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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布林克利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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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传试读：

题记

谨以此书献给以下三人

美国商业史学家福特·R·布赖恩

他对福特汽车公司的理解之深是旁人无法超越的

俄亥俄州立大学美国劳动史学家沃伦·范·塔恩

他是我所遇到过的最好的老师

斯蒂芬·E·安布罗斯

我的良师益友

……祝你快乐！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每一个机构都是人的延伸。

威廉·克努森

William Knudsen

一个仅通过书本接受教育的人只能说接受过一半教育……美国的天赋在于生产，而我们的生产企业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正在被成长于工作台的人领导着。

亨利·福特

Henry Ford

商人们总是执迷于自己的经营方式，因为他们太喜欢那些老方式以至于无法改变自己。这类人随处可见——那些不知道昨天已成为过去的人，那些以去年的旧观念迎接新黎明的人。

引言

我在俄亥俄州的佩里斯堡长大。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亨利·福特和他的汽车公司一直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每一个春天，我和我的同学都会乘坐校车远行55英里，去亨利·福特博物馆和绿野村进行实地考察。迪尔伯恩绿野村所收藏的那些建筑是美国发明的象征，所有这些建筑都是亨利·福特从原址迁到那里的。在那里，我们知道了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如何在他的新泽西实验室中发明了电灯泡，知道了乔治·华盛顿·卡佛（George Washington Carver）如何在亚拉巴马州的那个学会中做花生实验，也知道了莱特兄弟如何把他们的自行车店变成了一个飞机设计中心。福特的目的是展示历史，他做到了。但最主要的是，我们在这些考察中了解了亨利·福特本人——一个为全世界装上车轮的永不疲倦的机械师。

离我家最近的一个福特汽车经销商位于与佩里斯堡隔河相望的莫密镇。店主威尔·唐纳森（Will Donaldson）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大萧条期间曾当过亨利·福特的司机。唐纳森的父亲在福特汽车公司工作，他自己也毕业于亨利·福特所赞助的高中，那所建于19世纪的高中也位于绿野村。慧眼识英才的福特在唐纳森还是一个十几岁小伙子的时候就雇用了他，让他开车带着自己去底特律各处视察农场和工厂的运作。两人还一起去过波士顿，一起在佐治亚州发现了一个旧贸易站，共同烹饪豆饼晚餐，共同修理被人丢弃到废车场的旧T型车。唐纳森曾向我展示过他的特别通行证，这个证件可以让他在任何时候随意进入福特汽车公司的任何部门。我对唐纳森的传奇故事深深着迷，并因此就他与福特之间的独特关系写了一篇论文——本质上说，这是我所做的第一个口述史课题。

在那些实地考察活动和与威尔·唐纳森偶然性的交谈中，亨利·福特多面人格中的那些古怪的方面自然不在我的视野范围之内。当时我只是认为，福特是汽车之父，是继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和托马斯·爱迪生之后又一位卓越的技术家。在进入高中之后，我时不时地会翻一翻一本叫作《非凡亨利·福特语录》（Quotations from the Unusual Henry Ford）的书。当我25年后重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有两条语录当年被我用绿色彩笔标了出来。一句话是：“我不认为存在不可能的事情。不管是什么事情，我从没见过任何一个对这件事充分了解的人断言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另一句话被我打了星号：“在我看来，生活不是定位，而是旅行。即使是感到自己已经‘安定’的人也并没有‘安定’——他可能正在退步。每一件事情都在变化，都必须要变化，生活也在变化。我们可能一直住在某条街的某所房子，但住在这所房子里的人却永远不会是同一个人。”

不难理解这样一个质朴的道理为什么会对高中生有吸引力。我，像其他许多人一样，被亨利·福特那种无拘无束的乐观主义精神感染了。1978年夏天，高中毕业之后，我告别了在佩里斯堡的安逸生活，住进了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宿舍哈弗菲尔德楼。而我也有了自己的移动住址——我自己的“车轮”，那是一辆旧的1970年金色配置LTD车型四门硬顶车。1960～1970年，福特汽车公司生产了超过411种车型的汽车——遗憾的是，耐用的LTD车是年轻人最不感兴趣的车型之一。不过，也许是受在迪尔伯恩实地考察过的影响，我还是以驾驶福特车为荣的。那辆车尽管颠簸起来就像是水面的汽船，却是我的延伸，我的个人庇护所，我的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可以带我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就像俄亥俄-密歇根大学橄榄球对抗赛、万圣节舞会和大学酒吧里的啤酒一样，这辆LTD车一直是我大学生活的一部分。

这辆车让我着迷，也把我变成了爱车族的一员。我几乎每个月都要从离宿舍几个街区远的“7-11”便利店购买《汽车与驾驶员》（Car and Driver）、《汽车与零部件》（Cars Parts）和《公路与赛道》（Road Track）杂志。一些人梦想拥有梦幻住宅，而我却一直梦想着拥有我的梦幻汽车。

由于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主修历史，在学习过程中，我了解到了亨利·福特光辉一生中的一些更加令人吃惊的事实。作为学生，我的研究兴趣在美国劳工运动，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我所遇到过的最好的老师沃伦·范·塔恩（Warren Van Tine）教授的影响，他所讲的许多生动有趣且极具说服力的故事让全班同学津津乐道。但当我阅读劳动史学家戴维·布罗迪（David Brody）、戴维·蒙哥马利（David Montgomery）、内尔森·利希滕斯坦（Nelson Lichtenstein）等人的著作时，我惊奇地发现，在这些史学家的眼中，亨利·福特是一个坏家伙，他曾在1914年厚颜无耻地用“日薪5美元”安抚工人，还是大萧条时期美国最积极的反工会运动者。刹那之间，我在绿野村和唐纳森的福特汽车经销店那里通过田园诗一般的历史所初次认识到的那个亨利·福特，那个充满着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式的勇气、怀有天赐机械奇才的亨利·福特，被蒙上了污点。但无论如何，有一个事实是不容忽视的：1914年，福特汽车公司的汽车销量超过了全世界其他汽车制造商的总和。

从俄亥俄州立大学毕业之后，我进入了乔治敦大学，并在那里获得了美国外交史博士学位。在乔治敦大学，我在攻读专业课程之余阅读了一切我可能得到的有关伟大的亨利·福特的书籍资料，那时候我想，有一天我也会写一本有关福特的书。我特别喜欢的两部传记是罗杰·伯林盖姆（Roger Burlingame）的《亨利·福特》（Henry Ford）和卡罗尔·格尔德曼（Carol Gelderman）的《亨利·福特：刚愎自用的资本家》（Henry Ford：The Wayward Capitalist）。但有关这位迪尔伯恩“圣人”的最让我长见识的著作却是戴维·L·刘易斯（David L．Lewis）的《亨利·福特的公共形象》（The Public Image of Henry Ford）。这些著作让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位汽车大亨是如何的难以捉摸。“我读过一切我能得到的有关亨利·福特的作品，但对所有这些作品完全不敢苟同，”W·C·考林曾抱怨说，“我不知道有谁能够真正地了解他。”

福特的故事几乎不需要任何修饰：他生活在一个迷人的时代，他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做了很多让那个时代变得迷人的事情。福特于1863年7月30日来到这个世界——不到7个月前，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总统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结束了美国奴隶制；4年前，法国机械师琼-约瑟夫-埃蒂安·勒努瓦（Jean-Joseph-Etienne Lenoir）制造出了第一台实用内燃机和第一辆由这种内燃机驱动的车辆。尽管勒努瓦内燃机的总产量只有500台，它却鼓舞了整个欧洲那些崭露头角的机械师。不过，在19世纪最后1/3段时光内重新定义了西方文明的科技大爆炸之中，勒努瓦的成就只不过是闪光点之一罢了。直到亨利·福特时代来临，人们才看到了制造“没有马的马车”的可能性。

欧洲和北美地区不计其数的思想家和技术家的热情激发了科学和技术的蓬勃发展。在波士顿，生于苏格兰的美国发明家亚利山大·贝尔（Alexander Bell）于1876年获得的电话技术专利使人类通信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新泽西州门罗公园的奇才爱迪生做出了一连串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包括1877年的留声机和1879年的电灯泡。而汽车的诞生，尽管姗姗来迟，也已是必然的事情。

1878年，德国人尼古拉斯·奥古斯特·奥托（Nikolaus August Otto）改进了勒努瓦的内燃机。1885年，奥托的合作伙伴戈特利布·戴姆勒（Gottlieb Daimler）发明了一种能够驱动小型摩托车的以汽油为燃料的高速内燃机，一年后，他又开发出了第一辆汽油动力四轮汽车。戴姆勒的这些成就不仅在时间上比亨利·福特早了整整10年，还为后者的工作提供了技术基础。法国汽车制造业先驱潘哈德和勒瓦索公司（Panhard et Levassor）也发表了一份产品目录，介绍了它的汽油动力汽车，这也为后来的美国发明家们提供了借鉴基础。

在这个大发明时期，亨利·福特正值青春年少，这意味着他可以尽情分享那些伟大革新所带来的好处。更美妙的是，他生活在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个国家自然资源极为丰富，掌握着最先进的资源开采技术，并且拥有一个人类文明史上最大、最富裕、最慷慨的饥渴的消费者市场。回想起来，亨利·福特的成功可以部分归因于诸多偶然条件结合而成的不可思议的幸运环境，正是这种环境让这位有特殊爱好的密歇根机械工在恰当的时间来到了恰当的地点，碰到了恰当的人。这样，他的天赋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

在亨利·福特步入成年期的时候，美国的许多最让人难以忘怀的英雄都是一些将科学和商业结合在一起的勇敢的个人主义者。他们的发明代表了他们的成就：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的轧棉机、罗伯特·富尔顿（Robert Fulton）的汽船、塞勒斯·麦考密克（Cyrus McCormick）的收割机、塞缪尔·F·B·摩尔斯（Samuel F．B．Morse）的电报、亚历山大·贝尔的电话、约翰·迪尔（John Deere）的拖拉机。身处这样一个年代，年轻的亨利·福特也立志要加入这些英雄的行列。

作为一个地道的平民主义者，福特更喜欢产生于生产活动的财富，对股票操纵者和金融投机者们从精心策划的金钱类活动中牟取的利益不感兴趣。他鄙视像铁路大亨杰伊·古尔德（Jay Gould）这样的人，他觉得古尔德不过是贪婪的“城市骗子”，在机械工厂、科学实验室和生产车间毫无用处。“你见过哪个正直的男人的手上没有老茧吗？”福特曾经这样问道，“不可能见到。如果男人的手上有老茧，女人的手很粗糙，你可以肯定正直就在他们的手上。但面对一些又白又嫩的手，你可不敢这么说。”福特，和身边的其他那些汽车先驱一样，必须亲自或与同事一起安装每一条车轴，制造每一个汽缸。福特把自己看作美国革新传统的继承人，这种传统由本杰明·富兰克林开创，改变了美国的特征，也改变了整个世界。正如历史学家威利斯·M·韦斯特（Willis M．West）所说：“就像希腊人雕刻、威尼斯人绘画、现代意大利人歌唱一样，美国人的特长是发明。”

任何有兴趣了解发明家福特及其汽车公司的人都必须首先拜读一下历史学家阿伦·内文斯（Allan Nevins）写于1954～1963年间的三卷本著作。内文斯和弗兰克·欧内斯特·希尔（Frank Ernest Hill）获得了前人未曾有过的进入福特汽车公司档案馆的机会。作为组织变迁史和商业史的结合，内文斯的三部曲刻画了詹姆斯·卡曾斯（James Couzens）、亚历山大·马尔科姆森（Alexander Malcomson）、查尔斯·索伦森（Charles Sorensen）和珀西瓦尔·佩里（Percival Perry）等在那之前未得到人们充分认识的人物。关于福特还有其他一些重要著作，但大多是以福特的家族为焦点的。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写过全面详尽的单卷本来总结福特汽车公司商业和社会史，而在我看来，成立于1903年6月16日的福特公司百年纪念之时正是写这样一本书的绝好时机。

除了对亨利·福特终生不变的兴趣以及对撰写详尽的福特汽车公司商业和社会史的必要性的认识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促使我写了本书。作为新奥尔良大学艾森豪威尔美国研究中心的主任，我保管着现存最丰富的“二战”口述史资料集。作为一名“二战”老兵，亨利·福特的孙子老威廉·克莱·福特（William Clay Ford Sr．）被这些材料深深打动了。他与我们中心取得了联系，问了我们这样一些问题：你们知道福特汽车公司保存的数百份口头史“回忆录”记录了自1903年公司成立以来的许多历史往事吗？你们知道福特汽车公司将在2003年迎来百年华诞吗？你们有兴趣进入公司的档案馆吗？没有附加任何条件，他给了我一个承诺：我可以继续内文斯止于1962年的工作，撰写福特汽车公司史第四卷。这引起了我的兴趣，我随即飞往迪尔伯恩与他商讨这件事。

那是1997年的事。那时候，我刚刚完成了《美国的美洲传统史》（The American Heritag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一书，正在寻找另一个大课题。没有什么课题比完整的美国历史更大了，而福特公司的故事与美国史的关系惊人地紧密。公司那丰富多彩而又极具影响力的历史可以清晰地反映出20世纪美国社会的大多数主要特征。不过，在与威廉·克莱·福特的儿子小比尔·福特（Bill Ford Jr．）交谈后，我明确表示我对完成内文斯的课题没有兴趣。因为我续写出来的东西将显得与内文斯的著作不太连贯。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写一部单卷本的1903～2003年福特汽车公司商业和社会史。

多年以来，大公司史被高中课本忽视、被大学课程遗忘的情况一直让我感到吃惊。保守派认为，这种状况的出现是因为学术界被一些自由主义者和“左派”分子统治着，这些人对《财富》（Fortune Magazine）世界500强企业都是持鄙视态度的。这种说法有一定的正确性，但仅仅是一定的正确性。企业自身同样对它们被流行史学著作大大忽视的状况负有责任。从本性来说，企业是隐秘的，因为它们惧怕代价沉重的法律诉讼，担心得罪股东，或者不愿意将设计革新公之于众。它们更喜欢将公司文档保护起来，封存在市郊的某个隐蔽的储存设施内。大多数公司从来不会将它们的文件捐赠给公共档案馆，这样，学者们也就不可能自由地研究它们的成败得失了。多数企业都被卖掉本年度产品、刺激未来利润的狂热念头控制着。对它们来说，历史常常是一种麻烦。这些公司更喜欢那种用漂亮的插图将它们展示在麦迪逊大道绚烂灯光下的光鲜杂志，或者它们会选择一些严格按照公司的发展脉络描述事件的无趣的大部头编年史。

在小比尔·福特的迪尔伯恩办公室内，我与他进行了第一次会谈。“让我烦恼的是，许多为我们公司工作的人对公司的神奇历史一无所知。”他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说，“我们做了许多正确的事情，也做了一些错误的事情。但无论如何，我们活了下来。我们有伟大的传统，我不想去读那种修饰过的糖衣历史。公司的历史应该是直率、诚实、无所遮掩的。”然后他笑了，睁大眼睛接着说：“如果你能如实描写，我们会帮你。”他的话打动了我。作为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CEO），这种略有些非同寻常的大度让人感动。小比尔·福特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CEO，他是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的曾孙，对于现代汽车制造业的角色，他的脑海中充满了被称作新时代理念的思想。他对环保的重视使他成为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和奥杜邦协会（Audubon Society）的贵宾，他还曾公开地对工业化进程的某些负面影响表示哀叹。不顾某些股东的恐慌，他无所畏惧地讨论石油某一天被弃用、氢燃料电池取而代之的未来趋势。1999年2月的一个不幸的日子，福特荣格工厂的一个锅炉爆炸，工厂工人6死14伤。在接到紧急电话之后，小比尔·福特立即驱车赶往事发地点。像所有志愿工人一样，他抚慰罹难者家人，挖掘碎石堆，竭尽所能地提供帮助。《底特律新闻》（Detroit News）和《自由新闻》（Free Press）对他的行为大加赞赏，称他为有同情心的资本家。“你能相信吗，”事件后不久他这样问我，“我们的形象居然差到了这种程度：当工人们受伤或死亡，人们会认为我们不会露面，会认为我们只担心诉讼和保险成本。”

只有时间能够告诉我们，小比尔·福特是否能成为一名成功的董事长和CEO，但就人格来说，你很难不去喜欢他。作为普林斯顿大学历史专业的学生，福特不仅对他的曾祖父知之甚多，还认真研究过他的叔叔——于1945年接管公司的亨利·福特二世的一生。随着我俩谈话的继续，福特汽车公司计划中的百年庆典活动的丰富让我深感吃惊：持续一年的“公司传统”媒体宣传活动将颂扬雷鸟、野马、福特卡车以及其他一些产品的不朽价值；在迪尔伯恩亨利·福特二世世界中心（也称作世界总部）举办的经典车展将展示数千辆来自收藏者的汽车；另外，还有在密歇根布鲁克林举行的纳斯卡赛车、在迪尔伯恩试车场举办的慈善捐赠活动以及生产6辆新的T型车，等等。小比尔·福特承诺，在下一次福特百年庆典筹备会议上，他会提议无条件的给予我接触公司档案馆和Rolodex系统的完全自由。这简直太棒了。谈话结束后，我们都许诺彼此保持联系。

不过，让其他人相信我不会在公司筹备百年庆典活动的时候成为世界总部里的“特洛伊木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授予我特权一事，福特公司内反对声四起。可以理解，福特家族的某些成员担心我所说的商业和社会史将最终成为对富裕阶层放荡糜烂生活的又一次大曝光。不过，小比尔·福特最终还是占了上风，我如愿以偿地开始写这本书，在近6年的时间内对迪尔伯恩做了大量的研究访问。

为了帮助我处理不计其数的文档资料完成写作，我的好友朱莉·芬斯特（Julie Fenster），一位历史学家，也加入了我的工作当中。在我写《美国的美洲传统史》的时候，我们俩就曾紧密合作，她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汽车专家。在我把撰写福特汽车公司史的计划告诉她之后，她立即做出了积极回应。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她始终是我的得力助手。她调查含混不清的细节，帮助我组织章节草稿，对于汽车在现代社会的发展演变中所扮演的角色，她也提出了自己的深刻见解。与她合作是一种乐趣。

在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使用了数百份口头史资料，其中年代较近的资料是此前从未有人引用过的。我主要依赖两个与福特汽车公司有关的档案馆。一个是亨利·福特博物馆和图书馆中的本森·福特研究中心（Benson Ford Research Center），这里藏有2500多万份关于福特公司及相关问题的印刷材料和文档资料；另一个是建于1951年的福特汽车公司档案馆，现在，这里收藏有大约10000立方英尺d的档案。一般不向公众开放的福特汽车公司档案馆已经与亨利·福特博物馆和绿野村建立了合作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对外提供公司历史档案。当某些资料变得可以供外界研究使用，它们就会被转到福特博物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资料我都使用过，这少不了一些不寻常的协助。福特汽车公司的三位档案管理员格里塔·科拉帕克（Greta Krapac）、辛西娅·科罗洛夫（Cynthia Korolov）和伊丽莎白·阿德金斯（Elizabeth Adkins）对本书的问世功不可没，她们花了数不清的时间帮助我。她们了解福特汽车公司，即使查找那些不知名的文献档案也满怀热情，她们的责任心让我感动。

在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对原定的写作方式做了调整。起初我觉得，亨利·福特对现代的福特汽车公司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他去世（1947年）之后的这56年内（到2003年）。然而我发现，即使是在百年庆典之际，亨利·福特的商业哲学仍然是公司的一部分。他的人格（无论是他对公司“品牌”重要性的坚定信仰，他的顾客第一的座右铭，还是他对进步来自合作性竞争的信奉）已经渗透到了公司的血脉中。“为什么要消极地坐等好商机呢？”福特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改善管理以降低成本。压低价格去适应购买力。”直到今天，这仍是公司的主要目标。因而，本书试图探究亨利·福特遗留给福特汽车公司的永恒影响。这种影响并不在于他的独子埃兹尔（Edsel）、孙子亨利·福特二世和曾孙小比尔·福特仍然遵循他的足迹经营公司，而在于面临难关的时候，福特公司的执行官和监管者们有时候会思考一下老福特会怎样做。为什么说亨利·福特为福特公司及整个商业世界留下了不朽遗产？《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高级编辑杰克·贝蒂（Jack Beatty）的话一针见血。他在《巨人：一个企业如何改变美国？》（Colossus：How the Corporation Changed America）一书中写道：“超越了其他任何的发明家、艺术家、作家或政治家，亨利·福特是对美国梦的成真贡献最大的人。”“造梦者”亨利·福特并不在迪尔伯恩汽车名人堂所列出的第一代汽车发明家之中。亨利·福特并没有发明汽车，但他家乡的博物馆将他誉为“为世界装上车轮”的人。类似地，1999年《财富》杂志因福特生产出物美价廉的T型车，并在1908～1927年间售出超过1500万辆这种“人民”汽车而将其列为五大“20世纪商人”之一。《时代》（Time）杂志也把福特评为同时代100位最重要的工业家之一，并且指出，福特于1914年将生产工人的薪水翻倍改变了美国的劳工机制。1913年，福特汽车公司移动装配线的问世，使“福特主义”成为当时全世界商界最流行的概念。通过运用大规模的生产方式，亨利·福特和他的伙伴们启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福特的理念（工人静止而工作运动）永远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甚至也改变了人类的思考方式。

不过，尽管亨利·福特和他的移动装配线改进了生产方法从而为全世界的驾驶员提供了物美价廉的汽车（一个少见的工业奇迹），他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赞助了出于善意却荒唐可笑的和平船旅行。他在公司内部布置了密集的间谍网，用阴谋诡计和致命的暴力打击工人的联合活动。他表现出一种令人厌恶的反犹太情绪，这是他无法抹去的污点。不过，他在早期是一个非常开明的雇主，在雇用美国黑人和残疾人等问题上，他的政策相当进步。亨利·福特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财富创造者之一，也部分得益于其他人的天才，但是，是他将所有人团结在一起，为所有人提供了机会。综合起来考虑，亨利·福特在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方面都是一个矛盾体。正如他的朋友，幽默家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所说：“搞清楚他是帮了我们还是害了我们需要100年的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不会把我们丢在他发现我们的地方”。

再来看看那次令人失望的和平船旅行。那艘船从起航到返回美国历时三个星期，回国后，福特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没得到太多的和平，但现在我知道，俄国将成为一个巨大的拖拉机市场。”的确，亨利·福特的车轮从未停止过转动。第一部农场男孩01根

亨利·福特出生于密歇根州斯普林菲尔德镇的一个农场中。这个镇位于底特律镇正西方10英里处，后来被并入了更大的迪尔伯恩镇。今天，迪尔伯恩已成为汽车城的市郊，人口密集，有霓虹灯照耀的大街和6车道的高速公路，一片又一片快速发展的住宅区点缀在平阔的土地上。然而在1863年，也就是福特出生的那一年，迪尔伯恩纯粹是乡村，只有数量很少的建筑构成了村中心。在那里，南密歇根森林繁茂的大地缓缓地向东倾斜，一直到遥远的地平线，才会看到底特律第一代工厂的烟囱正在污染空气。再往东去是五大湖区，货轮载着出自森林茂密的密歇根上半岛的木材和其他原材料，从休伦湖到圣克莱尔湖，再从底特律河到伊利湖和东北地区的工业中心。“内战时期，在朴素的中西部地区，底特律是一个兴旺而又好客的小城市。它只有45000名居民，而且尽管它有着繁忙的码头、船坞、商店和小工厂，它仍然保留着早期的面貌。此外，它对森林、矿藏、水路和铁路的依赖程度相当高。”历史学家布鲁斯·卡顿（Bruce Catton）在《密歇根：一段历史》（Michigan：A History）中这样写道。

亨利·福特出生的时候，密歇根西部的基威诺半岛铜矿丰富，而令那些幸运的探索者更加激动的是在上半岛发现的巨大的铁矿脉——马奎特、梅诺米尼和高格贝克。内战之后的新闻报道还强调了密歇根丰厚的石膏、石灰石、砾石和煤矿藏。当然，还有大片的硬木森林。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其著名的1831年美国之旅中也对密歇根的森林之广惊叹不已，他在《美国游记》（Journey to America）一书中写道，这里的居民“极为稀少”，“耕地似乎刹那间就消失了”。亨利·福特在19世纪70年代长大，在那个时候，密歇根也许不像托克维尔所说的那样只是边远地区，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它确实是边疆。它的商业活动指向东部，长远目光则投向未开发的广袤西部。也许，在这样一个开放的地区和这样一种开阔的视野中长大对福特产生了重大影响，让这个聪明的孩子用自己的想象力勾画出一条捷径，穿越广阔的土地，看到了绵延起伏的旷野所孕育的希望。

农场生活激发了福特的想象力。看到并亲身体会到农夫们没日没夜的辛勤劳作所换来的不过是自保，远谈不上赚钱，福特很苦恼。机器可以让农夫的生活更加轻松，可能正是这种意念吸引着福特第一次接触机械，而机器的这种与人方便的魔力也将成为福特终生的工作激情源泉和商业决策依据。

幸运的是，斯普林菲尔德镇为一个在19世纪后期心怀大志的美国年轻人提供了最好的“中心地带”。这个地方最初是作为一个歇脚站建立的，位于从底特律到芝加哥的路上。往东看，一辆牛车从底特律走到这里要花去一天的时间；往西看，芝加哥离这里有269英里远的距离。福特的家乡也具有一般乡村社区的日常生活习惯，但同更加封闭的中西部农场地区相比，这里没多少狭隘的乡土观念。同现在一样，在那时候，喧嚷的底特律也是仅次于芝加哥的中西部第二大城市。而它与迪尔伯恩地理位置的临近使得它那开放的思想——从时尚和娱乐到政治和进步——足以影响迪尔伯恩。迪尔伯恩不是一个闭塞的地方，而福特的家庭是这里思想最先进的家庭之一，这从他家订阅了几份全美知名的报纸就可以看出。由此可见，尽管亨利·福特的确是在农场长大的，但这个农场却不是那种培养乡巴佬的农场。事实上，亨利·福特的父亲威廉·福特（William Ford）拥有那个地区最成功的农产之一。

威廉·福特的奋斗史是从1847年离开爱尔兰开始的。当时，除了移民，他和他的家人别无选择。他们所租借的23英亩的农场一度曾养活了全家10口人，但在1845～1848年灾难性的马铃薯荒期间，由于付不起地租，他们同整个爱尔兰约半数的农村人口一样离开了这个国家。幸运的是，福特家族重建家园的地方是美国。

21岁的时候，威廉·福特同父母约翰（John）和托马西娜（Thomasina）、两个兄弟和四个姐妹一起乘坐定期邮轮的最低等舱横渡大西洋前往美国，去找两个叔叔乔治（George）和塞缪尔·福特（Samuel Ford）。早在1832年，这独具开创精神的兄弟俩就来到美国，穿过伊利运河，定居在了底特律附近。在此后的15年中，他们曾用一封接一封的加急邮件向留在爱尔兰的家人赞美新世界的自由，告诉家人在未开发的东密歇根购买一块一流农田的价格有多低。不过，尽管前景似乎很光明，悲剧却降临到了赴美之旅中的福特家。旅途中，托马西娜染病身亡——亨利·福特祖母的葬礼很可能是在海上举行的。

美国的新客人，包括威廉·福特，很快就到达了密歇根。他们一家在福特兄弟的斯普林菲尔德地产上盖了一间小木屋。一年以后，威廉的弟弟亨利（Henry）背上行囊，加入了加利福尼亚淘金热，这令威廉痛心不已。他留了下来，继续履行他作为长子的责任。1848年1月，威廉·福特的父亲约翰·福特从爱尔兰同胞亨利·梅伯里（Henry Maybury）那里以200美元现金购买了80英亩的土地。福特家到达斯普林菲尔德的时候大约正是密歇根历史上的大木材时代刚刚开始的时候。19世纪40～90年代，这个州的木材总产值超过10亿美元——比同时期加利福尼亚所开采的所有金子还赚钱。威廉把握住了这一时机，他先是帮助父亲清理完他们所购买的土地，然后在密歇根中央铁路公司（Michigan Central Railroad）找到了一份木匠活儿，帮父亲还清了剩余的150美元土地购买抵押贷款。

1858年，约翰·福特决定退休，他以每人600美元的价格将80英亩的土地平分，卖给了两个儿子威廉和塞缪尔。大儿子对自己成为一个土地拥有者甚感骄傲。1859年，他甚至把自己的第一张5.7美元的财产税收据装在镜框里挂在了卧室的墙上。玛格丽特·福特·拉迪曼在回忆父亲的时候这样说：“对他来说，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一个男人拥有一片赖以生存和工作的土地，似乎就是伟大的美国奇迹。”

亨利·福特的母亲玛丽·利特高特（Mary Litogot）的出身一直带有些神秘色彩。她出生于1839年，在密歇根的怀恩多特长大，在鳏居木匠威廉·利特高特的4个孩子中她是唯一的女孩。利特高特木匠或许来自比利时，或许不是——亨利·福特则喜欢说她的母亲是荷兰人。在玛丽仅仅3岁的时候，威廉·利特高特不幸身亡。关于其死因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他从屋顶上掉了下来，有人说他摔死在结冰的荣格河上。4个孤儿各自找到了一个温暖的家庭，看起来都过得不错。特别是玛丽，她成为继父母帕特里克·奥赫恩（Patrick O'Hern）和玛格丽特·奥赫恩（Margaret O'Hern）的骄傲和快乐。

帕特里克·奥赫恩来自科克县的一个叫作费尔莱恩的地区——这个名字将长时间与福特家族和福特家族的汽车联系在一起。差不多就在福特家离开他们在爱尔兰的家的同时，在距他们家仅仅30英里远的费尔莱恩，奥赫恩也离家加入了英军。后来，他在加拿大魁北克逃离了他的部队，定居在了底特律附近。1850年，也就是玛丽·利特高特·奥赫恩刚刚10岁的时候，威廉·福特已经开始在父母的91英亩、价值高达1000美元的迪尔伯恩地产上劳动了。后来，一个偶然的时刻，这个一贯严肃的小伙子发现奥赫恩家那个棕头发的小女孩已经长成了一个拥有灰色眼睛、浅黑皮肤的迷人少女。玛丽则以她浓密的波浪长发和清澈的眼睛回应了身边这位瘦高结实的小伙子的注意。1861年4月25日，22岁的奥赫恩和34岁的威廉举行了婚礼。

威廉·福特搬进了他和岳父共同建造的木制、两层、7个房间的新住宅，开始在他妻子的家庭农场中工作。老奥赫恩夫妇对待威廉就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还不到三年，他们就把自己所有的土地以1000美元的价格转给了威廉。一年之后，威廉·福特在一次地产买卖上小赚了一笔。他把自己1858年花了600美元从父亲那里买来的40英亩的土地以2500美元的价格卖了出去。接着，他和他的妻子在更靠西一点儿的地方购买了80英亩的土地，加上1867年在东边以4100美元购买的40英亩土地，福特夫妇的地产总面积达到了211英亩。

夫妇二人的第一个孩子是一个男孩，出生于1862年，遗憾的是他在婴儿时期就夭折了。1863年7月30日，第二个孩子出生于楼上的卧室中，威廉夫妇给他起名叫亨利·福特。就在亨利出生前4个星期，南北战争的决定性战役在宾夕法尼亚的葛底斯堡打响，这场战斗使美国成为一个统一而又稳定的国家（成年的亨利·福特坚信再生说，他声称自己上辈子是联军的一名战士，死于葛底斯堡之战）。而一年以前，福特家族已经为联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亨利的舅舅约翰·利特高特在弗吉尼亚弗雷德里克斯堡的战斗中阵亡，他是14000名为亚伯拉罕·林肯而战且壮烈牺牲的密歇根人之一。不过，除了父母亲记忆中的这个悲剧以及再生说之外，亨利·福特的思想似乎没有受到南北战争太大的影响。后来，亨利·福特曾十分认真地说，他的父亲买了一台麦考密克收割机，从而将农场的生产率提高到原来的10倍，这是南北战争时期的重大事件。

步入晚年之后，亨利·福特开始对自己年轻时在迪尔伯恩那田园诗一般的生活充满怀旧之情。他在绿野村户外历史博物馆重建了自己的家乡，通过这样的纪念方式，他真的把记忆中的事情重现了。他的妹妹玛格丽特·福特·拉迪曼一直认为，他之所以有那样强烈的怀旧情绪，包括在自传中对自己少年时代在机械上的不凡成就大书特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有一种浪漫的历史观。不过，毫无疑问的是，他的确有一种天生的机械才能。“他从来就没学会清晰地拼读、工整地书写、流畅地阅读，或是以最简洁的书面语言表达自己，”历史学家罗杰·伯林盖姆这样说，“但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机械方面的专家：不管是什么机器，他只要看上一眼，就能搞清楚零部件之间的相互关系。”

像爱迪生一样，年轻时候的福特不知疲倦地直接观察，亲手试验，几乎全身心地沉浸到了那些能教给他机械艺术和物理科学的东西里。此外，发生在美国的交通革命也深深地迷住了他。1873年，也就是亨利·福特年仅10岁的时候，旧金山开通的缆车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更令人激动的是，1887年，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开通了电车。马拉车的时代正在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城市之间的电路交通。现在的大问题是：下面将会发生什么？

尽管威廉·福特想把他对大自然的热爱灌输给自己的大儿子，但年轻的亨利·福特对乡村生活的所谓魅力以及作为农民所必不可少的艰苦劳动不屑一顾。不过，农场，特别是以效率为先的农场，可以说是机械师的一个天然实验室。很幸运，威廉·福特，这个全身心投入到农场工作的朴素而又勤劳的人把家庭建设得舒适无比，书籍、玩具和各种小摆设多得很，这给他的大儿子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去用自己的工具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正如玛格丽特所说：“当我们收到了机械的或者‘上了发条’的圣诞礼物，我们一定会说，‘别让亨利看到它们，不然他会把它们大卸八块！’”

在父母亲的庇护下，亨利如愿以偿。玛丽·利特高特·福特在厨房里为亨利摆了一个工作台，这样他就可以把其他孩子那已经支离破碎的玩具修好，或者做一些更有用的修理工作。她真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是她把家庭打点成一个美好的地方。”60岁的亨利·福特在回忆起他深爱的母亲时这样说。

一生之中，福特的口袋里一直装着一个蓝色的小笔记本，上边记录的都是他在孩提时代从母亲那里学到的格言。在做了相当长时间的世界大富豪之后，福特对一个询问他成功秘诀的采访者说：“我一直在努力地按照我母亲对我的期望生活着。”

许多同亨利·福特一起长大的人已经证实，福特的那些将会标志其一生的天赋、倾向和缺陷（他是天生的发明家、无拘无束的梦想家、聪明的自我创造者以及不知疲倦的激励者的一个罕见集合体），在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展示出来了。因此，他受到了家人的特殊对待，这种待遇甚至超出了通常赋予长子的特权。比如，亨利·福特的卧室是供暖最好的，这样他就可以摆弄他的那些机械一直到凌晨而不会感到寒冷。尽管他也要像约翰、玛格丽特、简（Jane）、小威廉（Willian Jr．）和罗伯特（Robert）这5个弟弟妹妹一样做家务，但他享受着充分自由，而且也没什么压力迫使他成为某种性格的人。“父母允许他晚起床，”玛格丽特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这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还在睡觉。其他孩子都已经起床去做自己的事情，只有他还留在床上。”

特权、小工具、溜冰和运动场上的游戏构成了亨利·福特田园牧歌一般的童年，但是这样的幸福生活很快就遭受了沉重打击。1876年3月29日，在生下第8个孩子12天之后，亨利·福特的母亲去世了，享年37岁。那一年，亨利还不到13岁。也许是出自少年的典型特性，他对这一悲剧做出了有些自私的反应，“这对我太不公平了”。尽管威廉·福特找来了20岁的侄女简·弗莱厄蒂（Jane Flaherty）帮助自己理家护幼，例行的家务和农场的生意都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快乐对亨利来说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他深爱的玛丽·利特高特·福特的高尚人格和乐观个性是他永远难以忘怀的。后来他在自传中说，母亲早逝之后，“家庭就像一个没有发条的手表一样”。

玛丽·福特死后，威廉·福特那更加沉稳的个性主宰了家庭生活，家中安静了许多。孩子们对于他最深的记忆就是：他几乎每个晚上都会在晚饭之后坐在客厅的长椅上看报纸。他最喜欢的报纸是《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事实上，威廉·福特那时候已经是社区的一个领导者，扮演着多种角色：他是教会执事、校务董事，曾作为某委员会的一员参与评估克利夫兰市的有轨电车工程，以及在底特律使用有轨电车的可行性（他投了赞成票）。1876年，他前往费城参观了这个城市的百年庆典展览会，在会上他还看到了一台有两层楼高的巨大的科利斯蒸汽机。威廉·福特尽管不像已故的妻子那样是一个诙谐有趣的人，但的确是一个通情达理的父亲。他喜欢与孩子们一起玩，只要镇里来了马戏团，他一定会带上所有的孩子一起去看，而且他同孩子们玩得一样开心。

尽管威廉做了很多说服工作，但亨利·福特还是不想做一个农夫。他只想远离农场，把谷物、干草、牛、羊、木料以及农场中的所有工作抛在脑后。他对父亲的劝说无动于衷，但对父亲所描述的费城展览会中的蒸汽机却极感兴趣。亨利曾经宣称，在1876年7月的一个下午，也就是父亲从费城返回后不久，在他同父亲驾马车前往底特律的行程中耶稣显灵了。一个美妙的幻象发着隆隆的声音向他靠近：那是一台设计巧妙、自我驱动、家庭自制的可移动式蒸汽机，是他所见到的第一台能够靠自己的动力移动的筑路机器。根据亨利·福特自传上的描述，他下定决心将余生贡献在制造能够移动的机器上，就是从看到那个幻象开始的。

三年之后，15岁的亨利离开了学校，放弃了读高中和大学的道路。1879年12月1日，他前往底特律，开始追寻他的机械梦想。不过，这个年轻人闯荡都市丛林的第一步还算不上是冒险。“在亨利第一次离开农场的时候，他无疑具有一种极强的冒险意识，”传记作家悉尼·奥尔森（Sidney Olson）这样说，“但实际上他就像待在教堂中一般安全。他同他最喜欢的姑妈丽贝卡·弗莱厄蒂（Rebecca Flaherty）住在一起，而丽贝卡的女儿简在照顾着威廉·福特的家。农场一直是亨利身后的安全后盾，深爱着他的父亲随时准备给他一块土地让他做一名农夫。”

作为五大湖区的港口城市，熙熙攘攘的底特律那时候刚刚开始成为一个主要的工业中心：在重建时期，它的人口大大增长，从1880年的11.6万增为1890年的20.5万。这座城市在造船、钢铁制造、化工品生产、金属加工和各种各样的机械工艺方面有着数不清的工业创新。如果一个人沿着与底特律河平行的杰斐逊大道走上两英里，他可以看到许多红砖仓库、木材堆置场、码头前的公寓以及机械工厂，活脱脱就是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笔下的那种工业焦虑。亨利·福特住在父亲威廉最大的一个姐姐家，并且很快就在生产有轨电车的密歇根汽车公司工厂（Michigan Car Company Works）找到了一份工作。不过，仅仅6天后他就被第一个雇主解雇了，原因至今还是一个谜。从那之后，福特一直回避这个问题，只是留下了一点儿让人半信半疑的暗示——他在机械工艺上的早熟触犯了他的那些更有经验、自高自大的工友们。

无论原因如何，第一次失败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亨利·福特在父亲的帮助下找到了新的工作。威廉把他介绍到了詹姆斯·弗劳尔兄弟机械工厂（James Flower Brothers Machine Shop）去做学徒。这个工厂专门从事铜制和铁制机器部件的设计和生产，老板与威廉很熟。不过，学徒亨利每一个60小时工作周的收入只有2.5美元，而他的住宿和膳食费用却比收入高1美元，这迫使他又为自己找了一份夜班工作：为当地的一个珠宝商修理钟表。但亨利对这些并不在意，他重视的是学习机会：詹姆斯·弗劳尔兄弟机械工厂生产各种样式的阀门、汽笛、信号钟、消防栓以及其他一些供水系统部件，产品种类多得以至于工厂中专用机器的数量超过了操作工的数量，这为一个聪明的初学者熟悉各种各样的机器设备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在福特的学徒伙伴中有一个叫弗雷德里克·斯特劳斯（Frederick Strauss）的10岁小男孩，他将在此后的20年中在多个企业与亨利·福特一起工作。两个年轻人对学习都是同样渴望，但令他们失望的是，他们从自己的第一段职业经历中并没有学到太多东西。正如斯特劳斯后来的回忆，弗劳尔工厂“没有任何类型的学徒系统，我们只不过是一群在工厂中工作的孩子罢了”。比如，安排给亨利的工作是操作一台非常简单的铣床。尽管弗劳尔工厂的全套设备使它可以完成从初步的设计制图一直到锻造和最终加工的所有工作，但亨利·福特对这个过程了解甚少，因为他只能待在自己的机器旁。

亨利的下一份工作要更重要一点儿，尽管每周的酬劳甚至更低了——2美元。那是工作台上基本的加工操作。新工作对福特的锻炼比在弗劳尔兄弟机械工厂那9个月的学徒生活多不了多少，但福特的好奇心并没有被抑制住。根据他的10个工友的其中一人多年后对一名底特律报纸记者所说，亨利的天才使他完成任何任务都不会“太紧张”；相反，他永远“都在工厂里走来走去”，无论那些有经验的老工人做什么，他用没完没了的问题向他们尽可能地多学一些。在那时候，他的朋友弗雷德里克·斯特劳斯已经开始在街对面的一家工厂工作了。两人继续追寻着他们年少的梦想。“亨利一直想制造些东西，”斯特劳斯回忆说，“我第一次见他花钱——平时他总是让其他伙伴花钱，就是他用1.25美元买了一套铸件。”福特买这些东西是为了做一个小型的蒸汽机，但他不具备让这个小机器正常运作所需要的专业加工技术。为此他请了斯特劳斯帮忙。斯特劳斯把那些粗糙的小铸件一件一件地藏在了他的工作地点，在没人注意的时候他就做亨利交给他的加工活儿。实际上，不光是斯特劳斯，福特的其他一些早期的同伴和后来的大批同事都曾有过受雇于福特的经历。

但两人的蒸汽机最终没能完成，而且这次失败也不是唯一一次。他们的其他所有小工程换来的也都是极大的失望。福特曾经请斯特劳斯帮他做了许多事：精加工一台锅炉上的测量仪器（斯特劳斯的妈妈还花了6美元请一个管道工给两人的小模型镀锌），将斯特劳斯家的一个时钟改造为新的、更先进的八日制时钟（改造失败，时钟也没能恢复原样），造了一艘船（这艘船从未下过水，而且斯特劳斯的妈妈又一次负担了费用）。“亨利永远都有新点子，”斯特劳斯说，“永远都想搞点儿新东西。每个周日我们都会开始干点儿什么，但没有一次成功。”

幸运的是——至少斯特劳斯家会感到幸运，亨利·福特暂时回到了农场。他于1882年春天返回了迪尔伯恩，因为他已经快20岁了，家乡的朋友和亲戚，特别是父亲，希望而且估计“汉克”（Hank，当时大家喜欢这样叫他）已经认识到大城市不属于他的生活圈，能够安下心来经营家庭农场了。但这个年轻人头脑中的车轮仍然没有停止转动。他同意住在家中，但仍然坚持以西屋公司（Westinghouse）地区代表的身份在整个南密歇根和北俄亥俄东跑西颠给人维修蒸汽机，这家公司看上了福特的机械才能，给了他这样一份工作。此前，福特已经通过帮一个邻居修好他的蒸汽机证明了自己。在那一年和下一年的夏天，福特虽然住在家中，却在其他地方工作，而且大部分自由时间都是在后院的小工厂中度过的。这个福特自建的小工厂装备有一台直立型钻孔机、一台脚踩驱动车床、一个锻炉以及各种各样的工具。有了这些东西，福特开始了发明工作，在接下来的两个冬天，他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制造“农场机车”上，他想让这种机器把在他心目中极为艰苦的农业生活变得轻松一些。但在那个时候，他的工作没什么进展。

就在亨利·福特步入成年期的时候，自行车热席卷美国。19世纪60年代在巴黎流行开来的自行车已经证明是一种廉价、清洁、高效的交通工具。到19世纪90年代，似乎美国的每一条乡间小道和城市大街上都有穿着灯笼裤和灯笼裙的男人和女人在蹬自行车。此前，主要的交通工具是马。但马匹太昂贵，饲养起来很费人力，跑在鹅卵石路上噪声很大。而且一匹马每天会产生几磅马粪，不光招苍蝇，还可能引发致命的疾病。许多马遭到主人的虐待，因得不到照料而死，死后就被抛尸街头，慢慢腐烂。相比之下，自行车对任何人都没有阻碍和威胁。它因此盛行一时。事实上，欧洲的许多汽车制造商最初都是从生产自行车开始的：德国的欧宝（Opel）、法国的标志（Peugeot）、英国的罗孚（Rover）等。

福特同他的欧洲同行们一样，在汽车的发明上采纳了自行车的一些原理——钢管构架、滚珠轴承、链条驱动、差动齿轮和充气轮胎。福特不仅不惧怕，反而极为热衷于技术上的革命性变化，正是这种热情赋予他耀人的光环，有人说，当他走入一个房间的时候，里面的人几乎都能感觉到他正在进来。瘦小结实的亨利一直希望自己能再高一些，而事实上，洋溢在他身上的自信确实使他的形象高大起来，远远超出了他那1.72米的身高。

亨利白天修理蒸汽机，晚间则在底特律的一所商业院校戈德史密斯、布莱恩特和斯特拉顿商业大学（Goldsmith，Bryant and Stratton Business University）学习会计、打字、机械制图和其他一些普通商业课程。一旦有可能，他就会研究自己的发明。21岁的时候，亨利在底特律的狭小社交圈给他带来了幸福。在一天晚上的舞会中，一个娇小玲珑、栗色头发的女孩吸引了他的视线。通过朋友的介绍，亨利结识了这个迷人的18岁女孩克拉拉·简·布莱恩特（Clara Jane Bryant）。聪明、懂事而又漂亮的克拉拉同亨利一样来自一个兴旺的地方家庭农场。她家的农场距离福特家的地产仅有5英里。她的父亲是一个加拿大移民的儿子，曾经在州立法机构任职。作为家中的第三个孩子和年龄最大的女孩，克拉拉要帮着照顾9个兄弟姐妹。克拉拉是一个“很好、很漂亮、很受欢迎，也很机灵的姑娘，”爱德华·莫尼尔回忆道，“她并不经常去舞会，据我所知，那时候她的追求者也不算太多。”

亨利·福特告诉她的妹妹，在他遇到温柔贤惠的克拉拉·布莱恩特之后不到半分钟，他就知道这个姑娘是属于他的。一开始，克拉拉对福特的示爱不予理睬，但没过多久，她也对这个与众不同的小伙子产生了兴趣，因为他远不像其他某些男孩那样轻浮。她喜欢福特的热情，朋友们从来就没怀疑过福特赢取布莱恩特芳心的可能：他不仅是一个认真而又坚定的实用主义者，还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及优秀的舞者，这同克拉拉完全一样。此外，正如爱德华·莫尼尔的回忆，福特还有一个物质上的巨大优势：“他有一架雪橇车。”

在冬天，福特的那架马拉动的雪橇车可以载着人在迪尔伯恩满是冰辙的雪地上飞驰。这种雪橇车让福特着迷，就像他后来的双座敞篷轿车让年轻人着迷一样。很像是80年后的福特野马（Ford Mustang），19世纪80年代的雪橇车是年轻人所钟爱的时髦玩物，也很容易吸引女孩子的注意。事实上，那时候邻居们曾经根据克拉拉出现在福特那漂亮的森林绿雪橇车上的频率来判断他们之间感情如何。到了夏天，除了照旧野餐和乘马车兜风外，两人又在纽约北部肖托夸运动组织的影响下加入了湾景读书会（Bayview Reading Circle），这使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得到了进一步的保证。

1888年4月11日，也就是克拉拉22岁生日的那一天，亨利和克拉拉在布莱恩特的家中举行了婚礼。这对福特家族的新人开始了令人羡慕的生活。在1886年4月两人初识之前，威廉·福特曾试图通过将从前的莫伊尔农场（一片树木茂盛、可产出大量木材的80英亩的土地）交给亨利使用，从而让大儿子安心留在农场。亨利·福特从1887年开始为这块土地缴纳财产税，并且安装了一台简易的蒸汽驱动锯木机用以生产木材。结婚之后，他完全接受了父亲的提议，同妻子一起搬进了这片农场中的旧房子——作为对大哥的新婚献礼，弟弟妹妹们已经把房子收拾得焕然一新。一年以后，根据妻子克拉拉·福特那异想天开的设计，亨利·福特用农场产出的一些木材建造了一间围有栅栏的“正方形房子”。住进这个温馨小巢之后，年轻的福特夫妇似乎已经开始了家人们为其安排好的平淡生活。

然而，两年之后，福特开始计划返回底特律工作。特别吸引他的是爱迪生照明公司（Edison Illuminating Company），他认为自己一定能在这家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对于这些想法，他并不是简简单单地告诉妻子了事，而是以商量的口吻征求妻子的意见。亨利·福特可能确实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但他也是会屈服于感情的，他一直说，克拉拉是可以改变他想法的人。不过，克拉拉总是支持他的。“她是我的信徒”，福特这样描述他的妻子。

福特后来说，他生产汽车的灵感来自对“无声奥托”内燃机的观察。在1890年奥托内燃机在底特律的第一次展示活动中，亨利·福特当时的雇主西屋公司曾派他去参观。这种轻巧的动力装置以精妙的四冲程活塞系统为工作基础：第一冲程将燃烧材料投入气缸，第二冲程压缩这些材料引起燃烧，空气汽油混合物的膨胀带动活塞的第三冲程，接下来的第四冲程排出废气并让整个过程重新开始。这种机器给了福特极大的启发。但是，内燃机的燃烧系统需要电力，而福特对电并不是很了解。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要在爱迪生照明公司谋求一个职位的原因——得到第一手的培训。

克拉拉·布莱恩特·福特欣然接受了亨利重返工业的请求。准备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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