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托马斯·皮凯蒂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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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危机：欧洲的衰退与复兴试读：
前言
本书精选了我先后发表在《解放报》等媒体上（2008年9月至2016年7月）的一些专栏文章。未经过任何更正和修改。由于时间跨度较大，其中有一些文章主题略显陈旧，而其他的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所有这些文章都展示出一个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在分析和把握世界局势、参与公众讨论和寻求公民责任感等方面做出的尝试和努力。
这10多年的时间里，尤为突出的大事件莫过于爆发于2008年前后并持续至今的世界金融危机。
我多次尝试分析爱尔兰危机和希腊危机之间的不同点和相同点，或者尝试理解中央银行在挽救世界经济危机中的新动作。同时，我也对老生常谈的法国国内主题进行了阐述。这些问题的解决是我们追求共同未来的基础，比如税收公正、退休改革、公立大学改革等。
2007年夏天开始的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和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可以被视为20世纪世界范围资本积累型资本主义危机前奏的一部分。
总体来看，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市场自律环境中的新一轮放松财政管控和不加节制的信用消费浪潮就已经席卷全球。
关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后来大动乱的记忆日益淡薄。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停滞”和“通胀”两词的缩合）已经说明了50年代至6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局限性：其适用性是建立在紧急状态和战后（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6—1949年）特殊背景下的。
随着战后重建和“光辉三十年”经济快速增长的结束，政府职责模糊的延伸范围和50年代至60年代政府的征税过程理所当然地被质疑。1979—1980年，美国和英国开始调整经济政策以应对日益严峻的被赶超的态势。以英国为例，其经济地位在当时受到了日本、德国和法国的威胁。
面对这种不利态势，里根和撒切尔夫人认为政府是问题症结所在，而绝非出路所在。他们认为应该取消这种会削弱英国企业家实力的政府行为，从而回归“一战”前的纯资本主义状态。苏联的解体使资本主义制度没有了敌人，也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人们开始相信“历史的终结”和以持续股市行情看涨为基础的“新增长”。
2000年年初，欧洲和美国的股市和房市财富积累达到并超过了自1913年以来的历史新高。2007年危机前夜，法国家庭持有的金融和不动产财富（除去债务）高达95万亿欧元，大约相当于法国6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法国人的财富持有量在2008—2009年有小幅下降，但是2010年又恢复上涨态势。目前财富总量超过了上百万亿欧元。
将这些数字放在历史背景下来看，我们会发现，财富积累量达到了一个世纪来前所未有的规模。私人净财富拥有量目前相当于6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相比之下，20世纪80年代相当于不到4年的国民生产总值，50年代不到3年。财富积累量达到如此规模还要追溯到1900—1910年的“美好年代”。那时积累财富和收入的比率达到了6∶7。
我们还会发现，目前庞大数量的财富积累不仅仅是政策调整的结果，更是经过20世纪最初5年的重创后采取补救措施并长期积累的结果。另外，近几十年来经济增速的放缓，也在客观上造成了社会财富和收入比率的居高不下。
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一个历史时期：经济发达国家的财富积累量稳步提升，而生产率和收入增长则十分缓慢。“二战”后，即1945—1974年的“光辉三十年”，人们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步入另一个阶段，在某种程度上讲，是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实际上，这仅仅是一个向重构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中间阶段。除了世袭资本主义，不会有其他资本主义形式长期存在。
总之，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开始放宽管制造成了新的问题：使20世纪初期的财政系统和世袭资本主义变得格外脆弱、变化无常而且令人捉摸不透。金融业在无监管、无谨慎调控的情况下发展，更没有名副其实的改革举措，甚至最初级的国际金融统计数据也受到了系统性混乱的影响。例如，世界范围内的财务状况（净值）整体为负，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除非地球上的一部分资产由火星所有。更为确定的是，正如加布里埃尔·祖克曼最近指出的，这样不一致的现象说明有很大一部分在避税天堂和暂住人口持有的金融资产并没有被如实记录。这种情况尤其冲击了欧元区的外部头寸（净值），其实际状况比官方数据要乐观得多。原因很简单，富有的欧洲人有意隐藏一部分他们所拥有的资产，而欧盟目前并没有什么力所能及的举措阻止这样的不当行为。
总的来说，面对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和不明朗，政治分裂和无力团结使欧洲大陆尤其不堪一击。毫无疑问，对于强制实行适用于金融机构和国际市场的金融管制以及调控规则，19世纪的欧洲国家是无能为力的。
欧洲面临的困难此起彼伏。通行货币（欧元）和中央银行（欧洲中央银行）分别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被提上议程（欧元货币于2002年1月开始流通，《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则于1992年9月全民公决投票通过）。当时，人们认为欧洲中央银行的唯一职责便是“确保火车安全通过”，也就是确保低通胀水平和货币总额与经济活动大体同步增长即可。在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之后，各国政府和舆论一直坚信中央银行首先应该独立于政权，而且其唯一目标应该是保持较低的通胀率。于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独立于国家的货币和脱离政府的中央银行应运而生。
但是人们忽略了中央银行在大规模经济和金融危机发生时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央银行不但可以稳定金融市场，还能避免一般经济萧条时期接二连三的破产。近几年来的金融危机使中央银行这一重大作用得以被人们重新认识。如果世界两大中央银行——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没有在危机期间加大货币发行量（2008—2009年发行量均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几十个百分点），旨在以低利率——0~1%——出借给私人银行，那么可想而知，这次危机很可能达到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同样的规模，失业率也将高达20%。十分庆幸的是，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懂得规避最坏的情况而且没有重蹈30年代“廉价处理者”的覆辙。30年代大萧条时期，银行被放任不管，一家接一家地倒闭。当然，中央银行拥有的无限货币发行权必须受到严格的管控。但是，面对大规模危机，不充分发挥其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基本作用，无异于自取灭亡。
不幸的是，如果说中央银行在危机期间增大货币发行量的举措避免了2008—2009年危机的继续恶化并暂时控制了火势，那么它同时也导致造成危机的结构性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金融监管自2008年以来只取得了很小的进展，而且危机不平等的根源——社会中下层民众收入的停滞不前和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被视而不见，美国的情况尤为突出（1977—2007年，60%的财富增长集中在1%的最富有人群手中），这显然促进了私人借债的激增。
再者，中央银行2008—2009年对私有银行的救助措施并没有阻止2010—2011年经济危机进入新阶段——欧元区公共债务危机。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也就是此次经济危机的第二阶段，仅仅发生在欧元区。美国、英国和日本的负债率（公共债务分别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00%、80%和200%，欧元区则为80%）高于欧元区，但它们并未遭遇债务危机。原因很简单：美联储、英格兰银行和日本银行以低于2%的低利率分别借款给政府，这样一来，不但缓和了市场矛盾，而且稳定了利率。相较之下，欧洲中央银行几乎没有借款给欧元区各国，造成了现在的危机。
要对欧洲央行这一特别态度做出解释，通常需要说起德国很久以前受到的创伤，欧洲央行可能担心再次陷入20世纪20年代那样的恶性通货膨胀。我并不十分信服这一解释。大家都十分清楚，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恶性通货膨胀。目前我们面临的威胁不如说是长期通货紧缩的经济衰退：物价、工资收入和生产量下跌或停滞不前。事实上，2008—2009年大规模的货币扩张并未造成实质性的通货膨胀。德国民众很清楚这一点。
那么，可能更为合理的解释是：几十年来对于公共权力的错误认识最终使得人们面临危机，本能地认为私有银行比政府更能解决问题。在美国和英国，对于公共权力的误解已经达到顶峰，而中央银行最终懂得从实际出发，毫不犹豫地大量收购公共债务。
实际上，简单来说，我们遇到的特殊问题和主要困难就是从一开始就对欧元区和欧洲中央银行有不合理的规划，因此很难——但不是不可能——在危机期间重新制定游戏规则。主要的问题出在关于无国家货币、无政府央行和不以共同财政政策为前提的共同货币政策的设想。不以共同债务为条件的共同货币是行不通的。这样的模式在平常可以勉强运行，但在非常时期就会使情况加速恶化。
随着统一货币体制的建立，对17个欧元区国家汇率的投机行为被禁止：从此以后，德拉克马（希腊货币）对法郎贬值或是法郎对马克贬值都不再可能。但出人意料的是，对于17个国家间货币汇率的投机行为可能会被对于欧元区各国公债汇率的投机所替代。然而，第二种投机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比第一种更糟糕。当本国汇率受到冲击，率先让货币贬值最起码可以保证本国竞争力，使用欧元作为单一货币的欧元区各国却不可能这样做。那么原则上讲，这些国家应该相应地获得稳定的财政状况，但实际情况显然事与愿违。
另外，目前我们遭遇的汇率投机问题尤其恶劣，以至于不可能平静地恢复公共财政平衡。公债涉及的（债务）总量实际上是相当大的。公债数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相当，利率按照5%而不是2%计算。
也就是说，每年要花费5%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支付利息。那么，其中的差额，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3%（法国为600亿欧元），相当于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法律和就业的全部财政预算！因此，如果我们不能确定一年或是两年后利率是2%还是5%，也就不可能展开关于削减开支和增加税收的民主辩论。
更令人懊恼的是，欧盟需要改革、创新和合理化，而不仅仅是重新平衡财政预算和确保财政可持续发展，其首要目的是确保良好的公共服务、更具广泛性的个别情况以及更完善的人权保障。左派应该在有关税务制度革新（现行的税务制度十分复杂且不甚公平，需要从“收入相当、纳税相当”以及从源头征税、大基数征税和社会普摊金低税率等原则出发进行改革）、退休制度重建（现行退休制度分为多个系统，民众难以理解以至不可能以共识和公平为前提实行改革）和大学自主性（作为第三个关键主题，这个问题和财政以及退休改革一样，不应该被右派忽视）的问题上掌握主动权。
但是我们现在正被汇率投机的问题所牵制，那么该如何心无旁骛地展开这样的辩论呢？如果法国需要长时间承担5%~6%，或者4%的高汇率，而英国有了英格兰银行的帮助只需支付2%的汇率（两国初始债务相同），那么很快，欧元在法国的坚挺将很难保证。
那么，该如何解决呢？要终结欧元区17国的汇率投机问题，唯一的长久之计就是按照团结互助原则分担债务，建立共同债务（“欧元盟约”）。这也是唯一能使欧洲央行充分行使其最后贷款人职责的结构性改革。这意味着欧洲央行以后可能需要从市场上更多地购买国家债券。但是，面对17个欧元区国家不同的国债，欧洲央行将会面临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应该购买哪国国债？利率又是多少？如果每天清晨美联储都要选择是购买怀俄明州、加利福尼亚州还是纽约州的债券，那么其稳健的货币政策将很难实行。
但是，树立一个强有力且合理的联盟政策权威是公共债务所必需的。我们不能在确立欧元联盟后却放任各国政府各自决定公共债券的发行量。而且，这一联盟的权威不能是国家元首委员会或是财政部长委员会。我们必须向政治联盟和国家联合大步迈进，或者大步后退，撤销实行欧元作为统一货币的决定。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应该是赋予欧洲议会确实的预算权。可是问题在于，欧洲议会集合了欧盟27个国家，远远超出了欧元区的范围。还有另一个方法，我在2011年9月22日的专栏中提到过，由愿意实行共同债务的国家的财政委员会代表和欧洲议会社会事务委员会代表组成“欧洲预算参议院”。该参议院拥有发行共同债务的最高决定权（这并不会影响各国在需要的时候发行各自的国债，但其各自发行的国债不受集体保障）。此参议院要像所有议会一样，在做决策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且辩论要本着公开、透明、民主的原则，这两点很重要。
国家元首委员会和欧洲预算参议院的区别就在于此。由于国家元首委员会以一致性（或是基本一致）为基础，而且最后往往会演变成私人秘密会议，因此日益停滞不前。通常情况下，国家元首委员会不会达成任何共识，即使偶然出现一致意见，也往往是莫名其妙的。但在议会的民主辩论中情况恰恰相反。现在协商通过新的欧洲条约要遵循单纯的跨政府逻辑（通过原则由100%变成国家元首委员会内部的85%）并不能解决问题。也必然不能建立欧元联盟，因为这在政治统一方面需要更大的勇气。
2013年《21世纪资本论》一书出版后，我有机会到访许多国家，如墨西哥、印度、南非、巴西，以及中东各国和中国，就不平等日益加剧的现象与当地人士展开深入交流和探讨，其中包括大学生、社会活动家、读者、作家、社团组织者，以及经济界、文化界和政界人士。
不管是在法国还是其他国家，参与政治不能简单地用选举来概括。民主制度首先应该建立在思想长期碰撞的基础上，拒绝现成稳妥的答案，敢于对权力和强势的立场提出质疑。不能把经济问题仅仅当作技术问题，丢给一群专家去处理了事。这些问题其实处处都闪耀着政治的智慧，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但不能只想着突出自己。人类社会不存在现成的经济规律，有的只是大量的历史经验和全球各国经济走过的轨迹，里面充满了未知的变数，对制度的修修补补既不稳定也不完善，而人们就是从这些经验和轨迹当中挑选或创造出各种行为方式，来组织和调整财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我坚信，经济、历史知识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普及，必将带来各种力量关系的改变和整个社会的民主化。历史总是在不断更替、重复上演的，这也许是我们从历史和政治角度看待经济问题时应该学习的第一课。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欧洲的公共债务问题。有人总想让我们相信希腊和其他南欧国家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在未来数十年里继续拿出巨额的财政盈余还债。可就在20世纪50年代，欧洲的战后重建就是在一笔勾销过往债务的基础上才得以起步发展，首先受益的正是德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也因此才有能力投资于经济增长和未来。
通过这些交流，我也坚定了一个想法，就是脱缰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只会带来更多的不平等，这与制度受益者口中只有好处和效率的理想主义截然不同。由于国家间的情况千差万别，现代社会的不平等既有反映粗暴统治关系和种族社会歧视的旧制度因素，也包含着一些新生事物，往往导致私人财产被神圣化，失败者落得遍体鳞伤的下场，结果有时甚至比全球化出现之前更为极端。而就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人类社会的知识和技术进步、文化创意的多样性和创造性也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进步。不幸的是，如果不对经济和金融力量进行适当的管制和约束，不平等现象的抬升就有可能加剧特殊群体的紧张感和国家的自我封闭，这一点不管是对富国、穷国还是新兴国家都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想总结一下2012—2016年这段时期最令人难忘也最不幸的重大事件，一定要数发生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战争，还有整个中东地区出现的乱局。与此同时，人们也对西方殖民列强通过1916年的《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在当地划定的边界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中东地区冲突的根源非常复杂，既有以往的宗教对立因素，也有无果的现代建国历程留下的问题。但显然西方各国最近的军事干预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两次伊拉克战争（1990—1991年，2003—2011年）更是影响深远。如果站在长期的视角来看，我们会很惊讶地发现，中东地区（这里指从埃及到伊朗，包括叙利亚、伊拉克和阿拉伯半岛，拥有大约3亿人口的广大地区）不仅是全世界最不稳定的地区，也同样是最不平等的地区。由于石油资源往往集中分布在无人居住区（领土的不平等也是伊拉克1990年企图吞并科威特的理由之一），据估算，该地区最富裕的10%人口掌握着60%~70%的总收入，比例高于地球上最不平等的国家（巴西和南非最富裕的10%人口掌握着50%~60%的总收入，美国约为50%），更远远高于欧洲地区（欧洲目前大约为30%~40%，低于20世纪初的50%，随着两次战争的爆发和各国社会税收制度的建立，不平等程度逐渐降低）。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地球上最不平等的地区往往有着严重的种族歧视历史，比如南非和美国就很明显，巴西的情况也一样（1887年废除奴隶制时还有大约30%的人口是奴隶身份），但中东各国是例外。在这一地区，大规模不平等现象的起源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直接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迹相关，在这中间又是石油和主权金融基金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当然，殖民时期划定的国界也是造成地区不平等的原因之一，这些边界在很大程度上是随意确定的，一直处在西方国家的军事保护下。
如果算上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经常遇到的工作歧视，偶尔还有服装方面的歧视，再加上一小部分年轻人无所事事但狂热崇拜，现在又极力想把中东的冲突引到欧洲，一切变得好像充满了火药味。不管是法国还是欧洲，要想解决问题就不能再火上浇油。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帮助年轻人获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还有停止与中东的酋长们搞金钱关系，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推动当地的公平事业上。
至于中东地区，出路当然不是对邻国发动悍然入侵，但应该允许对现有国界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协商，发展区域特色的政治一体化和再分配。将来迟早有一天，中东国家内部也需要建立一个更加民主、更加可预期的制度框架，负责实施国家间的再分配和团结互助，有些类似于欧洲的地区发展基金，虽然目前存在不完善的地方，但相比之下还不至于那么令人不满意。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英国脱欧（至少有52%的英国人在2016年5月的投票中表示支持脱离欧盟，但真正的脱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看作2012—2016年发生的第二大重要事件。当然，它不像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战乱那么让人揪心。但它不仅仅象征着欧盟的重大失败，对于世界上的所有地区而言，这都是一条令人沮丧的消息，因为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找到区域政治一体化的独特发展道路。成功的欧盟可以为更加一体化的阿拉伯联盟带来启发，也可以为未来南美、非洲或亚洲的区域政治联盟指明方向。区域一体化在探讨世界性重要议题和再分配问题时同样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其中首要的就是气候变化问题。相反，欧盟的失败只会使人们对超越民族国家的努力产生更深的怀疑，从而促使世界各国在群体归属问题上更加倒向自我封闭和民族主义。
矛盾就在于此。现在各国比以往更加需要签署国际协议和条约以保障本国的发展，特别是用规则来保障商品、服务和资本（以及更小范围的人员）的自由流通，包括英国现在也急着要跟欧盟国家就这些规则进行重新谈判。但与此同时，各方又举步维艰，难以获得民主协商的空间，用来探讨规则的内容以及跨国集体决策的机制，让各国人民和不同社会阶层能够互相认可，而不是无休止地做出牺牲，让最富有和流动性最强的群体从中渔利。英国投票支持脱欧的原因不仅在于日益年长的选民中不断滋生的仇外情绪，也不仅仅在于年轻选民参选率低，它更多地反映出欧盟在民主化和关注弱势群体方面的无能，反映出人们对这一切的彻底厌倦。
2008年金融危机后相继上任的德国和法国领导人都应该对此承担主要责任。由于他们对欧元区危机的糟糕管理，已经在客观上使各国产生了逃离这一地狱般架构的念头。由于自私和短视的危机管理（简单来说，就是躲在自己国家极低利率的保护下，反对南欧国家真正的债务重组，而现在依然如此），他们“成功地”把一场源自美国私营部门的金融危机转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欧洲债务危机，而实际上欧元区的债务水平并不比美国、英国和日本在2008年危机前的债务高。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用几句乐观的话来做总结，因为归根结底所有进程都是可逆的，最重要的是对后续行动讨论出一个方案。我想表示乐观的原因还在于，我认为只要有好的制度保障，人人都有展开合作和发明创造的无限潜能。人都是好的，只有不好的制度和需要改进的制度。希望犹在，欧洲国家之间是否团结互助，并不取决于必然或内在的法则，一切都要看人们在制度方面做出了哪些妥协。也没有规定说巴黎人或巴伐利亚人在对待贝里人或撒克逊人时一定比对待希腊人或加泰罗尼亚人表现得更友善。只有集体制定的制度和规则才会决定人们之间是否团结互助，不管是政治制度、选举规则、社会和税收制度，还是公共或教育基础设施都是如此。
欧洲制度的民主化改革将会推动欧洲各国的团结，从而制定出更好的发展战略。具体而言，欧盟采用首脑委员会和财政部长理事会的治理方式已经持续了数十年，委员会就像一部机器一样，可以在各国之间协调国家利益，但它不是通过公开辩论以多数表决的形式平稳做出决策。欧盟议会才是更有前途的机构，除了它不接地气的毛病以及完全绕开了国家议会的缺点外。而成员国议会虽然也有着种种不足，但始终是20世纪乃至21世纪欧洲民主和社会制度的基石。无论如何，解决的办法只能是让各国议会更多地参与进来，理想的方案是设立一个真正的欧元区议会，成员是各国议会代表，按照人口和政党的比例确定人数。这样就可以在各国议会主权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真正的欧洲民主主权制度，从而具备强有力的民主合法性，用来制定社会、税收和财政等方面的必要政策。当然很多其他解决方案也是可行的。有一点很明确，一定要想方设法强迫未来参选的候选人对这些问题明确表态。只知道抱怨当前欧洲的问题还不够，应该把具体的改革方案摆上台面，经过大家共同参与讨论后尽可能达成最佳的妥协。
最后，我还想表达一个乐观的想法。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我对“光辉三十年”时期的美好世界其实并不那么眷恋，因为那段时期也存在各种各样的歧视和不平等现象，特别是家长权威下的不平等和后殖民时代的歧视。我也完全不认为1980—1990年开始盛行的新自由主义彻底扼杀了欧洲社会进步的进程。实际上，尽管出现了各种困难，但欧洲社会模式的某些方面在1990—2000年一直在不断进步。比如，在法国推广的全民医疗保险（之前是一套分化严重、复杂难懂的制度，遗憾的是现在退休金制度依然没有大的变化）；在英国和德国设立的国家最低工资（虽然这也说明对工会力量下降的新情况应对不足）；在法国（也许不久在英国也会发生）的企业董事会中设立带有表决权的员工席位（虽然相比德国和瑞典，法国已经实施了数十年，但这一制度仍有待改进，并且还有很大差距）；还有在多个欧洲国家推行的匿名入学规则，可以更大程度地促进平等教育权（虽然这些机制还存在不够透明、民主协商不足的缺点）。争论还会继续下去，具体的决策还要取决于全体公民和社会团体的行动能力，取决于他们能否坚持努力，跨越知识和短视自私的障碍。
我相信，历史的终点还远未到来。第一部分漫长的危机
为什么一场来自美国私营金融部门的危机会演变成旷日持久的欧洲债务危机？最大的原因很可能就是欧元区的制度设计根本抵挡不住如此猛烈的风暴。单一货币要想正常运转，必须依靠共同的社会和教育基础，依靠协调一致的税收和利率制度。可是正如我们所见，欧洲的情况并非如此。2007—2015：漫长的经济衰退皮凯蒂博客（piketty.blog.lemonde.fr）
2016年伊始，欧洲统计局刚刚发布了最新数据，在这个基础上对欧元区的经济形势做一番总结很有必要。
我们首先把欧元区的整体形势与美国做一个对比。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2007—2009年的“大衰退”最初发端于美国2007年的次贷危机和2008年9月的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来又在欧洲和全美国引发了大致同样规模的金融危机。大西洋两岸的经济生产活动从2007年年底到2009年年初陡降了5%，造成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世界性经济衰退。
2009年经济开始复苏，生产活动在2010年年底至2011年年初左右大致恢复到了2007年年底的水平。此后，欧元区国家在2011—2013年再次出现生产活动的明显下滑，而美国经济却继续保持平稳上升。2013年年初，欧洲经济也终于出现了恢复性的微弱增长，但糟糕的局面已经形成：到2015年年底，欧元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始终未能超过2007年年底的水平，而美国在2007—2015年的增长已经累计超过10%。考虑到欧元区人口增长虽然缓慢但始终为正的情况，特别是在法国，毫无疑问，欧元区在2016—2017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还将低于2007年的水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失去的10年，是“二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图1 欧元区与美国经济生产水平对比（国内生产总值，以2007年第四季度为100计算）
2011—2013年欧洲经济出现下滑的原因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当美国人采取相对灵活的财政政策维持增长势头时，欧元区国家却在拼命快速减赤，法国又实施了过高的加税政策。这就导致复苏被拦腰斩断，失业率攀升，最终赤字和公共债务也随之爬高，结果是事与愿违。
为什么欧洲国家之间的协调那么糟糕，把一场来自美国私营金融部门的危机演变成旷日持久的欧洲债务危机？最大的原因很可能就是欧元区的制度设计根本抵挡不住如此猛烈的风暴。单一货币要想正常运转，必须依靠共同的社会和教育基础，依靠协调一致的税收和利率制度。可是正如我们所见，欧洲的情况并非如此。另外，各国自顾不暇的心理也妨碍了欧洲调整制度和政策的步伐。具体而言，当金融市场在2010—2011年开始对南欧各国的债务发起投机性交易时，德国和法国却只顾着享受历史低位的利率，对滑向衰退深渊的南欧国家甩手不管。
我们可以从下面这张图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图2 欧元区经济生产水平（国内生产总值，以2007年第四季度为100计算）
可以发现，欧元区的平均数据实际上掩盖了区内各国大相径庭的真实情况。一方面是德国和法国虽然相对美国增长有明显的迟缓，但总体情况相对较好；另一方面，紧缩财政的疗法、利率的暴涨和金融部门的不信任危机，使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最极端的情况还要数希腊，直到今天，希腊的经济生产水平依然不到2007年的1/4。图3 希腊经济生产水平（国内生产总值，以2007年第四季度为100计算）
现在应该怎么办？在这里我不想重复论证，只想简单强调一下我的观点：欧元区国家应该开会决定延缓偿债和债务重组程序（就像20世纪50年代欧洲的做法，当时主要是德国从中受益）；重新讨论2012年的预算条约并最终引入民主和税收公平的条款。有一点是肯定的，从上面几张图也能清楚地看出来，有些国家的生产水平已经比10年前还要低10%或20%，如果再要求它们继续挤出占国内生产总值3%或4%的初级预算盈余来偿债，没有任何意义。但这却是以德国和法国为首的欧盟机构一再对希腊、葡萄牙和所有南欧国家提出的要求。就像去年7月4日欧盟峰会达成的糟糕共识一样，只是把债务重组的问题一再延后，维持不现实的预算盈余目标，同时宣布大量甩卖希腊公共资产，而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也只能以超低价格甩卖了。眼下的当务之急正好相反，应该宣布延迟偿还债务，直到生产和就业恢复到正常水平。不仅如此，应对新的难民危机也需要动员所有欧洲国家，尤其是南欧国家团结合作，目前的欧洲政策简直就是在自寻死路，显示出一种集体的非理性。2016年1月8日欠债就一定要还吗？《解放报》
对有些人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言而喻：欠债当然要还，没有别的选择，除非有人愿意接受惩罚，特别是它已经被写入欧盟条约的基本条款中。不过，只要简单回头看看各国公债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牵动人心但又被大家不公正地遗忘的话题其实非常复杂。
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过去的公债要比今天多，但在采用各种方法治理后都得到了解决。一种是见效比较慢的办法，通过耐心积累财政盈余，再一点一点地偿还利息和主要债务；另一种办法是加快速度，采用高通胀、征收特种税的方法，或者干脆将债务一笔勾销。
德国和法国在“二战”后的经历非常有意思，两国在1945年都面临高达国内生产总值两倍的公债水平（占比200%），比今天希腊或意大利的债务负担还要高。从20世纪50年代起，这一债务水平就降到了不到30%。如此快速的减债当然不是依靠财政盈余积累的结果；相反，两国采用的是一系列快速的办法。1945—1950年，无论是法国还是德国都把高通胀当作自己的核心经济政策。法国刚解放时还制定了一种专门针对私人资本的税收，财富最多的人要缴25%的财产税，1940—1945年积累的财富税率甚至达到100%。两国还采用各种形式的债务重组，这是金融家们用来说明免除部分或全部债务的技术名词，说得直白一点就叫估值折扣（haircut）。比方说，1953年在达成著名的《伦敦协议》时，盟国就通过债务重组的办法免除了德国的大部分外债。法国和德国正是通过快速减债尤其是通货膨胀的方法，没有负担地走上了战后重建和经济增长的道路。也正因为如此，两国才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能力大量投资于公共基础设施、教育和社会发展。而现在这两个国家却在一个劲儿地强调，南欧国家的公共债务一定要还，一个欧元都不能欠，而且不能采用通货膨胀或其他特殊手段。
眼下，希腊财政还有少许初级盈余，也就是说，希腊人缴纳的税收比享受到的公共支出要略高一些。根据2012年的欧洲协议，希腊必须在未来几十年的时间里创造高达国内生产总值4%的财政盈余，用来偿还国家的债务。这种政策非常荒唐，就连法国和德国都从来没有心甘情愿地实施过。
在这次对历史的超级遗忘中，德国当然应该承担起最大的责任。但如果法国表示反对，这样的决策也绝不会被通过。先后执政的法国政府，不管是右派还是左派，都表现得很无能，它们掌控不了局势，也拿不出真正的欧洲民主改革方案。
出于短视的自私，德国和法国对南欧国家采取了冷漠的态度。可这么做的结果无异于自酿苦酒。两个国家的公债水平目前已经占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00%，通胀率几乎为零，经济增长也非常迟缓，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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