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民建中央宣传部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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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史话试读：
总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2011年4月
出版说明
自古至今，始终坚持不懈地从漫长的文明进程中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中汲取有益营养，从而培植广阔的历史视野，并具有浓厚的历史意识，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独有的鲜明特征，中华民族亦因此而以悠久的“重史”传统著称于世。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系统完备的“二十四史”即证明了这一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知识普及工作被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20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主持编写的《中国历史小丛书》，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组织编写的《中华文明史话》和《百年中国史话》，成为“大家小书”的典范，而后两套历史知识普及丛书正是《中国史话》之缘起。
2010年年初，为切实贯彻中央关于“做好历史知识普及工作”的指示精神，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对《中华文明史话》和《百年中国史话》两套丛书的内容进行了修订和增补，重新设计框架，以“中国史话”为丛书名出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亲任《中国史话》一期编委会主任，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任编委会副主任。正是有了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和诸多学术名家的积极参与，《中国史话》一期200种图书得以顺利出版，并广受好评。《中国史话》丛书的诞生，为历史知识普及传播途径的发展成熟，提供了一种卓具新意的形式。这种形式具有以通俗表述、适中篇幅和专题形式展现可靠历史知识的特征。通俗、可靠、适中、专题，是史话作品缺一不可的要素，也是区别于其他所有研究专著、稗官野史、小说演义类历史读物的独有特征。
囿于当时条件，《中国史话》一期的出版形式不尽如人意，其内容更有可以拓展的广阔空间，为此2013年4月我们启动了《中国史话》二期出版工作。《中国史话》二期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系列，拟对中国各区域、各行业、各民族等的发展历史予以全方位介绍。我们并将在适当时机，启动《世界史话》的出版工作。史话总规模将达数千种。
我们愿携手海内外专家学者，将《中国史话》《世界史话》打造成以现代意识展现全部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集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万有文库”；并将承载如此丰厚内容的史话体写作与出版努力锻造成新时期独具特色的出版形态。
希望史话丛书能在形塑民族历史记忆、汲取人类文明精华、培育现代国民方面有所贡献，并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史话编辑部2014年6月序
中国民主建国会自成立以来，已经走过70年的光辉历程。7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但对于一代一代的民建人来说，却是经年累月，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1945年，获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中国人民尚未充分品味喜悦，就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关键抉择。“世界需要和平，国家需要民主统一，人生需要自由康乐”，为着这样的理想，一群民族工商业者、金融界代表人物，以及与其有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走到了一起，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姓名，公开地向社会宣告民主建国会的诞生，“以国家民族为前提”，“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以团结各界思想进步行动踏实之分子，合力推进民主政治”，发展“各种有利建国之事业”。
70年来，包括民建在内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坚韧、勇敢、智慧抒写了中华大地的壮美华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70年来，民建积极投身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探索改革路、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无论前进道路上遇到什么困难与挑战，民建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真诚合作、和衷共济，为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建真言、献良策，尽心竭力，共同推进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70年的人与事，演绎了一个巨变的时代。《民建史话》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大背景下展开，因为民建的历史不可能脱离中国的历史时代而单独存在。在这部史话中，我们可以看见时代对于人们的呼唤，也可以看见在时代的洪流中，一代代民建人是如何为着理想的实现而努力拼搏奋斗，更可以看见面对困难、面对抉择，一个政党是如何把握好航向，由爱国主义驶向新民主主义，又由新民主主义驶入社会主义的航程。《民建史话》以《中国民主建国会简史》为主要资料来源，同时也参考了大量的会史档案、民建先贤人物传记，力求在真实叙述的同时，将民建的历史呈现得更加生动和丰满。广大会员从中可以汲取充分的养分，可以鲜明地感受到民建的优良传统，可以体味民建建设发展的经验。同时，也让社会大众真切地了解民建。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历史，就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饮水思源，礼不忘本。希望这本《民建史话》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以民建前辈先贤为国为民殚精竭虑、奋斗不息的高尚情怀，作为我们今生拼搏前进的楷模和表率，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以新的业绩续写民建历史的新篇章，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一民主建国会的创立
1945年，浴血经年的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然而，中华民族却面临着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还是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国家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抉择。12月16日，为了争取光明前途，一部分希冀和平、民主、自由的爱国民族工商业家和知识分子在重庆创建了民主建国会。在推进民主、反对独裁，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斗争中，民建从“中间路线”逐渐转变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与全国人民一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1民族工商界的救国探索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自诞生之日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受到来自外国资本主义的巨大压力，又受到国内封建势力的严重摧残。同时，由于自身的弱点，它又与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在政治上既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也具有因缺乏彻底反帝反封建勇气而产生的妥协性。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两天占领沈阳，一周占领辽宁，三个月占领东三省，中华民族亡国惨祸迫在眉睫。“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全国范围内的民族民主运动空前高涨，一批以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为己任的志士仁人，在苦难中努力寻求富国强民之路。
出身于书香之家、以“职教派”领袖黄炎培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经过对国内外教育的研究和考察，黄炎培认为中国教育的弊端在于教育与职业的分离，为此他主张实行职业教育，以“解决社会国家最困难的生计问题”。这个主张得到了当时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蔡元培、张元济、马相伯等人的支持。1917年5月6日，黄炎培在上海成立了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职业教育机构——中华职业教育社。教育与实业的结合，也使得黄炎培将一批文教界和工商界人士团结在自己周围。作为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股活跃的社会政治力量，黄炎培等人除了矢志于“大职业教育主义”外，还积极奔走国事，参与政治斗争。1939年11月，“职教派”和第三党、国社党、青年党等联合建立了第一个松散的联合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0年1月，“职教派”又成立了一个政治组织“国讯同志会”。1941年3月，三党三派又联合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黄炎培当选为第一任主席。
与此同时，许多志士仁人选择了实业救国的道路。胡厥文就是其中一位代表，他26岁时就创办上海新民机器厂，开始了对实业救国道路的摸索。为了带动同业，使民族工商业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夹缝中艰难图存，胡厥文于1927年又创办了上海铜铁机器业同业公会。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进犯上海，蒋光鼐、蔡廷锴率十九路军奋起抗敌。同时，上海人民也轰轰烈烈地支援前线，配合军队作战。国难当头，焉能安业？胡厥文也立刻投入到抗战洪流之中，他与黄炎培合作，通过中华职业教育社等组织，发动全市工商界支援抗战。爱国企业家日夜赶制手榴弹、炮弹、水雷、地雷，支援前线守军。几十天里，胡厥文日夜奔忙，无暇理发剃须，竟至鬓髯盈颊，他索性蓄须以记国难。当有人问起时，胡厥文回答说：“蓄之以记国难，等赶走了倭寇时再剃。”自此以后，胡厥文胸前就飘起了盈尺的长髯，不到40岁，就获得了“髯公”的美名。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爱国工商界发扬反帝爱国的传统，与全国人民一道，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为了保存民族工业，支援抗战的军需民用，爱国实业家纷纷表示“誓不以厂资敌”。胡厥文等多方奔走，拟将自办工厂迁往内地，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战争。1937年8月1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了资源委员会关于搬迁上海民族工业的提案。随后，成立了上海工厂联合会迁移委员会。在爱国实业家胡厥文、颜耀秋、支秉渊、吴羹梅等人的推动下，内迁工厂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8月27日，首批27艘满载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以及其他工厂部分人员、设备的船只开始了内迁的征程。此后，大批工厂陆续内迁。到1940年，沿海民营工业迁入四川、广西、贵州、陕西等地的企业共有450多家。其中有被誉为“味精大王”吴蕴初创办的天厨味精厂、天原化工厂，“铅笔大王”吴羹梅创办的中国标准铅笔厂，马冠雄主持的顺昌机器厂，“火柴大王”刘鸿生创办的章华纺织厂，李国伟主持经营的武汉申新纱厂、福新面粉厂，周仲宣经营的周恒顺机器厂，李葆和主持经营的中国煤气机制造厂，范旭东、侯德榜、李烛尘主持经营的天津永利、久大、黄海企业集团等。
在整个内迁过程中，民族工商业家在上有敌机轰炸、下有日军追击，运输工具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不顾对生命财产的威胁，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完成了史无前例的民族工业大迁徙，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生轮船公司几乎承担了全部迁川工厂物资和人员的运输任务。为便于调度和指挥，在镇江设立了联合运输处，由童少生统一调配内迁车辆和船只。民生轮船公司为民族工业的内迁做出了积极贡献、付出了重大牺牲。在抢运过程中，先后有16艘船只被日本飞机炸沉、炸毁，116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民族工业的内迁，是我国民族工商界的一次爱国壮举。内迁的民营工业，不仅在组织军需民用产品的生产、支援抗战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大后方工业的开拓与建设、改变全国工业布局发挥了重要作用。永利、久大、黄海企业集团迁川后，在犍为创办了“新塘沽”工业区，并首创枝条架浓卤法，节省了燃料，制造出盐、酸、碱等民用军需产品。周恒顺机器厂、顺昌机器厂、中国汽车公司华西分厂、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等分工合作，生产了大量迫击炮弹、地雷、水雷以及飞机炸弹引信、弹尾等军需产品。这些内迁的机器厂后来被称为“抗战期后方机器工厂之中坚分子，对机器制造厥功至大”。天原厂生产的盐酸、烧碱等产品供不应求，中国煤气机制造厂生产了用煤气发生炉装备的汽车，酆云鹤在四川创办的西南化学厂为制造炸药生产了大批甘油，等等。
原本在大后方的民族工商业者在抗日战争时期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胡子昂与胡仲实、胡叔潜于1932年在重庆筹组华西兴业公司，到抗日战争时期，华西公司已发展成拥有华西机器厂、华联炼钢厂、四川水泥厂、华泰木厂、协和火药厂、华西猪鬃厂等企业的华西企业集团。这些企业的产品成为抗战时期的重要物资。华西企业集团还于1941年创办了华康银行，胡子昂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在促进民族工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被誉为“猪鬃大王”的古耕虞，在经营四川畜产公司时通过猪鬃出口，换取了战时急需的外汇和物资。
为了更好地支援抗日战争、振兴民族工业、发展战时经济，民族工商业者先后在重庆等地成立了一些社团组织。如胡厥文等发起成立的迁川工厂联合会，胡子昂等参与组建的西南实业协会，庄赞臣、颜耀秋、潘仰山等创立的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罗叔章、徐崇林等创办的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这些社团成立以后，以不同的形式开展活动，主张发展民族工业、反对官僚资本，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卖国。迁川工厂为展示在大后方取得的成就和民族工业实力，于1942年元旦在重庆举办了“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先后有200多家工厂参展，展出产品49类，为期15天。中共驻渝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国民党政府官员林森，美国和苏联驻华大使均前往参观。周恩来在题词中写道：“民族的生机在此。我的感想是：一、政府应以主要的人力、财力一部分支援民族工业；二、人民应以投资民族工业，服务民族工业使用国货为荣；三、厂方专家应不计困难专心一志，务期一物一业得底于成；四、民族工业的基础在重工业，而重工业的成果都不能短期得见，故必须以政府与人民的全力助其成。”1944年10月10日，迁川工厂联合会同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在重庆举办“会员厂矿出品展览会”，再次轰动山城。2民主建国会的诞生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爱国实业家们一个个欣喜若狂，幻想着从此迎来国家的和平统一、民族实业的全面发展。但是，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使他们的希望最终成为泡影。
早在抗战后期，大后方通货膨胀，物价上升，经济每况愈下。民族工商业者饱受国民党政府的管制、限价、重税、高利贷以及贪官污吏的压榨勒索之苦。大部分工商企业日趋衰落、朝不保夕。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不顾民营经济的死活，一方面允许美货大量倾销，一方面又取消订货合同、停止原料供应，同时借“接收”敌伪财产之机侵吞民族工商业者的资产，使民族工商业身陷困境。自1945年8月至1946年5月，迁川工厂联合会原有会员390家，只剩下100余家，开工者更仅有20家。在此情况下，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以及胡西园、吴羹梅，李烛尘、刘鸿生等，会同迁桂、迁湘各厂负责人召开内迁工厂联合会会员大会，全国工业协会总会召集工业界核心人士座谈，商讨应对困难的办法，并推举刘鸿生、李烛尘、胡西园、胡厥文、吴羹梅等作为工商界代表，多次与国民党政府交涉，但国民党政府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交涉没有取得结果。之后，胡西园、胡厥文、吴羹梅三人要求面见蒋介石，蒋介石迫于进步力量的抨击和各界舆论的巨大压力，被迫接见了代表，但仍然没有答应代表的要求，使民族工商业者感到极度失望。面对国民党的消极态度和官僚资本掠夺蚕食的严酷现实，民族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开始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感到靠实业救国的理想并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不能为民族工商业拓展足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既能在民主团结、和平建国中发挥作用，又能维护切身利益的政治组织。1945年7月，黄炎培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在延安机场交谈
与此同时，与民族工商界有联系的社会贤达和民主人士也在思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工商界的命运。当时，国共谈判陷于停顿状态。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做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正在重庆印发流传，黄炎培读后颇有触动。为了推动国共谈判，他与冷遹等6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于1945年7月1日访问延安。在延安期间，黄炎培亲眼目睹了中国共产党的施政政策和解放区的成就，接触和认识了大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高级将领，特别是有机会与毛泽东多次促膝长谈。在一次谈话中，黄炎培问毛泽东：“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延安之行，使黄炎培大开眼界，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对中国的光明前途有了新的信心，鼓舞了他追求真理的勇气，成为他一生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为日后新政党的发起和筹组奠定了思想基础。回到重庆以后，他自行出版了《延安归来》一书，盛赞中共的政策和解放区的形势，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基于对当时局势的认识判断以及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影响，民族工商业代表人物和与其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开始酝酿成立政治团体。
1945年8月21日，黄炎培和杨卫玉到六厂联合办事处与胡厥文谈论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家的前途问题，一致认为民族工商界不能只埋头搞实业，还必须组建一个自己的政党。于是，决定共同发起组织一个新的政党。胡厥文提出，工商界目前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不多，且大都不擅长搞政治，要成立自己的政治团体，就必须联合社会上对政治研究有素的人士参加，将民间力量扩大起来，才能相得益彰。经研究，决定邀请章乃器、施复亮参加筹备工作。
正是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9月17日，毛泽东在曾家岩招待重庆部分工业界人士。随后，胡厥文、李烛尘、颜耀秋、吴蕴初、胡西园、吴羹梅等在桂园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不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中共代表团驻地会见了重庆工商界各团体的负责人。毛泽东介绍了国内外形势和中国共产党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民族工商业政策、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道路等问题，使这些工商界人士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了解，对蒋介石坚持内战独裁的阴谋也有了警惕。
随着形势的发展，新政党的筹建步伐加快了。通过“星六聚餐会”，经过十多次的酝酿和串联，参加发起的人数不断增加，章乃器负责起草了大部分文件。在一次讨论中，施复亮主张“中间立场”，认为这样可以“做共产党所要做而不能做的事”。但他后来说：“中间派决不是中立派，在民主与反民主之间决不能中立；中间派也不是调和派，在是与非之间也无法调和。”
在紧张筹备的关键时刻，10月9日，周恩来应西南实业协会邀请，发表了题为《当前经济大势》的演讲，肯定了工商界关心政治是个进步。周恩来的演讲对筹组民主建国会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1月28日，民主建国会筹备会议在迁川工厂联合会举行，30多人出席了会议，并推举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孙起孟、施复亮等15人为筹备干事。在民建的筹组过程中，胡子昂参加了酝酿工作，但由于重庆市参议会议长的身份，不便公开出面，因而介绍华康银行协理鄢公复参加发起，并在筹集经费等方面尽力给予支持。经过紧张的筹备，134人参加了民主建国会的发起签名。其中约半数是民族工商业者、金融界代表人物，约半数是与工商界有密切联系的文教界中上层知识分子和经济工作者，还有少数共产党员。
1945年12月16日下午1时，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召开了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当天，93人出席了成立大会。
大会公推黄炎培、胡厥文、黄墨涵组成主席团。首先，胡厥文致开会词。他说：“本会之筹设，其最大目的为促成民主。抗战八年来，工业家前仆后继，努力为国奋斗，而抗战结束今日，形成工业萎缩，考其原因实由于不民主，此为过去惨痛之事实。其二，保持民主精神。本会非少数人垄断之团体，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以国家民族为前提，我们是代表全民的，不愿任何党派操纵本会。本会绝对与全民一体，本会工作前途之成功即全民之成功，所以前途非常光大。最后，我们坚决主张，不屈服于任何威力，以大公无私的精神积极奋斗到底，今天成立大会，人数不多，实由于本会重质不重量，每个会员均经慎重介绍，我们要以慎始求将来结果之美满。”黄炎培报告了筹备经过。他说：“本会产生于每一个人的要求，一部分产业界，一部分文化教育界，这两部分人觉得为公为私，都应当有这样的一个组织。最初发起的一天是八月二十一日……每周开会一次或二、三次，最后一次筹备会为十二月十四日，共开会二十四次，其间经过虽为时不久，但亦相当艰苦，参加签名而已经离渝者已不少，愿参加而未及签名者亦复不少。……我们站在民众立场，清清白白，不依靠特殊势力，完全依靠民众，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民众之一，本会各分子，均有正当社会岗位，没有以政治为职业者，决不做某一党某一派之尾巴；但亦决不排斥任何党派，对于人民有利之行动，我们都赞成，反之，有害于民之行动，我们坚决反对。”接着，彭一湖、黄墨涵、章乃器、胡西园、王之轩先后发言。
会议一致通过了《民主建国会为本会之名称案》，通过组织原则、章程、政纲、成立大会宣言等重要文件，提出了对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张和对时局的看法。概括起来就是要求民主，要求建设。章程规定，民主建国会“以团结各界思想进步行动踏实之分子，合力推进民主政治，并以互助方式发展各种有利建国之事业为宗旨”。政纲针对当时局势指出：“抗战既获胜利，我人认为必须于和平中完成建设，以恢复元气，增进国力；于统一中实行自治，以安定秩序，发挥民力，而和平与统一，均须于民主政治中求之。有效之国防，亦端赖政治进步，经济充实，益以教育文化之发达，始能奠定其基础。”宣言劈头直言“直到如今，自命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依然在少数人的驱使之下，进行自寻毁灭的战争！愚顽的特权阶级，依然在制造社会的矛盾，执行殖民地的黑暗统治，逼成玉石俱焚的流血革命，以自陷于覆亡！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这就因为全世界的平民没有普遍的觉悟，没有广泛的团结，因而不能发挥他们潜在的伟大力量”。1945年12月16日，民建成立大会通过的成立宣言、政纲、章程
民建的主张，体现了当时民族工商界和知识界对和平统一、民主建国的期望。强调民主，是民族工商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需要；要求建设，是为了反对外敌经济侵略和内战破坏，争取民族经济的复兴。这些主张，适应了历经磨难的中国人民对和平与民主的渴望，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纲领的要求大体一致。民建政治纲领的进步性为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创造了条件。《组织原则》规定：“不采取领袖制，会务分工负责，重大事宜，以合议制决定之。”根据上述规定，选出胡厥文、章乃器、黄炎培、胡西园、施复亮、吴羹梅、李烛尘、王纪华、杨卫玉、孙起孟、王却尘、俞寰澄、张澍霖、酆云鹤、胡子婴、林汉达、庄茂如、章元善、王靖方、王载非、徐崇林、黄墨涵、萧万成、毕相辉、夏炎德、鄢公复、宁芷村、范尧峰、王孝绪、漆琪生、林涤非、姜庆湘、陈钧、文先俊、罗叔章、王之浩、周勖成37位理事，李组绅、阎宝航、冷遹、董问樵、彭一湖、贾观仁、张雪澄、沈肃文、魏如、杨美真、萧伦豫、胡景文、董幼娴、邓建中、徐伯昕、刘伯昌、钟复光、刘丙吉、姚维钧19位监事。
黄墨涵致闭幕词。最后，大会在“民主建国万岁”“世界和平万岁”的口号声中胜利闭幕。
12月19日，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在迁川工厂联合会召开，互选了常务理事和常务监事。会议选举胡厥文、章乃器、黄炎培、胡西园、施复亮、吴羹梅、李烛尘、杨卫玉、孙起孟、章元善、黄墨涵为常务理事，选举李组绅、冷遹、彭一湖、张雪澄、刘丙吉为常务监事。同时，为了宣传国是主张、推进会务和沟通成员之间的联系，会议决定创办《平民》周刊。
民建成立以后，为了扩展会务，开始着手地方组织的建设。1945～1949年，先后在重庆、上海、港九、北平等地建立了分会，在武汉建立了地下小组。3在旧政协会议中的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迫于国际国内压力，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还需要一段准备时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争取时间、调兵遣将、部署内战，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去重庆举行国共两党的谈判，并于1945年10月10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其中提出“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然而，在协定签署不久，蒋介石就发布了进攻解放区的密令，总兵力达190万人以上。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怒，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日益高涨。1945年12月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宣称必须停止内争。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被迫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和无党派社会贤达的代表。民建因为刚刚成立，又未被国民党政府承认，因此没有代表。黄炎培以民盟代表身份参加，李烛尘以无党派社会贤达代表身份参加。
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的1月8日，民建在西南实业大厦举行茶会，招待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及各界人士，报告民建成立经过，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初步意见。胡厥文、彭一湖主持招待会。黄炎培因患病未能出席会议，由杨卫玉代为致词。致词说，经过极艰苦的八年抗战，人人都有了新的觉悟，这就是每一个人，都需关心政治、研究政治、参与政治。基于这样的认识，经少数人倡议，得到工商企业家、银行家、大学教授、文化教育界人士响应，决议成立一个新的政党。至于“民主建国”四字，也是当时“发起诸人冲口而出，一个极本色的名词”。黄炎培特别强调，民建参与政治本着“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他日参加选举，义务所在不敢规避，而决不欲强自为谋。谁贤谁能，求之于天下。选之与之，公之于天下”。章乃器代表民建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了初步意见，希望全国同胞共同努力，促进政协会议成功，政协代表更应抱必成的决心，以使国家在生死存亡的重大关头避免内战，实现民主建国。“第一，开会以前诚意的表示，重于开会以后的协商。因此，内战必须先停止；人民身体，信仰，言论，出版，结社，集会，通信等基本自由必须先全部赋予；释放政治犯，政党合法化，和特务机构的解散，必须先全部实现。”“第二，协商要有结果，会内会外的组织必须健全。因此，我们认为会内需有专家顾问的协助，会外还必需组织军事调查团。”“第三，要协商能得一致的同意，须有广大民意的反映。因此，会议必须完全公开，还要发动全国人民组织政治协商会议期成会，随时发表意见。”“第四，为促进统一，国民党必须开放政权，其方式，或为组织最高政治委员会，或者就利用政治协商会议而充实其职权。”“第五，为达到军队的国家化，必须大量裁兵。国军官兵必须脱离党籍，军费必须出自人民可以控制的来源，军权必须交给无党关系的文人，一切军管党化的方式都必须全部废止。”“第六，为保持未来宪政的圣洁，国民大会组织法和代表选举法必须修改，国民大会代表必须重选。宪法必须重行起草。”“第七，在过渡时期，必须商定共同政治纲领，以代替训政时期临时约法。”“第八，会议还应检讨一下当前复员问题和一般经济政策。”“特别在产业方面，政府过去为了财政收入，曾经用不合理的捐税政策和统制手段摧残产业，结果的悲惨已经有目共见；现在再为财政收入进一步垄断产业，初步的结果也已经表现出来了。由于产业政策的失当和一般经济上现在还没有一些决策，造成前后方不必要的大量失业和大批破产的局面，对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实在太大了！这也是一般人民希望会议能有解决的。”
中共代表董必武对民建意见给予肯定。他说：“民主建国会对协商会议的初步意见，首先在《新华日报》登载，可见我们对贵会的态度。”并表示：“贵会所提的意见，大体与本党向协商会所提出的相同。至于具体意见如‘组织顾问团’问题，我们也同意。”“其他如‘须有广大民意的反映’，我们也赞同，因为会议本身很狭小，一切的决定都要人民支持，如果没有人民支持，即使决议是好的，也不易实施，坏的更不必谈了！希望协商会的议决公诸社会，得到群众的批评。”
招待会期间，于右任、邵力子、褚辅成、张东荪、陈启天、郭沫若、梁漱溟、胡霖、章伯钧、廖嘉铭、胡光麃等先后发言。最后，胡厥文综合大家的意见后说：“党派的利益可以互让，但国家基础和人民的基本权利是不能作为政党的礼物。”他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1946年1月中旬，民建再次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意见。然而，国民党对政治协商会议的内容和范围做了种种规定和限制，实际上仍想保持一党专政的实权。国民党的行为，引起了各党派的不满。
1月15日，黄炎培在政治协商会议第五次大会上做了发言，针对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大会上对筹组联合政府的攻击，进行了严正的批驳。黄炎培指出，“有些政府里的要人，骂热心参与政治、要求组织联合政府者为分赃主义。用这种话来骂人是个莫大的笑话，实在太荒谬了。这些人读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吗？殊不知你政府要人骂联合政府和参与政治为分赃，首先就不打自招的认为你所把持的政权是赃物了。岂不是自居于窃国自盗的大盗贼的地位吗？所以，我奉劝那些大人先生再不要闹这种笑话了”。
黄炎培的发言，招致国民党的怨恨与报复。1月26日上午，军警宪兵特务闯进黄炎培的寓所“箐园”，捆绑了黄宅的工作人员，控制了电话，封锁了通道，翻箱倒柜进行大肆搜查。事件发生后，民盟主席张澜立刻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声明在事件未得妥善处理之前，民盟代表拒不出席政治协商会议。黄炎培也致函蒋介石，要求严肃查究。中共代表团向黄炎培表示了慰问和支持，并在第二天的《新华日报》上以“军警宪兵特务竟搜查黄炎培住宅”为题，详细报道了暴行真相，发表了《实现人民身体和居住自由》的社论，严正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恶劣行径。
同时，李烛尘在政协会议上竭力呼吁国共合作，消弭内战，在和平民主的环境中建设新中国。他认为，中国应以农立国、改善民生、解决生计问题，工业则由民族工业界去做。因此，他提出“国农民工”的口号。我国较大的企业多数是买办资本与官僚资本，纯粹的民族资本是很微弱的。因此民族资本是一个扶植的问题，而不是节制的问题。他的这些论点，反映了民族工商业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强烈不满。
黄炎培、李烛尘等虽然以民盟和社会贤达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但他们经常与民建领导成员一起交换意见，实际上代表了民建的意见。
1946年1月11日，民建邀请中国人民救国会、陪都文化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筹备会，在迁川工厂联合会举行了政治协商会议促进演讲会。会议决定成立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民建捐款5万元作为活动经费。会后，民建推派章乃器、徐崇林、胡子婴等人分别联系在重庆的中国农业协进会、陪都青年联谊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劳动协会、华北政治经济协会等23个单位，组成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
协进会成立以后，先后举行了8次各界民众大会。首次报告会在迁川工厂联合会举行，邀请梁漱溟、李烛尘、黄炎培做报告，有300多人参加。此后，参加报告会的听众异常踊跃，虽遭受特务骚扰，但群情激昂，不为所阻。由于听众越来越多，从第四次起改在沧白堂举行。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李烛尘、郭沫若、张东荪、梁漱溟、王若飞分别做了报告。各界群众纷纷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建议，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机关、审判汉奸、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取消经济管理等。报告会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骚扰破坏。在第四次大会上，当郭沫若讲到军队国家化时，混在群众中的100多名特务狂呼乱叫，使大会未能终场。在第六次大会上，当王若飞做报告时，一批特务在台下敲起小锣，有的手持木头、石块向台上打去，不少群众受伤。在第七次大会上，特务5次扔石子、放爆竹，疯狂破坏。在第八次大会上，特务又包围谩骂王若飞。对国民党特务一连串的破坏活动，历史上称为“沧白堂事件”。
不仅如此，特务还非法抓捕、毒打协进会工作人员。由于协进会新闻处逐日报道协进会的活动情况，如实表达民意，揭露特务打手行径，深为国民党当局所嫉恨。1月24日晚，新闻处负责人、民建成员李学民、田钟灵夫妇在归家途中，遭到10多名特务的围殴，李学民受伤10余处。幸有群众闻声赶来，国民党特务才罢手。事件发生后，激起了广大人民的义愤。1月25日，重庆万名大学生举行民主大游行。1月26日下午，协进会在迁川大厦举行记者招待会，通报连日来特务逞凶破坏的情况。李学民从医院送来书面报告，控诉特务罪行。章乃器、胡子婴等先后发言，对“沧白堂事件”提出严正抗议。各报记者也非常愤慨，在报刊进行披露和谴责。许涤新、罗叔章、徐崇林及各界人士纷纷前往医院，对李学民表示慰问和声援。
迫于国内外强大舆论的压力，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通力合作，利用合法斗争争取国民党内民主人士的支持，国民党代表被迫在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协议上签了字。
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然而，协议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撕毁协议，加紧部署全面内战。对此，民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民建联合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等20多个团体，组织召开陪都各界庆祝政协大会筹备会议，商定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大会。筹备会也向重庆市农会、总工会、教育会、商会等团体发出了通知，但它们未派人参加。2月9日深夜，市农会理事刘野樵、总工会理事长潭泽森等4人突然来到章乃器住宅，要求他参加庆祝大会并做大会主席。
2月10日大会开会前，刘野樵等人早早来到会场，前排位置也被数百名特务分子抢占，这些人要求立即开会。国民党市党部委员兼教育会理事长吴人初、市商会秘书周德侯夺过扩音器，大呼提议刘野樵为总主席，台下打手们鼓噪附和。刘野樵走上主席台，擅自宣布开会，并要开始报告。施复亮等人高呼“请李公朴先生报告”。当李公朴要报告时，即被特务包围起来拳打脚踢。顿时，特务在台上台下大打出手。李公朴被扯着胡须，一脚踢到台下，胡子被扯掉半边，头部被铁尺打破，血流如注。施复亮被追打到附近一家小杂货店，幸好被胡子昂用车救走。郭沫若眼镜被打掉，马寅初不但身负重伤，连马褂都被剥去，文稿被抢走，年近七旬的沈钧儒也被追打。主席团成员和群众受伤的有60多人。这一事件史称“陪都血案”，又称“较场口事件”。1946年2月10日，民建联合其他团体在重庆较场口庆祝政协闭幕“陪都血案”发生后，筹备会立即召开记者招待会，民建成员和其他团体代表向中外记者报告了血案经过，《新华日报》《大公报》等数十家报纸也报道了事实真相。当日，周恩来、邓颖超、廖承志赶赴医院慰问伤员。董必武、王若飞、李烛尘等11人联名向蒋介石提出抗议。晋、冀、鲁、豫等地文化界和北平、上海、武汉、广州、香港、西安等地知名人士纷纷致函电慰问。黄炎培、胡厥文等43人联名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将暴徒绳之以法。施复亮、李公朴等还向法院起诉。爱国将领冯玉祥愤怒赋诗：“……开个庆祝会，本来是很对！会竟没开成，民众被打退。对着主席台，居然发大威。有的破口骂，有的砖头飞。章乃器被打，李公朴被毁。郭沫若受伤，施复亮挨捶。……”
对这一血案，国民党当局进行了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宣传。中央社竟诬蔑“民主建国会行列中跳出壮汉殴伤刘野樵”，《中央日报》叫嚣要“解散民主建国会”，“依法制裁肇事祸首李公朴、章乃器”等。为驳斥国民党对血案的歪曲宣传，民建联合重庆23个民主政团发表了《向全国同胞控诉——报告二月十日陪都血案真相》声明；联合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筹备会发表了《驳斥可怜可耻的反宣传的声明》，披露陪都血案真相，揭露国民党凭空捏造事实、信口雌黄的宣传，控诉国民党特务的罪行。
在此情况下，国民党当局只好使出对簿公堂的一招。施复亮、李公朴等在血案发生当天，即由史良律师陪同前往重庆地方法院，验明伤情，提出控告。然而法院迟迟不予提起公诉。3月初，施复亮、李公朴再次向法院提出自诉；刘野樵等人也提出自诉，反诬章乃器、施复亮、李公朴等人“聚众逞凶，扰乱集会，伤害他人身体”。这时，法院才以双方自诉并案审理。3月15日开庭时，旁听席座无虚席。在全国人民的声援和铁的事实面前，刘野樵等人的自诉漏洞百出，自相矛盾。最后，法院宣布先交付排解，如调解不成，再定期审判，以此借口不了了之。“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使民建在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经受了战斗的洗礼。4反对内战，争取和平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为适应当时的局势，民建总会于1946年4月12日由重庆迁至上海。
此时，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开始向解放区进攻，全面内战即将爆发。1946年5月5日，民建、民进等上海53个政团在南京路劝工大楼成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选出马叙伦、胡厥文等29人为理事。随后，决定发起组织上海人民反对内战大会。民建推举胡厥文、沈肃文、王纪华3人为代表，参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工作。6月8日，民建会员阎宝航、包达三、盛丕华等与上海164位知名人士上书蒋介石，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并把全文附寄中共代表团。6月9日，民建举行会员座谈会，专门讨论如何挽救民族经济危机问题。会上，章乃器、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王却尘、陈钧等提出派代表到南京请愿，面陈对时局的意见。15日，民建再次举行会员座谈会，经过充分的讨论，正式决定推派代表赴南京请愿，向国民党当局呼吁和平、要求停止内战。16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召开理事会，决定赴南京请愿，推举马叙伦、盛丕华、雷洁琼、张絅伯、胡厥文、蒉延芳、包达三、阎宝航、吴耀宗和上海学生和平促进会代表陈震中、陈立复11人组成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又称上海和平请愿团。胡厥文因故未能成行。马叙伦被推为团长，胡子婴、罗叔章担任秘书。其中盛丕华、张絅伯、蒉延芳、包达三、阎宝航、胡子婴、罗叔章都是民建会员。
6月21日，民建在《联合晚报》《大公报》《时代报》《中华时报》上发表了题为《为挽救国运解决国是奠定永久和平而呼吁》的声明。6月22日，民建继续举行会员座谈会，通过了欢送本市人民代表赴京请愿吁请和平案，决定全体会员到火车站欢送代表并参加反内战游行。1946年6月23日，上海民众欢送赴南京请愿团
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赴南京请愿。这次活动，得到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支持，动员组织了数万人前往欢送。载有请愿团代表的列车11时开动。列车经过苏州、常州时，开始有特务上车纠缠。到达镇江时，又来了一伙自称“苏北难民代表”的人，围住列车不让开行，要求代表不去南京请愿，而向“共产党请愿”，否则就要卧轨。代表们摆脱阻拦，列车继续西行。下午7时到达南京下关车站后，代表们遭到数百名伪装成苏北难民的国民党特务围殴，长达四五个小时。当时，暴徒以刀枪相逼，迫令阎宝航在围观者及记者面前当众下跪，并承认不该来南京请愿。面对寒光闪闪的刺刀与乌黑的枪口，阎宝航愤慨地说：“我是东北人，在日寇铁蹄下我从来没屈膝过，我决不会受此凌辱。”他和马叙伦、雷洁琼、陈震中等被打得多处受伤，血流满面，财物被抢。经过多方交涉，直到晚11时许，国民党当局才派宪兵到达现场“维持秩序”。当受伤代表被送到中央医院救治时，已是24日凌晨。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
民建闻讯后，急电表示慰问，并派胡厥文到南京会同黄炎培、王纪华慰问、照顾受伤人员。24日下午，代表团成员盛丕华、张絅伯、包达三、蒉延芳出席国民参政会，蒉延芳在会上报告了组织请愿经过，盛丕华代表请愿团发表了声明。代表团成员推选蒉延芳为负责人，访问各方面人士和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要求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对蒉延芳谎称：“我不要打，是共产党要打。”“放心，和平是有希望的，即使他打过来，我也不打过去。”但就在当天，蒋介石密令刘峙调动大军，开始了对中原解放区的进攻。
6月26日，《联合晚报》刊登了记者在现场拍摄的照片，揭露国民党特务的血腥罪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纷纷发表声明、通电，抗议国民党制造的暴行。在沪民建会员发起了捐款慰劳请愿代表的活动。事件发生后，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闻讯立即到医院慰问。25日晚，中共代表团在梅园新村设宴招待代表团。周恩来报告了与国民党历次谈判的经过，阐明了共产党今后的政策和主张。他对中国形势精辟、科学的分析，使代表们对局势有了新的认识。7月5日，毛泽东、朱德致电请愿团代表：“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包围殴打，可见好战分子不惜自绝于人民。中共一贯坚持和平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19日，周恩来写信给民建等17个政团，指出“诚以非和平则不能进行战后之经济建设，而非民主则无以实现国内之真正和平。当前经济危机已万分严重，内战如继续发展，全国经济即有崩溃之虞”，“欲挽此危机，端赖全国各界人民共同奋斗，以一切力量争取立即停止内战实现全国和平”。这给民建以很大鼓舞。
1946年8月10日，美国新闻处发表美国特使马歇尔和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联合公报”，宣布调处失败。13日，民建发表《对马歇尔特使及司徒雷登大使联合公报的意见》，指出“美国对华政策，实有重加检讨之必要。中国应为美苏两大国亲善之桥梁，实为无可移易之至理。本会政纲，主张以主动地位执行对美对苏平衡政策，亦即此意。但美国如欲以中国为防苏根据地，中国倘亦自愿为防苏之前锋，则其结果，自必背道而驰。其足以妨害司马两使之努力，甚至使美国之援华政策失其原来之意义”。声明最后正告国民党当局：“历史上未有能以弁髦法令，毁弃道德之手段，维持政权而达于成功者。自乱必自毁，幸政府当局之知所警惕也。”
1946年8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剩余物资购买合约》，美国政府将价值20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以5亿美元的低价出售给国民党政府，变相支持蒋介石打内战。9月7日，民建发言人发表《民主建国会反对签订中美物资协定的谈话》，严正指出：“此次美国所让售的物资，原为对日的军用品，在此内战日益扩大的时机，显然可能依旧作为军用，被好战分子利用为扩大内战的武器，以重苦我国人民。”
为反对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民建与九三学社、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13个政团从9月23日开始，发起了“美军退出中国周”活动。民建由章乃器、王却尘、陈钧等作为代表，并派张絅伯、胡子婴、罗叔章等参加筹备工作。在活动周中，连续举行中外记者，英美在沪工商界、中国工商界和文化教育界人士招待会，并致电联合国和美国政府，要求美军退出中国。
1946年12月24日，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被驻华美军士兵强奸，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抗议美军暴行的运动。民建和上海各团体共同发表了抗议美军强奸中国女大学生的声明。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并要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交出国大代表名单。同时，以“改组政府、制定宪法”为诱饵，企图拉拢民主党派，孤立共产党。对此，民建于11月初致函第三方面和有关团体，呼吁各界保卫和平、反对内战、维护政协决议。当时，各党派是否参加“国民大会”，已成为各种政治力量在国共两党斗争中何去何从的分水岭。在国民党高官厚禄利诱下，青年党、民社党已经投靠了国民党。11月11日，蒋介石为争取中间势力，决定会议延期召开。国民党派出要员陶希圣、张群、钱新之、杜月笙轮番做黄炎培的工作，动员他参加国大，遭到黄炎培的坚决拒绝。
在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后，国民党在1946年11月15日单独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大会”，通过了一党宪法。12月31日，民建与民进、九三学社等11个政团联合发表声明，一致认为“一党宪法”是将“人民送上死路，国家送上绝道”。
1947年1月3日，民建召开常务理事会，详细地讨论时局问题，一致通过《民主建国会常务理事会反对国民党召开国大通过宪法的决议》，再次表明了民建反对“国民大会”的态度。
继“国民大会”之后，国民党又进行了“改组政府”的骗局，拉拢民社党、青年党和某些“社会贤达”参加“国民政府”，称这个政府是“多党”的政府。此举无疑又为和平带来了一片阴影，政协精神再次遭到破坏。民建于1947年4月22日针对国民党“改组政府”发表声明，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内战中改组的政府，那里说得到政协路线，和扩大政府的群众基础”。
国民党在发动全面内战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血腥镇压民主运动、杀害民主人士。仅1946年6月间，就逮捕了1.3万多名工人、学生和市民，7月又封闭了反内战的文化团体、言论机关100多处，接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李公朴、闻一多血案。李公朴、闻一多被害，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民建闻讯后，对国民党的暴行表示强烈谴责。黄炎培悲愤地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悼念李公朴、闻一多的挽联：“聚以成仁，民之主也；青天白日，人可杀乎。”10月，民建会员33人会同上海各界人民团体发起举办悼念活动，民建捐赠30万元作为纪念活动经费。10月6日，上海各界又在静安寺集会，举行公祭活动，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胡厥文主祭，民建常务理事杨卫玉宣读了祭文。
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和美货倾销，造成我国民族工商业大量破产。为了振兴、发展我国民族工商业，国民党统治区掀起了抵制美货运动。1947年2月9日，数百名上海百货业青年职工在南京路劝工大楼举行“爱用国货抵制美货委员会”成立大会。大会尚未开始，就遭国民党特务破坏，数十人被打伤，永安公司职工梁仁达被当场打死，造成“二九惨案”。血案发生后，民建立即组织抗议和声援活动。2月10日，民建发表《民主建国会对上海劝工大楼血案的严正声明》，并发起组织“二九惨案”后援会，给予物质和精神的援助，陆续捐款近70万元。
1947年5月4日，上海各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内战。这一爱国运动迅速扩大到北平、南京、天津、沈阳、重庆等许多城市。国民党对学生运动进行极端野蛮的镇压。5月20日，各地学生6000多人在南京举行联合请愿大游行。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宪特人员，以铁棒、木棍、皮鞋、水龙围攻毒打手无寸铁的学生，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二○”大血案。学生重伤19人、被捕28人、500多人惨遭毒打。惨案发生后，民建发表了《民主建国会对和平运动的意见》，声明民建自成立以来，“一贯地站在人民的立场，反对内战，呼吁和平”。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我生从事教育四十六年，眼见学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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