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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一萌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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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民主输出政策批判试读：

导论

这一时期及此后一段时间里，美国学术界产生了一批国际关系理论，如“软实力”“巧实力”“文明冲突论”“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民主和平论和民主输出论堪称是这个理论大花园中的两朵奇葩。特别是“9·11”事件以后，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新课题，而使用传统武力根本无法解决恐怖主义、环境、能源等造成的新威胁。许多美国人认为，通过民主输出似乎可以改变美国潜在敌对国家的政治性质，因此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武力无法解决的问题。对美国政府来讲，民主和平论和民主输出论不仅有理论价值，而且有很强的实用价值。为了便于民主输出，美国政府专门成立了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为首的若干有强烈政府背景的非政府组织，由前政府政要亲自挂帅，通过国会直接拨款和国务院国际开发署、国防部等机构间接拨款，笼络西方伙伴国家，动员国际和地区相关组织机构，在世界各地推进民主，引发了一系列国家政权更迭。在一些地区引发了所谓各种颜色的“革命”，从而导致地区动乱。直观上看，对美国来讲，民主和平论和民主输出论取得了很大成功。在今后一段时间里，美国将继续推行这两个理论。两论已成为并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成为美国全球安全战略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由于美国在民主输出中受到很多挫折，它也在不断反思。今后美国虽然仍将坚持其民主输出战略，但在策略和具体实践方式上会有所改变。

一 概念界定

本书所指的“民主”是西方学界和政治界主流派定义的民主，既包括作为价值观的民主，也包括作为制度的民主。作为价值观的民主包括平等、自由、制衡等。作为制度的民主涉及政党、竞选、政府具体权力分配等。本书谈的西方民主重点谈民主制度。“和平”即指“未发生战争”，既包括未发生战争的状态，也包括没有发动战争的愿望。“输出”主要指的是美国政府及受政府指示或指导的相关机构和人员利用政府资助在国外推行民主的有计划、有具体目的和措施的行为，既包括民主价值观的输出，也包括民主制度的输出。“民主和平”是指根据历史经验和研究数据，民主国家从来或很少相互发动战争。“民主输出”指的是把西方国家的民主意识和民主制度通过强制手段或推销方式移植到对象国。民主和平论和民主输出论的关系是，民主和平论偏重理论，是民主输出论的前提和依据；民主输出论是对民主和平论的实践。本书所指的批判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客观的批判，即指出和分析两论的学术和实践两个层次的问题。通俗地讲，就是从两论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角度分别进行分析，从而指出两论“错”在哪里。二是站在中国立场上的批判。从美国立场看可能没错，但妨碍了中国某种利益，因此也须加以批判。

尽管美国一些学者、政治家对两论津津乐道，但许多相关问题没有解决，或者原本就没打算解决。这些问题既有本体论问题，也有认识论问题，甚至还有更重要的实践问题。和平的本质是什么？和平真的是由民主制度带来的吗？作为和平对立面的战争是由制度引起的吗？民主作为思想似乎可以输出，但作为制度能够自由地、随心所欲地输出吗？更广义地讲，任何社会制度可以不顾生产力发展阶段性而随意输出吗？民主是因其固有价值从而值得输出吗？美国民主输出本意究竟是为了被输出国家更好地发展，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还是另有目的？民主输出的结果客观上真的如美国所说给被输出国家带来福音了吗？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本身固然涉及理论问题，但绝不仅是理论问题了。它已经涉及世界各国的安全问题、政权稳定问题甚至具体的民生问题。对中国来讲，两论涉及中国和平发展能否实现、中国共产党政权能否稳固、中国主权能否保持完整、中国整个社会思想能否稳定、中国政治经济资源在未来一段时间如何分配、如何维护中国国际形象、中国的“和谐世界”主张、中国梦是否会实现等一系列问题。

因此，美国民主和平论和民主输出论在理论上存在很大问题，需要加以澄清。同时其对我国未来发展影响重大，因此成为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课题。

霍夫曼说过，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美国的学科。民主和平论和民主输出论可以说是这一说法的典型例证。世界上民主国家很多，但很少有国家像美国这样对民主输出如此热心。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参与世界事务程度加深，我国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打破美国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垄断是中国建立有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必经之路和必然结果。本书对民主和平论和民主输出论的批判即是这种尝试。

批判一个理论要建立在彻底厘清该理论来龙去脉的基础之上。这是本书花费一定篇幅描述两论的原因。

当今世界上发生的许多矛盾和冲突几乎都同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因此对民主和平论和民主输出论批判的现实意义更加明显。它有助于抓住当前国际问题的核心，了解整个国际局势走向；有助于对世界各地发生的民主事件进行合理解释；有助于加深对美国整体国家战略意图和做法的认识；有助于对这一战略的发展前景进行预测；有助于认识和应对美国推行民主的手段。最后，有助于积累政治经验、制定相关政策、摆脱西方在民主和人权领域的话语禁锢及摆脱西方强加给我国的“极权、专制、不民主”等荒谬标签。

二 文献综述

民主和平论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是产生相对较晚的一个理论。原因之一在于民主国家在19世纪末之前仍很少见。但从20世纪60年代有学者提出该理论到现在也已经有50多年历史。在西方学术界，已有不少学者对民主和平论进行了深入研究。西方国家及政府已广泛接受民主和平论，甚至运用于外交政策制定。不过，民主和平论在学界和政界还有很大争议。相比之下，我国对民主和平论的研究起步很晚，至今只有20多年时间。（一）国外文献

国外学者关于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著作有：塔拉克·巴卡维（Tarak Barkawi）和马克·拉斐（Mark Laffey）编辑的《民主、自由主义和战争：重新思考民主和平的争论》（Democracy，Liberalism，and War：Rethink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Debate），迈克尔·布朗（Michael E.Brown）、思安·林·琼斯（Sean M.Lynn-Jones）及史蒂文·米勒（Steven E.Miller）编辑的《争论民主和平》（Debating the Democratic Peace），布鲁斯·卢塞特（Bruce Russett）的《理解民主和平》（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凯伦·拉斯勒（Karen Rasler）的《民主和平谜团：理论、地缘政治和世界政治的转型》（Puzzles of the Democratic Peace：Theory，Geopolitic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ld Politics）等。

国外学者关于民主和平论的争论有以下著作。

支持民主和平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及著作有以下方面。民主和平论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启蒙主义政治时代。瑞士学者威廉·古德温（William Godwin）在《政治正义解读》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国内民主状况与国际和平的关系。1795年康德的论文《论永久和平》提出制度与和平的关系，可视为民主和平论的哲学基础。1963年，迪安·巴布斯特（Dean Babst）首先从学术角度对民主与和平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研究成果发表在1964年的《威斯康星社会学家》（Wisconsin Sociologist）杂志上。他对1789年到1941年116次战争进行分析后指出没有一场战争发生在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政府的独立民族国家之间。他的研究在当时并未引起重视。1983年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对民主和平论做了长篇系统讨论。他分析了300年来世界发生的主要战争之后，认为宪制稳定的自由国家还没有互相发动过战争。20世纪90年代发表文章支持民主和平论的还有戴维·卢梭（David Rousseau）、埃里克·加兹克（Erik Gartzke）、布鲁斯·卢塞特（Bruce Russett）等。1992年齐韦·毛兹（Zeev Maoz）和布鲁斯·卢塞特（Bruce Russett）都发现在控制数个可能的研究变量后，民主与和平之间的相关关系相当明显。1996年戴维·卢梭（David Rousseau）发现民主和平很大程度上都发生在一对国家之间，即民主国家较少可能互相打仗。1998年埃里克·加兹克（Erik Gartzke）发现两国如果关系密切可以作为民主和平现象的解释变量。1999年约翰·奥尼尔（John Oneal）和布鲁斯·卢塞特（Bruce Russett）经过对1885年到1992年100多年的历史研究发现康德变量（民主、经济上互相依赖、国际组织成员身份）确有降低两国军事冲突的可能性。1999年布鲁斯·麦斯奇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等对民主与和平的关系进行全面分析，试图为该现象建立理论基础。总的看来，支持民主和平论的学者通过大量数据分析检验认为民主和平论可以成立。

质疑或批评民主和平论的有以下方面。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梅尔文·斯莫尔（Melvin Small）和戴维·辛格（David Singer）提出他们发现国家性质与介入战争频率没有必然关联，民主国家之间缺乏战争并没有任何统计上的显著性。他们的研究引发了其他学者的批判愿望。1999年珍娜·高娃（Joanne Gowa）、2000年托马斯·施瓦兹（Thomas Schwarz）和凯伦·斯金纳（Kiron K.Skinner）都对民主和平论进行反驳。他们认为民主与和平之间的关系是站不住脚的，仅仅是偶然发生的。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和戴维·斯皮罗（David Spiro）都以详细案例分析、过程跟踪来检验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和平论没有统计学意义。现实主义学者如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和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认为民主和平论不能解释很多民主国家之间的严重危机；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并不像民主和平论者说得那样少；人类历史上民主国家本来就很少，所以通过统计学和概率论推测民主国家打仗的次数就会少。对于现实主义者，和平的原因不是民主，而是其他一些条件。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约翰·帕蒂（John Wiggs Patty）、罗伯特·韦伯（Roberto A.Webber）也提出军事冲突的象征模型并以此为民主和平提供理论基础。他们从经济学和博弈论两个理论角度出发对民主和平论进行解释。他们认为民主和平不一定非要局限在民主国家之间，提出可考虑的其他因果因素包括两国国家媒体、两国建交时间长短、政府领导稳定与否、两国文化和经济交流等。2003年11月芝加哥大学的塞巴斯蒂安·罗萨托（Bastian Rosato）发表了题为《民主和平论的错误逻辑》（“The Flawed Logic of Democratic Peace Theory”）的文章。他从因果逻辑角度出发，经过分析认为当民主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无法使用解决冲突的国内规则，也不信任和尊重对方。他还认为公开政治竞争不能保证一个民主国家避免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他认为民主国家之间有和平的可能，但是和平并不是源于这些国家的民主性质。近年来由于民主与限制外交、鼓励全球竞争、影响国际冲突之间关系的证据很难搜集，因此民主和平的因果关系研究渐渐转向实地调查和实验。2012年迈克尔·汤姆斯（Michael Tomz）的研究试图解释美国公众舆论机制作用使得民主国家更倾向和平。

总的来说，国外文献中对民主和平论的批驳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第一是经验研究与发现中的争论，学者对研究发现的经验上的强度优势表示怀疑，特别是对检验假设、变量衡量、民主和平论的替代性解释的研究设计和方法有质疑。第二是直接指向该理论，批评者质疑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论证是否有被发展成解释政治竞争的民主政治体制、规范如何影响政治领导的外交政策选择的可能，也可引申扩大为解释国内政治体制与国际冲突的关联上。

美国关于民主输出政策的主要著作、文章有：波拉·多布兰斯基（Paula J.Dobiransky）的《通过外交促进民主》（“Promoting Democracy Through Diplomacy”），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的《美国历史的循环》（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迈克尔·麦克福（Michael McFaul）的《作为世界价值的民主促进》（“Democracy Promotion as a World Value”），希拉·赫林和史蒂夫·拉德利（Sheila Herrling and Steve Radelet）的《美国21世纪对外援助》（“U.S.Foreign Assistanc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戴维·弗西斯（David P.Forsythe）的《人权与美国外交》（Human Right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霍华德·外阿达（Howard Wiarda）的《拉美民主革命：历史、政治与美国政策》（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Latin America：History，Politics and US Policy），约翰·艾坎伯雷（John Ikenberry）的《美国民主输出》（“American Democracy Promotion”），等等。

国外学者关于民主输出论的争论有以下著作。

支持民主输出的代表作有：1991年乔舒亚·穆拉夫切克（Joshua Muravchik）的《民主输出：完成美国的天赋使命》（Exporting Democracy：Fulling America’s Destiny），1991年亚伯拉罕·罗文萨（Abraham F.Lowenthal）编辑的《输出民主：美国和拉美》（Exporting Democracy：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2002年彼得·莎拉德（Peter J.Schraeder）编辑的《输出民主：宣传与现实》（Exporting Democracy：Rhetoric Vs.Reality），2004年纳坦·夏兰斯基（Natan Sharansky）的《论民主——以自由的力量征服暴政和恐怖》（The Case for Democracy：the Power of Freedom to Overcome Tyranny and Terror），1991年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二十世纪后期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的《民主的精神：在全世界建立自由社会》（The Spirit of Democracy：The Struggle to Build Free Societies Throughout the World），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和马克·普拉特纳（Marc F.Plattner）编辑的《贫穷、不平等和民主》（Poverty，Inequality，and Democracy），哈佛大学思安·林·琼斯（Sean M.Lynn-Jones）的《为什么美国传播民主》（“Why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Spread Democracy”）；约翰·艾坎伯雷（John Ikenberry）的“为什么输出民主”（“Why Export Democracy”）。

反对声主要来自以下几位学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认为民主输出影响了对象国民族和平、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认为在没有自由价值观的国家推行选举制度其实是对自由的巨大威胁。乔治·卓娜斯（George Jonas）认为输出民主就是输入麻烦。2013年威廉姆·布拉姆（William Blum）的《美国可怕的输出：民主》（America’s Deadliest Export：Democracy）谴责了美国外交政策的道德缺憾。

讨论民主输出对全球各地影响的有以下著作：《东亚的民主和平建立与安全：冷战后分析》（Democratic Peace Building and Security in East Asia：A Post-cold War Analysis），《北美民主和平：加拿大战争、安全机制建立的缺失》（The North American Democratic Peace：Absence of War and Security Institution-building in Canada），《欧洲民主和平：神话还是现实》（Democratic Peace for Europe：Myth or Reality），《拉美民主的悖论：十国分裂与反弹案例研究》（The Paradox of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Ten Country Studies of Division and Resilience），《战后：拉美民主化及内战》（In the Wake of War：Democratization and Internal Armed Conflict in Latin America），《非洲民主和发展：非洲国家战后挑战》（African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Challenges for Post-conflict African Nations）。大部分书籍都讨论了该书所涵盖地区的民主化后带来的问题和挑战。

美国政府关于民主输出的官方文件：主要有1987～1988年里根政府，1990～1991年、1993年布什政府，1994～1998年、2000～2001年克林顿政府，2002年、2006年小布什政府，2010年奥巴马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及历年美国支持人权和民主的记录等。此外，美国总统和政要在各种场合发表的讲话有许多涉及两论。

总的来说，国外文献中对民主输出表现出很大热情，有些甚至有强烈的宗教、使命等色彩。而批驳主要集中在民主输出的局限性、实用性以及对美国的国内、国际环境的影响等。（二）国内文献

据笔者所知，国内关于民主和平论的完整中文著作目前还没有，可收集到的中文期刊文章从1995年到2015年共有36篇。1997年发表最多，当年发表了4篇。

民主和平论在20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起了一场关于民主和平论的学术研讨会，会后重要论文刊登在1995年第4期《欧洲》上，题目为《关于“民主和平论”问题讨论发言摘要》。刘军宁、刘北成、金灿荣、肖元恺、刘立群等在会议上从不同侧面对民主和平论进行了批判。李少军在该期杂志上也发表了《评“民主和平论”》，他认为民主和平论有助于思考和平模式问题。除了盟国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民主和平论肯定还存在着更深层的东西。他的看法为进一步探讨该问题提供了思路。

期刊文章中综合梳理民主和平论的有：2000年邱建群的《从威尔逊的国际“新自由”到“民主和平论”——二十世纪西方国际政治思潮演进初探》，龚泽宣2001年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上发表的《论“民主扩展论”对康德“民主和平论”思想的价值背离》，2009年熊文驰在《外交评论》上发表的《民主和平与战争状态问题——再谈“民主和平论”与现实主义之争》，倪春纳在2013年《外交评论》上发表的《民主能产生和平吗？——对“民主和平论”的批判及其回应》等。

从历史角度入手：王逸舟在1995年第6期的《欧洲》上发表《国际关系与国内体制——评“民主和平论”》一文。他对围绕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国际关系与国内体制的联系做了多层次的探讨。他认为，国际和平与国家间战争一样，取决于国际关系和国内体制的多种因素，其决定过程是复杂、多变的。民主和平论忽略了很多重要因素。朱利群、王妙琴的《评“民主和平论”——民主和暴力关系的历史回顾》从西方民主政体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暴力作用和冲突谈起，认为随着西方民主政治的成熟及经济依赖程度的加深，暴力与冲突发生了变化与转移。他们认为从两次世界大战不能得出民主国家不会发生战争的结论。朱峰、朱宰佑在1998年《欧洲》上发表了《“民主和平论”在西方的兴起与发展》，吴强、梅文革发表了《难以超越的历史——从康德到当代的民主和平论者》，何冠一在2009年《外交评论》上发表了《从鳕鱼战争看“民主和平论”的疏漏》。

从逻辑推理方面入手：1996年苏长和的《驳“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和平逻辑推理存在重大谬误，经验论证存在很大缺失；1997年潘忠岐发表了《“中国威胁”：现实抑或神话？——从“民主和平论”的缺失谈起》；2005年梁涛、丁亮在《国际关系学院学报》发表《民主和平理论的负面影响》。

从经验证据角度入手：1997年张健雄《也评“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和平论的经验证据不充分，民主体制对政府战争行为的约束在现实中作用十分有限；2000年马德宝《从“民主和平论”看民主与和平的关系》认为民主和平论不符合历史事实；2004年龚泽宣在《政治学研究》上发表的《“民主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与战争——民主和平论存疑》通过对大量历史事实重新考察，从实证考据的角度结合理论分析指出民主和平论本身所存在的谬误。

从美国外交战略入手：倪世雄、郭学堂1997年在《欧洲》上发表《“民主和平论”与冷战后美国外交战略》，吴艳君2005年发表《试论民主和平论与冷战后的美国民主推进战略》，肖平2005年发表《“民主和平论”对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影响》，2008年王艳、郑易平发表《民主与和平关系的思考——结合美国外交政策谈民主和平论》。

总的来说，国内多数学者对民主和平论持批判态度，认为其在理论上证据不足、在实践中有害。但已有的讨论与批判似乎并未从理论层面真正驳倒“民主和平论”。甚至有个别学者对民主和平论给予积极评价，如刘军宁认为民主政治是避免战争的法宝，这在人类的历史经验中得到了有效的验证等。目前很少有学者系统分析民主和平论产生的历史原因和时代背景。就美国国内对民主和平论有不同意见的政客、学者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社会利益关系的分析也十分罕见。

关于民主输出论的中文著作代表作有：2006年刘国平的《美国民主制度输出》，该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文化和价值观的角度，对美国的民主制度以及美国民主制度的输出进行了深入解读；2009年罗艳华的《美国输出民主的历史与现实》，该书梳理了民主输出的基本概念，并提出输出民主在美国国际战略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因而无论从内容、形式到手段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2013年刘建飞著有《美国“民主联盟”战略研究》一书，该书探讨了美国推进民主战略过程中的发展变化及“民主联盟”影响及前景。

关于民主输出的中文期刊文章从1995年到2015年一共65篇，2012年、2013年发表最多，各8篇。其中主要的文章如下。

从地域角度总结民主输出实践的有：王晓德在1995年第2期《美国研究》上发表的《关于美国向拉美“输出民主”的历史思考》；王晓德1995年在《拉丁美洲研究》上发表的《试论美国向拉美“输出民主”的实质》；闫文虎2005年在《西亚非洲》上发表的《美国对中东“民主化”改造战略》；岳汉景2007年在《阿拉伯世界研究》上发表的《美国在中东的“输出民主”战略》；许崇温2006年发表的《中亚的颜色革命与布什的输出民主战略》；缪开金、汪舒明2006年发表的《试析美国输出民主战略的区域差异》；孙士庆2007年在《美国问题研究》上发表的《从美国“全球民主化”战略的推行看中美关系》；张宇权2009年发表的《论美国对华文化交流中的意识形态输出及我国的对策》；林超2010年发表的《美国对伊拉克民主输出困境与“利益集团耦合度”概念的提出》；马方方2012年发表的《美国对华民主输出战略对中国经济主权安全的影响》；2014年李翠婷发表的《“阿拉伯之春”的历史后果——兼论美国对阿拉伯世界的民主输出》。

探讨民主输出思想动因的有：王晓德1995年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上发表的《试论冷战后美国对外“输出民主”战略》；门洪华1999年在《国际政治研究》上发表的《美国“输出民主”战略浅析》中提到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理论及布热津斯基的美国有无比吸引力的论述都有推广民主价值观的烙印；布庆荣2008年发表的《美国“价值观输出”的历史考察》；孙德立2008年发表的《美国对外输出民主根源探析》。

探讨美国输出民主的局限性的代表文章有：门洪华2001年发表的《美国的“输出民主”战略》，张建成的《“美式民主”输出的普世价值质疑——兼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本原则》。

讨论民主输出形式变化的有：罗艳华2005年在《国际政治研究》上发表的《试论冷战后美国“输出民主”战略的新发展》；郭锐敏2006年发表的《全球化背景下美国民主输出的特点及影响》；赵绪生2008年在《现代国际关系》上发表的《试析民主援助》；马跃、曹雪梅2009年发表的《论美国民主输出战略》，总结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性质、下属机构及资金来源；2010年刘国柱在《美国研究》上发表的《当代美国“民主援助”解析》，在《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上发表的《全国民主基金会与美国民主援助》；李凯2011年在《江南社会学院学报》上发表的《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的交易成本分析》；阚道远2011年发表的《美国民主输出的信息化战略及其应对策略》，2012年发表的《网络时代政治输出的新途径——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技术援助及影响》；2013年廖胜刚发表的《后冷战时代美国输出民主、人权意识形态战略臆想病及其本质》。

总的来说，国内关于民主输出的文章数量较多、研究相对深入、观点基本一致，即反对民主输出，批判角度雷同，都集中在美国输出民主的思想文化根源、现实利益考虑、历届政府的政策实践以及其负面影响及局限性上。（三）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

本书中涉及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基本上是出现在201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中的文章。根据作者的阅读学习结果，其中涉及本书主题的文章至少有23篇，108处。作者对这100多段论述做了完整笔记，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综合性的总述。其中重要的文章有：列宁：《卡尔·马克思》，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反杜林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和恩格斯：《书信》等。

通过阅读国内外文献可看出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是西方学者，主要是美国学者，尽管在民主和平论和民主输出论上有不同意见、观点，但基本上持支持态度。第二是国内学者关于民主和平、民主输出论的研究基本发表在期刊上，比较零星，反对的态度统一且明显。国内研究似乎仍处于起步阶段，深入研究的成果有限。涉猎此问题的硕博士论文不多。国内博士论文三篇：刘建华的《美国跨国公司与“民主输出”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孙德立的《冷战后美国输出民主战略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7），王聪的《冷战后美国民主输出战略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0）。硕士论文有九篇：王朋的《论20世纪以来美国的民主输出》（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7），刘建昌的《布什政府输出民主战略评析》（辽宁大学硕士论文，2009），林依依的《论小布什政府的输出民主战略》（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09），沈晓非的《美国民主输出战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北京邮电大学硕士论文，2010），郑欣欣的《冷战后美国“输出民主”战略研究》（青岛大学硕士论文，2010），曾卓的《冷战后美国输出民主战略研究》（中南大学硕士论文，2011），张茜的《冷战后美国民主化战略评析》（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刘俊清的《争论中的民主和平理论》（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13），唐蕊蕊的《美国民主输出的实施及其影响》（辽宁大学硕士论文，2013）。总的来看，国内学者很少有人全面论述两论，也很少有人系统地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从根本上批判民主和平论和民主输出论。第三是民主和平论虽较多存在于学术领域，但民主输出论在美国的外交实践中已经相当成熟、完善；相比之下，我国批判民主和平论还停留在理论阶段，与外交实践结合较差。

三 本书结构与结论

本书的总体结构由以下几部分构成。

理论梳理：对民主和平论和民主输出论的产生背景和发展脉络进行研究。为了对民主输出论进行有效的批判，首先必须弄清两论的主要内容。为此，作者花了大量时间在国内外收集了与两论有关的书籍和资料。接着，作者又对繁复的资料进行了分类整理，力求使读者对两论的主要内容和发展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清楚、完整的认知。

政策回顾：梳理美国政府民主输出的理论依据、战略设想和操作手法等。和其他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不同，民主输出论不完全是学者在象牙塔中构建的理论，而是通过实践进行总结并不断返回实践的非常实用的理论。

后果分析：分析两论在世界各地实行的不良后果和危害。由于民主制度并非万能的灵丹妙药适用于所有国家，因此强行的民主输出为许多国家带来了负面影响。俄罗斯在接受民主制度以后国际地位明显下降。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实行民主制度以后也很难说是达到了各界的预期。美国对中国的民主输出更是严重干扰了我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战略大局。

理论批判：对西方学者就两论的批判进行梳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工具，分析批判两论的唯心主义本质。（二）主要结论

民主和平论和民主输出论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民主输出论出现较晚，其理论成型大体在20世纪80年代。这当然与冷战结束有直接的关系。此后，恐怖主义的泛滥使美国民主输出的劲头有了强势的增长。

美国学者与政客鼓吹两论有两个不同动机。许多美国学者和政治家都在谈民主输出，但出发点有很大差异。有些学者确实相信民主输出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对美国和被输出国都有利。美国的民主输出实际上是帮了其他国家的忙。但也有学者特别是政客对民主输出的理论部分不感兴趣，感兴趣的只是民主输出的结果。对这些人来讲，只要对美国的全球利益有利，民主输出就是一种正确的政策选择。这种输出对对象国有什么影响不是美国需要考虑的问题。

冷战后期开始，美国历届政府均以非常大的力度推行民主输出。近代美国各届政府都毫无疑义地实行了民主输出战略，主要的分歧是在输出的对象和手段等方面。大体来讲，民主党政府往往重视意识形态方面的民主输出，希望“说服”世界各国民众接受美国的输出。而共和党政府往往通过武力进行霸王硬上弓式的强行民主输出。本书重点介绍了里根政府、克林顿政府、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民主输出战略。研究结果表明，各届政府在民主输出问题上有很大的共识并投入了非常大的精力。

美国民主输出对对象国造成了相当大的危害。本书重点讨论了民主输出对苏联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非洲国家、中东西亚国家和我国本身造成的危害。

民主和平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存在与意识关系的论断。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存在决定意识，因此和平并非是民主制度带来的，而是由有关国家在某一时期的国家利益决定的。

民主输出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论断。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上层建筑是不能随便输出的。它和经济基础有密切的关系。不考虑对象国的经济基础而随意进行民主输出必然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

四 研究方法与创新

本书主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中的相关思想和理论进行阐述，以此为标尺，说明民主和平论和民主输出论的荒谬之处。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指出，中国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他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正所谓‘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

本书开始写作的时间虽然在习总书记发表讲话之前，但出发点完全符合总书记所阐明的思想。

作者选择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工具对两论进行批判主要出于三个理由。

首先，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哲学、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思想依然是正确的。习总书记在座谈会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总书记进一步指出，“社会上也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诞生于一个半世纪以前。从那时候至今，世界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情况是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无法预计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中的部分内容，特别是有关时代特征的部分今天看了可能不完全准确。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部分，即它的主要思想体系和科学论断绝没有过时。马克思主义提倡历史唯物论。对马克思主义本身也要通过历史唯物论进行评价和观察。

第二个理由是，马克思主义在观察和分析国际关系理论时依然是有力的武器。习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我们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国际问题不是为了时髦，而是因为这种理论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良好的工具。马克思主义作为工具的有效性，在马克思主义诞生时期就有良好的体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的理由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和谐。一方面是生产力极大发展，一方面是财富过于集中。广大工人阶级极度贫穷，而生产过剩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不合理性，使马克思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必然为更先进的社会制度所取代的结论。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错误思想时充分利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这个基本原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杜林在哲学上鼓吹先验论，认为先有模式、原则和范畴，然后才通过这些模式、原则和范畴产生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实世界，这是完全错误的，是本末倒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批判方法，为我们今天对民主输出论之类的错误理论的批判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第三个理由是，民主输出论确实是错误的。这是我们批判它的前提。必须指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学者多年来通过努力取得的成果，是人类整个知识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我们需要加以肯定，而且需要努力研究和学习。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冷静地看到，任何理论都与其作者的世界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学者绝大多数是有宗教信仰的。对这个问题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质疑，因为每个人都有信仰自由。但宗教的信仰往往会导致学者唯心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在这种倾向的指导下理论推广到实践，影响到世界各国成千上万人的利益时，我们就没有理由继续克制了。民主输出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许多西方人认为，世界上存在某种普世的东西。基督教认为，上帝就是先知先觉、永远正确的。而民主也是一种普世价值，因此可以适用于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这样民主输出也就有了根据。作者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种普世的看法是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思维方式，因此是完全错误的。

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书还使用文献综述法对国内外有关民主和平论和民主输出论的研究成果和现状进行综述和概括；使用概念分析法，对本书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分类等进行尽可能准确地概括和界定；使用案例分析法对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分析与解释。（二）特色和创新点

本书将力求体现以下特色和创新点：

基础性：本书将力求对一些基本概念进行厘清；对本选题所涉及的基本概念等问题进行必要的论述，以夯实研究的基础。本书针对的主要是民主输出论，但本书所用的方法对其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同样不同程度地适用。

学术理论性：本书研究的对象本身就是国际关系理论。同时本书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两论进行了分析。通过一般理论对特殊理论进行分析使本书具有较强的学术倾向。

应用性：本书既重视理论，也强调其实践性，力图通过系统研究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和外交决策提供某种参考。正如习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  第一章民主和平论和民主输出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及思想渊源

几乎所有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都源于现实世界的需求。19世纪末，马汉根据帝国扩张的需要提出“海权论”，强调为了获得最大国家利益，沿海强国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这个理论被当时的美国奉为圭臬，帮助美国实现了一百年的霸主地位。同样是19世纪，欧洲的政治经济形势极不稳定。德国有强烈的扩张愿望。为了给军事扩张提供理论依据，德国一批学者提出并发展了地缘政治学说。

民主和平论和民主输出论也是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形成的一套理论。这一章将讨论两论产生的背景、思想渊源以及历史实践依据。第一节 两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与国际大背景变化有密切关系。两论产生前，国际形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随着一系列事态的发展，战争作为一种实现政治目标手段的作用日益下降。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很多。比较明显的有美苏力量对比变化、经济全球化导致经济相互依赖、军事武器不断进化、人类道德提升、非传统安全问题出现等。数千年来，战争一直是政治的继续。但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上述国际背景的变化，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从而迫使美国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战争以外的其他手段。这就为民主和平论和民主输出论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一 美苏力量对比的变化“二战”后到冷战结束前，美苏军事力量对比的演变过程总的说来就是美国从拥有压倒性优势到相对均衡，再到劣势的过程。而苏联则相反，从处于绝对劣势的地位不断上升，在不同领域接近、赶上甚至超过了美国。冷战结束后，美苏力量对比则发生又一次大的变化。苏联解体导致国力衰败，而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对美国来讲，对苏力量相对变弱和突然变强都被视为两论产生和发展的理由。

在第一阶段，由于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本土没有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大国，而且利用大战中的有利地位发了战争横财，因此在经济上一跃而居资本主义世界首位。军事上的优势更加明显。在若干年间，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其常规力量也无人能够匹敌。强大的综合国力，使美国成为不可一世的霸主。

苏联虽然也是“二战”的战胜国，但是它遭到严重的战争破坏，元气受到很大损伤。苏联的军事力量同美国相比也处于明显劣势。它虽然有一支数量上同美国大体相当的常备军，但武器装备远不如美国。海军、空军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明显落后于美国，战略核力量更是望尘莫及。

由于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冷战初期，美国对苏态度非常强硬。杜鲁门曾亲自把美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告诉斯大林。表面上在通报情况，实则在进行战争威胁。冷战初期，美国遏制苏联的主要手段是军事手段。其他手段基本处于从属地位。

然而战后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快于美国。从1951年到1979年这29年里，苏联的几项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速度都高于美国一倍以上。结果，苏联同美国的经济差距逐步缩小。与此同时，苏联有二十多种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也超过美国，居世界首位。苏联的军事力量则以更为迅猛的速度追赶美国。苏联首先在常规军事力量方面超过美国，而后20世纪70年代初又在战略核武器的数量上赶上并超过了美国，转而同美国展开了以提高命中精度、机动性和发展多弹头分导导弹为中心的质量竞争，并取得了很大进展。据西方计算，苏联的军费自1972年以来一直高于美国，而其中的武器装备购置费更是大大超过美国。因而苏联能以比美国更大的规模发展军备，扩充军事实力，使苏联同美国的军力对比一直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见表1）。表1 1964～1982年美苏战略武器力量消长对比

苏联的战略崛起使美国产生极度恐慌。美国情报部门不断给出悲观的对比数据。20世纪70年代，美国相继提出了所谓“导弹差距”“轰炸机差距”等说法。尽管有不少人认为实际上美苏之间的差距没有那么大，这些都是美国情报部门和军事部门为了“保险”或出于争取预算等其他动机而做出的耸人听闻的预测。但美苏实力接近绝对是不争的事实。

军事力量的接近甚至被超过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美国依赖军事力量遏制苏联的战略自动破产。不但利用军事力量遏制苏联不可能成功，美国自身的安全都成了问题。为了对抗苏联的挑战，美国必须另辟蹊径。而民主输出战略就成了美国瓦解苏联的新的战略工具。

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美国民主输出的力度并未因此减弱，反而有所增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在冷战中为了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力量与苏联抗衡，往往会对非民主国家盟友的政治制度的弊病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冷战期间，韩国、菲律宾、越南共和国等国家及地区基本上都是集权政权。但美国对这些政权采取容忍的态度，一切为解决对苏斗争需要让路。冷战结束后，这种需要消失，美国也就不再忌惮，加大了对这些国家的民主输出力度。因此，冷战结束后两论得到迅速发展绝不是偶然现象。

二 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

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格局的一个重要走向就是全球化。普利策奖获得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曾说过：“如果你想了解冷战后的世界，一定要知道全球化。全球化不仅影响今天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一[1]颗北极星，有力量塑造整个世界的国际体系。”全球化不是哪个人或哪个国家设计的，而是追求最大利益的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形成的结果。

反映经济全球化有若干指标，首先是贸易全球化。这主要表现在世界市场扩大和经济总量增加。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总量以两倍于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速度增长，且在20世纪90年代呈进一步加快趋势。世界每年生产产品约有1/5进入国际贸易市场。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报告，1995年世界贸易总量超过了6万亿美元。国际贸易快速发展，使国家之间利益重叠在一起。2003年中美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达到1263亿美元；2008年这一数字达到了3337亿美元，比两国建交之初增长了130多倍。目前，中国已成为美国第一大进口市场，美国更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

其次是金融投资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总体趋势中，国际投资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全球跨国直接投资额1970年为400亿美元，1999年达到8000亿美元，1995年比1994年增长了46%。美国500家大企业大多数都已经在中国投资。美国通用汽车、摩托罗拉、朗讯科技、可口可乐、杜邦公司、伊士曼柯达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施乐公司、惠普公司等在中国的投资都取得了成功。据中国商务部统计，到2014年底，美国对华投资项目已近6.4万个，实际投入754亿美元。

最后是跨国公司成为推进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二战”后跨国公司迅速发展。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1997年公布的数字，1968年全球跨国公司为7276家，子公司27000家，而1998年的相应数字分别达到45000家和35万家，其在全世界的雇员也增长到7000多万人。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40.5%，国际贸易的80%，对外直接投资的90%以上。

贸易、投资和跨国公司扩散的直接结果就是世界各国的经济被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出现了世界范围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以中美关系为例，有人认为，中美两国的经济互补性大于竞争性。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世界工厂”之一，中国生产廉价产品出口美国，从中美贸易中得到巨额贸易顺差。然后，中国再把钱借给美国人消费，扩大美国的消费，以便进一步向美国出口。这就像一个食物链一样，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化，都会引起整个链条的波动。这个链条的起点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顺差，在这一点上中国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目前，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国，美国是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国。

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和《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吉米·霍格兰德将中美之间的经济对抗能力称为“经济恐怖平衡”，正如当年美苏之间的“确保相互摧毁”核战略一样，“经济恐怖平衡”也能保证中美之间稳定的经贸关系，任何一方都不能承受大规模经济制裁[2]的损失。当然更无法承受直接军事对抗导致的损失。

国家与国家之间交往增多，利益关系犬牙交错，这使得国家之间利益和命运成为一体。对一些特定的国家来讲，传统的零和理论不再成立。国家之间可以而且必须通过合作获得双赢，而对抗有可能导致双输。特别是战争作为实现国家意志、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其使用的可能性和范围遭到怀疑。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可能因断绝了贸易关系而使己方国内经济受到严重损害。国外投资和国外的子公司也将遭受巨大损失。和以往闭关锁国的时代不同，现代战争将会出现自己打击自己的新现象。这就使战争特别是大国之间的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大幅度降低。

三 武器的进化

人类使用武器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杀伤敌人或猎物，另一个是保护自己不被对方伤害。根据这一原则，人类平行地发展出两套武器系统（当然很多情况下这两套武器系统也被设计在同一种武器上），一类主要用于进攻，另一类主要用于防御。用于进攻的武器主要有长矛、刀剑、弓箭、枪支、手榴弹、炸弹、轰炸机、攻击机、导弹、原子弹等。用于防御的广义上的武器有：盾牌、铠甲、头盔、城墙、沟堑、掩体、碉堡、防化学服、雷达、反弹道导弹等。把二者结合起来的武器有：带护手的刀剑、坦克、铁甲战舰、底部装甲攻击机等。

人们发展武器的动力和使用武器的原则息息相关，即进攻性武器要求威力越来越大。具体讲，就是杀伤力越来越大。一杆长矛通常一次只能刺死一个敌人。一颗手榴弹一次可杀伤几个敌人。满载的B-52轰炸机一次攻击可以杀伤成百上千个敌人。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武器的研制就是炸弹越做越大，炮弹越打越远。防御方面也是一样，要求其防御的范围越来越大，防御的有效性越来越好。盾牌和铠甲只能保护一个人。碉堡可以同时保护若干人。装甲战舰需要保护的可能有几百上千人。而反导弹系统要保护的会是整个城市。

战争的意义就在于，通过使用威力越来越大的武器尽可能多地消灭敌人，同时尽可能多地保护自己。有时为了保护自己一方的一些人，不得不牺牲一部分人。因为防御不可能做到密不透风。但这种牺牲被认为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因为只要大多数人活下来，敌人最终被打败，就是胜利。关于活下来多少人可被接受没有确定答案。一般认为，像美国这样的现代强国，主动发动的战争人员伤亡最多几千人。

然而，武器威力的不断发展最终必然会把使用武器的人引入一种困境。“二战”快结束时，盟军对德国进行过一次惨烈的轰炸。1945年2月13日，英美空军两千多架轰炸机夜袭了德国的德累斯顿，投下了3749吨炸弹和燃烧弹，把城市夷为平地。高温造成强烈的冲天气流，由于火海的中心因燃烧必须吸取新鲜空气，因而形成一股可怕的“火焰风暴”。一位参与轰炸的英国空军飞行员回忆：“当时的场景让我完全震惊了，我们仿佛飞行在火的海洋上，炽热的火焰透过浓浓的烟雾闪烁着死亡的光芒。”大火连续烧了几昼夜，130万居民直接或间接死亡。根据战后调查研究，许多躲在防空地下室的居民也失去生命。他们不是直接死于轰炸，而是因为大火吸尽了氧气，居民因此窒息而死。战后，盟军对德累斯顿的轰炸引起社会广泛而激烈的争论。一些人认为这次轰炸是不顾人道主义原则的“恐怖主义行动”。丘吉尔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我们走得太远的话是否也会成为禽兽？”盟军进行反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整个城市燃烧导致的缺氧使人无处藏身，即战争应有的防御一面被彻底剥夺。

德累斯顿轰炸还只是常规战争。“二战”末期，美国研制成功了原子弹、氢弹。1945年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市和长崎市投下两枚原子弹，使这两个城市顷刻间灰飞烟灭。相比之下，德累斯顿就小巫见大巫了。因为在德累斯顿毕竟理论上还可以有幸存者，但在原子弹爆炸中心，任何人绝无生存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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