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巴塞尔·范德考克(Bessel van der Kolk)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身体从未忘记：心理创伤疗愈中的大脑、心智和身体试读：
赞誉
本书是一部杰作。作者充满感情和同理心的深入视角，令人深信今后对心理创伤幸存者的治疗会日益人性化，极大地拓展了自我调控和疗愈的方式，同时也激发了更多关于创伤及其有效治疗方式的研究创新。作者范德考克通过充分呈现他人工作中令人信服的证据，连同他自己的开拓性探索以及在此过程中获取的经验，证实了身体会记录创伤的经历。除此之外，他开发了一套借助瑜伽、运动和戏剧表演的方法，巧妙地将人们的身体和心灵（以及他们的思想和情感）联系起来。这个新鲜观点是美好和令人欢迎的，并为心理治疗界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乔·卡巴金（Jon Kabat-Zinn），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荣誉教授；《多舛的生命》（Full Catastrophe Living）作者
这本特别的书将是现代精神病学思想的经典之作。创伤性经历带来的意义，只有那些同时了解许多不同知识领域的人才能真正明白，例如神经科学、发展精神病理学和人际神经生物学的知识都在这本书里被独一无二地整合了起来。在创伤后应激领域从来没有其他资料能够将这么多领域的精华和如此丰富的历史及临床观点结合起来，并得出这些创新的治疗方法。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本书里展现的视野及智慧十分独特，但又非常实用。这本书对于那些治疗创伤后应激及其对社会影响范围有兴趣的读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阅读材料。——亚历山大·麦克法兰（Alexander McFarlane），澳大利亚二等勋章获得者，药学学士、理学学士（荣誉）、医学博士，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精神病学学会成员，创伤性应激研究中心主任，阿德莱德大学，南澳大利亚州
对于一个主要专注于当代精神健康革命的神经学家来说，这本书不可思议的成就在于认识到了如此多心理问题都是创伤的产物。范德考克以一个优秀小说家的白描手法，回顾了他那段挑战传统精神病学的智慧和发现之旅，引人入胜。作者运用穿插叙事的手法，清晰地说明了创伤的神经生物学基础，解释了为什么传统治疗方法对创伤无效，并介绍了治疗的新方法——帮助患者治疗那些冻结在认知下的、有关过去的部分。作者通过戏剧性的病例展示，辅以令人信服的研究结果，生动地说明了上述的这一切。这本书具有里程碑般的意义，揭示了创伤性事件以及我们自身试图否认其后果的事实，它将在精神病学和更大范围内的文化领域中，具有标志性的地位。——理查德·施瓦茨（Richard Schwartz），家庭内部系统疗法（IFS）创始人
本书是一本清晰的、引人入胜的书，一旦拿起就很难放下，而且充满了令人震撼的病历和历史背景。范德考克是创伤治疗的杰出领头人，他在整个职业生涯期间，都在试图将各种创伤科学家和临床医生的智慧汇集起来，同时他也拥有自己对该领域的关键贡献。这本书描写了过去30年里一系列最重要的、最具争议的心理健康的突破性进展。我们已经知道，心理创伤使记忆碎片化。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创伤不仅破坏了大脑内部的联系，还破坏了身体和精神之间的连接；而且，我们还了解到各种令人兴奋的新型治疗方式，它让那些经历过严重创伤的人们把所有的零件再次整合起来。——诺曼·道伊奇（Norman Doidge），《重塑大脑，重塑人生》（The Brain That Changes Itself）作者
在本书中，我们分享了作者充满勇气的旅程，去探索创伤受害者游离在外的平行世界，以及治疗创伤的药物和心理治疗方式。在这本扣人心弦的书中，我们发现，尽管我们的头脑拼命试图遗忘创伤，身体却把我们困在过去，带来无法言喻的情绪和感受。这些内部的断裂造成社会关系的破坏，也会给婚姻、家庭和友谊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范德考克通过描述那些帮助他的病人重新整合思想和身体的治疗方法和策略，给大家带来了希望。读完此书，我们认识到，只有通过培养自我意识，获得内在的安全感，我们作为一个物种，才能充分体验到生活的丰富性。——史蒂芬·波戈斯（Stephen W. Porges）博士，精神病学教授，北卡罗来纳教堂山分校；《多元交感神经理论：情感、依恋、沟通和自我调节的神经生理学基础》（The Polyvagal Theory：Neurophys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Emotions，Attachment，Communication，and Self-Regulation）作者
巴塞尔·范德考克以他无与伦比的叙述能力，总结了过去几十年里心理创伤领域内的惊人进展。正因为他的工作，心理创伤（从对儿童的长期虐待和忽视，到战争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创伤）现在被认为是个人、社会和文化崩溃的主要原因。范德考克用巧妙、清晰和引人入胜的描述方法，将我们（专家和普通人）带上了他的个人旅程，向我们展示从他的研究、同事、学生以及病人那里学习到的知识。总而言之，本书十分出彩。——奥诺·范德哈特（Onno van der Hart）博士，荷兰乌特勒支大学；资深作家，著有The Haunted Self：Structural Dissociation and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Traumatization一书
本书根据创伤对大脑发育和依恋系统的深刻理解，叙述了更新、更好的治疗恶性压力的方法。这本书是目前已知有关创伤对个人及社会影响的最新摘要，并介绍了老办法和新方法对受创伤儿童以及成年人的治疗潜力。——杰西卡·斯特因（Jessica Stern），反恐政策顾问；《拒绝承认：恐怖回忆录》（Denial：A Memoir of Terror）作者
这是一本由真正的、领域内的先驱者所著，帮助理解心理创伤的影响的书。这本书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它为深受心理创伤折磨的人而作，并智慧地整合了创伤研究最前沿的神经科学成果和对创伤的理解。和它的作者一样，这本书睿智并富有同情心，有时这本书的言论会相当惊人，而且非常有趣。——格伦N.萨克斯（Glenn N. Saxe），医学博士，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系Arnold Simon教授和主任；纽约大学医学院儿童研究中心主任。
读这本著作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探索旅程，作者研究了大量治疗方式，向读者展示了如何掌控治疗过程、重新获得安全感，并找到自己的方式走出痛苦的泥沼。——弗朗辛·夏皮罗（Francine Shapiro），博士，EMDR疗法创始人；加州心理研究所荣誉高级研究员；《让往事随风而逝：找回平静、自信和安全感的心灵创伤疗愈术》（Getting Past Your Past）作者
作为依恋理论的研究者，我知道婴儿表现出一种纯粹的生理心理学现象，因为他们运用大脑的方式和运用身体的方式相同。因为没有语言和符号，婴儿会运用身体的每个生理系统，来使他们自己与周围的世界或人际关系产生意义。范德考克表明，类似系统会存在于任何年龄阶段的人们身上，而且创伤性经历，特别是那些发生在儿童早期发育过程中长期的恶性经验，会对心理造成严重摧残。这样的认识让他对创伤幸存者、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提供了极为难得的洞察和指导。巴塞尔·范德考克可能专注于身体和心理创伤的专业研究，但写这本书的他必然有着美好的心灵。——艾德·特罗尼克（Ed Tronick），特聘教授，马萨诸塞州大学，波士顿；Neurobehavior and Social Emotional Development of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作者
本书鲜活地阐明了创伤性经历如何通过大脑、思维和身体意识的各自发展和相互作用，进而影响了人们感受和创造的能力。本书把临床案例和突破性的科学研究整合起来，为我们提供了对创伤的新认识，这也不可避免地将治疗方式导向“重新连接”大脑，并帮助创伤人群重新融入当下的生活。这本书将为受创伤的个人提供治疗的指导，并永久地改变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对创伤及其恢复的认识。——露丝·拉尼厄斯（Ruth A. Lanius），医学博士，哲学博士，Harris-Woodman身心研究讲座教授，PTSD研究主任，西安大略大学；Impact of Early Life Trauma on Health and Disease作者
当谈及理解创伤的影响，并突破悲惨的人生经历而成长，巴塞尔·范德考克用他广博的知识、临床的勇气和充满创意的策略带领并帮助我们治愈。本书是一本为一般读者提供的书籍，它处在科学前沿，并提供了大量科学方式，帮助人们理解创伤的复杂影响，减轻痛苦，并且超越生存，蓬勃发展。——丹尼尔西格尔（Daniel J. Siegel），医学博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临床教授，Brainstorm：The Power and Purpose of the Teenage等书的作者
在这部宏伟的著作中，巴塞尔·范德考克带领读者踏上一段精彩旅程，这段旅程充满了历史上和研究中遇到的患者故事和他们的挣扎，并使神经科学在这位充满天赋的说书人口中成为简单易懂的内容。我们了解了这位作者在过去40年中，勇敢地探索和治疗创伤，最终获得了显著的成果，还挑战了精神病学和心理治疗的现状，开拓了治疗的新领域。本书不但帮助我们认识到创伤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更通过描述新的治疗方法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这本出色的著作不仅对治疗师非常有用，对那些想要了解、预防，或者治疗创伤造成的伤痛的人也是极有帮助的。——帕特·奥登（Pat Ogden），哲学博士，感觉运动心理研究所的创始人、教育主管；Sensorimotor Psychotherapy：Interventions forTrauma and Attachment作者
这部杰作是我读过的针对创伤的作品之中最有智慧也最有用的一部。它不仅分析深入，同时也充满了勇气和同情。范德考克博士的天才在于综合了临床病例、神经科学、强大的治疗工具和人性化关怀，令创伤的治疗方法踏上了一个新台阶。——杰克·康菲尔德（Jack Kornfield），《踏上心灵幽径》（A Path with Heart）作者
推荐序
心理创伤是心理领域中一个永恒的话题，它既涉及个人身体与心灵的发展和运作，也与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息息相关。同时，它又是一个让人难以面对的话题。心理创伤中常常充满了羞愧、耻辱、愤怒、悲痛，以及一切人类不愿意去触及的强烈情感。而当人们回避，创伤便进一步发酵，给受伤者的自身、家庭、社区乃至整个文化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直到人们醒来，下定决心去面对它为止。
由于美国越战、“9·11”事件和近年来的阿富汗战争，在民众和士兵群体中造成了广泛的心理创伤，这些心理创伤给患者自身和家庭带来的严重伤害，以及由心理创伤引发的健康和社会问题都给政府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因此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政府和社会团体都大力提高了在心理创伤研究和治疗方面的投入，加上近些年神经科学和脑科学研究方法的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崭新研究数据，使得近年来，精神医生和心理学家们在对心理创伤生理机理的理解和相关临床干预的研发方面，皆取得了不少突破性的进展。
如今，我们已经可以摆脱许多20世纪模糊的心理病因学和症状学理论，较为明确地指出，哪些大脑结构在当事人经历心理创伤后，在生理上或功能上发生了改变，并能将这些大脑内部的改变与当事人在思维、情绪、社会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较为直接地联系起来，据此开发和实践临床上有针对性的药物和心理干预，而本书就是这些现代心理创伤治疗研究和发展的集大成之作。
本书是全美最畅销的心理创伤疗愈书籍之一，书中全面介绍了目前为止美国心理创伤治疗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不论是可能造成创伤的情境，不同类型创伤的表现，创伤问题背后的原因，还是常见自我照顾和临床干预方法，以及这些方法的机理，本书都给出了详细的介绍。更为可贵的是，相比其他晦涩的神经科学和精神病理学典籍，这仍然是一本面向大众的书。作者通过各种生动的比喻和临床案例，将复杂的创伤神经机理直观地带到读者面前，令即使没有心理学背景的人也能从中一窥心理创伤的端倪。此后，作者更是给出了不少值得参考的临床和个人的见解与指导。
本书的作者既熟谙药物治疗，又精于心理治疗，并与美国目前所有主要心理创伤疗法的创始人都有深入的交流合作，可以说是美国心理创伤治疗领域的权威之一，自然也是向大众介绍心理创伤和疗愈之法的不二人选。也许一开始你会被作者广博的临床知识和复杂的脑科学解释吓到，但几章之后你就会渐渐习惯它们，并能够通过作者的介绍，建立起对心理创伤崭新的理解，学到更切实有效的创伤疗愈方法，也为自己的心理事业或自身的成长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和希望。
事实上，不论你是一位心理工作者、爱好者，还是一位经历过创伤的当事人，我都强烈推荐你们阅读此书。对于临床心理和社会工作者而言，本书几乎可媲美心理创伤治疗导论教科书，从病理到疗法一应俱全，虽然行文中不时流露出作者的主观偏好，临床指导上也有相当的选择性，但书中所述原则、所列数据，几乎都是当代心理创伤干预的金科玉律和研究精华，可以说是现代心理创伤干预的基础，不可不知。
而对于经历过心理创伤（如重大车祸、暴力侵犯、性侵犯、医疗事故、自然灾害等）或发展性创伤（如成长过程中受到长期身体、情绪、语言或性虐待，或受到养育者长期忽视等）的当事人，我更会真诚地推荐你阅读本书。本书会让你了解在你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创伤改变了什么，以及至少原则上，什么样的治疗或干预能够真正帮助你疗愈这些创伤。唯一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创伤带给当事人本身的易感性，书中的有些描述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激发你的回忆和情绪，因此在阅读时务必尊重自己内心的步调，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灵。
我们的国家曾经历过无数创伤，我们的人民也经历过许多创伤，并且这些创伤仍然在以某种形式代代相传，直至我们能够正视并主动去疗愈它们，才能最终摆脱创伤重复式的毁灭诅咒。心理咨询与治疗的逐渐兴起，如本书这样优秀的心理创伤疗愈书籍和研究的引进，都是在回应这一时代的需求。当有人需要帮助，就总会有人为之奋斗。这些疗愈的努力，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我们的子孙能够生活在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里。清流2015.10.3
译者序
我最初进行临床实习时，是在一个监狱中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白天，我与监狱中的每一个犯人交谈，进行精神病学上的诊断和身体疾病的调查；晚上，我则将访谈的资料整理为笔记和数据、与同事交谈、思考着这些故事的意义。他们绝大多数都生活在我难以想象的贫困、孤立和暴力下，即使这些经历我多少都在文献中读到过，但亲身与这些人交谈接触，是与阅读文献完全不同的感受。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我常常惊讶、困惑于一个问题：这些人是如何在这些难以想象的重负之下幸存的？这些人在监狱这个极为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是依靠着怎样的韧性和决断力生活的？
虽然实习结束，但这些好奇并未终止。我依然因为工作的原因，不断接触到许多遭遇过创伤性经历的人。正好有一个机缘，让我接手了这本书的翻译。事实证明，翻译此书是一段充满意义和收获的旅程。
本书作者巴塞尔·范德考克医生对于创伤有着充满创造力的见解，他的理论极大地影响了如今主流创伤治疗的理论。同时，因为对于非谈话治疗的支持，让他在学界中充满了争议。在本书中，他对创伤的理解来源于对依恋理论的借鉴，同时对于新理论（认知神经科学、人际关系神经学）和新治疗方式（神经反馈治疗、EMDR、瑜伽和艺术治疗）的开放接纳和科学探索态度。他对于现时创伤临床治疗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对发展性创伤（即儿童早年的创伤性经历对成年后的影响）和对解离症的理解。
心理学创伤在中国广为人所知，起始于2008年的汶川地震，灾情带动了一股“心理重建援助”的风潮。一时间，似乎人人都知道，需要为经历过重大自然灾难、丧失亲人的人提供关爱、伸出援手；人们可以通过一定程度的训练，成为心理咨询师，缓解人们的心理伤痛。然而，我们对于什么是心理创伤、创伤性经历和创伤性记忆会对人造成怎样的影响、怎样的帮助才是有意义的，并不十分明确。
有关心理创伤的理解和治疗在20世纪最后10年，特别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出现了突飞猛进的进展。本书为如何理解创伤性经历、如何治疗心理创伤提供了目前为止最前沿的解读。本书的作者，精神科医生巴塞尔·范德考克，是研究创伤性经历及治疗的先驱之一。他对于创伤的兴趣直接来自于他的自身经历：他的父亲和叔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集中营的幸存者。1978年，他在退伍军人事务处诊所的职业生涯刚刚开始时，他的第一个病人就是一个典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患者，而当时的精神医学对心理创伤几乎一无所知，只能束手无策。
因此，他投身到心理创伤的治疗及其对心理发展的影响的研究中。在接下来的20多年间，他不断在这一领域发表研究成果——心理创伤是如何与解离症、边缘性人格障碍、自伤行为相关；心理创伤是如何影响大脑、心智的发展。他率先以科学范式，研究PTSD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特别是瑜伽和神经反馈）的效果。除此之外，他还领着一班同行，为《精神疾病和诊断手册》（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第四版与第五版的编写进行与PTSD诊断标准有关的临床试验，在心理创伤的临床领域带来极为深远的影响。
本书并不仅仅是范德考克医生总结和分享治疗经验的手册，更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人文著作，从历史、社会、文化的角度，记录了创伤性经历及其对人类个体及社会整体的影响。范德考克医生从二战及越南战争退伍士兵的战争创伤开始，前溯到19世纪末精神分析理论对心理创伤的理解、1920年前后对“炮弹休克症”的记录、20世纪40年代开始兴起的人类毕生调查、20世纪70年代末精神科药物学的革命、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依恋理论的现代理解及“创伤性记忆抑制（恢复）”的大讨论、2000年前后对儿童（性）虐待的关注、2005年及其后借助神经影像学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新解读、以及新千年后各种新式的非药物治疗和东方治疗法。读毕全书，足以使读者对心理创伤的治疗发展史留下一个生动的印象。
即使读者将此书当做一本纪实文学来阅读，亦未尝不可。书中所述的案例横跨多种创伤类型，既包括在流行文化作品中广为人知的“人格分裂”现象（实际上应称作“人格解离”）、意外事件（如车祸）造成的心理创伤、（经历或目睹）（性）虐待和暴力造成的心理创伤、战争和恐怖袭击心理创伤，还有少为人知的“术间清醒”造成的心理创伤。在翻译的过程中，我追随着范德考克医生的妙笔，感受着故事主人公的命运，时而兴奋紧张，时而扼腕叹息。
心理创伤性事件一般是指来自于外在的、突发的，引发人们极大精神压力的极端或异常事件。DSM-5认为创伤性应激原是指可能会对自己或亲友造成生命威胁或性威胁的事件，这些事件可以是战争、自然灾害、飞机失事、交通事故这样的严重事件，也可以是如家人离世、亲密关系的结束、疾病或手术这样的个人经历。但近年对儿童创伤的研究发现，对于儿童而言，长期忽视、情感虐待、性虐待和身体虐待也属于创伤性经历。这些发现恰好适用林德曼（Lindemann）在1944年对心理创伤的定义：是一种“对原有依恋关系突然的、无法控制的破坏”。
创伤性经历不一定是亲身经历或者亲眼目睹，仅仅是聆听类似的经历，例如调查儿童虐待的警官或者专业的心理咨询师，都有可能由于知道创伤性经历而产生类似PTSD的症状。另外，严重的创伤性经历也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罕见。在本书援引的资料中，大约1/5的美国女性受过性暴力；在儿童逆境研究（the ACE study）中，28％的受访者在儿童时期受过身体虐待，只有36％的受访者在儿童时期完全没有不良经历，而高达12.5％的受访者在儿童时期遇到4种以上的不良经历。
范德考克医生在他的另一本书《创伤应激》（Trauma Stress）中说，人们不愿意谈到创伤，是因为创伤揭示了人性中普遍存在的“恶”——我们的朋友、邻居、家人、上司以及我们自己。很多人宁愿相信创伤是极为罕有的，希望忘记世界上存在着痛苦。
人类的中枢神经，如果按照功能来划分，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负责基本生理功能和探测危险，这部分发育较早；而负责理解的大脑皮层则发育较迟。负责基本生理功能的这部分大脑也与人的情绪密切相关，所以也被称为“情绪脑”。在情绪脑中，杏仁核是恐惧中心，它如同一个警报器，一旦遭遇危险（以及好像是危险的刺激），警报器就鸣声大作。可能在我们负责理解的大脑皮层（书中称为“瞭望塔”，主要是内侧前额叶皮层，负责对状况做出解释）还没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之前，情绪脑就通过两条自主神经系统，激发或减慢我们的身体反应。通过使用不同的迷走神经通路，我们会作出不同的行为来应对危险（如寻求周围的社会帮助、战斗或逃跑、降低与逃生无关的内脏消耗。见书中第5章中“三种层次的安全感”）。
上面描述的最基本的战斗或逃跑反应，常用于应对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意外。创伤性事件同样也会激发我们的应激反应，然而，在创伤性事件过后，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进一步发展出PTSD症状。根据一项随机抽样调查，在美国，超过60％的人遭遇过创伤性事件（Kessler等，1995；转引自McNally，2003），然而，这之中只有20％的女性和8％的男性在创伤性经历过后出现PTSD症状。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大多通过语言和想象力去缓解创伤性经历带来的压力和痛苦。
本书第4章提到了一个经历“9·11”事件的小男孩诺姆的故事。5岁的诺姆在曼哈顿市中心上学，那天早上，他透过教室的窗口亲眼目睹飞机撞向世贸大厦，人们不断地从大厦窗口往下跳。他随着隔壁班的弟弟、同学和老师们奔下楼，在门口见到刚刚送他上学的爸爸；接着，他跟着家人以及其他惊慌失措的人们在瓦砾、灰尘和浓烟之中逃生。幸运的是，在这场灾难中，他没有丧失任何亲人。他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就用图画描述了“9·11”事件的场景，然而，与事实不同的是，他在大厦下画了一张蹦床，接住不断往下跳的人们。
范德考克医生用这个故事说明了两项对于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技能：积极的行动力以及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大脑。与诺姆不同，有PTSD的人们可能在创伤性经历中无法用自己的行动从困境中突围，失去了用想象平复痛苦的能力。用书中的比喻来形容，就是“警报器”控制了整个人的大脑和身心，“瞭望塔”的解释能力失去了作用。
在一般教科书中，PTSD最核心的症状是侵入性记忆——创伤记忆随时随地的闪回、做噩梦或者在日常生活中忽然重现记忆细节。这是因为创伤性记忆的储存方式和日常记忆的储存方式是不同的：受到心理创伤的人可能记不清自己以往的遭遇，却对一些细节（例如触觉、嗅觉）的记忆异常清晰（见本书第12章）。
然而，受过创伤的人并不总是因为侵入式记忆问题而前来求助的，他们大多数人向治疗师寻求的问题就和普通人一样：他们情绪失控、与亲朋好友之间的关系出现问题、注意力缺陷、物质滥用，等等。很多当事人自身无法用语言表达创伤对他们的影响，他们只是时时感到出现与现实状况不符的强烈负面情绪，如焦虑、害怕、愤怒、羞耻、负罪感，或者觉得麻木、空虚，甚至会在无意识中重演创伤性经历。在范德考克医生之前，很少有人会把情绪不稳、物质滥用和解离症状与创伤性经历联系起来。
一个典型的、“被困在创伤中”的人失去了心理灵活性，随时处在和创伤性经历几乎相同的惊慌中，用全副精神维持日常生活，忍受着紧张、恐惧，或者好像生活在虚构的世界中。他们回避和创伤有关的一切环境，例如退伍士兵会在国庆日躲在办公室里（因为外面的烟花爆炸声好像炮火），因为术中清醒而遭受创伤的患者会辞去在医院的工作（因为总是看到穿手术服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也会用过度工作、滥用酒精或其他自我伤害的方式来麻痹自己。这种时刻处在崩溃边缘的状态令他们的情绪失控。他们中的很多人因为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很难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相应地，缺乏社会支持让他们的症状变得更加严重。
范德考克医生借用彼得·莱文（Peter Levine）的创伤理论和帕特·奥登（Pat Ogden）的身体治疗理论指出，人们的心理受到创伤是因为他们遇到了困境却无法做出反抗，这些无法进行的反抗会变成所谓的“未完成的动作”，最终“固化”在人们的身体感受或者无法解释的症状中，例如偏头痛、哮喘，他们不是感觉生气或悲伤，而是感觉到肌肉酸痛、肠道异常或其他毫无来由的症状。大约有四分之三的神经性厌食症病人和超过一半的暴食症病人，在描述自己的情绪感受时感到十分困难。他们或者是在无意识中重复某些无法理解的行为，反复陷入同样的麻烦中。目睹父母之间的家庭暴力的人，往往在成年时也可能陷入到关系暴力中。
范德考克医生在书中举了一个重演创伤记忆的例子。他在1989年报告了一个案例：一个退伍士兵每年在战友牺牲的日子里“持枪抢劫”，他会跑到便利店里，威胁店员说，他手上有枪，让店员把钱交出来，但又留出足够的时间给店员报警，让自己被警察逮捕。这名士兵重复了数次之后，法官最终把这名男子送去见精神科医生。范德考克医生和同事帮他克服了对战友牺牲的负罪感后，他才不再每年上演这种“借警察自杀”的举动了。
书中曾提到一个中年访视护士桑迪，在童年时长期被酒精上瘾的父母忽视，非常孤独。她的应对方式是顺从她依赖的所有人。无论何时她丈夫说了无情的话，她都会哮喘发作而倒下，只能立刻被送往急诊室。尽管桑迪学会了忽视她的亲密关系问题，但这些压力最终演变成哮喘这种症状来获得她的关注。她的治疗集中在发现身体感觉和情绪之间的关系。在她接受治疗的三年内，她再也没有进过急诊室。
这就是创伤在行动或身体症状上的印记。范德考克医生援引了神经影像学的研究，说明了强烈的、重复的经验可能会改变我们接受和理解刺激的方式。受过创伤的人比起没有受过创伤的人，更不容易捕捉到创伤性刺激之外的环境信息。研究也发现，遭受创伤的儿童比没有受过创伤的更难识别他人的正面表情，而容易将外界的表情刺激识别为“危险”的信号。受过创伤的人可能没有明显的PTSD症状，但他们可能会在无意中不断陷入同样的困境。他们也许可以在帮派或极端组织中感到理解和被安慰，但这些组织很难令他们学会足够的心理灵活性，降低神经系统的敏感性，让他们适应充满变化的人际交往和日常生活。“创伤的印记”是让我们无法走出过去、反复经历类似创伤的重要原因。
谈话治疗是心理治疗的最主流方式。谈话治疗试图唤起人们的洞察力，从而去理解和控制他们的行为。然而，这种洞察力难以阻止我们的杏仁核不断发送危险信号，难以终止身体的逃生状态，特别是和我们关系密切的人让我们感到恐惧或愤怒时。在书中描述的神经影像学研究发现，人们在进入闪回或麻木的状态时，语言中枢是被抑制的。
一方面，这样的过度唤起让普通的谈话治疗可能变得非常困难；另一方面，一个无法感受和思考的、有解离症状的来访者，也可能让治疗举步维艰。习惯以麻木自我感觉来应对创伤的人，因为不会打扰任何人，反而更难接触到需要的治疗。对于这些人而言，只有在治疗时克服了生理不适感，谈话治疗才是有意义的。而从下到上——从身体到意识的治疗，才更可能打破治疗停滞，克服创伤的印记。
有效治疗不一定需要语言，但疗愈的标记一定是能够建立有效的人际关系。范德考克医生指出，创伤治疗的关键，是降低人们在回忆/重演创伤时的不适感。在心理创伤的治疗中，有效的治疗，可以是非语言的；提高对身体的察觉，让来访者在治疗室之外体验到安全的人际交往，有可能从根本上带来治疗的突破。
范德考克医生在书中举了自己在学习EMDR治疗时的经历作为例子。EMDR治疗有非常大的争议，然而，实证研究却发现，EMDR治疗是目前对于心理创伤最为有效的治疗方式之一。在治疗中，治疗师几乎完全不需要与来访者之间建立任何语言上的信任和理解，治疗师依靠简单的口令，要求被治疗者观察治疗师的手指运动，同时在脑中回忆创伤性记忆，但治疗师不需要知道被治疗者想起了什么。范德考克医生在学习EMDR时，他的练习搭档跟他说：“我完全不信任你。我不会告诉你任何我小时候的创伤。”范德考克医生感到无比沮丧，然而，治疗结束后，他的搭档看起来却变得更轻松自在了。
范德考克医生在本书中写道：“能够在社会交往中感觉到安全感，是精神健康最重要的一点。”在众多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中，大部分都包括无法建立满意的人际关系、或难以控制情绪。几乎所有有关精神健康的研究也都指出，社会支持（即人际联系）都是精神疾病预防和康复中重要的因素；而人际联系，除了陪伴，还意味着能够相互沟通，在人际联系中感觉到安定。这就是所谓的“安全感”。很多人可以进行表面性的人际交往，然而，在需要完全放下警觉的亲密行为中（例如性行为），他们会感到强烈的紧张或不安。
根据人际神经生物学（Interpersonal Neurobiology）的理论，人际关系之所以可以有治疗作用，是因为神经元之间的联系会不断依据外界环境刺激进行调节。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会时刻捕捉到我们周围的社会性反应（微笑、皱眉、撇嘴、脸部的角度），并透过三层迷走神经通路影响我们的心跳、肌肉紧张程度，决定我们是要放松还是逃跑。心理治疗也是一种运用人际关系的治疗方式，其疗效有一半来自来访者和治疗师之间稳定、安全的治疗性人际关系。而EMDR中体验到的，也是一种在身体感觉上安全的回忆。
这就是“身体会记得”。身体会记得受创伤的经历，也会记住安全的经历。
范德考克医生本人的临床理论虽然改变了整个创伤临床治疗的景观，但他在这本书中提倡的这些非传统治疗方式，毫无疑问，是充满争议性的。范德考克医生本人也因为倡导创新疗法而备受争议。这些争议其实是药物治疗（或实证治疗）和非实证治疗之间的差异，是研究者和临床者之间争议的缩影。
所谓的“创新疗法”，在很多研究者眼里，就是“未经实证研究的治疗方法”。这种理解也没有错。在本书提到的许多治疗方式中，只有药物治疗和认知行为疗法（洪水法/系统脱敏法）是受到最多的实证研究证明的；近十年来，EMDR和神经反馈治疗也逐渐被实证研究接受。而其余的疗法：瑜伽、武术、内在家庭系统治疗（Internal Family System Therapy，IFS）、结构心身治疗（Pesso Boyden System Psychomotor Therapy）、戏剧，都还没有像前面几种治疗方法那样得到足够的实证研究支持。
因此，在本书中，范德考克医生花费了一些笔墨解释创新疗法和传统疗法之间的争论，及其在实证证据上的区别。他指出，因为缺乏实证证据，或者与心理治疗中的传统方式“谈话治疗”相距甚远，疗程也过长，因此创新疗法缺乏足够的资金进行实证研究。而在一些课题尚未得到足够重视之前（例如战争性创伤、儿童发展性创伤），范德考克医生和他的同事们不得不自己掏腰包进行临床和实证研究。范德考克医生在一个访谈中辛辣地指出：研究基金不投入在未经实证支持的治疗方法中，是一种“终结临床探索”的做法。
范德考克医生在书中反复强调他在哈佛医学院上学时，他的老师埃尔文·塞姆拉德教他的一点，应该向患者学习治疗，依赖自己对现实的感知，而不是听信书本上言之凿凿的诊断标准。当一个治疗者面对病人时，治疗者面对的是一个有各种生活需要和发展潜力的“人”，而不是一个疾病名词。范德考克医生在书中写下了好几个自己思想的转变点：因为抗精神药物的发展，病人一方面获得了从前无法想象的恢复，能够脱离长期病房，回到亲友身边；然而，医院却逐渐成为了一个“修理站”，医生成为了一个消灭症状的“修理工”，在15分钟内就匆匆开药给患者，消除他们的焦虑或抑郁情绪，或者愉快地接受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退回自己的实验室里，认为一切人类努力克服的问题（愤怒、欲望、傲慢、贪婪、懒惰）都只是“障碍”，只要找到适当的化学药物就能“药到病除”。然而，范德考克医生也发现，虽然针对退伍士兵的镇静剂、抗抑郁剂和治疗团体几乎全部无效，而瑜伽却拯救了他的几个最严重的病人。在针对受过创伤的、有行为问题的儿童的治疗中，动物辅助的治疗、感官刺激的治疗、戏剧辅助和游戏治疗（和预防性团体）、神经反馈治疗，都取得了令人无法忽视的效果。这些儿童不仅恢复了信任感和与他人交往的能力，而且在职业上取得了不能忽视的成就。
本书在中国有更深的一层含义。在中国，很多人仍然认为心理治疗的理解就是“陪聊”，认为对心理疾病的治疗最科学有效的方式是吃药，这个观点也被很多精神科医生所乐见：一方面将非药物治疗神秘化，一方面将药物治疗神圣化。这种心理和药物治疗断裂的局面，也是现在精神医学和心理治疗之间从教育到职业化之间的长期壁垒的具象化。我国的《精神卫生法》规定：心理咨询师不能为拥有心理疾病的人进行诊断和治疗，只允许心理治疗师和精神科医生进行诊断和治疗。而实际上，中国的心理咨询师承担着几乎所有的心理治疗功能；同时在现存制度中，只有经由医药专门学校毕业的人才能通过每个医院内部的职称系统成为心理治疗师。
而在美国，类似的壁垒则是医学循证治疗（药物和认知行为治疗）以及创新治疗之间的争论。临床心理研究者和进行精神/心理临床治疗的医生之间常常互相攻讦：一方谴责对方在治疗上任意妄为，不将治疗方式局限在仅仅经过实证研究的治疗方式中，而采用一些缺乏实证证据的治疗方法，对患者不负责任；另一方则谴责对方根本没有接触过临床中复杂的诊断和共病，实证研究对复杂的临床现象解释度十分有限。在临床实践中，面对一个对传统疗法反应不好的患者，临床工作者最自然的做法就是采用一些听说效果很好，但是暂时缺乏实证证据的治疗方法。
范德考克医生作为一个非实证疗法和身体—精神疗法的早期支持者，自然引起心理学和精神医学界的恐慌。然而，范德考克医生提出呼唤，对未经证实的治疗方法投入更多的研究经费以及敦促临床工作者正视自己在临床工作中的体验，对未经证实的治疗方法进行实证研究。
本书作者作为一个资深的精神科医生，亲身拥抱了精神类药物治疗的发明和兴起，在保持了一种实证主义倾向的科学语调的同时，不仅不断跟踪着有关研究人类精神领域的最新进展，还努力挖掘非传统治疗方式的可能性。本书把散落在历史中探索人类精神痛苦的智慧串联起来，再以现代强调实验控制的心理学研究的语言将其描述出来（例如有关创伤重演、解离症和当代依恋关系的研究）。古代文学和戏剧描述了人类的创伤和面对创伤的方式，而东方的智慧（例如正念、瑜伽）也为创伤的治疗提供了一些新思路。在各种科学前沿的研究中，表征遗传学正在改变“先天还是后天”这个传统心理学问题的回答；而个体化药物治疗正在改变医疗方式；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在刷新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正如基思·斯坦诺维奇在《这才是心理学》中说过：在心理学的进展中，理论的发展并不是如同物理学一样以一种跃进的方式实现的；心理学的新理论并非全然排斥旧理论，而是更能总结不同状况的理论。本书中，范德考克医生统筹各种理论，将历史上的实验探索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使其创伤理论呈现出恢宏的视野和气度。
在本书中，范德考克医生借助美国医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Medicine，IOM）的一个观点来表达自己的立场：该所在2001年呼吁临床工作者运用循证治疗方式（evidence-based practice），意味着临床证据应来源于实证研究、临床经验和患者利益的综合。循证治疗方式要求临床工作者既要重视实证研究，也要真实地感知自己的临床经历，同时关注每个患者作为个体的长远利益。除了疾病本身，现实中复杂的人类困境，是临床工作者在日常工作中遇到的最大挑战，也是临床工作者真正的老师。范德考克医生从不掩饰自己的担忧：“我无法在这些治疗师面前进行一整天的讲座教学，因为真正的学习只在行动之中。”
心理创伤不仅仅是一种病理学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贫穷、家庭失能、教育机会不均都是心理创伤的温床。而促进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正是创伤康复中体现的韧性（resilience）和能动性（agency）。在对抗人类的疾痛和创伤的过程中，我作为一位心理临床工作者，借范德考克医生的语言，衷心呼吁心理治疗者和医学治疗者两者放下成见，达成和解，连同患者、患者家属、教师、社会与各行各业的人士合作，运用多种资源，形成真正的治疗同盟，预防心理创伤，促进心理创伤的康复。
非常感谢策划编辑邹慧颖、责任编辑冯语嫣的耐心。谢谢编辑们给我机会，翻译这本书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感谢我的母亲和朋友们也在翻译中给了我很多实际的帮助；我的同学及同行们的鼓励和支持，也让我感到我的翻译是有意义的。没有你们，这本书是不会出现的。谢谢你们。李智2016年4月1日序言面对创伤
一个人不需要上过战场、住过叙利亚或刚果的难民营就有可能遭遇精神创伤。创伤可以发生在我们自己、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或邻居身上。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研究表明，1/5的美国人在儿童时期被性骚扰；1/4的人被父母殴打后身上留有伤痕；1/3的夫妻或情侣有过身体暴力；1/4的人和有酗酒问题的亲戚长大；1/8的人曾目睹过母亲被打1。
我们人类真的是一种适应能力超强的物种。自从有历史记载以来，我们就在不间断的战争、无数的天灾或人祸，以及个人生活的暴力与背叛中不断振作。但创伤总会留下或大或小的痕迹，大至历史或文化上的伤痕，小至家族中不知不觉世代相传的阴暗秘密。它们也会在我们的心智和情感、我们体会愉快和亲密的能力，甚至在我们的身体和免疫系统中留下痕迹。
心理创伤不仅仅影响那些直接暴露在事件中的人，也影响他们周围的人。从战场归来的军人也许会以狂怒或冷漠吓坏他们的家人。丈夫身患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他的妻子也很有可能变得抑郁，而这些抑郁母亲的孩子们很有可能因此而焦虑不安。暴露在家庭暴力中的孩子通常很难在成年时建立稳定、充满信任的亲密关系。
创伤，正如它本身的定义，是难以承受、不能容忍的。大多数的强奸受害者、经历过战场的士兵和被性骚扰过的孩子在想起过去的经历时会极度沮丧不安。他们极力试图把这些记忆清除出去，努力表现得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生活。这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背负着这些恐怖的记忆，以及对自己软弱、脆弱的羞耻感活下去。
我们当然都希望走出创伤，然而，负责我们基本生存功能的那部分大脑（深藏于我们的理性大脑之下）并不擅长否认记忆。即使创伤性经历过去了很久，这部分大脑也有可能在一些轻微的危险信号下激活大脑的应激回路，让大脑产生大量的压力荷尔蒙。这会引发负面情感、强烈的生理感受以及冲动的攻击性行为。这一创伤后应激反应难以理解又势不可挡。失控，让创伤的幸存者觉得他们的内心已经彻底损毁，无可救药。
我记得自己第一次萌发学医的念头时只有14岁，正在参加一个夏令营。我的表兄迈克尔不让我睡，整晚都在给我解释肾脏如何工作，它们如何过滤身体废物、又重新吸收化学物质，让机体保持平衡。我被他那奇妙的身体功能描述完全吸引住了。后来，在我医学训练的每一步中，无论是我学习外科、心血管，还是儿科，我都认为治疗的关键是在于了解人体系统是如何工作的。然而，当我开始在精神科轮转时，我着迷于思维的极端复杂性及人际关系的多样性，然而精神科医生却对他们所治疗的问题知之甚少，我被这一极端反差震惊了。我们有朝一日能像了解我们其他器官一样了解我们的大脑、心智和爱吗？
显然，要获得如此详细的了解，我们还要进行多年的学科研究。然而，三门新学科的诞生让有关心理创伤、虐待和忽视的知识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这三个新领域分别是：神经科学，一门研究大脑如何支持思维过程的学科；发展精神病理学，研究逆境对思维和大脑发育的影响；人际神经生物学，研究我们的行为如何影响我们周围人的情绪、生理和观念。这三个领域的研究揭示出，创伤会造成实际的生理影响，包括重新调校我们的大脑警报系统、令压力激素更加活跃、让报警系统从不相关信息中筛选出与危机相关的信息。我们现在知道，精神创伤会损害大脑感知生理感觉的功能区域，让我们感受不到生命力。这些变化也解释了为什么受过创伤的人对威胁过度反应，不能体验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些知识也帮助我们明白，为什么受过创伤的人们似乎总是面临同样的问题，好像难以从经验中学习。我们现在知道，他们反复受挫的行为不是因为他们有道德上的缺陷，或是意志力薄弱，又或是他们的品格不好，而是他们的大脑发生了变化。
我们对精神创伤知识的增长也带来了新的可能，让我们可以缓解甚至将创伤带来的损害恢复。现在，治疗创伤可以利用大脑自身的神经可塑性，发展新的方法和体会，帮助幸存者在现实生活中感到活力，从而继续生活。这些方法从本质上可以概括为三个途径：①自上而下，通过谈话重新与他人建立联系，进而了解自我，处理与创伤相关的记忆；②服用药物，关闭脑中不适当的警报，或者使用其他方式来改变大脑组织信息的方式；③自下而上，让身体深刻地体会与创伤带来的无助、狂怒或崩溃完全相反的体验。对每个特定的创伤后幸存者来说，哪一种方式最好，是一个经验上的问题。就我见过的病人来说，大多数人都需要上述方法的综合。
这是我一生的事业。我在30年前成立了创伤中心，并且一直以来受到我在创伤中心的同事和学生的支持。我们一起治疗过几千个受过精神创伤的儿童和成年人：他们之中包括儿童虐待、自然灾害、战争、意外和人口贩卖的受害者，以及那些被熟人或陌生人伤害的人。一直以来，我们都以每周一次的频率跟我们所有的患者及治疗小组深入讨论病情，仔细地追踪不同治疗方式对于不同个体的效果。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照顾好那些来寻求治疗的儿童和成年人，但我们从一开始也致力于研究创伤后压力在不同人群中的影响，以及每种治疗方式最适合的对应人群。我们一直以来都受到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及其下属的补充疗法和替代医学中心、国家疾病控制预防中心以及一些私人基金的资助，我们探索各种不同的治疗方式，包括药物治疗、谈话治疗、瑜伽治疗、眼动脱敏与再处理治疗技术（EMDR）、戏剧治疗和神经反馈治疗（Neuro Feedback Treatment）。
治疗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让人学会控制以往创伤的痕迹，重新掌控他们的人生。对话、理解、增强人际关系，这些都是有所帮助的，药物也可以抑制过分活跃的报警系统。但我们也会看到，创伤的痕迹也能通过新的身体体验，转化为那些与无力、愤怒和崩溃的创伤经历完全相反的体验，让人们重获自我控制。我没有治疗方式的偏好，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治疗方式适合所有人，但我使用过书本介绍的所有治疗方式。每一种治疗方式都可以给患者带来深刻的变化，但这些治疗技术的效果取决于特定的问题和不同的人。
本书既是一本指南，也是一个邀请。请让我们正视精神创伤的现实，一起探究如何更好地治疗创伤，并作为一个社会整体做出承诺：尽一切努力预防创伤。第一部分创伤的重新发现第1章越战士兵的经验教训
我成为今天的我，是在1975年某个阴云密布的寒冷冬日，那年我12岁……许多年过去了，人们对陈年旧事的观点是错的……回首前尘，我意识到在过去26年里，自己始终在窥视着那荒芜的小径。——卡勒德·胡赛尼，《追风筝的人》
有的人似乎生活在一种不间断的叙述中，但我的生活有很多停顿和重新开始。这就是创伤，打断了故事情节……它只是发生，然后生活继续。没有人会预料到你有创伤。——杰西卡·斯特恩（Jessica Stern），《拒绝承认：恐怖回忆录》（Denial：A Memoir of Terror）
1978年，7月4日国庆节假期之后的那个星期二，是我第一天在波士顿的退伍军人事务处医院（Boston Veterans Administration Clinic）上班。当时我正想在新办公室挂上我最喜欢的一幅复制画——勃鲁盖尔的《盲人的寓言》，我就听到接待处一阵骚动。片刻过后，一个穿着脏兮兮的三件套西装、胳膊底下夹着一本《军事冒险者》（Soldier of Fortune）杂志、胡子拉碴的壮汉闯进我的办公室。他看起来很激动，而且很明显处于宿醉状态。我心里纳闷我能拿这个汉子怎么办。我请他坐下，问我能为他做什么。
他的名字叫汤姆。10年前，他在海军服役时上过越南战场。整个国庆日假期，他都把自己关在波士顿市中心的律师办公室中，盯着旧照片喝酒，而不是和家人在一起。根据他往年的经验，他知道节日的噪声、烟火、夏季的炎热，还有他妹妹家后院那浓密的初夏绿荫，都会让他想起当年的越南，让他崩溃。他不敢待在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附近，因为他失控时会表现得像一只怪物。他会因为孩子们的吵闹声暴怒，以至于他必须冲出家门，防止自己伤害他们。他只有在把自己彻底灌醉，或是以危险的高速骑着他的哈雷戴维森摩托奔驰时，才能够冷静下来。
他也无法在夜晚解脱，梦魇时常打断他的睡眠。在梦里，他又回到了危机四伏的稻田，因为遭受伏击，他所在的排几乎全军覆没。在他那可怕生动的回忆中，也有死去的越南儿童。这些噩梦极为可怕，他甚至十分害怕睡着。夜晚的大多数时间里，他都在喝酒。当他的妻子早上醒来，都会发现他昏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她不得不踮着脚，经过沙发，准备早餐。她和孩子们吃完早饭后，会再踮着脚尖出门。
汤姆告诉我，他在1965年高中毕业，而且还是他们班毕业致辞的代表。因为他们家的从军传统，他一毕业就加入了海军。他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巴顿将军的麾下服役，而汤姆毫无疑问，完全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强壮、聪明、领导力超群。在完成基本训练之后，汤姆感到自己强大而充满战斗力，足以在团队中独当一面，无惧于任何挑战。在越南战场，他很快成为排长，带领着其他8名海军成员。
在泥泞与机枪扫射中全身而退，足以让所有人为自己和战友感到自豪。服役期满，汤姆光荣复员，迫不及待地将越南抛诸脑后。表面上看，他确实做到了。他通过GI法案进入大学，从法学院毕业，与他高中时的女朋友结了婚，有了两个儿子。然而，汤姆很难过，因为他几乎感觉不到自己对妻子的任何感觉，尽管两人当年的书信让他在越南的疯狂丛林中活了下来。汤姆尽了一切努力，假装自己过着正常生活，试图找到他以往的自我。他现在从事法律行业，处于事业上升期，但他觉得自己的内心已经死了。
尽管汤姆是我漫长职业生涯中遇到的第一个退伍军人，但他的故事让我熟悉。我在战后的荷兰长大，从小在各种空袭废墟中玩耍。我父亲曾经因为反对纳粹而被关进集中营，但他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他在战时的经历。他有时会发很大的脾气，让我惊恐不已——我当时还只是个小男孩。他每天早上，趁家人还未醒时，就安静地下楼祈祷和阅读圣经。这样一个虔诚的人，怎么会有如此可怕的怒火？我也在我的叔叔身上看到同样的矛盾。他是一个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社会正义的人。他在日治时期的东印度（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被抓去缅甸，做修建桂河大桥的奴工。他也几乎从不提及战争，但他发起火来也常常不受控制。
在听汤姆描述时，我想起我的父亲和叔叔，他们是否也有噩梦和闪回？他们是否也能体会到那种与家人的不可联系感，以及无法在日常生活中感到任何快乐的感觉？我想起一幕幕脑海深处的回忆，我那被吓坏了的，但更多是吓人的母亲。我现在认为，她也经常重新体验儿童时期的创伤。当我问她小时候的生活如何时，她总是会昏厥过去，令我十分紧张。她醒来后，就会指责我为什么让她难过。
感觉到我明显的好奇，汤姆平静下来。他告诉我，他刚才觉得恐惧、混乱。他担心他会变得跟他父亲一样——总是很生气的样子。他父亲只会将孩子与他在1944年圣诞节在突出部之役牺牲的战友对比，除此之外，他几乎不跟孩子说话。
我们聊天接近尾声，我做了一件医生通常会做的事情：我以为我明白了汤姆的噩梦，所以我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儿。我在学生时期时，曾在一个睡眠实验室工作，观察他们的睡眠周期，也曾经协助过书写有关噩梦的文章。我也参加过一些在20世纪70年代刚出现的精神药物的早期研究。所以，尽管我没有抓住汤姆问题的核心，但至少我能帮他缓解噩梦问题。我也相信化学药物能让我们生活得更好。于是，我给他开了一些可以减少噩梦发作的药，然后我让汤姆两周后复诊。
两周后，汤姆回来复诊。我热切地想知道药物是否起作用。然而，他告诉我，他并没有吃药。我掩饰着不快，问他为什么。“我认为，如果吃药就会让噩梦消失的话，”他回答，“我就等同于抛弃了我的战友。他们的死亡将变得毫无价值。我需要成为一个活着的纪念，纪念那些在越南牺牲的战友。”
我被震动了：汤姆对他死去战友的忠诚令他无法回到生活中。他就和他的父亲对他战友做的一样。父亲和儿子在战场的经历都使他们脱离了现实生活。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应该怎么办才好？这个早上，我发现我可能要花一辈子的时间去寻找创伤的解决方法。恐怖经历是怎样把人们困在过去的？这些人的心智和大脑出了什么问题，让他们卡在这个他们想极力逃避的地方？1969年2月，汤姆乘坐着从越南岘港归来的航班，他的父母在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拥抱他，为什么他的战争没有从这时起就结束了？
汤姆需要让他的生活成为一种纪念他战友的纪念碑。这件事情告诉我，他可能面对着更为复杂的情况，不仅仅是可怕的回忆、大脑化学失衡，或异常的大脑恐惧回路。在受埋伏之前，汤姆是一个忠诚的朋友，一个会享受生活的、充满兴趣的、快乐的人。在恐怖的时刻中，精神创伤改变了一切。
我在退伍军人事务处工作的时候，我认识了很多类似的人。这些人即使面对着微小的挫折，也有可能爆发出极为可怕的暴怒。诊所公共区域的墙壁上充满了拳印，保安疲于保护被吓坏了的保险代理人和接待员。他们的行为当然很可怕，但我也对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充满了好奇。
我和妻子在家时也要处理类似的问题，例如我的孩子会因为不想吃菠菜或者不想穿袜子而乱发脾气。为什么我从不操心孩子们的幼稚行为，但却担心那些退伍士兵？当然，他们的体型有别，退伍士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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