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经典讲座(下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5-24 08:51:51

点击下载

作者:胡适等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北大经典讲座(下册)

北大经典讲座(下册)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北大经典讲座(下册)作者:胡适等排版:小不点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时间:2015-10-01ISBN:9787569903577本书由北京紫云文心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Chapter 3历史与哲学史学与哲学 李大钊中国文明的历史发展 辜鸿铭法兰西与近世文明 陈独秀以美育代宗教说 蔡元培史学与哲学李大钊

今日所要和诸位商榷的,是史学及史学与哲学的关系,主体是讲史学。

凡一种学问,必于实际有用处,文学、史学都是如此。但是,用处是多方面的。得到了一种智识,以此智识为根据去解决一种问题是用处;以所有的学识成一著作与学术界相商榷,以期得到一个是处,也是用处。但是最要紧的用处,是用他来助我们人生的修养,都有极大的关系。

人们要过优美的高尚的生活,必须要有内心的修养。史学、哲学、文学都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并且都有他们的好处。从不同的研究,可以得到同的结果,与我们以不同的修养。哲学、文学在我国从前已甚发达,史则中国虽有史书甚多,而史学却不发达。这不但中国为然,外国也是如此。因为史学正在幼稚时代,进步甚慢。但他于人生有极大影响,我们不但要研究他,且当替他宣中国著名学者、共产党人李大钊传,引起人们研究的兴味,以促史学的先生进步。一、历史一辞的意义《说文解字》说,史是记事的人(即是书记官),“史”字从中从又,“中”是中正的意思。文字学家说,“又”字是象形字,“中”字不是中正的“中”,乃是“册”的象形字。“史”字有书役的义,即指掌记事者而言。日本训“史”字为フヒト,以之为归化的人而专从事于文笔的事者的姓。此“史”字遂辗转而有记录的意思。英语称历史为History,法语为Histore,意语为Storia,皆由希腊语及拉丁语的Historia而起,本意为“问而知之”;把“问而知之”的结果写出来,即为纪录,即是History。德语称历史为Geschichte,荷兰语为Geschiedenis,原皆指发生的事件或偶然的事变而言。各国文字的本义都不相同,今日使用的意义也复各异,所以发生了混乱错杂的见解了。

我们日常泛言历史,其涵义约有三种:(一)譬如说吾汉族有世无与比的历史,这并不是指记录而说,乃指民族的经历或发展的过程,所以四千年的历史一语,可以说是文化进化的代名词;(二)又如说吾国无一可观的历史,其意乃指见识高远、文笔优美的历史书籍而言;(三)又如问一友人,以君所专考的科目是什么?答云历史。此“历史”二字,乃指一种科学的学问而言。中国并不是没有普通的记录,而专考历史,以历史为一门科学的,却是没有。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就是成为一种科学的历史究竟是什么?二、历史的定义

关于史的定义,史家不一其辞。因为各人目光不同,定义也因此各异;而现在史学又不十分发达,所以完全妥当的定义,竟是没有。今且举出几个定义中,我们或者能得到一个史学的概念。Felint的史的定义

弗氏谓历史学即是历史哲学。他说:“历史哲学,不是一个从历史事实分出来的东西,乃是一个包蕴在历史事实里边的东西。一个人愈能深喻历史事实的意义,他愈能深喻历史哲学;而于历史哲学,也愈能深喻于其神智。因为历史哲学,只是些历史事实的真实性质与根本关系的意义的合理的解释、智识罢了。”这里他所说的历史哲学,史学也包括在内。Lamprecht的史的定义

郎氏在他的《什么是历史》一书中说:“史事本体无他,即是应用心理学。历史乃是社会心理学的科学。”Vanloon氏的史的概念

万龙氏作有《人类史》一书。他的序文中有几句警语:“最善的点,乃在环绕吾们的光荣的过去的大观,当吾们返于吾们日常的事业的时候,与吾们以新鲜的勇气,以临将来的问题。”

又说:“历史是经验的伟大楼阁,这是时间在过去世代的无终界域中建造的。达到这个古代建筑物的屋顶,并且得到那全部光景的利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非青年的足是健强的,这事才能做到。此外,绝无人能登临。”内田银藏博士的史学的要义

内田银藏博士是日本的史学者。他说:史学有三要义:(一)随着时间的经过,人事进化不已。研究历史,当就其经过的行程而为考察。社会一天一天不断地发达进化,人事也一天一天不断地推移进行。就其发达进化的状态,就是就其不静止而移动的过程,以遂行考察,乃是今日史学的第一要义。(二)当就实际所起的情形,一一搜察其证据。考察历史,须不驰空想,不逞臆测,应就现实发生的事例,依严密的调查考察证据的手段,以究明人事的发展进化。这是历史的研究的特色。(三)不把人事认作零零碎碎的东西去考察他,应该认作为有因果的、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现在的历史的研究,不能单以考察片段的事实为能事,须把人事看做整个的来研究,就其互相连锁的地方去考察他,以期能够明白事实与事实间相互的影响和感应——即是因果。但零碎的事实,也很要紧的。没有零碎,便没有整个。所以当就一个一个的零碎为基础,而后当做一个整个的而观察他的因果的关系。不过此一个一个事实,必须考查精确,假使是假的,差误的,那么由此而生的整个,也靠不住了。但太致力于烦琐的末节,而遗其大端,那也是不足取的。梁任公氏的史学定义

最近梁任公氏著有《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在那本书里所下的史的定义是:“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的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资鉴的是史。”

以上所举的,不过是供吾人参考的资料。我甚希望诸位参考诸家的说,自己为史学下一个比较的完全确切的定义。三、史学与哲学及文学的关系

讲到史学与哲学、文学的关系,最好把培根的分类先来参考一下。关于人生的学问,本不能严格的分开,使他们老死不相往来的,因为人生是整个的。但现在为分工起见,所以不得不分成多种专门的学,以求深造。但学问虽贵乎专,却尤贵乎通。科学过重分类,便有隔阂难通之弊。所以虽然专门研究,同时相互的关系也应知道。专而不通,也非常危险,尤以关于人生的学问为然。史学和哲学、文学的来源是相同的,都导源于古代的神话和传说。虽然我们分工之后,同源而分流,但也一样可以帮助我们为人生的修养,所以也可以说是殊途而同归的。

培根的分类,见于他所著的Advancement of Learning(1605)及以拉丁文著的The Dignity and Advancement of Learning(1623)。这二书都是讲当时的思想的发展的。在此二种书中,他把学问分为三大类:(一)历史;(二)诗;(三)哲学。这是按照心的能力而分的。因为心的能力也有三:(一)记忆;(二)想象;(三)理性。记忆所产生的是史,想象所产生的是诗,理性所产生的是哲学。这个分类,在今日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他只是指他那时代的学问状况而说的,但我们正好借用他的分类,说明史学、文学、哲学三者的关系的密切。

他把历史分为自然史、人事史,而人事史又分为宗教史、文学史等。

哲学也分为三类:(一)关于神明的;(二)关于自然的;(三)关于人的。哲学二字的意义,也与现在不同。他所说的哲学,是穷理的意思;此外又有第一根源的哲学,包括三部的本源的普遍的学问。

诗也不是专指诗歌而言,凡想象、假作而叙事的文学都是,不必定为韵文。

诗与史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要考察希腊古代的历史,必须读荷马的《史诗》,因为他的诗中包蕴很多的史料。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是史,他说诗亡而后春秋作,也可见史与诗间大有关系。即如《诗经》一书,虽是古诗,却也有许多许多的史料在内。要研究中国古代史,不能不把此书当作重要的参考书。郎氏(Lamprecht)谓:“史有二方面:(一)取自然主义的形式的——谱系;(二)取理想主义的形式的——英雄诗。谱系进而成为编年史,英雄诗进而成为传记。”这都可证明诗与史的关系密切了。

哲学与史的关系的密切,也很容易证明。譬如老子是哲学家,但他也是个史学家,因为他是周的史官。“班志”说:道家出于史官。可见哲学与史学也是相通的。

培根之后,孔德、斯宾塞、冯德诸家,各有另立的分类。不过培根的分类,与我们以特别有关系的材料,所以借来作史学、哲学、文学的关系的证明。四、历史与历史学的关系

以历史为中心,史学可分二部:记述历史;历史理论。记述的历史的目的,是欲确定各个零碎的历史事实,而以活现的手段描写出来,这是艺术的工作。历史理论的目的,是在把已经考察确定的零碎事实合而观之,以研究其间的因果关系的,这乃是科学的工作。

此外,又有历史哲学一项,但从系统上讲起来,宜放置哲学分类之下。五、哲学与史学的接触点

哲学与历史相接触点有三,即是:哲学史、哲理的历史及历史哲学。

哲学史是以哲学为研究的对象,用历史的方法去考察他,其性质宜列入哲学系统中。哲理的历史,是用哲理的眼光去写历史,是属于史的性质的,但太嫌空虚。历史哲学是哲学的一部分,哲学是于科学所不能之处,去考察宇宙一切现象的根本原理。历史事实是宇宙现象的一部分,所以亦是史学所研究的对象的一部分。六、哲学与史学的关系

哲学仿佛是各种科学的宗邦,各种科学是逐渐由哲学分出来的独立国。哲学的领地,虽然一天一天的狭小,而宗邦的权威仍在哲学。

科学之所穷,即哲学之所始。两者的性质上区别虽经确立,不容相混了,然而二者的界限,却并未如长江大河为之截然分界。二者之间有一中区,譬如历史与哲学虽各有领域,而历史哲学便处于二者之间,不能说完全属诸史学,也不能完全属诸哲学。

立在史学上以考察其与哲学的关系,约有四端:(一)哲学亦为史学所研究的一种对象。史学底对象,系人生与为人生的产物的文化。文化是多方面的,哲学亦其一部分,所以哲学也为史学家所认为当研究的一种对象。(二)历史观。史学家的历史观,每渊源于哲学。社会现象,史学家可以拿自己的历史观来考察之,解释之。譬如现在的女权运动和打破大家庭的运动,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都可以一种历史观观察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历史观的一种。他以为社会上、历史上种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其原动力皆在于经济,所以以经济为主点,可以解释此种现象。此外,圣西门有智识的史观,以为知识可以决定宗教,宗教可以决定政治。此外,还有宗教的史观、算术的史观等等。或谓史学家不应有历史观,应当虚怀若谷的去研究,不可有了偏见或成见,以历史附会己说,才可算是好史学家。或者说史学家应有历史观,然后才有准绳去处置史料,不然便如迷离漂荡于洋海之中,茫无把握,很难寻出头绪来。这话是很对的。史学家当有一种历史观,而且自然的有一种历史观,不过不要采了个偏的、差的历史观罢了。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很受海格尔的辩证法的影响,就是历史观是从哲学思想来的明证。(三)就历史事实而欲阐明一般的原理,便不得不借重于哲学。(四)史学研究法与一般论理学或智识哲学,有密切关系。

现在再从哲学方面来考察他与史学的关系:(一)历史是宇宙的一部分,哲学是研究宇宙一切现象的,所以历史事实亦属于哲学所当考量的对象之中。(二)人生哲学或历史学,尤须以史学所研究的结果为基础。(三)哲学可在旁的学问中,得到观察的方法和考量的方法。所以哲学也可以由历史的研究,得到他的观察法和考量法,以之应用到哲学上去。(四)要知哲学与一般社会及人文的状态的关系,于未研究哲学之先,必先研究时代的背景及一般时代的人文的状况。所以虽研究哲学,也必以一般史识为要。E.欧文库斯绘《历史学家》(五)研究某哲学家的学说,必须研究某哲学家的传记。(六)哲学史亦是一种历史的研究,故亦须用历史研究法的研究以研究哲学史。

历史哲学是研究历史的根本问题的。如人类生活究竟是什么?人类的行动是有预定轨道的,还是人生是做梦一般的?我们所认为历史事实的是真的呢,还是空虚的?人类背后究竟有根本大法操持一切的呢,还是历史上种种事实都是无意义的流转,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呢?人类自有史以来,是进步的,还是退化的?人类进化果然是于不知不识中向一定的方向进行呢,还是茫无定向呢?国家民族的命运及其兴衰荣枯,是人造的,还是人们无能为力的?种种事实,纷纭错杂,究竟有没有根本原理在那里支配?

这都是历史哲学的事。因为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只能到一定的程度为止;科学所不及的,都是哲学的事了。七、史学、文学、哲学与人生修养的关系

我们要研究学问,不是以学问去赚钱,去维持生活的,乃是为人生修养上有所受用。文学可以启发我们感情,所以说,诗可以兴,可以怨;又说,兴于诗。文学是可以发扬民族和社会的感情的。

哲学于人生关系也切。人们每被许多琐屑细小的事压住了,不能达观,这于人生给了很多的苦痛。哲学可以帮助我们得到一个注意于远大的观念,从琐屑的事件解放出来,这于人生修养上有益。

史学于人生的关系,可以分智识方面与感情方面二部去说。从感情方面说,史与诗(文学)有相同之用处,如读史读到古人当危急存亡之秋,能够激昂慷慨,不论他自己是文人武人,慨然出来,拯民救国,我们的感情都被他激发鼓动了,不由的感奋兴起,把这种扶持国家民族的免于危亡的大任放在自己的肩头。这是关于感情的。其关于知识方面的,就是我们读史,可以得到一种观察世务的方法,并可以加增认知事实和判断事实的力量。人名、地名,是不甚要紧的,能够记得也好,不记得也不妨事的。

三者帮助人生的修养,不但是殊途同归,抑且是相辅为用。史学教我们踏实审慎,文学教我们发扬蹈厉。此外,历史观与人生观亦有密切的关系。哲学教我们扼要达观。三者交相为用,可以使我们精神上得一种平均的调和的训练与修养。

自马克思经济的历史观把古时崇拜英雄圣贤的观念打破了不少,他给了我们一种新的历史观,使我们知道社会的进步不是靠少数的圣贤豪杰的,乃是靠一般人的;而英雄也不过是时代的产物。我们的新时代,全靠我们自己努力去创造。有了这种新的历史观,便可以得到一种新的人生观。前人以为人们只靠天、靠圣贤豪杰,因此不见圣贤出来,便要发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叹声;因此生逢衰乱的时代,便发出“旻天不吊”或“我生不辰”的叹声。在此等叹声中,可以寻知那听天认命的历史观影响于人们的人生观怎样大了。现在人们把历史观改变了,这种悲观、任运、消极、听天的人生观,也自然跟着去掉;而此新的历史观,却给我们新鲜的勇气,给我们乐观迈进的人生观。

从前的历史观,使人迷信人类是一天一天退化的,所以有崇古卑今的观念。中国如此,西洋亦然。他们谓黄金时代,一变而为银时代,更变而为铜时代、铁时代,这便是说世道人心江河日下了。这种黄金时代说,在十七世纪时为一班崇今派的战士攻击的中心。当时,今古的争论极烈,一方面说古的好,他方面说今的好。培根等都是赞成新的、崇尚今的。他们说:以前的圣贤的知识,并不如我们多,今世仍旧可以有圣贤豪杰的。二者相争甚烈,在法、意等国两派都有极烈的争论。

诗人的梦想,多以前代、过去的时代为黄金时代。中国的《采薇》、《获麟》诸歌和陶渊明一流的诗,都有怀思黄、农、虞、夏的感想。黄、农、虞、夏之世,便是中国人理想中的黄金时代。新历史家首当打破此种谬误的观念,而于现在、于将来努力去创造黄金时代。因为黄金时代,总是在我们的面前,不会在我们的背后。怀古派所梦寐回思的黄金时代,只是些草昧未开、洪荒未阔的景象,没有什么使我们今人羡慕的理由。

我们试一登临那位时间先生在过去世代的无止境中,为我们建筑的一座经验的高楼的绝顶,可以遍历环绕我们的光荣的过去的大观,凭着这些阶梯,我们不但可以认识现在,并且可以眺望将来。在那里,我们可以得到新鲜的勇气;在那里,我们可以得到乐天迈进的人生观。这种愉快,这种幸福,只有靠那一班登临这座高楼的青年们,长驱迈进的健行不息,才能得到。这是史学的真趣味,这是研究史学的真利益。中国文明的历史发展辜鸿铭

以前,我们只知道我们东方的文明,但现在,一种新的文明来到了我们面前,这就是欧洲文明。

要想理解欧洲文明,首先必须充分了解摆在我们面前的各种文明,必须对其进行深刻的探究。在对各种文明的研究上面,我曾花了很长的时间,我在研究了中国固有的文明和西方文明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即这两种文明在发展形式上是一样的。我所说的欧洲文明不是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欧洲文明,不是这种不健康的文明,而是真正的欧罗巴文明。常有人说,东方文明比欧洲文明古中国著名学者辜鸿铭先生老得多,东洋文明在产生时间上也比西方文明要早。但是,我认为欧洲文明同东方文明同样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东洋文明在周朝时代走向成熟,而欧洲文明的高峰是在伯里克利时代。周朝同伯里克利时代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在相当于古希腊苏格拉底的孔子去世之后,不过一年的时间,苏格拉底也离开了人世。但是,东西方文明也有一点区别,那就是东洋文明有连续性,而西洋文明则常因为外在文明的入侵而出现波折。

若想知道中国文明的进化,就必须了解中国历史。因此,下面我想谈一谈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中国文明真正的起点是在夏代,以后经历了商代、周代。在西方,与中国夏文明对应的是古埃及文明,与中国商朝相对应的是犹太文明。在中国周朝的文化达到最高潮的时候,欧洲也相应盛开了古希腊文明之花。

中国文明开始于夏代,发展于商代,全盛于周代。据我的研究,中国的夏代,像西方的古埃及一样,是物质文明发展的时期。在夏代,正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出了一个名叫禹的皇帝,他在兴修水利上获得成功,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有着相当发达的物质文明。在这时的埃及,则修建了金字塔和运河。再看看那个时代的绘画,就可以更加明了那个时代物质文明发达的程度。

那以后,在商代,中国文明在道德以及心的方面,在形而上学的方面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周朝主要发展知的方面。与此相同的是,在西方,犹太文明也在道德上得到发展,耶稣的《圣经》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这本经典主要谈道德问题而很少论及智的问题,待到古希腊文明时代,智的文化得到相当的发展。巧合的是,在中国此时的周朝,智的方面的发展也完成了第一阶段。为了搞清周代的文明同古希腊灿烂的文明是一致的,我下面引用孔子的一段话:“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表明,周文化同古希腊文明是对应的。我以前曾说,现代欧洲文明所以庸俗丑陋,是因为荒废了古希腊文化的修养。

按这样的顺序,中国文明在进化的第一阶段——周代走向了完备,但这时的文明就像花朵那样,开蕾之后,就逐渐枯萎了。周代文明凋落的征兆就在于特别重视知的方面。通俗的说法就是重脑而不重视心,就是人们只注重知事而忽视行事。如果拿现代中国和日本相比较的话,中国人只是口头饶舌,而懒得去做;日本人是口头上不怎么说,但却认真地付诸行动。因此诸君不仅要知,而且还要去行动。日本人不仅口头上讲武士道,在实际行动上,也行武士道。

中国文明之花的凋落就从过于重视知的时候开始。以后,中国文明就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是老、庄学说的兴起,另一方面是礼仪的进步。即便现在的中国也是这样,学者称不上真正的学者,而是读诗文的艺人,一个劲地吵嚷不休。所谓“礼”就是艺术,它不仅仅限于西方人通常所理解的艺术只包括绘画、雕刻一类,还包括行为的艺术、活动的艺术。在这里,我想对日本的财主进一言,希望他们在去中国的时候,不要把钱花在购买什么骨制古董、周代遗留下来的破败不堪的桌椅、雕刻之类。与其这样,还不如把这些钱花在真正继承了日本古代艺术的妇人之上。用在日本妇女身上,才真正体现了日本传统的美德。

孔子就刚才述说的两个流弊曾告诫他的弟子:“攻乎异端,其害也已。”所谓异端,指的就是像老庄哲学这类的学说。对像卡恩多·海因格尔、塔戈尔·拉茨萨尔等异端邪说不加攻击,对保全完整的人格,是有害的。像这些异端学说,诸如老庄之类,把其作为药剂来使用还是可以的,但如果当饭来吃就有弊无利。像拉茨萨尔这样的思想对欧洲社会是必要的,因为欧洲社会是个不健康的社会,它需要这样的药剂,他的这种思想对于一个健康的社会、人格健全的国度是没有什么必要的。我们东洋人,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未患什么病,所以,也就不需要这种思想。孔子批评只注重礼乐形式的流弊时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很对不起,听说日本政府打算在上海建一座博物馆,我认为其中拟议陈列的骨制古董不是真正的艺术品,在我看来,与其把钱花费到建筑博物馆之上,不如给贫穷的日本妇女一些帮助更好。

为了校正中国文明过于向知和礼仪方面发展的偏向,为了挽救中国文明,孔子想了不少办法,但都没有能成功。就如同住了不知多少代的破旧的、即将倾覆的房子一样,无论怎样修补也无济于事。处在这种场合的时候,诸位打算怎么办呢?若在西洋,会赶紧给这房屋设立保险,但遗憾的是,孔子的时代,保险公司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因而,孔子只留下了一幅建设一个文明大厦的蓝图,那就是《六经》。因为有这《六经》,我们就可以按原来的式样,重建文明的家园。但是,目前在这方面,我们有负于孔子的重托。我不仅希望中日两国人民不要丢弃这幅宝贵的蓝图,而且我对专门研究按这设计图重建文明的方法为目的的大东文化协会十分欣赏,我希望在座诸位能给予一些帮助。

由于人们注意的重点转到智的方面,因而就出现了很多学者,由于这些人没有什么教养,所以可以称之为“乱道之儒”。经这些乱道之儒、政治贩子、说客等辈的捣乱,最终毁灭了中国文明。最先认识到这些人是国家大害的人是秦始皇。秦始皇在看到他们的危害之后,就断然实行“焚书坑儒”。不过,我如果生活在那个时代,或许也是被坑的一个。秦始皇认为,当时的社会既不需要文化,也不需要学者,它需要的是法律。因此,他重用法家,但依靠法律维持的文明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秦始皇以官吏取代学者,就使他的事业归于失败,因此秦朝的统治不过二世就垮台了。有意思的是,秦始皇使分崩离析的中国合而为一,而恰好此时,欧洲兴起的马其顿帝国将分裂混乱的希腊统一起来,但这个马其顿帝国也只经历了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一世,不过两代人就灭亡了。

继秦而起的是汉朝,汉朝的第一个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平民君主,也就是“布衣天子”。在汉朝以前的封建制时代,居统治地位的人们是以自己的身份地位来让民众服从,但随着秦朝的灭亡,封建制瓦解,到汉朝以后,贵族再也不能依靠身份进入统治者的行列了,统治者若不依靠强权就不能服众。汉朝的皇帝是依靠“汗马功劳”才得到皇位的。袁世凯当皇帝不是依靠“汗马功劳”而是依靠电台、报纸等宣传力量,因此我们不服从他。

真对不起,我说的尽是中国的事,我在中国被人称作“神经有毛病”的辜鸿铭。由于上述原因,在现代中国,我是个不受重用的人,然而日本人却颇能理解我的心境。我至今仍留着发辫也是基于上述原因。

汉高祖以武力征服了天下,尔后又想用武力来治理天下,但是,当时的一位大学者谏议他说,治理这样一个大帝国,必须借助道德的力量,也就是文化。皇帝听从并实施了这位学者的建议,从而使一度在中国大地上消失的文明又重新回到中国,苟延残喘到汉初的学者又把孔子留下的蓝图重新进行整理。由此,我认为汉代的中国可以同欧洲罗马时代相提并论,与欧洲罗马帝国分为东西罗马的同时,中国的汉代也分为东汉、西汉两个时代。在西汉时代,虽然开始了对孔子留下的蓝图的研究,但当时还仅仅停留在研究阶段,因而对孔子的学说尚未有充分的理解。实质上,政府还是在以武力去治理天下。这个时代最为兴盛的学问是“黄老学派”,同西方此时的斯多噶学派相对应。这派思想有一个缺陷,那就是它是教人们“无为”的,而不是教人们应该怎样做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由于时人未能真正理解孔子思想的缘故。于是就导致了儒者和侠士的大量出现。这种情况在司马迁的《史记》里得到了反映。后世把这些儒者称为“乱道之儒”。以后,又兴起了一支叫“新学”的流派,这“新学”导致了人们思想的迷惘。再后来,就出现了恰同现代袁世凯的王莽。可以说“新学”一出现,所谓“大义名分”就走向消亡了。中国每在混乱的时刻都有这样的正邪之争,我现在就在为捍卫大义名分而奋斗。中国现在就是混乱的时代。王莽被贼众灭亡之后,建立东汉王朝的是光武帝,他虽不是什么伟大学者,但他具备有伟人的优秀品质,他能够区分什么是真正的学问,什么是假的丑恶的思想,由于他的努力,真正的中国文明又回复过来,以孔子的学说作为国教的就是此人。如果说在西汉,孔子的教义还只是一种哲学的话,到东汉则完全变成了国教。而且,光武帝还在孔子庙里建了一所学校,这所学校有些像法国苏伦坡大学那样,是供伟人演讲的场所。我希望日本的大东文化协会成为日本的苏伦坡大学。那时,皇帝偶尔也会出现在这种场合,聆听学者的讲论。

如上所述,中国文明之花盛开于周代,灭亡于秦始皇之世。到东汉时代又出现了中国文明的复兴,孔子的思想成为中国的国教。因此,最完美的人格象征是在东汉出现的,这个时代还产生了两本优秀著作:《孝经》、《女诫》。但东汉王朝并未存在多久,因为它有一个缺陷,即只注重“心”的方面。在周代,人们对“知”的方面倾注了过分的热心,但到东汉时代,一切都反过来了,人们对“知”的东西是不闻不问,却在“心”的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便有了佛教哲学的兴起,因为佛教恰恰就在此时传入了中国。佛教所带来的“知”的东西,同孔子思想中“仁”的方面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思想,它使得中国进入了一个浪漫的时代,即三国时代。佛教给中国文明增添了不少色彩,但同时也招致了混乱,中国社会的政治就因此走向了堕落,从而为少数民族入侵提供了机会,以后就有了“五胡乱华”。这同现代中国被五个大国欺凌是同样的。而欧洲的古罗马也是被五个蛮族集团灭亡的。很有意思,历史竟如此地相似。那以后,五胡统治中国长达二百多年的时间,我希望今日五大国的统治不要太长。

五胡统治结束后,随之而来的是六朝,之后又是唐朝,这个时代的情景类似西欧文艺复兴时代,中国出现了文化的繁荣。由此,我认为,现代中国在五大国的统治结束后,我们的文艺复兴时代将会再度到来。唐代的文化是相当美丽、纤巧的。但也由于它太美丽、稚弱,所以它容易染上虫子,而这些虫子就开始了毁灭它的过程。那虫子就是“文弱之病”。它导致了社会的堕落,尤其在男女关系方面非常混乱,甚至宫廷内出现了很多丑闻。以美人而闻名的杨贵妃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因为这个杨贵妃,中国历史就进入了暂时的分裂时期。

为挽救流于文弱的中国文明,出现了推崇真正的孔子学说的学派,即“宋代儒学”,同欧洲相比,汉代儒学相当于古罗马的旧教,而宋代儒学则类似新教。众所周知,在欧洲出现了马丁·路德,经他的手创立了新教派,在中国起路德作用的是韩愈。由他发起了“新儒学”运动。韩愈虽然生在唐代,但从他的行为思想来考察,他应是宋代人。宋代的学者弥补了唐代文化的缺陷,努力地使中国文化趋于完美。为此,他们吸收了不少佛教的东西。大家都知道,佛教是个有严密体系、有深刻内涵的宗教,它像药引一样可以治疗唐代社会的疾病。因此当中国社会出现不正常时,人们就皈依佛教,因而,到宋代时,由于佛教势力的扩张,中国文化就显得过于狭隘了。现代中国文明也同这时一样,同样地陷入了困境。那个时候,中国文明停滞主要由于佛教思想加入了中国的思想领域。因此,前不久,泰戈尔先生打算将印度的哲学传给中国时,我是表示反对的。

宋代若同欧洲比较,是一个清教派兴起的时代。中国出现了朱子学派,朱子是个伟大的学者,可以说是韩愈以后的大儒。

朱子试图改变宋代儒学眼光狭窄的现状,使其能宽容万物,精深博大。后来,明代的王阳明也有这个想法,不过,朱子主张必须完全地按孔子所说的办,有些近于盲目地教人服从孔子的学说。王阳明不然,他主张依“良知”即常识去确定自己的行动,尔后去遵从孔子的教义。听说日本学者不像中国学者那样固执,我觉得很了不起。朱子的学说是“学而不思”,而王阳明的则是“思而不学”,日本的年轻人最好是先学而后思,既不要遵从王阳明的思想,也不要听信朱子的学说。

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怎样从儒学的束缚中走出来。我认为可以依靠同西方文明的交流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倒是东西方文明互相接触所带来的一大好处。仅仅靠学讲外国话、住帝国旅馆、跳跳舞是无法领会西方文明的。诸君不要只学其表面的东西,而要领会它的本质,想真正地登入文化的殿堂是相当不易的,而且不存在捷径。我个人或许知识浅陋,没有资格这样说,但我还是衷心希望诸君能继续我的事业,加深拓宽自己的学问,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贡献。法兰西与近世文明陈独秀

文明云者,异於蒙昧未开化者之称也。La Civilisation,汉译为文明、开化、教化诸义。世界各国,无东西今古,但有教化之国,即不得谓之无文明。惟地阻时更,其质量遂至相越。古代文明,语其大要,不外宗教以止残杀,法禁以制黔首,文学以扬神武,此万国之所同,未可自矜其特异者也。

近世文明,东西洋绝别为二。代表东洋文明者,曰印度,曰中国。此二种文明虽不无相异之点,而大体相同,其质量举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名为近世,其实犹古之遗也。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谓之欧罗巴文明。移植亚美利加,风靡亚细亚者,皆此物也。欧罗巴之文明,欧罗巴各国人民皆有所贡献,而其先发主动者率为法兰西人。

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

法兰西革命以前,欧洲之国家与社会,无不建设于君主与贵族特权之上,视人类之有独立自由人格者,唯少数之君主与贵族而已,其余大多数之人民,皆附属于特权者之奴隶,无自由权利之可言也。自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兰西拉飞耶特(Laf-ayette,美国《独立宣言书》亦其所作)之《人权宣言》(Ladec-larationdesdroits de l'hommes)刊布中外,欧罗巴之人心,若梦之觉,若醉之醒,晓然于人权之可贵,群起而抗其君主,仆其贵族。列国宪章,赖以成立。薛纽伯有言曰:“古之法律,贵族的法律也,区别人类以不平等之阶级,使各人固守其分位。然近时之社会,民主的社会也,人人于法律之前,一切平等。不平等者虽非全然消灭,所存者关于财产之私不平等而已,公平等固已成立矣。”(语见薛氏所著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Contomporaine之《结论》第四一五页)由斯以谈,人类之得以为人,不至永沦奴籍者,非法兰西人之赐而谁耶?

宗教之功,胜残劝善,未尝无益於人群;然其迷信神权,蔽塞人智,是所短也。欧人笃信创造世界万物之耶和华,不容有所短长,一若中国之隆重纲常名教也。自英之达尔文,持生物进化之说,谓人类非由神造,其后递相推演,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格言,昭垂於人类,人类争吁智灵,以人胜天,以学理构成原则,自造其祸福,自导其知行。神圣不易之宗风,任命听天之惰中国著名学者陈独秀先生性,吐弃无遗,而欧罗巴之物力人功,於焉大进。世多称生物学为十九世纪文明之特征,然追本溯源,达尔文生物进化之说,实本诸法兰西人拉马尔克(Lamarck)。拉氏之“动物哲学”出版於千八百有九年,以科学论究物种之进化与人类之由来,实空前大著也。其说谓生物最古之祖先,为最下级之单纯有机体。此单纯有机体,乃由无机物自然发生,以顺应与遗传为生物进化之二大作用。其后五十年,倾动世界之达尔文进化论,盖继拉氏而起者也。法兰西人之有大功于人类也又若此。

近世文明之发生也,欧罗巴旧社会之制度,破坏无余,所存者私有财产制耳。此制虽传之自古,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可谓之反对近世文明之欧罗巴最近文明,其说始于法兰西革命时。有巴布夫(Babeuf)者,主张废弃所有权,行财产共有制(Lacommunaute des biens),其说未为当世所重。十九世纪之初,此主义复盛兴于法兰西,圣西孟(Saint-Simon)及传里耶(Fonrier)其最著称者也。彼等所主张者,以国家或社会,为财产所有主,人各从其才能以事事,各称其劳力以获报酬,排斥违背人道之私有权,而建设一新社会也。其后数十年,德意志之拉萨尔(Lassalle)及马克斯(Karl Marx)承法人之师说,发挥而光大之。资本与劳力之争愈烈,社会革命之声愈高。欧洲社会,岌岌不可终日。财产私有制虽不克因之遽废,然各国之执政及富豪,恍然于贫富之度过差,决非社会之福,于是谋资本劳力之调和,保护工人,限制兼并,所谓社会政策是也。晚近经济学说,莫不以生产分配,相提并论。继此以往,贫民生计,或以昭苏。此人类之幸福,受赐于法兰西人者又其一也。

此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创造此文明之恩人,方与军国主义之德意志人相战,其胜负尚未可逆睹。夫德意志之科学虽为吾人所尊崇,仍属近代文明之产物,表示其特别之文明有功人类者,吾人未之知也;所可知者,其反对法兰西人所爱之平等自由博爱而已。文明若德意志,其人之理想决非东洋诸国可比,其文豪大哲社会党人岂无一爱平等自由博爱,为世矜式者?特其多数人之心理,爱自由爱平等之心为爱强国强种之心所排而去,不若法兰西人之嗜平等博爱自由根于天性、成为风俗也。英俄之攻德意志,其用心非吾所知。若法兰西人其执戈而为平等博爱自由战者,盖十人而八九也。即战而败,其创造文明之大恩,吾人亦不可因之忘却。昔法败于德,德之大哲尼采曰:“吾德人勿胜而骄,彼法兰西人历世创造之天才,实视汝因袭之文明而战胜也。”吾人当三复斯言。以美育代宗教说蔡元培

兄弟于学问界未曾为系统的研究,在学会中本无可以表示之意见。惟既承学会诸君子责以讲演,则以无可如何中,择一于我国有研究价值问题为到会诸君一言,即“以美育代宗教”之说是也。夫宗教之为物,在彼欧西各国已为过去问题。盖宗教之内容,现皆经学者以科学的研究解决之矣。吾人游历欧洲,虽见教堂棋布,一般人民亦多入堂礼拜,此则一种历史上之习惯。譬如前清时代之袍褂,在民国本不适用,然因其存积甚多,毁之可惜,则定为乙种礼服而沿用之,未尝不可。又如祝寿、会葬之仪,在学理上了无价值,然戚友中中国著名学者蔡元培先生既以请帖、讣闻相招,势不能不循例参加,藉通情愫。欧人之沿习宗教仪式,亦犹是耳。

所可怪者,我中国既无欧人此种特别之习惯,乃以彼邦过去之事实作为新知,竟有多人提出讨论。此则由于留学外国之学生,见彼国社会之进化,而误听教士之言,一切归功于宗教,遂欲以基督教劝导国人。而一部分之沿习旧思想者,则承前说而稍变之,以孔子为我国之基督,遂欲组织孔教,奔走呼号,视为今日重要问题。

自兄弟观之,宗教之原始,不外因吾人精神之作用构成。吾人精神上之作用,普通分为三种:一曰智识;二曰意志;三曰感情。最早之宗教,常兼此三作用而有之。盖以吾人当未开化时代,脑力简单,视吾人一身与世界万物,均为一种不可思议之事。生自何来?死将何往?创造之者何人?管理之者何术?凡此种种皆当时之人所提出之问题,以求解答者也。于是有宗教家勉强解答之。如基督教推本于上帝,印度旧教则归之梵天,我国神话则归之盘古。其他各种现象,亦皆以神道为惟一之理由,此知识作用之附丽于宗教者也。

且吾人生而有生存之欲望,由此欲望而发生一种利已之心。其初以为非损人不能利已,故恃强凌弱,掠夺攫取之事,所在多有。其后经验稍多,知利人之不可少,于是有宗教家提倡利他主义。此意志作用之附丽于宗教者也。

又如跳舞、唱歌,虽野蛮人亦皆乐此不疲。而对于居室、雕刻、图画等事,虽石器时代之遗迹,皆足以考见其受美之思想。此皆人情之常,而宗教家利用之以为诱人信仰之方法。于是未开化人之美术,无一不与宗教相关联。此又情感作用之附丽于宗教者也。

天演之例,由浑而昼。当时精神作用至为浑沌,遂结合而为宗教。又并无他种学术与之对,故宗教在社会上遂具有特别之势力焉。

迨后社会文化日渐进步,科学发达,学者遂举古人所谓不可思议者,皆一一解释之以科学。日星之现象,地球之缘起,动植物之分布,人种之差别,皆得以理化、博物、人种、古物诸科学证明之。而宗教家所谓吾人为上帝所创造者,从生物进化论观之,吾人最初之始祖实为一种极小之动物,后始日渐进化为人耳。此知识作用离宗教而独立之证也。

宗教家对于人群之规则,以为神之所定,可以永远不变。然希腊诡辩家,因巡游各地之故,知各民族之所谓道德,往往互相抵触,已怀疑于一成不变之原则。近世学者据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之公例,以应用于伦理,则知具体之道德不能不随时随地而变迁;而道德之原理则可由种种不同之具体者而归纳以得之;而宗教家之演绎法,全不适用。此意志作用离宗教而独立之证也。

知识、意志两作用,既皆脱离宗教以外,于是宗教所最有密切关系者,惟有情感作用,即所谓美感。凡宗教之建筑,多择山水最胜之处,吾国人所谓天下名山僧占多,即其例也。其间恒有古木名花,传播于诗人之笔,是皆利用自然之美以感人者。其建筑也,恒有峻秀之塔,崇闳幽邃之殿堂,饰以精致之造像,瑰丽之壁画,构成黯淡之光线,佐以微妙之音乐。赞美者必有著名之歌词,演说者必有雄辩之素养,凡此种种皆为美术作用,故能引人入胜。苟举以上种种设施而屏弃之,恐无能为役矣。

然而美术之进化史,实亦有脱离宗教之趋势。例如吾国南北朝著名之建筑则伽蓝耳,其雕刻则造像耳,图画则佛像及地狱变相之属为多;文学之一部分,亦与佛教为缘。而唐以后诗文,遂多以风景人情世事为对象;宋元以后之图画,多写山水花鸟等自然之美。周以前之鼎彝,皆用诸祭祀。汉唐之吉金,宋元以来之名瓷,则专供把玩。野蛮时代之跳舞,专以娱神,而今则以之自娱。欧洲中古时代留遗之建筑,其最著者率为教堂,其雕刻图画之资料,多取诸新旧约;其音乐,则附丽于赞美歌;其演剧,亦排演耶稣故事,与我国旧剧“目莲救母”相类。及文艺复兴以后,各种美术渐离宗教而尚人文。至于今日,宏丽之建筑多为学校、剧院、博物院。而新设之教堂,有美学上价值者,几无可指数。其他美术,亦多取资于自然现象及社会状态。

于是以美育论,已有与宗教分合之两派。以此两派相较,美育之附丽于宗教者,常受宗教之累,失其陶养之作用,而转以激刺感情。盖无论何等宗教,无不有扩张已教、攻击异教之条件。基督教与回教冲突,而有十字军之战,几及百年。基督教中又有新旧教之战,亦亘数十年之久。至佛教之圆通,非他教所能及。而学佛者苟有拘牵教义之成见,则崇拜舍利受持经忏之陋习,虽通人亦肯为之。甚至为护法起见,不惜于共和时代,附和帝制。宗教之为累,一至于此。皆激刺感情之作用为之也。

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

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已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食物之入我口者,不能兼果他人之腹;衣服之在我身者,不能兼供他人之温,以其非普遍性也。美则不然。即如北京左近之西山,我游之,人亦游之;我无损于人,人亦无损于我也。隔千里兮共明月,我与人均不得而私之。中央公园之花石,农事试验场之水木,人人得而赏之。埃及之金字塔、希腊之神祠、罗马之剧场,瞻望赏叹者若干人,且历若干年,而价值如故。各国之博物院,无不公开者,即私人收藏之珍品,亦时供同志之赏览。各地方之音乐会、演剧场,均以容多数人为快。所谓独乐乐不如人乐乐,与寡乐乐不如与众乐乐,以齐宣王之惛,尚能承认之。美之为普遍性可知矣。且美之批评,虽间亦因人而异,然不曰是于我为美,而曰是为美,是亦以普遍性为标准之一证也。

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遂亦不能有利害之关系。马牛,人之所利用者,而戴嵩所画之牛,韩幹所画之马,决无对之而作服乘之想者。狮虎,人之所畏也,而芦沟桥之石狮,神虎桥之石虎,决无对之而生搏噬之恐者。植物之花,所以成实也,而吾人赏花,决非作果实可食之想。善歌之鸟,恒非食品。灿烂之蛇,多含毒液。而以审美之观念对之,其价值自若。美色,人之所好也,对希腊之裸像,决不敢作龙阳之想。对拉飞尔若鲁滨司之裸体画,决不敢有周昉秘戏图之想。盖美之超绝实际也如是。

且于普通之美以外,就特别之美而观察之,则其义益显。例如崇闳之美,有至大至刚两种。至大者如吾人在大海中,惟见天水相连,茫无涯涘。又如夜中仰数恒星,知一星为一世界,而不能得其止境,顿觉吾身之小虽微尘不足以喻,而不知何者为所有。其至刚者,如疾风震霆,覆舟倾屋,洪水横流,火山喷薄,虽拔山盖世之气力,亦无所施,而不知何者为好胜。夫所谓大也、刚也,皆对待之名也。今既自以为无大之可言,无刚之可恃,则且忽然超出乎对待之境,而与前所谓至大至刚者肸合而为一体,其愉快遂无限量。当斯时也,又岂尚有利害得丧之见能参入其间耶!

其他美育中,如悲剧之美,以其能破除吾人贪恋幸福之思想。《小雅》之怨悱,屈子之离忧,均能特别感人。《西厢记》若终于崔、张团圆,则平淡无奇;惟如原本之终于草桥一梦,始足发人深省。《石头记》若如《红楼后梦》等,必使宝、黛成婚,则此书可以不作;原本之所以动人者,正以宝黛之结果一死一亡,与吾人之所谓幸福全然相反也。又如滑稽画中之人物,则故使一部分特别长大或特别短小。作诗则故为不谐之声调,用字则取资于同音异义者。方朔割肉以遗细君,不自责而反自夸。优旃谏漆城,不言其无益,而反谓漆城荡荡,寇来不得上,皆与实际不相容,故令人失笑耳。

要之,美学之中,其大别为都丽之美,崇闳之美(日本人译言优美、壮美)。而附丽于崇闳之悲剧,附丽于都丽之滑稽,皆足以破人我之见,去利害得失之计较,则其所以陶养性灵,使之日进于高尚者,固已足矣。又何取乎侈言阴骘、攻击异派之宗教,以激刺人心,而使之渐丧其纯粹之美感为耶。Chapter 4国学经典四谈 朱自清二千五百年儒学变迁概略(上) 梁启超二千五百年儒学变迁概略(下) 梁启超中国禅学的发展 胡适道家思想与道教 许地山经典四谈朱自清说文解字

中国文字相传是黄帝的史官叫仓颉的造的。这仓颉据说有四只眼睛,他看见了地上的兽蹄儿、鸟爪儿印着的痕迹,灵感涌上心头,便造起文字来。文字的作用太伟大了,太奇妙了,造字真是一件神圣的工作。但是文字可以增进人的能力,也可以增进人的巧诈。仓颉泄漏了天机,却将人教坏了。所以他造字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人有了文字,会变机灵了,会争着去作那容易赚钱的商人,辛辛苦苦去种地的便少了。天怕人不够吃的,所以降下米来让他们存着救急。鬼也怕这些机灵人用文字来制他们,所以夜里嚎哭;文字原是有巫术的作用的。但仓颉造字的传说,战国末期才有,那时人并不都相信,如《易·系辞》里就只说文字是“后世圣人”造出来的。这“后世圣人”不止一人,是许多人。我们知道,文字不断的在演变着,说是一人独创,是不可能的。《系辞》的话自然合理得多。“仓颉造字说”也不是凭空起来的。秦以前是文字发生与演化的时代,字体因世、因国而不同,官书虽是系统相承,民间书却极为庞杂。到了战国末期,政治方面,学术方面,都感到统一的需要了,鼓吹的也有人了;文字统一的需要,自然也在一般意识之中。这时候抬出一个造字的圣人,实在是统一文字预备工夫,好教人知道“一个”圣人造的字当然是该一致的。《荀子·解蔽篇》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一”是“专一”的意思,这儿只说仓颉是个整理文字的专家,并不曾说他是造字的人;可见得那时“仓颉造字说”还没有凝成定型。但是,仓颉究竟是什么呢?照近人的解释,“仓颉”的字音近于“商契”,造字的也许指的是商契。商契是商民族的祖宗。“契”有“刀刻”的义;古代用刀笔刻字,文字有“书契”的名称。可能因为这点联系,商契便传为造字的圣人。事实上商契也许和造字全然无涉,但是这个传说却暗示着文字起于夏、商之间。这个暗示也许是值得相信的。至于仓颉是黄帝的史官,始见于《说文序》。“仓颉造字说”大概凝定于汉初,那时还没有定出他是那一代的人;《说文序》所称,显然是后来加添的枝叶了。

识字是教育的初步。《周礼·保氏》说贵族子弟八岁入小学,先生教给他们识字。秦以前字体非常庞杂,贵族子弟所学的,大约只是官书罢了。秦始皇统一了天下,他也统一了文字;小篆成了国书,别体渐归淘汰,识字便简易多了。这时候贵族阶级已经没有了,所以渐渐传说中的人物仓颉注重一般的识字教育。到了汉代,考试史、尚书史(书记秘书)等官儿,都只凭识字的程度;识字教育更注重了。识字需要字书。相传最古的字书是《史籀篇》,是周宣王的太史籀作的。这部书已经佚去,但许慎《说文解字》里收了好些“籀文”,又称为“大篆”,字体和小篆差不多,和始皇以前三百年的碑碣器物上的秦篆简直一样。所以现在相信这只是始皇以前秦国的字书。“史籀”是“书记必读”的意思,只是书名,不是人名。

始皇为了统一文字,教李斯作了《仓颉篇》七章,赵高作了《爰历篇》六章,胡母敬作了《博学篇》七章。所选的字,大部分还是《史籀篇》里的,但字体以当时通用的小篆为准,便与“籀文”略有不同。这些是当时官定的标准字书。有了标准字书,文字统一就容易进行了。汉初,教书先生将这三篇合为一书,单称《仓颉篇》。秦代三种字书都不传了,汉代这个《仓颉篇》现在残存着一部分。西汉时期还有些人了作些字书,所选的字大致和这个仓颉篇》差不多。其中只有史游的《急就篇》还存留着。《仓颉》残篇四字一句,两句一韵。《急就篇》不分章而分部,前半三字一句,后半七字一句,两句一韵;所收的都是名姓、器物、官名等日常用字,没有说解。这些书和后世“日用杂字”相似,按事类收字——所谓分章或分部,都据事类而言。这些一面供教授学童用,一面供民众检阅用,所收约三千三百字,是通俗的字书。

东汉和帝时,有个许慎,作了一部《说文解字》。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字书。经典和别的字书里的字,他都搜罗在他的书里,所以有九千字。而且小篆之外,兼收籀文“古文”;“古文”是鲁恭王所得孔子宅“壁中书”及张仓所献《春秋左氏传》的字体,大概是晚周民间的别体字。许氏又分析偏旁,定出部首,将九千字分属五百四十部首。书中每字都有说解,用晚周人作的《尔雅》,扬雄的《方言》,以及经典的注文的体例。这部书意在帮助人通读古书,并非只供通俗之用,和秦代及西汉的字书是大不相同的。它保存了小篆和一些晚周文字,让后人可以溯源沿流;现在我们要认识商、周文字,探寻汉以来字体演变的轨迹,都得凭这部书。而且不但研究字形得靠它,研究字音、字义也得靠它。研究文字的形、音、义的,以前叫“小学”,现在叫文字学。从前学问限于经典,所以说研究学问必须从小学入手;现在学问的范围是广了,但要研究古典、古史、古文化,也还得从文字学入手。《说文解字》是文字学的古典,又是一切古典的工具或门径。《说文序》提起出土的古器物,说是书里也搜罗了古器物铭的文字,便是“古文”的一部分,但是汉代出土的古器物很少;而拓墨的法子到南北朝才有,当时也不会有拓本,那些铭文,许慎能见到的怕是更少。所以他的书里还只有秦篆和一些晚周民间书,再古的可以说是没有。到了宋代,古器物出土的多了,拓本也流行了,那时有了好些金、图录考释的书。“金”是铜器,铜器的铭文称为金文。铜器里钟鼎最是重器,所以也称为钟鼎文。这些铭文都是记事的。而宋以来发现的铜器大都是周代所作,所以金文多是两周的文字。清代古器物出土的更多,而光绪二十五年(西元一八九九)河南安阳发现了商代的甲骨,尤其是划时代的。甲是龟的腹甲,骨是牛胛骨。商人钻灼甲骨,以卜吉凶,卜完了就在上面刻字纪录。这称为甲骨文,又称为卜辞,是盘庚(约西元前一三〇〇)以后的商代文字。这大概是最古的文字了。

甲骨文,金文,以及《说文》里所谓“古文”,还有籀文,现在统统算作古文字,这些大部分是文字统一以前的官书。甲骨文是“契”的,金文是“铸”的。铸是先在模子上刻字,再倒铜。古代书写文字的方法,除“契”和“铸”外,还有“书”和“印”,因用的材料而异。“书”用笔,竹、木简以及帛和纸上用“书”。“印”是在模子上刻字,印在陶器或封泥上。古代用竹、木简最多,战国才有帛,纸是汉代才有的。笔出现于商代,却只用竹木削成。竹木简、帛、纸,都容易坏,汉以前的,已经荡然无存了。

造字和用字有六个条例,称为“六书”。“六书”这个总名初见于《周礼》,但六书的各个的名字到汉人的书里才见。一是“象形”,象物形的大概,如“日”、“月”等字。

二是“指事”,用抽象的符号,指示那无形的事类,如“”(上)“”(下)两个字,短画和长画都是抽象的符号,各代表着一个物类。“”是指示甲物在乙物之上,“”指示甲物在乙物之下。这“上”和“下”两种关系便是无形的事类。又如“刃”字,在“刀”形上加一点。指示刃之所在,也是的。

三是“会意”。会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为一个字,这一个字的意义是那几个字的意义积成的,“止”“戈”为“武”,“人”“言”为“信”等。

四是“形声”,也是两个字合成一个字,但一个字是形,一个字是声;形是意符,声是音标。如“江”、“河”两字,“氵”(水)是形,“工”“可”是声。但声也有兼义的。如“浅”、“钱”、“贱”三字,“水”、“金”、“贝”是形,同以“戋”为声,但水小为“浅”,金小为“钱”,贝小为“贱”,三字共有的这个“小”的意义,正是从“戋”字来的。

象形、指事、会意、形声,都是造字的条例;形声最便,用处最大,所以我们的形声字最多。

五是“转注”,就是互训。两个字或两个以上的字,意义全部相同或一部相同,可以互相解释的,便是转注字,也可以叫作同义字。如“考”、“老”等字,又如“初”、“哉”、“首”、“基”等字;前者同形同部,后者不同形不同部,却都可以“转注”。同义字的孳生,大概是各地方言不同和古今语言演变的缘故。

六是“假借”,语言里有许多有音无形的字,借了别的同音的字,当作那个意义用。如代名词,“予”、“彼”等,形况字“犹豫”、“孟浪”、“关关”、“突如”等,虚助字“於”、“以”、“与”、“而”、“则”、“然”、“也”、“乎”、“哉”等,都是假借字。又如“令”,本义是“发号”,借为县令的“令”;“长”本义是“久远”,借为县长的“长”。“县令”、“县长”是“令”、“长”的引伸义。假借本因有音无字,但以后本来有字的也借用别的字。所以我们现在所用的字,本义的少,引伸义的多,一字数义,便是这样来的。这可见假借的用处也很广大。但一字借成数义,颇不容易分别。晋以来通行了四声,这才将同一字分读几个音,让意义分得开些。如“久远”的“长”平声,“县长”的“长”读上声之类。这样,一个字便变成几个字了。转注、假借都是用字的条例。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


相关推荐

最新文章


© 2020 txtepub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