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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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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故事试读：

第一章　邓小平的故事

毛泽东和林彪对邓小平不满的根源

而林彪对邓小平的嫉恨源于1953年底邓小平拒绝了与高岗“合作”这件事。1953年毛泽东提出在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当时东北局的负责人高岗在首先取得了林彪的支持后，活动非常活跃。高岗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邓小平淡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邓小平和高岗一起拱倒刘少奇。

邓小平当即明确表示，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地位不适当。邓小平当时认为：“高饶集团并不是为维护什么不同的纲领和方针路线，而是为了篡权。”

林彪对邓小平的嫉恨就是从这开始的。

在这种情况下，在青年学生的狂热已被煽动起来之后，毛泽东的一张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贴在了8月初召开的中央全会的门口，大字报的全文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大字报虽然没有正面点名，但十分明显，其主要锋芒是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通过新华社公布全国以后，学生就开始造反、串联，邓小平和刘少奇一心为了维护安定秩序，为了维护党的威信，想把青年学生出了格的“政治热情”纳入正轨，他们向一些高校派了工作组，并向造反的青年呼吁：“一个真正的左派要同党同心同德，相信工作组。”邓小平也对红卫兵狂热的行动发出警告，他禁止游行示威和在街上贴大字报。

毛泽东7月返回北京时对邓小平的指示大为恼火：“共产主义者怕学生运动，就不是马克思主义。”随即，毛泽东说工作组是“资产阶级专政”和“白色恐怖”的产物，命令撤销工作组。

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心里有数，此后，刘少奇、邓小平虽然仍是中共中央常委，但实际上离开了领导岗位，处于接受揭发和批判的地位，而“炮打司令部”则成为造反派的大方向。

林彪一伙则推波助澜。10月1日，在庆祝国庆17周年的群众大会上，林彪发表讲话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也就是说，与刘少奇、邓小平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必须进行下去。10月6日，在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主持召开十万人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江青讲话说：“我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行为。”大会通过《大会通电》，呼吁全国各地“向资产阶级运动路线猛烈开火”！

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支持、暗中指挥下，再次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了进攻。在北京，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市委被学生称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遭到揪斗和批判。各高校学生也冲击学校党委，夺取学院广播权，纷纷起来“造资产阶级的反”。

亲历邓小平南巡

一、幸运的“接待办主任”

1992年1月，中国发生了在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邓小平南巡”。当时我正任深圳市委副秘书长兼市接待办公室主任，小平同志南巡时在深圳的主要接待工作的具体安排、组织、落实都是由我们直接负责。从老人家乘专列到达深圳那一刻起，直到他从蛇口港乘船离开去珠海，他在深圳的所有重要活动我几乎都在场，老人家很多饮食起居的具体事项都由我在现场指挥和安排。

为此，我经常对亲朋好友说，在中国各省市成千上万的“接待办主任”中，我可能是最幸运的一个。这不仅是因为我接待了邓小平，而且是在一个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非凡时刻、在一个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特殊地点、接待了一位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人物，并亲身经历和参与了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

二、内忧外患：改革面临严重回潮

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们都知道，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1988年价格闯关的失败以及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都陷入了低谷。而几乎同时发生的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瓦解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所实行的政治、经济封锁，更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不少党内人士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感，担心在中国也可能出现苏联和东欧的情况。不少原来就坚持“左”的观点的人们则开始宣传，中国继续搞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对外开放，很可能会出现“和平演变”。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反对进一步改革开放以及把“姓资姓社”摆在首位的思潮，重新开始占据思想和舆论的主导权。中国改革开放面临严峻的挑战，随时有放慢、停滞甚至“走回头路”的危险。现在回顾这段历史，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都度过了十分沉闷的三年。那时人们普遍的感觉是改革开放的前途茫茫。

三、振聋发聩：不搞改革开放只能死路一条我当时身处深圳经济特区，不但对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而且对“特区”这个“改革开放产物”的命运也深感担忧。

1991年底，就在深圳市委决定我兼任市接待办主任不久，市委接到“上面”通知，说是要准备接待中央的“大领导”。这个消息一开始是极其保密的，我作为接待办主任也不知道谁要来。但是看到市委书记李灏同志亲自召集会议、周密布置和安排接待工作，心里就明白这个“大领导”肯定非同寻常。因为那时冬天有很多曾经身居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老领导、老同志到深圳来休息，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为接待工作“闹”这么大“阵仗”的。当时接待办的一些有丰富经验的同志就开始猜测可能是小平同志要来，为此大家都兴奋异常。因为小平同志1984年第一次视察深圳，就以“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重要题词，给了深圳特区以极大的支持和鼓舞。这个时候小平同志再来，无疑是再次给予特区以最大支持、鼓舞和关怀，给大家带来希望和曙光。

这个秘密不久就解开了。因为邓小平办公室副主任孙勇、张宝忠两位将军相继到深圳来为小平同志南行进行“踩点”和布置前期准备工作。

现在不少人一讲到邓小平南巡，往往理解为他是以国家实际最高领导人的身份来深圳视察工作，并且在视察中发表了重要讲话。其实情况完全不是如此。中央办公厅和邓办就给广东省委下达通知，明确讲这次小平同志过来就是“休息”。我也记得很清楚，张宝忠同志到深圳来布置接待准备工作时，也一再向广东省和深圳市领导强调，首长此次就是来“休息”、来“看看”；而且强调了许多“不”：即不听汇报、不做指示、不讲话、不合影、不题字、不吃请、不见报；除了中央媒体的随行记者外，广东省和深圳市只许一家电视媒体和报纸媒体跟随拍摄和记录；另外就是所有陪同参加邓小平活动的人员（包括省市主要领导）一律不许录音，不许拍照，等等。

正因如此，当时我们在接待计划中安排小平同志到国贸大厦楼顶参观时，也纯粹是按照想请他多看看，多了解深圳发展情况的意图安排的，从没有任何要请他讲话，要听他指示的考虑。国贸大厦还是当时深圳市罗湖区（甚至是深圳全市）最高的建筑，在那里不但可以看到当时发展最繁华的罗湖区的景象，也可以俯瞰深圳大部分市区和对面香港的很多景观。

还有一个情况，当时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同志由于没有时间向小平同志汇报深圳工作，因此很希望能够趁这次邓小平在国贸大厦上俯瞰深圳全景时的机会，向老人家汇报一下，也能像1984年那样再次得到小平同志对深圳经济特区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支持。因此在我们做活动的具体安排时，李灏同志就指示我们要在小平同志坐的地方摆上介绍深圳的一些图文资料，以便于他向小平同志汇报工作。

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当邓小平坐到52层国贸大厦楼顶的旋转餐厅上，一看到当时深圳繁华的景象时，立即开始激动起来（我在陪同小平同志期间已发现，他平常是一个很寡言，很沉默，很宁静的人）。在李灏同志刚刚汇报了几句有关深圳的情况后，他就滔滔不绝地开始讲起来，间或有谢非（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和李灏同志的一两句插话，其余时间都是老人家自己在讲，而且讲得十分激动，不断地用手势来加强自己表达的情绪，手指都在微微发颤。有人在回忆录中说他讲了半个小时，我觉得不止，至少四五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根据我在现场听小平同志的讲话记录并核对后来正式发表的文件，可以肯定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中至少六成以上都是在国贸大厦楼顶的旋转餐厅发表的。

小平同志在这里发表了这么重要的讲话，而且讲了这么长时间，真是大家事先没有想到的。更何况中办和邓办事先宣布过，说小平同志这次来“不做指示”，“不讲话”。这证明，邓小平的这次“南巡讲话”，虽然是他早已深藏心中，反复思考，深思熟虑的思想和观点，而且也是这次南行过程中想说出来的，但是何时何地讲这些话，却不是他本人或其他人刻意安排的。

谢非同志的秘书——曾任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陈建华也回忆说：“我当时担任谢非同志的秘书，按照谢非同志的要求负责小平同志谈话的录音、整理工作。最初，没有安排这个任务，因为一开始说是来休息的，不作指示，不讲话，不听汇报，不题词，不见报。他到深圳后的第二天，去了国贸大厦。在那里，李灏和谢非同志分别汇报了深圳和广东的改革发展情况。简单汇报后，小平同志开始讲话。当时，很多人感到措手不及，因为没想到他要讲话，事先没有准备。小平同志讲话时，我站在他的后面。他一开始讲，我就按下了录音机的按钮，开始录音，把讲话内容完整地录下来。其他人多数都没来得及做记录”。（参阅田炳信：《邓小平最后一次南巡》，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年版）

直到今天，每当我回忆起小平同志当时侃侃而的情景，我的感觉仍然是“振聋发聩”，“无法形容”。小平同志那些极为精辟、透彻和重要的话语至今仍然清晰地回响在我的耳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们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在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形势都十分低迷，人们思想都十分困惑的情况下，小平同志的这些讲话真是有如“久旱逢甘霖”、“拨开乌云见青天”，给在场所有人以“茅塞顿开”和“豁然开朗”的鼓舞和力量。

尽管小平同志到来之前，中办和邓办都提出过严格的纪律要求，在邓小平的活动中不能录音，不能拍照，但是当小平同志发表谈话时，包括谢非、李灏等领导同志秘书在内的很多人，都根本不管这些“纪律”和“限令”，立即拿出录音机来录音。大家都是“有备而来”的，都把这些设备藏在身上或包里。由于老人家的讲话太重要了，于是大家就都把这些“纪律”、“限令”抛到了一边。有意思的是，这次恰恰正是谢非、李灏等主要领导，带头“破坏”了这些纪律和限令。

我和大家一样，屏住呼吸，凝神静气，力争把老人家的每一句话都铭记在心里。晚上回到家后，我立即根据自己的回忆尽力把小平同志讲话的内容记到自己的工作笔记本上。中央正式公布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我对照了一下，我记录的主要观点基本上是完整和准确的。

四、“邓旋风”：掀起改革开放大潮

按照中央规定的接待纪律，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一地视察工作，必须在其离开后的一定时间才可以通过媒体向外公布。但此次小平同志来则不同，他要求不能因他对道路、场馆进行过度戒严而导致扰民，同时也要求见群众。因此他在深圳的几次重大活动（包括参观国贸大厦、参观游览华侨城锦绣中华主题公园、参观深圳市先科集团等）都没有采取高度戒严和完全隔离群众的措施，基本上都处于半公开的状态。到现在我还清晰记得，1992年1月20日上午，那批早于戒严清场时间来到国贸旋转餐厅喝早茶的群众，在离场时突然见到邓小平出现在国贸大厦，立即一片欢腾雀跃、激动万分的情景。

正因如此，邓小平还没有离开深圳和珠海，大批港澳媒体的记者就已经“闻风而至”。猜测邓小平会住在哪里，会在哪里出现，一时间成为这些媒体和记者们关注的焦点和最热门的话题。尽管国内所有媒体都按照中央规定没有报道小平南巡的消息，但是“邓小平在深圳和珠海”这条新闻，已经通过港澳媒体传遍世界。另一方面，邓小平南巡的小道消息也在国内不胫而走，成为流传于各级干部和广大百姓中的重要话题。很多人奔走相告，当做天大的喜讯来传播。

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头版头条刊出了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南巡第一次正式公之于众。3月30日，新华社全文播发《东方风来满眼春》。3月31日，《人民日报》等国内各主要报纸都在头版主要位置转载《深圳特区报》的这篇长篇通讯；中央电视台也在当晚《新闻联播》之后，用45分钟时间全文播发了这篇文章。从这时开始，神州大地上刮起了一股“邓旋风”。

邓小平南巡，在世界上也引起了轰动。国外各大通讯社和其他主要媒体，不仅纷纷全文播（刊）发了《东方风来满眼春》，而且发表了大量的有关消息和评论。英国媒体发表评论说：“外国投资者再次涌向中国。邓小平和改革家们的经济政策看来正在取胜”。德国媒体发表文章说：“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可能以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在最近这个10年就会发展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工业国家”。日本《东洋经济》发表文章说：“中国正在迎来改革开放的第二个新高潮。”

我所亲身经历的一个“手抄本”的小故事，从另外一个侧面印证了小平南巡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影响和作用。

我的一位老同学——国内某省会城市的主要领导，小平南巡时刚好率团在深圳访问。当时邓小平在深圳和珠海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因此我请他吃饭时他强烈希望能了解邓小平的讲话内容。我把自己记录了邓小平讲话主要内容的工作笔记本交给他，并要求他严格保密。没想到他第二天还我工作笔记时，已经悄悄地把我记录的邓小平讲话内容复印了。待到中央正式公布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我这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他回去后就向省委主要领导汇报了在深圳了解到的邓小平南巡的情况，并且把我记录本的复印件在省委主要领导中进行了传阅。省委领导还专门召开了常委会传达和学习了这些内容，都感到十分振奋和鼓舞。讲到这里他不无得意地说，他们省的领导比其他地方提早很长时间就看到和学习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由此可见，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如何得到了人们发自肺腑的真心拥护。

五、邓小平南巡：“以开放促改革”

如果分析一下中国改革开放从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前的这个历史阶段（我把它定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就可以看出，这一阶段有三个最主要的特点：

第一，这一阶段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除农村改革和私营经济（多种所有制）改革外，就城市改革主体来说，主要还是来自于“体制内”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这种改革在没有外力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给予强力冲击的前提下，遇到了顽强抵抗和重重阻力；同时，由于改革者没有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也发生了改革措施的重大失误（例如“价格闯关”），使改革付出了沉重代价。因而这一阶段的城市改革层层受阻，步履维艰。

第二，这个阶段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以“改革”为主，“开放”还没有上升到主要层面。这不仅体现在“对外开放”当时还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一种模式（例如外贸进出口体制的自上而下改革），而且体现在“开放”地域还受到严格的限制（例如主要局限在“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等），同时“开放”的性质也受到严格的限制（例如主要是在上述指定的少数地区进行试点等）。因此可以说，在这个阶段，就“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来看，其主要特点是“以改革来带动开放”。由于这一阶段改革的步子迈得很艰难，这一阶段的开放也受到很大的局限。

第三，在这一阶段中国的改革主要还是在中国的内部进行，基本上还是一场“封闭式”的改革。虽然国家已经提出了“开放”的目标，但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国家对“开放”的政策措施还十分谨慎，仍有较多和较严格的各种限制。这种“封闭式”的改革，使得中国的传统体制不能得到外力给予的强力而有效的冲击，不能出现“里应外合”式的大突破，这也成为体制改革总是不能迈出大步和不能取得明显成效的因素之一。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邓小平进行了轰动世界的“南巡”。由于广东珠三角和深圳、珠海特区是当时中国对外开放最成功的地区，也是思想最解放、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因此邓小平南巡的根本意义，就是要打破当时笼罩全国的沉闷、困惑、僵化、压抑和“左”的思潮，用这些地区通过对外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事实，呼唤和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继续前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邓小平南巡是把中国的改革开放由“以改革为主”转变为“以开放为主”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自此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就进入了第二个历史阶段——“以开放促改革”的历史阶段。

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中，一方面通过大开放及与国际全面接轨，中国在社会理念、政府行为、法制观念、经济管理体制、企业行为、劳动力素质水平以及各级官员的管理能力和水平等方面都实现了巨大的变革；另一方面观念转变又使得各方面的传统行为和传统势力在潜移默化中逐步瓦解，因而在实施改革时，原有理论上和意识形态上的阻力大大减少，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突破和全面深化。同时，大开放带来了资金和资源供给的大量增加，中国的基础设施和投资软硬环境得到了根本改善；大量外资企业（特别是港台中小加工贸易企业）进入后又为亿万中国农民“洗脚进城”提供了就业机会，由此推动了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巨大发展。总之，经济的飞跃发展和中国财政经济实力的大大提高以及外资企业在微观层面上对国有企业的竞争冲击和民营企业的刺激成长，都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第一阶段所不具备的空间和能力，从而实现了以增量的飞跃带动存量发展的巨大进步。

不仅如此，由于中国在全球产业转移和信息、资金全球化的最佳时机，实现了整个国家的大开放，因而中国成为这次全球化新浪潮中的最大“赢家”。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大大发展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各方面的管理、制度和观念大大进步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中国不仅由于成为“世界工厂”而对世界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全面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所有的历史和现实积极因素都得到了极大的调动和发挥，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整个国家快速进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现在回头来看，完全可以说，邓小平南巡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格局，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因此邓小平南巡的作用和意义，无论怎样形容都不会过分。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前谈林彪称其是伪君子

离开北京前，邓小平对前来家中话别的中办主任汪东兴提出一个问题：以前主席说过，有事情找你，到江西后是不是还可以给你写信？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于是，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及继母夏伯根，收拾了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和邓小平常看的几箱书，于10月22日乘坐一架老式伊尔——14型军用飞机从北京起飞，飞抵南昌向塘机场。

到了江西省会南昌之后，邓小平三人先被安排到滨江招待所。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司令员杨栋梁看望了邓小平夫妇。尔后，杨栋梁在省革委保卫部的人陪同下专程到南昌陆军步兵学校和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勘察，认为此处甚好，当晚即向中央“二办”汇报了邓小平住处和劳动场所安排情况。

住进“将军楼”，下厂劳动

10月26日，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及继母被送到了“将军楼”居住。时年30岁出头的省军区宣传干事黄文华被选中作为邓小平的管理秘书，实际上是担负“明保暗监”的任务。他也在“将军楼”一楼住下。邓小平一家人住在二楼。程世清和陈昌奉到“将军楼”看望邓小平时，陈昌奉见小楼外有战士（炮后团的一个班）站岗监管，便当即指示部队，“门口不要站岗了，改为坐岗”。当时，邓小平没有工资，一个月只发200元生活费。为了节约开支，邓小平和卓琳在“将军楼”前面的一块空地上开荒种菜，还喂养了几只鸡。

罗朋考虑到第四（修理）车间的排长陶端缙是名共产党员，为人厚道直爽，既和气又很心细，责任心强。车间内20多名职工，老工人多，纪律性强，业务技术都比较好。将老邓夫妇安排在这个车间比较放心。于是，决定将这一任务交给陶端缙，并严肃交待：车间领导班子一定要团结，要管理好，要有一个好的秩序，不能散漫，要让老邓夫妇在厂里劳动放心。对老邓夫妇的安全只准做好，不能出差错。他们劳动能做多少算多少。要注意他们的休息，特别要注意他们的安全。还进一步交待：每天下班都要关好门窗，防止有人破坏。老邓夫妇到了你车间，安全就由你负责。

1969年10月下旬的上午，邓小平、卓琳在黄文华的警卫下，来到厂里劳动。邓小平穿一件蓝色中山装，一双解放鞋。刚开始，修理车间负责人陶端缙安排邓小平在机修班用柴油洗零件，卓琳安排在电工班拆、洗线圈。陶端缙原以为让邓小平洗零件是个轻体力活，没想到洗零件需要经常蹲下站起。邓小平毕竟是65岁的老人，站起来时不得不深呼吸一口，然后再费力地蹲下去继续干活。老陶看到后，心理觉得非常不安，他问邓小平，您的眼睛还可以吗，描图纸行不行？可是，以老人的眼力干这份“精细活”，毕竟还是不行。无奈之下，老陶再次征询意见，帮你找个钳工的活好吗？邓小平爽快地答应：“好哇！这个我行。40年前，我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干过这活。”周围的老工人见了邓小平做出来的活，都点头称好。

就这样每天早上8点钟，邓小平、卓琳步行半个小时到工厂。一进车间他都笑眯眯地用四川口语说一声：“同志们早。”干活时，卓琳拆线圈，邓小平当钳工，锉螺丝和拖拉机斗的挂钩。邓小平干活时非常认真，有时干得满头大汗也不休息一下。有一天，卓琳看到他干得脸都发白了，就叫他坐下并开玩笑地说：“你怎么也不偷点懒呀。”邓小平说：“我一坐下就起不来了。”每天下班时，工人师傅会给邓小平端来一盆热水洗手，邓小平也不忘慢悠悠地说句：“明天见。”

有一天，邓小平正在车间劳动，一言不发，默默苦干。突然脸色煞白，神情异常，身子晃了几晃，晕倒过去。工人们立即停下手中活计，纷纷围拢过来，将邓小平扶坐起来。“他是累病了！”“快送医院！”人们急得团团转。卓琳眼含泪花，对工人们说：“谁家有白糖？他喝点糖水就没事了。”原来邓小平虽然身子骨结实，但患有低血糖病。女职工程红杏一听，忙说：“我家有，我去拿来。”说罢匆匆跑到家里，心急火燎地端来一缸糖水，递给了卓琳。卓琳轻轻托起邓小平的身子，用勺子一口一口地喂进丈夫嘴里。工人们站在旁边，望着两位老人，望着这对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的夫妻，眼眶不禁湿润起来。果然，邓小平喝下糖水后，渐渐苏醒过来。人们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

从“将军楼”到拖拉机修配厂，如果从大门进出，要绕一个大弯，走半个多小时，中间还要经过一个长途汽车站。这个路线既费时间，又不安全。罗朋、陶排长和黄干事商量了一下，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路可走。他们爬上工厂后墙向步校方向望去，两处之间如果能够直走，就近得多了。工人们立即动手，在后面土墙上开了一个小门，沿着荒坡和田埂，铺铺垫垫，整修出一条小路，专供邓小平夫妇出入。这样一来，他们少走了很多弯路，上下班只需走20分钟，而且更安全。每天清晨和中午，两位老人行走在田间。日复一日，一道田埂，竟被渐渐踩宽，如今成为一条坚实的小道。当地人至今仍称之为“小平小道”。

在那段日子里，邓小平把与工人一块劳动当成一种乐趣，作为生活的支撑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每天坚持上午去工厂，下午在家读书、学习，和卓琳及继母夏伯根一起料理家务，劈柴、拖地、给菜地浇水、喂鸡、做饭、洗衣等。后来，将摔伤致残的大儿子邓朴方接到自己身边后，还要为儿子擦澡翻身。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家属缪发香按照厂里的安排，来到邓家照顾邓小平同志的大儿子邓朴方。由于其精心照料和呵护，邓朴方的病情有了较大的好转。缪发香也因之得到邓家人的高看和厚待。除了劳动，学习，邓小平还有一个习惯，每天黄昏落日之前在院中散步，每天步行四十余圈，约5000余步。有空闲时，也会一个人玩桥牌。

命运出现转机，复出之前的井冈山和赣南之行1971年秋，“9·13”事件后不久的11月5日，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突然通知邓小平、卓琳去听中央文件传达。回到家里后，邓小平给家里人只说了一句话：“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两天后，邓小平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自从最后一次与毛泽东谈话后，他从来没有给毛泽东直接写过信，凡有事，均按毛泽东交代的，给汪东兴写，或请汪东兴转报毛泽东和中央。在这封信中，他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并提出了出来工作的要求，提出了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些，将毛毛、飞飞分配在身边，同时也问到今后是否还可以写信给汪东兴同志？邓小平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毛泽东看到了这封信后，对汪东兴说：“小平同志的信上讲了，他的事还要让汪东兴管。”在信上，毛泽东指示：“印发政治局，他的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很快，在外地插队落户的毛毛、飞飞被转到了江西，在邓小平身边的望城岗省庄插队。不久，毛毛被保送进江西医学院，飞飞进江西工学院，一家人喜出望外。

1972年1月10日，党中央为陈毅元帅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就在这次追悼会上，毛泽东对陈毅的夫人张茜和在座的领导同志讲了很多意味深长的话。他不仅肯定了陈毅是个好人、好同志，而且还说了更重要的一句话，邓小平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犯了错误，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坐在一旁的周恩来，听出了毛泽东的话的意思，知道毛泽东准备起用一批被打倒的老同志。于是，他立即要张茜和她的子女，想办法把毛泽东的话传出去。

这时候，邓小平从当时的政治气候中，也敏锐地感到，林彪反党集团的覆灭，历史将会出现重大的转折。于是他又一次提笔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信。他在信中谈到了自己对林彪的一些看法，揭发、批判了林彪在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和阴谋诡计。

他在信中向毛泽东表示：“我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已经5年多了……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68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一些工作……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从江西写给他的信上批上一大段话，其中核心内容是从三方面对邓小平同志作了如下评价：“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充分肯定了邓小平的过去和现在，发出了要启用邓小平的信号。

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见到毛泽东的批示后，觉得这是恢复邓小平工作的最好时机。于是，他以最快的速度，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迅速将毛泽东的批示连同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印制若干份，分头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并于8月15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与此同时，周恩来还以中央的名义通知中共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立即撤销监视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并指示将邓小平原来的公务员、秘书调回邓的身边协助工作。

1972年11月12日，邓小平偕夫人卓琳，乘坐一辆灰色的“伏尔加”驶出“将军楼”，前往井冈山，开始了他复出之前的第一次外出调研活动。出发前江西省革委会打电话通知井冈山革委会：邓小平同志上井冈山，只有一辆汽车，4个人；一把手不必陪同，不要随便向他提问题，不要照相；要注意保密，接待、保卫工作应内紧外松；要组织力量对邓小平同志所经之地的标语进行清理；要绝对保证安全，特别是交通安全，做到万无一失。

按照原定行程，邓小平一行乘车途经素有“药都”之称的樟树镇（后改为樟树市），参观了江西盐矿和四特酒厂，实地了解工业生产的真实状况。尔后，邓小平一行到吉安，经永新、宁冈前往井冈山茨坪，沿途参观了龙源口、三湾、砻市、茅坪、黄洋界等地的战斗遗址和革命旧址、旧居。在茅坪八角楼，讲解员讲起林彪篡改“朱毛会师”的历史为“毛林会师”时，邓小平插言：“假的就是假的，真的就是真的。”他还语重心长地说：“当时蛮艰苦，革命真不容易。井冈山精神是宝贵的，应当发扬。”

邓小平下山后到泰和县，参观了泰和糖厂、插秧机厂，观看了插秧机操作表演。在泰和，老红军池龙见到邓小平，两人促膝长谈，涉及到很多内容，这是六年来邓小平第一次对“文革”发表言论。邓小平冷静地对他说：“文化大革命是‘左’了，被坏人钻了空子。”“林彪这个人不能说没本事，就是伪君子，利用毛主席抬高自己。”

历时一周的井冈山之行，终于了却了邓小平的心愿。他意识到自己在江西逗留的日子不会太多，必须抓紧时间到革命老区多走一走，看一看。12月5日，邓小平偕夫人卓琳又乘车赴赣南老区参观。在兴国，邓小平一行参观了《毛主席创建苏区兴国模范县纪念馆》《毛主席兴国调查陈列馆》、苏区长冈乡消费合作社旧址和长冈水电站。在于都参观红军长征时的渡口时，邓小平说：“我长征离开于都时，专门在于都弹了一床4斤重的棉被，这床棉被一直伴我走过长征，今天我仍在用。”在会昌他参观了周田盐矿和曾经工作过的中共会昌中心县委旧址、旧居。在瑞金他参观了沙州坝、叶坪、云石山等地的革命旧址、旧居。瑞金县的同志对他说：“你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这句话使他感动不已。他还参观了瑞金机床厂、电线厂、糖厂、工艺美术厂，走访了群众家庭。

11日下午，邓小平一行离开瑞金，前往宁都、广昌、抚州等地参观了革命纪念地和工厂。15日，邓小平一行回到了“将军楼”。

离开江西，第二次“复出”

1973年，周恩来病倒了，毛泽东作出让邓小平复出的最后决定。2月初，邓小平接到中央正式通知，奉调回京。返京之前，邓小平偕夫人卓琳于2月7日至11日赴瓷都景德镇参观。热情的工人们送给邓小平四个特制的花瓶。返回南昌后，就要离开呆了三年多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了，邓小平叫卓琳代表他和全家人去看望一下工人们。卓琳买了些糖果和点心分别去工人家道别。

1973年2月19日早上，邓小平带领全家人，告别“将军楼”。正准备启程时，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十几个工人赶来送行。卓琳说工厂里的人来了，邓小平听到后就从车上下来，卓琳到车上拿了一个箱子，把一些过年吃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吃。邓小平很高兴，说：“我在这里三年多，麻烦了厂里的领导和工人，麻烦了大家，我要走了不能偷偷地走，昨天我叫卓琳带着孩子到你们家里去告别，昨天是休息天，不上班，所以到你们家去了。”陶端缙说：“我的文化低，工作也很粗糙，很多方面都没有做好，请您多谅解。”邓小平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你们都给我房子休息，做得很好。”陶端缙说：“你到北京去了以后，如果有机会到南昌来的话，一定要来厂里走走。”邓小平说：“我一定会来。”

邓小平和送行的工人们简短话别后，带着卓琳、继母夏伯根、女儿邓林和邓楠、女婿张勤，还有秘书王瑞林，踏上了重返北京的归程。车子卷起尘土，开远了。大家依依不舍地看着车子开走，不少工人当场就哭了出来。车到鹰潭，等候多时的鹰潭镇（后改为鹰潭市）党委书记霍凤翠、上饶地区革委会秘书长林振福连忙上前，亲切地握住他的手，诚挚地问候：“首长，一路上辛苦啦！”

当听到“首长”称呼时，邓小平平静地说：“还是喊我老邓吧！习惯了，这样亲切些。”老人的和蔼可亲，令霍凤翠、林振福由衷地敬佩。邓小平一行休息了一晚。20日，邓小平一家在鹰潭乘福州到北京特快列车回到北京。

1973年4月12日，新华社播发了一条令人惊奇而振奋的消息：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宴会，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在出席宴会的人员中，有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原来，邓小平回北京后，周恩来于3月10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了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和毛泽东的重要批示。随后，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这便有了邓小平出席欢迎晚宴的一幕。

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邓小平又出现了。

恢复军衔制度始末：邓小平裁定最高设到上将

1988年9月14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授予上将军官军衔仪式，洪学智等17位高级军官被授予上将军衔。随后几天，全军各大单位相继举行授衔仪式，1452人被授予将官军衔，18万人被授予校官军衔，40.5万人被授予尉官军衔。从此，共和国军人以崭新的风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军队都实行军衔制度，军衔既可以明确军人在军队中的地位、责任和相互关系，也是国家给予军人的荣誉。

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5年开始实行军衔制，1965年，实行了10年的军衔制被取消。1980年，邓小平提出军队“要搞军衔制”，经过长达8年的准备，1988年，时隔23年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结束了没有军衔制的历史。“文革”后邓小平提出恢复军衔制

关于恢复军衔的起因，有段见诸文学作品的故事，说是1979年2月南疆作战时，部队有次走到一条狭窄的公路，战士挤作一团，互不相让。一个自称师长的人站出来维持纪律，结果士兵不听他的，因为都穿着一样的军装，没有军衔明朗的等级标志。这让远在北京的老帅和老将们觉得该结束没有军衔的现状了。这一年，总政治部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恢复军衔制”。

事实上，随着“文革”结束后军队正规化目标的提出，加之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人民解放军的对外交往多了起来，1980年3月邓小平提出“军队还是要搞军衔制”。

1980年，开始制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其中的第二章是军官军衔的立法条款。78岁的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研究室原主任刘岩，曾任军科院干部制度研究组组长，参加了这个起草小组。

两年后，中央军委正式作出恢复军衔制的决定。但横亘在面前的一道难题是军队的遗留问题很多，如体制不顺、干部超编、年龄老化、官兵比例不合理等。针对上述情况，中央军委决定在精简整编之后再进行恢复军衔的工作。1982年起，军委撤销了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将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划归为总参二级部，并对军、师级领导班子进行大幅调整。

起草条例时多人主张不设高衔

1983年，中央军委成立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开国上将杨得志、萧克等5人为小组召集人，意味着军衔恢复工作正式启动。全军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军衔办），办理具体事务。

时任军事学院副院长贾若瑜（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全军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并兼任办公室主任。

贾若瑜回忆，当时，全军恢复“军衔办”设在山西军委招待所办公，负责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条例》。

到上世纪80年代，在战争期间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不少已经离世，在世的年事也已高，不在授衔挂帅之列。当时在位的军以下干部大多都是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军功无法与战争时期的将领相提并论。因此起草《军官服役条例》时，许多人不主张设高衔，也就是不设元帅和大将。

邓小平一锤定音：最高设到上将

当时，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位1955年的开国元帅还健在，1955年本该授元帅军衔的邓小平还在军委主席的岗位上。起草《军官服役条例》的人在最初的草稿中还是写上了元帅和大将的设置方案，最后邓小平一锤定音：“和平时期的军衔等级要设得简单一点，最高设到上将。”

于是，新起草的军官军衔条例对1955年军衔等级设置作出调整：取消元帅、大将和大尉军衔，军官军衔设置变成3等11级。

地方党委第一书记不再授衔

地方党委第一书记兼任军职是否授衔在当时也成为争议焦点。贾若瑜记得，在讨论军衔问题时，军委接到一位老将军的电报，建议凡是地方党委书记，如省（市）委、地（县）委第一书记兼军职的都应该着军装，“言下之意亦可授军衔。”

这立即引起了军委领导的重视，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召开在京各大单位（总部、军兵种、院校）等负责干部会议时说：我们要考虑到地方干部流动性大，省（市）委、地（县）委的第一书记，他们的工作常有变动。例如，把他们从省委、市委或地委第一书记改任党的某一部门或政府机关工作时就不兼任军职了。他能把军衔带到这个部门吗？对这个问题，经党中央、中央军委研究决定：从现在起，地方党委书记不兼任省区军区、警备区、军分区、县武装部的政治委员，只担任同级军区、警备区、军分区、县武装部的党委第一书记，负责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党委会议解决当地党、政、军、民的协作问题。“因此，地方党委第一书记不穿军装，也不授衔。”贾若瑜说，这个规定改变了我军从战争年代建立的地方党委书记兼任同级军区政治委员的制度。

1988年9月14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授予上将军官军衔仪式，洪学智等17位高级军官被授予上将军衔。随后几天，全军各大单位相继举行授衔仪式，1452人被授予将官军衔，18万人被授予校官军衔，40.5万人被授予尉官军衔。终于，时隔23年之后，人民解放军结束了没有军衔制的历史。（来源：南方都市报）

军职与军衔

根据1994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的决定》：中央军委主席不授予军衔，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委员的职务等级编制军衔为上将。

邓小平的故事

在江西省樟树市档案局，至今仍保存着一张泛黄的收据。这是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前，在被“允许”外出考察的第一站——清江县（现江西省樟树市）留下的珍贵物品。在邓小平百年诞辰之际，记者在樟树市档案局和当年负责接待的老同志们的引领下，走近那段历史，发掘这张收据背后的感人故事。

江西盐矿位于樟树市郊。当时的盐矿生产组组长徐水根介绍，1972年11月11日，江西盐矿突然接到清江县“革委会”交付的一个特殊任务，邓小平第二天要来厂里参观。从县“革委会”的通知上来看，邓小平的名字后面多了“同志”二字，这一称呼的改变让接待人员明显地感觉到非同一般的政治意味。

邓小平当时还处于在新建县拖拉机修理厂劳动“改造”期间，没有被正式“解放”。按照省里的意见，县“革委会”对接待工作作了3条规定：不准群众围观，不准呼喊口号，不准称呼首长。

11月12日上午10时多，两辆半旧的伏尔加轿车驶进江西盐矿。当时负责汇报生产情况的徐水根告诉记者，从第二辆车上下来的邓小平穿一身笔挺的中山装和锃亮的皮鞋。

盐矿职工给了邓小平出乎意料的热烈欢迎。虽然这天恰逢星期日，但矿里五六百名轮休的职工，从清晨起，便自动汇聚于通往矿办公楼的十道路两边，等候邓小平的到来。

原来，头天傍晚，矿党委书记齐志庭、矿长王海清接到省里关于邓小平次日要来盐矿的电话通知后，这两位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兴奋之下居然忘了上面有关保密的批示，马上将邓小平来矿的消息告诉了矿里职工，并亲自拿起扫帚，带领大家奋战半夜，把整个矿区扫得干干净净。

看见矿里这么多人来迎接他，邓小平向簇拥在他周围的神情激动的男女老少不断点头、微笑、打招呼，表示真诚的感谢。

下车后，邓小平直奔会议室听汇报。徐水根说：“根据上级的规定，当时接待很简单，清茶一杯，大前门香烟一包。”“邓小平特别重视生产。”这是徐水根老人对当时最为清晰的记忆。当时建矿才两年，探明储量高达103亿吨的江西盐矿生产条件非常简陋，工人的宿舍和厂房都是用毛竹和油毛毡搭建的，邓小平却执意观看了江盐卤水库、平锅熬盐和真空制盐车间。

车间里热腾腾的水蒸气刺得人眼睛很难睁开，邓小平却看得非常仔细，而且还两次从工作间抓起盐品尝。他看到矿上工人在简易工棚中，挥汗如雨，艰苦劳作的场面，还禁不住上前握着工人们的手说，你们的精神太值得学习了！大家现在的工作很辛苦，以后实现了机械化，就好了！

邓小平离开盐矿时，全矿职工送给他数小包精制食盐。邓小平笑着收下了这份凝聚着全体工人特殊情意的珍贵礼物。

由于盐矿接待能力有限，邓小平转到清江县招待所用午餐。

原江西樟树市档案局副局长聂国如介绍，当时县里只派了一位“革委会”副主任陪同吃饭。饭吃得很随意，是简单的四菜一汤。在吃饭过程中，邓小平除简单询问清江工业生产的情况，主要话题还是集中在四特酒的历史渊源、酿造工艺及其四大特点等方面。席间，邓小平兴致颇高，喝了好几杯四特酒。

饭后，邓小平不顾陪同人员的再三劝阻，执意按规定交了伙食费和粮票。

1994年，樟树市档案局的同志们几经周折，在樟树市人民政府招待所成堆的票据中找到了当年邓小平缴伙食费的收据存根。虽然已年深月久，可票面上的字迹却依然十分清晰，让人觉得往事如昨。

收据存根上写着：邓小平同志等2人，交来伙食费0.64元，粮票6两。收据存根编号：0005776；发票存根上的时间：1972年11月12日。“四人帮”眼看他们即将到手的大权却要旁落，江青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她最后串通当时担任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也是毛泽东侄儿的毛远新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黑状，说邓小平的“整顿”等一套做法最终就是要否定掉文化大革命。这一下就触动了毛泽东的“神经”。毛泽东利用一次会见外宾结束后的机会，正式“考验”邓小平：小平同志呀，趁我还健在，由你主持一个政治局会议，把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做一下。

还是那句老话：功过三七开。邓小平的性格决定了他不能作违心之举，因此他回告毛泽东说：主席呀，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我做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言辞虽然委婉，却是柔中带刚。毛泽东一听，大失所望。

那天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上述谈话过后不久，小平同志就匆匆赶到三0五医院，心事重重地向周总理谈了与毛泽东谈话的前后经过。这时的周恩来已是骨瘦如柴，他的生命已到了油尽灯枯的最后尽头。可是，当他听完邓小平的汇报后，仍然瞪着眼对小平同志说：“你就不能忍一忍？”周恩来说完这句话还把脸转向墙壁，表情十分痛苦。过了一会儿，两人才又小声地亲切交谈起来。

周恩来的意图很明显，是想让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面前隐忍一下，因为他和毛泽东都将不久于人世，等你邓小平平稳地接过这副担子后，你再去处理有关事情不迟。未来的中国是需要你邓小平的。

1975年夏季的一天，周恩来已越来越感觉自己病势加重，以至于一次在北京医院见到自己当年的保健护士郑淑芸时，竟脱口问道：“小郑，你说我还能活多少天？”

到了1975年的下半年，周恩来不仅病情加重，偏偏又出现了毛泽东同志对小平同志的信任危机，而当时，国际国内有多少大事等待着处理！周恩来从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出发，毅然再一次举荐邓小平，这也是周恩来临终前就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也是一次拼尽全力的努力。

据高振普同志回忆，总理叫他拿来纸和笔，半靠在病床头，随后请医生和护士们退到病房外，室内只有邓颖超和他两个人。高振普帮助周恩来坐稳后，知道他要写重要东西。因为一般情况下他是不会叫医护人员退出的。所以，等周恩来坐好后，高振普也转身走向病房外。但周恩来叫住了他，因为当时没有人扶他已坐不稳了。

第二章　揭秘邓小平的生活

邓小平的婚姻：在毛泽东窑洞前办婚礼

1937年9月，邓小平随朱德率领八路军总部抵达抗日前线——山西五台山。翌年1月，他接替张浩（原名林育英）任八路军第129师政委，师长是刘伯承。刘邓密切合作，经一年转战，开辟了晋冀鲁抗日民主根据地，部队发展到13个团，基干武装近3万。

1939年夏，邓小平应召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老战友邓发从中介绍，邓小平看上了卓琳。

卓琳原叫浦琼英，1916年生于云南宣威一个开明的实业家家庭。父亲浦在廷有3儿4女，其中3个女儿浦代英、浦石英、浦琼英后来都参加了共产党，成为终生革命者。浦家是一个大家族，到了卓琳这一辈，叔伯姐妹就有13个，卓琳最小。浦家妇女封闭在封建囚笼之中，有的因继母虐待，落下终生残疾；有的因丈夫讨小，一生郁闷；有的嫁出门后受夫家侮辱，吞金自尽……卓琳与两个姐姐目睹这种种不幸，幼小心灵中常常萌发出反抗意识。

卓琳天资聪颖。其兄长从日本归国，带回许多革命书籍和共产主义内容的小册子，三姐妹争相传阅，如沐春风，开始接受一些革命思想的启迪。

进昆明上学时，比起宣威，卓琳感受到了更多的新鲜事物。她所在的中学里，有位音乐女教师赵琴先，在课堂上小声给同学们唱《国际歌》，经常讲平等自由、劳工神圣、天下大同的理想，这对浦琼英及她的同学张煜（解放后任辽宁省科委副主任）影响很大。有一天，这位音乐教师突然被捕。嗣后，城里贴出布告：某月某日枪决“女共匪”赵琴先。卓琳、张煜及浦家姐妹惊悸不安，坐卧不宁。到了那天，她们目睹了赵琴先大义凛然、英勇就义的场面：拖着沉重的镣铐，浑身被打得血迹斑斑，高昂着不屈的头颅，在刺刀丛中缓缓前行。刑场上，她们第一次听到赵琴先放声高唱《国际歌》，慷慨地倒在了血泊中……浦家姐妹后来才知道，这个可敬的音乐老师，是云南省的共青团书记。

1932年，卓琳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学。

女一中是北平一所著名女校，校风淳朴，空气活跃，卓琳在这个新的环境中生活得十分愉快。

对于卓琳来说，摆脱了封建家庭束缚的阴影，在北平高高兴兴地上学，痛痛快快地生活，又不愁吃穿，生活应该是完美无缺的。但是，那个年代，正值国难当头，时局多变，民族危机感冲击着每一个青年学生的心，对于卓琳也不例外。

1935年，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对卓琳来说，思想上产生了质的飞跃，她那颗纯洁的心，从单单追求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从单单追求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上升到更开阔的政治和思想领域，为她在不久的将来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1936年，卓琳中学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在全云南省，卓琳是第一个考进北京名牌大学的人。“七·七”事变后，卓琳离开北平，途经天津、青岛、济南，抵达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1937年11月，与女友张煜及一队青年学生长途跋涉，进入延安。后来，卓琳调入陕甘宁保安处工作。她自己也不晓得，她是怎么被邓小平相中的。卓琳只知邓小平是一位红军干部，是一位前线的抗日将领，但这个人到底在干什么？肩负着什么责任？她不甚了解。女友们问她对邓小平的印象怎样？她觉得稍稍有点儿遗憾的是邓小平个子不高。女友们一听，“哧哧”地笑：“城里马路旁的电线杆子高，抬回家只能当柴劈。”

邓小平事务繁忙，没空儿和卓琳细谈。临上前线时，他只跟组织上说了一句：“你们帮我做做工作嘛！”就匆匆走了。

传奇色彩，是一个战将凝固如碑的声望。组织上派人与卓琳谈话，详细介绍了邓小平的情况，卓琳细细听罢，终于含笑点了点头。

1939年初的一个夜晚，延安杨家岭，在毛泽东的窑洞门口举行了一次聚餐。毛泽东和江青、刘少奇、张闻天和刘英、博古、李富春和蔡畅……当时在延安的高级领导人，能来的都来了。在这个晴和、美好的时节，有两对新人成家：邓小平和卓琳，孔原和许明。包括新人在内，大家都穿着土布做的八路军军服，脚踏布履，膝上打着补丁。用木板在黄土窑洞外搭成桌子，桌上是黄灿灿的小米饭。这小米，便是“黄粱”。《证类本草》卷引《唐本草注》：“黄粱，穗大毛长，谷米俱粗于白粱，而收子少，不耐水旱，食之，香美逾于诸粱。”谁能料想，聚餐的人群里有两位人物：毛泽东、邓小平，正是决定中华民族在20世纪前途和命运的两位巨人。

那个平静而欢乐的黄粱喜宴上，孔原大醉，新婚之夜挨了新娘许明的数落。宴散之后，刘英对张闻天说：“小平的酒量真大呀！”张闻天答道：“酒里有假！”原来，是李富春与邓发袒护邓小平，暗里弄了一瓶白水充白酒。

几天之后，卓琳与邓小平一块儿启程，联辔东去，奔赴太行山。马背上的这一对联辔而行的新婚夫妇，当时年华正好，新郎倌35岁，新娘23岁。

一、夫妻像兄妹

1939年9月初的一个傍晚，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的窑洞前，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聚餐会。在这个聚餐会上，两对新人举行了婚礼，一对是邓小平和卓琳，另一对是孔原和许明。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博古、李富春和夫人蔡畅一同来为他们祝福。大家一起喝了酒，吃了饭。简单的红烧肉熬白菜，大家吃得是那么香，那么有味道。

新娘卓琳，穿着一套新做的卡其布的制服，显得格外漂亮。

婚后不久，卓琳就跟随邓小平回到了抗日前线——太行山。

大家都为邓小平娶了这样一位年轻漂亮的妻子而高兴。彭德怀说：邓小平你可真会找老婆，你们怎么长得跟兄妹似的。

婚后不久，卓琳就跟随邓小平回到了抗日前线——太行山二、有趣的对话一贯以书为伍的卓琳开始了新的血与火的生活。在八路军总部她担任妇女训练班的队长。邓小平则赶回了位于辽县桐峪村的一二九师师部。

这段时间，只有邓小平来八路军总部开会时，夫妻俩才能见上一面。卓琳十分想念自己的丈夫，有一次她问邓小平说：你回去以后可以给我写信吗？

邓小平：写什么呀？

卓琳：就写你每天都干了什么。

邓小平：那好，我让秘书写个底稿，印上十几份，每月寄给你一份。

听邓小平这么说，卓琳赶紧说：那还是算了吧。

卓琳是一个爱说爱笑、性格非常开朗的人，而邓小平则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婚后不久，卓琳就非常郑重地向邓小平提出了意见。

卓琳说：我这个人好说话，可周围又没有其他的人，我跟谁说呀？所以我只能跟你说。我这个人是比较落后的，你听了我说的话，有意见就给我提意见，我对的地方你也告诉我。

邓小平没有回答。

卓琳又继续说：我说话你不说话，我们这样相处下去也不行啊，你得说点话呀。

邓小平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脾气，你愿意说话你就随便说，我有意见我就提，没有意见就这么算了。

一场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不过卓琳很快就想通了。对待邓小平这样一个老干部，老让他说些家长里短的话肯定是不行的。他也说不出什么。夫妻之间只能慢慢相处，慢慢了解。

三、夫妻情深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说：从表面上看，爸爸、妈妈的性格差别很大，但实际上他们有很多的共同之处。他们两个人都是非常真诚的人，都是非常纯粹的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心计，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也比较简单。

大女儿邓林说：妈妈是个好人，朴实、诚恳、大方，与爸爸相濡以沫，共苦同甘。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后，他们的家搬到了北京。

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后，邓小平对妻子提出了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言行要谨慎。这一要求也非常符合卓琳的性格，她本来就是一个不爱出风头的人。

妻子理解丈夫，支持丈夫的工作，尽职尽责地担起了全家人生活的担子，做自己分内该做的工作，从不干预政治上的事情。从那时起，她就给邓小平当秘书，负责整理邓小平的档案和文件。邓小平任总书记10年间，是他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而这10年，他只有两个秘书，一个是王瑞林，一个是卓琳。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又有一些组织请卓琳出面工作，她还是谢绝了。她曾对自己的好朋友、著名外交家黄镇的夫人朱霖说：我的任务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管好，不让小平操心，让他专心致志干好工作。

在生活上，卓琳给予了邓小平无微不至的照顾。邓小平一年四季穿什么衣服，盖什么被子，每天晚上吃几粒安眠药，都是她来安排。

卓琳关心邓小平，邓小平也十分爱护卓琳。有一次，卓琳患了重感冒，她担心传染给邓小平，就嘱咐警卫人员：不要让老爷子到我的房间，免得传染给他。邓小平那天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出门前他特意嘱咐工作人员：给卓琳找个医生看看。会议结束，邓小平一进门就问：卓琳怎么样了？他不顾警卫人员的劝阻，径直来到卓琳的房间，仔细询问病情，嘱咐卓琳一定要多喝水，按时吃药。夫妻情深可见一斑。

四、患难见信任

在政治上，邓小平讲的是“不争论”，在家庭也是这样的。在孩子们的印象中，几十年从来没见父母亲红过脸，或者争论什么问题。邓小平跟卓琳没有任何矛盾。邓小平平时都在外面忙工作，家里的事情都是卓琳管。卓琳怎么管，邓小平从来没有意见，因为他很信任卓琳，他们俩的观点也很一致。卓琳怎样管理这个家、管理孩子们，包括财务方面的问题，邓小平从来不过问。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间的情深意切。

看到一些家庭、一些夫妻们彼此间或划清界限，或离婚，或互相揭发批判对方，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非常担心。她叮嘱卓琳：卓琳啊，你可要清醒哦！你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应该是了解他的，你可别犯糊涂哦！

卓琳非常坚定地说：妈妈，我是了解他的。你放心吧！不会的。

一句话，道出了夫妻间无限的信任和理解。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劳动，卓琳随他而去。

江西对邓小平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地方。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两次最痛苦的磨难都是在江西度过的。第一次是在1933年。当时，毛泽东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斥。邓小平因为支持毛泽东的路线被撤销职务，受到党内处分，被强迫劳动。他的家庭又在此时发生了离异。沉重的打击改变了邓小平的性格。他从一个开朗、活泼、谈笑风生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却又是刚毅果断、坚忍不拔的人。那一年，邓小平29岁。

36年过去了，邓小平已经是65岁的老人了。再进江西，是第二次被打倒，专机押送、监督劳动，一住就是三年多。

在江西，邓小平夫妻俩互相体贴，互相帮扶，互相照顾，以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以在困境中保持不变的乐观精神，以顽强的生存能力，相濡以沫和互敬互爱，共同度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

五、永远关爱

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被软禁，卓琳陪着他一同住进了东交民巷17号。在与家人子女音讯隔绝的状态下，两位老人相依为命，开始了他们又一次的禁锢生活。

世事多变，邓小平几经磨难，不变的永远是夫妻间那份理解、那份真诚、那份关爱和危难时的相互扶持。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当国人、家人还沉浸在悲痛之中，当人们还在思考如何向老人家表达最深切的哀悼之情时，卓琳向家人、向子女们提出了一个要求：一切要以中央的决定为准，你们不能提出高于中央标准的要求。

邓小平晚年，一直珍藏着两个心愿：他想活到1997年，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他想活到2000年，亲眼看一看中国人民的小康生活。

卓琳替邓小平实现了这两个心愿。

历史第三次选择邓小平

邓小平复出是人心所向，为何在华国锋那里遭到巨大阻力？他坚持不当党和国家主席，为何仍被人们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听说“四人帮”被抓起来了，一向沉稳的邓小平也禁不住激动起来，手中拿着的香烟在轻微地抖动。邓小平的复出成为焦点问题，他是遭到江青集团打击迫害的最后一个党的高层干部，可是围绕他的复出，上层再次出现大的分歧。

当“四人帮”被顺利解决，并在党政军高级干部中宣布时，人们雀跃欢呼。有的人太激动，如空军司令员张廷发竟当场晕倒，被送进医院抢救……此时，叶剑英最想把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告诉给邓小平。

其实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邓小平的子女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回到家里。怕所住的房间有窃听器，邓小平夫妇和几个子女一起躲到厕所里，关上门，并打开自来水龙头，在哗哗的流水声中，邓小平终于听清：“四人帮”被抓起来了！儿女们兴奋得手舞足蹈，连一向沉稳的邓小平也禁不住激动起来，他手中拿着的香烟在轻微地抖动。10月10日，当消息再经证实后，邓小平郑重地拿起笔，给时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写了一封信。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华国锋对邓小平充满热切赞颂的信反应很冷淡，把它放在了一边。

原来在他的脑海里，要坚持毛泽东的既定方针，那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生前定的，现在就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所以，在粉碎“四人帮”5个月之后，华国锋仍在各种文件和讲话中反复强调这一点。而跟他关系密切的汪东兴则讲得更加透彻：“现在，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1975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把刷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做接班人……”

叶剑英、李先念等一大批“元老们”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最有能力解决中国面临问题的只有邓小平。叶剑英说：“小平同志在历史上对党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

邓小平女儿毛毛在她描写父亲的书中写道：“记得，为了让我父亲第三次复出，叶伯伯让他的小儿子亲自驾车，把还在软禁中的我的父亲偷偷接到他的住处。他们两人见面之时，万分激动，父亲长叫了一声‘老兄’，两人的手便紧紧握在了一起。”

两人坐定后，叶剑英把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向邓小平细说了一遍。邓小平兴奋地吸着烟，脸上泛起红光，说道：“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那怎么行！”叶剑英毫不掩饰地说，“中国的许多事情还等着你来做呢。”

不久，叶剑英安排邓小平由城里搬到西山25号楼住下，一如既往，像个老大哥一样关心着邓小平的身体健康，把自己能看到的中央文件，派办公室王守江主任和李俊山送到邓小平那里，有什么消息也及时传递，联系十分紧密。

邓小平的复出成为焦点问题。因为邓小平是遭到江青集团打击迫害的最后一个党的高层干部，他所代表的老干部形象和业绩在群众中有相当的影响。围绕他的复出，上层再次出现大的分歧。

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听了宣传部门的汇报后指示：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批“四人帮”，也要批邓，一定要注意，毛主席批准过的、讲过的不能批。

1977年2月，华国锋要写作班子把“两个凡是”的内容写在为他准备的一个讲话提纲中，后来，汪东兴提出写社论。于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公开要求把“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推行到全国去。

在“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指导下，不但“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许多老干部不能恢复工作，旧的大量冤假错案不能平反，而且有些地方和部门又制造了新的冤案，给党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设置了严重的障碍。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工作会议，初步总结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的工作，并部署了当年的工作任务。

3月14日，华国锋发表长篇讲话，在讲话中继续宣扬“两个凡是”的方针，强调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肯定“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中央确定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

华国锋和汪东兴对邓小平的态度，遭到党内许多人的反对。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他参加了政治局，总不会给我们挑刺吧？”

李先念立即表态同意，但华国锋仍然不吭声。

在这之前，大约粉碎“四人帮”的第六天，叶剑英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胡耀邦。胡耀邦对叶选宁说：“请帮我捎三句话给叶帅和华主席，一句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1977年7月21日，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官复原职，重新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等4项职务。

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有其现实的政治目的，这主要是为了树立和加强作为“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的政治权威。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给支持“两个凡是”观点的人以尖锐批评。“官复原职”的邓小平并不满足，他要将他认定的思想和原则发扬光大，这就不能不与华国锋代表的思想体系发生冲突，集中到一点就是“两个凡是”。

所谓“两个凡是”，出自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这篇文章中说：“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一切行动听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同心同德，步调一致，牢牢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去夺取天下大治的新的伟大胜利。”

这个社论所表述的思想，后来被概括为“两个凡是”。深入地想一想，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有其现实的政治目的，这主要是为了树立和加强作为“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的政治权威；另一方面，以此来回答党内外日益增大的要求恢复邓小平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

现在，邓小平已经复出，“天安门事件”也已平反，关于“两个凡是”的论争又摆到了桌面。其实，邓小平在4月10日写给华国锋、叶剑英等人的信中已经暗示过，“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24日，邓小平又明确地在讲话中批评道：“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邓小平特别强调：“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那样对待这个问题。”

由“两个凡是”引出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在前进中的思想分歧。仅仅批判“四人帮”还不够，不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进行重新认识，就跳不出“左”的思维定式，就不可能摆脱思想羁绊。

其实在民众和理论工作者中，不乏思想敏锐者。他们早已对“两个凡是”不满了。

1977年8月，南京召开了一个理论讨论会。会上，《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王强华结识了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两人很谈得来，分别时王强华约胡福明为《光明日报》的哲学版撰稿，但没有出具体的题目，让他“有感而发”。

胡福明很是认真，将自己思考已久的问题写成了两篇稿子，投寄王强华。其中一篇是阐述真理标准的，题目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光明日报》看中了这一篇，并对其进行了修改加工，准备发表。

见报前，胡耀邦对此文提过多次意见，中央党校的孙长江等人又参与进来对文章进行了认真的修改。

就这样，这篇文章先后十易其稿，历时7个月，终于定了下来。

1978年5月5日华国锋访问朝鲜。同日，胡耀邦请周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理论报告，开始向“两个凡是”发起理论上的冲击。5月10日，经胡耀邦亲自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刊载，《光明日报》于11日发表。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该文，新华社发了通稿，不少省市的党报也随之予以转载。

这篇文章一发表，顿时引起轩然大波。

5月17日，汪东兴与华国锋、纪登奎、吴德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要害是批毛泽东思想是“枷锁”、禁区，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行动上是砍旗帜的。

汪东兴召见主管宣传的张平化、李鑫等人，要求控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严禁发表这类文章；并指令组织写作班子写反驳文章，在党内刊物发表。他责问说：“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现在党所提出的十一大路线是不是真理？是否要等到四个现代化实现之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这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思想。我们党报不能这样干。”他甚至有些气愤地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他斥责登这篇文章的负责人“没有党性”，提出“要查一查接受教训，下不为例”。

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和《红旗》杂志不要表态，不要介入，并且找人谈话，批评一些人对此所持的态度。

有关“两个凡是”的讨论仍在进行。1978年五六月间，部队召开了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有人坚持拥护“两个凡是”，反复强调凡是毛主席、华主席说过的话，都不能改动。当会议提出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作为指导思想时，有人认为不能用“新的历史条件”，因为华主席提出的是“新的历史时期”，否则和中央口径不一致。

5月27日，华国锋到会讲话，特别强调：“我们党提出的新时期的总任务，是以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基础的。四个现代化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用革命化统帅现代化。”

同一天，叶剑英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他强调要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等。最后，他说：“我们一定要完整准确地学习毛主席关于政治工作的理论和指示，全面系统地把它继承下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适用和发展。”

又一个“完整准确”，又一个“新的历史条件”，华国锋心中自明叶帅所指，脸色变得严峻起来。邓小平也知道了这一情况，他对几位高级将领说：“只要你讲话同毛主席的不一样，同华国锋的不一样就不好，这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是当前思潮的一种反映。”他觉得事情越发变得奇怪：“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6月2日，邓小平亲临大会，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呼吁要拨乱反正，要打破精神枷锁，来个思想大解放。他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的观点，给支持“两个凡是”观点的人以尖锐批评：只有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

陈云的发言突破华国锋的框框，尖锐地提出了迫切需要解决的6大问题，引起大家的共鸣。胡耀邦发言说，“文革”中遗留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要搞清楚，这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的作风，关系到维护毛主席的旗帜。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召开过一个工作会议。在这次会上，许多同志指责《红旗》杂志、中宣部不表态，引起了国内思想混乱，外国人对局势的猜测。在会议的第一阶段，首先提出问题的是陈云。他的发言对于改变会议原定的进程和方向起了决定性作用。本来，会议一开始的时候，华国锋到会并主持会议，他要求会议讨论经济问题。

会议的第3天，也就是1978年11月12日，陈云参加东北组的会议。这个组的召集人是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和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陈云到会后问他们：“你们敢不敢将我的发言一字不拉地上简报？”

两位省委书记都很尊敬陈云，一起说：“当然可以。”

于是陈云就作了《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的发言。其中谈到，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以考虑和决定。陈云提出了迫切需要解决的6大问题：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陶铸同志的问题，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天安门事件”问题，康生的问题，等等。

陈云所提的6个问题，都是大家关心的重要问题，特别是一些重大案件，当年都经毛泽东同意、支持或批准的，这些事件都发生在“文革”中或“文革”前，现在予以纠正势必涉及到毛泽东，涉及到“文化大革命”，有些还不能都推到“四人帮”头上。

11月13日，萧克在发言中还要求为“二月逆流”冤案平反。

这一天，其他组的同志都认为陈云所提问题是当前干部群众议论最多、关系全局的问题，在宣布工作重点转移的时候，中央应该给予解决，这样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西北组的同志认为，这些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央不正式表态，干部群众有抵触情绪。这个组的胡耀邦发言说，“文革”中遗留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这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的作用，关系到维护毛主席的旗帜。

后来，各组联系自己地区的情况，提出更多要解决的冤情：武汉“七二〇”事件，上海的“一月风暴”问题，四川的“产业军”问题……与会人员还提出，邓小平1975年主持的全面整顿工作是完全正确的，中央应给予充分的肯定，正式为所谓“右倾翻案风”问题平反。

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宣布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一些重要领导干部平反的决定，其中包括为所谓“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撤销中央过去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为薄一波等所谓61人叛徒集团平反，为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平反，纠正过去对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所作的错误结论，等等，这些决定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

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都在闭幕式上讲了话。华国锋有了很大转变，他认为这些讨论有利于统一思想，加强团结，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同时，他针对“两个凡是”讲了有关情况，表示要承担责任。

邓小平在闭幕会上首先发表讲话，他说：“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以后，这篇文章正式发表时，用的就是这句话做题目。

12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出席这次会议的共290人。华国锋仍作为党的主席作了关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报告，提请大会讨论。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各项决定都在此次会议上得到确认。全会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段时间，尽管华国锋仍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只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副主席，但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看，在此次全会时，邓小平就已经成为党中央第二代领导核心。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家希望邓小平当党的主席、国家主席，他都拒绝了。在1980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许多同志曾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因为这是众望所归。但邓小平认为由他担任中央主席不相宜。从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一直致力于比较年富力强而又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同志担任领导工作。他认为，在六十多岁的同志中，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央主席比较适当。至于军委主席，暂时没有其他适当的人选，他可以担任一段时间，以便培养新的比较年轻的同志将来接替。他的意见得到政治局委员的认同。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接受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同时，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第二年9月召开的十二大，规定取消党的主席、副主席的设置，只设党的总书记，并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法拉奇开口就直奔主题：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还要永远地保留下去？谈到“文革”中的遭遇，邓小平很坦然：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

1980年8月21日，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乘坐的轿车驶向人民大会堂。这位以独特方式成功采访过世界上几十位著名政治人物的记者，被同行称为“时髦的记者”。

现在，世界都注视中国，都注视着一个新政权如何评价它过世的最具影响的领导人毛泽东。法拉奇敏锐地发现，世界风云人物正在中国，这个人的名字叫邓小平。

当时的邓小平虽然已是76岁高龄，却精力充沛，思维敏捷，那天情绪也很好。他曾听说这个法拉奇“很厉害”，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接受采访时，被法拉奇尖锐的提问弄得相当尴尬，发誓再也不接受她的采访。接受她的采访就跟考试一样。但邓小平接受这次采访，并无个人的原因，他想通过这位名记者把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告诉全世界。

法拉奇确实“厉害”，在邓小平招呼她坐下时，竟无一句客套话，开口就直奔主题：“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还要永远地保留下去？”

邓小平本来就是个干脆的人，他把点燃香烟的火柴放进烟缸，答道：“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对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说：“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5个手指。”

邓小平道：“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

法拉奇问：“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

邓小平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来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法拉奇问：“你们对‘四人帮’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

邓小平说：“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法拉奇把话题转向涉及邓小平与毛泽东个人关系的问题：“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邓小平喷了一口烟，坦率地答道：“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这个话题，邓小平讲起了他三下三上的经历。

法拉奇听后很是惊奇，又好奇地问：“这里有什么秘密没有？”

邓小平笑了：“没有什么秘密。就是觉得我这个人还有点用处。虽然有错误，但总还有点用处。”

法拉奇又问：“很奇怪，你从来没有被他们抓起来，没有开除出党，你是否担心他们会杀你？”

邓小平很坦然：“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

法拉奇似乎是顺着话题向前“误导”：“当时你是否非常气愤，希望报仇？”

邓小平平静地说：“我这个人从来不喜欢气愤，气愤也不解决问题。有不少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活下来？我说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还可以告诉你，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1972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我非常重要的任务。”

接着，法拉奇又问及周恩来为何一直能在台上掌权。

邓小平的目光中充满敬佩，恳切地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这时已近中午，邓小平谈兴正浓，言犹未尽。他突然提出，是不是再谈一次。法拉奇求之不得，忙说：“好极了！”其实法拉奇一到北京就提出过最好谈两次。外交部考虑到邓小平工作繁忙，抽出半天接受采访已属不易，不可破例再谈一次，因此没有同意。

8月23日上午，邓小平又就法拉奇提出的有关国际形势、党际关系和对外开放等问题谈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法拉奇听得入神，不停地记笔记。而这些问题并不是她采访的重点，她又冒出一个问题：“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多少分？”

邓小平不假思索地说：“零分以下。”

法拉奇顺势又问：“你对自己怎么评价？”

邓小平含笑答道：“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错误。”

两次谈话共4小时。法拉奇所提问题都得到直截了当、切中要害的答复，她感到喜出望外。

法拉奇带着访问记录满意地走了。很快，8月31日和9月3日，法拉奇在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分两次发表了她对邓小平的访问记录，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各国报纸纷纷转载。法拉奇说：对邓小平的采访是她“一次独一无二、不会再有的经历，在我的‘历史采访者’中，我很少发现如此智慧、如此坦率和如此文雅的人。邓小平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中国的领导人中有位邓小平是非常幸福的！”

1986年1月6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照片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该年度首期的封面上，成为《时代》周刊评出的1985年“年度人物”。

毛泽东为何考虑选择邓小平接班

日前，笔者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读到《党史博览》刊发的一篇文章《毛泽东选邓小平接班始末》。该文对“毛泽东为何考虑选择邓小平接班”这个问题作了比较好的回答，结合笔者掌握的情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毛泽东认为邓小平“他跟我一样”。比如“1956年，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特别就邓小平的情况向中央委员们作了介绍”，其中两次提到“他跟我一样”，还讲了“他说他不行，我看行”这样为邓小平打气和撑腰的话。实际上，邓小平的起落经历与毛泽东早期也是一样的，经历了不少曲折和磨难。领袖选接班人自然要选和自己“一样”的人，这一点很重要，很关键。这是一个最根本、最核心的原因。

第二，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是比较全面的“帅才”。比如对于邓小平的文韬武略，毛泽东在同一位民主人士的谈话中作了高度评价：“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又如1975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要职，涵盖了党政军。这是对邓小平治国安邦能力的肯定。

第三，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比其他人更适合接班。毛泽东多次评价邓小平的时候总是要讲“比较”这个词，是意味深长的。比如毛泽东当着赫鲁晓夫的面点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讲刘、周是各有千秋，也讲了他们各自的弱点。而唯独对邓小平交口称赞，讲“邓小平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又如第二次考虑选邓小平接班时，就是将邓小平与王洪文作了比较，不论是能力上，还是品质上，王洪文都不及邓小平。

第四，毛泽东比较喜欢邓小平抗争的性格，关键时候能“顶”得住。毛泽东最看重做人有骨气、做事很硬气的人。比如毛泽东知道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顶住了江青的挑衅和无理纠缠，就对邓小平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并用一个“好”字表达了对邓小平做法的称赞。又如在对外方面（国际斗争），邓小平就曾顶住苏修的压力获得毛泽东的高度评价。能顶得住各方面压力，这对于一个大国领袖或者其接班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品质和魅力。

第五，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历史清白比较满意。毛泽东和那个时代的人对于一个人的历史问题都非常关注和敏感。比如刘少奇失势的一个原因就是有人诬陷他的历史有问题。又如“四人帮”，毛泽东最终对他们失去信心，除了这些人品质不好、能力不济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周恩来向毛泽东反映了江青、张春桥两人历史上均有严重政治问题。而毛泽东赏识赞许邓小平时总会讲一句，邓小平这个人历史上没有投降过敌人，而且是协助刘伯承打仗有功的。

第六，毛泽东对周恩来推荐意见的重视。毛泽东在选接班人这个重大问题上是很慎重的，尤其是后来也不是一个人包办，很注意听取其他人尤其是周恩来的意见。比如197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生日。这一天，毛泽东支走了王洪文。晚上，毛泽东与周恩来单独进行了长谈。在这次彻夜长谈中，毛泽东与周恩来谈到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对现任中央各个负责人的优缺点的分析评价等重大问题。就是在这次与周恩来彻夜长谈中确定了第二次启用邓小平的重大决定。其中周恩来巧妙的推荐也是功不可没。

毛泽东对邓小平是与众不同的。至少有三点是其他接班人无法比拟的。一是毛泽东公开讲邓小平是“毛派头子”，跟自己一样。二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职务安排涵盖党政军，这也是让刘少奇（侧重经济）、林彪（侧重军事）、王洪文（侧重党务）等望尘莫及的。三是毛泽东曾两次考虑选邓小平接班，这也是绝无仅有的一个特例。

那为什么后来毛泽东最终还是舍弃了邓小平呢？这还要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点评来讲。毛泽东虽然对邓小平讲了“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的话，但却没有像公开肯定刘少奇的理论造诣那样公开肯定过邓小平的理论才能。实际上，在理论上的分歧，实际上就是政治路线和发展道路上的分歧，才导致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舍弃。比如1976年前后毛泽东就批评邓小平说：“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坚持自己的理论，对于毛泽东的规劝，就以“桃园中人，不知魏晋”婉言谢绝，终于两位伟人不欢而散。不过毛泽东还是为邓小平留了一条出路，作出了“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重大历史性决策，这为日后邓小平东山再起埋下了伏笔。毕竟邓小平是与毛泽东一样伟大的人，这也是两位伟人的不可言传的“默契”。

邓小平为什么是大英雄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人们众口一词地赞美邓小平，怀念邓小平。他当之无愧。他是我们党内的豪杰，中国的豪杰，世界的豪杰，总之，是一个大英雄。可是，小民喜欢刨根究底地思考问题。我思考的是：邓小平成为大英雄的根本原因何在？思考的结果是，不是他比十亿中国人都聪明，不是十亿中国人都没有脑子，只有他发现改革开放才是出路。实际情况是，因为他能够尊重群众的愿望、需要和首创精神，能遂民所愿，而且以极大的勇气这样做。

说邓小平仅仅是遂民所愿，好像评价太低。其实不然，在中国历史上，能做到这样实在很不容易。这里不妨就个人狭小的生活范围所见，谈一点体会。

从文革过来的人都背过毛主席语录。记得有一条是这样说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可是，在建国以来的一系列运动中，从合作化到公社化，到大跃进，再到文革，一些领导干部偏偏一而再再而三地把群众当成愚民，把自己当成英雄，不肯俯身听听群众的心愿和呼声。

合作化的时候，先是办互助组。农民们有顾虑，伙在一堆儿行吗？但不合作不行，压力很大。我父亲和其他两个技能相仿又比较相知的农户组成一个组，实际上就是在一块儿干活，干完这家再干那家。互助组刚办了一年，上边又说要办初级社了，于是一窝蜂地办初级社。初级社还没有定型，又说要办高级社。高级社还没有定型，又说“人民公社好”了。农民们怀着极大的疑虑，万般无奈地跟着领导人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换来的是产量一年比一年低，生活一年比一年差。我父亲抱怨：弯着老腰干一天活，年终分红只能买一盒劳动牌香烟。那是一种质量最次、价钱最便宜的香烟，可惜我那时候不会抽烟，不知道是多少钱，好像是八分钱，如果有谁知道，请不吝赐教。

大跃进的时候，说水稻亩产几万斤。我父亲没有文化，但种了一辈子水稻，是村里数得着的行家。他死活不相信，说如果满万斤，我头朝下走给你们看。就因为这一句话，彭德怀庐山出事之后，我的文盲父亲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被民兵拉上台斗争了一通。我父亲属于群众，而且是响当当的贫农，按照那时的说法，应该算“真正的英雄”，却没有被当成英雄，反而成了狗熊，岂不可悲也夫！

农民们为了生存，开始办副业，养鱼、修船、打钉子、糊纸盒子，发展到办小工厂。可压力很大，说是资本主义。总之是不遗余力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为了应付上面，农民们说，我们是“以粮为纲，以工补农”。江苏的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还没有翻过身来，还在夹缝中艰难度日。但事实证明，农民们自发地走出了一条城市化、工业化的道路。如果你到苏南去看看，便可以发现，那里整个就是一个大都市了，市与市之间已经没有农村。你说谁是英雄？

打击和摧残英雄的事情，在文革中达到了高潮，多少人坐了牢？多少人掉了脑袋？更多的人是心里有数而口不敢言。报纸上宣传白卷英雄的时候，我已经在国外工作。一天，报纸来了，我在一个使馆里看报，嘴里漫不经心地说“这样搞法，遗患无穷啊”。没有想到一位商务参赞正好从门外进来，他严肃地问道：“怎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错啦？”我的脑袋一下子嗡地一声，好家伙，来者不善，事关身家性命哪。我急了，从沙发里跳起来，大声地回敬道：“解放以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错得多了，你查查去！”我那时候的样子一定很可怕，居然把他吓住了。好在那时候驻外人员不搞文革，否则后果难料。后来，一想起张志新烈士的悲惨遭遇，背上一阵阵出汗，后怕呀。

那时候总说“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可是，驻外人员都知道，“敌人”发展很快，活得很滋润，而我们却一天比一天艰难。但没有人敢说真话，更不敢说反对的话。如果我们真的一天天好起来，广东宝安一带的农民为什么要冒死游泳偷渡去香港？

到了文革后期，中国这块地方已经怨声载道，人心思变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到了长安街万人哭送总理和四五事件，那气氛简直压抑到了极点。问题是，群众手中无权，无力改变局面。这时候，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派顺应民意，力主改革开放，拨乱反正，自然是万众欢呼。如此说来，遂民所愿即英雄，这个结论是对的。

最近，有群众为某个地方领导送万民伞的闹剧，受到了网民的谴责和嘲笑。我因此想，搞宣传的人应该调整一下好官好皇帝救民于水火的心理定势，心中应该有群众，要真正把群众当成英雄。邓小平毫无疑问是英雄，但要说清楚，他之所以是英雄，乃是因为他不顾个人安危，顺应了民意。我们要引导社会走上一条民意可以顺畅地表达、并有一套机制使民意能得到尊重的道路，一条民众可以作主的道路。我想，这种转变就是思想文化领域现代化的过程。

邓小平为何不是元帅？首次授衔前后秘闻

在最初的方案中毛泽东被推为大元帅。毛泽东坚辞不授，毛泽东为此说了一句话。周、刘、邓在初步方案中曾是元帅，但他们拒绝了这一荣誉。然而，有人却因授予的衔低，便扬言“我要把那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毛泽东为此又说了一句话。一个个细节秘闻首次披露。

军衔是军人职务等级的称号，是军人身份的标志，是军人功绩的记录。做为缔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毛泽东，是否要授衔？是否要授予最高军衔——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

这一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当时我军基本上是按照苏联军衔的基本设置而制定我们自己的军衔制度的，苏联最高统率斯大林被授予最高军衔——苏联大元帅，因此，当考虑在中国实施军衔制的时候就必然想到了在中国也要设立大元帅。

当时作为军衔评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宋任穷的回忆说，当时为了给毛泽东授予元帅军衔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专门开会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与会人员包括许多民主人士在内的常委会委员们纷纷发言，认为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是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指挥许多重大战役，为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都享有崇高的声誉，应该给他们授衔授勋。同时认为，毛泽东在革命战争中功劳最大，应该授予大元帅军衔，并授三个一级勋章。

会议由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刘少奇主持，刘少奇知道毛泽东不会要这个大元帅军衔的。但在大会上，与会人员提出了一定要给毛泽东授大元帅军衔，理由是充分的。当与会人员最后把目光集中到刘少奇，要他表态时，刘少奇微笑着说：“我也不能作结论。”

有位民主人士当即表示：“人大作决定，他有什么办法！”

刘少奇说：“人大可以作决定，但他是国家主席，要他签署命令才行啊！”“人大作了决定，国家主席就得签署命令。”

与会的代表们还是坚持一定要给毛泽东授予大元帅军衔。看到大家都这样坚决，刘少奇只好说：“你们不是经常见毛主席吗？你们见面后当面去说服他，争取他的同意，这次会议不作决定。”

这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之后过了几天，彭德怀、罗荣桓和当时具体负责这次评衔工作的总干部部两位副部长宋任穷、赖传珠去向毛泽东汇报这次评衔工作的进展情况。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参加了这个会议。

会上，彭德怀首先把这次授衔工作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接下来大家再一次提出要给毛泽东授予大元帅军衔，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授予元帅军衔的主张，并说明这是全体工作人员的一致意见。

毛泽东听了摆了摆手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根据国际上的经验，这个大元帅我不能要，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

毛泽东说完了这些话，看了看刘少奇说：“你在部队里搞过，你也应是元帅。你也应该评嘛！”

刘少奇摇头：“我不要评了。”

毛泽东又转而去问周恩来和邓小平：“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

周恩来和邓小平态度坚决地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当时在场的还有李先念等几位被列入大将名单，但本人又已经到了地方的同志。毛泽东问他们：“你们几位大将军衔，还要不要评啊？”那几位同志也纷纷表示：“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军衔评定的政策制定之后，就是评衔的具体工作，这是整个军衔实施过程中最难的，也是是否能够在全军成功实施这项制度的关键所在。当时，我军绝大多数干部都对这次授衔工作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对这次授衔工作能否公平、公开，能否真正做到了赏罚分明也是十分关注。可以说，这次授衔工作是真正涉及到全军每个人的一次利益分配。因此对于组织好这次具体的授衔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就是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和时任总政治部与总干部部主任的罗荣桓。对少将以上的将军军衔的评定工作由罗荣桓亲自领导，由当时任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宋任穷与赖传珠、徐立清、肖华和王宗槐等人共同评定。

尽管中国人民解放军到1955年的时候才成立28周年，但是她却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发展过程，从最早红军时期的一、二、四方面军，陕甘红军和南方红军游击队，慢慢地发展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新四军，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四大野战军、华北军区和若干地方部队等等，每个时期，每一支部队都对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在战争年代没有什么利益可言的时候，大家都是一心一意地为着全中国的新生而战斗与工作，但是到了有利益分配的时候，就不能有任何偏差。但是，偌大的一个军队，若大的一项工作怎么可能没有偏差呢？

因此，面对如此复杂的军队现状，搞好评衔工作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对于授予元帅军衔的人员，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名，由中央政治局最后审议通过的。彭德怀作为政治局委员参加对于授予元帅军衔的人的讨论。将军军衔由总干部部与总政治部分别提出，再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校官军衔由总干部部与总政治部分别提出，再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校官军衔人员的名单由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提出，并报总干部部和总政治部干部部在全军范围内统一平衡。

经过精心细致的工作，一个授衔的初步方案形成了。

这个初步方案是充分考虑了各方面因素后的结果，基本上还是一个合理的方案，这个结果也基本上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但是，有些人在听到了这个方案后，虽然嘴上说满意，在心里却不是十分舒服，有的甚至公开地跑到领导那里去要军衔，说自己如何如何功高劳苦，应当授予什么什么衔，点着名地要高级军衔，还有的人甚至在领导面前哭，向领导诉苦要衔。

有一个红军时期的老干部，他在听说自己将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时候，十分不满，竟然公开地说：“我要把那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

毛泽东在听了这些要军衔的事后，很不高兴地讽刺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在这次授衔中，更多的人却表现得十分豁达，对于给不给、给什么样的军衔并没有表现出异议，甚至有些著名的将领们还主动提出了给自己降衔的要求。

的确，按照当时评授元帅军衔的条件，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都应当被授予元帅军衔的，而且在初步方案中，他们的名字也的确被列入了元帅的名单中。

当时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军衔的条件是：“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在革命战争时期，对创建人民军队，领导武装力量对敌作战，参与决策等方面功勋卓著，完全符合当时制定的评定元帅军衔的标准，给他们授予元帅军衔是当之无愧的。

按照这三位优秀将领的功绩，给他们授予元帅军衔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他们没有要。

换句话说，如果他们参加评衔，那共和国首次授予的元帅军衔就是13位，而不是10位。

十大元帅授衔中南海，在授衔仪式上，毛泽东把第一枚元帅军衔授予了朱德，毛泽东亲点“红军之父”朱德为十大元帅之首。这十大元帅究意是怎样排序的？这十大元帅与最高统帅又是怎样的关系？

十大元帅授衔中南海，被中外将士深怀敬意称之为“朱老总”的朱德，第一个走向主席台。

他走到毛泽东面前，端端正正地敬了一个军礼，伸出双手接过毛泽东主席授予的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此时，他的手有些微微地颤抖。

毛泽东和朱德握手时，他俩的目光都是那样凝重。

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井冈山会师第一次握手开始，“朱毛红军”就成为当时中国黑暗世界中的“一把火”，是光明，是希望，是中国革命的象征和旗帜，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胜利”漫漫征程上不可阻挡的铁流。“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一个个20世纪革命的“神话”在他们手中诞生……

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朱德一直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总司令。他尊重毛泽东，信仰毛泽东，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协助毛泽东领导和指挥了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战争。

朱德曾说：“我们这一代人，以毛泽东为代表。”“我是没有什么的，就是跟着毛主席。”这并非是朱德的自谦之词，而是他的肺腑之言！当他面对张国焘的威胁利诱，不禁勃然大怒：“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毛泽东称赞朱德：“意志坚如铁，度量大似海。”“临大节而不辱”。

朱德经常说：“中国革命取得的胜利，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我是相信毛主席的，一生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工作，没有毛主席，也就没有我！”毛泽东也时常提起：“朱毛是一起的，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事实正是如此。在长达半个世纪艰若卓绝的革命斗争岁月里，朱德和毛泽东风雨同舟、生死与共，铸造了牢不可破的战斗情谊，可谓“朱离不开毛，毛离不开朱”。美国一位著名记者曾写了这样一段评价：“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两个孪生的天才朱、毛有不可分离的联系，实际上许多中国人都把朱毛看成一个人。毛泽东有一个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有一颗热烈的斗争的心……朱德和毛泽东，是一个整体的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毛泽东是智慧，是理论家，是‘主席’。朱德是心脏，是军队……这两个人，都是优质材料制成的……”

也正因于此，在共和国首次授衔之时，毛泽东亲点朱德为开国第一元帅。

在授衔仪式上，中央领导人的专职摄影师侯波记录了当时领袖与元帅之间亲密无间、赤诚相待的感人情景：授衔的庄严气氛到了休息室便换成了轻松愉快。

毛泽东容光焕发，缓步走到元帅们面前。他忽然向前倾了身子，直视着朱德的脸，用一种近乎孩子气的欢愉的口气打趣说：‘啊，元帅升帐了，好神气！’元帅们都开心地笑了。

开国十大元帅次席：彭德怀

第二个走上主席台，接受毛泽东颁发军衔和勋章的是彭德怀元帅。这个历来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敢作敢当的元帅，为创建新中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彭德怀的骁勇善战，连战场上的敌人也不能否认。自从上了井冈山，“朱毛彭黄”“横扫千军如卷席”！长征时，彭德怀指挥三军团，掩护红军主力左冲右突，连续越过敌人三道防线，在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湘江大战中，彭德怀亲自指挥两个团在前线作战，三天三夜没下火线，保证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安全渡江。遵义会议后，彭德怀按照毛泽东的运动战术，数渡赤水，率领红三军团，配合一军团，一举攻占天险娄山关，二进遵义城，出色完成长征中歼敌最多的一次战斗。毛泽东十分振奋，挥笔写下《忆秦峨·娄山关》词一首，以示纪念。的确，毛泽东从不掩饰他对彭德怀的赞赏与倚重。当红军击败追敌骑兵后，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时，毛泽东特为在此次战斗中起重大作用的彭德怀赋诗一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毛泽东这首诗高度评价了彭德怀的骁勇善战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随后，彭德怀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指挥了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西山战役和山城堡战役，为陕北根据据地的巩固和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在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历时3个月，给日军以重创，在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毛泽东为之叫好，打电报给彭德怀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

然而，在延安整风和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彭德怀受到了过火的批评，感到很恼火，委屈很大，他感到不满。在周恩来安排下，彭德怀来到毛泽东的窑洞里和毛泽东谈心。三个人坐到一起，毛泽东平静地说：“咱们定个君子协定：第一，把话讲透；第二，可以骂娘；第三，各自检讨，不准记仇，不得影响工作。”“我先给你作检讨。”毛泽东胸怀大度，承担了自己在百团大战中的“过失”。

彭德怀听后，积在心里的不解及埋怨顿时消失了。他感激地说：“同志间的了解、信任胜过最高奖赏，有主席今晚这席话，就是现在叫我去死，也是死而无憾了。你还是了解我的，倒是我对你有误会，甚至有埋怨情绪，还要请你原谅，我是个粗人呀！”

不！你是一个有勇有谋、智勇双全的将领，在革命处在危难关头，你都是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支持，是帮助了革命。

此言一出，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两双明眸相视，理解和信任尽在不言中。

朝鲜战争爆发，鸭绿江边起烽火。大军压境，“常胜将军”林彪称病拒出。毛泽东再次“钦定”“彭大将军”，临危受命，率领大军，保家卫国。毛泽东亲自把盏为之饯行：“老将出马喽！”并把爱子托给他。两双大手又一次紧握，毛泽东的信任的洪流注入他的周身。

从朝鲜回国后，彭德怀负责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54年又任国防部长，致力于人民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由于彭德怀几十年南征北战，士卒用命，出生入死，战功卓著，在这次授衔时，毛泽东亲点他为开国十大元帅次席，毛泽东亲自授予他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当彭德怀双手接过勋章时，他呶了呶嘴，好像要说什么，但最终没有说出来。

十大元帅第五席：贺龙

第三个走上主席台的是贺龙。贺龙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在战场上，才华横溢，挥洒自如，奇功迭建。贺龙自叹：“平生唯喜欢带兵打仗，上前线！”对此，毛泽东也是心中有数的，毛泽东欣赏贺龙那如火似铁的性格，憎恶分明，坦荡直爽，从不讳言自身的不足和失误，知错即改，任劳任怨。因此，毛泽东对贺龙敢于信任和重用他。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中央军委立即部署了解放大西南的战役。贺龙率部配合二野的作战行动，积极吸引和抑留国民党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二野断其退路时，迅即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之后，贺龙又取得了西南剿匪斗争的胜利。为此，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赞扬：“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灭匪众85万人，缴枪40余万支，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随即，贺龙又按毛泽东的指示进军西藏，取得了昌都战役的伟大胜利。

贺龙率领部队，由大西北转战到大西南，直到进军西藏，历尽了艰险，为中国革命立下了显赫的战功。

1952年，毛泽东物色体委负责人，周恩来、邓小平马上想到了酷爱体育的贺龙，于是向毛泽东推荐。毛泽东征求了贺龙的意见，贺龙满口答应了。贺龙说：“周总理、邓小平点将，毛主席下令，我干！”1952年11月，贺龙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此时，他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主席台，走到毛泽东面前，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授予他元帅军衔，名列十大元帅之五。

十大元帅第六席：陈毅

1928年，井冈山上，毛泽东与陈毅相顾嗟叹：“相见恨晚，相慰平生，希遇事相商。”从此，陈毅便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他叱咤风云的革命生涯。为请毛泽东复出，陈毅去上海中央“自铸”“尚方宝剑”，回苏区“三顾茅庐”。结果，红四军“九大”，一致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奠定了我军的最根本的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的政治建军路线。

毛泽东非常信作任陈毅。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前，毛泽东带着两个洋铁箱找到陈毅，郑重地交给陈毅，由他保管。

陈毅接受了这一重要的委托，组织了两班人日夜守卫着，直到11月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时，才把款子和文件“完壁归赵”，亲自交还给毛泽东。毛泽东很高兴，说；“我现在就靠你这20万元的战争费来扩大红军。”

1933年5月，中央政治局又在江西军区开会，陈毅是军区司令员，作为东道主也列席参加了会议。一天，陈毅在写毛笔字，项英看了他的字很奇怪地说：“你这个人不仅政治上、军事上迷信毛泽东，为他吹嘘，连写字都学他，还挺像的。”陈毅拍案而起：你说我迷信毛泽东，那你为什么迷信博古呀。你们就是排斥毛泽东，动辄就说不佩服你们就是反国际。

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委以陈毅重任，宣布他为新四军代军长、重建新四军军部。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派陈毅赴山东，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先后指挥了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成为当时歼敌最多的野战军司令。陈毅的赫赫战功，受到了毛泽东的通电表扬。1947年夏，陈毅率部进军豫苏皖，配合刘邓大军挺进中原。

1948年11月，陈毅参与领导了淮海战役。党中央进驻北京后，陈毅就任上海市长。

1955年9月，一身代表着南方三年游击战、新四军、第三野战军的陈毅，经毛泽东亲自提名，被授予元帅军衔，位列开国十大元帅之第六席，同时还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在授衔仪式上，他是踢着正步走向主席台，踢着正步下来的。

十大元帅中学历最高的一位：罗荣桓

开国十大元帅中，曾亲随毛泽东参加“九九”秋收暴动，一起进军井冈山的战友，唯罗荣桓一位。他也是“元帅”殊荣中仅有的军队政治思想工作者，并且是十大元帅中唯一上过大学、学历最高的一位。

罗荣桓十分佩服毛泽东卓越的指挥才能。关键时刻总是支持毛泽东，拥护毛泽东的主张。1929年6月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时，关于建军原则等一些重要问题，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在会上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在激烈的争论中，在毛泽东的意见成为少数的情况下，罗荣桓发言赞同毛泽东的主张。

红四军党的“九大”召开前，毛泽东专门召集罗荣桓等党代表座谈，搞调查研究，让他们帮助出主意、想办法。毛泽东对罗荣桓提出的废止内刑、反对打骂士兵的建议十分重视，并请罗荣桓参与逐条讨论古田会议的决议草案。对当时罗荣桓所起的作用，毛泽东曾给予肯定和高度评价。古田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和刚从上海调来的前委秘书冯文彬说：“这个同志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干部。”

第三章　革命风雨

革命风雨患难真情：邓小平与他的三任妻子

张锡瑗1907年生于河北省房山县良乡镇，父亲张镜海是铁路职员，曾任良乡火车站站长。

1925年张锡瑗来到北京，认识了李大钊、赵世炎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当时的北京，因为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倾向国民革命，直系吴佩孚的势力已被肃清，冯玉祥又邀请孙中山北上，所以政治环境比较宽松。当时国共合作已经实现，共产党在北京可以以国民党的名义活动，处于半公开状态，因此北方的革命运动也迅猛开展起来。为配合孙中山北上，中国共产党发起了国民会议运动。来到北京的张锡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召开，从事各种革命活动并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1925年下半年，张锡瑗由中共北方党组织选派，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这里，张锡瑗和邓小平相识。

那时，邓小平22岁，张锡瑗20岁，她活泼、爽快、性情温和，对人很好，长相则是“少有的漂亮”。

邓小平和张锡瑗在中山大学只是同学、同志、战友，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发展到恋人的程度。

中山大学的学制是两年，但邓小平学习不到一年，就因革命形势的需要提前回国了。

1927年7月初，邓小平来到武汉，在中共中央任秘书工作，负责中央文件、交通、机要的记录等。为适应工作的需要，他改名邓小平。

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国民革命失败。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就是著名的“八七”会议，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参加了这次对中国革命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八七”会议不久，邓小平在武汉意外地遇见了张锡瑗。

张锡瑗于1927年秋经蒙古回国。回国后她参加领导了保定的铁路工人罢工运动，这次罢工的筹划领导工作，自始至终是在张家进行的，因此连张锡瑗当时只有8岁的小弟弟都印象很深。此次罢工后，张锡瑗到了武汉，在武汉中央秘书处工作，老同学相遇，既惊且喜，他们这回真是并肩战斗在一起了。

不久，中共中央迁往上海，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张锡瑗也到了上海，而且就在邓小平下属的秘书处里工作。

共同的革命理想、共同的情趣和缘分，他们相爱了。

1928年刚过年不久，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邓小平不到24岁，张锡瑗不到22岁。

为了庆祝这对年轻的革命者喜结良缘，中央的同志们特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里办了酒席。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都参加了，共有30多人。

据当时曾去吃喜酒的郑超麟老人回忆：“因为上海比较松（1928年10月以前），所以可以办酒席，还有几个在中央工作的同志也是这样办喜酒结的婚。”郑超麟已经91岁了，可他还记得清清楚楚：“张锡瑗长得很漂亮，个子不高，是保定第二女子师范的学生，和李培之（王若飞的夫人）一道闹过学潮，在武汉也做过秘密工作。张锡瑗的朋友很多，当时也有其他的人追求她，可她和邓小平结了婚，后来我住在一个叫王少兴的人家里，邓小平在西北军里认识王，他和张锡瑗常到王少兴那里，因此我常见到他们。”大半年时间，邓小平夫妻和周恩来夫妻同住公共租界的一幢小楼，周恩来和邓颖超住楼上，邓小平和张锡瑗住楼下，霍步青和朱月倩夫妇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这三对夫妻编在一个党小组，同过组织生活，一周一次，但为了安全，地点是经常变换的，那时6个人的平均年龄也就是20刚出头，是个年轻又坚强的战斗集体。

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战斗在龙潭虎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为了革命大业，邓小平和张锡瑗这对年轻夫妇，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邓小平回忆说：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危险经过好几次，最大的危险有两次。

一次是何家兴叛变，出卖了罗亦农。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了，罗亦农被捕。我出后门看见前门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特科人员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后来罗亦农被枪杀了。“还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住在一所房子里。巡捕发现了我们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我们特科的工作人员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边，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以后半年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

1929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邓小平去广西，以中央代表的身份，领导广西党的工作和组织武装起义。邓小平告别爱妻，踏上去广西的征途。

1929年至1930年，邓小平、张云逸、俞作豫、李明瑞等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立了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邓小平奉命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这时张锡瑗正住在上海宝隆医院，准备分娩，邓小平离沪前，她已怀孕，邓小平汇报完工作，急忙赶到医院。夫妻久别重逢，虽感欣喜，但孩子却很难产。后来，孩子虽生下来了，但张锡瑗却得了产褥热，邓小平焦急地陪伴着妻子，但非常不幸，几天后，张锡瑗就去世了，年仅24岁。刚生下不久的孩子也随之夭亡。他顾不得埋葬妻子，便奉命匆匆赶回广西，经过香港，遇到中央特科工作人员李强，邓小平委托他代为埋葬妻子。

1930年春，李强回到上海，奉中央军委之命，负责安葬张锡瑗。

李强回忆说：“我们把张锡瑗埋葬在上海江湾公墓，墓碑上写的是张周氏，立碑人也是用的假名，这是地下工作的需要。给张锡瑗送葬的，有邓颖超同志和她的妈妈，还有张锡瑗的妹妹张晓梅。”

1949年上海解放后，一进城邓小平就去寻找张锡瑗的坟墓。因为战乱，日本人又在公墓那里动土修机场，公墓已面目全非。在李强的帮助下，才找到墓地。邓小平把她的遗骨重新放置在一个小棺木中，并于1969年，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园。她的墓碑上镌刻着“张锡瑗烈士之墓”，镶嵌着她唯一一张保存下来的照片。

夫妻情缘仅两年　邓小平的第一任妻子张锡瑗邓小平的第二任妻子金维映牺牲在莫斯科★她和邓小平相爱于红色区域。

★她和邓小平短促的夫妻情断于“左”的棍棒。

★她去了令人神往的十月革命故乡，但却不知魂归何处！

金维映原名金爱卿，又使用过金志成的名字，她和邓小平同年，均生于1904年，她生于浙江舟山群岛岱石高亭镇，父亲金荣贵粗识文字，是一家客店的小职员，一家4口全靠父亲微薄的收入过活，生活很艰难。

1912年，定海县成立了女子小学，校长沈毅是致力于教育救国的进步人士。其时金维映的父亲也转到定海公民招待所当了职员。

女子小学和公民招待所，在舟山地区革命运动中是颇有影响的去处，金维映的革命生涯便始于此。

1913年，金维映走进定海女子小学读书。

金维映从女子小学毕业后到宁波师范学习，3年后又回到女子小学，当上了幼稚班教师。

金家世代受苦，父亲金荣贵念书不多，没想到“金门出龙女”，女儿有出息，成了教“秀才”的先生。他内心备感欣慰。

此时的金维映已出落成俊俏苗条的南国女子，脸蛋圆圆的，眼睛大大的，黑黑的眸子宛如舟山港湾里的一汪清波，举手投足没有娇羞，却在秀媚中透着爽人豪气。

当金荣贵为女儿学成荣归高兴时，他并未真正认识女儿。此间，金维映正在由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步转变为一个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职业革命家。

1924年1月，国共两党实行合作，南半个中国正酝酿着革命风潮。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大学，集中了一批党的杰出领导人物和进步人士。这期间她结识了瞿秋白、杨之华（秋白夫人）、郭沫若、项英等著名人士。金维映被他们的言谈深深打动。

1926年11月，金维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成为中共定海独立支部成员。从此，金维映开始了她共产主义战士的壮丽人生。

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南半个中国工农运动如火如荼。定海女子小学和公民招待所成为党的据点，金荣贵同情共产党，支持女儿的革命行动。他利用工作之便，掩护革命同志在公民招待所进行工作。

金维映白天教书，晚上从事革命活动。

她发动工人成立定海县总工会，领导会员开展经济斗争，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增加薪水。

舟山的主要经济活动是盐业，盐民是劳动者的主体，中共宁波地委指示定海独立支部，以开展盐民运动为工作重点。在金维映的发动下，盐民们怒吼了。

1927年3月12日，盐民们在岱山东狱宫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告岱山盐民协会成立。

各界代表到会发言，会场上的革命气氛高涨。会后整队游行，队伍浩浩荡荡长达10里。

金维映身背大刀，英姿飒爽，前后奔走，不时带领盐民高呼“打倒贪官污吏”“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声震海天。

同时，金维映又把店员、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建立工人团体，一个盐民协会，一个总工会，两支大军会合在一起，革命火炬照遍舟山群岛，金维映被誉为“定海女将”。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舟山一片白色恐怖，金维映被捕，幸父亲金荣贵有一些上层关系，才把她保释出来。

一天，她轻声告诉父亲，要到上海教书，金荣贵闻言心中一惊，他知道，教书是借口，找革命是真。他知道上海滩上国民党杀共产党杀得红了眼，他更知道女儿行动决不是她个人安排的。他默默地打量着女儿憔悴的面容，说不出一句话来，只点了点头，父女俩含泪依依惜别……

迈出家门，金维映踏上去上海的路，她深情地多次回望故乡和亲人……

这一去她再也没能返回故乡！

金维映来到上海，找到党的地下组织，进入中华全国总工会，从事秘密的工人运动，大家都亲切地叫她“阿金”。1929年，阿金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30年任上海丝织业工会和上海工会联合行动委员会领导人，这时她年仅26岁，但已是经验丰富的女革命家。在上海，阿金认识了邓小平。

邓小平领导的百色、龙州起义，创立了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1930年6月，党中央出现了“立三路线”——“左”倾盲动主义，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不顾革命低潮的形势，夸大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危机和革命的主观力量，提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盲动纲领，强令还处于初创阶段的红军离开根据地去攻打大城市，提出“占领长沙，拿下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极端盲动口号。李立三命令红七军攻打柳州、桂林。但仅两个月，不但没有打下柳州、桂林，7000健儿剩下的还不到一半。1931年10月，红七军转战至湘粤边界。

梅花村一战，红七军损失惨重，只剩下2000人。2月，邓小平等率部沿湘粤边界向江西进发。在赣南崇义，邓小平得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领导已由王明集团把持。邓小平在崇义主持红七军前委会议，决定红七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靠拢，他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

1931年4月底，红七军到达江西永新，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不久，接到朱德、毛泽东的命令，成立红军河西（赣江以西）总指挥部，李明瑞任总指挥，统一指挥红七军、红二十军（赣西南地方红军编成）和湘赣苏区红军独立第一师三支部队。

1931年6月，红七军主力东渡赣江，在兴国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

可惜，当时中央苏区大肃所谓“AB团”和“改组派”，原红七军的许多干部被杀，李明瑞则被扣上“改组派首领”的帽子，于1931年10月惨遭杀害时，年仅35岁。

1931年2月，邓小平经广州、香港乘船到达上海。但是近半年时间，中央既不听取他的汇报，也不分配他的工作，他只是按月从中央领取生活费而已。他要求回红七军工作，回答是联络不上。他要求去中央苏区工作，被批准了。

这时，中共中央派遣金维映到中央苏区工作，二人正好同行。

1931年7月中旬，邓小平和金维映从上海乘船，经广东汕头进入中央苏区，行前两个月，邓小平和金维映相爱，不久就结婚了。

1931年8月，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不到一年，又调任会昌县委书记。1932年7月，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决定，会昌、寻邬、安远三县统一领导，成立会昌中心县委（实际是地委），由邓小平任书记。

金维映到中央苏区之初，先后担任于都、胜利两县县委书记。两地工作，邓小平和金维映难得见上一面。

金维映到于都县后，在肖家祠召开代表大会。她在会上作了政治形势的工作报告，反“围剿”，打土豪，分田地，她讲得生动明白，使工农干部很快领会了工作意义和步骤，大家情绪很高。

一天，有贫苦农民向区委报告：领背庙里有带枪的反革命分子。区里当时人员不多，大家听到这个消息有点紧张。金维映马上说：“不要怕，我们能捉到他们！”

第二天清晨，金维映带着十几个人悄悄包围了领背庙。金维映布置好位置后，带人猛然冲进庙里，4个反革命分子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活捉了，还缴获了4枝枪。

邓小平和金维映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前后不到两年。1933年5月，邓小平由于坚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受到王明的打击，这就是“邓、毛、谢、古事件”。邓小平受到不公正的打击和批判后，金维映离他而去。

此时，她已调到中央组织部任组织科科长。李维汉是组织部部长。后来，她和李维汉——两位曾在上海共同战斗的战友结成了革命伴侣。同时，有些身体有病的同志也到莫斯科接受治疗，谁知，这一去竟永无复返了！

阿金在苏联最后的日子，鲜为人知。1988年6月24日，邓颖超在回忆金维映时，饱含深情地写道：“1939年7月，周恩来同志右臂骨折。8月我陪伴恩来同志去苏联莫斯科治疗。听说阿金已经在莫斯科郊区的休养所。当时许多中国同志在那里休养。我曾去过两次。第一次，见到金维映同志时，她很正常。第二次再去时，听说她病了，当时不知是什么病。据说后来把她送到精神病医院了。”

1940年2月，周恩来、邓颖超离开莫斯科回国前，又去看望了金维映。邓颖超写道：回国后，我在国统区工作，没有再听过她的消息。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希特勒军队进攻莫斯科的时候，她住的医院和儿童福利院（我国烈士子女在此学习）都迁离了莫斯科。

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了！“解放后，有同志从苏联回来，听说她住在医院里，在敌人的炮火下，牺牲了！”

当年，苏德战争爆发之后，战争的局势非常紧张、混乱，有很多事情将永远不为人知。

传到延安的消息只说，她牺牲在莫斯科。

她牺牲时只有37岁。

这是一张邓小平与卓琳的结婚照片。奇怪的是，在这张具有珍贵纪念意义的黑白照片上，却站着两对新婚夫妇。照片左侧是年轻的八路军干部孔原和他的妻子许明。而位于画面右侧的夫妇才是邓小平和卓琳。为什么他们的新婚合影竟然是四个人合照的呢？

卓琳原名浦琼英，1916年生于云南宣威一个开明的实业家家庭。父亲浦在廷，是云南著名的实业家，他创制了宣威火腿罐头，远销东南亚。浦在廷赞成国民革命，追随孙中山参加北伐战争，担任过效忠孙中山的滇军军需总局及烟酒公卖局局长。

浦在廷有三个儿子，四个女儿。

浦在廷1950年病逝，终年80岁。

浦琼英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到了该读书的年龄，她和姐姐们一道，请私塾先生授业，学背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和女儿经。先生只教背书，不教认字。所以，她们读的竟是“白字书”！

等她稍大一点儿，她的父亲因为生意的关系，搬到省会昆明长住，她们全家也就到了昆明。在昆明，浦家三个女儿：浦代英、浦石英、浦琼英，一起上了小学，小学毕业后，她们又一起考入昆明女中，在那儿接受中学教育。在中学里，有一个音乐女教员，在课堂上，经常向学生宣讲革命、宣讲共产主义、宣讲耕者有其田的基本道理。浦家三姐妹，受她的感染尤为深刻。有一天，这个教员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场的道路上，铐着手铐脚镣的女教员，一路慷慨悲歌，一路高喊共产主义的口号。她那大义凛然、英勇赴义的场面，震撼着每一个学生的心。从此以后，共产党人的形象，便铭刻在浦家姐妹的心底。

1931年，北平要举办一个全国运动会，各省挑选选手参加。浦琼英被选为少年组60米短跑的选手参加了云南省代表队。

代表队出云南刚刚到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入侵，迅速占领了我国的东北三省。国难当头，运动会开不成了，云南队只好折返。

参加运动会，固然很令人兴奋，但是浦琼英心中的目的，则是想通过参加运动会，走出家门，走出云南，到北平去念书。没想到刚走到香港就要返回，她实在不甘心。

这时，浦琼英是一个15岁的少女，已经很有主意。她下定决心，不回云南。她写信给她的哥哥，要求去北平读书，并表示了不回云南的决心。她的决心，终于获得了家里的同意。

1932年，浦琼英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学。女一中是北平一所著名女校，校风好，空气活跃，成就斐然。浦琼英在这个新环境中生活得十分愉快。

她生来聪明颖慧，活泼开朗，学习起来轻松有余，学习之外，又结交了一些同乡好友。著名电影演员张瑞芳、陈云的夫人于若木、胡乔木的夫人谷雨等，都曾是她的同窗。她还和张瑞芳在学校同台演过戏呢！张瑞芳演丫头，浦琼英演小姐。学习之外，她和几个云南的老乡一起，经常出去郊游，去泡茶馆，去戏园子听戏，生活得自由自在，在家乡的那种沉闷之气一扫而光。

在北平，她爱上了京戏，一个年长的同乡还请了人来教唱。可惜浦琼英五音不全，不能学唱，但她年龄小，记性好，跟在别人后面，把那些名段子，全都背下来了，以后几十年都没有忘记！

上中学期间，浦琼英得了肺病。她到南京去住医院，还去了一趟上海。

家里每个月给浦琼英50块大洋的生活费，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这钱可不少！那时候，一块大洋能买一袋面粉。浦琼英年龄不大，又好玩，钱是不少，可每个月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都花光了。她从小养成的这种不善理财的性格，影响了她的一生。

对于浦琼英来说，摆脱了封建家庭束缚的阴影，在北平高高兴兴地上学，痛痛快快地生活，又不愁吃穿，生活应该是完美无缺的了。但是，那个年代，正值国难当头，时局动荡。

民族危亡感，冲击着每一个青年学生的心，这对浦琼英来说，也不例外。

东北沦陷后，许许多多的东北流亡学生聚集在北平，他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

一

曲低沉激愤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飘荡在这古城的大街小巷，飘荡在大学中学的校园里，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义勇军进行曲》激励着每一位同胞，抗日救亡运动席卷中国大地。“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喊出了四亿五千万同胞的共同愿望。

1936年，浦琼英中学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

一个女孩子，在那个年代，为什么要报考北京大学物理系？

这是因为，北京大学，是中国著名的高等学府，是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发祥地，是中国新思想、新文化的活跃地，也是各种著名学者和新人物风云际会之地。

这是因为，学习理工科，实业救国，科学救国，乃是进步青年的理想所在。

浦琼英聪明好学，也比较用功，考取全国著名的大学，对她来说，意义不浅。她，乃是全云南省第一个考上北平名牌大学的人。

说来也有意思，这个北大物理系，也实在是和她有缘。十年后，她的三个子女，也都相继步她的后尘，考上了北大物理系！

当时的北京大学，分为文学院和理学院，理学院在东城区的沙滩附近。

当浦琼英进入北大学习时，她发现，这里又是一种新的，与中学大不相同的，却更为吸引人的生活空间。在这里，除了学习生活之外，政治气氛也极为浓厚。在校园里活跃着一个叫做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组织，浦琼英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了民先的外围活动。但她当时的想法，还是要好好读书，准备将来学成之后以兴科技和办实业来报效国家。

在这一年，浦琼英的两个姐姐浦代英、浦石英也争得家庭同意，一起来到北平读书。

邓小平复出后首次亮相

这年的4月12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的宴会，邓小平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出席。当时，一位外国记者这样描述邓小平：“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曾剥夺了邓的一切权力，而那边，则是政治的牺牲者。”还说他“只身孤影，缄默无声”。其实，这位记者的描述是不准确的。因为邓小平的复出，符合中国人民的心愿，他内心也一直洋溢着能重新为党和人民工作而焕发的欢快。

1950年就同邓小平相识的阿沛·阿旺晋美，曾到钓鱼台对面邓小平复出后居住的一幢公寓里拜访，邓小平很高兴，乐观坦城地对这位老朋友说：“我这几年在下面过得很好，你看我的身体不是还很健康吗？我过去学过钳工，后来干革命，手艺生疏了……”随后，他不无幽默地说：“这几年又干钳工，还学到了不少新技术，这也是一件好事。”

阿沛·阿旺晋美说，“文革”初期红卫兵还未来得及批判他，毛主席和周总理就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保护了下来。邓小平不由得连声说：“这就好，这就好，你是进了保护伞，对你这样的人是应该保护的。”接着邓小平又说到自己：“我也是得到主席和总理保护才活下来了。送我到外地一个小地方，也是一种保护。”

邓小平还特意会见了已故元帅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

邓小平对生死与共数十年的罗荣桓表示深切怀念。他对跟着林月琴前来探望的孩子们说：“要记住你们的爸爸，他是真正维护毛泽东思想的，他反对活学活用完全正确，我和他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邓小平对时时关心自己的老部下，总是宽慰地说，他在江西工厂锻炼时没阻扰，啥事都没有过，身体也很好。

决定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前，毛泽东写信告诫江青“不要反对”。

周恩来抱病主持这项筹备工作

1974年4月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是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当一年前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时，石油输出国组织为支持阿拉伯国家，采取了石油提价的措施，这表明了第三世界国家以原料为武器，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更加高涨。也可以说这是第三世界国家在完成政治独立以后，争取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这一着重讨论原料和发展问题的会议，与会者大多为各国首脑。

会议本身重要，我国由谁率团出席的问题既重要又敏感。当时，周恩来病势加重，全国四届人大即将召开，国外纷纷猜测中国政坛上的格局变化。可见，由谁率团出席这次会议，将在国内外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为各方面所瞩目。

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当然也看到了这一点。此前，他们借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使重病中的周恩来政治处境更为艰难。在遭到毛泽东的批评以后，江青等虽暂时收敛了气焰，但眼见率团出席联大会议的人选有空子可钻，便力图把他们帮派中的人推出来。

3月20日，外交部关于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人选的请示报告呈送到毛泽东面前。年迈的毛泽东仔细地审阅报告，当即拍板：由邓小平担任代表团团长。同时，他又觉得有必要再听听其他人的意见。于是，他嘱咐：这件事先不要说是他的意见，可以先在外交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来，报请中央政治局批准。此时，江青也在揣摸毛泽东的意向。这一天，她写信给毛泽东，请求会面。毛泽东看穿了江青求见的真正意图，立即写信答复：“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写到此，毛泽东觉得还未达意，随即又批评道：“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

江青在毛泽东处吃了闭门羹却仍不醒悟。3月24日，周恩来接到了外交部重新写给党中央、毛泽东的报告后，立即明确表示赞成，毛泽东也圈阅了这份报告表示同意。但是江青却公开提出反对意见，蛮横地要求外交部撤回这份报告。周恩来只好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份报告。

3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举行，由于会前周恩来做了工作，除江青外的与会政治局委员都赞成由邓小平率代表团出席联大。江青一看自己彻底孤立了，在会上吵吵闹闹，声称对这件事“保留意见”。大家出于对毛泽东的尊重，以沉默态度相对。会议的情况于第二天汇报到毛泽东处，他感到很恼火，本来他已决意让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只是为了听听大家的反映才不便明说。可是在政治局绝大多数同志已经同意他的意见后，江青还在胡闹。于是，他马上写信告诫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这当头棒喝，使得江青不得不在当晚周恩来传达毛泽东意见时，表示同意。

小平同志于27日起减少国内工作，开始作出国准备。虑事缜密的周恩来，嘱咐安排好小平等同志的安全工作，并要求在4月6日代表团离京时，举行盛大欢送，以壮行色。

邓小平认为，出国准备工作“重要的是要有一篇好的发言稿”。他在联合国首次提出了中国永远不称霸的诺言。

3月底的一天，外交部长乔冠华带领凌青等人，到邓小平住处请示出席联大会议的准备工作。

乔冠华首先关切地问：“邓副总理身体怎么样？去联合国要不要带医生？”一向不把自己生活待遇放在心上的邓小平神态自若地说：“医生？早就没有了。”在座的人都面面相觑。

邓小平却直入正题：“重要的是要有一篇好的发言稿。”话仅一句，就概括他数十年的外交工作经验，特别是他60年代起数次率团去莫斯科同苏共谈判的经验。

代表团同志为发言稿再次来向邓小平汇报时，邓认为他的想法同代表团起草发言稿的同志，不谋而合，即除了表示支持第三世界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项主张外，还应当向国际社会传达中国共产党对当时国际形势的新看法，即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新提法。

原来，这几天他经常想起这样一件事，一个多月以前，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在亲切友好的谈话中毛泽东讲：“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三世界人口多啊！”

毛泽东解释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当对方表示同意自己的分析时，毛泽东又说：“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邓小平还清楚地记得：毛泽东会见阿尔及利亚革委会主席布迈丁时进一步解释道：“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邓小平认为，如此重要的内容，必须利用联大这一国际舞台向世人宣布。

发言初稿很快起草完毕，邓小平决定用一天时间和外交部同志一起修改。念一段，议论一段，逐段讨论。中午就在讨论的地方用餐。邓小平和大家一样，也领得了一份菜饭。

在讨论发言稿的结束语时，邓小平胸有成竹地提出：“应该讲这样几句话：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侮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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