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邢春如,李穆南,竭宝峰,刘心莲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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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下）试读：

《中国文化知识大观园》编委会

主编：刑春如 李穆南 竭宝峰 刘心莲

副主编：王福选 魏茂峰 于武 张景丽

编委： （排名不分先后）

邢春如 杨坦然 刘阳 竭宝峰

高阶顺 于文 于武 赖伟中

于洋 徐瑶 仲艳秋 石伶俐

李国芳 刘华 刘莹 刘开宇

何力 陶世鹏 谢菁 刘柏林

孟瑞 苏海涛 赵文秋 于波

孙丽光 于泳 李穆南 高强

李明岩 王薇 王福选 宋力涛

赵翠琴 张晓峰 高蕾 杨丹

阎冬 李锦华 赵文佳 黄州

王鸣会 李秋山 宋之文 马晓波

李文 李宗坤 吴景山 田明亮

周加敢 刘俊 宋春正 邵军

隋克诚 任华文 梁昕 刘心莲

刘连旺 赵小玉 苗杰 马宁

邓四海 邓卫 于琪

总编辑：宋涛 安阳

编写说明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悠久的文明之一。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近5000年之久，从公元前841年开始，有文献可考的编年史从未间断，至今已近3000年，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绝无仅有的。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的历史始终传承有序，从未中断。

中国人的文化是崇尚和平的文化，奉行中庸的理想人格。在多种文化相汇时，善于融合，不偏颇、不怨尤，尚调和、主平衡，使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文化如百川之海，浩淼无垠。《中国文化知识大观园》叙述中国从史前到现在的国土开辟、民族形成、社会进化、经济文化发展、政治演变的不平凡的历程。

为了全面展现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本书用了近1200万字、4卷136分册的洋洋篇幅来记述。

一、政治历史卷：分为历代帝王、王朝更替、历代名臣、权臣末路、宫廷政治、后宫政治、政治事件、千古奇案、历史典籍、中外关系、历代律令、历代官制、历代宦官、历代状元、历史掌故、历史之谜等32分册来阐述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并揭示古代历史长河角落中最为隐秘的部分。

二、文学艺术卷：分为神话传说、历代诗歌、历代词赋、历代小说、历代散文、文学名著、文学名家、民间文学、书法与篆刻艺术、绘画艺术、建筑艺术、雕塑艺术、音乐艺术、舞蹈艺术、戏曲艺术、民间艺术、工艺美术、艺坛典故等36分册来展现中国文学形式的丰富多彩与辉煌成就，描绘古代绚烂多彩的艺术殿堂。

三、科技军事卷：分为古代生物与医学、古代数学与物理学、古代天文历法、古代地理与农学、古代化学、古代发明与发现、历代科技、科学名家、军事统帅、兵书通览、著名战役、军事思想、军事制度、军事谋略、军事工程、军事间谍等32分册来展示古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巨大成就，演绎古代军事文化的发展和军事斗争的残酷。

四、社会民俗卷：分为商业贸易、社会经济、农业制度、古代教育、古代民族史、思想文化、千秋教化、典章制度、传统节日、婚育习俗、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信仰文化、诞辰与丧葬习俗、民居民俗、游艺文化、中华武术、风水与巫术等36分册来解读古代社会生活的形成、演变与发展过程，表现古代人民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

为了摒弃传统历史教科书条条框框式的说教，增加直观性、可读性、趣味性，本丛书分门别类采用辞条的形式，并辅之以大量丰富、精美的插图，以立体的方式再现中国文化的宏伟历史画卷。

由于丛书篇幅宏大、编写时间又较为仓促，书中难免存在各种疏虞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悉心指正。本书编委会

二、古代货币

贝币

货币是在长期商品交换中自发产生的。在商品交换中，必须选出一种商品充当衡量其他商品价值的尺度，人们把这种能充当一般等价物作用的特殊商品，称之为货币。远古时代，生产水平低，自食其力，毋需交换。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出现了以物易物的直接交换。约在5000年前的原始公社晚期，生产与交换均有所发展，这就需要有公认的充当交换媒介的一般等价物，进行间接交换。初以粮食、牲畜、皮毛、农具、渔猎工具等充当交换媒介。但这些物品在充当交换媒介时有许多不便，交换中逐渐用一种海贝来充当一般等价物。因为海贝的形状大小比较稳定，色彩美观，计数、携带、储存均较方便，颇受欢迎。后又发展用珠玉、龟甲、蚌壳、金银和铜铁块作中介物，随后又出现金属铸币。

中华货币的起源和发展也不例外。在我国古文献中，有许多关于货币起源的传说。例如：《汉书·食货志》说：“神农之世”就有“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利通有无者也”。《史记·平准书》说：高辛氏以前（约前24世纪）就有“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初学记》说黄帝时（约公元前26世纪）“采首山之铜，始铸为刀”。《古今治平略》载：“伏羲氏聚天下之铜……以为棘币……而钱币自此始矣……神农氏列朳于国以聚货帛……黄帝氏作立货币以制国用……陶唐氏谓之泉……禹于是采历山之金铸币……汤发庄山之金铸币通有无于四方……”，还有《通志》、《通典》、《竹书纪年》、《管子》等众多古史典籍中都有使用货币的记述。正如太史公所说，这些传说年代久远，有待考证。近年来，通过大量的考古发掘，出土不少公元前2l世纪的海贝，还有许多石贝、蚌贝等仿制贝。出土文物与史料相互印证，就揭示出中华货币起源的历史面貌。公元前16至11世纪的商代，商品交换发展迅速，大量使用轻巧锋利的金属工具，生产水平提高，社会分工日趋专业化，交换突破地域限制，对货币的需要随之更为扩大。殷商时代的青铜器冶炼颇负盛名，例如1946年安阳出土的司母戊鼎，重1370斤，极为精美，表现出高超的制作技术。殷墟以及河南、山西各地的大量出土文物，都有力地说明殷商的工商业十分发达，需要更多地使用货币。当时贝的货币单位是“朋”，一朋十贝。当作货币的贝叫齿贝、货贝，它是用大贝、紫贝等为原料，背面磨平钻孔而成。还有许多仿制贝，已发现的有洮贝、陶贝、石贝、骨贝、铜贝和包金铜贝，到殷商后期逐渐产生金属货币。铜贝西周初期，太公姜尚为周朝制定的货币管理办法——“九府圜法”，明文规定三种货币的规格要求：“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圆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管子》书中提到周代“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又说禹汤均开山取金铸币。周之泉布，即今之钱也。“自其出之有源言之曰泉，安藏环钱自其布散不滞言之则曰布”，“源于泉，布于布，化于货，制于刀。……刀者言其制而用之以为利。货者以其化而通之以为利”。史籍中还载有单穆公谏周景王勿铸大钱，说了一番铸大钱的弊病，提出一整套“子母相权”的货币理论，对后世影响很大，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货币理论。由以上这些史料可以看出当时货币发展的情况。汉灵帝的四出五铢钱

布钱体系

布钱流行于两周、三晋、郑卫等农业区域，即今黄河中游的河南、山西、河北地区。布钱原意为流布久远。布，源出于锄草农具“铸”，简写为专，音转借为布。钱，源于古代“佖”转音，佖即铲地的铲。布钱的发展，又经历了四个阶段：周元通宝原始布

约在殷商后期及西周初期已经存在。又名大铲布，形如农具铲，是我国最早的实物货币之一，也是金属铸币的雏形。它尚未脱离钱铺农具原状，体大銎短，厚重粗糙。此布有多种，主要有无字布，益字原始布，庐氏原始布，有纹饰，较美观。空首布西周晚期开始出现，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其形体比原始布大为缩小，轻薄整齐，制作精良，也称铲布。此布銎长，空可纳柄。币身有多种形状。平（方）肩弧足或足面稍向内凹者，如方肩空首布。钱身近正方形，正背有三道直纹及文字，如安臧布。尖肩尖足空首布，正背也有三道直纹，如甘丹布。斜肩空首布，晚期出，最大的为三川折布，最小的为东周布。这些布钱多附有文字，记干支、数字、地名、天象、梁充当厏（百布）事物等内容，一字二字不等。其货币单位为“祈”，春秋时重35克，战国早期12—17克，晚期轻至10克左右。平首布

又叫实首布，形体比空首布更小而薄，相当精美平整，基本上已脱离农具燻的原形，如銎和三条背直纹均消失。春秋末期始见，盛行于战国中晚期。平首布种类很多，均布首扁平无銎，布背素面，布面有各种文字，记地名和货币单位祈、寻等。布的重量也从30克至五六克不等，变成一种有一首两肩两足的扁平光秦半两亮的小铜片。又可按重量分成大小几种，有以铭文表示二祈、一祈、半祈的，寓有子母相权之意。形制上有平肩、耸肩、圆肩、方足、圆足、尖足等等。战国中期盛行的平首布有晋阳、梁、安邑等祈字布，各分为半祈、一祈、二祈三种，重量不等，如“安邑一祈”重17克，“梁一祈”重10—16克。另一种叫爰字布，魏国大梁铸，文字多，有两套；一是“梁正尚金当爰”和“梁半尚二金当爰”；二是“梁充祈金当爱”和“梁充祈五、二十当爰”。形同第二套的还有“山阳布”，分大、中、小三种。晚期平首布更轻小精致，重约五克，钱面多记地名，有三种类型：方肩方足平首布，多铸三晋地名，背有表示货币单位的一半、半等字；尖肩尖足平首布；圆肩圆足平首布。三孔布系圆足布的一种。布首和两足各有一孔，备穿扎。钱背有数字表示币值，大布为“一两”，小布为“十二朱”。这是铢两币的先导，秦半两钱实源于此。同期还有些异形布，如分布，涅金，陈布当祈，垂字布，忻字布等，制作比较规整，字数一般较多，上有地名，重量名称乾元重宝或价值单位，重约15～30克。

刀币体系

一是齐刀。俗称大刀，体型较大，地有重达53克的，一般重在40克左名右。它是齐国铸造发行的，流通于该分国和邻近地区。西周成康之际已经流，行，故有人推想是姜太公封于齐并制计订九府圜法后在其封疆内推行的。一有般列为古刀货。其著名的有：六字刀，： 按其面文又名“齐建（造）邦张。“即（就）法化”，简称“建邦刀”或墨“造邦刀”，约重42克；四字刀，面文刀“齐之法化”，文字秀丽；三字刀，面”，文为“”，即“齐法化”或有“齐之化”，制作粗糙，铸于晚期。上大述刀币前二种制作较好，出土稀少，小齐刀币陶范后一种数量较多。此外，从币面所铸两种，大者面文“节墨阝之法化” “节墨阝邑之化”，重56克以上。小者面文“节墨阝化”，重在40克以下，币面有开邦、安邦等字；“安阳刀”，面文“安易之化”，约重48克；“谭刀”或“簟邦刀”，因只发现半片，又叫断头刀。这些刀币的形体有大小，弧背凹刃，面背均有文字，背上端另有三道斜纹。刀末有环，刀柄扁平，上有二纵纹。后三种均系齐国地名，系齐国采用山东地区原有古国的货币形式铸造的。洪武通宝二是燕刀。系燕国铸造发行，流通于北方。按刀面文字，又叫“明刀”“易刀”。这是刀币中出土数量最多的，朝鲜日本均有发现。形制上有方折和圆折两种。方折刀因其弧度较骤，呈磬折形，叫折背，又名“磬折刀”。圆折刀有在博山出土的，又叫“博山刀”。明字刀按其明字书法的不同，即明字作“”，前二种弧背，乾隆通宝后者折背，分为三个类型。

三是尖首刀。为燕国所铸行，形制比较大。尖首是这类刀币的特殊标志，全体很薄，刀柄较细，刀环小而扁。钱文多在刀背，或无文，多数仅一字，记数目或干支，均无纹饰，重约16克。又有刀尖细长刀身短薄的针首刀，因在匈奴故地出土，又名“匈奴刀”，多无文字。

四是直刀。又叫圆首刀、钝首刀，刀身平直，圆首，体型薄小，重约10克，赵国所铸。

近年来，在北方几省大量出土燕刀，还在燕下都遗址还出土钱范，可见当时刀币盛行情况。太平天国小平钱正面

圜钱体系

圜钱又称为环钱，来源于纺轮。中国旧、新石器时代有石珠石环。古史典籍如《尔雅》《说文》等多有记载。在河南仰韶村附近发现许多土制或石制纺轮，中间穿孔，与早期圜钱相似，故有此说。有说源于古代珠玉，环贝出于饰品。《管子》说古时以珠玉为上币，指玉璧，呈环状，对圜钱的产生有一定影响。西周已有圜钱，以后渗入刀布钱区。战国后期，除楚国外，其余诸国大都铸行圜钱，已有取代刀布诸钱之势。适应当时商品交换发展的需要，在北方各国流通中的货币趋向统一，这是符合货币发展规律的。它是以后在中国流行了2000多年方孔圆钱的先驱，也是承上启下的货币形态。

园钱的基本形制是扁平圆形，中央有穿孔，有肉（钱身）有好（穿孔）。演变规律表现为穿孔先圆后方，钱边缘先无郭后有郭。钱面有钱文表示地名、币值、重量及其他。钱背多是光背，少数有些符号。圜钱有大小各种，不同地区的环钱各有不同特征以及行用时的各种不同习惯，可分为三个类型：

一是布钱区圜钱。沿用此区货币单位忻，记地名，圆钱圆穿，从周缘无郭而有郭，由圆孔逐步演变为方孔。钱文有多种，书地名，如垣、共、蔺、离石、东周、周化、虞忻等。其中以垣、共二种铭文的圜钱出土最多。此钱分大小两等，一般重10克左右。主要在周、韩、魏等地区使用。垣、共二钱是圜钱中最早的。

二是刀币区圜钱或刀布并行区圜钱。此区圜钱的基本形制是圆形方孔，货币单位仍沿用刀币的“化”。计有“一化圜钱”，面文“”，轻小，质劣，面有郭；“賹圜钱”，又分四种，即账化“”，賹二化，賹四化，賹六化；“明字圜钱”，有明化“”，明四“”两种。账化钱面有郭，明字圜钱周缘无郭。此钱多在齐、燕，赵等地区行用，又统称东方系圜钱。北宋交子或钱引大清元兑换券中央银行伍元

三是秦圜钱。与布钱区圜钱统称西方系圜钱，受布钱区圜钱的影响较大而有所发展。圆形圆孔，无郭，货币单位改为记重铢两。秦钱的“半襞”就是半个货币单位的圜钱。钱文“重十二铢”的秦圜钱是秦半两钱的先驱。

楚币体系

楚国所铸行货币自成独立体系，总称楚币。它包括三个部分。

一是爰金。又称楚金钣、印子金、金钣，俗称金饼、饼金。爰金铭文最多的是“郢爰”。郢乃楚都，先在湖北江陵，几次迁都，最后迁寿春（今安徽寿县），均以郢为都名。也是国名，与楚同用。爰是重量名称。爰金是楚国法定通货，属称量货币性质，铸成扁平块状，块上有若干钤印，多为方形，也有圆形印。铭文中有再，即称，权衡轻重之意。如郢再。《说文解字》“锾，锊也。一锊重十一铢二十五又十三分之一也。”钤印为“郢爰”，另有“陈爰”、“汋爰”，“鬲阝爰”，“眇或汌（颍或蔡）”等。爰金是由许多小块连在一起铸造。1982年江苏盱眙出土一块郢爰大金饭，内有54个钤印和六个半印，共60印，是迄今最大的郢爰金钣，呈长方形，重610克。另一块郢爰有35个钤印和11个半印。一般郢爰金钣只有20个钤印左右。每个钤印的重量也不同，最重的达28.875克，最轻的4.125克，每印以14—17克者较多。例外的有块特大钤印为73.135克。爰金成色均高，含金量九成以上。1978年8月，安徽寿县还出土一种铭文为“卢〔lú卢〕金”的金钣，钤印上铭文为“”，共有四块，近方形，内有16—21个圆形钤印，重250.15—266.05克不等。同时出土的还有郢爰、无字金钣和金叶屑粒等，共有5187.5克。当时除楚国有完备的金币制度外，北方诸国也曾使用各种饼金、金钣、马蹄金等黄金货币。

二是楚铜贝，通称“蚁鼻钱”。它是一种青铜仿制贝，形似背面磨平的贝壳。钱面有多种文字，出土数量最多的是”，有释为古文“”字（即贝字）的变形，看似人的面貌，形状古怪，故称“鬼脸钱”、“鬼头钱”。又一种面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贰角读“各六朱”，像一只蚂蚁，加上鬼脸上的高鼻子，故名“蚁鼻钱”。

其余面文有（君）、全（金）、（行）、（忻）等。这些钱屡次在原楚国疆域内发现，每枚重量早期约重5—5.6克，晚期减至2.5克左右；有轻至0.5克者。战国晚期各国经济往来频繁，相互影响日多，货币交流更甚，大都趋向圆形化，轻小便利，铭文也演变为记重币值，如秦半两等。大江银行拾元东北银行五百元

三是楚布。楚国晚期受北方影响还铸行一种异形布币。币身狭长，币面铭文“殊布当忻”，或释为大布当祈或旆钱当祈。另一面有“十货”二字，释为一个大布当蚁鼻钱十个。另一种“四布当祈”布，大布一当小布四，小布二枚连在一起，一正一倒，四足相连，又称连布。

这一时期货币发展有以下特点：第一，由货币分散发行流通趋向相对统一。布钱、刀币、圜钱分别反映农业、渔猎、手工业等不同社会经济活动情况。经过500多年的不断竞争，不断兼并，秦国势力向东扩张，使圜钱随之深入布刀区域，而成为北方诸国的主要货币形制。到战国晚期，北方货币渗人南方，与南方的楚币相互影响，为秦汉的货币统一准备了条件。第二，货币形制渐趋规范化、圆形化，由原始工具形状，逐步发展为圆体币型；由笨重粗大，变为轻便小型，最后环钱更由无孔到有孔，再到方孔。钱面并铸有文字，标明钱名和币值。半两钱的出现及其迅速扩展有划时代的意义。第三，货币思想和货币理论各家体系林立，诸子百家各具特色，硕果累累。管仲、商鞅、韩非等人更把货币政策作为富国强兵、安民生民的重要手段，都留下大量丰富多彩的历史文献，对后来的中华货币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统一货币

战国后期，各种布钱刀币形制逐步趋向统一，圜钱广泛流通，渗入当时经济尚属落后的秦国，冲击秦国社会经济。秦国为了对付和控制这种局面，满足向东扩张的需要，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统一本国货币，增强国力。公元前336年，秦惠文王决定集中货币发行，统一货币价值标准，铸行秦圜钱，以两为单位，在钱面上刻印秦王朝的标记。实施“货币王室专铸，盐铁王室专营”的政策。这样把秦国的货币先从形制上统一起来，由王室控制货币铸造发行权，再统一为秦

半两

秦在统一六国以前，打了几十年的仗，财政经济消耗很大。又筑长城，治驰道，修宫殿，巡游各地，镇压反抗，财政负担更重，社会经济很不稳定。加上秦国货币无力覆盖全国，各国原有货币仍然继续流通，直到统一之后十一年（前210），即始皇帝三十七年，才颁布中国最早的货币立法，改革货币，规定“以秦法同天下之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黄金为上币，单位为镒，每镒20两；半两钱为下币，重如其文。两者均为法定通货，由朝廷统一掌握铸造发行权，银、锡、珠、玉、龟、贝等不得再充当货币。规定归规定，实际上很难做到统一铸造和发行。据近来出土文物看，秦半两形状轻重悬殊，有的重达27克以上，轻的仅有五六克。秦二世打算进一步加强货币统一铸造发行权，但已是天下大乱，难以做到。战国钱币

秦统一货币对中华货币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首先，统一货币是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环节，有利于消除长期分裂割据造成的积弊和地区差别，防止东方诸侯残余死灰复燃。其次，统一货币有利于封建经济的发展。最后，统一货币对今后币制发展有深远影响，既体现“天圆地方”的古代宇宙观，又方便使用，“孔方兄”形态定型下来，普遍受到欢迎，历代恪守不变。半两

秦及汉初铜币名。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止战国时各国形制轻重不同的货币，实行币制统一，改币制为二等：黄金为上币，以镒（有十六两、二十两、二十四两三说）为单位，供巨额支付，如帝王赏赐、贵族间馈赠等之用；圆形方孔的铜币为下币，承统一前秦的币制，文曰“半两”（重十二铢），供日常交易用，禁民私铸。秦汉一两合今约十六克，半两约八克。但传世秦半两钱轻重差异很大，轻的六克多，重的在二十克以上，介乎其中的则重十几克，成色也很不一律。司马迁说秦“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

秦始皇统一并简化币制，不仅有利于统一国家、人民的经济生活，而且半两钱的圆形方孔的形式也成了此后历代封建王朝钱币的定制。

汉初因袭秦的半两钱制，但币制很乱。汉高祖刘邦听民私铸钱，所造钱既小且劣，有轻到一铢以下的。因为钱的方孔太大，周边像四片榆荚合成，被称为“荚钱（或“榆荚钱”）。由于货币减重，物资缺乏和商人囤积居奇，以至物价高昂，米一石且贵至万钱。吕后二年（前186）决定加重货币来提高币值，由政府铸八铢钱。六年，由于与南越及匈奴作战，军费开支大增，又重新实行货币减重，行五分钱（即半两的1／5），民间也称为荚钱。高帝末年和吕后时曾禁民私铸钱。文帝五年（前175）改铸四铢钱，除盗铸之令。但由于新铸的钱和过去的钱，钱文都为半两，同在市场上流通，大小、轻重、优劣不一，用轻钱时需再加若干，交易很不方便，再加上渚王、达官、豪富大量私铸牟利，更增加了币制的混乱，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生产和交换，也不利于国家的统一。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再图改革币制。元狩五年（前118）铸

五铢钱

汉武帝时开始铸造的一种标准铜币。因其实际重量和币面重量一致，都是五铢（约3.33克），故名。

汉初，币制混乱，所铸的各种铜币承袭秦制，文虽仍称半两，但实际重量远较半两为轻。各种铜币大小、轻重、成色也很不一致。另一方面，民间私铸者多，钱质恶劣，更增加了币制的混乱，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生产和交换，也不利于国家的统一。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禁私人铸钱。武帝即位后，财政支出增加，政府大量铸钱，民间也私自铸钱。因盗铸有重利可图，致罪者虽多，却无法禁绝。私铸者还往往磨取官钱的铜屑以盗铸钱，官钱也因此逐渐减轻，同私铸的劣币一样。“钱益多而轻”，物价高涨，币值低落。

武帝元狩、元鼎年间（前122～前111），政府企图借铸钱之利以弥补巨额的财政亏空；也企图用更换新币的办法限制豪商巨贾居奇取利，操纵货币；再加上关东地区遭受水灾，亟需巨款赈贷。因此，决定进行币制改革。元狩四年（前119）初，在张汤主持下，造白金（银锡合金）币及皮币（未广泛流通）。与此同时，销毁了文帝时的半两钱（四铢钱），另铸“文如其重”的三铢钱，以广流通。法令虽严禁私人铸钱，但白金币定值过高，三铢钱轻，易作奸诈，盗铸仍然盛行。五年春，罢三铢钱，改行五铢钱。这时钱由郡国铸造，各地从中取利，钱多轻，私人盗铸者亦多。五年间，汉因盗铸金、钱遇赦免死的有几十万人，自首赦罪的有一百多万人。元鼎二年（前115），始集中铸钱，由京师钱官铸赤仄钱。以精铜精工制成，一枚当郡国所铸的五铢钱五枚使用，规定赋税、官用必需用赤仄钱。未久，白金终废不行，赤仄钱因与五铢钱比价不合理，私铸更多，使用不便，币制混乱，依然如故。

元鼎四年，在桑弘羊的主持下，汉政府决定克服过去铸币权不统一，货币名义价值与实际重量不一致这两大弊端，进行彻底的币制改革，取消郡国铸钱权，专令水衡都尉所属的设在上林苑的钟官、技巧令（一说为均输）、辨铜令三官负责铸造新的五铢钱。钟官直接掌管铸造，技巧主刻范，辨铜负责原料供应及检验铜的成色。这种新币名为“三官钱”（又称“上林三官钱”）。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旧币一律废罢，并责令各郡国将以前所铸的钱一律销毁，所得铜料输给三官。新币选料严格，以铜范为母范翻铸之钱大小、式样一致，真正做到重如其文。新的五铢钱不惜工本，私人铸造很难，无利可图，禁令又很严格，所以盗铸之风一时衰息。花钱

货币混乱的问题终于获致解决，币值得以长期保持稳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铸币权统一收归中央，没有强大的国家力量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货币统一以后，封建国家的经济力量得到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也进一步获得了经济上的保证。

五铢钱大小、轻重适中，制作精整，有外廓可保护钱币不被盗磨，利于流通和长久使用。从武帝元狩五年到平帝元始年间约一百二十年中，共成钱二百八十亿余。王莽统治期间，屡易货币，并禁用五铢钱，造成极大混乱，但民间仍私用五铢钱。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40），重铸五铢钱，改由太仆属官考工令主管，郡国也可铸造。东汉五铢钱制作轻薄，由传世的大量东汉五铢钱可见。灵帝中平三年（186）所铸四出五铢，背面有四道斜文由穿孔的四角直达外廓，亦称“角钱”。汉末董卓于献帝初平初年坏五铢钱更铸小钱，这是汉政权最后一次铸钱，结果是货轻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一度钱货不行。东汉以后各朝，仍继续沿用五铢。五铢钱从汉武帝铸造一直到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废罢，流行了七百多年。

两汉币制

汉王朝建立后，仍沿袭秦币制，同时使用黄金和半两钱，以后改用五铢钱，民间还习用粮食、布帛等实物货币。故在汉朝近400年中是实行黄金、谷帛和铜钱并行的币制。

汉承秦制，仍以黄金为上币。西汉交易中盛用黄金，凡是价值大的和收支数额大的均以黄金计算，关系重大的种种活动，如赏赐、进贡、助祭、平贾、算赋、买卖官爵、对外往来、窖藏等等，也多用黄金。赏赐用金数额很大，多次赐给功臣武将，少则上百斤，多则上千斤，最高者一次就赐金5000斤。武帝时赏赐对匈奴作战有功将士的黄金有30万斤。《汉书》记载的赐金共计90万斤。《资治通鉴》汉纪部分记载用金93次，其中万金以上大额用金有四次，例如梁孝王府藏黄金40余万斤。为了加强朝廷权力，削弱地方势力，汉朝实行“酎金”制，令各地诸侯每年向京师祭祀祖宗时献金助祭，不合规格者严惩，武帝时就用此法夺去106人爵位。为了流通方便，汉朝曾铸过“麟趾灱”，即麟趾金、马蹄金。公元前119年，武帝因对匈奴作战，财政困难，又发行类似纸币的“白鹿皮币”，强迫使用。同时又发行银锡合金的“白金三品”，即圆形龙币，又名白选、白馔，重八两，值三千；方形马币，重六两，值五百；椭圆形龟币，重四两，值三百。因作价过高，私铸泛滥，不到两年即取消。仅就上述几例，可看出西汉广泛使用金银币的情况。王莽也实行黄金国有政策，其货币中有“金错刀”，并屡次改变币制，借以搜括民间藏金。新莽“宝货制”中就有金货一品银货二品。他败殁后，在他的宫中搜出库存黄金60余万斤。东汉用金大为减少。如赐金只有21740斤，为西汉赐金总数的2%。对外贸易中大量使用黄金。西汉中期以后，金银器饰盛行，《西京杂记》等书有大量记载，如赵飞燕的金步摇，韩嫣的金弹丸等。光武帝时富商郭况就雇用400多工匠制造金器。曹植诗：“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钅义”，可见当时金银器饰的流行。明帝以后，佛教道教盛行，庙宇道观装饰及神佛像多用黄金。和帝以后各代，奢侈无度，外戚宦官争权，又连年对外用兵，公私匮乏，黄金价贵，官民竞藏黄金保值。如董卓败殁后，其郡坞中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最早银币仿贝币，于1974年在原战国时中山国遗址发现四枚。同年8月，河南扶沟县古城村出土银空首布一枚，银平首布17枚。60年代中期，江陵楚墓中出土包金银箔的圆饼形铅饼货币。这些出土货币说明，早在距今2800多年以前，中国已经使用金银铸币。

粮食布帛自古就被用作一般等价物而起货币作用。秦汉时财政收支中有一部分习用谷帛。汉朝的官俸，西汉是以粮食计算，东汉则钱粮搭配，约各半数，如“二千石”、“六百石”、“四百石”，分别表示官爵的高低。史书常见“秩比干石”，“秩比四百石”，即指相当于某一等级的官职；缣帛也常被用作货币，如《汉书》载武帝出巡各地，赏赐地方官吏大量缣帛钱财。为此，西汉有许多人主张废黄金钱币，代以谷帛，认为珠五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应贵五谷而贱金玉。王莽币制总崩溃时，民间就以布帛谷粟为币。东汉时，谷帛与五铢钱并行，有人称之为钱帛平行本位。桓灵两代扩大卖官鬻爵规模，钱帛均当货币计价。不过，金银谷帛两类货币的使用，在两汉时各有一定时间、一定范围、一定对象的限制，只有方孔圆钱才是不限阶层、地域、对象和范围的通用货币。从半两钱向五铢钱的转化

西汉前期的94年中，政局不稳，再加对外用兵，负担沉重，货币状况也是起伏不定，经过十次变化，半两钱逐渐转变成五铢钱体制。

公元前206年，刘邦初建汉朝时，历经楚汉相争战乱，经济尚未恢复，物资匮乏，因秦钱重不便使用，允许民间自由铸造半两钱，于是地方势力和豪绅富商趁机大肆滥铸恶钱，称为“荚钱”，即“榆荚半两”。钱身轻小粗劣，肉薄，广穿，形同榆荚。初重三铢，旋即重二铢，约二克，后仅重一铢左右。奸商囤积居奇，物价飞涨，米每石高达万钱，马一匹值百金，造成汉朝第一次通货膨胀。

高后二年（前186），朝廷垄断铸币权，禁民私铸。官铸“八铢八两”，钱文半两，铸币质量改进，文字扁平，大样薄肉。这是汉王朝首次整顿币制。

高后六年（前182），自吕后当政，刘吕两家争权，斗争激烈。吕氏三王专权，再次搞钱币减重，改铸“五分钱”，钱文半两，重二铢四累，为半两钱（秦）的1／5，减重为类似榆荚钱的轻小恶钱。文帝初年，货币又一次贬值，出现第二次通货膨胀。

文帝五年（前175），为稳定局势而取消五分钱，改铸“四铢半两”，文曰半两，重四铢，平背，极少数有外郭，准民间自铸，也准大臣诸侯铸钱，如吴王濞和宠臣邓通均各自大量铸钱，形成吴邓钱遍天下。同时还注意让民休整，发展生产，紧缩通货，一直持续到景帝时，促成汉王朝第一次通货稳定。

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对内对外年年用兵，征调频繁，国库枯竭，再次求助于铸币减重，改铸钱文为三铢的“三铢钱”，重如其文，私铸更多，钱愈轻而物愈贵。自此以后20余年间，断断续续，时轻时重，处于货币贬值状态，造成汉初第三次严重的通货膨胀。

建元五年（前136），因三铢钱过轻，武帝不得不取消这种货币，又铸行四铢半两钱。钱文半两，实重四铢，又叫“三分钱”。

行三分钱不久，为了财政需要，朝廷仍恢复三铢钱，造成私铸泛滥，钱更多更轻薄而钱价更贱，物价更高。

元狩五年（前118），武帝再次取消五铢钱三铢钱，令郡国（相当于地方政府）铸五铢钱，通称“郡国五铢”。钱文“五铢”，重如其文，正面仅有外郭，背面有内外郭，形制不规整。后郡国竞相杂铸轻小薄钱，形制重量不一，钱制又乱。如1982年西安灞桥出土的郡国五铢，仅重0.8克，即一铢，径1.5厘米，铢字五金旁，是五铢钱标准重量的1／5，秦半两钱的1／12。

武帝于元鼎二年（前115），收回郡国铸币权，改由专司铸造发行钱币的机关“锺官”专铸“赤仄五铢”，又称“赤仄钱”、“赤侧钱”、“孑绀钱”，面背边郭制作规整。规定此钱一当郡国五铢五枚，税赋官用只准用赤仄钱，行了两年废止。

元鼎四年（前113），汉武帝严禁郡国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造发行标准五铢钱。废除以前各种钱币，通令收回销毁。此后，只准发行流通官铸“上林三官五铢钱”。这种由中央集中统一铸造发行的标准官炉钱，重约四克，制作精整，郭纹细致，文字古朴遒劲，轻重适中，颇受欢迎。从此五铢钱制定型，一直沿用了2000年。武帝以后的昭、宣、元、成、哀、平六帝均继续铸行上林三官五铢钱，总体形制不变，在钱文书法和穿孔等方面稍有变化。如“宣帝五铢”的五字相交两划向内收缩，外郭稍宽，穿上加横画。西汉五铢钱从元狩五铢到平帝时为止，共铸有280余亿枚。

五铢钱的诞生及上林三官五铢钱的定型定制，对中华货币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首先，肯定了封建王朝必须实施货币铸造发行的中央集中统一，明确了货币稳定与否对国家社会都有重大关系。其次，为中国古代货币开创了新的货币体制，确定了方孔圆形、肉好精整、有内外郭、轻重大小体型适度、以铜为主的金属货币。西汉后期货币稳定原因

西汉后期，从武帝元鼎年间（前116～前111）到平帝初年的100多年中，出现了中华货币文化史上第一次全局性货币稳定。表现为政清人和，社会安宁，文化发达，经济逐步上升，物资比较丰富，财政年年有余，人民安居乐业，物价相对平稳。怎样会出现这种美好景象？究其原因：金五铢

其一，政局稳定。汉初，从高祖到武帝六代，中央政权与地方封建割据势力之争，亦即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争，几经反复，变化曲折，终于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平乱后，朝廷采取多种办法巩固与加强中央权力，削弱地方权力。汉王朝一再强调休养生息，重农抑商，抑制豪强，力求政清人和，国泰民安。到文帝时，已经出现初步稳定局面，所铸四铢半两，平稳流通了近40年。当时形势迫使文帝不得不实行一些让步政策，如允许民间和诸侯铸钱等等。经过景帝和武帝的努力，加强中央权力，推行种种利国利民政策措施，收到实效，从而稳定了政局。武帝以后的昭、宣等帝也这样做，竭力保持政局稳定。

其二，经济稳定发展。汉初经过百年实践，深知政局稳定的重要性。如何稳定政局？关键在于国泰民安。而国泰的关键又在于力求民安，民众安居乐业，便是问题的核心所在。为此，政府力求稳定发展经济。农业渐渐恢复并有所发展，粮食布帛日丰，政府取之有度，藏富于民。手工业生产发展更快，其中冶铁、煮盐、铸钱三项已成为举足轻重的大行业，并成为诸侯、豪绅和富商等地方封建势力据以同中央对抗的经济手段。朝廷采用贾谊、桑弘羊等制订的策略，推行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综合运用的一整套强有力措施，经过多次的激烈斗争，终于把三大项的权益收归中央，使国库充裕而又不增加民众负担。《盐铁论》中桑弘羊与文学贤良的争论，就反映了这种情况。昭帝以后，继续推行节用爱民政策，保持轻徭薄赋，三十税一，大力扶植农业，使民众丰衣足食，社会安宁。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为货币稳定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

其三，对匈奴战争胜利结束，形成“漠南无王庭”，也就是把匈奴的主力赶跑了，再无力南犯，从而大量减轻朝廷军费负担。财政负担轻了，而数十万身强力壮的兵卒投入生产，又增加了社会财富，也增加了财政收入，对稳定货币大有好处。

第四，在货币发行流通方面也推行了许多有效措施，完成了货币铸造发行权的中央集中统一，货币政策以坚持稳定为中心，不断完善按此要求实施的货币制度措施，特别是始终保持五铢钱的货币质量和币值稳定，使民众信任五铢钱。终西汉之世，五铢钱的形制和质量不断改进提高，很少削弱。西汉货币稳定的经验，对后世很有借鉴意义。新莽和东汉晚期的货币

王莽从居摄二年（7）到天凤元年（14）的八年中，标榜“复古，好名，好货”，四次修改币制，以削弱刘汉统治势力。搜括天下财富，以应付繁重的军政开支。

居摄二年王莽始行第一次修改币制。同时推行四种货币：五铢钱；“大钱五十”，重12铢，值五铢钱五十； “金错刀”，钱文“一刀平五千”，值五铢钱五千；“契刀”，首有大环，身形如刀，钱文“契刀五百”，值五铢钱五百。后三种都是虚增钱值倍数，即官定的铸币减重，造成严重的通货贬值。陶范与铜钱

始建国元年（9），王莽第二次币改，宣布废除两种刀钱和五铢钱，保留“大钱五十”，另铸“小钱直一”钱，重一铢，毁12枚小钱可铸成一枚大钱，私铸大盛，加剧币制混乱。

始建国二年（10），王莽实行“宝货制”，计有五物（金、银、铜、龟、贝）、六名二十八品，即钱货六品，金货一品，银货二品，龟货四品，贝货五品，布货十品。也就是有六大类28个品种货币同时流通，无主辅币关系，各币种间比价关系也不明确，均平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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