冬天，白蝴蝶只是成了他们旧有的一个记忆，一个记忆里的火种。
……仁甲见刘金贵沉默着，自己也一声不响地站着。“你在哪儿见着的？”刘金贵抬起头来，目光中游动一丝寒气。“在西山头的河边，她打个洋伞，像在画洋画。”
刘金贵又沉默了一会儿，叫了声仁甲兄弟。仁甲顺从地应了一声。“如果老哥干，你干不干？”“干、干什么？”“白蝴蝶那骚娘们儿。”仁甲紧了紧还有些细软的眉头，说：“大哥干什么俺干什么。”“那好，”刘金贵声音洪亮地说：“俺琢磨着，修完兵营这条道，咱倒霉的日子也到了，还不如现在就拼了，拼就拼出个赚头，拼就拼个痛快……一会儿，咱先把金大牙那狗娘养的弄死，再抢那个骚娘们儿……”“完了咋办？”仁甲的声音像拖一根面，越往后越软。“咋办不行，林子这么大，还养不活你。再说，俺听别人说五站开了烟禁，种大烟也行。”
刘金贵讲话没背着大伙，眨眼的工夫就有六七个人响应，都嘟嘟哝哝说受够了，跟大哥走。有罪就遭罪，有福就享福。刘金贵受了感动，他说抓到金大牙弄些银子，平均分配。抓到白蝴蝶也平均分配。伙计们说银子可以平均分配，白蝴蝶就归大哥。刘金贵说俺堂堂的汉子一条，怎么能见色忘义……“让你们都开开洋荤，也没白活一回。”
行动开始了，雨也渐渐小了。刘金贵领四个人去砖房子找金大牙，金大牙不在，大概回水稻田那边的高丽屯了。刘金贵他们就撬开房门，在金大牙的屋里等仁甲他们。仁甲带两个人去山坡下抓白蝴蝶。
白蝴蝶被抓来了。她真的像折了翅的蝴蝶，满身泥水地瘫软在屋子的一角，瘦弱的肩头不停地战栗着。“大哥，咋办？”仁甲在脸上抹了一把，抹出一些泥道子。
正喝酒的刘金贵说：“把她的盖头扯下来！”仁甲伸手要掀白蝴蝶头上的布袋子，刘金贵又连忙说别动。他把瓶里的洋白酒咕咚咕咚喝净，走下地，把拼命挣扎的白蝴蝶抱到土炕上。
那是个昏暗的阴天，六个汉子整整糟蹋了白蝴蝶一天，天快黑时，白俄路警才开始巡查，而这时，刘金贵他们已经踉踉跄跄地消失在望不到边际的大山里……
那件事之后，中东铁路公司在哈尔滨的机关报《远东报》报了一个消息，大意是：《远东报》的记者胡素茵被一伙流民强暴，俄铁警正在全力侦缉云云。
一晃多年过去了，老黑山一带出现了一支报号“得胜”的胡子，开始七八个人，每清剿一次就增加一些人。到1932年已经号称二百人了。“得胜”的大当家的就是刘金贵，日本关东军进下也河（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时，刘金贵成了抗日军的一个支队司令，他们在爱河大桥东岸和关东军整整打了一夜。有的说刘金贵带打散的部下跑到苏联去了，有的说刘金贵在那场战斗中战死了。不管怎样，刘金贵的名字的的确确是消失了。
二当家的仁甲在爱河那场大战之前，他受命去吉林拿工商户的捐款，在老街，他看见一个像白蝴蝶的人，一打听，知道那个女人在一个下等妓院接客。他还知道那个女人有一个“野种”孩子。仁甲认定那个女人就是白蝴蝶，他的两条腿开始发抖，他不知道那个孩子是他们六个人当中哪一个的种儿，见了那个“野种”之后，仁甲确定那绝不是老毛子的。
仁甲在二道街的酒馆大醉了一场，大哭了一场。而后，他把自己的头发剪了下来，留下一半银圆，交给跟他来的伙计，让他转交给刘金贵，自己则摇摇晃晃找白蝴蝶去了。
那之后，老街上再也见不到那个带着孩子接客的妓女。
也有人在横道河子见过仁甲和白蝴蝶，仁甲拖着一条残腿与白蝴蝶慢慢地过着日子。他们有一个女儿，在镇上读公学。不过后来他们又离开了横道河子，再没消息了。长在黑发里的野花
那是一个平庸的夏季，马粪的气味一直在老街徘徊着，天黑下来，除了缓缓流动的大沙河有一带亮色，老街则一片死寂。
深夜里常有轰轰隆隆的火车碾过的声音，凤子的梦也被撞得支离破碎，像洋胰子沫滴落到水里，快速向四周消失。凤子的梦多半是童年的往事，天色偏暖，有灿灿的葵花和精蓝的蜻蜓。二宝骑着枣红色的高头大马向她走来，她觉得心要飞起来……这时，火车轰轰隆隆开过来了。
火车的声音渐渐小了。凤子听到了炕头父亲的声音，有痨疾的父亲的嗓子像透了气的风匣子，呼呼啦啦的声音中还有咝咝生了锈的金属声。“你爹八岁就上地，累的。”母亲在她小时候的某一天说。凤子记住了，记得如昨天那般清晰。
凤子醒了就睡不着了，自并屯以来，她常常被后院路基上驶过的火车撞醒。醒来之后眼睛晶亮，没半点睡意了。睡不着，凤子就不停地重复她的幻想，幻想几乎都是与牛心山老家有关。月光下，马架子房前的坡地白花花一片，弯弯曲曲的大沙河凝固在遥远的地方。凤子觉得那是远不可企及的地方，如月亮里朦胧的山水一样。
然而入冬时，日本人在高丽屯破案，抓了五个朝鲜共产党，其中领头的姓金，他是在凤子家后山的树林里被抓的，那天，姓金的共产党被日本狼狗咬死了，脖子被咬烂了，肠子也被拽了出来。那一段日子，凤子的胆子小极了，整天昏昏沉沉的，窗外一有动静她就把被捂在头上，等母亲叫她出来时，她已经满头大汗。她趴在与地一平的小窗向外望了望，外面一片荒凉。
并屯时，凤子走过那座有回音的大铁桥，桥下是盘着漩涡的大沙河，凤子不敢往桥下瞅，她第一次走上金属大桥，却没有什么完整的记忆。她只是知道，过了大桥，她就失去了家园，失去了山坡那片给他们提供口粮的土地。
……凤子还在炕上躺着，想令她兴奋不安而又羞于深入的事——二宝骑着枣红色的高头大马向她走来。她所要完成的想象就是二宝从马上跳下来，强烈地把她抱住，放在马上，然后快速地在有银蕙草拦腿和覆着车前子的小路上奔跑，跑到一个新盖的土坯草房前，那草房还有鲜草和泥浆的气味儿。直到二宝把她抱到炕上……凤子在后来的许多次，并没有突破她的想象，她只是反复重复这些想象罢了，所不同的是，开始的想象是心惊肉跳的，后来，渐渐地在夜的黑暗之中得以安稳，只剩下身发热了。
二宝是父亲给她定的娃娃亲，定亲时她一定没有记忆的，后来母亲反复告诫她，她必定是二宝家的人，她也就坚信是二宝家的人了。凤子对于二宝的记忆多半来自她七岁的时候，那时，二宝托养在她家，二宝也知道他是凤子的掌柜的（丈夫），常与她扮夫妻的角色，生火造饭，抚育小孩什么的。那时，二宝常欺负她，比如玩天大地大，二宝先拉一泡屎，然后用松土埋上，在中间插一根草棍儿，凤子不知其中的欺诈，她伸手一搂，搂得稀稀的一手……秋天，二宝给凤子送一包红“姑娘”（草本果实，可食用，东北农村的小孩将它放在嘴里咬响声），凤子拿来一咬，牙差点被硌掉了，二宝在里面放了石粒儿。冬天，在辘轳把井外的冰坡上，二宝带凤子划爬犁，说好他带着她，可爬犁一动，二宝就不见了，吓得凤子大声尖叫，泪水流在冻红的两腮上……
后来二宝走了，跟他叔去哈尔滨贩皮货，一晃，凤子就长到十四岁。那年正月，二宝回来了，他穿一件青色的衣服，戴一顶灰礼帽，个头虽然没有凤子高，却变得稳重多了，说话的声音也有点粗了。母亲让凤子和二宝多在一起唠唠，二宝有些不好意思，憋了半天也没说话，只是从衣襟里摸出一个塑料的洋化妆盒和一包五彩线。“等将来，我骑一匹大马来接你！”二宝说。
这些都是往事，凤子常常在幻想时回忆往事，回忆和幻想可以忘掉恐惧，有的时候，她真希望永远都没有天亮的时刻。
就如同凤子觉察不到自己成长一样，春天悄悄来临，那是大人们对恐惧暂时淡忘的一个忙碌的春季，无论怎样他们还要去种地。大雁一排排鸣叫着北归时，凤子同父亲一起下地了，大地还残留着冰碴儿，凤子却产生了牛心山老家春天的幻觉。歇工时，凤子向牛心山的方向望着，老家那儿还埋着二宝送她的礼物，也埋着她生命鲜活的那一部分。
凤子与牛心山老家隔着宽宽的大沙河，她过不了河。
凤子就在遥望中送走了整个春天，苞米蹿出红缨时，凤子终于在那天早晨走上了大铁桥，大铁桥的桥头有一个水泥结构的碉堡，灰白色，四周是黑洞洞的枪眼。碉堡有日本兵站岗，那天站岗的是一个有连鬓胡子的矮个子，他用枪指着凤子，说着凤子听不懂的话。凤子看那个人不像讲“日满亲善，亲如一家”的日本人那么和善，双目露出凶光。这时，一条狼狗扑了过来，当时就把凤子吓昏了。
凤子是由于体内的剧痛而睁开眼睛的，她发现自己的衣服被解开了，她的身上还有一个穿背心的男人。她大叫一声，拼命挣扎起来，可她的两只胳膊被另一个光着身子的日本兵死死钳住，凤子挣扎得筋疲力尽，她满脸泪水，苦苦哀求着。那两个日本兵不理睬她的哀求，一边嬉笑着互相鼓励，一边摧残着凤子……
中午，一个日本军官带一名士兵巡查，正撞见了这一幕。日本军官打了那两名士兵的嘴巴，把凤子带到了镇上。最后，以凤子风化日本皇军的罪名将凤子拘押了二十天。
凤子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一进门就被父亲踢了出来。“你怎么不死！”父亲号啕大哭，破口大骂，“老祖宗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当天，凤子就消失在黑沉沉的夜里。
家里人开始找凤子，不久，凤子疯疯癫癫地出现在老街上，家里人也不再找了。每一天凤子都在老街上快乐地唱着，她踪影不定，一会儿出现在饭馆的门口，一会儿出现在有烟火的坟头。凤子就住在铁桥下的苇丛里，她的头上插着各种各样的野花，不过总是新鲜的。她常常在桥头一带出没，日子久了，桥头的狼狗都不在意她了。
据说那两个日本兵受到了处罚，又换了一个戴眼镜的，和一个长着娃娃脸的士兵。似乎新换来的两个日本兵也知道碉堡里发生过的事，他们对一个疯子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和克制。
大雁又开始南飞了，秋天一过，寒风一阵紧似一阵。人们力争在封江前忙碌完过冬的烧材，人们很少注意到疯子的身影，她渐渐被人们淡忘了。
那年冬天的雪格外厚，大雪一过，大地上原有的分明层次不见了，全被白色一笔勾销。雪停之后，又吹起了北风，铁道线上被风吹起了一个又一个雪丘。由于雪的覆盖，使得铁路交通中断。风停的第二天，镇上强令村民出工，清理积雪过多的铁道。凤子爹也被勒令出工，他戴着狗皮帽子，在保长的吆喝声中到了站西叫笔自头的一段铁道线上。那儿正好可以望到大铁桥头，望到桥头的碉堡，凤子爹的老眼就含上泪水。保长见凤子爹的模样挺怪，问他咋了。
凤子爹用袖口揩了一下鼻涕，沉默了一会儿，说：“冻的。”“还是你妈×闲的，”保长踢了凤子爹屁股一脚，“出出汗！”
就在凤子他爹清理铁道上的积雪时，一队日本宪兵和警察骑着马来了，叽里呱啦地搜查起来。那些挎着日本刀和刺竹剑，穿通红的长靴，臂戴红白相间袖章的宪兵在凤子爹的眼前晃动着，他的眼前开始模糊……
那天夜里，一列通向苏联边境的拉军火火车在大沙河桥头颠覆了。桥头执岗的娃娃脸日本兵被碾得身首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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