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埃里克·维亚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议程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议程/（法）埃里克·维亚尔著；孟湄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5
ISBN 978-7-5217-0181-4
I. ① 议… II. ① 埃… ②孟… Ⅲ.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料 Ⅳ. ①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1938号
议程
著者：[法]埃里克·维亚尔
译者：孟湄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66千字
版次：2019年5月第1版
印次：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217-0181-4
定价：4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议程L’ordre du jour[法]埃里克·维亚尔 著孟湄 译中信出版集团给罗朗·埃弗拉尔à Laurent Évrard秘密会议UNE RÉUNION SECRÈTE太阳是寒冷的天体。它的心，长着冰刺，它的光，没有宽恕。正是2月，树木死去，河道冰封，好像它的源泉不再吐水，好像大海已吞不下更多的河流。时间凝固。早晨，没有一点声响，没有一声鸦鸣，空寂。过了片刻，驶来一辆汽车，又一辆，一阵突然的脚步声，一片看不清楚的身影。舞台监督击掌三下，大幕不见拉开。这一天是星期一，城市在濛濛雾幕下骚动。人们和每天一样去工作，去乘有轨电车、公共汽车，鱼贯而上登到车顶层，[1]在寒冷中怔怔发呆。但是这一年的2月20日不同以往。不过，多数人整个上午都在如砍柴般勤力，他们沉浸于工作——崇高而得体的谎言，他们埋头在一件件小小的忙碌中——那里面集合着一个沉默不语、端正体面的道理：我们生存的全部史诗说到底可以概括为一场勤奋努力的无声戏剧。一天便这样流逝，平静，如常。每人都忙于自己的奔走，在家与工厂之间，在市场与自家晾衣服的小院之间，然后，晚上，在办公室和咖啡馆之间，最后便回到家里，远离体面的工作，也远离熟悉的[2]生活。也是在此一刻，在斯普雷河畔，一群先生乘坐的汽车[3]在一座大厦跟前停下，有人毕恭毕敬地为他们打开车门，他们走下自己的黑色轿车，一个跟一个，穿过大厦沉重的砂岩巨柱。他们一共二十四人，离河边那些冻僵的树不远，二十四件大衣，黑色、栗色或干邑白兰地色，二十四对有毛料垫肩的肩膀，二十四套西服——上衣、长裤、坎肩，二十四条裤线整齐、裤脚卷宽边的长裤。这群身影走进了国会大厦主席宫前厅。此后很快，国会将不复存在，国会主席将不复存在，再过几年，甚至国家议会也将不复存在，只剩颓垣败壁，青烟袅袅。此刻，二十四顶毡礼帽摘了下来，露出了二十四枚秃头或白发之顶。走上舞台前，他们有尊严地相互握手。此刻的前厅，犹如古罗马名门望族的隆重聚首，人们彼此间打趣寒暄，体面有加，我们几乎相信眼前将有一场花园派对，开场前一刻，人们稍显僵硬。二十四条身影严肃地登上前面几级台阶，接着，沿楼梯一级一级向上， 有人稍停片刻，以免心脏过于劳累，然后用手抓牢铜质扶栏，继续前行，他们半眯着眼，对优雅的吊灯和拱穹全然不睬，仿佛踏在一堆看不见的枯叶上。有人给他们领路，进去一个小门，然后向右，沿着黑白方格砖地向前，再上三十几级台阶，到达第二层。我不知道这一列人里走在第一位的是谁，说到底这不重要，因为二十四人大约做的是完全一样的事，走一样的路，向右转，走过楼梯的中间层，终于，在他们左侧，有座双扇门向他们大开，他们走进客厅。文学容许一切，有人这样说。那么，我可以让这群人在彭[4]罗斯阶梯上永无休止地旋转，让他们永远不可能走下去也不可能走上去，永远在同一时间向上和向下行走。其实，这有点接近书籍对我们产生的效果。词语的时光，或密集或流淌，或不可渗入或繁盛茂密，浓厚，细长，颗粒状，把一切运动变为化石，令人惊呆。我们的人物在这座大厦里，犹如身在一座妖气弥漫的城堡，他们将被载入永远。从迈进大厅的那一刻，他们已经被雷劈倒，被石块砸死，被冻成僵尸。厅的大门是敞开的，同时也是关闭的，门楣破旧，已被卸掉、拆毁，或许被重新涂漆。楼梯间四壁锃亮，但空空如洗，吊灯光亮闪烁，然而死气沉沉。我们于同一时刻里在时间中处处存在。阿尔伯特·[5]沃格勒（Albert Vögler）顺着台阶一直上到第一个楼梯平台，他伸出手扶正自己的假领，头上有汗，甚至有汗珠开始往下淌。金色壁灯照在一级级台阶上，他有点头晕，把西服坎肩抻一抻平，解开一只纽扣，扶了一下假领。古斯塔夫·克虏伯[6]（Gustav Krupp）也许已经小憩一刻，他向阿尔伯特说了句同情的话，一小段关于迟暮之年的名句，以示声援。说完便继续向上走去。阿尔伯特·沃格勒待在那里片刻，兀自立于吊灯下，那灯如一束硕大的植物，包了一层金，正中央是一颗巨大无比的灯球。终于，他们进到小客厅。卡尔·冯·西门子（Carl von [7]Simens）的特别秘书沃尔夫-迪特里希（Wolf-Dietrich）在落地玻璃窗前伫立片刻，任目光懒懒扫着覆盖阳台的薄霜。那是一刻的逃离，溜出人世的后厨房，在薄霜绵软的颗粒间独自一爽。其他人在闲聊，点上一支基督山伯爵雪茄，说说大氅的颜色（奶油色还是青灰色），有的在讲他们偏爱软口味，另外的表示更喜欢重口味，所有人都是大号带骨烤羊腿的信徒。沃尔夫-迪特里希心不在焉地转动着手指上的几枚细金指环；人在窗前，神思如絮，起伏飘动在光秃的树枝间，游荡于斯普雷河上。[8]几步开外，威廉·冯·欧宝（Wilhelm von Opel）正在欣赏装饰大厅天花板的精致石膏小人，他的大圆镜片眼镜抬起来再低下去。又是一个人物，他的家族从底层的岁月飞步到我们今天。最早的欧宝从布劳巴赫（Braubach）教区的一个小地主起家，先是推销成堆的长裙、刀斧器具，买卖小块园子地，然后在地方公署做职员，再后来当上地方法官，之后升到第一[9]法官，最后到了那一天，亚当·欧宝（Adam Opel）从神秘的母腹中走出，先是在制锁业摸熟了所有技艺，之后不久设计出一架漂亮的缝纫机，这是家族大放光彩的真正开始。其实，亚当什么都没有发明。之前他去过一家缝纫机制造厂做工，在那里细心观察，忍辱负重，然后对缝纫机做了一些改良。他娶了索菲·施勒（Sophie Scheller）为妻，她给他带来可观的嫁妆，他用了妻名索菲为自己制造的第一台机器冠名。产量从此一路上升。不出几年，使用缝纫机已成风尚，它的制造走向高峰，缝纫机从此真正步入人们的生活。与这一风尚相比，当初这个机器真正的发明者们可谓生不逢时。缝纫机销售稳定之后，亚当·欧宝投入自行车产业。不料某个深夜，一个奇怪的声音从半开的门缝里溜进来；亚当·欧宝感觉自己的心脏十分冰冷，它太冷了。不是缝纫机的发明者们来跟他要发明费，也不是他的工人们来要他们那份利润，而是上帝前来索要他的灵魂；那就只有把它交还。然而，企业不死，它们不像人，它们不死亡。企业是一具神秘的躯体，它们永远不死。欧宝品牌继续卖自行车，然后卖汽车。创始人去世那年，这个企业已经有一千五百名员工。企业始终在扩张。企业，它也像一个人，所有的血液都涌向头部。人们管它叫法人。法人的生命远远超过我们的生命。因此，在2月20日那天，当威廉在德国国会大厦主席宫的客厅沉思的时候，欧宝已经是老妪年纪。今天，它是一个帝国中的帝国，它跟老亚当的那些缝纫机只剩下非常遥远的关系。如果说欧宝公司是位非常富有的老太太，其实她已经老到几乎不再被人注意，她从此不过属于一道风景。殊不知现在的欧宝比许多国家的年龄都要大，它比黎巴嫩年长，它甚至比德国还要年长，它也比大多数非洲国家年长；和不丹国相比，仍然是它年长——而不丹国的众神已经在云彩中销声遁迹。[1]1933年。本条和以下均为译者注明。[2]斯普雷河（Spree River），德国的河流，全长403公里。流经德国萨克森自由州、勃兰登堡、柏林和捷克乌斯季州。在柏林河段，经过国会大厦。[3]此处指德国国会大厦（Reichstagsgebäude），位于斯普雷河河畔。[4]彭罗斯阶梯（Penrose stairs），著名的几何学悖论，由英国遗传学家列昂尼德·彭罗斯、数学家罗杰·彭罗斯父子于1958年提出，指的是一个始终向上或向下的无限循环的阶梯，它可以被视为彭罗斯三角形的一个变体，在这个阶梯上，永远无法找到最高的或最低的一点。[5]阿尔伯特·沃格勒（Albert Vögler，1877—1945），德国政治人物，工业家，企业家。参与建立德意志人民党，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军火生产。[6]古斯塔夫·克虏伯（Gustav Krupp von Bohlen und Halbach），1870年出生于荷兰海牙，1906年娶克虏伯工业家族唯一的女继承人贝尔塔·克虏伯为妻，并在德国皇帝准许下把克虏伯加入自己的姓氏 （Gustav Krupp von Bohlen und Halbach）。1909—1943年领导克虏伯公司。曾多次投入大笔资金支持希特勒政权，在“二战”中克虏伯公司承担希特勒的军火生产任务，其工厂残酷使用战争囚犯。古斯塔夫·克虏伯曾被列入纽伦堡法庭第一批战犯名单，后因其身体状况（老年痴呆）而被撤诉。1950 年在奥地利维尔芬去世。[7]此处西门子全名为弗雷德里希·卡尔·冯·西门子（Friedrich Carl von Simens，1877—1952）。工业家，“二战”时期领导西门子企业。[8]威廉·冯·欧宝（Wilhelm von Opel，1871—1948）。德国欧宝汽车工业创始人之一。1933年加入纳粹党，用资金大力支持党卫军，并被授予爱国者勋章。“二战”结束后受到审判。[9]亚当·欧宝（Adam Opel，1837—1895），德国欧宝汽车工业公司创始人。威廉·冯·欧宝的父亲。“亚当·欧宝走出了母亲无法形容的怀抱”，此句直译是“亚当·欧宝从母亲不可预测的腹内走出”。作者特别有说明：此句有三重含义。第一重，“预测”“腹内”来自古罗马习俗，远古的人通过观察牲畜腹内内脏预测命运；第二重，“腹内”一词借用天主教中的说法（“万福玛丽亚”“尔胎子耶酥”）：第三重，欧宝家族的这位亚当·欧宝与圣经中第一人亚当同名。概而言之，古罗马典故和圣经中的颂圣之词是为隐喻欧宝家族的上升和发迹。面具LES MASQUES我们可以这样一个挨一个地去靠近那二十四位走进国会大厦的先生：紧挨到他们的领口和他们熨贴的领带结，盯住他们小胡子下嚅动的嘴，在他们西服上衣的虎皮纹路间遐想，潜入他们目光愁闷的眼睛，进入那瞳仁——它们像刺人的黄色山金车花，从那里，我们总是找到一扇同样的小门；我们去拽一下门铃的绳子，就会重新回到过去的时光，在那里我们会看到他们丰功伟绩的单调叙述，都是一样的——一个接着一个的操作、美好婚姻、令人生疑的种种行动。在这个2月20日，亚当·冯·欧宝的儿子威廉已经永远地刷去了渗进指甲缝的油污，收起了自行车，遗忘了缝纫机，然而他身上依旧带有那么一颗子粒，它凝集着这门望族的全部传奇。六十二岁的他，很轻地嗽了一下嗓子，看看腕上的手表，嘴唇紧闭，眼睛向四下环视。亚尔马·查赫特（Hjalmar Schacht）活儿干得漂亮（此后他很快被任命为德国国家银行行长和政府经济部长）。请看在会议桌前入座的人士：古斯塔夫·克虏伯（Gustav Krupp），阿尔伯特·沃格勒（Albert Vögler），君特·匡特（Günther Quandt），弗里德里希·弗雷克（Friedrich Flick），恩斯特·腾格尔曼（Ernst Tengelmann），弗里茨·施普林格鲁姆（Fritz Springorum），奥古斯特·罗斯特尔格（August Rosterg），恩斯特·勃朗迪（Ernst Brandi），卡尔·布伦（Karl Büren），君特·霍伊贝勒（Günther Heubel），乔治·冯·施尼茨勒（Georg von Schnitzler），小胡戈·斯廷内斯（Hugo Stinnes Jr），爱德华·舒尔特（Eduard Schulte），路德维希·冯·温特菲尔德（Ludwig von Winterfeld），沃尔夫-迪特里希·冯·维茨莱本（Wolf-Dietrich von Witzleben），沃尔夫冈·罗伊特（Wolfgang Reuter），奥古斯特·迪恩（August Diehn），埃里克·菲克勒（Erich Fickler），汉斯·冯·卢文斯汀·楚·卢文斯汀（Hans von Loewenstein zu Loewenstein），路德维希·格劳尔特（Ludwig Grauert），库尔特·施密特（Kurt Schmitt），奥古斯特·冯·芬克（August von Finck），还有施泰[1]因博士（Dr Stein）。眼前乃工业界、金融界之翘楚。此时此刻，人人沉默不语，乖顺谦逊，已经等待近二十分钟，他们面有怠倦，椅背的横梁腾起烟气，微刺他们的眼睛。几条身影在一面镜子跟前停住，整理领带结，姿势恭敬，[2]那里是小客厅，有人在宽衣。帕拉第奥（Palladio）在他的《建筑四书》（The Four Books on Architecture）中，把沙龙大致定义为接待宾客的房间，那是展现我们生命笑剧的舞台；[3]在著名的戈迪·马林维尔尼宫（Villa Godi Malinverni）里，有座奥林巴斯厅，裸体的众神在看似颓垣败壁的场景中嬉戏，还有一座维纳斯厅，墙上一个顽童和他的侍从正从画上的一座假门逃跑。走过这两座厅，到达中央大厅，可以看到一道铭言在[4]大门上方，那是一句祈祷词的结尾——“救我们脱离凶恶”。但是在国会主席的宫殿里，在此刻的小型接见会上，要寻找这样一段铭文当然是徒劳；它不在这一天的议事日程中。高大的天花板下，又是几分钟缓慢过去。人们相互交换微笑。人们打开皮质文件夹。查赫特不时地抬一抬他精致的眼镜，轻搓一下鼻子，伸出舌头在嘴唇边抿一下。客人们都乖乖坐着，把他们鳌虾般的小眼睛朝着大门望去。人们小声说话，中间有人打哈欠。一块手绢被打开，寂静中鼻孔吹出小号声，人们再次正一下衣襟，耐心等待会议开始。其实人们已经熟悉这些了，所有人都身负某些行政或者监督顾问的职责，所有人都是某某雇主协会的成员。且不说这个严肃郁闷的家长制背后那些阴森不堪的家庭会议。坐在第一排的古斯塔夫·克虏伯用手套轻触了一下自己红润的脸，掏出手绢儿虔诚地咳了一下，他感冒了。随着年龄增长，他薄薄的嘴唇开始显出不很好看的朝下弯的月牙形状。他面带愁容和不安，机械地在手指间转动着一枚漂亮的金指环，陷在他那团希望与算计搅在一起的浓雾里——也许，对于他，这两个词只有一个简单的意义，好像它们已经缓慢地相互磁化到一起。突然，几扇门发出吱呀响声，地板被踩出咯叽声；有人在前厅说话。二十四只“蜥蜴”立即坐到“后爪”上，个个脊梁笔直。亚尔马·查赫特把唾沫一口咽了下去，古斯塔夫正了一下他的单片眼镜。能听见两扇门背后压低声音的对话，接着，又一片声响。终于，德国国会主席微笑着走了进来：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这或许会让我们惊讶，对与会者来说却远非如此，说到底，是司空见惯，已成寻常。在生意人的日子里，拥护谁的斗争算不得什么。政界人物与工业家习惯于你来我往。戈林环绕会议桌走了一圈，跟每个人都寒暄一两句，温厚的手握住朝他伸过来的每一只手。不过，德国国会主席不仅仅是接见诸位。他说了几句欢迎词，然后立刻将话头转到即将到[5]来的选举，日期是5月3日。二十四只“斯芬克斯”认真听讲。即将开始的选举将具有决定性意义，德国国会主席宣称，制度的不稳定到了该结束的时刻；经济活跃需要安宁和坚定。二十四位先生虔敬地点头。吊灯的电光蜡烛熠熠闪烁，画在天花板上的硕大太阳比方才更见辉煌。如果纳粹党赢得大多数选票，戈林接下去说，这次选举对今后十年，甚至——他笑着补充——对今后的一百年，都将是最后的选举。座位上传出一片赞许声。同一时刻，厅门发出响声，德国新总理终于走进大客厅。与会者中从未见过总理的人此时很好奇看到他本人。希特勒面带微笑，神情轻松，根本不同于人们的想象，他和蔼可亲，是的，他甚至让人愉快，远远比人们以为的要可爱得多。他对每个人都说了一句感谢的话，给了一个有力的握手。介绍过后，大家都回到舒适的座椅上。克虏伯坐在第一排，一只手指神经质地揪扯自己的小胡子；他背后是法[6][7]本公司（IG Farben）的两位领导人和奥古斯特·冯·芬克，[8]再旁边，匡特和另外几个人貌似斯文地两腿交叉而坐。有人发出一声很深的咳嗽，一只钢笔帽发出了极轻微的声响。之后，一片寂静。他们在那里洗耳恭听。讲话内容的实质可以这样概括：我们要结束软弱的制度，远离共产主义的威胁，取消工会，要让[9]每一个老板都成为自己企业的“元首”。报告持续了半小时。希特勒讲完话，古斯塔夫站起身，朝前迈出一步，代表在座的所有人向希特勒表示感谢，他终于给众人厘清了政治形势。总理迅速地围着会议桌转了一圈，然后就离开了客厅。人们都向他致意，彬彬有礼。老工业家们看上去都放松下来。希特勒离开后，戈林又开始讲话，他再次竭力重申他的看法，然后又提到即将到来的3月5日选举。这是走出当下困境的唯一机会。但是，要进行选举，就需要钱；纳粹党已经没钱了，而选举正在逼近。这时，亚尔马·查赫特站起身，向所有到会者微笑，并发出号召：“先生们，现在请捐款吧！”这声招呼当然带着一点单枪匹马的感觉，然而对这些人来说，这绝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他们习惯了贿赂和桌下交易。行贿是大公司预算中不能压缩的一项，这一项拥有好几个名称：游说、年赏、政党支持。大多数受邀者当即每人捐出了几十万马克，古斯塔夫·克虏伯捐了一百万，乔治·冯·施尼茨勒四十万，就这样，纳粹党收获了一个圆满数字。1933年2月20日的会议，让我们看到雇主们在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一刻——面对纳粹，他们做出前所未有的妥协， 不过这对于克虏伯们、欧宝们、西门子们来说，不过是企业经营中一个平常的片段，一次寻常的捐款。他们所有人都在纳粹制度后存活下来，并且在日后仍旧根据自己的实力为不同政党提供资助。但是为了更好地理解2月20日的会议，抓住其中永久性的实质，我们应当从现在起以这些先生的姓氏来称呼他们每个人。他们不再叫君特·匡特、威廉·冯·欧宝、古斯塔夫·克虏伯、奥古斯特·冯·芬克，在1933年2月20日那个傍晚，在德国国会大厦主席宫里，应该用另外的名字称呼他们。因为君特·匡特是一个匿名，他隐匿的东西完全不同于那个唇上留着小胡须笑容可掬端然而坐的胖家伙。在他身后，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威严身躯，一个卫士的影子，寒冷，难以猜透，如一尊石像。是的，匡特的脸凸显出他的威严、强势、残忍、毫无个性，这使他像一副面具生硬无情，这副面具比他自己的皮肤更适合他，人们可以从那上面猜出他的企业：AG蓄电池，后来是瓦尔塔牌（Varta）电池，这个品牌我们都知道。看来法人们都拥有自己的天神阿瓦达，如同古代的众神，他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各种形式现身，与其他神聚集到一起。这就是匡特家族的真名，他们的造物主之名。这样说是因为，君特，他和你们和我是一样的，只是一堆血肉和骨头，但是在他之后有他的儿子们，儿子们之后有儿子们的儿子们，他们都会继续坐在“王位”上。人的血肉和骨头会在地下腐烂，而“王位”仍将延续。那二十四个人，不像我们以为的就叫身份证上的名字，他们不叫施尼茨勒，不叫维茨莱本，不叫施密特，不叫芬克，不叫罗斯特尔格，不叫霍伊贝勒。他们叫巴斯夫（BASF）、拜耳（Bayer）、爱克发（Agfa）、欧宝（Opel）、法本（IG Farben）、西门子（Siemens）、安联[10]（Allianz）、德律风根（Telefunken）。这些名字，我们都知道，我们甚至非常熟悉它们。它们就在那里，在我们之间，在我们当中。它们是我们的汽车，我们的洗衣机，我们的闹钟-收音机，我们的房屋保险，我们手表的电池。它们在，无处不在，以物的形式。我们的日常也是它们的日常。它们医治我们，制作服装给我们，提供光明为我们，在全世界的公路上运送我们，温柔地哄着我们。2月20日在德国国会大厦主席宫里的那二十四个人，不过是这一切的代理人，是大工业的教士；[11]是普塔的司铎。他们站在那里面无表情，如同地狱门口的二十四台计算器。[1] 施泰因博士（Dr Gerhart Stein，1910—1971），医生和种族理论家。1938年，施泰因成为法兰克福遗传与种族卫生研究所成员，纳粹时期就职于帝国卫生办公室柏林种族卫生研究中心（RHF），他的理论被认为是纳粹从警察和行政歧视吉普赛人转向种族消灭的思想基础之一。[2]安德烈亚·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1508年11月30日生于意大利帕多瓦，1580年8月19日死于维琴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著有《建筑四书》，在建筑史上影响深远。[3]戈迪·马林维尔尼宫（Villa Godi Malinverni），安德烈亚·帕拉第奥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小宫殿，1537年开始建设，1542年完成。[4]此句出自《马太福音》6-13。[5]斯芬克斯（Sphinx），人面狮身怪兽。斯芬克斯最初源于古埃及神话，也常见于西亚神话和古希腊神话，在各文明的神话中形象和含义都有不同。古埃及第四王朝的法老哈夫拉根据斯芬克斯的形象建造了一座石像，后世称为“狮身人面像”。[6]法本公司（德语：I.G. Farben AG），全称“染料工业利益集团”（Interessen-Gemeinschaft Farbenindustrie AG），德国化工及制药综合企业，1925年由若干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即有紧密合作关系的大型化工公司合并组成。全盛时期的法本公司为全欧洲最大的企业及世界最大的化工和制药企业。1951年拆分为其原先四家最大的构成企业，现今其继承企业为爱克发、巴斯夫、拜耳和赛诺菲。[7]奥古斯特·冯·芬克（August von Finck，1898—1980），德国银行家，保险巨头安联和私人银行默·芬克（Merck Finck & Co）创始人。在纳粹德国时期，芬克生意兴隆，借助德国兼并奥地利之机，没收了罗斯柴尔德设在维也纳的公司，卖给了默克芬克银行，得以扩张自己的资产。[8]君特·匡特（Günther Quandt，1881—1954），德国工业家，他创建的工业帝国包括今天的宝马（BMW）和化工企业阿尔塔（Altana）集团。匡特自1931年起在政治上和资金上积极支持希特勒政权，在战争时期匡特的工业被誉为“国防工业的冠军”。[9]Führer，德语，意为“元首”。[10]以上均为德国企业的名称。[11]普塔（Ptah），古埃及孟斐斯地区的人们信仰的造物神，后演变为工匠与艺术家的保护者，形象为木乃伊。礼尚往来UNE VISITE DE COURTOISIE一种模糊暧昧的习性把被动无为、充满畏惧的我们交给了敌人。从此，这桩骇人听闻的事件被我们的历史书反复地论述，要让光明照进，让道理讲话。事情是这样：工业与银行界的最高教士们皈依教会之后，反对派被逼失声，制度上唯一够得上资格的对手是外国列强。于是帝国对法国和英国的调门儿逐渐提高，有几次摆出姿态以示其威，同时混杂着几句好言好语。[1]英国对兼并萨尔、莱茵地区重新军事化，还有秃鹰军团对西[2]班牙格尔尼卡的轰炸表达过两次不满，并表示了几次纯粹走形式的抗议。接着，1937年11月枢密院议长哈利法克斯伯爵[3]（Earl of Halifax）接受了赫尔曼·戈林的邀请，以个人名义前往德国，当时戈林的头衔是：航空部长、空军总指挥、帝国森林部长与狩猎部长、帝国国会（已经不存在）主席、盖世太保创立人。这已经很多了。这位哈利法克斯喜欢抒情，语言犀利，因反犹而名声大噪，胸前勋章累累，却反应麻木，丝毫没有感到事情蹊跷。我们不能说哈利法克斯被一个搞阴谋的人玩的恶作剧捉弄了，说他没有注意到戈林那副纨绔公子的装束，那一大堆头衔，那谵妄症般的阴险黑暗的辩术，那副脑满肠肥的皮囊，不是的！2月20日会议已经过了很久，纳粹完全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而且，哈利法克斯还和戈林一起打猎，说说笑笑，共进晚餐；后者在该表现温文尔雅的时候绝不惜花费力气。戈林大概曾经梦想当一名演员，而后来他干的就是这个行当，只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戈林肯定喜欢跟哈利法克斯勾肩搭背，甚至跟他来几句调侃——你这个老哈利法克斯，戈林也会当着他的面胡来几句，话中有话，让人尴尬，比如旁敲侧击地提到性。他的狩猎部长会给他围上沾着雾气和尘土的披肩吗？要知道，哈利法克斯伯爵跟那二十四位工业和金融界的伟大教士一样，对戈林还是略有所知的，应当了解一点他参加军事政变的历史，他对奇异军服的喜爱，他的吗啡瘾，他在瑞典被拘留的事件，他极严重的暴力倾向，他的医生的确凿诊断（此人患有精神抑郁、精神混乱，并有自杀倾向）。哈利法克斯不会相信戈林是在“一战”中开过飞机、受过飞行洗礼的英雄，是做过降落伞销售的生意人，是个老兵。哈利法克斯他不是天真汉，也不是那种做事马虎的人，他知道太多的事，他不可能不对这次出游感到奇怪。有一部纪录短片为此作证，我们在其中看到，他与戈林两人在野牛公园散步，戈林神情放松，慷慨激昂地大谈舒适生活。哈利法克斯当时不可能没有注意到，戈林在帽子顶上插了一根小羽毛，大衣领是一条皮草，领带格外滑稽。也许哈利法克斯的确热爱狩猎，就像他的老爸，既然他在绍尔夫[4]海德（Schorfheide）很开心，他不可能没有看见赫尔曼·戈林的皮上衣和腰间的匕首，他不可能没有听见戈林那些裹在油腻笑话里的阴森影射。他也许还看到了戈林拉弓射箭，一身街头卖艺人打扮，看到了那些被戈林驯养的野兽，那头小狮子怎么过来舔主人的脸。即便他根本没有看到这些，即便他跟戈林连一刻钟的交谈也没有过，他至少也应该听说过，戈林在自家地下室安装了一套庞大无比的儿童玩具小火车轨道系统，他肯定也听到过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的一堆堆极诡异极愚蠢的事情。哈利法克斯，这只老狐狸，他不是没有看见戈林那家伙谵妄而自大的癫狂举止；他甚至可能见过他驾车时怎样突然间松开敞篷车的方向盘在风中嘶声喊叫！是的，他绝不可能没有揣摩过那张肥胖发肿的面具后面令人恐惧的脑瓜仁儿。况且，他已经见过元首，难道也什么都没看出来？好一个哈利法克斯！他毫[5]不理会艾登（Eden）的保留态度，甚至向希特勒示意：关于德国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部分领土的要求，英国国王陛下并非认为完全不合理，但是，要有一个前提——我们要通过和平协商实现。他哈利法克斯不是一个粗野之人，但是，下面这一段小故事让我们嗅到这个人物的特有气味。他被人送到[6]贝希特斯加登，在那里下了车。哈利法克斯伯爵望见汽车旁边有一个人影，他以为是名侍官。他想象那人朝他走过来是为了服侍他上台阶。大门朝他打开，他把大衣朝那人递过去，马上，冯·纽莱特或者另外一个人，也许一个侍从，对着他的耳边厉声说：“元首！”哈利法克斯伯爵抬起眼睛。果不其然，是希特勒！他竟然把希特勒当作了侍官。因为元首没有扬起鼻子，哈利法克斯在后来的回忆录《充实岁月》（Fullness of Days）中这样提到这个小插曲：他一开始只是看到裤腿，裤腿再往下：一双皮鞋。此处的语调含有讽刺，哈利法克斯伯爵试图让我们笑起来。我不认为这里有可笑之处。一位英国贵族，一名外交官，骄傲地站在一小排先人身后，耳朵聋得要让人吹号，愚蠢的程度令人发指，思想狭隘得如同他的贵族领地，让我感到不自在的正是这些。哈利法克斯家族第一位尊贵的子爵作为政府的大臣不是曾经在整个任内坚决反对给爱尔兰增加任何援助吗？而那次饥荒导致一百万人死亡。第二位尊贵的子爵是哈利法克斯的父亲，他曾经是国王的贴身男仆，私下热衷于收集鬼怪故事，他死后这些故事由他的一个粉丝儿子发表出来。哈利法克斯可以把自己隐藏在这一切的背后吗？他自己提到的笨拙举动没有什么非凡之处，这不是一个老眼昏花者的粗心大意，而是一种社会性失明，是傲慢。反之，如果谈及思想，哈利法克斯倒没有卖弄高雅。谈到他和希特勒的会晤，他在给鲍[7]德温（Baldwin）的信中写道：“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是强大的力量，但是我不认为它们有违自然，也不认为它们背离道德！”此后不久，他还说：“我毫不怀疑：这些人真正地痛恨共产主义。我想告诉您：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我们会有同样的感受。”这是我们今天仍旧称之为绥靖政策的前奏。[1]萨尔（Saar），是萨尔兰（德语：Saarland）的原名，德国西南部的一个联邦州。“一战”后，根据《凡尔赛和约》，“萨尔盆地地区”从德国划分出来归国际联盟管辖，实际由法国控制。1935年，并入德国。[2]1937年4月26日，纳粹军队秃鹰军团四十四架飞机和意大利法西斯空军军团十三架飞机轰炸西班牙格尔尼卡，以支持民族主义分子发动的反对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政变。[3]爱德华·弗雷德里克·林德利·伍德，第一代哈利法克斯伯爵（Edward Frederick Lindley Wood, 1st Earl of Halifax，1881—1959），英国资深保守党政治家。1926年至1931年担任印度副王及总督，1938年至1940年任外务大臣，任内与时任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等人对纳粹德国施行绥靖政策。[4]绍尔夫海德（Schorfheide），柏林北部的森林，戈林的乡间别墅就在这片森林中。[5]罗伯特·安东尼·艾登，第一代亚芬伯爵（Robert AnthonyEden, 1st Earl of Avon，1897年6月12日—1977年1月14日），英国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担任外相，后于1950年代出任英国首相。[6]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德国巴伐利亚州东南部的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小镇，人口约八千。贝希特斯加登曾以希特勒在此地的“鹰巢”而闻名。[7]斯坦利·鲍德温，布由德利的第一代鲍德温伯爵（StanleyBaldwin, 1st Earl Baldwin of Bewdley，1867—1947），英国保守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三次出任英国首相。恫吓INTIMIDATIONS前面是礼尚往来。然而，此前在11月5日，距离哈利法克斯伯爵来跟德国人讨论和平还有十几天，希特勒就已经对他的军事首领们表示，他计划依靠军事力量占领欧洲部分土地，首先是入侵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因为我们德国的地域太狭窄，我们永远不能达到欲望的最深处，于是我们把头转向看不见的地平线。“生存空间”在当时并非什么新鲜理念，在妄想狂的混乱脑筋里，只消一小块蛊惑意念，形势便可以朝着不可逆转的斜坡滑下去，既然曾经有黑格尔欢呼的人民精神，还有谢林[1][2]（Schelling）心灵融合的梦想，有赫尔德（Herder）的狂[3]热，还有费希特（Fichte）的论述。当然，这个会议被当成秘密保守着，但我们依然可以隐约感觉出哈利法克斯到来之前柏林的气氛。11月8日，在他去访问的九天前，戈培尔（Goebbels）在慕尼黑主持了一个重大的艺术展览，主题是“永恒的犹太人”，这就是当时的背景。谁也不可能对纳粹的计划和他们毫不隐讳的意图视而不见。1933年2月27日，发生了[4][5]国会纵火案，同一年，达豪集中营建成启用，同一年，对[6]精神病患者实行绝育；第二年，长刀之夜；1935年，颁布拯救德意志血液与尊严的法律，进行种族特征统计；已经是无以复加了。在奥地利，德国的野心日益彰显。身高一米五的总理陶尔[7]斐斯（Dollfuss）窃取了所有权力，1934年被奥地利纳粹分[8]子暗杀。他的继任者许士尼格（Schuschnigg）继续独裁政治。德国多年来实行虚伪的外交政策，搞了一系列卑鄙的谋杀、恫吓和引诱行为。在哈利法克斯访问德国之前三个月，希特勒的调门提得更高。奥地利国的小暴君许士尼格被召去巴伐利亚，自此，强权时期开始，地下操作终止。1938年2月12日，许士尼格前往贝希特斯加登与希特勒会面。他一身滑雪装束抵达火车站，出行理由是参加冬季运动。在他的滑雪装备被放上火车时，维也纳正一片欢腾。那天是狂欢节；历史上最最快乐的日子就这样跟最最昏暗的日子重叠在一起。小号、游行方阵、最后的烟花……演奏的那首曲子是从施特劳斯一百五十支华尔兹中选出的，无限优雅美妙，糖果漫天飞洒。维也纳的狂欢节当然不如威尼斯和里约的狂欢节著名，没有那么漂亮的面具，也没有那么疯狂的万众舞蹈。不。维也纳的节日不过是很多舞会。但是，它毕竟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天主教机构和各个行业协会都出来组织很多娱乐活动。此刻奥地利在走向生命终结，它的总理一身滑雪装束消失在黑夜里，一场载入历史的旅行开始了，奥地利在他身后，歌舞升平。早上，萨尔斯堡火车站只有一队宪兵。天气潮湿寒冷。汽车载着许士尼格先是沿飞行空地行驶，然后上了国家公路；随着汽车的颠簸，他任思想飘浮游荡，与白霜般的雪片融在一起。无论何种生命，总有苦难孤独；无论什么道路，都有忧思愁绪。离边界近了，许士尼格突然开始不安，他感觉到自己站在真相的边缘；他紧盯着前面司机的脑袋。[9]边境到了，来迎接他的是冯·帕彭（von Papen）。帕彭有一副优雅的长脸，总理稍稍放心。他正要上汽车，冯·帕彭告诉他将有三位德国将军参加会议——“您不会觉得有何不妥吧，我希望。”帕彭这样说，口气里全不在意。以这种方式进行威慑，显然过于低劣。最为粗暴的做法总是让人无言以对。还敢说什么？我们内心深处总有一个过于礼貌过于腼腆的存在代替我们做出回答，那个回答与我们应该说的恰恰相反。 这样，许士尼格不做反对，汽车又上路了，好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他把死人一般的目光转向车外，一辆军用卡车超过他们的汽车，卡车后面是两辆党卫军冲锋队的装甲车。奥地利总理被一股强烈的不安攫住。他到这个马蜂窝里做什么来了？车开始慢慢攀登，朝着贝希特斯加登。许士尼格紧盯着松树的尖头，努力把住自己的不自在。他沉默不语。冯·帕彭也不说一个[10]字。汽车很快就到了贝格霍夫（Berghof），大门自己打开，自己关上。许士尼格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可怕的陷阱。[1]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谢林（Friedrich Wilhelm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德国哲学家。在哲学史上，谢林是德国唯心主义发展中期的主要人物之一。[2]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年8月25日—1803年12月18日），德国哲学家、路德派神学家、诗人。其作品《论语言的起源》（Treatise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成为浪漫主义狂飙运动的基础。[3]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德国哲学家。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但在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性被轻视。费希特往往被视为连接康德和黑格尔的过渡人物。费希特也涉足政治哲学，有一种观点认为他是德国国家主义之父。[4]国会纵火案（德语：Der Reichstagsbrand）发生在1933年2月27日，是德国纳粹党建立专政独裁政权的关键事件。柏林消防队于晚上9时14分开始接到德国国会大楼火警报告。几处地点同时起火，当消防队到达时，议会大厅发生爆炸，燃起大火。警察搜索现场时，发现了失业建筑工人马里努斯·范·德·卢贝，他是荷兰共产党人。希特勒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年事已高的总统兴登堡签署《国会纵火法令》，取消魏玛宪法赋予的大部分权利。[5]达豪集中营，是纳粹德国建立的第一个集中营，三大中心集中营之一。位于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达豪镇附近的一个废弃兵工厂，距离慕尼黑十六公里。1933年3月22日达豪集中营建成启用。1945年4月29日美军解放达豪集中营，同时发生达豪大屠杀。达豪集中营曾先后关押超过二十万人，其中三万二千人死亡。[6]“长刀之夜”（德语：Nacht der langen Messer）或“蜂鸟行动”（Operation Hummingbird），又称“血洗冲锋队”，德语中更多时候被称为“罗姆政变”（Röhm-Putsch），是1934年6月30日至7月2日发生在德国的清算行动，纳粹政权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处决，大多数死者为纳粹冲锋队成员。[7]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Engelbert Dollfuss，1892—1934），奧地利政治人物，基督社会党领导人，1932年至1934年担任奥利地第一共和国总理。1934年7月25日，在维也纳纳粹分子的一次劫持暴动中，在总理官邸遭到十名奥地利纳粹党成员绑架，然后被其中名叫Otto Planetta的纳粹分子开枪射伤后死亡。[8]库尔特·许士尼格（Kurt Schuschnigg，1897—1977），原名库尔特·冯·许士尼格（Kurt von Schuschnigg），奥地利政治人物，1934年接替被刺杀的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成为奥地利第一共和国的总理。[9]弗朗茨·冯·帕彭（Franz von Papen），德国政治和外交人物，信奉天主教，1932年担任德国总理。[10]贝格霍夫（Berghof）是阿道夫·希特勒的一处行馆，元首总部之一，位于德国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脉上萨尔茨堡山中。贝格霍夫会唔L’ENTREVUE DU BERGHOF上午近十一点，几番寒暄过后，阿道夫·希特勒办公室的门在奥地利总理身后关上了。于是开始了有史以来最为诡异最为离奇的一场戏。我们只有一个人的作证，它来自库尔特·冯·许士尼格。在他的回忆录《奥地利安魂曲》中，这是最为痛苦的一章。[1]这一章开头先是引用了托尔夸托·塔索（Torquato Tasso）的一段名句，一点小小的卖弄。叙述从贝格霍夫的一扇窗户开始。奥地利总理在德国元首邀请下入座，两腿时而交叉，时而放开，他很不自在，感觉自己好像陷入麻木，身上无力。刚才的焦虑依旧持续，它仿佛悬在天花板的方型木板下，隐在扶手椅下面。此刻的许士尼格不知如何是好，他扭过头，看了看窗景，然后热情地说：在这间办公室大概举行过很多决定性的会晤，希特勒马上打断他的话：“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说窗外景色，也不是要说天气如何。”许士尼格感到身体从头到脚变得僵硬；他试着打起精神，说了一通勉强而又愚笨的大话，他重述了那个可怜的1936年7月奥地利—德国条约，仿佛他此行只是为了搞清楚其中一些暂时的微小的难点。最后，总理带着绝望的热情，紧紧抓住那个条约的诚意，仿佛那是一只救生圈，奥地利近年来对德意志实行的是一个绝对德意志的政策！阿道夫·希特勒等的就是这个。“啊！许士尼格先生，您管这个叫德意志政策？恰恰相反，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回避德意志政策！”希特勒发出号叫。许士尼格做了一番笨拙的说明，希特勒更是怒火万丈：“且不说奥地利从来没有做任何为帝国服务的事情。贵国的历史就是一场从未停止的背叛。”许士尼格的双手顷刻间全都是汗；会晤的房间在他眼里变得奇大无比！然而一切看上去仍是安静的。扶手椅的布料质地俗气，椅垫给人感觉太软，房间里的细木壁板整齐划一，灯罩沿吊了一圈丝绒小圆球。突然间，许士尼格感觉自己孤立于寒冷的草丛中，在冬日的天空下，独对群山。窗户变得出奇的巨大。希特勒用他发灰的眼睛看着许士尼格。后者重新把两腿交叉在一起，扶正眼镜。直到这时，希特勒一直称许士尼格“先生”，而许士尼格，不为所动，始终称对方“元首”；希特勒把许士尼格推到带刺的玫瑰上，许士格尼为了给自己辩护，自诩执行的是一项德意志政策；此刻德国元首对奥地利国出言不逊，甚至嘶声喊叫，称它对德意志历史的贡献等于零，而许士格尼，容忍，斯文，非但没有当机立断转身离开，反而像一名好好学生，继续在自己的记忆中绝望地搜索奥地利对德意志历史做贡献的事例。他极度心慌意乱，以最快的速度，在过去的世纪里摸来找去。但是他的记忆空空荡荡，世界空空荡荡，奥地利空空荡荡。元首的眼睛依然顽固地盯着他。绝望使他难堪，他能找到什么？贝多芬！路德维希·范·贝多芬，那个坏脾气的聋子，那个持有共和主张、孤独而绝望的人。就这样，奥地利总理库尔特·冯·许士尼格从自己的节节后退中找出了贝多芬，这个酗酒者的儿子，这个皮肤有些黝黑的男人；而他自己，出身小贵族，满脑子种族歧视，一向畏首畏尾的许士尼格，居然从历史的口袋里跳了出来，突然间神气活现起来，像是举着一块白布头在希特勒眼前晃来晃去。可怜的家伙！他去找一位音乐家来对抗谵狂，他搬出《第九交响曲》来抵挡军事侵略，他拿着《热情奏鸣曲》的三个小音符来表明奥地利曾经很好地在历史中扮演过角色。“贝多芬不是奥地利人”，希特勒回答他，回过来的这一句令人意想不到：“他是德国人。”确实如此。许士尼格甚至没有想到这一点。贝多芬是德国人，这无可非议。他出生在波恩。而波恩，不管用哪种方法来看，就算小心地拽平桌布，就算翻遍所有的编年史，它也从来都不是奥地利的城市，从来都不是。波恩离奥地利跟巴黎离奥地利一样远！就是把贝多芬说成罗马尼亚人，甚至乌克兰人，也不算很远。要是这么讲，那他为什么不是克罗地亚人呢？或者马赛的？要是都算上，马赛离维也纳不算远。“是啊，”许士尼格支吾着，“但是奥地利收养了他。”说到底，我们离国家元首级的会议已经距离太远了。那是一段阴沉的时间。终于，会晤结束。要一起进午餐。他们并肩走下楼梯。在走进贝格霍夫的餐厅前，许士尼格被一[2]幅俾斯麦的肖像画惊呆了：伟大宰相的左眼皮无情地耷拉下来，目光冰冷，心灰意懒；皮肤看上去已经松弛。众人走进餐厅，一一入座；希特勒在中央，奥地利总理面对而坐。午餐平常有序。希特勒好像很放松，甚至喜欢讲话。他以一种幼稚的热情，讲起他将在汉堡架起一座“世界最大的桥梁”。然后他补充了一句，大概他控制不住自己，他还要很快建起“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他要让美国人看到德国的建筑比美国的更高更大。午餐后，众人一起到了客厅。年轻的冲锋队员送上咖啡。最后，希特勒起身告辞，奥地利总理立刻像一名坑道里的士兵，狠命地抽起烟来。我们能看到的许士尼格的所有照片展现出的是两副面孔：一副傲慢、威严；另一副多一些胆怯、内敛，接近于爱幻想。在一张著名的照片上，他的嘴唇紧闭，神情恍惚，身体的姿势里有一种放弃和崩溃。那是1934年，在日内瓦他的某所公寓里拍摄的。许士尼格站着，也许有些不安。表情里有一种软弱和举棋不定的东西。可以说他手里拿着一张纸，但是图像不很清楚，底部有一个黑点模糊了图片。如果细心地看，会看到他的胳膊掀起了上衣口袋的背衬，隐约还可以看到一个奇怪的物体，也许是一株绿植，它从右边进入照片的方框。但是我所描述的这张照片，没有人知道，要去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版画和图片部才能看到。我们所看到的照片已经过修剪和重新剪裁。所以，除去几个负责收藏、归类和维护文档的专业人员之外，没有人看到过许士格尼的上衣口袋被翻过来。没有人看到过那个奇怪的东西（一株植物或者我也说不出的什么东西）——它在图片的右侧，没有人看到过那张纸。照片被剪裁后，给人一种完全不同的印象。它具有了一股官方的意味，一种得体的东西。只需要去掉几毫米的无意义部分，去掉一小块真实，就使奥地利总理原本有点惊惶的神态看上去多了几分威严；好像把现场缩小一点，去掉一些乱七八糟的元素，让注意力更加集中在他本人身上，就给许士尼格增加了密度。这就是叙事的艺术，任何东西都不是无辜的。但是现在，在贝格霍夫，不可能谈论什么密度或者什么得体。在这里，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只有一个取景框有价值，只有一种说服方式有意义，只有一种方法行得通——制造恐惧。是的，在这里占上风的是恐惧。示意性的礼貌，有节制的权威，所有的表面功夫，全都收场。在这里，贵族小地主在发抖。他首先搞不明白的是，有人竟然以这样的方式跟他许士尼格讲话。这次会晤后不久，他向身边的某个人吐露，他当时感觉挨了一顿臭骂。然而，他没有离开，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他抽烟。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漫长的两小时过去了。到了十六点，许士格尼和他的顾问[3]被请进旁边一个房间与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和冯·帕彭会晤。他们向他介绍了一部新条约的几个条款，说这是元首所能做的最后让步。新条约要求什么？它要求——空洞而无意义的措辞——奥地利和第三帝国就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协商。它要求——麻烦从这里开始——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在奥地利被允许，阿图尔·塞斯-英夸特（Arthur Seyss-Inquart）[4]，纳粹分子，被任命为内政部长，并享有全部权力——令人发指的干涉内政。它还要求任命费施波克博士（Dr Fischböck），众所周知的纳粹分子，加入政府。然后，它要求释放奥地利所有在押纳粹分子，包括罪犯。它要求给所有国家社会党官员和军官恢复过去的权利。它要求立即在两国军队中互换一百多名军官，它要求任命纳粹军官格莱泽-霍斯特瑙（Glaise-Horstenau）担任奥地利战争部长。最后它要求——最后的侮辱——撤掉奥地利宣传部所有领导成员。并且，这些措施要在八日内生效。作为交换条件（高尚的让步），“德国再次承认奥地利的独立以及它对1936年7月协议的遵守”，而这个协议之前已被架空。接下来，在我们刚才读过的所有内容之后，是一句耸人听闻的结束语：“德国放弃对奥地利国内政策的任何干涉。”我们以为在做梦。于是讨论开始了，许士尼格试图缓和德国的要求，但是他首先要挽回自己的面子。双方在细节上翻来覆去，可以说像水塘边的蛤蟆，眼对眼，牙对牙，互相掣肘。最后，经过艰苦的讨价还价，里宾特洛甫同意修改三个条款，把一些毫无意义的改动放入文本。突然，讨论中断：希特勒让人来叫许士尼格。办公室浸在灯光里。希特勒跨着大步走来走去。奥地利总理再次感到不自在。许士尼格刚刚落座，希特勒就咄咄逼人地开始讲话，声称他只同意做最后一次努力来讲和。“这是我们的计划”，他说：“没有谈判可言。我不会改变其中任何一个逗号！或者您签字，或者就不要继续交换意见了。今天夜里我就要做决定。”元首拿出了最严肃最阴森的表情。现在，奥地利总理许士尼格面对的是自己被羞辱或被赦免。他会对这个平庸的诡计做出让步并接受最后通牒吗？身体是发泄快感的工具。希特勒的身体狂热地晃动。它僵直，如同机器人；它散发毒素，像咳出的一口痰。希特勒的身体曾经深入人们的梦和意识，我们可以在时光的阴影里重新看到它：它在监狱的墙壁上，它趴在犯人的帆布床底下，它在犯人刻下的那些身影上，因为那些身影在他们大脑深处跟他们纠缠不休，它无所不在。也许在希特勒把他的最后通牒扔到许士尼格头上的那一刻，由于时间与空间的任性搭配，世界的命运在那短短一刻，仅仅那一刻，落在了库尔特·冯·许士尼格的双手里；也许在几百公里外瑞士的巴莱格（Ballaigues）老人院里，一位叫路易·[5]苏特（Louis Soutter）的老人正在一张桌布大的纸上用手指画出一支晦暗的舞蹈。他的笔下，黑色的太阳在世界的地平线上滚动，一群丑陋可怕的玩偶扭动摇摆。它们跑着，向四下逃散。骷髅、鬼魂纷纷从薄雾里出现。可怜的苏特。那时他已经在那家老人院度过了十五年，十五年来他把自己的焦虑倾泻在纸上，那些纸其实是他从字纸篓里捡来的破纸头和旧信封。当欧洲命运悬于贝格霍夫之际，苏特的那些晦暗的小人儿像铁丝般扭曲盘结，在我看来，正是它们在预示某种东西。苏特是从外面回到自己国家的，外面，是离家很远的地方，是世界尽头，当时他的精神状况一败涂地令人担忧。在那之后，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